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目録學
1.何謂目録學？
目録學是書籍分類之學，目録本身可視爲工具書。
中國的目録學創始於西漢的成帝、哀帝之世。《漢書·藝文志》説：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隋書·經籍志》説：
每書就，向輒撰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
《漢書·藝文志》所説的“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是“目録”的最初的意思，即記述書的篇目和介紹書的内容。劉向這些記述篇目和介紹内容的作品就成爲每一種書的“叙録”，而所有的叙録則總稱爲《别録》。現在《别録》已經散失，少數單篇的叙録還存在，如《晏子春秋叙録》、《戰國策叙録》、《列子叙録》等。
書籍是各式各樣的，許多書在一起，就得就其性質加以分類。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就是類，類之中還有小類，如諸子中有儒、道、名、墨、法、陰陽、縱横、農、雜、小説等類。把書籍分類編次，記述其書名和篇卷，這是範圍較大意義（對“篇目”而言）的目；論述每書的内容，這就是録，總起來就叫“目録”。我國過去的目録書，像史書裏的《藝文志》、《經籍志》或某些私家編纂的書目總列或列出一類書的名目篇卷而没有每書的叙録；有些目録書則加上每一種書的内容評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是這樣。
目録學又名校讎學，校讎本是整理書籍中間的一個過程，後來把它的意義範圍擴大了。《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義》：“案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今本《文選注》無末四字，《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引有）宋朝鄭樵《通志》裏的《藝文略》、《校讎略》，清人章學誠的《校讎通義》都是目録學著作。
2.目録學牽涉學術流派問題
章學誠以爲校讎學（即目録學）的任務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術流派錯綜複雜，隨社會與時代而異，這在目録書中就不能無所反映，好的目録學著作也就有學術史的作用。先秦諸子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及《天論》的末章、《韓非子·顯學》，到漢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都是評論學術流派的著作，不待劉向、劉歆才做這個工作，但以目録書而言，學術流派的變異也可以從其中看出來。如梁人阮孝緒的《七録》有佛、道兩録，這就是佛法東來和古代的道家演變成迷信的道教的反映，爲以前的目録書如《漢書·藝文志》所没有。《漢書·藝文志》裏的道家爲哲學家，而以後的目録書中的道家則有實指神仙家和道士者。大概像晉代著《抱朴子》的葛洪與梁代著《真誥》、《名醫别録》和注《本草》的陶弘景可以作神仙家的代表，講究導引、服食煉丹乃至符籙等尋求長生成仙的方法。其中的導引，在《莊子·刻意》中曾經提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服食則有藥餌和單方兩方面，戰國時的燕齊方士曾經侈談過海外丹藥之類的話，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經想服藥長生做神仙。漢朝張道陵、張衡、張魯的五斗米道，黄巾起義的張角都用迷信來取得群衆的信從，到北魏的寇謙之，則純粹是道士了。寇謙之之流講什麽鬼神、齋醮和符籙等等，是受佛教的影響，而以佛教裏的那些天堂地獄等等説法改頭换面來武裝自己，這就是受時代和社會的影響而形成的。
把某一人物及其著作歸到哪一個流派之中，有時候免不了要有分歧。例如王充的《論衡》，《隋書·經籍志》列入子部雜家，原因是《論衡》一書接觸到的方面很多，有“錯雜漫羡而無所指歸”的趨向，而“四人幫”横行時期搞“評法批儒”，却把王充尊奉爲法家，其根據則爲《論衡》中提出了若干與儒家不同或看來與儒家不同的見解。《論衡》中的“三增”（《語增》、《藝增》、《儒增》）、“九虚”（《書虚》、《雷虚》、《龍虚》、《感虚》等）和《問孔》等篇被拿來作爲王充反對儒家而成爲法家的根據。這種邏輯是立不住脚的。因爲一個人的學術思想要統觀其主要方面，而不能摭拾其片言隻語來論定。王充寫了《問孔》，只是對孔子的言行提出若干疑問，不能説他全部否定孔子，例如《本性》篇説：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案：化、教祇指不善説），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中之最卓者也，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把孔子説爲“道德之祖，諸子中之最卓者”，而用他的話作根據，來否定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的論點，何曾有菲薄孔子的意思？另外，王充寫了《問孔》，又寫了《刺孟》、《非韓》，這裏的“韓”就是法家的韓非子，説王充是反對法家的，不是更適當一些嗎？至於“九虚”之篇，是辨正許多迷信傳説的文章；以儒家和墨家來比，儒家學説的主要方面也是反對迷信的。“三增”以《藝增》爲例，“藝”是“六藝”，即儒家的經典，“增”則指誇張，牽涉到藝術表現手法的問題。《藝增》裏有一節説：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聲達朝廷也。〔言〕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這是説“聞於天”是一種誇張的説法。這種修辭方法，王充叫做“增”，劉勰的《文心雕龍》叫做“誇飾”，宋人叫做“激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詩眼》：“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一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早年唐鉞《修辭格》一書，就稱誇張爲“激昂格”。）清人汪中《釋三九》叫做“形容”，都是一個東西。《文心雕龍·誇飾》的贊説：“誇飾在用，文豈循檢？”説的是這種修辭方法不能按尋常的尺度來衡量，是説得很對的。要説“聲聞於天”是不對的，那麽“怒氣衝天”豈非也是不對的嗎？可見王充在這裏説的只是解釋“藝”的一種表現方法，而非反對“藝”。就整部《論衡》來説，可以用“疾虚妄”三個字來概括，書中對於許多時俗的虚妄之説一一加以批評，即“九虚”、《訂鬼》等篇可知。這是一種“綜核名實”的工作，假如按章學誠的説法，則王充及其《論衡》應列入名家。法家也講綜核名實，但法家的綜核名實是一種手段，是用來決定刑賞的。
照上面所説，目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辨别學術流派，好的目録學著作也能起學術史的作用，目録書的任務不僅是羅列篇卷和介紹書的内容而已。
3.目録學的兩種用處
a.指示從事研究某門學問應讀之書
例如民國初年有過一陣研究“國學”之風，那時梁啓超、胡適、李笠的“研究國學必讀書目”之類就是應這個需要寫的。
值得介紹的是清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這本書開列了舊時學人應讀之書的書目和版本，後面又附載《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其《略例》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爲分别條流，慎擇約舉，視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録，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後來范希曾又在書目和版本方面加以增廣，作《書目答問補正》，也可參考。
《書目答問》中講到“類求”，就是“即類求書”，這是章學誠《校讎通義》裏所説的“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目録書既分大的部，如經部、史部、子部、集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類，就是《答問》中所説的“子目”，如子部中又分儒家、道家、名家等。爲了使人能即類求書，目録書中有“互著”和“别裁”兩例。“互著”是一部書分見於兩個部類。《校讎通義》指出：《七略》（實指《漢書·藝文志》）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横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别裁”即“裁篇别出”，是把整部書中的一部分或一篇拿出來歸到另一部類裏去。章氏説：“《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不論是互著或别裁，都是因爲一部書裏有不止一方面的内容。例如荀子明明是儒家，而兵書權謀家中又録入荀子的書，這顯然是因爲現行《荀子》三十二篇中的第十四篇是《議兵》；《淮南王書》（即《淮南子》）中有一篇《兵略》，所以兵書權謀家中也録進了淮南王的書；《墨子》中的《備城門》、《備穴》、《備高臨》等篇講的都是守城的技巧，所以兵書技巧家里又録入墨子的書。《弟子職》講的是古代士大夫子弟如何侍奉父母，《漢書·藝文志》把這一篇從《管子》中抽出來歸入六藝略的《孝經》類（章氏説入小學，誤），這是以類相從。
一部書的内容涉及不同的方面，目録書中在不同的部類中反映出來，這對讀書求書是很方便的。但是也需要分别主從，就整部書的主要方面來認識它。例如《韓非子》裏有《備内》篇説：“日月暈圍于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容肇祖著《韓非子考證》，認爲這是陰陽家的説法，不是韓非子的作品。其實這四句的前面兩句雖然是陰陽家之説，後兩句却不折不扣是法家的話，而前兩句也不過是借以比喻引起後兩句而已。韓非子是一個集大成的法家，法家學説的内容由法、術、勢三個部分組成。法是法律、法令；術是手段，即如何知道人們作奸犯法并加以防範的手段；勢是權力和地位。《備内》説的是手段，要防範自己所愛的人。《韓非子·八姦》篇裏的第一條説：“凡人臣之所道（所由）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美色之人），此人主之所惑也。託于燕處之虞（娱），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床。”這就是“禍在所愛”的最確切的解釋，怎麽能憑這幾句肯定此篇爲陰陽家之書呢？再如《韓非子》里有《説難》、《解老》、《喻老》，《説難》是論述遊説人主的困難及其方法的，《解老》是解釋《老子》的，《喻老》是引用人事現象來説明《老子》的涵義的，那麽《説難》是否縱横家的書，《解老》、《喻老》是否道家的書呢？也不是的。先秦諸子都是想以其所學出爲世用的，要使自己的學説能够推行，在當時只能遊説諸侯，所以都要講一套遊説的方法，縱横家固然如此，孟子也説“説大人則藐之，無視其巍巍然”，韓非子之所以要寫《説難》，也無非是考慮怎樣去迎合人主，能不犯其所忌而使己説得行而已。如若因爲這一篇所説的像是縱横家的行徑而排之於法家的書以外，這樣的看法是表面的。至於《解老》、《喻老》的所解所喻都是《老子》，也要看它解和喻的立場觀點來確定其性質，不能只從所解所喻的對象來確定其性質。
b.提供書的内容，作者的情況，指出書的真僞。對已失的書，尤有足資搜討的用處
前面講過的劉向給書所寫的叙録，現存者不多，在這些叙録裏介紹了作者及寫書的緣起，書的内容、得失等，在後代就叫内容提要；宋朝曾鞏的《元豐類稿》中有好幾篇書序，也和劉向的叙録一樣；清朝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爲“提要”。
讀古書，有個真僞問題，目録書也應予指出，《漢書·藝文志》里就曾有這方面的説明，如諸子略的道家中説：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研治太公之術的人）所增加也。
《力牧》二十三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又雜家中説：
《大（禹）》三十篇。傳言大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又小説家中説：
《黄帝説》四篇。迂誕依託。
這里説的“託”、“依託”，是説本來不是某人所作，是别人所作，附會爲某人所作的，這就可以説是僞《太公》、僞《力牧》、僞《黄帝説》了。又兵書略的兵權謀家有《項王》一篇，班氏自注“名籍”，不説依託，其實也是依託的僞品。清人姚際恒著有《古今僞書考》一書，這也是目録學的一個内容。
僞託的書也有兩種。一種純是僞造，例如《漢魏叢書》中的《雜事秘辛》，寫漢桓帝選后事，其中有“挣達如爾”的話，挣達即漂亮，這是金元戲曲中的詞語，據此可知此書顯出自稱得之云南某地的明人所僞造；一種是寫某種藝業的書託之於這類書的代表作家或始祖，例如《相馬經》傳爲伯樂所作。也有本爲某人之作，而後人加進一些東西去的，則不能據所加的一部分來否定整部書爲某人所作了。
上面講了目録書的兩種用處，應該注意的是，目録書也有精確與否的問題。例如《西崑酬唱集》本是宋初文學家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的詩集，作者都在當時皇家藏書之地秘閣工作，古代傳説崑崙丘的群玉之山是西王母的住處，又是先王藏書的“册府”，見《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集名“西崑”，正是用了這個傳説，而抗日戰争時期有一本地理書目里收進了《西崑酬唱集》，可謂大誤。唐人薛漁思的《河東記》得名之故未詳，是一部神怪筆記小説，《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引有“胡媚兒”和“板橋三娘子”兩則可證。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將此書收入史類地理郡邑類裏，也是祇看書名不問内容造成的大謬。
4.七略和四部
圖書有各種分類法，美國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對我國現代圖書分類很有影響，圖書館中的書目分類大致與之相近。但對於檢查古籍，我國傳統的分類法仍然有用。我國傳統的分類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兩大體系。所謂七略，即已經亡佚的劉歆所創而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的術數，指天文、曆算、占卜等事，方技則指醫方醫技。諸子和兵書、術數、方技分列，大指是因爲諸子談理論，兵書等偏重於具體的技術，即《易·繋辭》所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諸子是“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而兵書等講的則是“事”。
劉歆以後，圖書分類數有改變，據《隋書·經籍志》説，梁武帝普通年間，有處士阮孝緒著《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比之於七略，有所合併、分出和擴充。再後則有《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法，即四部分類法，這個分類法一直到清代没有大的變動，現將《七略》和阮録、隋志的分合情況比較如下：
《隋書·經籍志》的分類，就是我們現在説的四部。在阮孝緒以前，晉人荀勖曾著有《中經新簿》，用“甲部、乙部、丙部、丁部”標目，也是四部，但内容和隋志不同，後人不問這個内容是否相同，而稱經部爲甲部，史、子、集分别爲乙、丙、丁部，這也是使用目録書者應該知道的常識。
5.應用目録應注意的問題
a.要注意同名不同書
如《列女傳》一般指劉向所輯的《列女傳》，但范曄《後漢書》以後的正史中往往有“列女傳”一類，應予分别。又如《後漢書》和《晉書》，作者多家，雖然范曄的《後漢書》和唐人所修的《晉書》獨存，但其遺文散見，不可混同。今本范曄的《後漢書》中有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現在引用時稱“《後漢書·□□志》”，而實爲梁人劉昭取晉司馬彪《續漢志》八志加注以補范書之缺，如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志》”，就錯了。
b.要注意同書不同本
劉向校書時就有“中書”、“臣某書”的分别，後來傳本分歧，使用時須加分别。張之洞説讀書要得精校精注本，否則會事倍功半。大抵清代學者如盧文弨、顧廣圻等校刻的書比較精密，比較可以信賴，但這也是就其大體而説的。
以《説文》、《玉》篇爲例，這兩部書各有不同的版本。
《説文》有大徐本、小徐本之别，小徐本爲南唐徐鍇的《説文繫傳通釋》，大徐本爲其兄徐鉉入宋後校定的本子。在篆文形體、解説、篆文次第等方面，這兩個本子各有不同之處；每個篆文的反切，小徐本用南唐朱翱的，大徐本用唐孫偭的。此外，大徐本在每部之後還附有《説文》原來没有的篆文，徐鉉等《校定〈説文〉進表》中説：“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説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這就是文字學家所稱的《説文新附》，清人鈕樹玉著有《説文新附考》，這一部分爲小徐本所無。大徐、小徐兩種本子，叫做“始一終亥”本，即第一部是“一”，末了的第五百四十部是“亥”。“亥”的古文下説：“亥而生子，復从一起。”表現了許慎的循環論的宇宙觀。而明朝人却看不到始一終亥之本，看到的是宋李燾改編的按韻來排的“始東終法”的《説文解字五音韻譜》。我們現在則能看到北宋刻的大徐本，錢氏述古堂影抄的宋本小徐本，《四部叢刊》都影印了出來。除了這兩部完整的《説文》外，傳世的還有《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及日本倉田淳之助《説文展觀餘録》的口部殘卷十字。木部殘卷和口部殘卷都有好處，以口部殘卷而言，今本《説文》：“咼，口戾不正也。”“吠，犬鳴也，从口犬。”王筠以爲“不正也”是庾儼默的注語，吠篆應依吕忱《字林》作，从口，犮聲。而口部殘卷中則無“不正”二字，“从口犬”作“从口，犬聲”，足爲王説有力的助證。這就是善本之所以可貴之處。至於《玉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兩類本子：一類是題作“大廣益會《玉篇》”的，這個本子經過删節，每個字底下的釋文祇删存一個義訓和反切；另一類是清末黎庶昌到日本當公使在日本找到而刻在《古逸叢書》裏的《玉篇零卷》，這是未經删節的本子，每個字下有很繁富的釋文。例如兮部“肹”字下面説：
羲秩反。《孟子》：“使民肹肹然。”劉熙曰：“肹肹，猶舋舋，動作不安也。……《説文》爲肸，字在十部。
我曾根據這一條來修訂《辭海》“肸肸”一條，改正了朱起鳳先生《辭通》釋“肸肸”爲笑聲的錯誤。這也可見“零卷”是寶貴的，可惜的是“零卷”只保存了原書的一小部分。
c.要注意注家的不同
例如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有唐李善注本，後來又有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的“五臣本”，後來又把李善本與五臣注本合起來成爲“六臣本”。引用注説時須加以分别；而引用時也牽涉到本子問題，須加注意。李善注主要注文字、出處，他的注有他自己的例：《文選》中各篇有舊注的就用舊注，如所收《楚辭》各篇用王逸注，潘安仁（岳）《射雉賦》用徐爰注，陸士衡（機）《演聯珠》用劉孝標（峻）注，左太沖（思）《吴都賦》、《蜀都賦》用劉淵林（逵）注，李善自己有所補正則加“善曰”以别之，引用的時候不要將李注與舊注混同。
d.要注意古書編制的體例
甲、由若干小篇組成的大篇，大題在前，小篇的篇題各在本篇篇末。
例如《楚辭·九歌》由《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篇所組成，《東皇太一》……《禮魂》等篇的題目各列於本篇之後。《荀子》的《賦篇》由《禮》、《知（智）》、《云》、《蠶》、《箴（針）》五篇賦組成，而每篇的末尾是這樣的：
……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夫是之爲君子之知。知。
……廣大精神，請歸之云。云。
……夫是之謂蠶理。蠶。
……夫是之謂箴理。箴。
盧文弨於“……請歸之禮。禮。”下説：“此目上事也。……下放（仿）此。”“目上事”就是説給上面所説的事情的文章揭出題目；“請歸之禮”爲止是《禮》賦的文章，接着一個“禮”字就是這篇文章的題目。
知道這樣的體例是有用的。例如明正德複印宋刻本《陸士龍（雲）文集》（《四部叢刊》影印江南書館藏本）卷七的《九愍》是這樣的：
根據小題在小篇之後的體例，可以斷定《九愍》的三處“亂曰：……”都應當在小篇題“涉江”、“行吟”、“考志”之前而連接在其前面的文章之末。現在這個樣子，是出於不懂這個體例的人所移改，並且把末一小篇的篇題删去了，因爲他認爲篇題應在正文之前的。“亂曰”起於屈原《離騷》：“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是全篇的最後總結之辭。這裏的三處“亂曰：……”當然不能居於一篇之首，改者改成這樣是完全不合理的。又“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和“亂曰：猗猗豐草，……發豐華兮”顯然是一篇之中的相應的語句，也不可能分隔在兩篇的。
乙、古代記載傳聞異辭，記者匯録在一處，或大同小異，或互相歧異。
例如《墨子》的《尚同》、《非攻》都分爲上中下三篇，其文大同小異，這大概是傳述墨子學説的人各自記述墨子的話，來源是一樣的，而記録下來的話不能没有歧異。也有把有關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的不同説法匯記在一起以備參考的，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對於老子就有若干不同的説法，如若不知道這個道理，就將以爲《史記》的文章有矛盾了。吕思勉《章句論》對後一種情況有所闡明，可以參考。
丙、古書有解釋的文章和被解釋的文章編在一書之内的。
例如《管子》書内有《形勢》、《明法》等篇，又有《形勢解》、《明法解》，後者爲解釋前者的文章，可以説前者是綱，後者是目。《商君書》第四篇爲《去强》，第五篇爲《説民》，第二十一篇爲《弱民》，文章和内容常有相同之處，近人蒙季甫著《〈商君書·説民〉、〈弱民〉篇爲解説〈去强〉篇刊正記》闡明了三篇的關係，《弱民》篇爲《去强》篇前半篇的解説，《説民》篇爲《去强》篇後半篇的解説。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對這三篇的重複無所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