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年4月12日—1894年7月21日），清末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字叔耘，号庸盦(an)，江苏无锡人。“曾门四学士”之一,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外交家、政论家、文学家。1884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临危受命,“综理营务,尽护诸军”,领导军民击退强敌,取得浙东保卫战的胜利。1888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未及赴任,又改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出使欧洲期间,主持了在英国属地设立领事馆、中英勘定中缅边界与磋商通商事宜等谈判活动,为国家争回了利权。著作有《庸盦全集十种》等行世。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 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编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记》及续刻已被编入《走向世界丛书》。

薛福成主张变法。他认识到：“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今日之天下已不是“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中外联属之天下”，况且“降至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因而“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必须“变法”。并指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和“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明势为之也”(《筹洋刍议》)。并提出了“宣变古以就今”的主张。他驳斥了那种动辄曰：“我守上古圣人之法也”的谬论，认为“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他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说：“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宣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陈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筹洋刍议》)。他认为，中国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因而，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出了“掘四民之纲者，商也”和以工商立国的思想。他指出：“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并强调要特别重视新式工业问题，他说：“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筹洋刍议》)。他认为，中国欲谋富强，也应以“自理其商务”为急务，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主张仿效西方国家，“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庸盦全集》)。并提出了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自主经营，创办之初，酌减税额等主张，以发展本国工商业，与洋人争利权。

薛福成批评君主之国“主权甚重”，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致使“舆情不通”，公论不申，一人之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则诸务有堕坏于冥冥之中者矣”。认为民主之国利在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并可以防止君主任意妄为，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至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致使“权不一而志不齐”。他称赞西方的君民共主“有利无弊”。他说：“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出使英法意北四国日记》)。他主张中国宜仿行“君民共主”的议院制。

薛福成对“公法”也颇为重视。他认为“公法”的作用是“弭衅”与“存弱”。他说：泰西万国公法一书“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各国所以能息兵革者，此书不为无功”。“虽然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籍公法以自存”(《海外文编》)。但他也认识到，在条约公法的字面上虽说有真是真非，其实西方各国在利用公法的时候，并不如此。他说：“夫西人于条约公法研之甚熟，岂无真是真非哉”、“然彼欲善自为谋”，势必也就要损人利己了。薛福成认识到，万国公法的遵违受国家强弱所制衡。他说：“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以强弱为衡。颇有名实之不同。强盛之国，事事欲轶公法，其人勉以公法从之，虽稍见自克，以俯循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海外文编》)。薛福成的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