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具書
1．目録
前面已述及，現再補充。
a.目録書據今所見，首推《漢書·藝文志》，這是《七略》的節本，前已述及。此後紀傳體的史書中有藝文志或經籍志，也有後人補撰或考證之作；此外還有史書的政書如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經籍考之類，這些都可以備檢索和稽考。
紀傳體的史書，得到國家承認的稱爲正史。正史中的目録書，日本人曾匯編爲《八史經籍志》，所謂“八史”，是指漢、隋、唐、宋、遼、金、元、明八個朝代，其中有正史所無而爲後人補撰之作（加*號的），其目如下：
《前漢書·藝文志》一卷
《隋書·經籍志》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二卷
《唐書·藝文志》四卷
《宋史·藝文志》八卷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 清黄虞稷、倪燦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 倪燦撰
*《補三史藝文志》一卷 清金門詔撰
*《元史藝文志》四卷 清錢大昕撰
《明史·藝文志》四卷
正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都通録本朝和前代人所著的書目，祇有《明史·藝文志》只録本朝人的著作，這是新例。後人給史籍中的目録作考證、解釋的有宋王應麟的《漢書藝文志考證》，近代顧實的《漢書藝文志講疏》、姚明暉的《漢書藝文志姚氏學》，顧、姚二氏的書已很難找到。清人章宗源的《隋書經籍志考證》有刻本，但非全書。
政書裏的目録則有宋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
b.由國家編集的書目，在宋代有《崇文總目》，清代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崇文總目》由王堯臣主編，已散失，歐陽修曾參加編撰工作。原本有“序”（各類書的統論），有“解題”（一部書的内容提要），現在《歐陽文忠全集》中還有各類的序，王應麟的《玉海》中也曾轉引。清人錢繹、錢侗、秦鑒、錢東垣、朱彝尊等五人有輯本，可供查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紀昀主編的，是一部比較詳備的官編書目，對以往書籍的情況和學術源流頗有闡明。雖然編《四庫全書》隱藏着銷毁不利於清朝統治漢族的著作這樣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提要》作爲一部重要的目録書也是應該承認的。
c.私家書目，爲藏書家或學者所藏或讀過的書的目録，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稱《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清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等。此外，還有一種叫做“見知書目”的，“見”是見到，“知”是知道有這一部書，清人莫友芝有《郘亭見知書目》。
d.專類書目。清代有兩部值得一提的專類書目，謝啓昆的《小學考》前面已經説過，不必再談；朱彝尊著了一部《經義考》，對在他以前解釋儒家經書的著作作了詳備的搜採和考釋，能給讀這類書的人以指引。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曾想仿朱氏例編纂《史籍考》，可惜没有編成。近代則有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録》，李士濤的《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録》；新中國成立以後有《語言學論文索引甲》、《語言學論文索引乙》，商務印書館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王重民輯的《敦煌古籍叙録》，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叢書綜録》等書。其中《中國叢書綜録》規模最大，體例也比較完善，對求書者的幫助很大。地方志中也常有藝文或經籍類，如孫詒讓主編的《温州經籍志》，是規模較大的地方性質的目録書，可據以訪求某一地方的著作。又，這裏講的三部索引，實在跟目録相出入，不與以後要講的索引相同。
2.表譜
年代、人物、同一類的事物、一個歷史人物的經歷等，按年代按類别條分縷析，類聚群書，是爲表譜。古代有一本書叫《世本》，就是譜的濫觴，其書現僅存輯本。這本書中有《帝系》、《氏族》、《謚法》、《居》、《作》等篇，其中的《居》篇記述古代部族首領所居之地，《作》篇記某人創始某種事物，如夷牟作矢，奚仲作車等，宋人高承的《事物紀原》就是推廣《作》篇的書。表則早見於《史記》。
譜有類書性質，有些專類的譜，如錢譜（明董逌有《錢譜》一卷），記述錢幣的發展情況，此外有硯譜、畫譜等；植物的譜，明人王象有《群芳譜》，清代就王書而加增廣，成爲《廣群芳譜》，分類收録天時、穀、花、竹、果、卉、藥物等方面的材料，每類分釋名、匯考、集藻、别録四個部分，其中别録記述種植方法和用途等，集藻則集録有關的詩文，其體例與總的類書並無區别。
給歷史人物寫的譜，其中的一個大宗爲年譜，按年編列其人的經歷，一般是一人一譜，也有兩個人合爲一譜的，還有總譜。前兩種年譜，爲之編譜的對象謂之譜主。一人一譜的如清人王懋弘編的《朱子年譜》，蔡上翔編的《王荆公年譜考略》；兩人一譜的如近人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黄盛璋的《趙明誠李清照年譜》。一個人或兩人合編爲一譜，其内容一般爲世系、生卒、經歷與時事、師友、著述，詩或文章有年可考的，分記於各年之下，叫做編年文、編年詩。年譜可以考見譜主及其時代的學術或政治情況，是很有關係的。例如漢代經學有今文學和古文學之争。清代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以爲古文經是劉歆僞造出來爲王莽篡奪漢室的政權服務的，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就是根據劉向父子經歷的排比來辨證劉歆所主張的建立學官的《春秋左氏傳》不是僞經。宋代的理學中間有朱熹和陸九淵兩派，陸是主觀唯心主義者，朱是客觀唯心主義者。明朝的王守仁偏向陸九淵，提出“朱子晚年定論”的説法，以爲朱熹晚年的論學趨向也與陸相同；王懋弘的《朱子年譜》也以排比朱熹的先後言行來辨證王守仁説之不然。相傳蘇洵曾寫有《辨姦論》，指斥王安石不近人情；蔡上翔也在《王荆公年譜考略》中加以論辨，以爲《辨姦論》非蘇洵所作。這些都是與學術史或政治史有關係的問題。現代容易見到的若干文學家的年譜，如夏承燾先生的《唐宋詞人年譜》、鄧廣銘先生的《辛稼軒年譜》、徐朔方先生的《湯顯祖年譜》等，都是可供研究這些作家時參考的；又如詹瑛的《李白詩文繫年》，則是年譜體裁中的編年詩、編年文的推廣，也是很有用的。
清人吴榮光的《歷代名人年譜》十卷，附録一卷，是許多人合起來的總譜。其内容包含紀年、時事、生卒三個部分，如卷一，前漢，庚申一條是：
紀年：庚申，〔吕太后〕七年
時事：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生卒：趙王恢卒於七月。燕王建卒於九月。
又如卷十，清，庚寅一條是：
紀年：庚寅，〔順治〕七年
時事：亭林遊金壇，登顧龍山，觀明太祖御製石刻。於鎮江，登北固樓。〇十月，絳雲火。
生卒：查夏重慎行生於五月七日。查仲韋昇生。
陳慶鏞給這部年譜寫的序説：“因掇舉帝紀之要，薈萃史家列傳載記之言，芟繁就簡，約爲時事，叙而不漏。末乃繫名人生卒年月及其謚法爵號。前後鱗次，若網在綱。”這是很能概括這部年譜的内容的。順治七年一條的時事，一是顧炎武的遊踪，一是錢謙益藏書的絳雲樓失火，似乎瑣細，其實不然。記顧炎武的遊踪有兩個用意：一是説明顧炎武搞的學問是經世致用之學，所以要周遊各地，歷覽山川。例如在建都的問題上，黄宗羲以爲以金陵爲宜，顧則曾有信給黄，以爲必須在關中，這種論斷是從涉歷來的；一是説明顧不忘明室，所以到金壇就有看明太祖碑文的節目。錢謙益是個投降清朝的人，爲當時的人所看不起，但絳雲樓藏書極多，一火燒光，在文獻上是很大的損失。把這些記載綜合起來看，就覺得有關係了。
年表是表中最常用的，憑借它可以考知人物經歷或歷史事實的先後。《史記》的《三代世表》按世而不按年，因爲上古年歷悠遠，《六國年表》則按年排列了。漢代開始有年號，於是有所謂紀元，清代李兆洛的《紀元編》，就是按年號、年次、年份的干支排列的，頗便翻檢。后來的大型辭書如《辭海》之類，其中往往附有通載我國歷史年代的年表，杭州大學歷史系編有《中國歷史年代簡表》，都可尋檢。最近中華書局重印了翦伯贊主編，齊思和、劉啓戈、聶崇岐合編的《中外歷史年表》，出於史學家之手，爲研究歷史的重要工具書。又近人陳夢家著有《六國年表》，比之舊史尤爲精詳。
《漢書》裏有《古今人表》一篇，《百官公卿表》一篇，後者記載秦漢官制，以後的正史裏常常有職官志，清代永瑢等著有《歷代職官表》，是了解官制的著作。《古今人表》則將上古至秦漢之際的人物按九等排列，如宓羲氏、神農氏爲上上，辛（殷紂王）、趙高等爲下下。這個表爲唐代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所詬病，認爲有古無今，分等不當；清代歷史學家章學誠則予以相對的肯定。對於這個表的是非得失，我們不去管它，可以介紹的是清代學者梁玉繩著了一部《古今人表考》，把《漢書》此表中的有關材料都搜集在本人條下，是研究古代人物歷史傳説的很好的參考書。可惜此書依《漢書》原表爲次，檢查不便，如能給它編個索引，就很好了。唐人陳子昂的《感遇詩》中有“吾聞西方化，清浄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瑶圖珠翠煩。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的話，是對佛教徒大肆修建佛寺表示不滿的。有人問這段話的末兩句怎樣講，我記得這是用的戎人由余的話，由余一作繇余（由、繇同音通用），但不記得出在哪里，就憑《人表考》卷四由余條找到《史記·秦本紀》的記載：“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這樣，就能清楚地解釋陳子昂的兩句詩了。
近代史學家陳垣的《二十史朔閏表》，起漢迄清，可據以推算歷史年代的月日，及西曆、回曆的年份，是歷史學上頗有價值的著作。此外，姜亮夫先生的《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貢獻在於“碑傳”，根據這個表，可以尋索某一人物的傳記資料。
3．地方志
地方志是綜合某一地區，大至省，小至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的史籍。其中有那個地區的人物、地理、藝文、方言等部門，足資搜檢。例如要了解辛棄疾在鉛山定居的一段時間的地理環境和來往的人士，就要檢查《鉛山縣志》；吴文英《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登靈巖》詞中的“箭徑酸風射眼”和姜夔《慶宫春》詞的“採香徑裏春寒”的“箭徑”、“採香徑”，可以從范成大的《吴郡志》中得到解釋，夏瞿禪師《姜白石詞編年箋校》説：
〔採香徑〕《蘇州府志》（廿六）引范《志》：“採香徑在香山之旁，小溪也。吴王種玉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名箭涇。”據此，“徑”字當依陸（鍾輝）本作“涇”。柳永《樂章集》（中）《雙聲子》：“夫差舊國，香徑没，故有荒丘。”吴文英《八聲甘州》云：“箭徑酸風射眼。”則皆作“徑”仄聲。然“涇”本有平去二聲，依范《志》陸本作“涇”較長。
地方志中，如朱彝尊的《日下舊聞考》是搜羅舊北京掌故甚爲豐富的一部。明人劉侗的《帝京景物略》也是記載北京事項的書，不及朱書之豐富。杭州則有《西湖志》，記載西湖掌故。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編印了《中國方志所録方言匯編》，已見到九編，是研究漢語言很好的材料。再如，某一地域里的學者的著述，也可以從地方志中去查檢。此外，王安石有一首《登飛來峰》詩，説“飛來山上千尋塔”。宋人李壁注此詩，已不能知飛來山在何處，後人遂馬馬虎虎地説作杭州靈隱的飛來峰，是錯誤的。我從秦觀的文章開始，考定是紹興的塔山，最后是根據《浙江通志》確定的，見我的《咬文嚼字·王安石詩飛來山在紹興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本），此處不再申説。
4．叢書與類書
a.叢書
叢書本來不是工具書，但對於找材料有幫助，所以與類書連同講一下：
叢書的作用在於存書，特别是單篇短書，因爲和别的書匯刻在一起而不易失落。有很多叢書，常常是刻於一些書商或附庸風雅的有錢的人，這種刻書的舉動，對於治學的人是很有益的。章學誠《文史通義·横通》説：“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所謂好事勇於刻書，就指附庸風雅而又有經濟力量者而言。
有各種性質的叢書，知道其類例，就有助於求書。
甲、以版本爲主，如《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逸叢書》。前面兩部是商務印書館所輯印的，都是用原本影印而成，可存原本的真面目。所謂“百衲”，就是東取某史的一種善本，西取另一種某史的善本拼湊起來，跟通行的如竹簡齋石印本全部用同一種字體印成者不同。《古逸叢書》是清末黎庶昌任駐日本公使時將日本保存的我國古書照原樣翻刻而成的。其中如《玉篇零卷》，是很好的本子，前已述及。
乙、以輯要爲主，如《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四部備要》就是把經史子集四部中的重要書籍匯集起來刊印成書，使學者節省搜採的工夫，其校印緣起説：“爰於前年擇吾人應讀之書，求通行善本，匯而集之，顔曰《四部備要》，提綱挈領，取便研求。廉價發行，以廣傳布。”就是這個意思。叢書非常繁多，要具備許許多多叢書是極困難的，《叢書集成》之所以稱“集成”，並不是把所有的叢書都包羅進去，而是“選定叢書百部，去取之際，以實用與罕見二者爲標準，而以各類具備爲範圍”，這可以説是“叢書的備要”。
丙、同類，如：
《古經解匯函》，清鍾謙鈞編刻；
《皇清經解》，清阮元編；
《皇清經解續編》，清王先謙編；
《小學匯函》，鍾謙鈞編；
《正誼堂全書》，張伯行編，專收宋明理學著作；
《通志堂經解》，納蘭性德編，專收宋元人解經之作。
丁、同地，如：
《金華叢書》，清胡鳳丹輯；
《畿輔叢書》，清王灝輯。
戊、專人，如：
《章氏遺書》，收録章學誠的著作；
《章氏叢書》，收録章炳麟的著作；
《聞一多全集》，收録聞一多的著作。
己、類時，如：
《漢魏叢書》，明人何鏜輯，收録漢魏時代人寫的書。
庚、雜纂，如：
《粤雅堂叢書》，清伍崇曜輯；
《知不足齋叢書》，清鮑廷博輯；
《海山仙館叢書》，清潘仕成輯。
就叢書中的“同類”一項説，儒家經典的書，大致有《十三經注疏》、《古經解匯函》、《通志堂經解》等種。《十三經注疏》收入的十三種爲漢唐至宋的注説的書，以注（傳、解、詁、箋、章句）解經，以疏來講明注義；清阮元編的《皇清經解》、王先謙編的《續皇清經解》則爲清人解經之作，這兩經解的作品以漢人的説法爲宗，所以稱爲漢學，作者則稱爲漢學家。這兩類解經的著作有一點不同，注疏有一個原則，叫做“疏不破注”，就是注家即使有一些説不通的説法，作疏者也不去觸動它，要委曲地給它説“通”，清代的漢學家則不然，對於注中説不通的地方要另立新説。鍾謙鈞的《古經解匯函》收的是自漢至唐人解釋經書的書，如《陸氏周易述》是三國吴陸績所著，《春秋集傳纂例》是唐陸淳所著等；清納蘭性德的《通志堂經解》則專收宋元人解釋經書之作。這樣，中國的經學大致就有了漢宋兩派：《注疏》至《皇清經解》、《續經解》主要解釋經書的語言文字和典章制度，可以歸爲漢學；宋元人解釋經書，則對語言文字和典章制度比較有所忽略，而要發揮其大義，叫做宋學。《正誼堂全書》收的書，是宋明理學家的著作，與之相應。哲學史上常説宋學主要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但其解經之作能避免漢學著作的煩瑣和專守漢代經師的説法而流於拘執，也有好的作用，如朱熹的《詩集傳》不用毛公的詩序（《毛詩》每篇都有幾句話的小序，説作詩的意思）就比較能接觸到詩篇的作意，後來清人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也是受到這種影響的較好的解釋《詩經》之作，説是“原始”，就是推究其最初意義，這就是越過毛公的傳和序了。
關於史部和子部的書的叢書，舊有《史學叢書》（清廣雅書局輯刻），開明書店有《二十五史補編》，如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就收在補編中。浙江書局刻印過《二十二子》，世界書局編印過《諸子集成》，所選的諸子書有好些是後出的注本，比《二十二子》較爲有用，但校對不精，錯字很多。現在中華書局擬出版《新編諸子集成》，尚未告成。
關於文學作品的，有卷帙比較大的叢編，如清編《全唐文》、《全唐詩》，明人張溥的《漢魏百三名家集》，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近人丁福保的《漢魏兩晉南北朝詩》，内容都很宏富。《全唐詩》搜羅雖富，但仍有缺遺，王重民根據敦煌卷子輯有《補全唐詩》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上，數量也不多。唐許渾詩中有“海鰌”一詞，《中文大辭典》引了許的《峽山寺》詩爲證，此詩今本《丁卯集》和《全唐詩》裏都没有，而宋人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載有“唐許渾烏絲欄詩真迹”，其中的《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道中留題峽山寺》詩四首之一就有“海鰌潮上見，江鵠霧中聞”之句，究竟許渾的真迹中哪些爲今本《全唐詩》、《丁卯集》所不載，尚待校對。研究詞的人，則應知道朱祖謀的《彊村叢書》，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唐圭璋的《全宋詞》、《詞話叢編》，趙萬里的《輯校金元人詞》等。《彊村叢書》收的詞集從敦煌寫本的《雲謡集雜曲子》開始，此外有《花間集》、《尊前集》，到金代爲止，是很重要的一部詞學叢書。關於曲的叢書，作品則有明臧懋循輯的《元曲選》，是輯録元人雜劇的；還有《曲苑》，其中收有明人王驥德的《曲律》，徐渭的《南詞叙録》，清焦循的《劇説》等。《南詞叙録》中解釋金元方言的部分，《劇説》述戲劇的本事，可以當小説讀。
《中國叢書綜録》可以幫助我們檢查叢書的子目，前面講目録時已經述及。
b.類書
類書是把有關的材料按一定的類别分類編纂，以便尋檢的工具書。類書概分義系、形系、音系三類，而以義系爲最多。
類書與叢書不同，叢書收羅整部的書在一起，類書則將各書中的若干段落，小至一句，分類編在一類之中。類書的作用在於資博識，致文用，有些類書專爲提供寫文章的詞藻而編，如《佩文韻府》是。
最早的成型的類書是魏文帝曹丕時編的《皇覽》，《三國志·魏志·文帝紀》：“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今已佚，清孫馮翼有輯本，所存無多，其中有《逸禮》、《冢墓記》等，又《太平御覽》、《玉海》都提及《皇覽》有《記陰謀》篇。六朝時的類書也不少，如梁徐勉有《華林遍略》，北齊祖孝徵等編《修文殿御覽》，卷帙很多，今已佚，爲唐宋類書所取資。唐朝類書很興旺，重要的有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徐堅《初學記》三十卷，白居易《六帖》三十卷（宋人孔傳續三十卷，合稱《白孔六帖》）。
類書又有“載文”一體，如《初學記》每條下除引述典故外，又載録前人詩文，這是供讀者作爲寫作此類題目詩文的範本的，也是“致文用”的體現。前面講表譜時談到《廣群芳譜》也有此例，而謂《廣群芳譜》也有類書性質，就是指此而言的。
類書中有《事類賦》一書，宋吴淑編，把材料用賦的形式分類編寫出來，取其易讀易記。《文心雕龍》有《事類》篇，“事”就是典故。例如《事類賦·春》：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詩》）。翫柔風兮韶景，睠芳節兮嘉時（梁元帝《纂要》：“春風曰柔風，景曰韶景，節曰芳節，時曰嘉時。”）。
上面講的類書都是義系類書，就是按材料的義類分部編排的，如天文、地理、人事等；每類中又分小類，如天文之有日、月、星、時等；時又分春、夏、秋、冬等。義系的類書，宋代有李昉等編的《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後者爲專門分類編輯前代小説筆記的類書；清康熙時編輯的《淵鑒類函》四百五十卷，規模都是很大的。
音系類書大概起於元人陰時夫的《韻府群玉》，清代則輯有《佩文韻府》。其例爲從古書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語，按末一字的韻編入某韻。這樣的類書，僅能供檢查字、詞、語的所在書籍及獵取詞藻之用，編字典、詞典時可資以找到詞語出處，此外作用不大。清編《駢字類編》可以作爲形系類書的代表，將兩個字組成的詞語按其上一字歸入同一字的類中，而舉出包含這個詞語的詩文篇目，其作用與《佩文韻府》略同。這種類書比較少見。
類書的作用是資博識，致文用。致文用不必談，資博識則可舉例來説明。上海教育學院黄清士先生編寫《漢語大詞典》，有“納肝”一條，只有兩張資料卡：一、明邵璞《香囊記·潛回》：“那飲藥譙玄，納肝弘演，高風勁節真堪羡！”二、清錢謙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神道碑》：“納肝無救於衛滅，藏血何補於周危？”“納肝”一語，以前的辭書如《辭源》、《辭海》、《辭通》、《聯綿字典》以及《大漢和辭典》、《中文大辭典》均未收列，未知其事。黄先生檢了《佩文韻府》平聲寒韻“肝”字，没有“納肝”；再檢上聲銑韻“演”字，則有“弘演”，引《三國志·魏志·陳矯傳》、《隋書·誠節傳序》、《吕氏春秋》三例，《吕氏春秋·忠廉》：“衛懿公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肝，内（納）公之肝。”事情就明白了。黄先生説：“我體會到對待典故性詞語，務須找到它的來歷，……如果望文生訓，想當然地把‘納肝’解釋成‘獻納忠肝’，豈非鬧出很大的笑話？”（《漢語大詞典編寫工作簡報》110期）這就是據類書查到典故的例子。納肝事又見於《資治通鑒外紀》卷四：“狄敗衛於熒澤，遂滅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捨其肝。懿公之臣弘演，使遠而至，呼天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
除了資博識以外，類書還有兩個用處，即輯佚和校勘。因爲類書中往往保存已經亡佚的書的片段，所以可以據以輯録起來。例如孫馮翼輯的《世本》，其中的《作》篇有“武王作翣”一條，注：“《御覽》五十二，《事類賦》十四，《初學記》二十四。”這是説這一條是從三部類書中輯出來的。《御覽》即《太平御覽》的簡稱。又如宋人薛居正的《五代史》，因歐陽修《新五代史》刊行而湮没，現在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因歐書而加“舊”字），是清人以明代大類書《永樂大典》爲主要材料而輯成的。
校勘古書，多以善本爲底本。没有善本可依時，類書有助於校勘，但一般宜以宋以前所編的類書爲據。如《淮南子·覽冥》：
夫陽燧（王念孫説：“夫陽燧”本作“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漢高誘注“手徵”句道：“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説：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得日月之光也。”這兩説都講不清楚。但據“手雖覽得微物”，知“徵”字高誘所見本有作“微”的。我以爲“手徵”二字是“玄微”之誤，漢《張遷碑》玄字作，與“手”形近，因此“玄”誤作“手”。“光”是“兆”或“灷”（“朕兆”的“朕”的古字）之誤，“玄微忽怳”就是上文説的“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智不能論（‘諭’字之誤），辨不能解”。這是根據注文和上下文得出的推論，後來看到《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一載《感應經》所引的《淮南子》，則“手徵”應作“玄微”不言可明，其文如下：
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怳，巧歷所不能推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相感動然之也。
又如《淮南子·天文》：“至秋十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也。”《四部叢刊》影印宋傳抄本《淮南子》高注的“青霄”作“青”，“”就是妖字。我疑“青霄”爲“青腰”之誤，“腰”或作“”，“霄”是“”的形近之誤，“”又是“腰”字的音近之誤。《靈飛經》里就有“青玉女”這個名詞。王安石和蘇軾的雪詩説：“神女青腰寶髻鵶。”宋陳元靚編的時令的類書《歲時廣記》引《淮南子》正作“腰”，又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録》也作“腰”。根據這些，可以證明高誘注應作“青玉女”之確。
用類書所引作爲依據來校古書，是校勘家的方法之一。王念孫的《讀書雜志》校釋古書，其校正誤字，常説：某當作某，蓋以某故而誤（如形近而誤，音近而誤，涉上文而誤，涉下文而誤等），某類書某卷某部引正作某。已故史學家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對王氏這種説法頗有微辭，以爲王氏先查到類書中某字作某，而後立説，並非先根據種種情況來覺察其誤，然後引類書所引來助證，這是頗有道理的。
校勘而依據類書，應當有所别擇，不可偏信類書。如《淮南子·覽冥》：“浮遊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説：“《北堂書鈔》十五引作‘浮遊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來往對文，於義爲長。”這是不確的。《淮南子》原文本於《莊子·在寡》：“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猖狂”、“罔兩”説的是無目的的漫遊，“遊”和“求”叶韻，“兩（狂）”和“往”叶韻，是所謂句中韻，與《詩》“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的“牛”和“來”叶韻（古韻）同例。假若把“不知所求”改成“不知所來”，“來”和“遊”就不能叶韻了。所以這裏不能輕易據《北堂書鈔》改字。
5．字書、韻書、詞書
這是求解的工具書。所謂字書，除字形匯録、字形分析之外，其中有解釋字義的，也已進入詞書的領域。韻書以辨析字的音韻爲主，但有些韻書如《廣韻》、《集韻》之類，給所收的字加上注解，甚或博採異聞，也就有了字書、詞書的功能，或者竟像類書了。
a.字書
古代的字書，最初只是將字編成文句，以備學童的誦習，如周代的《史籀篇》、秦代李斯的《倉頡篇》、趙高的《爰歷篇》、胡毋敬的《博學篇》、漢代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揚雄的《訓纂篇》、史游的《急就篇》、梁代周興嗣的《千字文》等。清代末年以來，古文字學家編録鐘鼎甲骨文字，則有吴大澂的《説文古籀補》、丁福保的《説文古籀補補》、强運開的《説文古籀三補》、容庚的《金文編》、孫海波的《甲骨文編》、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等。秦漢的《倉頡篇》等書，除《急就篇》以外，都已散佚；《急就篇》則將所收的字按其義類編成三十四章，其引言説：“《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雜厠，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憙。請道其章：……”作者自謂其書與《倉頡》等篇有所不同（即所謂“奇觚與衆異”），在乎“分别部居”（義類）。此書唐顔師古和宋王應麟分别爲之作注和補注，一般的童蒙課本本非工具書，而《急就篇》則因顔、王作注，也就成爲工具書了。
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簡稱《説文》），爲我國有系統的按字形分析編排的字書之祖。其書以秦代的小篆爲主，將那時可見的古文、籀文（亦稱“大篆”）附於小篆之下，大體以獨體的“文”爲部首，將從屬於這個部首的合體的“字”劃爲一部，如以木爲部首，把林、村、枝、株、根等字劃歸木部，共劃爲五百四十部成書。這就是後來字書分部的範例，各部中的字，則根據“六書”的説法加以分析來説明字義。所謂六書，在《説文》的序裏説：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六書是漢字的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到今天還大體適用於漢字分析。其中轉注之義不詳，各家詮釋，紛争不已，其實文獻不足，正不必强爲之解。自從鐘鼎甲骨文字之學興起，學人多有懷疑六書之説者，但六書説於詮釋古今文字終有其不可抹殺之功。
另外，由於許慎見到的古文字很少，所以解釋文字也常有錯誤之處。如云：“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把“天”解釋成唯一的大東西，分析爲會意字。其實，這個字金文作，象人頭，不從一。《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劓是割鼻之刑；天即顛的初文（最初這麽寫的古字），顛就是頭頂（額），在《易經》裏有鑿顛之刑。陶潛《讀山海經》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山海經·海外西經》：“形天與帝争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而舞。”有人據此校陶詩爲“刑天舞干戚”，可備一説。於此也可以説“形天”即“刑天”。又如“射”字，《説文》在矢部，説：“，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把左旁的認作身，説成是有意義的。其實甲文作，象箭在弓弦上之形，《説文》的正是弓形之誤。像這類的錯誤，是有待於糾正的。
從《説文》開始，有了以部首來統率文字的字書。魏晉六朝時有晉吕忱的《字林》和梁顧野王的《玉篇》，已見前述。《玉篇》的部目有五百四十二個，《字林》則已散失。宋司馬光等編的《類篇》，分部到五百餘。明梅膺祚的《字彙》，將部首的數目歸併爲二百十四，爲后來的《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和詞書中的舊《辭源》、《辭海》所遵用，這是部首檢字法的一個進步。但從檢字的角度來看，這二百十四個部首也不是很理想的，見後。
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古漢語通論一》對《康熙字典》作過介紹，以收字之多作爲它的優點，並説：“使用《康熙字典》，我們應當知道清代學者王引之等著有《字典考證》一書。……其中考證出《康熙字典》的錯誤共達兩千五百多條，絶大多數是引書或引文的錯誤。……知道前人已經指出的錯誤，才能使《康熙字典》更好地爲我們服務。”其實，《康熙字典》的錯誤不僅是把所引的書名或引書的文字寫錯，還有不少其他錯誤；如：
二部〔〕《五音篇韻》：“奴教切。音鬧，不静也。”
案：這個字的字形是錯誤的。這個字是“鬧”的别體，字當作，或作，從市從人，會意。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五卷音義：“憒：公對反，下女孝反。《説文》：‘憒，亂、煩也。’《韻集》：‘，猥也。’猥，衆也。字從市從人。經文有作鬧，俗字也。”（莊炘曰：《玉》篇，女孝切，與鬧同。《廣韻》，不静，又猥也，擾也。）
木部〔檐〕又《集韻》、《韻會》、《正韻》並都濫切，音擔，通作檐。《管子·七法》：“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檐竿而欲定其末。”
案：這個檐字應作，就是摇字，《管子》誤作檐，《康熙字典》不加辨正就抄了上去，弄成形體上的錯誤（檐竿爲竿之誤，見《讀書雜志·管子》王引之説）。案：這是釋義之誤。殺就是煞，亦作，是甚辭，表示程度之强，猶言狠。歐陽修《漁家傲》詞：“昨日爲逢青傘蓋，慵不採，今朝陡覺凋零。”敦煌《維摩詰經講經文》：“初出塵，絶離染，習種性根浮淺。”
殳部〔殺〕又疾也。白居易《半開花》詩：“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
亅部〔事〕又叶疎語切，書上聲。《韓非子·揚權篇》：“使鷄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案：這裏講事字的叶韻大誤。夜、鼠兩字古韻同屬魚部叶韻，能、事二字古韻同屬之部相叶，事並不與鼠字叶韻。
吴任臣的《字彙補》，謬誤極多，而《康熙字典》往往不加辨正而予以收録，如：
木部〔〕《字彙補》：“普毛切，音抛，長大也。”
案：《集韻》有字，音犥，叵到切，張大貌。乃字之誤。
欠部〔〕《字彙補》：“作答切，音，鳴也。〔〕《字彙補》：“子答切，音咂，聲也。”
案：這兩個字都是字之誤。《康熙字典》〔〕：《廣韻》、《集韻》並子答切，音市（案：當作帀），，聲也。
總起來説，《康熙字典》的長處在於收字之多，所以它擁有較多的讀者。但是它所收的字和材料别擇不精，頗有不足依據之處，這是使用時要注意的。
字書或者以奇字爲主，如《字彙補》；或者以規範爲主，如《新華字典》。清趙之謙有《六朝别字記》，羅振玉有《碑别字》，劉復、李家瑞有《宋元以來俗字譜》，都是收録不規範的字形的。六朝碑銘，字體多歧異，因爲書家作書，往往爲佈局之故而變異字體，也有因刻工不通文墨，有時錯誤。趙、羅的書，多有助於識别和校勘。宋元的俗字如喜作，娘作，見於《俗字譜》，字蓋由聲旁良字簡爲上（照讓字類推），又誤去一筆。像《俗字譜》這樣的書，對看宋元刻本的書是有益的。
b.韻書
韻書是分析字的聲韻的書。六朝以前没有韻書，而無礙於寫作韻文，因爲“韻書”存在於口語之中。研究《詩經》用韻的情況，就可以得到上古的韻部；漢魏樂府也用韻，其時也没有韻書。古代注音用“讀若”，如《説文》“珣，讀若宣”、“勼，讀若鳩”。有時説明發音方法，如“長言之”、“短言之”、“籠口言之”、“急氣言之”，其含義不很分明。《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或爲平聲，“短言”可能是入聲，但無實據。
古人注音也用“直音”的方法，即取一個同音字來注音。這種方法通俗便用，但如没有適當的同音字，就無法作注。漢魏之間，反切漸興，其法頗爲精密。《顔氏家訓·音辭》篇：“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案孫叔言即孫叔然，名炎，魏人。反切之學，蓋從印度“聲明”學推衍而來。六朝時音韻之書頗多，字書《玉篇》也用反切注音，另有沈重《毛詩音》、曹憲《博雅音》、釋道騫《楚辭音》等。隋陸法言編了一部《切韻》，分爲二〇六韻，奠定了中古音的字音系統。唐孫愐增加字，稱爲《唐韻》；宋陳彭年、丘雍等重修，稱爲《大宋重修廣韻》，簡稱《廣韻》；後來有人以爲“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又由丁度等人監修，編了一部《集韻》。《廣韻》和《集韻》同爲研究中古音的要籍。《廣韻》也分二〇六韻，《集韻》有所改併，但不很相遠。《廣韻》分爲上平聲、下平聲、上聲、去聲和入聲五部分；因爲平聲字特多，所以分爲上下，並不是在聲調上有上平和下平的區别。二〇六韻中有一些鄰近的韻可以叶韻，叫做“同用”，這是爲寫作韻文的方便而規定的；不與鄰近的韻通用的叫“獨用”。如《廣韻》上平聲：
東第一獨用
冬第二鍾同用
鍾第三
江第四獨用
一韻里面，反切相同的列爲一組，稱爲“小韻”，如《廣韻》東韻開頭有十七個字，都是德紅切，這一組就叫一個小韻。金代平水王文郁編有《平水新刊韻略》，將二〇六韻併爲一〇六韻，劉淵寫了《平水韻增》一書，現在遂將所併之韻稱爲“平水韻”，以爲併韻出於劉淵，實則始於王文郁，錢大昕曾予指出。這個“平水韻”，就是現在寫舊體詩的人用韻的依據；而前面講類書時所述的《佩文韻府》也是按平水韻分韻的。
宋元人寫詞寫曲，以當時的口語爲準，不依據《廣韻》以來的韻書。元人周德清寫了一部《中原音韻》，爲作曲之用，依據當時的北方話，分韻十九部，將平聲分爲陰、陽，過去韻書中之入聲分入陽平和上、去三聲，音韻學者稱爲“入派三聲”。當時没有詞韻，清戈載根據詞作中的用韻，編有《詞林正韻》一書，可爲填詞的準繩。這是研究詞、曲的人所應知道的。
《廣韻》、《集韻》等韻書，有許多現在已不用（或可稱爲“死亡”）的“怪字”，其實在考釋古代文獻時，這種怪字會用得上，由死亡而復活。例如《敦煌變文集》中的《韓擒虎話本》中有“爲戴平天冠不穩，與腦蓋骨去來”、“香湯沐浴，改衣裝”。《變文集》校作“换”和“改换”，就意義來説是很適合的。但韻書里有個“㨙”字，意義恰恰是换。《廣韻》去聲十二霽韻：“㨙，胡計切，㨙换。”《集韻》去聲十二霽韻：“㨙，，胡計切，杭越之間謂换曰㨙，或從系。”“㨙”、“”與“”形近，分明是“㨙”的形近之誤，音爲系而義爲换，都不是换字。
c.詞書
詞書是解釋詞義、成語和典故的工具書。前面説過，韻書是分析字的聲韻的，但給韻書中的每個字加了注解，這韻書就有了字書或詞書的性質了。試看《廣韻》“東”字的注解：
【東】春方也。《説文》曰：“動也。从日，在木中。”亦東風菜。《廣州記》云：“陸地生，莖出，和肉作羹，味如酪，香似蘭。”《吴都賦》云：“草則東風扶留。”又姓。……《神仙傳》有東陵聖母，適杜氏。……昔有東閭子嘗富貴，後乞於道，云：“吾爲相六年，未薦一士。”……
這樣的注解，不僅是字書或詞書，簡直可以説是音系的類書了。
有一般性的詞書，如《爾雅》、《廣雅》、《辭源》等；有解釋方言的，如《方言》；有推究詞源（詞之所以有某一意義的原由）的，如《釋名》；還有專門性的詞書，如《法學詞典》、《哲學詞典》等。還有講虚詞的，如劉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楊樹達的《詞詮》、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等。還有講聯綿字（謰語）的，如明朱謀瑋的《駢雅》，近人符定一的《聯綿字典》、朱起鳳的《辭通》。此外還有解釋俗語的詞書，清代有錢大昕的《恒言録》、翟灝的《通俗編》，現代這類著作已逐漸興旺起來。
《爾雅》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書，大概是西漢人所編的。共十九篇，首三篇爲《釋詁》、《釋言》、《釋訓》，是語文性的；其餘的十六篇則分類解釋專類的語詞，如《釋親》、《釋宫》、《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獸》、《釋畜》等。其中的《釋詁》，是解釋同義詞（近義詞）的，其中大概包括古今方俗之語，往往纍陳很多的詞而給以一個解釋，這些被釋的詞的詞義概括在一個用來解釋的詞中間。其中有總釋、互釋、遞釋等例：
a、b、c、d、e、f、g，h也。
a，b也；b，a也。
a，b也；b，c也。
例如：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
遘、逢，遇也；遘、逢、遇，遻（wù）也；遘、逢、遇、遻，見也。
這裏的第一條，被釋的有十一個詞，而“初”是裁衣之始，“肇”是“肁”的假借，據《説文》是“始開也”，“祖”是宗族之始，“胎”是生命之始，這些“始”的内容是不同的。
《釋詁》里還有作爲解釋的詞而這個詞包含異義的，其式爲：
a、b、c、d、e、f、g，h（h1、h2）也。
實際是：
a、b、c，h1也。
d、e、f、g，h2也。
例如：
臺、朕、賚、畀、卜、陽，予也。
郭璞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曰：‘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這一條的“臺”、“朕”、“陽”的意思是我；“賚”、“畀”、“卜”的意思是賜與、給與。“卜”之爲賜與，宋邢昺《爾雅疏》引《詩·小雅·天保》説：“君曰：‘卜爾萬壽無畺。’”“陽”之爲我，是“姎”的假借，《説文》：“‘姎’，女人自稱我也。”這樣用一個詞（實際是不止一個詞）來解釋幾個意義不同的詞，互相混亂，是早期詞書的缺點。
《釋言》與《釋詁》相似，而被釋字詞不超過三個。《釋訓》則解釋形況之詞，其中重言（叠字）之詞居多，如：“明明、斤斤，察也。”也有將古籍中的語句提出來解釋其意義而並不拘泥於字面的，如解《詩·衛風·淇澳》裏的句子：“‘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僴兮’，恂粟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懷也。”
《爾雅》有晉郭璞注，宋邢昺疏。以后研究《爾雅》的著作很多，在清代則可以介紹的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以及王引之《經義述聞》中的《爾雅》一部分。
魏博士張揖著《廣雅》（隋以後有因避煬帝諱稱《博雅》的），其意爲增補《爾雅》之不足，體制與《爾雅》同。清王念孫著《廣雅疏證》，闡發《廣雅》一書的義藴，非常精當，參看祝鴻熹《略談〈廣雅疏證〉的詞義訓釋》（《辭書研究》1979年2期）。
漢揚雄所著的《方言》是我國最早的方言詞典，它記載了詞語在某地某地叫什麽，某地某地之間叫什麽（區域方言），通語、凡語叫什麽（共通語言），什麽是什麽的轉語（語詞轉變），是研究古代方言的要籍。郭璞有注。此後研究《方言》的書，有清戴震的《方言疏證》、王念孫的《方言疏證補》、錢繹的《方言箋疏》等。從《方言》發展，我國語言學史上這類的書分爲兩支：一爲記録、考證方言的，如范寅《越諺》、吴文英《吴下方言考》、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一爲以今之方言附合於古代字書、韻書、詞書、箋注及其他典籍推求其根源，以爲古已有之的，以章炳麟《新方言》爲代表。
後漢劉熙著《釋名》，用聲訓的方法來解釋詞語，意在説明詞語所以如此稱説的原因，後代學者多斥其牽强附會，其實於了解古代名物及考察古音也有幫助，不可輕易棄斥。清人畢沅有《釋名疏證》，王先謙有《釋名疏證補》。
近代的詞書比較有規模的是《辭源》、《辭海》，新中国成立後有新編本或在重編中（《辭源》），《辭海》爲綜合性的，包括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文學、哲學、軍事學、自然科學、語詞等部分；《辭源》則爲溯“源”的語文詞典。新編的《辭源》、《辭海》勝於舊本之處，最可以確説的是材料都經核對，並舉出篇題，如杜甫的某詩就説明是“某”詩，不以“杜甫詩”了之。《辭源》和《辭海》語詞部分的體例，有所謂單字，如“中”；有所謂複詞，如“中原”、“中駟”；“中原”、“中駟”的“中”則爲這些詞目的“字頭”。“複詞”有單義的，有多義的，如果是多義的，則分列義項；而字頭其中有“通‘某’”的説法，如“臧”通“藏”，這時往往聲隨義變，要注意應讀的音。義項分好后，每一義項要釋義，並盡可能舉例（或曰書證）以證明其用法。現代一般語文詞書的體例大致如此，對初學者來説，這樣的處理還是適當的。日本人編了一部《大漢和字典》，我國臺灣地區編了一部《中文大字典》，體例也不相遠。其毛病是以多爲勝，草率成書，不檢對核實材料，在材料方面有難以取信之處。
詞書而稱爲“辭源”應當注意考索語源，然而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需要我們不斷努力。如“兜”是兜鍪，即頭盔，今語衣兜、兜物之兜，不應用“兜”字，章太炎以爲即“受”，其實“受”義爲授與接受，無衣兜義。衣兜、兜物的兜當爲橐、褚、。《莊子·至樂》：“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就是衣兜。“橐”、“褚”古韻屬魚部，“兜”古韻屬侯部，橐、褚轉爲兜，是魚侯旁轉。褚聲紐屬舌上音知紐，古聲歸舌頭音端紐，而兜就是端紐字，可見褚就是衣兜的兜的本字。又如今語“兜圈子”當然也不應用兜鍪的兜，其字應作“”，《説文》：“，帀，徧也。”“淚”字古韻屬幽部，轉爲兜，是幽侯旁轉。
詞書中的典故問題也是頗爲費事的，前面講類書所説〔納肝〕一條就是這樣的例子。又如《辭海》語詞分册增補本有〔蘭階〕一條，原稿爲：
【蘭階】宫殿之美稱，用以稱美他人的住宅。王勃《傷裴録事喪子》詩：“蘭階霜候早，松露穸臺深。”
我審稿時提出：王勃詩中的“蘭階”是指佳子弟，見《世説新語》，王勃以蘭階指題中的“子”字，霜候、松露、穸臺切題中的“喪”字；若謂蘭階僅爲宫殿的美稱，則與題目没有關涉了。現在改定如下録，就較爲適當了：
【蘭階】階臺的美稱。王勃《傷裴録事喪子》詩：“蘭階霜候早，松露穸臺深。”比喻佳子弟。《世説新語·言語》：“謝太傅問諸子侄：‘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除了一般性的語文詞典外，有下列一些語文詞書應一述：
集詁：以《經籍纂詁》爲代表。此書由阮元主編，將古代經、史、子的注及《説文》、《爾雅》之類解釋字義的書一百多種中的字義按字編排，將字分隸於一百〇六韻中，成爲訓詁之總匯。
引申假借義類編：朱駿聲的《説文通訓定聲》屬之，將《説文》的字的引申義放在一起，標以“轉注”，假借義放在一起，標以“假借”，頗便尋檢。
虚詞：除前已述外，有裴學海的《古書虚字集釋》。
方言俗語：除前已述外，還有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南通方言疏證》，朱居易的《元劇方言俗語例釋》，王鍈的《詩詞曲語詞例釋》，陸澹安的《小説詞語匯釋》、《戲曲詞語匯釋》，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等，這些對語言和文學的研究都有用處。
此外，還需要參考專科詞書，如《中國人名大詞典》、《中國地名大詞典》、《作家詞典》之類，前二者舊有其書，新中国成立後未修訂。佛學則有宋僧法雲的《翻譯名義集》，丁福保的《佛學大詞典》，孫祖烈的《佛學小詞典》之類。最近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法學詞典》，任繼愈主編的《宗教詞典》也已出版。
6．注疏、箋注
這是注解的書，即隨各别的古書的文字而加以注解，以整部的書爲解釋的對象，與字書、詞書不同。
a.注疏
所謂“注疏”，一般指《十三經注疏》，凡注解經文的叫注，疏通注文的意義的叫疏。研究先秦的語言，要看注疏；研究先秦的文學，至少也要看《詩經》的毛傳、鄭箋、孔穎達疏。
注疏的名稱：傳、箋、注、解故（解詁）、集解、章句；義疏、疏、正義、音義、釋文。如《詩經》的毛傳（毛亨、毛萇）、鄭箋（鄭玄），鄭玄的三《禮》注，何休的《公羊解詁》，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趙岐的《孟子章句》，這些都是注的名稱。鄭玄注《詩》，自以爲在二毛公以外另記所知或加以補充，就叫做箋。杜預注《左傳》，把《春秋》經文和左氏的傳文按年編在一起，先經后傳，其稱爲“集解”，是集經與傳之文而解之，與後來的“集解”不同。章句是在分篇以外還分章斷句而解之。
古代的經籍很簡古，不注解就難以領會，但古代的傳注也是很簡古質樸的，有時注語也難以領會。如《詩·周頌·載芟》：“載穫濟濟。”毛傳説：“濟濟，難也。”鄭玄的箋加以補充説：“難者，穗重難進也。”清陳澧《東塾讀書記》以爲讀了鄭箋，“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儕。”甚得傳意。）案：段氏所説的濟同儕，儕即有很多同夥的意思，實在和擁擠的擠同意。杜甫《寄狄明府博濟》詩：“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則謂官階卑微，難於陞遷，和禾穗粗大稠密，難於進入禾叢一樣。蓋杜詩的“濟濟”，正是用毛傳“難也”的意思，而後來的注家却不明此意，以“濟濟”爲上陞，如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引明王嗣奭《杜臆》説：“不見其在官十年濟濟上陞，所謂有才無命也。”可見理解古代文學，就是古代的經注有時也有用處。
六朝以后，義疏之學大興，如梁皇侃著有《論語義疏》、《禮記義疏》（後一部已佚）等。到唐代有孔穎達等編撰的“五經正義”，就是五經（《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的疏。后來在五經正義之外加上了同類的疏，成爲《十三經注疏》。
唐陸德明著有《經典釋文》，將經和注中的文字提出來，或解其義，或用反切注其音，也叫“音義”。本來，疏是獨自成書，和經各自單行的。《十三經注疏》確定後，就把疏和釋文跟注附合在一起。現在要看《十三經注疏》，就要弄清什麽是注，什麽是疏，什麽是釋文。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一例如下：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
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
這裏的大字是《左傳》正文。下面的小字“勞齊師”是杜預的注文，小圈後的“苦報反……”是陸德明的釋文，其中的“犒，苦報反，勞也”是解釋《左傳》經文的話，“勞，力報反”是給杜注“勞齊師”的“勞”注的音，表示這個“勞”是慰勞的勞，不作疲勞解。大字疏以下是疏的文章，小圈前“注勞齊師”是指出下面的話是疏解注文的“勞齊師”這三個字的。注疏的體例，大致就是這樣。服虔是漢代的經學家，曾注過《左傳》，現在他的《左傳》注已經散失了。“犒”的語源是“槁”，軍士勞苦，象草木枯槁，用酒食來慰勞，就産生了犒字，漢代隸書又作字，這無非是指用來慰勞的有牛或酒而已。
b.注，箋注
給某書作注，大體有偏重於注文或注事之别：前者偏重於注語言文字；后者偏重於歷史、地理等和其他增廣性的，提供有關材料，劉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就是屬於後者的。如《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注里説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既，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没不聞於世者”，把郭沖所列的五事都注入傳中，並加以辨難，這就是傳中所没有的有關評議諸葛亮的資料。梁劉峻注《世説新語》也是注事而不注文的。後來將這類不注文字而注事的稱爲箋，如清查爲仁、厲鶚的《絶妙好詞箋》；注文注事兩有的叫箋注，如近人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先生在題記中説到“箋證和編年部分”和“典故和成語的注釋部分”，前者就是注事，後者就是注文，也可以説前者爲箋，後者爲注。
文學作品中常常有運用前人成句之處，有時看得出，有時一般的讀者看不出，箋注者應該指出來，以顯示作者運用古語的來源和手法。例如辛棄疾的《水龍吟·登金陵賞心亭》詞中的“把吴鈎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其中的“欄杆拍遍”和“無人會，登臨意”語句很普通，似無需注釋，其實都是有出處的，鄧先生的箋注注了出來，這對讀者是很有益處的。現將“無人會”兩句的注録下：
宋僧文瑩《湘山野録》卷上：“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清在軒檻。取家篋所寶《袁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絶筆。……偶一帥遂竊去，以市畫蘆雁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登亭留詩云：‘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吴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貿畫者之蕭斧也。”
必須指出，王琪的“不會登臨意”和辛棄疾的“無人會，登臨意”講的都是登賞心亭的事，所以辛詞用了王詩，這樣才是應該注明的。
古書須憑借注解去讀懂，因此應該知道一些通常用的注、箋注的書。經部的書前已講過。史部的書則《史記》有劉宋裴駰的集解，唐張守節的正義，司馬貞的索隱；《漢書》有唐顔師古的注；《後漢書》有唐章懷太子李賢具名的他所聚集儒臣的注；《三國志》有劉宋裴松之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有元胡三省的注等。子部的書則如《老子》有晉王弼注；《莊子》有晉郭象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有漢高誘注；《荀子》有唐楊倞注等。集部的書最重要的有唐李善的《文選注》，其書將《文選》中的文章的出處、字義詳加注解，此人有“李書簏”的諢名，這部注不僅爲讀《文選》所必備，也是輯佚和校勘的重要資料。
除了一些古注之外，還有“集解”、“補注”，這是補充古注之不足和匯集前人研究成果，使注解更臻於周密詳備的著作。《漢書》的顔師古注實際上已有集解的性質，裏面收集了服虔、應劭、劉德、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等人的注説。而清代王先謙又著《漢書補注》，收集了隋蕭該的《漢書音義》和五代、宋人的説法，又大量收集了清代學者六十一人的説法，當然比顔注有所提高。《史記》有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後漢書》有王先謙的集解，《三國志》有近人盧弼的集解等。子部的書則王先謙有《荀子集釋》、《莊子集解》，郭慶藩有《莊子集解》，王先慎有《韓非子集解》，近人陳奇猷有《韓非子集釋》，劉文典有《淮南鴻烈集解》，許維遹有《吕氏春秋集釋》等。集部有近人冒廣生的《後山詩注補箋》，是補宋任淵的注的，用力很勤，材料最多，足爲研究陳師道詩的參考。
注解的書，注者與作者年代較接近的，如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詩注》，任淵、史容的《山谷詩注》，任淵的《後山詩注》等，由於注者對作者的生活、經歷、師承、創作方法等見聞比較多而真切，也有較多的參考價值。如杜甫《羌村》詩中“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近來的注解以爲杜甫久客在外，風塵僕僕，回家時未免鬚髪不修，形容難看，兒女且喜且懼，怕而退開。這樣的講法很難解釋“不離膝”三字。而陳師道的《别三子》詩：“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任淵注即引杜甫的這二句詩。可知陳師道和任淵都以爲杜詩爲兒女怕杜甫再離家，杜的“不離膝”就是陳的“枕我不肯起”，杜的“畏我復却去”就是陳的“畏我從此辭”，杜詩的意義得任注而十分清楚了。
7.索引
求書、求解的工具書略如上述。文籍浩如煙海，還需要有簡便的方法找到要查的書、要查的東西或字句，這就需要索引。例如從叢書中找要查的書，可以查《中國叢書綜録》；要查《説文》里某一篆文，可以查清黎永椿編的《説文通檢》等。但是不要忘記這些“偷懶法”應該是有限的。譬如説，你搞《昭明文選》，就應該知道它是按文體排列的，開頭是賦，賦的開頭是京都賦（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南都賦》，左思《三都賦》），末了是“情”（如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這反映了蕭統的文學觀點），你不能什麽都憑索引來寫論文。
有不同形式的索引：有《佩文韻府》、《經籍籑詁》式，是按韻來編排的；有葉紹鈞的《十三經索引》式，是按語句的第一個字的筆畫多少來編排的。有哈佛燕京社的引得（index）式。哈佛燕京社的各種引得，如《杜詩引得》，不但可以按句中的第一字找到句子及其題目，也可以按句中的任何一個字找到句子及其題目。今后給某書編索引，這種方式是應該取法的。
索引的編排和檢字法有關，檢字法有部首筆畫檢字法，筆畫首筆檢字法，音序檢字法，形數檢字法（以四角號碼法爲代表）等。其中的音序檢字法，假使你念不出這個字來，就不能用。部首筆畫檢字法運用時也有困難，例如《康熙字典》的龍部算十六筆，不知道是怎樣數出來的，現在數起來好像是十七筆。《康熙字典》“啓”在口部，不在户部；“執”在土部；“够”在夕部。這些都不知是怎樣歸部的。筆畫首筆檢字法也有數不清筆畫的困難。比較起來，還是四角號碼法直截一些。有人以爲難學，那只是没有略微的耐心而已，學會以后，就方便了。現在好多索引的書都用這個檢字法，學會了能作比較廣泛的適應，是值得推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