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
- 姓名：李兆洛
- 别名：字申耆，一字绅琦
- 性别：男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 出生日期：1769
- 逝世日期：1841
- 民族族群：
李兆洛(1769～1841)，清地理学家兼经学家。字申耆，一字绅琦，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一年。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官安徽凤台知县。晚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争治训诂音声，兆洛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但亦兼治经学、训诂音韵。长于舆地之学，所藏书逾五万卷。为弥补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的不足，着《历代舆地沿革图》，上起三代，下迄元明，检讨各史地志，以《沿革表》及《一统志》核其沿革，并考查实地。又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与《一统图》合称《李氏五种》。提倡通经致用，认为“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养一斋文集·周官记序》)。精律历。工诗、古文，提倡骈散合一，对桐城派文章颇推崇。所著由其弟子高承钰辑为《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
李兆洛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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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荟杂文钞
不分卷，集自连横在日据台湾时期所编「台湾诗荟」杂志；因所集各篇章间有「叙言」或「跋语」皆出诸原刊编者（署名雅棠）手笔，即着于连氏编。「诗荟」创刊于民国十三年二月，讫翌年十二月停刊，计出二十二期。其发刊旨趣，在于提倡故国诗文，鼓舞民族精神；所刊文字，主要为诗词，并亦有文。其文之部，除已另见本丛刊各书者外，因集为「杂文钞」。集钞之文，分文钞（以当时人所作属之）、文存（录存前人之遗作）、传记、遗著、杂录、诗话、尺牍、纪事八类；内有郑克塽「先王父基志」、叶山高行「延平庆诞碑记」以及陈凤昌「记李文魁」、「记萧瑞芳」诸文，均为重要史料。至「尺牍」为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通讯，「纪事」记当年全台各诗社之动态，由此可知当年台湾文运蓬勃之概况。至「诗荟」所刊诗篇，将另与停刊后未刊续稿及余稿（由作者哲嗣震东先生所提供）选入第二八○种「台湾诗钞」中。
广志绎
地理杂志。全书六卷,实为五卷。明王士性撰。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生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进士。初授确山县令,治绩卓异;授礼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后因触犯时忌,出为四川参议,又在广东、贵州、云南、山东等地作过官,性喜游历,足迹几乎遍於全国。诗文海内驰名。著有《五岳游草》、 《广游记》诸书。在游历北京、南京、四川、云贵、山东之后,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撰成是书。凡四万二千字。
寒柳堂集
综合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11篇。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如根据不足,未能别具胜说,姑阙疑以俟考。行文计为三节:(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驳斥前说,考定诗中“汴路”之所指,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洞明唐季徐淮军事之情势及“野色”、“冤人”、“金陵”等语辞之校释。(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辩证韦庄非讳“内库烧为锦绣灰,大街踏尽公卿骨”一联,盖由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志希免祸而戒其诗。(丙)诗句诠解。严谨详核,创为新见。笺“二郎四郎”、“大彭小彭”句,谓主奴全体忧泣;证“一升栗”为端已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颇显治史之明察,衡诗之滋味。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某些佳构以叙事胜,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重视唐诗之史料价值;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或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新鲜视角,其荦荦大者,首推《元白诗笺证稿》,次为《韦庄秦妇吟校笺》。此稿也善于在人们疏忽或以为无关紧要之处发现问题。如考释“野色”,参稽《旧唐书·郭子仪传》“野宿魂惊”语,细绎诗歌上下文意,谓“野色”乃“宿野”二字之讹倒;复钩沉史料,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推证“宿野”为宿州或泗州之野,与诗中“河津”对文。《狐臭与胡臭》考察中国古医籍中所谓腋气狐臭者,其得名之由,与西胡血统人有关。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附会其间;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均为富于学力见解的文字。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蕉廊脞录
《蕉廊脞录》为笔记。近代吴庆坻著。八卷。作者在世时尚未定稿，卒后由其长子吴士鉴整理 分类，由刘承幹校阅作序，为其刊行。刘序谓全 书分为八类，“曰国闻，曰里乘，曰忠义，曰经 籍，曰金石，曰书画，曰嘉言，而以杂记附焉”。“国闻”记同治以后政事。“里乘”记浙江人物遗 事与名胜古迹。“忠义”记明末遗民最多。“经 籍”、“金石”、“书画”记作者收藏或寓目之书籍 版本、金石文字、书画真迹。“嘉言”记清人家 训。内记“西泠十子”中丁澎轶事，记《清诗铎》 编者张应昌身世，记杭州诸诗社，记《王荆公诗 注》版本，记郝莲所选清人诗，记三多辑《柳营诗传》，均有文学史料价值。
荔镜记
明代传奇。作者不详。五十五出。《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上尾有近人据“李氏《海澄楼书目》补得明人传奇目”,载有此剧目。今存本卷末刻有刊行者的告白题记,云:“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页。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据此,《荔镜记》是根据《荔枝记》改编而成。演陈三、五娘的爱情故事。写南宋景炎间,泉州官宦子弟陈三(伯卿),奉父母之命送兄嫂赴广南任所,路经潮州,在元宵节之夜与黄五娘(碧琚)相遇,各生爱慕之情。西街林大,在元宵灯会见五娘貌美,上前纠缠。遭到五娘婢女益春的讥笑后,仍不死心,又遣媒到黄家提亲。五娘的父亲黄九郎见林大家资丰厚,应允婚事。下聘礼之日,五娘不从父母命,令家人打走媒婆,誓死不嫁林大。是年六月,陈三从广南返泉州途中,又经潮州。他骑马游街,从五娘楼下经过,时值五娘、益春倚楼赏夏,两人再次相逢。五娘投下荔枝、手帕,作为定情表记。陈三拾起后,乔装磨镜匠到黄家磨镜,并故意打碎宝镜,卖身黄家为奴以偿。五娘经过反复试探,始知陈三即荔枝投中的骑马官人。经益春从中周旋,二人终于结合。林家婚娶日期渐近,陈三、五娘相偕私奔,直往泉州。林大得知此信,登门逼婚,并到官府告状。陈三、五娘被官府捉获。公堂上,知州判黄九郎加倍赔偿林家聘礼,断绝了两家的婚事,陈三则因“奸拐”罪,被发往涯州为民。起解途中,遇见兄长陈伯延,讲明因由。此时,伯延已升“都堂御史”。他重新审理此案,题本奏闻皇上。圣旨传下,林大因贿赂知州,被发往涯州;知州因受贿被削职为民。陈三则奉旨与五娘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