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斯

查尔斯·哈丁·费尔斯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 Firth 1857年3月16日-1936年2月19日）英国历史学家。他是1906年历史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埃斯蒙德·德·比尔写道，弗斯“了解17世纪的男男女女，就像一个人了解他的朋友和熟人一样，不仅了解他们的人物，而且了解他们生活的整个道德和知识世界。”

费尔斯出生于谢菲尔德，曾在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1877年，他在大学期间因一篇关于第一代威灵顿侯爵理查德·威灵顿的论文获得了斯坦霍普奖，并且是牛津大学成绩优异的历史学者的专属社团斯塔布斯学会的成员。1887年，他成为彭布罗克学院的讲师，1901年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士。1900年，他担任福特学院的英语历史讲师，1903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1904年接替弗里德里克·约克·鲍威尔成为牛津大学现代史的雷吉斯教授。费尔斯的历史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英国内战和英联邦时期的英国历史；尽管他在同一时期写下了关于同一时期的S·R·加德纳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受到了高度评价。

弗斯是T. F. Tout的挚友和盟友，T. F. Tout正在使曼彻斯特大学的历史本科课程专业化，特别是通过引入个人研究原始资料和论文写作的关键要素。弗斯在牛津大学也试图这样做，这使他与学院研究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研究员几乎没有自己的研究专长，并且认为没有理由让他们的本科生掌握如此神秘甚至工匠般的技能，考虑到他们可能的职业生涯。他们认为弗斯是大学教授的权力追求者，而不是作为国家和帝国未来建立的精修学校。弗斯失败了，但二十世纪见证了大学沿着他和Tout的道路前进。

1892年，他当选为美国古文物协会会员。

1913年至1917年，他担任皇家历史学会主席。

他写给Tout的信件被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收藏。

吴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当代作家,著名历史学家,教授。原名吴春晗,曾用笔名刘勉之、赵彦等。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一岁就通读过《资治通鉴》。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衰落,于192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31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继续半工半读。大学期间,专攻明史,并先后在《清华季刊》、《燕京大学学报》、《中央历史学刊》、天津《大公报·史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并担任《大公报·史学》副刊第一任编辑。1934年8月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任母校历史系助教,一年后,便升任讲师。1937年,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聘他为该校文学系教授。从1940年起,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及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等职。他一生坚持正义,刚直不阿。在抗日战争后期,与著名民族战士闻一多并肩战斗,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集会游行,并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抨击反动政府专制独裁,成为昆明青年学生普遍敬重的著名民主教授和反蒋民主运动的坚强斗士。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1961年应《前线》杂志之约,和邓拓、廖沫沙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杂文。1959年至1961年春,在写作论述清官海瑞的文章之余,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等人的要求,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剧中描写了海瑞同以退休宰相徐阶为代表的乡官权宦进行斗争,为松江农民洪阿兰一家平反冤狱,因而被诬罢官的情景,表现了海瑞不畏强权,秉公执法,除强梁、平民愤的斗争精神。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该剧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骇人听闻的“三家村”文字冤狱迫害下家破人亡。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海瑞罢官》也由北京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三家村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他主编、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也陆续出版。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朱元璋传》、《读史记》、《投枪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春天集》、《灯下集》、《学习集》、《史事与人物》和《海瑞的故事》等。

真可

真可(1543—1603)字达观，晚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年十七，仗剑远游，行至苏州，为雨所阻，遇虎丘僧明觉，因止于虎丘云岩寺，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号，心生欢喜，次日即从明觉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在武塘景德寺闭关三年，后辞师行脚四方。过匡山，研求相宗奥义。至京师，参学华严宗遍融及禅门啸岩、暹理等，九年后复归虎丘。万历初年，与弟子刻方册本藏经，即《径山藏》，并拟与德清合修《明传灯录》，因德清谪戍海南未果。又曾亲至京师，营救因反对重敛矿税而入狱的南康太首吴宝秀，他说：“老憨(德清)不出，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德清：《达观大师塔铭》)后“妖书”事发，为忌者所劾，诬为妖书造作者，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有《紫柏尊者全集》及经疏多种传世。

真可一生虽参叩多方，但没有明确的师承，不属任何宗派，因此没有出世开堂。他的思想中有明显的调和禅教、调和儒释的倾向。他反对禅宗中没有真实解悟而乱逞机锋的风气，主张认真研究佛经。但他接引后学则“如苍鹰攫兔，一见即欲生擒”。故德清谓其“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

1.禅教双修　真可认为当时佛教界有七大错，其一，“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其二，“以为知见理路障自悟门，道不从眼耳入。须一切屏绝，直待冷灰豆爆，发明大事，始为千了百当，一得永得”(《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续藏经》第2辑第31套，第346页)。这两错实际是一错，即以禅宗为悟道惟一法门，禅之外的其他宗旨皆是悟道的障碍;禅在心悟，不在口耳知解，故须屏绝一切文字，于枯寂中突然得悟。而此一悟即一了百当，不生退转。在真可看来，这实际上割裂了教和禅、顿和渐、文字因缘和“末后大事”之间的联系。真可主张读经与参禅须统一起来，他非常重视文字在解悟中的助缘作用，他说：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观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缘因佛性也。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一，第323页)

这是认为，文字是了知真如的助缘，知解是契合真如的必经步骤，若排斥语言文字，凭空去悟，希图直接与真如为一，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文字在了知真如实相中有绝大作用。真可这里强调文字般若，意在纠正禅宗以禅为惟一悟入途径而排斥经教的弊病，特别是机锋棒喝之风盛行之后，僧人乱弄机锋，依样画葫芦，不务真修实悟的弊病。

真可指出，当时佛教界的第三个错误在于以净土为惟一法门，排斥参禅、看经。对此他提出责难：

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之参禅看教，惟此着子最为稳当。我且问你，净土，染心人生耶?净心人生耶?半净半染人生耶?全净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净土，则名实相乖，因果背离。……若全净心生者，心既全净，何往而非净土，奚用净土为?如是，以为念佛一着子能胜参禅看教，岂非大错。(《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6页)

净土宗认为，念佛求往生净土，此法门最易。它不用参禅，参禅要勘破种种迷情，直下与佛心为一;不用看经，看经要了识经义，作种种修行功夫。净土只念佛号，最为简易，且不识字、不懂经者也可持此法门。真可的诘难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佛教信仰者来说非常尖锐的问题：净土是一种心理体验还是实有其地。他实际上认为，净土宗所谓净土不是一个时空中的真实存在，而是心与真如契合的状态。心与真如契合，则时时处处为净土乐国，不必求往生“西方净土”。而心与真如契合的状态，绝非仅口念佛号就可以达到。念佛时的心专一境未必胜于参禅看经。心不净，则无净土可言。净心人处处是净土，故净土就在心中。真可实际上认为，净土只是人为死后的归宿树立的理想，而在人活着的时候，求的是悟的境界。悟必须靠参禅看经得到，口念佛号是达不到这一境界的。净土观想至多是达到悟的一种方便法门，而不是悟本身。悟了方能达到净土状态，但靠口念佛号达到的心专一境或净土观想却不能代替悟。所以，他所主张的禅净合一实际上是平时靠参禅看经得悟，死时口念佛号、靠观想达到净土状态。绝不能用念佛代替参禅悟道。

从参禅看经与念佛所依持的力量来看，真可更看重参禅所依靠的自力，而把净土所依靠的外力仅仅看做一种助缘，他说：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内力。外力是助，内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虽多，终不能化凶为吉。故曰：“先天而天不违。”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颠倒天地。”设信此不过，别寻外助，断无是处。(《与赵乾所》四，《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四，第526页)

成佛的最后根据在自己，而且主要是心的力量，任何外在的力量，包括佛力、法力，都是次要的。外力只是自心的助缘。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真可反对把净土信仰置于参禅看经之上。依靠自力，就是实实在在去作修行功夫。而净土宗靠弥陀愿力往生净土，是他力，幻想的、信仰的成分大于自修自证的成分。

真可反对的第四种错误是不落言诠，弃绝思虑，以禅压教。真可指出：“有等瞎公鸡，闻真鸡啼，假鸡啼，皆仿效作种种声，以为动念即乖本体，思量便落鬼家活计，况复有言乎?”(《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6页)动念即乖本体，就是执持禅宗“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的套话，反对一切思维、理解、比拟等等知解活动。禅宗本有单刀直入、一语坐断、直下勘辨学者所得深浅的传统。但末流用来，渐渐偏离禅宗本义，成了反对思量考校，反对一切借名言概念进行思维活动的借口。真可认为，“动念即乖本体，思量便落鬼家活计”只是禅学末流对于单刀直入原则的滥用，他责问道：

我且问你，此等见识，为是解，为是行?解则何乖动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饭熟后方能酬一转语，亦不乖本体，诸大禅老皆许其悟彻。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非鬼神通之，心开而明也。思量何伤?观音闻、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为病，岂非大错!(《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7页)

解即知解、理解。使用名言概念，须费思量考校。禅宗机缘语句中的对答只是要求机辩迅捷，用语生动深刻，能概括宗旨且又能激发联想，非一概不许思量。思量虽不是悟，但悟必借思量。即使禅宗所谓一切屏绝，冷灰爆豆，也不一概反对思量。一切屏绝，豆何由爆?冷灰爆豆不过是叫人不要循常规的思维规则，活泼多方，无拘无滞，以形象思维中的点触、跳跃等方式，求悟求通，故思量决不可废。

真可更针对禅学中人惟以棒喝为当机开悟之术，闻、思、修三慧用不着的说法，以汾阳善昭对乌窠侍者何以得悟所下的偈语来说明顿悟与渐修的关系。善昭偈曰：“侍者初心发胜缘，寻师访友为参禅。乌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得心安。”意思是，乌窠禅师的侍者久已发愿参禅，多处寻师访友，了悟已达一定境界，也可说其根机已熟。乌窠禅师拈起衣上布毛吹去，侍者见而大悟。吹衣上布毛是刺激侍者领悟的契机，此时虽未用思量，而平时参禅费思量已极。平时功夫是渐修，见师吹衣上布毛而开悟是顿悟。渐是顿的基础，顿是渐的结果。如无平时闻思修三慧的开发，决无此时的顿悟。真可就此评论说：“久则熟，熟则化，于将化之时，乘其化而发之。譬如箭锋相值，岂巧为之所能预哉?”(《紫柏尊者全集》卷二，第334页)顿悟必借渐修，平时闻、思、修三慧不可少。顿悟虽一时巧慧，必借平时功力。不能以禅废教，两者兼修可收相得益彰之功。

真可的禅教双修、净土必借顿悟的观点，是当时教宗融通时代潮流的表现。真可及明代诸高僧的理论和行为，都是为纠正佛界弊病、开出新的学风而做的努力。

2.三教本同，以儒解佛　真可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三教本同者，心;不同者，名。因此，用佛家义理解释儒书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他说：

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佛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发未发，缘生无生，有名无名，同欤?不同欤?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

他的意思是，儒释道三教都是名称，三教之实际，乃是心。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追求。从这里说，儒释道三家根本上是相同的。其不同在用以教化的方式和各自的理论特点。在真可这里，心是本体，教化内容是表现。心是能儒能释能老的，心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物质创造的本原。儒释道是名称，这个名称是人们根据三教的不同特点而给予的指称符号。儒释道三教可以说本同末异，心同迹异。知道了这一点，才可以言三教同异。这是真可对三教关系的根本见解。

在这一见解指导下，真可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慧识。比如，他认为读《易》可以增加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他说：

《易》显道神德行。道，至微者也;德行，至粗者也。如能通《易》，则至微者我可以显之，至粗者我可以神之。《易》岂可不读乎?不读《易》则学问不能通方。(《紫柏尊者别集》卷四，第71页)

意为，《易》的道理微妙难测，《易》的卦爻显而易见。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的道理显明，使显而易见的功能神妙。所以，学《易》可以使人眼界通达。又如，他认为“玩象得意”可使心生慧解，慧解可以打破执心，去除局限。他说：“玩象得意，则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则死者亦活矣。”(《义井笔录》，《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玩象得意达到相当境界，意与象融成一片，不复分别，而后意象物我皆忘。在真可这里，《易》是得到佛慧的媒介。玩象得意，象是意的符号，意是象的内涵。就得意忘象说，则惟见意;就遮意显象说，则惟见象。而得意忘象与遮意显象是心的转换，心的变现。故可由此见惟是一心，无我无物之境。通过得意忘象而达到对浑然一体的本体的观照，这是艺术的方法;通过得意忘象亦可达到惟是一心、无我无物的境界，这是佛学的观法。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三教圣人，其心本一。懂得了这个道理，自可消弭三教间互相攻击。他尝说：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释，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谓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则妄也。或曰：敢问治病之方。曰：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则病自愈。(《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

他特别反对三教中人学儒未通，弃儒学佛;学佛未通，弃佛学老;学老未通，流入旁门左道。他认为，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了达。这就是认为，三教是可以融通的，其究竟义旨是相同的。

真可指出，融合儒释道三教并不是没有根据，它符合佛教“事事无碍”的教义。儒释道之书可以互相诠释，他说：“既曰事事无碍，即以梵语释华言亦可，华言释梵语亦可;以世间书释出世间书亦可，以出世间书释世间书亦可。”(《义井笔录》，《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401页)这里是说，就佛经翻译而言，某些重要佛教名词既可以用梵语音译，也可以用汉语意译。就佛经的理解而言，既可以用佛教义理去理解，也可以用外书中的义理帮助理解。真可在著作中经常用外书诠释佛教经书，也用佛教义理诠释儒道之书。比如他认为，《关尹子》的某些说法，可由佛教义理得到解释，他说：

《文始》(即《关尹子》，道教称《文始真经》，其中杂佛教之言，后人多以为伪托，此处不辨)虽言转识成智，而不言转识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无实也。若能探释氏唯识之书乎?若能悉缘因、了因、正因之旨乎?若果能之，则转识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4页)

他用唯识宗之八识加以说明：转识成智即转有漏之八识为与无漏之八识相应的四智，其中最关键的是将第八识阿赖耶识转变成为大圆镜智，这是从分别事识到般若智的转变。在思维方法上，就是从比量(逻辑推论)到现量(整体直觉)的转变。真可论两种思维方法的不同说：

合理之谓比，谓比度而知，知而不谬于圣经。合辙故曰比量，不合则非量也。现量也者，初无分别，照境无思也。是以有志于转识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识，则转识成智之所以然之说，终不明矣。(《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5页)

就是说，比量是将未知者与已知之标准加以对比，推论出未知者，现量则是无有分别计度的全境显现。知道了事识心与无分别智心的区别，才能转识成智。这里，真可用佛教认识法中的现量比量的不同来阐释《关尹子》从佛教借来的转识成智观念，整个讨论仍是在佛教范围内，但他实际是想把现量与比量的不同推广到道家、儒家对本体与事相、局部的推理的真理和全体的直觉的真理的分析中去，这也有深化诠释的意义。

真可还把读外书作为理解佛书的助缘，他说：

智鉴曰：“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庐山曰：“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予闻二老之言久矣，然终不大明了。及读《易》至渐卦，始于二老之言，了无所疑。(《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他详细解释了他的理解，他认为，卦的作用是规定和表明一类事物的性质的，故“卦寓性”;爻的作用是通过它在一卦中的位置的变化来摹拟事物的变化的，故“爻寓情”。性在佛教中指事物保持自己且不生变化者，情指事物能活动的外部表现，它不断变动。具体到人来说，性指情欲不生的本来状态，情指感情欲望。情奔突无定，时时生起。“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指心念不起时性体如如，无有万法之区别。“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指心念已起，由不动之性变为已动之情，此时吉凶生矣。真可用《易》渐卦之义加以解释：渐卦艮下巽上，艮者止，巽者顺，艮巽重叠指顺其止，无有造作，故其时正合智鉴“一心不生(止)，万法无咎(顺)”之说，而渐卦之爻辞“鸿渐于干”、“渐于磐”、“渐于陆”等，渐渐升进，有了欲望且欲望渐炽，其义正合庐山所说“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故读《易》渐卦而悟二先辈之旨。

真可并用佛理融会理学心统性情之说：

爻乃虚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迁。设一心不生，六虚不游，则应物而累，与无累者全矣。全则谓之卦，卦则无我而灵者寓焉，爻则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则又寓乎卦爻之间，故可以统性情。统，通也。盖善用其心，则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无。(《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此“心统性情”非理学所谓“心包性情”或“心管乎性情”，而是重在强调“通”。“通”实际上是禅宗“前念迷佛是众生，后念悟众生是佛”的化用。其迷其悟，其性其情，在一心之转。情虽昧，通即为性;性虽灵，昧则为情，故“心统性情”。他更借噬嗑卦发挥性与情的关系，而最后归结为“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无我之域”：

我观《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无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则大，大则无外，无外则天地万物皆可以范围之。(《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观象的目的在“得意”，在“持理”;而得意、持理的目的在知戒、折情。“理充”的结果是“造乎无我之域”。真可借儒书得到的理，仍归着于宗教修养方面。

真可一生广泛涉猎儒道典籍，他的读书笔记《长松茹退》和《义井笔录》中，多处评介儒道书籍，以外书融会佛理，以佛理解释外书。他对自己有一个总结：“应物之际，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终以释氏为歇心之地。”(《长松茹退》序，《紫柏尊者全集》卷八，第390页)这句话表明了他最后的思想归宿。

3.性情善恶　真可的性情论，融合儒佛两家，特别将性情与佛家的苦乐之说糅合起来，使它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与修行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

性有性之体，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谓体?用所从出也;何谓用?相所从出也;何谓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恶苦乐之情，相也。苦乐之情未接，灵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与用，而昭然与灵然者皆无所自矣，此体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所谓性之相，即人之现实可见的意志、行为、情感等表现。所谓性之用，即能够发生意志、行为、情感的潜能。相是潜能发生作用的现实表现，性是这两者的综合。无性则无性之用，无性之用则无性之相。但性之体却非实有一物，而是由相推用、由用推体这样一个逻辑上必须有的主体。性代表全体，没有这个全体，也就没有人的任何表现。由于性只是个逻辑上预设的存在，它由推论而知，所以它本身无所谓善恶，明乎此，则前人关于性情善恶的争论自可灭息，他说：

昔人以性无善恶，情有善恶，殊不知性无性，而具善恶之用;用无性，而着善恶之相。若赤子堕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将生未生之间，非吉凶有无可能仿佛者。乃不知其为心，而遂认心以为性，所以性命之学于是乎晦而不明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性之体是情将生未生之间，善恶等形而下的表现对它来说是鞭长不及之地。性有性之用，性之用也只是潜在地能具善恶，而不是现实地已具善恶。只有在纯外在的、形而下的性之相的层面，才有现实的、真正的善恶。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由恻隐之心而见善之情。情是潜在的，现实的表现是相，又叫心。真可糅合儒佛两家而成的性情论，为中国传统性情说所未有。这一说法避免了传统性论中视性为一物和性善情恶等天赋性论的罅漏，具有僧俗两众易于接受的特点。

真可的性论也是以佛理读《易》的产物。他曾以他的性情论比拟《周易》：

夫心与情，易之道穷于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谓性者，则非卦爻所能仿佛者也。然离卦爻而求之，则又离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见眼故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就是说，卦与爻是易之道的表现，不能离卦爻而求易道;心与情是性的表现，不能离心与情而求性。性本身不能直接认识，能直接认识的是心与情。

真可这种性情论，在佛教修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反对现成佛性，强调佛性只是一种潜在的具有，现实的佛性须修而后得。如木有可燃之性，但钻燧之后方发生作用。故必须笃实修行然后方能证佛性。佛教经典是修证佛性的媒介。这里明显地包含反对明代禅宗中盲目沿用棒喝机锋的禅风，提倡看经礼忏持戒坐禅等被禅学末流抛弃了的笃实功夫。这是与他提倡禅教合一、禅争合一相符合的。

真可又从佛教第一义不可说的思维方式出发，认为“性”根本不可用言语加以评说，因此世俗各种关于性的学说皆陷于一偏，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是将统一的性析为两端，扬雄的性善恶混，是将有分别的性混而为一。性是非一非二、而一而二的，不能离析，不能合并，析之并之，都是蛇足。真可虽然有三教合一的思想，但在此三教中，佛教最高，佛教可容纳儒道二教。他说：

终天下道术者，其释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非不可论，恐骇六合之内;非可议，恐乖五常之义。今释氏远穷六合之外，判然有归;近彻六合之内，画然无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举，安常者无过望之争。是故析三界而为九地，会四圣而为一乘。……譬如夜珠在盘，宛转横斜，冲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议焉。(《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5页)

这是说佛教可包容道教的超然世外，儒教的入世应务，但又不混漫各自的作用。佛教能使儒道二教在总的和合海中各安其位，但又不泯没彼此的差别。真可对佛教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他“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终以释氏为歇心之地”的根据，也是他作为一个僧人对佛教诚心敬奉的结果。

施肩吾

施肩吾(780—861)，字希圣，号栖真子、华阳真人。睦州分水(今浙江桐庐)人。曾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常州武进(今属江苏)，故亦称吴兴人或常州人。早存隐居之情，曾居四明山学道求仙。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因自伤孤寒，深惧仕途险巇，遂不干禄即离京东归。酷好道教神仙之术。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为道家十二真君羽化之所，慕其真风，幻想成为第十三真君(参《西山静中吟》)，故投老于此。致有误其籍贯为洪州者。有人据《岛夷行》一诗，疑其曾至今澎湖列岛，聊备一说而已。施肩吾诗名早播。张籍《送施肩吾东归》诗云：“早闻诗句传人遍。”所作《百韵山居》诗(今存四句)才情富赡，盛传一时。《岛夷行》反映海岛居民生活，题材新颖，为唐诗中不可多遘。为人风流少检，虽志慕轻举飞升，而又流连声色，好为冶游香艳之词，故胡震亨云：“施肩吾学道西山，自托群真之一，而章句尚艳硕，乏韵致，未稔何以御风?”(《唐音癸签》卷七)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及门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施肩吾诗集》一○卷、《辨疑论》一卷，已散佚。《郡斋读书志》著录《西山集》(按即《施肩吾集》)五卷、《群仙会真记》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钟吕传道集》三卷、《华阳真人秘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及《唐才子传》著录《三住铭》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以下所著录有关神仙羽化之作，疑多为宋以后道教徒所伪托。《全唐诗》卷四九四录施肩吾诗一卷。《全唐诗逸》卷三收断句一联。《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六收佚诗八首。《续拾》卷二七又补二首又四句。《全唐文》卷七三九录其文九篇。事迹见《唐摭言》卷八、《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万姓统谱》卷四等。

冯道

冯道(公元882—954年)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好学能文，生性廉洁，唐末，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后唐庄宗即位，任翰林学士。明宗时拜相，后历任后唐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朝宰相，居相位20余年，冯道处政“持重镇俗”，不干预地方诸侯事务，故能长久为相。冯道亦间或陈民间疾苦，阻屠士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其主《九经》雕版印行，为我国古代官府印书之发端。北宋中叶前，史家对冯道毁誉参半，中叶后，则以冯道历事四朝，不忠一姓一君的行为为卑下。

〔正史〕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天祐中，刘守光署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访于僚属，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于狱中，寻为人所救免。守光败，遁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玄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时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

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命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庄宗即位邺宫，除省郎，充翰林学士，自绿衣赐紫。梁平，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丁父忧，持服于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①。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时契丹方盛，素闻道名，欲掠而取之，会边人有备，获免。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澡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免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免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复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进《贺平中山王都表》，云“复真定之逆城”。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顿至折角。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醨之态。继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访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问道曰：“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诗甚好。”遽命侍臣录下，每自讽之。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为山陵使，礼毕，出镇同州，循故事也。道为政闲淡，狱市无挠。一日，有上介胡饶，本出军吏，性粗犷，因事诟道于牙门，左右数报不应。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开尊设食，尽夕而起，无挠愠之色。未几，入为司空。

及晋祖入洛，以道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晋祖亦献徽号于契丹，谓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无难色。晋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行，将达西楼，契丹主欲效迎，其臣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因止焉，其名动殊俗也如此。乃还，朝廷废枢密使，依唐朝故事，并归中书，其院印付道，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寻加司徒、兼侍中，进封鲁国公。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道尝上表求退，晋祖不之览，先遣郑王就省，谓曰：“卿来日不出，朕当亲行请卿。”道不得已出焉。当时宠遇，无与为比。

晋少帝即位，加守太尉，进封燕国公。道尝问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说?”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终不易。后有人间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由是出道为同州节度使。岁余，移镇南阳，加中书令。

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戎王因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后衣寇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廷寿阴护之所至也。是岁三月，随契丹北行，与晋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统其众。及北去，留其族解里以据常山。时汉军愤激，因共逐出解里，寻复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抚，因事从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为，皆诸将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则，乃为众择诸将之勤宿者，以骑校白再荣权为其帅，军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囊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又，契丹先留道与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岁闰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伪诏追崧，令选朝士十人赴木叶山行事。契丹麻答召道等至帐所，欲谕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惧形于色。麻答将以明日与朝士齐遣之，崧乃不俟道，与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帐门之外，因与分手俱归。俄而李筠等纵火与契丹交斗，鼓槊相及。是日若齐至，与麻答相见，稍或踌躇，则悉为俘矣。时论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

及自常出入觐，汉祖嘉之，拜守太师。乾祐中，道奉朝请外，平居自适。一日，著《长乐老自叙》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余先自燕亡归晋，事庄宗、明宗、闵帝、清泰帝，又事晋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据汴京，为戎主所制，自镇州与文武臣僚、马步将士归汉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顾以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亡曾祖讳凑，累赠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国太夫人;亡祖讳炯，累赠至太师，亡祖母褚氏，追封吴国太夫人;亡父讳良建，秘书少监致仕，累赠至尚书令，母张氏，追封魏国太夫人。

余阶自将仕郎，转朝议郎、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再为翰林学士，改授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太微宫使，再为弘文馆大学士，又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南效大礼使、明宗皇帝晋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国军节度，同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一为长春宫使，又授武胜军节度、邓随均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官自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又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正官自行台中书舍人，再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再为门下侍郎、刑部吏部尚书、右仆射，三为司空，两在中书，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待中，赐私门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开国公、鲁国公，再封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万一千户，食实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勋自柱国至上柱国。功臣名自经邦致理翊赞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时处顺守义崇敬功臣、崇仁保德宁邦翊圣功臣。

先娶故德州户掾褚讳濆女，早亡;后娶故景州弓高县孙明府讳师礼女，累封蜀国夫人。亡长子平，自秘书郎授右拾遗、工部度支员外郎;次子吉，自秘书省校书郎授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书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户部员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义，自秘书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议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协律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节度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太仆丞。长女适故兵部崔侍郎讳衍子太仆少卿名绚，封万年县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长兴二年敕，瀛州景城县庄来苏乡改为元辅乡，朝汉里为孝行里。洛南庄贯河南府洛阳县三州乡灵台里，奉晋天福五年敕，三州乡改为上相乡，灵台里改为中台里，时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上相乡改为太尉乡，中台里改为侍中里，时守太尉、兼侍中。

静恩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②，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又念自宾佐至王佐及领藩镇时，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编于家集，其间见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

及太祖平内难，议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汉嗣，遣道与秘书监赵上交、枢密直学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寻与赟自徐赴汴，行至宋州，会澶州军变。枢密使王峻遣郭崇领兵至，屯于衙门外，时道与上交等宿于衙内，是日，赟率左右甲士阖门登楼，诘崇所自③。崇言“太祖已副推戴”④。左右知其事变，以为道所卖，皆欲杀道等以自快。赵上交与王度闻之，皆惶怖不知所为，唯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寻亦获免焉。道微时尝赋诗云：“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验矣。广顺初，复拜太师、中书令。太祖甚重之，每进对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为山陵使。会河东刘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及世宗亲征，不令扈从，留道奉太祖山陵。时道已抱疾。及山陵礼毕，奉神主归旧宫，未及祔庙，一夕薨于其第，时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闻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

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候。平生甚廉俭，逮至末年，闺庭之内，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咸叹惜之。

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益谓此也。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

〔注 释〕

①唯蓬茨而已：唯茅屋陋室。②籧篨葬：用苇席裹尸下葬，喻葬礼节俭。③诘崇所自：盘问郭崇从什么地方来。④太祖已副推戴：后周太祖已受拥戴登基。

〔相关史料〕

唐敕解纵五坊鹰隼。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鸟兽。”唐主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遗骑取之，比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唐主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唐主深以为然。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初，唐主密与慕容迁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及是，以五十骑出门，谓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冯道入朝，及端门，闻变，乃归。至天宫寺，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矣。”

《纲鉴易知录》卷六一

世讥道(道：冯道，五代后周景威〔即今河北省东光县西北〕人)依阿诡随(依阿诡随：随声附和，谲诈善变)，事四朝(四朝：即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参相：考核研究，相互参证)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石晋：指五代后晋。因后晋国君为石敬瑭，故称石晋)之末，与虏结衅(衅：古代杀牲畜以血涂器而祭叫衅)，惧无敢奉使者，少主(少主：指后晋出帝石重贵)批令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湘阴公：姓名不详)曰：“不干此老子(老子：老人)事。”中(中：身)亦获免。初，郭威(郭威：后周太祖，五代周王朝建立者，公元951—954年在位)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周世宗：即后周世宗柴荣)欲收河东(河东：古地区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自谓此行若太山(太山：即泰山。太，古通“泰”)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任直：尽直)，委命(委命：以性命相托)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顾避：顾惜躲让)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帝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烛心清，岂世俗所知耶?

《青箱杂记》卷二

郝大通

郝大通(公元1149--1212)名璘，字太古，号恬然子，又号广宁子，自称太古道人，法名大通。宁海(今山东牟平)人。自幼通读《老子》、《庄子》、《列子》，犹喜《易经》，洞晓阴阳、律历、卜筮之术。不慕荣仕，禀性颖异，厌纷华而慕淡雅，渐隐以卜筮自晦。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一说大定八年，公元1168）皈依全真教，大定十五年于沃州行乞时突有所悟，于桥下苦修六年，人称“不语先生”。九转功成后，往北传教。

姓郝名升字太古，号广宁。又名璘。金代宁海(今山东牟平)人。生于金熙宗天眷(1138—1141年)三年(1140年)正月初三日。家世为宦族，故富饶。少孤，事母甚孝。自幼通读《老子》、《庄子》、《列子》，犹喜《易经》，洞晓阴阳、律历、卜筮之术。不慕荣仕，禀性颖异，厌纷华而慕淡雅，渐隐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从关西至宁海传播全真教，见其资禀高古，聪颖不凡，有意感化其出家修道，连背肆而坐。郝曰：“请先生回头。”重阳答曰：“君何不回头耶？”郝颇为所动，遂闭卜肆，前往马丹阳南园，求教于王重阳。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记载，时重阳付之词曰：“言下领悟如走万里迷途，一呼知返盖其根本知觉，分上夙有薰人三力故耳。”郝恍然大无悟，忽忙下拜。遂于次年(1168年)母逝后，弃尽财物，入于昆嵛山烟霞洞师王重阳学道。重阳乃喝之名曰：璘，号恬然子，后又更名为大通。时重阳解衲衣去其袖与之曰：“匆患无袖，汝当自成，善传法之意也。”大通连携瓦罐终日乞食于市。大定九年(1169年)，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四人随王重阳西行传道，留大通与玉阳(王处一)隐居于铁查山云光洞。大定十一年(1171年)，闻王重阳登仙，马、谭、刘、丘已入关，遂西游访之。意与四人共结庐守孝，因处端以“随人脚跟转可乎”之言激之，遂离开终南山刘蒋村。至歧山遇神人授以《易》之大义。大定十五年(1175年)乙未乞食于沃州，顿悟重阳秘语，涣然开发，遂默然静坐于石桥下，终日不语，常与小儿辈嬉戏，饥渴不求，寒暑不变，人馈则食，不馈则否。河水泛滥而不动，亦不伤；亲戚看之而不答，亦不收赠，如此者六年，人呼不语先生。如是水火颠倒，阴阳和合，九转还丹之功乃成，遂忻然而起，杖屦北游于真定、邢、洛间，在滦城经神人受在《易》秘义后，开堂演道，远近常听者达数百人。于是广招弟子，以度人利物为已任，四下闻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教流派——华山派。拥有范圆曦、王志谨、徐志根、张志信、姬志真、孙履道等弟子。天人之蕴奥，昔贤所未发。大定中(1209—1211年)，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其创立的新道派称为华山派。著作颇丰，有《三教入易论》、《示教直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太易图》等，今见《道藏》中的《太古集》录有《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周易象图》、《金丹诗》等。

范文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仲沄。绍兴县人。1893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进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一度任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春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夏往河南汲县省立中学授课。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参加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此后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次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讲师。1932年10月出任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该院院长。授课之余勤奋著述,数年间出版了《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其中《文心雕龙注》一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究极微旨,为一时名著。1936年夏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于1938年暑期愤然辞去河南大学教职,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同年末应邀赴湖北隋县参加第五战区豫鄂边区十三县抗敌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到延安,先后任马列学院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含中国近代史)。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被史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1943年5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是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故。

寒松智操

寒松智操(1626一1686)，清初曹洞宗名僧。名智操，字寒松，别号隐翁。安徽桐城人。父严百亨，母王氏。幼遭战乱，父母皆亡。十八岁出家，顺治六年己丑(1649)师从百愚净斯禅师于湖州弁山龙华寺，由此大彻悟。自顺治十七年(1660)起，历住松江青龙隆福寺（今上海松江区）、常州国山善权寺（在宜兴)、安庆白云山香炉寺、安庆严山云际寺、常州荆溪安乐院（在宜兴）、常州洞山善卷礼庵（在宜兴）、湖州弁山龙华寺等。有诗名，与吴伟业、陈维崧、孙默、顾有孝等有往来。有《方外英华》《九峰草》《拈来草》等诗集。

郑居中

郑居中（1059年—1123年）北宋徽宗时太宰、宰相。字达夫，开封(今属河南)人。第进士。徽宗崇宁中，以贵妃从兄弟，连擢都官、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迁给事中、翰林学士。大观元年(1107)，同知枢密院，后以外戚秉政罢，改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蔡京免相，与礼部侍郎刘正夫暗中援京，力言京当政无失，徽宗意乃复向京。京再得政，赖居中之助为多，居中亦倚谋赖京力复知枢密院，未遂，乃疑京不援己，与京结怨。徽宗政和中，再知枢密院。时蔡京独断三省，变乱法度，居中每与徽宗言，徽宗亦恶京专，寻拜为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纪纲，守格令，抑侥幸，振淹滞，为士论所称。朝议遣使金，约夹攻契丹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居中力陈不可，由是议稍寝。其后金人数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贯复议举兵攻契丹，居中再称不可，不听。宣和四年(1122)，宋约金攻燕山，克复，进位太保，自陈无功，不拜。后入朝遇暴疾，归舍，数日卒。赠太师、华原郡王，谥号“文正”。徽宗亲撰其墓碑。编著有《政和五礼新仪》。

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唐代著名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或“杜陵布衣”。京兆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13代祖是晋代名将兼名儒的杜预，此后杜家代有为官者。所以他自称其家族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为武后时期著名诗人，擅长五律、五排。这样的家世对杜甫毕生追求功业和对诗歌创作的执着都有深刻的影响。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充满浪漫气氛的“开元盛世”。从开元十八年(730)至天宝四载(745)他曾4次到晋之郇瑕、吴越、齐赵、梁宋等地漫游。这些游历开拓了其眼界，饱览了祖国的山河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结交了当时已享盛名的诗人李白、高适等。他们交流心得、切磋诗艺，为杜甫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期他已写有《望岳》、《画鹰》等名作。

从天宝五载到十四载这10年间杜甫主要生活在长安。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来到唐王朝的国都，可是他遇到的是冷落和白眼。他希望通过考试、献赋或干谒权贵得到一官半职，并未能如愿以偿，以致使生活陷入困顿之中。他“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但过的还是“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生活。在长安他目睹统治者生活的奢侈淫靡，并把这些写入《丽人行》、《乐游园歌》等名篇中。现实生活使他感受到阶级对立的严酷。

杜甫还看到由于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为此他写了《兵车行》、《前出塞》。他预感到唐帝国表面繁荣下所潜伏的危机。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感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天宝十四载他自京往妻子所寄居的奉先县，途经骊山华清宫，宫内皇帝带着宠妃、群臣饮酒作乐，宫外饿莩遍野。回到家里便写下著名史诗《自京赵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时安史叛军的铁骑已攻破东都洛阳，逼近潼关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杜甫象中原一带普通人一样，备尝颠沛流离之苦。这段经历是使杜甫走向人民的动力。在战乱中他不仅看到广大人民的痛苦，而且还感受到人民的爱国热忱。至德二载(757)他投奔唐肃宗，一度为左拾遗，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他去官往秦州，后辗转到同谷。在同谷走入绝境，几乎冻饿而死。这个时期是他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写出了震撼千古的《悲陈陶》、《悲青坂》、《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篇。

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漂泊于西南，其中在巴蜀8年，荆湘3年。他先在成都依成都尹严武，于浣花溪畔建草堂，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这时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美的诗篇。如《春水》、《卜居》、《春夜喜雨》等。严武死后，杜甫沿江出峡，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改变出峡之念，打算在此长居。在夔州期间，杜甫有意识地总结一生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有计划地写作了一些回忆自己生平的长诗和一些组诗，并在律诗、排律、绝句等诗歌体裁和格律上都作了可贵的探索。此时名作有《壮游》、《遣怀》、《往在》、《偶题》、《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夔府咏怀》、《戏为六绝句》等。

因思念家乡，于大历三年离开夔州，意欲从江陵取道北还。适逢商州战乱，只得南下岳阳。他居无定所，只凭一叶小舟漂泊于潭州、衡州、耒阳之间。他老病相兼，又十分贫困，于大历五年沿湘江从潭州到岳阳的途中，病逝于船上。临终前他仍惦念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伏枕书怀》)表现出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胸怀。

综观杜甫一生，其忧国忧民之情始终不衰，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他有“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又有“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嫉恶如仇的战斗激情。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对于皇帝的荒淫、朝廷的腐朽、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曾毫无顾忌地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弱者，甚至幻想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出自我牺牲，表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传世的1400余首诗篇中。

杜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诗人成功地把反映重大的政治题材和摅写个人的喜怒哀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清人浦起龙所言：“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因之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表达对穷苦人们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都是以个人情感和事实相结合的。前人用“诗史”概括和评价杜诗的思想内容，不仅指杜诗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真实，描绘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而且也指诗中所体现的作者对所反映生活的判断与评价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诗人的好恶爱憎是和广大人民相一致的。

杜甫的“善”“恶”的情感强烈真挚而经久不渝。不仅对国家、民族、人民如此;对自己的亲人、朋友、邻里的深情也极其动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他是当之无愧的。

杜诗思想内容博大深厚、生活体验丰富真切，感情饱满有力，在艺术表现上经过较长的积累，酝酿，触发的过程，因之杜诗有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顿挫变化的节秦和铿锵浏亮的音调。其艺术风格可以用“沉郁顿挫”概括。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既有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能力，又有细致入微的写实本领。杜甫擅长“铺陈”手法，他在诗中把铺陈(即赋)的手法发挥到极致。叙事自不用说，就是咏物抒情，写景题画，亦无不大量采用赋的手法，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变化，令人莫测端倪。如清人李重华所言：“作诗善用赋体，惟老杜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贞一斋诗话》)杜甫讲求炼字炼句，诗多警句。其诗还兼备众体，除了乐府歌行、五七言古体、律体、绝句体诗外，还写了不少排律和拗体诗。杜诗艺术手法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他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了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这对中唐时元稹、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他通过自身生活和创作实践所确立的高尚人品与崇高诗品相结合的原则，被后世绝大多数诗人所首肯，因此忧国忧民不仅成为诗歌的咏唱不尽的主题;而且也成为每一位真正诗人思想境界追求的最高准则。杜诗哺育了历代许多爱国者和进步人士。杜诗艺术为后世模仿是由于杜诗题材风格的多样性，而且均造其极，为兴趣、爱好不同的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另外，由于杜诗艺术形式的规范性，也为后人的学习模仿提供了楷模。

杜甫身后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但早散佚。后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亦不传。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正式编纂了杜甫全集，共20卷，录诗1405首，很接近今日传本。此本经过北宋末王琪、何瑑、丁修等人的重新编订，在苏州镂版印行，成为杜诗的第一个定本。后来杜诗的编年本，分体本，分类本，分韵本皆源于此。宋代杜诗注本繁多、号称“千家注杜”。至今有书目可按者，尚有五六十种，有书或残本传世者尚有六七种之多。其中水平较高者，有郭知达所编《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父子所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赵次公所注《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残本)。宋代杜诗注本基本确定了杜甫生平经历、诗歌编年，为准确理解杜诗打下基础。宋人对杜诗中用典，词语出处以及难字难句的笺释，基本上弄通了杜诗。明末清初又出现了许多注杜名作，著名者如王嗣奭的《杜臆》，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卢元昌的《思美庐杜诗阐全集》，吴见思的《杜诗论文》，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黄生的《杜诗说》，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陈式的《问斋杜意》，吴瞻泰的《杜诗提要》，金圣叹的《杜诗解》。这些或注重杜诗思想内容，或注重艺术形式，都对杜诗诗意有深入的理解，对杜诗的意蕴有较好的发挥。

自宋至清的杜诗注本(包括选注本)，现存近200种，至于诗话、笔记、杂文、诗词，论及杜甫或杜诗者难以数计、杜诗研究学实际已经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存在于自杜甫去世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岳飞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宋朝著名的抗金将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人，出身于佃农。父亲岳和，以务农为业，家境贫苦。岳飞生于北宋末年，幼时曾遇一次大水灾，母亲姚氏抱着他坐在一个大瓦瓮中，顺水漂流，冲至岸边，幸免于难。岳飞少时为人宽厚，沉默寡言，但喜读书，尤其喜欢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他天生神力，年十二，即可力挽三百斤的劲弓，后拜周同为师，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徽宗宣和四年(1122)，十九岁的岳飞离开家乡，应真定(今河北正定)宣抚使刘的招募而为敢死战士，后参加了赵构统率的军队，任下级军官。靖康二年，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北宋灭亡。靖康之耻，使岳飞更加痛恨金军，他立志要收复失地，保卫宋朝的江山。但是，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却采取投降政策，南逃扬州。其间，岳飞曾上表极力劝阻，结果触怒了投降派，被削了军职。在这种情况下，岳飞投奔了爱国将领河北招讨使张所，重新被委任为统制。其后不久，岳飞又投奔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多次以少胜多，打败金军，立下许多战功。

由于投降派不抵抗，金军越来越猖狂，一直打过了长江，宋高宗赵构又向南逃到临安(今杭州)，金兵继续追赶，企图一举捉住高宗，灭掉南宋。岳飞知道金兵去临安必途经广德(今安徽广德)，于是在广德部署兵力，突然出击，把金军拦腰截断，致使金军遭受重创，损失惨重。1130年，金军在南方掠夺后北撤，岳飞正带兵驻扎在建康附近。他在这里向金军发起总攻击，杀死金朝大小将领一百七十多人，缴获马甲三百副，弓箭等三千五百多件。岳家军胜利地收复了建康，从此声名大振。同年9月，金统治者指使南宋降官刘豫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建立了“大齐”傀儡政权，不断南侵，岳飞上书宋高宗，请求北伐。获准后，于1134年5月北上，两个多月里，把“大齐”在河南所占的六个州全部收复。到了1136年8月，岳飞再次获准北伐，开始很顺利，岳飞的军队收复了虢州的卢化(今河南卢氏县)和长水(今河南洛阳西)，并焚毁了刘豫政权控制的粮仓。但与此同时，以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也极力推行求和政策，岳飞北伐既无其他军队配合，又无粮草接济，不得不退军。1138年底，南宋和金朝和谈达成了初步协议。

但事隔不久，即1140年5月，掌握了金朝大权的兀术就向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岳飞的部队大举反攻，金兵从开封南下，扑向郾城，岳飞率大军和兀术的主力部队在郾城决战。岳飞指挥其子岳云等将领应战，打败了兀术的号称“铁浮图”和“拐子马”的精锐部队，战斗获全胜，收复了颍昌(今河南许昌县)、郑州、洛阳等许多重要城市，致使兀术不得不感慨地承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1140年年末，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带领金兵南下，但在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一带又被宋军击败。于是兀术改变策略，再次试探与南宋朝廷议和，并密告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借宋高宗之手，于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要岳飞撤兵回京。岳飞前脚一走，许多已收复的地方又被金军占领。岳飞回到临安后，就被解除了兵权。不久，秦桧又指使人诬告岳飞蓄意谋反，把岳飞、岳云、张宪一齐投入监狱。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两国第二次议和达成了协议。南宋以割地称臣换来了战争的暂时平息。两个月之后，即1142年1月27日，秦桧指使狱官在临安(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害死岳飞，这位“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就这样屈死在卖国奸贼之手，时年三十九岁。岳飞的一生，“壮怀激烈”，为后人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者的光辉形象。

休谟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郡一个没落贵族家庭。2岁丧父,在母亲抚养下长大。12岁同哥哥一起进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二年后辍学回家,直到1734年一直坚持自学。1729年立志学哲学。1734年到一家商行学经商,几个月后辞职。1734-1737年在法国度三年时间。1737年完成了从1732年就开始撰写的《人性论》,返回英国,1739年出版,竟无人问津。1744年谋取爱丁堡大学教授职位,未成。1745年干了一年家庭教师。1747年以武官身分出使欧洲大陆,1748年回国。1748年改写《人性论》第一卷,以书名《人类理解研究》问世。引起世人注目。1749年改写《人性论》第三卷,以《道德原理研究》刊行。1750年结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52年《政治论》出版,十分受欢迎。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当年被选为爱丁堡哲学会秘书,完成《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1752年被任命为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955年休谟把《宗教的自然史》与其他几篇论文一起集成付印,引起轩然大波,但经过一番周折,1757年出版。1761年罗马天主教会把休谟全部著作列为禁书。1763年担任英国驻法国公使秘书。在法国任职两年,结识达朗贝、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许多启蒙思想家。1765年代理公使职务四个月。1766年返回英国。1767年任国务大臣助理约11个月。1769年8月返回爱丁堡。

休谟认为,认识的唯一对象是知觉,而不是客观事物,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感觉之外的一切都不可知。所谓“心灵”、“自我”也不过是“知觉的集合体,或一半知觉”。他把知觉分为二种:印象和观念。他的所谓印象就是一切较生动的知觉,即人在看到、听到、触摸、爱好、厌恶时获得的当下感觉。所谓观念就是不生动的知觉,是对上述知觉的回想,是原始印象的映像、摹本。印象又分为简单印象和复杂印象。简单印象是一个个孤立的感觉或感情;复杂印象则是简单印象的复合。观念也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是简单印象的直接摹写。复杂观念是由简单观念组合起来的,但并非一定有与其相应的复杂印象。有一些复杂观念是不真实的、虚构的,例如“金山”、“有德性的马”等等。

休谟认为,任何哲学概念和原理,如果找不到与之相应的知觉、印象,它就是虚构的。可见,判定哲学概念和原理的标准是感觉、印象,而不是客观事实,不是实践。在休谟看来,感觉的来源问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感觉不能超出自身去经验知觉与对象的联系。所以,他把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的问题取消了。他不仅取消了物质实体,也取消了精神实体。因此,除了人的感觉之外,一切都不知道其是否存在。

休谟还认为,因果性只是“习惯的联想”。自然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果联系的观念,来源于人们的“习惯联想”。由于原因与结果很接近;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二者经常连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事物出现时,人们就自然联想到另一事物的出现。这种“联想”就是因果关系的本质。“必然联系”观念只是心灵的习惯,并非客观实在。由于休谟认为凡不直接呈现于感觉印象的东西,我们便对它不能有任何观念,所以他认为我们只能感知孤立的事情,而不能感觉到它们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错误结论正是休谟否定理性认识造成的恶果。

休谟指出,人类理性研究的全部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的关系,一类是事实。他认为第一类即数学知识,它们与事实的经验无关,是永远可靠的自明的。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即经验科学,就只能是“或然的”,没有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休谟在宗教问题上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把怀疑论贯彻到底,否定精神实体存在,从而使上帝存在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对他有神论的论据如“宇宙论证明”、“神迹”、“宇宙设计说”等等,痛加批驳,认为宗教的基础是迷信和狂热。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普通人需要宗教信仰,有教养的人需要“真正的宗教”,因为宗教“是道德的可靠根基,社会最坚固的支柱”。他认为,做哲学上的怀疑论者,是做健全的虔诚的基督徒的第一步。休谟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和动摇,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矛盾徘徊的反映。

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后来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特别是康德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思想渊源之一。

陈守真

陈守真(1881～1960年)，字礼庭，竹山县竹坪乡人。自幼学业有成，1901年始教私塾。1928年，弃教拜江湖名医李会初为师，主攻《温病条辨》一书。擅长内科、妇科，以温病最为精通。1939年大旱，草木枯萎，民不聊生，瘟疫流行。病人头痛、高烧继而抽搐，危及生命。陈翻山越岭义务诊病，运用“大定风珠汤”佐以它药救治，使许多病人转危为安。一日深夜，为救一垂危病人，到十华里以外的药铺取药，并煎熬汤药守护病人通宵达旦，病人得救，可他的长子却被狼活活咬死。其后，他强压失子之痛，更坚定了为民除病的信念。他深研医技，勤勉终身，常年巡回于乡间。他为病人看病开方，分文不取，当地一周姓财主以高薪聘请他坐堂开药铺谋利被拒绝。由于陈守真德技双馨，深受家乡百姓的崇敬。1960年逝世，终年79岁。

林庚白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学衡，字浚南，别署众难，后乃以庚白行世。福建闵侯人。家世仕宦。四岁能文，七岁能诗，有“神童”之誉，尝以“超人”自励。八岁随伯父游河南，十一岁进顺天中学堂。半年后转天津泽学馆，因著文斥孔子、周公被开除。十二岁入北洋客籍学堂。十四岁入京师大学堂。武昌起义后，与梁漱溟、孙炳文、李石曾创京津同盟会，任文革部副部长。吴禄贞被害后，南下与林森、陈铭枢创“铁血铲除团”，谋暗杀北洋官僚及变节之军阀党人。1912年，与吕志伊、褚民谊等创办《民国新闻》，得柳亚子之介入南社。后赴北京主《民国报》笔政，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暨众议院议员。护法运动中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兼总理秘书。1919年冬，奉孙中山之命入滇游说唐继尧。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铁路局长、铁路会办等职。抗日战争爆发，著《抗日罪言》、《国民党站起来》，号召抗战。1941年12月1日自重庆飞香港，欲创诗人协会及著《民国史》。12月9日被日军杀害。年45岁。

其诗甚为柳亚子所称道。庚白逝世后，其诗稿由柳亚子与林兆丽编纂校订为《丽白楼遗集》，内有《今诗稿》残稿一卷、《丽白楼文剩》一卷、《丽白楼词剩》一卷、《丽白楼语体诗剩》一卷、《丽白楼诗话》2卷、《虎穴余生记》一卷、《水上集》3卷、《吞日集》8卷、《角声集》4卷、《虎尾前集》和《虎尾后集》各一卷。

克拉考尔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1889年2月8日—1966年11月26日），德国作家、记者、社会学家、文化评论家和电影理论家。他有时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联系在一起。他以主张现实主义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而著称。

克拉考尔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至1913年学习建筑，1914年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1920年之前一直在奥斯纳布吕克、慕尼黑和柏林担任建筑师。

1922年至1933年，他在《法兰克福报》（法兰克福的一家主要报纸）担任电影和文学主编，并担任该报驻柏林记者，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等人共事。1923年至1925年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侦探小说》（DerDetektiv-Roman）的文章，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现象进行了探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克拉考尔继续这一趋势，建立了分析马戏团、摄影、电影、广告、旅游和城市布局的理论方法。1927年，他出版了著作《大众装饰》（OrnamentderMasse），强调研究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价值。

1930年，克拉考尔出版了《受薪大众》（DieAngestellten）一书，对新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进行了批判。这些员工精神上无家可归，脱离了习俗和传统，他们在新的娱乐“分心产业”中寻求庇护。观察家们注意到，这些中下层雇员中的许多人在三年后迅速接受了纳粹主义。本雅明在一篇当代评论《DieAngestellten》的文章中称赞克拉考尔的分析非常具体，他写道："整本书都是在试图处理日常现实中的一个片段，在此构建，在此体验。现实被压得如此之紧，以至于它不得不说出自己的颜色和名字"[4]。

克拉考尔越来越多地批判资本主义（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并最终脱离了《法兰克福汇报》。大约在同一时期（1930年），他与LiliEhrenreich结婚。他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府的“恐怖极权主义”也持严厉批评态度[5]。

1933年纳粹在德国崛起，克拉考尔移居巴黎。1941年3月，在法国大使亨利-霍普诺（HenriHoppenot）及其夫人埃莱娜-霍普诺（HélèneHoppenot）的帮助下，他与约翰-雷瓦尔德（JohnRewald）等其他德国难民一起移民到了美国。

1941年至1943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因其德国电影方面的工作而获得古根海姆和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助。最终，他出版了《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1947年，他出版了《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APsychologicalHistoryoftheGermanFilm）一书，从魏玛共和国的电影中追溯纳粹主义的诞生，并为现代电影评论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他出版了《电影理论》：该书认为现实主义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

克拉考尔晚年曾在不同机构担任社会学家，其中包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应用社会科学研究主任。1966年，他在那里死于肺炎。

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死后出版的《历史，最后之前的最后一件事》（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

任启运

任启运（1670—1744），江苏宜兴人，字翼圣。出身微寒，家无藏书，从人借阅，竟无膏火之资，常于月下读书，蹉跎而至五十四岁才中举人。雍正十一年(1733)上计偕，皇帝欲求精通性理之学者，尚书张照荐之，才受到皇帝赏识，会试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乾隆时曾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讲学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三礼馆副总裁等。乾隆九年(1744)卒于京师。启运学宗朱子而所著以礼学为多，因《仪礼》一书于祭礼只有“少牢”、“特牲”，无王者祭礼，故作《肆献裸馈食礼》三卷。又作《宫室考》十三卷，《礼记章句》十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于《易》学有《周易洗心》九卷，六十岁时所作。其书有四种收入《四库全书》。

曹颖甫

曹颖甫(1866～1937年)，近代中医学家。名家达，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老人，江苏江阴人。精于儒理词章，早年曾举孝廉(举人)，肄业于南菁书院，曾从黄以周学习汉学及医学。后于治学之余治医，学宗仲景，精研伤寒。1927年行医上海，初因拙于言辞，不善修饰，故业务清淡。曾先后任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诊务及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曹氏早年即好读张志聪所注《伤寒论》，又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伤寒方的精妙，因此笃信经方。善用麻黄、桂枝，对时方派滥用桑叶、菊花深恶痛绝。但他也认识到麻黄、桂枝并不适用于某些热病，故在温病宜发汗时，常仿效黄坤载，使用紫背浮萍。曹氏坚持用经方治病四十余年，疗效甚佳，成为近代有名的经方大家。他把学习经方，看成是掌握中医学术的基本功。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医案》等。其中《金匮发微》系在同仁辅元堂施诊记录; 《经方实验录》则是运用经方的经验，每多心得，学术价值甚高。日寇侵入江阴后，胁迫曹氏出任维持会会长，曹氏慷慨陈辞，当场死于刺刀之下，充分体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曹氏对诗文书画皆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气听斋诗词集》、《梅花集》等书。学生章次公、姜佐景等，皆以善用经方著称。

张洎

张洎[jì]（934-997年）北宋太宗时参知政事。旧字师黯，改字偕仁，滁州全椒(今属安徽)人。少有俊才，博通典籍。南唐进士，累官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参知机密，恩宠第一。尤好建议，每上言，未即行，必称疾，致李煜手札慰喻之，始复视事。宋师围城，劝李煜勿降，且曰一旦不虞，当先死以殉国。城陷，竟托辞避死。归宋，太祖责其劝煜拒降。他请死，辞色不变，太祖奇之，贷其死，谓曰： “卿大有胆，不加卿罪。今之事我，无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岁余，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未几，使高丽。复命，改户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知相州(治所在今河北安阳市)。明年夏，移贝州(治所在今河北南宫东南)。是年冬，又知相州，州内不治。代还，太宗以其儒生，不责以吏事，诏不问。以本官知译经院，迁兵部员外郎、礼户二部郎中。雍熙二年(985)，同知贡举。端拱初(988)，契丹攻宋，诏群臣言事。他上奏，以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为要略。未几，选为太仆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课，拜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馆修撰、判集贤院事。淳化(990—994)中，擢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俄判吏部铨、奉诏同修国史，又判史馆。博涉经史，多知典故，每太宗有著述，或赐近臣诗什，他必上表，援引经传，以顺其意。太宗因赐诗褒美，有“翰林长老儒臣”之句。与苏易简同在翰林，尤不协，及苏易简为参知政事，他多攻其失。至道元年(995)，苏易简罢参知政事，遂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与寇准同列。谄事寇准，政事一决于寇准，无所参议。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三年，知寇准恩宠衰替，乃面奏攻击寇准，寇准罢。未几，亦因疾罢参知政事。奉诏呜咽，遂疾亟，十余日卒。赠刑部尚书。通典故，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尤险诐，好攻人之短。性鄙吝，亲戚故旧不登其门。著有《贾氏谈录》。

赵秉忠

赵秉忠（1573—1626），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字季卿,号阳。授翰林院修撰,后充经筵讲官。三十二年分校礼部会试,得孙承宗。四十年典试江南,得张玮、姚希孟、周顺昌,皆一时名臣。累官至礼部尚书,晚年因得罪魏忠贤,被削籍夺官家居。

大明帝国的青州府所在地益都县(今山东青州)东20余公里，有个郑母村，村不大，但名士辈出。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状元赵秉忠，就出自这方水土。

赵秉忠，字季卿，号阳。父赵禧，为人正直。他当县吏时，有个指挥被冤枉下狱，赵禧为他伸冤，指挥获释，感恩图报，要把女儿送给赵禧为妾。赵禧摇手说：“你女儿乃名门闺秀，万万使不得!”指挥硬是要赵禧接受，赵禧连声道：“使不得，使不得！”力辞不受。赵秉忠是赵禧少子，自幼好学上进。年15，补府学生。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礼部贡院会试，3场下来，296人入选，赵秉忠榜上有名。不过，第一名会元的桂冠为应天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人顾起元夺得。

三月十五日殿试，考时务策一道，以一日为限，日落前必须交卷。赵秉忠在卷子上写道：“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机，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致隆之理……”洋洋洒洒，计2460字。

第二天，评阅试卷。读卷官9人，一天之中要阅完296份卷子，确定前3名人选，呈万历皇帝圣裁。万历在他最欣赏的一份卷子的卷首朱批“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

这份卷子是赵秉忠的，他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74位状元。会试第一名顾起元名列第一甲第3名，即所谓“探花”。

赵秉忠的殿试卷极其珍贵。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第一名状元孙伏伽，迄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有名可考的状元计596人。另外，至少还有佚名状元149人。在745名状元中，殿试卷留传至今的，仅有赵秉忠这份。他的卷子不知怎地被带出朝廷，到了赵家。赵家子孙世代珍藏。公元1983年，赵秉忠第14代孙赵焕斌把它献给国家。

“状元卷”长47.6厘米，宽14.1厘米，共19折，天大地小，开头有密封开启痕迹，并盖有竖长方形“弥封关防”印。接下来，是用仿宋体书写的赵秉忠的家世简历，共4折，首折上方钤篆书“礼部之印”，未折骑缝处钤此印的1/2。简历之后，是万历皇帝朱批“第一甲第一名”6个顶天大字。朱批的下面，便是赵秉忠的答卷了，小楷书写，朱笔句读，为典型的八股文。答卷后面，列有9位读卷官的职务、姓名，并印有“印卷官礼部仪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朱敬循”大字一行。

赵秉忠围绕思想教化与纲纪法度这个主题展开论述。他把思想教化与纲纪法度视为治国的根本。在这个主题下，他指出当务之急是：

第一，选贤任能，督促官吏各尽其职。

第二，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从言论到行为再到治绩，系统地考察。

第三，监察官吏敷衍了事，应征求黎民百姓对官员的看法。

第四，督促负责教育的官吏，抓好教育，特别是儒家经书教育。

第五，重治那些侵吞赈济灾民钱粮的贪官。

第六，整顿兵备，认真选拔将帅，加强士兵训练。

第七，审理冤狱，平反冤案。

第八，奖惩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刑。

最后，他告诫说：思想教化与纲纪法度难以坚持而易于放弃，难以成功而易于失败，必须认真贯彻执行，防微杜渐。

赵秉忠的对策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当朝天子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他贪财好色，生活糜烂，深居简出，不理朝政。上行下效，官吏置国政民事于不顾，只谋私利。大明帝国在万历君臣统治下，迅速走向崩溃。

赵秉忠在对策中指陈时弊，提出改革方案。当然，他不敢公开指责皇帝，相反，充满溢美之辞，把过失推到臣子头上。

中状元后，赵秉忠按惯例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进官为中允。中允为皇太子东宫衙门春坊的属官，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不久，擢为谕德。谕德也为皇太子属官，掌赞谕道德。万历三十二年，奉命出为会试同考官，录取了一批名士。如高阳(今属河北)人孙承宗，博学多才，殿试夺得第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历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抗击清军屡立战功。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入侵，深入幽南，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家人守城御敌，城破被俘，自缢而死。不久，赵秉忠晋升为太子庶子，侍从太子，备顾问。万历四十年，奉命出为江苏乡试主考官，取士得人，有若干人成为一代名臣。进官为太子东宫衙门詹事府副长官——少詹事，迁为职司礼仪、贡举诸事的礼部副长官——侍郎，加官太子宾客。不久，擢为礼部尚书。

这时，已经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校坐天下了。

朱由校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即位后，进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宦官魏忠贤，来自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今属河北)，与客氏形同夫妻。由客氏荐举，魏忠贤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皇上口述命令，交内阁撰拟诏谕。魏忠贤从中弄权，操纵朝政，为非作歹。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高攀龙等大臣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杀，若干公卿投靠魏忠贤。

在这场正直与邪恶的斗争中，赵秉忠站在正直大臣一边，指斥魏忠贤及其爪牙的祸国殃民行为。结果，赵秉忠被罢官，赶回老家。

赵秉忠归隐田园，著书立说。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病死，他的弟弟朱由检承嗣大位，年号“崇祯”。崇祯皇帝是个较为贤明的赵秉忠君主，力图重整江山。他继位后的第一桩事，便是铲除魏忠贤的势力。

魏忠贤一伙覆灭的消息传到益都不久，赵秉忠罹病，不治而死，享年52岁。崇祯皇帝闻讯，诏令追赠太子太保。

赵秉忠博学多才，擅长诗文。他的诗无论写景写物还是写人，都极有神韵。如《松鹤》：

曈曈初日海天东，夹路松阴落郁葱。

最爱立阶双白鹤，数声清音振秋风。

他的《咏竹》一诗借物抒情，极有韵味。

幽庭森竦绿云竿，风月便娟翠影盘。

未遇葛陂谁赏识，令人多就化龙首。

赵秉忠留给后人的，有《?山集》25卷，《江西舆地图说》1卷。

赵秉忠虽荣膺文魁桂冠，贵为尚书大员，但官修正史几乎没什么记载。皇皇《明史》，仅在《神宗纪二》写了“赐赵秉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一语。赵秉忠终因殿试卷而扬名于360多年后的今天。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汉代女史学家、文学家。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曹世叔之妻。曹世叔早卒，班昭未再嫁。她博学多才，有名于时。班固死时，所撰《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完成。她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汉书》初出，时人多不通晓，她又教马融等诵读。汉和帝时，她常奉召入宫，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世称“曹大家”。邓太后临朝后，她还曾参与政事。死时已70多岁。《后汉书》本传说她“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班昭集》3卷，今已佚。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得其佚文8篇：《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和《女诫》。其中以《东征赋》和《女诫》较为重要。《东征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113)。这一年，班昭之子曹谷任陈留太守，班昭随子赴官，因作此赋。赋中描写了长途跋涉的艰阻，吐露了怀土思乡的感情，并且就沿途古迹抒发感慨。其构思与笔法，明显模仿乃父《北征赋》，缺乏独创性。《女诫》是以所谓“妇礼”训诲女儿之作，如要求女儿必须懂得女人“卑弱下人”的道理，遵从“敬顺之道”，具有“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等，完全是束缚妇女的一套封建礼教。可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这篇说教文章却成为许多妇女的必修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黄以周

黄以周（1828—1899）清经学家、哲学家。本名元同，后改今名，复以元同为字，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著名经学家黄式三之子。生于清道光八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授浙江分水县训导，加中书衔，昇教授。曾主讲江阴南菁讲舍、宁波辨志精舍， 从学者甚， 江南高材多出其门下。

学承庭训，以汉郑学为宗，兼採朱熹理学。认为三代以下经学以郑玄、朱子为最，而汉、宋两学之流弊皆因乖漓圣经之义，既不合于郑、朱，更无论于孔、孟。治经常上追孔、孟遗言古训，以探究《易》、《诗》、《春秋》之旨，并皆有著述。尤精“三礼”，把“三礼”视作经典宗主，故详考礼制，正旧说之误，释学人之疑，撰《礼书通故》一书。又认为孟子学孔子，扬圣学而未亲受孔子之教，其间有子思综七十子之亲闻，承孔子而后啓孟子;而子思之学始于诗书，终于礼乐，明于仁义，其所阐述的乃圣教之真旨，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以作为研究由孔子到孟子之踪的枢轴。

在哲学思想上，黄氏以明经传道为己任，辨虚无、辨絶欲、辨利义，对宋代以后长期争论的许多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虚灵说，指出“虚灵之说未知出自何书，传自何人?学圣贤之学者，津津道之。虚灵之说炽，诚明之学微矣”(《南菁讲舍文集·辨虚灵》)。更反对用佛教和道教的幽眇悬空之语附会儒学，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在于实。他说：“惟其有，故实。充其实而美而大而神圣，可以循序渐进。今欲一空其所有而归于无，非吾儒之所谓道德也。吾儒之学未闻以无言也。言无者后人诬託之也。”(同上书，《辨无》)辨明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区别，指出佛、道两教有无心无情之说，而儒学祇讲人心、尽心、存心，“未闻言无心”;儒学祇讲“天地之情”、“万物之情”、“圣人之情”，而“未闻言无情”。由此批评某些儒者或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指斥提倡无极而太极说的周敦颐和心体无善无恶的王守仁、王畿等人。反对把利与义割裂开来，认为利与义是统一的，“言利者，普其利于天下，合义言之也”，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穑，“君子谓之义，以其利物之功大也”(同上书，《对义利问》)。意谓有利于天下多数人的事情，其本身就是义;这种义同时也包含着利。又论证了仁义与利益的关係，指出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没有义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利。他说：“外仁义以言利，利必参害”;没有利而专言仁义，则“仁义为空言”(同上)。还反对空谈德性而忽视学问，指出“德性之善，非问学不成”(同上书，《德性问学说》)。著作尚有《经训比义》、《南菁讲舍文集》、《儆居杂著》、《黄帝内经集注》等。

基罗加

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 1878～1937）乌拉圭作家。自幼酷爱文学, 1899年创办《萨尔托杂志》并开始发表作品。大半生时间侨居阿根廷。 当过教师。个人命运不幸,最后导致自杀。第一部诗集《珊瑚礁》(1901)发表于作者访法后的翌年,明显反映出法国现代派对他的影响。后来他又接受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影响。基罗加精于短篇小说,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由于在阿根廷的丛林区生活过多年,他在写作原始大自然和离奇幻想的故事中找到了真正道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把热带森林、河流、树木和动物,都融合在一幅具有罕见的想象力和艺术美的图画里面。最为著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和《林莽故事》(1919)。前者充满幻想和病态心理,其中的人物为狂热的激情或神经错乱所摆布;后者写的是丛林,而以动物为主人公,富有哲理性和象征性。其他作品也大多在表现大自然的神秘和严峻的同时,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及其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反抗。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别人的罪行》(1904)、《野蛮人》(1920)、《阿纳贡达》(1921)、 《荒野》(1924)、《被放逐的人们》(1926)、《更远一些》(1935)。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混浊的爱情史》(1908)和《过去的爱情》(1929)。

郦道元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我国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约生于北魏天安元年(466)。父亲郦范，曾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郦道元少喜读书及游览。成年后，曾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御史中尉、冀州(河北省冀县)镇东府长史、鲁阳郡(河南省鲁县)太守、东荆州(河南省唐河县)刺史和河南尹等职。对任职之地的山川都作过详细的考察。任职期间，“做官清刻”，受豪强、皇族忌恨。北魏延兴二年，赴任关右大使，路上被叛官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时年62岁左右。

郦道元的一生，主要贡献在于《水经注》一书。书中对一千二百多条河流的发源地、流经地、支渠分布及河道变迁等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此外，该书以河流为纲，广泛地记述了河流两岸的地理沿革、物产矿藏、风俗民情、城镇的兴衰、历史遗迹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等。《水经注》共40卷，三十多万字，是原书《水经》的20倍。该书不仅在地理方面作了陈述，而且还涉及其它科学领域，如古代的冶炼业、煮盐业以及农业等，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巨著，也是一部颇具文学特色的山水游记。书中除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外，还引用了400余种有关书籍，实地考察了许多河流山川、名胜古迹，保存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水经注》在中国科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学者先后对该书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他们注释、校勘、考证、绘图，以致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郦学”。由于《水经注》在文学上的独特地位，因而郦道元被推崇为游记文学的先驱。

除《水经注》外，郦道元还有《本志》和《七聘》等著作，惜其亡佚。郦道元热爱祖国的山河，注重实地考察，治学严谨，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后人的敬仰。清代地理学家刘献廷称《水经注》为“诚宇宙未有之奇书”。(《广阳杂记》卷四)。

陈深

陈深(1260－1344)，字子微,号宁极先生,别号清全,平江(今属江苏)人。他生于宋末,宋亡后,闭门著书,与赵孟頫有交往。元大历间,奎章阁臣以他善书荐,他避而不出。所居叫宁极斋,至正四年(1344)卒,年八十五。他立志隐居,在《曹叔能见过索饯篇》中表达了这种志趣,他称自己疏于世事,只以养亲读书为事,实际上是决心作遗民,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老,《江上》诗有“天地遗民老”句。由于坚持遗民立场,因而在写景诗中也会流露出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如《晓望吴城有感》、《雪后游石湖》、《姑苏台晚眺分韵得高字》等。也有部分色调明朗的作品,如《小园即事》、《答霜晴诗二首》、《题桂山》等,《小园即事》尤别具情韵,“行到水边心会处,夕阳一树杏花明”,不但景色明丽,而且在景物描写中暗含理趣。陈深诗多应酬之作,诗风从容闲雅,不失古风。所著《读易编》、《读诗编》已佚,今存《读春秋编》十二卷(刻入《通志堂经解》中)、《宁极斋稿》一卷。生平事迹见陈植《先人圹志》(《吴下冢墓遗文》卷二)、《代诸生祭陈宁极先生》(《存复斋文集》卷七)、《吴中人物志》卷六、《姑苏志》卷五五、《宋季忠义录》卷一五、《元诗选·初集》小传、《新元史》卷二三五。

赵翼

赵翼（1727—1814年）字雲崧，一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聪敏，十二岁能属文，日作文七篇，人皆奇之。清高宗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乾隆二十六年，以一甲三名成进士，授翰林编修，与修《通鉴辑览》，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一年，授广西镇安府知府，有善政。时征缅甸，令赴滇赞画军事。乾隆三十五年，调广州知府。次年，擢为贵西道。后以母老请归，遂不复出。晚岁主讲安定书院，以著述自娱，取唐宋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寻绎各家得失，著《瓯北诗话》。其诗与袁枚、蒋士诠齐名，亦相友善。翼为史学家，作诗亦好议论，多描写历史遗迹、咏史怀古之作，诗中往往表现其独特史识。如：《骊山冢》云“祖龙原识长生假，正在求仙又筑茔”;《乾陵》中同情武则天，“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马嵬坡》批评了以女人为祸水思想，“怜香不尽千词客，招乱何关一美人”。这些见解都突破了传统观念。其诗中还有一些描写人情世态的作品，善于用精练诗句揭露市井小人与趋炎附势之徒的卑劣本质，讽刺极尖刻，如：“一生只见罂中粟，举世争趋饭后钟”(《遣兴》之三);“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感事》);“往日肉膻趋蚂蚁，只今树倒散猢狲”(《感事》四首之一)。晚年还写了许多反映兵燹民瘼、天灾人祸的作品，如《忧旱》、《逃荒叹》、《荒景》、《年饥》等。其组诗《京师乐府词》描写北京下层社会风习，不仅趣味盎然，也具有社会史料价值。其诗不以兴象神韵或刻划描写见长，而在于议论。这些议论多带情韵而行，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张维屏谓其诗“发论太尽，于古人浑厚含蓄、一唱三叹之旨，几不复存。然胸中有识，腕底有力，眉开口爽，自成为有韵之文。且其所言，每如吾意中所欲出，读至惬心处，似倩麻姑痒处搔也”(《国朝诗人徵略》)。诗风清晰明畅，宛如说话，不主一家，随境而变，如袁枚所言：“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忽叩虚而逞臆，忽数典而斗靡。读者游心骇目，碌碌然不可见其町畦。”(《瓯北集序》)有些篇什也流于浮滑浅露，枯燥无味。翼才思敏捷，一生勤于著述。除《诗话》外，尚有《廿二史箚记》三十六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纪胜》四卷，《檐曝杂记》六卷、《瓯北诗集》五十三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尚镕为作别传。孙星衍为撰《赵瓯北墓志铭》一卷。

〔正 史〕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恒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谷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①。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谷，后遂不革②，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羡去③，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余人，付奉顾逸去④，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⑤，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适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恒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余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蒇事⑥。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谳狱⑦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⑧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⑨;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札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清史稿·赵翼传》卷四八五

〔注 释〕

①以权代概：以秤代替斗斛。概，量米麦时刮平斗斛的器具。②革：改。③持羡去：把盈余的拿走。④顾逸去：逃逸。顾，回顾。⑤道地：开脱罪责。⑥卒以蒇事：终于完成预定计划。蒇(chan)事，指事情已经办好。⑦谳狱：议罪。⑧易子析骸：易子而食，析骨而炊。⑨膺殊赏：荣获特别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