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民国
清代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在中国传染了资本主义，更在几次的争战和农民叛乱中，统治变成腐朽了的，于是只从辛亥的四川农民叛乱和武汉兵变，就结束了清代的统治。
一九一一年，把封建政治的满清推翻了，这只是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革命，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没有坚实的生产基础，交通的不统一，妥协的精神便充满了一切。妥协了资本家与封建地主的军阀统治，便成了一个过渡，直到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才充分地发展了民族资本家的势力。
在现代中国社会，从政治上来看时，则它适应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动时，动摇了农村，而爆发了无数的农民叛乱。同时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侵略而武力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来。工业的发展中立宪的帝制在准备着了。而地主性的资本家的不满，会推翻了朽腐久了的满清，商业小资本家和其相应的军阀政治，欧洲十八世纪君主式的军阀政治，在欧战中兴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华资本主义的争竞才充分地表明了。统一的政治将随着交通技术的增进而渐次完成。
辛亥革命博物馆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则家庭生活由大家族的大家庭而转变到个人主义的小家庭了。宗教则由儒佛道糅杂的多神拜教，转变成无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的基督教了。教育是由保守治术的科举，转变成为教授专门知识，增进劳力这商品价值的学校了。
在社会心理上，现代中国社会中，是把过去的一切顺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机进取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初是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后是和平统一的思想，最近是联合战线抗敌的思想。在学术上所表现的是在戊戌以来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在“五四”以来的对过去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在“五卅”以来的新文化的输入和现在的文化的批判。
单就中国本身说，中国资本主义是正在完成其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幼稚的。但是资本主义是由国际贸易而来的。而且现在世界经济，是早由国际贸易时期而进展到世界市场。中国资本主义已渐次地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国际交换来维持。世界资本主义之达于其最高阶段的，停滞的、没落的帝国主义，由此，也大有影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运命。
第一节 新文学的前驱与发展
明、清以来，小说盛兴，如明朝的《水浒传》、《西游记》，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是极优美的民间文学，不但在文字上，用很浅显明畅的白话，即在取材描写上也富于民间的情趣与色彩，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话小说，可以代表民间文学。由此可知任凭古文家如何地压抑民间文学，任凭科举的锁链怎样地束缚人民的思想，然而人民性情流露的作品，仍在生长发达，不为所阻遏。民间文学的来源，还在汉代之前，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或有人问，民间文学既是如许的发达，何需乎新文学革命运动？殊不知无意中用白话文写文学作品是一件事，有意主张白话文为文学的正宗又是一件事。在民国五六年以前，从没有人主张白话文为文学的正宗，直到胡适、陈独秀等在提倡文学革命后，才引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各地学子闻风响应，遂造成空前未有的文学革命，真可与欧洲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先后媲美。
当明末欧洲人初来中国的时候，官话书报初兴起，许多人就已经认定白话是普及教育的利器。那时候王照的官话字母，与劳乃宣的简字字母，竟为官厅所提倡而推行颇广。民国元年，教育部以各地语言太为纷歧，遂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以范正华文的读音。直到民国六年，胡适、陈独秀等高呼国语的文学以后，教育部始于七年十一月公布这种注音字母，不久又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明年更通咨各省区，“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不久又部令改国文为国语。新式标点符号与国音字典，都是在这一年颁行的。同时还开办国语讲习所。自此以后，国语始成为学校的必修科目，而国语文学的进行也从此得到很大的便利。由此可知国语统一运动，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了。（参看杨东蒪《本国文化史大纲》）
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教本
中国当十九世纪的末叶，翻译的事业渐渐发达，但当时所译的书范围不广。第一类是宗教的书，最重要的是《新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本。第二类为科学及应用科学的书。第三类为历史、政治、法制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当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之交，译述事业特盛，定期出版的刊物，不下数十种。因知识饥荒的原故，译者只求量多，不求质精，日本每一新书出版，便有许多人争译，新思想的输入，真是如火如荼。当时中国的学者总想西洋枪炮固然厉害，但文艺、哲理总比不上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严复、林纾恰好补救了这两个大缺陷。严复首先直译西文，介绍西洋近代思想。林纾首先翻译西洋文学书籍，介绍西洋的文学。严复既通晓西文，译文又臻佳妙，加以他很忠实用功，所以虽用古文译书，仍受读者欢迎；林纾本人不懂外国文字，全靠他的助手替他述意，他下笔很快，虽有时不免与原文互有出入，但他的译笔却具另一种风格。在量一方面说，严复只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原富》、《法意》、《名学》等数种；而林纾则翻译欧、美小说不下百十余种，惟其中第二流作品，混合其中。自严复、林纾翻译西洋文艺、思想书籍后，中国人才注意到西洋的文学思想，这对于民国六年的新文学革命运动，也有莫大的帮助。
严复手迹
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较后于文艺复兴约四百五十年，并且有欧、美文明先进国可资模范，为什么发动较晚，这就是因为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人民的思想不能自由发达的缘故。这两个运动除了时间、地点不同之外，它们的性质也有不同之点，文艺复兴起初着重于复兴希腊的古学，而新文学运动起初着重于废止古文、提倡国语的文学。然而它们的效果却是一样的伟大，它们都是划分时代的文艺革命运动，它们都是各种革命运动的先河。继文艺复兴而兴起了宗教改革、启蒙思潮、科学发明、新大陆发现等等新文明，继新文学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势力也如春草般地盛兴起来，如“五四”运动、妇女运动、婚姻自由、社会改革、劳工神圣、反帝国主义等等运动，莫不直接或间接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乘机攫取大权，宰制全国，而辛亥革命的首创者国民党，反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所谓中华民国不过空有其名，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的余孽北洋军阀把持政权。所以民国四年有袁氏的帝制运动，以后有张勋的复辟运动，又有南北战争，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几乎没有一天的安宁，把个国家弄得千疮百疽，民不聊生。在这个时期，民众本来渴慕与政体同样维新的思想，忽然为国内的扰攘，受了莫大的打击，把他们火热的期望，几乎降低到冰点。他们在这种苦闷的积压之下，无法摆脱，自不得不另寻途径，以求解脱。恰好国外的政局变化，也给人们一种刺激，这就是欧战方终，苏俄革命的成功，及德国威廉第二的被逐。苏俄的沙皇专制政体根深蒂固，已有很长的历史，竟被布尔塞维克党人推翻了。德皇威廉第二曾有为世界之王的雄心，欧战失败以后，又被社会党赶跑了。这样的革命狂潮，不时的震荡着这个垂死的中国，所以新文学运动受了这内外两重的动力，而起了空前的伟大的革命。
布尔塞维克，今通译布尔什维克。
新文学运动虽然发动于民国五六年，但它已经有很久的来源，在上章已经说过了。在清末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坛，文学已呈现着五光十色的花样，一部分人，正在那里模仿桐城派的古文，如林纾便是服膺桐城派的一人；也有一部分人如王闿运、章太炎之流，从事古文的复兴运动，极力做些周、秦以上的古文，能懂得的读者，自然是更少了。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则极力解放文体，掺用白话及日本名词，他的文笔常带感情，已趋向于白话文的途径。民国成立以后，章士钊一派的谨严精密的政论文亦盛行一时，但不能普及通俗，所以对于民众没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王国维颇具文学革命的眼光，以前不为人所看重的小说戏曲，而王氏却对之加以精密的系统的研究，并能彻底地了解小说戏曲的价值，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都有特殊的见解而为他人所不及的，所以有人把他和梁启超并称誉为新时代的先驱者，并不为过分。他们虽然没有正式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积极提倡这个运动，但是在中国荆棘满目的文艺园内，得以诛锄草茅，而开辟出一块肥沃的土地，使后来的人们能在那里撒下各样的种子，开放灿灼的花朵，他们的功劳也正不小啊！
《新民丛报》书影
《宋元戏曲史》书影
新文学运动以前，国内文坛的趋势，已倾向于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高举义旗，提倡文学革命，这是为甚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十余年来，虽然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他们虽说也是有意的主张，但他们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却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因为他们始终以为白话文不过是为一般平民阶级的便利，而在他们自己，却仍然保持着古文古诗为文学的正宗，这么一来，把他们自己与平民阶级分成两个阶段了。等到民国五六年，胡适之、陈独秀等提倡文学革命，主张国语的文学，高张鲜明的旗帜，登高一呼，全国响应，这次的运动，才算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第一，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没有阶级的区分，白话文并不只是普及下级社会教育的利器，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次的新文学运动，系对于古文下一种总攻击令，认他为“死文学”。从前那些提倡白话报、提倡白话书的人，虽然也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自以为文章古雅，方显得他们的才学渊博，可以矜示于人，即是费些辛苦，总觉得不怕难的。至于对无知无识的小百姓，则不妨发一点慈悲的心，给他们做一点通俗的文字看，而他们自己仍然在那里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但是这次的新文学运动，却宣告古文已经死了二千年了，正式地发出古文已死的讣文报告天下。这个讣文发出去以后，也有痛哭举哀的，也有欢呼称庆的，也有冷眼观察的，素来很沉寂的中国文坛上，也顿呈一种热闹的情形。
新文学革命的发祥地，虽然是北京大学，但起初讨论新文学革命的主张，只有几个私人的通信与讨论，并没有团体的公同讨论。直到民国六年（1917）一月，方才有文字在《新青年》杂志上正式的发表。第一篇文章便是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当时他尚在美国，他的文章还脱不了古文的习惯，他的言论还是很和平的，没有激烈的论调。他对于文学的态度，是一种历史进化的态度，所以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说：
《新青年》书影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后来他又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也是登在《新青年》上。在这篇文章里，他的改革文学的意见尚很简单，只想把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还没有甚么高深的企图。他对于文学的态度，仍是以历史进化的观念而立论。
胡适在六年一月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继之而发表议论的便是陈独秀。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里曾说：
文学革命的泉水过了一段长久的伏流时期，在“五四”运动（1919）的前后才突然暴发了出来，成了一个划分时期的运动。主持这个运动的机关，谁也知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谁也知道是陈独秀。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
陈独秀虽然不是一个文学家，但他能用文化批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胡适并称陈氏为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急先锋，也并非过誉之辞。陈氏接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六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的主张比胡适又进步又鲜明了。他以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美文明，皆革命之赐与。欧洲近数百年来，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举发明、农工业革命、家庭革命、政治革命等运动，几乎无日不在革命之中。我国人民因习于数千年来的旧思想，不知振作，而文学尤其萎靡，故欲唤起人民非提倡文学革命不可。他在这篇文里的主张之要点如下：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对于这次的文学革命运动，特别的猛烈，他不像胡适那样的审慎周详，他以为既然认清了运动的目标，便一直向前猛进，决不徘徊瞻望。
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当时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惟其如此，才可称得起革命家，而革命的事业，方才能进行得很快。因为革命的事业，不怕人反对，但怕人不注意，这个时候，反对的论调多起来，而注意新文学运动的人，也特别多起来了。
民国六年的《新青年》，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关于文学革命与问题的讨论，也有不少的文章，当时除胡、陈之外，如钱玄同、刘复（半农）等，均有关于文学革命的文字登在《新青年》上。（胡、陈的文章，以后都收集在《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里。钱、刘等的文章，虽没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学评论》里都可以找到，该书为王世栋编，新文化书社出版。）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两方面的论战文字，在这本书里差不多都收集了。
陈独秀像
在民国七年这一年中，除了关于新文学的提倡与兴办之外，在建设方面，也有两件事可记。第一是用白话作诗的试验，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已经用白话尝试作诗，如民国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他曾作白话游戏诗一首，他的朋友任鸿隽、梅觐庄都不以为然。任氏谓：“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梅氏谓：“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见《尝试集》自序）胡氏则坚持白话诗的主张，仍然努力尝试。但那时他未能脱除五七言古诗的陈套，故不能尽量地表现白话的长处。后经钱玄同的鼓励，胡适才放手作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在这一年中，沈尹默、周作人、刘复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中的新诗创作，虽不见得很好，但是他们这番勇于试验的精神，为后来的人们诛锄蔓草，开辟新诗的园地，其功绩真不在小。第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那时我国文坛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居然有大批的欧、美文学作品介绍输入，使我国彷徨无主的作家得以参考借鉴，真也是一件很可值得纪念的事。这一年中所介绍进来的作品，最重要的如挪威的易卜生（Ibsen），瑞典的史特灵堡（Strindberg），丹麦的安徒生（Andersen），俄国的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库卜伦（Kuprin）、托尔斯泰（Tolstoi），新希腊的艾弗特留蒂（Ephtaliotis），波兰的显克微支（Seinkinwcz）等人的作品，都是世界有数的名著。在这方面的工作，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法，尽量地保存原来的文法与口气，近来文坛上欧化式的国语，多半是受了这译文的影响的。
史特灵堡，今通译斯特林堡，瑞典戏剧家、小说家。
杜思退益夫斯基，今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小说家。
库卜伦，今通译库普林，俄国作家。
艾弗特留蒂，一译霭夫达利阿蒂思，希腊作家，著有《老什诺思》。
《尝试集》书影
此外尚可记述的是，同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也出了一种白话月刊，取名《新潮》，即与英文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有同一的意义。这时候新文学运动，已获得多数青年的同情与赞助，故北大学生有同样的响应。《新潮》的撰稿者多半是年富力强的青年，故出版时，内容十分精彩，堪可称新添的一支生力军。等到民国八年春天，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几篇响应的白话文字。从此以后，国内了解、同情于这个运动的更多了，各地报章杂志闻风响应的也日有所闻，从此新文学的势力便日渐浩大起来了。
蔡元培不但赞助胡、陈等的新文学运动，他自己也主张白话，所以他说：“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绝不可错了这个趋势。”（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他又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演说）后来蔡氏本着这个主张，躬行实践去作白话文章，只要稍注意他的文章的人，便可知这话不假了。
林、蔡的辩论是民国八年三月中间的事。在这个时期的前后，正是新思潮的势力最膨胀的时期，西洋的新文化、新思想，如怒潮似的输入中国来。《新青年》在这时不但是一份提倡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也是提倡新文化、介绍新思潮的急先锋。如两千多年来为全国人民所尊奉钦仰的孔老夫子，在这时候，竟为人所訾议，指为阻碍中国文化进步的大障碍。数千年来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的旧礼教，到这时候，也根本动摇起来，为一般青年所攻击。《新青年》高举这个反孔反礼教的旗帜以后，许多青年的学子都起来附和，而攻击最力、立论最精到的，要算吴虞。由是新旧思想的冲突普遍于全国。青年学子的怀疑的精神也因此扩大起来，对于社会上的一切现状，都发生了疑问。因疑问而深究探讨，新文化的势力，也因此向前奔放，接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荣的“五四”运动，也在八年五月四日爆发了。
蔡元培像
我国的青年，向来只知埋头读书，国家的大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惟自民国五六年以来，新文化的势力，已弥漫全国，每个青年人的脑子里，都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对于政治社会都抱了不满意的态度，“五四”运动便是中国青年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开端。“五四”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呢？在这里有说明的必要。
原来在一八九九年，德国借口教案，强迫清政府将胶州湾租借于彼国，及欧洲大战方酣，日本乘德国不暇兼顾远东的时候，以兵力驱除德兵，占据胶州湾为己有。及欧战告终，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集和议大会，我国政府亦派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等出席，当时我国代表即要求日本将胶州湾（即青岛）退还中国，而日本借口民四袁世凯订立之《二十一条》条件，及民七曹汝霖、章宗祥与日政府私订之高、徐、顺、济路借款合同为理由，不允交还。当民国四年适曹汝霖任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故与订《二十一条》有直接关系。民国七年，曹汝霖复任交通及财政总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故均与高、徐、顺、济路借款合同有关。所以民国八年四月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虽力争收回胶州湾，而列强以中国会与日本订有《二十一条》，及高、徐、顺、济等条约，故不能援助中国。
民四，民国四年的省称。余同。中国外交之失败，曹、章、陆等皆有关系，所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消息传来后，国内学子对于签订卖国条约的安福系政客——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愤恨万分。北京学生于五月四日下午三时齐集于天安门约三千余人，开会之后，遂游行示威。行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以无中国政府的照会，不予通过。学生大队遂行至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已潜逃，学生将曹宅什物捣毁粉碎，遇章宗祥在曹宅附近一家小店里与日人谈话，故将章痛殴。后来警察赶到，捕去江绍原（北大）、向大光（高师）三十余人。事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徇各校校长之保释，于五月七日，将所捕学生尽行释放。这时候民气激昂已达极点，急电巴黎和会之中国代表使拒绝签字。接着商界罢市，工界罢工，来响应这个伟大的运动，各省的工商学各界，也纷纷来电响应此次的举动。政府不得已，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职，民众的愤慨，仍未平息。这个运动，表面上固然是为外交问题，而实际上政治的腐败，军阀的横行，便是这个运动的原因；它并且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含民族主义的运动，故能影响到以后的“五卅”运动上面去。但这个运动，是一个启蒙运动，它的力量多偏于破坏的方面，而少有建设的工作。惟其如此，“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新主义、新思潮，蓬勃盛行，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于新文学的运动，有莫大的帮助。
“五四”运动浮雕
在“五四”运动正激烈的时候，有一件最可记述的事，便是白话杂志刊物的盛行。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产生了许多白话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这时候出版的白话杂志也很不少。有人估计这一年（民国八年）之中，至少新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如《少年中国》等，在新文化运动上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地改了样子了。从前的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些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改为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如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曾登载了许多白话作品。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历史较久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改为白话的了。
《每周评论》书影
“五四”运动虽说与新文学运动是两件事，但因“五四”运动之力，才能把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并且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人士思想已大进步，他们对于新思潮也肯下一番研究观察的工夫，不再盲目地仇视了，所以新文学运动才能迅速地进步，这也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的工作不仅在提倡文学革命，它的其次工作便是排孔与反礼教。于是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贞操问题、孝的问题，均为当日讨论的中心。《新青年》最明显的主张，便是提倡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与赛因斯（Science），前者是反对封建的武器，后者是反对迷信的工具。全国青年学子，很受这两种主义的影响，他们不但用白话文试验创作文艺作品，并且对于社会、家庭、政治等问题，也感到浓厚的兴趣，因此出版界的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惟自民国九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刊物，主编者仍为陈独秀。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等便和这个刊物脱了关系，而另研究别的问题去了。
德谟克拉西、赛因斯，英语民主、科学的音译，当时也称德先生、赛先生。
白话文的势力既然兴盛起来，教育部又在八年四月重行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八年九月国音字典出版这对于国语运动，有莫大的帮助。因为原来民国元年教育部议定三十九个注音字母，是为代反切之用，现在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中华民国的国语字母了。
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为国语，以后初级师范、高级小学、中学也陆续采用国语了。白话文既成为国语，反对者的声浪也渐渐地消沉下去了。
世界上每一种革命运动发生，绝不能单纯地进行，总会牵引到其他的运动，因为社会人群，是个互相结合的团体，彼此间均脱不了关系。新文学最初运动的目的，只是文体改革的问题，及至发难以后，接着新文化、新思潮等等问题，也随之而起，遂由新文学运动而扩大为新文化运动了。这也是潮流所趋，不足深怪。这次的新文学运动，除了文学上的改革外，还有几件可以记述的事，今择重要的列之于左：
甲、会社团体之成立 新文学运动勃兴以来，国内研究学术的会社团体真如同雨后的春笋勃兴起来。只就文学的会社团体而言，也是数不胜数，试举其重要的，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少年中国学会、未名社、语丝派、文学周报社、晨报副刊派、上海戏剧协社、摩登剧社、南国社、新月社、中国文艺社……或研究，或创作，或翻译，或讨论，都有良好的成绩，这在中国新文学的萌芽期内，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吧？
乙、出版物之盛行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物的数量有惊人的增加率。这固然是因为印刷术的日渐便利，但其最大的原因，乃在学术思想进步得很快，故出版物亦随之而骤增。起先只有上海的几家大书局，其他各地便寥寥无几。“五四”运动以后，新成立的书局“与日俱增”；新出版的书籍杂志，真可谓充斥市面了。现在试在上海四马路参观一遭，至少有百数十家书店，如北新、现代、世界、新月、开明、神州国光社……都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成立的书局。其他各学校、各机关附设的出版部，更不可以数计，在一九一九年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也可见出版物盛行之一斑了。
文学研究会成员留影
丙、外国名流之来华讲学 新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国内青年求知的欲望大增，除潜心研究学术外，还愿意亲聆外国名家的言论。所以经济宽裕的，大都于毕业大学后赴欧、美留学去了。其不能赴外国留学者，只得听外国名家讲演，借此一新耳目。此十余年中来中国讲演的外国名流如杜威、罗素、杜里舒、葛利普、华德、孟禄、太戈尔、爱罗先珂等均为世界的名人，对于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均有莫大的影响。
《东方杂志》书影
杜里舒，德国哲学家，1921年底来华讲学达一年有余。
葛利普，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20年来华，先后任职北大、中央研究院等。
华德，美国人类学家。
孟禄，美国教育学家，1913～1937年间来华讲学、考察十余次。
太戈尔，今通译泰戈尔。
丁、学生之参加实际运动 我国的学子，向来只知道读死书，其他国家大事、社会运动，是一概不参加的。但自“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震醒了不少的睡梦的青年，他们开始觉得他们对社会国家所负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所以他们以后不只是在纸上空谈，并且屡次实地参加各种运动，如国家的政治不良，他们便要起来监督；帝国主义要来侵略，他们便要一致反抗；学校的办法不良，他们便要起来改革；并且也有参加革命军作战的，也有提倡各种社会运动的，种种活动，不一而足。这十余年来的各种爱国运动，多半是由学生主动的。最显著的如民国十四年的“五四”惨案，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都显示了青年学子的爱国热忱及牺牲的精神。
（参看胡适《白话文学史》及李东蒪《本国文化史》。）
第二节 新文学运动的几大团体
（一）《新青年》——《语丝》——未名社
《新青年》在民国六七年可算是国内唯一的提倡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杂志，它所崇奉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另一位是赛因斯（Science）。德先生代表民主政体平等自由的精神，赛先生代表破除迷信、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两位大导师实在是近代文明的渊源。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本不是文学家，却是一个最进步的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他对于旧文化传统的思想，攻击不遗余力，使数千年来统治中国的旧道德根本动摇，不能不说是陈氏的首功，即在新文学运动上，陈氏也是首创者之一。
胡适在当时所发表的主张有一些是很幼稚不适用的，如他所说的提倡文学革命的根本主张只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这只是文体上的一种改革，换言之，就是白话革文言的命，没有甚么特殊的见解。但自从胡、陈等发了难，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便日多一日，而文学革命的意义，便包括了外形与内容的改革了。
《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学革命的文字以后，响应的人很多，尤其是一般在校读书的青年，对于这次的运动，很表示同情，但也有抱中立态度不加可否的。还有一部分守旧者对于这一次的革新运动很表示不满的，这派人可以林纾、章士钊为代表。林纾曾给蔡元培写信，痛陈新文学运动的不当，竭力为旧文学辩护，并且在报纸上登诋毁胡、陈等人的文字。章士钊办《甲寅》，也尽力为旧文学辩护。但因为时代潮流所趋，终于遭一般青年的反对而失败。此外在南京有胡先啸等所办的学术杂志，也登载些反对胡、陈等的论调，但不久也消沉下去。
《语丝》书影
论到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当然以《新青年》为急先锋了。除了登载很重要的论文以外，对于创作也有相当的贡献。“五四”前后新诗的创作，大都在《新青年》上发表，其次《新潮》、《晨报副刊》、《少年中国》、《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都是这时期的重要刊物。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但是多偏于论文。作新诗的只有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在小说方面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汪静熙的《夜雪》，都是这时期的产品。
在一九二四年左右，正是北京文艺界最热闹的时期。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虽非纯文艺刊物，然小说、戏剧均有登载，周作人的小品文也多半在该刊上发表的。其他投稿的还有郭沫若、刘大杰、陈西滢、杨邨人、沈从文等，在当时为青年很爱读的刊物。后来孙伏园因为鲁迅的一篇打油诗的原稿被经理擅自抽取，愤而辞职，又办《京报副刊》，并与鲁迅、周作人等同办《语丝》。自此《晨报副刊》与《语丝》，处于反对的地位，而《语丝》派之名由是而起。
《语丝》为北京大学新潮社所主办的一种非纯文艺的周刊，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撰稿者除周氏弟兄及孙伏园外，尚有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冯文炳等人的作品。内容注重批评，但也有创作，为当时青年最爱读的刊物，销数常在数万份以上。
《语丝》派是以周氏弟兄为中心的，《语丝》上的稿件多偏重于杂感小品文，批评文也不少。这一派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字，在当时最为风行，且开了这一派作家的风气，影响到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笔。
《语丝》派当时和《晨报副刊》社既不融洽，而对于以陈西滢为主干的《现代评论》社亦处于敌对的地位。
一九二五年的左右，在北京还有一个新成立的文学团体值得我们提到的，那便是以鲁迅为中心的未名社了。该社在一九二四年，只有少数人的结合，在《莽原周刊》，《随京报》印送，主编者为鲁迅，后改为《莽原半月刊》，出至二十四期与《京报》脱离关系。以后又改为《未名半月刊》。此未名社之名称所由来也。未名社重要的工作是翻译外国文学。在著作方面如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也算是第一流的作品。
鲁迅像
一九二六年以前，北京在国民军势力范围之下，言论很是自由，国民党在北京也很活动，所以各种刊物亦颇盛行。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奉军快入北京的时候，当时的段政府列出五十位过激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名单（由保守派的大本营拟出来的），预备通缉他们，如鲁迅、周作人等通在列名之中。所以大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即离去北平南下，或赴上海，或赴武昌，所以北京文艺界大有衰落之势。不久张作霖入北京，言论更不能自由，邵飘萍（《京报》主笔）之被害，为新闻界殉难之第一人。未名社的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了一本俄国L.Trolsky的《文学与革命》，社中好几个人竟因此被捕。后来细审察该书的内容，与中国政治革命没有甚么关系，才释放了。
我们论到新文学运动第一期的小说作家并《新青年》及《语丝》的主要人物，当推鲁迅先生。
Trolsky，即托洛茨基（1879～1940）。
鲁迅——谈到中国的新小说，没有人不知道鲁迅的。他在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上，从日本小说里得到一种暗示，而创造了另一种风味的作品。他在《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理状态，以微带忧郁的感情，刻画为旧礼教所积压下人们的一切病的现象，并注入些嘲讽的语气，所以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因着这个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兴味继续写了《不周山》等篇，后来汇集成《呐喊》出版，获得了无数读者的赞扬。其中有曾在《晨报副刊》发表的《阿Q正传》一篇，以诙谐的笔锋，辛亥革命时代的背景，描写一个蠢顽无知的阿Q，表现了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曾引起了很久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功上，得了空前的注意。
丰子恺绘《阿Q正传》插图
他的第一创作集《呐喊》，自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记》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不周山》止，共十五篇，前有序叙述他所以创作的缘由。第二部创作集《彷徨》，自一九二四年的《祝福》起，至一九二五年的《离婚》止，共包含十一篇，除了《不周山》、《冤和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以外，大都是描写中国旧式人民的思想生活。鲁迅用了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观察我们这陈旧社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看出老大国民的因循、自私、卑劣、蠢动、冥顽等等弱点，他把这些弱点，用冷讽的笔锋，老实不客气地呈现出来。但他在嘲讽之中，却含着悲悯；冷眼之中，却含着热泪。他所描写的都是些极其平凡，为我们所习见的人们，然而每人都有他们的个性，都有他们的弱点，若把这些人合起来看，真可代表中国旧式社会的缩影。像孔乙己、老拴、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七斤嫂、九斤老太、涓生……那样的人，在我们不进步的社会里，还可以常见到的。如《孔乙己》内的孔乙己那样的懒散苟活，终为穷困所迫，而做偷窃的勾当；像《明天》的单四嫂子孀中丧子的悲哀，红鼻子老拱以及蓝皮阿五的各种下劣行为。又如在《在酒楼上》的主人翁吕纬甫起先抱着满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为的，然而数千年来传统的灰色的环境压迫他，使他屈服于环境，所以他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的悲观者，不再有奋斗的精神。又如《孤独者》主人翁魏连殳，他生在孤寂的环境里。他的面容很冷僻孤寂，然而他的心是赤热的；他受众人的冷嘲热骂，他受穷苦以至于行乞；但到后来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的性格也突然随着环境改变了，然而终至于照他的预定毁灭了自己。像以上所述的人，直可谓中国旧式下流社会的最习见的人物，鲁迅都把他们很深刻地描写在纸上了。
《呐喊》书影
总之，鲁迅是对于封建势力支配下的社会，不遗余力的作战。他虽然暴露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但他对于那些被封建势力所摧害的人群，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悲悯。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无论在技术上，都已达到最高尚的境地。他的老练的文字，不容易使人感到喜怒哀乐的最高情绪，而却可以在读者的心胸上染上一层由淡而浓的彩色。至于他为什么不写青年男女的热爱，慷慨悲歌的情绪呢？我们可引张定璜对他的评论：“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张定璜《鲁迅先生》，文载《现代评论》）这是最切当的评论。至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是谁也知道的，无庸再说。他的散文，也如他的小说一样，以讽刺的笔锋，挖剔中华民族的“国疮”，对于青年的思想，有莫大的影响。
鲁迅（周树人）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代表的作品，也是鲁迅先生出名的初期创作。
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雠，同路的人又有什么雠；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叫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以上录的这几段是写神经病一种“迫害狂”，即病者常常觉得世人都要害他。描写出“迫害狂”的心理。“迫害狂”的来源，就是受了传统的灰色人生压迫的原故。再看下面的几段：
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菜饭里，暗暗给我们吃。
鲁迅祖居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是这日记的主要处。狂人虽狂，尚希望后代比前代好，不致再去吃人或者被礼教吃掉。这篇日记，对于“吃人的礼教”，加以冷嘲，说出“吃人礼教”的可怕。阐明“礼教”在中国，非使人患“迫害狂”不可。文内纯以心理描写为主，代表作者的另一风格。
小说的创作比较重要的，当推鲁迅的《阿Q正传》，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时，即引起人的注意，以后曾经翻译成好几国的文字。作者用了很冷静的态度，描写了一个时代，不论在技巧上、在思想上，都获得意外的成功。以后他又发表了些短篇登在《小说月报》上集成《呐喊》，较后的创作都收在《彷徨》集里。从此他的名声大振，成为文坛上的重要角色。
鲁迅先生于今年（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肺病寿终，举国震悼，尤其是一般青年，试看民众送葬的热烈，为空前所未有，可见先生精神不死，永远为青年的导师，文学革命者的先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所发的先生传略，是节录鲁迅的自传，现在照录在下面：
《鲁迅纪念集》书影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里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又三年了，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习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 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就在这年，因为女子师范大学发生风潮，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张作霖要入北平的时候，执政府曾列出五十位过激的教授名单，准备通缉，鲁迅也是其中之一，于是南下，担任福建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讲座。不久，谣言纷起，和学校当局的意见不合，离开厦门，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科学长，又因环境不适，终于离校。一九二七年，来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编《奔流》月刊，办了一年，停刊。这时，文艺界发生革命文学论战，《语丝》派以鲁迅为中心，和创造社对垒。一九三○年，办《萌芽》杂志，但不久又停刊。同年，签名于自由运动大同盟。
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从事普罗文学的运动。一九三一年，因国难的严重，写许多关于时事的杂感。最近文艺界有“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后一个口号就是鲁迅提出的。
关于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散文小品集《野草》，自叙散文《朝花夕拾》，论文及杂感集《坟》，杂感集《熟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阅集》、《贰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篡辑有《中国小说史略》、《谢承后汉汉书辑本》、《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校订有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翻译有《桃色的书》、《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小约输》、《竖琴》、《一天的休息》、《表》、《死魂灵》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一个坏孩子及其他》、《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译丛》、《艺术论》两种、《文艺与批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
《朝花夕拾》书影
（二）文学研究会——《现代评论》
文学研究会是继《新青年》而起的一个文学团体，于一九二○年四月四日正式成立，当时在文坛上负相当声望的作家，几乎都加入会中，会员的分子过于复杂，连研究宪旧文学的蒋方震（百里）也是发起人之一。但因为人才众多的缘故，无论在创作上、在翻译上都有很好的成绩。他们所编的《小说月报》为当时最有力的文学杂志，很受一般青年读者的欢迎。
民国十年（1921）一月《小说月报》革新了，特设“创作”一栏，“以俟佳篇”；然那时候作者不过十数人。《小说月报》（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创作，连散文在内，多亦不过六七篇，少则仅得三四篇。而且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亦不过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中说“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合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知识”。
《小说月报》书影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发表的时候，有十二个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在这一个宣言里，只有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评的态度相应和。
文学研究会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会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的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内的“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许多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十年（1921）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1922～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1922），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
叶绍钧像
回顾第一个“十年”的成果，我们的初期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时候全般的社会机构的，虽然后半期比前半期要“热闹”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会动态，仍旧不能在文学里找见。（参看《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编小说第一集导言）
约在一九二一左右，女诗人冰心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超人》、《爱的实现》等篇小说。她的题材，不外乎母性爱，儿童的天真，人道主义，海的伟大；至于社会上的各种状况，人生的问题，在她便隔膜得多了。
庐隐与冰心同为当时仅有的女作家，但她们的性格，却迥然不同。庐隐的作品可以《海滨故人》为代表，感情较冰心为热烈，写男女的爱也非常大胆，文辞方面很秀美，但不及冰心的清澈自然，在《小说月报》及《晨报副刊》上可以常见她的作品。
此外写小说较著名的，有叶绍钧、王统照、落华生等。叶氏的小说，以描写天伦之爱、教育状况见长。他那忠厚恻怛的心情，深刻入微的叙写，打动每个读者的心灵。并且作者在创作上的努力，是没有间断的。王统照以男女的爱情为题材而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叶》与《黄昏》及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所表现的多是人生的悲剧，文字殊美丽，但在表现的技术上，却不能算是完美的作品。至落华生的作品，则富于宗教的色彩与异乡的情调，且多幻想的成分，也为当时重要作家之一。
一九二四年左右，文学研究会一部人还在努力创作，给《小说月报》出俄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专号、太戈尔专号，并翻译大批太戈尔的作品到中国来，因此大部分的作家，都受了太戈尔的影响。《小说月报》早由沈雁冰交给了郑振铎主编，投稿者除了初期的几位作家以外，尚有王任叔、张闻天、顾仲起、徐玉诺、王以仁、谢六逸、李渺世、朱湘、朱自清、梁宗岱、孙俍工、赵景深、顾颉刚、俞平伯、鲁彦等人。
冰心像
在这时北大所出的《现代评论》，也是一种销数很大的非纯文艺的刊物，主编者为陈西滢（即陈源，字通伯），投稿者也多半为北大教授。陈之夫人凌叔华女士曾毕业于燕大，也善于写小说，在《现代评论》上常发表文字不少。在《现代评论》发表文字者，计有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袁昌英、陈衡哲、胡适、郁达夫、张资平、丁西林、杨振声等人（政治论文作家不计），现代论文的作家本来是没有稿费的。
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干，他的作品是较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对他应当特别注意，先述他的传略，再看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沈雁冰，文艺理论者，浙江桐乡人，弱小民族文学主要介绍人，译者。文学研究会干部，《小说月报》编者。一署玄珠，一九二八年以后，用茅盾笔名开始发表创作。前期作品散见文学研究会诸杂志，理论批评全未辑集。单行本已印行者，小说有《蚀》（《幻灭》、《动摇》、《追求》）、《虹》、《路》、《三人行》、《子夜》（以上长篇）、《野蔷薇》、《宿莽》、《春蚕》、《茅盾短篇小说集》（以上短篇），散文小说合集有《茅盾自选集》、《茅盾散文集》、《话匣子》，专著有《中国神话研究》、《西洋文学》等，翻译有《雪人》、《文凭》、《一个人的死》等，传记材料有《我的小传》，载《文学月报》。
关于茅盾的创作态度，可看他在《野蔷薇》的序文里头所说的话：
……现在是科学的地而且历史的地对将来之信赖，鼓舞着人们踏过了血泊面前进了！善哉！言：“信仰着将来呀！”
知道信赖着将来的人，是有福的，是应该被赞美的。但是，慎勿以“历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且又将这预约券无限止地发卖。……
不要感伤于既往，也不要实夸着未来，应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不能明确地认识现实的人，还是很多着。
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写我的小说……
茅盾的艺术，当以长篇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7）为代表。原作以中国的革命时代为背景，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短篇诸作，文笔流畅深刻，写青年男女的心理为他人所不及。
现在试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豹子头林冲》。
《子夜》插图
暴躁突在林冲胸头爆炸开来，他皱着眉毛向墙上的朴刀望了一眼，翻身离床，拿了那刀，便开了后门出来。
……
“到底要结果哪一个？”
经这么自己一问，林冲倒弄糊涂了。昨天在山坡下和青面兽厮杀的时候，他是一刀紧一刀地向敌人的要害处砍去的。虽然和这位“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的汉子，原来亦是无雠亦无怨，但作为一个不是无抵抗的善良安分的老百姓而言，林冲那时候却觉得在“刀枪无情”的理由下伤害了那汉子的生命，原是冠冕堂皇、问心无愧的，可是现在？现在呢！尽管这青面汉手在豹子头林冲眼前已经剥露出更卑污的本相，然而好像将他从卧房中赶出来，乘他睡眼朦胧就一刀砍了那样的事，也不是豹子头林冲做的。这须吃江湖上好汉们取笑哪！
楞着眼睛遥望那聚义庭前的两排戈矛剑戟，林冲的杀心便移到了下意识中的第二对象。是那王伦！那白衣秀士王伦！顶了江湖上好汉的招牌却在这里把持地盘，妒贤嫉能，卑污懦怯的王伦！在豹子头林冲的记忆中“秀才”这一类人始终是良民的对头，他姓林的一家门徒从“秀才”身上不知吃过多少亏。他豹子头自己却又落到这个做了强盗的秀才的手里！做了强盗的秀才也还是要不得的狗贼！
林冲睁圆了怒目向四下里眺望。好一个雄伟的去处呀！方圆八百余里，港汊环抱，四面高山，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三五百丈见方的平地，是一个好去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争不成便给王伦那厮把持了一世，却叫普天下落魄的好汉，被压迫的老百姓，受尽了腌臢气了！”
茅盾像
以上所引的，是全篇的紧张处，写主人公将去杀害杨志或王伦，生动有力。后二节写林冲的农民意识的显露，是作者将旧作改新的中心目的。
这篇是用旧小说里的人物作为“题材”的小说。豹子头林冲是《水浒》里头称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一个有名人物。在《水浒》里从第六回直叙到第十一回，在十八回里才点出他火并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作者用经济的手腕表现林冲的全人格。目的在把历史或传说里的人物，赋予一种现代的意识，即所谓“旧瓶装新酒”。本篇的要点是描写林冲的农民意识，对于青面兽杨志和白衣秀士王伦的反抗，从林冲的心理方面着笔。作者写得这样的紧凑而有力，在技巧上也是成熟的作品，可视为新的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三）创造社——《洪水》
一九二二年又有一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成立起来，与文学研究会南北对峙。这两个团体在新文学运动上，均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性质与目的颇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偏于文学的研究；创造社的作家，多偏于文学的创作。看他们的名称，便可知其大概。文学研究会一派的人主张艺术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一派人则主张艺术为艺术的文学。在介绍欧、美文学的工作上，文学研究会应居全国文坛的首功，会中的主要人物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李青崖、赵景深、傅东华、耿济之等人，或介绍海外文坛消息，或翻译外国文学书籍，都有很好的成绩；即是他们在研究的工作上，在国内也没有其他团体可与比拟。至于创造社一派人，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首功，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创造社在前也只有几个爱好文艺的私人的讨论，团体的活动，应该从一九二二年五月《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算起。在初期主要的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郑伯奇、田汉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文学的壁垒，而是对于一切投机的和粗制滥造的新作家与投机的翻译家施以猛烈的攻击。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以创造新文学为主要的工作。
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出版后，国内的文坛又添了一支生力军。社中的重要人员郭沫若又写诗，又写小说，短篇小说集《橄榄》可为他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篇中充满了热烈的情感，革命的精神。郁达夫也在努力创作，因着作者所描写的多是一时代青年所共同感到的性的苦闷，经济的压迫，社会的冷酷，所以引起无数青年读者的共鸣。张资平则大写特写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千篇一律，销路虽不坏，价值却很低。成仿吾在这个时候却从事“防御战”的工作，对于各方的译著，施以严刻的批判，很引起一些反响来。
1926年，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合影于广州
此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作品而知名的作家，有周全平、洪为法、何畏、陶晶孙、倪贻德、叶灵凤、梁实秋、闻一多（那时梁、闻还在清华大学读书）。还有一位淦女士（冯沅君），在发表了《旅行》、《慈母》、《隔绝》以后，大胆地解剖女性恋爱的心理，曾惊动了一世的文坛。田汉这时已退出创造社而去组织南国剧社了。
创造社的第二个活动的时期（1926），《创造月刊》的出版，比《创造季刊》确是进步得多了。如对于作品的精选，对于理论文字的注意，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见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个人艺术的攻击（见何畏的《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写实主义的提倡（见穆木天的《写实主义文学论》），这些一新颖的思想在《创造季刊》时代是没有的。此外还出了一种《洪水半月刊》，在文学运动的意义上来说，或者比不上《创造周刊》，但《洪水》所登载的除文学外，外来的政治、经济的论文都一齐登载，很能接近一般的青年，所以发生的影响特别的大。即是当时与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和独立青年派的论战，都由它当了先锋。所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洪水》比《创造周刊》是更有大影响的。
1923年郁达夫主持编辑《中华新报·创造日》发表《创造日》宣言
创造社的几位重要人物，都已离开上海。郭沫若赴广东任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王独清、郁达夫、穆木天则任广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广大文学院竟成了左倾派的中心了。这时创造社出版部负责的人是周全平、潘汉年、成绍宗等人。
创造社在一九二八年开始了第三个时期，郁达夫因意见不合，已经退出创造社，与鲁迅等同办《奔流》，郭沫若则自从广州政府右倾后避居日本。社中除王独清、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外，又加入新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他们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直到一九二九年的一月七日创造社出版部遭封禁，创造社团体的活动，自此始告终结。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要人物，他的小传和作品也自然应当介绍一下。我们看《牧羊哀话》中的一首歌，是何等的动人感人啊！
太阳迎我上山来，
太阳送我下山去，
太阳下山有上时，
牧羊郎去无时归。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歌声中断。随闻羝羊悲鸣声。铃声幽微，几不可辨。
羊儿颈上的铃儿，
一一是郎亲手系，
系铃人去无时归，
铃条欲断铃儿危。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声浪渐行渐远，荡漾在清和晚气之中，一声声澈人心脾，催人眼泪。
非我无剪刀，
不剪羊儿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时令我魂消去。
非我无青丝，
不把铃儿系。
我待铃条一断时，要到英郎身边去。
听到此处，我（作者）已潸潸地吊下了泪来。我（作者）忙立起身来，站在山顶西北角上一棵松树脚下。往下看时，只见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群绵羊，可十余头，带着薄暮的斜辉，围绕着一位女郎，徐徐而进。女郎头上顶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绛灰裙子，芒鞋天足，随步随歌。歌声渐远，渐渐要不能辨悉了。
你莫悲哀，
有我还在，
虎豹不敢来。
虎豹它纵来；
我们拼了命，
凭它衔去哉！
羊儿！羊儿！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声，早随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儿，也从前山拖去了。……
这篇大概的情节由这歌内看得出来。一位英勇的男孩子，十六岁就为忠为义，牺牲了性命。这女子是他童年的女伴，他一半也是为她而死的。留下了这个可怜的女孩，继承她那爱者的遗业牧羊：“可怜的女孩儿哟！你久沦落风尘了。”这是作者的按语。
郭沫若的传略，兹录于下。
郭沫若，四川嘉定府人。他生来富于反抗的精神与革命的热情。民国三年赴日本留学，后来毕业于福冈医科大学。在帝国大学读书时，他就爱好研究文艺，颇受歌德、雪莱的影响。他的新诗集《女神》、《星空》，皆为在日本时所作。他回国后，四川省立医院派代表亲赴上海请他回去充任院长，他坚持不就，立志从事文艺生活，尽弃所学医道，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合办创造社。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创造季刊》第一期出版，不久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报》，为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有力的刊物，影响于青年的思想甚大。后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他出力最多。在中国靠笔墨维持生活，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所以郭沫若与他的日本夫人及三个孩子，生活往往感受窘迫，有时不得已竟把妻子送回日本去，他独自己在上海卖文过活。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郭氏目睹帝国主义的横暴，及我国民族的衰弱，于是由浪漫主义转变而提倡革命文学，青年学子群起拥护，虽然在当时也引起了剧烈的论战。《创造月刊》也因为思想激进，遭官厅的嫉视，百般压迫，然郭氏始终奋斗，不辞劳怨。及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郭氏即投身革命军中，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未及一年，政局变化，郭氏亦退出政治生涯，东渡日本，专心著作。现在仍同其夫人、孩子寓居日本。他的笔名甚多，有麦克昂、易坎人等。
郭沫若像
1924年前后郭沫若与安娜及孩子们
郭沫若是一位革命文学家，他一生的精神是反抗。他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道德等都感到不满意。他的感觉比别人特别敏锐；他的性情尤为热烈，这正如拜伦、雪莱等不满意于英国的旧社会一样。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含着热血，含着火炎，使每个读他作品的人，无不被他感动。他的反抗的精神，也曾经过了多次的转变。他最初反抗封建式的社会制度；自从事文艺运动后，对于一切都起强烈的反抗，于是流为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如他初期的作品《女神》、《星空》，都可以代表这时期的思想。“五卅”惨案后，他又提倡革命文学，并实地从事政治运动，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便告了终结。他的作品里，处处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他所提倡的是第四阶级的文学，所以不见容于本国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而逃避在异国。
说到他的作品，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是诗人，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我们在这很短的篇幅里，不容易详细地评论，只能论其梗概。在小说方面，他的《落叶》描写日本女子恋爱的心理，无不深入人心。《落叶》是用四十一封书信体写的，信中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奇遇，复杂的情题，只用真挚朴素的文字，描写一个痴情的日本女郎的心境，使人读了，竟不觉单调乏味，只觉着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橄榄》是一部叙写他的生活的小说。他弃了所学的医学，而过着作家的生活，经济的压迫，生活的困苦，都在这部书里表现出来。但他虽经过如许的艰苦，他的牧歌的趣味是特厚的，使他每一回忆已往，便有一种如咀嚼橄榄般的不尽的意味。如他的《山中杂记》的一部分和《行路难》里的《飘流插曲》、《新生活日记》，完全是牧歌生活的表现。《塔》里头也有几篇很好的小说，如《万引》、《阳春别》是描写经济苦闷的作品。《Lobenicht的塔》、《鹓》、《函谷关》是追述古事的作品，而《叶维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是属于恋爱小说。尤以后者描写他在日本迷恋于一个卖糖果的女郎的心情，使人读了，只觉得真实美妙。一个男子恋爱一个女子到这种地步，也是世间稀有的事；作者写来虽是平铺直叙，却字字入人心坎，较之一般平凡的恋爱小说，真有凤凰与燕雀之别。
《女神》书影
郭氏的诗可以《女神》为代表。在这部诗里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反抗性与革命性。田汉曾写信致郭氏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实在的，《女神》里所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中国青年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
至于他的剧本，也有他的特色。他爱取古事为题材，如《孤竹君之二子》系攻击穷兵黩武的军阀，《卓文君》一剧系对旧式家庭的婚姻加以反抗，《聂莹》系表现妇女参加革命的工作，《王昭君》系表现反抗君主玩弄女性的罪恶。这三本剧合之称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她们虽然都是古人，但他把她们都变为现代反抗旧礼教的妇女。
他的论文集，也值得我们注意，他的《文艺论集》也都是热血澎湃的文字，如《革命与文学》、《艺术家与革命家》、《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章，曾引起剧烈的论战，然而他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是无人不承认的。
此外他在翻译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早年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声名为之日隆。及后又翻译施笃谟的《茵梦湖》，及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辛克莱的小说，都是近代著名的作品。他对于考古学的著作，也出了几部，在此不便细述。总之他是我国的拜伦，他的伟大的反抗的精神，是任何人比不上的。
施笃谟，今通译
施托姆，德国19世纪小说家。
（注：本节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国新文学大系》，谢六逸先生《模范小说选》）
第三节 新文学运动期间的翻译文学
新文学运动以来，虽只有十五六年的历史，而文学的园地里，已经开了许多鲜艳夺目的花朵。这样进步得迅速，自然由于国内作家的努力，而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一大原因。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
中国文学界最早受外国影响的，远在汉代，后汉桓灵时代翻译印度释典，已开翻译外国书籍的先河。这类释典，有许多是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如龟兹人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经》，就是一部优美的小说。中国文学受佛教的影响，历千余年之久，不但在思想上支配了当时的文人，即在文体上，也另创出一种浅显的白话文体。如宋人的《语录》，明、清的《西游记》、《镜花缘》，都是显然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的。
林纾像
到一八六七年，同文馆设于北京，翻译事业才渐渐发达。英人李提摩太，得着中国文学的帮助，译了不少的书。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对于翻译的事业，也算一个重要的先锋。《新旧约圣经》及泰西科学书籍，对于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近代在翻译上最有功绩的人，当推严复与林琴南。严复精通外国文字，本国文章也做得好。加以他很忠实用功，常以信、达、雅三字，为翻译所守的信条，有时为一个名词，竟费十来天的踌躇，这对于后来的翻译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他所翻译的，多半是哲学、经济一类的书，对于文学的影响也不算很大。
林纾恰补救了这个缺点，他翻译的欧、美小说，不下百十余种，其中如《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十字军英雄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鲁滨逊飘流记》、《拊掌录》、《滑稽外史》等书，都是世界名著，对于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林氏本人不谙英文，错谬的地方很多，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能介绍大批的外国文学进中国来，这种伟大的功绩，直到今日尚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
除了严、林二氏外，尚有包天笑、周瘦鹃、刘半农，在翻译界也有相当的贡献。民国初年包天笑主编《小说大观》（内容包含创作及翻译小说，全用文言，间有琐闻短剧亦不甚多。全年出四大册，内多美人插图，上海文明书局发行），很受一般文人学子的欢迎，但对于新文学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直到民国六年，新文学运动勃兴起来，翻译的事业才大盛兴，各种文为团体、会社，莫不竞先翻译外国书籍。这时候国内的学社，有共学社、尚志学会、中华学艺社、少年中国学会……都对于翻译工作甚为努力。但这些学社，研究的范围，不限于纯文艺，有的还是用文言译书，所以翻译事业，仍然不大盛兴。直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未名社相继成立，国内才有纯文学的会社，翻译的事业，至此才算到了正式发达的时期。
《茶花女》插图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周作人与他的哥哥鲁迅曾用文言翻译过《域外小说集》。他们既通晓原文，对于本国的文学，也有深刻的研究，所以译文还在林纾之上，但因为用的是文言，得不到很多的读者。他们经对此次失败之后，便改了方向，用白话来开始翻译。鲁迅翻有《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周作人译有《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等书，都是用直译的方法，把原文很忠实地翻译出来。这一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极受读者的欢迎。这种“欧化语体”的翻译尝试成功以后，为翻译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自此翻译的质量，就突然地进步起来了。
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期，翻译外国文学书籍最有功绩的团体，应首推文学研究会。该会的人才既多，并与商务印书馆有深密的关系，所以有很好的成绩。其次创造社是异军突起的文学团体，在翻译的工作上，也有相当的功绩。其他如《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虽然有时也登些翻译的文字，但不能与上列二者相提并论。
到“五卅”以后，文学研究会的势力渐渐分散开了，有些人另起了炉灶，向外发展去了，如鲁迅等另办《语丝》、组织未名社即其一例。创造社的作家，也因为政局的关系，分散在各地。以后创造社被封，这个团体便完全解散了。倒是未名社还翻了不少的书籍。
一九二八年的前后，上海新开了许多文艺书店，文学的杂志也如雨后的春草勃兴起来。所以文学的翻译也和创作一般都受书店老板的支配，如北新、光华、现代、开明、新月、真善美都出版了很多的文学创作及翻译的书籍，甚至超越了它们的老前辈商务印书馆。
《域外小说集》书影
这十余年来翻译的数量，很有可观，成名的翻译家也不下数十人。现在可以提出若干有功绩的翻译家述之于左：
在国内翻译界的老手，除了林纾翻译大批的外国文学书外，还应该推用周氏弟兄。鲁迅以翻译日本、俄国两国的文学书著名，周作人除翻译日本文学书外，对于波兰、犹太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尽量地介绍翻译。
周氏弟兄之外，耿济之翻译俄国文学，有很好的成绩。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安得烈夫等人的作品，他早已译过不少。起初为共学社丛书，以后他入文学研究会，对于翻译的工作仍然努力。他的弟弟耿式之也对于翻译俄国文学，有很好的成绩。
至于翻译全集的，当以李青崖翻译的法国《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及赵景深翻译俄国《柴霍甫短篇小说杰作集》，为大计划的介绍，这样巨大的企图，实在是翻译界可特别记述的事。
翻译文学理论最努力的，当推傅东华氏，如《诗学》、《诗之研究》、《社会的文学批评论》、《文学之近代研究》、《近世文学批评》等书都是世界的名著。此外他也译过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及密尔顿的《失乐园》、梅脱林克的戏剧《青鸟》，实为翻译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以翻译弱小民族文学最努力的当推王鲁彦氏。他所译的文学书如《犹太小说集》、《花束》、《世界短篇小说集》、波兰《显克微支小说集》……都是为一般人所忽略，被埋藏在暗陬的宝藏，王氏却很珍重的，把他们介绍过来。
在国内还有一位编译文学书最努力而最有希望的青年，那便是郑振铎了。他所编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书，固然是一种伟大的企图，即就他的翻译而论，也有很好的成绩，如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路卜洵、阿史特洛夫斯基，印度太戈尔，德国莱森等人的作品，经他翻译的不少。
阿史特洛夫斯基，即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俄罗斯戏剧家。
莱森，今通译莱辛。
以上所举的翻译家，都是属于文学研究会一派的人物。现在我们再举几位创造社的人才，讨论一下。
创造社翻译最富的作家，首推郭沫若。郭氏起初因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及《茵梦湖》著名，及后以译英国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及美国辛克莱的小说著名，其他翻译书籍尚多，兹不具论。
创造社除了郭洙若以外，在翻译上很努力的当推穆木天氏，所译书籍约十余种，以俄国文学书居多数，如高尔基的《初恋》，赛甫林娜的《维利尼亚》，就是很好的例子。
赛甫林娜，一译谢富林娜，苏联作家。
此外田汉以翻译戏剧而知名于世，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王尔德的《莎乐美》，梅特克林的《檀泰琪儿之死》，都是文学上的杰作。
田汉像
在北平以鲁迅为主干的未名社对于翻译，也有一度的热烈，其中韦丛芜、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等人，都翻译过不少书籍，而以俄国文学书居多数。他们的译文都很忠实流畅，博得许多读者的好评。
此外如近几年在翻译界渐露锋芒的作家，如姚蓬子、顾仲彝、梁遇春（已故）、邱韵铎、沈端先、敬隐渔、金满成、林疑今、马彦祥、戴望舒、芳信、夏丐尊、章克标、顾德隆、钟宪民、成绍宗等都在翻译的工作上，很是努力，已经博得许多读者的信任。
翻译的文学书，在数量方面讲，以国而论，首推俄国；以人而论，首推屠格涅夫的作品最多。美国为世界最富强之国，而输入我国的文学作品，除辛克莱而外，实在没有甚么可记述的。于此可见我国一般人的心理，多倾向于俄国文学，而我国文学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也莫如俄国。这可见世界文学的潮流，已趋向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虽有种种压迫，绝不能阻碍它的发达的。（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第四节 新文学运动期间的创作小说
（一）新文学创作第一期
鲁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所以现在就只从冰心起，提几位较有名的作家：
冰心——谢婉莹在“冰心女士”署名之下出版了创作的小说集《超人》、《往事》两部小说集，和她的诗集一样的得了空前的赞美。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她的小说创作集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因着她的横溢的天才，清澈的笔锋，曾惊动了万千的读者。她以自己稚弱的心，回忆童年的美梦，描写梦中月光的美丽，儿童天真纯洁的生活，母性爱的伟大，恰到好处。她的作品，有一种神妙的风格，如长了翅膀似的飞到每个青年男女的心坎里去。十余年来在创造方面，给予读者的喜悦，在所有的作家中，还没有一个能比上她的。
冰心像
冰心女士最初的小说，收入《晨报小说》第一集里不少，但都是试作的作品，无甚永久的价值，但这却是后来渐入佳境的第一步。可是自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起，便一篇比一篇好了。在《超人集》有几篇小说，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如在《爱的实现》里，她描写的儿童的黄金时代，使人不由得追忆童年的梦境。又如在《离家的一年》，寂寞中描写儿童的寂寞，和他们生活的悲哀，是多么深切入微。她处处顾念儿童，她常在追怀童年的美梦。在烦闷里，她写出青年人的烦闷，显示了这个时期青年人普通有的病态。她的这些作品，后来竟开了这一派的作风。在《往事》集里也有很优美的文章，她对于海的咏叹，对于童年的回忆，母亲的爱，去国的悲哀，无不很逼真地表现出来。
她所描写的青年，是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在起初都抱着很大的志向，等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社会去，便发现了社会的种种罪恶，使他们平日对社会的倾慕与敬礼，渐渐消失，渐渐地看不起人。末后她们只有悲观、失望、冷笑、心烦意乱，以至于往自杀的路上走去。的确像这样的青年，在社会中是太多了。冰心女士不过指出一二作代表罢了。
她在一九二三年赴美国留学，常在《晨报副刊》上登些通讯，这会子她的文章已臻极成熟的地步，怎样写去，都觉适当。所写的对象多是天真未凿的儿童，然成人、小孩都很爱读。这些通讯后来都收在《寄小读者》集中。
总之冰心是一个富于美感柔情的人。她的文字句句都是发于真情的，而其特点则在韵味很美，换言之便是散文里充满了诗意。如用的虽然是外国小说的法式，作出来却是中国女红的风格。中国女子的心理，母性的爱，儿童天真的可爱，海上风景，都表现在她的笔下。关于男女之爱，她却没有多写过，那也许是作者所处的环境的关系吧。她所写的范围，多限于学校与家庭的生活，虽没有如鲁迅一般作家对于全社会有深刻的观察，但是她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已经给予青年广大的影响。现在她因为家庭的牵累，身体的软弱，笔下消沉得多了。近年只我们在《新月》上看见她的《第一次宴会》，分两篇小观，此外便不多见了。现在因为时代的进展，她的影响也渐渐地减少下去，但是她由作品所显示的人格典型，及女性的优美灵魂，已经在万千读者的心中，刻上了永久不朽的印象。
《寄小读者》书影
叶绍钧——在新文学创作的第一期内，即用很诚实的态度，努力创作；并且十余年来，仍保持着这种沉着稳健的态度，继续努力创作的，这便是叶绍钧了。他最初写的小说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这些小说以后都收集在《隔膜》、《水灾》集中，后期的创作都收集在《城中》、《线下》、《未厌集》三个集子里。其间也出了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在这些作品上，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始终以一个中等阶级的身份与态度，写他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不加矜夸，不用慷慨悲歌的情绪刺激读者，只用和平诚恳的态度，深刻入微的叙写，感染读者的心灵。他的文字平静而美丽，他的视察细密而敏锐。他所写的，多是平凡的人物。作者却很细心的运用他的笔锋，把这些人很生动的呈现在纸上了。他最初的创作集《隔膜》表现出一个理想中很美满的世界精魂。他在《阿凤》一篇里说：“世界的精魂是爱，生趣，愉快。”试看在这篇里，学校里认为顽皮的低能儿，婆婆认为刁恶的媳妇，以至没人理会的蠢妇人，粗鄙的农夫、老妈子，都是为人们所不足挂齿的人物，但他们有极深挚的慈爱，潜伏在他们的心底里；虽在极黑暗困苦的地方，他们心中的爱、生趣、愉快是不会被恶环境灭绝的。如《绿衣》里的方老太，《潜隐的爱》里的陈家二奶奶，她们那种悲惨的境遇，任谁见了都要怜悯，尤其是二奶奶的境遇可怜极了，没有人爱她，没有人理她，她是一个又蠢又笨的人，她的生死，和世界没有点关系，但她心内却充满了极丰富的慈爱，她把这丰富的慈爱偷偷摸摸地用在邻家的孩子身上，这种爱心是如何的伟大！
叶圣陶《稻草人》书影
在他的《火灾》集里有几篇是表现人类本性中藏伏的爱的，如《地动》、《小蚬的回家》、《醉后》、《义儿》等篇是。《地动》里的明儿因为听他父亲说一篇故事，说到一个小孩子因地震而流落到外国，不能见他的母亲，就引起他同情的悲哀。其中《义儿》一篇尤为完美之作，一个小学生义儿有爱好绘画的兴趣与天才，然而他的先生把他认为最顽劣的学生，没有认识他的个性，导他到成功之路，反而摧残他的个性。他的三叔也用很严厉的方法处置他，连他最亲爱的母亲，也受了社会的暗示，错认了这孩子的个性，而惹起悲感，世间像这样的情形太多了。《云翳》一篇写夫妇间的感情，心理的分析，布局的完美，均臻佳境。此外如《乐园》、《饭》、《脆弱的心》等都是描写教育上的缺点，《乐园》及《饭》里面的教员，因为吃不饱饭，不由得在外为人写些字赚一点青菜、鸡子，因为没钱，自己还得上街买菜，以致误了上课钟点，使学生闹得天翻地覆，这难道是教员的自愿堕落吗？
作者因为早婚的缘故，很体会到儿童心里，乃以做父亲的态度，带着童心，写了一部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在这部童话集中，显示了作者为父的慈爱，与天真的想象，超过了自私的欲求，可称一部儿童的最好的读物。他的作品虽缺少一种眩目的光芒，然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浮现着温柔的爱，真挚的同情，深入了读者的心灵。
王统照像
王统照——在这一时期以男女的爱情为题材，而写小说的，应以王统照为代表。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当太戈尔来华时，与徐志摩、瞿世英等，均担任招待翻译的事情。他起初写的多是长篇小说，那时他还是中国大学学生。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一叶》、《黄昏》起初登在《小说月报》上，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他所写的都是人生的悲剧，这种悲剧多由于旧制度与习惯所造成。如《一叶》里的主人翁天根，《黄昏》里的主人翁慕琏，起初都是很有作为的青年，然禁不起恶劣的环境及虚伪的礼教的压迫，终至陷于悲观的境地。王氏的短篇小说集有《春雨之夜》，除此以外还有短篇小说如《前穿后补》、《河沿的秋夜》，一篇是写几个贫苦的青年，虽能高谈阔论，却免不了严冬的饥寒；一篇是写几个青年夜间醉酒游月，对这月下的秋夜，竟悲感以至痛哭。又如《青松之下》写几个青年男子在秋日的黄昏里，谈一个为命运所播弄的女子吴镜涵怎样丧了她的情人，陷入于悲伤绝望的境地。王氏的小说，描写的多半是青年的苦闷，而文字亦颇美丽，为一般青年所爱读。但近年来他的笔下消沉得多了，他的作品已经失却了时代性，成为历史的遗迹了。
落华生——在文学研究会里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会员，便是署名落华生的许地山了。许氏创作小说时，还在燕京大学读书，他的创作也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在燕大求学时，曾一度陷入爱情的苦闷，《无法投递的邮件》便是这个时期的产品。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纲劳蛛》包含十二篇小说，如《命命鸟》、《海角的孤星》、《枯杨生花》、《醍醐天女》等，都显示出了特殊的风光与异乡的情调。他所写的事物，多与人生的实况远离，却与艺术中的诗非常接近。他的作品里富于宗教的色彩，爱情的忧郁，且多幻想的成分。他的平静的深幽的富有诗意的文字，是当时作家所比不上的。
许氏平生最爱做梦，梦中所见的有趣味的事情，醒来便写在纸上，《空山雾雨》便是他梦中的产品。他研究印度文学，也有很大的成就。但他自一九二六年回国任燕大教授后，他的兴味已转向社会学与宗教学的方面去，文艺的作品，便不常见了。
庐隐，除了冰心女士以外，在文坛上最为人熟识；且十余年仍然继续在文坛上活动的女作家，要推庐隐女士了。她的生活境遇和冰心完全两样。冰心如富家的娇儿，在温柔的家庭里，与恶浊的社会几乎完全隔绝；而庐隐则如饱经忧患的旅客，对于现实的人生，有深刻的认识。
许地山像
庐隐先后刊行了几本创作集。《海滨故人》是她的处女作，在这部集子里所表现的，多半是她自己与几个少女的生活。这时候的庐隐，已渐渐由天真的少女时代，感觉到尘世的苦闷。《海滨故人》一篇小说所表现的几位女子，如露沙（即作者本人）、玲玉、莲裳、云青等，很可代表（五四）时代的心灵，沾染了尘世的苦恼，她们后来都由恋爱而结婚，一切美梦完全扎破，把远大的前途，都付于东流，结果陷于悲观的境地。《前尘》写新婚后悲喜交织的情绪，这是作者的自叙，故能真切入微。此外如《一个著作家》、《沦落》、《旧稿》、《月下的回忆》、《彷徨》、《丽石的日记》、《成人的悲哀》，都是很好的作品。她的第二部小说《曼丽》可以代表她丧了丈夫的悲哀时代，充满了悲哀的调子。
瞿世英在《曼丽》的序里曾说过：
《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热烈的感情，对于人生的感觉是直接的；在这本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练工夫。……
这几句话可谓很确当的评语。在《曼丽》里处处流露着悲哀的调子，如她在《寄天涯一弧鸿》里说：
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每当风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赏美景，只知握着一管败笔，为世之伤心人写照，竟使洒然之心，满蓄悲楚！故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岂偌大世界竟无分寸安乐土资人欢笑？
《海滨故人》书影
此外《欲情一缕付征鸿》、《寄燕北故人幽弦》、《寂寞》、《月夜孤舟》、《憔悴梨花》、《风欺雪虐》、《雪峰塔下》、《曼丽》、《寄梅窠旧主人》、《醉后》，都一致的把一个女性悲哀的情绪烘托了出来。
《归雁集》是一篇日记体的长篇小说，可以代表作者的第三时期，他们可以看出她的热情由死灰中复燃起来，她因着一个个共性的青年的热情的袭击，而又卷入爱情的漩涡。以后出版的《云鸥情书》集，则表现她与她的恋人的恋爱，已达沸点，表现出男女间最纯洁伟大的爱。
庐隐的文笔虽稍微刻画，仍不失为美丽。她所写的爱多是男女两性的爱，而感情的热烈，又为他人所不及。她除了表现自身以外，也有带社会性的作品，如《房东》、《危机》、《血泊中英雄》、《秦教授的失败》、《父亲》等，都是从她自身以外采取的材料。《父亲》一篇，尤为精心结构之作，曾博得无数人的赞誉。然而在她的作品之中，一直到现在能代表她的，还只得《海滨故人》。她最近出版的长篇《象牙戒指》，系追述她的亡友石评梅的生平。她现在仍然继续着创作，大约她在爱情的生活中，所产生的作品，必须另具一种情调，我们等着看罢。
稍后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如异军突起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那便是创造社的几位急先锋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了。他们舍弃了上列作家微温的、细腻的、稳健的创作态度，而采用夸大的、英雄的、热情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他们在创作的方向上，不拘束于道德的观念，而为坦白的自白，在创作上造一种新风气，影响较后的中国作家著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也解放了读者的思想，至深且巨。他们的作品，富于沸腾的热情，激烈的反抗性；因为作者身世的飘忽，对于世界，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很能感动一般青年的读者，现在可以把他们分论于下。
庐隐像
郭沫若——郭氏的小说在表现的技术上，没有多大的成就；文字的组织，布局的次序，也为他愤懑的热情所摧毁。他的伟大的成就，全在他一贯的反抗的精神，如黑夜中的火炬，使每个青年的读者都为他那烈火般的热情所激动，所溶化。他是天才的作家，同时也是实行的革命家。
“五四”以后的青年，饱吸了欧、美各国的新思想，对于现实的社会，常抱十分不满。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虽然也看清了这一点，对封建社会的制度，取攻击的态度，但态度和缓，不能满足青年的要求。郭沫若等的作品，恰好补救这个缺陷，供给了这个时期的需求。他与创造社几个作家，十余年来在文艺上的努力，是没有间断的。
郭氏的小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小说，可以《落叶》、《塔》、《橄榄》三部为代表，尤以后者为他的得意之作。后期的小说有《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等作，除了《反正前后》是叙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外，《我的幼年》及《创造十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
《落叶》写一个日本少女的恋情，又温柔，又细腻，并且是用四十一封书信体裁写的，故能真挚动人。《塔》里头有用故事做题材的，如《函谷关》便是一例。写恋爱的要以《喀尔美萝姑娘》为最佳。篇中写他在日本一个糖果铺里，遇见了一位少女，竟使他忘寝废餐，神魂颠倒；其中叙写恋爱的心理，与爱情的魔力，无不精深入微。但他的代表作，仍以《橄榄》为最佳。在这部小说集内，显示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回忆中的牧歌生活的记录，一面却是经济制度下他一家人穷困交迫的呼声。
至于他的自叙传《我的幼年》，那样坦白的、详细的写个人的幼年时代，在中国还算是特创，即比之俄国高尔基的《我的儿童时代》等作亦无逊色。《创造十年》是叙他十余年来在文坛上活动的情形，有许多文学史上的资料，值得读者注意的。
《我的儿童时代》，现多译作《童年》。
郁达夫像
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是以夸大的、英雄的、热情豪放的态度而写的。而郁达夫恰与郭氏相反；他是以贫困的、弱小的、苦闷呼痛的态度，有所写作。他是被目为颓废派的作家，表现了“五四”以后青年的病态心理，故在青年读者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沉沦》可以代表他初期的作品，那时郁氏尚在日本读书。他在那个青年时期，主要的希求是爱情、名誉、黄金，这也是这时代青年人普遍的思想，然现实社会，却使这种希求成为泡影，所以引起青年的极大苦闷。这时年轻的郁氏，对于性的烦闷特别厉害。他常昼夜沉湎于东京酒馆里的当垆少女，流连忘返。有时他醒悟过来想改这种习惯，跑到图书馆看几本有用的书；但他一展开书；那些明眸皓齿的少女，便会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引诱他，向他媚笑，向他传情。然而这不是郁氏个人的苦闷，这是每个青年从生理的发展所必然要经过的路径。
作者在《寒灰集》及《过去集》里面所表现的，仍然是“自我”的成分居多，抑郁感伤的风味，仍不减于《沉沦》；但对性的烦闷，似乎减少了许多，这大约是作者的生活已有了变迁的缘故吧？《寒灰集》里如《秋柳》篇写质夫（即作者自己）与妓女海棠寻求安慰的情形，完全打破了道德的观念。《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他自己在上海困穷落魄的情形，又用一个隔屋的女工作陪衬，无论谁看了这一篇，没有不为篇中的主人翁表示悲悯的心情的。在《采石矶》里写两个落魄的文人，黄仲则与洪稚存的被压抑的才能所生的那种清冷孤僻的生活。在《过去集》里如《过去》、《落日》、《离散之前》，都是成熟的艺术品。《过去》篇里写一个青年，因着一念的错误，使他在三年之后感觉到了，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所以生了无限的悲哀与怅惘。《落日》和《离散之前》两篇，可以当做一篇看，所叙述的事实，是作者和几个文艺朋友努力的经过，和受社会上种种压迫的事实。
总之郁氏在近十年的文坛上，很占重要的位置。许多苦闷的青年，崇拜他若恩师。若只就小说而论，他的成就，尚在郭沫若以上。他现在还在继续创作，我们等候他的更好的作品吧！
张资平——张氏是以写恋爱小说而著名，在创造社里为最多产的一位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及《上帝的儿女们》出版后，使读者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因着意外的成功，使他得了继续创作的勇气。他从日本小说里学得了体裁与布局的方法，写青年人极其爱看而永不发生厌倦的恋爱故事；所用的文字通畅易解，使故事从容发展，使读者毫不觉其冗长，所以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所写的恋爱小说，大部分是三角、四角、多角的恋爱，并且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一个早熟的、肉感的、性行动强烈的女性，而结果多是以悲剧结束的。他将错综的恋情，凑巧的遇合，性的挑拨，享乐的追求，都很巧妙地融合在作品里，恰满足了青年读者的欲望，所以抓得了无数青年男女的趣味。
《春风沉醉的晚上》现代版本书影
他的创作的技巧，完全是自然主义的技巧，创作的方法，也与自然主义相同，这是他的长处；文字的流利自然，也是他的特长。但是他的大缺点是“题材是千篇一律，方法是定性公式”，这是批评者的公论，事实也是如此。譬如男女相约去开旅馆的事，在他的十六篇恋爱短篇小说中，就有六篇是如此。他所写的女子，并非因人格高尚，而值得男子佩服的。这些女子多半是用她们桃红色的双颊，樱桃似的嘴唇，雪白的手臂，富有弹性的肌肉，媚人的秋波，挑拨男子的官能，并且多半是女子追逐男子的。还有一种特性，便是他所写的恋爱，打破了一切地位身份的观念。如写有夫之妇的恋爱，可以《不平衡的偶力》里吴玉兰、《性的等分线》里的明端、《公债委员》里的阿欢为例子；写师生之爱的，可以《约伯之泪》里的高教授与琏珊、《扣拉沙》里的文如与静媛为例子；写嫂叔恋爱的，如《苔莉》里的克欧与苔莉、《最后的幸福》里的松卿与美瑛为例子，此外在《梅岭之春》里又有叔姪恋爱的故事。像这样的打破伦理观念的小说，在中国除了张氏，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姑无论他写得对不对，他这种大胆的尝试，在中国尚是创举。
张氏的小说以长篇居多数，最著名的，如《苔莉最后的幸福》、《公债委员》、《不平衡的偶力》、《飞絮》等。他也觉得重复地写恋爱小说太腻烦了，所以决定要转变方向，跳出爱力圈外，把他已往的小说的形式与题材彻底地改换过来。我们更可以看他最近的态度，也已经倾向于革命文学，但不知他在最近的将来，再产生甚么样的作品。
除了以上的郭、郁、张三氏之外，创造社还有几位小说作家，值得我们叙述的：
冯沅君——在民国十三年三四月之间，在《创造周报》上，突现了一位女作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被大家所注意，这便是冯沅君了。她在淦女士署名之下，发表了《旅行》、《慈母》、《隔绝以后》等篇小说，很引起大家的骇异。因为她的作品，大胆无畏地写出一般女性不敢写的女性的毫无隐饰的恋爱心理，她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揭开虚伪的面孔，很坦白地表现女子的恋爱心理，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如《旅行》里写一个女子与他的爱人旅行，晚间同住在一间旅馆，虽有特别热烈的爱情举动，但没发生最后的关系，这种大胆的写法在男作家中也不多见。
冯沅君像
从那时起首，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中间也作些文艺的论文，她将前后小说，收集起来，出了《卷葹》、《春痕》、《劫灰》三个集子，在这三个集子里，能代表她的创作精神的还是《卷葹》，因为它潜藏着青春的生命的活力，具有不少的时代的意义。她对于文艺创作的态度，只是一种抒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她主张恋爱绝对的自由，所以在《隔绝》里女主人公正式宣言道：“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一切，都不必提了。”又在《旅行》里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春痕》是一个女子给一个男子所写的五十封情书，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已接近社会，受了相当的刺激，已去前次的勇敢精神，而变成沉郁的性格，对于恋爱也没有以前的热烈了。到《劫灰》的时期，她已经抛弃了两性恋爱的题材，去描写故乡的回忆去了。
至于她创作的技巧方面，没有什么特色，所用的体裁，多是随笔、书信式的叙写，然而她以崭新的趣味，勇敢的呈露了女性的恋爱心理，使她获得了很大的赞扬。
在民国十三年左右，有几个青年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而渐渐露头角的，有刘大杰、蹇先艾、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等。他们多半在大学读书，那时《晨报副刊》稿件是略有酬资的，所以他们努力创作，也是要捞几个贴补的钱，维持生活，却没有想到竟因此促成他们的成名。以后他们稍负名望，便能在较大的杂志如《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现在我们可以择要论列于下：
刘大杰——刘氏起初在《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小说都是零碎的篇章，没有长篇的巨作。如《谶语》、《微波》、《心灵的忏悔》、《悟了的诗人》等，都是很小巧玲珑的作品，虽缺乏伟大雄浑之气，却到处表现作者爱情上的失意，心灵上的痛苦，所以不自觉地弹出凄楚之调。他那时大约在武昌居住，武昌大学附在《晨报副刊》里的《艺林旬刊》，也常见他的作品，如《别情寄》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
他的创作集有《渺茫的西南风》，写青年的悲哀恋爱的苦痛，至为深刻。较后的有《黄鹤楼头》、《支那女儿》、《昨日之花》，作风与以前不同了。《渺茫的西南风》里多是作者至我的表现。但在后两集里，作者所表现的便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了。如《支那女儿》集里的《姐姐的儿子》写饥民的苦况，非常深刻。一个村妇为了想多得半升蚕豆，竟不惜借了他姐姐的独生爱子，去长沙求赈，竟在露天的火车站旁过夜，把这个婴儿冻死了，这是多么惨苦的事。又如《妹妹你瞎了》，写为革命而牺牲新婚美满的生活，甚而至于牺牲性命。在《昨日之花》里也有几篇很好的小说，如《新生》写仲芷离开她的丈夫与孩子，要到社会上做一番轰轰烈烈伟大的事业。她虽然得到了事业上的成功，但她感觉到身世的孤零，反而觉着人若没有家庭的安乐，任何伟大的事业也填不了心中的空虚。此外如《饿》写王麻子的日暮途穷的境况，也很深刻动人。
总之作者的生活，可分两个时期，《渺茫的西南风》及《黄鹤楼头》是作者沉溺于爱情的苦闷时期的作品，《支那女儿》及《昨日之花》，是作者已从恋爱的苦海挣扎出来，而东渡日本留学时代的作品。他的人生的经验与观察比以前丰富，而文字方面也较前老练得多了。
蹇先艾——蹇氏以前在《晨报副刊》上登过一些零碎的小诗，间也写些恋爱的小说，自他的短篇小说《狂喜之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大家才认识他的天才。他的《狂喜之后》写一个音乐教员与他的女学生发生恋爱的故事，其中情节波折，趣味横生，实为一篇精美的写实作品。他的创作集有《朝露》、《春痕》，多叙写恋爱的生活与青年的苦闷。
蹇先艾像
论到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等，他们的文字与风格，皆有所不同，然都富于讽刺的趣味，与鲁迅的作品，颇有相同之处。他们所写的多半是绅士阶级的虚伪，青年男女的浅浮，农村民众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当时的作家对这些问题，都特别注意。他们的文字多倾向于简明，易于了解，务以轻描淡画的方法，表现这一个时期精神。现在把他们分论于下：
许钦文——许钦文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据说他是师法鲁迅的，所以他的作品，颇有鲁迅的风味。他能用速写的笔，便捷而自然的画出那些乡村人物的轮廓，写出那些年轻人在恋爱里的纠纷。他的创作品很多，早年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已收入《晨报小说》第二集，但都是试作，没有永存的价值。以后作的长篇有《赵先生的烦恼》、《西湖之月》、《回家》、《鼻涕阿二》等书。《赵先生的烦恼》写主人翁——赵先生——的爱人与别一个男子亲近，而发生的烦恼、苦闷、忧疑，用的是自叙式，所以能亲切深入。短篇有《故乡》、《毛线袜》、《幻象的残象》、《若有其事》、《仿佛如此》、《蝴蝶》等集，篇中多含讽刺的意味，文笔似平淡却很老练。虽没有激越的情感，但在读者的心上，却由淡而浓地染上了一层印痕。许氏数年来执教鞭于杭州，前年因陶思瑾（画家陶元庆之妹）杀死刘梦莹事件，受牵累不少。
冯文炳——冯氏是以他的文字的风格见长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所谓“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到的农村儿女的事情。他所写的人物，皆充满了和爱诚挚，以信爱相交，所以读者很爱读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创作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等集，是在署名废名之下而写的。
王鲁彦——王氏起初的作品，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以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也不少。如《柚子》即是登在《小说月报》第十卷第十号上，而很引人注意的。他的作品，很带抑郁的气氛，文字却很美妙，简明之中而含精练功夫。篇中所含讥讽悲悯的态度，颇与鲁迅有些相同。当时的文学作品，以《阿Q正传》类似的作品，最能把握着读者的趣味，鲁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他的创作集有《柚子》、《黄金》。《柚子集》里的《柚子》写一个犯人被杀，而一般群众来看热闹的情形，使读者如亲临其地。其他如《秋夜》、《秋雨的诉苦》、《狗》、《灯》、《自立》、《许不至于罢》，都含着讥讽与悲悯的成分。在《童年的悲哀》里，所写的虽是童年的回忆，但实际上是他对于生活的厌倦发出来的呼声，里面充满了伤感的情调与厌倦的思想。作者近在《现代》二卷一号，写了一篇《胖子》，据云是讥讽某作家的文字，也可以看出他戏谑的性格。
王鲁彦像
黎锦明——黎氏的创作，承鲁迅的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但文气豪放，为他人所不及。他写恋爱的小说，也含着讥讽的成分，如《四季》写一个青年随着四季由烦闷而至于恋爱，而热烈的恋爱，终于失恋疯狂。他的小说集有《雹》、《破累集》、《尘影》、《烈火》、《蹈海》、《一个自杀者》及《马大少爷的奇迹》等集。黎氏近年来的作品，也颇倾向于革命文学，但富于幽默，而缺少热力，故不能生很大的影响。
胡也频——胡氏是以诗人清秀的笔而作小说的，在文字与组织方面均十分完美。其初期的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可以《圣徒》、《牧场上》为代表。到后来他的作品转变了方向，加入左联作家的团体，超越了同时的许多作家。作品中如《光明在我们前面》等篇中，显示出作者新的人格和意识，流露出热诚与爱的心情。作者因思想过激，终于被捕，与李伟森、赵柔石、冯铿、白莽一同遇害。
以上所举的几位作家，多半是在《晨报副刊》及《小说月报》上发表创作而出名。
（二）新文学创作第二期
这一期的创作小说，特别发达。许多资格较老的作家，固然仍旧继续创作，而新起的作家，更如风起云涌的盛兴起来。有人估计这一期中所创作的小说，不下千部，书肆市场所印行的新小说，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充斥市面”了。但是好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在第二流以下的作品，却居多数。最大的原因是上海新书店的设立，有惊人的增加率，许多浅薄的作家，只要和书店老板有些关系，便不愁没有出版的地方。更因为杂志的盛兴，在大杂志上登过几次文章，便可以成名了，无怪乎中国的“作家”（？）是如此的多了。
在这期中出版界还有一种不良的现象，便是多数作家把创作视为一种营业，没有前一期的作家那样纯洁真诚的态度。所以书店的老板利用他金钱的势力，可以左右一世的文风，一般作家遂在这种环境之下堕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憾事。
这期的小说，在技术方面，没有显著的进步；在思想方面，却表现出迅速的进步。如“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大杂文艺”的思想已浸灌入这一期的作品中，成为创作的主要成分。现在我们可择要论列这一期的作品：
沈雁冰（即茅盾）——沈氏为中国文坛上的老作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发起人之一。当民国十年，《小说月报》改编归文学研究会编辑时，沈氏即任编辑主任。当时中国文艺界，对外国文坛状况颇多隔阂，沈氏有鉴于此，特在《小说月报》辟《海外文坛消息》一栏，介绍海外作家，影响于中国文坛至大且巨。他在起初崇信自然主义，提倡不遗余力，唯当时所作多系文艺论文，创作甚少。
民国十四年（1925），沈氏亲自参加武汉政府实际的革命工作。后因政局变化，遂辞职。十六年夏赴牯岭养病，是年秋回上海，独自闭门专心创作，约用了十个月的时光，写成了三篇长篇杰作——《幻灭》、《动摇》、《追求》，通称茅盾三部曲，震惊了一世的文坛。数年来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沈氏，忽跃为文坛上的巨星，可说全是这三部曲的力量。现在且把他的三部曲分述于左。
《幻灭》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写的，其创作的主要思想，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第一时期，即“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本篇大概的情节是：静女士是S大学的学生，他的男同学抱素利用同学们对于他俩恋爱的谣言，向她求爱，但他是个虚伪的、恋爱狂的、最善于迎合女子心理的青年，静听从了她从外国回来的慧女士的忠告，没有接受抱素的爱。慧女士是个饱尝爱情酸苦的人，对于男女极端不信任，后因找不到相当的职业，便在静的寓所同住了。抱素常借故来静的寓所，又恋爱上了慧，他们三人同到电影院去，闹这很短期的三角恋爱，而抱素竟弃了静，专向慧进攻，慧终对他不表示好感。抱素又向静表示好意，用各种手段，竟在静处过了一夜，把她骗上手了。谁知道她在第二天便发现抱素在前抛弃了他的爱人，并且是个军阀的暗探，于是她陷入幻灭的悲哀里了。她在病院中遇见了几位同学史俊、李克、赵赤珠女士、王诗陶女士等，便同他们赴武汉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她遇见她的女友慧，她又鼓舞起来了。在革命的工作中，静窥见了政治人物的丑态，并对自己的工作不满，遂又陷入幻灭的悲哀。后又在伤兵医院当看护，与年轻的强连长恋爱了，他们同赴庐山度蜜月，她在山上精神非常兴奋，和强连长过着极强的肉感的生活，但不久强连长赴前敌打战，而静便跌入了寂寞的深坑。她屡次追求新的憧憬，结果却屡次感到幻灭的悲哀。
《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书影
本篇题目是幻灭，描写的主要点也是幻灭，所给与我们的影象，也只是一个幻灭罢了。
继续《幻灭》而写的《动摇》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写的。所写是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第二个时期，即“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本篇写劣绅胡国光为了想加入商民协会，与王荣昌店主王泰纪商议，冒该店之名，而争选商协会长，但因他的名声狼藉，遭人反对，终未成功。以后又利用店员加薪运动，冒充革命分子，因特派员史俊的提拔而当县党部常务委员，与陆慕游勾结，与县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方罗兰争权。以至弄得全县大为纷乱，人民陷于恐怖的境地。方罗兰虽任县党部要职，却是没有干才的人，无论对于政治或家事都没有定见。他的无能，处处可以看出，如店员加薪风潮，他没有主意去解决，像胡国光的那样投机分子，他竟让混入党部，而不设法制止，因之对于政治工作发生动摇。此外本篇描写孙舞阳女士的浪漫性情，张小姐、刘小姐的中庸态度，史俊的缺乏见解，李克的刚强果断，无不活画出革命时期的政治紊乱的状况。本篇在思想上，表现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运动瞬息变化的情况，左右两派相互倾轧的政潮，使政治人员左右为难，起了极大的恐怖，于是他们对于革命起了动摇，幻灭而消沉。
第三部《追求》写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六月间，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第三个时期，即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本篇分为八章，主要的人物有三对。第一对即王仲昭和陆俊卿女士。仲昭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半步主义者，不好高骛远，他因为要得爱人陆女士的欢心，故努力于新闻事业的改革，但他这种计划终于失败了，他所追求快到手的爱人，也因遇险伤颊，改变了原来的面目。
第二对是张曼青和朱近如女士。曼青主张努力教育事业以改革混乱的社会问题。同时他理想中的妻子是沉着刻苦、切实做人的女性。他起初找到了章秋柳女士，她是个放浪不羁的女子，不合他的选择，又找到他的女同事朱近如女士，他俩结了婚，但他发现他的新夫人是个饶舌的、嫉妒的、刻薄的女性。他在事业和恋爱两方面的追求，都失败了。
第三对人是史循和章秋柳女士。章女士是个放纵的神经质的女子，要求极强的肉的刺激，只管现在，不管将来。她对于男性采取玩弄的政策，她常进跳舞场，和男性发狂一般的接吻拥抱，以得到肉的快感。她为好奇心所驱使，竟爱上了自杀未死颓废的史循，想以她的女性的美，把史循从颓废中拯救出来，但在他们两度狂欢之后，史循竟因暴病而死，于是她的追求也终归失败。
茅盾《蚀》书影
以上《幻灭》、《动摇》、《追求》，通称为茅盾三部曲，收集在《蚀》里面，可为他的代表作品。此外尚有小说《虹》，是一部十六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书中叙女主人公梅女士，生长于四川，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不满于父亲所订的婚姻，在新婚后三天，离开了丈夫。她借故赴重庆找她的恋人韦玉，但没有找着，后来便寄住友人徐女士家中，在泸州师范学校充任教员。目睹男女教员的种种把戏，及学界的黑幕，使她对于所谓新人物，发生了戒心。她又在惠师长公馆做家庭教师，被惠师长纠缠过，她遂来上海爱上一个冷静的政治运动家梁刚夫，因他没有表示，遂陷入苦闷的深渊。随后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她遂实际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借梅女士，表现“五四”运动以来，一般青年的思想。这就是说，一切传统的旧思想、旧信条，都被新思潮所打破，新思潮的势力，澎涨于全国，甚么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蓬勃盛行起来。青年人在此时期，思想由旧而趋于新，由盲目的而趋于有系统的，由个人的奋斗而趋于集团的运动，作者把这个时代的青年的思想的蜕变的情形，显示给我们，在技巧与思想上都得到很大的成功。
此外尚有短篇小说《野蔷薇集》，内包含《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五篇小说，所描写的多是些感伤、幻灭、悲哀的故事，与三部曲颇有些相似的地方。《路》及《三人行》为以学生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亦为他满意的作品。他的最重要的文艺论文，有《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现收集在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内）及《写在野蔷薇的前面》等篇，对于他自己创作的态度，及中国文坛的状况，都有很深沉的批判。
老舍像
老舍——老舍本姓舒，名庆春，老舍是他的笔名。他从一九二六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起，才被大家认识了他的天才。他以夸大的诙谐的笔锋，描写故都的风物，陈旧的社会，与腐败的人物，间杂一些恋爱的成分，写成了这一部讽刺小说，给读者换了一种新鲜的口味。现在把他的代表作《老张的哲学》讨论一下：
《老张的哲学》是一部四十四回的长篇小说，所写的背景，是在故都的一部，所表现的时代，都是十余年前故都腐旧社会的追叙。书中以一个又贪鄙又阴狠的塾师老张为描写的中心，而以两个富有反抗性的青年——王德、李应充次要角色。其中写老张的鄙陋的习惯，腐败的思想，与贪婪的性格，竟剥削天真儿童的财产，很可作冬烘先生的一个模型，使人读了又可恨又可笑。王德和李应是两个比较大的学生，看不惯老张这种贪鄙的行为，而起了强烈的反抗，竟被老张革除，饱尝贫困的苦处。此外如写老张的高利出借银钱的刻薄，龙树古的宗教信仰，李应与龙凤、王德与李静的恋爱故事……无不细腻真实，惟妙惟肖。
《老张的哲学》书影
为了写《老张的哲学》，得到了超过期望的成功，使作者创作的勇气增加，于是又写了《二马》、《赵子曰》两部长篇，在作风上还保持着讽刺的风味，所描写的对象，仍不外顽劣古旧的人物，但在《二马》里，又以伦敦为背景，异国的情调更为本书增色不少。
此外他曾写《大明湖》及《猫城记》两部长篇小说，据说《大明湖》的稿子在上海事变的时候，被火烧毁了，《猫城记》是陆续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对于婚姻及教育各种问题，都有深切的讥讽。
总括起来说，老舍的所持的创作的态度，是以夸张的、诙谐的、讽刺的笔锋，暴露中国腐败的社会，揭破一般愚蠢陈旧人物的面孔，并向中国旧礼教，旧风俗的壁垒上施以猛烈的攻击。他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很逼真动人，而处理如此复杂的情节，使之线索分明，从容不迫地发展，使人读了不觉得冗长与紊乱，就作风上说，在当时讽刺的小说也不是没有，然像这样雄宏的气魄，冗长的题材，巧妙的诙谐，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人。只就他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格方面创作而论，已经值得我们的佩服了。
巴金——他是新起的一位作家，在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自从一九二九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他的长篇创作《灭亡》后，立刻引起文坛上的注目。这部小说是他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痛苦的回忆中，写出来安慰他寂寞悲哀的心。书中写一个革命者，去刺孙传芳的戒严司令而灭亡。主人公本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参加革命的动机，据他自己说，是为压迫的群众争自由谋幸福的，实则是以工作抑止他自己的苦闷，以革命来发挥个人的理想，这种动机本来是不正当的。他是一个罗曼缔克的革命者，他的死亡，仅只因着一个朋友被杀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在意识上是不正确的，也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但是作者描写每个人的个性，都非常逼真，结构方面上半部稍微疏散，入后半部则愈见精密，论者谓为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仅有的收获，也不为过分。
作者因为写《灭亡》得到意外的成功，便在一九三○年写了长篇《死去的太阳》，与短篇《复仇集》。以后他便沉浸在创作生活中，又写了中篇《雾》、《新生》，以及短篇《生与死》、《光明》等集，共计前后将近百万字的数量。他自己曾说他的创作生活是很困苦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愉快。他的作品里混合了他的血和泪。他在描写中所走的路径，和他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他的生活里充满了种种的矛盾，他的作品也是如此的。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这些冲突织成了一个网，掩尽了他的全部的生活，这是他创作生活的自白。
巴金像
在这一期中有几位女作家，是应该提到的。她们的创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技术上都显示了很大的成就，并不下于男子的。从此重男轻女的观念，可以完全打破，使她们的天才自然发展，而在文艺的园地里，得到相当的地位。现在可以择几位很有希望的女作家论列于左：
丁玲——丁玲在文坛上的崛起不过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一九二八年《小说月报》上发表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竟震惊了一世的文坛，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她在本篇里以大胆的态度，描写一个新时代病态神经质的青年女子的心理与动作，给与读者一种新的趣味。本篇的女主人公莎菲常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之中挣扎，恰代表了这一期病态神经质的女子。当她爱上了凌吉士的时候，她为他废寝忘食，她为他神魂颠倒；但当凌吉士向她表示爱的时候，她的自尊心与骄傲又主宰了她的心。这种矛盾的心理，常使她感受到极大的痛苦，终于陷入于灰心、丧志、颓败、灭亡的路途。《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收入《在黑暗中》集里，可以代表她的第一期的作品。
不但《在黑暗中》表现了这一类女性姿态，就是她的短篇《自杀日记》和《一个女性》集里所表现的，也是同样的一种姿态。尤其是在《一个女性》集里，描写肉欲的追求、官能的刺激特别浓厚。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走后》、《野草》、《少年孟德的失眠》等，无不表现这一种姿态的女性。
丁玲像
她的第二期的创作，可以长篇《韦护》为代表。《韦护》所表现的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是作者转变了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途径以后所写的。书中写男主人公韦护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后来因生活上的颠沛，感情上的失意，遂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于是跑到苏俄实地研究他的学说，归国后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在交际场中认识了丽嘉。
丽嘉是一个最近代化的女子，自从见了韦护之后，便两心相应，陷入极热烈的恋爱中。他们曾一度实行同居，过着极浪漫的恋爱生活，因之影响到韦护的革命工作。这时的韦护一方为热烈的恋爱生活所沉溺，一方为神圣的革命工作所督促，情感与理智激战了许久，使他感受极大的痛苦。后来他终于忍着心肠，毅然离开了丽嘉，而继续革命的工作。全书的大概情节是如此的。
丁玲在发表《韦护》之后，同年的《小说月报》上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在上海》，也是一部描写革命事业与恋爱的冲突。本书的男主人公望微是一个吃苦耐劳热心革命的青年，而他的娇妻玛丽却是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她是美丽娇娆得如天仙一般的美人，她所求的是肉欲的享受，过度的逸乐，正与望微的思想相反。他们虽曾经一度过着甜蜜的美满的生活，但终因志趣的不同，由痛苦而失望而决裂。富于理性的望微终于为革命工作牺牲了夫妇的爱情，完成了革命的工作。
作者在表现的技术上，虽然免不了有些不自然的缺点，但是她那大胆的描写，革命的意识，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除此以外，她在《北斗》（现已停刊）上也写过好几篇小说，描写水灾的中篇小说《水》，也是一都可看的作品。
谢冰莹——谢氏为新进的青年女作家，一九○八年生于湖南新化县，曾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
武汉政府时期，她曾亲自参加革命军，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将在军中的生活，以及所见所闻的事实，写成《从军日记》一书，为革命文学的杰作，一跃而为知名的女作家。
《从军日记》起初在武汉政府的《中央日报》每逢星期三发表一次，同时由英语学专家林语堂氏翻译为英文，登载于《中央日报》的英文副刊里，因此不但引起本国人的惊奇与赞扬，而英、美人士对之，尤有绝好的批评。英文单行本出版时，即题为The Letter of a Chinese Amazon，在中文方面，因白色的恐怖，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始题作《从军日记》出版。现在英、法、俄、日本等国均有译本，在外国杂志并有专文介绍。
《莎菲女士的日记》书影
谢氏除《从军日记》外，尚有短篇小说集《前路》。内包含《抛弃》、《清算》等五篇小说。《中学生小说》、《伟大的女性》，为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麓山集》为她的小品文集。此外尚有短篇小说集《血流》，都是不朽的作品。
谢氏创作的长处，在于她那一贯的热情和革命的精神，猛烈地向着腐旧的社会作战。作者的文字亦流利动人，但在结构上不免疏散之处。如在《给S妹的信》一篇里，作者是站在革命的新时代的立场上，批评柔弱堕落的女性，文字非常的痛快淋漓，思想新颖而高尚，但通篇前后不大连贯，缺乏完密的结构；然在中国的女作家中，已经是难能而可贵了。
除了上述的几位女作家外，还有几位新起的青年作家，以新的方法，通俗的方言，描写下层阶级的生活，别创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得到很大的成功。他们的创作虽然不多，但已显露了他们创作的天才，大家对他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分别讨论于下：
穆时英——穆氏是文坛上新起的青年作家，自从他的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千万读者的注意，表现了他的惊人的天才。他能运用一种日常应用的口语，写出下流阶级的生活，又逼真，又深刻。他所描写的对象，是落魄的流浪汉，封建制度下被压迫的末路英雄，使人读了不能不对书中的主人翁表示同情，而痛恨资本主义的罪恶。如《南北极》里的主人翁小狮子，为了一个女子的负心，使他气愤地跑到上海在刘公馆当差，公馆里的姨太太、小姐都爱他的强壮的身体，结实的筋肉，想勾搭他，但他却连睬也不睬。他对他骄横的主人，持痛恨反抗的态度，终之因触怒他的主人，而被辞退了，但他对于因保镖而受伤的老彭，却表示无上的同情。作者所用的文字，极通俗、极自然，很能活画出每个人的身份口气来。如《黑旋风》里的汪国勋，《咱们的世界》里的李二爷，《手指》里的阿崐，《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里的老马，他们的性格、身份、口气都很逼真地表现出来。
谢冰莹像
穆氏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他脱去一切旧的窠臼，另创出一种特殊的风格，他能运用一枝通俗的笔，写出大众所要说、大众所能了解的话。近来穆氏在《现代》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一篇《上海的狐步舞》，写上海生活的种种怪现状，真是活泼生动、曲尽其妙了。穆氏尚在年富力强之时，所作小说在量上说却不很多，已博得许多读者的赞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伟大的作品产生出来，这都是大家所期望于他的。
张天翼——张氏是近几年来崭然新露头角的作家，是青年小说家很有希望的一位。自从他的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鬼土日记》出版以后，立刻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接着又发表《小彼得集》，作者在文坛上的地位更确定了。
他是一个新的作家，所用的方法，也是新颖特创的。他不像一般时下的作家，只写些身边琐事，或是社会上浮面观察的叙述。张氏的如炬火似的眼光，视察到社会的核心，即便是幽暗的角落，也要被他洞察无遗。他所描写的人物，从官僚到农民，以至兵士、工人、流氓等等，都在他的笔下原形毕露，即是最微小的事物，也要被他很逼真地表现出来。
即以他的《从空虚到充实》而论，描写一个在生活上感到了空虚的青年，怎样地走向充实去。对于主人公荆野的性格，描写得异常深刻。作者暗示了转变以后的荆野徘徊躺在前面的两条路前的苦闷。他终于站在人道主义的地位上，来充实他的生活的空虚。
作者以后在《文学月报》、《现代》等杂志上所发表的作品，在技术与思想方面，都显示了很大的进步。《仇恨》一篇描写战区的居民的苦况，及对于兵士的仇恨。后来他们拿住了一个腿上受了伤的兵丁，想要报仇，及至他们看见他致命的伤痕，枯瘦的面孔，肮脏的衣服，他们反倒把一腔愤怒之心，冰消下去，替他可怜起来。作者所用的文字，清新而通俗，所描写的事物，都深刻入微，无不显示作者艺术手腕的灵活。《和尚大队长》一篇，则系描写汉奸助纣为虐的事，于每个人的身份、口气都写得十分精密。
张天翼作品《在城市里》书影
总之张氏的作品，摆脱了一般作家的成例，另创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在思想上虽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而在表现的技术上，已有了很大的成功。往下我们再论中国的新兴文学作家。
中国的新兴文学，虽然还在幼稚时期，但有几位青年作家，不惜牺牲一切，实地从事革命的事业，从他们艰难困苦的经历中，记录下他们与恶环境、恶势力奋斗的历史。在这些作品，充满了热情、血泪、愤怒、反抗等等的革命的成分，所以感人最深，影响青年的思想也最大。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几个新兴文学的作家，下一番讨论的功夫。
蒋光慈——蒋氏为我国提倡新兴文学最努力的一人，生平著作甚富。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多是在封建制度崩溃的时代，被压迫、被损害的男男女女。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热血、愤怒、哀号、反抗等等的成分，对于现社会的制度，施以猛烈的攻击。
他的创作小说，在前期可以《短裤党》为代表。在这部小说里，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在技术上，也得到相当的成功。较后的创作，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丽沙的哀怨》、《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菊芬》、《最后的微笑》、《田野的风》等书，几乎都是思想激烈、富于革命性的作品。虽然在表现的技巧上，蒋氏的缺憾很多，有时写得平铺直叙，结构松散，反倒把所写的人物的本来面目改变了。但在新兴文学幼稚的时代，除了蒋氏以外，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举一两部为例子评论一下。
《少年飘泊者》是写一个家庭被地主剥削，而逃出家乡的少年，路上经过了千辛万苦，受尽了社会的欺凌虐待，末后他做了铁路工人，指导工人罢工，官厅要捉拿他，到了绝望的境地，于是参加了革命运动，献身于伟大的事业。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地主的贪狠，人情的冷酷，资本家的阴谋，揭露无遗，使人读了没有不痛恨现实的社会，而想起来革命的。现在再讨论《丽莎的哀怨》吧！
作者在《丽莎的哀怨》里，写一个俄罗斯的贵妇丽莎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流浪到海参崴与上海。后来无法维持生活，竟至操了各种下流职业，甚而至于做舞女、操卖淫的生涯。丽莎在贫困卑贱的生活中，时常追怀昔日贵族的富贵生活，镇日悲叹咨嗟，终至于堕落到死的境地，令人读之对于这个贵妇的穷途末路，不禁感叹不止。作者在命意上很煞费苦心，本想借着丽莎反映苏俄革命的成功，与俄国资产贵族阶级的末路，但因作者用自叙体，把描写的重力放在丽莎的可怜的命运上，使人读了，只为丽莎表示可怜同情，而对于革命的意识，反倒模糊不清了。
《丽莎的哀怨》书影
《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一部长篇创作，是描写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最普遍的三种不同的倾向，三种青年的模型，而加以批判。在本书里，作者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非常深刻，而革命的意识亦很明显。
可惜这位普罗文学的战士，在一九三一年已经病故，实在是文坛上的一大损失。但他努力奋斗的精神，早已深印在许多读者的脑海中了。
钱杏邨——钱氏是新兴文学的批评家，同时也是新兴文学的创作家。他是完全的站在第四阶级的立场上，批评与创作，为近年来提倡新文学有数的人物。他的作品登载于《拓荒者》、《太阳月刊》、《现代小说》、《海风周报》、《新星》等杂志上。
《拓荒者》书影
他的创作小说有《义塚》、《一条鞭痕》、《暴风雨的前夜》、《饿人与饥鹰》等书，都是热情奔放、描写贫富阶级最有力的作品。他所描写的人物，多是在资本主义压迫之下的穷人、工人、流浪者。这些人在饥寒交迫之下，目睹资产阶级的穷极侈丽的生活，身受苛刻的剥削与压迫，不由得激起革命的热情。如在《义塚》、《穷人的苦恼》、《贫民窟日记》，作者是那样深刻地描写了第四阶级的非人的生活，任谁看了，不能不为他们悲愤填膺的。其他七篇如《石膏像》、《义塚》、《人坑》、《自杀》、《一个青年的手记》、《家书》、《银汤匙》，几乎都是描写无产阶级的作品。
洪灵菲——洪氏也是新兴文学有力作家之一，他在家乡曾做过实际革命的工作，后来飘泊于南洋群岛，过着很困苦的流亡生活，他的《流亡》便是这个时期的记述。
他的作品，是一贯的站在新的写实主义的立场上，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生活与出路，完全以普罗阶级的意识，为创作的中心思想。作者因亲自经历过下层阶级的困苦生活，所以写来更能亲切动人。如在长篇《转变》里，他描写一个青年为经费的压迫，疾病的侵袭，爱情的悲苦，陷入极深的烦恼中，几乎沉沦不能自拔。后来他坚决地走上了革命的道途，去创造新的生活。
他的短篇小说集《归家》，在技术上，虽然没他的长篇成就的大，但是在意识上，是比所有的长篇作品都健全。在这一个集子里，他描写农村的破产，革命与母爱的冲突，流浪人的生涯，在在都显示了一种新的风格。作者是善于应用新的题材，另辟新的园地，描写他所特创的人物，毫不模仿前人的成规的。试看在短篇《在木筏上》，作者如何把一群被压迫、被放逐者流浪的生活，展开在读者的眼前。他们是怎样的在南洋木筏中过着沉郁困苦的生活。作者虽没有替他呼号叫苦，但用轻淡的笔，写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已给读者一种深刻的影象。我们可以引竖弓的一段话于左：
《洪灵菲选集》书影
“你在讲屁话，家中有饭吃，谁个喜欢到这里来寻死。”竖弓反抗着说，他的眼睛完全变成白色的了。“旧年做了两回‘大水’，今年旱了半年，一切收成都没有，官厅只知道‘落乡’逼‘完粮’，完到民国二十四年，又来逼收惩匪捐，缓缴几天便会被指定是农匪，拿去‘打靶’了！臭虎！看你说嘴！便是你在乡中，你可抵得住吗？臭虎你啊！”
这是如何沉痛的话，这成个甚么世界！然而这种情形，在我们中国确是常见的事，作者不过把下层阶级生活的一个片段，显示给我们看就是了。
杨邨人——在民国十三四年的《晨报副刊》上，便常看见杨氏的作品，不过那都是初期的作品，没有甚么过人的地方。及至后来他转变了方向，在意识上、在技术上显示了飞突的进步。他的作品散见于《新文艺》等杂志上，与蒋光慈、钱杏邨等，俱为提倡新兴文学最力之人。
他的创作小说，有《失踪》、《狂澜》、《战线上》、《四女兵》等书。长篇《失踪》，可作一个青年的自叙传读。全书虽然以主人公的恋爱为连索，然描写的最得力处，是在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残忍、悲惨、虚伪等等的真相，使读者为之悲愤，为之激昂，为之激起革命的热情。（参看《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第五节 新文学运动的变迁和演进
（一）“五卅”以后的文坛
“五卅”以前的中国文学，虽然脱离了旧文学的各种枷锁镣铐，努力开辟新文学的园地，但因时间短促的关系，没有什么惊人的发展。国内的两大文学团体，一是文学研究会，富于人道主义的色彩，所产生的多是柔情美意的作品；其一是创造社，富于夸大的颓废的色彩，所产生的多是感伤主义的作品。这两大团体除了郭沫若以外，很少有革命的热情。
“五卅”惨案纪念大会
直到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好像天大的巨浪一般震荡了中国“醉生梦死”的民众，同时中国的文坛因受了这一次外来的剧烈的刺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的微温的柔情的作品，已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这时代所需要的是热情奔放、充满了血与泪的革命文学。感受这种革命怒潮最强而最先转变方向的，当推创造社郭沫若一流人。他们的感觉特别敏锐，他们的感情特别热烈，他们对于现社会的制度也深为不满，常下猛烈的攻击。所以以前胡适等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现在一变而为“革命文学”了。次年（1926）《创造月刊》出版，郭氏发表《文学与革命》一篇文章，很引起文坛上的注意，但是正式的文艺论战，还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以后的事情。
（二）革命文学的论战
一九二八年革命军攻陷北京，奉军退出关外，张作霖被炸而死，政局上另呈一番气象。从此以后，文化的中心点已由北京移至上海。上海书店的数目突增，出版的杂志更难计数，许多文学家都取集上海从事著作生涯。当时的文学界，为“革命文学”这个问题，曾起了一场剧烈的论争。
提倡革命文学最早的当推蒋光慈，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随后也曾提倡过几次，可是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直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才引起了大众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后，革命文学已成为文坛上正式论战的中心问题。一九二八年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很引起文坛上的论战。这一年里为中国文坛上最热闹的时期，参加这次文艺论战重要的团体及刊物有：创造社所出版的《创造月刊》、《洪水》、《文化批判》，文学研究会所出版的《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语丝派所出版的《语丝》及《北新半月刊》，新月派所主办的《新月月刊》，春野书店所发行的《太阳月刊》，泰东书局所发行的《乐群月刊》，以及《流沙》、《秋野》、《生路月刊》、《现代文化》、《无轨列车》、《戈壁》、《我们》、《文化战线》……对于革命文学的问题，都有文字发表。这些团体大别之可分革命文学及非革命文学两大派，但是他们的意见纷歧，莫衷一是，即同派的人，步骤也不能一致。其中以创造社、太阳月刊社的一般人对于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立于针锋相对的地位，差不多以攻击鲁迅为讨论革命文学的中心。创造社谓鲁迅为“有闲阶级”，钱杏邨作了一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批评鲁迅为落伍的人物；但鲁迅一派人也沉着应战，表示他们对于革命文学并非反对，不过所取的态度不同罢了。《小说月报》一派人对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只稍露不满而已，而新月派与现代文化派则公然表示反对的态度。这样的文艺论战继续了二年之久，直到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方才停止。
李何林著《中国文艺论战》书影
一九二九年文艺的论战已渐渐平静下去，而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ire，即无产阶级）的文学，盛倡一时。这一年所创刊的杂志如《新流》、《新文艺》、《现代小说》、《大众文艺》等都是高谈普罗文学的。田汉所办的《南国月刊》与《南国周刊》，亦于同年创刊，为戏剧杂志最有力的一种，它虽然没有明白揭起普罗文学的旗帜来，但思想激进，遭当局的猜忌，在次年与《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拓荒者》，一同被禁止而停刊。
这时候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即普罗文学家）有蒋光慈、洪灵菲、杨邨人、钱杏邨、戴平万、沈端先、叶灵凤等都在努力创作新写实主义的作品，其中以蒋光慈为最努力的一人，他的《短裤党》（现已禁印）、《少年飘泊者》、《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书，虽然在表现的技术上不无缺陷之处，但是他那沸腾的热情，反抗的精神，无不流露于字里行间。此外这些作家都是以热血、愤怒、反抗等等的革命成分，浸灌于他们的作品中，而钱杏邨不但在创作上有几部重要的作品，并且为近年来新写实主义的批评家。
这一年出版的小说虽多，但是轰动当时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在巴黎写的，需时约二年之久，虽然在结构上面有疏散的地方，但仍不失为文坛上的新收获。
这时候文坛上有几种特殊的作品值得提起的，一种是章衣萍所写的《枕上随笔》、《窗下随笔》、《倚枕日记》一类的作品。所写的虽然是些趣闻逸事，却是逸趣横生，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一种是署名秋郎的梁实秋出了一部俏皮的《骂人的艺术》，也是一种奇特的书。后来梁氏在《新月月刊》上常作些批评的文章，对于新写实主义表示不满的态度。
（三）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左联同仁合影
一九三○年中所值得记述的事，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在过去的二年之中，一般作家把精神都耗费于论战上面了，对新的创作却是没有甚么贡献。他们不但是和反对派作战，便是同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也是意见纷歧，不能统一。他们中有人觉悟了，以为如若不及早扩大战线联络起来，组织一个健全的团体，向着建设的路途上走，中国新写实主义的文学是没有发达的希望的。于是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提议先成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筹备会遂在二月十六日开第一次会议。过了两星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三月二日便正式成立了。参加者有五十余人，出席者四十余人，加入联盟的人如鲁迅、郁达夫、田汉、钱杏邨、沈端先、冯乃超、蒋光慈、彭康、丁玲等人，都是文坛上重要的角色。当日开会重要的议案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会的成立，关于左联文艺的方针、办机关杂志及参加革命运动的各种团体等等的提案都细加讨论，一一修正通过。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即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种研究会均相继成立，机关杂志《世界文化》不久即出版。并向各方联络，扩大战线，在各地设立分部，以便一致进行。他们因为以前提倡革命文学者，都是空谈革命，并没和实际革命工作发生关系，所以这一次一方注意理论，一方更得兼顾实行，这算是革命文学的一种新发展的好现象。
左翼作家所办的杂志如《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世界文化》、《北斗》、《文学月报》、《新文艺讲座》等等，都是提倡革命文学最力的刊物。左翼作家中最努力的人如蒋光慈、钱杏邨、龚冰卢、洪灵菲、胡也频、丁玲……都是革命文学最努力的作家。对于外国普罗文学的介绍，也有很好的成绩，如郭沫若翻译辛克莱的《屠场》、《石炭王》，蒋光慈翻译里别金斯基的《一周间》、罗曼诺夫的《爱的分野》，鲁迅翻译法兑也夫的《溃灭》、卢那卡耐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杨骚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都是新兴文学最著名的作品。
别今斯基，今通译别林斯基。
法兑也夫，今通译法捷耶夫。
卢那卡耐斯基，今通译卢那察尔斯基。
《北斗》书影
此外于革命文学有关系的社会科学，也应着时代的需要大批地介绍进来。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学批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先尔的《经济学原理》一类的书，销售得很快，也可见一般人对于新兴社会科举的兴味，是如何的浓厚了。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很受当局的限制。李伟森、胡也频、柔石、白莽、冯铿五人之被害，创造社之被封，丁玲之被捕，《大众文艺》、《南国月刊》、《北斗》、《拓荒者》、《现代小说》等刊物之被迫停刊，都是革命文学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
我们在上面已经把革命文学兴起的经过说了一番，但是怎样才是革命文学呢？在这里可举例说明如下。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里说：
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
在同文里他又说：
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对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倒不是一定要描写革命、赞扬革命，或仅仅在字面上用些炸弹、手枪、干干干等花样。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描写出来，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
又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里说：
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联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它（指革命文学）乃是在宣传组织它的主体的阶级斗争的意识——自然对现阶级而言——而它的立足点全然同从来的文学反对，以新世界观，无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为背景，新美学的法则，表现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意识、心理和感情。如此说来，革命文学换句话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写的文学。
至于革命文学的内容是怎样的呢？美国辛克莱（Upton Sinclair）曾指摘现代文学上的六种虚伪：（一）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至上主义所存在处，文艺与社会都颓废着）；（二）贵族主义（文艺在本质上是大众的）；（三）传统主义（艺术不是历史的徒弟）；（四）趣味主义（Dilettantism）的邪恶（现实回避就是退化的明证）；（五）文艺的非道德性（一切艺术都有道德性）；（六）不认文艺为社会的、道德的、经济的、宣传的虚伪（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辛氏所认为革命的文学，便是与这六种完全相反的文学，他的这几点已经被许多人驳倒，现在只可作一种理论的参考了。
关于革命文学的解释，各派意见纷歧，至今不曾得到相当的解决，如革命文学是否即为无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目的是否只为了宣传作用，还是一个争辩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试立一个界说：
革命文学是循历史进化的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为它的内容，以无产阶级的大众生活为描写的对象，而能领导无产群众向着最后的方向进行的文学。
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以后，国内重要的作家多纷纷加入，声势大振，但反对派的气势也不弱。这派的主力军当推民族主义的作家、文学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一九三○年六月发动后，最先呈于我们眼前的，是这个运动的宣言。在这宣言中首先说明了中国文坛当前的危机；一方面“在这新文艺时代下，竟还有人在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那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又是那样的嚣张，把艺术拘囚在阶级上”。它又说：“我们很明了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在艺术作品所显示的不仅是那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同时在艺术作品内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家所属的民族的产物。”“文艺的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
左联五烈士像
我们看了上面的这几段宣言，便可明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宗旨和理论的一斑了。他们对于左翼作家的敌视，真如针锋相对，诋毁不遗余力。自从这个宣言发表后，民族主义文艺的运动也曾活动过一时，但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它的第一种刊物便是《前锋周报》，同年双十节又出《前锋月刊》。他们的中坚分子有范争波、朱应鹏、陈抱一、傅彦长、李赞华、张季平、施蛰存、吴颂皋、陈之佛、柯蓬洲、邵洵美、李猛、应成一、王道源、汪倜然、胡仲持、叶秋原等人。
《前锋月刊》的一页
此外如南京的《文艺月刊》、《开展月刊》、《长风》，虽不是民族主义文学派的主要刊物，但它们是表示赞助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也登过一些民族主义文艺的文字。还有上海《申报》的副刊《艺术界》，对于民族主义文艺也曾鼓吹过一时，但不久便衰落下去，而民族主义文学也呈现了衰颓的倾向。
从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三一年止，可称为上海的狂飙时期，新书局的增加，出版物的繁盛，为从来所未有，据《中国新书月报》的调查，一九三○年上海比较重要的书局有一百一十家，尤以文艺与社会科学的书局最多。此外如教科书的编辑，活叶讲义的选印，无处不表现书业竞争的激烈，各种杂志的印行，几乎触目皆是。当时的重要文学杂志有《大众文艺》、《拓荒者》、《现代小说》、《萌芽》、《小说月报》、《新月月刊》、《文艺月刊》等。
此外如东亚病夫开真善美书店、办《真善美月刊》，张友松等开春潮书店、办《春潮》，张资平等开乐群书店、办《乐群》，戴望舒等开水沫书店、办《新文艺》，孙伏园等办《贡献》，沈从文等办《红黑》，赵景深等办《现代文学》，顾凤城等办《读书月刊》，林微音、芳信等办《绿》，田汉等办《南国月刊》与《南国周刊》，蒋光慈等办《新流》，王礼锡等办《读书杂志》，丁玲等办《北斗》，袁殊等办《文艺新闻》（以上皆上海出版），周作人办《骆驼草》，熊佛西等办《戏剧与文艺》（以上二种北平出版）……几至不可胜数，亦可见出版物盛行之一斑了。
左：戴望舒像右：沈从文像
一九三一年的文坛上是比较的消沉与寂寞，这一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值得注意的有丁玲等主办的《北斗月刊》，为提倡大众文艺最力的刊物，袁殊、陈望道所办的《文艺新闻》，为报告文坛消息、批判文艺创作的周刊，为左翼作家有力的一种刊物。姚蓬子、叶绍钧等所主办的《文艺生活》（月刊），内容亦颇充实。至于赵景深等所主编的《青年界》，王礼锡所主编的《读书杂志》，杨哲明所主编的《世界杂志》，汪馥泉主编的《新学生》，等虽非纯文艺的刊物，却颇能供给青年读者的需求，所以销路都很好。
这一年左右所出版的创作，可注意的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及《小彼得》，丁玲的长篇小说《韦护》，穆时英的短篇小说集《南北极》，蒋光慈的中篇《冲出云围的月亮》，在技术上、在意识上都是文坛上稀有的收获。
“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如掀天的大浪震荡了国人平静的心海，反帝运动的热烈，为从来所未有。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在这样民族运动的怒潮中，自然而然地也表现了一种兴奋与激越的情调，每个作家的作品中，似乎都渗入一些热血与愤怒的成分。
一九三二年是所谓“国难当头”的时期，“一二八”上海的战事发生，中国文化机关的精华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总厂首先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小说月报》、《真善美》等杂志亦从此“寿终”，实在是我国文化事业的浩劫。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沈阳
在这困难严重的时期，所谓“创作民族的新生命”的民族主义文学，却没有新的收获，只有一部《大上海的毁灭》，是一部报告式的关于沪战的描写，还比较的可看，但其中没有反帝的情绪，只是表现个人的英雄主义而已，其他的作品更不值得提了。
这时候还有所谓“报告文学”在文坛上出现一时。但还没有成形便流产了。《北斗》二卷一期载有沈端先译的一篇《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也登过一篇《如何写报告文学》，都是有分量的理论的文字。在这作品上只有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此外便没有甚么值得记述的了。
这一年中新出的杂志有《武汉文艺》、《北国月刊》，柳亚子主编的《文艺杂志》，张资平主编的《絜茜半月刊》，沈从文所主编的《小说月刊》，都没有甚么特色。《絜茜半月刊》虽然提倡平民文艺，欢迎以工农劳苦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实的内容。还有曾仲鸣主编的《南华文艺》，是站在民族主义与中间派文学之间的一派别，提倡民主的文艺，但出了十几期，因为得罪了回教徒便被停刊了。
这一年的普罗文学表面上因了统治者的压迫，似乎停顿了，而实际上它在暗中的活跃，从来没有间断。其原因第一是因为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民族自然会醒悟过来，加紧反日的宣传，而这宣传最有力的工具，便是普罗文学。其次是因统治者的压迫而引起的反应作用，压迫愈大，它的团结愈加坚固，它的意识愈加明确。所以在《文艺新闻》、《北斗》被迫停刊之后，北方又出现了许多普罗文艺刊物，如《北方文艺》，《信号》复活的《开拓半月刊》、《开拓新闻》、《尖锐》、《尖锐新闻》、《新兴文学》及《戏剧新闻》等。南方也出现了《榴花特刊》、《文艺新地》、《文学月报》、《艺术导报》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有中途夭折的，但这不能算是崩溃。所以从这些前仆后继的姿态上看来，普罗文学仍在潜伏地活跃前进，并且它的潜势力已经伸入社会科学与政治评论的刊物中，如《流火月刊》、《文化杂志》、《文化月报》等便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还有两种新派别出现于文坛，一是“第三种人文学”，一是“茶话派文学”。前者的代表是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后者的代表是《文艺茶话》与林语堂主编的《论语》。
林语堂主编《论语》杂志书影
第三种人文学起原于胡秋原之自由人的文化运动，而这个名称却是由苏汶创始的。它的意义可引易嘉（瞿秋白）的话来解释：
既然不愿意“变为煽动家之类”，又不好意思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听着一些批评家，谈新兴文学理论，实在觉得讨厌。想着我是多么不自由呢？写一些东西就有人来指摘，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还要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唉！我的命运太苦了……于是作者就搁笔了。（《现代》一卷第六期）
他们这一集团的机关杂志便是《现代》，是一种比较注重形式与技巧的纯文艺刊物。他们虽也不满意现下的社会，但在意识上很难摆脱小布尔乔亚之意识形态的。
至于茶话派文学，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作家在茶余饭后之余静极思动所写出来的东西。他们的戒条是不反革命，不破口骂人，但在“谑而不虐”的挖苦人；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等等。他们的态度是幽默、讽刺。这派的言论机关可以《论语半月刊》及《文艺茶话》为代表，上海《时事报》的《弥洒周刊》也是属于这一派的刊物。
此外还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是以茅盾及巴金为中心的。他们可说较中间派为前进，意识上较中间派文学为正确，对于普罗文学也表示同情，却还没有普罗化。他们的作品能抓住大部分读者的心理，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
这一年来还有几件重要的事，也应该在这里述一下的：
（a）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该会于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成立。它的目的与任务是争取自由，反抗压迫，保障生活，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b）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这是鲁迅、茅盾等因“一二八”上海事变，告世界各国的宣言书（约在二月中）。内容系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签名者有作家四十三人。
（c）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成立——该会于二月八日在上海成立，参加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樊仲云、郑伯奇、丁玲、汪馥泉等人。
（d）歌德百年纪念——三月二十二日为德国大文豪歌德百年忌辰，中国各报章杂志，多刊行纪念专号，最早有北平《晨报学园》刊行歌德纪念专刊，天津《庸报》星期增刊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天津《德华日报》与德国研究会刊行歌德纪念刊，后有《现代》及其他刊物登载纪念文字。
“一二八”事变后，进餐的女兵
（e）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成立——该会于七月间在北平成立，发起人有胡适、洪雪帆、周作人、谢冰心、章锡琛、史左才等。宗旨为联络感情及取缔华北翻版书籍。
（f）中国诗歌会成立——该会于十一月间在上海成立，发起的人有健尼、风斯、穆木天、森堡、林穆光、车曾训、黄浦芳、杨骚等，目的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大众化，并决定印诗歌杂志，振兴中国的诗坛。
时代的大轮不住地向前推动着，一九三三年又开始了它的工作，但是文坛上还没有甚么新的发展。在现今国难日亟、民生疲敝的时期，大家多把注意力转到外交政治方面去了。尤其是素称华北文化中心的北平，因受时局的影响，大家都忙于御侮救国的工作，各种文化学术的工作几至停顿，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杂志方面，左翼作家的机关杂志《文学月报》早已停刊了。这对于读者是一件很失望的事情。新出的杂志据个人所见到的，有北平文学杂志社出版的《文学杂志》，登载各种派别文章，没有一定的主张。还有《北国月刊》、《新大众》、《文艺月报》，都是北平新创刊的，《文学杂志》撰稿者多是新进的作家。上海中国文化协会新出版的《创化季刊》，虽然非纯文艺刊物，但颇偏重文艺。暨南大学新出版的《南风》，系一种纯文艺杂志，内容尚颇有可观。杭州所出版的《艺风杂志》，颇注重艺术及散文，亦别具一种风格。
《文学杂志》书影
最近以前在《小说月报》常发表文章的作家傅东华等又办《文学杂志》，内容分翻译、创作、批评、介绍等项，由郑振铎、傅东华、茅盾、叶绍钧、陈望道、郁达夫、洪深、胡愈之、徐调孚九人为编辑委员。创刊号以一“五四”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为题，已于七月一日出版，内容与《小说月报》不大相同，但很受读者的欢迎。
文学论战的声浪仍然没有停息，所谓“第三种人”的问题的论争，还没有得到结论。《读书杂志》三卷二期有胡秋原的《一年来文艺论争书后》，余慕陶的《一九三二年文艺论战之总评》，《现代》二卷四期有杨村人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有《揭破杨村人的革命文学之旗》等文章，所争论的还是去年的旧账，而在创造方面却不见得如此起劲。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月刊》出版，以鲁迅为主导，孟十还编，茅盾、巴金、靳以、萧红、胡风等撰稿，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比较前进的《文艺刊物》。（惜于本年十二月即禁止停刊。）
第六节 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动向
（一）最新的文艺论战的意义
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罢。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的发展的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人的错误被批判了，许多人自己纠正了，我们得到的益处实在已很大。所以那些将这次理论上的论争，看成为“内战”，看成为“破坏统一战线”，我想是不正确的观点。自然，我们应当指出，一意坚持着自己的错误的意见，当然不是好的态度；但是，跟着论战的发展，尤其跟着文学界以外的抗义运动的开展，论争的基本点也更加明白起来，更加原则化了，这总是可喜的。
在这次论战的开始和在论战以前，在文坛的一角确曾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但因有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后，形势变了，一边仍是以周扬先生为中心的原来的一些人，而胡风先生等却忽然中途不见了。当周扬先生等人大鸣胜鼓的当儿，却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后来的吕克玉先生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把他们的理论完全推翻了，同时也批判了和纠正了胡风、聂绀弩诸人的态度。形势就一变而成为新的两种对照：周扬等是主张用“国防文学”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茅等却是主张抗×联合战线应用抗×的政治的口号，而不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但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里显然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了。我们也就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合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改变态度了。这就是这次论争经过的大概情形。所以，这次的论争的意义绝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因为几篇最正确的论文的中心问题都在这一点上。譬如茅盾先生《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一文（《文学界》第三期），是自己站在正确立场上，毫不偏倚地为纠正两派人——一派是周扬等，一派是胡风、聂绀弩等——的宗派主义而作的；又他的《再说几句》一文是为清算周扬的继续坚持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作的。鲁迅先生《关于抗×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作家》八月号），也是站在正确立场上，非常明确的深刻的指摘了和解剖了徐懋庸先生和周扬先生等的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气质，不但对我们指示了正确的观点与办法，即于富有一个宗派气质的青年的徐懋庸先生的批判，也有着对于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育和辛辣的教训的意义，——看那文意，这辛辣的批判是全为了使运动的开展的，这就和理论问题一同涉及了。在那长文中，并没有一点争口号的态度。又如后来的吕克玉先生的《对于文学运动问题的意见》的长文（《作家》九月号），更是专对周扬先生的关门主义与机械论的批判，并且更明显地提出了正确的办法，而对于口号问题差不多没有说到。因此，如果以为这次论争是在争口号，那就表明还没有了解到正确的观点，将论争的真义抹杀了。
《文学界》书影
在现在克服宗派主义，实有很大的必要。例如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我们若从新文学运动历史上去看，则如创造社、太阳社、后来的左联，各个时期都有各色各样的宗派主义的浓厚的表现。并且它有着艺术理论上的根源，即机械论，以及还有着客观的原因。……这个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历史性和客观原因，就证明着我们克服的困难，但同时更证明我们克服的必要了。
克服的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联合战线的运动的确是从来未有过的“开门”，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当鲁先生和茅先生等提出开门的办法的时候，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开门也不能开到这么地步罢。”但这愈加证明在现在说明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必要了。我希望这次论争能有更好的开展与结果。
（二）新文学发展的新趋向
现在中国新的文学，由于社会环境的急转直下的变迁，也由于新文学运动的本身的发展，毫无问题地将要跨到一个很可庆贺的新的阶段去。这种发展的趋向的本质，鲁迅先生已经指出过一方面，他说：“这种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地、更实际斗争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斗争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这就是说，新的文学发展到现在，将以那用民族革命战争为内容的文学为主潮，我们的文学将从全民族的生存斗争的热流里得到充实和丰富，这是无疑的。然而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新文学的地盘和势力有着大大地扩张的趋势和可能。由于新文学历年运动的影响的逐渐扩大，已有了一个即成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新文学内容的新的充实与丰富必定增加了读者的数量与信仰。但最主要的，是这种以民族革命战争为内容的，和全国人民的热流相交流的文学，必然不翼而飞地扩大它的影响；同时，由于全国人民抗×统一战线这运动对于文学者之间关系的影响，有获得更多的作家到新文学的阵地，并同样带来更多的读者群众的可能。总之，现在的情势，是新文学运动可以更广泛的发展，新文学的势力能够大大地扩张的机会。在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很明显的，就是爱国运动；但是，新文学将因为它投入爱国运动、民族解放斗争，而更扩大。新文学应该自动地、自觉地去扩大自己的势力，为着民族的使命，为着新文学自己的使命。
“创作自由”在现在是适当的，也是迫切的要求。第一，现在没有爱国的文学的创作和发表的自由，我们要争得这自由；第二，为着新文学的发展，要去掉一向的那种不正确的公式主义的批评对于作家们的束缚；第三，如果我们有了创作的自由，能够做到自由竞争，则新文学不但能获得多数的读者，并且也一定有别派的作者投入新文学中来。同时，要动员各派作者来从事国防的新文学运动，也只有在“自由创作”的原则之下，才能以鼓励与提倡的方法使他们自动的来。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合影
（三）国防文学运动的三原则
倘若我们将新文学运动有大大扩张的可能，以及我们应当求得这可能的实现这问题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很好的指示。我想很可以将他们两位的意见，作成为如下的我们运动的有机的“三原则”：
（1）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与阶级的文学者，大家无条件地在国防问题上联合起来！将国防的力量统一起来！
（2）为着爱国的文学的发展，为着发挥文学对于民族解放应尽的职务，并且也为着各个文学者的自动的、兴趣泼泼的工作和多方面的活泼的发展，我们要求我们能够有创作的自由，发表的自由；我们也赞成各个作家自由写作，不受任何主义的束缚。作为一个现在中国人的作家，应当有为国家尽力的自由，也应当得到能够享有自由的信任。
（3）我们尽量地努力地提倡“民族的大众文学”或“国防文学”，甚至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要到处尽可能地提倡这种文学，鼓励大家来写。我们也要把一般爱国的文学运动尽量地扩大。
这是非常明白的，如果照着这样做去，不但爱国的联合战线能愉快地结成，并且新文学运动也一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