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他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又因死后谥号是“文”，又被称为韩文公。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7岁攻读，13岁便能写文章。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几经求仕，屡受挫折。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过观察推官、节度推官。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谋得一个四门博士的官职。艰难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阅历。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不久因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宪宗继位，被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乱，为行军司马。得胜回朝，升为刑部侍郎。两年后，宪宗迎佛骨，韩愈深恶痛绝，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因平息镇州兵乱有功，升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次年，病逝长安。终年57岁。

他在政治上，提倡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秉笔直谏，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体恤民情。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政绩裴然。但他激烈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现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思想上，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强调文以载道和惟陈言之务去，力求革新文体，适合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内容。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丰富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家之首”。在他的倡导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多种风格，或雄劲奇险，或质朴清新。其诗散文化的特点，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新诗派。韩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文为诗”，难免流于险怪，也影响了诗的韵味。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成就上，它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体古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在内，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也包括学术著作在内。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与后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属于语体改革的问题，而并非单纯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章学理论，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亦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与道两个方面，他是为了弘扬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自孟子以后“道统”就断了，他就是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佛老，反对因崇尚佛老而耗费资财，增加百姓负担，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同时他对儒道的内容，在实际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某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为了“明道”，就要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而反对八代以来泛滥一时的骈文。故苏轼《韩文公庙碑》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为形式，“文”是为了表现“道”的，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道”是目的，“文”是手段。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须重在创新，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飞天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特别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方能“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

从文艺思想方面说，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平则鸣”说。他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不论是人还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鸣”。物受到外来冲击，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要“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的正常思想与感情不能自由抒发也要“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为自己受压抑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它是人们在现实中受到迫害、摧残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抗要求。这是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的发展。韩愈所肯定和赞扬的“善鸣”者，范围很广，不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庄、杨墨、屈原、司马迁等，而在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亦均为“善鸣”者。所以“不平则鸣”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鸣，而是指有理想抱负尚不能充分实现，感情激动了就必然要鸣，鸣亦有高下，有以道鸣与以术鸣之不同，更有善鸣不善鸣之别。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那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见解。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例的。韩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说自己“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的奋发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之说。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喜欢雄奇怪伟的美学风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主张努力发挥人工之巧，而达到天工之妙。同时又以写散文的方法写诗，开辟了后来宋诗“以文为诗”新道路。他在创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样注重“虚静”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强调只有在内心激情翻腾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作品，而虚静淡泊只会使创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张旭之书法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正是儒家和释老在创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种表现。虽然韩愈也赞扬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从专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发挥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与庄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