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

王欣夫（1901—1966），名大隆，字欣夫，号补安，中年后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后迁居苏州吴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藏书家。他出生于书香家庭，先世以经商致富，曾祖父边经商边学文，其父王祖询走上从政道路，家中藏书数千卷。年轻时，他随吴江著名文学家金松岑学习国学，后又到金的老师、前清翰林院编修曹元弼处学习经学。学业有成后，应苏州女师聘请任教，后又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直至去世。

王欣夫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辑研究，在学术上成就颇丰。他受胡玉缙之托，编成《许庼遗集》，其中《许庼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由中华书局出版；还编有《惠栋集》《复礼堂文二集》《三集》等多部前人遗著，与赵诒琛合辑以干支纪年命名的《甲寅丛编》等丛书七部，内容以吴门文献中未刊稿为主，兼及旧刻罕见者。在著书立说方面，他著有《景刊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考证》《管子校释》《补三国志兵志》《学礼斋随笔》等多种著作，还为给学生打好文献学基础，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文献学的大学教材《文献学讲义》，广受学界好评，同时考订、补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后经徐鹏辑录整理出版。作为实践型的藏书家，他的室名有二十八宿砚斋、蛾术轩等，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献，如清济阳张尔歧撰的《周易说略》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 “真合斋” 磁活字本、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副本等，晚年撰写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所藏稿钞校本近千种，提要钩玄，体例精严，是其学术成果的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欣夫毕生从事中国古代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培育了不少中国文献学专家或教授，他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著作至今仍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罗尔德·达尔

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1916年9月13日—1990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生于南威尔士的兰达夫,父母为挪威人。就学于雷普顿学校,后在伦敦和非洲就职于谢尔石油公司。在此之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皇家空军为战斗机飞行员。其战时经历使他创作出 《格里姆林人》。这是一部幻想作品,讲的是一个生活在空军飞机里的小人民族,他们制造出所有种种飞行员会经历到的技术故障;该故事于1942年在《环球杂志》上连载。电影制作权被迪斯尼买去,不过将它拍成电影的打算一直没有实现。

战后达尔开始成为一个创作颇有特殊风格的短篇故事的作家,如在诸如《亲亲》(1960)之类的短篇故事集中。他两度荣获美国埃德加埃伦·波神秘故事作家奖。1953年与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结婚。他们生有三个孩子; 他开始给他们上床时讲故事。《詹姆斯与巨桃》 (1961)是这些故事中第一个出版发行的童话。它是一部喜剧性的幻想作品。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巨桃里面,跟几只巨大的昆虫一起周游世界。跟达尔多数的儿童读物一样,它最早在美国出版。接下来的一部童话《查理与巧克力厂》(1964) 成了一本全球畅销书。《查理与大玻璃电梯》(1972)是前者的续篇。达尔的其他儿童文学作品还有《魔指》 (1966),插图作者威廉·佩恩·杜波依斯;《神妙的狐狸先生》(1970),讲的是一只狐狸跟三位农人所作的机智斗争; 《世界冠军丹尼》(1975),故事讲了一个没娘的男孩对父亲的崇拜,他父亲常带他去偷猎;《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及另外六则故事》(1977),这是一部供年龄大一点的儿童阅读的故事集; 《巨大的鳄鱼》 (1977),是图画书;《揶揄》(1980),一对丑陋且让人不快的夫妇的故事;《乔治的神药》(1981),这个怪诞故事讲了一个男孩给他可憎的祖母服了一种药,这药给她带来了可怕的事情;《令人作呕的韵文》(1982),是传统故事的改写本,喜剧效果很好。《B. F. G.》(1982),该故事讲了一个善良的巨人,他在索菲和英国女王的帮助下,把吃小孩的恶巨人全部永世监禁了起来。这书及其前四部作品均由昆廷·布莱克制插图。达尔也曾创作过电影剧本。

达尔的故事似乎令许多成年读者不快,他们觉得这些故事是贪婪和残忍的混血儿,但它们在儿童中间拥有众多的热情读者。

高云览

高云览（1910.5.14―1956.6.13），现代作家。笔名健尼。生于福建厦门。父亲是荷属安 汶的老华侨,早年以开小酒店为生。酒店倒闭后,在商店 当小帐房,家庭生活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十三岁毕业于青 年会小学,无力升学,1926年到上海,在同乡会馆办的无 需缴费的泉漳中学念书。在教师陈三民的教育下,对革命 有了认识,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热 爱普罗文学,并开始接触社会科学,写了一些文艺批评文 章发表在《申报》上。中学一年后,辍学回乡。后当记者 和教员。1927年至1932年,先后在厦门、漳州教书;由于 政治迫害,一再失业。1930年党领导的厦门大劫狱事件震 动全国,作者当时和许多党员有来往,以此为线索,以地 下斗争为背景,写成中篇小说《前夜》(上海湖风出版社)。 1932年夏重到上海,在公时中学教书,并参加左翼作家联 盟。在白色恐怖年代,曾一度退居回乡,脱离革命组织。 1937年底开始华侨生活,到马来亚麻坡中学任教务主任, 经常为《南洋商报》写稿,还参加过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 抗敌后援会活动,其间曾参加南洋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组 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访问了祖国很多战地。返新加坡 后,发表许多报导抗战的游记和杂文。日本帝国主义攻陷 马来亚后,他和一些文化人撤退到苏门答腊,以经商为 掩护,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在流亡中写了小说《春秋 劫》,发表在马来亚横城的《现代周刊》上。日本投降后, 回到马来亚,这时东南亚华侨开始了反内战的民主斗争。 1946年在马来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被新加坡英当 局以“红色商人”之名加以逮捕,驱逐出境。1950年回国, 居住在天津。在历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思想有了很大提 高。1952年后,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写反映1930年震 动全国的厦门大劫狱事件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直至临 终前一小时还在写作。《小城春秋》,是一部用生命写成 的书。“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 他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他一起上 战地。让不倒的红旗,象你不屈的雄姿,永远鼓舞着我们 前进,走向胜利”。这是他最喜爱的主题歌。作者努力塑 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富有乐观主义和坚贞不屈的英雄主 义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品富于传奇色彩, 引人入胜。

沈葆桢

沈葆桢（1820年—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授编修,后任御史,多次上疏议论用兵之事,受到咸丰帝赞赏。咸丰五年(1855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当时太平军已攻克九江,沈葆桢便跟随曾国藩管理营务。咸丰六年(1856年),他代理广信知府,太平军进攻广信时,他因守城有功,升任广饶九南道。其后,曾国藩屡次向清廷推荐沈葆桢的才干,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任江西巡抚。当时,太平军将领杨辅清、李世贤正在江西作战,沈葆桢命令士民筑堡抗拒,并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曾使太平军蒙受一定损失。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军部分将士向江西转移。沈葆桢命下属跟踪堵击,太平军将领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及幼天王洪福瑱都被俘遇难。为此,沈葆桢获得清廷嘉奖。同治六年(1867年),经左宗棠推荐,清廷命他任总理船政大臣,赴福州督造轮船。他到任后,在福州马尾山麓临江处修筑船坞,并兴建铁厂、机器厂。聘请外籍技师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每月由海关拔经费五万两。还附设学堂两所,分别培养驾驶和制造之人才。同治八年(1869年),第一艘轮船造成,命名为“万年清”。沈葆桢亲自出洋试航,并派员将轮船驶往天津,请清廷勘查,结果完全合格。嗣后,又造成“湄云”、“福星”、“伏波”等船,这是我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端。在经管造船工作中,他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当时造船所需钢材、煤炭都由国外进口,经手人极易舞弊。他对此行为决不徇私。廷臣中有人认为造船耗费资金过多,上疏建议停办,沈葆桢及左宗棠等上疏力争,使船厂未停。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人借口台湾土著杀害日籍船民而向台湾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沈葆桢据理力争,并加强战备力量,迫使日本撤回军队。事后,沈葆桢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安徽的中国教士迫害百姓,沈葆桢亲自审讯,将教士处死。他还在淮河以南地区疏浚河道,捕蝗积粮,禁止种烟,收效也很显著。他死后,清廷赠他太子太保衔,谥号文肃。

安娜·塞维尔

安娜·塞维尔(Anna Sewell 1820-1878)于1820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于1878年去世 。出于对人类虐待动物的强烈不满，她写下了《黑骏马》，以说服人们对马仁慈一些。这是她身患重病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写的，也是她写的唯一一本书。书出版后不久她就去世了，从那时以来这本书销售了3，000多万本。她似乎天生就对马有一种亲切感，《黑骏马》中涉及的大量的马术知识，显然出自作者一生的体验。安娜十四岁时落下了残疾，从此拐杖就成了她行走时离不开的工具，但她仍然坚持自己驾驭由一匹矮种马拉的马车到处活动。她创作《黑骏马》的最大愿望就是引发人们的善心、同情心，使他们懂得该怎样对待动物。

从《黑骏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关心马，同样也关心人，对处境悲惨的人充满了同情和关爱。 《黑骏马》内容介绍：小说主人公“黑骏马”是一匹漂亮的优种黑马，从小生活在贵族人家，受过良好的训练，性格温顺、善良，而且聪明、机智，主人非常喜欢他。但是好景不长，主人家里有了变故，黑骏马不得不被卖掉。他一连被卖过多次，接触过各种人：有喝多了酒就拿马撒气的醉汉，有动辄抽鞭子的出租马车车夫，有不把动物当回事的野蛮人，也有把动物当成朋友的好人家，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黑骏马通过自己的眼睛，用惟妙惟肖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让我们每个读故事的人都感到：动物通人性，我们怎样对待动物，动物就会怎样对待我们……

恩斯特·布洛赫

恩斯特·布洛赫（德语：Ernst Bloch，1885年7月8日—1977年8月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1885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路德维希港市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智力早熟，17岁就已经写出有关神学和物理学的著作。1905年在幕尼黑上大学时就读于心理学家特奥多勒利普斯的门下。1907年到维尔茨堡又在奥斯瓦尔德·库珀指导下学习哲学、物理和音乐。1908～1911年去柏林求学，是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的学生。后随齐美尔去海德堡大学，在那里结识了社会学家韦伯及卢卡奇。1919年，布洛赫在德国以政论家、文论家而崭露头角，并在德国的重要杂志和刊物上发表文章。1933年布洛赫为逃避纳粹，迁居苏黎士、巴黎、布拉格等地。1938年移居美国，一边从事哲学著述一边撰写反法西斯小册子。1949年回东德莱比锡大学任哲学教授。50年代初受到东德政府的宽容，但1957年布洛赫成为一场由国家发动的持续而残酷的运动的对象，遭到迫害。1961年获准在西柏林政治避难，在那里他获得了蒂宾根大学客座教授职务。他晚年从事讲演、教学和写作，被西方称誉为一个独立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977年在蒂宾根市去世，享年92岁。主要著作有:《这个时代的遗产》、《希望的原理》、 《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等。布洛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以其希望哲学著称。他创造出一种被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一度称为“神秘的、目的论的宇宙论”的革命理论，假设了人类和宇宙正在到达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至善境界，这种至善境界将出现于未来。然而引导我们的将不是客观的自发规律，实现这项巨大任务的必要前提是以积极态度对待未来或拥有他称为“希望”的东西-一种揭示至善世界的知识。哲学提供了这种希望，它通过唤起行动者以自由行动掌握宇宙命运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和宇宙的这种潜在可能性。哲学应该是乌托邦式的，它或者走向未来求得绝对真理，或者停留在过去或现在，使文明遭到绝对的毁灭，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西方传统哲学满足于回忆过去，解释现在而不去规划未来，迷恋于“事实”和具体的看法，不能把真理理解为还未实现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则相反，它面向未来，既是一种乌托邦的理论，又是一种实现乌托邦的实践。可以称为具体的、积极的乌托邦。其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提供关于未来社会的任何精确的预言，而是用积极的、有意识的革命改造与旧的幻想对立，提供关于未来无阶级的、解放的、非异化的、现实的知识，并且提供实现它的意志。马克思主义是希望的行动。他赞同正统派的观点，肯定宇宙的物质性，并宣称物质通过内在动力由黑暗进入光明而趋向至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受压迫的工人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先驱者。人类生存本身取决于他们成功地夺取生产手段，并在以合作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实现人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必须积极地把工人引向历史的真理，但是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必然性，党必须坚决地为实现眼前任务创造适当条件。布洛赫的抽象而神秘的形而上学最初使他支持列宁主义政党和斯大林“面向未来的”试验、清洗和动员。在这一时期得到东德统治集团的容忍，尽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理论差距。后来布洛赫因确信东德类型的共产主义不是他一度期望的乌托邦，所以走向西方，作为一个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度过余生。与东欧“正统”的唯物主义相比，他更多地继承了古典德国思想的浪漫传统的因素。

孙一奎

孙一奎(1522—1619)，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安徽休宁人，生活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据孙氏自述学医本末，谓于括苍遇一道士，授以秘方，并嘱其弃贾学医。归家后，试所得之方，辄效。又治好了其父孙学之疾，于是究《黄帝内经》《难经》，穷诘医理，专志于医，遂以医名世，并且一心向道，观其将所著之书命名《赤水玄珠》及自号生生子，即可知受道家影响之深。孙氏治学，反对“徒以方书为捷径”而重视理论研究，以轩岐之书为医家之昆仑，仲景以下历代各家医著为昆仑所达之支脉，这样溯源穷流，融会贯通，打下坚实基础，才是学有根本之道。不仅如此，他认为还应当访道求知，不以丘里自隘。于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新都游彭蠡，历卢、浮、沅、湘而至三吴，凡有所长，即往请益，得遇明达，尤为折服。经过这样数十年的博学勤访，医学猛进，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终于成为明清时期著名医学家。他这种既重理论又重实践，博采众长的治学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孙氏在医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独特创见，力倡命门学说和三焦相火学说，属温补学派的中坚人物。他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属“坎中之阳”，为生命的本始，生生不息之根，而三焦是“外有经而内无形”，一反《脉诀》命门配三焦相火之说，主张“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相配”，“三焦、包络为相火”。这是因为包络为血母，为里;三焦为气父，为表，二者相为表里。其相配又与脏腑之相配不同，只是由于二者俱属手经，均为相火，而“以类相从”而已。尽管三焦不与命门相配，但命门却是“三焦之原”，而三焦相火始于原气，所以三焦为原气之别使。孙氏的这些重要的医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往往是借助道经来加以阐释和论证的。譬如他的命门为肾间动气说，显系从《难经》“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语悟出，而又与《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不同，更不同于左右水火之分。于是他说:“肾间原气，人之生命，故不可不重也。”《黄庭经》云:“肾气经于上焦，营于中焦，卫于下焦。”《中和集》曰:“阖辟呼吸，即牝牡之门，天地之根。所谓阖辟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也。”在他看来，阴精阳气，妙合而凝，男女未判，先生两肾，两肾之间，是为命门，内含一点真气，而为生生不息之机，这就是动气，又叫原气，唯其动而不已，才能生化无穷，为生命之根源。至于两肾原本为“静物”，静则能化，化生阴精，动者气，静者阴，“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化生五行万物形类，这就是“命门之谓”。值得注意的是，阐释命门时他引用《黄庭经》《中和集》;力主“两肾皆属少阴水”，力驳右肾属相火之非，又引“《黄庭经》两部肾水对生门”加以论定。毕竟《难经》左肾右命之说与他的主张有异，为了曲说比附，强经就我，他再次引用道书“《黄帝阴符经》右肾内有真精，主五行之正气”来证明“越人不以原气言命门，而曰右者为命门”，这是因为“左血右气”“言右肾则原气在其中矣”。这样就轻而易举地偷换了概念，右命之说就成了原气命门说，进而为动气命门说的张本。不仅如此，他还在《右肾水火辩》中直接说道家语。他说:“人皆谓右肾属相火……观先天图，乾南坤北，后天图，离南坎北。五行火高水下，故仙家取坎补离，以水升火降，既济为道。谓采坎中之一阳，填离中之一阴，此还乾坤本源之意也。”接着说明阳并非火之代词，“坎中之阳，即两肾中间动气，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同时“二阴即二肾也，肾既皆阴，则作一水一火并看者亦非矣!坎中之阳，尚不可以火目之，而右肾又何可以属火哉!”(《医旨绪余·卷上》)由此可见，孙氏的医学思想直接与道学相关已了无疑义。正因为孙氏之学出自道门，所以在他的名著《赤水玄珠》中保存了“方外还丹”，其中“秋石”炼法已比宋代道书更为进步，分阴炼法、阳炼法及秋石冰片法，除取材童男童女尿液外，还适当加入药材，炼成的秋石可以止咳化痰，可以滋阴降火，更可以用作滋补强壮剂。现代科学实验证实，“秋石”是一种具有类固醇性激素制剂。仅此一项，已不能不佩服孙氏作为道医学者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孙氏著述甚丰，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痘疹心印》及《孙氏医案》等传世。《四库全书提要》说:“大旨发明太极阴阳五行之理备于心身;分别脏腑形质，手足经上下，宗气、卫气、营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及各经络配合之义;又引《黄庭经》以证丹溪相火属右肾之非，引《脉诀刊误》以驳《三因方》三焦有形为脂膜之谬;分噎膈、翻胃为二证，辨癫、狂、痫之异治。皆卓然有特色”。此乃公允之论。

胡怀琛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后改字寄尘，别号秋山。安徽泾县人。上海育才中学毕业。1909年任《神州日报》编辑。1910年与柳亚子结为金兰，与兄胡朴安一起加入“南社”。辛亥革命爆发后，参与编辑《警报》，鼓吹革命。1912年到《太平洋报》工作。1916年任京奉铁路编译局科员。半年后辞职南归。1919年创作《长江、黄河》、《自由钟》、《三字经补》等诗自费印发。次年任教于沪江大学国文系。192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兼任《小说世界》编辑及《万有文库》中古籍部分的编撰。1932年进入上海通志馆任编辑。曾在中国公学、沪江、国民，持志等大学以及正风学院任教授。民国27年1月18日卒于寓所“波罗奢馆”，终年53岁。著有《国学概论》、《墨子学辨》、《简易字说》、《中国文学史略》、《胡怀琛诗歌丛稿》、文艺丛谈《大江集》、《十年归梦》、《最短之短篇小说》等。

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英语：Denis Diderot，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杰出代表,《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生于郎格里的手工业者家庭。最初受教于耶稣会,后在专科学校和公立中学读书,1732年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因择业上有悖父志,被掐断生活供给,只能自己谋生。他为书商搞翻译,为教士写布道文,一边糊口,一边苦读,从事学术研究。1746年匿名发表《哲学思想录》,被当局焚烧。1747年10月被委任为《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同年发表《怀疑者漫步》, 1949年发表《论盲人书简》,这两本书宣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因此被捕入狱达三个月之久。在狱中仍然坚持写作。他克服重重困难,主持《百科全书》的撰编工作,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启蒙思想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1750年发表《发刊词》,1751年第一卷出版,1752年第二卷问世。教会不愿这种启蒙书籍的传播,制造阴谋,使当局查禁了这两卷书。但狄德罗不畏艰险,克服外来的压迫和内部的倒戈,坚持完成这一巨大工作,前后历时25年。1761年小说《拉摩的侄儿》发表。1769年《达兰贝与狄德罗的谈话》问世。1773年至1775年先后发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及《驳爱尔维修的著作<论人>》。除了哲学著作,还发表大量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1773年末到次年3月访问圣彼得堡。曾为俄国女皇制订《俄国大学计划》。1784年病世。至死未向宗教妥协,拒绝向牧师忏悔。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论解释自然》、《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驳爱乐维修的著作<论人>》等。

狄德罗用自然状态说和契约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只遵从自然法。自由是天赐的东西,谁也不能从自然中取得支配别人的权力。权威产生于暴力和契约。暴力统治是完全不合理的,由契约得来的权力才是合理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某人。因此,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属于哪个个人。君主必须遵守自然法国家法,这是他有权威的条件。他不能任意行使权力,处置臣民,否则,人民就可以不服从他的统治。

狄德罗宣称,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相信有所谓上帝。他认为,宗教是一切道德败坏行为和罪行的根,信仰摧残人的“本性”,人的情欲是幸福的源泉。因此,他反对禁欲主义,认为那是人们的精神枷锁。并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是比较彻底的,而且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他认为,自然是由统一的物质组成的,自然现象是彼此联系的,否认自然有什么目的。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物质的运动是必然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每一个个体都有生长和衰亡的过程,“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世界生灭不已”。他以鸡蛋变小鸡的过程为例,驳斥预成论,认为预成论违反理性。他认为,大理石经过多次转化,也可以变成人肉的成分。他以此为例证明,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物质便能发展出明显的感觉能力。因此,他否定笛卡尔的心物相互独立的二元论。他认为,感受性是物质的基本性质,思维是人脑的属性。自然现象的繁杂纷纭,是由物质的异质性造成的,自然是“异质元素”组合的一般结果。这是对物质的质的多样性的天才猜测。

狄德罗的认识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认为,我们应该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把握物体。自然是认识的对象。“感觉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来源”。感觉是由外物作用在我们感官上引起的。因此,他指出,只承认自己的感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荒谬绝伦的。他看到,仅从“理论上”、逻辑上很难驳倒这种谬论,驳倒它要靠实践。他不仅重视感觉经验,同时认为必须借助理性才能解释自然。“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他认为,我们有三种认识方法,一是对自然的观察,它收集事实;二是思考;它把事实组合起来;三是实验,它验证组合的结果。他主张观察要专注,思考要深刻,实验要精确,认为任何猜测和假设,如果经不住事实的考验,就破产了。他坚持的是经验归纳法。他不懂得科学抽象的意义,认为一切抽象只是语言记号。

严绳孙

严绳孙（1623年—1702年），清文学家、画家。字荪友，号秋水，晚号藕荡渔人，自号勾吴严四。无锡人。明尚书严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及长，以诗及古文辞擅名。顺治六年参加慎交社，十一年与秦保寅、安璇、顾景文、顾贞观等在里结云门社。早弃诸生，与朱彝尊、姜宸英合称“江南三布衣”。康熙十八年，以布衣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山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二年，迁右中允兼翰林编修，同年归乡，杜门不出。筑雨青草堂及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常宴友人。次年，与顾贞观、纳兰性德在忍草庵举行诗会。其读书不务强记，所学终身不忘。工于文章、诗词，多呤山水田园。又善书画，工楷书，片纸寸缣，为时珍赏。八尺中堂一挥而就，墨色华润，生动超逸，独标神韵。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皆能，山水深得董其昌恬静闲逸之趣，尤擅凤凰。传世作品有《仿梅道人山水扇面》、《竹鹤双清图》等。著有《秋水集》总十七卷、《藕渔笔记》、《西神脞说》、《明史拟稿》四卷、《无锡县志》四十二卷等。

撒路斯提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 Crispus, 约公元前86～前35）公元前1世纪罗马史学家。罗马拉丁史学及道德论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全名盖约·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罗马东北约90千米的阿米特尔努姆镇（位于意大利大岩璧下），是萨宾聚居区。骑士等级出身。少年师从罗马名师。 前52年，出任保民官。前50年，被元老院开除。在罗马内部政治斗争中追随凯撒。在凯撒统一罗马后，撒路斯提乌斯再度出任财务官，并进入元老院。前46年，因在阿非利加战争中立功，担任了新阿非利加行省首任总督。数次因私生活道德问题遭到政敌攻击。凯撒死后，退出政治舞台，从事著述。 传世作品有《喀提林阴谋》（发表于前43年左右）和《朱古达战争》（发表于前41年左右）。另一部大型编年体史著《历史》仅存少量残篇；而其传世手稿中收录的书信可能为后人伪作。撒路斯提乌斯的叙史风格以修昔底德为榜样，文笔简洁遒劲；其记载内容紧紧围绕罗马共和国的“道德衰落”展开，垂训史观与道德论的特色十分突出，将拉丁史学的自我意识和叙事、议论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塔西陀等拉丁史学巅峰期的代表人物树立了榜样。

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年12月3日一1924年8月3日），英国小说家。真名特奥多·约瑟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原籍波兰。1857年12月3日生于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贵族,具有爱国主义思想,1862年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曾被沙俄政府流放。他在父母死后由母舅抚养,自幼喜读法国文学作品,幻想摆脱社会的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1874年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后在英国商船队担任水手、船长,在海上生活达20年,曾到过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20岁时开始学习英语,以后又用英语进行创作。1884年加入英国籍。1894年之后,因为健康等原因脱离海上生活,定居伦敦,成为专业作家。康拉德共发表了13部长篇小说,28篇短篇小说,2卷回忆录以及政论、书信等。他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从《阿尔迈耶的愚蠢》到《台风》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深入发展的时期,称为“深渊中的漫步”阶段;从《诺斯特罗莫》到《胜利》,他的思想和艺术已臻成熟,特别强调人的孤独和忧郁,称为“空虚的人”阶段;从《阴影线》到《流浪者》是“回忆与总结”时期。康拉德的代表作品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诺斯特罗莫》、《特务》、《在西方的眼睛下》等。康拉德擅长描写海洋生活,全他与许多海洋小说家不同,他注意的不是惊险的事件,而是惊险的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他认为如果忽略人们的思想感情,艺术就失去了意义。康拉德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憎恶沙俄专制制度和西方强国的海外掠夺政策,向往大自然和东方各国人民质朴的生活。同时他又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强调秩序和克制。他的作品往往染有神秘悲观的色彩,主人公多为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人物,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处于孤独之中。康拉德把福楼拜和莫泊桑的现实主义手法引入英国小说,又从英国小说那里继承了探索道德问题的传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穆时英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现代作家，诗人。曾用笔名伐扬、匿名子等。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后随父亲到上海求学。念中学时即爱好文学，进入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更潜心钻研外国的新文学流派。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发表于1930年《新文艺》第一卷第六号，以后相继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说《黑旋风》、《南北极》等，以其年少多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鬼才”作家。又因为他经常为《现代》杂志撰稿，故被视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先后出版过小说集《南北极》(1932年，湖风书局)、《公墓》(1933年，现代书局)、《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年，现代书局)和《圣处女的感情》(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过他的《上海狐步舞》;其他作品还有《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黑牡丹》和《空闲少佐》等。他的最后一篇小说《第二恋》发表于1937年《中国文艺》第二期。后来他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堕落和反动的道路。1937年充当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抗战初期到香港，曾在《星岛日报》工作。1939年回到上海，在汪精卫汉奸政权中任职，担任过《国民日报》总编辑，完全脱离了文学界。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惠士奇

惠士奇(1671一1741)，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仲孺，一字天牧，号半农居士。因家有红豆一株，文人学士见者争为题诗，哄动一时，学者又称红豆先生。惠周惕之子，惠栋之父。康熙五十九年(1711)进士。初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学广东，振兴文教，颇有政绩。粤人设木主配食先贤。乾隆二年(1737)任侍读学士。惠氏学术成就很大，有《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诗集及《南中集》、《采莼集》一卷。《易》学则有《易说》六卷。士奇承家学，说宗汉儒。江藩《汉学师承记》述其论《易》曰：“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群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是知惠氏主象数《易》。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又名岸、广侯，字叔同，号漱筒，别号息霜、晚晴老人等，祖籍平湖，生于天津。祖父李锐始徙居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吏部主事。叔同早慧，七八岁学千家诗、唐诗，并习石鼓文、篆书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叔同因受“康党”之嫌，奉母携眷，避祸上海。不久加入袁希濂、许幻园等创立的城南文社，所作诗文词赋，为文社之冠，书法深得汉魏六朝之秘，篆书刻石亦佳，于上海文坛初露头角。二十六年，与名僧黄宗仰、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同年，出版了收录所藏名刻与自刻印章的《李庐印谱》和诗作《李庐诗钟》。次年秋，入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二十八年，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赴杭应试，不第，仍回南洋公学攻读。是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总教习同情学生，辞职离校。叔同亦与同学相率退学。三十年，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参加穆藕初、马相伯等人组织的沪学会，学习西方办法，力图富强国家。叔同主要从事戏剧演出活动，为宣传自由婚姻，撰《文野婚姻新戏册》。翌年秋，去日本留学，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欧油画，并入音乐学校兼学钢琴。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指导下，与曾孝谷等人发起组织春柳社。次年春，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饰女主角，为我国话剧运动开创者之一。宣统二年(1910)回国，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专门学堂任图案教员，不久，离津赴沪，任城东女学堂音乐教员。翌年三月加入南社，与柳亚子等人以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鼓吹革命。1912年春，在上海先后任《太平洋报》(陈英士创办)、《文美杂志》编辑。同年秋，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的图画教员及全校音乐教员。后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先后共7年。在此期间，所编《春游》、《早秋》等歌曲，引用外国歌曲配新词作教材，对我国早期艺术教育有创新贡献，培养造就了一批美术、音乐人才，其中有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

李叔同自幼即深受佛教影响，辛亥革命后，目睹政局动荡，遂萌生摆脱世事，遁入佛门之念。1917年1月，去杭州虎跑定慧寺拜了悟为师，取名演音，号弘一，受居士戒，次年8月，正式在定慧寺削发出家。9月，入灵隐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应范古农之邀至嘉兴精严寺小住，检理大藏经，为之标签。并开始书写佛语赠人。此后，叔同寄迹于苏、浙、闽寺宇之间，孜孜不倦研究佛学，弘扬佛法，遂成一代名僧，人称弘一法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叔同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勉励佛教徒爱国，并表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还在所住之处题“殉教堂”三字。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不二祠圆寂。

李叔同为现代艺术奇才，涉足的艺术领域广泛，诗词、书法、金石、美术、音乐、戏剧都享有盛誉。作画讲整体，音乐以作词配曲为主，有《春游》、《送别》、《早秋》等。丰子恺于1935年编辑了《李叔同歌曲集》，共收32首歌曲。其金石篆刻和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其佛学著作10余种，主要有《寒笳集》、《四化律比丘相表记》、《戒本羯磨随讲别录》、《互戒相经笺要》等。被佛门弟子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驰誉中外。

唐景崧

唐景崧（1842—1903），字维卿，又作薇卿。广西灌阳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同治四年(1865)进士，选庶吉士。六年，改吏部主事。恃才傲物，为上官所忌，同官亦不能容，居京二十载，郁郁不得志。喜谈兵事，自言“于海国情形粗有涉猎，环顾九洲，慨然有纵横海外之想”(《请缨日记·跋》)。光绪八年(1882)，法国入侵越南，唐景崧上书请缨出征，赴越招抚驻兵保胜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劝其助越抗法，为陈利弊得失。刘永福从其策，于纸桥大败法军。唐景崧以功晋四品衔。十年，于广西募兵四营，号“景字营”，出关与刘永福配合作战，以军功晋二品秩。十一年，任福建台湾道，十七年，迁布政使。二十年十月，署台湾巡抚。后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人士抵制，改台湾省为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事败，至厦门，后隐居桂林。唐景崧雅好文学，驻台北时曾倡立牡丹诗社，与丘逢甲、施士洁、林鹤年、许南英等聚会吟咏，并将社友诗作汇集成册，题曰《诗畸》刊行。晚年寄情于丝竹，光绪二十一年，自筹资金办桂剧戏班“桂林春班”，集中了当时桂剧名伶杜秀甫、一枝花、周梅圃等，自撰剧本并改编、润色旧剧，由诸伶演于宅中看棋亭戏台，邀集友朋，夜宴观赏。二十三年春，康有为曾两度应邀观赏其自撰自教的红楼戏《看花泪》(即《黛玉葬花》)、《芙蓉诔》，并赋诗相赠。其新撰、改编、润色的剧本总计约四十余种，以文笔精练著称。这批剧目的撰作与演出，对于清末桂剧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蔡定国、钟泽骐编《梨园轶事·看棋亭杂剧》，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所撰剧本有《高坐寺》、《救命香》、《张仙图》、《桃花庵》、《可中亭》、《星沙驿》、《曹娥投江》、《一缕发》、《马嵬驿》、《九华惊梦》、《独占花魁》、《晴雯补裘》、《芙蓉诔》、《黛玉葬花》、《绛珠归天》、《宝玉哭灵》、《中乡魁》等，改编剧目有《游园惊梦》、《拷红饯别》等。曾由桂林三经堂汇集刊刻，分册出版，合称《旗亭新曲》(又名《看棋亭杂剧》，或称《旗亭杂剧》)。其他作品有《请缨日记》一○卷、《寄闲吟馆诗存》，编有《诗畸》、《谜拾》等。其《请缨日记》记当时法越之战始末，自谓“事必征实，尤可为后世史官得所依据焉”(《请缨日记·跋》(一))。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九、《台湾省通志》卷九(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71年6月)，郑云山《唐景崧》(《中国近代名人小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等。

狄仁杰

狄仁杰（630年—700年），唐朝大臣。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在太宗时期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也做过夔州长史。受家庭影响，狄仁杰自小便酷爱读书、学习，希望将来能有所作为。

狄仁杰少年时，有一次，附近有人被害，县吏下来察询案情，邻居们都争着分辨对答，只有狄仁杰始终捧着本书在不停地诵读，根本不理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县吏为此很是恼火，对他叱责不已，狄仁杰却说：“我正在和书中的圣贤交谈，哪有工夫和俗吏们说话。”

唐高宗初年，狄仁杰以明经书为人所重，被授为汴州判佐。

显庆年间，狄仁杰被诬告，很不得志。这一年，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来到汴州对此事进行调查、审理。阎立本是个惠眼识才的贤者，他经过与狄仁杰的接触，发现狄仁杰能言善辨，且深谋远虑，有理政之异才，大加赞赏说：“孔子曾说‘观过知仁矣’，狄仁杰可以称得上是‘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啊!”经阎立本之力荐，狄仁杰升任为并州都督府法曹。

在并州任职时，狄仁杰经常登上太行山，向南眺望，思念远方的亲人。有时，望见一片片孤零零的白云，他就会对左右的人说：“我的家人们住的地方，就在这白云的下面。”说完，就静静伫立着，远远望着云彩，想着亲人，直到白云飘得无影无踪，还是不愿离去。和狄仁杰同府的一位法曹郑崇贤，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而且体弱多病的老母，需要照顾，可这时郑崇贤又接受了任务要去很远的地方。狄仁杰知道后，主动找到郑崇贤，对他说：“你母亲身体不好，你远走异地又如何能不牵挂家人呢?不如让我去吧。”于是，狄仁杰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允许他代替郑崇贤外出，蔺仁基对此大为赞赏，慨然应允，并经常对别人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从此，狄仁杰以“孝友”著称于并州，很受当时人们的尊重。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初，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上任之初，狄仁杰发现这里有很多案件，长期积压，无人处理。狄仁杰凭着卓越的才能，快刀斩乱麻，以极高的办案效率，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公平、合法地处理了17000个遗留案件，而没有一人诉冤叫屈。狄仁杰断案之神奇，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演绎出许许多多令人神秘莫测的故事。狄仁杰理案问刑处处坚持秉公执法，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一视同仁，为人所敬仰。

仪凤元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错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祸从天降。高宗为此大怒，责令狄仁杰对其严惩。狄仁杰根据理法，判二人免官，上奏高宗。但是高宗嫌判得太轻，非要定二人死罪不可。狄仁杰对高宗说：“权善才二人之罪，完全是一时疏忽所为，不是罪不容赦，罢其官足矣。”高宗大怒道：“权善才砍朕祖坟上的树，让朕落得不孝的罪名，不杀他们叫朕如何对得住先帝呢?”其他官吏见高宗动怒，忙给狄仁杰使眼色让他退下，以免引火烧身。谁知狄仁杰反而义正词严地向高宗申辨道：“臣曾听人说，自古以来，违背人主的意见，直言进谏都是很难的，而臣却认为并非如此。同样是忤人主、逆龙鳞，处在桀、纣统治时期，就很难;而在尧、舜时却是很容易的。如今我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不用害怕有比干那样的杀身之祸。不知陛下是否记得，在汉文帝统治时，有人偷了高庙中的玉环，文帝想灭其族，张释之进诤说：‘如果有人偷了长陵上的一抔土，陛下又将如何置罪呢?’于是文帝一改初衷，只判了这个人死罪。陛下您所定的法律，像流放、死罪等，都是因其不同的性质、结果而决定的，是有差别的，哪里有刑律不应判死罪而陛下却要赐死的呢?国家制订法律，就是要让大家照着办，如果法律变化无常，就不能使人民信任，人民就会不知所以。”高宗听完这些话，冷静下来，觉得颇有道理，最后只得同意狄仁杰的主张，免去权、范二人官职，流放岭南。

高宗通过这件事，看出狄仁杰不仅有着刚直不阿的胆气，而且有超凡脱俗的才识和忠贞为国的抱负，因而，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调露元年(679)，高宗以宫殿狭小，不能很好地安度晚年为借口，派司农卿韦弘执为他另修宫殿。这个韦弘执是个善于奉承拍马之徒。他接受高宗旨意，费尽心机，挥霍民财，在洛阳为高宗建造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宫殿，其中的上阳宫濒临洛水，背依秀丽山川，修有一里多长的画廊，巧夺天工，极为豪华气派。高宗看后心满意足，移居此宫，本想好好地享受一番。但不久就接到了狄仁杰的谏疏，弹劾韦弘执为皇帝建华丽宫殿，是引诱皇帝追求奢侈，应当受到处罚。此疏言辞恳切，据理论实，高宗看过不住点头称是，立即下令免除韦弘执的官职，同时不再久居上阳宫。

当时在朝廷中，左司郎中王本立深受皇帝宠幸，进而由宠而骄，目无王法，横行霸道，惹事生非，大小官吏谁也不敢惹他。身为侍御史的狄仁杰自感有责任清除这一恶霸。于是，他把王本立种种罪证一一列举，上奏皇帝，请求将其交法司问罪。可王本立深得高宗欢心，偏袒之情，可想而知，明知有罪，还是赦免了他。为此，狄仁杰面见高宗说：“大唐王朝虽然有德有识的英才不多，但王本立这样的恶官有一个就不少了!陛下怎能因对他有宠爱之情而姑息其罪，从而使王法理亏呢?如果陛下一定要枉曲法律而赦免王本立，就请把我丢在没有人的地方，为忠贞者将来之戒!”理直则词强，一席话说得高宗无言以对，只得依照狄仁杰的疏论，交法司定了王本立的罪。

狄仁杰深恤民情，许多事被传为佳话。有一次，狄仁杰奉命出使岐州，行至半途，发现道路不通，待向官府打听，才知道这条路上有近百名盗贼出没，专门抢劫行人的钱物，官府只得封闭了这条道路。狄仁杰询问官府为何不把盗贼捉拿归案，县令满脸愁容地说，早就派人去捕杀过，怎奈，盗贼人多，实在奈何不了他们。狄仁杰听后，思忖一番说：“他们一定是生活极其穷苦，无奈才走上这条路的。”狄仁杰一方面叫人发放赈济粮给穷苦百姓，一方面派人进山劝说盗贼改邪归正。不久，这些为生计所逼的盗贼，自己捆着手臂纷纷来官府自首。高宗得知这件事后，对狄仁杰深为赞许，加授狄仁杰为朝散大夫，安抚百姓。不久，又被调职为度支郎中。

一次，高宗要去汾阳宫，狄仁杰随行前往。途中要经过并州境内，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因为皇帝车驾要途经妒女祠，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华服盛装过妒女祠，会遭受风雷之灾。于是李冲玄便征发数万民伕改修驰道，以便皇帝车驾绕过妒女祠。狄仁杰得知后，对李冲玄的劳民伤财行为很是气愤，立即制止说：“天子出行，有千乘万骑随行，风伯为之清尘，雨师为之洒道，难道还有什么妒女敢于加害吗?”遂命数万民伕返归家乡。高宗对狄仁杰的行为很欣赏，赞叹道：“狄仁杰真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啊!”

公元684年，中宗被废，武则天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从此，所有政事都由临朝执政的皇太后武则天裁决。

垂拱二年(686)，狄仁杰被调到宁州(今甘肃宁县)做刺史。宁州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社会风情和民俗都比较复杂，矛盾也比较多。狄仁杰到任后，采取了有力的政治措施，尤其注意民族团结，体察民情，使各族百姓都和睦相处。因此，各族百姓为纪念颂扬仁杰政绩，给他立碑歌功颂德。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奉命来此视察，一路上，弹劾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可是当他来到狄仁杰管辖的宁州境内，立即感到情况和其它各地大有不同，所到之处，政通民和，人们都交口称颂狄仁杰的功德。郭翰于是明白狄仁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回到朝中，他称赞仁杰施政有方，不久，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

狄仁杰到任后，发现吴、楚各地修建很多祠庙。他一贯对社会上存在的颓风陋俗十分厌恶，认为它们扰民坏事，应尽力根除。于是，他力排众议，下令毁祠，一举毁掉祠庙1800多座。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镇压了反对她临朝称制的徐敬业和越王李贞的叛乱。为此案牵连犯罪的多达六七百人。此时，狄仁杰已转为文昌右丞，出任豫州刺史。他认为这事处理的不妥，一方面请司刑使暂缓刑期;另一方面用密报上奏武则天说：“臣如果当着朝中大臣的面，给陛下上奏，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在替叛乱的犯人辨护。但臣如果知而不言，不给陛下上奏，又怕违背了陛下一向体贴百姓的本意。因此，这个奏章我写了好几次，写好了，又撕掉，撕了又写，实在拿不定主意。臣以为这些人原本并非真心要背叛朝廷，只是由于李贞的胁迫，才参与了叛乱活动，他们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因此，情有可原，希望陛下体谅下情，减轻对他们的处分。”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劝谏，果真下令免除了这些人的死罪，把他们流放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当这些犯人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对他们说：“是我们狄府君救了你们的命啊!”这些人感激流涕，在纪念仁杰的德政碑下祭奠了三日，才赶路。到达流放地后，他们又立碑以纪念狄仁杰的功德。

当初，越王李贞叛乱的时候，宰相张光辅率兵前去讨伐，叛乱被平定之后，张光辅的军队暂驻豫州。他手下的将士居功自傲，在豫州要这要那，私欲难填。狄仁杰自然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不肯答应，张光辅得知后，很是气愤，以为狄仁杰目中无人，斥责说：“你一个小小的州官居然敢轻视我这个元帅吗?”狄仁杰没有直接反击他，却指东说西，自言自语道：“使河南出现战乱的，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罢了。如今，死了一个李贞，却出现了万数的李贞。”张光辅听了，恼羞成怒，却无言相驳，回到朝廷后，张光辅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骄傲不逊，武则天便把狄仁杰调到復州做刺史，不久又调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虽处分了狄仁杰，但对狄仁杰的政绩和为人还是十分欣赏的。不久，武则天又借故杀了宰相张光辅。天授二年(691)九月，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上了宰相。武则天召见他时，说：“你在汝南的时候，虽然很有善政，可是还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不加思索地说：“陛下认为臣有过错的话，臣应当改正它;陛下知道臣没有罪过，就是我的万幸了。臣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而宁愿和他做个好朋友。希望陛下不要告诉臣这个人是谁。”武则天对狄仁杰这种不记私仇、心胸坦荡的品德，颇为赞赏，说道：“狄仁杰果然很有长者风范。”因此，对他更加信任重用。

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为防止大权旁落，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以致朝中大小事情都要由她亲自批阅。有一次，狄仁杰看到武则天正在审批太学生请假还乡的奏章，认为这样会影响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大事中，便对武则天说：“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应当牢牢掌握好生杀大权，绝对不能把它让给别人。至于其它一些小事，例如太学生请假等事，就应该交给国子监丞和主簿处理，如果都由陛下您亲自审批，那么成千的太学生陛下您何时能审完，国家大政岂不因此而耽误了。”武则天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便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

但是，狄仁杰只作了四个月的宰相，便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而被罢相下狱。来俊臣决定亲自来审这个案子。原来，武则天曾有指令，凡是初次审问就承认罪状的，可以免除死刑。于是，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再图他计，狄仁杰便爽快地招认了谋反罪。来俊臣见狄仁杰如此痛快地承认了谋反的罪状，便没有对他再施刑罚。为了陷害宰相杨执柔，来俊臣教唆判官王德寿通过狄仁杰以达其目的。王德寿找到狄仁杰，说：“您犯了谋反罪，是要判死刑的。我很想替您去求情，只要您肯把杨执柔也牵扯进来，说他也想要反叛朝廷，我就可以上奏皇帝，免你一死。”听了王德寿的一番话，狄仁杰看出了来俊臣一伙的险恶用心，怒不可遏，气愤地说：“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话声未落，以头触柱，顿时血流满地。王德寿一见，惊惧万分，不敢再去逼问了。

后来，狄仁杰趁狱中看管松弛之机，请求狱卒给他拿来笔砚，瞅看守不注意时，从被头上撕下一块白布，写明了自己的冤枉，放进棉衣里面。然后，他把棉衣交给狱吏说：“天气热了，请把这件棉衣交给我家里的人，让他们给我去掉里面的棉絮。”狱吏没有察觉出异样，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拆开棉絮，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急忙拿去向武则天告发。

武则天看了帛书之后，立即把来俊臣召来问道：“你上奏说狄仁杰已招认了谋反罪，可如今他的儿子又拿着他的冤状来申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又对他用刑了吗?”来俊臣一听，连忙辨解道：“对于狄仁杰，我确实不曾用刑，让他吃好的，住好的，没有虐待过他，就连他的头巾和衣带也没有去掉。只是他们如今没有犯罪的事实证据，是不肯老实承认罪过的。”武则天听了，半信半疑，便派通事舍人周綝前去查看。来俊臣听说后急忙赶到狱中，令狱卒把狄仁杰打扮一番，戴上头巾，系上腰带，让他在旁站立，然后叫周綝进来看。周綝一向惧怕来俊臣，这次更是担心得罪他，只是张望了一下，唯唯诺诺地说了几句恭维话就退出去了。来俊臣还是怕此事败露，又命人替狄仁杰写了个《谢死表》，交给周綝，让他带呈武则天。恰巧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被来俊臣诬告谋害，以致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控告来俊臣，被武则天召见，他怒斥来俊臣欺君枉法，并说朝中任何忠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武则天联想到周綝带回的那份狄仁杰的《谢死表》，顿时有所醒悟，急忙派人把狄仁杰带到朝中，问道：“你既然已经供认有谋反罪，为何又让你儿子来告状呢?”狄仁杰回答说：“当初我如果不认罪，只怕早被来俊臣他们折磨死了。”武则天又问：“既是如此，你为什么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一时莫名其妙，说：“臣从来不曾写过什么《谢死表》。”武则天于是把《谢死表》拿出来让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气愤地说：“这不是我的笔迹，一定是有人伪造以陷害为臣，还请陛下明察。”武则天这才明白真相，免除了他的死罪，把他贬为彭泽县令。

来俊臣和他的后台武承嗣没有达到目的，便到武则天那里说：“狄仁杰他们犯了谋反的大罪，这样处分未免太轻了，应当把他们杀掉啊。”武则天坚决不答应，并且对他说：“既然我已经下达了赦免他们死罪的诏令，就不会收回。”

彭泽县是个穷困地方，狄仁杰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并上疏武则天，希望减免民租。这种身处困境依然忧国忧民的精神，很为武则天赞赏。不久，武则天把狄仁杰从彭泽县调到魏州做刺史。

当时的魏州形势已经很紧张。北方的契丹族，随着势力的强大，向外扩张的野心也不断增长，不仅出兵侵占了冀州，杀死了刺史陆宝积，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吏民，而且又攻打瀛州，致使河北百姓惊慌不安。原魏州刺史独孤思庄对契丹更是害怕，便把附近的老百姓都赶到了城里，加固城墙，准备固守魏州。狄仁杰到达魏州以后，分析了敌我形势，觉得契丹仍然势单力薄，无法进攻魏州，老百姓在城内坐吃山空倒会自乱，下令让所有百姓回家生产，并对他们说：“敌人离这里还远着呢，何必如此惊慌。万一敌军来到魏州，我就亲自带领军队去同他们作战，也用不着烦扰老百姓，你们回去安心耕作吧。”

果然契丹人不仅没有敢来侵犯，而且悄悄地退走了。魏州的百姓个个都对狄仁杰的胆略和气势赞佩不已。

随着狄仁杰在魏州的声望与日俱增，武则天看出狄仁杰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武则天就提升他为幽州都督，并赐给他紫袍、龟带。狄仁杰在紫袍上缝制了12个金字，以表示他对武则天的耿耿忠心。神功元年(697)闰十月，武则天特意召狄仁杰回朝，任命他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在狄仁杰这第二次被任用宰相时，武则天还特意赐给他一所很好的宅第让他居住。

这时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四镇是唐朝的西疆战略要地，很多人被征到这里戍边，百姓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狄仁杰恢复相位之后，立即向武则天上疏，建议采取以少数民族治理少数民族的方法来保卫疆土，以减少对国家大量资财的耗费。他说：“如果派兵到荒外去作战，即使倾其府库的全部，争夺来的仍是一块不毛之地，既不足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获得的土地也不能用来耕种，不过是徒劳无益罢了。如今，我们国家频频出兵，军费开支很大，西边要戍守四镇，东边还要戍守安东，每天都要增加调发的任务，老百姓们被搞得疲惫不堪。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一带的贵族，在沙漠称雄，如果册封他为可汗，将四镇委他来统治，不仅消除了突厥人的疑虑，而且节省了国家大量开支，同时又减少了荒外转输之劳，减轻了百姓的戍边之苦。捐四镇而使国内殷实安宁，百姓没有了怨苦，本根得以巩固。在当前，应当加强边防守备，以逸待劳，以防侵侮之患。”结果，狄仁杰的建议，武则天没有采纳，还是派兵镇守四镇。然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却认为狄仁杰的意见是正确的。

武则天做皇帝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立太子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两家争夺极其激烈，成了进一步稳定政局的关键，而且也成为契丹、突厥出兵犯边的口实。

当时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太子之位，在暗地频频活动，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之后为太子，认为“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则天也确有想立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便询问各位宰相的意见。一些官宦大都怕言差语错招来杀身之祸，一言不发。唯有狄仁杰站出来说：“臣看出天下百姓还没有忘记唐室的恩德。例如匈奴来犯的时候，陛下派梁王武三思去招募勇士，几个月的时间才招集了不及千人，后来让庐陵王代替他，不几天，已招集了5万人。现在要立太子，非庐陵王莫属。”武则天这次没有发怒，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立李氏之后为太子。眼看武则天老眼昏花，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来找狄仁杰，向他询问保全自己的计策，狄仁杰又对他们说：“只有劝说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才能免祸。”二张听其言，屡次要求武则天立庐陵王。

不久，74岁高龄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夜里，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都折断了，不知为何。卿看是何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说：“鹉者，武也，即指陛下;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况且太子是天下的柢柱，他一动摇，天下就危急了。太宗亲冒争战之险，在血雨腥风中夺得天下，以求传之子孙;高宗病危时，把二子托付于陛下，陛下取得帝位，已有十几年了，如今又想传位给他姓，恐怕就不是天意了。而且，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庐陵王，那么百年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香火;若立侄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子当皇帝为姑母修庙奉祀的。”狄仁杰这些关键的话无疑触动了武则天的心，终于促使她决定立子庐陵王为太子。

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派徐彦伯到房州将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神都。庐陵王到了以后，武皇将他藏在帐中，召见狄仁杰，同他谈起庐陵王的事。狄仁杰不知，还在向武皇慷慨敷奏，言发流涕，武则天微笑着对狄仁杰说：“还卿庐陵王。”于是让李显从帐中出来相见。狄仁杰一见，悲喜交加，说：“太子既已回来神都，却没有人知道，外面人言纷纷，怎么能使人相信呢?”武则天认为有道理，就让太子住在龙门，准备好礼物后将他迎回了朝中。由此，挫败了武氏家族想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维护了李唐的统治，为避免征战和消除外敌入侵的口实，狄仁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圣历元年(698)，狄仁杰被任命为检校纳言，并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这时，北方的突厥贵族带兵侵入赵州、定州一带，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率领10万大军，讨伐突厥。突厥闻讯后，将俘获的1万余人全部杀死，带着掠夺的大量财物，仓皇逃走。狄仁杰率军猛追，终因突厥人逃循时间太久而无济于事。突厥人入侵时，有些人被驱赶逼迫，为突厥干了些事，狄仁杰率兵来到后，这些人担心被杀，惶恐不安，纷纷逃匿。狄仁杰认为应对这些百姓施以宽大政策，一律赦免，不加问罪。他特上疏武则天：“不能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这是坏地方，使这些地方在敌人退走后，还要遭受摧残。我们为了招抚归附的敌人，还要秋毫无犯;对百姓加以伤害，更是君子所愧辱的事情。百姓就好比是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过去董卓之乱时，董卓被杀，王允不赦免董卓的部属，由此变乱纷呈，以致酿成大乱，最终使京师化为废墟。如今戴罪的人，涉足草野，潜藏在山泽中，赦免他们的罪，就会归顺朝廷不赦免他们，就会出现暴乱;不如对他们宽大处理，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武则天同意了狄仁杰的意见，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狄仁杰还分发给他们一些粮食，以安抚人心，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禁止部下和朝里派来的使臣勒索百姓，为此，他以身作则，带头吃菜、粗粮，过俭朴的生活。逃匿的百姓闻讯后，纷纷返回家乡，结果，黄河以北安定下来。狄仁杰返回京城后，拜任为内史。

狄仁杰为相时，知人善任、举贤荐能的事情有很多，经他先后推荐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官至公卿的有数十位，还有的后来成为有名的宰相，如姚崇，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我想找一个有勇有谋的，你可知道有这样的人吗?”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要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武则天说：“我想让他做未来的宰相。”狄仁杰说：“陛下要用文字功底深厚的人，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以胜任了。陛下是不是觉得他们过于拘谨，想要找一个天下奇才，能担当起国家重任的人呢?”武则天高兴地说：“你说得很对，我正是这个意思。”狄仁杰深知张柬之胸有韬略，腹有良谋，是个相才，便力荐张柬之，说：“陛下如果想取得一个卓绝出众的奇才，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陛下不要以为他年纪大了，事实上他很有韬略，的的确确是个宰相之才。只因为，他如今只是荆州(今湖北江陵)长史，老是得不到重用，所以一直不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如果陛下能提拔他作宰相，他一定会为国家效忠尽节。”武则天并没有完全听信狄仁杰的话，只升任张柬之做了洛州(今河南洛阳)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第二次请狄仁杰给她推举人才，狄仁杰说：“我上次推举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把他提升为洛州司马了吗?”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宰相，只做一个小小的洛州司马，是远远不够的啊!”武则天又提升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直至狄仁杰不在人世的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听到朝中大臣们议论张柬之，说他沈厚有谋，能断大事，确有相才，应居相位，这才认识到狄仁杰推荐的正确，提升张柬之作了宰相。张柬之果然深孚所望，使中宗复位，为唐朝振兴作出了贡献。

狄仁杰举人，总是以德才为重，以至公为怀，内不避亲。圣历元年(698)，狄仁杰任相期间，武则天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推荐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授任地官员外郎。他上任后果然很胜任这个职务。武则天高兴地对狄仁杰说：“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的儿子的祁奚了。”祁奚是春秋时人，曾推荐他的仇人解狐接替他，解狐未上任就死了，祁奚又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祁午就职后，政绩显著，为人称道。因此武皇称赞狄仁杰有古之遗风。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使人各得其所。契丹的将领李楷固，精骑射，善舞槊，又长于使用套索，每次入阵厮杀，所向披靡。还有契丹战将骆务整，英勇善战，多次打败唐兵。契丹的首领死后，李、骆二人都归降了唐朝。朝中有人认为他们投降太迟，且多次杀伤唐军，主张对他们处以极刑并灭其族。狄仁杰却认为李、骆二人勇猛无比，如果用恩惠安抚他们，就都能够为我所用。他上奏武则天，请求对其宽恕免死，授以官爵，使其感恩戴罪立功。狄仁杰的亲友们深为他这样做担心，都劝他不要引火烧身，狄仁杰却说：“这件事有利于国家，即使有危险，也不应该为自己打算。”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兵进击契丹余部，果然凯旋。李楷固到含枢殿献契丹俘虏，武则天很高兴，当即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并赐姓武，又下令设宴款待诸位将帅。席间，武皇举杯对狄仁杰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并要加以奖赏，狄仁杰说：“这些功劳都是陛下威力神灵和各位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有什么功劳呢?”固辞不受。

狄仁杰的知人荐才，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大公无私，可谓符合了唐太宗所说的“广求贤才，随才授任”了。在这方面，他鞠躬尽瘁，以尽其相职，起用了一批正直博学的贤才，对武则天的政权稳固起了很大作用，武则天对其恩礼有加，而狄仁杰对武则天却不是言听计从。武则天在称帝以后，为了证明她以周代唐是受于天命，更为尊崇佛教。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去观看僧人葬佛舍利，武则天立即答应了。要出发时，狄仁杰来到武则天马前，跪着说：“佛不过是夷狄的神，是不值得让人主降低身份接受邀请的。僧人诡诈，想邀请到万乘之尊来迷惑远近的百姓。再说，沿途山路狭窄奇险，不利于侍卫，这也不是万乘之尊的陛下所应当去的啊!”武则天当时没有答应狄仁杰的请求，照计划起程了。一路上，武则天越想越觉得狄仁杰的话有道理，此时队伍已走过了一半的路程，武则天还是命令队伍返回原驻地，并对左右大臣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成全我正直之臣的正气。”

同年，武则天计划再次要建造大佛像，以便借助佛教巩固她的统治。工程花费巨大，府库的财力不足，武则天准备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施一个铜钱，作为助修费用。狄仁杰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措施，于是上疏劝谏说：“为政之本，必先人事。现在有的佛寺比天子的宫殿还要华丽堂皇，但这些建筑，鬼神既不能建造，僧尼又不参加劳动，人力物力最终还是由老百姓来负担。百姓们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除了官府的赋税外，僧尼们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勒索老百姓，有的甚至比官府还要厉害，以致于老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不得不放弃生产，去做僧尼，现在僧尼已经达到了好几万人，使得从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吃闲饭的人却越来越多，百姓的负担也就随之越来越重。游方和尚又以佛法为借口，到处欺骗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乡村修建经坊，在城里也盖起精美豪华的馆舍。他们为佛寺集资化缘的急切程度，超过了官府征收赋税;僧尼们做法事的规程的严格程度，甚至要超过皇帝所颁发的制书敕令。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心里就十分忧虑不安。相当年，如来佛祖创立佛教，就是以大慈大悲为宗，并不为追求奢华使百姓民不聊生。陛下既然敬重佛教，就更应当以慈悲为怀，节省百姓的人力财力。请陛下下诏立即停止此役。”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奏章，很受感动，对狄仁杰说：“你既然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不听从你的教诲呢?”于是，令停止修建佛像。

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武则天对狄仁杰最为推重和信任，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性格刚直，习惯于直言进谏，武则天一般都能屈己而采纳他的建议。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到郊外游览，途中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狄仁杰的头巾被大风吹落在地，坐骑也因为受惊，狂奔起来。

武则天忙令太子李显追逐惊马;自己亲自拾起狄仁杰的头巾，让狄仁杰戴好。

久视元年(700)，狄仁杰76岁，因年老多病多次向武则天提出告老还乡，但武皇却未答应。武则天对年老多病的狄仁杰百般照顾，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免除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且说：“每次看到国老下拜的时候，我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心里会很不安。”武则天还免去了狄仁杰在宫中的宿值，并告诉狄仁杰的同僚们说：“如果不是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麻烦国老。”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尊崇和礼遇，不枉狄仁杰对武则天事主尽忠的一片真心。

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因病与世长辞。武则天闻讯后，悲痛不已，为狄仁杰举哀，停止上朝三天，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后中宗即位，追赠为司空，睿宗时又封为梁国公。

拉尔·贝哈里·戴

拉尔·贝哈里·戴（Lal Behari Day 1824年12月18日—1894年10月28日）印度作家和记者，他皈依了基督教，并自己成为了一名基督教传教士。

拉尔·贝哈里·德伊于1824年12月18日出生在加尔各答附近的森纳帕拉西，属于孟加拉邦苏瓦纳·班尼克（Suvarna Banik）种姓家庭。他的父亲拉达卡南塔·德伊·蒙达尔是加尔各答的一个小票经纪人。他在乡村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后，与父亲一起来到加尔各答，并被亚历山大·杜夫牧师（Reverend Alexander Duff）的通用教会学院（General Assembly Institution）录取，在那里学习了从1834年到1844年。（杜夫学院现在是苏格兰教会学院；他是杜夫接收的首批五名学生之一。）在杜夫的指导下，他于1843年7月2日正式皈依基督教。1842年，在他受洗的一年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印度教信仰的谬误》的小册子，并因该书赢得了当地基督教团体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从1855年到1867年，拉尔·贝哈里是一名苏格兰自由教会传教士和牧师。从1867年到1889年，他在贝拉姆布尔和胡格利的政府管理学院担任英语教授。在他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他曾在几所教堂任职，并于1867年加入贝拉姆布尔学院担任校长。后来，他成为加尔各答大学胡格利莫辛学院的英语和精神与道德哲学教授，并从1872年一直担任该职务至1888年。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亲英的印度政权的支持者，他反对统治阶级对土著居民实行任何歧视。

拉尔贝哈里·德伊以对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深厚知识而闻名。在布尔丹工作的期间，他密切地观察了农村生活，并将这一经验应用于《孟加拉农民生活》（1874年）一书中。当时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已经恶化，孟加拉各地都有农民的不满情绪。《孟加拉农民生活》解释了这种状况的原因。拉尔贝哈里反对“札明达里”制度，他可能是第一个调查并报告在永久定居制度下被剥削阶级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人。他的同时代人班基姆·钱德拉·查托帕迪亚、佩里·钱德·米特拉和迪纳班杜·米特拉也强烈地写了关于农民和被剥削阶级问题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对1880年的租金委员会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著名的1885年孟加拉佃农法的颁布，该法案被誉为孟加拉农民权利的《大宪章》。

拉尔贝哈里牧师还写了两部小说，《恰拉姆库希》（1859年）和《戈温达·萨曼塔》，这两部小说描绘了在札因迪里制度下农民所遭受的苦难。1874年，他的《戈温达·萨曼塔》获得了乔伊·基森·穆克杰爵士提供的500卢比的奖项，乔伊·基森·穆克杰爵士是孟加拉最开明的地主之一，该奖项是颁发给“用孟加拉语或英语撰写的最佳小说，描绘了‘孟加拉农村人口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作品。

拉尔·贝哈里·戴可能是第一位收集孟加拉民间故事的学者，他编纂了《孟加拉民间故事集》（1875年）。这部学术著作在整理乡村孟加拉的文化遗产方面开创了先河。这部汇编不仅保存了本有可能失传的民间故事，还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拉尔贝哈里也是孟加拉语教育和本土语言教育的坚定拥护者。他在自己创办并编辑的半月刊《阿鲁诺达亚》（1875年创刊）上发表了关于教育在本土语言中的重要性的文章。这些观点受到了亨特委员会（1882年）的重视，该委员会是为在贫困阶层中普及教育而设立的教育委员会。

他还是三本英文杂志的编辑，分别是《印度改革者》（1861年）、《星期六评论》（1866年）和《孟加拉杂志》（1872年）。除了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外，拉尔·比哈里还为《加尔各答评论》和《印度爱国者》杂志撰稿。他是贝登协会和孟加拉社会科学协会等许多协会的成员。他于1877年被授予加尔各答大学院士称号。拉尔·贝哈里·戴伊于1894年10月28日逝世，地点是加尔各答。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后入英国籍。1908～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航空工程。1912～1913年在剑桥从学于B·罗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军中服役并被俘。1920～1926年曾在维也纳附近从事乡村小学教师等职业。1926～1928年在维也纳期间,与M·石里克、F·韦斯曼等人有交往。1929年回到剑桥大学,同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成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并在G·E·摩尔的赞助下任该校哲学讲师,1939年接替摩尔的教授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动离开讲坛到医院服役。1944年再次回到剑桥。1947年未到退休年龄就辞去教授职务。此后,在爱尔兰乡村专门从事哲学研究。1951年4月29日在剑桥去世。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1922)、《哲学研究》(1953)、《关于数理基础的意见》(1956)、《蓝皮书和褐皮书》(1958)、《1914～1916年的笔记》(1961)、《论确定性》(1969)、《哲学语法》(1974)、《关于颜色的意见》(1977)、《心理哲学评述》(第1卷,1980)等。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即反对“形而上学”。他认为,传统哲学充满无意义的假命题,充满无法证实和无法分析的抽象命题,传统哲学所说的都是不应当说的、无意义的话,是“形而上学”,应当抛弃。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前期哲学思想属逻辑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论》一书,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形象化的能力,语言是人类用来表现事物的一种形象,语言就是世界的图象,就是事实的图象,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学说,他用这个学说回答语句为何能表述实在世界中的事实,并回答关于命题的性质问题。在他看来,图象反映命题与事实、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本质,同时也反映命题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在其后的哲学思想中,抛弃了图象说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逻辑原子论,代之以语言游戏论。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用“游戏”作为考察语言的模型。认为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也就是用语言做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早期,不信任日常语言,认为它不准确,容易造成混乱。他试图用“理想语言”代替日常语言。而在其哲学研究的后期,他为日常语言辩护,认为只要坚持日常语言的日常用法,就可以消除语言造成的混乱。并且认为,哲学的任务正是在于描述语言的日常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体现了他的重视日常语言的立场。该学说分析了人们的日常语言活动,论述了日常语言的约定性、系统性、灵活性、多样性、家庭相似性和日用性。同时,又根据语言的这些性质,着重从语言的功能和使用,论述了语言的意义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有决定性影响。他的后期哲学对日常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有较大影响。

汤用彤

汤用彤（1893年6月21日—1964年5月2日），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县。著名哲学家、佛教史学家和研究印度宗教、哲学的专家。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校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后留校,出任国文教师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并与陈寅恪同时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接受了美国思想家、哈佛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2年毕业,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其间还参加了 《学衡》 杂志的编务,积极为该杂志撰稿,成为 《学衡》 派的重要成员。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在北大执教30余年,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等。他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而且与胡适等老一辈学者一起为北大的学科及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由于他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外国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训练,而且又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明能持 “同情” 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国外均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一生抱定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的为学宗旨。他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初版于1938年,不仅对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形成巨大冲击,而且被认为极大地增强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为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 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既是对全盘西化的批判,也是对国粹派的否定。他认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后,其结果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成分,因而有所变化、发展: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本土原来文化才能在本土文化中扎根并发生持久影响。汤用彤强调,在冲突、调和、融会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决不至于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方向。他本着 “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 的治学态度,精考事实,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的文化研究、讨论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李侗

李侗（1093年-1163年），南宋理学家。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因剑浦曾名延平，故世称延平先生。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八年，卒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幼习举子业，后师事同郡学者罗从彦，从其学《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得二程理学思想。一生绝意仕进，退而屏居，谢绝世故，虽简瓢屡空，而怡然自得。惟以教授门徒为务。朱熹、罗博文、刘嘉皆出其门下。与杨时、罗从彦合称为“南剑三先生”。卒后，追谥文靖。其学“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李先生行状》)，又以静坐存养为要：“李先生(侗)意，祇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象学案·附录》)。在哲学上，发挥程氏天理思想，以“太极”或“理”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理即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祇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祇是此理一贯也。”(《李延平集》卷二)又称：“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处，又浑同祇是此理”(同上)。由此而结论为：“在天地祇是理也”(同上)。提出“气化流行”之说，认为宇宙万物皆禀气而生，表现在人心称作性，表现在自然界称作理： “天地间祇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其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延平答问》)此说已涵蕴“性即理”的意义。提倡“理一分殊”之说，并用之解释儒同佛、道之间的差别，“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引自赵师夏《跋延平答问》)。认为“理一分殊”是儒家独有的理论主张，它体现了“儒者气象”。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祇有灭绝人欲，才能保存天理：“私欲沈，天理见，则知仁矣”，“仁祇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李延平集》卷二)。断言“存天理，灭人欲”乃学问的主要内容，指出学者因受私欲所蔽，故不能有效地进德：“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同上)。由此而提倡静坐的工夫，认为通过静坐，才能退私欲，见天理，使心体明静通彻：“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与刘平甫书》)“所谓静坐，祇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始出，心下愈明静矣。”(《李延平集》卷三)肯定孟子的性善主张：“天下之理，无异道也；天下之人，无异性也。性惟不可见，孟子始以 ‘善’ 形之。”(《延平答问》)据此而提出存心之说，认为人先天具有善的“良心”，为学之要在于排除外物的牵累而使之不至丧失：“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常有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著力，正是学者之要。”(同上)其理学主张，旨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分，试图挽救当时的“三纲不振，义利不分”及“人心雅僻，不堪任用”，而使“主势日孤”(见《宋史·李侗传》)的情况。李侗之学源出于洛学，为二程三传弟子，在由二程到朱熹的思想传承上，他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著作今传有《李延平集》 四卷，由朱熹编成。

余冠英

余冠英（1906年5月16日-1995年9月2日），当代中国文学史家。原籍江苏省松江县;6岁时迁居扬州。192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8中学(后改名为扬州中学),曾任扬州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会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起初学历史,后改为中国文学。1931年本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抗日战争时期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后转任文学院教授。自1940年9月起,主编《国文月刊》历5年之久,该刊物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影响。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仍任原职。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1985年退休,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此外,曾任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6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

余冠英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有独创的见解。他指出,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即曹植、王粲的时代;一是天宝到元和,即是杜甫、白居易的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之中,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基于对诗歌史的精湛认识,余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乐府诗的研究,并由此而对汉魏以来的诗歌也有深刻的研究。他曾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等课程,并发表了不少有新颖见解的研究心得,或分析乐府诗的形式特征,或诠释词句,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这方面的论文大多辑集于《汉魏六朝诗论丛》一书之中。

长期以来,余冠英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从事古典诗歌的选注工作,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具的眼力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去芜存菁的选择鉴别。他的选本注释,一方面对前人的旧说作了科学的整理吸收,显示出深博的功力;另一方面又在篇义解说和词句注释上有许多精辟的创见。因此他的选本不仅以其选目精萃、注释稳妥使古典诗歌爱好者受益,而且以其学术性、科学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成果主要有:《乐府诗选》、《诗经选》、《诗经选译》(1979年再版时与《诗经选》合并)、《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等。

长期以来,余冠英还作了大量科研组织工作,主持参予了不少集体研究项目。他作为总负责人兼上古至隋段的主持人,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3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又主持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还参加整理校点《乐府诗集》。

刘鹗

刘鹗（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1909年8月23日去世于新疆迪化。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通才”。他创作了《老残游记》，被称之为“文学家”，因为他拓印第一部甲骨文字的《铁云藏龟》，被称为“古文字研究家”，又因为他引进外资，创办实业，而被人称为“实业家”。他所著《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又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

清文宗(奕詝)咸丰七年，丁巳(1857)，九月初一日，生于江苏六合。父刘成忠，时年四十，为记名御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于上年爆发。 咸丰九年，已未(1859)，三岁。八月刘成忠任顺天乡试监试官。随父去北京。

咸丰十年，庚申(1860)，四岁。从二姐素琴识字，诵《唐诗三百首》。九、十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十二月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五岁。刘成忠任河南汝宁府知府。 随父至汝宁。

同治三年，甲子(1864)。八岁。从赵君举读。

同治四年，乙丑(1865)，九岁。刘成忠调任开封知府，旋调归德，随任。

同治六年，丁卯(1867)，十一岁，李鸿章任湖广总督。

同治八年，己巳(1869)，十三岁。刘成忠勘贾鲁河，命人仿造欧式水车。

同治十年，辛未(1871)，十五岁。刘成忠调任河南南汝光道。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十七岁。娶妻王氏。在河南游历，广泛结交人才。

清德宗(载湉)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九岁。十月初四刘成忠被赏布政使衔。

光绪二年，丙子(1876)，二十岁。春天回淮安，五月游苏州。八月赴南京乡试，落第回淮安专心研究经世之学。

至扬州，谒见太谷学派李光昕。嗣子大章生，兄渭清第三子。

光绪三年，丁丑(1877)，二十一岁。刘成忠告病辞官回淮安。长女儒珍生。

光绪四年，戊寅(1878)，二十二岁。娶侧室衡氏。

光绪五年，己卯(1879)二十三岁。研究算学、测量、绘图等。曾一度外出，岁暮方归，地点不详。

光绪六年，庚辰(1880)，二十四岁。去扬州与毛庆蕃一起，拜从太谷学派李光昕为师。

光绪七年，辛巳(1881)，二十五岁。在扬州读书。次子大黼生。八、九月因父病回淮安。三月慈安死。

光绪八年，壬午(1882)，二十六岁。与太谷门人黄葆年、蒋文田订交。

光绪九年，癸未(1883)，二十七岁。二女佛宝生。

光绪十年，甲申(1884)，二十八岁。十月父刘成忠卒，享年六十六岁。在淮安南市桥开烟草店，年底倒闭。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二十九岁。在扬州挂牌行医。第三子大缙生。从李光昕读书。李光昕卒。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三十岁。送妾衡氏回淮安。赴宁考试未终场，去六合探亲。在镇江娶第二妾茅氏。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十一岁。在上海开设石昌书局，为中国石印之始。来往于淮安、上海、南京之间。四子大绅（字季缨）生。八月黄河南岸郑州之下汛十堡处决口三百余丈，全河断流，下游大水成灾。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三十二岁。二月刻刘成忠遗稿《因斋诗存》。石昌书局停办，回淮安。赴郑州投效河工，冬黄河河堤合龙，让功与兄渭清。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十三岁。任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撰写治河文论，疑即《治河五说》或其草稿。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三十四岁。《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成。因张曜檄调，任黄河下游提调。着《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撰《治河七说》。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三十五岁。自淮安接家眷至济南。访东昌杨氏海源阁藏书，未得见。七月张曜死在山东任上，福润继任山东巡抚。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三十六岁。福润保荐赴北京总理衙门考试，不合例，未试而归。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三十七岁。八月，妻王氏病殁。同月女龙宝生。九月，母朱太夫人卒，由济南回淮安料理母丧。《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出版。

光绪廿年，甲午(1894)，三十八岁。春赴济南接眷回淮安。与罗振玉初次见面，订交。秋去湖北，原因待考。福润再次保荐。七月中日战争爆发。福润调任安徽巡抚，李秉衡继任山东巡抚。十一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光绪廿一年，乙未(1895)，三十九岁。延罗振玉为西席，教授本家子侄。因福润再次保荐，冬赴北京总理衙门考试，得以知府任用。上书自请承办芦汉铁路。岁尾接家眷去北京。岁暮，回济南度岁。三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康有为公车上书。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新闻》(初名《万国公报》)报纸。八月帝党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九月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十一月康有为在沪办《强学报》。十二月清政府封禁北京的“强学会”。毓贤任山东党、沂、曹、济道员。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再次奏请建造芦汉铁路。

光绪廿二年，丙申(1896)，四十岁。正月由济南回京，二三月回南。录定《芬陀利室存稿》。纳妾王氏。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罗振玉等见面，并有诗唱和。应张之洞召，赴武汉议筑芦汉铁路，未果而返。冬通过王文韶，上书请筑津镇铁路。三月李鸿章出使欧洲，与沙俄订“中俄密约”，与比利时国王商淡借款筑芦汉铁路。七月汪康年在沪创办《时务报》，请梁启超为主笔。八月中俄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毓贤任山东按察使。美中合办门头沟煤矿，此为外资入侵中国矿业之始。盛宣怀接办汉阳炼铁厂、芦汉铁路。伦敦福公司在北京设办事处。

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四十一岁。为办山西矿，三赴太原。四月，五子大经生。应聘为山西福公司华人经理。三月江标、唐才常等在湖南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为《强学报》。四月中、比议定“芦汉铁路借款合同”。九月长沙成立“时务学堂”，梁启超受聘为讲席。

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四十二岁。因山西矿事遭弹劾回北京。三月至四月，三次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活动。参与福公司在河南的矿事活动。

光绪廿五年，已亥(1899)，四十三岁。议筑芦汉铁路支线泽浦铁路。二月毓贤任山东巡抚。十一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杀义和团领袖朱红灯、本明和尚。殷墟龟板甲骨出土。清与英、德签订“津镇铁路借款合同”。

光绪廿六年，庚子(1900)，四十四岁。由北京南归，春游普陀。三月，六子大纶生。夏历四月娶郑氏女安香为继室。五月全眷回南，暂住上海。六月在沪办“五层楼商场”。清政府刚毅因福公司事参奏通洋，请就地正法，因居沪得免于难。八月北上天津，再至北京，办赈济。掩护沈荩。

光绪廿七年，辛丑(1901)，四十五岁。继续在北京办理赈济。二月助王伯弓筹办“东文学社”。入股冯恕的公慎书局。资助罗振玉办《教育世界》。收购文物。议办北京自来水公司。

光绪廿八年，壬寅（1902），四十六岁。为河南豫丰公司拟矿路章程。与郑永昌合办海北精盐公司。为梁启超所译《十五小豪杰传》题签。四月与太谷学派门弟自在上海愚园集会。泽浦铁路动工。与程文炳等合购浦口九濮洲地。十一月向福公司交代所有业务。是年频繁来往于京、津、沪、宁、塘沽等地。

光绪廿九年，癸卯(1903)，四十七岁。全家南归，住上海。六月至十一月，撰《老残游记》第一回至第十四回。九月《铁云藏龟》印成。为浙江矿事，在报刊发表文章进行辩论。闰五月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一事，遭逮捕。六月被杖杀于刑部大堂。六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被逮捕。连梦青因沈荩一案受到株连，避祸至上海。原管学大臣改名为学务大臣。

光绪卅年，甲辰(1904)，四十八岁。正月《铁云藏匋·附泥封》印成。手拓《铁云藏印》、《铁云藏货》。刊行张瑞珊的《十—弦馆琴谱》，并为之撰序。

光绪卅一年，乙巳(1905)，四十九岁。二月泽浦铁路道清段完工。印太谷学派周谷，李光昕、张积中等人墨迹。取得浦口九濮洲地执照。在沪办织布厂。为《天津日日新闻》购买新机器。九月开始续撰《老残游记》十一回、十五至二十回。托乔树楠推荐罗振玉入学务处。三月毛庆蕃调永定河道。十一月任直隶藩司。七月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由湘、鄂、粤三省筹款公筑。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

光绪卅二年，丙午(1906)，五十岁。春、秋两度去日本，秋天返国时途经朝鲜。秋撰《老残游记·自序》。撰《老残游记·外编》。经营之实业，是年大部份失败。三月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命名为京汉铁路。周馥调任闽浙总督，旋调两广总督。端方任两江总督。世续入军机处。清政府设学部，罗振玉任二等咨议官。

光绪卅三年，丁未(1907)，五十—岁。在京、津重议自来水、电车、电灯等实业，均未成。撰《老残游记·二集》，七月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为浦口地事，袁世凯曾密令逮捕，得奕匡助，暂缓。曾去汉口，原因待考。

光绪卅四年，戊申(1908)，五十二岁。正月清廷上谕将刘鹗革职永不叙用。在南京组织“三洲地皮公司”。六月二十日在南京被捕，旋流放新疆。十二月中旬抵新疆迪化。十月载湉、慈禧死。毛庆蕃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印。

清溥仪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十三岁。正月开始撰写《人寿安和集》。七月初八日中风，当天逝世。遗体运回淮安，次年安葬于淮安东南曹围。

文学作品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着。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

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间，共有14回，今残存9回。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发表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6回的单行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收录了后3回。续集前6回，虽然也有对官僚子弟肆意蹂躏妇女恶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过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的恋爱故事及其内心深入细微的思想活动，以及赤龙子的言谈行径，宣传了体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则是描写老残游地狱，以寓其惩恶劝善之旨。

刘鹗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着有天算着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着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着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着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杰出贡献

刘鹗，原名梦鹏， 
他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早年科场不利，曾行医和经商。

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着，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他充军新疆，次年死于乌鲁木齐。刘鹗生当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对革命，同时也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他认为当时“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给黄葆年的信）。

刘鹗要求澄清吏治，反对“苛政扰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他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损于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谪，目为汉□”。

刘鹗信奉太谷学派，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一事不合龙川（李光□）之法”，“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残游记》中借□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以为宋儒理学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处世接物上倡导以人情为根据，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认为儒、释、道三教？。他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该派的“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推黄“以教天下为己任”，而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物评价

刘鹗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晚清时代。晚清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又是中华民族充满灾难忧患的时期，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吏家庭的知识分子，刘鹗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实业救国的梦想中，他学问驳杂，精通数学、医学、水利，他做过医生，搞过实业，并先后在河道总督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处做幕宾，帮办治黄工程。因治黄有功，刘鹗声誉鹊起，被保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候用。他有感于国势衰微，向朝廷提出了借外资举办实业的主张，被顽固派诟病指为汉奸。满腔爱国热忱却迭遭保守势力攻击，且目睹朝廷腐败无能，刘鹗不禁心灰意冷，遂弃官悟佛，游历各地，体察民情，为民治病。

刘鹗晚年被清政府流放新疆迪化，他的收藏和著作散失了许多。因此刘鹗的著作内容、数量虽有种种传说，却无人能见其全豹。正由于资料缺乏，百年来对刘鹗的讨论从未终止过，对他的评价达数十种之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盖棺”时也没有“论定”。刘鹗在学术上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从《要药分剂补正》与《要药分剂》两部书中可以发现刘鹗的这一特点。同时他又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从不把别人的成就据为己有，在他的书中凡是引用前人的材料他都一一说明。在学术与艺术上，刘鹗又是个慷慨的人，在他有新的发现后，没有因“奇货”而秘不示人，而是采用“以公同好”的方法公布于众。

晚年生活

刘鹗，字铁云，别号洪都百炼生，虽出身官宦之家，却旷达放浪不拘礼法，无意于科举博取功名。庚子国变，刘鹗携资北上，以贱价从沙俄手中购得太仓储粟以赈灾民，不料却被仇家诬陷弹劾为私售仓粟，1908年刘鹗被清廷流放新疆，谪居迪化（今乌鲁木齐）。到迪化后，刘鹗自投西门里的一座城隍庙作为栖身之所，当时住在庙里的人大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他们白天上街乞讨，晚上回庙住宿。刘鹗虽然落魄到此，但他终究是个做过官且有文章传世的斯文之人，不便沿街乞讨。这时恰好城隍庙里有一寄宿道士，人称“刘长腿”，此人精于医道，来庙求医者络绎不绝。他见刘鹗也懂医学，便邀请刘鹗帮忙，二人共同切磋医术，一起诊断一些疑难杂症，如此一来二去，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他们轮流上山采药，轮流在庙应诊，倒也相得益彰。

刘鹗非常佩服“刘长腿”的为人，曾专门为其题诗一首：“道人居市不居山，治病救人岂等闲。凭得阳春两只脚，一生九度玉门关。”不久刘道士应朋友之邀投奔山西五台山，后在庙中坐化。此后刘鹗就独自在城隍庙应诊，他本来就通达医学且又在内地游医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且收费低廉，对贫穷患者有时还分文不取，所以很快便誉满全城。迪化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城隍庙里住着一位“菩萨大夫”，便慕名前来就诊，病人的信任和需要，对于“负罪”谪戍边疆的刘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在迪化期间，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可惜现已大多失传。他在城隍庙居住的房门上自书一副海瑞所撰对联，上联是：“人莫心高，自有生成造化；”下联为：“事由前定，何须巧用机关。”这副对联既反映了刘鹗深恶官场腐败的心情，又展示了其悟入佛门的思想，一时间风靡迪化全城。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令人叹为观止：“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风深巷卖花声。” 
1909年7月，这位在风尘中潦倒一生的文人，于贫病交加中逝于新疆迪化，终年52岁。

寇凖

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北宋大臣。政治家、文学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后三年,移大名府成安军,三迁至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见称旨,给纸笔试于禁中,授右正言,充三司度支推官。擢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淳化元年,授左谏议大夫、充枢密副使,改同知枢密院事。出知青州。明年,召赴阙,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给事中,助太宗立皇太子。二年,出知邓州。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元年,移知河阳军,改知同州。三年,徙凤翔府。五年五月,诏赴行在,转刑曹,权知开封府。六年六月,迁兵部,充三司使。景德元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十一月,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澶渊之盟后,寇准罢相,进刑部尚书、知陕府。大中祥符初,扈从真宗东封,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改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院使。八年四月,罢政,行邓州刺史,充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兴军。天禧元年,徙襄州。三年,诏赴京,特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真宗得风疾,准请太子监国,黜丁谓、钱惟演,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四年,降太常卿,知相州,移安州。行至枣阳,贬道州司马。乾兴元年二月,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闰九月,改衡州司马,未受命而以疾终于贬所,年六十三。没后十一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愍。寇准笃学喜属文,其诗宗尚晚唐,“曲尽风雅,藻思宏逸,峻格高远”(范雍《忠愍公诗序》)。任巴东县令时,尝赋《春日登楼怀归》诗,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句,化用唐韦应物诗语,妥帖自然,清新俊逸,为诗家所赏,人呼之为“寇巴东”(《湘山野录》卷上)。其咏吟江南风光之诗,如“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江南春》),“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余妍,因书一绝》),也都诗思凄惋,情意深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其馀如《送人》、《春日书怀》、《水村即事》、《南浦》诸诗均为脍炙人口之作。词均为小令,辞藻清丽,体制高妙,有花间词派气象(《词洁辑评》卷一)。《踏莎行》(春色将阑),借闺情抒写忧郁之思,意致深沉,与古人美人香草之意合(《蓼园词评·梅花引》)。其《点绛唇》(小陌轻寒),陈廷绰以为“遣词凄艳,姿态甚饶,自是北宋人手笔”(《白雨斋词话》卷七);《阳关引》(寒草烟光阔),化用王维诗语入词,沈际飞以为“语语悲壮”,当为送别词第一(《草堂诗馀》正集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有《巴东集》三卷,为准知巴东县时所作,收诗百馀首。范雍又集其诗二百馀首,编为《寇忠愍公集》三卷,刻于道州。今存《寇忠愍公诗集》,宋刊数种失传,今有明嘉靖四年刊本、清吴调元辨义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及若干清钞本等。《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录其词一首。《全宋诗》卷八九至九二录其诗四卷。《全宋文》卷一八二收其文九篇。事迹见孙抃《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二)、《宋史》卷二八一本传。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有王晓波编《寇准年谱》。

卢梭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贫穷的钟表匠家庭。卢梭刚出生几天,他的母亲苏萨娜·贝纳尔就去世了。对此,卢梭悲痛地说:“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见《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页)10岁时,卢梭父亲因与法国一陆军上尉发生纠纷而被迫逃离日内瓦。父亲走后,舅父贝纳尔做了他的监护人,将他送到一位牧师家住了两年,学习拉丁文。从12岁时开始,他不得不独立谋生,先后当过手艺学徒、仆人、伙计和随从,受尽了人生的艰难和凌辱。后来,他经过勤奋自学,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定居巴黎。在这时期,他同一位贫穷善良的客店女仆勒娃瑟尔结婚,由于生活的贫困,他们把五个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这给他造成了终生的痛苦和自责。在巴黎,卢梭结识了激进的青年狄德罗以及许多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并阅读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1749年。卢梭经历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一次,他去克桑尼城堡看望被关押的好友狄德罗。途中看到茅戍科学院《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的征文题目,一时有感写了《论科学和艺术》一文,文中卢梭大胆发挥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谴责了法国封建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在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出现的腐朽与堕落的文明。1750年7月此文获得科学院的第一名奖。由此,卢梭大获声誉,立时成为政治论坛上的著名人物。1755年他又应征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虽然没有获奖,但他在法国学术界更加引人注目了。1761年至1762年卢梭先后发表了三部著作:《新哀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和《爱弥儿》。通过这三部著作更深入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教育、宗教和伦理思想。但是,这些包含着新的世界观和成为革命派的“圣经”著作,却激怒了官方和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和教会下令把《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列为禁书;法国政府发布了逮捕令,卢梭逃到普鲁士属下的纳沙秦尔。巴黎教会宣布卢梭“是上帝和人们的敌人”,煽动舆论,挑起对卢梭的憎恶和攻击。1766年,受尽凌辱和困苦的卢梭抱病到了英国,不久他的精神受到过度的刺激,表现失常,改名易姓跑回法国。回到法国后,卢梭断断续续地写回忆录,有的收在《对话录》中,有的收在他去世前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最集中的就是他的《忏悔录》。卢梭晚年生活是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的,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宁肯以抄写乐谱为生也不接受皇室的佣金和权贵的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