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40年最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

1809年1月,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城郊一个破产的小资产者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祖辈以农为生;据蒲鲁东自己说,他的14代祖先“都是庄稼汉”。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曾开设一家制桶小店铺,并经营过小啤酒店。因生意清淡,店铺倒闭,家中仅有的少量土地也被卖光还债。破产之后,12岁的蒲鲁东便在贝桑松一家旅店当伙计,后来又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

蒲鲁东未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少年时代,他虽然在亲友的接济下得以在一所学校里读了几年书,但很快就失学了。他主要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据蒲鲁东看来,“知识意味着统治”,“科学就是财富和资本”。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智慧,为的是登上幸福者的行列。

1831年,蒲鲁东离开贝桑松,外出谋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辗转于巴黎、里昂、马赛、土伦等地,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只得又回到贝桑松。1836年,他设法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来维持生计。但由于资金不足,经营无方,这个小印刷所在几年后就倒闭了。后来,蒲鲁东在回忆以往的遭遇时,说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小鸟,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找不到一丛绿枝掩庇我的巢窝”。

蒲鲁东在经营印刷所的同时,涉猎了语言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著作,并开始著书立说。他想扬名于世,充当未来的“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1837年,他写出一本“幼稚著作”——《论通用文法》,获得贝桑松大学的奖金。商场失利,文坛得意。他拿了这笔奖金之后,一时踌躇满志,于1840年来到巴黎。

蒲鲁东于1843年暂时离开巴黎,到里昂一家船舶航运公司任办事员,但经常为公司办理业务而来往于里昂与巴黎这两大城市之间。从1847年初起,蒲鲁东就在巴黎定居。1849年12月,已经上了40岁的蒲鲁东同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平民女儿结婚。他之所以愿意同这个女子结婚,因为在他看来,女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到社会上去谋求工作,而是在家当厨娘,操劳家务。

1840年他写出了《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获得一点声誉。在这一著作中,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了大私有制;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他说:“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是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发现。“这样的话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

尽管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对大私有制进行了抨击,把这本书看成是一鸣惊人之作,但马克思却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蒲鲁东在写这本书时,暴露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贫乏。他不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关系来探讨财产关系,而只是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早年的这本著作,还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继《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之后,蒲鲁东还写了许多论著:《贫困的哲学》(1846)、《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一个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58)、《战争与和平》(1861)、《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4),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他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的方面”。他主张阶级调和,不赞成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蒲鲁东来到巴黎之后,结识了荟萃在巴黎的一些著名人物。但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以前,他对于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1844年冬,蒲鲁东同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相识。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曾写信给蒲鲁东,要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蒲鲁东对此加以拒绝,并声称不赞成共产主义运动。

在欧洲近代史上,蒲鲁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而著称的;他和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同巴枯宁结识,对巴枯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蒲鲁东不仅公开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互助主义”。他写道: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守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

他认为根据互助主义原则,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所组成,社会各成员之间自愿而又公平合理地实行产品等价交换;这种通过等价交换而在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契约”、自愿协商的关系,就使得强制性的政权不必存在,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消亡。

普鲁东还认为,人们维持平等的自由联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义的和唯一真实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形式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具有最高度完善性的社会存在于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结合中”。“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一天天在接近着的政治形式”。他把无政府状态看成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能尊重所有人的意志,能使所有的人“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主张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都能绝对自由。他反对任何国家,说国家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政党,打倒政府”。他认为只有无政府状态才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共和国”,在这里“人的自由是无限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动幻想。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给工人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不仅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

蒲鲁东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48年革命前夕,他赞同法国基佐政府的一些施政方针。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担任过《人民代表报》、《人民之声报》的主编。同年6月,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增选议员代表,他当选为议员,一时跻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列。1849年,他因反对当时窃踞法国总统职位的路易·波拿巴而被捕下狱(1852年出狱),但他在狱中却上书路易·波拿巴,向波拿巴献策,幻想依靠波拿巴来实施自己的改良主义计划。他在出狱前后所写的一些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阶级调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成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蒲鲁东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曾遭受过破产和失业之苦,因而对陷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小资产者表示同情,幻想恢复和维持小生产者的原有经济地位。但是,蒲鲁东试图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和弊端,然后将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地改造成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渴求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

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是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在蒲鲁东看来,一方面,“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即富者剥削穷者,使小生产者可能遭到破产;另一方面,私有制给予个人以独立和自由,能使小生产者发财致富。他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说小私有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初前提”和“进步的泉源”。所以,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认为“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主动力,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促进者和保管者”,彼此不应该有矛盾和斗争,而应当互相调和,“携手合作”。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充分暴露了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蒲鲁东还制订出具体的社会改良方案,亲身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活动。1848年,他试图用建立“交换银行”的办法,来改组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他规定这种交换银行的任务,是直接接受生产劳动者的一切产品,公平地确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并向生产者发给标明这种产品的一种证券书,作为劳动货币。持有这种证券书的生产者,可以向同一银行购买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通过这种办法,蒲鲁东认为可以使小生产者免受剥削,不致遭到破产、贫困的厄运;使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永世长存,使“公平合理”的交换制度也永世存在。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平等”和“幸福”,就会出现小生产者所渴望的“理想社会”。

1849年1月,蒲鲁东在报上发表了建立所谓“人民银行”(交换银行)的声明,并公布了“人民银行”的章程。他说:“我创办这个企业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我要改变社会的基础,转动文明的轴心”。他在筹建这个交换银行的同时,提出了信用改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交换银行不仅是劳动产品交换场所,而且是信贷机构,对小生产者和工人实行长期“无息贷款”。蒲鲁东认为,这将使一切小生产者和工人群众免遭货币的奴役,使他们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从而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平衡;这样一来,就可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就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蒲鲁东的这套改良主义方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试图筹建的交换银行和交换市场,是建立在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基础上的,是同社会生产脱节的。马克思对他的这套改良主义计划给予无情的讽刺,指出“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蒲鲁东“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

事实上,蒲鲁东所筹建的“人民银行”一方面因资金不足,同时也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反对,所以并未正式营业,就中途夭折。蒲鲁东并不因此就放弃他的改良主义计划。1855年,在巴黎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蒲鲁东又试图在这博览会附近建立起他所念念不忘的“交换市场”,来试验他的改良主义方案。但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

1858年,蒲鲁东写了《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真正的平民人道主义,即工人人道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这本书中抨击了天主教会,揭露了教会的愚昧、专横;否认上帝,批评了“上帝感召”的思想,因而被判三年徒刑。于是,他立即逃出法国,流亡到比利时,直到1861年返回法国。

在西欧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六十年代,蒲鲁东站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1864年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蒲鲁东进行政治投机,混入第一国际。他力图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传播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宣扬他的机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国际早期,蒲鲁东主义不是颇有影响的。蒲鲁东主义不但在法国,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度里广为流传;在这些国家里,蒲鲁东有很多信徒。在第一国际初期,蒲鲁东主义者曾把持了国际巴黎支部,反对第一国际的正确路线。所以,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斗争,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认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

列宁也指出,曾经在罗曼语各国流行一时的蒲鲁东主义“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它“分散工人运动”,“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1865年1月,蒲鲁东在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