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话文及其他
到这里，我们要讲到如今通用的白话文了。
袁中郎在《雪涛阁集》的序文里说：“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之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顾炎武也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他们都相信变，相信创造。但他们的所谓变，所谓创造，指的不过是骈、散、顺、涩之间的一点小差别，如果把这种意见作为“五四”白话运动的先进，那是会闹成笑话的。不过在客观上，无论如何，也可以算是对那时候笃信古道者的一个暗暗的抗议了。
然而白话文的存在，却远在这抗议之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初的文章，是从口语演化而来的，例如古文家见了就要行三跪九叩礼的《尚书》，用的就是白话。《诗经》里也有很多土语，其中如来叫作“格”，大叫作“诞”，当中的中叫作“殷”，事情的事叫作“采”，杀叫作“刘”，我叫作“台”或“印”等等，都是古人的口头语；至于秦汉人的用白话做诗，在文章里夹用俗语；唐朝的和尚用明快的白话说法，零零星星，不必说了。到了宋仁宗以后，这才又翻出了新花样，坐在皇宫里的皇帝，忽然觉得太闲，有点不耐烦起来，他于是出了命令，要臣子按日替他讲一个故事，当作消遣。这样慢慢地风行开来，几乎成了一个故事世界了，其中也有曲折有趣，可以流布的；为了使故事生动和通俗，就按照口语，一一记了下来，这就是所谓平话。例如现存的《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类，就都是的。还有程子和朱子，也都用语录讲学，替我们留下了所谓语录体，这种文体半文半白，大受林语堂们的赞扬，要用它来替代白话，席卷天下，但语录也有一定的格套，今人如何讲得来古话呢！所以这结果也不行。
元朝可说是白话最盛行的朝代，关汉卿、马致远、贯云石等，开始用漂亮朴素的白话文，来编杂剧，写小曲，几乎压倒了历来公认为正统的文言文。但最有趣的是：连那时候的皇帝的诏令，也都满纸土话，且看《元史》所载泰定帝的即位诏：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唯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叫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这里“们”作“每”，还有“达达”“大斡耳朵”等，都是蒙古语和土话。明朝永乐的上谕里，也有着同样的材料，例如：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做不好古怪的汉文，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位永乐皇帝竟也是后街王妈妈式的口吻，却实在有点费解。我想，倘不是白话文，绝不能把阴狠的口气，传达得这样逼真的。但最动人的却是张献忠的祭梓潼神文，说道：“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这多么直截爽快，在专掉文袋的旧社会里，真可以说是文情并茂的作品了。
然而张献忠的不掉文袋，其原因只在于掉不来。另一方面，自从元末明初以来，有意用白话来写的小说，也正在开展。《水浒传》就是这时候的作品，较早的本子文辞拙劣，到后来几经删改，渐趋纯粹，终于被胡适之认为标准货色，要大家采取这里面的白话来应用了。
《水浒传》出世以后，白话小说在民间大大地流行起来，历明清而不衰，其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品，这些书里不但有漂亮的北京话，有些还间杂苏白，对于语文虽然算不得积极的贡献，但就一般的情形看来，却也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尝试，因为它的确捣乱了文言的天下。
然而从这时候起，文言也开始起了变化，大约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吧，八股文被废止了，策论接着也宣告结束，被认为古文标率的桐城派，由于严复、林纾的从事翻译，也稍稍改变了以往的面目。梁启超又把桐城派和公安派融和起来，再加上西洋文学的影响，翻陈出新，做出一种平易畅达的文言文来，这种文体通顺明白，有时还掺杂着许多土话、韵语和外国语法，真所谓“笔锋常带情感”。当时就把这种文体叫作新文体，以说明它和吴汝纶之流的古文，并不一样。
梁启超的文章在当时非常风行，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大抵都受过他的影响。不过这种新文体究竟只能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对于大多数民众，却还是毫不相干的，所以过了不久，在上海和杭州各地，又有了《白话报》《白话丛书》《白话日报》之类的出现，连后来竭力反对文学革命，醉心于《史记》笔法的林琴南，也写了白话道情，可见社会好尚，那时候，也已经在此而不在彼了。
不过这些办白话报、写白话文的人的目的，只是希望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够知道一点国事，并不曾想到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这就是他们和后来文学革命论者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把白话文仅仅看作是低级的启蒙文字，目的在于利用它来开发民智，一面又不肯丢弃文言文的格套，所以缺乏创造性。做出来的白话文，几乎不能和《水浒传》等闲书相比。我这里并不是在讲文学史，只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些白话文的来历，要紧的还是看一看货色，以及大家对这货色的批评和主张。手头既没有白话报，只记得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里曾经摘录过《女诫注释》的序跋，《女诫注释》是《白话丛书》的一种，序跋也可以算作那时候的白话文的代表，我现在先把序文的开头，抄录在下面：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下面是跋文的开头：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种扭扭捏捏，一味做作，毫没有情味的白话，怪不得周作人要说它是从八股文译成的了。但清末报章、丛书里的白话文，大抵都是这样的。这种白话不但和口语有着很远的距离，而且还带着文言的腔调，包裹着古旧的意识，写起来固然费事，读起来，也还是十分吃力的。
但是言文一致的主张，不久也提了出来，关于这，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国语运动了。
西洋传教士到中国东南各省来传教的时候，造出各种方言字母，用以拼读各地的方言，翻译《圣经》，成绩很不错，这种教会字母多到几百种。各地和西洋传教士接近的人，也造出拼音符号来，较早的如厦门卢戆章的“切音新法”，香山王炳耀的“拼音字谱”，龙溪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吴稚晖也采取独体篆文，发明了一套“豆芽字母”，就用这和他的夫人通着信。但这些字母运动，因为局于一地，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到王照的“官话字母”一出，改造文字运动就勃兴起来，因为大家都觉得汉字太难，要富强国家，普及教育，非有拼音字母不可了。
“官话字母”一共有六十几个字母，用两拼的方法，专拼白话，所谓白话，据王照所假定的就是北京话。我们且看他的言文一致的意见：
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词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话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复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
王照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后来劳乃宣又做了“简字谱”，学堂的国文科里也附入了官话一门。等到民国成立，教育部设立了“读音统一会”，但在这个会里，却又把“官话字母”推翻，另造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及到1918年（民国七年），这才正式颁布，然而那时候，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高高地揭起，文言白话各显神通，战鼓擂得正响，千变万化的国语运动，也就进展到另一个阶段了。
关于这一次文学革命运动的起因和经过，在普通文学史里都可找到，这里是无须缕述的。我要说的只是关于白话文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新文学运动是以白话文为骨干的，胡适把白话的意义解释成三种：第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第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第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这对于白话文的各方面，可以说是解释得相当清楚了。但他的主张却始终带着改良的色彩，所谓“八不主义”虽然是向文学方面建议的，却也可以算作白话文的写作条件，所以这里还得提一提：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后来他又把“八不主义”概括起来，成为四条主张：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些主张，大多数还是消极的，他始终没有把写作白话文的时代条件扼要地说出来。其他几个人也都有同样的毛病。在这一点上，可见“五四”白话文的先天，是十分荏弱的。不过他们对白话文的捧场，却的确捧得厉害，真所谓锣鼓喧天，不但淹没了反对者的声音，几乎使对方插不进嘴来。这里，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对于白话文的喝彩声：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字，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胡适的所谓有史事可证，是要说明白话文早已存在，而且还可以用它来创作文学，并非凭空跳出来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也已经约略地说过。胡适所特别推崇的，就是《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书，他主张大家向这几部书学习，尽量采用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们的白话，“有不合于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种意见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可以看到，真不止说过一次两次，可见他是把旧小说里的白话，当作写作的基础工具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所以不能和口语汇成一流，逐渐达到言文一致的阶段，胡适他们的这种主张，负有一定的责任。
不偏于文学，对于白话文的写作有进一步的见解，在那个时候，比较还算傅斯年。傅斯年写过一篇《怎样做白话文》，在这里面，他以为“文章语言，只是一桩事物的两面”，第一，白话文必须根据口语，先讲究说话，话说得好了，自然就做得出好的白话文，所以要“乞灵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第二，白话文一定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超于说话”，“有创造精神”，所以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但他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不久就渐渐地冷落了。
向旧小说里学得来的白话文，依旧还是知识分子独占的工具，和大众几乎不发生什么关系。有人批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以为不过把原来的“之乎者也”换了“的了吗呢”，完全是一种不成话的劳什子。所以，到了1934年，又有人提出大众语文的口号，以求文章的口语化。在最初，一般对大众语文的解释是：“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后来又有人在内容上加以区别，以为“大众语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白话文不一定代表大众意识，而大众语文却是决不容许混进一点没落的社会意识的”。从这两点看来，白话文和大众语文之间的差别，固然已经十分明显。一面也可以知道，所谓大众语文，就是一种排除了没落意识，以大多数人口头活生生的话为基础的一种文章。但起先，一定是倷尼有倷尼的大众语文，阿拉有阿拉的大众语文，然后再由多种的语言慢慢地统一起来。
不过参加讨论的人，大多数是所谓文人学士，写不出真正的大众语文来。大家手提秤杆，讨价还价，纷纷争论了一阵之后，看看篓里，却原来并无货色。于是有人大叫道：拿出货色来！有几个人真的去写了，理想一落到实地，立刻就显出了缺点，到这里，才知道真正的大众语文，绝不是方块字所能传达出来的。要认真推行，归根到底，还得从文字改革上做起。当时所提出的方案是：中国话写法拉丁化。
中国从“五四”以后，就有国语罗马字的创制，由赵元任、黎锦熙等商拟，于1928年正式公布，但因为这种文字须标四声，拼法非常繁复，而且定北京话为标准语，妨碍了它的本身的发展。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这些缺点，迎合着三个条件：第一，简易合用；第二，如实地表达口语；第三，国际化。它一共只有二十八个字母，不标四声，不硬定一个地方的语言为标准话，却主张分区进行，然后再求统一。自从在各地推行以后，收效很广。不过拉丁化新文字正在日趋精密，它还应该撷取国语罗马字的长处，从这一点上着想，两者实在是有携手的必要的。
等到拼音文字代替了方块字以后，大众语文才能普遍地推行，言文也就可以真的一致了。到那时候，我或者会高兴地把这本《文章修养》撕掉，再来和大家谈一点别的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