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父钱振常是位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六岁入塾,初读经、史、文学诸书。到1901年因得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钱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以及其他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政治思想上发生变化,渐有排满反清意识,并毅然剪掉发辫,表示“义不帝清”[1]。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

同年,钱玄同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壮(字献廷)造新字的学说,引起了兴趣,于是便矢志作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2]。

1906年其兄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去日本,旋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其时章太炎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曾往谒,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开办国学讲习会,钱与鲁迅、龚宝铨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3],钱受章太炎在古文经学上的某些影响,此外还颇留意于“章草”的研究。

1910年,钱玄同回国,先后在浙江嘉兴、海宁、湖州等中学任国文教员。翌年曾谒崔适,认崔为师,读崔的《史记探源》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遂背章氏古文经学说而宗经今文学家言。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钱又打破“家法”对经今古文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一度觉得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并参照《礼记》、《书仪》、《家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时沈钧儒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聘钱为教育司科员、视学。1912年3月,他穿戴着深衣玄冠到司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1913年,钱恂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随兄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起改任高师和北大教授,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常相往还。

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钱玄同很快表示赞成,积极加入了这一革新的行列。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信,除阐明改革应用文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改革大纲十三事。在此前后,钱写了不少文章、随感录和通信鼓吹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改横排加西式标点符号等,并希望《新青年》及其撰稿人做除旧布新的示范,对“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4]。

1918年,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之一曾邀鲁迅投稿,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的推动之下写作发表的。此外,钱玄同还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即先由他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反面说出守旧派的各种谬论,然后再由刘从正面逐条进行驳斥,特别点名批判了守旧的林纾。林大骂钱等人“伤天害理”,并在其毁谤性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百般加以丑化;而鲁迅则热情称赞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5]。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的言行是颇激进的,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等谬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他首先提出的,并称这两种文妖“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6]。钱更反对孔教,拥护捣毁孔家店的主张。1919年2月,他在写给SF的信中说“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文学弃如土苴”[7]。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钱先是站在前面热烈欢迎;但运动过后,他便逐渐退回书斋专搞语音文字等学问了。

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首次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编有音韵学讲义,后以《文字学音篇》印行。他教授此课达二十年,对语音声韵颇有研究,但专著不多。同年钱曾参与审定《国音字典》,又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创编国语课本,字旁加注音符号,供北京孔德学校小学一年级用。当时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多是宣传国语的,尤重视注音符号问题,曾陆续写了《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等文章,对注音符号的改进与推广提供了不少意见。

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曾与刘半农等人提出“统一国语进行方法”案,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和编纂辞典等,得该会第一次大会通过。1920年国语讲习所开课,他主讲国音沿革,并有《国音沿革六讲》一书排印。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倡世界语,希望废汉字用世界语来替代,说这是灭孔学与道教妖言,使中华民族成为20世纪文明民族的根本解决之道。但很快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不易达到,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年,钱玄同经与黎锦熙等人商议,决定把他们准备推行的新文字叫做国语罗马字,并发刊“汉字改革号”[8],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此,钱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汉字革命!》的长文,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强调汉字革命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不仅使用注音符号,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9]。他曾拟定两种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仍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他为该两会的成员之一。他又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界号、略字号和连字号等符号。1925年,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又在小学恢复读经,并将《甲寅》杂志复刊,宣称不收白话文,复古逆流再次抬头。钱很有打“章老虎”的勇气,与黎锦熙一起在《京报》附设之《国语》周刊上对《甲寅》作战,反对古文,积极维护国语运动。

同年9月,刘半农由欧洲回国,发起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参加,经过一年时间,开会二十多次,合各家意见,排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草案,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名义于1926年11月公布。同时钱还努力从事增修国音字典工作,编成了十二大册稿本。

1928年秋,钱玄同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等课程。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授权他与黎锦熙筹备成立国语研究机构,他们拟订了一个计划书,将编纂国语大辞典、设立国语专修学校、广印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注音符号读物等均列入计划。不久教育部聘钱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为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

192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决定由钱玄同主持编纂《国音常用字汇》,到1932年编成出版,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该字汇共收一万二千余字,编选精当,卷首的长篇例言是钱精心撰写的切实之作。1933年大辞典的纂著开始,钱与黎锦熙分任总编纂,黎主字义和词类,钱主字形和字音。同年,他还写成《说文部首今读表》、《说文音符今读表》各两卷。

1934年,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半农、白涤洲先后病故,钱玄同很悲痛,在纪念文章里写了“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10]的俚语来自勉。当时钱玄同的身体已很虚弱,仍担负师大及北大的授课任务,又撰《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还准备编写《简体字谱》一书。在他看来,简体字有益于国语前途者甚多,此虽是治标的办法,然而却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11]。同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国语统一筹委会通过并把编制简体字表的任务委托给他。1935年钱因病休假,但仍抱病赶编。第一批编了两千三百余字,最后教育部长仅圈定三百二十四字公布,还遭到当政的某些要人反对,竟下令暂缓推行。

同年国语统一筹委会裁撤,另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钱玄同仍是委员兼常委,但已没有固定经费,很快因时局关系便偃旗息鼓了。

除语音学外,钱玄同还注意搜集古今有关辨伪的著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古籍都只是可供参考的史料,“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12]。不仅辨伪书,更要辨伪事。从1921年起他就与顾颉刚等人通信讨论书史之真伪,取号“疑古”,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不仅疑子集诸书,而且疑“群经”,1931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得意之作,曾被译成日文。

随着学术成就和名位的提高,钱玄同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受到他的老朋友鲁迅的讽劝与批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他的爱国情绪又从书斋中萌动起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断绝与日人往来。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榆关、承德,更使他感到痛苦。1936年面对国难极端深重的局势,钱和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何梅”等屈辱协定,并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以及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及取消一切伪组织等项要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留平。他在病中完成了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工作。钱是个知名人士,不能不为日寇所注意,有的朋友曾劝他及早离开北平,但终为病体所不许。钱曾多次表示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1938年,他复名钱夏,“夏”即非“夷”,意即不做日伪的顺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至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