三 古文·骈文·八股文
明清以来的文人，一向把中国的文章分作三大类，这三类文章，不但占据着所有的文籍，而且直接地决定了各个时代的文风，浸渍既久，溶渗弥深，便是到了文体业已改变的现在，也还遗留着零星的影响，不易摆脱。这三类是：古文，骈文，八股文。
首先得来个声明，这里的所谓古文，更正确地说起来，是应该称为散文的。其实古文这名词也很有问题，柳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姚姬传《古文辞类纂》序里也说：“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得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之于今日，其为道也一。”他们都反对古文这名称。晋宋以后，文笔的分别很严，刘彦和《文心雕龙·总术》篇里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古文虽然和笔差不多，但又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唐宋人的所谓古文，是也包括有韵文的。不过因为这两个字已经喊得口顺，而且又容易别于骈文和八股文，所以我这里仍旧沿用它，让它来做散文的代表。
秦汉时候多用散文写的文章，但古文这名目，是没有的。魏晋六朝，崇尚绮靡，一到唐代，就起了反动，富嘉谟、吴少微、谷倚等北京三杰，已经致力于雄迈，到了元结和独孤及手里，就一反排偶秾丽的体制，力追远古；此后又出了韩愈和柳宗元，破整为散，直逼秦汉，而尤以韩愈为重要。他的门人李汉在《韩昌黎集》序里说：“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苏东坡也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可见他实在是非常卖力的。
韩愈的排斥异端，反对骈俪的方法，是提倡六经；他自己立意行文，竭力学习孟子，薄六朝而重秦汉，去雕琢而尚自然，暗暗地以道统自承。从这时候起，古文这招牌就堂皇地竖了起来，虽然有人说他“不丐于古”，但也有人说他“无一字无来处”，据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免于偏颇，不过古文家的贩卖古董，却是事实，韩愈不过是“起首老店”，“只此一家”，在宣传孔孟之道这点上，他终于跨过了较早的元结、独孤及，压倒了同时的柳宗元，而荣任了孔家店的掌柜先生了。
我们虽然不必是孔家店的买主，却不妨作为看客，且来研究一下掌柜先生口里所标榜的货色。
六经对于唐以后的古文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和韩愈同时的柳宗元说过，“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这可见六经和古文的关系。相传《易经》是作于忧患中的；《书》和《春秋》长于记事；《诗》富情致；《乐》讲声律；《仪礼》重在节文，和文章的关系较少。不错，著作也用于应世，但我们被婚丧人家请去做总管先生的机会，想起来，总该是较少的吧。
其实唐宋古文家所受到的直接的影响，倒并不是六经。譬如以韩愈为例，他的文章，语法气势，大都是出诸《孟子》的；《孟子》这一部书，大家已经很熟悉，不过对于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史记》本传和赵岐《题辞》里都说是孟轲的著作，韩愈却以为是由孟轲的门弟子记录起来的，晁说之因为《孟子》里对诸侯都称谥，“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所以他竭力附和韩愈的意见。不过我们读起《孟子》来，觉得各章语气，完全一致，似乎是一人的手笔，绝不是缀辑而成的东西。阎若璩调和了两派的意见，说书是孟轲写的，死后由门人叙定，所以诸侯都给加上了谥。这比较近于情理。但我们也无须去考究这些，倒不如看看其中的文字，来说些它对于古文的影响吧。
《孟子》本来和《晏》《荀》并称，是诸子的一种。但因为它赞孔子，辟杨墨，论养气，辨性善，祖述圣教，继承道统，经唐宋的古文家一捧，就被列入了十三经，成为不易的名典了。但孟轲毕竟不脱纵横家的气概，所以《孟子》里的文章，反复开阖，明白晓畅，这正是后来的古文家的好榜样；韩文的曲折抑扬，可说是得力独多的。
除了《孟子》以外，诸子书的对于古文，都有显著的帮助。姚姬传《古文辞类纂》序里说：“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这虽然说得笼统，但举一反三，也可以想见其大概了。
取于韩非、贾生的柳宗元，名声虽然不逮韩愈，倘论功力，是不遑多让的。韩愈在给韦珩信里，也曾极口推崇，不过他们的意见颇多不同的地方，行文也各有专长，柳的拿手是游记和寓言，这不但成了唐代文章的特色，而且也开拓了游记和寓言的境界。柳文谨严雄健，有时还带着一点感喟和苍凉，颇有六朝气概。但在形式上，他也是反对绮靡的，粉泽雕琢，悉加摒除。他在答吴武陵的信里说得好：“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从这一段话里，就可以看出他自己对文章的意见了。
此外，和韩柳同时而略有前后的如柳冕、李观、李翱、皇甫浞、孙樵等辈，也都有类似的意见。苏东坡说过：“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韩柳已经论列，其他诸人，在这里也只好从略了。
不过就古文的盛衰而言，唐朝还不过是发创，到了宋朝，这才是古文最昌盛的时期。宋朝的古文开始于柳开，这位柳老先生在年轻时，自己起了个名儿，叫作肩愈，字绍元，意思就是说要继承韩愈、柳宗元的事业，但后来不知怎的又变了主意，却改名为开，改字为仲涂了。范仲淹在《尹师鲁集》序言里说：“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这几句话，已经粗略地画出了宋初的古文的眉目。
柳开以后，努力于古文的，除了尹师鲁、穆伯长以外，还有苏舜元、舜卿兄弟，不过这几个人的文章，因为一意废除排偶，避免韵俪，往往把断散拙僻的字句，当作宝贝，就不免失之艰涩。等到欧阳修出来，这才继承了韩柳的一脉，复归于平易。欧阳的文章雍容闲易，条达疏畅，是古文中最饶于风神的一体。他早年长于词赋，后来从汉东大姓李氏家得到《昌黎文集》，持归细读，又和尹师鲁、苏子美辈往还，这才舍弃制科文字，改做起古文来。陈振孙说：“本朝初为古文者，柳开、穆修，其后有二尹、二苏兄弟。欧公本以词赋擅名场屋，既得韩文，刻意为之。虽皆在诸公后，而独出其上，遂为一代文宗。”更有人以为宋朝之有欧阳修，好比唐朝之有韩愈，足见他的造诣之深，影响之大了。
出于欧阳修门下，而文章又极相似的，是曾巩。曾为文质实厚重，长于议论，自比于汉朝的刘向。和曾同被欧阳修所赏识的，还有苏氏父子。老泉以奇劲见称。东坡才思横溢，文气跌宕，在三苏中最负时望，连那时候的深闺淑女、北里婊子，也都为他的文名所倾倒。他自说早年文章绚烂，到晚年才归于平淡，但我想，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就是他的作文的态度比较真率，颇合于明末的“信手信口，皆成律度”的尺寸。所以公安派虽然看不起唐宋古文家，对他却捧得特别厉害；连“白话圣人”胡适之也连连点头，可见绝不是偶然的了。苏轼曾经评论他的弟弟道：“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是对子由的最确切的批评，引在这里，可以使我省却许多笔墨了。
明朝朱伯贤选了一部《八先生集》，王遵岩又辑为《唐宋八大家》，由茅鹿门评点行世。这所谓八大家，除了上面讲过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一个是王安石。不错，王安石的古文，在诸家中最为精湛。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所以立论谨严切实，和许多只会得弄弄笔头的人物不同。除此以外，宋朝的古文家里，清健如范仲淹，醇正如司马光，古雅如刘原父、贡父兄弟，下而至于晁补之、陈师道、张文潜、王深父等人，也都能各执一体，号召当世，八家的限制，细想起来，是未免过于狭窄的。
古文一到了元明，就逐渐衰落了，尤其是元朝，那时候盛行的是曲，有人硬拉李孝先和倪瓒来做代表，但也举不出什么货色来。例如倪瓒，他就并不是一个古文家，他所长的是画画，叫他画几幅侧笔山水，冲淡穆远，那倒是十分出色的，但古文却不行。明朝的开初几年，还有宋濂、王祎、方孝孺们来撑场面，然而他们的文体重在因袭，缺少创造，并没有特别可以称道的地方。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而衍成的所谓“台阁体”，也不过以雍容演迤，平正迂徐，适投仁宗皇帝的所好而已。到后来，这种文体慢慢地流于冗弱，于是乎又有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虽然相隔了几十年，然而主张却颇相仿佛，前者的口号是“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俱无足观”；后者的口号是“文主秦汉，诗规盛唐”。几乎是一个印版里的产物，因此所得到的结果也一样：生涩聱牙，剽袭堆砌，除了王世贞等一两个人以外，这可说是前后七子的通病。
但明朝也有几位能够跳出这种通病的作家。王守仁于研究经学之余，间作古文，虽然也曾与李何诸人相倡和，却断然摆脱了他们的影响，使自己的文章趋于明澈；杨升庵也能尽朴茂之致。这以后，唐顺之竭力提倡本色，以为“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所以他自己的文章，简雅博达，独与王世贞相抗衡。归有光后起，追踪欧曾，以疏淡的风神，琐细的描写，灌注笔端；不事修饰，而文情并茂。他和王世贞驳难，至于竭口痛诋，世贞虽然生气，但也不能不佩服他，最后还在他的遗集里题了这样的赞词：“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如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对王李的复古运动，彻底地提出反对的主张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锺惺和谭元春，他们虽然反对复古，然而自己的文章却幽僻生冷，很难看得懂，所以影响远不及公安之大。公安的主要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们主张“独抒心灵，不拘格套”，文章很清丽。近年以来，周作人竭力替他们捧场，至于把他们认为新文学运动的祖宗，可见在古文里，这一派实在已经是变体了。
不过他们的主张却确有可取的地方，清朝的张宗子、金圣叹、李笠翁、郑板桥、袁子才等，都还多多少少地受着公安的影响，以清新见称于当世。但古文一脉，仍旧绵延不绝，作者也较多于前朝，而能风靡于一时的，首先得推桐城派，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里说：“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桐城派自己夸下海口，说是要集义理、考据、词章的大成，“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把理学和文学合并起来，以证明“文即是道”的主张。他们的文章虽然清淡简朴，然而对于考据——汉学的根底却很浅，所以到了后来，仍旧跳不出欧阳、曾、归的窠臼，只剩下一个空洞的所谓桐城义法了。
继桐城而起的还有阳湖派，阳湖派的主要人物是恽敬、张惠言，他们本来是弄考据和骈文的，后来改做古文，以汉魏六朝人的文章做榜样，这是他们和桐城派不同的地方。
姚鼐以后，桐城的传人是梅曾亮。曾国藩在北京的时候，就和梅曾亮齐名，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又加上一项经济，把范围放得更大。所以有人替曾氏另立了一个派别。李详在论桐城派里说：“文正之文虽由姬传入手，后益推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但在大体上，湘乡还是宗法桐城的，曾氏门下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大抵都还谨守着桐城的义法。
吴汝纶的门人严复、林纾，开始翻译西洋的学术和小说，古文到此又起了一点变动，但这变动也并不大。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大受吴汝纶的赞赏，为的是他的译文能用周秦笔法；林纾的译司各脱、狄更斯的小说，也是因为在这两位英国作家的小说里，给他发现了太史公的笔法的缘故。我觉得前者很可喜：原来我们在周秦之世已经有了赫胥黎，后者却有点可怕，因为红毛国里也有了太史公，这将使我们的桐城派古文家置身于何地呢？
然而桐城义法固然不能横行天下，欧美文化倒的确影响了古文，吴汝纶以至严、林辈的怪论，都不过是“古文家”这头衔在作祟。他们自以为能得桐城心传，但这于我们毫无益处。和严、林同时的另一个国学家章太炎，已经瞧不起他们了。但章太炎是另具一副眼光的，他不但瞧不起严、林，说他们既不能雅，又不能俗，连唐宋以来的古文家，也一并被他唾弃，他说韩柳欧苏之流，“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统统不是好货。他主张学习魏晋文。他的弟子刘师培论文，也以有韵偶的文章为主，大概是很受了他的影响的缘故吧。
到这里，我也要掉转笔头，来谈一谈骈文了。
刘彦和《文心雕龙·丽辞》篇里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还举出《皋陶赞》里的偶句，来证明唐虞之世，已经有了骈俪。不错，前面已经说过，最初的文章大都是协音的，这固然是因为便于口诵，但一方面也可以使读起来好听。所以古人作文，一到两句话需要对称，两件事需要并列的时候，就常常修饰文句，使其整齐，后来于好听之外，还要好看，于是又做起对句来，这就是文章里的所谓排偶了。
但那时候虽有排偶，却不过是夹在散文中间，并无骈俪到底的文体。在一篇文章里，对称的时候就排偶，独举的时候就断散，既无好尚，因此也可以说是骈散不分的，等到屈原作了《离骚》，汉赋继起，有韵文的疆域就一天一天地扩大，终于和散文分了家，自己另立起门户来。
这首先是辞赋。
赋是汉朝新兴的文体，受了屈原、宋玉的影响，贾谊就做了《吊屈原》《惜誓》《鸟》《旱云》《簴赋》等各篇，替汉赋打开了一条出路。这以后，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逐贫》，各展巧思，奠定了汉赋的基础，沈约说道：“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从这两句话里，也可以看出《楚辞》对于汉赋的影响了。
到了东汉，班彪作了一篇《北征赋》，他的儿子班固又作了《两都赋》，张衡、蔡邕继起，但他们的风格章法，大都因袭《楚辞》，步武西汉，并没有多大的创见。普通是前面一章开头，中间分段铺叙，后面一章结尾，几乎成了一定的格式。不但格式如此，而且用词也多堆砌；譬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吧，这要算是很有名的了，但他一讲到水里的东西，就是“蛟龙赤螭，䱎䲛渐离，容鰬魠，禺禺魼鰅”，一讲到宫中的花木，就是“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前者都是鱼名，后者都是果类，骤然一看，我倒以为司马相如是在开咸鱼行或者水果店了，但他其实是没有货色的。此外如以“灏漾潢漾”形容水，“嵯峨㠎嶫”形容山，也都不过堆砌罗列，把生僻的字儿放在一起，大家来斗艳竞妍，说不出真正的意义的所在。
稍后一点，曹氏父子都很能做文章，曹操的文章沉挚通脱，曹丕和曹植却都主张婉约美丽。尤其是曹植，他因为在政治上不很得志，所以做出来的文章也婉转激昂，发其忧思。建安七子里的陈琳，是一个草檄的能手。檄，就是民国以来的所谓通电，这种文章是自古就用偶文的，但陈琳的檄文却做得非常好，据说曹操向来有头痛的毛病，可是一读到陈琳的檄文，出了一身冷汗，头痛就立刻痊愈了，可见他的文章的魔力，是极大的。还有王粲和徐幹，也都长于辞赋，王粲的《登楼》《初征》《槐》《征思》诸赋，徐斡的《玄猿》《漏卮》《橘》《圆扇》诸赋，大受曹丕的赞赏，说是“虽张蔡不过”。可惜大半已经失传，就现存的如《登楼赋》之类看来，则建安已经避去了幽奥冗长的弊病，渐趋于清丽；排偶既整，对仗愈工，六朝的骈文，其实是在这时候，就已经撒下种子的。
班固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这大概很不错。但赋虽出于《楚辞》，赋和辞毕竟有点不同，辞专以抒情叙事，赋却还可以写物，而且音律也比较讲究。一到了六朝的所谓骈文，虽然大体上仍以辞赋为主，严格地说来，却也还有分别的：赋不过是文章的一体，但六朝却是文无不骈，句无不俪，正如曾国藩的所谓“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这就是所谓哀感顽艳，而终不脱于淫靡的一点。
但骈文的所以趋于纤弱淫靡，一半也因为那时候的政治不安定，佛学风行，文人都抱着厌世的念头，思想既已脆弱，形式自然也不会剑拔弩张了。“正始文学”已经可算是这种风气的代表。到了晋朝太康以后，作者愈多，文章也愈繁丽，当时如张载、张协、张华、陆机、陆云、潘尼、潘岳，都可说是一时之选，而尤以陆机和潘岳为特出，孙兴公分别他们两人的文章道：“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这确是很中肯的批评。
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家，就是左思。左思很反对汉赋里罗列堆砌的风气，主张去除浮华，求其切实。这主张很不错。可惜他眼高手低，作出来的文章，仍不免于雕琢和刻画的弊病。
到了宋室元嘉，谢灵运和颜延年齐名，鲍明远又以《芜城》《游思》两赋，和颜谢相抗衡。南齐的健者是王融和谢朓，他们都是精于音韵的。六朝的骈文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已经登峰造极，一则因为梁武父子，都会做文章，所以上行下效，笺铭小品，清丽绝伦；二则因为沈约做了一部《四声谱》，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的分别，作文造句，统统协于宫商，于是音韵学就大大地发达起来，直接影响到骈文。当时文人如江淹、任昉、徐陵、庾信，都是骈文里的第一等好手；徐、庾两人，多别出心裁，改变旧法，有人以为他们是集骈文之大成的，平心而论，也还算不得过誉。只是声哀而靡，等到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一出，终于被目为亡国之音，仿佛一篇骈词，真的断送了南朝的天下了。
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稍稍改变了徐、庾哀艳轻浮的风气，而成为堂皇雅正了。王勃是四杰的领袖，他的《滕王阁序》，大家该是很熟悉的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到现在还被认为名句，但这其实不过贴切生动而已。我以为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凛厉削拔，倒确是替骈文另开了一条大路的。
这一类文章，因为要别于六朝，那时候就叫作今体骈文。
但六朝的余风仍旧很流行，所谓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頲，也都以骈文见称。苏东坡的所谓“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确是实情。因为姚崇、宋璟的表章里，很多偶句，其实岂但姚崇、宋璟而已，即就老牌古文家韩愈、柳宗元而论，在开头的时候，也都弄过骈俪排偶，不过他们只赞成秦汉的辞赋，却不大喜欢六朝的骈文而已。
燕许以后，唐代骈文的名家，当然得推温飞卿和李义山了。相传温飞卿是最喜欢做小赋的，而且做得很快，八叉即成，当时大家就叫他温八叉；义山著有《玉溪生赋》一卷，《樊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四六的名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自从古文兴起以来，骈散的用度，也慢慢地分了开来，比温李较早的陆贽，已经用骈文专写奏议疏状了，到了宋朝，这风气就成了定规，苏东坡和曾子固，该可算是古文家了吧，然而前者的《乞常州居住表》，后者的《贺明堂礼成肆赦表》，就都是四六正宗。司马温公坚辞翰林学士，也是因为他自知不能做四六文的缘故。可见那时候的公文官书，是必须骈四俪六的。
但一面也仍有以骈文出名的人物，徐鼎臣本来是南唐词臣，入宋以后，依旧在朝做官，诏令文书，多出其手。宋朝的四六和前代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爱作长句，例如隔句对之类。谢伋《四六谈麈》里说：“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前无此格。”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宋朝骈文的特点。其后杨大年、刘子仪，都精于骈文，他们的骈文是专学唐朝的李义山的，后进仿效，一时成了风气，但有很多人生吞活剥，剽窃义山的句子，这现象，终于连唱戏的优伶也看得不大入眼了。有一次，皇帝在宫内请客，杨大年等都在座，一个优伶扮着李义山，故意穿了破碎的衣服，跑出台来，人家问他缘故，他答道：我是被诸位官员剽夺挦扯，这才弄得这样狼狈的。
这是讽刺，但我们在这讽刺里，却看到了当时的风气。
其后还有一些作者，如郑戬、卢肇、洪适等人，都很有名。骈文经元朝而至明清，其中的过渡人物是柳贯。明朝也没有特出的作者，只不过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偶尔带做几篇，因为那时候的读书人，都忙着去做八股文了。到了清朝，毛奇龄、陈维崧、胡天游等在前倡导，其后袁子才、吴榖人、孔广森、孙星衍、洪亮吉等继起写作，所谓黼黻琳琅，比于六朝。但就大体而论，因袭多于创造，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倒是有些意见，却助长了骈文的风气。李兆洛以为唐宋古文，其实都是从六朝骈文里蜕化出来的，所以他和汪中都主张骈散不分。仪征阮元更以为应该把骈体文当作正统，将这意见做了一篇《文言说》；他的儿子又做了《文笔对》，主张严明文笔的界限。但这些论调颇为后起的湘乡派所唾弃，一出争正统的把戏，终于只好就此结束。
前面已经说过，骈散两体，在最初是不分的，洎乎秦汉，辞赋兴起，骈文已经怀了胎，魏、晋、六朝，是骈文极盛的时代，唐末至宋，骈文衍为四六，及元明而大衰，清朝骈散并行，骈文虽曾一度兴起，但也不过滥调而已。因为明清文人的心力，早已从骈文转移到八股文，放下传名符，抱住敲门砖，要一过其现世的官瘾了。
开科取士，在唐朝就有了这制度，不过那时候所考的是诗赋，经书只用纸条试帖，等于现在学校里的默书。至于正式以经书命题，却是开始于宋朝的，当时王安石以为要复古，非使学者专心于经术不可，所以就改变唐朝取士的方法，从经书里摘出文句来，作为考试的题目。每次考试一共是四场，先考《易》《书》《诗》《周礼》《礼记》，次考《论语》《孟子》，南渡以后，又加上《大学》和《中庸》。大家叫这种文章为时文，也称制艺。等到明朝成化以后，时文的限制愈严，八股的名称也就开始成立了。
八股文也叫四书文，形式是有一定的：文章的开头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后便是起讲，全题共分两段，每段四股，所以叫作八股。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此起彼伏，此平彼仄，两两相对，等到经义敷衍完毕，再加上几十个字，算作结束。全文都用古人语气，代古人立言，只有在最后这几十个字里，才可以借题发挥，或评时事，或抒己见。但后来又恐怕“反动”思想混进这几十个字里去，所以出了命令，不准再谈时事。作者既不愿招惹是非，影响功名，结尾又无可发挥，只好收住拉倒，连题外话也没有了。
以上是八股文的形式的大概。
这一种文体，可说是骈文和散文的混血儿。周作人指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未免近于扯淡，但说它的形式“不但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却是实在的。做八股文的人不但要会做对句，而且也最好还能够打灯谜，所谓破题这玩意儿，正是一种和猜谜差不多的东西。旧时私塾里的对课和猜诗谜，正是做八股文的准备，猎取功名，晋身富贵，不能把它当作低级的玩意儿来看待。
这里且来举一些破题的例子：
譬如，题目是“子曰”，所谓破题，就是要用两句话，把“子曰”这两个字的意义烘托出来。有人就引用了苏东坡的文句，“破”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的确“破”得很好，上一句暗指孔子，下一句衬出“曰”字来。但幸而这作者是明朝人，倘在清朝，他就要不及格了，因为按照清朝的规矩，破题的结尾，是一定要用一个虚字的。
手头正有一本制艺，可惜作者都非名手，所以也没有较好的破题；但为使大家明白八股文的格式起见，胡乱举几个吧。例如，题目是“予助苗长矣”，那破题道：“事之所必无者，愚人辄以之自矜焉”，“焉”字是虚字；题目是“能使枉者直”，那破题道：“有善其权于使者，而知之为用大矣”，“矣”字也是虚字。这都是中式的文字，不过我看“破”得并不好。
破题以后是承题，承题也有一定的规矩，那就是开头必须用一个“夫”字，就以上面举出的两个例子而论，接着“予助苗长矣”的破题，是承题“夫养苗者，未有以助闻者也；……”接着“能使枉者直”的破题，是承题“夫枉者无不可为直。……”下面就要起讲了，但我想，大家一定不耐烦去看这些劳什子，我也省得多举了。
八股文虽然不必像四六文那样，句句排比，但偶句却还是多过于散文，音调平仄，都极讲究。下面是明朝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名分宜黄子澄文章里的一段，题目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明，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
黄子澄的八股文是制艺中的台阁体，所以作得雍容典雅。但这样的文章毕竟是很少的。八股文在形式方面既须守种种限制，内容又要替圣贤说话，所以普通人往往只学得一点架子，里面却空无一物，例如：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亦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人时而用世，曷勿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这两股文句，平仄音调，都很不错。但什么天地、宇宙、乾坤，什么元后、帝王、天子，每一句里的词汇，都不过是一些同义词的堆叠，作者究竟在说些什么，却不免使我们莫名其妙了。
在字数上，八股文也有一定的限制，清朝顺治初年，以四百五十字为满篇，康熙时改为五百五十，后来又改为六百。凡在三百以内或六百以上的，都不够格。文章虽好，也属无补。
八股文既有这许多束缚，所以很难做得好。明清以来的读书人，虽然有许多在这上面下过苦功，但也不过把它当作拾取功名的敲门砖，门一敲开，砖即无用。所以唐顺之、归有光、方苞、姚鼐、张惠言等人，制艺都做得很不错，但他们引作自己的看家本领的，却还是古文，不是八股文。
到了清朝末年，政治上要求维新的声浪很高，康有为、梁启超们，就首先向八股文开刀，说它空疏无用，主张改用策论，于是这被沿用了四五百年，支配着国家人才得失的文体，终于受着时代巨浪的淘汰，被打入冷宫，永无翻身的余地了。这一次变动，对于后来的文体的改革，细细想来，是不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