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

胡兰成（1906年2月28日－1981年7月25日），中国现代作家，嵊县人。1906年2月28日生。早年先后就读于嵊县芝山小学、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绍兴第五中学、杭州蕙兰中学。1923年在蕙兰中学读四年级时,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回到老家胡村任小学教师。1926年春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9月进燕京大学任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1930年进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1931年初转到萧山湘湖师范任教。1932年秋由旧识崔真吾介绍,到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教书一年。1933年至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两年。1935年转至柳州省立第四中学。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邀请,创办《柳州日报》。两广事变爆发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33天。1937年初经白崇禧批准释放回原籍。4月被上海《中华日报》聘为主笔。1938年初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12月19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日本军阀近卫声明,于12月30日发表艳电。1939年5月初离开香港,追随汪精卫到上海。8月底汪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成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宣传部政务次长,仍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同年夏辞去《中华日报》总主笔兼职。1941年2月28日脱离《中华日报》,任《国民新闻》总主笔。1942年春任汪伪行政院法制局长。1943年春法制局撤销,改任伪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于9月初从武汉逃往南京,稍后离开南京到上海。后在浙江杭州、诸暨、金华、丽水、温州等地隐匿。1950年潜逃香港,逃脱了惩处。1951年春迁居日本。1974年5月赴台湾,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75年9月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在舆论压力下,同年10月起停止在“中国文化学院”上课。1976年1月底回到日本。1981年7月25日在日本去世。1991年台湾出版《胡兰成全集》(9册)。胡兰成自与佘爱珍结合后的三四年间，胡兰成写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为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主要作品：《西江上》、《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战难，和亦不易》、《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与风景》、《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 、《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建国新书》、《经书新语》、《寄日本人》、《心经随喜》、《自然学》、《天人之际》等。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40年最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

1809年1月,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城郊一个破产的小资产者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祖辈以农为生;据蒲鲁东自己说,他的14代祖先“都是庄稼汉”。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曾开设一家制桶小店铺,并经营过小啤酒店。因生意清淡,店铺倒闭,家中仅有的少量土地也被卖光还债。破产之后,12岁的蒲鲁东便在贝桑松一家旅店当伙计,后来又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

蒲鲁东未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少年时代,他虽然在亲友的接济下得以在一所学校里读了几年书,但很快就失学了。他主要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据蒲鲁东看来,“知识意味着统治”,“科学就是财富和资本”。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智慧,为的是登上幸福者的行列。

1831年,蒲鲁东离开贝桑松,外出谋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辗转于巴黎、里昂、马赛、土伦等地,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只得又回到贝桑松。1836年,他设法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来维持生计。但由于资金不足,经营无方,这个小印刷所在几年后就倒闭了。后来,蒲鲁东在回忆以往的遭遇时,说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小鸟,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找不到一丛绿枝掩庇我的巢窝”。

蒲鲁东在经营印刷所的同时,涉猎了语言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著作,并开始著书立说。他想扬名于世,充当未来的“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1837年,他写出一本“幼稚著作”——《论通用文法》,获得贝桑松大学的奖金。商场失利,文坛得意。他拿了这笔奖金之后,一时踌躇满志,于1840年来到巴黎。

蒲鲁东于1843年暂时离开巴黎,到里昂一家船舶航运公司任办事员,但经常为公司办理业务而来往于里昂与巴黎这两大城市之间。从1847年初起,蒲鲁东就在巴黎定居。1849年12月,已经上了40岁的蒲鲁东同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平民女儿结婚。他之所以愿意同这个女子结婚,因为在他看来,女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到社会上去谋求工作,而是在家当厨娘,操劳家务。

1840年他写出了《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获得一点声誉。在这一著作中,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了大私有制;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他说:“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是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发现。“这样的话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

尽管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对大私有制进行了抨击,把这本书看成是一鸣惊人之作,但马克思却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蒲鲁东在写这本书时,暴露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贫乏。他不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关系来探讨财产关系,而只是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早年的这本著作,还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继《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之后,蒲鲁东还写了许多论著:《贫困的哲学》(1846)、《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一个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58)、《战争与和平》(1861)、《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4),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他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的方面”。他主张阶级调和,不赞成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蒲鲁东来到巴黎之后,结识了荟萃在巴黎的一些著名人物。但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以前,他对于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1844年冬,蒲鲁东同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相识。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曾写信给蒲鲁东,要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蒲鲁东对此加以拒绝,并声称不赞成共产主义运动。

在欧洲近代史上,蒲鲁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而著称的;他和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同巴枯宁结识,对巴枯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蒲鲁东不仅公开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互助主义”。他写道: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守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

他认为根据互助主义原则,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所组成,社会各成员之间自愿而又公平合理地实行产品等价交换;这种通过等价交换而在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契约”、自愿协商的关系,就使得强制性的政权不必存在,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消亡。

普鲁东还认为,人们维持平等的自由联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义的和唯一真实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形式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具有最高度完善性的社会存在于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结合中”。“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一天天在接近着的政治形式”。他把无政府状态看成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能尊重所有人的意志,能使所有的人“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主张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都能绝对自由。他反对任何国家,说国家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政党,打倒政府”。他认为只有无政府状态才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共和国”,在这里“人的自由是无限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动幻想。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给工人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不仅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

蒲鲁东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48年革命前夕,他赞同法国基佐政府的一些施政方针。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担任过《人民代表报》、《人民之声报》的主编。同年6月,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增选议员代表,他当选为议员,一时跻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列。1849年,他因反对当时窃踞法国总统职位的路易·波拿巴而被捕下狱(1852年出狱),但他在狱中却上书路易·波拿巴,向波拿巴献策,幻想依靠波拿巴来实施自己的改良主义计划。他在出狱前后所写的一些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阶级调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成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蒲鲁东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曾遭受过破产和失业之苦,因而对陷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小资产者表示同情,幻想恢复和维持小生产者的原有经济地位。但是,蒲鲁东试图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和弊端,然后将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地改造成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渴求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

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是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在蒲鲁东看来,一方面,“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即富者剥削穷者,使小生产者可能遭到破产;另一方面,私有制给予个人以独立和自由,能使小生产者发财致富。他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说小私有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初前提”和“进步的泉源”。所以,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认为“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主动力,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促进者和保管者”,彼此不应该有矛盾和斗争,而应当互相调和,“携手合作”。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充分暴露了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蒲鲁东还制订出具体的社会改良方案,亲身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活动。1848年,他试图用建立“交换银行”的办法,来改组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他规定这种交换银行的任务,是直接接受生产劳动者的一切产品,公平地确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并向生产者发给标明这种产品的一种证券书,作为劳动货币。持有这种证券书的生产者,可以向同一银行购买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通过这种办法,蒲鲁东认为可以使小生产者免受剥削,不致遭到破产、贫困的厄运;使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永世长存,使“公平合理”的交换制度也永世存在。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平等”和“幸福”,就会出现小生产者所渴望的“理想社会”。

1849年1月,蒲鲁东在报上发表了建立所谓“人民银行”(交换银行)的声明,并公布了“人民银行”的章程。他说:“我创办这个企业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我要改变社会的基础,转动文明的轴心”。他在筹建这个交换银行的同时,提出了信用改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交换银行不仅是劳动产品交换场所,而且是信贷机构,对小生产者和工人实行长期“无息贷款”。蒲鲁东认为,这将使一切小生产者和工人群众免遭货币的奴役,使他们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从而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平衡;这样一来,就可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就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蒲鲁东的这套改良主义方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试图筹建的交换银行和交换市场,是建立在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基础上的,是同社会生产脱节的。马克思对他的这套改良主义计划给予无情的讽刺,指出“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蒲鲁东“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

事实上,蒲鲁东所筹建的“人民银行”一方面因资金不足,同时也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反对,所以并未正式营业,就中途夭折。蒲鲁东并不因此就放弃他的改良主义计划。1855年,在巴黎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蒲鲁东又试图在这博览会附近建立起他所念念不忘的“交换市场”,来试验他的改良主义方案。但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

1858年,蒲鲁东写了《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真正的平民人道主义,即工人人道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这本书中抨击了天主教会,揭露了教会的愚昧、专横;否认上帝,批评了“上帝感召”的思想,因而被判三年徒刑。于是,他立即逃出法国,流亡到比利时,直到1861年返回法国。

在西欧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六十年代,蒲鲁东站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1864年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蒲鲁东进行政治投机,混入第一国际。他力图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传播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宣扬他的机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国际早期,蒲鲁东主义不是颇有影响的。蒲鲁东主义不但在法国,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度里广为流传;在这些国家里,蒲鲁东有很多信徒。在第一国际初期,蒲鲁东主义者曾把持了国际巴黎支部,反对第一国际的正确路线。所以,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斗争,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认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

列宁也指出,曾经在罗曼语各国流行一时的蒲鲁东主义“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它“分散工人运动”,“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1865年1月,蒲鲁东在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去世。

伊妮德·斯塔基

伊妮德·玛丽·斯塔奇（EnidMaryStarkieCBE，1897年8月18日-1970年4月21日），爱尔兰文学评论家，以其关于法国诗人的传记作品而闻名。她曾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研究员、讲师，后任该校讲师。

斯塔基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郡的基利尼。她是威廉·约瑟夫·迈尔斯（WJM）·斯塔基阁下（1860-1920年）和梅·卡罗琳·沃尔什的长女。学者沃尔特·斯塔基是她的哥哥。她两岁时，父亲接受了爱尔兰常驻教育专员的职位。在爱德华时代的都柏林，她在学习中长大。她的父亲聘请了一位法国家庭教师莱奥妮·科拉（Leonie Cora）辅导孩子们学习法语和音乐。从烹饪到《巴黎春天》的目录，孩子们受到了法国一切事物的熏陶。伊妮德写道：“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未停止过谈论法国，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流亡者的乡愁。”[2]科拉女士曾是法国钢琴家和作曲家拉乌尔·普格诺的学生，伊妮德也因此学会了弹钢琴，并连续两年在都柏林一年一度的音乐节FeisCeoil上获得二等奖。她先后就读于都柏林亚历山德拉学院、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和巴黎索邦大学。

Starkie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并于192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4][5]她先后在埃克塞特和牛津大学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院教授现代语言。她撰写的《波德莱尔传》（1933年）是许多英国读者了解波德莱尔的第一本书。她撰写的《安德烈·纪德》（1953年）一书对安德烈·纪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他于1947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她还为亚瑟·兰波的诗歌声誉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她的作品《兰波在阿比西尼亚》获得了现代语言学院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她出版了两部关于福楼拜的重要著作（1967年和1971年）。1951年，她成功地争取到牛津大学每五年一次的诗歌教授由一位实践诗人而非评论家担任。她认为，"教席应该由大学以外的人担任，由那些在牛津听不到声音的人担任。作为评论家谈论诗歌的人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7]C.S.刘易斯在随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被塞西尔·戴·刘易斯击败。在随后的教席选举中，她还成功地为奥登（W.H.Auden，1956年）、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Graves，1961年）和埃德蒙·布伦登（EdmundBlunden，1966年）竞选教席，导致一位评论家抱怨说：“在斯塔琪博士将其变成类似牛津和剑桥赛艇比赛的事情之前，这本是一件严肃的学术事件。”1956年，她还为让·科克托争取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1958年，她被授予荣誉军团军官称号，1967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许多人认为她性格古怪。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将她描绘成“一位杰出的兰波学者，穿着鲜红的休闲裤，戴着贝雷帽，抽着雪茄，在牛津的酒吧里闲逛。”弗朗西斯·斯泰格穆勒写道："我最喜欢她的一点是她的真正的古怪，在这个世界上，虚假的古怪已成为一种顺应。我的妻子是小说家雪莉·哈扎德，我总是在想伊妮德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她的书中。

徐士銮

徐士銮（1833-1915），字苑卿，号沅青，天津人，晚清官僚、画家、著述家、刻书家。曾任浙江台州府观察。博览群书，凡见有应验之方与论病、论药、论医之言，即手录之，并附记出处，间或益以按语，编成《医方丛话》8卷(1886年)，收医话800余条，并附其选录之家藏方，可供医者参考。所著还有《敬乡笔述》、《古泉丛考》、《宋绝》、《蝶坊居诗文钞》等存世。

徐士銮出身天津寿岂堂徐氏，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曾叔祖。1915年，徐世昌纂修徐氏家谱时，还曾请求徐士銮为徐家后代沿取字辈。徐士銮与书画家华世奎、吴昌硕同出津门硕儒杨光仪门下。咸丰八年（1858）中戊午科顺天举人，开始步入仕途。后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文渊阁检阅、内阁侍读等职，并记名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选授浙江台州知府，但四十九岁便托病辞官。此后三十余年，他一直赋闲津门，专心著书，“日手一编自娱” 。宣统三年（1911），宣统帝退位，徐士銮“忧心殷殷，文酒酬酢，颓然寡欢” ，直至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高则诚

高则诚（1305年—明初）,元末明初戏剧家。名明，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弟弟高旸都是诗人，他也能诗工书，曾从元代理学家黄溍学习，受其影响深。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任处州录事、杭州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等职。为人性格耿直，做过维护人民利益和反对豪强的事。有政声，去任，民为立碑。识破官场黑暗和统治者腐朽后，断绝仕途功名念头。方国珍降元，欲留幕下，不从。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也曾召之为官修《元史》，皆借辞不就。晚年隐居宁波栎社沈家楼，以词曲自娱。专心著述。剧作有《琵琶记》。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而写成。反映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统治者与人民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刻画一个勤劳、善良、诚朴的妇女形象，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刻。语言质朴本色，不论曲和白，都接近口语，又富文采。对南戏的振兴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明太祖赞其《琵琶记》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闻其名召之，高则诚以疾辞不就，卒于海宁。年70余。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他认为戏剧创作要有益于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反对神仙幽怪、佳人才子等娱情遣兴之作。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散佚)现存50篇。散曲作品为南曲，今存小令〔商调·金络索挂梧桐〕二首，见《吴歈萃雅》，又有套数〔商调·二郎神〕见《吴歈萃雅》、《南宫词纪》。

他的家乡温州为南戏的发源地，他用南戏的形式写成了《闵子骞单衣记》和《琵琶记》，现仅存《琵琶记》。《琵琶记》是他的传世代表作。它奠定了南戏的艺术地位，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秘《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赞，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

他亦善书法工诗文，现存《柔克斋诗辑》，仅有诗49首，词一首，被后人冒广生收入《永嘉诗人词堂从刻》。另有散文《考义井记》、《乌室传》等多篇，分别散入《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其生平事迹见《明史》卷二八五。

邓志谟

邓志谟，生卒年不详，明小说家、戏曲作家。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又作竹溪散生、竹溪风月主人，又号百拙生。饶州(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出游河南、湖北、江苏等地。遇瘟疫，父母妻子前后去世。本人又身患疟疾三年，乃弃科举，以教书、著书、编书为业。学识渊博。谙佛、道、儒家言，通医药、天文、地理。编著甚丰，小说有《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寓言和诗词合集有《山水争奇》、《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等。戏曲今存传奇《百拙生》，含《并头花记》、《玛瑙簪记》、《凤头鞋记》和《八珠环记》。此外还有《艺林晋故事白眉》、《精选故事黄眉》、《事类捷类》、《丰韵情书》、《丽藻》、《洒洒篇》、《古事苑定本》、《一扎三扎》等。生平事迹见《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一一、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一○。

瓦西列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英语：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67年10月4日—1953年5月30日）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威。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1928年）与爱德华·吉本以及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的作品齐名，至今仍是少数几部全面记载整个拜占庭历史的著作。

瓦西列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大学，他师从最早的专业拜占庭学家之一——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斯基，之后在学校里开始教授阿拉伯语。在1897年至1900年间，他在巴黎继续深造。1902年，他陪同尼古拉·马尔前往西奈半岛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在塔尔图大学期间（1904年－1912年），瓦西列夫筹备并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um and the Arabs，1907年），他还在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建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进行工作。1912年，他搬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1919年，他被选入俄罗斯科学院。

1925年，在其访问巴黎期间，被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说服移民到西方。后者为其确保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职位。几十年后，瓦西列夫搬到敦巴顿橡树园从事研究。在其生命接近尽头时，他被选为布拉格尼科季姆·孔达科夫研究所以及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主席。

赞宁

赞宁(918—999)俗姓高，德清(今属浙江)人。后唐明宗天成中出家于杭州祥符寺。末帝清泰间，至天台山受戒。习南山律，时称为“律虎”。吴越钱氏诸王，对其颇加礼敬。一时士大夫，与其诗歌唱和不绝。赞宁诗文俊捷，时又称“文虎”。任两浙僧统，历数十年之久。赐号明义宗文。宋太平兴国三年，随吴越王钱俶入宋，太宗召对，赐紫方袍，改号通惠大师。七年，奉诏撰《宋高僧传》。旋归杭州。至端拱元年撰成三○卷奏进，受褒谕。征至汴京，住持天寿寺，署左街讲经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门事。宋真宗咸平元年，充右街僧录。四年，卒，年八十三。《宋高僧传》是继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而著，故又称《高僧传三集》。全书分为十篇，记载唐高宗以后至宋初三百年间僧人事迹，凡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为中国佛教史上之重要著作。又著《大宋僧史略》三卷，记佛家事物之源起。以上二书皆收入《大正藏》。其佛学著作，编为《内典集》一五二卷，除上举两书外，尚有《岭圣贤录》、《圣贤事迹》等，但已逸失。另有《外学集》四九卷，王禹偁曾为作序，亦不存。又著有《笋谱》一卷，有《百川学海》等本;《传载》八卷，原本已逸，《说郛》有节录;《要言》、《宋朝事实类苑》引有逸文。《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八收诗二首，《续拾》卷四六补五首又八句。《全宋文》存文一三篇。《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六、《十国春秋》卷八九有传，另参《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集序》。

冈仓天心

冈仓天心（1863年2月14日－1913年9月2日），日本著名思想家、美术史家、评论家及教育家。横滨人。幼名角藏,后改为觉三,号天心。自幼精通中、英文。192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30年出访欧洲,归国后创立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并任校长。此间同高桥建三创办美术杂志《国华》,成为在教育领域开设西洋美术课程的先驱。作为文学及美学评论家,代表作有《东洋的理想》和《茶之书》。两者原作为英文。前者以《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to the Art of Japan》名于1903年7月由伦敦出版。全书在概观东洋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认为东洋文化之精髓在日本得到了综合和全盛。其中贯穿全书的“亚洲是一体”的开卷句,在当时因具有反抗西方列强的诗一般的魅力而引起广泛共鸣。日本岩波文库1943年8月出版村冈博译本,名为《东邦的理想》,另有创元社出版的浅野晃的译本,名为《东洋的理想》。《茶之书》1906年5月以《The Book of Tea)名由约纽出版。概述了始于中国的茶事在15世纪的日本升华为一种审美性宗教的过程。认为茶道是以对存在于日常俗生活中的美的事物的崇拜为基础的一种仪式,纯粹与调和、相互爱的神秘,社会秩序的浪漫性等与茶道精神的深刻关系,并指明形成茶道精神的是道教,其正统的继承者是禅道。意在试图通过茶道,宣扬东方精神之美,促进东西方的精神交流。被视为茶道哲学的经典。

王季思

王季思(1906年1月7日—1996年4月6日)， 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名王起，浙江温州人。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之前身)国文系，师从曲学大师吴梅，研习元人杂剧和明清传奇。1929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回故乡，在温州市第十中学任教，1932年到松江女子中学任教。1941年任教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4年6月在龙吟书屋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西厢五剧注》，从此蜚声宇内。1948年到广州，一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之职。1954年，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间曾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中文系开讲戏曲史课程。1961年，应高教部之请，与北大游国恩等合作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后，通行全国。1980年，教育部委托王先生在中山大学举办中国戏剧史师资进修班，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李悔吾、萧善因、黄秉泽、蒋松源、张人和、宁希元、焦文彬等十八位同志前来受业。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此特约王先生任主编，和李悔吾、萧善因、黄秉泽等辑成《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于1982年正式出版。王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党为人民努力作贡献，在198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他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博士点，成立了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带领门下弟子黄天骥、吴国钦、师飚、林建和康保成等，完成了《元杂剧选注》、《中国戏曲选》、《元散曲选注》、《元明清散曲选》和《全元戏曲》等专书的编纂工作。他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玉轮轩”，先后出版了个人著作《玉轮轩曲论》、《玉轮轩曲论新编》、《玉轮轩曲论三编》、《玉轮轩戏曲新论》、《玉轮轩前集》、《玉轮轩后集》，以及《王季思诗词录》、《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等，博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他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古典戏曲研究不能脱离当代戏剧舞台，强调戏曲研究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他对振兴昆剧的事业弥具盛心，曾于1981年11月上旬到苏州参加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演出的各项活动。嗣后，他积极支持江苏省昆剧院女小生石小梅排演《唐伯虎传奇》、《还魂记》和《桃花扇》，多次写信并撰文给予鼓励，又特地发表了论文《戏曲中的“女生”、“男旦”和古剧角色的由来》，肯定了中国戏曲史上女角扮小生、男角扮小旦的艺术地位。此外发表的昆剧论文还有:《从〈牡丹亭〉的改编演出看昆剧的前途》、《与石小梅同志论〈牡丹亭〉下半部改编书》、《〈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小序》等。

胡直

胡直（1517-1585）明学者、心学家。字正甫，号庐山。泰和(今属江西)人。生于武宗正德十二年，卒于神宗万曆十三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初授比部主事，出为湖广佥事，领湖北道，晋四川参议，寻以副使督其学政，又起湖广督学，移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转福建按察使。少时骀荡，好攻古文词，曾著《格物说》以驳王守仁之说，及二十六岁从欧阳德问学，语之以道艺之辨，得其本心之学，怃然汗背。三十岁又从学王守仁另一弟子罗洪先，以后乃著书“专明学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疏通文成之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七》)。

其学着重疏通和发挥王守仁“心即理”思想，指出：“理者，气之流行而不失其则者也。太虚中无处非气，则亦无处非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言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非二也”(同上)。认为“理”在于心，而不在天地万物，说：“吾心者，所以造天地万物者也，匪是，则黝没荒忽，而天地万物熄矣”(同上)。指出儒佛之别在于儒讲尽心，佛讲明心，“释氏虽知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学止于明心。明心则虽照乎天地万物，而终归于无有。吾儒主在经世，故其学尽心。尽心则能察乎天地万物，而常处于有。祇在尽心与不尽心之分”(同上)。在认识论上，认为“反求诸其身”、“反求诸己”，“万物皆备”，“反身而诚”，均格物疏义，释穷理爲“极夫天理之谓也，诚极夫天理，则人欲灭矣”(《胡子衡齐·格物》)。对于心、性、情的关係，提倡“二五之气，成质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维天之命，所以宰阴阳五行者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而统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犹言水即言泉也”(《胡子衡齐·续问》)，认爲“心犹之火，性犹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犹火之明，情犹明之光”，故“谓心性情三者异文则可，谓为异物则不可也”(《胡子衡齐·心性》)。提出“觉即性，非觉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同上)，反对“能觉者心，所觉者理”的观点，强调“人心惟觉则生，弗觉则弗生，惟生则理，弗生则弗理。……是以捨人心之觉，则无性矣，又焉有理哉?”(同上)肯定人性纯善，不承认有“气质之性”，说：“性无弗善，后虽汩于气质，存之则善复矣。由是观之，性是性，气质是气质，又乌为气质之性哉?且古未闻有两性也。性之文，从心从生。今夫物毙矣，其质犹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气犹存，而生奚在?然则谓气质有性者，赘也，亦舛也。”(《胡子衡齐·续问》)其文章颇为雅健有格，笃实近理，未至王学末流之诞放，亦无钞撮语录之习。著作有《胡子衡齐》、《衡庐精舍藏稿》、《续稿》。

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与孔子同时。名武，字长卿，齐国人。祖先原居陈，又因战乱避于齐。祖父名田书，因征战有功，赐姓孙。孙武是将门之后，从小习武练兵，善于击剑。后流寓于吴，隐居不出，专心务农与兵法研究。在春秋各国纷争的历史时期，他总结前代及当时的战争经验，著兵法十三篇，用以指导军事斗争。约公元前512年，结识了楚国亡臣伍子胥，二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友谊。后吴王阖闾取得王位后，采纳伍子胥的建议，拜孙武为大将。孙武任大将后，助吴王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与伍子胥共谋伐楚，五战五胜，攻破楚国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北)，吴国因而成为春秋末期重要强国。吴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声威大振，显名诸侯，称霸中原。吴国强大之后，孙武不愿做官，功成身退，隐居乡村，不知所终。

孙武留下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军事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全书共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对于战争的看法，孙子首先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战争关系着国家存亡，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接着提出“五事”、“七计”，强调必须掌握战争的一般原则，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才能预见战争的胜负，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作战指导思想。这是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他指导作战的基础。只有确切了解敌我双方的全方面的情况，然后进行周密的比较分析，从而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孙武还强调作战指挥上要“求之于势”，注重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即“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形”等。《孙子兵法》中也反映了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这部书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和不断的润色加工，到战国中期才成书。《汉书·艺文志》载该书82篇，曹操作注时，削其繁剩，取其精粹，还其旧制。这部书历来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成为历代军事家必读之书，在世界也有广泛的影响，有很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美国把《孙子兵法》列入“国家战略”课程。孙武以其显赫的战功和著名的兵书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所阐明的理论原则，今天已被运用到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众多领域，创造了奇迹。

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10月13日—1938年11月4日）,名方震,小名福,字百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海宁硖石人。祖父光煦系江南著名藏书家。父早故,靠母亲抚养长大。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六年入杭州求是书院。二十七年自费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习军事。曾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主编《浙江潮》,积极宣传革命,结识蔡锷及梁启超。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时名列全校冠军,日本明治天皇亲赐指挥刀,日本朝野震动。三十二年春回国,任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同年秋,赴德国实习军事,在一次演习后,受德军统帅兴登堡元帅的赏识,亲自召他谈话。宣统二年(1910)回国,复任原职。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策动东三省独立,险遭张作霖杀害,乃南下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冬,以陆军少将衔受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次年,因改革学校计划遭陆军部刁难,愤而拔枪自杀,幸而得救。伤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参议。1916年赴广东参加反袁斗争,曾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继又到四川配合蔡锷积极从事讨袁护国运动。讨袁胜利后,陪同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逝世,为之料理丧事。回国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此时,致力于军事理论,写出《孙子新释》及《军事常识》,出版后风行军中,成为教本。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考察。1920年春回国后投入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一起创办松坡图书馆,主编“共学社丛书”,出版《改造》杂志。进步作家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翻译的许多俄国文学名著,都得到百里的支持,编入“俄罗斯文学丛书”。次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又整理欧游所得,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1923年,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曾参与浙江、湖南的省宪起草工作,积极支持“联省自治”,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统一。1924年秋,奉系入关,百里南归定居于上海。周旋于孙传芳、吴佩孚间,推动他们讨奉。1925年出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改变“讨奉”策略,不久即辞职回沪。支持北伐统一中国,曾说服门生唐生智所部湘军全师参加国民革命军。1929年底,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百里因暗中支持,被囚于南京,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始得保释。1932年,参与创办农商银行。1935年,受蒋介石之聘,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写了《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竭力主张发展空军,以应抗战急需。1936年西安事变时,百里也在从行之列,亦被囚禁,旋即获释,进行斡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1937年初,奉命视察沿海国防,春末夏初,又陪意籍财政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情况,以推行财政改革。夏,应聘至庐山暑期训练班讲课。其历年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亦于此时出版。“七七”抗战爆发,受任为国防参议会(后改为参政会)议员。不久,曾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使德、意。1938年春返国,任军委会顾问,于军事、外交颇多建议。并经常撰写论文,激励抗战。每次文章一出,国内外竞相转载。是年1月在《大众报》上发表《速决与持久》一文,文章中一些观点符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观点。同年10月,受命为陆军大学代校长。迁校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39年,百里收藏的8000册军事书籍全部捐赠陆军大学。蒋百里学识渊博,文武全才,一生著述宏富,大部收入后人所编《蒋百里先生全集》,其中《国防论》尤其著名。

海史密斯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1921年1月19日-1995年2月4日），美国女作家，一九二一年生于美国得州沃斯堡，六岁时随父母迁居至纽约，曾就读于纽约的朱莉亚•里奇蒙高中与巴纳德女子学院。她的第一本小说《列车上的陌生人》于一九五一年由大导演希区柯克改编为电影，一鸣惊人。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天才雷普利》更是奠定其在类型文学中的至高地位。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以犯罪小说及短篇小说为主，她常年旅居欧洲各地，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远胜于美国。近年来，随着评论家不断发掘其作品的内涵，她身后的声誉甚至比生前还高。在数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50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作家中，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仍高居榜首。

海史密斯擅写人物之异常的心理状态，步步为营、幽微复杂，气氛往往如乌云罩顶，对善恶的界定也常常与其他犯罪小说大异其趣。她的作品总量不多，但以“雷普利系列”为代表的独特风格，得到诸多纯文学名家——如格雷厄姆•格林、朱利安•西蒙斯和乔伊斯•卡洛•欧茨的高度评价。同时，这些小说以其强烈的画面感和震撼力吸引着众多电影从业者，大导演明格拉、文德斯和电影明星阿兰•德龙、马科维奇、马特•达蒙、裘德•洛都是她的忠实书迷，他们协力创制出的前后几个“雷普利电影”版本，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影史经典。

海史密斯于1995年2月4日因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肺癌在瑞士洛迦诺的Carita医院去世，享年74岁，该医院靠近她自1982年以来一直居住的村庄。她在贝林佐纳的墓地被火化;在瑞士提契诺州泰尼亚的ChiesadiTegna举行了追悼会。

周行己

周行己（1067-1125），北宋理学家、“元丰太学九先生”之一。字恭叔,学者称为浮沚先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一说瑞安县人。生于英宗治平四年,约卒于南宋高宗建炎三年。游学京师太学,时王安石新学盛行,而独从学于程颐门下。又师事同门吕大临。元佑六年(1091)进士。为从程颐学习方便,自求监洛中水南场。后为河南原武令。崇宁中,官至太学博士。以愿分教乡里,诏许之。寻授齐州教授。大观三年(1109),为人弹劾师事程颐及他事,被罢职,归乡筑浮沚书院以讲学。宣和二年(1120),赴京师除秘书省正字。其诗文风格娴雅有法,内容亦明白淳实,悉为儒者之言。其学以程颐洛学为主,但亦深受张载关学思想影响,故被学者视为“与程氏之说相背”(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在哲学上,用程氏“体用一源”的观点解释宇宙的生成变化,认为 “道”或“太极”是万物的本体,阴阳两仪是道体的作用或表现,道因阴阳而成体,阴阳依据于道成用,两方面相互统一,不可分割:“道本无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谓其万物莫不由之也。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两仪,两仪者,道之大用。无一则不立,无两则不成。太极即两仪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 (《浮沚集》卷二《经解》) 又阴取张载 “一物两体”思想,提出“一”与“二”不相离的观点,认为“一”即是“太极”,即是“太虚”,其中包涵有阴阳两个方面,以此说明事物的生成变化:“故在太极不谓之先,为两义不谓之后。然则谓之一阴一阳者,不离乎一也;谓之道者,不离乎两也。所以在太虚之中,絪緼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不离乎二端”(同上)。在认识论上,坚守洛学“格物穷理”之说,以为“学者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欲穷理,直须思始得,思之有悟处始可,不然,所学者恐有限。”(《浮沚语》、《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在道德论方面,既注重洛学修心养性、“涵泳义理”的思想,又接受关学重视实用的观点,认为学问之道“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 ( 《送强应物序》),“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许少明墓志》)。行己是传播程氏理学的重要人物,史称:“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谓永嘉之学,‘觇千载之已絶,退而自求,克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然则先生之功不可没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程吕门人》)又全祖望称:行己曾从张载门人吕大临游,为张载再传弟子(同上书按语),故对洛学的传播亦颇有作用。其著作《浮沚集》,今存九卷。

基恩

亨利·乔治·基恩（Henry George Keene 1781年9月30日-1864年1月29日），1781年9月30日出生于伦敦，是建筑师亨利·基恩的孙子，托马斯·基恩的独子；他的母亲是简，第一代哈里斯男爵乔治·哈里斯的妹妹。他接受过私人教育，部分由雅克-弗朗索瓦·梅努负责。

1798年左右，基恩作为一名学员前往印度马德拉斯管辖区军队，不久后成为阿瑟·威尔斯利上校指挥的旅团的一个印度兵团的副官。1799年5月，该兵团参加了对斯林加伯坦的围攻，基恩带领公司携带云梯参加了突袭（5月4日）。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于1801年2月通过其叔叔、总司令哈里斯勋爵获得了一份马德拉斯公务员的任命。在短暂访问英国后，他进入了当时刚成立的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接受年轻文职官员的培训。

1804年1月，基恩在威廉堡通过了一级考试。他拥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优等成绩，并在古典文学、英语作文、法语和伊斯兰法律金奖中获奖，曾在马德拉斯担任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公开辩论。在马德拉斯加入东印度公司后，他先后担任拉贾蒙德里地区法院的书记官和总统府下属法院的助理书记官。1805年，他前往欧洲，1809年回到印度，在那里他引起了总督乔治·巴洛爵士的不满。因此，他放弃了职位。

1811年11月13日，基恩被剑桥大学西德尼·萨塞克斯学院录取，并于1815年毕业。不久之后，他从印度公务员退休。1817年11月13日，他被录取为学院院士，并于1819年被任命为牧师。在此期间，他与第四代斯坦霍普伯爵菲利普·亨利·斯坦霍普一起访问了欧洲大陆，并会见了奥地利大公约翰和约瑟夫·冯·哈默-普斯塔尔，并与两人保持通信。1819年3月，他未能成功竞选剑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一职。

1824年，基恩成为海利伯里东印度学院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后来被任命为教务长。他的名气吸引了众多访客。1834年，他辞去了在海利伯里的职位，搬到坦布里奇韦尔斯居住，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于1864年1月29日去世。

唐弢

唐弢（1913年-1992年1月4日），现代作家,现代文学研究家。原名唐端毅,字越臣,曾用笔名风子、晦庵、若思等。浙江镇海人。家境贫穷,在亲戚资助下入学读书,至初中二年级,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0年以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担任文字宣传工作,还和工人、店员组织了小型读书会,从事业余创作。1933年起,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先写散文,后写杂文,曾经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参加了1938年《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以后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在几个中学任教,和青年们一起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被迫离开邮局,在一个私人银行里任秘书。抗战胜利后,重回邮局工作,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改编《文汇报》副刊《笔会》。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任全国文协委员兼上海分会常务委员,后调任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校教授。1950年,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备工作。1951年,任华东文物处副处长,兼任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新地》副主编。1953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报》副主编,书记处书记。1959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主要文学活动是创作杂文,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集》、《投影集》、《劳薪辑》、《识小录》、《学习与战斗》、《唐弢杂文选》和《繁弦集》,短评《可爱的时代》、《上海新语》,文艺短论及史料集《文章修养》、《书话》、《创作漫谈》,散文诗集《落帆集》、《莫斯科抒情及其它》,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燕雏集》、《鲁迅的美学思想》,少年儿童读物《鲁迅先生的故事》,编有《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各一本,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贵族积极向南宋发动进攻的时代,也是南宋政权极端腐败黑暗的时代。他从小读书,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抱负。一二五六年(宝祐四年)他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奋发图强的主张。一二五九年(开庆元年),蒙古军队进攻鄂州。南宋的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他就上书政府,要求杀掉奸臣,並提出了抗敌的方案,但是没有被采纳。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後,派大兵向南宋进攻。一二七五年,元军在安徽芜湖大败宋军,顺流东下,逼近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当时掌握南宋政权的谢太后(理宗皇后),急忙颁下哀痛诏书,号召全国各地起兵抗敌。文天祥这时正在做赣州知州,接到朝廷诏令,立即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组成一支军队。没有粮饷,他就变卖全部家产,充作军费。即于这年八月,带领军队,连夜赶到临安,准备迎击敌人。但这时的南宋政府却已准备向敌人投降了,留文天祥在京城裏,並限制他的活动。 一二七六年一月,元将伯颜带领大军到了离临安衹有三十里的皋亭山,企图不战而灭亡整个南宋,要求南宋政府派宰相出城来谈判。这时,宰相陈宜中已经偷偷地逃到南方去了。文天祥在国家危急的时刻,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奉命到元营议和。他见了伯颜,即严词斥责元统治者的南侵,要求元军首先撤退,然後从长计议。伯颜看到他的态度强硬,就把他扣留起来。 文天祥被扣留以後,元军很快就进驻了临安,宋朝的皇太后、宗室、大官僚等都做了俘虏,被押送到北方去。十多天後,元军又把文天祥押解去大都。中途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他便和同行的人设计乘夜逃走,经过许多艰险,历尽千辛万苦,有如他在《指南录後序》中所指出的:“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颠沛流离,辗转逃亡,好容易赶到永嘉(今浙江温州)。 这时陆秀夫、张世杰已拥立盖王赵昰(音是)在福州即位为皇帝,召文天祥前往,任命他为右丞相,不久,又改授枢密使,指挥各路兵马。他和陆、张同心协力,重新组织军队,继续抗元。一二七七年,他进军江西,收复了好几处州县,後来被优势的元军打败。他並不因此气馁,退到广东坚持抵抗。一二七八年,赵昰死了,陆秀夫、张世杰又立其弟赵昺为皇帝,並且把政府迁到厓山(在广东新会县以南海中)。文天祥领兵在广东潮阳一带驻守。不久,元将张弘范领大军攻入广东,在一次战鬥中,文天祥兵败被俘。 他被俘後,张弘范要他写信给保卫厓山的宋将张世杰劝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並且将他自己作的一首《过零丁洋》诗写出来给张弘范看,其中最後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到他的意志坚定,也没有办法再逼迫他。不久,厓山军溃,陆秀夫、张世杰殉国,宋亡。张弘范大会诸将庆功,劝文天祥说:“宋已亡了,你的责任也尽了。要是你能够以事宋的忠心来事元朝,元朝的宰相不是你,还有谁呢·”文天祥仰天痛哭,誓死拒绝。 一二七九年冬,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进了监狱。元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归降。但是他不畏惧,不动摇,並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来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其中最感人的,就是《正气歌》。他在这首诗中,引述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来证明正气的不可屈辱,表示了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诗中每一字句,都包含了作者高贵的爱国感情,至今传诵不绝。 一二八三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通口南)从容就义。他死後,人们在他的衣带裏,发现他预先写好的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这简短的几句话,无異于是他最後的自赞,充分表现了他临死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钱振锽

钱振锽（1875—1944），近代文学家、书画家。字梦鲸，号谪星，又号名山、藏之、庸人，别署星影庐主人、海上羞客。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秀才。十九年(1893)中举人，并刊《快雪轩文》，以刺时政，为人告发，文名藉甚。二十四年(1898)刊印《星影楼诗文集》。二十九年(1903)成进士，以刑部主事用，上书言事不为用，乃于次年以丁父忧返归故里。三十三年(1907)刊印《阳湖钱氏家集》。宣统元年(1909)服满入都，再次上书都察院，被留中不发，乃于同年弃官回乡。

辛亥革命后，绝意仕进，束发作道装，在常州寄园授徒，以著书讲学为务。学宗孟子，著《良心书》;厌理学之空疏，作《行贵》。讲学之余，遍游大江南北，铸为诗文。其诗法李、白，文宗韩、苏。1918年始，辑刊《名山全集》，终达51种，152卷。并以鬻书所得，赈济乡里灾民。

抗战前夕，发表《必战》一文，为舆论所重。并且创作了谴责日军侵华、歌颂人民抗日事迹的诗文多篇。常州沦陷后，流寓上海，自号“海上羞客”，以鬻书为生，并将所得资助抗日将士。日军进入“租界”后，邀其参与活动，断然拒绝，闭门不与达官显宦往来。汪精卫在沪大张祝寿，钱写《衮衮》诗以讽刺;同时又作《大江东去》词，讴歌常州农户全家殉国的壮举。其他激励抗战，讽刺敌伪，针砭时尚，为民告苦等诗文，也为人所传诵。

钱氏能医，又擅书法、绘画。书法初学颜体，后学汉隶、北碑，兼融怀素、羲之神韵。画则独喜兰竹。常与冒鹤亭、濮秋澄、刘翰怡等，以诗文相切磋。张大千、朱屺蟾、谢玉岑(其婿)、谢稚柳等人的书画，皆受其指授。抗战胜利前夕病卒。著有《星影楼诗文集》、《快雪轩文》(佚)、《传我室诗》(佚)、《阳湖钱氏家集》、《名山全集》、《名山诗集》，辑有《名山丛书》等。

高岛嘉右卫门

高岛嘉右卫门（1832年12月24日-1914年10月16日）生于1832年12月24日，卒于1914年10月16日，字吞象，是日本神奈川县士族。

他出生于江户三十堀间町（现在的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在家里排行老六，后来成为家中长子。父亲药师寺嘉卫门是土木建造商，经营木材店“远州铺”，后涉猎土木建筑业和制铁业，获利丰厚，高岛嘉右卫门因此成为富二代。但好景不长，父亲去世后，幕府颁布《弃捐令》，打击商人势力，加上二姐的继子挥霍无度，家族生意瘫痪。高岛嘉右卫门继承家业后，虽遇江户大地震和火灾的商机，但因暴风雨导致木材损失，又被客户拖欠货款，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下巨额债务。

后来，他在朋友帮助下在横滨开店，经营瓷器和白色蜡烛。当时欧美与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金币和银币兑换率差价大，高岛嘉右卫门利用差价进行私人货币兑换牟利。同时，他还参与幕府矿山开采权竞争，却被外国竞争者以扰乱经济等罪名送进监狱，这就是“小判卖渎事件”。

在监狱中，高岛嘉右卫门偶然得到《周易》，从此日夜研读，还为狱友占卜，逐渐声名远扬，甚至得到看守长的另眼相看，看守长请求上级减缩了他的刑期，他于1865年被释放。出狱后，他迁转到横滨，因建筑英国公使馆大获成功，被赞为“日本第一木商”。他还建立起横滨最大的旅馆“高岛屋”，与政治金融界领导者交往密切，其女儿成为伊藤博文长子的妻子。此外，他还创建了日本最初的煤气公司，拿到横滨填海工程，建造东京至函馆之间的铁路，投资北海道开荒事业，开设学校等，在实业界取得巨大成功。

高岛嘉右卫门对《周易》虔诚且痴迷，认为自己的成功多亏了《周易》。他在“神易堂”为平民和政府高官进行占卜，不收取任何报酬。他的占卜范围广泛，小到寻物、天气、婚姻等，大到国家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几乎每占必中，许多占断结果被天皇、内阁总理、各省大臣所采纳。1906年，他帮亲家伊藤博文占卦，劝其取消前往哈尔宾密会俄国财政总长的行程，伊藤博文未听，结果遇刺身亡。受此刺激，高岛嘉右卫门占得天山遯卦，毅然退隐。

高岛嘉右卫门著有《增补高岛断易》一书，被日人尊崇为“易圣”，民初易学家杭辛斋对他也推崇备至。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将《周易》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日本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岛敦

中岛敦（なかじま あつし，Nakajima Atsushi，1909年5月5日—1942年12月4日），日本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山月记》《光、风、梦》《弟子》《李陵》等。 1909年生于东京四谷。祖父中岛抚山为汉学家，父亲是中学汉文教员。中岛毕业于东京大学文科，曾担任私立横滨高等女校的训谕教师。此后8年时间里，担任国语和英语教员。1941年，任南洋厅国语教科书编辑书记，前往任地帕拉奥。1942年3月回国。由于气喘病加重，加上对南洋厅的教育政策失望，8月提出辞职。同时，他在与病魔斗争中，发表了3年前着手创作的《古谭》《光、风、梦》和《悟净出世》等。同年10月，开始执笔创作《李陵》，此时心脏已极度衰弱，12月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清德宗时军机大臣、书法家、藏书家。

道光十年(1830)，江苏吴县有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了。他的出世为全家带来了无限的喜悦。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清朝名臣潘祖荫。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祖籍江苏吴县，出身于一个当时很有名望的官宦之家。潘祖荫的祖父潘世恩，为武英殿大学士，官职太傅。太傅是清代文官中最高的官职。祖父博学多才，品行端直，一生得到朝廷的恩宠。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官虽不如他祖父做得大，但也是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受世人尊敬。他曾授四品卿衔、任内阁侍读，后又特赠三品卿衔，封光禄大夫。

潘祖荫童年时身边有两位母亲———汪氏和陆氏。都是大家闺秀，端庄贤淑，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均赠一品夫人。潘祖荫为汪夫人所生。

潘祖荫自幼聪慧过人，很受家人宠爱，特别是祖父更视他为掌上明珠。

祖父和母亲十分注意对祖荫的教育，他们期望祖荫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品格高尚的有用之才，以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在父辈的教诲和指点下，潘祖荫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良好的家庭环境，给幼小的潘祖荫带来无穷的快乐，他的童年是幸福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潘祖荫10岁的时候，汪夫人突然病逝，这给祖荫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但更为不幸的是，不久，如同生母一般疼他、爱他的陆夫人也因病离他而去。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的疼爱和呵护，这个打击是何等的沉重呵!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使得潘祖荫过早地成熟起来、自立起来。

母亲死后，潘祖荫的学习更加勤奋，更加刻苦。他每天灯下读书，常常读到二更天才休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在我国封建社会，做官必须要经过科举考试。明清之后，科考制度较前更加死板僵化，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称为“八股文”。文章的观点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不允许作者自由发挥。因此，一般读书人为了科考应试，追求功名富贵，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儒家经典，做空洞呆板的八股文上面，思想僵化，迂腐不堪。

潘祖荫读书却不拘泥俗套，而是涉猎广泛，博览群书。无论是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还是历史名著《史记》、《汉书》、《通鉴》等，都深入研读。由于他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广交吴中名士，勤学好问，所以学业进步很快，积累了丰富渊博的知识，为他一生的官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入仕之后，即入直南书房，任翰林院编修，多次参与编纂政治、历史著作及帝王文集的编集整理，深得皇帝褒赏。又屡任考官，衡文取士，为国家选拔人才，即使象批阅公文简牍这样的日常事务，他也运笔如风，洞中利弊，显示了优良的才干。

同治元年(1862)，潘祖荫任光禄寺卿兼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对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及前代垂帘听政的事迹作了悉心的研究，经过分类整理，进行注释和阐发，汇集成册，呈献朝廷。皇帝阅后大喜，赐名为《治平宝鉴》，并赏绫绸缎若干匹以示嘉奖。

同治二年(1863)七月，潘祖荫编写了《文宗显皇帝诗文全集》进献给皇上，皇帝十分欣赏，亲自颁赏给潘祖荫一部，又赐予他顾绣蟒袍一件，绸缎数匹。

同治十三年(1874)，任刑部尚书的潘祖荫主持编写了《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一书。此书深得皇上赞赏，为此，给潘祖荫加官一级。

光绪二年(1876)六月，任礼部右侍郎的潘祖荫又编写了《穆宗毅皇帝全集》。皇帝赏赐他袍褂、帽纬等物。

潘祖荫一生中还曾多次参与乡试复试阅卷;会试复试、朝考、散馆阅卷;殿试读卷、阅卷;以及优贡朝考、拔贡朝考、考试御史、考试学正、学等等阅卷。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论断古今、剖判是非的能力，他所批阅的试卷，评价公正而又不拘一格，分析精当;他所推荐的考生，大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

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时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的潘祖荫，曾奉旨商协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已故名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一事。“文庙”即孔庙。因为唐宣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即被称为文宣王庙。明代后简称“文庙”。

黄宗羲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明亡后，他隐居著述，治学严密平实，熟悉明朝历史掌故，对史学、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学，无不研精深思。撰述异常丰富，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顾炎武也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明亡之后，他痛感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志气。在学术上，他主张学以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反对一切神怪无稽、剿袭佞谀之文。他学问渊博，对经史、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莫不穷究原委，著述也很丰富，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

陈宝琛的奏折，在宫中引起很大争议。许多人表示反对。皇帝亦不知如何是好。潘祖荫则力排众议，说古论今，旁征博引，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说明了以黄、顾二儒从祀文庙的合理性和意义。他认为，第一，黄宗羲与顾炎武有阐发儒家经典，弘扬儒家道统之功，他们学问精纯，见解卓越，在历史、音韵、天文、地理等各个学术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因此，从学术的师承传授意义上应当以黄、顾二人从祀文庙。第二，黄宗羲、顾炎武痛斥宋明心性之学的空疏枝蔓，提倡务实致用的学风，他们所撰述的《日知录》、《肇域志》、《明夷待访录》等学术著作，同样也着眼于国计民生，政治得失，为后世治国理政者所取法与借鉴。因此，理应以黄、顾从祀文庙。第三，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在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钦定国史儒林传》中，都得到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为一些贤臣所推重。因此，以黄、顾二人从祀文庙顺乎人心。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的奏议最终未被批准施行。但这也表现了潘祖荫的广博学识，对学术发展的深刻见解和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潘祖荫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不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

他很喜欢书法。少年时代就已经精通楷书，写的楷书，为许多成年的文人叹服。他的祖父常引以为自豪。中年以后，又迷上了临摹《书谱》。他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写的张数，持之以恒，从不间断。有些书法珍品，流传于世，深受人们的喜爱。

他对金石文字亦有很浓厚的兴趣。自咸丰甲寅年(1854)，就开始收集大量的朝鲜碑刻及部分日本碑刻，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辑为《海东金石录》二十四卷。

潘祖荫还十分爱好收藏金石文物，尤其醉心于彝器的收藏和研究。彝器是古代宗庙里常用的礼器。只要他听说有彝器出土，便解囊购之，不论花多少钱也不吝惜。有时为了收购这些东西，不惜倾其衣物。他所收藏的钟、四齐、史颂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都是稀世之宝，并曾辑成《攀古楼金石款识》二卷。

除此而外，伴随潘祖荫一生的喜好，便是吟诗作文，他一生写过若干卷诗文，常以诗文赠友、会友。读过他的诗文，可深刻地感受到他文思敏捷、兼工诗词，辞采艳丽发越。他一生耽嗜汉学，所刻书目达近百种，为文化学术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由于潘祖荫聪明好学，刻苦勤奋，所以他的学识、文思、才艺在当时的清代大臣中是屈指可数的。他的这些超人之处，使他得益于一生。光绪皇帝曾赞谕道：“工部尚书潘祖荫学问渊通，才猷练达。”

潘祖荫生长于学风浓厚的仕宦之家，从17岁开始参加乡试到故去，他科考顺利，仕途通达。

道光二十六年(1846)，潘祖荫17岁，他以国子生参加了顺天乡试，挑取为謄。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其祖父潘世恩80寿辰时，皇帝赏赐祖荫为举人。两年后，他考取了国子监学正学。咸丰二年(1852)，23岁的潘祖荫在咸丰壬子科会试中获第9名，同年还取得了殿试一甲第3名的好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从此，潘祖荫踏上了仕途，开始了四十年的官宦生涯。

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十一年(1861)，潘祖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侍读候补、实录馆编修、功臣馆纂修、会考同考官、咸安宫总裁、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等职。

在这段时间里，潘祖荫施展其出色的文才，尽忠尽职，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潘祖荫因捐赠军饷被皇上赏戴花翎。咸丰九年(1859)大考时，荣获二等，皇帝赐其文绮作为奖励。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咸丰帝病死在热河，载淳继位，改年号为“同治”。这时潘祖荫32岁，任宗人府府丞。之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迁升。

在同治皇帝统治的13年中，潘祖荫历任光禄寺卿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山东乡试正考官、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左右侍郎以及武乡试副考官、武会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副考官等职。

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皇帝举行大婚时，由于潘祖荫工作勤恳，业绩突出，赏潘祖荫头品顶戴。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载淳病死。当天，年仅4岁的载湉被迎进宫中，正式继位，这就是光绪皇帝。

光绪元年(1875)三月，潘祖荫被授予大理寺卿。至八月，先后任礼部、刑部右侍郎。十月，任武乡试正考官。3年后，任武会试正考官。

光绪五年(1879)三月，潘祖荫升为工部尚书，次年调任刑部尚书，授军机大臣。后又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管理八旗官学大臣、顺天府府尹等职。

潘祖荫和他的同仁相比，可以说官运一直是比较畅通的。但也并不是时时得意。

同治八年八月，由于中试举人徐景春试卷文理不通，言词荒谬。时任顺天乡副考官的潘祖荫受到牵连，降职二级，调离使用。后又因户部的堂印丢失而革职留任。皇帝虽下旨赏其编修一职，但时隔不久，因报销银两问题，受到牵涉，再一次受到处分，以三品京堂候补。

当然，潘祖荫遭受的这点挫折，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在他漫漫的官宦生涯里，是微不足道的。

潘祖荫做官40载，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深受知遇。可以说是一生高官厚俸。但他生活得并不轻松，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的多事之秋。

道光二十年(1840)，英帝国主义挑起了鸦片战争，自此，中国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年间(1851)，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长达25年之久。太平天国提出的“人人平等”的革命纲领，严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我国北方诸省又发生了捻军起义，极大的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再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潘祖荫自幼接受正统的封建忠孝教育，认为当官就应尽忠报国，爱民如子。因此，作为朝廷命官的他，面对国家的灾难、百姓的困苦，常常寝食难安，坐卧不宁。为了社稷的安危存亡，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为了解除百姓的苦难，他也是经常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来看，潘祖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好官，一个清官。

但是，清王朝的大势已去，任何人都无法挽救一个腐败透顶社会的没落，靠一君一臣的能力又岂能奏效。因此，潘祖荫虽竭尽全力辅佐皇上，希望兴利除敝，以达中兴之治，但终究没能挽救清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命运，最终还是抱憾而死。

潘祖荫为官几十年，始终关心清朝社稷的安危。他注意了解下情，洞察时弊，敢于直言进谏，经常上疏朝廷，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和决策，及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建议。

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而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八旗军、绿营兵却节节败退，咸丰皇帝为此又惊又气。与此同时，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力量。

咸丰十年(1860)三月，湖南举人、湘军的骨干人物左宗棠被人污陷，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皇帝要求严厉惩办。咸丰皇帝不分是非曲直，下旨立即密查，如果发现左宗棠确有不法之事，就地正法。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左宗棠是被冤枉的，但因惧怕而不敢言，心里急得油煎火燎。这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潘祖荫急奏皇上，力保左宗棠。他说，左宗棠的军队不仅在湖南屡建战功，同时还多次援救过江西、湖北、广西、贵州等省的军队，立下不少战功。这不仅因为左宗棠占据着有利的地势，更重要的是他指挥有方。如果杀掉左宗棠，湖南无人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他见皇上仍犹豫不决，又连续两次上疏，再三恳请皇上，不要听信奸佞的谗言，为了大清江山，定要重用栋梁之材。后来肃顺等人也趁机进言，为左宗棠开脱，皇帝终于被说服，下令撤销此案。左宗棠避免了一场大祸。时隔不久，左宗棠便奉旨以四品京堂随曾国藩管理军务了。

不久，潘祖荫又根据战局的发展，向皇帝提出了加强四川军事防务的奏章。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咸丰帝已看到那些曾经为大清王朝开拓疆土的八旗军、绿营兵已无力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不得已重新使用古老形式———办团练。这种形式在最初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湘军，还一度成为清政府依靠的重要武装力量，战斗中曾多次获胜。但随着战局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不利。咸丰九年(1859)冬天，东南数省悉被太平天国占领。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又发动了强大攻势，一举摧毁清政府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并乘胜前进，连取苏州、常州。面对这种国势颓衰的时局，潘祖荫提出了“救时八策”和“团练章程十二条”，简短精炼，切中时弊，给整日陷入焦虑之中的咸丰皇帝以很大的启发。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同治帝登基。十月，朝廷举行文宗显皇帝郊配大礼，也就是为刚死去的皇帝举行祭奠仪式。大礼之后，同治皇帝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惩治奸佞，整顿纲纪。此时，潘祖荫应诏陈言，便趁机提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政治主张，即：“劝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通钱法。”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除通过科考得官以外，自古就有所谓的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官做，小官则可以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多数人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胡作非为，极大地加剧了清朝吏治的腐败。咸丰统治时期，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死活。面对这种状况，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潘祖荫更是如此，他对这种贪败之风深恶痛绝。他在“求人才”的政治主张中，大声疾呼，要巩固国家的统治，人才是第一位的。他说，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用人尤为重要。国家之大，何才没有!应该让朝廷大小诸臣，各抒己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凡是学识超群者，皆应破格录用，而身在要位却不称职者坚决罢黜。他建议，今后所有上报的封奏，朝廷都应认真批发，有用的积极采纳，无用的立即退还。这样坚持下去，邪气就能受到抑制，正气就可得到伸张。

在朝廷中颓败贪戾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军队内部也是腐败到了极点。人浮于事，结党营私，高级将领之间互相倾轧，使得营务废驰，军心涣散，甚至面对外来进犯，有些把持军事大权的人物却纵敌养寇，坐失良机。朝廷中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潘祖荫却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他怀忠愤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写出了一份份的奏章，历数那些权奸的罪状。他吁请朝廷下令：

铲除媚外辱国的广东督抚，把他的罪状昭示天下;

惩治清河失守的河督庚长及放弃抵抗的广德提督周天受;

严惩造成江苏、浙江失守的统兵大员张玉良、李定太以及临阵逃脱的军官张玉藻;

撤销各省的团练大臣，严厉治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盐运使金安清;

逮捕引起陕西失事的提督孔广顺、总兵闫丕敏等，起用多隆阿;

废黜放纵敌寇，肆意掠夺的淮扬镇总兵龚耀伦，而任用黄翼升;

罢免拥兵养寇的陕西布政使毛振寿以及纵兵殃民，骄蹇不法，贻误大局的陕西统兵大臣胜保;

严惩前江南提督曹秉忠及养交废务的直隶督臣文煜、按察使孙治。等等。

他说，当前国家时局混乱，如不诛灭这些祸患，民愤难平，士气难鼓。

潘祖荫的这些奏章，义正辞严，句句击中要害，字字刺入骨髓。对那些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坐失时机，玩忽职守的误国行为以巨大威摄。

在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北方地区爆发了捻军起义。捻军又称捻党或捻子，是清初以来长期活动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的民间秘密团体，主要成员是农民以及其他劳苦大众。他们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称作一捻，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活动。当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首领率军纷起响应，从此捻军有了联合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力量迅速扩大。它与南方的太平军遥相呼应，多次打败清军，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同治初年，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的捻军发展很快，活动非常频繁。因为朝廷封疆大吏，只顾自己管辖的地域，边界地段成了四不管之地，被捻军长期占领。他们成群结队出击，活动很没有规律。把外出活动叫做“装旗”，活动返归叫做“回哨”。来去随意，根本不把政府官兵放在眼里。清军对他们的行为亦佯装不见，甚至有人还投以迎送之举。邹县凤凰山一带的捻军，拥有数万人马，把持着山道路口，杀富济贫，打家劫掠。捻军起义活动，已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搅得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终日如坐针毡。

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打击捻军的活动，解除统治者的心头之患，潘祖荫疾书千言，上疏皇上，献计献策。他说，捻匪占据的地带，是东路的咽喉，中原的心腹，应速派精兵对其进行清剿。否则，不知还要消耗多少银饷，摧残多少士兵，又有多少人继续受到捻军的劫难。皇帝应该当机立断，在四省交界之地的徐州添设四界总兵一员，四界分巡兵备道一员。四省沿边的州县，均归他们管辖。军队驻轧在四省的中心地区，其所需要的费用由四省筹办，所需兵士由四省派出，也可以自行召募。一定要保证粮食充足，兵力强壮，这样就能成为扼守要冲的重镇，捻军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潘祖荫在奏折中，还揭露了原驻守在徐州一带的军事将领田在田。田在田胆小如鼠，贪生怕死，他的部队如散沙一盘。有一次捻军出击，田在田闻迅后，率部避道而逃。还有一次田在田的军队行至宿县，因居民防守严密，未能入城，他的士兵竟开枪攻城，踏毁了县官的坐轿，抢夺了守城将士的军械。田在田却对此不闻不问。他部队中的士兵多是徐州、宿县一带的人，许多人与捻军关系亲近，因此即便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由于田在田的牵制扰乱也只能是战而无功。潘祖荫摆了大量的事实，说服皇帝对田在田严查法办，对他的士兵重新挑选淘汰。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提出了僧格林沁带兵有方，对捻军有一定的威胁，建议对其提拔重用。

同治四年(1865)五月，山东曹州一带捻军活动频繁，多次袭击清军，潘祖军就此又一次奏请朝廷，建议从上海运解火器，帮助镇压。

潘祖荫的奏疏，陈词慷慨，情绪激愤，言语恳切。他说，面对这种局面，臣实感焦虑。当今天下大乱，军队照此荒废下去，必将误国误民，凶多吉少。所以必须惩治权奸，以严肃军法军纪，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使全体官兵受到教育，引起警惕。

咸丰年间，财政匮乏，管理混乱，大小官吏不择手段地贪污中饱，假公济私，成为清王朝的重要积弊。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军费大增，钱粮入不敷出。管理财政的户部为挽救财政危机，使用手段，大量印发钞票，铸行大钱，又开设官号，招聘商人办理出纳，结果弄得物价哄抬，民不聊生，怨声四起。

潘祖荫在他“通钱法”的政治主张中，建议国家应该重新铸制钱，与大钱并用，大钱又不立即作废，每缗用7/10的制钱，3/10的大钱。一年以后，待大钱渐渐收尽再全部使用制钱。这样，货币就可以统一起来便于管理。然后再致力于解决物价过高的问题。

潘祖荫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敢说敢为，无所忌讳。他弹劾许多文武要人罪状的奏疏，大多得以施行，由此以刚直无畏，声震朝廷。但也冒犯了不少人，甚至得罪了一些朋友和同乡。招致谗毁和离间。为此，曾有好几年，潘祖荫的职务没有得到升迁。但他心怀磊落，无愧无悔。

良好的家庭教养，使潘祖荫自幼养成了正直、谦和、善良的品质。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慷慨好施，乐于助人。作官以后，他时刻关心百姓的痛苦，注意了解民情，只要得知百姓有灾有难，都竭力相助。

由于内忧外患，清王朝的财政十分匮乏。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困难，清政府只得增加各地的赋额，而地方官府又把这沉重的包袱甩给了百姓。结果搞得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更是千疮百孔。

潘祖荫为此曾屡屡上疏，要求朝廷顾及人民的利益，关心百姓的疾苦。

咸丰十一年(1867)，潘祖荫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国家应尽快实行的时务四事：一是减免各省上缴的粮银，减轻地方负担;二是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使百姓的困苦得到缓解;三是严肃军队纪律，禁止军队搔扰百姓;四是增加乡试、会试中考的名额，多发现和启用有识之士。这些建议对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清政府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被朝廷重视和采纳。

宋元时期，朝廷把江苏一带定为国家纳税的主要地区。尤其苏州、太仓等地区赋税最重。此后，历代王朝也都依循此例，不管年景好坏照收不误，而各级官员也把向朝廷捐税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资本。到了清代除交纳粮税而外，还要交纳兵税。繁重的税务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如再遇上水患、旱灾，百姓更是难以生存。尽管如此，官府催税的铜锣仍是声声不断。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活命只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

看到这种状况，潘祖荫忧心忡忡。同治二年(1863)四月，潘祖荫入宫面奏皇帝，请求尽快减少江苏一带的赋额，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说，值此乱世，只有拯救黎民，才能安抚人心，维护朝廷的统治。皇帝被潘祖荫的诚心所打动。终于颁布谕旨，减轻了江苏一带的各种税额。几百年的积弊，短时间得到解决，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浙江发生了特大水灾，庄稼全部淹没，成片的房屋倒塌，到处是汪洋一片。死伤的百姓不计其数，而更多的人仍在死亡线上挣扎，情景惨不忍睹。潘祖荫得知此状后，心急如焚，如同自己的亲人正在受煎熬。他匆匆入宫，急奏朝廷，要求火速救灾，解救百姓。皇帝命顺天府拨银各一万两，作为救抚之用。

次年六月，顺天府24个州县又发生特大水灾。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罕见。粮食颗粒未收，老百姓把野草树皮都吃光了。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用来充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到处是扶老携幼逃荒的难民，无人照应的老人以及瘦骨嶙峋寻找食物的孩子。这一年潘祖荫已经年入花甲，常年的忙碌奔波，使其身体相当虚弱。但当他想到成千上万的饥民正在等待着官府的救济，自己作为朝廷命官责任重大时，不顾年迈体衰，日夜奔走呼吁。对内他不断将灾情禀告给皇上，对外四处发函发电要求救急。他亲自偕同府尹陈彝筹措粮银、衣物，深入灾区发给难民。同时，还奏请朝廷允许他在受灾最重的地方添设粥棚，使那里的灾民能够就地取食，并请三、四品京堂到场亲自监放。

农历十月，已是深秋，冷风萧瑟，严冬即将来临。潘祖荫想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生路将会更加窘迫，又连续多次上疏皇帝，恳请再多拨一些粮款，帮助百姓度过难关。后来他又在大兴县境内添设了两处粥棚，救助饥民。

灾民的痛苦，使潘祖荫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加上整日劳顿，致使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但是他躺在病榻上所关心的，所念叨的仍是救灾一事。甚至在他病故前三天，还书写奏章，恳求皇帝多拨银米，帮助灾民度过饥寒交迫的严冬。

潘祖荫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亲笔写的灾情和救灾的奏折手稿多达数千件。

由于潘祖荫多方筹划，使顺天一带成百上千的灾民度过了难关。在重灾中，几乎无人因冻饿而死。

潘祖荫为人正直，性情豁达，又多才多艺，很受人们敬重。在吴县时，他就交了许多朋友，进京做官后，更是朋友遍地。有些朋友是仰慕他的为人和才学自己登府结拜的。潘祖荫对于他的朋友不论地位尊卑、家境贫富都是热忱相待。对一些生活不富裕的朋友，还常常解囊相助。曾经有一位朋友，生活中碰到了困难，恰逢当时潘祖荫生活拮据，但为了帮助这位朋友，他毫不犹豫地典当了自己的衣服。

潘祖荫十分孝顺，对长辈力尽孝道。父亲晚年时，他也是年过半百，却仍象孩子一般服侍于父亲膝下。

潘祖荫有一个弟弟叫潘祖年，为庶母所生，小潘祖荫40岁。潘祖荫并不因为小弟是庶母所生，而疏远他，歧视他。相反待他如同胞手足，时刻关心他，疼爱他。祖年对大哥亦是十分亲近。潘祖荫去世后，朝廷根据他在遗嘱中的请求，恩官祖年刑部郎中。

潘祖荫的夫人，是同乡候选太常寺博士汪楏的女儿。天资聪慧，贤淑备德。潘祖荫与她终身相守，相敬如宾，一生没娶过别的妻妾。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三十日，天色异常昏暗，深秋的寒气笼罩着整个北京城，使人愈感悲凉寒冷。就在这一天，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潘祖荫因病离开了人世。

恶耗传来，朝廷内外一片震惊。

皇帝惊悉，立即加恩晋赠潘祖荫太子太傅，将其任内一切处分全部撤销。派贝勒载滢率侍卫10余人即日前往祭奠，并赏银2000两用于治丧。赐封谥号文勤。

朝中王公大臣，百官执事得此噩耗，皆叹息流涕。他们为潘祖荫提出的诸多救国利民之良策尚未来得及实施便匆忙离去而惋惜。

潘祖荫的朋友，听到祖荫病逝的消息，无不心如刀绞，他们都为从此失去一个良知益友扼腕痛哭。

京城内外的百姓闻讯后，更是悲痛万分，在连年受灾的情况下，许多人因为潘祖荫的救抚才幸免于死。潘祖荫去世的当天，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自动前往吊唁，痛哭之声震撼郊野。

这种一人逝去，万人悲恸的情景，表明了人民对这位忧国爱民的大臣的衷心拥戴。他死后，直隶府宝坻县士绅为其建造祠庙，纪念他救灾勤政的功绩，这也是人民给予他的殊荣。

吴景超

吴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国社会学家。安徽徽州 (歙县) 人。1915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从帕克、伯吉斯及托马斯主修社会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 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1931年回清华任教, 除教社会学原理和都市社会学外, 又添加犯罪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193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1947年回清华任教。主要著作有《都市社会学》(1929)、《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

吴景超是我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学者。他将都市区域和都市的区域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仅包括都市, 而且包括都市的附庸。他详细说明了都市和附庸的依存关系,同时认为,“发展中国的实业, 创造中国的都市, 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到都市中去寻生活, 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吴景超将国家划分为4种类型: 第1种国家, 人口密度颇高, 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百分比比较低; 第2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也低; 第3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高; 第4种, 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比例都比较高。认为中国属于第4种类型。根据国家特点, 他认为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 改良生产技术, 实行公平分配, 节制人口数量。

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是: 土地少、生产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以及盘剥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 不能光从农村着手, 必须通盘考察全国的经济问题。他坚决反对城市是农村的死敌的观点, 力主发展城市, 进行工业化, 以救济乡村。

童书业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历史学家。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章卷益。安徽枞阳人。6岁进家塾,13岁读完十三经及其塾书,为文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成人后除1925年至1926年间在上海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及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修一年外,再没有进过正规学校。1928年至1930年在南京财政部任“书记官”职。初次接触到五四时代的新书及“国故学”,开始谈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学术著作,在顾颉刚著“古史辨”的启迪下,开始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1930年至1934年失业在家,努力研究古史,于1933年写成《礼记考》、《虞书疏证》习作。1934年,投奔学画老师王季欢,在王指导下写出了第一篇论文《版本述》。这年夏,任浙江省立图书馆印刷所校对,同时到惠县女子中学代课。1935年担任顾颉刚研究助理,与顾合著古史论文及编春秋史讲义。1936年至1937年任禹贡学会编辑,主编《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抗战爆发后,赋闲家中。1939年至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民立美术专科学校讲师、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驻泸研究员、江苏东台文化中学校董。1942年任宜兴胥井念劬中学教员。翌年任常州惠朴中学教员。1945年任上海国立博物馆干事及历史部、总务部主任。1947年任上海无锡国立专修学校分校教授。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1949年8月到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副系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美学》、《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古史》、《五四运动史》、《世界古代史》、《古代东方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他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理论和史料、理论与考据的关系。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马列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考据是实现史论结合的第一步,对考据所得的正确结论再加以概括和提升是实现史论结合的第二步,反对“以论代史”。他是一位有多方面修养的史学家,享有声誉。生前曾被选为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科委委员。主要著作有:《春秋史》(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中国疆域沿革略》(同上)、《古代东方史纲要》(1955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中国瓷器史论丛》(与史学通合著,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宋绘画谈丛》(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有:《帝尧陶唐氏名号渊源》、《丹朱与欢兜》、《三皇考序》、《夏史考》、《有仍国考》,与顾颉刚合著的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鲧禹的传说》、《夏史三论》等。遗作有《春秋左传研究》、《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七子研究》。

桓谭

桓谭（？—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相山)人,是两汉之际承先启后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代表作为《新论》。其父于汉成帝时为大乐令。桓谭17岁时以父任为奉车郎中。“好音律，善鼓琴”，一生“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诽毁俗儒”，故在仕途中多受诋毁和排挤。哀帝、平帝在位期间始终为郎中。时外戚董贤专政，闻其名，欲与交往，桓氏抢先上书董贤，对以辅国保身之术，董氏不能行，遂不与交。王莽在位时，天下之士多求媚，桓氏独自守，默然无言，为掌乐大夫。淮阳王刘玄时召拜为太中大夫。刘秀即位后，上书言事失旨，不为用，后被荐为议郎给事中。又上疏言治国之道，言辞颇激。又抨击光武帝的谶讳之议，刘秀悦，问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氏默然良久，对曰：“臣不读谶。”问其故，桓氏极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欲斩之，后贬为六安郡丞，卒于上任途中。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意。能文章，尤好古学”，自谓“余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其中《缪道》一篇未成，班固奉敕续成。还有赋、诔、书、奏等共二十六篇，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新论》之中。桓氏的人学思想亦首先确定人是“有生之最灵者”。他以五行之性解释人的性行，以为人抱天地之体，怀纯粹之精，貌动于木，言信于金，视明于火，听聪于水，思睿于土，极尽五行之用，动静遂与神通。人在耳目闻见，认识能力，性情好恶趋向，利害的去就等方面有共同的意向，但在材能、智略、判断力和行为等方面却存在着差别。他肯定金玉是贱，以人为宝，但对人性却无断言，只是说：“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可见他只是承认人性有绝异者，但善恶如何却难以断定。总之，桓谭的思想，承扬雄之后，代表了一种理智思维的继续，是对前一时期以天人感应为主流的哲学思想的反动。桓谭所著《新论》，原书早已散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文，亦仅辑十六篇。近刊有黄霖和李力的校点本。

(1)论天人灾异 桓谭认为人应则天，而君王则应承天行化，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四达法四时。但是，对于灾异，桓谭并不怎样看重。他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这是一种自然灾害，如果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在世，修德善政，省职慎行，则灾害就会转化为福祉。因此，他认为德义精诚乃是至善之关键。如果灾害来时，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不能因天戒而反省，则会使灾害泛滥。显然，天灾并不是因人才出现的。虽然它有诫告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其本身具有的，而不是响应人的行为的。作为人，只是应天之数，而不能感应天道之行事。并且，决定世间兴衰的只是人事。桓谭的这种天人之论，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之间的对应，但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已明显不同，主要之点是自然现象并不有意响应人事。

(2)论生死形神 形神关系与生死问题极有关联。桓谭认为，精神居于形体之中，好比点着蜡烛的火。如果没有蜡烛，火便不能独行于虚空。如果善于扶持，随火侧转之，只可使其燃至烛尽，不至于中途而灭。人到晚年，气尽而死，如光与烛俱至尽头。人既禀形体而生，犹如一支燃烧的蜡烛，到极处自然形神皆无，没有能力更新，即不能像蜡烛那样再增添油脂。人生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先天，如先天体格强壮，则寿可长，否则寿短，好像蜡烛有长有短。对那个时代的求神仙长寿的做法，桓氏的看法是，养性可能会使堕落的牙齿再生，白发变黑，肌颜光泽，好像使烛光侧转尽燃一样，但到寿尽时亦得死亡。他认为，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譬如四时之代谢，“如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所以，他断言圣人不学养性却老之术，不求成仙。形尽神灭，生死自然，这种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