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

师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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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春秋后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名旷字子野,生卒年不详,春秋末鲁国平阳人(今山东新泰人),出仕晋国为乐师,又称太师,官至晋平公少傅,根据《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和《左传·昭公九年传》的有关记载,大致可以推定出师旷主要生活在晋悼公和晋平公时期(大致公元前572-公元前532)。师旷是一位盲人,相传其为了精善音乐不受外界缤纷所惑,自熏双目,故自称“暝臣”、“盲臣”。师旷音乐才华极其精湛,他通晓古典音律,善于演奏各种乐器。《韩非子·十过》记载有他的故事。公元前534年,卫灵公访问晋国,师旷演奏了高难度的琴曲“清徵”和“清角”。卫国乐师师涓也弹奏了琴曲“清商”。师涓的琴曲“清商”弹奏了一半,师旷即截断师涓的演奏,指出这首琴曲乃是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乐”,乃属于“亡国之音”;并指出师涓的这首曲子乃是闻之于濮水之上,使师涓服帖得五体投地。师旷虽然目盲,但是精于审音调律,因此汉以前的文献常把他作为对音特别敏感的代表人物。例如《淮南子·氾论训》说:“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我国古代的瑟,瑟下的琴马叫“柱”,瑟是靠将柱上下移动而改变弦的长度来定音的。由于瑟上没有尺度,定音比较难,可师旷为瑟定音,没有一根弦的音是不准的。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说,晋平公铸了口大钟,乐工们都说钟音的音高“调”,即符合音律要求,只有师旷说“不调”,后来师涓也说不调。这件事不仅反映了师旷精于审音的才能,也说明他的为人正直而不虚假。《左传》襄公十八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楚国派兵要打晋国时,远处在晋国的师旷,却能从吹响律管,听律声而知“楚必无功”。这后一记载显然近于传说,师旷早已为人们所神化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他所具有精于审音的特长。明、清琴谱中的《阳春》、《白雪》、《玄默》等琴谱,都是伪托师旷所作,可见后世对他的推崇。

师旷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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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源自1933年作者在中山大学所作的一次同名演讲,经过充实完善而成,7章,既包括作者关于“文化的根本观念”,也有对当时流行的文化观批评和对作者文化主张的重点论述。此书旨在比较研究文化学和中西文化,探求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对作者在中山大学演讲中的“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的展开和深化。同时,此书也坚持了对于晚清以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3种主要主张的划分,即以张之洞为主要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派”;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尊孔复古”)的“复古派”;以作者(包括胡适等人)为主要代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派”(“西洋派”)。作者分篇对前两种主张进行了剖析和批评,指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意”,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化的道理”。并基于其文化观念和对中西文化之构成、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坚决主张中国文化必须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近代文化的确要比我们进步得多”,而且因为西洋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之“全盘西化”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在因悠久的传统文化骄傲的中国自然会招致诸多争议和批评,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带来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的主张至今也依然主要是批评的对象。

吴三桂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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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白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四卷四十回。题“小配世次郎撰”。作者即黄小配。成书于清宣统三年(1911)。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宣统三年(1911)香港循环日报活字版本,藏英国图书馆;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书局石印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华明书局石印本,藏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民国石印本,藏上海图书馆。1988年齐鲁书社排印本,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排印本。主要描写吴三桂由宁远总镇到投降满人,逼死永历帝,后又反抗清朝,妄自称帝,最后终至败亡的这段史实。其中穿插了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离合。作者对吴三桂不拘于“成王败寇”之说,比较真实、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小说中的陈圆圆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节气、智慧果断的乱世佳人形象。作品行文简洁明快,颇得历史小说笔法。

诚斋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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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陈厚耀撰。杜预《春秋释例》中有《世族》一篇,载春秋周王室及列国诸侯大夫世系,但此书宋以后即湮没不见。陈厚耀据孔氏《正义》所引,并旁参他书,作此以补杜书。其书体例为表格体。首为《周世次图》,后附周王室之卿大夫,以下依次为鲁、晋、卫、郑、齐、宋、楚、秦、陈、蔡、曹、莒、杞、滕、许、邾、吴、越以及小国诸侯,都是先叙国君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世系无可稽考者,依杜预之例,别出“杂人”一类,另为一篇,附于卿大夫世系之后。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中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书相近。此书征引不及顾书详备,但顾书于世系无可考概阙而不录,而此书则悉胪采无遗,又为顾书所不及。据其《自序》称,此书“凡七易稿而后定”,可见其审慎。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现存雍正三年陈氏自刻本,当涂朱煌刻本、吴珏刻本、扬州刻本、嘉庆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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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注疏。作者和卷数不详。敦煌遗书藏本。存斯2747号背面,首残尾存。尾题:“《摄大乘论释疏》卷第五。”现题乃据内容新拟。本书是对世亲著、真谛译《摄大乘论释》的疏释。《摄大乘论释》是世亲对无著著《摄大乘论》的注疏,故本书是为“复疏”。书中的“《论》本云”,指的是《摄大乘论》,而“《释论》云”指的是《摄大乘论释》。释文从《应知依止胜相第一》的《释引正品第三·出世间净章第五》起,至《释差别品第四·相貌章第七》止,主要诠释关键的词句和观点。与该号正面的《摄大乘论释义记第七》体例一致,抄写笔迹相同。研究者或谓原系同一部著作。本疏未为中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题作《摄大乘论疏》,但编号误为斯2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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