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

罗汝芳（1515年6月13日-1588年10月21日）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字惟德，号近溪。南城(今江西南城)人。1553年进士,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又补守东昌,迁云南副使,悉修境内水利,转参政。1577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张居正恶其讲学,勒令致仕。归与弟子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讲学。所至弟子满座,而他自己却未尝以师席自居。少时读薛瑄语录,便决志“全吾澄然湛然之体”。后受学于颜钧,拜称弟子，为王艮再传弟子，尽得其理学之传。致仕后，与其门下往来于江浙、金陵、闽、广之间，潜心讲学，所至弟子满座，多时达数千人，影响颇大。其学以“赤子之心”为宗旨。正如黄宗羲所称：“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认为赤子孩提初生不染之心即是天理良知，最为纯净。“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著这个爱根而名为仁”，以“仁”为种子，就可培养出义、礼、智、信。强调道德本性的自然纯朴，“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着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认为“知”有两种：用日常行之知是以“虑”而知，属“人之知”;“顺而出之知”的知是无须把持的“天之知”，要用“天之知”觉“人之知”，主张“吾之此身无异于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亦无异于吾之此身”。在道德修养上，提倡“不屑凑泊”、“不依畔岸”，完全听任良心的自然律令，“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大道”。主张把道德伦理与个人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强调道即在身，“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言行举止，吃饭喝茶都可以悟道。要人们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行，指出离开日用生活勿求“良知”。他还重视孝悌原则的感化作用，认为它是一切道德的核心和基础，所有道德原则和规范，“皆必归会孝弟”。他还师事胡宗正学《易》，谈炼丹飞升之术;从学于玄觉，谈因果以及祖师禅之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养方法。其学虽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宗旨，但已渗透佛、老思想，其常涉及“浑沦顺适”、“鬼窟活计”更近于佛教禅学。《明儒学案》评其“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著作有《近溪子文集》。

杨廷和

杨廷和（1459年10月15日－1529年7月25日），明武宗、 世宗时内阁首辅。 字介夫, 号石斋, 四川新都 (今属四川) 人。成化十四年 (1478) 进士。 弘治二年 (1489) 任修撰, 以参预修 《宪宗实录》、 《大明会典》, 进侍讲,拜左春坊大学士, 充日讲官。 正德二年 (1507), 由詹事入东阁, 专典撰写诰敕。 八月, 由南京户部尚书进兼文渊阁大学士, 参预机务。次年改吏部尚书、 武英殿大学士。当时宦官刘谨专权, 他只能委曲其间, 稍有补救而已。 刘瑾伏诛后,迁少师兼太子太师、 华盖殿大学士。八年后为内阁首辅。 曾上奏“开言路, 达下情, 还边兵, 革宫市, 罢皇店, 出西僧, 省工作, 减织造” 等建议。 明武宗荒嬉无度,四出巡游, 他先后多次上疏谏阻,均不被采纳。 十六年武宗死、 世宗即位之前, 由他总理朝政近四十日, 为太后设谋, 逮捕佞臣江彬,又以武宗名义颁发遗诏, 罢威武营团练诸军, 将江彬调入京师的边兵遣还本镇, 军门办事官校饬令各归本卫, 皇店一概关闭, “豹房” 的蕃僧、 少林僧、 教坊乐工、专供游乐的南京 “快马船” 船夫, 以及各地进献美女,均遣散放回,停止京城不急之务的营造,把宣府行宫金宝收归朝廷内府。世宗登基之时,又借起草即位诏书之机,下令裁汰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近十五万,减少漕粮一百五十余万石,那些由奉迎、恩幸而当官的大半都被罢斥。武宗时期暴政革除殆尽,中外大悦,盛称新天子圣人,颂杨廷和功高。嘉靖三年(1524),以争议世宗生父尊号违忤帝意而辞官。八年卒,年七十一。后赠太保,赐谥“文忠”。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

顾大典

顾大典(1540—1596)明文学家。字道行，号衡宇、恒嶽。吴江(今属江苏)人。少孤，依母家周氏读书，过目成诵。善古文词。隆庆元年(1567)举人，二年进士。授绍兴府学教授， 迁处州推官。万历二年(1574)擢刑部主事，改南京兵部，久之，转吏部郎中。万历十二年升山 东按察副使，改福建提学副使。为官清正，遭忌 者追论其为郎时放于诗酒，遂自免归。再起开 州，不就，与沈璟等诗酒流连，作香山济社之游。家有谐赏园、清音阁，池台清旷，宾从觞咏不辍。又妙解音律，颇蓄歌妓，自为度曲，不入公府。为吴江派戏曲作家。著有诗文集《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等。传奇今知有《青衫记》、《义乳记》、《葛衣记》、《风教编》，合称《清音阁四种》。其中《义乳记》一种已 佚。《风教编》仅《南九宫谱》存残曲三支。生平 事迹见明骆问礼《万一楼集》卷三四《北行集 序》、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四《入闽游草序》、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五。

顾大典他出生在江南一个著名的望族,本人则是明代万历年间剧坛一位颇具风流盛名的戏曲作家,晚年辞官回乡后,创作了传奇《青衫记》等盛行于世。他还大兴土木地修葺自己的私家园林——谐赏园,在园中蓄养戏班,创制新剧以家乐搬演,并将此作为养老娱亲、陶冶性情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行为举止在吴江乃至整个南方一带文人士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引领了一时的社会风尚。时人常把他与同邑著名曲家沈璟相提并论,清初同邑文人潘柽章(1626—1663)说:“顾大典……家有清商一部……醉即为诗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时吏部员外郎沈璟年少,亦善音律,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风流,多畜声伎,盖自二公始也。”清初诗文名家常熟钱谦益(1582—1664)说:“(顾)大典,字道行,吴江人……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

牧云通门

牧云通门（1599～1671），明代临济宗僧。江苏常熟人，俗姓张。号牧云，世称牧云通门禅师。礼谒虞山兴福寺洞闻为师，依其出家。初参谒无异元来，后至金粟寺参谒密云圆悟，得其心印，掌管记室多年，从学者数以千计。万历八年（1580）出住浙江嘉兴古南禅院，历住栖真、梅溪、兴福、极乐、鹤林、天童景德诸名刹，后辞归隐遁十余载，居无定所，清康熙十年示寂于石湖静室，世寿七十三。师博通外学，能诗文，擅长书绘，颇有魏晋古风。著有牧云和尚语录二十卷、牧云和尚七会余录六卷。［五灯会元续略卷八、五灯严统卷二十四、五灯全书卷六十七］

牧云（约1598～1671）原法名契门，追随密云禅师后改名通门，号樗叟，江苏常熟人，俗姓张氏。他二十岁即出家，一心修行向学。受具足戒（佛教名词，又称近具戒、大戒，略称具戒，为比丘和比丘尼所应受持的戒律）后，即游方参学。

二十七岁那年，牧云投在海盐金粟寺密云圆悟座下，勤苦参究、若有所得。密云禅师是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的临济宗大师，一日，牧云随密云禅师上天童寺。路上，密云禅师命他在万松关前题偈，牧云随口而出：“古路松阴廿里长，过时谁觉骨清凉。”密云禅师听了便说：“下句可改为‘过时谁不骨清凉’？” 牧云若有所悟。 接下来，牧云又奉命就活眼泉作偈，却一时答不上来，被密云禅师打了一掌。他回到居舍百般思索，偶然停笔之间，不经意用右手触摸了一下左臂，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禅机顿发，当下便契悟了密云禅师打他一掌、说他“未知落处”之妙旨。于是欢喜踊跃地来到丈室，向密云禅师如实通报了自己之所悟。

正是牧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佛精神感动了密云禅师，不久便将衣法和拂子交付给了他。从此以后，牧云多年追随大师左右，被列入密云圆悟十二位嗣法弟子之中，后成为临济宗六十八世。

牧云四十二岁那年，接替密云圆悟禅师住持梅里古南禅院。两年后，密云禅师在海盐金粟寺圆寂，牧云遂为临济宗的中坚，他诣力精深，德行高妙，会世鼎革，使得儒门淡泊之士纷纷来此赴法会，古南禅院一时学徒云集，“岁时礼诵，鱼梵之音常响彻于十里之外”（《梅里志》），成为嘉兴名刹。

牧云禅师生性儒雅，喜欢与士大夫交往，梅里镇上的王庭、周筼、朱彝尊等许多名流和他均有文字缘，钱谦益赞其为“诗僧”。康熙四十八年，浙江大饥，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年迈的朱彝尊在古南禅院设立施粥厂，并自撰对联：“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牧云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深得当地灾民的爱戴，古南寺的香火为此更旺。

多年后，牧云禅师离开古南寺住持天童寺，末后又引退闲居在寺院，此前曾应信众哀请，升座说偈，云：“山僧一向说禅，而今口似木橛。为问以何因缘，年往精神销歇。齿落发白血枯，岂可不知时节。因而谢事天童，来到鹤林守拙。日用无别修行，一句阿弥陀佛。……”明末清初，临济宗内天童与三峰两派发生激烈争吵，牧云参与其中，倾向于密云禅师的天童一派。康熙辛亥年(1671)十一月，牧云禅师圆寂，享年七十三岁。

据牧云自述：本族世无显宦，亦无失德之人。他学有素养，勤于写作，有一首《端午示众》的诗很有情趣：“五月五，端阳节，心月浴主作禅悦。角黍虽然没得尝，杜田米饭须防噎。放下箸，肚已饱，当午日轮正杲杲。拈来蒲剑斩蛇头，闲看儿童斗百草。”他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一生著述颇丰。有《懒斋别集》、《懒斋后集》、《病游游刃》、《宗本投机颂》等传世，其中由行玮等编的《牧云和尚七会语录》六卷和毛晋编的《牧云和尚懒斋别集》十四卷被收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汉文大藏经《嘉兴藏》。

由梅里诗人沈爱莲、许灿编的《梅里诗辑》收入牧云禅师的诗作十七首，其中有一首《夏日次韵酬周青士》云：“茭芦水际自相依，老疾经年见客稀。念子殷勤歌箧草，呼童篱落扫苔衣。林泉聊寓从吾好，文字生憎与世违。午梵西斋幽鸟下，竹荫蒲生两忘机。”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清末湘军首领，也是洋务派的首领。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道光十七年(1838)进士，道光末年官至礼部侍郎，后署吏部左侍郎、兵部侍郎。1852—1853年因母丧回籍守制。后奉咸丰皇帝命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团练，并利用团练大臣的职权扩充实力创办新军。他以湘乡秀才罗泽南、王鑫所统领的湘勇为基础，扩编组成了一支标榜“忠义之气”的地主武装——湘军。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军阀军队。至1854年2月湘军练成。发布了《讨粤匪檄》文。诬蔑太平天国革命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仁伦”，“扫地荡尽”。同年4、5月间，率水陆两师与太平军在靖港、湘潭、岳州(今岳阳)展开激战。旋即出湖南、进湖北、陷武汉。在历次战争中，实行捕人要多，杀人要快的方针，以“功”加兵部侍郎衔。1855年初，进兵九江，石达开率部大败湘军水师于湖口，曾国藩几乎被擒，他曾两次投水自杀，均为部下所救。后率败兵仓皇退守南昌。1856年初在江西又屡为石达开等所败。及“杨韦事件”后，乘天京变乱之机，再陷军事重镇武汉。1860年8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861年9月命其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占安庆。慈禧遂命其节制苏、浙、赣、皖四省军务。此后力主“借师助剿”。1862年，派左宗棠勾结英法侵略军进攻浙江，时李鸿章配合侵略军进兵苏南;曾国荃围攻天京(今南京)。1864年7月攻破天京，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1865年调往镇压捻军，因作战不利，於1866年底回两江总督任，遂与李鸿章等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内，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谄媚洋人屈杀无辜而舆论大哗，又重回两江总督任。1872年3月病死南京。谥文正。其论学主义理、考据、词章并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氏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入都后从倭仁、唐鉴游，学宗程朱，折衷汉宋。中年治军，主以仁、礼，兼采申、韩，晚年思退，又以“柔道”自保。其伦理思想散见于家书、日记、诗文、书札中。在道德起源上，他沿袭孟子性善论及宋儒理一分殊之说，肯定“人性本善”，认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曾国藩全集·家书》)“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诗文》)“人者，天地之心也”，大则育民淑世，小至洒扫应对，“皆吾性分之所有事”(《诗文》)。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勉强磨炼”，“习而之善”。认为，“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诗文》)“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诗文》)。恢复先天善性，就是要变化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家书》)。由此，他不赞成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不移之说，指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复郭筠仙中丞》，《书札》卷二十四)要变化气质以复性“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家书》)，“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家书》)?他认为，“圣贤豪杰都无种”(《诗文》)，“从古帝王将相无不由人自立自强做出”，只要立志有恒，哪怕无师无友，亦可挺然特立做第一等人物(《家书》)。要复性，还必须“隆礼”。认为“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诗文》)。主张“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修齐治平，“一秉乎礼”，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恪守儒家之三纲。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不可有片语违忤”，“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家书》)，“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他还特别强调身体力行，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要求人们“知一句使行一句”(《家书》)，并说，若知而不能行，“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家书》)。因此他提倡“为务实之学”，主张“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诗文》)。此外，他提倡“自食其力”，肯定勤劳、俭朴等传统美德，并以此治家教子。他说，“‘勤’字人生第一要义”(《与彭杏南书》《书札》卷十)，“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家书》)。认为，“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庚午五月日记》)。他同情“农夫织妇终岁勤动”而贫苦，批评“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指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其能久乎?”(《家书》)他反复告诫子孙，切不可贪爱奢华，切莫作代代做官之想，大富大贵，总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家书》)。为此，他立了“八字”(考、室、早、扫、书、蔬、鱼、猪)、“四要”(早起、务农、疏医、远巫)之家训(《家书》)，要求子女拾柴收粪，插田莳禾，纺纱织布，种菜做饭，半耕半读，“不可忘寒士家风”(《家书》)。在儿子临考前，他再三叮嘱：“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家书》)。可见其十分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冯汉骥

冯汉骥（1899年—1977年3月7日），历史学家,字伯良,湖北省宜昌人。10岁入宜昌美华书院学习。1914年,因鼓动同学反抗美华书院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中学教师,被罚停学半年。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入武昌文华大学。在校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到厦门大学时正适鲁迅亦在任教,两人过往甚密,鲁迅考订中国古籍,从而引起他对文物考古的兴趣。1931年夏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半工半读。在校时,受狄克逊(R·B·Dixon)影响较大,采用狄氏文化进化论观点。1933年转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从哈罗威尔(Hallowell)学习,受哈氏文化心理学的熏陶。同时,又向布郎(N·Brown)及斯派塞尔(Speiser)学习亚洲考古知识。1936年夏,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38年,只身往松理、茂汶等岷江上游地区考察羌族现状,历时三月,获得大量资料,又在川县雁门乡清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对川西高原此种类型墓葬的研究。1941年,被推荐筹备四川省博物馆,任筹备主任。1943年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次年代理该系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发掘前蜀王建墓。解放前夕,拒绝国外友人约去美国工作的建议。解放后,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1955年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59年应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及云南省博物馆之约赴滇研究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出土文物,所写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出土铜教研究》等文,对古代滇族的历史、族属、风俗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学术价值很高,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1962年,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这是一部重要的考古学报告,同时对我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也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从60年代开始,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我国早期新石器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找而不一定限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他科学的预见。他在大学任教近40年,主持博物馆工作30余年,著作甚多。除上述著作外,重要的还有《中国亲属制》、《作为中国亲属制构成部份的从子女称》、《五皇的起源》、《倮倮之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由中国亲属名称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王建陵墓的发现和发掘》、《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四川古代的船棺葬》、《四川的画象砖墓与画象砖》、《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等。

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又译做西蒙·波娃瓦。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学者。波伏娃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3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宾》问世,1945年出版《他人的血》反法西斯主题小说,1946年到1949年期间创作《第二性》西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1949年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反响。此外,创作有《人总是要死的》《名士风流》《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回忆》 《年富力强》 《时势的力量》 《了结一切》等作品。极为关心人的生命存在状况 (即本体论问题),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死存亡的关系考察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撞击。孤独感刺激波伏娃思考人的身体与思想、死亡和存在的偶然性。运用爱的特例表明情感与永恒难以相互转化。爱的双方为了追求对方的超越把希望都寄托在无法超越的处境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上,以超越他人作为晋升自我的阶梯。然而,超越是有限度的。使用绝对自由的特权任意逾越,以实现自我的永恒,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行为表面看似超越,实质等于水中捞月。认为人既无法实现意识和情感的超越,又不能寄希望于永恒,最后是走向无尽的孤独。在个体生命观上是悲观的,在个体价值的实现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是绝望的。文本渗透着人是什么,人怎样生存,人应该如何生存这些问题,成为思维中从不停息的主旋律。

张载

张载（1020年—1077年12月6日）北宋学者、教育家。字子厚。祖上为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侨居风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少时喜读兵书，好谈军事，曾想组织武装收复洮西失地。后受范仲淹影响转而学习儒学，对《易经》尤有研究。曾在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后被聘为长安学宫教授。三十八岁中进士，做过县令、崇文院校书。晚年辞职回到横渠镇讲学、著书，在关中一带很有影响。以他为首的“关学”是宋代四大主要理学流派之一。

张载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哲学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于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生生”、“进进”的物态，批判了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又认为凡统一的事物中，一定含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探究到事物对立统一的某些原理。在人性论上，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见解。认为天地之性是本然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人形成后才有的，有善与不善、刚与柔，才与不才的区别。因此他提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使人复归到纯善的天地之性，达到圣人之性。“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正蒙大心》)。在教育内容和修养方法上，重视“礼”的教育，“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会好”。修养上，强调“勉”和“矫”。“勉”是不断修养学习，以期达到返性的境界;“矫”是“矫恶为善，矫惰为勤”，以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教学上主张因材施教，做到“尽人之材”。学习上强调志趣、博学、善疑、札记、成诵和力行、矫恶为善。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编入《张子全书》。

张载是北宋时期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中虽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仍有许多进步的现实意义，对于后来的教育家如明代的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尤其是宋以后陕西地区的关中后学有很大影响，因此被称为“关中士人宗师”。

赵秉文

赵秉文（公元1159～公元1232年6月2日），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幼颖悟，读书若夙习。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为应奉翰林文字，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又言狱讼征伐，国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为可大臣以为不可而不行者。坐讥讪免官。未几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1200)，章宗谓宰相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1202)，改户部主事，翰林修撰。出为宁边州刺史；在任二年，改平定州，治化清净，所去人思之。贞祐初，中原累年被兵，秉文建言三事：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四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明年转侍读。兴定中，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人言秉文主盟文坛三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元好问云：“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汨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惊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闲闲公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七)刘祁云：“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以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归潜志》卷八)《金史》传赞则称其为“金士巨擘，其文墨议论以及政事皆有足传。”《金诗选》选其诗十三首，云：“金诗未脱宋习，以槎枒生硬为工，爱使议论，锋芒太露，涵蓄浑厚者少。此数首意调欲跻太白古风、子昂感遇之间。”又言：“闲闲绝句，清新有别致。”评其《庐州城下》：“起得警拔，在唐人中亦是高调。结处兜裹，有法有力。”(卷一)有《滏水集》三十卷，分内、外集，外集不传，内集二十卷，今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丛刊》本等，又有《闲闲老人诗集》十卷，有《陶庐丛刻》本。民国孙德谦辑有《滏水集补遗》一卷，载《金源七家文集补遗》。《删集孟子解》十卷，《删存论语解》十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六卷，《中庸说》二卷，《易丛说》十卷，《象数杂说》，《资暇录》十五卷，《道德真经集解》四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解》(一作《列子补注》)一卷，《申鉴》，又有与杨云翼等同编《龟镜万年录》，《君臣政要》。今存《道德真经集解》四卷，有《道藏》本、《道藏举要》本、《小万卷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其他均不传。《中州集》卷三录其诗六十三首，《全金诗》据《滏水集》补诗五卷(卷一〇至一四)，《金文最》收其文一百六十一篇，《中州乐府》录其词六首，《全金元词》据《滏水集》、《遗山乐府》、《永乐大典》辑得四首。生平事迹见《金史》卷一一〇、《大金国志》卷二九、元好问《闲闲公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七)、《中州集》卷三、《归潜志》卷一。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县)人，世称“柳河东”。少时精敏绝伦，写得一手好文章。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二年后，授太子校书。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年轻有为，名声很高。贞元十七年(801)，授兰田尉，留京兆府主文书，十九年(803)升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为“永贞革新”领袖人物之一。他积极参加决策谋议，施展着革新济世的抱负，执掌章奏，发挥了盖世超群的文才。革新失败后，先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途中又加贬为更为偏远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谪居十年。宪宗元和十年(815)，改迁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四年后，死在柳州。柳宗元在永州时，名为官吏，实为“系囚”，连生活都无着落。政治上长期遭受沉重打击，但斗志不减。结交处境相似的有识之士，深入下层社会了解民众疾苦，把理想和愤懑投入到撰文赋诗中去，并致力于古文运动。永州十年，成为柳宗元创作的一个丰收时期。晚年被贬柳州，当地更加荒僻，他发布一系列政令，引导民众发展生产，并逐步扭转了当地典卖奴婢的陋俗，很快使社会安定繁荣，落后面貌大为改观，因政绩显著，又有“柳柳州”之称。他和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完善并发挥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并称“韩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杨评事文集后序》等文集中表达了他进步的文学主张。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表现出杰出的唯物思想。他的游记散文有《永州八记》等30余篇传世，形神兼备，情文并茂，对我国山水游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写下70余篇传记文学，不少取材于社会底层，思想深刻，生动形象。《捕蛇者说》、《种树郭橐砣传》、《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等历代传诵。他的寓言散文，托物虚构，针砭时弊，抒发愤懑，于幽默、讽刺之中显现沉郁悲愤的情思。经他大量创作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三戒》、《罴说》、《蝜蝂传》、《骂尸虫文》等多有名篇。他的诗今存约140余首，题材广泛，思想深刻，情景交融，明彻简峭，古今各体皆有佳篇。刘禹锡编有《河东先生集》传世。

乔伊斯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小说家,诗人,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最杰出的大师。1882年2月2日乔伊斯生于都柏林天主教之家,从小在天主教会学校受教育。17岁时为了读原本易卜生剧作,开始学习挪威语。1898年进入都柏林大学学习现代语言,但尽管有非凡的语言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的学业并不优秀,他一直潜心钻研各时期文学,并准备从事文学创作。他反对庸俗的天主教主义,拒绝社会对他的所有要求,包括狭隘的爱尔兰文学复兴,振兴高卢语及民族政治,反对英国统治。1904年离开爱尔兰到欧洲,开始了自愿流亡的生活,先后在巴黎、的里亚斯特、苏黎世等城市生活创作,直到 1941年1月因病去世,乔伊斯所有小说都以故乡城市都柏林为背景,他的生活一直是他小说的中心。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一本短篇小说集 《都柏林人》 (1914)。他宗旨是要为爱尔兰谱写“一部道德史篇章”,从童年、青年、成熟及社会生活四方面描写形形色色都柏林中下层市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幻灭。乔伊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中各篇小说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基于乔伊斯对“感悟”的观点——即在对表面平凡琐碎的事物描写中表现真实、深刻的含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 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青年斯蒂芬·迪德勒斯的成长,从他如何在天主教及民族主义气氛中渡过童年,到放弃宗教信仰,离开家乡,找到艺术灵感,体现了现代社会中艺术家的生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乔伊斯叙述时运用的语言随着主人公从婴孩时期到成年的发展而日趋成熟复杂,并运用内心独白等手法刻划主人公内心世界及他周围环境。这部小说体现了乔伊斯的观点,即艺术家必须脱离家庭,宗教,政治等的束缚,远走他乡,才能真正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这部小说因内容与风格的丰富而确立了乔伊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他用了七年时间创作了《尤利西斯》 (1922)。小说在巴黎出版后,即被认为内容“淫秽”,而长期禁止发行,直到1933年才与读者见面,《尤利西斯》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创新,最富实践性的小说。它的题裁似乎很小——三个主要人物犹太广告商布鲁姆,妻子莫莉和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三个都柏林人在一天18个小时中的生活,然而乔伊斯把他们放在欧洲古老文明的背景上,使小说主题变得异常宏大。三个主要人物与荷马史诗《奥德修记》 中三个人物相对,18个章节与史诗篇章相呼应。乔伊斯通过这个以古指今的平行结构用喜剧性讽刺揭示出过去历史与现在现实的强烈对比,并赋予表面卑微渺小的现实以悲剧性深度。这部作品中,现代都市中现代人的生活被刻画得淋漓尽至。技巧上乔伊斯变幻使用了么摹仿、梦幻、象征、意识流、现实主义等许多不同方法,并与主题相适应。由于小说中大量运用典故,技巧变化多端,语言晦涩,造成了读者理解的困难。乔伊斯最后一部小说《菲尼根们的苏醒》 (1939) 前后花了15年时间,作者自己认为是一部杰作。乔伊斯试图全力刻划一个现代“普通人”形象,它讲的是一个人一个夜晚的梦幻和狂想,这个人自始至终没有苏醒过。小说以死亡,复活及历史循环往复主题为中心,乔伊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已是混乱腐朽不堪,人们整日昏昏然,虽死犹生。为了表现这种夜晚意识状态,乔伊斯运用了一种梦境语言,词句叠加融合在一起,产生很多喻指,为了使小酒店老板代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通人,他还经常把英语和其它一些欧洲语言混杂在一起使用,增加了作品难度。乔伊斯与弗吉尼娅·沃尔夫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意识流创作的代表人物,而《尤利西斯》代表了意识流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用意识流技巧是为了深入探求人的精神活动,更真实地表现内心纷乱的思绪和感触。它表面上看是杂乱无章,毫无逻辑,毫无条理的,实际上却总是围绕着一个时隐时现的中心。在语言上意识流文学也尽管与内容相适应,乔伊斯采用省略句子,成分残缺,语法不规范,省去标点等真实地表现意识活动的特点。詹姆士·乔伊斯早期创作深受易卜生、福楼拜、契诃夫等人影响,其它作品还有诗集《室内乐》 (1907) 剧本《流亡者》(1918)。

达夫妮·杜穆里埃

达夫妮·杜穆里埃（1907年5月13日-1989年4月19日），英国悬念浪漫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生前曾是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写过十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几十种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九六九年被授予大英帝国贵妇勋章。她厌恶城市生活，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她的不少作品即以此郡的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故有“康沃尔小说”之称。达夫妮·杜穆里埃受十九世纪以神秘、恐怖等为主要特点的哥特派小说影响较深，同时亦曾研究并刻仿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创作手法，因此，“康沃尔小说”大多情节比较曲折，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刻画比较细腻，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夹杂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小说《牙买加客栈》和《吕蓓卡》均已被电影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其中《吕蓓卡》更名为《蝴蝶梦》。

常乃德

常乃德[惪，悳](1898～1947)， 中国近代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字燕生,笔名惠之、平子、凡民、新光等。山西省榆次县车辋村人。1916年,毕业于阳兴中学,赴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1920年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留校于北京高师附中任教。1921年,应上海吴淞公学中学部聘请任教,一度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4年,到燕京大学教授历史。1926年7月,在中国青年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7年,到上海,供职于中国青年党总部,并主编《醒狮》周报。一度在上海大夏大学授课,编有《历史研究法讲义》。1934年任山西大学教授。1935年,任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1938年任四川大学教授,在史学系讲授历史哲学。1941年,任川康工农学院及华西大学教授。1934年,将历年所作有关历史文化问题的论文十余篇集成册,书名为《历史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4年,任齐鲁大学教授。常乃德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史学理论。常乃德在《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等文中,阐述了史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例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主体与历史学对象的关系,历史学对象的几个特征,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史学界关注的重要史学理论。二、中外历史著作。 《中国文化小史》、 《中国思想小史》、《文艺复兴小史》、《法兰西大革命史》等著作内容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范围广泛。这些著作是常乃德以史学救国的表现,其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忧思,对中国前途的关注以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向往和追求。三、历史哲学。在《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观研究》、《生物史观与社会》等著作中阐述什么是历史观,历史观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生物史观是常乃德创立的从生物学角度解释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观。他试图以这一学术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救国主张。生物史观首先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是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社会有着完整的结构:个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分为生理和心理两部分。在生理系统中,政治组织起着神经中枢的作用,经济和其它社会组织在它的支配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社会的生理系统又都统一服从于心理系统的指挥。生物史观认为,宇宙、社会、人生都有生长、壮大、衰弱和死亡的四个阶段。这是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家庭社会、部族社会、民族社会、国族社会。国族社会是社会演进的最高阶段,好比社会的成年时代。生物史观提出,在生物世界的生存竞争中,低等动物竞争不过高等动物。同样,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中,发展程度低的民族竞争不过发展程度高的民族。当时的中国还很落后,没有进入国族社会阶段,因此长期遭受已进入国族社会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压迫。只有把中国建成强大的国族集团才能战胜外来侵略。为此必须改造国民的素质,提高中国的国民性。因为国民性决定社会发展的程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常乃德还主张发动社会革命,对外消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内消灭欺压民众的官僚和军阀。常乃德的历史观包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常乃德的主要著作均收入黄欣周编的《常燕生先生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程颢

程颢[hào]（1032年2月28日—1085年7月9日），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大程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嘉祐进士。早年，与弟颐师事周敦颐，得其太极理气学说。累官晋城令，调节供求，平稳物价，编组伍保，兴办学校。熙宁初，以吕公著荐，权监察御史里行，极陈治道，建议制止土地兼并，改革兵役制度，促进农业生产。认为熙宁新政有一定社会原因，改革弊端百出的旧法也很有必要，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与方法上，与王安石有根本分歧。出为提点京西刑狱，后罢归。哲宗初，劝司马光于新法条款具体分析，勿一概废除;于新法人物，可用者仍量才录用。所言不纳。擢为宗正寺丞，未至任而卒。

哲学思想　程颢以天理为宇宙本体。曾自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即是仁。把“仁”提高为宇宙本体，因而“学者须先识仁”，并把“主静立极”的“定性”说作为识仁的根本方法。认为气在絪缊中化生万物，人为其中之一。人与天地一物，我与万物同体;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把客观消融于主观，人心与万物不可相分，不必区分内外。人心寂然无事，廓然大公，内外两忘而穷理尽性。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礼义智信皆仁，浑然与物一体，精神意识乃为天理所赋。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人与物之间有对，倘人存“诚敬”之心，便能与物无对，使天地之间，皆为我用。人的思想，不因时而异，后圣先圣若合符节，并无两致。其原因在于学者传道，非传圣人之道，乃传圣人之心;非传圣人之心，传一己之心。一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只是扩充此心。所论与弟程颐之学，世人统称为“洛学”或“伊洛之学”，俱为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尹焞等弟子所继承。南宋时，经朱熹发扬光大，学者称“程朱之学”，对后代深有影响。其“识仁”、“定性”等追求物我一体、内外两忘的直觉内求的修养道德的学说，又对后来的陆王心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学术界有人认为他是心学的发轫者。

政治思想　程颢认为社会危机深重，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整顿纲纪、补救废弛、加强吏治、刑德交替、恩威并用等一系列措施，挽狂澜于既倒。认为谷物是生存最主要生活资料，一天不可或缺。为保证谷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生产，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使民均田务农，逐步过渡到以口授田，制民恒产。以重赋惩治惰农。指出国费日增，开支日侈，则国库匮乏、农民困苦。要求杜绝无用厚供，减少冗费，使财政好转、人民安居。主张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等级差别生活，衣食住用不得僭越。又尖锐批评用之无节、取之不时，使物失其性，民失其业，资源耗竭。疾呼建立专职，保护自然资源。认为要使人类为天生育，相安无事地有序生活，应由君主奉天命而治天下。君命由天，其行动体现天意。帝、天、王三者并立，名称有异，本质相同。君权不旁落，社会相对稳定。皇朝交替，出于天命改易。革命之权在天不在王，途径为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但又认为治乱决定于君主之志定与不定。定则一心诚意、规过养德，仁德施民，天下大治。以天上地下的自然现象，体现社会尊卑关系，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还主张量才而用，能者在职;治蒙以刑，断析民狱;本于王道，改革政治;中止以钱帛修好的外交政策，扭转与辽、夏关系。

教育思想　程颢强调天下不治、风俗不美、材能不足，其原因在于无良好教育。倘朝廷崇尚教育，时势可变，因为学有功于人的变化气质。又主张“为学有序”，即从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教人当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重在以《论语》、《孟子》教人，还注意学习其他经典。认为《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又说学莫先于《诗》，因为《诗》可以知善恶治乱之兴废，可以知礼之规矩。重视幼儿与学校教育。以教师为学校关键，兴学务必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师，给以优厚待遇与尊敬地位。同时要保证学生质量，对各级学校的学生对象、年限也有所论述。学校不兴，纵有天分也不能成材。于教育与教学方法，重在各因其材，循序而教;读书会疑，日新月进;不学则衰，贵在自得。

著有《明道文集》、《识仁篇》、《定性篇》等。学生将其与弟程颐的言论著作，合编为《遗书》、《外书》、《经说》、《粹语》、《文集》等，后合刻为《二程全书》，今经校勘整理为《二程集》。

彭韶

彭韶（1430年－1495年），明代诗文作家。字凤仪。莆田(今属福建)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成化二年(1466)上书忤旨,诏下狱,给事中毛弘等救之,不听,卒输赎。寻迁郎中,又因事复下狱,言官争力救,得释。当是时,他与何乔新齐名,并有重名,一时称何彭。后擢为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弘治中,官至刑部尚书。事关大体,他皆能抗疏极论,贵戚近幸深疾之。其志不能尽行,连章乞休。卒年66岁,谥惠安。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官吏,在他兼理盐法期间,比较同情盐户的痛苦,曾绘八图上进,并各系以诗。如《煎盐图》:“鹾液泛清冷,牢盆戒修洁。分番忽后时,及此旺煎月。一勺尽倾泻,万灶俱焚爇。沉沉红雾收,蹙蹙晴波竭。敛之日盈箕,凝华灿如雪。点检入公私,中心更烦热。荆妻慰苦颜,摩挲汗流血。却叹戍边人,垂老有离别。”煎盐虽说困苦,但尚能夫妻相守,比起戍边人,垂老仍然离别,还可自慰。这是更为沉痛之辞。其诗辞采不够精美,意境不够浑成,但这种有风骨的诗作毕竟与“神瘠而貌腴”的台阁体有所区别。著有《从吾滞稿》12卷。

尤怡

尤怡(公元1650-1749)，字在泾，号拙吾，晚号饲鹤山人。今江苏吴县人。清代医家。生活于康、乾年间，约与叶天士、徐大椿等人同时。年轻时因家境中落曾于寺院中卖字谋生，能诗善文，和著名文人沈德潜等有交往。后改业医，医术高超而不求世人闻知，晚年隐居在浙江花溪以著书自娱。

尤氏钻研《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深，所撰《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是研究张仲景学说中有影响的著述。他对同时代医家柯琴多有继承发挥，提出了“六经皆能自受风寒”的观点。世以《伤寒贯珠集》与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并重。后世医家对尤氏的评价虽褒扬程度不同，但对其一生勤勉，在医学一途上用心刻苦、撰述丰富都交口称赞。这种精神也很值今人效法。

[正 史]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父有田千亩，至怡中落。贫甚，鬻①字于佛寺。业医，人未之异也。好为诗，与同里顾嗣立、沈德潜游。晚年，学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荣利，隐于花溪②，自号饲鹤山人，著书自得。其注《伤寒论》，名曰《贯珠集》。谓后人因王叔和编次错乱，辨驳改订，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理愈晦。乃就六经，各提其纲，于正治法之外，太阳有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有明辨法、杂治法;少阳有权变法;太阴有脏病、经病法，经脏俱病法;少阴、厥阴有温法、清法。凡病机进退微权③，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分证甚晰，于少阴、厥阴、温清两法，尤足破世人之惑。注《金匮要略》，名曰《心典》。别撰集诸家方书、杂病治要，足以羽翼仲景者，论其精蕴，曰《金匮翼》。又著《医学读书记》，于轩、歧以下诸家，多有折衷，徐大椿称为得古人意。怡著述并笃雅，世以《贯珠集》与柯琴《来苏集》并重焉。

《清史稿·尤怡传》卷五○二

[注 释]

①鬻(yu)：卖。②花溪：地名。在今浙江省境内。③微权：细微变化的权衡、把握。

[相关史料]

尤怡，字在京①，长洲人。布衣。怡始得韩伯休术，欲晦姓名，诗亦不求人知，而重其诗者，谓得唐诗三昧。

《吴门补乘》卷五

喻氏②之书脍炙人口者，以其繁简得宜，通乎众耳。然以尤在泾先生《贯珠集》较之，则又迳庭矣。……立为正治法、权变法、干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仲景著书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了然，古来未有。何其《金匮心典》梓行于世，并采入御纂《医宗金鉴》③，而《贯珠集》一书，尚未传播?良可惜哉!

清·唐立三《吴医汇讲·读伤寒补天石贯珠集二书合记》

怡字在泾，号拙吾，工诗，与顾秀野、沈归愚为友，著《北田吟稿》。乾隆间以医名于世。尝病方、喻、程三家④之书条分未当，因分伤寒三阳治法为十一门，三百九十四条，方九十道;三阴治法三门，一百十七条，方二十七道。提纲挈领，束繁归整，为《贯珠集》。虽踵沿陋习，播乱原文，较之三家，则醇⑤多疵少。其《金匮心典》尤精简可宗。又著《金匮翼》专疗杂病，分四十九门，每门各别类次，论治简而有要。惟每类之末必有新定之方，意欲度越古人，犹是金元故态。《读书记》虽无甚精诣，亦可见其用心之勤苦矣。

清·曹禾《医学读书志》下卷

〔注 释〕

①在京：为“在泾”谐音之误。②喻氏：指喻昌。③《医宗金鉴》：清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医学丛书。刊于公元1742年。全书采辑自《内经》至清代诸家医书，“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见卷首奏疏)。共90卷，25种。④方、喻、程三家：指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清初喻昌(《尚论篇》)和程应旄(《伤寒论后条辨》)。⑤醇：通“纯”。纯正，善好。

曾朴

曾朴（1872～1935），字孟朴，又字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1872年3月1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1891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未中，他的父亲替他出钱捐了个内阁中书。1895年冬进入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法文。次年以所著《补〈汉书艺文志〉》及《补〈汉书艺文志〉考证》献给翁同龢，很受赏识。同年，应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录取，“决心舍弃仕途，别寻发展的途径”。

1898年，曾朴在上海经江标介绍，结识福州船政局船厂厂长陈季同。陈在法国侨居多年，熟悉法国文学。他常去陈处请教，此后三四年内，读了不少法国文学和哲学书籍，自谓“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弃光绪皇帝，曾朴曾经参与联名电谏。1903年因受人怂恿，和一杨姓丝商共同经营蚕丝，不久即因外丝倾销而破产。次年，与同乡徐念慈等在上海共同开办小说林书店，出版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译本。夏秋之间，从友人金天翮手里接过未完成的小说《孽海花》六回，加以点窜修改并续作。三个月工夫，完成二十回，于1905年初分为初集、二集出版。

金天翮写作《孽海花》的时候，拒俄运动正在高涨，他以清廷曾经出使俄国的洪钧为主角，洪妾傅彩云(即赛金花)为配角，计划写入“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广西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称为“政治小说”。曾朴接手以后，声称要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并改称“历史小说”。曾朴写出的小说，删去了金天翮原作中拒俄和反清的内容，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朝达官名士们的腐朽生活。书中虽然也写到了革命党人，但理想和热情则倾注在光绪皇帝和改良派身上;对列强侵略中国也表示了不满，但在具体描写时又美化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艺术上，曾朴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政治时事、掌故传说，都加以穿插剪裁，围绕女主人公的生平情节展开，自称是蟠曲回旋，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的“一朵珠花”。关于这一点，鲁迅曾评之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1907年，曾朴出版《小说林》月刊，陆续发表《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1908年因资金困难，书店停歇。同年，曾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第二年，应两江总督端方聘，任财政文案。一年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绿营营产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参加张謇的共和党，当选为江苏省议员。1914年以后，长期任江苏官产处处长，曾以财力支持过陈其美、钮永键的反袁活动。1924年底任江苏财政厅长，四个月后离去。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曾朴任政务厅长，不足一年称病辞职。

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一起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联络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一批文人，想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11月，刊行《真美善》杂志，标榜艺术至上和趣味主义，宣称要使它“做成一切人共同的享受”;经过修改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和续作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即发表在该杂志上。按原先设想，曾朴是准备写到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后来又曾企图写到1900年或1901年，以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所谓“浪漫史”作全书的总结，但实际上写到甲午战争后便停止了。

1928年，曾朴对《孽海花》作了修改。由于思想上的退化，此次修改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提高，对原作中批判科举制度等某些有意义部分又作了删削。1931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称为三十回本。同年7月，《真美善》杂志停刊，曾朴迁回常熟，在其父亲经营的私人园林虚霩村居里莳花种竹。1935年6月23日病故。

曾朴的著作除《孽海花》外，还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分六部，计划仿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传》，集许多各自独立的小说而成一有系统的集合体，表现从清末同治、光绪年代到北伐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横断面”，但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恋》。此外，还翻译过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多种。

巴斯夏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法语：Frédéric Bastiat，1801年6月30日－1850年12月24日），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生于法国马约纳附近的朱格龙一个大商人家庭。他9岁丧父,17岁进入叔父的工厂,学习经商并开始阅读萨伊和亚当·斯密的著作,1825年继承其祖父遗产成为酒业资本家。1830年法国革命后,当选为本地法官,不久任区的总顾问。1846年创立“法国争取自由贸易协会”并任巴黎协会秘书,1848—184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当选为制度会议即后来的立宪议会议员,抨击临时组织的“国民工厂”,他还经常举行演讲,可以说他用毕生的活动,反对社会主义和保护贸易,主张自由贸易。1844年他的第一篇经济文章发表在巴黎《经济学人杂志》,探讨英法两国的关税问题,使他的名声大振,以后发表《经济诡辩》(1845年),《经济和谐》(1850年)。

巴斯夏认为:自由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是世界上和谐制度所赖以生存的两大基础。他认为,社会组织是建立在人类本性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欲望、努力和满足。他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满足别人的欲望所作的努力,就是提供服务,两种相互服务决定价值。他用服务的购买来表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以服务交换服务的规律去说明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劳动提供服务,其报酬为工资;资本以牺牲及时的满足,延迟享乐,其报酬为利息。根据资本的不同使用方法,其报酬叫租金、地租和年收入,总的称之为利息。

他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和阶级对立,论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利益的“一致”和“和谐”。他指出,在分配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增加,利息下降,但社会总产品会继续增加;虽然资本家与工人的所得都会增加,但分配给资本部分的相对量减少,分配给资本家与劳动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增加。

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新产生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曾说他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肤浅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说明了巴斯夏在他当时确实具有很大影响。然而,他的理论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轻易被驳倒,甚至达到了连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对他失望的地步。

刘师培

刘师培（1884.06.24～1919.11.20）,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884年6月24日(农历闰五月初二)生于扬州,小字闰郎。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三世共疏《春秋左氏传》,并入《清史儒林传》。刘师培幼年由母亲李汝授《尔雅》、《说文解字》、《诗经》等,后随从兄刘师苍问学,八岁开始学习《周易》,十四岁开始研读《晏子春秋》等子部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柢。十八岁参加府试,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警句名噪一时。1902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经魁。并游历南京,与缪荃孙等交往。

刘师培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不断。他十分关心时局,写下了《湘汉吟》、《燕》、《宫怨》等诗作。1903年3月,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行前慨然于“苟安旦夕”、“墨守旧习”的学术风气,撰写《留别扬州人士书》寄给《苏报》,强调建立少学基础,实行欧化主义,革保守之旧习,生兼善之念,鼓励出洋留学,组织师范学会,广募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女学。会试落第后,刘师培往来于南京、扬州,与缪荃孙、杨文会、桂蔚丞、方尔谦、方尔咸等名流交往,并接受王钟麒(郁仁)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筹办扬州师范学会,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以联合教师,改良教法,鼓励留学。针对清政府《密谕严拿留学生》,发表了《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强调:“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在《黄帝纪年论》中,要求废除帝王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公开提倡排满反清。秋,与王钟麒同赴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林獬、陈去病、汪允宗、林宗素等人,改名“光汉”。作《中国民族志》,详细论述汉族扩张、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编撰《攘书》,强调“夷夏之防”,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鼓吹民族革命。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参与爱国学社工作,与蔡元培等人创刊《俄事警闻》,并积极为林獬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撰稿,用白话文向普通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写成《驳泰誓答问》、《小学发微》。

1904年2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任编辑主任。2月29日,刘师培致信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劝其“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并参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的工作。5月,刘师培因“苏报案”回扬州暂避,后赴南京等地。次月与何班结婚,不久夫妇同赴上海,何班改名何震,入爱国女校,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夫妻。7月,所著《中国民约精义》出该书“举吾国前哲所言,凡有与西儒民约之旨相合者,悉加采录,而每条之后,悉加后案,以与《民约论》相印”,使“改革政治之阻力,亦无从而生”。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入会。此时,广西总督王之春来沪,刘师培与万福华等人策划暗杀王之春,行动失败后,万福华等人被捕。刘师培与林獬四处筹资,延聘律师为万福华辩护,最终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

1905年初,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附设藏书楼,发刊《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增强民族自信心。3月25日,清政府查封《警钟日报》,并通缉刘师培等报社人员。刘师培化名金少甫,逃往浙江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事宜,同时从事中国学术史研究,发表《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两汉学术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理学字义通释》、《文说》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扬州学派的传统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经学、诸子学、文学等学术思想的起源、继承和发展关系。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刘师培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加入上海分会。同时,刘师培先后编写了《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教材,以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按照种族革命的需要,以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视,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方式,采用专题史的形式,突出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阐述,表现出新史学的生气和活力。

1906年春,刘师培由嘉兴赴上海,结识柳亚子等人,旋回扬州。应陈独秀之约,偕母亲李汝、妻何震同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师,与柏文蔚、陶成章、张通典、谢无量等同事,参与岳王会活动,并邀请苏曼殊、敖嘉熊、徐慕达等革命志士来芜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宣传革命。秋,刘师培肺病发作,11月初,由芜湖经南京赴上海治病。由于刘师培在学校公开宣传反满革命,引起清吏关注。刘师培由上海返还芜湖后,托胡渭清将一百名新近吸收的同盟会会员名册送往上海交蔡元培,举家迁回扬州。不久,与何震再赴上海,筹建国粹学堂,未果。这期间,刘师培还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并抱病编成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材,激发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同期完成的还有陈庆林、黄节等人编写的湖北、直隶、江西、广东等省乡土历史教材。

应章太炎的邀请,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参与《民报》编撰工作,并结识孙中山、胡汉民、宋教仁、黄侃、钱玄同等东京革命党人和宫崎滔天、幸德秋水、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日本志士,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韦裔”、“豕韦之裔”的笔名参与革命宣传,发表了《普告汉人》,强调排满不是革命的目的,“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驳斥《新民丛报》关于明朝亡于清,“其国虽亡而不曰亡”的论调,当时有“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说法。这时,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因日商赠款问题发生矛盾,掀起“倒孙”风潮。刘师培介绍北辉一郎、和田三郎入同盟会,并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由于刘揆一的反对而中止,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并公开化,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

刘师培夫妇到东京后,很快看清了社会发展中民众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对民族主义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接受当时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07年6月,何震与友人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刘师培与张继、汪公权等人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更名“齐民社”),先后举办十五次集会,与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互通声气。

刘师培在《民报》发表《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在《天义报》上,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把中国固有的大同理想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联系,认为中国人民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统,中国政府的统治形同虚设,“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立宪派提出的“新政”,“虽名曰图强,实则利于上而不利于下。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刘师培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上,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穷民俗谚”,反映农民生活状况,唤起大家对农民问题的关注。1908年6月还出版了《衡报》“农民专号”,胪陈中国田主之罪恶,认为“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是也”。刘师培还组织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面包掠夺》、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刊载于《天义报》。

何震则集中宣传妇女革命,倡导男女平权,父母姓氏并重,提倡妇女从事社会活动,摆脱对男子的经济、政治、人身的依附,投身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 由于《天义报》发行一直靠捐款维持,经费十分紧张。1907年10月,李汝东渡日本后,刘师培夫妇生活更加困难,何震于11月上旬回国筹款。此时,章太炎有赴印度研究佛教的意向,便托何震利用其兄与张之洞女婿卞纬昌的亲戚关系,向张之洞筹款,未果。12月上旬,刘师培也由日本回上海,参与柳亚子等人筹建南社的活动,并通过杨仁山关系,与貌似开明的端方联络,作《上端方书》,向端方输诚,提出“弭乱之策十条”,成为端方的侦探,而章太炎赴印度路费因支付方式上发分歧而未果。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再渡日本,出版《天义报》第16至19卷合册,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刘师培为之作序,称“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后该刊停刊。次月,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先后举行六次活动,研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4月,刘师培夫妇创办《衡报》,托名澳门出版,以“颠覆人治,提倡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继续提倡无政府主义,举办世界语讲习班,讲授世界语知识,吸引了景梅九等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这时,刘师培与章太炎因学术名声之争而关系紧张,何震遂与一向与章太炎交恶的吴稚晖联系,提供章太炎运动张之洞的证据,希望刊布。上海《神州日报》登出伪造的《炳麟启事》,有人怀疑是刘氏夫妇所为。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公开反对刘师培正在从事的推广世界语工作,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即函请孙诒让从中调停,因孙逝世未果。

1908年6月中旬,何震再度回国筹措办报及生活经费,数月未有进展。应清政府的要求,8月21日和31日,日本警察两次传唤刘师培,要求补齐《衡报》发行的相关手续,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方可发行《衡报》。9月初,刘师培夫妇仅筹得一半费用。这时,日本警察注意到了《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而实际在日本出版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监视活动。9月15日,刘师培筹足保证金,获得《衡报》的正式发行手续。但10月10日,该报仍然被日本政府查封,9天后,《民报》社也被查封。刘师培全家在日本无法继续生活,便迁回上海。刘师培将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引起革命党人的混乱。同时,刘充当端方的暗探,出卖张恭,破坏江浙革命党人起义。王金发查得为刘师培、汪公权所为,将汪公权暗杀于上海。

刘师培背叛革命暴露后,往南京,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订金石及伯希和送的敦煌卷子照片,称“甸斋师”;同时,从缪荃孙、李瑞清、樊樊山、陈庆年等人游,利用端方收藏的善本,专注于诸子校勘工作,先后完成了《老子》、《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鬼谷子》、《黄帝内经》、《素问》、《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等校辑专著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刘师培携何震随之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章太炎得知后,致信刘师培,希望他洁身远引,先迷后复。这时,《新世纪》、日本《日华新报》等刊载了刘师培揭发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信函,革命党人内部产生了巨大混乱。

1910年2月,刘师培得一女,不幸早夭,悲痛万分。11月,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潜心研读《道藏》,作《读道藏记》,为三十七种道藏撰写了提要。同时,刘为修正先人《春秋长律》中的错误,折节拜同幕徐绍桢为师,学习历法。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南下镇压,刘师培随行。何震由南桂馨推荐任山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并由南桂馨介绍,到阎锡山家做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在资州被杀,刘师培被拘押。章太炎、蔡元培先后发表宣言和《求刘申叔通信》,并致电大总统府,要求保释刘师培;安徽都督府秘书科邓艺孙、陈独秀等人也致电大总统府,保释刘师培。临时大总统府即电令四川军政府,护送刘师培赴南京。而此时,刘师培已应谢无量邀请至成都,入四川存古学堂。民国改元,刘师培作《废旧历论》,坚决反对。四川都督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四川国学院后,吴之英任院正,刘师培任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圆乘为院员。刘师培兼任四川国学学校教员,讲授《春秋左氏传》,从学者十一人。同时,创办《四川国学杂志》(后改名《国学荟编》),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与吴虞、谢无量等人论学。何震得知刘师培滞留成都后,千里南下寻夫,并随之居蜀中近一年。1913年6月底,刘师培夫妇离开成都沿江东下,经扬州、转上海,11月至山西,由南桂馨介绍,刘师培任山西都督府顾问,何震做阎锡山家庭教师。1914年春,山西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裁撤顾问,阎锡山推荐刘师培赴北京,经袁克定引觐袁世凯,任公府谘议。

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参与其中,并召集学者名流,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因黄侃反对而失败。8月18日和31日,黄节两次致信刘师培,希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刘师培置之未复。同时,金永密告阎锡山反对帝制,引起袁世凯猜疑。阎遂派南桂馨赴京,刘师培即代为疏通。10月,袁世凯任命刘师培署参政院参政,旋授上大夫,刘师培上折谢恩,时人讥之为“莽大夫”。1916年1月,刘师培与杨度等人迎孔令贻入京,袭封衍圣公加郡王衔,并与康宝忠创办《中国学报》,发表《君政复古论》和《联邦驳议》,公开为帝制张目。帝制失败后,刘师培、严复列为帝制祸首,属严惩之列,因李经羲“爱惜人才”获得宽免,流落天津,生活无着。

1917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先后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文、文学史、经、史传、中世文学、诸子等科目的研究。黄节鄙薄其为人,致书蔡元培,表示坚决反对。这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文选派与桐城派对立严重,刘师培作为文选派大家,因肺病日益严重,置身事外,专心治学。1918年,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刘师培在该处兼职,负责文明史和政治史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与北大学生陈钟凡、张煊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这时,《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状》,认为北大有新旧两派,《国故》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相对立,“纯以恶声相报复”。刘师培即致函《公言报》,称“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此时,黄侃仰慕刘师培学术,折节行师生礼,刘师培将《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转交黄侃整理,并传治学心得。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已经卧病不起的刘师培联合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马叙伦等知名教授数十人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陈独秀交保省释”。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病在北京和平医院去世。

刘师培身后萧条,由蔡元培经纪其丧,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其妻何震精神失常,后取名小器,削发为尼。1936年,钱玄同等人搜集其著作,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其中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二十二种,讨论学术文辞的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札记五种,学校教科书六种。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美学、历法、音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学史、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方志学等许多方面,而学术成就最大的,集中体现在《周礼》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正如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所指出:“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比格斯

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 1894年8月26日～1933年4月5日），美国作家。1894年8月26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沃伦城。1913年出版了第一部侦探推理小说《秃子旅店的七把钥匙》，旋即被改编为戏剧，在百老汇上演，令他未满30岁便一举成名。不过，使比格斯名存侦探推理文学史且尤为人熟知的是他从1925年至1932年创作的六部以陈查理为男主人公的侦探推理小说：《陈查理探案》、《没有上锁的房间》、《中国鹦鹉》、《幕布背后》、《黑骆驼》及《守护神》。陈查理这一美国作家笔下的华人侦探，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还有准备侦破案件，广受欢迎。

白圣

白圣(1904—1989)，俗家姓胡，名必康，法名东富，字白圣，号洁人，湖北省应城县人。

15岁与16岁时姐姐与母亲相继去世，这使他感到人生无常。后来偶然听到九华山智妙老和尚讲解佛法，遂有了出家的念头。1921年18岁，在九华山落发，后到衹园寺受具足戒。1925年开始，到扬州高旻寺、杭州灵隐寺、山西五台山、北京广济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杭州虎跑山定慧禅寺等地参加禅七，听讲佛经。

1929年春，白圣法师到广东曲江南华寺，礼六祖真身及大颠禅师道场。夏季于宁波观宗寺，听宝静法师讲《楞严经》。冬天参加武昌洪山宝通寺禅七，在禅堂讲说《禅堂规矩》。1931年6月，在宝通寺闭关，礼拜《华严经》，阅经、静坐，作息有定，三年如一日。1934年出关。翌年，到汉阳归元寺听圆瑛法师讲经，得以亲近圆瑛。未几，随圆瑛同到上海。这时圆瑛是中国佛教会的会长，派白圣到中国佛教会担任干事。此后他随侍在圆瑛身边，各处弘化。圆瑛事繁，常由白圣法师代讲佛经。1937年夏天，圆瑛为白圣传法授记，因此继承了圆瑛七塔、崇圣两寺的法脉，为临济正宗四十一世。

1937年7月，日寇侵华。圆瑛以中国佛教会会长的身份，投入抗战救亡行列。由于难民太多，后来圆明讲堂也成立了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担任收容所主任。1937年底上海沦陷，圆瑛率领僧侣救护队撤退到汉口。而由白圣法师留在上海，与胡松年居士维持难民收容所事务。

1948年白圣法师来到台湾，曾任“中国佛教会”弘法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在台湾首次开坛传戒，恢复结夏制度，以此来消除日寇占据台湾时对佛教遗留下来的陋习，重建中国大乘佛教的规范。1957年创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1960年开办“中国佛教研究院”，并当选“中国佛教会”第四届理事长。1963年率团出访，促进了中国佛教与东南亚各地区与国家的友好交流。1989年4月去世，世寿86岁，戒腊68年。

大师遗著有《禅宗史论集》、《学禅方便谭》、《维摩经讲录》、《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寺院住持手册》，及《楞严经表解》、《起信论表解》、《出家十要》等。本书是白圣法师著作的精选集。

稻叶君山

稻叶君山（日语：いなば いわきち，1876年12月4日—1940年5月23日），原名稻叶岩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家，1876年12月4日生于新潟县村上市，1940年5月23日逝于满洲国首都新京（今中国长春）。他早年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中文部，1900年毕业后赴中国北京留学。日俄战争期间（1904年）担任陆军翻译，战后一度任职于大阪商船公司。1909年，他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调查部，从事“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由此开启学术生涯。1915年，他兼任陆军大学校教官，讲授中国形势课程，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及东亚历史的研究。1922年，他被任命为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干事，主导编修官方史书《朝鲜史》（1925年启动），1932年凭借论文《光海君时代之满鲜关系》获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晚年受聘为满洲国建国大学教授（1938年），直至去世。

稻叶岩吉的学术研究聚焦中国、朝鲜及满洲历史，观点兼具创新性与争议性。他提出“朝鲜民族大陆起源说”，主张朝鲜人并非本土原生民族，而是源自大陆移民，并可能混有满洲人血统；同时批判朝鲜檀君神话的虚构性，强调“满鲜不可分论”，认为朝鲜历代王室多与满洲或大陆政权存在渊源，两地政治、经济不可分割。在百济起源问题上，他结合《三国史记》与中国文献，推断百济王族为夫余南迁后裔，其建国与东北亚民族迁徙密切相关。此外，他考证中国万里长城东端延伸至朝鲜半岛，1910年提出“秦长城平壤段”假说，依据《史记索隐》等记载，主张长城涵盖辽东至平壤区域。此说影响广泛，甚至被后世中国教科书及国际报告引用。

他的代表作《支那政治史纲领》被视为日本早期系统梳理中国政治史的概说书，其以史观主导的写作风格对学界影响深远，但也因服务于殖民背景下的地缘叙事而受争议。学者松本善海指出，稻叶的概说书虽确立时代划分新见解，但受限于日本东洋史学传统框架，直至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问世，学界方突破其范式。稻叶的学术遗产既包含实证性历史地理研究，亦因与殖民政策的关联引发批判，其著作至今仍是探讨20世纪东亚史学与政治交织的重要案例。

隐元

隐元（1592年-1673年），明清之际禅宗僧人。日本佛教黄檗宗祖。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28岁出家。明泰昌元年（1620），从福清黄檗山鉴源禅师剃度出家后，周游各地，历访名师。首至海口镇瑞峰寺所道享讲《楞严经》。在绍兴显圣寺听湛然讲《涅槃经》，不久至海盐金杰山广慧寺参谒当时名僧密云圆悟。崇祯三年（1630），随密云至黄檗山。崇祯六年，密云弟子通容继任黄檗山住持，隐元遂嗣其法。崇祯十年，受请继黄檗法席，住持七载，多所兴建。又历住浙江崇德福严寺及福建长乐龙泉寺。后回黄檗山开设法度，从其受学者甚多。

清顺治十一年（1654）应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等之请，率弟子十余人东渡传法。同年七月到达长崎，当地兴福、福济、崇福三唐寺，竞相延请说法，日本知名禅僧也常来问道。1655年，应日僧龙溪之请，到达摄津（今大阪）普门寺。1658年在江户（今东京）谒见将军德川家纲，备受礼遇。越年为幕僚留于京都，择定大和山（今京都字治）建寺，1661年建成，名黄檗山万福寺。后即以此寺为基地传禅，形成黄檗宗。1664年让法席与门下木庵性 ，退居于山内之松隐堂。1673年日本后水尾上皇特授大光普照国师之号。

著作有《隐元禅师语录》、《普照国师厂广录》、《云涛集》、《弘戒法仪》等，并订有《黄檗清规》十章。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编元全集》12卷。法嗣共23人，其中日僧有龙溪性潜、独照性圆、独本性源3人；其余著名的有木庵性 、即非如一、慧林性机、独湛性莹、大眉性善、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等，皆先后渡日的中国僧人。［五灯全书卷七十、正源略集卷五、普照国师年谱］

希区柯克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年8月13日-1980年4月29日），美国电影导演。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1955年加入美国籍。早年在电报公司和广告公司任职,后为影片设计字幕,担任助理导演、编剧和美工师。1925年独立导演第一部影片《娱乐场》。在英国第一部有声片《讹诈》(1929)中初显其巧妙的故事设计、多变换的摄影角度、蒙太奇及音画对位等方面的精湛技艺。1940年,赴美国,以《蝴蝶梦》一片开始了在好莱坞的辉煌事业。40年代的杰作《春闺疑云》 (1941)、《疑影》(1943)和《爱德华大夫》(1945),奠定了无人能够取代的“悬念大师”的地位。50年代,他进一步致力于将作品主题和风格融为一体,着眼于影片的结构,使之没有一个多余细节,每个细节都是整个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创造出独特的电影表达方式。杰出作品有《列车上的陌生人》(1951)、《后窗》(1954)、《晕眩》(1958)和《西北偏北》(1959)等。60年代以后,他试图拓宽自已的表现领域,但取得成功的依然是表现极端强烈恐怖和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为基础的作品,如《精神病患者》 (1960)、 《群鸟》 (1962)和《玛尔尼》(1964)等。构成他作品的基本成分是恐惧、性欲和死亡。他在电影美学方面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和苏联蒙太奇理论的影响。1992年英国《画面与音响》杂志评选世界电影史上十位最佳导演,希区柯克在评论家和导演两大投票系列中均榜上有名。主要作品还有: 《山鹰》 (1926)、 《房客》 (1926)、 《下坡活》(1927)、《不正经的女人》 (1927)、《耳环》(1927)、 《农民之妻》 (1928)、 《爱尔斯特里的呼声》 (1930)、 《裘诺与孔雀》 (1930)、 《谋杀案》(1930)、《欺诈》(1931)、《怪僻的富翁》(1932)、《来自维也纳的华尔兹舞》(1933)、《知道太多事情的人》(1934)、《三十九级台阶》(1935)、《破坏》(1936)、 《年轻的姑娘》 (1937)、 《失踪的女人》(1938)、 《牙买加旅店》 (1939)、 《外国记者》(1940)、《史密斯夫妇》(1941)、《破坏者》(1942)、《救生船》 (1944)、 《美人计》 (1946)、 《绳索》(1948)、《舞台上的决斗》(1950)、《我承认犯罪》(1953)、《电影谋杀案》(1954)、《捉贼记》(1955)、《哈里的纠纷》(1955)、《弄错的罪犯》(1957)、《撕破的帷幕》 (1966)、 《黄玉》 (1969)、 《暴怒》(1972)、《祖坟》(1976)。

拿破仑

拿破仑（法语：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法国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破落小贵族家庭。1779年进巴黎军事学院学习,1785年任炮兵下级军官。受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影响,大革命爆发后一度接近雅各宾派。1793年12月在土伦战役中初露锋芒,被破格晋升为准将,成为法国革命军中最年青的将领。1794年热月政变后被囚禁14天。1795年秋因镇压王党叛乱有功,被任命为内防军司令。1796年春被任命为远征意大利方面军司令,率领右翼军突入意大利,连败奥军,迫使教皇和奥军先后投降,法奥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使第一次反法联盟实际上瓦解。1797年夏协助巴拉斯破获王党叛乱阴谋。当年12月奉调回巴黎,被任命为对英作战司令。第二年率军3万进攻埃及,占领亚历山大港,攻进开罗城。又入侵叙利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洗雅法城惨案。1799年10月返回法国,11月9日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自任第一执政,颁布了《共和八年宪法》。1800年5月再次出征意大利,6月在马伦哥战役中击败奥军,迫使奥军撤出意大利。次年签订《吕内维尔和约》,迫使奥地利承认法国的胜利。1802年4月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迫使英国承认法国在欧洲占领的领土,第二次反法联盟崩溃。同年8月修改宪法,任终身执政。1804年颁布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肯定了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用法律形式把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固定下来。同年5月18日,议会决定拿破仑为法兰西帝国皇帝。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称帝后又颁布刑法典和商法典。率军于1805年10月取得乌尔姆战役的胜利,11月占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10万俄奥联军,取得他最引以自豪的一次胜利,使第三次反法联盟瓦解,26日与奥签订《普莱斯堡和约》。1806年建立了包括德意志西部和西南部十几个邦的“莱茵同盟”,造成对普鲁士的致命威胁。当年10月在耶拿战役和奥斯塔特战役中大败普军,进入柏林。1807年6月在弗里德兰战役大败俄军,后率军直指俄国边境。7月分别同俄、普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使第四次反法联盟瓦解。至此,拿破仑直接和间接霸占了欧洲大陆西部和中部,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意大利国王、瑞士统治者和“莱因同盟”的保护人。对外战争的性质逐渐变为争霸和奴役的战争。1806年秋颁布“大陆封锁令”,企图在经济上困死英国。1808—1814年入侵西班牙半岛,屡受挫折。1809年与前妻约瑟芬离婚,另娶年仅18岁的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为皇后。1812年5月率50万大军进入俄国,遭到俄军和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惨败。1813年普、奥、俄等组织第六次反法联盟,10月16日莱比锡决战中因萨克森军叛变,拿破仑失败。1814年4月6日被迫签署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法国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利用人民对复辟王朝的不满情绪,率千余人于3月1日在法国南部登陆。20日进入巴黎,重登帝位。英、俄、普等国立即组织第七次反法联盟。6月18日在比利时滑铁卢一战,拿破仑惨败。6月22日被迫再次退位,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病逝。1840年遗骸被运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