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半农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1]，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半农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刘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人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2]。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3]。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各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4]。

当时刘半农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萝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刘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表现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意见。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半农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5]。刘半农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半农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ㄗㄘㄓㄔ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做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刘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同年秋刘半农到北京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半农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半农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因此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6]。

1929年至1930年间，刘半农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人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处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半农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7]，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半农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半农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半农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斯氏，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