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

黄淮（1367年6月1日-1449年6月22日），字宗豫，号介庵，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明朝初年政治家、内阁首辅。

洪武末年，考中了进士，授职中书舍人。

明成祖即位后，整顿朝纲，考察朝臣。黄淮应召与明成祖当面应答，他答对得体，不乏独到之处。明成祖很高兴，让他和解缙同为侍读，时时跟随左右，以供征询。

黄淮常与明成祖高谈阔论，有时说得忘情，不知不觉已到深夜，明成祖仍不尽兴，就躺在被窝里，让他坐在床前继续聊下去。朝中的重大事件及一些机密黄淮总是先知道。

后来，黄淮和解缙、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六人一起供职文渊阁，改任翰林编修，并为皇帝侍读。

明成祖准备册立太子时，征求黄淮的意见，黄淮认为，按惯例，应该立长子为太子。等太子册立后，黄淮改任左庶子并兼为太子侍读。

永乐五年(1407)，解缙因进谏等原因触怒了皇帝，被贬官，黄淮升任右春坊大学士。次年，黄淮奉命与胡广、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一起教育皇太孙，担起培养后代皇帝的重任。又明年，皇帝出巡北疆，留皇太孙坐守朝中，需得力大臣辅佐，黄淮正当此任，与骞义、金忠、杨士奇一起留在皇太孙身边。永乐十一年(1413)，皇帝再次出巡北疆，黄淮仍留下来辅佐皇太孙。

永乐十二年(1414)，瓦剌在边境不断挑起事端，边疆人民深受其苦，永乐帝决定御驾亲征。战争暂停后，皇帝自边疆还朝，留守朝中的太子出来迎驾，但拖延了时间。永乐帝历经鞍马之苦，终于归来，太子安居朝中却如此怠慢，怎能不令人恼怒。永乐帝追查此事原因，朝中大臣高煦趁机进谗言，诬告太子及其属官，永乐帝一怒之下，将太子的属官全部问罪，投入狱中，黄淮及杨溥、金问等作为太子亲信，首当其冲问罪下狱，在狱中一呆就是10年。

明仁宗即位后，黄淮得以平反，重见天日，官复原职。时隔不久，升为通政使，并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人共同执掌朝中大权。

正当仕途顺利，黄淮家中却出了不幸。黄淮老母去世，照例，黄淮例应放下政务，回家为母亲守丧。上表奏请，仁宗皇帝视他为得力助手，须臾不可离左右，便不准许他的请求。第二年，仁宗加封他少保，户部尚书，仍旧兼任大学士一职。

短命皇帝仁宗驾崩后，政治局势顿时紧张，因为此时太子还在南京，而汉王却蓄谋已久，虎视眈眈，觊觎帝位。这一形势，朝廷内外都看在眼里，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黄淮为先朝重臣，明了其中危急，更是心急如焚，苦思良策，竟然急火攻心，口中吐血，真可谓呕心沥血。

宣德二年(1427)，黄淮身体每况愈下，难以承受操劳之苦，上表请求告老安享晚年，宣宗皇帝准许。这时，父亲黄性已年届九十，去日无多之年了，黄淮承欢膝下，生活颇为惬意。人终有一死，黄性以九十多岁高龄去世。宣宗遣使前往吊唁，以谢黄淮几朝重臣之功。丧事完毕，黄淮又亲自入朝，向皇帝谢恩。

黄淮来到京城，宣宗非常高兴，让他安心住下尽情玩乐，正赶上元宵佳节，京城千家万户点燃花灯，绚丽缤纷，热闹非凡，上到高官下至百姓，都涌上街头沉浸于节日的欢乐之中。西苑中，更是华灯闪烁目不暇接，火树银花穷极奢华，为皇室专用之处，皇帝恩许黄淮入园游玩，念及他年老体衰，命人准备肩舆，让他坐上进入园中，有景色之处任他随意观看，最后登上万岁山，居高临下，一览全园景色，尽享皇家风光。

时值科举考试，黄淮学识渊博，又入宦海多年，正是恰当的主考官，宣宗委以重任，命他主持会试。黄淮当然胜任，使得会试顺利结束。

在京城住了多日，黄淮向宣宗提出回家，宣宗也不挽留，让他回去。行前，宣宗在太液池设宴，约朝中大臣前来，为黄淮饯行。席中宣宗情真意切，叙惜别之情，酒到酣处，击节长歌，以赠黄淮。黄淮辞别宣宗及朝臣，上路回家。临别，宣宗又叮嘱他：“等我的生日到时，你一定要再来京城”。

次年，宣宗生日，黄淮如约到了京城，为皇帝祝寿。君臣尽欢之后，黄淮回家。

宣德十年(1436)，宣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黄淮再次来到京城，参加即位大典。

黄淮晚年深受几朝皇帝器重，都来自于为官深得人心，他一生为官，以英明果断为人称道。永乐年间，仁宗还身为太子，刚参预治国之道，长沙人李沙良起兵，朝野震惊，仁宗命未城侯李彬出兵镇压。汉王这时已经怀有异心，担心太子为此立功，树立威望，对自己的地位有影响，就称李彬不懂军事，是无能之辈，不能担当此任。朝臣对此都心里清楚，但对汉王有所忌惮，无人敢出面反对，只有黄淮仗义直言，驳斥汉王。说：“李彬带兵多年，深谙军事，命他平叛，一定马到成功，应该让他率军火速出击。”黄淮的意见被采纳，李彬获准出兵，果然如黄淮所说，交战不久就把李法良打败。黄淮此举深为朝臣佩服。

此后不久，又有人告发有结党犯上之嫌者，皇帝召见黄淮，征询对策。黄淮认为，在洪武末年，曾发布过与此有关的禁令，对此不必严加追究。吏部对于此事的意见却不相同，认为当年以“靖难”为名起兵的时候，南方人在北方割据自立，不肯马上依附的，都发配去戍守边疆了，如今也应该按这个先例决策。黄淮认为，对于此类尚不明朗的事件，如此大动干戈并不能杀一儆百，解决问题。皇帝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西部边疆，有一个叫阿鲁台的部族，因边境动荡，多年流落域处。事态安定后，族人渴望安宁，举族归来，征得朝廷准许，进入吐蕃属地，散居在吐蕃各部。然后，阿鲁台人又上奏皇帝，要求以金块刻上誓词，然后把金块磨碎放入酒中，和各部酋长共同饮酒，结成盟约。这事关系边防大计，朝中大臣们慎重讨论。有不少人认为，边境各部加强团结，有利于边防安全，可以准许这个请求。黄淮提出异议，认为边疆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相联，势力相对减弱，有利于朝廷控制，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势力合一，则大不相同，朝廷就很难控制了。皇帝听后，大为赞许，对议论纷纷的朝中大臣们说：“黄淮考虑问题，就像站在高山之上，视野所及，远远超过大家。”

曾经有一个大宝法王，从西域远道而来朝见皇帝，皇帝为褒扬他的行为，打算刻制一枚玉印赐给他，事前，把准备好的璞玉拿给黄淮看，征求他的建议，黄淮说：“朝廷赏赐给番族的有关告诫之印，题刻‘敕命’，‘广运’两个内容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玉过大，用来送给远道而来者，显朝廷之尊是不合适的。”

人生苦短，正统四年(1450)六月，黄淮以83岁高龄在家中去世，谥号文简。

叶桂

叶桂（公元1666年～公元1745年），生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卒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著名医学家，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先世自皖迁苏，祖辈、父辈皆精于医道。

叶氏14岁丧父，于是跟着父亲的门人学医。他聪颖过人，很快便超过了老师，加之在医艺上不断精益求精，“自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因而终成一代大家。

叶氏在医理上，主遵张仲景，能师古而不泥古，亦能采纳民间单方、验方。温病学说方面，总体构架源于仲景之说而辅以刘完素之论。杂证则综合孙思邈、李杲、朱震亨、张景岳、喻昌诸家，并有所发挥。他一生致力于临床工作，救人无算，因而著述不多。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治》是其学生辑录他的医学成果而成。

叶氏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很好。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清人的笔记小说多有记述。

[正 史]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①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开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于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②。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用一剂，讵③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④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尠⑤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⑥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于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

《清史稿·叶桂传》卷五○二

[注 释]

①歙：县名。即今安徽省歙县。②藏：通“脏”。③讵：难道。表示反问。④消息：平息。⑤尠(xian)：同“鲜”。少。⑥章楠：清末医家。字虚谷，浙江会稽人。受叶桂、薛雪关于温病学说的影响较大，对温病学有一定贡献，在杂病的辨证论治上经验亦丰富。著有《医门棒喝》。

胡士莹

胡士莹(1901—1979年3月8日)，诗词学家、戏曲学家、书法家、作家。室名霜红簃,字宛春。浙江省平湖县人。自幼即喜古典诗词,并从塾师学习《诗经》和古诗文。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名“东南大学”),为文史地部特别生。1930年在扬州中学任教期间,与友好合力编成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又自选1921年至1929年间所填词84首,结集题名《霜红词》,在扬州出版。1931年至1938年间,开始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并于1931年在嘉兴中学任教时,开始藏书。认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目录学里最根本的基础学问,为我们提供读书的门径;研究它,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古代学术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熟悉文献资料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版本学可供考据之用,研究版本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书刊刻的年代,及考察其内容的可靠性,从而使我们吸收几种不同版本的优点,去掌握更精确的材料。抗战爆发后,避居上海。1940年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到暨大中文系任教,翌年又在复旦大学兼课。1942年暨大内迁后,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讲词学、兼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支持独子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在上海期间,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自己治学重点。抗战胜利时,应聘为之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1年应聘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后改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并参加《辞海》的编纂工作。晚年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进行古典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在通俗文学方面,继续解放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所编著的《弹词宝卷书目》,1957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专家注意,并已由海外学者列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书目。其中收藏弹词150种,并参考郑振铎和凌景埏两家目录,共得270余种,加上200种以上的宝卷书目,成为历来此类书目中较完备的一种。其后,又继续搜集弹词百余种、宝卷数十种。此外,还先后撰写了《变文考略》、《词话考释》、《弹词散论》、《漫说鼓词》等论文。集中考察了一些说唱文学形式的渊源、流变、体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通俗文学很有参考价值。在戏曲方面,1960年完成清代杨潮观《吟风阁杂剧》的校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校注时,又撰写了《读〈吟风阁〉杂制札记》的论文,不但考出每个短剧的材料来源,而且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之前,还完成了《牧羊记》(与钱南扬合作)、《紫钗记》(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紫箫记》和《雷峰塔传奇》的整理及注释工作。1980年出版的《话本小说概论》,在总结几十年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其代表作,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此外,生前还曾筹划编撰多卷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提要》。一生中所藏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甚富,已由其家属遵照遗愿,全部捐献给杭州大学,正在为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继续发挥作用。

弗雷格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语：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年11月8日－1925年7月26日），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公认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1848年生于德国魏玛,1869～1871年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873年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74年在耶拿大学数学系任教,1879年起任数学教授,直至191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1879)、《算术的基础:对数这个概念所作的逻辑的和数学的研究》(1884)、《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一卷,1893;第二卷,1903)。重要的论文有:“函数和概念”(1891)、“论概念和对象”(1892)、“论意义和意谓”(1892)。其中《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是弗雷格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它提供了一种形式语言和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向着两个方向展开了他的工作:试图从逻辑推出数学,即用逻辑方法定义数的概念,建立算术的形式系统;试图探讨逻辑哲学,即把概念文字扩展到自然语言中句子的分析,建立逻辑哲学体系。在逻辑学方面,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数学制定坚实的逻辑基础。他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批判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学派。不能用心理的过程来解释逻辑的概念、规律,用心理的东西也不能说明逻辑和数学的客观性、独立性和普遍性,充分重视数学与逻辑的密切关系。概念是某些特殊类型的抽象实体,概念词是指称这些概念的语言表达式,要理解意义的性质必须要考察在语言的使用中所发现的某些客观的特征。他反对传统逻辑把一切语句都看成具有主-谓形式的观点,而用专名和概念词的区别来代替主词和谓词的区别。概念是判断的谓词,专名是判断的主词,不能将二者混同使用。正如函数有不同的阶一样,概念也有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之分,混淆了这种区分,就会产生无意义的命题。在语言哲学方面,他指出决不可孤立地寻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能在一个命题的前后关系中寻问词的意义,即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词的意义。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只有把单个语词看成是有助于句子的形成和使用时,才能理解其意义。他对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及日常语言学派有重要的影响。自然语言并不完善,应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他所创造的那个形式化逻辑系统就是这种语言的一种形式。弗雷格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首次区分了含义和指称。一个命题具有三个因素:名称、指称和含义。两个专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而具有相同指称。同一种含义在不同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述。我们在把握一个语词的含义时,不一定能同时掌握它的指称。另外,有些语句可能只具有意义而无指称,如神话中的语句。我们既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意义,也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指称,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制定数学的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弗雷格创立了数理逻辑,为以后的分析哲学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问题的工具,提出的一些具有逻辑-语言性质的哲学问题,也为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对分析哲学关于意义问题的探讨发生了重要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

胡宅梵

胡宅梵（1902-1980）,余姚县双河乡（今慈溪市桥头镇）人，原名胡维铨。1930年10月，弘一大师驻锡金仙寺，时为海隅小学国文教师的胡宅梵前往拜谒，弘一大师为他更改笔名谪凡为宅梵，收为皈依弟子，赐法名胜月。弘一大师对其青睐有加，称其诗“媲美陶王”，曾指导其撰写《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一书，并亲书序言和题眉，此书现为白话译解佛教典籍的传世之作。胡宅梵曾写《见了弘一大师》投稿到《现代僧伽》杂志，写《弘一大师胜缘记略》刊发于1948年出版的大师纪念文集《人间爱晚晴》。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现存录书信67封。胡宅梵称得上仅次于刘质平、丰子恺的另一位弘一大师的重要弟子。胡宅梵曾有诗集《胜月吟剩》诗辑《澹宗》出版，前几年《胜月吟剩》由慈溪作家发兴再版。抗战胜利后胡宅梵先后任慈溪市锦堂师范图书管理员和余姚阳明中学国文教员。晚年移居绍兴，相继著书几十部，是颇有造诣的学者。

霍韬

霍韬（1487年-1540年），字渭先，号兀崖，广东广州府南海县石头乡（现属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

霍韬平生勤奋上进，广博多学，文人学士多称他为渭崖先生。“大礼朝议”斗争之时，他援引古礼，揆之事体，主张嘉靖帝（明世宗），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不同意群臣同议以兴献王为皇叔考之名称，义正词严，力排众议，并使得嘉靖帝最后他的主张。事后升官，他也因避嫌媚上取宠，三次坚辞不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嘉靖十九年（1540年），霍韬在京暴病逝世，享年54岁。明帝追封为太师太保。谥文敏，运葬于广东省增城县境风箱冈对面山上，并在乡内建祠祀奉（祠现存），后人对他和石肯乡梁储，西樵大同乡方献夫，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老阁”。

霍韬学博才高，著作甚多，有《诗经注解》、《象山学辨》、《程周训释》等。今有《霍文敏公全集》传世。

张耒

张耒[lěi]（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幼颖悟能文，游学陈州，苏辙时为陈州学官，器重之，遂得从苏轼游。熙宁六年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元丰元年，为寿安尉，迁咸平丞。哲宗继位，入为太学录。范纯仁荐试馆阁，迁秘书省正字、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八年，迁起居舍人。绍圣元年，出知润州，入党籍，徙宜州。四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召为太常少卿，旋出知颍、汝二州。崇宁元年，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在颍州时闻苏轼讣讯，为苏轼举哀行服，至是言者论劾之，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观二年，居于陈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馀》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宗臣

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学家。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改吏部员外郎。性格耿直,不附权贵。曾作文祭奠忠良杨继盛而得罪严嵩,遭排斥,被贬为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因率众击退倭寇有功,又被提拔为福建提学副使。他是“后七子”之一,与李攀龙等人齐名。奉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理论。他能文能诗,散文较为出色,《报刘一丈书》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官场的丑恶和腐败,细节刻画达到入木三分、维妙维肖的地步。《西门记》、《西征记》是描写抗倭斗争的较好作品,生动真实,痛快淋漓。他的诗歌最初学习李白,歌行跌宕而自得,追求超脱飘忽,但缺乏李诗内在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意境不深。律诗多有隽永之句,却很少完篇。他善于描写所见事物,但又颇多重复雷同之笔,甚至有千篇一律之感。绝句较富神韵。由于他在“后七子”中受复古主义影响最小,没有剽窃陋习,诗歌中保留了清新娟秀的气息。著作有《宗子相集》15卷。

文祥

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清朝中央洋务派首领之一。满洲正红旗人。

在清末重臣中，文祥可谓宦途风顺之人，也是清末较有作为的满族大臣。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文祥出生于一个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家庭，取字博川，号文山。经多年刻苦努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时年27岁。

文祥初授工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升员外郎。次年五月以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因验收海运漕粮，叙功加道衔;十月继迁郎中;十一月以襄办孝静康慈皇后丧仪赏三品顶戴。咸丰六年(1856)分为记名道府，他以双亲年老，乞留京职，咸丰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任为太仆寺少卿，擢升詹事。咸丰八年(1858)正月，充日讲起居官，署刑部左侍郎，寻迁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进入清廷的中枢机构，同时授礼部侍郎。又任过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寻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充对引大臣。

当文祥进入军机处时，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咸丰六年(1856)在《天津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重新挑起战争，要用武力来实现和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咸丰十年(1860)，英、法再次组成联军扑向中国，四月占领舟山后北上，七月底再次集结于天津大沽口外，八月驻守炮台的清军前敌统帅、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接连兵败，大沽再次失守。僧格林沁军队又弃天津，一直退到通州一带，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于八月二十四日占领天津。

北京岌岌可危。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求和。侵略军并无认真谈判之意，其目的是进占北京，完全压服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多次交战中，僧格林沁已没有胜利的信心，遂密疏咸丰帝，请皇帝驾幸热河(今河北承德)，称“木兰秋狩”，以避敌寇。文祥却挺身而出，称僧格林沁动摇人心，御驾离京，事关大局，且承德地处塞外，无险可守，“我能至，彼亦能至”，坚决主张皇帝坐守京师，以定民心，以鼓士气。退朝之后，又单独请见，再三陈述坚守京师的理由。接着，他又与军机大臣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杜翰具疏极言利害，请罢“木兰之议”，并奏请撤除出走所需车马，明诏宣示中外，表明皇帝坚守京师的决心。

咸丰帝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英法联军则决意攻下北京。九月五日，英、法单方面中断谈判，开始进犯北京。咸丰帝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急赴通州继续乞降。又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堵守英法联军的进攻。但英法联军在提出苛刻条件后，再次中止谈判，九月二十一日，进攻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清军溃不成军。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仓惶从北京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任文祥为步军统领，从奕参加议和谈判，他以谈判与领军难以同任请辞统领，咸丰帝诏改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十八日，火烧圆明园以掩盖劫掠罪行。临危受命“办抚局”的奕率文祥等人，在侵略者大军压境的局势下与之谈判。文祥是清方代表中的主要人物，他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要求，侃侃直言，道之以理，使他们心服口服。清廷为了达到侵略军退兵目的，委屈求全。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这是两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又扩大了侵华权益。而咸丰帝却认为达到了使英法联军撤兵的目的，对文祥更加信任，令他随奕一起处理善后事宜，收拾残局。文祥在和议后疏请皇上定期回銮，以安人心。咸丰帝未敢遽回，不过认为文祥是一片忠心。

通过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文祥与奕、桂良等朝中重臣逐渐认识到要稍改清廷外交。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日)，他们奏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中央机构。诏命奕、桂良、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统筹洋务全局。其中以“文祥任事最专”，在任职期间，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积极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清朝中央的主要洋务首领之一。他同奕、桂良等上疏，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则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张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外事暂定，内事又起。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仍在发展，而清廷兵疲饷竭，国库空虚。文祥一方面坚持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上疏主张“借师助剿”，引进西方枪炮，认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文祥建议从八旗子弟中精选人员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设立“神机营”，负责守卫紫禁城及三海、扈从皇帝巡行、赴外省征剿等。以恭亲王奕为掌印管理大臣，文祥具体管理事务。在奕、文祥等组织下，神机营成为清末军队中素质最强的一支。管理机构设文案、营务、印务、粮饷等处及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下辖马步队等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有官兵1万4千多人。

文祥又进一步上疏，认为僧格林沁、胜保担负保卫京畿大任而缺良将，力荐前任副都统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为将，均被采纳。文祥又推荐了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堪大用。请命湖北巡抚胡林翼察其才具，破格录用。咸丰帝将这些人分别晋升。文祥成了皇帝的宠臣。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遗诏立他惟一的6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执掌朝政。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不满肃顺等人专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时，朝内众臣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肃顺等人，一派拥戴两宫太后。文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毅然选择了太后一派，与奕站在一起，随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文祥亲自主持了对肃顺的抄家，并“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议章程礼节。寻充实录馆副总裁，还充经筵讲官。

由于文祥在政变中起了一定作用，得到已掌握清廷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的赏识。同治元年(1862)，接连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兼都统。翌年，掌管理蕃院事务，充朝考阅卷大臣。

在文祥任兵部尚书期间，清军在征伐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屡屡获胜。同治三年(1864)夏，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清廷谕枢臣同心辅治，宜于优奖，赏文祥太子太保衔，寻署正黄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1865)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攻陷喜峰口、遵化，势头很猛，被称为“马贼”。两宫太后诏令文祥督师镇压。文祥请求朝廷“除私弊，清盗源”，惩办姑息养奸的地方官吏。不久，率神机营、直隶步队500人、洋枪队1000人出关，先后在锦州、长春厅等地与起义军激战。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春，杀害起义首领马傻子。

恭亲王奕是晚清朝廷中一个重要人物。“辛酉政变”后被封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权倾举朝。但也因奕权力过大，遭慈禧忌恨，曾多次被解职。文祥是奕手下主要的辅佐人物，奕的进退也不能不影响到文祥。同治四年(1865)奕被革职，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复议政。文祥在殿上涕泣，力谏不可，反引起慈禧不悦，改任他为吏部尚书，不任军职。不久，奕受命复职，文祥又渐受重用。同治六年(1867)八月，署翰林院学士。九月，文祥50寿辰，赐以御书“宣猷笃祜”匾额、“福寿”字及诸珍玩。第二年，充会试副考官。同年七月，因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加军功二级。此间开始纂修《剿平粤捻方略》一书。

同治八年(1869)文祥母亲去世，按制回旗穿孝。同治帝嘉奖其母“教子有方”，赐祭一坛。第二年，发生“天津教案”，天津居民烧教堂，打死洋教士，英、美、法等7国联合抗议，各国兵舰聚集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文祥停制还朝，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与政事。六月授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武英殿总裁。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八月完成《剿平粤捻方略》。赏加二级。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大婚，文祥受加恩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十二月充文渊阁领阁士。继续追随奕。《清史稿·文祥传》中认为，文祥自同治元年随恭亲王奕诉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虽然因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引起朝论纷纭，但他忠于朝廷，从不推诿责任，朝廷在涉外事务中多次依赖于他。文祥力主同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并与奕、桂良等人提出“办理外国之事，不是决裂，就是迁就，势必难以两全”。所以要尽量与洋人“和好”，避免“决裂”。

因朝政繁忙，文祥积劳成疾。同治十三年(1874)，文祥因病先后6次请假回家休养。但当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文祥中断养病勉强支撑出朝，参与谈判，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面对列强的多次武力进犯，他重申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建立新式陆海军以谋“自强”的重要性。他上疏说：

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充洋务者，空言而无实际，狃于和局者，又相安无事，而恐启猜嫌。或悉心讲求防务，复阻于财赋不足而莫可施展。今变端已形，事机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伏愿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至自强之道，首在虚怀纳谏，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将顺之言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为可憎。皇上忧勤惕励，斯内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积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者不可胜言矣。

文祥这一席肺腑之言，可以说切中晚清时政要害，对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影响。

同治十四年，光绪元年(1875)一月，同治帝载淳病逝，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之子4岁的载湉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他以久病未愈请辞，慈禧加以挽留，解除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是时，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文祥多次上疏，陈述己见。在建立海军方面，他与奕等人上疏六个方面，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并详列了如何进行的具体方法。文祥主张及早筹办海防。他认为，日本乃东洋一小国，不过略习西洋兵法，购二铁甲舰，竟公然对中国挑衅，而中国沿海疆臣因军力不足又无防备而非常被动。若不及早整顿海防，将来会更加被动。所以，他建议由沈葆祯全力筹办海防。文祥既主张筹办海防，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收复新疆，“以备御英俄。”

面对列强觊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文祥深感忧虑，密陈大计。主张对外应坚持“羁糜”之策，由总理衙门“专司其事”;对内应纳谏诤，广开言路，顺应民心，励精图治。他认为“设立总理衙门以后，专司对外交涉，见到一定效果。所以近十年来，没有导致挑衅。”同时，他认为西方列强“火器技艺讲求益进”，列强间虽有矛盾，但在瓜分中国方面是一致的。他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介绍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性近犬羊，不知政治，这是错误的认识。西方诸国，政治大事由国主交由上议院讨论，由大臣商榷，再交由下议院表决，全国都参与议论，“行则行，否则止”。文祥敢于向封建帝、后介绍西方政治，是大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尽心参与对外交涉的结果。

文祥还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后认为，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于诸大国之间，是由于全民团结一致。法国虽强大，而德国战胜了它，就因法王穷奢任性，负国债太多的缘故。他认为，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中国虽然无法做到，但是其精神可以汲取。他指出，凡事一举一动要合乎情理、顺乎民心，违犯人心的事切不可为。要崇节俭，使国库充裕。

光绪二年(1876)，文祥病势日重。临终前他就国事上疏，提出解决与外国的关系是国家第一等要务，而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的第一大关键，而且刻不容缓。他指出各朝均有外患，但都没有今日为患之深，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多而狡诈。他回顾了列强与中国交往及入侵中国的因果，历数了清廷种种弊端，提出了解决办法。

重病中的文祥在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奏疏后不久，便瞑目辞世，享年58岁。文祥自咸丰末年起，长期居于朝廷中枢重臣的位置，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尤其在清末外交事务中有一定见地，他不仅是当时朝廷诸大臣中的佼佼者，而且颇得朝廷上下人士的赞赏。文祥死后，清廷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而称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良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著赏给陀罗经被，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赏给骑都尉世职，即令伊子熙治于百日孝满后承袭，入祀贤良祠，谥文忠。上遣贝勒载徵前往祭奠。

《清史稿》则对文祥作出这样的评价：“谋国深远”，“忠勤”，“情操绝人，家如寒秦”。

苏蕙

苏蕙，字若兰，魏晋三大才女之一，东晋武功人陈留县令苏道质第三个女儿，生卒年月不详,约生于秦王苻坚永兴元年（公元357年）。回文诗之集大成者，传世之作仅一幅用不同颜色丝线绣制的织锦《璇玑图》。

据《晋书·列女传》记载， 苏蕙是始平（今陕西省武功县苏坊村）人，善属文。武功苏坊有一少女，名蕙字若兰，是陈留县令苏道质的三姑娘。若兰从小天资聪慧，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及笄之年，已是姿容美艳的书香闺秀，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所言皆属庸碌之辈，无一被苏蕙看上。十六岁时嫁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刺史窦滔。

关于《璇玑图》制作的年代，武则天《序》中有述，窦滔将镇岐阳时苏蕙为二十一岁。这一年是苻坚攻克襄阳的前秦建元十五年(379)，《璇玑图》也当织绣于此时，迄今已有1638年。历代在京城宫廷市镇店铺甚至山野乡村衣舍广为流传。上至皇帝、后妃、臣宦、诗人，下至平民百姓传抄吟诵到 如今。文学界誉为文学史上杰出的佳作，艺术界视它为难得的艺术珍品，史学界认它是历史宝物；人 才学家还把它的主人当作奇才。历代不少专家学者著文探讨、研究、注释、评论它和它的制作者苏蕙。 文士诗人撰文颂扬赋诗赞美，就连女皇帝武则天看了也“感其绝妙”，为之作《序》，“才情之妙，超古 迈今……因述若兰之才美。”南宋女诗人朱淑贞见了《璇玑图》，“坐卧观究，悟因璇玑之理，试以经纬求 之，文果流畅，盖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 一度之中……，按此规律读后，赞扬《璇玑图》：“五采相宣，莹心眩目……亘古以来所未有也。”

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宜仲、宜重,号重远,祖籍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天津。祖父赵执诒曾任冀州等地知州多年,父赵衡年中过举人。赵元任青少年时代曾在常州私立溪山学校、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等校就读。1910年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数学,1915年升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讲师。

赵元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除主修数学、物理、哲学等科外,还选修了语言学、声学等课程。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听和说方面都颇赋天才。对冀州、保定、常熟、苏州、南京以及福建等地方言一学就会,能在一周内学会一种方言,听觉特别灵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他对《马氏文通》一书产生兴趣,萌发了他对中国文法研究的想法。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选修国际音标,使赵元任对语言学的研究大开眼界于是他在哈佛大学选修语言学和高级和声学,同时开始研究中国方言。

1920年,赵元任应北京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国执教,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的讲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时任翻译。翌年,他再次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此时,赵元任进一步研读语言学,专程去法国莎娜学院进修语言学理论。1923年,他任哈佛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前往英、法、德研究语言学。嗣因清华设立研究院,他于1925年回国任国学研究所导师;同时从事国语统一工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不久改名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成员,被该会举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起草委员。他灌注了一套国语留声机片并创制罗马字拼音式。同时,他还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发起“数人会”,专门研讨语言音韵学,担任聚会主席,经常和钱玄同等对国语运动问题进行讨论。1929年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从此专注于语言学的研究。此后,还曾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和院士。

赵元任推崇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Karlgran),以其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古音拟则、方言调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创人之一。1927年他研究吴语,在江、浙两省调查了三十三个地方,于次年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继后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先后撰著有《南京音系》、《中山方言》、《钟祥方言记》等著作。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音位分析理论的重要论文,后被列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为必读文献。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论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丁声树等合著)及论文数十篇。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

赵元任的后半生在国外度过,长期从事教学工作。1938年他应美国夏威夷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嗣后相继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话速成班主任,美国陆军专科训练班中国语主任,加州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主任等,编著《国语入门》、《粤语入门》作教材,还参加过哈大中文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美国的中文教育作出了贡献。他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中国首席代表,主持过联合国教科文组语言学暑期讲习会。他会英、德、法、日、俄及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蜚声于国际语言学界。

赵元任长期从事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语法、语意及方言、中古音等多方面的研究,一生著有专著三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被我国语言学界称作“汉语之父”。

赵元任的另一成就是创作新风格的中国音乐。他的父母为昆曲名票,他从中受到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留美时期,他对音乐非常喜爱,且具一定的音乐素养,其后,他创作过《和平进行曲》、《全国运动会会歌》以及《结婚进行曲》等;并为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的诗词谱过一些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注的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其歌曲集出版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与此同时还曾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及对语言和音乐的双重理解,在乐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

除语言学和音乐外,赵元任早年与任鸿隽、杨杏佛等合办过《科学月刊》,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积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表过《用数》、《地果圆乎》、《中西星名图考》等多篇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还翻译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与罗常培合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

1960年赵元任退休后仍然继续从事著述,或参加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其主要论著有《中国话的文法》、《语言和符号系统》、《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等。同时还研究“通字”[1],草拟了《中国通字草案》,出版《通字概说》一书,主张推行通字以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

赵元任热爱祖国,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很深,在其耄耋之年,曾于1973年和1981年两次回国观光游历,会见了国内学术界的许多老朋友,参加清华大学七十年校庆活动。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黄山医院。

麦彭仁波切

全知麦彭仁波切（1846-1912），父名杰滚波达吉，母名穆波东渣仲羌玛，于藏历第十四胜生丙午年（1846），在多康河（今石渠县内）旁的雅秋当羌地方诞生。他从小对佛法就极具信心，尤其具足出离心、大悲心及智慧等大乘种姓之力，此等皆是与生俱来。尤其是，他在七岁这年著写了汇集显密甚深精要的窍决藏──《定解宝灯论》。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依止具宿缘的部主上师蒋扬亲哲旺波时，以财、侍、修行三喜亲近依止，上师视他为唯一的心子，恩赐玛底白文殊开许灌顶为主的一切共与不共法门。后来，上师近传了显密殊胜教典，与大密金刚乘的教传、伏藏传、智慧净现等所有成熟解脱的法要，如同满瓶泻液般，全部传授。还有一切窍决、修法和直接的教授，也一并传付。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后来在圣地嘎姆达仓修行十三年，在此其间现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对共同的佛法与不共的旧译密教，具有使其慧命得以延续的殊胜恩德，如同对垂死之人，有得到续命之方便一般。他并无真正开取的地下伏藏，但为了特别的需要，便从其意藏中流出，如生起、圆满、窍诀、事业等为以前所无的甚深法要，皆著论加以弘扬。因此成为一切伏藏法要之王，且于甚深、广大的意藏，能得自在，故尊称为伏藏导师之王。

法王如意宝曾说：“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所著的显密诸论，在七世之内，其无比善说之加持，一世比一世殊胜增上。” 又说：“凡是我的传承弟子，乃至得到点滴之成就，如于三宝生起刹那信心，皆来自于全知上师麦彭尊者的加持与恩赐。所以我的弟子，皆当于全知上师生起不共不退之信心，应当昼夜精勤祈祷求加持。”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号云亭山人。清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

少习儒术，兼通礼、乐、兵、农，尤精乐律。康熙六年(1667)前后中秀才，隐居曲阜之石门山，潜心攻读，后捐资为国子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玄烨帝南巡祭孔，尚任以讲经、导览称旨，特授国子监博士。二十五年(1686)，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浚疏黄河海口。三年后还京，历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旋罢官归里。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

孔尚任倾半生心血，为撰《桃花扇》传奇。此剧写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一见钟情，复为奸贼阮大铖所忌恨。方域避祸扬州，入史可法幕，旋回南京，又被捕入狱;香君为阮大铖劫持入宫，历经重重磨难。作者从一诗扇着墨，以赠扇、溅扇、染扇、骂筵、入宫展开情节，而明末四镇间之争斗倾轧，弘光并奸贼马、阮之腐败凶残，莫不毕现于兹。其终也，道士张瑶星撕扇，侯、李二人看破红尘，双双入道。此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南明)之治乱系焉”。向时尚任未仕，于族兄孔方训处，得知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为桃花之事，每拟演为传奇，然“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而其初稿文本，日后成于扬州也。

扬州乃江淮重镇，明清之际各色矛盾与斗争皆交汇于此。尚任在扬三年，以河臣各怀私见，相互攻讦，工程时断时续，乃得稍有闲暇。于是，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往南京谒明故宫、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访栖霞山道士张瑶星。在扬则与南明遗逸之士杜浚、冒襄、费密、石涛、吴绮、孙枝蔚、黄云、龚贤、邓汉仪、许承钦、宗元鼎、查士标等交往甚密，“云霞皆在手，珠玉共成篇”，而“所语朝皆换”，于明清易帜之往事了然于心。素材既备，乃着笔为文。李详《暖红室汇刻传奇〈桃花扇〉校定本跋》云：“当东塘以孙司空在丰勘河南下，寓家映碧(李清之号)先生枣园，携《桃花扇》稿本自随，夜阑按拍，歌呜呜出窗外。”稿本始见于李清之枣园，乃尚任随身携来，时已成篇，并非“起笔”于兹。尚任职司河事，官署在扬州天宁寺待漏馆，间或外出公干，或于泰州陈庵、兴化枣园小住，而长年寓所则在天宁寺之东馆与杏园，前后达三年之久。其在扬州诗作，《蓬门行》云：“三年看熟扬州市。”《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云：“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消。”《岁暮还自海上，寓维扬天宁寺东馆》云：“既罢征尘得自如，故人多在广陵居。”《留别广陵诸友》云：“高吟来胜地，追忆已三年。”“从此长征夜，扬州旧梦多。”皆可为证。以其久住扬州，则《桃花扇》写作于此，应为可信。而稿本之修改，亦曾请益于友人孙枝蔚。其《挽孙豹人》诗云：“滥积囊中篇，芟存赖老友。”是为尚任与孙枝蔚相切磋之证。文稿既成，乃试演于扬州署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眠、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云：“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知此剧由成稿而试演，在扬已具雏形。又十年，经三易其稿，《桃花扇》始定文本。一时间“王公荐绅，莫不借抄”，而歌台演出，竟“岁无虚日”，被推许为明清传奇压卷之作。

孔尚任与顾彩合作，撰有传奇《小忽雷》。其所著诗文，近人汇为《孔尚任诗文集》。

霍尔

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其父亲为英国人，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母亲为美国人，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司玛托阿卡的后裔。霍尔生于英格兰，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寂寞之井》。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男性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同性恋者，所以这部作品也可称为作者一生传奇经历和不平等遭遇的真实再现。

伊萨克·迪内森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 1885年4月17日-1962年9月7日）,丹麦著名女作家，原名卡琳 ·布利克森（Karin Blixen）。

伊萨克·迪内森1885年4月17日生于西兰岛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丹麦艺术学院，后在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4年随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亚，经营一个咖啡农场。她在非洲生活了十七年，于1931年返回丹麦。后来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开始同时用英语和丹麦语写作，取笔名为伊萨克·迪内森。她第一部作品是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集《七个神奇的故事》（Seven Gothic Tales），这本书在丹麦不大受欢迎，在美国却成为畅销书。

1937年，迪内森的第二部作品《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出版，这部自传体小说叙述了她在肯尼亚悲欢离合的生活，缠绵悱恻，扣人心弦。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写出了对非洲风土人情的熟悉和眷恋，处处洋溢着散文美的内涵。 后来，小说《走出非洲》被搬上银幕，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迪内森194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s）。二战期间，丹麦被纳粹占领，迪内森用皮尔·安德烈塞尔的化名写了小说《天使的复仇》（1944年），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嘲讽。晚年她遭受疾病折磨，但仍坚持写作，在战后出版了小说《最后的故事》（1947年）、《命运的轶事》（1958年）和《草坪上的影子》（Shadows on the Grass）（1960年）。1962年9月7日迪内森在哥本哈根附近的伦斯特伦德逝世。

圭峰宗密

圭峰宗密（780～841）唐代僧人。俗名何炯。禅宗荷泽神会的四传弟子,华严宗第五祖。据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一、《传法正宗记》卷七等载,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属四川)人。家本豪盛,少年时熟读儒书,后以为传统儒家学说不能解决人生根本问题,便转而志向佛教。元和二年(807),遇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荷泽神会三传弟子),从之出家。翌年,奉道圆之命谒见益州圣寿寺惟忠禅师。不久,受惟忠启示,北上洛阳,参谒奉国寺神照禅师。于神照处首次接触华严经典。元和五年,南下襄汉,遇恢觉寺灵峰,从受华严四祖澄观所著《华严经疏》,自此由禅而转向华严。次年,修书澄观,述门人之礼,得应允。即赴长安拜见澄观,并侍奉左右数年。此后,入终南山,常住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从事诵经、修禅、著述活动,故世称“圭峰宗密”、“圭峰大师”。大和九年(835),唐文宗诏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服,号“大德”。卒后,唐宣宗追谥“定慧禅师”。其佛学,提倡以“华严禅”为核心的禅教一致学说。既于华严教义中融合禅学,又于禅学中统一华严教义。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提出以教之三种与禅之三宗相对应的理论,即如裴休所指出,“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同时又展开佛教对儒、道两家的融合。上述思想虽于当时尚未引起巨大反响,却已潜化入禅、教各家,后期禅宗曹洞、法眼诸宗均曾受其影响而取华严学说融入自宗。入宋后,“禅教一致”思想大力推广,遂成为时代佛学的一股潮流。著述甚多,凡二百余卷,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弘扬《华严》的,如《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注华严法界观门》、《华严原人论》等，二是关于禅的,如《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等，三是发挥《圆觉经》的,如《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等。此外,对《金刚经》、《盂兰盆经》等也有疏注。

王煜初

王煜初（1843-1902），名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为香港早期著名华人牧师。少肄业于礼贤会学堂，习道于德籍教士叶纳清门下，1866年为传教士，后染病，到香港巴陵会育婴堂休养，被聘为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后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戒鸦片社。王煜初他6个儿子，均为港中名士，一门四博士。长子王宠勋牧师曾任汉口汉冶萍煤矿公司经理十年；次子王宠光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扬子机器厂；三子王宠佑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深造地质学、矿床学的留学生，中国最早，国内外著名的矿床学家；四子王宠惠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五子王宠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就读香港西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留英任伦敦大学教授；六子王宠益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医学博士。1890年为瞽女作诉苦文，寄德国教会，详述瞽女之惨状，德国女信徒极为感动，遂捐资建心光院于土瓜湾。1894年香港瘟疫大作，贫民染疫者极多，均由不卫生引起，他上书港府，建议多设浴室，培养贫民卫生习惯，亦为政府采纳。1901年，香港大旱，政府拟设水表，节制居民用水。他上书抗议，并联合华商请愿，要求取消水表之制，政府遂允其请。其著作有：《释疑汇编》、《中日战辑》，《拼音字谱》、《孝道折衷》、《说教雪》、《播道说》、《教士上书记》等。1902年病逝。

刘海蟾

刘海蟾。全真派道教北五祖之一。中国民间信奉的准财神，也是九路财神之一。又名刘海,传说中的神仙。民间以夏历六月十日为刘海蟾生日。旧时汉族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柢。也为道教信仰对象。旧时针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祗。原为五代宋初道士,名刘玄英,号海蟾子。本名刘操,字宗成。燕山人(今北京宛平人)。一说名为刘哲,字铉英,后梁广陵(今河南息县)人。曾于辽朝及第进士,后事燕王刘守光为丞相。喜谈玄论道,好黄老之学。公元911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其屡谏不听,遂弃官遁隐华山、终南山间。民间相传其曾得吕洞宾、钟离权传授秘法,故而成道仙,民间曾将其列入八仙之列,因而,又有“刘仙翁”、“刘海蟾仙”之称。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时,封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加封其为帝君。道教中的全真派尊其为北五祖之一。其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中以“刘海戏金蟾”最为著名。后世又演绎出“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将其视为钓钱散财之神。旧时年画常将刘海、天官、状元等绘在一起,作为祈福门神。明清以后,以其传说为题材的年画已广泛流传,并被编成戏曲上演。如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刘海砍樵》、《刘海戏蟾》等。民间多将其绘为一童子双手执穿有金钱之线,作戏金蟾状。有的则在其旁添加蜘蛛、金蟾等物。在我国汉族地区根据其戏金蟾的传说,将其以线穿钱孔附会为穿针引线。因此,将刘海蟾附会为针祖,作为行业神祗供奉。

关于刘海蟾说法不一。《茶香室三钞》卷十八说“刘海蟾为辽进士刘操,纯阳弟子也,南宗道家奉认为祖。”《集说诠真》:“刘海名操,字宗成,燕山人。以明经擢甲第。仕燕王刘守光为相。平昔好谈性命,钦崇黄老。有道者正阳子来谒,操邀坐堂上。正阳子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钱间一卵高叠之。操叹异曰: ‘危哉!’正阳子曰:‘相公更危于此。’别去,操顿悟。见燕王僭妄称燕帝,谏之不听,遂托疾解印去。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遍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成仙道。元顺帝至正六年封明悟弘道真君。”《通俗编》称刘海蟾事曰:“刘元英,号海蟾子,广陵人,仕燕王刘守光为相……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孟籁甫《丰暇笔谈》载:有一自称阿保的男子,自请佣于苏州贝宏文家,数显灵异。后数月“汲井得三足大蟾蜍,以彩绳数尺系之,负诸肩背,喜跃告人曰: ‘此物逃去,期年不能得,今得之矣。’于是乡里传述,以为刘海蟾在贝家,争往看之,至拥挤不得行。负蟾者举手谢至人,从庭中冉冉乘空而去。” 民间有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全真道奉海蟾为北五祖之一。参见《道教诸神》。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清地理学家兼经学家。字申耆，一字绅琦，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一年。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官安徽凤台知县。晚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争治训诂音声，兆洛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但亦兼治经学、训诂音韵。长于舆地之学，所藏书逾五万卷。为弥补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的不足，着《历代舆地沿革图》，上起三代，下迄元明，检讨各史地志，以《沿革表》及《一统志》核其沿革，并考查实地。又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与《一统图》合称《李氏五种》。提倡通经致用，认为“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养一斋文集·周官记序》)。精律历。工诗、古文，提倡骈散合一，对桐城派文章颇推崇。所著由其弟子高承钰辑为《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

梦参

梦参长老（1915年7月13日—2017年11月27日），公元1915年7月13日（农历乙卯年六月初二），上梦下参长老诞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开通县、今天的吉林省白城地区。长老俗姓刘，名瑞庭。

1928年，长老进入东北讲武堂军校，“九一八”事变后跟随东北讲武堂撤军至北京。

1931年，尚在军中的长老梦见自己坠入大海，一位老者救他脱离困境，并指示他前往一栋宫殿般的地方，说是他一生的归宿。醒后询问多人，确认梦中的宫殿就是北京房山县上方山的寺院，遂于当年年底在北京近郊上方山兜率寺出家，法名觉醒。长老认为自己没有觉也没有醒，只是因梦出家，便自己取名为梦参。同年，长老在北京拈花寺受比丘戒。戒期圆满，南下九华山，朝礼地藏菩萨道场，正遇六十年一次的开启地藏菩萨肉身宝塔法会，因缘际会，成为他之后弘扬地藏法门的深远缘起。

1932年，长老转赴福建省福州市参访鼓山涌泉寺。在涌泉寺，长老感觉一切境界似曾相识，仿佛故地重来。当时虚云老和尚于鼓山创办法界学苑，并请慈舟老法师主讲《华严经》，长老决定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历时半年，苦于无法契入华严义海，遂向慈舟老法师请法，决定以拜诵《普贤行愿品》、燃身臂供佛的苦行开启智慧。

1935年，历时三年，长老在鼓山法界学苑学习《华严经》圆满。当时的同学包括台湾的道源长老、灵源长老、慧三长老以及大陆的净严法师。当时长老除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更旁及虚云老和尚的禅法，有时也奉慈舟老法师指示代讲经论，如《阿弥陀经》等。

1936年，赴青岛湛山寺，依止倓虚老法师学天台四教，并担任湛山寺书记，负责倓虚老法师的庶务以及对外联络事宜。在湛山寺担任书记期间，积极宣扬慈舟老法师的戒律精神，后奉倓虚老法师之命，礼请慈舟老法师北上青岛湛山寺讲律，又护送慈舟老法师到北京开讲《华严经》。

1936年底，再次奉倓虚老法师之命赴福建厦门，礼请弘一大师北上弘律。因《梵网经》的讲法因缘，弘一大师同意北上湛山寺开讲《随机羯磨》。此后半年，长老担任弘一大师的外护，深受弘一大师身教熏染。曾依《占察善恶业报经》所描述的占察轮相，请弘一大师亲自制作一副，以供修习。弘一大师为了答谢他担任外护之功，并赠手书《净行品》偈颂一本，嘱托他弘扬“地藏三经”。

1940年，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日本关东军逐步占领华北地区，长老在北京期间，多次以善巧方便智掩护国共两党的抗日志士免于危难。后遭人检举，被日军追捕，不得已乔装雍和宫喇嘛的侍者离开北京，转赴上海、香港，后获得香港方养秋居士的鼎力资助，顺利经由印度、前往西藏拉萨学习密法。长老在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依止夏巴仁波切，藏传法名衮却图登。在西藏拉萨修学了五年的《菩提道次第》后，西藏政局发生巨变，驱排汉人、汉僧风潮日起，遂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游历。1949年底，在夏巴仁波切的催促和梦境示警下匆匆离开藏区。

1950年元月，种种因缘，长老因不愿放弃僧人身份被捕。羁押狱中三十三年，阅尽人性，长老经常观想一首偈颂：“假使热铁轮，在汝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1982年，中央落实宗教政策，已经六十八虚岁的长老平反出狱，自四川返回北京落户，任教于北京中国佛学院，发愿以未来三十三年的时间补足这段失落的岁月。在中国佛学院，长老以讲师身份讲述《四分律》，踏出了重新弘法的第一步。他将深奥的佛法与具体的现实结合起来，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魅力的说法风格。

1984年，应福建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圆拙长老之邀，到厦门南普陀寺重建闽南佛学院，并担任教务长一职。一方面培育新一代的僧材，一方面开讲《华严经》。讲至《离世间品》，便应美国万佛城宣化上人的邀请前往美国弘法，中止了《华严经》的课程。

1987年，从美国返回中国。

1989年，应美国洛杉矶妙法院旭朗法师之请，再次赴美弘法，开讲《占察善恶业报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心经》、《金刚经》等，此后即旅居美加地区。

1995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三宝弟子特别礼请长老开讲《地藏十轮经》。

1999年，八十四虚岁的长老以报佛恩、国家恩之爱国爱教精神，接受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礼请，从海外回归祖国，主持乐清市雁荡山能仁寺道场复建。

2000年，长老命弟子隆仁主持能仁寺复建具体事宜。2001年，长老入住能仁寺。

2008年10月中旬，能仁寺复建圆满。长老曾自述：“我从来没发愿修庙的，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能去修能仁寺？因为我在鼓山当小和尚时，学习期间很苦，看到了真歇了禅师写的偈子非常感动，给学法的人、讲经的人很大的警示，以此因缘才来修庙的。将来庙修好了我不会在那住，就请与寺有缘之人在那住持。” 

2003年始，长老应邀常住五台山普寿寺讲经，并指导圣宝山愿成寺的僧众静修。

2004年至2007年，长老克服身心环境的障碍，在普寿寺讲完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共五百余座，了却多年未曾圆满的心愿。期间，又应各地皈依弟子请示，陆续开讲《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

2008年1月再次应台湾弟子祈请赴台弘法，讲经开示十余场并举办千人大法会。

2009年春节于台北复讲《占察善恶业报经》，盛况空前，最多时达两千人之众，期间不得不多次更换讲经礼堂。法会圆满之日，再次举行三千人皈依法会,成为台湾佛教界弘法美谈。6月于香港理工大学开讲《法华大义》，于香港大学佛学研究所作佛学开示，座无虚席，听众上千。

2012年应五台山政府邀请，复建万佛洞真容寺，命弟子隆明主持复建具体事宜。

2013年始，定居万佛洞真容寺觉林丈室静修，非身体违和等特殊情形，将近百岁的长老一直维持定时定量的个人日课。

2017年11月27日（农历丁酉年十月初十）16时30分，长老一期报尽，安详示寂，世寿一百零三虚岁，僧腊八十七。

上梦下参长老的一生，与中国佛教百年的曲折历程相伴随，波澜宏阔。近百年来，长老亲炙虚云、慈舟、倓虚、弘一等近代高僧，显密兼修、教律并弘，尤以宣讲《华严经》、“地藏三经”闻名，希有难得。长老毕生致力于恢复僧伽教育、建寺安僧，他以独特的教证功德摄受四众弟子，善说法要，普利群机，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垂暮之年，仍不惜老病之躯，现身说法，俨然深山中的明灯，堪为中国佛教之龙象！

至诚祈愿长老不舍我等，乘愿再来。

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5月25日-1988年8月2日），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米尔德瑞──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

蔡东藩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14岁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写作历程

1915年到1916年间，蔡东藩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蔡东藩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蔡东藩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作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十一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蔡东藩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蔡东藩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蔡东藩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蔡东藩，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蔡东藩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蔡东藩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蔡东藩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蔡东藩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

宫白羽

宫白羽(1899～1966),现代小说家。原名竹心，学名万选，曾用笔名杏呆、宫槑等，而以笔名白羽通行于世。山东东阿人。父名宫文彩，字协臣，曾在清末北洋军中任中校，辗转于东北、华北各地。宫白羽生于马厂，长于东北，于前清宣统元年(1909)随家移居天津，宣统三年(1911)又迁北京。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其父病故，家道中落，宫白羽被迫辍学。为谋生计，先后做过小贩、书记员、小学教师、邮员、税吏、报社校对、编辑等。1928年复迁回天津，先后做过报社校对、记者、编辑及机关职员，有时身兼数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宫白羽自述语)，否则难以养家活口。1937年尝至霸县任语文教师，至年底返津。当时天津已沦陷于日寇，维生尤艰，遂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创办正华小学、正华出版部。抗战胜利后，宫白羽起初十分兴奋，以极大热情重新投入报纸工作。但很快使其失望，加之家庭经济情况依旧不佳，只好继续写作武侠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宫白羽曾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先后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前身)常务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新津画报》社社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天津市文史馆馆员等。

宫白羽以家贫之故，从20岁左右即开始业余写作，以微薄稿酬贴补家用。1921年结识鲁迅和周作人，并时相通信及往还，获益匪浅，以致影响其一生。他起初20年所写大量新文学作品，与鲁迅的教诲及影响有极大关系。1935年以后，宫白羽转向了武侠小说的写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家贫之故。他曾在自传体小说《话柄》自序中说：“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所谓“无聊文字”，即包括武侠小说在内，可见其志不在此。然而出于宫白羽所料，他竟以武侠小说名世，并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其他三家为郑证因、还珠楼主〔李寿民〕、王度庐)之一。总计宫白羽所著武侠小说20余部，上千万言，其代表作有《十二金钱镖》、《血涤寒光剑》、《武林争雄记》、《联镖记》、《偷拳》等;其他作品数量3倍于武侠小说，主要有自传体小说《心迹》、《话柄》，短篇小说集《片羽》，小品文集《灯下闲话》，专论《三国话本》。此外尚有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著《甲金证史诠言》及翻译作品。

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十分风行，学术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叶冷(郭云岫)在《白羽及其书》中说，其武侠小说“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近些年来，其部分武侠小说又出新版，评论也较多。如张赣生在《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演变》中认为，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开创了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新类型”。

费信

费信（1388年—？）明航海家。字公晓，吴郡昆山(今属江苏)人。家贫好学。其兄戍太仓，早死，他年十四代兄从军。二十二岁时被选随郑和等出使海外。第一次于永乐七年(1409年)随郑和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等国，至永乐九年回京。第二次于永乐十年随奉使少监杨敏等往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至永乐十二年回国。第三次于永乐十三年随郑和等抵榜葛剌直至忽鲁漠斯等国，至永乐十四年回国。第四次于宣德六年(1431年)随郑和往忽鲁漠斯、锡兰山、古里等二十余国，至宣德八年回国。他将四次出使所见所闻，著成《星槎胜览》二集。

胡世宁

胡世宁（1469－1530），明刑部尚书。字永清,仁和(今属浙江杭州市)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禦。任德安推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出任广西太平知府,时太平知州李濬数次杀掠吏民,乃出檄擒之,惩之以法。后迁江西副使。当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乃愤甚,于正德九年(1514)上疏曰:“顾江西非患盗贼。宁(王)府威日张,不逞之使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偏赂权幸,必欲杀之。乃自投锦衣狱,在狱中三上书,言宸濠反状。系狱岁余,谪戍沈阳。过四年,宸濠反,遂起为湖广按察使,后任左都御史,条上宪纲十余条:“近士习忌刻,一遭谗毁,则终身废弃。佥事彭祺发豪强罪,受谤夺官。诸如此类,宜许大臣申理。”帝是其言。不久,改任刑部尚书。每次审讯重狱,常另为帝言之,帝辄感悟。宦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牵连2 000余人,乃劾其妄。后聪得罪,帝益信之。嘉靖七年(1528),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的问刑条例。正统九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