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嵘，字宾四，笔名未学斋主，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其父钱永沛是秀才，以教书为业。

钱穆七岁进私塾，聪颖好学，一年后就能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九岁入果育小学读书。果育小学网罗了一批对旧学有深厚基础、对新学也能融会贯通的人任教。受老师的影响，钱穆既喜欢读古代欧阳修、韩愈和近代洪亮吉、汪容甫等人的作品，又爱看西洋小说《天方夜谭》之类的书，尤好史地，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读高小时，他的作文成绩冠全班，老师奖给他一本蒋百里译的《修学篇》。他深受书中欧美自学成才者的启发，决心走自学成才之路。

钱穆十二岁时父亲病故。次年冬他考入常州府立中学堂，颇为史地课老师吕思勉青睐。当时常州中学堂发生反对舍监的学潮，钱穆出任学生代表，并参加了罢考。其后，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钟英中学停课，钱穆辍学回家，经人介绍到秦家水渠当小学教师，教国文、史地、英文等课，兼教体育和音乐，后相继转入鸿模学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他蛰居于农村，自知升学无望，“决意自学读书”[1]。闭门谢客，刻苦攻读《孟子》、《史记》等经史子书及唐宋诸家文辞，并开始撰述，数年间相继写成《说惠施历物》、《辨者二十一事》和《论语文辞》等著作。他看到北京大学的招生广告，考生必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即觅而读之，继又读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努力使自己具备大学的文史知识。1919年夏，钱穆回到鸿模学校教书，利用该校藏书楼的有利条件，攻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文集。同年秋，他到后宅镇秦伯市一小任校长兼市立图书馆馆长，在教学中努力从事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不久因肺病休养，期间他仍研习许氏《说文》等书。在十年的教书生涯中，钱穆于“冥索”中自学苦读，勤于笔耕，开始踏上学术之路。

1922年秋，钱穆南下厦门，经史学家施之勉举荐任教于集美师范学校，课余在图书馆得《船山遗书》，仔细阅读，对古史地名变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半年后，他回到无锡任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在编写《论语要略》讲稿的同时，经常为报纸杂志撰稿。为了考证孟子的生平，他计划撰著《先秦诸子系年》，先编成《孟子要略》。其《墨辩探源》一文，1924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上，引起读者的瞩目。而《论语要略》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还校译了《公孙龙子》和《易经》三卷[2]。那时军阀战乱，学校停办，生活拮据，但他仍专心于学术的钻研。无锡第三师范复课后，他讲授国学概论，随讲随录，先集成七章。

1927年秋，钱穆进入苏州省立中学，担任全校国文课首席教席，续编《国学概论》。苏州中学是清末紫阳书院的旧址，藏书甚丰，城里还有很多旧书肆。此时，他全力以赴地撰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时蒙文通教授在南京看了钱的《系年》一书的手稿十分赞赏，将其中关于《墨子》的部分在南京一杂志上发表，并说钱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才，不宜长期留在中学教国文，建议他到大学去教历史。与此同时，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有《孔子略史及其学说的地位》、《易经研究》和《论十翼非孔子作》等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的《墨子》、《王守仁》等著述。

1930年秋，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同年冬，《燕京学报》发表他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该文是解决晚清道咸以来经学今古文争议的专著，对1891年康有为著的《新学伪经考》提出批评，还针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学风也提出意见。钱穆以史治经，破经学之壁垒，纠正一味疑古的风气，在学术上显示了他敢于突破前人论点的勇气，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书成了钱穆的成名之作。1931年夏，北京大学聘他为史学系副教授。

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期间，钱穆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秦汉史》和《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唤醒国魂，御侮救国，他会同傅斯年等学者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并任北大中国通史课的首席教授。同时继续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1933年春，他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积以往数年对考证孟子生平的研究，以及对老子和《老子》书的考辨等成果，撰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该书内容从孔子到李斯前后二百年间诸子学人的生平出发，论及师友渊源及其学术流变，被当时的学者称为是对清代版本考据的一次总结。接着，他又针对梁启超等人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以两宋学术概要为引言，乾嘉经学为中心，偏重从理学方面评述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思想，撰成他的第二部学术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性喜山川，屡次出游访古，遍游中原各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他还先后撰写有《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黄帝故事地望考》及《楚辞地名考》等十余篇文章。在旅游途中，他见到农村贫困的情形，忧戚于心;面对日本侵华日亟，他主张积极抗日。“七七”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长沙，钱穆在文学院任课。翌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设在昆明附近的蒙自，他遂辗转前往任教。不久，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至昆明，钱穆住于宜良的岩泉下寺，除讲授中国通史外，则闭门著述。他撰写的《国史大纲》于1939年6月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于次年6月出版。该书在体例上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再次为社会经济，并对其相互间的联系于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鉴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所用的历史方法，是“记补考证派的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又因以文化治史，故对以往历史多继承少批判，否认历史的种种变革，其观点有许多的“混乱与错误”[3]。

1939年，日机频繁地轰炸昆明，钱穆潜回苏州探亲，在家乡住了一年多。他一边闭门奉养母亲，一边自学英语，借助字典通读了英文《西洋通史》。1940年夏，他撰写了《史记地名考》八十万字。翌年，他返回大后方，在成都受聘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1941年6月，他与罗忠恕等学者发起成立东西文化学会。其后，钱穆于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并在齐鲁大学兼课。他曾去乐山的武汉大学和遵义的浙江大学讲学。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他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同年冬卧病于华西坝，在养病中他通读了《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余卷和子目录整部，对朱学的研究深有体悟。在成都时期，钱穆有心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撰有《中国文化导论》等书。同时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学术和时论文章数十篇。时论文章辑成《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两书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穆于1946年夏离蓉赴沪。时上海各校仍处于恢复状态，他暂时回到家乡，不久应云南大学之聘前往昆明执教，一年后仍回江苏。1948年春，他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至1948年间，钱穆先后发表《孔子的心学与史学》等论文三十余篇。到江南大学后，他计划仿郑樵的《通志》写一部《国史新编》，并续写宋明理学的宋学部分，由于时局巨变，《国史新编》只写出了庄子的部分，书名《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同年秋，他携眷南走香港，10月在九龙开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次年秋更名新亚书院，任院长。他在新亚讲授中国文学史、庄老、楚辞和礼记四门功课。1951年到1953年，他撰有《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和《孔子与春秋》等著作。1954年，新亚书院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同年，蒋介石在台湾提倡王阳明之学，钱穆将旧作增写成《阳明学述要》出版。1955年秋，钱穆在新亚书院内创设新亚研究所，香港大学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他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前往讲授《论语新解》，耶鲁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翌年又应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之请，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63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他向新亚董事会提请辞去院长职未准，仍留新亚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1965年6月，钱穆获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后，前往吉隆坡，在马来亚大学任汉学教授，历时近二年。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于台北，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等课。同时整理旧讲义和散篇论文，撰著出版了《秦汉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孔子传》等书。1969年6月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4]。钱穆还发表有《墨子思想研究指导》、《陆象山思想研究指导》等论文，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

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钱穆患眼疾黄斑变性症，视力已经很弱，仍前往讲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专题讲座。后在讲座记录稿基础上加以扩充，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该书以他数十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持见解的精要，内容深入浅出，呼吁青年们要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并为弘扬光大这种文化作出贡献。1983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再次举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应邀前往参加，钱穆闻讯专程前往香港与之会晤。翌年，他获得台湾颁发的文化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之后，长日杜门，仍继续从事学术著作。在其夫人的帮助下，他于1987年8月出版了《晚学盲言》上下两卷巨著，讨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他还在其寓所向他的学生口头讲授，并对学生说：“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5]。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

钱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史学家，生平著述极为丰富。他一生维护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其学术观点为文化史观，虽有一些“混乱和错误”，但他很有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