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东阿(今属山东)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8)。其先世本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人，明时才迁至东阿。父于玭，官至平凉府(府治今甘肃平凉)同知，以清正廉洁著称。于玭娶妻刘氏，生于慎行。于慎行11岁时，其母刘氏不幸病逝。这对于于慎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于慎行将母亲生时的言行记录下来。每次读时，都悲痛不止。

嘉靖三十八年(1559)，14岁的于慎行试童子科，在郡、县都是第一名，乡人大异之。朱维京之父让于慎行、于达真同朱维京一起跟从郑日休学习。经过郑日休严格的教育培养，于慎行的学识大有长进。嘉靖四十年(1561)，于慎行参加省试，主试者因其文太奇，故意压制他，于慎行仅得第六名。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中进士，选庶吉士，师从殷文庄、赵文肃，殷文庄善词章，赵文肃善经济，两人情趣不同，但都非常器重于慎行。

隆庆四年(1570)，于慎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纂修《世宗实录》。隆庆三年(1572)，又奉令纂修《穆宗实录》，万历二年(16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功被赐金币，并晋升为翰林院修撰。随后，于慎行被推举为皇帝日讲官。在封建社会，皇帝为了接受历史教训，研讨探索治国之道，特设经筵日讲。这实际上就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在讲席之上，除了对经史进行讲读研究之外，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按照旧例，皇帝的日讲官都是由翰林院的大僚充当，于慎行能以史官的身份充当日讲官，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

当时，神宗皇帝刚刚即位不久，对朝政颇感新奇，尚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每当开讲之日，神宗总是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与于慎行同时充当日讲官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名流，他们的讲授，对神宗大有裨益。当时，于慎行主讲唐史，每讲到唐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之处，于慎行总是反复论说，神宗也总是竦然而听。

有一次，于慎行讲授刚刚完毕，神宗就取出御府所藏的一幅画来，让他在上面题诗。这使于慎行十分为难。于慎行虽精于诗，但却拙于书法。不题则违皇帝之命，题则自己的书法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于慎行无计，只好自己写好诗，再请善书法者题于画上。后来神宗曾问起此事，于慎行则如实作了回答。神宗十分赞赏于慎行的率直与坦诚，即刻亲笔书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赠给他。这四个字出自《孟子·离娄篇》，原文作“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用仁义来要求君主叫作恭，向君主陈述善事、堵塞异端叫作敬。神宗的题字，既是对于慎行的肯定，又是对他的希望。

万历四年(1576)，于慎行进为翰林院侍讲。五年(1577)，《世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劳加俸一级。这年的九月十三日，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按照封建礼法，从闻丧的这天起，张居正就应该回家守丧27个月，在这期间，不能为官、嫁娶、应试，这叫作守制。但是，神宗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的新政，也正在实施;他本人不愿意离开京师，恐怕一旦离开会有人谋算自己。于是他便同大太监冯保制造了一个“夺情”之局。夺情，即守丧未满而朝廷强迫出来做官。这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事情。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茅。他们分别上疏，弹劾张居正。这实在是张居正难以容忍的事情，为了尽快扼制此风的蔓延，他伙同冯保，决定对四人进行廷杖。四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后，一些朝臣极力疏救。于慎行也联合了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李长春、田一、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人上疏申救，可惜他们的奏疏被阁臣吕调阳从中阻挡，无法呈上。

于慎行等人的上疏是于慎行拟就的。张居正知道这事后，心中十分气愤。但是于慎行毕竟是皇帝的日讲官，一时也无可奈何于他。最后张居正终于找了个理由，将于慎行训斥了一顿。张居正说道：“您是我所推重的人，难道也跟随别人干这种事么?”于慎行没有被张居正吓倒，正色道：“您推重我，所以我才这样报答您。”张居正听了，气得脸色发青，大怒而去。

这年的十一月，朝廷因星变考察百官。张居正因夺情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这下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借考察之名，张居正利用职权，将上疏申救吴中行等四人的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人统统贬谪。于慎行在这次考察中虽然未被贬谪，但张居正却处处排挤他，于慎行无奈，便于万历七年(1579)，引疾回归乡里。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家居接近4年的于慎行在张居正死后，奉诏入京，仍旧充当日讲官。当时，充当日讲官者共有6人，都是于慎行的同年，但其他5人官职和俸禄都高于于慎行。过了许久，于慎行才被进升为左谕德。

张居正在世时，推行新政，辅佐神宗治理天下，其功卓著。但同时他也树了许多政敌。在他死后，这些政敌纷纷粉墨登场，趁机弹劾他。隆庆二年(1568)，辽王朱宪被废为庶人。这事与张居正并无多大关系。张居正死后，由朱宪的次妃王氏(时朱宪已死)出面，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亲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疏中除了为辽王辩冤外，还称辽王府原有金宝万计全部为张居正家所有。贪财的神宗看到这句话，即刻下令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丘等人，前去查抄张府。

查抄张府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许多官吏为张居正求情。于慎行是在张居正的排挤下才乞罢回家的，张居正死后他完全可以借机发泄私愤、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得知丘奉令查抄张府时，便马上给丘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于慎行写道：张居正一生殚精竭虑，为国家效劳。其是非功过，当另当别论。在任职其间，张居正即使接受过别人的贿赂，但也屈指可数，其家所藏，连冯保家藏的万分之一也不到。倘若您想称职尽责地完成皇上的任务，那么张居正家乡的人必定全被牵连进去。张居正有八十老母在堂，他的孩子也都是些读书之人，涉世不深。抄没其家产之后，必然会颠沛流离，这真是让人心酸的事情。望您疏请皇上，对张居正的家人予以宽恤，以推广明主帷盖之恩，成全大臣簪履之谊。

于慎行的这封信，写得语气极其恳挚。在当时，张居正的一些政敌，趁机推波助澜，必欲置张居正家人于死地而后快，于慎行敢于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的。而他这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优秀品格，也受到了时人的称赞。

张居正死后，于慎行的官运还算不错。万历十三年(1585)，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万历十四年(1586)，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不久又转为左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改为吏部，掌詹事府。刚刚到任，又被擢为礼部尚书。

神宗不喜欢王恭妃及其为他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而宠爱郑贵妃及其为他生下的三子朱常洵。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也企图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礼法的做法，激起了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册立谁为太子，成了朝廷大臣与神宗斗争的一个焦点。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皇长子已经9岁了。神宗实在难以抵挡朝廷大臣的压力，便于十月二十一日传旨：册立之事，定于后年春举行。

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一直施用拖延术对付朝廷大臣。这一点，朝廷大臣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神宗传旨的第二天，已作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就上疏催促神宗速决大计，他在疏中写道：“圣人办事，必定顺乎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

神宗为了防止朝廷大臣上疏，在传旨的同时，还下令大臣不许上疏激扰，并声称越发上疏激扰则越发推迟册立日期。神宗是想借此钳制朝臣之口，没想到传旨后的第二天就有人上疏，这可把神宗给气坏了，便下严旨将于慎行斥责了一通。

可是于慎行偏偏没有被神宗吓倒。第二天又上了一份奏疏。疏中写道：“册立太子，本来就是礼部的职掌，臣等不言，那就是臣的罪过，望陛下迅速册立东宫，并将臣放回田里。”对于于慎行这种带有要挟意味的催促，神宗实在难于接受。怒气冲天的神宗传旨：“你等职掌典礼，要挟怀疑君主，罪责难逃，各罚俸禄三个月。”于慎行因为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连同他的属僚一起，最终竟受到了如此惩罚，他实在难以接受。这时的于慎行，已经觉得时不可为，遂萌发了乞罢的念头。山东举行乡试，考试尚未举行，而典试者之名已传了出来。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泄漏典试者之名。于慎行是礼部尚书，便首先引罪乞休，疏凡九上。神宗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允其离去。

于慎行又一次从京城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从万历十九年(1591)罢职，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新被起用，于慎行在家乡整整度过了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他专心著述，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游览家乡的山山水水，创作了大量诗文。在这17年中，朝廷大臣虽然屡次推荐他，但他都未被重新起用。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两位阁臣同时离去，内阁中只剩朱赓一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神宗下令推举阁臣。于慎行与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于慎行再三推辞，未获允许。当时，于慎行已有病在身，便带病上路了。

按规定，新任阁臣到京，必须先见皇上，当面谢恩，方能入阁办事。当时，于慎行已经63岁，加之病魔缠身，廷谢之时，连跪拜他都觉得十分吃力，动作极其迟缓。他自知这样不合礼法，便上疏请罪。神宗温旨劝慰，并令他马上入阁办公。

于慎行已卧病在床，确实已病得不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草就了一份遗疏，请求神宗亲近大臣、补充言官，起用被罢的旧官。写完之后，他传来自己最亲近的门人，让他抄写了一遍。门人刚刚抄写完毕，就听见于慎行大喊：“我最终也不能报国了！”几天之后，于慎行便去世了。听到于慎行去世的消息，朝野上下都很悲痛，为他的逝世深表痛惜。神宗对他深加悯悼，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性爱读书，至老不倦。他不仅仅是一个正直的官吏，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慎行最熟悉历代典制，当时的许多大礼，都是由他裁定的。嘉靖时，孝烈后死后升入祖庙，附祭于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入祖庙，附祭于宣宗。于慎行认为这不符合典礼，便作《太庙祧迁考》，授引晋、唐、宋历代典制，反复申说。其立论雄辩精核，虽然未被施行，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于慎行懂得典礼。

于慎行又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论著主要有《谷山笔麈》、《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谷山笔麈》主要记述明代万历之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制、释道、边塞等内容。其中对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史实，特别是官吏的互相排挤，官场的黑暗腐败，多出于于慎行自己所见所闻，对于研究明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读史漫录》一书，则评论历代史事，上自伏羲，下至宋元，持论平实允当。《兖州府志》是他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其特点是体例谨严、资料翔实、考证精确，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多有记述，是明代地方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于慎行还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反对复古主义和模拟风气。他曾说过，唐人并没有模仿古乐府诗，唐人创作的乐府诗，只不过是借古乐府之名表达自己的胸臆;五言诗在魏晋时，也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今人要一味地模仿，那就太愚蠢了。他的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诗文则平和淡雅，从容旷达。《明史》本传中曾这样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在词馆中，于慎行与临朐(今属山东)冯琦文学并为一时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