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在有的作品上或自署“阿寿”。1897年3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父潘秉璋是个秀才。他童年随父启蒙识字，七岁入塾。课外喜画画、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绣像插图；村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鸟兽等，也是他模仿的“范本”。假日或课余常帮助家中放牛、砍柴、车水、耘田。冠庄村西有群山，最高者为雷婆头峰，是他常去樵牧的地方，故晚年画上署别号“雷婆头峰寿者”。

潘天寿十四岁时去宁海县城小学读书。课外临习各家碑帖。后从市贾处购得《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有空就按图临绘，习作常为同学及亲友所喜爱。

1915年秋，潘天寿高小毕业，步行到达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接触到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教育家经亨颐、文学家夏丏尊和李叔同等人，对于他们的才学和品德，极为敬佩。“五四”时，一师师生举行罢课、游行，潘也曾参加活动。后来官方镇压爱国运动，校长经亨颐被免职。潘天寿目睹现状，思想彷徨，觉得青年人应当力挽狂澜，但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还能胜任”，因此决心以国画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校几年，他向长于西画的李叔同学习素描，向经亨颐请教书法篆刻，使自己在诗、书、画、印诸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研究书法篆刻的“乐石社”和“寄社”，空暇时常去裱画店观赏古今名家字画作品，假日常为同学书写楹联、绘画中堂等。因此在一师五年，他对书画的笔墨技法、气韵品格诸项，都有了相当的体会和理解。

1920年潘天寿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宁海、孝丰等地农村小学教书。他在乡村大自然环境中，留心观察各种强劲有力的动植物，以及富有野趣的画材，耳濡目染，铭记于心，晚间则尽兴挥毫，以雄阔气魄试画松、鹫、竹、梅，常至深夜。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已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气势与审美情趣。

1923年，潘天寿经师友介绍，来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他一面执教，一面更加广收博采，对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诸家悉心研究，朝夕临摹，艺事日益精进。他在创作中，受当时名家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影响。当时吴昌硕已年近八十，有一次看了他带去的几件作品，对他的才气十分重视，殷切勉励，曾写了一副篆联送他:“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吴又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幛子》相赠，称他:“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以后潘天寿与吴昌硕过从甚密，请益甚多，并常观摩吴作画，深得其气势与神韵。

同年秋，潘天寿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为国画系讲授中国画与中国绘画史等课程，著有《中国绘画史》，1926年出版。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成立，院长林风眠聘潘为国画主任教授，潘遂定居杭州；同时仍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等校兼课，每周来往于沪、杭之间。1929年赴日本考察艺术教育。1932年他与诸闻韵、张振铎、吴茀之、张书旗等在上海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画派石涛等人的革新精神发展民族绘画，举办展览，并出版《白社画集》。“九一八”后，外敌入侵，国内新军阀又混战不休，潘天寿原先设想的以美育来振兴民族精神，收效极微，思想甚为苦闷，一度曾寄托于道佛禅理以求解脱，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他这时期的作品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潘天寿随杭州艺专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诸省，其间曾短期在东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在湖南沅陵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

1944年秋，潘天寿在重庆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着手复校杭州的准备工作，于次年夏迁回杭州。这时期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爱国学生多次游行示威。身为艺专校长的潘天寿，对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满足学生的正义要求，加以某些人争权夺利，终于在1947年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潘天寿在国画艺术和教育上，一贯主张可用国画“振兴民族精神”。他认为国画教学不仅是为了传授技巧知识，“民族绘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此他启导学生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要求画家注意人品的修养，常说“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他主张在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可三分读书，一分写字，五分画画，一分其他(包括社会活动、体育锻炼、文化生活等)”。在专业教学实施上，他认为应分科教学，因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各有其特点与要求”，“写生要活写，不要死写”。他还主张既要继承一切优秀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他说:“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体现民族风格不等于同古人一样，有继承还要有发展”，画家“要有时代性”，“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

潘天寿的作品，确实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取材平凡，立意深邃，章法奇特，结构严谨，表现出一种坚韧、憨厚、挺拔、浑朴的风格。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潘天寿感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振兴民族精神的愿望得以实现，无限欣喜。他多次下乡下厂并参加土改，画了《踊缴爱国粮》、《文艺工作者下乡》、《和平鸽图》等作品。1957年他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58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等。1963年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

“文革”中，潘天寿受到冲击，1971年9月5日在杭州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中共浙江省委为潘天寿平反昭雪。1979年在杭州建立了“画家潘天寿纪念馆”。

潘天寿除著有《中国绘画史》外，还撰写有《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书法史》、《治印丛谈》、《顾恺之》等著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成《潘天寿美术文集》出版。

胡天游

胡天游(1696—1758)，清诗文家。初姓方，名游，后改姓胡，原名骙，字稚威，复取方外天游之意，叫方天游，号云持，山阴(今绍兴)张家溇人。少有异才，五六岁时母杜氏口授昭明文选，即能顺口成诵。及长，博览群书，学问高深。其貌不扬，双目斗鸡，面黑缀豆，个子矮小。然胸中睥睨一切，气雄万夫，为文挥斥百家，别具炉锤，性耿直孤傲，不求人知，众亦少知其人。才计高人，自比管仲、乐毅。家贫，在会稽王府庄为童子师三十余年。清雍正时中两举副榜贡生。乾隆元年(1736)，礼部尚书任兰枝荐举博学鸿词，以服丧未与试。在京师时，四方文士云集，每稠人广坐之中，援笔数千言，落纸如飞，纵横奥博，人皆叹服。参试后拜谒任兰枝官邸，首相鄂尔泰见其貌不扬，拟题诘问天游，天游对答汩汩如倾海，言语惊人，鄂大惊，扬言试时定天游以荣馆阁。然天游特科不第，兴发作《秋霖赋》。三年中乙榜进士。八年，高宗至兴京谒祖陵，礼成，天游撰《恭进对驾谒陵礼成颂》妙文，士人传颂。清《一统志》修讫，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拟属检讨齐吕南撰奏表，齐推天游为之，表成，大学士惊叹不已。十年三月二日，仿兰亭修禊故事，集海内知己名士马荣祖等15人，修禊于陶然亭。生平操行端方，无攀龙凤之媚，爱文如宝，才气横溢，自视甚高，挑剔他人，皆重其才而忌其口，虽素负重名，终不得荐举。文工骈体，所作多写故乡之名人古迹，如《文种庙铭》、《灵济庙碑》、《安颐先生碑》、《柯西石宕记》、《逊国名臣赞序》等，论者为天下奇作，人皆赞仿。诗雄健有气。会稽陶元藻曰：“稚威胸有卷轴而笔足以达之。”仕途不济，二十三年客游山西，依侍郎田懋，病死蒲州。著作有《春秋夏正》、《蒲州府志》、《石笥山房文集》、《文补遗》、《诗集》、《诗余》、《诗补遗》、《续补遗》、《云持居士集》。

胡仔

胡仔(1110～1170) 南宋著名诗话家、辞赋理论家。事迹略见明弘治《徽州府志》之胡舜陟传及清道光七年刊本《徽州府志》本传。字元任，自称“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侍制胡舜陟次子。少以父荫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侍亲赴官岭右，旋为广西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转文林郎、承直郎，就差广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居岭外凡7年。后丁父忧，投闲共约20载，卜居湖州苕溪，日以渔钓自适。绍兴十八年(1148)，《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编成。绍兴末年赴官闽中，三载任满后归隐苕溪，转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未赴。再次休官后在苕溪完成《丛话》后集。孝宗乾道六年(1170)卒。胡仔少无宦情而留心吟咏，以诗名世。丁年罹于忧患，杜门却扫于苕溪之上，以数十年心力，网罗元祐以来群贤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或增益见闻者，纂成《苕溪渔隐丛话》100卷，成为继阮阅《诗话总龟》之后，又一部集诗话之大成的重要著作。该书资料丰富、编排合理，又颇注重理论的阐发，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其中有关《楚辞》及赋家赋作的文字，也为历来研究辞赋者所注重。《苕溪渔隐丛话》最早刊本为宋绍熙五年万卷堂刻本，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等。

张岱

张岱（1597年—168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崇老庄之道，喜清雅幽静。不事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其最擅散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园道古》等绝代文学名著。另有史学名著《石匮书》亦为其代表作，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久居杭州。明亡，避居剡溪山，悲愤之情悉注于文字之中，晚年避居山中，穷愁潦倒坚持著述。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审美情趣。他喜游历山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颇深；好收藏，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精戏曲，编导评论追求至善至美。

前人评价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其文学创作以小品文见长，文笔清新，饶有情趣，风格独特，”其小品文声誉尤高，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有“小品圣手”之誉。

张岱,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他是晚明小品的殿军,被誉为“绝代散文家”“小品圣手”;他是著名的史学家,潜心史学几十年,以一人之功完成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两部明史巨著;他是出色的诗人,“即其诗篇,咄咄惊奇,连篇累牍,便可高踞汉唐之上”;他是天才的戏剧家,创作《乔坐衙》,改编《冰山记》,且对戏剧理论有自己的独创之见:重视戏剧的故事情节及其结构安排,还对戏剧的表演、导演、舞台布景、人物化妆等有精辟的论述,这在中国“以曲为本位”的戏曲理论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是园林专家、古董鉴赏家;他竟然还著成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总之,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天赋异禀的“奇才”。现在,距离张岱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在过去的近三百年中,这位“奇才”吸引了很多的学者试图走近他。

顾宪成

顾宪成（1550年－1612年），明哲学家。字叔时,号泾阳。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为东林学派主要创始人、代表人物。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与魏懋权、刘国徵被时人合称为“三解元”。他们“言时政得失,无所隐避”。后因上疏“分别君子小人,刺及执政”,被贬为桂阳州判官。1592年,擢考功司主事,两年后因与神宗牴语,被削籍归家。此后便从事著述,并在1604年与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针砭时政,影响颇大,被人称为“东林党”。其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为学“恪遵洛闽”、“以朱学为宗”,但闻阳明良知之说,也“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小心斋札记》卷三)。初学于张淇门下,后又师事薛应旗,还曾私淑于方学渐。认为程颐所说的“性即理也”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扑不破”(同上书,卷十一)。提出“性,太极也”(同上书,卷四)。“太极,理也”(《证性篇·质疑》下)。“太极之所以生天地”也(《小心斋札记》卷一)。时儒多倡人性“无善无恶”,且以此为己胡作非为之理论依据。顾宪成等人竭力反对,倡“道性善”之说。提出“以性善为宗”(《东林会约》),“性以善为体”(《东林书院志》卷四)“道性善是说本体”(《经正堂商语》),“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小心斋札记》卷十八)。而“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圣人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还经录》)。指出“无善无恶”说的危害是“空”“混”。而“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证性篇·罪言》上)。与佛老通病,无是非标准。反对“不说工夫”,提出“本体工夫原来合一”(同上)。认为“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小心斋札记》卷十一)。强调既“学”且“虑”,提倡“讲习”(《东林书院志》卷三)。“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两下交发,缉熙庚续,循环无间。”(同上)认为“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小心斋札记》卷十八)。而“小心是个敬”(同上书,卷十二)。“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同上书,卷一)“小心”二字,正是“百草中一粒灵丹”(同上书,卷十二)。顾宪成强调治世,反对出世,留心时政,其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著作有《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质疑编》、《证性编》、《桑梓录》等,后被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弗里曼

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 (Edward Augustu Freeman 1823年8月2日–1892年3月16日)， 英国历史学家。生于斯塔福德郡。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原拟从事教会工作,毕业后一改初衷转攻历史。最初研究建筑史,1849年出版《建筑史》。后转为政治史研究。因著有《联邦政府史》和《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五卷)享有声望,并大量为《星期六评论》撰稿。因在东方问题上和格拉斯顿意见相合,1884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致力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称“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片面强调政治史,不善于利用档案手稿,但知识和思考极广博。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力主打破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分期。在历史研究中倡导并运用比较研究法,在《比较政治和历史的统一》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等著作中对此作了阐述。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把与他所研究问题有关的所有著名文献全部收集起来,否则历史著作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另著有《萨拉森人的历史和征服》、《英国宪法的成长》、《欧洲历史地理》、《威廉·鲁弗斯的统治》(二卷)、《西西里史》等。

女娲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神。语出《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史记·补三皇本纪》将她与伏羲、神农并列为“三皇”。然而女娲究竟从何而来呢?2000多年前楚国诗人屈原就提出了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对此,学术界至今仍各有各的说法,没有一致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蛙”是女娲的原型。女娲神话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以“蛙”为图腾的民族,“蛙”在当时被认为是生殖力旺盛的象征。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女娲来源与原始人的石头崇拜有关。石为土精,蛇又是土地神秘的象征,因此,女娲也被描绘成人面蛇躯,具有把黄土捏造成人形的神奇本领。还有的认为女娲的来历与原始祖先对水产物贝类的崇拜有关。实质上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反映。

古时,“娲”与“蜗”同,与“蠃”通训,后人为了对它们做出区分,将水中可食者,称作“蠃”,陆上不可食者,称作“蜗”。据《玉篇》解释: 蠃属蚌类。在民俗中,因蚌都分两“扇”,所以常常被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隐秘象征。冯梦龙编的吴语《山歌》中有一首《洗生姜》就以此为隐喻:“姐在河头洗生姜,洗生姜,有介个蟛蜞走来膀中行,姐道蟛蜞阿哥来做耍,蟛蜞道河干水浅要听蚌商量。”据《粤东小志》记载,广东蚕民把小妹叫作蚬妹。事实上蚬就是小蚌。

与我国南方接壤的崇拜女娲的越南农村,以前在阴历三月初八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蚬会,村民们兴奋地举着泥塑的女娲生殖器模型游村,游完后把模型拿到女娲庙里磨碎,撒在田地里,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同时大伙必须住进山洞,未婚男女青年可以自由选择配偶。

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博士在分析这一民俗学资料时,就推测女蜗名字来源的传承关系是“娲—蜗—蚬—阴户”的象征。不过这并不出人意料,有关学者研究,仰韶文化的贝文就是女阴的象征。以贝类象征女阴,进行生殖崇拜的祭祀活动,并非中国独有。古希腊也以贝类祭祀爱神阿芙罗狄忒。希腊化时期著名雕像《贝壳中的阿芙罗狄忒》乃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都是这一古老风俗和原始观念的形象反映。

现用来指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和补天理水的创世英雄。

路翎

路翎（1923-1994），现、当代作家。原名徐嗣兴,笔名冰菱、徐灵、徐宁等。江苏苏州人。早年在南京莲花桥小学、江宁中学读书。抗战爆发后流亡四川,曾在国立第二中学学习,因思想左倾,触犯教员被开除。为谋生先后做过三青团总部宣传队员(1939年)、陶行知育才学校艺友(1940年)、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职员(1940年)、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助理员(1942年)、经济部燃料管理码头职员(1943—1946)。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刻苦自学中外文学、社会科学,并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创作。1937年在《弹花》发表处女作散文《古城上》。1939年认识胡风,受到胡风的影响与帮助,在《七月》、《希望》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创作,与阿垅等过往甚密,成为七月派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品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注重复杂的心理与性格的刻划,具有犷悍、悲壮的艺术风采,引起文坛的注视。1940—1944年写成的80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卷出版于1945年,下卷出版于1948年;希望社),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胡风《青春的诗》),是40年代少见的史诗性的长卷。1946年回到南京,一度失业。后在经济部燃料管理会做职员。1948年下半年曾在中央大学讲授小说写作。在此期间出版有:《饥饿的郭素娥》(中篇)、《蜗牛在荆棘上》(中篇)、《青春的祝福》(短篇小说集)、《求爱》(短篇小说集)、《在铁链中》(短篇小说集)、《燃烧的荒地》(长篇小说)、《平原》(短篇小说集)。1947年曾写作4幕哲理剧《云雀》,由南京剧专剧团上演,在青年中产生影响。1949年南京解放时,担任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50年调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任创作组副组长、组长。后调至剧协创作室工作。1952年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与采访,创作了引起争议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等。1955年因胡风集团事件被关押10年,1966年获释,次年复又入狱,1975年释放,1980年平反,返剧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有《朱桂花的故事》(短篇集),剧本《人民万岁》(即《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收50年代短篇小说及散文),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写于1954年)。

陈旭麓

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1988年12月1日），初名修禄，湖南湘乡 (今双峰) 人,1918年生。幼年在家乡读小学、私塾。18岁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1939年考入贵阳大厦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3年毕业。曾任贵州修文中学、湖南起陆中学、重庆赣江中学教员。1946年冬,受聘于大厦大学、历任校长办公室秘书,讲师、副教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并加入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师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华东师大民盟支部副主席。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师大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校党委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地方志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文江报》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等。1988年12月 18日逝世。终年70岁。著有《司马迁的历史观》、《本国史》、《论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与人合编)、《宋教仁集》、《近代中国八十年》、《中国革命史教程》等。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后世称其为“史学之父”。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斯。出身贵族之家。早年受爱奥尼亚文化的熏陶,受过良好教育。成年后,因参与推翻本城邦僭主的政治斗争,遭迫害,移居萨摩斯岛。后本邦僭主被推翻,一度重返故乡。正当而立之年,即离开故乡四出探访,广事游览,行踪甚广:东抵两河流域,南临埃及,北访黑海沿岸,西达意大利南部,其间到处寻访古迹,搜罗天下散失旧闻。前447年(一说前445年)抵雅典,与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过从甚密,并参与雅典的文化活动,对当时的雅典的民主政治颇为心折。前443年移居图里伊城,旋取得该城邦的公民权。在雅典,经友人鼓励,即决心撰写希波战争全史,后潜心著述,卒时全书可能尚未最后完稿。传世之作为《历史》 (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系西方第一部正式的历史著作。《历史》前5卷,尽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掌故、山川形势、风俗习惯等。第5卷第29节至结束,则专记希波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全书史料宏富,叙事流畅,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存。本书有中译本。在西方史学史上,希罗多德的出世,标志着古典史学的发端与西方史学的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1.他的《历史》奠定了记叙体史书的基础,其书以希波战争为中心,编织史事,串联成篇,纳入了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并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与异邦人的历史巨著。这种体例经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编年与记事结合起来,成为日后编纂历史的正宗体裁,影响历久不衰。2.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视野。他的《历史》内容丰赡,材料宏富,诸如山川地理、民族分布、经济状况、政治制度、趣闻轶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举凡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切都被他所囊括,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族的风貌,他写的实际上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史,具有最初的世界眼光。他的世界眼光,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拜东方文明为师及古希腊从东方文化汲取营养以助自己发展的观点上。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彼此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他进而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十分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为此,他曾被诬为“亲蛮派”。希罗多德的《历史》包含有最初的文化史之意蕴,可称为西方最早的文化史。在史学上,他奠立的社会文化史的传统虽一度被埋没,但到了18世纪“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终于又重被提出,他的这一史学传统对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难以泯灭。3.他主张考订史料,辨别真伪,在西方史学史上最先开始运用历史批判方法。他声称:“我的责任是在报导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我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他引用诸说,逐一估量,仔细核对,使之互相参证,引导读者明辨真伪,择善而从。不过,由于他的“有闻必录”,容易失之轻信,故其书所载也有失实与谬误之处,但他的批判能力仍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之上。此外,《历史》常有梦兆、灾异、神示等记载,但亦不能掩盖他的人本观念, 《历史》毕竟是一曲人的而非神的颂歌,这是他历史观中的本质特征。希罗多德史学的产生,在西方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后世的西方史学产生了久远的而又深刻的影响。

马茂元

马茂元（1918年10月13日-1989年12月12日），文学史家,古典文艺理论家,教授。1918年10月13日生。安徽省桐城县人。祖父马其昶,是桐城派最后一位著名的古文家。在家庭教育和影响下,自幼爱好文学。早年就读于桐城中学。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在家乡一些中学执教,担任过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解放前,写过不少揭露黑暗现实、表现爱国思想的旧体诗文,如《山居杂忆》一百首等。其中部分散见于《国专月刊》、《学术世界》、《新学风》、《皖报》、《安徽日报》等报刊。解放后,在桐城师范、南京市立师范、上海同济中学、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上海师专、上海第一师院任教员、副教授、教研室主任。1958年后,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这时期,他结合教学,从事文学史和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1961年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又开始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的探讨。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述甚丰,主要有:《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作家出版社)、《楚辞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诗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与胡云翼共同负责编写;1963年,上海中华书局)等。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比较重要的有《从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到刘勰的〈辩骚〉》、《论古诗十九首》、《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论戏为六绝句》、《“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略论杜诗的继承与批判问题》、《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到高棣的〈唐诗品汇〉》、《略论明七子的文学思想和何李的论争》、《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姜斋诗话〉论情景》、《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散见于《光明日报》、《江海学刊》、《文艺报》、《新建设》等报刊。从1964年起,着手撰著《唐才子传笺证》、《李商隐评传》,钩稽排比,用力甚勤。

夏德

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年—1927年)，德国汉学家。1870年(同治九年)考入中国海关后任夏门海关帮办。1878—1886年(光绪四一十二年)在上海海关选册处供职。后历任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口岸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在华期间,大量接触并研究汉文文献, 曾任1886—1887年度亚洲文会主席。1897年辞职返德,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01年德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赔款要求前,曾就中国之偿付能力征求其意见。后应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该校第一任汉文教授。1917年返德。主要著述有:《大秦国全录》、《古瓷》、《中国研究》(三卷)、《中国艺术之外来影响》、《胶州湾及其内地贸易》、《中国铜镜》、《周朝末年以前之中国古代史》等。还同美国驻华公使汉学家柔克义合译赵汝适《诸蕃志译注》为英文。

智俨

智俨（公元602-668年），唐代僧人。华严宗二祖。据《续高僧传》卷二五、《法顺传》后附以及《华严经传记》卷三等载,俗姓赵。天水(今属甘肃)人。十二岁从杜顺出家,到至相寺随杜顺弟子达法师学习。后有两位梵僧游至相寺,从其学梵文。十四岁受沙弥戒。随法常习《摄大乘论》数年。二十岁受具足戒,往各地听讲《四分》、《迦延》、《毘昙》、《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经论。又曾随静琳法师学习。后在至相寺随智正法师习《华严经》,并立志专弘此经。研究北魏慧光律师的《华严经疏》,对“别教一乘,无尽缘起,欣然赏会”。主要以“十玄”、“六相”之说发挥“无尽缘起”的理论,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理论框架。晚年常讲《华严经》、《摄论》。因常居至相寺,故称“至相大师”。又居云华寺,故称“云华尊者”。终于清净寺。所撰义疏“凡二十馀部”。现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四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二卷、《楞伽经注》七卷(残缺)等。弟子有慧晓、元晓、怀齐、薄尘、义湘、道成、慧祐、法藏等。

徐乾学

徐乾学（1631—1694年），清初学者。字元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康熙进士，授内宏文院编修，迁赞善，充明史馆总裁，累迁侍讲、詹士、内阁学士、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授刑部尚书，因案狱受牵连，被拘，解部事。归里后设书局于洞庭东山，延聘通儒硕学，从事编纂。《清儒学案》称“健庵博识，多通史学、舆地、礼制、掌故、延纳众长，规模闳大。乾嘉学派之先声，于此肇焉”，未免过誉。然于史学确有创见。曾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又奉命撰《鉴古辑览》、《古文渊鉴》两书。又修《大清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凡例》。认为好的史书应是体大义密，记事真实，辞旨达意，搜采广博而择取精审，不受文与质、繁与简关系的制约。他说：“臣闻史之为书，体闳而义密，事核而辞达，采之博而择之精，如是之谓良史，不系乎文与质、繁与简也。”(《憺园文集》)并辨《史记》和《汉书》之优劣，认为班固之于司马迁有四不逮：一是《史记》其文恣肆，如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诸语，勃勃生气，而班固删之。如此类甚多，此一不逮也。二是《史记》之《表》乃兴亡理乱之大略，而固之表则普牒，此班之二不逮也。三是马有奇气，而固欲以整齐胜迁之诙谲，而其所谓整齐亦有可议，此班之三不逮也。四是班更河渠为沟洫，但沟洫非汉制而班以表其书，名不当实，又如易封禅曰郊祀，改平准为食货，皆有不当之处，此班之四不逮也。这些不失为公允精到之论。其著作尚有：《读礼通考》、《古文尚书考》、《夏商周三祝说》、《憺园集》等。

张炎

张炎（1248－约1320）宋元间词人。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出身于世胄显贵之门，六世祖张俊，封清河郡王，曾祖张镃、祖父张濡，父亲张枢，均晓音律，工诗词。其人承家学，外受师传，精乐理，善诗词。少风流阔绰，宋亡，张濡被杀，家产“籍没”，遂落拓浪游。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游大都，失意而归，漫游江浙等地，生活困顿，曾设卜肆於鄞县(今浙江宁波)。晚年归隐西湖，潦倒以死。其以咏物词著名于时。早年，多写湖山游赏、风花雪月，宋亡后，则多寓伤今怀昔之情，咏叹遗民身世。其词音律协洽，句琢字炼，雅丽清畅，托物寄意，后世以其与姜夔并称。其集一生词学研究之成的《词源》，为我国最早词话体词学理论专著之一。上卷为音乐论，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下卷为创作论，所论多为词的形式，其论虽有唯美倾向，但仍不失为我国词学理论发展新水平的标志。他有词集《山中白云》八卷传世，清人江昱为作疏证。内中多有“身世盛衰之感”，风格“苍凉激楚”(见《四库全书提要》)，从中可以体味出遗民的伤今怀昔之情。张炎词作讲究音韵格律，继承了周邦彦、姜夔一派重形式音律的传统。

郭茂倩

郭茂倩（1041年－1099年）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据南宋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郭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郭源中之子，曾编撰《乐府诗集》100卷。其余不详。《乐府诗集》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乐府诗，还保存了已失传的古籍。如题解中征引的《古今乐录》等。《乐府诗集》所收集的乐府， 自不尽可考的陶唐之作始，到五代止，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 新乐府辞等12类。这样的分类， 比《隋书·乐志》和杜佑《通典·乐曲》的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乐、短萧绕歌四类全面而合理， 比郑樵的《通志·乐略》分为53类来得概括而不繁琐。

黄淮

黄淮（1367年6月1日-1449年6月22日），字宗豫，号介庵，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明朝初年政治家、内阁首辅。

洪武末年，考中了进士，授职中书舍人。

明成祖即位后，整顿朝纲，考察朝臣。黄淮应召与明成祖当面应答，他答对得体，不乏独到之处。明成祖很高兴，让他和解缙同为侍读，时时跟随左右，以供征询。

黄淮常与明成祖高谈阔论，有时说得忘情，不知不觉已到深夜，明成祖仍不尽兴，就躺在被窝里，让他坐在床前继续聊下去。朝中的重大事件及一些机密黄淮总是先知道。

后来，黄淮和解缙、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六人一起供职文渊阁，改任翰林编修，并为皇帝侍读。

明成祖准备册立太子时，征求黄淮的意见，黄淮认为，按惯例，应该立长子为太子。等太子册立后，黄淮改任左庶子并兼为太子侍读。

永乐五年(1407)，解缙因进谏等原因触怒了皇帝，被贬官，黄淮升任右春坊大学士。次年，黄淮奉命与胡广、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一起教育皇太孙，担起培养后代皇帝的重任。又明年，皇帝出巡北疆，留皇太孙坐守朝中，需得力大臣辅佐，黄淮正当此任，与骞义、金忠、杨士奇一起留在皇太孙身边。永乐十一年(1413)，皇帝再次出巡北疆，黄淮仍留下来辅佐皇太孙。

永乐十二年(1414)，瓦剌在边境不断挑起事端，边疆人民深受其苦，永乐帝决定御驾亲征。战争暂停后，皇帝自边疆还朝，留守朝中的太子出来迎驾，但拖延了时间。永乐帝历经鞍马之苦，终于归来，太子安居朝中却如此怠慢，怎能不令人恼怒。永乐帝追查此事原因，朝中大臣高煦趁机进谗言，诬告太子及其属官，永乐帝一怒之下，将太子的属官全部问罪，投入狱中，黄淮及杨溥、金问等作为太子亲信，首当其冲问罪下狱，在狱中一呆就是10年。

明仁宗即位后，黄淮得以平反，重见天日，官复原职。时隔不久，升为通政使，并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人共同执掌朝中大权。

正当仕途顺利，黄淮家中却出了不幸。黄淮老母去世，照例，黄淮例应放下政务，回家为母亲守丧。上表奏请，仁宗皇帝视他为得力助手，须臾不可离左右，便不准许他的请求。第二年，仁宗加封他少保，户部尚书，仍旧兼任大学士一职。

短命皇帝仁宗驾崩后，政治局势顿时紧张，因为此时太子还在南京，而汉王却蓄谋已久，虎视眈眈，觊觎帝位。这一形势，朝廷内外都看在眼里，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黄淮为先朝重臣，明了其中危急，更是心急如焚，苦思良策，竟然急火攻心，口中吐血，真可谓呕心沥血。

宣德二年(1427)，黄淮身体每况愈下，难以承受操劳之苦，上表请求告老安享晚年，宣宗皇帝准许。这时，父亲黄性已年届九十，去日无多之年了，黄淮承欢膝下，生活颇为惬意。人终有一死，黄性以九十多岁高龄去世。宣宗遣使前往吊唁，以谢黄淮几朝重臣之功。丧事完毕，黄淮又亲自入朝，向皇帝谢恩。

黄淮来到京城，宣宗非常高兴，让他安心住下尽情玩乐，正赶上元宵佳节，京城千家万户点燃花灯，绚丽缤纷，热闹非凡，上到高官下至百姓，都涌上街头沉浸于节日的欢乐之中。西苑中，更是华灯闪烁目不暇接，火树银花穷极奢华，为皇室专用之处，皇帝恩许黄淮入园游玩，念及他年老体衰，命人准备肩舆，让他坐上进入园中，有景色之处任他随意观看，最后登上万岁山，居高临下，一览全园景色，尽享皇家风光。

时值科举考试，黄淮学识渊博，又入宦海多年，正是恰当的主考官，宣宗委以重任，命他主持会试。黄淮当然胜任，使得会试顺利结束。

在京城住了多日，黄淮向宣宗提出回家，宣宗也不挽留，让他回去。行前，宣宗在太液池设宴，约朝中大臣前来，为黄淮饯行。席中宣宗情真意切，叙惜别之情，酒到酣处，击节长歌，以赠黄淮。黄淮辞别宣宗及朝臣，上路回家。临别，宣宗又叮嘱他：“等我的生日到时，你一定要再来京城”。

次年，宣宗生日，黄淮如约到了京城，为皇帝祝寿。君臣尽欢之后，黄淮回家。

宣德十年(1436)，宣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黄淮再次来到京城，参加即位大典。

黄淮晚年深受几朝皇帝器重，都来自于为官深得人心，他一生为官，以英明果断为人称道。永乐年间，仁宗还身为太子，刚参预治国之道，长沙人李沙良起兵，朝野震惊，仁宗命未城侯李彬出兵镇压。汉王这时已经怀有异心，担心太子为此立功，树立威望，对自己的地位有影响，就称李彬不懂军事，是无能之辈，不能担当此任。朝臣对此都心里清楚，但对汉王有所忌惮，无人敢出面反对，只有黄淮仗义直言，驳斥汉王。说：“李彬带兵多年，深谙军事，命他平叛，一定马到成功，应该让他率军火速出击。”黄淮的意见被采纳，李彬获准出兵，果然如黄淮所说，交战不久就把李法良打败。黄淮此举深为朝臣佩服。

此后不久，又有人告发有结党犯上之嫌者，皇帝召见黄淮，征询对策。黄淮认为，在洪武末年，曾发布过与此有关的禁令，对此不必严加追究。吏部对于此事的意见却不相同，认为当年以“靖难”为名起兵的时候，南方人在北方割据自立，不肯马上依附的，都发配去戍守边疆了，如今也应该按这个先例决策。黄淮认为，对于此类尚不明朗的事件，如此大动干戈并不能杀一儆百，解决问题。皇帝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西部边疆，有一个叫阿鲁台的部族，因边境动荡，多年流落域处。事态安定后，族人渴望安宁，举族归来，征得朝廷准许，进入吐蕃属地，散居在吐蕃各部。然后，阿鲁台人又上奏皇帝，要求以金块刻上誓词，然后把金块磨碎放入酒中，和各部酋长共同饮酒，结成盟约。这事关系边防大计，朝中大臣们慎重讨论。有不少人认为，边境各部加强团结，有利于边防安全，可以准许这个请求。黄淮提出异议，认为边疆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相联，势力相对减弱，有利于朝廷控制，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势力合一，则大不相同，朝廷就很难控制了。皇帝听后，大为赞许，对议论纷纷的朝中大臣们说：“黄淮考虑问题，就像站在高山之上，视野所及，远远超过大家。”

曾经有一个大宝法王，从西域远道而来朝见皇帝，皇帝为褒扬他的行为，打算刻制一枚玉印赐给他，事前，把准备好的璞玉拿给黄淮看，征求他的建议，黄淮说：“朝廷赏赐给番族的有关告诫之印，题刻‘敕命’，‘广运’两个内容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玉过大，用来送给远道而来者，显朝廷之尊是不合适的。”

人生苦短，正统四年(1450)六月，黄淮以83岁高龄在家中去世，谥号文简。

叶桂

叶桂（公元1666年～公元1745年），生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卒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著名医学家，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先世自皖迁苏，祖辈、父辈皆精于医道。

叶氏14岁丧父，于是跟着父亲的门人学医。他聪颖过人，很快便超过了老师，加之在医艺上不断精益求精，“自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因而终成一代大家。

叶氏在医理上，主遵张仲景，能师古而不泥古，亦能采纳民间单方、验方。温病学说方面，总体构架源于仲景之说而辅以刘完素之论。杂证则综合孙思邈、李杲、朱震亨、张景岳、喻昌诸家，并有所发挥。他一生致力于临床工作，救人无算，因而著述不多。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治》是其学生辑录他的医学成果而成。

叶氏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很好。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清人的笔记小说多有记述。

[正 史]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①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开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于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②。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用一剂，讵③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④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尠⑤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⑥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于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

《清史稿·叶桂传》卷五○二

[注 释]

①歙：县名。即今安徽省歙县。②藏：通“脏”。③讵：难道。表示反问。④消息：平息。⑤尠(xian)：同“鲜”。少。⑥章楠：清末医家。字虚谷，浙江会稽人。受叶桂、薛雪关于温病学说的影响较大，对温病学有一定贡献，在杂病的辨证论治上经验亦丰富。著有《医门棒喝》。

胡士莹

胡士莹(1901—1979年3月8日)，诗词学家、戏曲学家、书法家、作家。室名霜红簃,字宛春。浙江省平湖县人。自幼即喜古典诗词,并从塾师学习《诗经》和古诗文。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名“东南大学”),为文史地部特别生。1930年在扬州中学任教期间,与友好合力编成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又自选1921年至1929年间所填词84首,结集题名《霜红词》,在扬州出版。1931年至1938年间,开始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并于1931年在嘉兴中学任教时,开始藏书。认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目录学里最根本的基础学问,为我们提供读书的门径;研究它,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古代学术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熟悉文献资料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版本学可供考据之用,研究版本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书刊刻的年代,及考察其内容的可靠性,从而使我们吸收几种不同版本的优点,去掌握更精确的材料。抗战爆发后,避居上海。1940年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到暨大中文系任教,翌年又在复旦大学兼课。1942年暨大内迁后,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讲词学、兼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支持独子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在上海期间,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自己治学重点。抗战胜利时,应聘为之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1年应聘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后改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并参加《辞海》的编纂工作。晚年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进行古典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在通俗文学方面,继续解放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所编著的《弹词宝卷书目》,1957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专家注意,并已由海外学者列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书目。其中收藏弹词150种,并参考郑振铎和凌景埏两家目录,共得270余种,加上200种以上的宝卷书目,成为历来此类书目中较完备的一种。其后,又继续搜集弹词百余种、宝卷数十种。此外,还先后撰写了《变文考略》、《词话考释》、《弹词散论》、《漫说鼓词》等论文。集中考察了一些说唱文学形式的渊源、流变、体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通俗文学很有参考价值。在戏曲方面,1960年完成清代杨潮观《吟风阁杂剧》的校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校注时,又撰写了《读〈吟风阁〉杂制札记》的论文,不但考出每个短剧的材料来源,而且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之前,还完成了《牧羊记》(与钱南扬合作)、《紫钗记》(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紫箫记》和《雷峰塔传奇》的整理及注释工作。1980年出版的《话本小说概论》,在总结几十年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其代表作,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此外,生前还曾筹划编撰多卷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提要》。一生中所藏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甚富,已由其家属遵照遗愿,全部捐献给杭州大学,正在为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继续发挥作用。

弗雷格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语：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年11月8日－1925年7月26日），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公认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1848年生于德国魏玛,1869～1871年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873年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74年在耶拿大学数学系任教,1879年起任数学教授,直至191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1879)、《算术的基础:对数这个概念所作的逻辑的和数学的研究》(1884)、《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一卷,1893;第二卷,1903)。重要的论文有:“函数和概念”(1891)、“论概念和对象”(1892)、“论意义和意谓”(1892)。其中《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是弗雷格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它提供了一种形式语言和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向着两个方向展开了他的工作:试图从逻辑推出数学,即用逻辑方法定义数的概念,建立算术的形式系统;试图探讨逻辑哲学,即把概念文字扩展到自然语言中句子的分析,建立逻辑哲学体系。在逻辑学方面,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数学制定坚实的逻辑基础。他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批判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学派。不能用心理的过程来解释逻辑的概念、规律,用心理的东西也不能说明逻辑和数学的客观性、独立性和普遍性,充分重视数学与逻辑的密切关系。概念是某些特殊类型的抽象实体,概念词是指称这些概念的语言表达式,要理解意义的性质必须要考察在语言的使用中所发现的某些客观的特征。他反对传统逻辑把一切语句都看成具有主-谓形式的观点,而用专名和概念词的区别来代替主词和谓词的区别。概念是判断的谓词,专名是判断的主词,不能将二者混同使用。正如函数有不同的阶一样,概念也有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之分,混淆了这种区分,就会产生无意义的命题。在语言哲学方面,他指出决不可孤立地寻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能在一个命题的前后关系中寻问词的意义,即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词的意义。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只有把单个语词看成是有助于句子的形成和使用时,才能理解其意义。他对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及日常语言学派有重要的影响。自然语言并不完善,应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他所创造的那个形式化逻辑系统就是这种语言的一种形式。弗雷格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首次区分了含义和指称。一个命题具有三个因素:名称、指称和含义。两个专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而具有相同指称。同一种含义在不同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述。我们在把握一个语词的含义时,不一定能同时掌握它的指称。另外,有些语句可能只具有意义而无指称,如神话中的语句。我们既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意义,也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指称,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制定数学的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弗雷格创立了数理逻辑,为以后的分析哲学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问题的工具,提出的一些具有逻辑-语言性质的哲学问题,也为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对分析哲学关于意义问题的探讨发生了重要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

胡宅梵

胡宅梵（1902-1980）,余姚县双河乡（今慈溪市桥头镇）人，原名胡维铨。1930年10月，弘一大师驻锡金仙寺，时为海隅小学国文教师的胡宅梵前往拜谒，弘一大师为他更改笔名谪凡为宅梵，收为皈依弟子，赐法名胜月。弘一大师对其青睐有加，称其诗“媲美陶王”，曾指导其撰写《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一书，并亲书序言和题眉，此书现为白话译解佛教典籍的传世之作。胡宅梵曾写《见了弘一大师》投稿到《现代僧伽》杂志，写《弘一大师胜缘记略》刊发于1948年出版的大师纪念文集《人间爱晚晴》。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现存录书信67封。胡宅梵称得上仅次于刘质平、丰子恺的另一位弘一大师的重要弟子。胡宅梵曾有诗集《胜月吟剩》诗辑《澹宗》出版，前几年《胜月吟剩》由慈溪作家发兴再版。抗战胜利后胡宅梵先后任慈溪市锦堂师范图书管理员和余姚阳明中学国文教员。晚年移居绍兴，相继著书几十部，是颇有造诣的学者。

霍韬

霍韬（1487年-1540年），字渭先，号兀崖，广东广州府南海县石头乡（现属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

霍韬平生勤奋上进，广博多学，文人学士多称他为渭崖先生。“大礼朝议”斗争之时，他援引古礼，揆之事体，主张嘉靖帝（明世宗），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不同意群臣同议以兴献王为皇叔考之名称，义正词严，力排众议，并使得嘉靖帝最后他的主张。事后升官，他也因避嫌媚上取宠，三次坚辞不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嘉靖十九年（1540年），霍韬在京暴病逝世，享年54岁。明帝追封为太师太保。谥文敏，运葬于广东省增城县境风箱冈对面山上，并在乡内建祠祀奉（祠现存），后人对他和石肯乡梁储，西樵大同乡方献夫，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老阁”。

霍韬学博才高，著作甚多，有《诗经注解》、《象山学辨》、《程周训释》等。今有《霍文敏公全集》传世。

张耒

张耒[lěi]（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幼颖悟能文，游学陈州，苏辙时为陈州学官，器重之，遂得从苏轼游。熙宁六年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元丰元年，为寿安尉，迁咸平丞。哲宗继位，入为太学录。范纯仁荐试馆阁，迁秘书省正字、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八年，迁起居舍人。绍圣元年，出知润州，入党籍，徙宜州。四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召为太常少卿，旋出知颍、汝二州。崇宁元年，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在颍州时闻苏轼讣讯，为苏轼举哀行服，至是言者论劾之，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观二年，居于陈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馀》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宗臣

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学家。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改吏部员外郎。性格耿直,不附权贵。曾作文祭奠忠良杨继盛而得罪严嵩,遭排斥,被贬为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因率众击退倭寇有功,又被提拔为福建提学副使。他是“后七子”之一,与李攀龙等人齐名。奉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理论。他能文能诗,散文较为出色,《报刘一丈书》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官场的丑恶和腐败,细节刻画达到入木三分、维妙维肖的地步。《西门记》、《西征记》是描写抗倭斗争的较好作品,生动真实,痛快淋漓。他的诗歌最初学习李白,歌行跌宕而自得,追求超脱飘忽,但缺乏李诗内在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意境不深。律诗多有隽永之句,却很少完篇。他善于描写所见事物,但又颇多重复雷同之笔,甚至有千篇一律之感。绝句较富神韵。由于他在“后七子”中受复古主义影响最小,没有剽窃陋习,诗歌中保留了清新娟秀的气息。著作有《宗子相集》15卷。

文祥

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清朝中央洋务派首领之一。满洲正红旗人。

在清末重臣中，文祥可谓宦途风顺之人，也是清末较有作为的满族大臣。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文祥出生于一个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家庭，取字博川，号文山。经多年刻苦努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时年27岁。

文祥初授工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升员外郎。次年五月以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因验收海运漕粮，叙功加道衔;十月继迁郎中;十一月以襄办孝静康慈皇后丧仪赏三品顶戴。咸丰六年(1856)分为记名道府，他以双亲年老，乞留京职，咸丰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任为太仆寺少卿，擢升詹事。咸丰八年(1858)正月，充日讲起居官，署刑部左侍郎，寻迁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进入清廷的中枢机构，同时授礼部侍郎。又任过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寻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充对引大臣。

当文祥进入军机处时，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咸丰六年(1856)在《天津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重新挑起战争，要用武力来实现和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咸丰十年(1860)，英、法再次组成联军扑向中国，四月占领舟山后北上，七月底再次集结于天津大沽口外，八月驻守炮台的清军前敌统帅、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接连兵败，大沽再次失守。僧格林沁军队又弃天津，一直退到通州一带，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于八月二十四日占领天津。

北京岌岌可危。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求和。侵略军并无认真谈判之意，其目的是进占北京，完全压服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多次交战中，僧格林沁已没有胜利的信心，遂密疏咸丰帝，请皇帝驾幸热河(今河北承德)，称“木兰秋狩”，以避敌寇。文祥却挺身而出，称僧格林沁动摇人心，御驾离京，事关大局，且承德地处塞外，无险可守，“我能至，彼亦能至”，坚决主张皇帝坐守京师，以定民心，以鼓士气。退朝之后，又单独请见，再三陈述坚守京师的理由。接着，他又与军机大臣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杜翰具疏极言利害，请罢“木兰之议”，并奏请撤除出走所需车马，明诏宣示中外，表明皇帝坚守京师的决心。

咸丰帝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英法联军则决意攻下北京。九月五日，英、法单方面中断谈判，开始进犯北京。咸丰帝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急赴通州继续乞降。又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堵守英法联军的进攻。但英法联军在提出苛刻条件后，再次中止谈判，九月二十一日，进攻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清军溃不成军。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仓惶从北京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任文祥为步军统领，从奕参加议和谈判，他以谈判与领军难以同任请辞统领，咸丰帝诏改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十八日，火烧圆明园以掩盖劫掠罪行。临危受命“办抚局”的奕率文祥等人，在侵略者大军压境的局势下与之谈判。文祥是清方代表中的主要人物，他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要求，侃侃直言，道之以理，使他们心服口服。清廷为了达到侵略军退兵目的，委屈求全。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这是两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又扩大了侵华权益。而咸丰帝却认为达到了使英法联军撤兵的目的，对文祥更加信任，令他随奕一起处理善后事宜，收拾残局。文祥在和议后疏请皇上定期回銮，以安人心。咸丰帝未敢遽回，不过认为文祥是一片忠心。

通过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文祥与奕、桂良等朝中重臣逐渐认识到要稍改清廷外交。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日)，他们奏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中央机构。诏命奕、桂良、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统筹洋务全局。其中以“文祥任事最专”，在任职期间，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积极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清朝中央的主要洋务首领之一。他同奕、桂良等上疏，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则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张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外事暂定，内事又起。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仍在发展，而清廷兵疲饷竭，国库空虚。文祥一方面坚持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上疏主张“借师助剿”，引进西方枪炮，认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文祥建议从八旗子弟中精选人员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设立“神机营”，负责守卫紫禁城及三海、扈从皇帝巡行、赴外省征剿等。以恭亲王奕为掌印管理大臣，文祥具体管理事务。在奕、文祥等组织下，神机营成为清末军队中素质最强的一支。管理机构设文案、营务、印务、粮饷等处及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下辖马步队等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有官兵1万4千多人。

文祥又进一步上疏，认为僧格林沁、胜保担负保卫京畿大任而缺良将，力荐前任副都统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为将，均被采纳。文祥又推荐了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堪大用。请命湖北巡抚胡林翼察其才具，破格录用。咸丰帝将这些人分别晋升。文祥成了皇帝的宠臣。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遗诏立他惟一的6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执掌朝政。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不满肃顺等人专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时，朝内众臣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肃顺等人，一派拥戴两宫太后。文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毅然选择了太后一派，与奕站在一起，随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文祥亲自主持了对肃顺的抄家，并“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议章程礼节。寻充实录馆副总裁，还充经筵讲官。

由于文祥在政变中起了一定作用，得到已掌握清廷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的赏识。同治元年(1862)，接连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兼都统。翌年，掌管理蕃院事务，充朝考阅卷大臣。

在文祥任兵部尚书期间，清军在征伐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屡屡获胜。同治三年(1864)夏，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清廷谕枢臣同心辅治，宜于优奖，赏文祥太子太保衔，寻署正黄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1865)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攻陷喜峰口、遵化，势头很猛，被称为“马贼”。两宫太后诏令文祥督师镇压。文祥请求朝廷“除私弊，清盗源”，惩办姑息养奸的地方官吏。不久，率神机营、直隶步队500人、洋枪队1000人出关，先后在锦州、长春厅等地与起义军激战。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春，杀害起义首领马傻子。

恭亲王奕是晚清朝廷中一个重要人物。“辛酉政变”后被封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权倾举朝。但也因奕权力过大，遭慈禧忌恨，曾多次被解职。文祥是奕手下主要的辅佐人物，奕的进退也不能不影响到文祥。同治四年(1865)奕被革职，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复议政。文祥在殿上涕泣，力谏不可，反引起慈禧不悦，改任他为吏部尚书，不任军职。不久，奕受命复职，文祥又渐受重用。同治六年(1867)八月，署翰林院学士。九月，文祥50寿辰，赐以御书“宣猷笃祜”匾额、“福寿”字及诸珍玩。第二年，充会试副考官。同年七月，因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加军功二级。此间开始纂修《剿平粤捻方略》一书。

同治八年(1869)文祥母亲去世，按制回旗穿孝。同治帝嘉奖其母“教子有方”，赐祭一坛。第二年，发生“天津教案”，天津居民烧教堂，打死洋教士，英、美、法等7国联合抗议，各国兵舰聚集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文祥停制还朝，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与政事。六月授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武英殿总裁。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八月完成《剿平粤捻方略》。赏加二级。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大婚，文祥受加恩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十二月充文渊阁领阁士。继续追随奕。《清史稿·文祥传》中认为，文祥自同治元年随恭亲王奕诉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虽然因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引起朝论纷纭，但他忠于朝廷，从不推诿责任，朝廷在涉外事务中多次依赖于他。文祥力主同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并与奕、桂良等人提出“办理外国之事，不是决裂，就是迁就，势必难以两全”。所以要尽量与洋人“和好”，避免“决裂”。

因朝政繁忙，文祥积劳成疾。同治十三年(1874)，文祥因病先后6次请假回家休养。但当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文祥中断养病勉强支撑出朝，参与谈判，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面对列强的多次武力进犯，他重申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建立新式陆海军以谋“自强”的重要性。他上疏说：

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充洋务者，空言而无实际，狃于和局者，又相安无事，而恐启猜嫌。或悉心讲求防务，复阻于财赋不足而莫可施展。今变端已形，事机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伏愿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至自强之道，首在虚怀纳谏，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将顺之言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为可憎。皇上忧勤惕励，斯内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积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者不可胜言矣。

文祥这一席肺腑之言，可以说切中晚清时政要害，对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影响。

同治十四年，光绪元年(1875)一月，同治帝载淳病逝，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之子4岁的载湉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他以久病未愈请辞，慈禧加以挽留，解除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是时，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文祥多次上疏，陈述己见。在建立海军方面，他与奕等人上疏六个方面，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并详列了如何进行的具体方法。文祥主张及早筹办海防。他认为，日本乃东洋一小国，不过略习西洋兵法，购二铁甲舰，竟公然对中国挑衅，而中国沿海疆臣因军力不足又无防备而非常被动。若不及早整顿海防，将来会更加被动。所以，他建议由沈葆祯全力筹办海防。文祥既主张筹办海防，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收复新疆，“以备御英俄。”

面对列强觊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文祥深感忧虑，密陈大计。主张对外应坚持“羁糜”之策，由总理衙门“专司其事”;对内应纳谏诤，广开言路，顺应民心，励精图治。他认为“设立总理衙门以后，专司对外交涉，见到一定效果。所以近十年来，没有导致挑衅。”同时，他认为西方列强“火器技艺讲求益进”，列强间虽有矛盾，但在瓜分中国方面是一致的。他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介绍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性近犬羊，不知政治，这是错误的认识。西方诸国，政治大事由国主交由上议院讨论，由大臣商榷，再交由下议院表决，全国都参与议论，“行则行，否则止”。文祥敢于向封建帝、后介绍西方政治，是大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尽心参与对外交涉的结果。

文祥还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后认为，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于诸大国之间，是由于全民团结一致。法国虽强大，而德国战胜了它，就因法王穷奢任性，负国债太多的缘故。他认为，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中国虽然无法做到，但是其精神可以汲取。他指出，凡事一举一动要合乎情理、顺乎民心，违犯人心的事切不可为。要崇节俭，使国库充裕。

光绪二年(1876)，文祥病势日重。临终前他就国事上疏，提出解决与外国的关系是国家第一等要务，而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的第一大关键，而且刻不容缓。他指出各朝均有外患，但都没有今日为患之深，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多而狡诈。他回顾了列强与中国交往及入侵中国的因果，历数了清廷种种弊端，提出了解决办法。

重病中的文祥在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奏疏后不久，便瞑目辞世，享年58岁。文祥自咸丰末年起，长期居于朝廷中枢重臣的位置，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尤其在清末外交事务中有一定见地，他不仅是当时朝廷诸大臣中的佼佼者，而且颇得朝廷上下人士的赞赏。文祥死后，清廷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而称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良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著赏给陀罗经被，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赏给骑都尉世职，即令伊子熙治于百日孝满后承袭，入祀贤良祠，谥文忠。上遣贝勒载徵前往祭奠。

《清史稿》则对文祥作出这样的评价：“谋国深远”，“忠勤”，“情操绝人，家如寒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