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相山)人,是两汉之际承先启后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代表作为《新论》。其父于汉成帝时为大乐令。桓谭17岁时以父任为奉车郎中。“好音律，善鼓琴”，一生“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诽毁俗儒”，故在仕途中多受诋毁和排挤。哀帝、平帝在位期间始终为郎中。时外戚董贤专政，闻其名，欲与交往，桓氏抢先上书董贤，对以辅国保身之术，董氏不能行，遂不与交。王莽在位时，天下之士多求媚，桓氏独自守，默然无言，为掌乐大夫。淮阳王刘玄时召拜为太中大夫。刘秀即位后，上书言事失旨，不为用，后被荐为议郎给事中。又上疏言治国之道，言辞颇激。又抨击光武帝的谶讳之议，刘秀悦，问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氏默然良久，对曰：“臣不读谶。”问其故，桓氏极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欲斩之，后贬为六安郡丞，卒于上任途中。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意。能文章，尤好古学”，自谓“余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其中《缪道》一篇未成，班固奉敕续成。还有赋、诔、书、奏等共二十六篇，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新论》之中。桓氏的人学思想亦首先确定人是“有生之最灵者”。他以五行之性解释人的性行，以为人抱天地之体，怀纯粹之精，貌动于木，言信于金，视明于火，听聪于水，思睿于土，极尽五行之用，动静遂与神通。人在耳目闻见，认识能力，性情好恶趋向，利害的去就等方面有共同的意向，但在材能、智略、判断力和行为等方面却存在着差别。他肯定金玉是贱，以人为宝，但对人性却无断言，只是说：“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可见他只是承认人性有绝异者，但善恶如何却难以断定。总之，桓谭的思想，承扬雄之后，代表了一种理智思维的继续，是对前一时期以天人感应为主流的哲学思想的反动。桓谭所著《新论》，原书早已散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文，亦仅辑十六篇。近刊有黄霖和李力的校点本。

(1)论天人灾异 桓谭认为人应则天，而君王则应承天行化，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四达法四时。但是，对于灾异，桓谭并不怎样看重。他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这是一种自然灾害，如果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在世，修德善政，省职慎行，则灾害就会转化为福祉。因此，他认为德义精诚乃是至善之关键。如果灾害来时，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不能因天戒而反省，则会使灾害泛滥。显然，天灾并不是因人才出现的。虽然它有诫告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其本身具有的，而不是响应人的行为的。作为人，只是应天之数，而不能感应天道之行事。并且，决定世间兴衰的只是人事。桓谭的这种天人之论，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之间的对应，但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已明显不同，主要之点是自然现象并不有意响应人事。

(2)论生死形神 形神关系与生死问题极有关联。桓谭认为，精神居于形体之中，好比点着蜡烛的火。如果没有蜡烛，火便不能独行于虚空。如果善于扶持，随火侧转之，只可使其燃至烛尽，不至于中途而灭。人到晚年，气尽而死，如光与烛俱至尽头。人既禀形体而生，犹如一支燃烧的蜡烛，到极处自然形神皆无，没有能力更新，即不能像蜡烛那样再增添油脂。人生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先天，如先天体格强壮，则寿可长，否则寿短，好像蜡烛有长有短。对那个时代的求神仙长寿的做法，桓氏的看法是，养性可能会使堕落的牙齿再生，白发变黑，肌颜光泽，好像使烛光侧转尽燃一样，但到寿尽时亦得死亡。他认为，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譬如四时之代谢，“如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所以，他断言圣人不学养性却老之术，不求成仙。形尽神灭，生死自然，这种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