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做官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新仕宦阶级 / 法律规定的特权阶级
明代士庶两阶级的分别，从《大明律·名例》里关于文武官犯私罪一条最可以看出。这条例规定：“文武官职，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义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但有职役者，犯赃犯奸，并一应行止有亏，俱发为民。”发为民的意思就是褫夺仕宦阶级的特权。
仕宦阶级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士人一入学校，除本身外，并免户内二丁差役。(1)温宝忠的《士民说》里有这样的话：“民间二十亩土产，不得一襕袍，则里役立碎。”(2)意思是说小农家如没有人进学校，没有一个青衿作护符，则其家业立为徭役所毁碎。关于见任官的免役，明太祖曾特降诏令说：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3)
明代里役之制，以十家为甲，百家为里，每年按甲轮值为官府服役。里长、甲长在原则上以殷户（地主）充当。里役最为庶民所苦，独仕宦阶级可置身事外。明末刘宗周曾疏言其不平，他说：
臣生之初，见现年里役，亦止费二三十金，积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赢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粮解户，则计亩约费三五两不等而家尽破矣。独宦户偃然处十甲之外，不值现年。(4)
致仕宦家居——乡绅，除免役外，其尊严亦有法令的保障。这法令颁布于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辛巳：
上谕中书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为难，而保全始终为难。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5)
甚至有由所在县官送门皂、吏书、承应，体貌一如在官时。(6)其所享受之特权并可庇及宗族。(7)
蓄奴也是次要的特权，反之庶民如存养奴婢，便须受法律制裁。(8)
至一般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在法律上亦著有优待之条文，死罪至三宥，《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二十年三月丙辰，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特宥之。先是，上以进士、国子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遂命凡所犯难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9)
太祖以后，这一条法令虽然无形取消，但生员如犯刑章，地方官在行文学校褫革其衣衿以前，仍不得加以刑责。如所犯非重罪，也只行文学校当局，薄责了事。其家道寒苦、无力完粮者，并由地方官奏销豁免，因之不但本人免役免赋，甚至包揽隐庇，成为利源。顺公燮记：
明季廪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十两……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月朔望赴县恳准词十张，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语。(10)
这一阶级的居室间数、建筑方式、衣服材料颜色、舆马仪从、相见礼貌，一切都按地位高下，由政府分别予以规定，不许紊越。(11)为保障阶级的尊严，并著令不许和非类为婚，违者置法，例如明初李宜之案：
洪武十七年二月甲申，降江西布政使李宜之为广西思恩县主簿。时宜之在任，以小隶为婿。事闻，故降用之。(12)
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 / 科举和学校
明太祖既统一了全国，用残杀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机构来集中政权，增强皇帝的威严。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他个人综揽国家庶务，朝廷大臣都成了备位的闲员。历史上记着他在八天内所处理批阅的诸司奏札1660件，计3391事。(13)平均每天有200多件，400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书”“传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着命干，不肯放松一点，专凭残杀来救济个人精力所不及。(14)但隔了一两代，娇生惯养的年轻皇帝受不了这苦工，政权便慢慢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阁臣手上，英宗以后，诸帝多冲年即位，政权又慢慢地从外廷秘书的阁臣，转移到内廷秘书的司礼监手上。阁臣和司礼监——外廷和内廷的政权互为消长，也间或有同流合污的时候，皇帝只是一个傀儡。皇族除了拿禄米，多养孩子，在封地渔虐平民、肆作威福以外，绝对不能做一点事。中央的政权被宦官、地方的政权被仕宦阶级所把持。他们和他们的宗族戚党同时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这一阶级所代表的也只是这两种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数量很多，从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这一家系有十几万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谓驸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这两类人都因血统的结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权，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产生最简便，经过生理上的改变便可取得资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权惟一途径为博得皇帝的欢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妇之道”。这三类人都纯粹是社会的寄生虫。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许参加考试，也不许在政府服务，到末年才开放这两条禁例。外戚和宦官则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亲戚、门客往往因之而获得科名和官职，间接地产生新官僚地主，影响政治的清明。
至于庶民进入仕宦阶级的主要途径，主要的两条大路，一是科举，二是学校。参加科举和进学校的敲门砖只有一块——八股文。明制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州府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因此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条路。
科举制度分三段：乡试、会试、殿试。生员考试（入学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督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试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殿试发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及第入国子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及州县正官，或州县学教授。明制入内阁办事者必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为进士。宣德（1426—1435）以前政府用人尚参用他途（如税户人才、吏员、征辟等），以后则专用科举。科举和铨选合二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国读书人都以科举为惟一出路，科举之外无出路，科举之外无人才。王鏊曾畅论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钓渔盐版筑饭牛皆起为辅弼，而刍牧贾竖，奴仆降虏，亦皆得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时时意外用人，若郁新、严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书。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纷纷皆得效用于时。降及后世，一惟科目是尚。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有人焉不独不为人知，即举世知之而不见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则群起而咻诸，亦且自退缩，前后相戒，谨守资格……是故下多遗贤，朝多旷事，仕法之过，端至是哉！(15)
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于科举，科举名额有规定，考试规定便日趋严酷，搜检防闲，如对盗贼，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写明代科举的苦况说：
试之日，衙鼓三号，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裶坐堂上，灯烛辉煌，围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足，左手执笔砚，右手执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踝，为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敢挥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薰腥杂，汗流夹背，勺浆不入口，虽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试，东西立瞭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丽立伸欠、倚语侧席者，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侵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号诸生尝十余人，率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宁时，字为跛踦。(16)
中叶以后，士风日替，怀挟抢替，成为习惯。徐学谟说：
会闱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后，举子多怀挟博进取，有掇大魁者，始犹讳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来，则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进之一大蠹也。(17)
奔竞嘱托，毫无忌惮。陈洪绪记：
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考试两端。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纳金饷，无使缙绅专利者。(18)
到末年则士子多以关节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钱换科名：
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19)
在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进自然以利终，读书受苦是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为发财做官，做官的目的是发财，由读书到发财成为一连串的人生哲学。黄省曾曾说当时的士人以士为贾：
吴人好游托权要之家……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为贾，而求入学庠者，肯捐百金图之，以大利在后也。(20)
谢肇淛更指出这制度和吏治的关系，和社会风气的关系，和家庭教育的关系：
今之人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21)
刘宗周所论士习之坏影响于政治及社会，尤为明切。他说：
自科举之学兴而士习日坏，明经取金紫，读易规利禄，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学，非是不出焉。士童而习之，几与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钻刺，一入学校，闯行公庭。等而上之，势分虽殊，行径一辙，以嘱托为通津，以官府为奴隶，伤风败俗，寡廉鲜耻，即乡里且为厉焉，何论出门而往，尚望其居官尽节，临难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盖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2)
由此可知这个时代的吏治贪污，寡廉鲜耻，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进学校得科名的惟一手段是作制义——八股文，此外的学问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阁。因此，在这制度下所造成的学风是空疏浅薄的，除八股外，于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一无所知，哲学、科学更是莫名其妙，这弊病明初学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说：
治古之时，非惟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赡弘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草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晔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23)
经义策试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于以举业为教，则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24)
谢肇淛亦大加攻击：
我国家始以制义为不刊之典，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膴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以是为进贤之具也。(25)
末年周顺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读书，为一不识时务进士：
漫以书生当局，其筹边治河大政无论，问以簿书钱谷之数天下几何，茫然不能对。始知书不可不多读。平日止为八股徒，做一不识时务进士，良可叹也。(26)
清吴翌凤记一明巨公故事，虽未免刻薄，却是史实：
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过友人书塾，询其子弟所读何书，曰《史记》。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何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巨公取其书略观之，即掩卷曰亦不见得。(27)
在这制度下的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贫乏，是必然的，也是应该原谅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许有思想。(28)政治家、财政家的寥寥可数，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有其特别的原因的，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专门教育。学校原来是育人才之所，明制乡里有社学，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卫所有卫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29)
表面看似乎真是极一代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然而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先看社学的情形，明太祖曾严斥官吏以社学扰民：
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30)
此后便无声无息，名实都亡了。至于府州县学，以明制诸生入仕必由科举，学校失去独立培养人才的地位，在开国后即已不为社会所重视。宋濂曾说：
近代以来，急于簿书期会，而视教民为悠缓，司学计者以岁月序迁，豪右海商，行贿觅荐，往往来倚讲席，虽有一二君子获厕其中，孤薰而群莸，一鼓吻，一投足，辄与之枘凿。惟彼饮食是务，号称子游氏之贱儒者，日夕与居，是故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章章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31)
中叶以后，则学校竟如废寺，无复生徒肄业。陆容记：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32)
两京国子监也日渐废弛，学生品质不齐，人才日下，郭明龙任国子监祭酒，《条陈雍政疏》说：
臣初试士，举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尽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太学几无文字矣。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不无以行谊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糈重，游士之猎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造士，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谤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郭去，刘幼安代之，朱国桢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33)
这是明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教务长的老实话。
在这一套的教育组织下，自然谈不到培养人才。而且，国子监从景泰元年（1450）开纳粟之例以后，豪绅、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纳粟纳马而入监，称为例监。(34)末年地方学也因军费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钱买取，有辽生、饷生、赞生种种名目。包汝楫记：
自军饷烦兴，开辽生之例，每名输银百两有奇，给授衣巾，愿考试者学臣一体黜陟，不与考者青衿终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协济黔饷，别有饷生之例，每名仅二十两，亦滥极矣。武陵、桃沅间又有所谓赞生，纳银五六两，县给札付，专司行香拜贺赞礼，服色与诸生同混，见道府州邑，称谓、起居一如诸生礼节，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学官一玷也。(35)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虽目不识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学校，避赋役，列缙绅，俨然是社会上的上层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学校，取得学校的制服——青衿以后，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乡里。等到一中了举，情形更是喧赫，通谱的、招婿的、投拜门生的、送钱的都争先恐后地来包围了。顾公燮记明人中举情形：
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即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坐，另构一堂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36)
清人吴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穷秀才范进中举一段绝妙文字，正是顾公燮所记这情形的绝妙注脚。
而且，不但社会地位改变了，连经济地位也改变了。一旦中了举，中了进士，或做了官以后，一般困于徭役的小自耕农，自然会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贵的门下，避免对国家的负担。因此，这一批新仕宦阶级，同时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钱换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这两种剥削者同时也成为新仕宦阶级。新仕宦阶级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剩余的财货的投资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经营商业，因此，他们同时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仕宦阶级，是有明一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国政权所寄托的基础。
碰头和御前会议 / 做官秘诀—多碰头，少说话
清末大学士瞿鸿机的儤直、遇恩，《圣德纪略》和金梁（息侯）的《四朝见闻》《光宣小纪》两书，有许多地方可以互相印证。
在瞿中堂的书里，所见到的满纸都是碰头，见皇上碰头，见太后碰头，上朝碰头，索荷包碰头，赐宴碰头再碰头。碰头大概和请安不同，据金息侯的记载，请安是双膝跪在地下，两手垂直的，而碰头似乎还得弯腰把额角碰在地面上吧。《汉书》上邓通见丞相申屠嘉首出血不解，大概是清人所谓碰响头，碰得额角坟起，以至出血。古书上所谓“泥首”，大概也是以首及泥的意思。不过，虽然碰头于古有据，而碰头之多、之为人津津乐道，满纸都是，则未可以为渊源于古，只能说是清代的特色。
清人做官的秘诀，相传有六个字：“多碰头，少说话。”
年老的官僚多半要做一个护膝，即在膝盖上特别加上一块棉质的附属品，以为长跪时保护膝盖之用。
左宗棠有一次在颐和园行礼，跪久了，腰酸向前伏了一会，立时被弹劾，以为失仪。
军机大臣朝见两宫议事，一顺溜跪在拜垫上，有几个便殿，地方窄挤成一团，名位低的军机跪得比较远，什么也听不见，议是谈不上的。
照例，一大堆文件，皇太后翻过了，出去上朝，在接见第一批臣僚的短短时间内，军机大臣几人匆匆翻了一下，到召见时，有的事接头，大部分都莫名其妙。两个坐着，一群人跪着，首班跪近，还摸得着一点要说什么，其余的便有点不知所云了。往往弄得所答非所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了一阵子，国家大事小事便算定局。
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是这个作风，小官说不了话，大臣不敢说话，领班的亲王不知道说什么话，讨论谈不上，争辩更不会有。多半是亲王说如此如此，大家点头，散会。以后再由属员拟稿，分送各大臣签署奏报。
金息侯叹气说：“这真是儿戏！”其实儿戏又何可厚非，小孩子到底天真，这批老官僚的天真在哪里？道道地地的官僚作风而已，儿戏云乎哉！（本节仅凭记忆）
廷杖 / 皇帝打官吏，早就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杖，这一字，拿清朝官吏惯说的话来翻译，是“打板子”。打老百姓的板子，自然不足为奇，可是打官吏就奇，打小官也罢了，如果打的是大官，是政府中要人就更奇。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廷杖这名词最流行的时期是明代，可是，创造制度的，却不是明太祖。蒙古人早已用这手段，对付他的文武大臣了。试引数例作证，《元史·桑哥传》：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遍笞责之。
这一次打的是地方长官，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一些地方的长官，可是从“诸”字看来，大概挨板子的一定不少。打了以后，并没罢官，大概是将息了几天，就起来办事。据同书《赵孟頫传》，也记有同样的事件：
至元二十四年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这事和《桑哥传》所记时月相同，主使人也相同，可是罪案不同，也许不是同一件事。那么，从此看来，可见那时期的政府，是时常派使臣出去打地方官吏的板子的。最妙的是，赵孟頫被派去打人，他不肯打，后来却自己挨了一顿打，只因为迟到几分钟的关系，同传：
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兵部郎中）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诉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史以下。
可是比起周戭来，孟頫总算便宜，《陈天祥传》：
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卢）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
后来越打越手滑，即使是最小的过失，也照例打一顿，《阎复传》记：
元贞三年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
《韩镛传》：
至正七年，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
史臣竟因韩镛侥幸免打，而特笔记这件事，可见官吏挨打，在当时真到家常便饭的地步了。
上引一些例，打的不过都是小臣，打的地方，都不在殿廷内。现在试引一件打的是宰相，又是在殿内打的史料，据《张珪传》：
延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失列门传皇太后旨，召珪切责，杖之。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
这可以说是明代廷杖的师范。同样，外面的最高地方长官，也有挨打的，《史弼传》：
至元二十九年，拜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朝廷以其失亡多，杖七十，没家赀三之一。
以上所记的，都不过是挨打而已，末年，竟有故意打死人的惨剧，《成遵传》：
至正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诬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皆受赃。遵等竟皆杖死。
据《铁失传》，蒙古人也同样地挨打：
至治二年十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疾请于朝，未得旨辄去职。铁失奏罢之，杖六十七，谪居云南。
《杨朵儿只传》：
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权臣匿其奸，冀不问。朵儿只劾而杖之，斡来愧死。
这倒是一个血性汉子，比汉人有气骨多了。
从此看来，廷杖并不是国粹，是蒙古人传下来的习惯，他们过去在蒙古是不是动不动就用板子打人，我不知道。可是，在中国，据上面所记的看来，确然是常常打无疑，明朝的皇帝们，绝不能引廷杖的威风为荣，因为打的是汉人，被打的也还是汉人。可是这两个朝代，也还有一个共通的可以自豪的一点，这一点是，凡被打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大部分是儒生。怪不得明太祖一做皇帝，就立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条，儒生不肯做官的一律杀头，当时人之所以不肯做官，想也是怕挨板子的缘故。然而明代一代做官的，不论大小，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还是儒生，不知道是怕杀头的缘故，还是已经练好挨板子的本领的缘故。
那么，从此看来，建州人入关以后，无论中外官吏，都一律对皇帝自称奴才的理由，是可以解释的了。这理由很简单的，是在清代不很听说有人挨板子。
从挨板子而到自称奴才，这是五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明代的廷杖，早已脍炙人口，不赘。
仕宦阶级的生活 / “骄奢淫逸”四字书之
这时代、这一阶级的生活，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可以用“骄奢淫逸”四字书之。风行草偃，以这阶级作重心的社会，也整个地被濡染在风气中。由这种生活和风气所产生的文化，当然也是多余的、消费的、颓废的。
骄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体地指出，以当时的首都京师——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营丧，三服食，四倡优，五赌博：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己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鉴言：今风俗浇浮，京师为甚。冠攘窃发，畿甸为多。此愚者以为迂缓不急之务，而知者所深虑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军民之家，事佛过盛，供养布施，倾赀不吝。其二营办丧事，率至破家，惟夸观视之美，实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丽，侈用伤财。其四倡优为蠹，淫败无极。其五赌博破产，十凡八九。凡此数者，前此未尝不禁，但禁之不严，齐之无礼，日滋月炽，害治非细。请下有司申明国初条例，参以前代礼制，务使其简而易知，畏而不犯，则盗贼可以消弭，而风俗可以还淳。礼部尚书胡濙等以为所言者已尝屡有禁令，无庸别作施行。事遂止。(37)
五十年后，周玺上疏说出当时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侈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厮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38)
又过五十年，嘉靖时（1522—1566）钱薇则以为弘治间（1488—1505）侈在勋戚，正德间（1506—1521）奢乃在士大夫。他说：
党蓝田昔游京师，在弘治间，士大夫彬彬以礼自饬，诸勋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时奢乃在士大夫，石齐阁老与宁、堂辈序约兄弟，每饮，赏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劳之滥，自此始矣。(39)
到世宗朝严氏父子当国，穷奢极欲的风气，遂达顶点。例如严家子孙的生活：
严嵩孙严绍庚、严鹄等尝对人言，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于是竞相穷奢极欲。(40)
严嵩门下鄢懋卿的生活：
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白金饰溺器。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41)
朱国桢把这时代和永乐时代比较说：
永乐时阁臣子弟至附舟潜行，盖国初规制如此。即大臣不敢过分，何况子弟？余入京见阁臣子弟驾驿舟极宏丽，气势烜赫，所司趋奉不暇，乡里亲戚皆缘为市。其风大约起于严氏父子，后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42)
万历初年名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趋奉：
一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舆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43)
闹阔的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类唐代的卖婚。徐渭记浙东情形：
吾乡（山阴）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涂，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闭门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轻之，谈多不及也，相率以为常。(44)
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上疏说：
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习奢侈，凡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之属，无不崇饰华丽，迈越等伦。即或清高自命，宦橐无多，亦称贷母钱，缔构园亭卉木，耽娱山水诗文，以是优游卒岁为快。其亲串朋好，偶逢吉庆生辰，相率敛钱，造杯制帐，更迭酬赠，以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45)
堵允锡上疏斥奢淫之习说：
冠裳之辈，怡堂成习，厝火忘危。膏粱文绣厌于口体，宫室妻妾昏于志虑，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声伎优乐，日缘而盛。夫搢绅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风。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华之志，以先其父兄。温饱少年，亦竞习裘马之容，以破其家业，挟弹垆头，呼卢伎室，意气已骄，心神俱溃，贤者丧志，不肖倾身，此士人之蠹也。于是又有游手之辈，习谐媚以蛊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凶谲以行无赖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获，生涯问诸傥来，非士非商，身业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盗质，此庶入之蠹也。如是而风俗不致颓坏，士民不致饥寒，盗贼不致风起者，未之有也。(46)
大声疾呼，无人理睬，流贼起而明遂亡。
从上文所引的从正统到崇祯的史料看，可见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是造成这时代的这一阶级的风气。
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固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一般地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刻意谋生活的舒适，纳姬妾、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役，再进而召伎女、养优伶、事博弈。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阶级的生活风趣影响是文学、美术、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的面目。
八股家幸而遭遇机缘，得了科名时，第一步是先起一个别号，如什么斋什么甫庵之类，以便于官场和同一阶级人的称呼。顾起元引王丹丘说，以为此风自嘉靖以后始盛。他说：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47)
第二步是娶一个姨太太，沈德符说：
搢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48)
王崇简也说：
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云：改个号，娶个小。(49)
第三步是建筑适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骇人听闻。例如严嵩得罪籍没时的家产清单，光是第宅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间，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余间。(50)陆炳用事时，营别宅至十余所。(51)郑芝龙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数月，增置仓庄至五百余所。(52)顾起元说：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本，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矣。(53)
仕宦阶级经构园亭风气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龄说：
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亦多有。然其间亦有人已之辨菜径棘篱，林木蓊蘙，内有清池数亩，修竹数千，洞房素闼，具体而微，北牗延风，南荣宾日，身可休老，子孙可诵读，亲朋过从，亦可觞咏，为己者也。岩夫雕阑绮榭，杰观危楼，修廊引带其间，花径汇缘而入，标奇踞胜，带霓饮云，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应接之烦，无燕处之适，此为人者也。(54)
奭龄是万历时人。可见在嘉隆以前，即素称繁庶的越中，仕宦阶级尚未有经营园亭的风气。园亭的缔构，除自己出资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顾公燮说：
前明搢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55)
王世贞记南京名园，王公贵戚有太傅园，西园，魏公南园、西园，锦衣东园，万竹园，西园，徐锦衣家园，金盘李园，徐九宅园，莫愁湖园，同春园，凤台园，武定侯园；士人则有市隐园，武氏园，正贡士杞园，遯园，逸园，尔祝园，吴孝廉园，何参知露园，卜太学味斋园，许典客长卿园，李象先茂才园，许长卿新园，无射园，汤太守熙台园，陆文学园，方太学园，张保御园，李民小园，武文学园，太复新园，华林园等园。(56)娄东（太仓）一邑有田氏园，安氏园，王锡爵园，杨氏日涉园，吴氏园，季氏园，尝氏杜家桥园，王世贞弇州园，王士骐约园，琅玡离薋园，王敬美澹园等数十园。(57)北京则有米仲诏湛园，勺园，漫园，宣家园，清华园等名园。(58)全国名都大邑，都竞相建筑，园亭建筑学由之盛极一代，西洋教士东来后，将东方建筑意境带回欧洲，大大地影响了十七八世纪时代的欧洲园亭建筑。园中多凿水叠假山，郎瑛记：
近日富贵家之叠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气，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乐也。(59)
张南垣至以叠石成名，为当时人造风景、园亭艺术专家，黄宗羲说：
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其后东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无虚日。(60)
对于饮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时大臣宴会，赏赍庖役动至数百金。万历时张居正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陶奭龄说：
近来人食酒席，专事华侈，非数日治具，水陆毕集，不敢轻易速客。汤饵者蔌，源源而来，非惟口不给尝，兼亦目不周视，一筵之费，少亦数金。(61)
“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平居则“耽耽逐逐，日为以腹谋”。张岱自述：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62)
“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63)争奇斗巧，普通的做法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别出蹊径，惨杀物命：
京师……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巨珰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64)
在这风气之下，专讲饮食烹调的食谱、茶谱、酒谱便成为这阶级的流行著作，饮食口腹之学也成为专门之学了。
同样衣服也由布而紬绢，由浅色而淡红。隆万时范濂说：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紬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殷旧服，翻改新起，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鬃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65)
巾帽则变易更多，花样翻新，不可究诘。范濂又记：
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搢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午（154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贯发。综巾始于丁卯（1567）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渐易。盈纱巾为松江上产，志所载者，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而马尾罗者与综巾似已乱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出，用两飘带束顶，边亦去之，用吴门直罗头法，而狷儿更觉雅俏。瓦楞综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带，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皆尚罗帽、纻丝帽。故人称丝罗必曰帽缎……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综，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又有朗素密结等名。(66)
此外又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等名色。(67)妇女服饰，正德时多用璎珞：
正德元年（1506）妇女多用珠结盖头，谓之璎珞。(68)
嘉靖以后则愈趋繁杂，范濂说：
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年少者用头箍，缀以圆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鬓髻，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铰丝灯笼簪，两边用西番莲稍簪插两三对，发眼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枝，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堆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69)
髻则愈后愈高，董含说：
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髻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壮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垂至不可举首。又仕官家或辫发螺髻珠宝错落，乌靴秃秃，貂皮抹额，闺阁风流，不堪过目，而彼自以为逢时之制也。(70)
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再进一步便是狎妓。唐宋以来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刘玉记：
（南京）江东门外，洪武间建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四楼，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贵客大贾，及士大夫休沐时往游焉。后士大夫多耽酒悦色废事，渐加制限。(71)
胡纳亦记：
台、温二郡，经方氏籍据之后，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挟倡饮，有司疲于供应。熊君鼎为浙佥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数千，悉械送之京。(72)
至宣德三年（1428）左都御史刘观挟妓宴饮被斥，《明史》记：
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诸御史亦贪纵无忌。(73)
次年复有萧翔等挟妓废事案：
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劾奏行在户部郎中萧翔等不理职务，日惟挟妓酣饮恣乐。命悉下之狱。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亵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趁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此辈仿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大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此言偏谕之。(74)
一月后政府遂申令禁约，现任官不许狎妓：
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坏礼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罚之。(75)
替代官妓的是变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说：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搢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76)
史玄记：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衙衕，门与倡无异。其侏好者或乃过于倡，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之梦矣。(77)
但非现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缚，勾栏盛况并不因之减色。驯至士人以老称妓，茅元仪曾愤慨地说：
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老者吾辈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78)
十七世纪初，轻薄文人至以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冰华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薰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1596—1606）。其妖冶已极。
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同时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表》。(79)可见这风气之普遍。余怀记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说：
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80)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这一阶级在国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81)
明代后期的色情小说，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这时代的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写的秦淮河教坊盛况，也是这时代的写实之作。
和妓女、小唱并行——或者可以说部分由妓女、小唱改业的有女戏和男戏。女戏之盛行亦为隆万以后之事，徐树丕说：
十余年苏城女戏盛行，必有乡绅为之主，盖以倡兼优，而搢绅为之主。充类言之，不知当名以何等，不肖者习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82)
以排演女戏著称的艺术家有朱云崃，以音乐著，张岱说他：
朱云崃教女戏，非教戏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郭汾阳、杨越公、王司徒女乐，当日未必有此。(83)
刘晖吉以布景著：
若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梨园从来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法，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缦之内，燃寒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84)
朱楚生则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与焦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85)
至男戏则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职业伶人，第二种是业余消遣，第三种是贵家戏社。职业伶人游行城乡，搭草台，临时演唱，民间重迷信，酬神赛会，必招戏班演戏，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间娱乐之一。汤来贺《梨园说》：
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然继作。然闻万历中，家庭之中，犹相戒演此，恶其导淫也，且以为鄙陋而羞见之也。近日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括其大意，则皆一女游园，一生窥而悦之，遂约为夫妇，其后及第而归，即成好合，皆徒撰诡名，绝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近来各乡从前质朴者，因演戏而习冶容矣。闻某村演戏，席罢之后，妇女逐优人而去矣；又见有嗜戏之家，处子怀孕，淫乱非常矣……然乡村信神，咸矫诬其说，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必值风涛，是以莫能禁之。(86)
故事的公式化，游园、定情、及第、好合四个段落，以及第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趣味。浙江绍兴一城就聚有这类伶人至数千人之多，刘宗周《与张太符太守书》：
梨园之为天下病，不能更仆数，虽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为独甚。斗大一城，屯拥数千人，夜聚晓散，日耗千金，养奸诲盗，且挟宦家之势以陵齐民，官司不敢问。(87)
伶人服饰至有值千金以上者。(88)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吴中奇荒之后，仍大规模演戏，徐树丕说：
辛巳奇荒之后……而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幸矣。(89)
业余消遣的，东南到处多有，浙江各地称为戏文子弟，陆容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悽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膺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90)
江西则有永丰腔，唐顺之说：
永丰又素善为优，闾里浸淫传习，谓永丰腔。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91)
贵家戏社则由巨家家优排演，供私人欣赏，角色俱经精选，陈懋仁说：
优伶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蝉鬓传粉，日以为常。(92)
明末最著者为山阴张家和桐城阮家。山阴张家从万历时理学名臣张元忭起到张岱三世都以声伎著名，张岱自述：
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此道，遂破天荒为之。有可餐班……次则武陵班……再次则梯仙班……再次则吴郡班……再次则苏小小班……再次则平苑茂子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艺，亦愈出愈奇。(93)
张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词度曲。(94)傒僮到其家，至谓之“过剑门”。曲中经其一顾，声价十倍。(95)阮大铖则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时，张岱说：
阮圆海家优美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画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96)
这一般乡绅不但谱制剧曲，蓄优自娱，并能自己度曲，厌倒伶工。沈德符记：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搢绅，留意音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座命伎，即老优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97)
假如我们把明代的剧作家的身份做一统计，将发现大部分是属于本文所说的这一阶级，主要的如朱权、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除开第一个是亲王外，其他的全是进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县令不等。假如再把他们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则将发现元曲的作者大多数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传奇的作者则大半是文人达官。经过这一事实的对比，可发现从平民的艺术转变为贵族的艺术（文辞之细腻佳丽，故事题材之从日常生活转变为科名团圆），也正是这整个时代的趋势的说明。
仕宦阶级的另一种娱乐是赌博。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祝允明：
长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冲：
长洲皇甫冲博综群籍，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纵博。
韩上桂：
万历间，韩上桂为诗多倚待急就，方与人纵谈大噱，呼号饮博，探题立就，斐然可观。(98)
最通行的赌博有两种，一种是马吊，始行于天启中，顾亭林说：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99)
其发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说：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100)
另一种是叶子戏，源于小说《水浒传》，以政府所出缉捕水浒群盗赏格数目及所指名之人图形博胜负，名为斗叶子，成化英宗时即已盛行于东南，陆容记：
斗叶子戏，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斗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为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不自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101)
到万历末年，叶子戏成为民间最流行的赌博，进士甚至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内容又小变，有“闯”，有“献”，有“大顺”三牌，吴伟业说：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102)
举国上下，都淫于赌博，结果是如沈德符所说：
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伙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103)
崇祯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赌惯了叶子戏的就以叶子戏上最脍炙人口的绰号自名，闯、大顺之外，如闯塌天、立地王、一堵墙、曹操之类，大体上都是从叶子戏上的绰号演变而来的。
除狎妓、捧戏子、赌博这一类事以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沾沾自喜，号为收藏家。明代前期称这一类人为“爱清”。陆容说：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104)
嘉靖以后，此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沈德符说：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携李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叶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相国父子（严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居正）当国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105)
严家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子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106)这些书画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见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107)内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画，据李东阳的《怀麓堂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四艺蘅《留青日札》和《钤山堂书画记》、钱谦益《初学集》等书的记载，此图的主人有宜兴徐氏（溥）、西涯李氏（东阳）、陈湖陆氏、昆山顾氏（懋宏）、袁州严氏（嵩）、内府、嘉禾谭梁生等主人。徐、李、严三家都是宰辅，陆、顾则为世族。(108)由此可见这时代这风气之盛！可是从学术的立场看，这时代人对于古物的态度只是一种玩意、珍宝，收藏的风气虽盛，研究的成绩像两宋的《集古录》《金石录》《钟鼎彝器款识》《东观余论》《隶释》，讲形制，讲花纹，究文字，正史实的著作，却一部也没有。金石学、考古学的成为专学，直需等到下一个对明学反动的清代，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强地说，这时代人对金石学的贡献，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给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础。
另外一种兴趣是刻书，由于上文所说“书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进京时的人情或贿赂都以新刻书为贵，于是各地竞相刻书，各官竞相刻书，刻前人著作、刻经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丛书、刻类书。书籍的数量的陡增和类别的普遍，可说是这时代对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试读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期书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难得。这种情形直到正德末年还是无大进步，顾亭林说：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109)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减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竹木煤炭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作此业障，则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作此业障也。(110)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亦可谓木灾而已。(111)
可惜他身后仍然有闲人替他刻文集、刻杂著，做此业障！其实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滥而已，丛书、类书也一样。刻书到无新书可刻，而又非新书不够炫耀，不够送“礼”时，只好偷工减料，杂抄、类书应市。或者取巧，窃取已刻丛书，截足去腕，改头换面，伪造作者和书名，作为一新丛书出面。欺世盗名，贻误学者，明代后期刻书之草率，和类书、丛书之饾饤瓜剖，恶劣万状，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现存的明人文集而论明代的文学，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说到底还是曾经钻研经史、博读子集、学有根底的。自科举兴而开始有不读书的风气，士子除“四书”以外，不读他书。到中期王世贞、李攀龙反抗这潮流，提倡复古，不读唐以后书，唐以前的书，《史记》《汉书》诸子还是非读不可的。到后期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钟惺、谭元春力反王李之说，遍主唐宋，文坛上有公安体、竟陵体之目，却索性唐以前也不读，唐以后亦不读，空疏之上加上浅薄，矫揉造作，模仿晋人语调，造一二隽语，今人名之为小品文。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会一两句口头禅，会喝会打，便可自命禅学，机锋。这是八股制度所产生的机锋文学，也是亡国文学。
由于乡里的、同年的、同门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党立派，乡谊重而国事轻，年谊重而是非乱。谈迁说：
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埈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闽、楚、粤、蜀远不具论。庚戌大计，江右淮抚李三才庇东林而诸党左矣。时攻东林俱见罪，四明至楚粤无一人台省者。天启初东林独盛，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东林也，福清叶白高、归德侯执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波及诸生，如复社、几社不一而足，家驰人鹜，恐汉末标榜不是过也。(112)
大致地说，可以分为东林和非东林两派：
万历三十八年……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织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挑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113)
非东林系统复杂，即东林亦以地分左右：
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114)
东林党人多名儒学者，以讲学相高，其意见往往可左右政治。非东林则多不为物论所予，为东林所攻击，窘而附于内廷的阉宦，由此又成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阉人争夺政权的局面。两方互相排挤攻击，争门户、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胜则纠纷错杂，不可究诘，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图顾全乡谊年谊，置国家利害于不顾。这一阶级是这帝国政权的基础，基础崩溃，所建设的政权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轻一点的举人、贡生、生员，贵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党立派的刺激，则组织文社，自相标榜，以为名高。顾公燮说：
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张天如等之应社……推大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复社。云间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于复社。(115)
其学风好糅杂庄老，混合儒释，顾亭林说：
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老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116)
空谈性命，不切实际。有讲求经世实用之学者则共目为迂、为疏、为腐，陶奭龄说：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之为迂为疏为俗。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师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后已。如相率而饮狂泉，亦可悲矣。(117)
以抨击剿袭为能事，一书新出，即有一书讥评之，诗文则仿效时贤，亦步亦趋，了无生气。(118)黄宗羲讥为学骂，他说：
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家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读艾千子定待之尾则骂象山、阳明为禅学矣，濂溪之主静则曰盘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则曰是有方所之学也。逊志骂其学误主，东林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119)
这上下两代人有四字宝诀，在登政府时应用，曰调停，曰作用，于慎行说：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方，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120)
甚至以留心国事为多言多事：
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同乡前辈来宗道谓曰：渠何事多言！吾词林故事，惟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121)
又有三法，谢肇淛说：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闬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122)
我们可以学他的话说：明代之无学术事功，是由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重心，这个特殊的新仕宦阶级所构成的社会风气和制度。由于这种风气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学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学术不能疗贫，事功不能致富，则此时代之无学术事功，正是此时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在古时代，老百姓的本分除了纳赋和力役，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然而，一到上层统治集团腐烂了，政治崩溃了，军队解体了，整个社会组织涣散无力了，他们便一哄而起，推翻这个剥削他们的统治集团。
* * *
(1)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生员之家，依洪武年间例，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
(2) 《温宝忠遗稿》卷五。
(3)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二月丁卯。
(4) 《刘子文编》卷五，《责成巡方职掌疏》。
(5)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6)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〇：“淮安之俗，显宦居乡，县送门皂、吏书、承应，比于亲临上司。往翰林学士蔡昂守制在籍时可验也。”
(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庚子，吏部郎中刘平仲叔父有罪，当杖为军，上以平仲仕于朝，特免之。”
(8) 《明律》卷四《户律》：“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9)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
(10) 《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11) 参见《明史》礼志与服志。
(12)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13)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14) 参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五期。《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传》：“洪武八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叶伯巨传》：“古之为仕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仕者以溷职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棰笞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去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窃见数年以来，诛戮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卷一四七《解缙传》：“上封事曰……国初至今，将二十载，几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15) 《王文恪公文集》卷二三，《容庵葛君家传》。
(16) 《天傭子文集》卷二。
(17) 《世庙识余录》卷二〇。
(18) 《寒夜录》上。
(19) 《研堂见闻杂记》。
(20) 《吴风录》。
(21) 《五杂俎》卷一三。
(22) 《刘子文编》卷八，《与张太符太守》。
(23) 《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
(24) 《荆川文集》卷四，《答俞训导书》。
(25) 《五杂俎》卷一五，《事部》。
(26) 《烬余集·与朱德升孝廉书》。
(27) 《灯窗丛录》卷四。
(28) 参见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29) 《明史·选举志》。
(30) 《大诰》第四四。《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七：“洪武十六年十月癸巳，诏郡县复设社学。先是命天下有司设社学以教民间子弟，而有司以是扰民，遂命停罢。至是复诏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续诰》吉州科敛第五七：“吉州知州游尚志指以生员为由，逼令为生员者二百余户，勾至受赃放回。”
(31) 《翰苑别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
(32) 《菽园杂记》卷一三。
(33)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一。
(34) 参见《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35) 《南中纪闻》。
(36) 《消夏闲记摘抄》上。
(37)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
(38) 《垂光集》卷一，《论治化疏》。
(39) 《承启堂稿》卷二六，《故锦衣党蓝田墓志铭》。
(40) 田艺蘅：《留青日札》。
(41) 《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42) 《涌幢小品》卷九。
(43)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44) 《徐文长文集》卷二〇，《赠妇翁潘公序》。
(45) 《杨文弱集》卷三三，《访据疏》。
(46) 《堵文忠公集》卷二〇，《救时二十议疏》。
(47) 《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48) 《万历野获编》。
(49) 王崇简：《冬夜笺记》。
(50) 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51) 参见《明史》卷三〇七，《陆炳传》。
(52) 参见林时对：《荷锸丛谈》卷四。
(53) 《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54) 《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55) 《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56) 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游金陵诸园记》。
(57) 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娄东园亭志》。
(58) 参见《燕都游览志》。
(59) 《七修类稿》卷二。
(60) 《撰杖集·张南垣传》。
(61) 《小柴桑喃喃录》卷上。
(62) 《陶庵梦忆》卷四，《方物》。
(63) 《陶庵梦忆》卷八，《张东谷好酒》。
(64) 《五杂俎》。
(65) 《云间据目抄》。
(66) 《云间据自抄》。
(68) 《明史稿·五行志二·服妖》。
(69) 《云间据目抄》。
(70) 《三冈识略》。
(71) 《己疟编》。
(72) 《见闻录》。
(73) 《明史》卷一〇五，《刘观传》。
(74) 《明宣宗实录》卷五六。
(75) 《明宣宗实录》卷五七。
(76) 《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77) 《旧京遗事》。
(78) 《暇老斋杂记》卷四。
(79) 参见《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二〇。
(80) 《板桥杂记》。
(81) 《板桥杂记》。
(82) 《识小录》卷上。
(83) 《陶庵梦忆》卷二。
(84) 《陶庵梦忆》卷四。
(85) 《陶庵梦忆》卷四。
(86) 《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一七。
(87) 《刘子文编》卷八。
(88) 参见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89) 《识小录》。
(90) 《菽园杂记》。
(91) 《荆川文集》卷一〇，《唐郎中嘿庵墓志铭》。
(92) 《泉南杂志》。
(93) 《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
(94) 参见《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
(95) 参见《陶庵梦忆》卷七，《过剑门》。
(96) 《陶庵梦忆》卷八，《阮圆海戏》。
(97) 《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9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99) 《日知录》。
(100) 《荆园小语》。
(101) 《菽园杂记》。
(102) 《绥寇纪略》卷一二。
(103)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
(104) 《菽园杂记》。
(105) 《万历野获编》卷二六。
(106) 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107) 参见《胜朝遗事》本。
(108) 参见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109) 《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
(110) 《荆川文集》卷五，《答王遵岩书》。
(111) 《荆川文集》卷五，《典卜无锡书》。
(112) 《枣林杂俎·逸典》。
(113) 《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114) 《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传》。
(115) 《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116) 《亭林文集》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铭》。
(117) 《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118) 参见《南滣楛语》。
(119) 《南雷文案》卷一〇，《七怪》。
(120) 《谷山笔塵》卷一六。
(121) 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二。
(122) 《五杂俎》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