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