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

师旷
  • 姓名:师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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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春秋后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名旷字子野,生卒年不详,春秋末鲁国平阳人(今山东新泰人),出仕晋国为乐师,又称太师,官至晋平公少傅,根据《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和《左传·昭公九年传》的有关记载,大致可以推定出师旷主要生活在晋悼公和晋平公时期(大致公元前572-公元前532)。师旷是一位盲人,相传其为了精善音乐不受外界缤纷所惑,自熏双目,故自称“暝臣”、“盲臣”。师旷音乐才华极其精湛,他通晓古典音律,善于演奏各种乐器。《韩非子·十过》记载有他的故事。公元前534年,卫灵公访问晋国,师旷演奏了高难度的琴曲“清徵”和“清角”。卫国乐师师涓也弹奏了琴曲“清商”。师涓的琴曲“清商”弹奏了一半,师旷即截断师涓的演奏,指出这首琴曲乃是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乐”,乃属于“亡国之音”;并指出师涓的这首曲子乃是闻之于濮水之上,使师涓服帖得五体投地。师旷虽然目盲,但是精于审音调律,因此汉以前的文献常把他作为对音特别敏感的代表人物。例如《淮南子·氾论训》说:“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我国古代的瑟,瑟下的琴马叫“柱”,瑟是靠将柱上下移动而改变弦的长度来定音的。由于瑟上没有尺度,定音比较难,可师旷为瑟定音,没有一根弦的音是不准的。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说,晋平公铸了口大钟,乐工们都说钟音的音高“调”,即符合音律要求,只有师旷说“不调”,后来师涓也说不调。这件事不仅反映了师旷精于审音的才能,也说明他的为人正直而不虚假。《左传》襄公十八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楚国派兵要打晋国时,远处在晋国的师旷,却能从吹响律管,听律声而知“楚必无功”。这后一记载显然近于传说,师旷早已为人们所神化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他所具有精于审音的特长。明、清琴谱中的《阳春》、《白雪》、《玄默》等琴谱,都是伪托师旷所作,可见后世对他的推崇。

师旷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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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生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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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至2月13日,《写作生涯回忆》在北平“新民报”连载。写的就是张恨水的创作过程,里面极少涉及他的家庭生活,可是说都是关于写作的,从他由识字到他写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小说。全书不但列举了他发表了和没有发表过的作品,还贯穿了他读书写作的思想,一个从小就是喜欢看小说的“小说迷”最后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名家。 书中有一段关于青少年写作的心态,我觉得很真实“当年写点东西,完全是少年人好虚荣。虽然很穷,我已知道靠稿费活不了命,所以起初的稿子,根本不是由‘利’字上着想得来。自己写的东西印在书上,别人看到,自己也看到,我这就很满足了。我费工夫,费纸笔,费邮票,我的目的,只是满足我的发表欲。”看到这我忍不住笑了,我当年不也是这种心态吗?刚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就是这么想的。

重修台湾府志(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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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周元文,字洛书,正黄旗辽宁金州人。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由福建延平府调任台湾府知府。任职期间,曾参照高拱乾所修《台湾府志》体例重修府志,成书十卷。书中以卷为目, 目下设志,志下分若干小目,详考封域、规制、秩官、武备、赋役、典秩、风土、人物、艺文等事。重修于1710年。1712年有刻本行世。1960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据抄本整理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66种,198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方豪校订本改名《增修台湾府志》影印出版,为《中国方志丛书》之一种。

非诗辨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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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周孚撰。北宋时,郑樵作《诗辨妄》,辨《诗序》及毛、郑之非,周孚因作此书,责难郑樵,其自序云:“……自汉以来,六经之纲维具矣,学者世相传守之,虽圣人起,未易废也,而郑子乃欲尽废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见于予书。”可见作书之旨,实为卫道而非学术之争。书中所举凡四十二事,大多缺乏正确理由和事实根据。如驳郑樵“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一条,仅称“理或有之”(原书第二条);驳郑樵“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一条,竟说“其世不可知,则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原书第二十三条);驳郑樵“《召旻》诗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为题,更无他义”,非之曰“此苏子之说也,申言之何益”(原书第二十八条)。从以上三例看来,或作疑辞,或逞强辩,或者借故推诿,答非所问,皆不足以服人。其他未审原意,即加指责者,深文周纳、巧辞以辨者尤多。郑樵论诗,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为守旧势力所容,他的《诗论》和《诗辨妄》成书不久便归于散佚。清代辑佚之风勃兴,亦未见辑之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没有收录和提及郑樵的《诗经》著作,而且还在周孚《蠹斋铅刀编》提要中横加指责。其实,周孚非郑之语,偏激舛谬,大都不堪一驳。《非诗辨妄》清代有单刻本、丛书本多种。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百部丛书集成》,丛书以《涉闻梓旧》本为佳。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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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李琪(生卒不详)撰。李琪字孟(梦)开,亦字开伯,号竹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不详,宋宁宗庆元二年进士,曾任国子司业。此书以诸国为纲,而以其国之事见于《春秋》者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五朝及霸国,附以鲁。霸国中有宋襄而无楚庄、秦穆。第二卷为周同姓之国,附以陈、杞、宋“三恪”。第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其安排深寓“尊王攘夷”之义。借《春秋》以刺时政是此书之一大特色。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讥晋文之借秦抗楚而秦兴,晋悼之结吴楚而吴炽,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发;称鲁于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属显然。盖借《春秋》以发议,非于经义一一吻合也……盖借《春秋》以寓时事,略与胡安国传同。”此书成于嘉定四年(1211)。现存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乾隆末年当涂朱煌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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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1884~1968)著。熊十力,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岗人,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曾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3、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破破新唯识论》等。本书著于1937年,共分2卷,上卷基本上依据《大乘五蕴论》的内容而加以增广,以解释佛教基本概念的形式,综述佛教法相学体系,并对数论、胜论等印度佛教之外的哲学派别的思想内容进行略释。下卷以《百法名门论》为主,兼取《成唯识论》的佛教名相概念,详为疏释,叙述了佛教唯识学的思想体系。在本书前言“撰述大意”中,作者提出“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强调博学的学术功底。在治佛学方面,提出“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的读佛“四要”,以分析理解名相,以综合寻其系统,此时须要踏实,终则凌空,无所执著。本书取名名相通释,为研究佛学的入门读物,且自成体系,为研究佛教法相唯识学的典籍,在近代佛教研究史上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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