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
- 姓名：吴景超
- 别名：
- 性别：男
- 朝代：
- 出生地：安徽徽州 (歙县) 人
- 出生日期：1901年3月5日
- 逝世日期：1968年5月7日
- 民族族群：
吴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国社会学家。安徽徽州 (歙县) 人。1915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从帕克、伯吉斯及托马斯主修社会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 讲授社会学原理及都市社会学。1931年回清华任教, 除教社会学原理和都市社会学外, 又添加犯罪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193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1947年回清华任教。主要著作有《都市社会学》(1929)、《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
吴景超是我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学者。他将都市区域和都市的区域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仅包括都市, 而且包括都市的附庸。他详细说明了都市和附庸的依存关系,同时认为,“发展中国的实业, 创造中国的都市, 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到都市中去寻生活, 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吴景超将国家划分为4种类型: 第1种国家, 人口密度颇高, 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百分比比较低; 第2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也低; 第3种, 人口密度低, 农业人口比例高; 第4种, 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比例都比较高。认为中国属于第4种类型。根据国家特点, 他认为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 改良生产技术, 实行公平分配, 节制人口数量。
吴景超认为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是: 土地少、生产方法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以及盘剥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 不能光从农村着手, 必须通盘考察全国的经济问题。他坚决反对城市是农村的死敌的观点, 力主发展城市, 进行工业化, 以救济乡村。
吴景超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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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武阳集
诗文集。隋卢思道撰。一卷。思道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先仕北齐,历官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入北周授议同三司,迁武阳太守,隋初官至散骑侍郎。曾从师邢子才。有诗才,北齐宣帝崩,当朝文士各献挽歌十首,选其善者而用之,唯思道入选八首,时人称为“八米卢郎”。诗《听蝉鸣篇》词意清切,庾信叹为美。作《孤鸿赋》以寄其情。诗工七言,所作乐府《从军行》有“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之句,为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楼歌》所征引。其诗词意含蓄,而音响无滞为后人所崇尚。本传载有集三十卷。今传本为明张溥辑刊收:赋、檄、表、书、序、论、诔、祭、文等近十篇;乐府、诗约二十五首。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井观琐言
明代笔记。3卷。郑瑗撰。郑瑗字仲璧，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该笔记在考证上尚有可取之处，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书大抵皆考辨故实，品骘古今，颇能有所发明。如论王柏改经之非，斥《纲目》发明书法考异之曲说，辨李匡又《资暇集》解律令之误，驳史伯璿《管窥外编》言天地之自相抵牾，又摘胡三省《通鉴注》所未备。又引《宋书·柳元景传》，证魏崔浩因有异图被诛，特假史事为名，所论亦有根据。在明人说部中，尚称典核。”不过，他论文较为保守。文中竟这样贬低司马迁《史记》：“《左传》法度森严，辞气古雅而整暇不迫，马迁才豪，故叙事无伦理，又杂以俚语，不可为训。”说明他不懂文章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此外，他对明初诸家散文的评述，虽不尽妥当，但也可供治明代散文发展者参考。该笔记有《四库全书》本。
玄要篇
气功内丹术著作。2卷。明·张三丰撰。收入《张三丰全集》中。书中突出先修性后全命的观点，重视元气与真息，强调水火阴阳升降化生在内丹修练中的作用。上卷有发，尤其是强调修心养性为练丹修真之首要。“性者内也，命者外也，以内接外，合而为一，则大道成”；“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性在心内，心包性外，是性为定理之主人，心为牺牲之庐舍”；“学道之士，须要清心清意，方得真清之药物也”。附篇为《三丰先生辑录》，节录了白玉蟾（紫清）、陆西星（潜虚）、李西月（李涵虚）等人的内丹名言，各有特色。
朱子晚年定论
明王守仁所编南宋学者朱熹信札摘录,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在死后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至王守仁时,“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己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年谱》,《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卷三十二),“是朱(熹)非陆(九渊)天下论定久矣”。因此,王守仁要袭承陆九渊学说,建立自己的“心学”伦理思想体系,与朱熹学说相抗衡,就被视为“异端”,辄遭非议,“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为摆脱困境,他便苦心积虑地从朱熹著作中,抽出与自己思想观点接近的34篇信札,冠以序文,名之为《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此乃“其晚岁既悟之论”。意在说明朱熹晚年已向“心学”伦理思想转化,与自己学说一致。其实,这些信札,并非全是朱熹晚年所写,其中亦有早年和中年著作。正如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所明确表白的:“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因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全书》卷二)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书蔡传旁通
六卷。元陈师凯撰。该书取董鼎《书传辑录纂注》以疏证蔡沈《书集传》，书中多采先儒问答，论其得失，意在阐明义理，于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则不甚经心。凡蔡《传》阐释未详者，此书博征繁引，析其原委；凡蔡《传》谬误者，此书多所回护。盖此书旨在发挥蔡《传》，故于蔡《传》谬误不复纠正。版本现存清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
增一阿含经选译
本经的节选打破原有的依品或依法数进行叙述的方式，而是重新按主旨归类，共为十类，每一类下节选一经或旨趣相同的数经。这十类为：（一）序品，（二）如来出世，（三）缘起经，（四）四念处经，（五）四谛经，（六）三十七道品，（七）大乘菩萨，（八）空义的宣扬，（九）佛土思想，（十）佛出人间。其中，如来出世、缘起经、四念处经、四谛经、三十七道品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及精神，而大乘菩萨、空义的宣扬、佛土思想、佛出人间则体现了本经的大乘色彩。节选序品是因为序品叙述了结集经典的因由，以及结集《增一阿含经》的方法及目的，还解说了菩萨的发心与六度行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