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亭三马

式亭三马（1778～1822）日本近世小说家。本名菊地久德，字太辅，别号本町庵、游戏堂、四季山人等。1778年出生于江户（今东京）。9岁时，在书商堀野屋仁兵卫家当伙计。18岁那年独立，开始“黄表纸”的创作。1794年出版处女作《天道浮世出星操》，踏上小说家之路。18世纪末，入赘书商万屋太治右卫门家。1798年出版其第一部“洒落本”作品《辰巳妇言》，写实性地描写了深川青楼里的风流韵事。1799年创作“黄表纸”作品《侠天平记向钵卷》，描绘了小市民阶层的风俗人情，笔名式亭三马开始为人们所熟知。1803年发表“滑稽本”作品《麻疹戏言》、歌舞伎指南性作品《戏场训蒙图汇》，展现了其创作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1806年出版了“合卷”作品《雷太郎强恶物语》，由此而引起“合卷”的流行。1810年，为生计所迫，他在江户开了一家药店——“式亭三马店”，店里出售的化妆水“江户之水”畅销一时。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小说的创作，其创作热情一直延续至晚年。1810年出版了“读本”作品《阿古义物语》，这成为其创作的为数不多的“读本”之一；而“滑稽本”作品《浮世澡堂》（1809～1813）和《浮世理发店》（1813～1814）则以生动的会话场景描绘了小市民阶层的群体形象，成为其代表作。式亭三马善于从市井中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细致的观察，从中发掘具有讽刺精神的谐谑内涵。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あくたがわ りゅうのすけ、，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16年,连续发表小说《鼻子》《芋粥》《手娟》,奠定了作家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任教。1919年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等。他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其早期创作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主要作品有:《罗生门》《地狱图》《烟草和魔鬼》《信徒之死》《众神和微笑》《黄粱梦》《英雄器》《杜子春》《秋山图》等。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受时代的影响,他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主要有《桔子》《秋》《一块地》《将军》《猴子》和《三个宝》等。其晚期(即1927年)的作品,反映了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如《玄鹤山房》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此时,芥川龙之介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河童》等充满了阴郁气氛。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描述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写于1923年至1927年的评论集《侏儒的话》,阐述了作者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作者共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纪念芥川龙之介在文学上的成就,从1935年起设立以他命名的“芥川文学奖”,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文学奖。他的文章中曾有中国“政治、经济、艺术……全都堕落了”的论点,1935年1月,巴金在《太白》上发表短论《几段不恭敬的话》,援引日本音乐、绘画、文学等诸方面材料进行反驳,并论证现代日本的艺术“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惊异的程度”了。

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清初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号敦伯或勋卿。比利时人，数学家、天文学家。生于比利时皮特姆(Pithem),卒于中国北京。青少年时在比利时布鲁日等地学习。1641年入耶稣会。1654年受耶稣会派遣到罗马攻读神学。1656年从意大利启程来中国,两年后抵达澳门。曾被派往陕西，顺治十七年(1660)奉召到北京，成为汤若望的重要助手，共同修订历法。后因汤若望案被捕入狱，释放后幽居北京。康熙七年(1668)又被重新起用。1671年建造孝陵大石牌坊，次年测量万泉在河道。出任钦天监监副，从事修订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的工作，加太常寺卿衔。康熙十七年(1678)著成《康熙永历年历法》三十二卷，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直三藩之乱时，他又奉旨制成大炮数十尊，被晋升为工部侍郎。1675年至1676年沙俄派使臣斯巴法里一米列斯库来中国时，他借任清廷译员之便，向俄使透露有关清政府内部政治、财务、军事等多种情况。后病死于北京。曾进呈《神威图说》。有《教要序论》、《灵台仪家志》十四卷及《赤道南北星图》、《坤舆图说》、《西方要记》等著作传世。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语：Socrates；德语：Sokrates 公元前469年，一说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雅典。父为石匠,母为助产婆。一度从父业。曾以骑兵身份相继参加过波蒂迪亚(Potidaea)、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等战役,由于表现勇敢获得殊荣。以后,以与普罗塔哥拉等智者辩驳和教育青年为己任。前406年入选“五百人议事会”,否决了要把得胜的将军因未顾上掩埋尸体事等而处死的决定。前404年因拒绝服从取代民主政制的“三十僭主”逮捕萨拉密的莱翁(Leon of Salamis)的命令而受到迫害。前399年民主政制恢复时,又被指控为反对信奉城邦原先的神灵另立新神和蛊惑青年,被判处死刑。有人劝他逃跑,遭到拒绝。在法庭申辩时,认为对他的指控违背事实,但鉴于是合法法庭的判决,故甘愿服刑,饮毒酒自尽。自称是神赐给国家的礼物——牛虻,其使命是刺激一头伟大而高贵的牛一样的国家,使它活跃。受“灵异”的启示,勉励公民留心美德。虽被德尔菲阿波罗神殿的神喻称为最智慧的人,而他则强调自己“自知其无知”,只是能通过问答式的“理智助产术”,帮助别人辨别真假,使青年人鉴别幻想和真知灼见,由此产生值得称道的心灵的子息。声称青年人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们产生的许多令人钦佩的真理是凭借他们自己从灵魂深处发现的。但是这种接生却是上天的工作和他的工作。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1)注意“归纳的论证”,力求在一些简单的、显著的具体事例中,找出有永久性的论证;(2)注意“普遍的定义”,追求一种普遍的术语,特别是伦理道德概念(如正义、勇敢、虔敬、节制等)的精确意义,认为这是改进实践的首要步骤。但他没有将普遍的东西从个别的东西中分离开来。自称本来有志于研究自然哲学,但鉴于阿那克萨哥拉未把“努斯”(心灵)原理贯彻到底,从而转向“认识你自己”;又鉴于当时雅典公民道德堕落,致力于探讨道德伦理问题。提出“美德即知识”,肯定知识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人不会明知故犯,为恶是出于无知。认为没有人自愿趋恶,或做他认为是恶的事情,避善趋恶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掌握所有一切知识是没有必要的,遵循一般的知识,未必能使人行为公正和得到幸福,只有掌握关于善、恶这门科学的知识,才能使人幸福。为善作恶的程度取决于掌握知识的程度,无知导致恶行,在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指导下,可导致较大的善。知识和知识的使用是分不开的,知识在于使人获得幸福,而幸福又是和智慧分不开的。反对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道德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即把握达到真正善的途径。这些主张是他的政治学的基础。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关心城邦全体公民的灵魂,使他们达到尽可能的完善。政治家因此必须具备有关善的知识。指责民主政制的根本缺陷在于使城邦落到既无真知灼见又无专门知识的人手中。苏格拉底在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直接受到他影响的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学园派(即柏拉图学派)和小苏格拉底学派(包括麦加拉学派、伊雷特里学派、昔勒尼学派、犬儒学派)。他生前并未撰写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动的主要依据是柏拉图的对话,尤其是早期的对话,以及另一学生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5)的著作《回忆苏格拉底》。

吕叔湘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中国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辞书编纂家。原名吕湘，江苏丹阳人。1922～1926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主修西洋文学。毕业后在丹阳县立中学、苏州中学等校任教，主要教授英语。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专业学习。1938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编辑。1950～1952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顾问。1978～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1954～1964年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64年起历任第三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

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吕叔湘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语文教学、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等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叔湘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大语文活动和语文工作计划的制订：1951年，与朱德熙合著《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1955年，与罗常培联名在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1985年，发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一文。这些著述对中国的语文工作和语言科学的发展、对全社会重视语言问题、学习语法知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叔湘在语文教育上付出了大量心血。20世纪50～80年代，他直接参与了中学教学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的制定工作，还撰写了许多有关语文政策、语文教育、语言使用等方面的文章，大都收录在《吕叔湘语文论集》《语文杂记》《未晚斋语文漫谈》里。

吕叔湘语言研究的重点是汉语语法。相关论文收录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中。汉语语法的专著，主要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近代汉语指代词》等。语法理论则有1942～1944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3卷本）。提出的“动词中心观”和有关“向”的理论，比西方语言学界提出“动词中心论”和“价”的理论还要早。在研究方法上，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汇集了他对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最先在汉语分析中运用转换的方法来区分和论证各类句式，具有方法论上的独创性。这部著作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关著述引导和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

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由江蓝生补）代表了吕叔湘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总体成就，不仅填补了白话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

1956年，为响应国务院关于“编写一部旨在推广普通话、规范汉语规范化的中型语文词典”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吕叔湘兼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他组织队伍，收集资料，进行词典的编纂研究和编写审定。他亲自制定的包括宗旨、收词、字形、词形、注音、释义、举例、体例、标注等各方面内容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对现代语文辞书的编纂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排印出试印本，收录词语43 000余条，分为8个分册。1961年由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成为现代汉语规范性辞书的精品。吕叔湘作为它的前期主编，功劳卓著。

1980年，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所收的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一个词按照意义和用法详加说明。它收词得当，注释精详，用例丰富，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吕叔湘一生治学严谨，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他的研究著述，体现了中国治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1998年4月9日，吕叔湘因病在北京逝世。

约瑟芬·铁伊

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1896年7月25日-1952年2月13日)，推理小说作家。原名伊丽莎白·麦金托什（Elizabeth Mackintosh），1896年7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西北部。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理史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和她齐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榭尔斯都是大产量、行销惊人的作家，铁伊却穷尽一生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是推理史上极少数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

英国推理女作家约瑟芬·铁伊，出生于苏格兰西北部，别名戈登·达维奥特（Gordon Daviot），是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推理小说最辉煌的女杰之一。伊丽莎白·麦金托什（Elizabeth Mackintosh）发表推理小说时使用约瑟芬·铁伊为笔名，在发表剧作品时使用戈登·达维奥特（Gordon Daviot），这也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名字，达维奥特是麦金托什一家经常去度假的地方的名字。

1896年7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弗耐斯（Inverness），父亲是水果商柯林·霍恩·麦金托什，母亲是约瑟芬尼·霍恩·麦金，读当地的皇家学院。有两个姐姐，她自己终生未婚。约瑟芬·铁伊本名是由她母亲的名字和她英格兰的祖母的姓氏结合而成的。 约瑟芬·铁伊这个笔名最先用在1937年发表的她的第二部小说《一先令蜡烛》中。之后，她所有的推理小说都以这个笔名发表。

厄尼·派尔

厄尼·派尔（Ernest Taylor Pyle；1900年8月3日－1945年4月18日），1900年他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里，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作为独生子他更喜欢富于挑战性的生活，一战期间参加了海军预备役，不过还没来得及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他已经立志成为一名记者，虽然学校没有开设新闻学专业，但他还是努力自学。之后他成为《印第安纳学生日报》的一名新闻编辑，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写作风格的形成大有裨益。

大学肄业后，厄尼·派尔先后在《每日先驱报》和《华盛顿每日新闻》工作。1932年成为《华盛顿每日新闻》总编辑之前，他已经是一名航空专栏作家。三年后，他辞职做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巡回记者，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为自己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声誉。

1940年厄尼·派尔赴伦敦报导不列颠战役，但他真正投身欧洲战场要等到1942年的北非战役，之后他跟随美军经历了意大利战役、诺曼底登陆和解放巴黎。长期的工作让他的精神状态不佳，“再听到一声枪响，或者再看到一个死人，我就要发疯了”。回国休养几个月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太平洋战场。

1945年4月17日，他随美国陆军第77步兵师第305步兵团登上冲绳岛西北的伊江岛。第二天，一颗机关枪子弹射进他的太阳穴。士兵们建起一座矗立至今的纪念碑，上面写着：“1945年4月18日，第77步兵师在这里失去了一位战友，厄尼·派尔。”

恺撒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3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尤利乌斯氏族。马略的内侄,公元前87年被马略任命为朱庇特的祭司。支持平民派,前83年与平民派首领秦那之女结婚。苏拉独裁时受迫害,逃往小亚细亚。苏拉死后,返回罗马。前68年任财务官,前65年任营造官。前63年喀提林阴谋事件中,主张将阴谋者监禁,反对西塞罗等将其处死。同年当选祭司长。前62年任大法官,卸任后出任远西班牙行省总督。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在同盟支持下当选前59年度的执政官。任内提出并通过有利于庞培的数项法案。前58年卸任后获得担任五年山南高卢、纳尔邦高卢和伊利里亚总督的权利。率军向山北高卢大举扩张,开始高卢战争。前56年,三头为弥合分歧,举行路卡会议,根据会议达成的协议,他续任高卢总督五年(迄前49年初),庞培和克拉苏则同任前55年度的执政官(前53年克拉苏在征安息的战争中阵亡)。经多年战争,至前51年征服高卢全境,权势迅速扩大。庞培疑惧他权重,乃与元老院合谋欲解除其兵权。前49年1月元老院决定他立即卸任,并授权庞培在意大利招募军队。他毅然领军渡过卢比孔河(此河为意大利与境外行省的界河)进军罗马,内战爆发。庞培偕大批元老院议员逃往巴尔干半岛。他占领罗马后成为独裁官,旋即当选执政官,对政敌实行宽容政策。随后进兵西班牙,消灭庞培原领军团。再往希腊,于前48年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击败庞培,并追之入埃及(庞培登陆埃及即被杀)。在埃及干涉托勒密王朝事务,废黜托勒密十三世而拥立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激起亚历山大里亚城民众的反抗。前47年又赶赴小亚细亚,打败与庞培结盟的本都国王法尔纳科斯二世,继而清剿北非和西班牙的庞培支持者(包括庞培的两个儿子)。内战结束,凯旋罗马(前45年)。在内战期间,已获得独裁官(前49年、前48—前46年、前45年,前44年起为终身职)、执政官(前47年起任期五年,前44年起任期十年)、终身保民官(前48年起)等职,前44年又获得终身监察官的职位,成为罗马实际的君主和军事独裁者。前46年又获“国父”(pater patriae)称号。统治时期实行一系列改革:改组元老院,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去,使议员数量增加到九百人;增加高级长官的数量,财务官由二十人增至四十人,营造官由四人增至六人,大法官由八人增至十六人等;使八万名退伍老兵分得土地,在山南高卢和西班牙的上层分子中扩大罗马公民权。修建罗马都城,营造广场、剧场和神庙,筹建罗马大图书馆(瓦罗负责),又聘请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希腊天文学家制订罗马第一部太阳历《儒略历》(前45年1月1日起使用,“儒略”为“尤利乌斯”的另译)。其独裁统治招致元老院一批贵族共和派人物的反对,前44年3月15日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等阴谋刺杀。亦为著名文学家,所著《高卢战记》、《内战记》,详述远征高卢及其同庞培的斗争,文体简练,既具史料价值,又被誉为拉丁文典范。“恺撒”之名后成为罗马和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七月(其出生月)亦改名为“尤利乌斯月”(英文作July)。

希梅内斯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1881年11月23日–1958年5月29日），西班牙诗人。生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塞维利亚大学攻读法学。1896年开始发表诗作,被认为是西班牙现代主义的首领。一生写有诗集、散文集和评论集40余种。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流亡国外,先后住在古巴、美国和波多黎各。前期创作(1914年以前。诗集:《紫罗兰色的灵魂》,1900。《睡莲》,1901。《悲哀的咏叹调》,1903。《遥远的花园》,1904。《春天的谣曲》,1910。《牧歌》,1911等)基本内容是大自然、爱情和死亡,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哀伤的情调,在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同时也与安达卢西亚民歌有一定联系。后期的代表作有诗集《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心灵十四行诗》(1917)、《天空与石头》(1918)、《永恒》(1918)、《美》(1923)、《一致》(1925)、《全季》(1936)等。这个时期,他提出“纯诗”论,主张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创作不受任何约束,风格要朴素自然,尽可能要直接表达,摆脱传统格律的束缚,采用自由体。这些特点在他的散文(散文诗集《普拉特罗和我》,1914。《灵魂深处的野兽》,1949等)中也很鲜明。他还写有文学评论集《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1942)、《无尽头的流程》(1961)等。

费雪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1867年2月27日生于纽约州的少格拉斯。189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数学教师，18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35年、1926年开始在雷明顿、兰德公司任董事等职。1929年，与j.a熊彼特、j.丁伯根等发起并成立计量经济学会，1931～1933年任该学会会长。1947年4月29日卒于纽约市。

费雪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dddtt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费雪的一生也是颇多坎坷的。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 (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

1929年他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在1930年出版了代表作《利息理论》，在1932年出版了《繁荣与萧条》，在1933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1935年出版了《百分之百的货币》。

杜顺

杜顺（557～640），华严宗初祖。唐代雍州万年（陕西临潼县北）人，俗姓杜。十八岁出家，法号法顺。师事因圣寺之僧珍（道珍），受习定业，后住于终南山，宣扬华严教纲。其言教多贬抑浮词，彰显正理，路见神树鬼庙必焚除之。唐太宗闻其德风，引入宫内礼遇之。师复游历郡国，劝念阿弥陀佛，并撰‘五悔文’赞咏净土。贞观十四年于南郊义善寺示寂，世寿八十四。后人尊为华严宗第一祖，世称文殊化身、帝心尊者、炖煌菩萨。弟子中以智俨名声最着。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十门实相观、会诸宗别见颂等各一卷。

阮元

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世居扬州甘泉之公道桥，占籍仪征，又置宅第于扬州城中。

五岁从母教，六岁就外傅，八岁即能诗。稍后，受《文选》学，广涉经史，兼习吏事，声闻日重，与焦循齐名于乡里。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明年，散馆授编修。乾隆五十六年大考，钦点一等第一名，超擢詹事府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充石渠宝笈协修、日讲起居注官，又迁詹事，除文渊阁直阁事，诏充石经校勘官。五十八年(1793)，出为山东学政。六十年(1795)，改浙江学政。同年九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四年(1799)，充经筵讲官，会试副考官，寻兼国子监算学，迁浙江巡抚。十四年(1809)，为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案所累，降编修。明年升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十六年(1811)，为詹事府少詹事，升内阁学士，出为漕运总督。十九年(1814)，任江西巡抚。二十一年(1816)，为河南巡抚、湖广总督。明年，调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改云贵总督。十五年(1835)被召入京，升体仁阁大学士。明年，充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道光十八年(1838)，以大学士致仕。二十六年(1846)，晋赏太傅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八十六。谥文达。咸丰二年(1852)三月，入祀乡贤祠;九月，入祀浙江名宦祠。

阮元明于治体，娴于吏事，所至皆有惠政。抚浙创诂经精舍，督粤建学海堂，延儒造士，人才蔚起，又礼贤授能，汰冗惩墨，致财力由匮而充，境内称治，此以文敷政之功也。于浙江平粜赈灾，垦殖沙田，缉捕海盗，修钱塘江岸并杭州石塘;于湖广护修江堤，增设坝闸，绥抚苗寨，令童生以民籍应试，视同汉人，此惠及民生之功也。于云贵整理盐政，抗震救灾，禁种、禁食鸦片，宣示民族和融;越南偶或犯边滋事，则严词照会，不稍宽纵，此保境安民之功也。其于两广总督任，为防外夷启衅，亲赴海口、惠州、潮州等地阅兵，强化海防设施，增建大黄窖、大虎山两炮台，严禁夷船夹带鸦片。以触犯禁烟令，摘去洋商伍敦元三品顶带，擒处澳门总头叶恒树，犹坚持门户开放，倡行合法贸易。时英人护货兵船泊于伶仃山，每登岸袭扰，伤我民众，乃饬兵勇封其货船，禁止贸易，英人始呈请畏服。督粤九年，威惠并御，令必行，禁必止，政风肃然，此守土卫国之功也。晚年在朝参决机要，与大学士曹振镛意殊不合，辄自稍加掩抑，未得尽展其才，论者惜之。世谓元“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以其业绩著，非徒名位显耳。

阮元名重于世者，尤在于学，更为乾嘉学界之开拓者、领军者。平生治经，倡为“实事求是”之学。“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所谓“实事求是”，与汪中之“用世”、焦循之“实测”互为表里，一以宋明理学为矢的。举其要者，盖有四：

一辩“性内本有欲”。至于“人性”与“人欲”，阮元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即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性命古训》)天生人，有血气，有心知，则必有欲。欲本非恶，无欲亦未必善。欲固不可禁，亦不可绝，“惟佛教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举世无生人，禽兽繁矣”(同上);但可节之而毋纵，“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欲纵矣”(同上)。针对唐李翱之“复性”说，阮元驳之曰：“古人但言节性，不言复性也。”“孔子教颜子惟闻复礼，未闻复性也。”(同上)“复性”之说，乃理学“存理去欲”之所本，知阮元辟理学，治其本也。

二以训诂求义理。训诂乃解释古书字义之学，谈经者欲明本义，须走训诂一途。“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西湖诂经精舍记》)宋儒侈谈性命，失经文本义，致有空疏之弊，阮元因有是说，且言求道须自训诂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拟国史儒林传序》)此“宫墙门径”之喻，言训诂乃明道之锐器，然执之太过，“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反会破碎经文，失其本义，终难涉其堂奥。阮元治经宗汉学，亦不掩宋学之长，其《拟国史儒林传序》云：“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取宋学之明师道，而以汉儒经传立其义，此所谓“汉宋兼采”，乃阮元治学之门径，亦扬州学派之所以通而能大者也。

三主知行合一而重于行。阮元以为，凡事不以行不可获真知，其释“学而时习之”云：“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论语解》)言学者以行始为学。释“吾道一以贯之”云：“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言行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故以行事训‘贯’，则圣贤之道归于儒;以通彻训‘贯’，则圣贤之道近于禅矣。”(《论语一贯说》)知“贯之”之贯，不作“通悟”解，乃“行事”于实践也。其释《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云：“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大学格物说》)此处训“物”为“事”，训“格”为“至”为“到达”，以行始有至，则“格物”即为“行事”;既归于行，亦即归于实践。其释《孟子》“仁之实”云：“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孟子论仁论》)此所谓“实”，不作空言，而一归于事，归于行，归于治国安民之实政。明乎此，尚须“求是辩证”、“坚苦自持”、“束身践行”(见《拟国史儒林传序》)等诸般修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大学格物说》)，此阮元治学之旨要，亦实学之精微也。

四为中西科学之观照与前瞻。阮元治学之实践精神，亦施之于自然科学，且卓著成果。自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四年(1799)，撰科学史巨著《畴人传》46卷，收黄帝至清中叶科学家243人，附域外科学家37人。此书以科学为准绳，凡涉于方术迷信者，概不阑入。传之所列众名，非特表彰古人，要在启发来者。谓畴人之所成，“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序》)。以为律算之学，事关治国要务，尤宜合于今用，“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畴人传》卷4《蔡邕》)。至于中西科学之比较，则谓“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但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于是西人起而乘之”，遂趋前于中土。(见《畴人传》卷44《利马窦》)然科学之发展，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西法之密亦密于今耳，必不能将来永用无复差忒”(《畴人传》卷45《汤若望》)。中国科技之重新领先于世，必不能固守成法，随人步趋，而须贯通中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集古今中西之长而为之。此科技发展之正道，民族复兴之希望，后之人感奋而起者，莫不有验于斯言!

阮元为有清一代之鸿儒通才，成就与影响之巨，同汪中、集循鼎足而三，各擅其胜。史谓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阮元传》)。当代学者则谓其为乾嘉学术之集大成者，扬州学派之领军人物。阮元年高寿永，位显名重，倾数十年之心血，奋其智能，汇其人脉，著述、编校、刊梓各类书籍凡百余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弘扬，厥功至伟，自古及今，未闻有逾于阮公者。其所著述、编校者，主要有：《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37卷、《皇清经解》1408卷、《全唐文》1000卷、《宛委别藏》(子目160种)、《文选楼丛书》(子目34种)、《畴人传》46卷、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30卷首1卷、《两广盐法志》35卷首1卷、道光《广东通志》334卷首1卷、《云南通志稿》216卷首3卷、嘉庆《嘉兴府志》80卷、《山左金石录》24卷、《国朝碑版录》20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石渠宝笈续编》88卷目录3卷、《揅经室集》63卷、《诂经精舍文集》14卷、《学海堂初集》16卷、《两浙輶轩录》40卷补遗10卷、《广陵诗事》10卷、《淮海英灵集》22卷、《扬州北湖续志》6卷补遗2卷。

圆瑛

圆瑛（1878-1953），中国现代高僧。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平湖端上村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成人。幼时习儒,熟读四书五经,16岁乡试,中秀才。17岁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取字圆瑛。20岁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学律义,勤苦修行,后从冶开、敬安法师习禅学。此后遍访名山,参通大德佛界宿尊,深得禅髓,造诣佛法。29岁时,在宁波七塔寺承慈远法师法印,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越3年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29年与太虚法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并连七届。抗战期间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并赴南洋募捐。回国后被捕入狱,受到日寇严刑拷打,英勇不屈,被尊为爱国老人。出狱后,专事注经讲学,创办圆瑛楞严宗学院。1952年代表中国佛教徒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年9月在宁波天童寺圆寂。圆瑛一生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奔波于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传教,弟子无数。著述有《首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一吼堂文集》等20余部,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他是一位台、贤并弘,禅、净双修,入世救世,儒释兼通的人物,对《首楞严经》研习至精,认为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中,止是基础,观是正得,用智去观得,止观并重而得定慧; 强调以临济禅的如来藏佛性说来作禅法的原理,主张自然任运,不废日用的传统禅法; 倡导以佛教为本,反对把佛教称为“消极”、“迷信”的看法,力主佛教是积极的,入世救世的学说; 同时又主张儒佛教理同归一辙,并力促儒释相融合。

朱升

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徙居歙县(今属安徽)。通性理之学。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举人，曾为池州路儒学正，避盗弃官隐石门，专心著述。明太祖攻下徽州，闻升名而访之。升进“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太祖所嘉纳，遂命参预帷幄密议，甚受信任，为所居梅花初月楼书写匾额。升所赞画，大抵为礼乐、征伐之事，官至翰林学士兼东阁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太祖洪武二年(1369)，以年迈告归。其所著述多为阐发儒学之专著，亦能诗。诗多为题赠酬酢及描写隐居生活之作，很少有时代动乱的影子。《题柏山齐祈寺和唐子华韵》一诗是应朱元璋敦请出山时所写的七律(时在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在其诗中最富于时代气氛：“西风笳鼓东南来，国本应须老手裁。净洗甲兵过练水，早随冠冕上云台。传宣马系门前柳，作颂人磨石上苔。机会到时须勇进，天边莫待羽书催。”急于用世之情溢于言表，与平日所写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诗恰成鲜明对照。其诗清净骏爽，无理学家诗歌的酸腐之味。升于五经皆有旁注。于易尤详，另著有《小四书》、《女诫》等。有《朱枫林集》十卷。《明史列传》卷一一、《明史》卷一三六有传。

宗泽

宗泽（1060年1月20日—1128年7月29日），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泽自幼豪爽有大志。元六年(公元1091年)，参加廷试，极陈时弊，考官恶其直，置于末科，名为“同进士出身”。八年(公元1093年)，为大名府馆陶尉。适朝廷大开御河，时正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宗泽奉命巡视河堤，见此情景，即上书曰：“时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哲宗从之。继调衢州龙游令。龙游(今金华县)民不知学，泽乃建学校，讲论经术。自此龙游风俗为之一变，好学成风，登第者相继。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知莱州掖县。朝廷遣使者购买牛黄，泽报曰：“方时疫疠，牛饮其毒则结为黄，今和气横流，牛安得黄?”使者怒，欲劾邑官。泽曰：“此泽意也。”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通判登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境内有官田数百倾，皆不毛之地，岁输万余缗，皆取于民，泽奏免之。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十二月，朝廷遣使由登州结女真，盟于海上，谋夹攻辽。泽语左右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遂退居东阳(即婺州)，结庐于山谷间。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攻宋，京师危急，钦宗决心议和。中丞陈过庭等荐泽，遂为宗正少卿，充和议使。泽曰：“是行不生还矣。”人问其故，泽曰：“敌能悔过退师固善，否则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议者谓泽性刚，恐害和议。钦宗然之，命知磁州。

九月，金兵占领太原，受命官于两河地区者，皆托故不赴任。泽曰：“食禄而避难，不可也。”即日上道，从者仅羸卒十余人。

磁州(今河北磁县)经金兵蹂躏之余，人民逃徙，仓库空虚。泽至，修复城墙，疏浚护城河，制造作战器具，招募义勇，作长期固守准备。上书曰：“邢(今邢台县)、洺(今永年县)、磁、赵(今赵县)、相(今河南安阳市)五州，各蓄精兵二万，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也。”钦宗嘉之。拜河北义兵都总管。

十月，金兵破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引兵南攻庆源(今赵县);路经磁州，以数千骑攻之。泽披甲登城，令壮士以神臂弓(又名强臂弩，射程可达240步)射之，继开门纵击，杀敌数百;所获羊马金帛，尽以赏军士。及金兵进逼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康王赵构再次赴金议和，途经磁州时，泽曰：“肃王(赵枢，徽宗第五子)一去不返，今金又诡辞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复去何益!愿勿行。”构遂回至相州，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泽为副元帅，奉命起兵入援。十二月初一，宗泽以二千人与金兵力战，履冰渡河(今卫河)至相州，谓构曰：“京城受围日久，入援不可缓。”构纳其言。继而钦宗以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不许轻举妄动。副元帅汪伯彦(投降派)信之。泽曰：“敌人狡谲，是欲款(缓)吾师耳。”“宜急引军直趋澶渊(今濮阳县)，以解京城之围。”伯彦等难之，劝构遣泽先行，自是泽不参与帅府事。

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泽至开德(今濮阳县)，十三战皆捷，并劝构令诸道兵会师京城。继致书北道总管赵野、两河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茂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泽为狂，不答。泽遂孤军进至卫南(在今滑县东北)，都统陈淬言敌方炽未可轻举，泽怒，欲斩之，诸将求情，使之效死。及闻前有敌营，泽即挥军直前，连战，破之。继挥军东向，敌援兵至，部将王孝忠战死，前后皆敌垒。泽令曰：“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不以一当百，杀敌数千，金兵败退数十里。泽知敌必复来，乃即转移营地;金人果夜至，得一空营，大惊。泽又出其不意，遣兵过河袭之，又败金兵。自是金人畏泽，不敢出兵。

泽屡获胜利，但其他诸将皆畏缩不敢战，故无大补于整个战局。二月，汴京陷落，金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北宋亡;金将汴金洗劫一空，俘徽宗、钦宗北去。泽闻，即引军赴滑县，走黎阳(今浚县)，至大名，欲渡漳河，占据金人归路，以劫还二帝，因勤王之兵无一至者而不果。

四月，构令移师近都，按甲观变。泽上表劝进，曰：“今天下所属望者在于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则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谓道者，近刚正而远柔邪，纳谏诤而拒谀佞，尚恭俭而抑骄侈，体忧勤而忘逸乐，进公实而退私伪。”五月一日，构即皇帝位于南京(今商丘市)，是为南宋高宗。泽入见，涕泗交流，陈复兴大计。继与宰相李纲纵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奇之。高宗欲留泽，中书侍郎黄潜善(奸臣)等阻之，乃拜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襄阳之地，当时不是抗金第一线，泽报国无门，极为愤慨;及金人又求割地，泽上书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任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是矣。”高宗壮其言，命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时年六十九。李纲言：“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忠义之士加意抚绥，非独外忧，且有内变。”并言：“绥复旧都，非泽不可。”遂改知开封府。

时敌骑尚留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了望台)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心惶惶。泽威望素著，及至，首诛盗贼为首者数人，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顿息，民赖以安。又招募勇士，整修城墙;根据地形，修建二十四壁垒，驻兵数万，泽往来巡视;沿黄河鳞次为垒，濒河七十二里，命十六县分守之，皆开濠，深宽丈余，于南岸树鹿角(树木削尖，半埋入地下)。又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辆，每辆用五十五人。

泽还积极团结各地反金力量。靖康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纷起抗金。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活跃于太行山地区王彦领导之“八字军”和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众七十万人)。泽不顾朝廷反对，单骑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动流涕，曰;“敢不效力。”时号“没角牛”之杨进，有兵三十万，以及拥众数万之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人，活动于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之地，侵掠为患，泽遣人晓以利害，亦皆来附。

在泽的治理下，京师形势大好。泽屡请高宗还京，曰：“开封市肆物价，渐同平时。将士、农民、商旅、士大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高宗并不想回京师，仅以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尹。

是月，金使牛大监等八人，以出使伪楚为名，直至汴京。泽曰：“觇(窥视)我也。”即械系之。高宗闻报，大为惊惧，即命移于别馆(似今日之宾馆)，优加待遇。泽坚决予以抵制，上书曰;“臣不意陛下复听奸谋。”“令迁金使别馆，优加待遇。”“臣之朴愚，必不敢奉诏。”因高宗一心求和，乃急使人携亲笔信，令泽纵遣之。朝廷言者附奸臣，皆以泽拘金使为非。独尚书左臣许景衡上书力辨之，曰：“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今之缙绅，未见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御敌治民之功。”

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怀(今河南沁阳县)、卫(今汲县)之间，敌兵甚盛，密修战具，为进攻作准备，而宋之将相皆不以为意。泽深为忧，乃渡河约诸将共议事宜，以图收复;又连结河东、河北忠义之兵，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亦愿从泽以抗金。于是汴京遂成为抗金中心。

及金兵将渡河谋攻汴京，诸将请先断河梁(桥梁)，严兵自守。泽笑曰：“去冬，金骑直来，正坐断河梁耳。”乃命统制官刘衍、刘达分兵向滑州(滑县)、郑州，以分敌势;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以待大军北渡。金兵闻之，夜断河梁逃去。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金兵自郑州抵白沙(在今中牟县西)，距汴京才数十里，都人震恐。时泽正与客下棋，僚属请议防守之策，泽不应。而诸将自行其是，撤吊桥，令士卒披甲上城，都人益恐。泽闻之，即命解甲归寨，曰：“何事张皇!”令张灯如平日，市民始安。同时选精兵数千以助战斗于郑、滑之刘衍、刘达二将军，使绕至敌后，伏其归路。衍果败金兵。

二月二日，金兵占领东京(今洛阳市)，与泽相持。泽遣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援滑、郑，路遇金兵，大战，为金所乘，中立战死，俊民降金，景良逃去。后，泽捕得景良，谓曰：“胜负兵家之常，不胜而归，罪犹可恕;私自逃遁，是无主将也。”即推出斩之。既而金令俊民与金将史某及燕人何祖仲持书来招降。泽数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为忠义鬼。今乃为金游说，何面目见人邪!”揪而斩之。并谓史某曰：“我留守也，有死而已。”又斩之。以祖仲乃胁从而来，遂解缚纵之，诸将皆服。

十日，金攻滑州。泽谓诸将曰：“滑，冲要必争之地，失之，则京城危矣。不欲再劳诸将，我当自行。”部将张撝曰：“愿效死。”泽大喜，即授以精兵五千，戒毋轻战。撝至滑迎战，敌骑十倍，诸将请少避其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泽闻撝危急，急遣将王宣领五千救之。及宣至，撝已战死两日。宣大破金兵，迎撝丧归。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

时执政诬义兵为盗，请下令止勤王。泽慷慨陈词，为之鸣不平，曰：“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寨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

有王策者，本为辽人，时为金将，往来河上，被宋兵擒获。泽解其缚，请坐堂上，谓曰：“契丹本宋兄弟之国，今女真(金)辱吾主，又灭而(你)国，义当协谋雪耻。”策感动流涕，愿效死。泽问金虚实，尽得其详。遂决大举之计，诸将皆泣而听命。金人战不利，悉引兵去。

赵世隆，本磁州书佐;泽在磁时，以之为中将军。泽离磁，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及金围磁州急，世隆为乱，杀侃。四月初一，世隆和弟世兴以三千人来归。泽面责之，世隆服罪。泽笑曰：“河北陷没，而吾宋法令与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斩之。时众兵露刃于庭，世兴佩刀侍侧，左右皆惧。泽谓世兴曰：“汝兄犯法当诛，汝能奋志立功，足以雪耻。”世兴感泣。金人攻滑州，泽遣世兴往救。世兴至，攻敌不备，斩首数百，得州以归。泽厚赐之。

泽声威日著，北方闻其名，尊畏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泽留守开封，积极准备北上打击金兵，前后二十余次劝高宗回汴京，领导抗金战争。泽所上书，皆经三省、枢密院，众皆笑以为狂;潜善更是恨之入骨;高宗为偏安江南，每以空话敷衍。泽叹曰：“吾志不得伸矣!”因而忧郁成疾。七月，疽作于背，疾甚。部将杨进等入问，泽矍然起曰：“吾固无恙，正以二帝蒙尘之久，忧愤成疾耳。尔等能为我歼灭强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诸将皆流涕曰：“愿尽死。”泽复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语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取自杜甫《蜀相》一诗)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者三，遂卒。时年七十。遗书犹劝高宗还汴京。谥曰忠简。

宗泽一代名将，是坚定的抗金派。他排除阻力，不避艰险，只身前往联系义兵，共同抗金。由于他不懈的努力，使汴京成为抗金中心。但因高宗的消极态度和奸臣当道，致壮志未酬。

泽自奉甚簿，未贵时，厚粥不继，吟啸自如。晚年，俸禄稍厚，亦不改俭朴之风，所得俸赐，常分与寒士、亲戚中之贫困者，养孤遗数百余人。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大多相吊出涕。

泽之死，是抗金之大损失，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金人闻泽死，大喜，决计用兵。

冯梦龙

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毅宗崇祯三年(1630)举贡生，授丹徒县训导，后升任福建寿宁知县，任满回故里。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冯深致不满，著《甲申纪事》。南明唐王在福州成立小朝廷，冯出而任职，撰《中兴伟略》，以期明朝复兴，积极宣传抗清。梦龙少有文才，与兄画家梦桂，弟名诗人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为人旷达，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因言行多违名教，并一度寄情歌场青楼，被时人目为“狂生”、“畸士”。曾参加复社，被尊为“同社长兄”。又为曲坛“吴江派”中坚，其曲论重音律，提出评价戏曲的准尺：词学三法，即调、韵、词。认为曲不协调则歌必捩嗓，虽烂然词藻，无为矣。讲求戏曲语言的新丽，反对芜秽和庸淡，强调明白条畅，“当行”与“本色”相统一。论创作，提倡创新，反对落套。讲求故事情节真实自然，合乎情理。并重视戏曲舞台演出特点。近人吴梅称其“曲白工妙，案头场上，两擅其美”(《顾曲尘谈·谈曲》)。其文学爱好广泛，所编撰之书，涉及小说、戏曲、民间文学诸领域，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编写与刊行工作。所出书不下数十种，其著名者有《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简称“三言”)《新列国志》、《平妖传》、《墨憨斋定本传奇》、《智囊》、《古今谭概》、《七乐斋稿》、《叶子新斗谱》、《太霞新奏》等。其中“三言”大多反映市民生活，故事曲折离奇，生动有趣，流行很广。在其影响下，明末清初文坛收集创作短篇小说成为热朝。“三言”中许多故事如“白娘子”、“十五贯”等被改编成戏曲广泛上演，对戏曲有很大影响。

舍伍德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Anderson，1876年9月13日－1941年3月8日），美国作家。生在俄亥俄州一个贫苦家庭。当过工人、士兵、广告经理人,后来成为工厂主。1912年弃商从文,在早期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温狄·麦克菲森的儿子》(1916)中流露出对商人习气和金元崇拜的憎恶。后来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长篇小说《进军的人们》(1917)中描绘了一个矿工出身的革命者的形象,但鼓吹世界产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1919年,安德森出版短篇小说集《温斯堡,俄亥俄》(中译《小城畸人》),获得世界性的声誉。这部作品以俄亥俄州偏僻闭塞的温斯堡镇为背景,描绘了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失去了旧有生活基础的普通人的“畸型”命运,他们所遭受的压抑、暗淡的前景和困惑的精神状态。随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鸡蛋的胜利》(1921)和《马与人》(1923),也都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内地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以及“小人物”贫乏的精神世界。安德森一反官方文学宣扬“普遍幸福”的倾向,真实揭露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同时又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人的心理,强调盲目的潜意识本能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的作用。自传体长篇小说《讲故事者的故事》(1924)可以看成是他的美学宣言,在维护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大力鼓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革·斯泰因的形式主义。他在20年代还写有长篇小说《多婚》(1923) 和 《苦笑》(1925),但在思想艺术上皆逊色于他的短篇小说。30年代, 安德森开始接触工人运动,写有反映纺织工人罢工的长篇小说《希望的反面》(1933),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寄以同情。

王重阳

王重阳(1112—1170年),原名中孚，字允卿，出家后改名王喆，道号重阳子，京兆府咸阳县大魏村(今咸阳市秦都区双照乡大魏村)人。道教全真教祖师。父名王百万，为当地豪门。王重阳排行第三。他自幼酷爱读书，聪颖过人，20岁时，经史百家无不贯通。重阳出身豪门，精通武术，中武举，久不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辞官入道，隐居终南山，在南时村作穴墓而居，称“活死人墓”。苦闷数年，创立全真教，立志“化人入道”。弃隐出世，在关中讲道传教。全真教以《道德清静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经典，主张道、佛、儒三教合一，通过“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清修，达到“克己忍辱”的超脱境地。他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提出要“诱人还醇返朴”，“识本来之面目，使复之于真常，归之于妙道”。儒家的心性学术，佛教的寺院制度，都被他巧妙地吸收到全真教内。金天会八年(1130)，咸阳被金人占领。第二年，王重阳打算应试科举，因冒犯师长而被摈弃。当时兵荒马乱，天灾频仍，民不聊生，咸阳及邻近的醴泉县(今礼泉县骏马乡)一带饿殍遍野，人自相食，他家久为富室，被饥民抢掠一空。事后，有司率领兵卒捕得领头饥民，意欲严惩，王重阳生性豁达，待人豪爽，叹道：“这是因为饥馑所迫我不忍心看其受戮，请全都释放了他们。”于是尽释不问，乡人都服其仁。天眷(1138～1140)中，王重阳改应武举。因其自幼读书之外，兼习弓马，善于骑射，加上臂力过人，竟以优异成绩得中甲科。他高兴之至，遂改名德威字世雄，期望将来能够飞黄腾达，光耀门庭。不料虽中武举，却只能充当一名征收酒税的小吏，于是愤然辞职，到渭河南面的终南县(今周至县终南镇)刘蒋村(今属户县)隐居。在此期间，他情绪极为消沉，终日沉沦于酒坛，国事、家事一概不问，过着自暴自弃的颓废生活。一度想皈依佛门，但未能如愿。于是放旷自适，似疯似癫，人们常常称呼他为“害风”(据《传灯录》：关中以疯癫为害风)，遂有“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之说。因他宣扬要人们顺应金人统治，故受到汉族民众冷淡，得到金人政权支持。起初汉人信奉的极少，传教八九年，仅有3个教徒。大定七年(1167)，离开关中，到山东宁海(今牟平)，以昆嵛山为中心传教，先后收了马丹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个汉人弟子即后世的“全真七子”，或称“玄门七真人”。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率领几位高足欲回陕西。第二年正月初，途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时，王重阳去世。徒弟将其遗体送回终南县，葬于刘蒋村。他生前创立的全真派与传统道教有着明显的不同。全真派主张释、儒、道教同源，提倡“打坐”，戒酒色财气，奉行真功(即自我修行)、真行(即拯救他人)，排斥符篆、咒术以及欲成神仙的炼丹术。王重阳去世后，全真派将其七位高足弟子称为“七真人”，并模仿禅宗的“五家七宗”之说，将祖师王重阳与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等五位宗祖合称为“五祖七真”。元朝建国后，世祖忽必烈曾三次召见邱长春(即邱处机)，对全真派极为推崇，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武宗海山加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重阳作为道教全真派祖师。平生著述甚丰，据《道藏》所录，他的文章由弟子们汇编成《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分梨十化集》《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等传世，作为全真教的经典。全真教在元代成为北方最大的道教教派。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作家。出生于卢贝克一个大商人家庭。他是亨利希·曼的弟弟,早年曾随兄旅居意大利。在此之前曾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并在大学里旁听历史、经济和文学艺术课程。1901年发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1929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特别提到这部小说。这部作品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在精神道德和经济上的没落,刻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揭示了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法则。小说具有卓越的艺术技巧,在婚丧嫁娶、圣诞节日等平常活动中,反映出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时代的更迭。结构严谨,语言精练,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他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勒格尔》、《在威尼斯之死》,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的生活,作品主人公的孤独、彷徨、苦闷的情绪和某种病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艺术家的时代特征。长篇小说《魔山》的发表,又一次受到文坛的重视。这部作品描写发生在瑞士达沃斯疗养院里的故事,通过主人公汉斯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际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朽,同时也反映了托马斯·曼自己的哲学观点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他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描写催眠术对人的欺骗作用,但青年马里奥一旦醒悟,就致敌人于死命。通过这个故事,隐喻法西斯的精神统治只能欺骗一时,最终总是要崩溃的。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大学发表题为《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讲演,激烈反对法西斯对瓦格纳和德国文化的歪曲,竭力维护人道主义的传统。不久,他就被迫流亡国外,先在瑞士参加反法西斯阵线,1938年去美国,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流亡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收在《注意,欧洲!》、《民主即将胜利》、《德国听众》等文集里。这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是卷帙浩瀚的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这是一组伟大的人道主义著作,取材于《圣经·旧约》中关于约瑟的传说。作者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以驳斥法西斯种族主义者妄图灭绝犹太人的种种谬论。在反犹高潮中发表这部作品,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长篇历史小说《绿蒂在魏玛》,描写老年歌德和他青年时代的情人绿蒂在魏玛会面的故事。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歌德的伟大形象,同时也写出了他渺小的一面。托马斯·曼后期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它通过主人公音乐家莱弗金1885年至1941年的一生经历,象征性地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作者自己说这部小说是“痛苦之书”,它不单是“一部音乐小说”,首先是“一部文化和时代小说”。50年代,他又发表两部长篇小说:《被挑选者》和《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前者是一部赎罪小说,后者是一部流浪汉小说,但再次探讨了艺术家的命运问题,原计划中的后几部,因作者去世而只留下一些片断。托马斯·曼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十分反感,但由于有两个德意志国家他只好移居瑞士。他对两个德国持对等态度,迫切希望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由于托马斯·曼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他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并被认为是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胡塞尔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04.08－1938.04.27），犹太血统德国人。德国哲学家,现象学派的创始人。早年求学于奥尔缪兹城的德国公学,后来进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1881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著名数学家魏埃尔施特拉斯的助教,后随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布伦塔诺研究哲学,深受他的思想影响而决心献身于哲学的研究。此后,他一直在德国的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弗赖堡大学任讲师、教授,讲授哲学。晚年曾受法西斯纳粹的迫害,死后遗有大量遗稿,这些遗稿现都陈列在比利时的卢汶胡塞尔纪念馆里。他的主要著作有: 《逻辑研究》 (1910——1911) 、《哲学是严密的科学》(1910——1911)、《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1913),《第一哲学》 (1923——1924)、《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1929)、《笛卡尔沉思》 (1931)、《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等。

胡塞尔认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寻求绝对真理。胡塞尔认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只能是一种既非物质又非感性经验的中性的“纯粹自我意识”或“先验主观性”。因为绝对真理是先验的“纯粹逻辑”,这种“纯粹逻辑”是先验地存在于纯粹自我意识或先验主观性之中的纯粹观念系统。这种纯粹的意识或现象是一个意识流,它既包含变化的感性经验, 又包含不变的本质或观念。要从纯粹意识或现象中获得绝对真理, 必须经过“本质的还原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定的意识流中去把握它的稳定的、常住不变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这种稳定不变的本质,就是纯粹观念或纯粹逻辑。他认为通过本质的还原法,人的认识才能最终达到纯粹的自我意识及其内在的纯粹观念系统, 获得绝对真理。胡塞尔为了证明从哲学对象还原为绝对真理的观点,还提出了意向性的学说。所谓“意向性”,是说意识具有朝向某一目标的指向性。

他认为, 自我意识或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1)意向性活动的主体(自我);(2)意向性活动; (3)意向性的对象(客体)。纯粹意识中不仅必须有意识活动的主体——自我,而且还有意识活动的客体——对象及对象世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统一于自我意识之中的,即对象世界包容于自我意识之中由于自我意识具有意向性,它朝向某一对象,某一对象就有了特定的意义。所以,存在的意义、客观世界,都是在自我这个第一性的意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认识论上,胡塞尔则主张直觉主义。他认为,要认识纯粹自我意识,把握有关它的永恒绝对真理,就必须采用一种本质的直观。本质的直观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活动,是一种不能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本质的洞察。只有通过它,才能突然实现上述现象的还原, 从而直接洞察现象的本质,把握纯粹自我意识而获得真理。

此外,胡塞尔还关心社会、政治及伦理等问题。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物质的重视和对精神追求的忽视,从而陷入了精神空虚,使人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宣扬人本主义,反对科学主义,特别反对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把人的世界同自然界等同起来, 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特定方法研究社会,而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引入歧途和危机他认为,只有他的现象学,才能为人类提供意义、价值和真理,才能拯救欧洲文明的危机和全人类的危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思想渊源是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布伦坦诺、博尔察诺等人的哲学。他虽然批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一时的对逻辑学的心理学解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却并没能摆脱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心理主义。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是把逻辑的东西既加以本体论化, 又加以主体化。他的现象学充满了极端形式主义的议论。

科塔萨尔

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年8月26日-1984年2月12日），阿根廷作家、学者，“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生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4岁时回到阿根廷。曾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过教师,因参加政治活动被革职。1951年开始移居法国,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他是阿根廷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也是具有世界声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充满了神话色彩和各种荒唐、可笑、恐怖的情节,死人活人,魔鬼动物等往往同时登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兽笼》、《游戏的结局》、《秘密武器》、《有钱人与名人》、《骚乱》、《一切火都是火》、《仪式》、《故事集》,中篇小说《反对跨国吸血鬼的芳托马斯》,长篇小说《彩票》、《踢石戏》、《武装用的62型》、《最后一圈》等。其中,《踢石戏》是其代表作,作品结构复杂,寓意深刻,上半部分写一个男子在阿根廷和巴黎等地寻找失去的爱人,奇遇叠生,作品犹如迷宫一样复杂多变。而作品下半部分则是作者写作过程的自述,并插入很多报纸广告之类的内容。此作是拉丁美洲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小说之一。此外,由《踢石戏》中的一个情节引伸而写成的小说《武装用的62型》则更具有新颖的特点,小说中作者常自问自辩,而且留有大量疑团或空白来让读者去配合和填补,因此,被称为“反小说”。

赵学敏

赵学敏(约1719～1805年)，清末医家。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父亲曾任福建永春、龙溪等地盐吏等职。幼读经书，尤嗜好医学，常夜读家藏医籍，除在自家药圃观察药物外，并曾到各地求访民间医药。撰有《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便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串雅》(内、外篇)、《花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考》、《本草纲目拾遗》，合称《利济十二种》，其中除《串雅》和《本草纲目拾遗》外，均佚。《串雅》(1759年)分内、外两篇，为根据走方医赵柏云的医疗经验。结合个人多年搜集的民间医药资料所成，意在使民间医药步入“大雅之堂”把走方医(铃医)的经验概括为贱、验、便等特点，并包括多种民间药物和疗法，《内篇》中辑方427种，筛选认真，注重疗效，为我国少有的反映民间医药的专书。《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主在补《本草纲目》之遗阙，参考有关文献280余，经书340余，采访多人，结合实地采访观察所成，其中收《本草纲目》所未载或载而有阙误药物921种，包括外国传入的药物如金鸡纳、胖大海、各种药露“刀创水”(碘酒)、鼻冲水(氨水)等等，以及民间药物。对《本草纲目》的记述有不少纠正，为我国继《本草纲目》之后的一部有价值的本草著述。博览群书，广采众长，深入实践，注重观察，尤重民间经验，是赵学敏治学成功的重要因素。

梅特林克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年8月29日—1949年5月5日），比利时剧作家、诗人。生于比利时西北部根特市一个公证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赴巴黎学法律,毕业后返根特当律师。1886年再往巴黎,参加象征派文学活动,1889年发表剧本《玛兰纳公主》,受到法国评论界重视。作者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到戏剧创作中,剧本取材于格林童话,全剧充满恶梦气氛,人物互相残杀,都成为命运的牺牲品。之后写了一些带有颓废色彩、充满宿命论思想和神秘气氛的剧本。使他名声大震的是《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892),写森林中迷路的少女梅丽桑德被国王娶为后,但她却爱上了国玉的弟弟,酿成一场悲剧。1896年,他移居巴黎,创作中表现出唯灵论和泛神论思想。二十世纪初成为最重要的象征主义剧作家,《莫娜·瓦娜》(1902)、《青鸟》 (1908)是其优秀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1947年返回欧洲,两年后病逝于法国尼斯。他前期剧作追求平凡化、静止化、内心化、神秘化,剧中人物处在对灵魂的沉思和探索中,语言含混沉闷,缺乏情节,充满神秘色彩。后期创作有所改变,用丰富的想象、象征性的折光,赋予抽象无形的事物以生命和个性,描绘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哲理性启发。其艺术手法对后来表现主义戏剧有极大影响。在戏剧理论上,他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悲剧因素,追溯生活的神秘性和美,认为在平静的生活中存在着不安,人的心灵中无以名状的神秘性应是戏剧要表现的内容,戏剧要依靠不可捉摸的语言和梦幻的艺术形式来展现生活的神秘,提倡一种“静态戏剧”。主要剧作还有《贝阿特里斯妹妹》 (1900)、《圣安东尼的显灵》 (1919)、《冉·达克》 (1945)等及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 (1896)等。由于“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是晚清地主阶级中比较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左宗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全家虽有四十亩地，由于人口较多，生活并不宽裕。十六岁那年，其母去世，十九岁时，又死了父亲。二十一岁时虽然考中举人，但随后三次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此后，他放弃科举，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因为生计所迫，还从事私塾教学，有时也参加一点田间劳动，曾自号 “湘上农人”。在陶澍、贺长龄等师友的熏陶下，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影响下，他崇尚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的一生是功罪兼有的： 从1852年开始，他相继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他靠这一血腥事业起家，成了声势显赫的所谓 “中兴名臣”，成了和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封疆大吏。这方面，无疑是应当批判和否定的。但是，他在新疆沦陷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毅然挥师出关，收复了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这场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湛的用兵艺术。

海防塞防 力主并重

1874年冬到1875年春，受到英、俄两国支持和控制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占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已达十年之久，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强占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也已四年，饱受殖民统治的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清军早日出关，驱逐外国强盗，使新疆归回祖国。这时，左宗棠所部清军已经基本结束了在甘肃的战事，出兵收复新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正当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兵收复新疆之际，发生了日本侵犯我国台湾的事件，东南海防因此紧张起来。于是，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 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收复，对国家元气无伤; 有了新疆，对国家只有损失而无收益; 阿古柏已与英、俄两国勾结一气，即使收复了也守不住; 目前财政困难，无力顾及新疆。因此，应该放弃塞防，专顾海防，准备出关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的 “海防沦”，实质上是放弃新疆的卖国谬论。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 西洋各国，以俄为大，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 目前已经侵占了我伊犁地区，势必长期不还; 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沙俄必将得寸进尺，继续入侵。因此，“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①这就是所谓的 “塞防论”，实质上是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

这时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自己王朝的利益出发，还不甘心放弃新疆，但在海防论者的喧嚣声中，又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于是，密谕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粮饷事宜的左宗崇，不指名地转述了海防、塞防两种意见，让左宗棠帮助拿主意。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当时唯一可以同李鸿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见，无疑将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原来打算在陕甘战事结束之后告病回乡。但是，当他得知沙俄强占伊犁的消息后，便决心在垂暮之年 “与此虏周旋”。从此，他以收复新疆为己任，密切注视着新疆局势的发展。1874年10月，他受命督办新疆粮饷之后，已经从后勤的角度，开始了进军新疆的实际准备工作。

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在兰州军营接到密谕之后，周密筹画了二十多天，于4月12日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多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坚决反对放弃塞防、专顾海防的主张。他认为： 自从福州船政局开设以来，海防的创办已有头绪，不需别筹经费，经常性的练军之费不多，也不用别筹; 如果西北塞防费用充裕，自然可以匀给海防一些，可是，历年来，各省、关欠解塞防之饷已达两千多万两，没有余钱可匀; 乌鲁木齐没有收复，无总要之地可以扼守，断无撤兵之理; 即使收复了乌鲁木齐，停兵不进，防军之数不可能减少，也不会节省军饷; 只有尽快收复新疆，以伊犁和南疆等富裕地区的财富来负担新疆的防务，才有可能节省军饷;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①因此，左宗棠主张：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②这就是所谓的 “并重论”。

同一天，左宗棠还上了一道《遵旨密陈片》，毫不客气地弹劾了原任新疆统帅景廉的无能和死板，弹劾了原任粮饷转运帮办袁葆恒的主观武断，对用兵新疆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5月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左宗棠 “所见甚是”，决定采纳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出兵收复新疆; 决定将景廉和袁葆恒调回北京任职; 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且表示“不为遥制”。这样，清政府就打破了边疆不用汉人的传统，将收复新疆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前的国防重点是塞防，是在西、北两方。从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从东、南沿海入侵，海防变得严重起来。从此，清王朝几乎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海防方面，忽视了塞防。林则徐最早看到了这个危险，他指出： 沙俄最终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祸患。然而，他的话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时过不久，沙俄就割占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样重大的国防失误，恭亲王奕诉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没有仔细考察疆域舆图。可见清政府在塞防上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李鸿章发展这一错误，竟然主张放弃新疆、专顾海防，如果得逞，其后果之严重，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左宗棠的“并重”主张，不但避免了专注塞防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性，实际上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唯一正确的国防方针。

注重后勤 粮运兼筹

用兵新疆，有兵、饷、粮、运四大困难。左宗棠认为： 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粮、运两事，是用兵新疆的关键，“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因此，“非粮运兼筹不可”①。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运对作战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象左宗棠这样，把粮运提到战略首位，在其之前的中外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历代战争，大都在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行，既可以取粮于敌，又可以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用兵新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荒漠贫瘠，水草缺乏。特别是兵锋首达的东疆、北疆地区，戈壁纵横，产粮极少。就是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因为多年战乱，粮食也很短缺。从甘肃到新疆，远隔数千里，沿途尽是戈壁、沙漠、高山、深谷，即使买到了粮食，要想运到新疆前线，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不首先抓粮运，就谈不到打仗。清政府调兵遣将多年，全无成效，成禄一军赖在高台七、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景廉、金顺虽然出了关，却打不了仗，基本原因都在粮食。因此，左宗棠断然把粮运摆到战略首位，是十分必要的。

左宗棠受命之后，以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着重抓了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进军准备工作。

首先是军队的整顿。进军新疆的数量问题，清政府缺乏深虑，总以为多多益善，在调遣景廉、金顺两军进疆之后，又催令左宗棠分兵出关，还调遣穆图善、宋庆、刘铭传三军出关。李鸿章从阻挠西征的目的出发，企图釜底抽薪，奏请将刘铭传部二十二营铭军调往山东、江苏驻防。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征求左宗棠意见时，左宗棠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要求把穆图善、宋庆两军调走或裁遣。他依据粮运的战略地位，坚决主张“精兵”。为此，他对已在新疆和准备出关的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陕甘战争结束时，左宗棠辖有一百八十多营，他汰弱留强，一下裁掉了四十营，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裁减。金顺部原有三十营，进疆之前接统成禄部十七营，进疆后接统景廉部三十四营，共计八十一营，金顺以拥多兵为荣，不愿裁减，左宗棠便奏请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营。景廉在新疆时，曾教条地搬用古代 “寓兵于农”的政策，搞且耕且战，结果不伦不类，粮食没有生产出来，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划分兵农为二，择其精壮者为兵，散其老弱者为农。对于原来驻守新疆各城的清军残部，则令保守现驻城隘，不担负作战任务。另从五十五营老湘军中精选二十五营作为主力，在粮运完成以前，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整训，待命出关。已经出关的张曜部十四营嵩武军，令其在哈密举办屯田。经过这番整顿，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为军饷和粮食的筹备数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军饷的筹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饷约一千万两。当时的饷源仍靠各省、关供应陕甘的协饷、厘金和海关税，总计每年应到八百多万两。可是，拥护 “海防论”的督、抚们，一味拖欠，有的甚至停解。就连主张全力西征的王文韶，解饷也很不积极。当时，李鸿章系统的淮军，每年可发九个月实饷，而进军新疆的部队，每年只能发一个月实饷，这对于实行雇拥兵制、靠薪饷养家的勇营军队来说，是难以维持的。由于左宗棠与士卒同甘共苦，将每年官俸的大部分捐作军需; 加上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军心还未动摇，薪饷还可继续积欠下去。但是，全军的粮草、盐菜、武器、被服的采买费和数额巨大的运输费，是绝对不能积欠的。

1875年，左宗棠筹办粮运，需饷急如星火，当年却只收到了二百六十多万两协饷。1876年初，左宗棠在要饷、催饷无效的情况下，申请借外债一千万两，又受到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反对。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恳请清政府准借四百万两外债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体谅左宗棠的难处，决定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一次拨给左宗棠二百万两，令各省、关三个月内合解三百万两，逾期不到，准左宗棠指名弹劾，从重治罪。另外，让左宗棠自己设法借外债五百万两。左宗棠接到上谕，高兴万分。开战前的军饷筹集终于有了着落。

此后，左宗棠通过上海采运局，几次向外国银行借债，至1881年，总计借了一千三百多万两。同时还向本地、外地富商挪借了一些。加上各省、关每年解到一些，总算勉强解决了筹饷的难题。

与此同时，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进行军粮的采运。他改变了过去成禄之流采取的摊派强征和拉差逼运的办法，实行采买和雇运的方针。他强调 “民为军食之本”，规定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支付运费，一地采粮不准过多，要保证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日后准备粮源。

按左宗棠在西北修订的《楚军营制》，步兵每营五百人，长夫二百人，骑兵每营二百五十人，长夫一百人，战马二百五十匹。兵、夫月需口粮四十五斤，战马月需粮料一百五十斤，草三百六十斤，草不够以粮料补充。总计入疆部队最多时达到百营左右，其中骑兵约占四分之一。每年约需粮食五千万斤，准备三个月作战口粮和三个月储备口粮，需要两千多万斤。军粮的采运，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进行。

在采买方面，左宗棠开辟了五个粮源： 一是河西地区。1875年采购到三千六百多万斤粮食。二是口北地区。由于河西地区粮少价贵、运费高昂，左宗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宁夏、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以西盛产粮食，经外蒙边有一条近路直达巴里坤，用骆驼运送，每百斤粮只要八两银子，比从河西采运便宜一半左右。左宗棠就在归化设了采运总局，在包头和宁夏设了分局。从1875年夏到1876年夏，共从此区采购到七百多万斤粮食。三是北疆地区。从古城(今新疆奇台)到济木萨，产粮虽然不多，还可以买到一点。为了防止采粮过多，左宗棠采取事先调查、确定购量的方法，共买到三百多万斤粮食。四是俄商之粮。1875年夏天，俄国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到兰州拜访左宗棠时，主动提出从俄边斋桑湖一带为清军采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古城，每百斤收费七两五钱，条件是允许俄商来西北做生意。左宗棠一合计，觉得很划算，答应新疆收复后再行通商。双方当即签订了合同。其实，这个所谓的商人原是沙俄军官所扮，卖粮的目的是为了左右清军行动，左宗棠虽未识破其阴谋，但也没有依赖俄粮。由于战争迅速胜利，索斯诺夫斯基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五是屯垦之粮。张曜所部于1875年开荒近两万亩，1876年收获了一百五十多万斤粮食，也解决了一点问题。

在运输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种办法。俄粮包给俄商运送，口北粮食包给骆驼商队用直达方式运送，这两路的运输，费力不大。最困难、最复杂的是河西一线，不仅要运输几千万斤粮食，还要运输大批的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军用物质。从凉州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长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从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砾纵横，除马莲井有点水外，没有台站，没有水草。从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险，大车难以翻越。由于多年战乱，牲口、民夫和车辆严重缺乏，购雇两穷。左宗棠从实际出发，规定玉门关内主要采用车运，玉门关外主要采用驼运; 在发挥官运(辎重部队)作用的同时，主要雇清民夫运输，关内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加价一钱; 具体方式是 “节节短运”，分程包干，各运一段，层递衔接，流水而进; 此外，还让军队裹粮出关。凡出关部队，除随身背带和车、驼装运一批粮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腾出车、驼回头再运一批，如此往复而前。

在左宗棠的调度下，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才将大批作战物质运达新疆前敌，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库存了两千多万斤粮食。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先北后南 缓进急战

1876年春，左宗棠奏调擅长办理后勤的刘典抵达兰州，负责陕、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 同时，委托 “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是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负责指挥前敌诸军作战。4月7日，他自己从兰州移大营于肃州，居中坐镇，统筹调度。

依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左宗棠计划以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任务，战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①。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正式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 “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告诫他务必做到 “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乃为稳着”②。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清军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南进准备后方基地。

这时，阿古柏的主力都在吐鲁番地区，北疆是由投降阿古柏的白彦虎、马人得、马明各部防守的，总兵力约有两万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确定： 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 刘锦棠到济木萨与金顺会师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乌鲁木齐屏障，“成捣穴犁巢之举”; 再攻占乌鲁木齐满、汉各城，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当有数大恶战”，刘、金两部应合力猛打数仗，歼灭阿军援兵，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威; 此后分兵两路： 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战役发起的时机，左宗棠和刘锦棠反复商酌，最后定在秋初，因为届时 “新谷遍野，有粮可因”。

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战役打响。在刘锦棠的机动指挥下，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金顺部西攻时，不战而下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历时仅十多天。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阿军五千骑兵来援，刚到达坂城，闻败而止。这些进展，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

左宗棠闻讯，高兴异常，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计划一上奏，清政府也很满意，谕令他赶紧和刘锦棠 “约定师期”。不料，金顺 “攻坚无善策”，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到11月6日才攻克。这时大雪已经封山，无法南进了。

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阿古柏非常恐慌，一面请英国主子出面调解，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清军南进; 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企图以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坚固设防，阻止清军南进。后见清军没有动静，又重新部署： 以南逃的白彦虎、马人得残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骑八千五百、民团一万防守吐鲁番; 以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四千四百防守达坂城，并于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成一座新城;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防守托克逊，总兵力约有三万多人，其中作战主力两万余人，并配备了大量的后膛枪、炮。阿古柏自己则退居喀喇沙尔(今焉耆)，作遥控指挥。

为了保护阿古柏这条走狗，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代表阿古柏“乞降”为词，发动外交攻势，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准许阿古柏为 “属国”，“免去朝贡”。清政府转询左宗棠，左宗棠断然拒绝，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同时，左宗棠函告刘锦棠，大军南进时，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肃州大营，如果意图缓兵，即将来使遣回。

左宗棠认为，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需要认真对付。为此，他计划： 集中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同时给刘锦棠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三营，给张曜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一营(共计十六营)，给徐占彪增调了骑兵一营(共计六营)，合计三部兵力为五十三营、两万多人。依据敌情和刘、张、徐三军的分布，兵分三路，同时进击： 以刘锦棠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出发，由北而南，攻打达坂城，如果得手快，则分兵配合张、徐两军夹攻吐鲁番; 以张曜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以徐占彪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合兵西攻吐鲁番，如果进展快，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两城攻克后，三军合攻托克逊。战役发起的时机定于来年春融，具体师期，由刘锦棠与张曜、徐占彪约定，分期出发，定期攻敌。

玛纳斯一战，再次证明金顺 “粥粥无能”，难以独挡一面，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左宗棠便将金部三十九营裁并为二十营，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 奏调驻包头的金运昌部十营皖军西行，接刘锦棠之防，驻守乌鲁木齐地区; 调徐万福三营、范铭一营接徐占彪之防，驻守巴里坤、古城地区，哈密防务则由刘风清部两营豫军和原哈密四营防军负责。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令古城粮局采运九百万斤粮食到乌鲁木齐，加上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收割和采购的秋粮，为刘锦棠一军备足了四个月口粮。并令巴里坤粮局就地采购两百万斤粮食，加上从口北运来之粮，合成六百万斤，供徐军与接防之军食用; 又令肃州粮局、采运六百万斤新粮到哈密，满足张军之需。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炮到达前敌。

南进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 “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①，必须严禁杀掠奸淫，严禁骚扰百姓，要宽待阿军俘虏，争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天山战役从1877年4月中旬开始，前后不到半个月就胜利地结束了。刘锦棠一路攻打达坂城，仅用了四天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接着，刘锦棠分兵一部，与张、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这时，艾克木汗、白彦虎已经南逃，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海古拉接战不利，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总计这一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对百姓作了妥当的安置。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阿古柏。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至此，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天山战役结束后，被左宗棠誉为 “深明缓进急战之义”的刘锦棠，建议 “暂作小停顿”。左宗棠认为，只作小停顿，粮运准备还来不及。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沿途产粮极少，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吐鲁番本是产粮区，可是，存粮已被敌毁，当时青黄不接，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哈密、巴里坤、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短时间内运不出来。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采运粮草，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因此，左宗棠决定，部队暂缓进军，待暑天过去和 “秋粮采运足供”之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当天山战役打响之际，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库尔勒是维语“观望”的意思。阿古柏在 “观望”城中，观望到他的主力溃不成军，观望到被释放的俘虏为清军义务宣传，观望到他的部下纷纷投奔清军，观望到他的大总管给他的劝降信。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再也观望不下去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在残酷殴打他的部属时，突然中风，不治而死。树倒猢狲散，阿古柏的死亡，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逃奔沙俄。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原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这时，白彦虎独成一股，偷息于开都河西岸，随时准备逃窜。敌方的分崩离析，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左宗棠预计，阿古柏死后，当面之敌，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大，伯克胡里长于坚守，白彦虎长于流窜。一旦清军进攻，白彦虎必然迅速逃窜，其窜路有三： 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正为清军追剿之途，不必别为布置; 二是经罗布泊、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逃入青海。这一路山泽盘旋，荒僻少粮，可能性不大，三是由西转北，经伊犁边界，回窜昌吉、玛纳斯一带，这一路地势平衍，道路纷歧，威胁最大，必须预先设防。为此，左宗棠令金顺和金运昌两军，“远发侦探，加意预防”，随时准备截击白彦虎的回窜。

南疆八城，以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夹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东西一线，延绵三千余里。以喀什噶尔、英吉莎尔(今新疆英吉莎)、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由阿克苏向南，经一千五百多里驿路到达叶尔羌，叶尔羌以东七百多里是和阗，往西约三百里是英吉莎尔，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尔。八城中，以阿克苏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根据这种敌情和地势，左宗棠安排南疆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控制阿克苏; 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收复整个南疆。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 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 “主战”之军，组成一线兵团，首先出发攻敌; 以张曜部十六营为 “且战且防”之军，组成二线兵团，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 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破坏军纪，左宗棠觉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将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带驻防。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运军为 “防军”，组成三线兵团，在张曜之后出发，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授权刘锦棠决定。

1877年9月下旬，清军粮运准备完毕，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刘锦棠机动灵活，断然率精锐步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月驰驱三千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举收复了东四城。

在此之际，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立国”，作为属国，每年入贡。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一唱一和，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侵略要求。清政府将情况通报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鸿章之流的卖国主张和英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如遇外国人交涉，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

1877年12月初，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余敌全部被歼。阿古柏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胜利捷报传到肃州大营时，左宗棠高兴万分，情不自禁地赞扬说： “大军西征，如飞如翰”，“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①

所以功成迅速，当然和左宗崇的正确指导分不开。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先北后南，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打击方向。从敌情看，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白彦虎、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先打北路，做到了先拣弱的打。从地理看，清军控制着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一带，具备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乌鲁木齐是全疆的总要之地，可以制约南路。先打北路，既可以使清军依托后方，稳步进展，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

缓进急战，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条件下作战的基本问题。缓进的实质是粮运问题，新疆缺粮，军粮靠从外地采运。依靠当时的运输条件，要把几千万斤粮食和其它作战物质从几千里、上万里之外运到新疆前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部队进军快了，粮运跟不上，仗打久了，粮运更困难，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缓进急战”四字，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真正把粮运放到了战略首位。左宗棠本人对此也极为看重，他曾指出： 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①这个看法，颇有道理。

此外，左宗棠对历次战役的部署也是正确的。战争期间，他一直坐镇于肃州大营，离作战前线远达数千里之遥。但是，由于他对敌情、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能够通过当时军台、营塘传递文报的通信联络，实施了符合实际的战役指挥。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表现了算胜先于战胜的指挥特点。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次年8月，崇厚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卖国条约，坚决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在一场著名的 “和、战之争”中，他成为主战派的旗帜。1880年4月，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战役部署。5月底，他以六十九岁高龄，出玉门关，移大营于哈密，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的积极奋战之下，色厉内荏的沙俄被迫将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归还我国。

此后，左宗棠为国计民生，特别是为抗击法国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885年8月，他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住所。

张宇初

张宇初(1361—1410)是明初著名道士，正一道第四十三代天师，著作有《道门十规》一卷，《岘泉集》十二卷，《度人经通义》四卷。张宇初针对明初道团生活世俗化，戒律松弛，修行废坠，道教理论混杂于巫术神异等现象，提出清整道教，重新确立教制教仪。张宇初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把道教的创始人追溯到黄帝曾向之问道的广成子，殷末周初则有老子，老子在文王时为柱下史，武王时为藏室史。老子所著书为《道德经》，其徒则有文子、庄子、列子、亢仓子等。这里关于道教源流的叙述都是些不确实的说法，张宇初的目的亦不在历述道家传承谱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老子》的性质的看法，在他眼里，道教最重要的经典《老子》中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之，所以道教一开始就不专以修身养性为事，它也讲经国治民之术，它与儒家并非绝对排斥，与后世混入道教的巫祝祷祠绝不同。张宇初说：

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武利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祷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道门十规》)

虚无清静无为不言是道教之本，内外丹道、长生之术、巫祝祷祠皆是方术之士为猎取声利而缘饰增益的东西。在《道门十规》中他首先叙“道教源流”，就是要使入道者明白哪些是道教本来有的，哪些是后来增饰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革除的。这是清整道教的首务。

关于道教经典，张宇初也提出了他的简择标准，他认为，道教经典应能够消除魔障，增广道源，具体说，“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道德天尊金口所宣，历劫相传诸师阐化”的“三洞诸品经典”才是应该修习的，且修习时应当斋戒，洗心涤虑，存神默诵，反对非毁经典和念诵时不存诚敬。

关于持身炼气，张宇初提倡以坐圜守静为要旨，在他看来，道教以超脱虚幻生命，了悟生死正理为本务，道教的修炼目标是所谓“真人”，“真人”应该“积心善行，绝世所欲，不兴妄想，无有染着，不滞有无，永绝生灭”(《道门十规》)。张宇初吸收了元代全真道的修行方法，主张性命双修，他说：

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道门十规》)

所谓禅为性宗，指禅宗以开显心性使人觉悟为根本目的，参禅虽多方，根本目的皆在悟道。道为命宗，命指肉体，道教以炼气养形，延年长生为根本目的，其法虽亦多门，但总不出内外丹。全真道的性命双修，能够使心涤除思虑，无有染着;使身体筋骨坚固，祛病益寿。且修命以修性为前提，他最重视的是静定之功，认为道教的精髓即在定静，他说：

自上古以来，太上历劫化现诸师之修炼成道，皆自定静之功，庶得道功克就，神通自在。迨宋金之初，重阳王祖师遇钟吕之传，始立全真之教，盖本经曰：养其无体，体故全真。是教则犹以坐圜守静为要。(《道门十规》)

坐圜守静类似佛教所谓坐禅，但不讲禅定时的观想，要求涤除杂念，心无所滞，回到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的状态。提倡修道者在研习经典的基础上，选择山明水秀，形全气圆之地创立庵舍，隐居静修。

张宇初还对斋醮符箓的仪节，道派传人应具备的品德，道士参访云游应遵守的规范作了说明，建立宫观、修葺庵堂、庙产的管理等皆遗有定制。他的《道门十规》对后来道教特别是天师道的修行方向及各种具体仪规起了范导作用，对纠正由道教过分世俗化所引出的种种弊病也起了一定作用。

张宇初是正一道天师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哲学思想的人，他清整道教的做法，可以看做他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实施。他的哲学思想以道、本、玄三个概念为基础，围绕这三个基本概念进行阐述。

1.道——虚实统一　道这个概念到了明代道教哲学中，已经没有了万物之前的绝对者、万物的产生者这样的意思，而更多的是作为万有及万有存在和运动的总过程。道是即本体即流行的。明代的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门后学由于理论重心已转到心性方面，又由于道的含蕴差不多发挥已尽，对它已失去了申论的兴趣。而作为道教学者兼道门领袖的张宇初，却不能回避这个对道教说来属于纲领性的问题。张宇初说：

至虚之中，坱圠无垠，而万有实之。实居于虚之中，寥漠无际，而一气虚之。非虚则物不能变化周流，若无所容以神其机，而实者有屈伸聚散存焉。非实则气之絪缊阖闢，若无所凭以藏其用，而虚者有升降消长系焉。夫天地之大，以太虚为体，而万物生生化化于两间而不息者，一阴一阳，动静往来而已矣。凡寒暑之变，昼夜之殊，天之运而不息者，昭而日星，威而雷霆，瑞而风雨霜露;地之运而不息者，峙而山岳，流而江海，蕃而草木鸟兽，若洪纤高下之众，肖翘蠕动之微，一皆囿于至虚之中，而不可测其幽微神妙者，所谓道也，理也。(《冲道》，《岘泉集》卷一)

这里所说的虚，非绝对的虚无寥廓，而是太虚之气的本始状态。实，即形形色色的具体存在。所谓道即万物生生化化，永无止息的过程。“虚”是具体物变化运动的场所，“实”是一气屈伸往来。太虚之气有升降消长，两间之物有阴阳动静，万有在太虚中的运动变化就是道。说道重在其存在义，运动变化义;说理重在其顺而不妄，实有根据义。

但张宇初也以心为太极，他在盛赞道的广大精微之后，转而论心，他说：

故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曰太极，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为太极也。(《冲道》，《岘泉集》卷一)

心为太极，明显是受了邵雍的影响。所谓不观于物而观于心，指把对外物的研究转到反观内心上来。张宇初对道的描述最后归结为“太极”、“中”、“一”等一系列价值概念，而这些概念同时也为心所具有，道与心是对应的，道的存在状态就是心的存在状态。道之虚实合一即心统性情，道即理也就是理具于心。

张宇初对道的阐述是为他的宗教修持作理论根据的，所以在对万有的存在状态进行描述后，紧接着的就是心如何应对太虚中的万物，张宇初说：

凡物之形色纷错，音声铿戛，皆有无混融之不齐，而品物流行者，特气之糟粕煨烬也。人与万物同居于虚者也，然以方寸之微，而能充乎宇宙之大，万物之众，与天地并行而不违者，心虚则万有皆备于是矣，何喜怒欣戚哀乐得丧足以窒吾之虚、塞吾之通哉!庶乎虚则用其不勤矣。(《冲道》，《岘泉集》卷一)

宇宙的本然状态即太虚与具体事物纷纭交错自然顺通而不为具体事物所窒塞。心之本然状态是虚灵不昧而不能不对万有之貌色形象发生反应。万有之貌色形象出入流转于心中而主体不对其起喜怒哀乐之念，则万物形象无窒碍充塞，心保持其虚灵的本然状态。心之用可以周给而用之不尽，这就是所谓道冲。在道冲状态下，心守静一，中虚而渊深，若镜之明，此时即老子所谓致虚守静，归根复命，抱一守中。

张宇初所谓道冲是他所描述的宇宙本体，心之本体。本体是本然的、自然的，也是最符合价值理想的。这个理想实际上融合了儒家的修养方法：万物的运行出于其本性的必然性，自然而然，无窒无塞，在宇宙总图景中各安其位，各极其至。这就是儒家所谓“於穆不已”，“物各付物”，“鸢飞鱼跃”。这是实而虚的。这种实而虚的性质表现为心，就是方寸之微而能容纳天地之大，万物之众;物过而不执，无有喜怒得丧等，这种状态就是实现了心中固有之性。张宇初对道的描述既是道家的也是儒家的。

2.本——儒释统一　张宇初的重要概念“本”，更是儒道调和的产物，他所谓本，即安身立命的方向。张宇初以儒家的经世、道家的出世相结合为本，他说：

学必有本焉，经世出世之谓也。故学非所当务，则不足志矣。其所当务者，经世之学，则圣贤之道焉。……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慎本》，《岘泉集》卷一)

张宇初眼中的儒家经世之学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道德性命仁义，一是指儒家之道的载体——六经。对这两个方面他都有论述。

张宇初非常推崇儒家学者所宣扬的上古时期道德纯备、政治清明的状况，他说：

三代之始，道在唐虞，后之言道者，必曰是焉。盖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备者三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尽君道也;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尽臣道也;孔子颜曾思孟之为师，尽师道也。千万世之所法者，未之有改也。(《慎本》，《岘泉集》卷一)

三代之治是儒家所树立的理想，后世儒者提起它，不过是以一种理想反衬当时政治的黑暗和道德的陋劣。在张宇初这里，三代是道的体现。他相信道统说，并且相信理学家周程张朱接续上了这个道统，他认为道“蕴之为德行，发而为文章”，大可据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小可据以治其身，炼身养气。

张宇初还认为，儒家之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隐逸之高士即道家。也可以说，道家中人大部分是先入世而后出世的。如果要追溯道家的起始，它与儒家同出一源，他说：

道不行则退而独善，以全其进退于用舍之间而已矣。故高举远引之士，将欲超脱幻化，凌厉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慎本》，《岘山集》卷一)

如老子曾为周王朝史官，他著《道德经》是为了阐明内圣外王之道。鬻子、关尹、庄子、列子都曾为小吏，不得志而归隐为道家。故儒道同源，内圣外王为儒道共同的理想。

张宇初熟悉儒家经典，认为儒家学说集中表现在六经中，他承袭先前儒家的说法，对六经的作用作了阐述：

圣贤远矣，而其道具在者，六经焉。夫《易》以著阴阳，推造化之变通也。《诗》以道性情，别风雅之正变也。《书》以纪政事，序号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赏罚，明尊王抑霸之统也。《礼》以谨节文，明上下等役之分也。《乐》以致气运，达天地之和也。凡圣贤传心授道之要于是乎具，蔑有加矣!(《慎本》，《岘山集》卷一)

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六经是载道之书，而道非儒家所专有，儒家和道家是道的不同表现，儒家六经明经世之道，道家经典三洞四辅明出世之道。作为明道之书，作为善世淑人的教化工具，六经和道书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且道家在历史上以清静之道治国，曾取得了好的效果。如曹参用盖公之术，成汉初无为之治。儒家之学流为辞章记诵，道家之学流为纵横权谋，皆道之不幸。张宇初认为，道家死生不足介其怀，万物不能挠其性，通达与时穷皆不改其特立独行之操，到其极致，“三才以之一也，万物以之齐也，物理以之制也，形器以之寓也。治天下犹土苴也”(《慎本》，《岘山集》卷一)。比起儒家来，道家有顺乎自然，不强造作，与道玄同的优点。

张宇初论本，以儒道合一为特征。他不反对道门内人读儒书，他自己就曾大量阅读儒家典籍，对河图洛书，孟荀韩愈所谓性，邵雍所谓观物，张载二程所谓鬼神，都有讨论。这些讨论表现出明显的关切世务的精神。

3.玄——修炼原则　如果说张宇初所谓道侧重于万物运化的总过程，则他所谓玄更多的是表述道家虚无自然的原则。《岘泉集·玄问》载：

或问曰：“道家者流，其谓玄者，何也?”曰：“玄，天也。即‘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曰：“其始乎老子‘玄之又玄’之谓乎?”曰：“然。”

“道之大原出于天”语本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在张宇初这里，天指宇宙原则。“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规律，皆为宇宙原则所规定。玄也就是宇宙原则。张宇初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他心目中的宇宙原则作了说明：

吾闻诸史氏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则无所取焉。(《玄问》，《岘泉集》卷一)

在张宇初看来，道家精神就是宇宙原则，宇宙原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无为本，因循为用”。道家道教的修养方法，就是求与此原则合一。具体说，就是“内而修之，抱一守中，所以全生也。外而施之，不争无为，所以利物也”(《玄问》，《岘泉集》卷一)。所谓抱一守中，就是牢牢地持守宇宙原则而不失。抱一守中的运用就是“不争无为”。对“因循为用”，张宇初发挥道：

惟处乎大顺，动合自然，慎内间外，而纯粹不杂，静一不变，澹然无极，动以天行，乃合乎天德者也。虽用于世，以慈俭谦约为用，不过固守退藏，不为物忤，一返乎虚无平易，清静无为，柔弱素朴。(《玄问》，《岘泉集》卷一)

张宇初认为，道家的主旨就是为了使万物回复到它的本来面目。老子提出慈俭谦约的主张，是鉴于当时政治纷乱，民生困苦的实际而纠偏救弊。这一主张是对宇宙根本原则的总结，它“见于六合之外，天地之先”，可以通三才之理，序万物之性。所谓玄，从表现形式上说，非声臭之可测，非象数之可求，窈冥茫昧，超乎物表。而后世杜撰玄理，则失去对宇宙精神的把握。如扬雄《太玄》，摹拟《周易》，设方州部家，终究不过数字的盈缩消长;只可列入历数，不可作为宇宙原则。

张宇初并以玄为炼丹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所谓炼丹，取五行之精华，按《周易》卦气说之时数，以易卦阴阳坎离之周流升降为火候之进退。“穷阴阳之至理，夺造化之至神”，丹道之理尽于此。他反对术士各种神化怪诞之说，更反对以邪术为侥幸进身之阶，他说：

有曰婴儿姹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老子之时无之。或谓为书者，此也。苟执象泥文，舍源求流，姑好为神怪谲诞，以夸世眩俗，皆方技怪迂之言。……若《抱朴子》黄白变化之事类之，务以左道惑众，侥幸一时。其肆妄稔恶，乌有不败亡者哉!(《玄问》，《岘泉集》卷一)

他认为正确的修炼之术应该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是以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而已”(《玄问》，《岘泉集》卷一)。这仍然是以玄为指导原则，将形气神层层忘却，以抱神守一始，最终回归虚无。

以上是张宇初哲学思想的要点，可以看出，他的修行实践，是在他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以继承传统道家理论为己任，以先秦道家的基本精神作为制定道教科仪斋醮等的根据，以道家的虚无自然作为内外丹道的理论原则，表现出较强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