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661年-721年）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字子玄。睿宗时因避太子李隆基讳，以字行。十二岁前，父亲为其讲完 《左传》，十七岁前，遍读 《史记》、《汉书》、《三国志》及各朝史。年二十举进士，任获嘉县主簿。圣历二年(699)，任定王府仓曹，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纂《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任著作郎，兼修国史。迁左史，撰起居注。次年，奉命与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徐坚、吴兢等撰修唐史，成《唐书》八十卷。四年，改任凤阁舍人。曾探究本家族历史，撰成《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中宗神龙元年(705)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二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因修史不得意，上书于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萧至忠，具言官修之弊。改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在史馆修史，深感宰相大臣监修，多所干预，不能秉笔直书，难以发挥史才，遂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其见解，于景龙四年成书。睿宗景云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太极元年(712)，奉命与柳冲、徐坚等撰《姓族系录》，次年成书。玄宗开元三年(715)，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次年，与吴兢共同删定《则天实录》，撰修《中宗实录》及《睿宗实录》。其后又与吴兢续修《高宗实录》，并自撰《睿宗实录》。后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而死。

刘知几曾作《思慎赋》 以刺时，劝告士大夫“知止足，避嫌疑”，应 “以道德(老庄) 为介胄，忠贞为剑履”。他曾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撰修国史的工作。他主张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坚持善恶必书，与把持史馆的武三思等人发生分歧，最后只好退出史馆。他致书当朝宰相，指陈史馆的五大弊端，认为这种修史制度束缚了史官的手脚，使其 “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他指出，史家不同于文士，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被后代史学家奉为座右铭。他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撰写成书，这就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史通》。《史通》原为五十二篇，现存四十九篇，实际上是专题论文的结集。全书分为 “内篇” 和 “外篇”两大部分，前者讨论史籍体例和编纂方法，后者论述史官沿革、史籍流传及古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部总结性的论著，对史学家来说，具有指点迷津、破除陈见的意义，故同时人徐坚见到 《史通》 后就说： “为史氏者宜置之于座右也。”刘知几在 《史通》 中说古论今，有许多精辟大胆的见解，如在《直书》、《曲笔》篇中提倡 “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以 “曲笔阿时”、“谀言媚主” 为史学家的耻辱。并引用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句古语，来控诉历代暴君权臣对史学家的压制迫害。在 《疑古》、《惑经》 篇中提出 《尚书》有可疑之事十条，《春秋》有未晓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认为孔子所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不应成为修史的标准。在 《载文》 篇中严格区分文学语言与历史语言的差别，认为文士替帝王撰写的诏书政令多不符实，如 《三国志·魏书》 载《檄吴文》 称： “孙权小子，未辨菽麦”，就是造谣诬蔑，而 《晋书》载魏元帝禅书和晋武帝让表，也是文臣笔下生花，不应载入史籍。总之，刘知几在 《史通》 中处处表现出史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史学家 “自觉意识” 的觉醒，也是中国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