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第一节 历史背景
昔人论先秦学术者，每有百家 [1] 九流 [2] 之称。然就政治思想言，仅儒、墨、道、法四家足为大宗。此四者不特各有发明，自成家数，且能将晚周时代之主要思想态度，代表无遗。先就思想之态度言之。按周之封建天下， [3] 本为不完全之统一。 [4] 稍弛则为列国之分割，再进则为一王之专制。其政治基础，实至不稳定。其所以能维持至数百年之久者，其政治原因在王室强盛，能执行礼乐征伐之大柄， [5] 其社会之原因则在宗法阶级，以及农田等制度， [6] 当封建天下鼎盛之时，生活大体有序，上下守分相安，固不失为一太平之世。然而时迁世易，政治与社会均起变化，乃由安定以趋于骚动。夷（前894—前879）、平（前770—前720）、敬（前519—前476）三王之立皆假力于诸侯。威势已衰，侵侮迭起。于是郑人射肩，楚子问鼎， [7] 遂至诸侯兼并，陪臣执国， [8] 不必待赧王（前314—前255）入秦，而封建政治早已崩溃殆尽。封建社会主干之阶级制度亦与元后政治同时迅速倾圮。贵族沦为皂隶，贱人皆陵其上。 [9] 宗法井田，相随消灭。 [10] 旧日维系人心之一切礼俗均失去原有之意义，即无战争水旱所产生之痛苦，而人心摇动，文武缔造之封建天下亦势难久存。战国竞智角力之局面，更不啻为始皇尽扫除之工作。盖战国时期政治之最大特点为君权扩张。七国之君以地广势强，多僭称王号。其尤能振作奋发者则国愈盛而君愈威。 [11] 上无元后之拘束，下无贵族之牵制。专断之权，名实并具。富强为国策之主干，君主为国政之中心。毁灭宗周，解散封建之政治离心力，至此竟转化为促成集权专制之向心力。始皇之统一，不过因势利导，以一王全局之专制，代七雄分地之集权而已。 [12] 在此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之过渡时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态度，不外三种：（1）对将逝之旧制度表示留恋，而图有以维持或恢复之。（2）承认现状，或有意无意中迎合未来之新趋势而为之张目。（3）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个人之自足与自适。就其大体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之老庄及一切“为我”之思想家，独善之隐君子，即皆属于第三类。若更进而略加剖析，则儒墨二家虽皆同情于封建，具有复古或守旧之色彩，然儒家从周尚文，观点近于贵族，墨子背周 [13] 尚质，观点纯乎平民。就此论之，则墨虽同情于封建天下之政治制度，而其不满意于宗法社会之阶级组织则甚显然。故二家之态度，实有重要之区别。孔子可称宗法社会之圣人 [14] ，墨学则不啻世卿制度之反动。孟荀二子之思想则以生当战国而较少从周之成分。孟犹近孔，荀稍近法。至于法道二家，其区别更为明显。前者取君主之观点而维新，后者为个人图解放而消极。一为专制天下作先驱，一对衰乱政治提抗议。列表如次，以见四家态度之大概。
表一
抑又有进者，儒家思想或有殷文化之背景。 [15] 孔子为殷之遗民，人所共知，而亦孔子所自认。 [16] 鲁为伯禽所封，然其地为殷之商奄，其民则殷之六族。 [17] 故孔子居宋冠殷之“章甫”，而三年之丧，学者或断为殷之旧制。 [18] 凡此均足证儒学之渊源于周前。惟吾人若据以断定孔子不从周，则又不可。盖孔子之政治思想固显然以承认现政权，维持周制度为出发点。其所授文学政治诸术。纵或有袭殷人旧制之处，然其大体必宪章文武，而以周礼为政制之典则。 [19] 且周监二代，因于殷礼。是周制之中，亦含殷制。 [20] 孔子从周，未必遂与殷道相反背也。
吾人若认定鲁为殷民故地，则墨翟为鲁人，殆亦有殷文化之背景。殷尚质而周尚文。墨家尚质，似承殷之余绪，其不敢直言从殷而托之用夏，且间称尧舜者，或由恐触时君之忌，故以古学为隐蔽。其攻儒之繁文重礼，似以比较纯粹之殷道，反抗混合二代之周政。 [21] 墨徒亦求仕进，其热中之程度，不下于儒。然墨徒不弃贱人之职业，而儒者“四体不勤”，“不耕而食” [22] ，虽不必从政，而俨然以士大夫自居。此亦二家相异之一端。墨家之生活情形既与儒不同，故其解放平民之方法亦大有差别。儒家承认宗法，仅求在世卿制度之外，另辟一布衣卿相之途。墨徒则直接攻击门阀阶级，大倡机会平等之“尚贤”主张。就此而论，则墨子之思想渊源于殷之尚质，较儒为旧，其打破宗法，适应晚周社会之趋势，又较儒为新也。
道家之流或亦竟与儒墨同属殷文化之系统。 [23] 《史记》载微子谏纣不听而出亡， [24] 成王灭武庚后，封之于宋。“殷之遗民甚戴爱之”。又载箕子过故殷墟，为麦秀之歌，“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史记集解》引杜预曰“梁有箕子冢”，虽未必可确信，而宋梁之为殷民所聚，则殆无疑。庄周如为蒙人，则亦生殷民环境之中，而其本身或亦为殷民。楚虽与殷无密切之关系，然观周太伯、仲雍奔荆蛮，似可推想殷民之不服顺者多以南方为避世之乐土。老聃生于楚之苦县， [25] 其背景殆亦略同庄周之宋蒙。老庄之消极思想，亦正与亡国遗民愤世之心理相合。
就上文所论，儒、墨、道三家似均有殷遗民之背景。其所持对周制之态度不同，故其学说亦分流而相互异趣。吾人如因此称三者为旧学，则法学似可因其无殷文化背景而称为新学。刑书刑鼎分出郑晋。法术盛行，多在秦及三晋诸国。凡此皆与姬周有较密之关系，非如齐、鲁、宋、卫之为故殷遗族所改封。 [26] 其偶有例外如管子或托始于齐，商鞅生长于卫，实居少数。故法家思想一洗中庸柔顺和平谦退之风，而以尊君重国、富强进取为务。法家学说内容之价值如何，姑置不论。其所具之积极乐观与开国气象，则诚为其他各家所无。综括上说，列表如次：
表二
若就四家思想之内容论，则立说互殊，各有创造，足以开辟宗风，定此后学术之流派。一曰人治派，儒墨属之。儒家政治，以君子 [27] 为主体。君子者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此儒家所持之理想也。墨子论政，亦注重贤人。天子以贤可而选立， [28] 百官亦量贤而任事。治乱之关键，系于从政治国者之品性。此墨子所重视而与儒相通者也。然儒墨之间亦自有别。儒之君子颇带贵族之色彩，其品格较偏重于宗法社会之道德。墨之贤人多为平民之身份，其品格较富于服务之精神与实用之技术。 [29] 前者重行为之动机，后者重行为之效果。故虽同以人为治体，而所假定为治之人则相异。二曰法治派，法家为其代表。申不害、商鞅、韩非诸人之立说虽各有其特见，然其论治体则无不以刑法为要素，与儒墨之人治恰相对立。法家思想之贡献在说明贤人政治之不可恃与非必要，而明法饬令严刑重罚为最稳妥之治体。 [30] 法家每以刻薄寡恩见讥，正由其放弃人本政治之主张而专任物观之械数也。人治与法治二派皆为积极之政治思想。其取消极态度而并与二派对立者则为道家所代表之无治派。老庄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而以自然无为为理想之治体。列表如后，以便比观。
表三
第二节 地理分布
先秦学派又可按其发源之地域而区分。盖列国之自然及社会背景不同，思想之内容因之互有差异，诚为意中之事。梁启超分诸子为南北二派，以孔为“北派正宗”，代表邹鲁。正宗以外则管仲、邹衍属齐，法家诸子属秦晋，名墨二家属宋郑。老子为“南派正宗”，庄、列、杨等皆属之。许行、屈原则并为南派之支流。 [31] 其说颇有可取。惟正宗支派之区别，似无多意义。诸子出生之地域，亦有尚待斟酌之处。 [32] 兹略仿梁氏之意，按四家发源之地，作简表如次 [33] ：
表四
吾人试观上表，可见儒、墨、道三家发源之区域似均较法家为狭小。儒墨之鲁不过北方偏东较小之一国。老庄之苦蒙亦不过楚之一隅及梁宋间之一邑。 [34] 而法家诸子宗邦之分布则几达黄河流域之全部。盖儒墨二家皆产生于比较特殊环境之中，其区域自不能甚广。法家思想则与晚周时代之一般社会情形相应。故其起也异地同心，蔓延较远。至于道家之消极思想本为对衰世之一种抗议，其兴起似可不限于一地。然老聃虽为公认之宗师，其年代事迹至今犹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况。《老子》一书果为开宗宝典与否，尚成疑问。其他道家及与道相似之名贤如列御寇、阳子居、子华子诸人之宗邦均无可确考。若以彭蒙、田骈、慎到、接子、环渊及陈仲子、荷蒉、楚狂、长沮、桀溺 [35] 诸隐者并属于齐物为我之一派，则其所在之地为赵、齐、卫、楚、蔡诸国，其区域亦颇广大矣。
诸家分地发生之原因，今已无从考见。就大体推测，则周礼在鲁自应为儒之故乡。墨受儒之影响，且为宗法制度之反动，故亦于此出现。法家之发源地似以晋为中心，而卫郑为附庸。卫国康叔始封为周司寇。既无周礼之背景，重法复为开国之遗训， [36] 则应晚周之趋势而发为商鞅之学，事亦可能。郑介居大国之间，图存之术，刑政长于仁义。 [37] 子产之褚衣冠，伍田畴已略近法家。而昭公六年（前536）之铸刑书则直开任法之风气。宜乎不出四十年而邓析作竹刑， [38] 百年之后法家大师申不害复生于桓公之故封也。三晋之环境，尤适于法家之萌长。唐叔所受之法， [39] 虽未必为刑书，而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则铸刑鼎矣。足见春秋之世，晋已有任法之风，与郑相似。且晋离鲁较远，而与郑秦接壤。洙泗之礼俗，自难被及。故优施教骊姬谗申生已有“为仁与为国不同” [40] 之语。箕郑对文公问复有“信于令”、“信于事” [41] 之说。晋之再霸诸侯，一部分之原因殆可于此求之。加以公族世卿之衰亡，据现存之记载观之，于晋似特为迅速。 [42] 及三家分晋，韩、赵、魏争雄于列国之间，于是魏有李悝，韩有韩非，而学兼道法之慎到则出生于赵。管仲为齐人相桓公以定霸业，“而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 [43] 。法家思想，于此发端，事诚可能。惟《管子》一书，作者为谁，尚无确论。若乃战国时人所伪托，则难据以断定法家思想先见于齐矣。
四家异地产生之原因，以道家为最难探索。列杨诸子之国籍难考，顷已及之。以“南方气候温和，土地肥饶，谋生容易”，为产生“崇虚想，主无为” [44] 一派思想之原因，似嫌过于抽象。盖楚虽起于蛮夷， [45] 然“抚征南海，训及诸夏” [46] 。庄王问鼎于前，灵王图霸于后。其国策政风固不与北方诸国相悬殊。如游观有章华之台，刑书有仆区之法。申叔时论教太子，以书史典刑为训。 [47] 陨公论君臣，严尊卑上下之别。 [48] 其义略近儒法，而实与道家清静淳朴之学不相涉。若谓无为思想为苛政之反动，则“法令滋彰” [49] 无过秦晋，而何以不为道家之宗邦乎？道家思想发源之原因不能于此寻得，已显然可见。
儒、墨、道三家或有殷遗民之背景，上已述及。若据此以推论道家之渊源，似可得一较近情之假定。老庄生于楚宋，或为殷民之后，此外诸子思想行事之近于道家者，亦多生殷遗民散布之地。如齐有彭蒙（？）、田骈、接子、陈仲子。卫有荷蒉。蔡有长沮、桀溺。楚有狂接舆、环渊。杨朱之生地无考。观其游梁之宋则或与老庄不远。其不属此范围者有列御寇或为郑人，子华子或为魏人。慎到学在道法之间，则生于赵。据此不完全之史实以论，似齐之“为我”思想家较多，而楚宋所生者为最重要。楚宋所以为老庄思想宗邦之故，吾人于论四家背景时已加以推测。齐之多产道家，或半由殷遗民之心理，半由齐太公之教化。《史记》齐太公及鲁伯禽世家之记载如可确信，则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不强易殷民之习，与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者操术大不相同。然则齐为“无为”思想发源之地，亦事之可能者。故昔人谓道家为南方之学盖只就老庄言之。其实晚周“为我”思想之宗邦并不限于苦蒙之一隅也。 [50] 故道与儒墨或同有亡殷遗民之背景，然以所生宗国之政教礼俗不同，诸子之学说遂受其影响，而内容互异。
吾人如按政治背景，将诸子生长之各国分为“殷文化”、“周文化”及“化外”之三类，则先秦学派之地理分布可表示如下：
表五
说明：←→或←兼通道法，（ ）学在儒法之间。
四家发源之地理分布略如上述。是传播之情形亦有可考者。孔子去鲁之后曾游齐、卫、宋、陈、蔡、楚诸国，终无所遇合。而“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 [51] 。孔子后学之知名可考者亦多生于鲁之邻国。其较远者则多不为纯儒。举其弟子之较著者，如颜回、闵损、冉耕、冉求、宰予、言偃、有若、原宪、曾参、宓不齐、南宫括、公西赤、颛孙师皆鲁人， [52] 卜商、端木赐、高柴为卫人， [53] 公冶长、樊须为齐人。 [54] 司马耕为宋人，漆雕开为蔡人。 [55] 其后学之较著者，则孟轲邹人，荀卿赵人。孟子弟子可考者少。如公孙丑为齐人，滕更为滕人，北宫锜为卫人，乐正克或为鲁人。 [56] 凡此诸人除荀况外皆生近邹鲁之各国。荀卿思想有与法家相通之处。梁启超谓其学属于游夏之系统。 [57] 而韩非、李斯皆出荀门，则荀学固不纯守洙泗之风。尽地力著《法经》之魏人李克复为子夏弟子， [58] 亦儒而入于法者。卫人吴起若果为曾子弟子， [59] 则尤为儒家之叛徒，有甚于荀卿之“大纯小疵”矣（语见韩愈《论荀杨》）。至于传授无考之楚人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60] ，似可为儒学南被之一例。然陈良学儒，不居荆郢，而必远游北方，殆以虽至孟子之时，孔学犹未盛于南方，故必须出国游学，以与“北方之学者”相切磋。而其徒陈相，陈辛“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背之”，以从“南蛮 舌”之许行。在儒家视之，诚如沐猴而冠，旋踵弃去。亦足藉以测知儒为北学，不易移植于南方矣。复次，就孔子弟子及后学游仕之地域亦可推想儒学传播之大概。《史记·儒林列传》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下文举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分居卫、陈、楚及西河四地。其余则多见于“仲尼弟子列传”。今按其可考者观之，七十子之为师傅卿相者不过“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而宰予亦仕齐为卿” [61] 而已。其大多数隐而不见，行踪每不易考。若颜回、闵损、公晳哀之流殆多终老于鲁。余则仕而不显，且多为鲁之家臣。如冉求为季氏宰，仲由为季氏及孔悝邑宰，言偃为武城宰，宓不齐为单父宰，高柴为费宰，卜商为莒父宰皆是。 [62] 后学之为师傅卿相者孔伋为鲁缪公师，孟轲以邹士为齐宣王卿为最著。若荀况为齐稷下学士祭酒，已与出仕有别。其仕楚亦未显。《韩非子·难三》篇称燕王哙贤子之而非荀卿，则或曾至燕而不遇。惟《楚策》谓“孙子之赵，赵以为上卿”，则或在其宗邦，曾仕至高位。余则少可考见。故就游仕所及之地而论，亦足证儒家为鲁国中心之北方学派。 [63] 其越出鲁卫区域而贵显者，如李克吴起之于魏楚，皆非纯儒。若卜商为魏文侯师，殆成例外，不足以影响上述之结论。
墨家传播之区域似较儒家略广。墨为北方之学，与儒相同。然儒限于北，墨独南行，而北方所至亦远。《庄子·天下》篇举“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足见其盛。惜墨徒多无考，其宗邦可知者除上述三人外，屈将子似亦为楚人。 [64] 宋人有宋钘、田襄子， [65] 郑人有□翟 [66] ，齐人有高何 [67] 、胡非子 [68] 、县子硕 [69] 、田鸠等 [70] ，秦人有唐姑果 [71] ，鲁人有《墨子·鲁问》篇所载战死之弟子。故仅就墨徒之国籍观之，已可见墨学散布，较儒为广。墨徒游仕区域之可考见者于北为齐、卫、宋、秦、代与中山诸国，于南则楚越。如胜绰事齐 [72] ，项子牛、高石子仕卫 [73] ，曹公子仕宋 [74] ，谢子见秦王 [75] ，田鸠游秦，腹䵍居秦 [76] 。《吕氏春秋·应言篇》谓“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淮南子·人间训》谓“代君为墨而残”，此皆北方之墨者。其见于南方者有田鸠、耕柱、孟胜仕楚 [77] ，公尚过游越 [78] ，人数似较北方为少。然亦足征墨学之南行。所可异者，墨学虽未必果盈天下，如孟子所说，其传播实视儒为较远，而于墨子宗邦之鲁，似反不流行。推原其故，殆由“鲁秉周礼”，封建制度之遗风尚在，墨学背周，宜不易为鲁人所重，故不能与孔门争胜欤。 [79] 抑又有进者，墨徒游仕范围虽广，而所取得之政治地位则未优于儒，或竟逊之。如高石子仕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而言无行”，似为墨徒得位最高者。公尚过受越王命迎墨子，而墨子以不欲“义粜”辞之，耕柱子仕楚遗十金于墨子。胜绰从齐项子牛三侵鲁地，权位似均未大。余则更如自郐以下，无所作为。综其情形，不独远逊申不害、公孙鞅、李克、吴起之得君任事，亦尚不及卜商、孔伋、孟轲之师友君相。此殆由墨学中非攻尚贤诸说既与旧日之宗法社会相违，复与新起之农兵国策不合，遂至进退失据，尚不如儒术之合文通治，足以偶动时君之听。故陈义虽高，难于见用。此则关于世风时会，非由地域所限矣。
法家传布之区域，就诸子游仕所至观之，则秦为中心而韩魏次之。盖申不害相韩。商鞅先仕魏而后相秦。韩非入秦未及用。李斯以楚人而相秦。若以李克吴起并附法家，则皆曾仕魏。 [80] 此人所共知之史实，无待剖析。惟秦重用法家，而法家诸子无生于秦者，似觉可异。此殆由秦之开化较晚， [81] 学术至战国时犹未盛兴。不特无法家，亦何尝有儒学？故其用人，必取资异国。且秦无宗法贵族之习惯，而三晋之贵族早衰。吴起不能遂志于鲁国，申商得大逞于韩秦，此似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道家诸子之事迹难考，上已论及。其思想既取“损”之观点，则其人自不如儒、墨、法之有意用世。故庄周却楚威王国相之聘。 [82] 老聃果为周守藏吏，亦非执权任事之官。杨朱言盈天下而未仕。子华子劝韩魏勿争地。 [83] 彭蒙、田骈并游稷下。它嚣、魏牟之流均无仕宦之迹。其他隐居高蹈之士，更无待论。若仅就行踪所至观之，则道学似遍及南北。韩非《解老》、《喻老》之篇，更足见其影响在周末已深入法家之壁垒。盖道家厌世之思想，本最阙少时间与空间之限制。传播较广，事无足异。综上所述，吾人似可作如下之结论。儒家思想以鲁国之历史背景为依据，于四派之中最富地域之色彩。法家对七雄之当前需要而立说，最富于时间之意义。道家为我，超越时空。墨家承认封建之政治而攻击宗法之阶级，徘徊于新旧潮流之间而两无所可，宜其不得致用于当世， [84] 不久而师传竟绝。以视儒为二千年中帝王之学，道为衰国苛政永久之抗议，法亦助秦统一，开此后专制政体之新局，其成败诚不可同日而语矣。 [85]
上述四家为先秦政治思想之主潮。此外尚有许行之农家与邹衍之阴阳家。前者立君臣并耕之义，以平等破阶级，后者倡阴阳五德之说，以世运定盛衰，影响于秦汉思想者尤大。惜文献阙失，不能详考其内容。持与四家比观，则农为士族政治与儒家思想之反动，其态度略近于墨。 [86] 阴阳家“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 [87] 。所谓五德，盖即五行。“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88] 。具体言之，则五德转移又与制度相应。故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 [89] 足见邹子之言乃通贯古今之一种历史哲学。至其谈天说地，则又近乎宇宙观与地理学。是皆战国末年一统前夕之创新学说。然阴阳家言似有与儒相通之处。《史记·孟荀列传》述邹衍之术谓“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显与儒学相近，而其政教文质用舍之说似复与孔子殷夏损益、周监二代 [90] 之意相通。孟子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91] 。亦一简单之历史哲学，殆与邹子“主运”盛衰之术前后相呼应。至《荀子·非十二子篇》竟以“五行”之说为子思所唱而孟子和之。其说虽无明征，然据以推想阴阳家与儒确有相近之处，则或不甚谬。《史记》又谓：“邹衍睹有国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可见其立言之旨与儒不异。其为术之必“闳大不经”者，盖由邹子深感孔孟仁义之言，不足与富强之说争席。故创为天谈，退儒家之禹域为“神州”，缩时君之世运为一德，使闻者知天下之小而无足欣，国祚之暂而不足恃，庶可反躬修德，尽洗七雄贪暴之恶。《史记》以邹子附孟子之后，而称其言虽不轨，倘亦有伊尹负鼎相汤，百里奚饭牛相秦之意。然邹术不行，竟同孟子。 [92] 史迁盖亦暗许孟邹同志而深叹仁义之难用欤。吾人之说如不误，则似可进而断定农家或由墨学蜕变，阴阳似为孔孟支流。许行反儒而邹衍则欲广之也。《邹子》四十九篇及《邹子》终始五德五十六篇 [93] 虽已失传，然仅就《史记》、《淮南》、《汉书》所载片段观之，已足窥见其思想之闳肆瑰奇，可以救儒家末流牵拘庸近之弊。所可惜者时君既不能用其立言之微旨，其乡人复假五德之术以媚秦。 [94] 而当秦汉之时，其学歧变，分为二支：一为方士之神仙，弃政教而游心于“赤县之外” [95] ，迂怪遂夺仁义之席。一为公羊家之三统，弃消息而说感应，仁义乃入于拘畏之途。 [96] 至于汉代阴阳家言，尤近乎迷信而不道，绝非邹衍谈天之本来面目。
农与阴阳之流派略如上述。其传布之区域亦可概括言之。邹衍生于齐，许行出自楚，故阴阳为北学而农属于南。许行之滕而陈相兄弟自宋从学，是以南学而行于北，邹衍见重于齐、梁、赵、燕 [97] ，则北学而显于北。此外则无可考见。
第三节 交互影响
先秦诸子各立门户，互相攻诋。如墨书以《非儒》名篇，孟子以拒杨墨为重。申商贱文学身行，老庄讥仁义法术。壁垒森严，似彼此之间绝无可以相通之处。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先秦学说既产生于大体相近之历史环境中，各派之间岂能避免交互之影响。今据诸子学说渊源之较可考见者略论之。（1）墨子曾受儒家之影响。《淮南子·要略训》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此说除墨子是否曾为孔子弟子，及墨学是否果纯用夏政两端，尚成疑问外，最能说明儒墨二家之关系。 [98] （2）法家思想一部分殆由儒学蜕变而来。李克为卜商弟子，商鞅受其《法经》 [99] ，韩非、李斯并出荀况之门。吴起仕魏，施政大有法家之风，而《吕氏春秋》谓其学于曾子。盖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趋于刑法。而儒学支流，一转而为吴李，再变而为商韩，荀子之学则代表此转变之过渡思想。 [100] （3）法家亦受道家影响。《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管子》“心术”、“白心”等篇亦阐黄老之旨。 [101] 慎到尚法，申韩所称。 [102] 而《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并为齐物之一派。《史记·孟荀列传》则谓慎到、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故慎子之学兼承法道，略似吴起、李克之兼通儒法。此亦足证黄老与申韩门户虽异而学术相通。（4）道家与墨家殆亦相通。宋钘或为墨徒， [103] 故《孟子·告子下》载其非攻之志，《荀子·非十二子》篇与墨翟同举，斥其“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之说。然《荀子·天论》篇谓：“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正论”篇谓：“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 [104] 又谓：“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韩非子·显学》篇谓其“见侮不辱。”《庄子·天下》篇更称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凡此数端，皆与道家之旨相接近。吾人虽未必能据此以确定道家源出于墨， [105] 然宋子兼通二派，则似可能。盖据宋老思想之内容推之，则由“非攻”转为“不辱”，再进而为“守雌”，由“节用”转为“寡欲”，再进而为“知足”、“日损”，诚为极自然之趋势。然吾人应注意者，道家思想，在晚周时已不只一派。观《庄子·天下》篇以彭蒙、老聃、庄周分列，即可概见。庄子一派与杨朱、子华子、它嚣、魏牟等取舍不同，而均属“为我”之思想系统。宋子之强聒天下，“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其根本精神，实与墨子兼爱为一脉。以比庄周之逍遥，不啻南辕北辙，绝对相反。惟汉人所称“黄老”之术，以清静宁一治平天下，立说不纯主独善自适，或与宋子有相应之处耳。（5）农家曾受墨家之薰染，阴阳似为儒之旁枝，上已说明，勿须复述。（6）诸子关系之最难定者，无过孔老。《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则谓“将问礼于老子”；其事之有无，至今无定论，而所记老子之言与儒学似无相近之处。惟《礼记·曾子问》载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所闻论礼之言，则与之相类。若据此说，似孔子曾受老聃之影响矣。兹综括诸子学说传授及影响大概，列表如下（表六）。
表六
说明：←示传授 —示影响 =示同道
第四节 时代先后
吾人于结束本章之前，应一论各家时代之先后。今日文献不足，此实为一甚难之事。然考证先秦学派之先后，其途有二：一为发源之先后，一为成立之先后。前者较为困难，后者略易着手。盖诸子学说之来历，秦汉时人已少明确之记载。如《庄子·天下》篇谓诸子承“古之道术”，《汉书·艺文志》谓诸子出王官之守，皆于时代之先后无所指示。又如《韩非子·显学》篇称儒墨“俱道尧舜”，《淮南子·要略训》谓墨子背周用夏。此亦界限未明，不足为定论。至如道家托始于黄帝，许行溯源于神农，则尤难征信，近于诬枉。若姑舍成说，而据现存之史料以考之，则儒学之渊源，似为最古而亦较易探寻。孔子政治思想之历史背景，为周代之封建天下。然古代制度之纪录，春秋时或未尽亡，孔子好古敏求，或有所见，故能言夏殷之遗礼，知三代之因革。而《诗》、《书》古史之中固含有政治观念与原理，为孔子之所“窃取”。足见儒家思想之来源远可推之三代，近则直本周礼，虽难确证，大致必不甚误。法家来源，亦尚有线索可寻。李克撰次诸国法以为《法经》，此则诸国法即为任法思想之直接渊薮。其名目至今尚在者郑有刑鼎，晋有刑书，楚有仆区之法，魏有大府之宪。 [106] 此皆晚周之产品，不如儒家所据文献之古旧。吾人于上文又述及法家诸子多受儒术之事实，尤足证其思想之根本，起于儒后。墨子背周，亦显出儒后。然其征引《诗》、《书》，言称尧、舜、禹、汤、文、武，略似儒者。两家之取舍虽不同，其学术之根据则大体不异。吾人固无法证明墨学所据之文献为墨翟之自得，或由尹佚所传授， [107] 亦无法证明其得诸孔门之转述。故就渊源而论，颇难确定儒墨之先后。
道家思想之发源，更费探索。太史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而“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 [108] 。此寓言托古之风，于老庄为尤烈。故儒墨之述古，其语或有可信，而道家自述之师传，则殆多不可信。加以道家诸子之身世，可考者少。欲从此以推论其学术之来源，亦至不易。若就其思想之内容以推论之，则道家之基础，至晚似已奠于春秋之末叶。《论语·宪问》章载孔子所斥“以德报怨”及“泰伯”章曾子所举犯而不校之言，或即为老子守辱不争之旨。《国语·越语下》载勾践三年范蠡“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等语，即与《道德经》之旨相近。《礼记·檀弓》载孔子之故人原壤母死登椁而歌，则颇似庄子大宗师孟孙才母死不哀，孟子反、子琴张歌临死友之事。而《中庸》记孔子对子路问强，有“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与“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相对举。似当时南方风气，固已与老学相合。若更以《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因俗简礼之吕尚，及《论语·微子》章所举“隐居放言”之逸民虞仲、夷逸为道家之先驱，则就渊源论，老学之起，竟早于儒，亦未可知。史称孔子问礼于老聃，此则不足据以断定二家之先后。盖其事之有无，姑不具论。即使确有其事，则执礼仅孔学之一端，而“檀弓”所记老子之言皆仪式之末节，殊难举以证孔子思想之全部或其大体曾受老子之熏陶。吾人如采近人道儒均出殷民之说，此问题亦未必能迎刃而解。殷人思想之内容如何，今已难于考见。吾人所知者尚朴质，敬鬼神而已。儒重礼乐，道言天地不仁，其学均已变殷人之旧。除由其他途径外，吾人诚不能断定孰为先变，渊源较早也。盖孔子从周，欲因周礼以解放殷民。老庄守辱，欲逃“周索”之拘束而致个人于自足自由之境。取舍虽殊，先后难定。抑吾人又当注意者，道家诸子之事，如果渊源于对周政不合作之遗民，则可推想老子之“犹龙”，庄生之“寓言”，与其他诸子之行迹难考，殆由其本人故布疑云，以资韬隐，与儒墨之求显名者大异其趣。史迁去古较近，于老子之为人已不能不为迷离恍惚 [109] 之辞。今日文献更阙，谁能判此千古之疑狱乎！
吾人若舍渊泽而考成立之先后，其事较为简易。诸家之学，儒成于孔丘，墨成于墨翟，农成于许行，阴阳成于邹衍。此四者皆各以一人之智力而开辟宗风，创建学术，吾人考其宗师生卒之时期，即可定其学派成立之先后。孔子生年有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及二十二年（前551）之两说 [110] 。其卒年则为哀公十六年（前479）。墨翟生年，歧说尤多。其较可信者为（1）生于孔子卒前之十年左右；（2）生于孔子卒后之十年（前469）前后 [111] 。墨子享年殆约九十岁，其卒年可据以推算。许行生卒无可考，而与孟轲同时。邹衍在孟子之后，其生殆当齐宣王之晚年。故四家之成立，儒最先，墨次之，农又次之，阴阳最后。道法二家，较难考定。盖其学派之成非由一人，而诸子事迹每多沉晦。道家之列御寇、杨朱、子华子、彭蒙等之书又经佚亡或伪乱。其流传后世光大宗风者实以《老》、《庄》二书为主。若以此二者代表道家之成立，则庄周略晚于孟子，而《老子》成书，或在孔子问礼之后，或在庄荀著论之间。学者争难，尚无定说。 [112] 其实两说所假定之年数，相距约二百年。纵无确论，于研究道家政治思想之工作，影响不大。任取一说尽可成理。本书于道学之渊源，及老聃之降生，姑从旧说，假定其在孔子之前，《老子》成书，则从多数学者之说，假定其在《孟子》之后。法家之成立，似可归功于申不害之言术与公孙鞅之刑法。申相韩昭侯与孟子同时。商相秦孝公亦与孟子并世。若以集大成之韩非为代表，则法家成立时期又当下移百年，至秦始皇十四年（前233）之前矣。本书此后叙述先秦政治思想按儒、墨、道、法之次序。盖略依成立之先后，亦并图讨论之便利，非即于诸子之年代作确切不可易之定案也。兹将先秦各家政治思想成立之时期，表示如次：
（著者附注）本章所述，多未定论，仅供读者参考之资。
* * *
[1] 见《荀子·成相》及《汉书·武帝纪》。《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六家”之说。
[2] 见《汉书·艺文志》。《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均论思想流派，可参阅。
[3] 关于周代政治大概可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1937），亦可参考。
[4] 古人论封建者以柳宗元为能得其实。柳谓商周之得天下皆借诸侯之力。事成之后，不得废易。故封建由于势不得已。见《柳河东集·封建论》。按夏殷以前纪载虽阙，若就《史记》观之，则自黄帝以迄武王以征伐得天下者多为诸侯之一，得其他诸侯之拥戴而取得元后之地位。自秦始以一国之力，吞灭诸侯，开一统天下之新局。参阅《史记》卷一至四。
[5] 天子控制诸侯之方式不外巡狩与征伐两大端。天子又命诸侯之强大者为方伯，得专征伐，以卫王室。晚周霸政即由此蜕化而出，故形式上仍由天子授命。如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襄王十七年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显王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皆其著例（均见《史记》卷四）。霸政为封建天下初步解体之明征，再进则为战国争雄矣。参阅《周礼·秋官司寇》朝贡之形式。
[6] 《左传·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中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封建阶级之制，于此可见大概（桓公二年师服语可参看）。士大夫以上之阶级为贵族，以下为庶人；为贱人。界限颇严，不易移动。故《左传·襄公九年》子囊谓“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国语·齐语》管仲谓“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宗法之大概见《礼记》“丧服小记”及“大传”。井田是否行于周代，尚无定论。其大意见《孟子·滕文公上》及“万章下”。
[7] 分见《左传》“桓公六年”及“宣公三年”。事在桓王十三年及定王元年。
[8] 如《公羊传·定公八年》谓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
[9]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谓：“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降伯在皂隶。（中略）晋之公族尽矣。”《国语·晋语》犨窦九谓：“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难。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此贵族沦亡之例。《左传·襄公十年》王叔之宰谓：“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定公八年”王孙贾谓：“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此贱人陵上之例。阶级有关于封建天下之治乱，当时已有见及者。如《左传·襄公十三年》载“君子”之言，谓：“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中略）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凭君子。”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社会通诠商兑”论宗法之变曰：“宗法统于所尊，其制行于元士以上，族人财产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上至世卿而宗子常执大政，所以拱柙其下者恃有政权以行其刑赏耳。七国以后执政者起于游说乞食之徒，而宗子降为皂隶，政柄既去则不能号令其下，虽宗柄亦因以俱去。”
[10]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国语·鲁语下》“季康子欲以田赋”，可推知田制之变。
[11] 其中最著者如魏文侯用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齐威王立稷下宫，招致学士，湣王与秦昭王各称东西帝（《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秦孝公用商君“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12]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郡县”条举例说明郡县已起于春秋战国之世，非始皇所创，足与此相印证。社会中之重要变革往往经长时间之酝酿。最后致之完成之境地者辄独享其名（或独受其过）。不仅始皇之于郡县天下也。
[13] 《淮南子·要略训》谓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是否用夏，下文当论及，其背周则无疑。
[14] 严复语，见《社会通诠》（1904）。儒家并非绝对拥护宗法阶级制度。此与墨家比较言之。下章当申论。
[15] 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及《胡适说儒》。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按《汉书》卷十及六十七，成帝以梅福言封孔子后为殷绍嘉侯，亦认孔为殷后。
[16] 《礼记·檀弓》载孔子语谓：“殷人殡于两楹之间（中略），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中略）予殆将死也。”
[17] 《左传·定公四年》谓：“分鲁公以（中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中略）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参《史记·鲁伯禽世家》。又《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中略）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
[18] 毛奇龄（1623—1716）《四书 言》卷三“滕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及《四书改错》卷九“定为三年之丧”，均见《毛西河合集》。
[19] 其说详下章。
[20]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叙谓从甲骨文所载官名可推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
[21] 三年之丧，如果为殷制，则墨徒攻之，似与此论不合。总之孔墨思想未必悉为一代之制度所范围。吾人注目于其大体可耳。
[22] 《论语·微子十八》，荷 丈人对子路问夫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孟子·尽心上》，公孙丑问孟子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23] 胡适《说儒》谓老子知礼逊行，乃殷遗民“儒”术之正宗。
[24] 《宋微子世家》。
[25] 《诗·商颂·殷武》曰：“维汝荆楚，居国南乡。”又曰：“奋发荆楚。”《史记·楚世家》谓：“殷之末世（中略），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可见楚与殷之关系颇疏。苦原属陈，为舜后，亦颛顼之裔，与楚同远祖，并在姬周文化范围之外。
[26] 成王弟叔虞封于唐，为尧后旧地。分晋之三家，韩之先与周同姓。魏之先毕公亦姓姬。赵与秦共祖。郑桓公友始封在宣王二十二年，“和集周民，周民皆悦”。秦远在西陲，其先为帝颛顼之苗裔。分见《史记》晋、郑、韩、赵、魏“世家”及“秦本纪”。
[2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页311谓：“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惟一的标识，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
[28] 《墨子·尚同上》。
[29] 然吾人应注意，墨子弟子虽多为平民而有颇热中者，盖其中事迹可考者殆皆游仕诸侯。“公孟”篇载“学期年而责仕于子墨子者”，尤可窥见墨徒之心理。孔子弟子之出身世族者不过三五人，其大多数皆平民，且隐居不仕，如颜回、冉耕等皆是。可阅孙诒让《墨学传授考》、《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30] 按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与欧洲法治思想根本不同。其说见下第六章。
[31] 《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七。杨幼炯之《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章第三节似承用其说，惟以孔子为“北派之魁”，老子为“南派之魁”。“自道以至纵横家、法家，各成流派”，又谓墨子生于宋，“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则与梁氏异说。
[32] 如谓墨子为宋人。
[33] 人名之地域有疑或别属者，置括弧中，以示区分。
[34] 姑从《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集解及索隐说。按《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注谓魏人。子华子亦道家代表。《庄子》“让王”、“释文”司马彪云魏人，《史记·孟荀列传》谓田骈齐人。成玄英《庄子疏》谓彭蒙亦齐人，则道家亦出于北欤。
[35] 见《史记》“孔子世家”、“孟荀列传”及《论语》“宪问十四”、“微子十八”。
[36] 按《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康叔为周司寇。《周书》“康诰”申“敬明乃罚”之义占全篇过半。是卫开国即有重法之背景，不必待晚周始由公孙鞅发明之也。又“康诰”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盖卫乃纣子武庚殷余民故封，故不纯以周礼治之欤。
[37] 《国语·郑语》史伯对桓公问谓：“前华后河，主芣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后遂为郑之国策。
[38] 均见《左传》。
[39] 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40] 《国语·晋语一》。
[41] 同书“晋语四”。又《左传·昭公二年》范宣子观书于鲁太史氏，始见《周礼》，足证儒家六艺未播于三晋。
[42] 参阅本章此处注[9] 所引及《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献公尽灭桓庄之族”，宣公二年“晋无贵族”，昭公三年“晋之公族尽矣”。
[44]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页41。
[45] 楚武王（前703—前689）伐随犹自称蛮夷。《史记》卷四〇“楚世家”。
[46] 《国语·楚语上》，子囊语。
[47] 同上，仆区之法见《左传·昭公七年》。
[48] 同书“楚语下”。
[49] 《道德经》五十七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208、342、394谓黄老起于齐，为儒墨用世轻生思想之反动，其说新颖，可参阅。
[50] 《管子》一书非出管仲之手，已成定论。然就其内容夹杂道法而论，似亦承太公“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之政风，而或为齐人作品。又汉初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见《史记·曹相国世家》），亦可见齐之多道家。
[51] 崔述《洙泗考信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56引。
[52] 曾参据《洙泗考信录》，颛孙师据《吕氏春秋·尊师》，余据《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集解》、《索隐》及《正义》。言偃，“列传”以为吴人，崔述从《索隐》定为鲁人。
[53] 均据《史记列传集解》、《正义》。卜商，《檀弓疏》以为魏人。
[54] 《史记列传集解》。《正义》以为鲁人。
[55] 《史记列传集解》。漆雕开，《正义》谓系鲁人。
[56] 分见《孟子集注》“公孙丑上”、“尽心上”、“万章下”及“梁惠王下”。
[57] 《儒家哲学》（《饮冰室全集》之一〇三）。韩李出荀门见《史记·孟荀列传》。
[58] 《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班固注，子夏弟子。“食货志”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皆云李克务尽地力，而“孟荀列传”则作李悝。崔述《史记探源》谓“悝克一声之转”，实一人也，又子夏之门既有李克，其后学复有荀况，《论语·雍也第六》载孔子警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或孔子已知其学有变礼乐为刑法之倾向，与士大夫之儒学不合欤。晋人段干木高尚不仕，见礼于魏文侯，见称于孟子，《吕氏春秋·尊贤》谓学于子夏，则与其他弟子异趣。
[59] 《吕氏春秋·当染》及《史记·吴起列传》。传云“起相楚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吕览·慎小》云：起仕魏“令民偾表立信”，与商鞅相似。惟刘向《别录》谓吴起受《左传》于曾申，与吕氏异。
[60] 《孟子·滕文公上》。
[61] 《史记·儒林列传索隐》。惟按同书“仲尼弟子列传”，宰我为临淄大夫。
[62] 分据《论语》各章及“仲尼弟子列传”，“列传”记公晳哀谓“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足见孔门风气。盖战国游说之风尚未起，平民干国君，致卿相之事尚少见，而周礼在鲁，入仕尤难，故干禄者不得不退就陪臣之位欤。
[63] 《礼记·礼运》：“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为儒学之故乡，亦即封建制度之堡垒。
[64] 孙诒让《墨学传授考》。
[65] 《孟子·告子下》，宋钘说秦楚罢兵。《荀子·非十二子》以墨翟、宋钘并举。宋钘殆亦墨徒。田襄子见《吕氏春秋·上德》。
[66] 《庄子·列御寇》。
[67] 《吕氏春秋·尊师》。
[68] 方授楚《墨学源流》页137引梁玉绳说。
[69] 《墨子·耕柱》，《吕氏春秋·尊师》。
[70] 《韩非子》“问田”及“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首时》，《汉书·艺文志》。
[71] 《吕氏春秋·去宥》。方授楚《墨学源流》页145谓墨徒国籍可考者齐人五，楚人四，宋、秦、郑各一人。
[72] 《墨子·鲁问》。
[73] 同书“耕柱”。
[74] 同书“鲁问”。
[75] 《吕氏春秋·去宥》。
[76] 同书“去私”。
[77] 见此处注[70] 及《墨子·耕柱》，《吕氏春秋·上德》。
[78] 《墨子》“贵义”、“鲁问”。
[79]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170之论可参。“墨子鲁人，其行迹所到为楚、宋、卫、齐四国。鲁虽宗邦，然以曾申子思为儒者大师，方见尊礼。魏文侯虽好贤，然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皆儒者，故墨术沮焉。”按此可以解释墨沮于魏而未必适用于鲁。
[80] 见此处注[58] [59] 。
[81] 秦世通夷狄，至文公十三年（周平王十六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史记》卷五“秦本纪”。
[82]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83] 《吕氏春秋·贵生》。
[84] 墨学似曾见重于当代，见上引《淮南子·人间训》。
[85] 此不过指出四家用舍之大概，不必即以成败定优劣。
[86] 许行学说见《孟子·滕文公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一三谓行即墨徒许犯学于禽滑釐。方授楚《墨学源流》页143—144驳之，然谓许行深受墨家之影响。
[87] 《史记·孟荀列传》。
[88] 《淮南子·齐俗训》高注引《邹子》。
[89] 《汉书·严安传》。
[90] 《论语》“为政第二”及“八佾第三”。
[91] 《孟子》“公孙丑下”及“滕文公上”。
[92] 《史记·孟荀列传》述孟子云：“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述邹子云：“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下文以邹之尊显与孔孟之困厄相对照，言外似有讥邹阿世苟合之意，最后乃以牛鼎许之，殆亦孟子“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之意。
[93] 《汉书·艺文志》。
[94] 《史记·封禅书》谓：“齐宣威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95] 同书又谓：“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96]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谓：“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404疑汉公羊家三统说出于阴阳，举《汉志》有“春秋邹氏传”以为一证。其说甚当。
[97] 《韩非子·亡征》谓：“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余国见《史记·孟荀列传》。
[98] 同书“显学”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此亦可作二家学术相近之一证。然既曰取舍不同，则墨学亦自有其创造性也。
[99] 见此处注[58] ，如《史记·商鞅列传》，鞅初见孝公说以帝王三代之语不诬，则鞅亦通儒术欤？
[100]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211—212谓商鞅相秦所行“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又谓：“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
[101] 按《汉书·艺文志》，《管子》在道家。《隋书·经籍志》始列法家。
[102] 《汉书·艺文志》注。
[103] 梁启超《墨子学案》页160以宋为“正统派”。
[104] 《荀子·解蔽》亦谓“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
[10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342据宋老思想相同而断定“道原于墨”。
[106] 分见《左传·昭公六年》、七年、二十九年及《战国策·魏四》。大府之宪，明董说《七国考》以为乃李悝以前魏国相仍之法。《尚书·虞书》之五刑未必为信史，且无任法之意，不足为法家之远源。
[107] 《汉书·艺文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注谓尹为周臣，在成康时。江瑔《读子卮言》卷二页28采其说。
[108] 分见《史记·五帝本纪》及《淮南子·修务训》。
[109] “孔子世家”谓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谓老子见周衰，“遂去至关”，为令尹喜著书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又谓：“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又谓：“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又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按文帝在位当前179—前157年。
[110] 前说创自《春秋公羊》、《穀梁》二传，后说始于《史记·孔子世家》。二千年中迄未定论。
[111] 汪中（1745—1794）《述学·墨子序》大意如前说。孙诒让《墨子年表序》大意如后说。
[112] 《朱子语录》谓“庄子后得孟子几年”，似可信。《庄子》引老子言多不见今本《道德经》。《荀子·天论》已有评老子之语。故可推知《老子》成书或在庄后荀前。又《论语》、《墨子》、《孟子》均无攻《老子》之明文，虽非老晚之证，亦可注意。近代学者多主《老子》为战国作品。崔述《洙泗考信录》、汪中《述学》（《老子考异》）尤其著者。近人从其说者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等。胡适则坚持老先于儒之说。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及《论学近著》页1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