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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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嘉燧
程嘉燧(1565~1643),明代诗文作家、画家。字孟阳,号松园、偈庵。休宁(今属安徽)人;寓居嘉定(今属上海)。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30岁而诗大就。又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等并称为“嘉定四君子”。崇祯十四年(1641)还休宁。崇祯十六年腊月卒于乡里。著有《松园浪淘集》18卷、《偈庵集》2卷、《耦耕堂集》5卷,辑有《破山寺志》4卷。其诗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比较起来,七律较优。一般写得秀逸浏亮,颇能自成风格。如《岁暮怀履仁李茂修》:“故人不见岁将穷,临别风烟在眼中。嶽院夜眠春涧雨,浦楼寒醉雪山风。溪南邮使明朝发,江北来帆二月通。廿载东桥歌酒伴,他乡残腊梦应回。”他作七律,注意造词新警,诗中甚多佳联。如“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远雁如尘飞水面,乱帆疑叶下吴头”;“梅残烛烬西窗雨,雪沍香浓小阁云”;“古寺正如昏壁画,层湖都作水田衣”;“梦里楚江昏似墨,画中湖雨白于丝”:均有画意,颇堪讽诵。王士禛《渔洋诗话》认为:“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子龙),一为程松园(嘉燧)。大樽远宗李东川(颀)、王右丞(维),近学大复(何景明);松园学刘文房(长卿)、韩君平(翃),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游)。”他的绝句,出入于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之间,不名一家,也时诣妙境。他的歌行学苏东坡,虽常写得抑扬跌宕,但缺乏创新,成就不高。他能文,文气舒展自如,文笔轻倩开爽,虽无大文字,但颇有文学色彩。黄宗羲评《松寥诗引》“极似苏公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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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民
邓艾民(1920—1984)出生于湖南邵阳市。抗战时期,他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5年毕业,于1946年至1950年担任北京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员,1950年至1956年在教育部大学司任职。1956年,邓艾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担任教员、副教授、教授,直至1984年病逝。他一生坎坷,“文革” 期间惨遭迫害,多次被抄家,还曾被关押 “劳改”,但始终坚持真理,保持着对哲学的热爱。《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作者编写了庄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部分)、《中国哲学史》(合著)。主要论文有:《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康有为的思想》、《论朱熹形而上学的格物说》、《王守仁的唯心主义泛神论世界观》、《朱熹太极说的历史地位》等。邓艾民主要研究朱子与王阳明哲学,代表作《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传习录注疏》。《传习录注疏》是其遗作,该书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把上中下三卷打通,对相关条目统一观察考辨,还关注到阳明后学,展示了阳明学的思想展开进程,为读者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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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山
周乐山(1902年-1945年),民国时期活跃的作家和教育工作者,1902年生于江西南昌,号德寿,早年亦名周得寿,1945年去世;他中学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接触新文学,1922年秋离开南昌,考入复旦大学商科,后转入国立自治学院,1926年春因立志终身从事教育,转学至大夏大学学习教育;1922年起,其诗歌就在《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采用“五四”诗坛流行的“小诗”体,曾是绿波社成员,还短期负责过浅草社刊物《文艺周刊》的编务,与白采等诗人交往密切,常将诗作寄给刘大白改正;他创作颇丰,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出版了《我们恋爱的信》《飘荡的衣裙》《定慧方丈》等多部小说(集)或散文集,同时编写了《作文法精义》《应用文精义》《初级中学文选》等读物,其中《作文法精义》分绪论、论说文、记事文、叙事文、小品文5章,讲述各体文章的意义、分类和作法,颇具影响力;从大夏大学毕业后,他从事教育工作,还曾担任南京大华晚报记者、广益书局总编辑等职,也曾任光夏中学附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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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佐
陈良佐,清代医家。字三锡。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与杨璿一起编撰有《伤寒辨摘要》(1784刊行)、《寒温条辨》(1784刊行)等书。陈伯坛(1863~1938) 字英畦。广东新会人。博览经史,尤好《周易》,潜心医学。曾中举,然无意仕途,专心研讨仲景之学。清末曾任广东省陆军军医学堂中国医学总教习。1924年,应邀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系近代之经方家。主张对仲景学说以经解经,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要合璧而观;强调以阴阳为纲,阐发三阴三阳气化学说等,颇多创见。其治疗以应用经方为多,但并不排斥时方。1930年迁香港,创办伯坛中医专科学校,专授仲景之说。撰有《读过伤寒论十八卷》 (1930)、《读过金匮十九卷》、《麻痘蠡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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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立
李中立,明末本草学家。字正宇。雍丘(今河南杞县)人。约生活于十六七世纪间。善医,尤精于本草。尝核药物名实,考性味,辨形态,定施治,著《本草原始》十二卷(1593年)。所附药图多据药材写生,旁注药物优劣标准、采收季节、药材特征等,为本草史上论生药之早期著作。因当时有同名人李中立(字士强,上海人),故《四部总录》等书误作一人。李中和 清医生。字喜然。江西永丰人。用药多奇中,乡人誉称“叔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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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希腊文:Πλούταρχος;拉丁文:Plutarchus,约公元46年-120年), 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历史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是传诵最广的古典作家之一。古代希腊、罗马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都是赖有他的著作而流传下来的。普鲁塔克是西方史学传记体历史著作的奠基者。
普鲁塔克出身于希腊中部波奥提亚地区查罗尼亚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其父亚里士托布鲁斯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传记家和哲学家。他幼承庭训,养成了对学问的爱好。普鲁塔克广泛游历历史名城,搜罗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说。他博闻强记,通晓当时的多种学问,尤其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普鲁塔克既熟悉希腊历史,又熟悉罗马历史,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他的学识受到罗马皇帝图拉真、哈德良的邀赏,被擢居高位,先是任执政官,后被任命为希腊财政督察。后来他回到希腊,一面潜心著述,一面担任本乡查罗尼亚的行政官。他还兴办学校,开门授课。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宏富,是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不过大多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著作经后人辑为二集:一为包括50篇传记的《传记集》(即《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一为包括60多篇论文和语录的《道德集》。传诵较广的是《传记集》。普鲁塔克是一位文章高手,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如行云流水,极其生动有致。他善于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妙笔传神,启人遐想。
作为一代宗师,普鲁塔克当其在世时就受到很大的尊敬,他的著作不胫而走,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直至近现代,他的著作仍传诵不衰。他的思想对近现代许多思想家、人文学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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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祖清
魏祖清,清代名医。字东澜,号九峰山人。丹阳人。潜心经史,与学者王式丹、刘师恕交往密切,切磋经史。尤其擅长医学,承家风,行医救人。颇重医德。为贫者治病,不计报酬,还免费赠送药品。所制膏丹,名闻京师。著有《卫生编》《千金方翼注》、《树蕙编》、《村居急救方》等。后二书今存。《村居急救方》7卷,分外感、内伤、杂症、妇人、小儿、外科诸门,且有救五绝方及附录种子方、生产神效方、开玉门方及临盆六字真言等,对乡村居户救急颇便,后收入《三三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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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
朱彬(1753—1834),清代文学家、训诂学家。字武曹,一字郁甫。江苏宝应人。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幼有至行,年十一丧母,哀戚如成人。长丁父忧,殓葬尽礼,三年食居于外。孝事祖母,与诸从弟相笃爱。为泽澐族孙,又获与外兄刘台拱相互砥砺,所学益进。复承乡人王懋竑的经法,与汪中、贾田祖、李惇等交往切磋,每有所得,常以书札往还,责疑辨难,必求其是而止。曾经旅居京师,多登王念孙、邵晋涵、范叔度等名儒之门论学,其学大进。朱彬自少至老,好学不厌。以其天资颖敏醇粹,又博通群籍,学有专精。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最深,然亦不废义理。著有《经传考证》8卷、《礼记训纂》49卷、《游道堂诗文集》4卷等。用功尤深者是《礼记训纂》,朱彬“年逾知命”始纂此书,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故训,又从东汉时白虎观诸儒所议论,郑玄志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来儒者种种训释,乃至《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等引文,统一以注疏为主,撷取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参有己意者,皆援据精确,发前人所未发,积30余年之力而成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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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培
托马斯·厄·肯培,一译托马斯(肯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作家。原名托马斯·黑默尔肯(Thomas Hemerken)。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肯彭(Kempen)。1392年到德文特(Deventer,今属荷兰)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校受教育,1399年入沃兹勒(今属荷兰)附近阿格尼滕贝格(Agnietenberg)的奥斯定会修道院,该修道院属文得萨(Windesheim)修会,由其兄约翰创办并主持。后来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个修院里,从事著述、布道和抄写古代书卷,并辅导新修士,被拥戴为灵修顾问。基督教经籍中影响仅次于《圣经》的灵修著作《效法基督》(亦译《遵主圣范》或《师主篇》),据传即出自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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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村直宽
喜多村直宽(きたむらなおひろ,文化元年(1804年)-明治9年(1876年)12月9日)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幕府医官。本名直宽,字子栗,号龙尾、栲窗(こうそう)等,通称安斎、安正。幕府医学馆考证派的领军人物。生平他是代代仕于幕府的医家喜多村家的第八代传人。他是寄合医师喜多村槐园的长子,母亲是三木正启的女儿,长谷川宣以的侄女。栗本鋤云是他的亲弟弟。天保2年(1831年),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接管了家族。最初跟随安积艮斎学习。天保年間,曾在医学馆担任讲师并获得赏赐。嘉永2年(1849年)12月16日被授予法眼爵位。与多纪元坚等人共同在医学馆担任指导性角色。安政5年(1858年)7月25日,将家业传给儿子安贞后隐居。明治9年(1876年)秋,明治政府将直宽编纂的《医方类聚》266卷赠予朝鲜。该书在朝鲜已失传,因此朝鲜医官洪显章等人欣喜若狂,将其列为国宝。同年去世,葬于浅草称福寺。浅田宗伯(栗园)为其撰写墓碑铭。直宽相貌魁梧,下颌留有白须,性格沉稳寡言。讲授书籍时不加修饰,如同日常对话般娓娓道来。他认为自炎农以来在中国发展的医学与圣人的道并行不悖,无一缺失。西方医学看似新发现的事实,在汉方医学中早已是陈旧的知识。著作与思想著作包括多部医学著作,以及随笔《五月雨草纸》。他校订古今医学著作,尤其对《伤寒论》倾注心血。《疏义》《劄记》《汇考》《考汇》《六经析义》《柄烛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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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纬
周纬(1883年—1949年),字传经、仰庚,号星槎,1884年生于安徽寿州。1903年,他保送北京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后被派往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还曾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
1919 年,周纬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赴法国出席巴黎和会,之后撰写了《巴黎和会纪要》一卷,还出任过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秘书长驻留瑞士日内瓦。归国后,他任职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周纬虽以外交、法学及经济为专业,著有《巴黎和会纪要》《新国际公法》等书,但毕生的最大追求和成就却是对中国古兵器和亚洲古兵器的研究。
他少年时读侠义之书便倾慕宝刀名剑,壮年后在欧洲接触到各国收藏家所藏珍贵古代兵器,从此将大量精力投注于中国及亚洲各国古代兵器的研究探索。他遍访图书馆与博物馆,搜集研读相关著述,出资收集了几百件古兵器珍品和近万幅资料图片。1926 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南京慈悲社 20 号设计并建造了欧式别墅,起名 “剑庐”,并将自己数十年之藏品尽入剑庐。
经过多年研究,周纬于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完成了《中国兵器史稿》《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三部书稿。这些著作构成了亚洲古兵器研究的完整体系,堪称经典之作,其中《中国兵器史稿》被视为中国研究古代兵器的拓荒之作。1949 年,周纬病逝于南京,享年 6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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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潭
凤潭(1654~1738),京西华严寺住持,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华严宗僧。俗姓喜多,摄津国(今大阪府)丰能郡池田町人,一说越中国(今福山县)西砺波郡埴生村人。法名僧浚,字凤潭(一作芳潭),号华岭道人、幻虎道人。十六岁出家,曾学禅于瑞龙铁眼,并在长崎研学外典。一度欲往印度,因国禁未果。而于南都(奈良古称)、比睿山研究大小显密诸宗,立志复兴华严学。在江户时代以革新之论议,与诸宗学者有所论争。晚年栖止于京都松尾华严寺。元文三年(1738)二月廿六日示寂,世寿八十五(一说八十或八十二)。著述有《华严五教章匡真钞》十卷、《俱舍论冠注》十四卷、《因明论疏瑞源记》八卷、《法华文句会抄》五十卷、《四教仪集注增晖记》七卷等数十种。迄今仍为各宗学者所推重。师一生性格刚峻,时人每有异说,师即排挞论难,乃至制书漫骂痛击,成为当代论争之中心,亦为日本华严宗之中兴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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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
赫西俄德(古希腊文:Ἡσίοδος,英语:Hesiod,前8世纪,享年不明),一译希西阿德。古希腊诗人。其父原为小亚细亚伊奥利亚人所建殖民城市库麦的商人,后迁居到希腊彼奥提亚之赫里孔山的阿斯克拉乡间务农。赫西俄德即生于此处。为继承有限的遗产与其弟发生纠葛,据说,后者为了占有非份遗产曾贿赂官府,但审判结果不详。后移居奥柯米诺,度过余生。(一说在罗克里境内被谋杀,葬于诺帕克图)。主要著作有: 《工作与时日》 (又译《田功农村》)和《神谱》 (又译《神统记》)。前书竭力赞颂农业劳动,告诫人们勤于农事方可成为神所照顾的幸福人;后书描写世界的起源和神的诞生,从神话传说中整理出神的系谱。其诗作既具文学意义,亦具史学价值。他针对处于转折时期的古希腊社会,提出了人类社会经过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在原初之时,人们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无忧无虑,万事如意,当潘多拉之盒打开时,黄金时代便结束了。其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比先前更为残暴,更为败坏。而他自己所处的铁器时代,父子不和,夫妇不亲,邻里不睦,友朋不欢,且正义不彰,真理不显,弱肉强食,暗无天日。最后,当人类社会生活和秩序达到终极的混乱状态时,神明便插手改造使之又恢复到原初的完美状态。历史不是走向完美的一种进化,而是一种由秩序到混乱,由混乱复归为秩序后再到混乱的不断更替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变迁依循这五个时代不断退落,循环不已。在赫西俄德的历史理论中,虽然包含有今不如昔与历史倒退论的悲观思想,但对于人类历史的变迁,已具有了某种近似于连续性的观念,同时也给人们以某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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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功义
温功义(191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者、报人,以对明末政治史的深刻洞察和独特叙事风格闻名。他的学术生涯虽因时代动荡而坎坷,但其著作《三案始末》《明代的宦官与宫廷》以精湛的史识和流畅的文笔,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温功义出生于20世纪初,早年即以才学闻名,尤擅诗文。1939年,他加入香港《大公报》,凭借出众的文字功底受到总编辑徐铸成赏识,被赞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在《大公报》期间,他参与办理报纸分销业务,足迹遍布内地,这段经历使其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有了深刻理解。1948年后,他定居重庆,计划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却因时代变革和个人耿直性格,在解放后遭受政治排挤,被迫赋闲在家。尽管生活困顿,他仍坚持读书写作,将大量精力投入明史研究,为日后的学术创作奠定基础。温功义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三案始末》(1984年)这部不足十万字的著作以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核心,通过剖析案件背后的权力博弈,揭示了明代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宦官专权的根源以及党争对国运的侵蚀。作者从制度层面切入,指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皇权高度集中导致阁臣沦为皇权附庸,进而引发官僚体系的内耗。书中对万历皇帝怠政、方从哲等阁臣的无能,以及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的过程均有细致分析,被学者李洁非评价为“要言不烦,见微知著”,马伯庸则称其“史事分割得明明白白,实是叙史良才”。该书初版即售出二十万册,成为明史通俗读物的典范。《明代的宦官与宫廷》(1989年)延续《三案始末》的视角,系统梳理了明代宦官制度的演变,分析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阉的崛起与覆灭,揭示了宦官作为皇权延伸品在宫廷政治中的双重角色。温功义指出,明代宦官虽气焰熏天,实则受制于皇权,其权力本质是皇帝制衡文官集团的工具。温功义的著作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既非纯学术论著,亦非泛泛而谈的历史故事。他擅长将复杂的政治事件置于制度框架下解读,通过具体人物的行为展现历史规律。例如,在分析红丸案时,他不仅还原案件经过,更深入探讨首辅方从哲的处置失当如何加剧党争,最终导致明廷统治根基动摇。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使其作品在学界和大众读者中均广受欢迎。尽管著作数量有限,但温功义的学术价值备受认可。三联书店评价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与隐逸世外的姿态,使他游走在学院与业余之间,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明史学者如黄仁宇等亦有启发,被认为在史识深度上甚至超越《万历十五年》。温功义的学术生涯因政治运动而中断近三十年,直至1970年代末才在重庆出版社鼓励下重新整理旧稿出版著作。这种“大器晚成”的经历,使其作品带有浓厚的历史反思色彩。他在书中对明末党争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也暗含对现实的隐喻,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温功义的一生,是传统文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缩影。他以笔为刃,在历史尘埃中钩沉索隐,用两部著作留下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深刻剖析,也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提供了独特视角。正如《三案始末》结语所言:“三案与明代帝室共存亡”,他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永恒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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