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

王鏊（1450年9月22日—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王琬，是光化县的知县。按明朝制度，七品官以上的子弟可直接进入国学读书，称为荫监生。所以王鏊自幼随父在国子监读书，成为一名荫监生。

王鏊年幼时聪明过人，且志向远大。他12岁时，就能像大人一样写诗。一次，有人拿一幅《吕纯阳渡海图》求他题诗，王鏊拿起笔来，稍加思索，在图上题到：“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风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其才思不但敏捷，而且显露了他力争上游的少年壮志，有见识的人都暗自称道，认为王鏊将来必成大器。到他16岁时，文章已写得很好。每每作文写毕，国子监诸生都争相传诵。礼部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都认为他是个奇才，称他为天下之士。明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先在州县考“秀才”，然后每三年在省里考“举人”，省里的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份举行，然后于乡试的第二年二月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试”，录取合格者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及格者成为“进士”。王鏊于成化十年(1474)，参加乡试，明年参加会试，都名列第一。参加殿试为第三。授官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史官)。

当时宪宗朱见深当朝，他所宠信的宦官汪直专权，政治昏暗，纪纲混乱。王鏊无心仕途，洁身自好，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中去，唯有闭门读书，并避免与权贵大臣们接触。寿宁侯张峦与王鏊家有旧交，并有点亲戚关系。自他的女儿封为孝宗敬皇后以后，张峦也因此封侯，贵为国丈，王鏊竟从此断绝与张峦的一切联系。年节时张峦派人来问候也不加理睬。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太过分。王鏊正色道：“昔时万安攀附万贵妃为亲戚，我认为很可耻，现在我岂可自附于寿宁侯?”

孝宗弘治初年(1488)，王鏊升迁为侍讲学士(从五品)，充任皇帝的讲官。他见孝宗虽然年轻，但勤政有制并有锐意进取之志，所以常借经讲之时援引古例，对孝宗进行激励和规劝。当时，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都是正人君子，所以弘治八年以前，孝宗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弘治八年后，孝宗开始迷信道教，太监李广等人为得到宠信，在宫廷内搞一些求神炼药之事。一天，李广又引导孝宗游西苑，王鏊于是选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的故事，反复规劝，孝宗听完后深受感动，回头对李广等人说：“讲官今天指责的，实际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弘治十一年，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朝廷合议选择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为辅佐。王鏊中选，改任詹事府(专门辅导太子的机构)少詹事(正四品)。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

当时，元蒙遗部小王子和火筛等部落在河套、大同一带不断骚扰陇西、宁夏等地，有时甚至深入明境百余里掠夺烧杀。守卫边境的明兵不敢与之交锋，仅缩在城堡中自守。朝廷屡次派军队讨伐，往往由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懂军事，只知道任用私人，剋扣军饷，中饱私囊，以至边库空虚，法令不行，功罪不分，将士都不愿为朝廷卖命。弘治十四年保国公朱晖为大将军，统领五路大军进袭河套，敌人早已闻风逃走，只斩首三级而回。出师耗费达100万两，本来是无功而返，回师后竟封赏军功一万余人。王鏊针对这种情形上疏献策，仗义直言，指出“外敌不足畏，而嬖佞作乱，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才深可畏。”他献上御敌八策：一是定庙算(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重主持(依靠懂军事的将官，防止监军乱用权)。三是严法令(赏罚分明)。四是恤边民(对守边的军民要有较高的待遇)。五是广招募(只要是忠心报国的骁勇之士，不论出身，按才委任)。六是用间(利用和挑起敌内部矛盾)。七是分兵掩袭。八是出奇制胜。并荐举已致仕的户部尚书秦为总制，统制诸边将官。秦到任后，按王鏊之策首先厚恤战死将士的家属，并追记战死将士的军功。同时严肃军纪，将败军将领杨琳等四人治罪。召天下壮士习练军事，并在边境实行屯田解决给养。申明号令，奖罚分明，一时声威大振。

对礼部职掌范围，王鏊也是恪尽职守，特别重视选拔和考察人才。他曾上疏建议，可仿效和总结明代以前的选择考试人才的经验，每六年进行一次人才选择和考查，主要是要不拘一格，选出博学之人或异才。为官的进行提拔，无官的授于清要之职。以此来促进官吏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学识和才能，他认为这样一来，数年后必将全面提高官吏的素质。可惜当时未被采用。后来王鏊的父亲去世，他暂离职归乡丁忧。

武宗正德元年(1506)四月，王鏊父丧居满，重新起用为礼部左侍郎。当时武宗宠信东宫宦官刘瑾等八人，游乐无度，不理朝政，内阁大臣刘健、谢迁等合议清除“八党”，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朝廷大臣群起响应，跪伏在宫外请武宗下旨诛杀刘瑾等“八党”。武宗开始动摇对“八党”的信任，但仍感念旧情，不想立即处置八人。派司礼中官李荣手持各位大臣的奏章出来说，诸位先生所说的都很对，只是八人侍候皇上久了，不忍心立即处置，可少待几日，皇上自会处置。众大臣面面相觑，相顾无言。只有韩文大声历数八人罪恶，这时王鏊站出来质问李荣：“八人不除，祸乱的根子不去。假若皇上日后不处理怎么办?”李荣回答说：“难道我李荣的脖子上裹着铁吗?敢坏国家大事。”于是众大臣退去。这表明了王鏊疾恶如仇，仗义敢言的性格。后来因吏部尚书焦芳告密，诛八党功败垂成，刘健、谢迁罢相。阁臣只剩李东阳一人。刘瑾入司礼监专权，刘瑾想让焦芳入内阁，可举行廷推时众大臣却独推王鏊。迫于公论，刘瑾只好让王鏊与焦芳同时入阁。一个月后，加封王鏊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韩文已被罢免)正德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焦芳是河南泌阳人，为人狡猾，言语粗鄙，当时的正直大臣如刘健、谢迁等人都厌恶他的为人。武宗初即位时，年幼好玩，大臣们集中在朝中议政，很多人都认为应劝皇帝节俭国用，节制游乐。焦芳事先知道武宗派心腹宦官在外偷听，于是故意大声说：“平民百姓家还须有一定的用度开支，更不用说州县、朝廷了。现在天下有许多抗租漏税的不法之事，为什么不去追究，而只是限制皇上的用度呢?”武宗听到后大喜，正巧吏部尚书马文升辞归，就升任焦芳为尚书。刘、谢、韩文议诛“八党”时，焦芳暗中给刘瑾报信，事后刘瑾掌司礼监。明制，大臣奏章呈入内阁后，先由内阁大臣议决选择是否呈皇帝，内阁的意见称为“票拟”。“票拟”再由司礼监转呈皇帝御批。刘瑾故意引导武宗日夜游乐，一应批奏都委托刘瑾。刘瑾可代皇帝批示，权力自然很大，但总还要受到内阁的牵制。所以拉焦芳入阁。焦芳入阁后，一切秉承刘瑾的主意裁阅章奏进呈，李东阳虽为首辅内阁大臣，因参与罢免“八党”的事件受到刘瑾的忌恨，处处委蛇避祸，以求自保。王鏊虽然持正，但也无法与刘、焦等抗衡，遇到明知不可行的事也无法违背刘瑾的意志，只能与李东阳一起弥缝其间，设方补救。

刘瑾衔恨韩文，日夜伺机寻找他的过失。正巧内库发现收进一些假银，于是加罪韩文，必欲杀之而后快，王鏊前后力救，最终将韩文罢职。对已罢相的刘健、谢迁，刘瑾也不放过，先是假冒圣旨将二人列为奸党之首，并张榜公布于朝廷。后又千方百计查找二人过失，以便将二人治罪。后总算找到一个借口：早在弘治四年春，选举有才德但没通过科举的处士，浙江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和上虞人徐文彪被录用为官。而谢迁是余姚人，录用诏书是刘健草拟，所以刘瑾传武宗旨指责刘、谢结党，说天下之大，如何单余姚的处士这么多呢?因此将周礼等人下狱，逼讯令其供认与刘、谢有关联，并想逮捕二人下狱。王鏊配合李东阳极力营救，使二人免于下狱和被抄家。但却传旨将二人大学士除名。并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今后不许余姚县人再做京官。

尚宝卿崔璿等三人因小过错被刘瑾下狱刑讯拷打几致丧命。王鏊对刘瑾说：“自古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三人受刑已是受辱，如再制其死命，我也无面目留在相位上了。”加上李东阳也力劝，刘瑾不得不放三人出狱，发配去戍边了。

都御史杨一清，不肯依附刘瑾，被他暗中忌恨。杨一清曾在正德二年建议在边境地势平坦处修城堑以抵御外族入侵。武宗批准，拨十万两银子修筑边城。开工不久，刘瑾就以有人告杨靡费太多为由，将他下狱。王鏊愤怒争论说：“杨一清为国修边，怎么能以功为罪呢?”力救其出狱。

兵部尚书刘大夏，鄙视权贵，疾恶如仇。在任上常严惩不法官吏，遭到一些小人的忌恨。因与刘瑾的死党刘宇不合，被刘瑾忌恨。正德三年，广西的田州土司岑猛与思恩土司岑璿相互仇杀，刘大夏将岑猛徙配福建，岑猛拖延不走并托人贿赂刘瑾许他留在原封地，刘瑾借口刘大夏激变土族，将他下狱问罪，要将他处死。王鏊争道：“岑猛只不过拖延不走，并未叛乱，怎么能说刘大夏激变呢?这个罪名不能成立。”都御史屠也说：“刘尚书无死罪法。”刘瑾无法治其死罪，却硬将刘大夏发配甘肃戍边。

王鏊博学多识，再加上为人正直，说话办事有理有据，能够服众。朝廷遇到疑难不决之事，常常咨询于他。如景帝(代宗)汪后，因劝阻景帝废长立幼为太子而被贬为妃。及她死后，按何种名义安葬，一时委决不下。王鏊指出：汪后被废并不是因自身过失造成，死后应当恢复皇后的封号，享受祭祀，但葬礼只能按妃子的规格。至宪宗废后吴氏之葬时，刘瑾等人又发生异义。吴氏是因与万贵妃争庞被废，贬至冷宫。万贵妃专宠，但她不能生育，其他后妃怀孕者都遭到她的残害。宪宗长期没有儿子。后来偶然召幸宫中女史，生下孝宗，不敢让万贵妃知道，由太监张敏暗送到冷宫由吴氏哺育到六岁才明正身份。孝宗即位后，感念吴氏哺育之恩，将其作为生母对待，让她穿戴太后服饰。及吴氏死，刘瑾认为她没有太后的正式名分，不能穿太后服下葬，要将她火化。王鏊力持不可，说：“太后服可以不穿，但葬礼不可慢待。”后按照妃子的葬礼安葬。

在内阁期间，王鏊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有事就明言，认为不可行的事就进行规劝。刘瑾起初还能听纳一些意见，后来因为焦芳一味迎合阿谀，刘瑾日益骄横，完全以自己的好恶行事，到他伏诛前，私改国家例律吏、户、工、兵各部共85条。正德五年，竟授意手下编录《刘瑾行事》，奉为例律。朝廷官员顺者昌，逆者亡，常常不知不觉就会大祸临头。王鏊虽尽力救护，然而大多数不能幸免。朝廷政治黑暗，宪宗时初设置的皇庄，此时已遍布各地，占地共三万七千顷。武宗又在京城修建“豹房”，专供他游乐。照管皇庄、豹房的宦官、庄头等仗势欺压百姓，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地方官员贪赃枉法，鱼肉乡里，不少农民被逼造反。正德初，就爆发了江西华林山的陈福一起义，闽赣粤交界处的大帽山张时旺起义，江西东乡王珏五起义和河北霸州刘六、刘七起义。王鏊对政治彻底失望了，于是在正德四年三次上疏辞职。武宗赐玺书派专车送其归田。在家居住14年，刘瑾死后，朝廷许多大臣交相推荐，王鏊终不复出作官。

世宗即位后，改元嘉靖。专派使臣去请王鏊，王鏊上疏辞谢，不愿居官，但献上“讲学”、“亲政”两篇著作给世宗，以进行劝戒。世宗下诏在朝廷内宣读。并把他的一个儿子封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年(1524)，世宗又下旨让吏部派人去探问他的消息。谁知过不多久，王鏊就去世了。终年75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恪。

据史书记载：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多次负责主持乡试，程文为一代魁首。取士以经济之术和治国才能为重，反对华而不实和荒诞不经之作。弘治、正德年间，时人争相效仿他的文章，以致形成一种文体。他著有《姑苏志》，《震绎集》，《震绎长语》，《震绎纪闻》，《春秋词命》，《史余》，《守溪笔记》等共计三十余卷，晚年著《性善论》一篇，当时王守仁见了，感叹地说：“王公的精深造诣，世人是很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