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
  • 姓名:郑振铎
  • 别名:
  • 性别:
  • 朝代:近代
  • 出生地:浙江永嘉(温州)
  • 出生日期:1898年12月19日
  • 逝世日期:1958年10月17日
  • 民族族群: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常用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生于浙江永嘉(温州)。郑振铎出身贫苦,童年时父亲亡故,依靠母亲针黹零活的微薄收入,勉强读到中学。1917年夏到北京,考进铁路管理学校,为官费生,寄居在叔父家。课余常到附近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学和文学书籍,接触到新思潮和俄国文学,并在那里先后结识了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学校因五四运动提前放假,他被迫回到温州。他在温州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创办《救国讲演周刊》和《新学报》。暑假后回校,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原具有宗教色彩,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日淡,郑与瞿、耿等人参加进去,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他先后任该会编辑部副部长和部长。他在《新社会》发刊词里,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社会”。该刊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充满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1920年5月被北京政府的京师警察厅以“主张反对政府”[1]的罪名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但仅出一期,因青年会方面胆小而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他还与瞿秋白一起,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的活动[2],并参加过进步社团“曙光社”。他在1919年12月《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译文,是我国较早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上。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30日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出版委员,与李大钊等一起负责宣传出版工作[3]。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郑振铎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很多英文版的俄国19世纪文学名著和进步文学理论书籍;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创作、评论及译文,并为“共学社”主编了《俄国戏曲集》等丛书。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等共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任书记干事,负责经营会务,并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北方组稿和审稿。


1921年3月底,郑振铎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任练习生。5月,经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他还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5月10日,他负责编辑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同时,他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和《诗》月刊。1922年1月,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1月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与封建复旧的“载道派”和庸俗低级的“娱乐派”进行了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他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血与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4]。


1923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同事周予同顾颉刚等共十人,发起成立“朴社”,集资出版书籍。这以后,他在上海大学讲授文学课。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残酷的大屠杀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因而于6月3日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主编了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发行所就设在他家里。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街血洗去后》等著名诗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他愤然写了《停刊宣言》,指出“‘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表示要继续斗争。8月22日至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举行大罢工,他被推选为工会代表和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陈云领导的这一革命斗争。9月,他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旨在营救被捕革命者及帮助其家属。年底,为抗议反动军阀杀害工人领袖刘华,他与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参加抗议游行,险遭毒手,得工友掩护才脱险。14日,他与胡愈之等共七人撰写了一封抗议书,谴责蒋介石等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5]。因为白色恐怖,郑于5月被迫只身远走欧洲,在法、英等国住了一年多。他离开祖国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表示这是“暂别”,不久即将以更猛烈的力量来加入国内的斗争。他在国外抓紧时间学习、观察和著述,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外,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编著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以介绍世界重要考古发现,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即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31年9月,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代理中文系主任;一度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7月,他提议创刊了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大的进步文艺刊物《文学》月刊;次年1月又与章靳以一起在北平创办并主编《文学季刊》,为的是有些进步作家的文章不能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时,可以拿到北平来发表[6];10月,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水星》月刊。在北平期间,他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六十章),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很受读者欢迎;还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借希腊神话题材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另外又编辑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还和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北平笺谱》等。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因聘请进步教员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忌恨与攻击,被迫辞职,于1935年4月回上海,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他编辑综合性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鲁迅主持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论文集《短剑集》等著作。


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文化围剿”中,郑振铎于1935年12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6月,与周扬、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四十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和鲁迅、沈雁冰等共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1月,鲁迅逝世,他亲往参加入殓仪式和执绋送殡,并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7月,郑振铎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于8月和郭沫若、邹韬奋、沈雁冰、胡愈之等共三十人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郑振铎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共二十人组织“复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他并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他在暨南大学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化名为“陈敬夫”,以文具商店职员的假身份蛰居起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斗争。他全力收购古书,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和保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最珍贵的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书。在这期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还以“玄览居士”、“纫秋山馆主人”等名影印出版了不少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积极投入检举揭发汉奸的斗争和清理文物图书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反共政策,因而不断遭到迫害,但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1945年10月,他创办并主编了《民主》周刊,几乎每期都撰写尖锐的政论。他还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散文《蛰居散记》(连载)。1946年1月,他和李健吾等人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4月又为《联合晚报》主编《文学周刊》副刊。10月,《民主》周刊被反动派禁止,他在“休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本刊虽然被生生的缢死了,但永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灿烂辉煌的。”这期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还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为团结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编辑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版画史图录》、《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表现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大型图集。


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绕道香港,于3月18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4月,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嗣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领导全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他还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郑振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埃及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遇难。


郑振铎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数十年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了将近十万册珍贵的图书。他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他全部藏书及其日记、手稿献给了国家。另外,他在解放前收藏的很多古代陶俑,生前即全部献给了国家。

猜你喜欢的书

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

晋人嵇康著,从声音本性与情感特征的关联上研究音乐本质的著作。同阮籍一样,他们都去探究追寻“乐”的“自然”本体;与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养生论”角度去发掘,而“养生论”在阮籍的乐论中没有什么地位。嵇康认为音乐可以养生,而养生的根本在于精神上的和,因此,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他的养生论。这种养生,与道家“全身保生”的养生不同,主要是“养神”即培养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声无哀乐论》又不是以“养生”为直接出发点的。他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养生”后面的“本体”——“和”。“和”不仅是“养生”而且也是“乐”的“本体”。人体有盛衰,“和”不变;音乐有“五音”,“和”常存。“乐”的“本体”—“和”,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它本身没有欢乐与悲哀可言。人之所以感到似乎“乐”有“哀乐”,是把现象与本体混为一谈了。在嵇康看来,“哀乐”是人的情感的体现,是情感的特征,与“乐”的“本体”不是一回事,“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如果你高兴了,就从“和声”中听到欢乐;如果你悲哀了,就从“和声”中听到忧愁。其实,“和声”还是“和声”,它并不改变本性,还是如风一样,自由吹拂。至于你感到“哀乐”那是你的情感使然,并非声音使你“哀乐”。这一点,在美学上有重要价值。它强调了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审美和艺术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感受的个体差异现象。“声无哀乐”而人能感受哀乐,人有哀乐却不能改变声音,正说明声音超越了哀乐,不被哀乐所局限。这正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要使艺术超出有限而达到无限,使“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兼御群理,总发众情。”

金锁玉关

金锁玉关

风水堪舆类著作。

周氏冥通记

周氏冥通记

志怪小说集。梁陶弘景撰。四卷。又称《周子良冥通记》、《周氏冥通记》、 《周子良冥通录》。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为一卷,无撰人。 《旧唐志》同,题陶弘景撰。 《新唐志》无目。 《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为三卷。 《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作四卷。 《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道家类存目,四卷,但题为“梁周子良撰”,误。今有《道藏》本、 《秘册汇涵》本、 《津逮秘书》本、 《丛书集成》本等,皆作四卷。《冥通记》托为陶弘景弟子周子良记感遇神仙之事。此书实际上是以周子良遇仙之事为线索,讲述道家诫条及修养方法。《冥通记》记天监十四年五月夏至日周子良始遇仙人茅山府丞,至次年七月间共133事,记仙人轮番下界子良修道之室,讲授成仙要诀,较为详细。

古今诗话

古今诗话

宋代诗评汇编。本书曾经《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全唐诗话》、《诗人玉屑》、《竹庄诗话》、《诗林广记》等多次称引,但意见诸家著录。《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有李颀《古今诗话录》七十卷,郭绍虞、罗根泽因疑二书或为一书。李颀生平事迹无考,苏轼有《答李颀秀才以画山见寄》诗,亦不知是否一人。其成书当在北宋之季,南渡之前。原书久佚,亦不见诸家著录。今传《百家类说》本系节编本,仅五十九则。是书以记事为主,博采正史、野史、文集、笔记、小说、诗话、地志、类书,多抄录前人有关诗歌之旧说,而自撰者甚少。

礼记译注

礼记译注

又称《小戴礼》、《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文集。西汉戴圣编。四十九篇,后订为十二卷。圣字次君,梁(今属河南商丘)人。戴德之侄,后仓弟子。世称小戴,为今文礼“小戴学”的开创者。其书本为解释、补充秦汉以前儒家治礼的传习资料,亦有古代故事。初,汉代流行两种辑本,一为戴德辑本,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从中精选出四十九篇,即《小戴礼记》。东汉郑玄为之作注,独立成书,简称《礼记》。

礼经会元

礼经会元

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