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

刘师培（1884.06.24～1919.11.20）,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884年6月24日(农历闰五月初二)生于扬州,小字闰郎。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三世共疏《春秋左氏传》,并入《清史儒林传》。刘师培幼年由母亲李汝授《尔雅》、《说文解字》、《诗经》等,后随从兄刘师苍问学,八岁开始学习《周易》,十四岁开始研读《晏子春秋》等子部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柢。十八岁参加府试,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警句名噪一时。1902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经魁。并游历南京,与缪荃孙等交往。

刘师培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不断。他十分关心时局,写下了《湘汉吟》、《燕》、《宫怨》等诗作。1903年3月,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行前慨然于“苟安旦夕”、“墨守旧习”的学术风气,撰写《留别扬州人士书》寄给《苏报》,强调建立少学基础,实行欧化主义,革保守之旧习,生兼善之念,鼓励出洋留学,组织师范学会,广募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女学。会试落第后,刘师培往来于南京、扬州,与缪荃孙、杨文会、桂蔚丞、方尔谦、方尔咸等名流交往,并接受王钟麒(郁仁)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筹办扬州师范学会,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以联合教师,改良教法,鼓励留学。针对清政府《密谕严拿留学生》,发表了《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强调:“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在《黄帝纪年论》中,要求废除帝王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公开提倡排满反清。秋,与王钟麒同赴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林獬、陈去病、汪允宗、林宗素等人,改名“光汉”。作《中国民族志》,详细论述汉族扩张、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编撰《攘书》,强调“夷夏之防”,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鼓吹民族革命。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参与爱国学社工作,与蔡元培等人创刊《俄事警闻》,并积极为林獬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撰稿,用白话文向普通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写成《驳泰誓答问》、《小学发微》。

1904年2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任编辑主任。2月29日,刘师培致信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劝其“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并参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的工作。5月,刘师培因“苏报案”回扬州暂避,后赴南京等地。次月与何班结婚,不久夫妇同赴上海,何班改名何震,入爱国女校,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夫妻。7月,所著《中国民约精义》出该书“举吾国前哲所言,凡有与西儒民约之旨相合者,悉加采录,而每条之后,悉加后案,以与《民约论》相印”,使“改革政治之阻力,亦无从而生”。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入会。此时,广西总督王之春来沪,刘师培与万福华等人策划暗杀王之春,行动失败后,万福华等人被捕。刘师培与林獬四处筹资,延聘律师为万福华辩护,最终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

1905年初,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附设藏书楼,发刊《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增强民族自信心。3月25日,清政府查封《警钟日报》,并通缉刘师培等报社人员。刘师培化名金少甫,逃往浙江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事宜,同时从事中国学术史研究,发表《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两汉学术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理学字义通释》、《文说》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扬州学派的传统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经学、诸子学、文学等学术思想的起源、继承和发展关系。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刘师培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加入上海分会。同时,刘师培先后编写了《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教材,以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按照种族革命的需要,以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视,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方式,采用专题史的形式,突出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阐述,表现出新史学的生气和活力。

1906年春,刘师培由嘉兴赴上海,结识柳亚子等人,旋回扬州。应陈独秀之约,偕母亲李汝、妻何震同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师,与柏文蔚、陶成章、张通典、谢无量等同事,参与岳王会活动,并邀请苏曼殊、敖嘉熊、徐慕达等革命志士来芜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宣传革命。秋,刘师培肺病发作,11月初,由芜湖经南京赴上海治病。由于刘师培在学校公开宣传反满革命,引起清吏关注。刘师培由上海返还芜湖后,托胡渭清将一百名新近吸收的同盟会会员名册送往上海交蔡元培,举家迁回扬州。不久,与何震再赴上海,筹建国粹学堂,未果。这期间,刘师培还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并抱病编成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材,激发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同期完成的还有陈庆林、黄节等人编写的湖北、直隶、江西、广东等省乡土历史教材。

应章太炎的邀请,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参与《民报》编撰工作,并结识孙中山、胡汉民、宋教仁、黄侃、钱玄同等东京革命党人和宫崎滔天、幸德秋水、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日本志士,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韦裔”、“豕韦之裔”的笔名参与革命宣传,发表了《普告汉人》,强调排满不是革命的目的,“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驳斥《新民丛报》关于明朝亡于清,“其国虽亡而不曰亡”的论调,当时有“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说法。这时,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因日商赠款问题发生矛盾,掀起“倒孙”风潮。刘师培介绍北辉一郎、和田三郎入同盟会,并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由于刘揆一的反对而中止,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并公开化,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

刘师培夫妇到东京后,很快看清了社会发展中民众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对民族主义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接受当时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07年6月,何震与友人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刘师培与张继、汪公权等人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更名“齐民社”),先后举办十五次集会,与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互通声气。

刘师培在《民报》发表《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在《天义报》上,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把中国固有的大同理想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联系,认为中国人民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统,中国政府的统治形同虚设,“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立宪派提出的“新政”,“虽名曰图强,实则利于上而不利于下。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刘师培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上,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穷民俗谚”,反映农民生活状况,唤起大家对农民问题的关注。1908年6月还出版了《衡报》“农民专号”,胪陈中国田主之罪恶,认为“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是也”。刘师培还组织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面包掠夺》、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刊载于《天义报》。

何震则集中宣传妇女革命,倡导男女平权,父母姓氏并重,提倡妇女从事社会活动,摆脱对男子的经济、政治、人身的依附,投身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 由于《天义报》发行一直靠捐款维持,经费十分紧张。1907年10月,李汝东渡日本后,刘师培夫妇生活更加困难,何震于11月上旬回国筹款。此时,章太炎有赴印度研究佛教的意向,便托何震利用其兄与张之洞女婿卞纬昌的亲戚关系,向张之洞筹款,未果。12月上旬,刘师培也由日本回上海,参与柳亚子等人筹建南社的活动,并通过杨仁山关系,与貌似开明的端方联络,作《上端方书》,向端方输诚,提出“弭乱之策十条”,成为端方的侦探,而章太炎赴印度路费因支付方式上发分歧而未果。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再渡日本,出版《天义报》第16至19卷合册,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刘师培为之作序,称“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后该刊停刊。次月,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先后举行六次活动,研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4月,刘师培夫妇创办《衡报》,托名澳门出版,以“颠覆人治,提倡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继续提倡无政府主义,举办世界语讲习班,讲授世界语知识,吸引了景梅九等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这时,刘师培与章太炎因学术名声之争而关系紧张,何震遂与一向与章太炎交恶的吴稚晖联系,提供章太炎运动张之洞的证据,希望刊布。上海《神州日报》登出伪造的《炳麟启事》,有人怀疑是刘氏夫妇所为。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公开反对刘师培正在从事的推广世界语工作,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即函请孙诒让从中调停,因孙逝世未果。

1908年6月中旬,何震再度回国筹措办报及生活经费,数月未有进展。应清政府的要求,8月21日和31日,日本警察两次传唤刘师培,要求补齐《衡报》发行的相关手续,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方可发行《衡报》。9月初,刘师培夫妇仅筹得一半费用。这时,日本警察注意到了《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而实际在日本出版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监视活动。9月15日,刘师培筹足保证金,获得《衡报》的正式发行手续。但10月10日,该报仍然被日本政府查封,9天后,《民报》社也被查封。刘师培全家在日本无法继续生活,便迁回上海。刘师培将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引起革命党人的混乱。同时,刘充当端方的暗探,出卖张恭,破坏江浙革命党人起义。王金发查得为刘师培、汪公权所为,将汪公权暗杀于上海。

刘师培背叛革命暴露后,往南京,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订金石及伯希和送的敦煌卷子照片,称“甸斋师”;同时,从缪荃孙、李瑞清、樊樊山、陈庆年等人游,利用端方收藏的善本,专注于诸子校勘工作,先后完成了《老子》、《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鬼谷子》、《黄帝内经》、《素问》、《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等校辑专著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刘师培携何震随之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章太炎得知后,致信刘师培,希望他洁身远引,先迷后复。这时,《新世纪》、日本《日华新报》等刊载了刘师培揭发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信函,革命党人内部产生了巨大混乱。

1910年2月,刘师培得一女,不幸早夭,悲痛万分。11月,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潜心研读《道藏》,作《读道藏记》,为三十七种道藏撰写了提要。同时,刘为修正先人《春秋长律》中的错误,折节拜同幕徐绍桢为师,学习历法。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南下镇压,刘师培随行。何震由南桂馨推荐任山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并由南桂馨介绍,到阎锡山家做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在资州被杀,刘师培被拘押。章太炎、蔡元培先后发表宣言和《求刘申叔通信》,并致电大总统府,要求保释刘师培;安徽都督府秘书科邓艺孙、陈独秀等人也致电大总统府,保释刘师培。临时大总统府即电令四川军政府,护送刘师培赴南京。而此时,刘师培已应谢无量邀请至成都,入四川存古学堂。民国改元,刘师培作《废旧历论》,坚决反对。四川都督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四川国学院后,吴之英任院正,刘师培任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圆乘为院员。刘师培兼任四川国学学校教员,讲授《春秋左氏传》,从学者十一人。同时,创办《四川国学杂志》(后改名《国学荟编》),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与吴虞、谢无量等人论学。何震得知刘师培滞留成都后,千里南下寻夫,并随之居蜀中近一年。1913年6月底,刘师培夫妇离开成都沿江东下,经扬州、转上海,11月至山西,由南桂馨介绍,刘师培任山西都督府顾问,何震做阎锡山家庭教师。1914年春,山西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裁撤顾问,阎锡山推荐刘师培赴北京,经袁克定引觐袁世凯,任公府谘议。

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参与其中,并召集学者名流,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因黄侃反对而失败。8月18日和31日,黄节两次致信刘师培,希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刘师培置之未复。同时,金永密告阎锡山反对帝制,引起袁世凯猜疑。阎遂派南桂馨赴京,刘师培即代为疏通。10月,袁世凯任命刘师培署参政院参政,旋授上大夫,刘师培上折谢恩,时人讥之为“莽大夫”。1916年1月,刘师培与杨度等人迎孔令贻入京,袭封衍圣公加郡王衔,并与康宝忠创办《中国学报》,发表《君政复古论》和《联邦驳议》,公开为帝制张目。帝制失败后,刘师培、严复列为帝制祸首,属严惩之列,因李经羲“爱惜人才”获得宽免,流落天津,生活无着。

1917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先后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文、文学史、经、史传、中世文学、诸子等科目的研究。黄节鄙薄其为人,致书蔡元培,表示坚决反对。这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文选派与桐城派对立严重,刘师培作为文选派大家,因肺病日益严重,置身事外,专心治学。1918年,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刘师培在该处兼职,负责文明史和政治史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与北大学生陈钟凡、张煊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这时,《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状》,认为北大有新旧两派,《国故》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相对立,“纯以恶声相报复”。刘师培即致函《公言报》,称“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此时,黄侃仰慕刘师培学术,折节行师生礼,刘师培将《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转交黄侃整理,并传治学心得。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已经卧病不起的刘师培联合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马叙伦等知名教授数十人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陈独秀交保省释”。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病在北京和平医院去世。

刘师培身后萧条,由蔡元培经纪其丧,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其妻何震精神失常,后取名小器,削发为尼。1936年,钱玄同等人搜集其著作,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其中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二十二种,讨论学术文辞的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札记五种,学校教科书六种。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美学、历法、音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学史、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方志学等许多方面,而学术成就最大的,集中体现在《周礼》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正如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所指出:“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