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魏六朝
近来许多人似乎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看做一个纯粹封建社会或纯粹畸形封建社会，有的将西汉以后直至清末划入封建括弧以内，而多半又从秦算起一直到洋人打进以前都是封建社会。姑无论将这样的一个长期社会统归于封建社会，是否正确，而且在这几年间，文艺上的变迁及种种现象，如何可以说明？在这样的唯物史观解释之下，中国社会是个谜，依然是一个谜而已。
刘邦祭孔图
中国社会固然是一个长期封建的存在，然而是一种变相的半封建的社会，这社会有其特殊的生产方法——即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给与中国社会组织以特殊形态；其次商业资本——虽然幼稚——在中国社会上无疑地演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东周便已趋于崩坏，到了秦始皇凭藉商人阶级的势力（如吕不韦等），打击了封建社会，建设了都市手工业形态的专制国家。可惜这般暴发户过于浅薄，仇视宗法封建思想的儒教之故，同时在文艺上无所建树。商业资本及封建制度之双管剥削，造成农民叛乱，于是土豪（亭长）刘邦乘机做了皇帝，重新提高了地主的势力，又巩固了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复活了孔教，董仲舒的“重农思想”，就是代表当时封建阶级的意识。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特征之一，这两种势力之结合，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剥削，一方面也阻碍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王莽虽然想实行一点“社会政策”，终受地主及商人之反抗而失败。以后的中国政府，便是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联立的政府，而因为商业资本之蓄积是来自土地，土地又占优越的势力。然而这两种势力，也还是有争斗的，譬如禁止商人乘车着绢的法令，以及出身于农村的儒者瞧不起商人，目之为奸商——虽然他们的祖宗的门徒也有做生意的。这土地—商业资本之联合政权一方面因封建制度之残余，减少商业资本活动的可能性，同时因为中国闭关于广大的大陆，没有刺戟商业资本活动的源泉——海外殖民地，于是剥削到农民叛乱之时，便是一次大内乱，伏尸流血无算，于是几个流氓草寇、将弁和尚出来收拾天下，演成中国史上循环的交椅轮流坐，循环的朝代变更，弄不出什么新的把戏了。
王莽像
第一节 汉代神仙故事的起来
古代神话，遗留到秦、汉的时候，已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也改变了它本来的面目。在古代的神话里，神的行事固然是超人的，但它也住在人间，它和人的关系却很接近，神也会死，惟其力量胜于凡人罢了。到了秦时，神与人就渐至互相隔离，神住在另外一个世界，人已不能随便与神接触。神是长生不死的一体，而人也可为神，只要服食了不死之药。这种思想，却来源于燕齐的方士，他们一致的承认仙人住居于海中的三神山。这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系的，因为燕、齐正是二个滨海的国家，海的影响和古代神话相结合，便造成他们这种荒诞无稽的思想。又恰巧逢到那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帝，百事遂心，惟少“不死”的本领，遂竭全力以求达到他的希冀。这样两相遇合，种种神仙故事便由是发轫了。不久，又来了汉武帝对于神仙也热烈的憧憬，神仙故事弥漫满整个的朝野，遂造成了这样一个富丽的神仙故事时代。
汉武帝像
始皇的迷信神仙，却至死未悟。但武帝就不然了，他在迷信着的时候，尤较始皇为热烈，但最后终来了一个觉悟。这或者正是这两个雄主的不同的地方。
（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其中依托古人者七，曰：《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记故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时作。明著汉代者四家，曰：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记，虞初周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与百家，虽亦不云何时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汉人。
（一）《伊尹说》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的。《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岛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伊尹用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大概这是到战国之士所为的呢。
（二）《鬻子说》
《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一篇，今仅存一卷。有人因为他的语言浅薄，疑不是道家的话。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相同的，则殆真不是道家的话哩。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于商郊，起自蕙乌，至于赤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三百一）
（三）《青史子》
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世已经佚亡，刘知几《史通》云“青史由缀于街谈”者，盖据《汉志》上说的，不是逮唐而复出的。遗文今存三件事，都说的礼，也不知道当时何以列入小说。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珮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和鸾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大戴礼记·保傅篇》）
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办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八）
《师旷》书影
（四）《师旷》
《汉志》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作，《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知其不寿，太子自己也知道，后三年当宾于帝所”。他的叙说颇像小说。
（五）《虞初周说》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注：“其说以《周书》为本。”颜师古注：“《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太初元年（前104），虞初尝与丁夫人等以方祠祖匈奴、大宛，见《汉书·郊祀志》。《周说》今亦不传。晋、唐人所引《周书》，有三事似《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逸周书校释》十一）疑即为《虞初周说》的逸文：
朱右曾，字尊鲁，一字言甫。近代学者，著有《逸周书集训校释》、《左氏传解谊》。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山海经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文选李善注》十四）
岕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览》三）
（六）《百家》
刘向像
《百家》百三十九卷。刘向《说苑叙录》云：“《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由此观之，《百家》为刘向所编。但《汉书》未曾注明，未知何故。书虽不传，但观今本《说苑》及《新序》内容，则所记亦当为古人行事之迹，惟“不足为法戒”及“无当于治道”罢了。
其他被称为汉人所作的小说，尚有刘歆的《西京杂记》，伶玄的《飞燕外传》，无名的《杂事秘辛》。数书皆托名汉人，然今人皆谓为伪作（《小说史略》）。
第二节 今所见汉人小说
现在存留的所谓汉人小说，可是没有一部是真正出自汉人之手。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到了宋朝、明朝尚不绝迹。文人好逞狡狯，或者想了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所以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就托汉，也就犹如汉人的依托黄帝、伊尹呢。在这些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撰的各二，郭宪、刘歆撰的各一。大半谈荒外的事，就说是东方朔、郭宪；关于涉及汉事的，就说是刘歆、班固，而大半的意旨，不离开神仙。
（一）《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现在存一卷，记武帝生于猗兰殿至崩葬茂陵杂事。其中虽多神仙怪异的事，然不信方士，文亦简雅，篇末“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数语，司马光据以录入《通鉴》。可见书虽未必果出班固，然可决其必为汉代文人。《汉武内传》亦记帝初生至崩葬事，而于西王母降临事特详，所述大类方士口吻，兼杂释家言。其著作时代自当在后。宋时尚不题撰人，至明乃并《汉武故事》依托班固作。《内传》所记武帝初生前事，即全为怪谈。
汉孝武皇帝者，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汉武故事》中有名的是谁也知道的“金屋藏娇”与“神君”之话。
汉景帝像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胶东王数岁，“长”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遂成婚焉。
神君者，长陵女子也，先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祀之，遂关言语，说人家小事，颇有验。上遂祠神君，请术。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责之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规欲为淫，此非神明也！”因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于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弗长，吾尝欲以太乙精补之，可以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霍去病墓
两书记武帝死后，亦多怪事，今不备录。
（二）郭宪《汉武洞冥记》
《汉武洞冥记》的作者为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刚直敢言。因他有“潠酒救火”一事，故为方士所攀引。此书大概为六朝人作，内容与《神异经》相类，所记都为异事奇物。但几每事均与武帝、东方朔有关。此书第三卷之首，有《洞冥草底》记事：
汉文二年，帝升苍龙阁，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方之士，唯东方朔下席，操笔跪而进。帝曰：大夫为朕言乎。朔曰：臣游北极，至种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龙衔烛火，以照山之四极，亦有园圃池苑，皆植异木异花。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仙人宁封，常服此草于夜暝时，转见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命剉此草为泥，以涂云明之馆，夜坐此馆，不加灯烛。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此篇古时恐怕是在开首第一的，所以名为“《洞冥记》”的罢。
总之，武帝以好神仙之故，所以一切无稽荒唐神秘之谈，都尽量集中在他的身上。不但他的初生及死后有种种奇事，凡与他有关的一事一物，甚至他宠爱的女性，无一而非神奇。自古以来所有种种神仙故事，武帝要算是个最大的箭垛了。
（三）东方朔
东方朔是与虞初等同以博识智辩为汉武帝所宠幸的稗官的人物，《汉书·东方朔传赞》里说：
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今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
这段文字评骘东方朔的为人，颇为确当。而且又使人明白了后世“奇言怪语”何以附着于他的理由。传中所叙，并无一事及于神怪，惟处处使人感到幽默而已。传中说他有一次曾“因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可见他的为人真放浪到极点。他的“割肉归遗细君”故事，至今盛传为一个诙谐的典故。他实是汉武帝的一个怪人。但班固已云“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可见在东汉之时，朔早已成为一个神仙故事的箭垛。
明画《东方朔偷桃》
又在《汉书》论赞里《艺文志》的杂家之部有“《东方朔》二十篇”，可惜不传于后。记述东方朔的“奇言怪语”的书，有称为朔自著的《海内十洲记》，班固的《汉武故事》，郭宪的《汉武洞冥记》及《东方朔传》。这几种书的作者尽属伪托，其中《东方朔传》实系概括《洞冥记》所述朔的故事而成，叙述最详，今摘录于后。《东方朔传》云：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
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一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
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
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朕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又武帝尝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
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尘落漫飞。
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大王公闻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
东方朔木雕像
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
东方朔不但为人家造出许多神怪的事，而且又把人家谈神怪之书也托名为他所作。他在汉代不过是个小官，他在文字方面的成绩也远不及司马相如、扬雄等。但他的名声却很大，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到了元、明之际，戏曲家曾采他的故事作题材，小说家也把他的故事写入小说。他真是一个旷古的幸运儿！
（四）西王母与东王公
在古代神话中，西王母的故事本是极简朴的。但到了神仙故事盛行的汉代，它也逐渐脱去了神话中的神样，而趋向神仙故事中的神仙化。它的演化的段落是很显明的。在《山海经》上的西王母，它是一个人身虎面豹尾食鸟的怪物，写得很是可怕。到了战国时人作的《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就不同了。《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事，这里的西王母已变成一个文雅的国王。
到汉代称为班固作的《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里所记，便与前此大不相同了。《内传》里的西王母，竟一变而为“年可三十许”的丽人。故事写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情形云：
西王母壁画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见有青鸟从西方来。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无云，隐如雷声，竟天紫气。有顷，王母至，乘紫车，玉女夹驭；戴七胜，青气如云；有二青鸟，夹侍母旁。下车，上迎拜，延母坐，请不死之药。母曰：“……帝滞情不遣，欲心尚多，不死之药，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二枚。帝留核箸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谈语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肃然便去。……母既去，上惆怅良久。（《说郛》卷五十二所录无此一段）
《内传》里也有一段同样的记事，但文辞更为缛严，现亦录于后：
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帏，然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葡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馔。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廷。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音。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采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在殿下。王母惟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褡，文采鲜明，光仪淑目，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凤文之舄。视之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华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明，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元灵之曲。……
西王母画像砖
西王母故事的演化既如此，其实一切神话故事的演化未尝不如此。而且西王母故事到了汉代，人们觉得有了皇后必有皇帝，何以西王母独有母而无公，所以又另外造出一个东王公来。东王公故事，见于《神异经》。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称东方朔撰，伪托也。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唏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东荒经》）
东王公壁画
《中国小说发达史》说：“写东王公的故事始于此书。它所写的形象虽然模仿《山海经》的西王母，但究竟因在古代神话里没有根据，所以他就不能和西王母同样惹人的注意。《神异经》又写东王公与西王母的会合：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复东王公，右翼复西王母；背上小处无毛，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中荒经》）
“既有公而又有母，他们自然也须会合。但他们是仙人而不是凡人，所以同牛郎织女一样，仅是每年会合一次。
“桓麟的《西王母传》也叙及东王公，而且更显明的写明他们的关系。他们在自然史上，仿佛《创世纪》中的亚当与夏娃。”
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
《西京杂记》，杂载朝野琐事，本二卷，今六卷，是宋人所分，末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以补《汉书》之阙。”然《隋志》不著撰的人，《唐书·艺文志》径云葛洪撰。可见当时人都不相信是刘歆的手笔。鲁迅先生亦谓为葛洪所作，今姑不论其真伪，“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中国小说史略》三四页）。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忧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
昭君出塞
广川王去疾聚无赖发乐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少以儒学而知名，他研究博览典籍，尤其爱好神仙导养的法术。太安中，官伏波将军。因平贼有功封关内侯。干宝深相亲善，荐洪才堪国史，而洪闻交阯出丹，自求为勾属令，行到广州，被刺史所扣留，就停止在罗浮，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有他的传，在《晋书》。洪著作甚多，可六百卷。葛洪虽然是离汉朝不远的人，但是他溺于神仙，所以他的话也不足以为根据。
第三节 六朝鬼神志怪书
（一）产生鬼神志怪书的时代背景
古代神话，遗留到秦、汉之际，便造成了秦皇汉武及汉武时举国若狂的迷信神仙。秦、汉以来，神仙的传说盛行，一传到东汉之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也传入中国的土地，渐渐已流传了。佛教虽后汉之初已传入中国，但当时一般还未会流行。魏、晋以后，名僧辈出，经典的翻译开始了，法显、宋云之徒为了求法而入竺，加之梁武帝时有名的达摩太师来到中国，以武帝为始，沈约等也皈依三宝，又北魏的胡太后笃信佛，刻石佛于龙门，通南北朝。自晋讫隋，特别多有鬼神志怪的书籍。这些书有出于文人的，有出于教徒的。文人的作品，虽然不是像释道二家，意思是在自己神自己的教，但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大概当时以为幽明虽不同道路，而人、鬼乃都是实有的。所以他们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的常事，自己认为没有诚实和虚妄的分别呢。
龙门石窟
六朝的鬼神志怪书，较汉代神仙故事有一不同之点。“怪”的来源不必说，当然远始于古代的神话。惟古代以怪为神，这是以怪为怪；古代的怪有一定形体，这里则变化多端而已。至于鬼的来源，《左传》已有“新鬼大，故鬼小”之说，所载鬼事亦多，可见鬼事且为历史家所承认。惟以前的鬼但离去人身而独立，这里则亦形状多端，变化莫测，且与神仙几不相分别。六朝时代，求仙不死的迷梦既逐渐打破，于是转而憧憬于死后魂魄的种种，又羡慕着人以外的物体反而不易消灭，自然“鬼”“怪”之说会和神仙故事等量齐观的多起来了。
第四节 文士之传神怪
（一）魏文帝《列异传》
本节专叙几个著名的、有作品传下的鬼神志怪书的作家。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人。汉末为五官中郎将，有文学，喜交文士。父操封魏王，丕为太子。后篡汉自立，改元黄初。在位六年，卒，谥文帝。《隋书·经籍志》有《列异传》三卷，署魏文帝撰，今佚。两《唐志》则云张华撰，未知孰是。然其书尝为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那么可决其必为魏、晋人所作。据其遗文以观，正如《隋志》所云：“以序鬼物奇怪之事。”
魏文帝曹丕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戴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四，《法苑珠林》六）
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太平御览》三百七十）
此外其中有一节，略似《希腊神话》里的邱比特与赛契的故事：
邱比特，今通译丘必特，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赛契也译赛姬、普赛赫等。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以上，生肉如入，腰下但有枯骨。”
结果是破了禁忌，只得离别，女子赠珠袍而去。赛契照了邱比特，他不是也立刻飞去，不再回来了么？
（二）张华《博物志》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人。魏初，举太常博士，入晋为中书令，拜黄门侍郎。官至司空，领著作，封壮武郡公，永康元年四月赵王伦之变，华为孙秀所害，夷三族；时六十九。华生时有博物洽闻之称，通图谶，多览方技书，能识灾详异物。尝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著《博物志》四百卷，进于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为十卷，今犹行世。不过刺取故书，殊乏新异。自后凡关异物奇事，都托之张华，或由后人缀辑复成，不是原本。今所存汉至隋小说，大抵此类。
《博物志》书影
《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刃。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蜡。”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卷二《异产》）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卷八《史补》）
穿胸国：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到，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之神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使，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是为穿胸氏。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三）干宝《搜神记》
干宝（约317年前后在世）字令昇，东晋新蔡人。少博览，以才器闻。元帝之时被召为著作郎，以平杜弢功赐关内侯。王导荐领国史，著《著记》三十卷，称良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官至散骑常侍。性好阴阳术数，尝有感于他的父婢死而再生，及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以明神道之不诬。书成以示刘琰，云：“卿可谓鬼之董狐。”其书于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之说。
《搜神记》书影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岁余而卒。（卷十六）
此外《搜神记》中如卷十三由拳老妪和卷二十的古巢老姥的故事，可说是至今仍然流传民间的著名的地方传说，后来，梁任昉的《述异记》也记有类似的故事：
和州历阳沦为湖。昔有书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谓姥曰：“此县门石龟眼血出，此地当陷为湖。”姥后数往视之。门吏问姥，姥具答之。吏以殊点龟眼，姥见，遂走上北山，顾城遂陷焉。今城中有名府鱼、奴鱼、婢鱼。
王嘉（？～约390）字子年，是苻秦的方士，陇西安阳人。貌丑好谈笑，不食五谷，清虚服食，隐东阳谷，凿崖穴居，受业者数百人。后迁隐终南，苻坚累征不起。好言未来之事，日后尽验。姚苌入长安，逼之自隋，以问答失苌意，为所杀。嘉著有《拾遗录》。今本名《拾遗记》，前有梁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季，典章散灭，此书亦多有亡，绮更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从一卷到九卷是收录了从庖羲、神农经五帝、三王、两汉、三国而至晋的时事的奇谈珍闻，特为周穆王、燕昭王、秦始皇立传；第十卷是载的昆仑山、蓬莱山等传说，仿《洞冥记》尽荒诞之言。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与萧绮之言亦不合。明胡应麟以为“盖即绮所撰而托之王嘉”，但言无佐证，不当就相信他。
《拾遗记》书影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悽鸣，走兽为之吟伏。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秦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近而拜，畴泣不自支，因相与进鸡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闻君臣之义，生则尽礼。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贞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畴醉亦醒。（卷七）
又昆仑山的记载中如：
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
于从来的昆仑思想中混入了佛说须弥山的理想，正可认识为佛教的影响。
（五）陶潜《搜神后记》
陶潜（372～427）字渊明，一作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胸怀高旷，任真自得。尝为彭泽令，以不愿束带见督邮，遂弃官归。不治生业，终日醉于酒。今有《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潜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鲁迅云：“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其言甚确。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弟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卷四）
陶渊明像
题作陶潜的《续搜神记》，卷一有《桃花源记》，与此篇相类的，前后所录，约有二篇：
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迹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间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桃花源记》插图
《搜神后记》不但作者姓名难以置信，就是这名称也觉不妥。既是续书，不应该与《搜神记》有重复的，但随便一翻，就发现好几节与《搜神记》相同的，只是文字的详略或记述方式不同罢了。例如郭璞为赵固救马使活的故事，既见《搜神记》卷三，又见《搜神后记》卷二；又如蒋侯赠果物爱人吴望子的故事，既见《搜神记》卷五，又见《搜神后记》卷五。
刘敬叔（？～约468）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由司徒掌记至南平国郎中令。晋末，为宋长沙王骠骑将军。入宋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泰始中卒于家（约390～470）。所著有《异苑》十余卷，今本存十卷，已非原书。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卷八）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卷二）
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落，常以给膳。（卷十）
（七）刘义庆《幽明记》
刘义庆（403～444）字不详，彭城绥里人。袭封临川王。官至南兖州刺史。卒谥康。性简素，爱好文义，常招聚文学之士，如何长瑜、鲍照等，均集其门。义庆为六朝最大之小说家，著有《幽明录》三十卷、《宣验记》三十卷、《世说》八卷等。《幽明录》有杨林故事，为《枕中记》、《黄粱梦》等所本，似较鲁迅所记的《搜神记》，（今本无此记，《太平寰宇记》引）为迟。《幽明录》内容如《搜神记》，皆集前人所作编成，唐时尝盛行。刘知几云：“《晋书》多取之。”书已佚，《太平广记》等书征引甚多。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宋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妇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三）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家世寒贱，好学有俊才。天监初，为吴兴主簿，旋兼建安王伟记室。终除奉朝请，以撰《齐春秋》不实免职。已而复召，使撰《通史》，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遽卒。年五十二。均有诗名，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学之，称为吴均体。所为小说，唐、宋文人多引为典据；但语多怪诞，世因目语之无稽者曰“吴均语”。有《续齐谐记》一卷，盖续东阳无疑的《齐谐记》而作。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有《齐谐记》七卷，见于《隋志》，现在已经佚亡。
《隋志》，即《隋书·经籍志》。
阳羡鹅笼的记，尤其是《续齐谐记》中的奇诡的哩。
《太平寰宇记》书影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只鹅并坐，鹅亦不惊。彦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匲子，匲子中具诸殽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十二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敬；敬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酉阳杂俎》书影
鲁迅先生谓：此类思想，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为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今尚存。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处蜕化为国有。
此外确知六朝人所作的鬼神志怪书，尚有孔约的《志怪》四卷，荀氏的《灵鬼志》四卷，谢氏的《鬼神列传》二卷，及陆氏的《异林》等。然亦作品皆佚，作者生平不可考，仅能见其遗文罢了。
晋明帝时，［有］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志怪》，《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高天大将军，来辄见吞，径出下部，如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灵鬼志》，《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
第五节 佛教徒怎样利用鬼神志怪书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因其思想与中国人民崇尚玄虚的心理相合，所以立即在社会传布。汉时已有经典的翻译，至晋时更大盛行，当时且由私人对译而辟大规模的译场。到南北朝时，往印度游学者甚多，佛寺的建筑和佛画的遗留，可见社会人士对于佛教信仰之笃，即当时的文学家，在作品中也常常露出颂扬功德之意。萧衍舍身佛寺，刘勰剃发出家。帝王与文学之士尚如此，其他更可想见了。
但是佛教徒中本有不少聪明的文人，他们很深切地了解鬼神志怪书在普通社会的势力，而也明白，这种势力的造成，全在乎完全能适合一般民众的心理。他们把佛教中最肤浅的因果思想及灵验的事，用志怪书的故事体裁发挥出来。这样，在六朝的神鬼志怪书就被佛教徒利用了。
虽不过是一种传教书，只利用志怪书的体裁而已。但这却很有影响于整个社会的信仰与思想，与后来的小说里的思想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如《金瓶梅》的收场就在讲果报）
白马寺
这类书籍，现在仍然存在的有颜之推的《冤魂志》一卷。其他有逸文可见而有作者可考者，有《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四种。
（一）《宣验记》
《宣验记》三十卷，刘义庆撰。义庆的生平已在前面叙述了的。
车母者，遭宋卢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本奉佛，即燃七灯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光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因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太平广记》卷一百十）
（二）《冥祥记》
《冥祥记》十卷，王琰撰。琰（约470前后在世）字不详，太原人。幼在交阯。受五戒，于宋大明及齐建元年两感金像之异，因作《冥祥记》，撰集像事，继以经塔。《冥祥记》中自序其事甚详。书虽佚，然存于《法苑珠林》及《太平广记》中的尚不少。其文以叙述委曲详尽胜。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佛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法苑珠林》卷十三）
白马寺中的佛像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阇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惟宜劝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蹑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惊防，无由得出，肤有觉者，乃欲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躃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焉。（《太平广记》卷一百十）
《楞严经》书影
晋谢敷字爱绪，会稽山阴人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当在都白马寺中，寺为灾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尽，而此经止烧纸头界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复惊异。……（《珠林》十八）
（三）《冤魂志》
《冤魂志》一卷（一名《北齐还冤志》，《两唐志》作三卷）今存；《集灵记》十卷，今佚，皆颜之推撰。之推（531～591年以后）字介，琅邪临沂人，本是梁人，仕于北齐以至于隋，好学博览。性任诞，好饮酒。初仕梁，为湘东王绎记室，迁散骑侍郎。入齐为中书郎，寻除黄门侍郎。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寻以疾卒，年六十余。之推笃信佛法，在其所作，以《家训》中的《归心篇》里盛说因果之理。《冤魂志》尝以经史上自春秋下至晋、宋的事例以证报应，其文词颇古雅，尚未脱儒家本色；但其报应劝诫太浅薄，着重于佛教之果报，不失为宣扬教义的书而已。
《家训》，颜之推撰，今多称《颜氏家训》。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呼！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
（四）《旌异记》
《旌异记》十五卷，为侯白所撰。白（约581年前后在世）字君素，魏郡的人。而有捷才好学，滑稽善辩，举秀才为儒林郎。通悦不持威仪，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难之者如市，隋文帝令于秘书修国史，每将擢之，辄曰“侯白不胜官”而止。后给五品食，月余而死。时人感伤其薄命。又有《启颜录》二卷，系谐谈之书，亦佚。然《太平广记》引用甚多。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杨）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白在省门会半无处觅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广记》二百四十八）
第六节 笑话集与清言集
“在东汉末神怪思想弥漫着民间的时候，在政府方面却产生了一派所谓‘清流’人物。他们是当时宦官极度干政的反动，他们的行为正合于所谓‘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弗视’。他们对于普通人物的批评，正是‘一言之褒，荣于华衮；……’关于这种批评，当时叫做‘清议’。凡为‘清议’所贬的人，即为社会所不齿。这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膺、李固等。但不久即来了‘党锢之祸’，由禁锢而遭大肆杀戮，这派人几无一幸免。汉室也跟着亡了。”
这里“清流”风气既养成，它倒并不“人亡政息”，它的势力仍旧存在。但这种风气行于士大夫相与之间，却尚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对于政府的行政方面，就要发生种种不便了。大政治家及大文学家曹操很反对这种风气，所以他在征求人才时却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在大乱时代的用人，的确，人才主义才是对症发药。“清流”派虽是正人君子，然而确实无补于乱世的政治的。
停棹清谈图
在那“非礼弗言”的“清议”时代，凡属士大夫之流，既不能随便说话，但不能不说话，于是他们专说些幽默、风雅的话，以免为“清流”所指摘。接着，政治上又来了一度大变化，魏代有了汉室的天下，不久，晋又替代了魏。在易朝换代之际，当局者受正人君子的指摘是常有的事，但也为他们所最痛忌。所以等到时局一定，他们就要受裁制，或为当局者借端报复，就不易随便发言了。他们中乖一点的人，表面上也假做说些反对正人君子的论调，说些什么“礼岂为我辈设哉”的话，行动上也极端通脱，甚至假做“醉卧于人妻之侧”而处之泰然，而实际上他们可尝忘怀于礼教！他们还在指摘当道，还在发他们的牢骚，不过换了一种说话方法，就利用那本来避免清议指摘的说话艺术，就是所谓“清谈”，也就是现在正在盛行的“幽默”。“清议”，“清谈”，即从名字去观察，便可知道它们是同出一源啊！可是他们的手段却高明极了！
这样，在文学上面，就产生了笑话集和清言集。笑话集产生最早，在汉末已有，清言集却到东晋以后才盛行。这二种文学作品都是极幽默而雅致的小品文字，是专供士大夫阶级阅读鉴赏的东西，一般社会的人是不了解的。它和同时风行的鬼神志怪书站在反对的地位；鬼神志怪书代表了平民阶级里普遍的迷信思想，所以为一般社会所“雅俗共赏”；它代表了知识阶级而不肯流入迷信思想，专在宣扬风雅，所以不能配合一般人的胃口而获得他们的了解。总而言之：志怪书是平民小说，而它总不脱为一种“贵族文学”。这是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的意见。
（一）《笑林》
最古的笑话集的逸文，为东汉末邯郸淳的《笑林》。《笑林》凡三卷，原书已佚，遗文在《太平广记》等书里还可看见二十余则。作者邯郸淳（132～？）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生有异才。元嘉元年，曾为曹娥作碑文，操笔立成，于是遂知名。初平中，寓居荆州，曹操很敬礼他。曹丕自立，以他为博士给事中。淳尝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丕赐帛千匹。时年已九十余。《笑林》所叙，都为当时流行的笑话：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詈，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二）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同上）
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记文。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葛龚名姓。府公大惊，不答而罢归。故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以上皆《旧小说》甲集）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太平御览》四百九十九）
（二）《解颐》
《笑林》之后，不乏继作，《隋志》有杨松玢的《解颐》二卷，但不惟书已佚亡，即遗文亦一字不存。又《太平广记》“诙谐类”所引《谈薮》多至数十条，其所述止于隋，或即作于此时，惜不知作者为何人，其卷数亦已莫得而详。《说郛》亦收《谈薮》，凡七卷，系宋人庞元英作，与此别为一书。
《太平广记》书影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常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以上皆《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生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
观其所引，皆为隽谈，故鲁迅以为“《世说》之流”。
（三）《启颜录》
侯白所作《启颜录》二卷，今已佚。白生平已在前面述及。《启颜录》见引于《太平广记》颇多，观其内容，大抵取资于子史的旧文，近记一己的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语调侃他人，往往流为轻薄。中记及唐代事，当为后人所加；古书中常常有的。
先录一则巧女故事。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
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亦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
《启颜录》与《笑林》相比，文字内容，均有雅俗之分。盖《启颜录》著作时代较后，已脱离贵族文学而侪于平民读物之林，不似前此的笑话书，专为供士大夫的清赏而作了。
但自后作者遂多：唐有何自然的《笑林》，今已佚。宋有吕居仁的《轩渠录》，沈征的《谐史》，周文玘的《开颜集》，天和子的《善谑集》；元、明迄清又不下十余种；至今尚有《滑稽大观》类的书的纂辑。可见它的“流风余韵”一时尚还未已咧。
第七节 由《语林》到《世说》俗说与小说
专记“清言”的书，始自东晋裴启的《语林》，继之以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梁沈约的《俗说》，及殷芸的《小说》。诸书以《世说》为最著名。
裴启（约362年前后在世）一作名荣，字荣期，河东人。父徲为丰城令。启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尝撰汉、魏以来迄于当世言语应对之可称述者，谓为《语林》。时人都好其书，颇见流行。以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毁，其书遂废。《语林》凡十卷，至隋已佚。但其遗文散见于他书所引，尚不下数十条，它的内容遂赖此得以考见。
王武子葬夕，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为垂泪。哭毕，向灵座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君作驴鸣。”既作，声似真，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须臾之间，或悲或哭。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御览》三百八十九）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太平御览》七百七）
钟士季尝向人道：“吾年少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
郭澄之（约403年前后在世）字仲静，太原阳曲人。少有才思，机敏过人。尝为南康相。刘裕引为相国参军，从裕北伐。位至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隋志》有所著《郭子》三卷，亦名《郭玄》，贾泉为之注，其书在唐时犹存，今已佚亡。所述间与《世说》相同，谭正璧举例遗文二则，即亦为《世说》所有。
许允妇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永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裾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敬重。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乃赐新衣。初被收，允新妇目云：“无尤，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
王浑妻钟，生女，甚贤明，令武子为姊择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独与之议，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诚是地也，自可贵，要当令我见之。”于是武子令此兵与群小杂处，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长年，不足展其才用。观其形骨，恐不可与婚。”数年，果死。
刘义庆的生平已见前。他所著的《世说》，原本为八卷；梁刘孝标为作注，扩为十卷。今本名为《世说新语》，凡三卷，为宋词人晏殊所删并，于注亦小有剪裁。唐时则名为《世说新书》。今本《世说新语》凡分三十八篇，每篇为一类，事起后汉，迄于东晋，孝标注颇渊博，所引书多至四百余种，且大都今已不存，故后人以之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并珍。书中文字，与《语林》、《郭子》中同者颇多，当亦为纂辑旧文而成，非属创作。义庆尚著有《小说》十卷，见两《唐志》，今佚。然《太平广记》所引，除殷芸《小说》均注明“商芸《小说》”外，又有单注“《小说》”者甚多。例之《志怪》亦有两种，于孔约的《志怪》注明“孔约《志怪》”，于祖台之所作则不著姓名而仅注“《志怪》”；则此单注“《小说》”者，或即为义庆所作。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鲁迅谓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卷中《赏誉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吾裈中？”（卷下《任诞篇》）
刘伶醉酒扇面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嚷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卷下《汰侈篇》）
沈约塑像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少孤贫，好学，昼夜不倦。左目重瞳子，聪明过人。仕宋为尚书度支郎。入齐，初为文惠太子管书记，校四部图书。累至五兵尚书。后与范云等助萧衍建梁国，累至尚书令、太子少傅。卒，谥隐。约好聚书，晚年聚至二万卷。著作亦宏富，不下数百卷。其《俗说》三卷，今已佚。以书名及遗文观之，便知它和《世说》、《小说》是同类了。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在中兵参军，来诣荀咨事，论事已讫，为复作余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作人不？论事已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
殷芸（471～529）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妄交友，励精勤学，博洽群书。齐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梁天监中，累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普通末，直东宫学士省，卒于官。芸官安右长史时，尝奉武帝命撰《小说》三十卷。其书至隋仅存十卷；明初尚存，今乃只见于《太平广记》、《续谈助》及原本《说郛》中。书亦采集群书而成，以时代为次序，特置帝王事于全书之首，始于周、汉而迄于南齐。
晋咸康中，有士人周谓者，死而复生，言天帝召见，引升殿，仰视帝，面方一尺，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圣去，此近曹明帝也。”（《绀珠集》二）
汉末陈太丘实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相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四）
上述诸书，以《世说》为最著名，所以后世仿作的特多。唐有王方庆作《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作《唐语林》，孔平仲作《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作《何氏语林》，李绍文作《明世说新语》，焦竑作《类林》，张墉作《二十一史识馀》，郑仲夔作《清言》；清有吴肃公作《明语林》，章抚功作《汉世说》，李清作《女世说》，颜从乔作《僧世说》，王晫作《今世说》，汪琬作《说铃》；今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陈灨一作《新语林》。最近，新文学家亦有此种著作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