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功义（191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者、报人，以对明末政治史的深刻洞察和独特叙事风格闻名。他的学术生涯虽因时代动荡而坎坷，但其著作《三案始末》《明代的宦官与宫廷》以精湛的史识和流畅的文笔，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温功义出生于20世纪初，早年即以才学闻名，尤擅诗文。1939年，他加入香港《大公报》，凭借出众的文字功底受到总编辑徐铸成赏识，被赞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在《大公报》期间，他参与办理报纸分销业务，足迹遍布内地，这段经历使其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有了深刻理解。1948年后，他定居重庆，计划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却因时代变革和个人耿直性格，在解放后遭受政治排挤，被迫赋闲在家。尽管生活困顿，他仍坚持读书写作，将大量精力投入明史研究，为日后的学术创作奠定基础。温功义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三案始末》（1984年）这部不足十万字的著作以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核心，通过剖析案件背后的权力博弈，揭示了明代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宦官专权的根源以及党争对国运的侵蚀。作者从制度层面切入，指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皇权高度集中导致阁臣沦为皇权附庸，进而引发官僚体系的内耗。书中对万历皇帝怠政、方从哲等阁臣的无能，以及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的过程均有细致分析，被学者李洁非评价为“要言不烦，见微知著”，马伯庸则称其“史事分割得明明白白，实是叙史良才”。该书初版即售出二十万册，成为明史通俗读物的典范。《明代的宦官与宫廷》（1989年）延续《三案始末》的视角，系统梳理了明代宦官制度的演变，分析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阉的崛起与覆灭，揭示了宦官作为皇权延伸品在宫廷政治中的双重角色。温功义指出，明代宦官虽气焰熏天，实则受制于皇权，其权力本质是皇帝制衡文官集团的工具。温功义的著作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既非纯学术论著，亦非泛泛而谈的历史故事。他擅长将复杂的政治事件置于制度框架下解读，通过具体人物的行为展现历史规律。例如，在分析红丸案时，他不仅还原案件经过，更深入探讨首辅方从哲的处置失当如何加剧党争，最终导致明廷统治根基动摇。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使其作品在学界和大众读者中均广受欢迎。尽管著作数量有限，但温功义的学术价值备受认可。三联书店评价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与隐逸世外的姿态，使他游走在学院与业余之间，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明史学者如黄仁宇等亦有启发，被认为在史识深度上甚至超越《万历十五年》。温功义的学术生涯因政治运动而中断近三十年，直至1970年代末才在重庆出版社鼓励下重新整理旧稿出版著作。这种“大器晚成”的经历，使其作品带有浓厚的历史反思色彩。他在书中对明末党争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也暗含对现实的隐喻，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温功义的一生，是传统文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缩影。他以笔为刃，在历史尘埃中钩沉索隐，用两部著作留下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深刻剖析，也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提供了独特视角。正如《三案始末》结语所言：“三案与明代帝室共存亡”，他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