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

夏曾佑（1863年—1924年4月18日），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生于1863年11月(清同治二年十月)。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曾任詹事府主簿等官职，著有《致曲图解》 、《少广缒凿》等书。在夏曾佑出生后不久，病死于广东，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夏曾佑少年时生活不富裕，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文化知识，十四岁进学，二十六岁考中举人。

夏曾佑二十八岁至北京考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兼勤奋，得以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日烈，民族危机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作为理论依据的今文经学也日渐流行，夏曾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892年左右，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相识，而且住所相邻近，他们之间乃时常讨论公羊学。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气味相投，交往十分密切，成为“讲学最契之友”。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统治之所以腐败，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归罪于荀况，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夜曾企图发动“排荀”运动，并谓：“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夏曾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冥冥兰陵门(指荀学)，万鬼头如蚁；质多(即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1895年，夏曾佑居住于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中经常发表论文。次年他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是年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此一时期，他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和上海的《时务报》分执南北舆论的牛耳。由于办报关系，他与严复接触频繁。关于这时情况，他在给表兄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津之后，幸遇又陵(即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如遇。”通过严复的媒介，夏得以系统地了解天演论进化学说。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之由传统的今文经学历史变易思想发展为进化论的拥护者，并成为政治上的维新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夏曾佑虽然没有被株连，但《国闻报》被迫停办，育才馆也将他解聘。次年年底，他出任安徽祁门知县，目睹地方吏治之腐败、民气之闭塞，而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日趋消极。根据他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的原则看来，中国民族“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而，他又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又认为：“物极必反，将有大变，若不变者，则地球将退化，岂仅黄种之忧哉!”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夏曾佑在祁门闻讯后，十分震惊，但是，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上，而错误地寄托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会帮助被幽禁的光绪帝亲政，再行新法。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走，并暗中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夏曾佑这时鉴于自己幻想的再度落空，颇为悲观失望，慨叹：“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他估计这次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因而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几乎完全消失，说什么不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二面绝不与闻为长策”，即“无论何事，必做二者之间，即可自存”。

夏曾佑在祁门做了三年知县，据说是“政简刑清，祁民颂曰：‘数十年无此好官。’及行也，攀留者如潮涌”。1902年4月，夏卸祁门任后，寓居上海。不久，以直隶州知州用，旋因母丧归。丁忧期间，居家无事，遂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这样做，主要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前途渺茫，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这时已认识到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为什么能推呢?因为“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不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指出：“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阒寂于己亥，重演于庚子。然皆变法而不见变法之效，非变法之无效也。”其原因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所以遭受了失败。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不然“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而政治的本身“亦无有不归澌灭”。“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他提出“致治之密合于历史”，其程序要做到“几如在躬之衣服，其长短必符其身；攻疾之药石，其寒热必视于病”。

20世纪初，夏曾佑和康、梁一样，还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帮助中国自强，1904年他写了《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反对联俄，主张联日，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使中国强盛起来。对国内政治，他仍主张通过变法保存封建君主制，而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还不够开化，说：“无教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照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但不应当向革命转化，连改良都应该推迟到将来去进行，其理由是中国“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1905年8月，夏曾佑居丧期满，亟待复职，适值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夏曾佑经友人介绍，作为五大臣随员之一，赴日本考察，于1906年4月出国，历时两月回国。之后，又作为两江总督特派代表的随员，北上会议官制。当时《东方杂志》为立宪问题出了临时增刊，他为该刊写了《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清廷的假立宪制造舆论。1908年初署理安徽广德知州。但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夏曾佑眼见立宪不成，前途渺茫，思想上越发消极颓废，遂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终日不倦。

值得重视的是夏曾佑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史学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供当时中学堂用的一本教材，原书分三册，1904年至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排印出版，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本书虽然只写到隋朝，只能算半部古代史，但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编撰方法，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裁之外，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可说是第一人；也是试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又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他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形成，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他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期；二为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即文化——引者)亦大受外教之影响，称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演变和因果关系而划分的，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他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旧传统，在史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夏曾佑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自好友严复、沈曾植等相继逝世后，他落落寡欢，杜门谢客以诗酒自遣。1924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