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年9月28日－1870年9月23日），法国小说家。生于巴黎一个画家的家庭。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1819年中学毕业,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大学期间,他钻研语言学和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大学毕业后进入商业部任职。1822年结识了斯汤达,并深受其影响。1825年用假名发表了《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作品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获得成功。1827年发表了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独弦琴》。1828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历史剧《雅克团》出版,1829年,又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軼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感情。1829年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第奥·法尔哥讷》、《达芒哥》等。1830年以后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这是两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作品。第二帝国时期,梅里美成为上议院议员,从此,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梅里美的文学生涯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这使他成为一个承受了浪漫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

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开山人之一，尼采主义者，知识考古学家，考古学现象学家，权力/道德系谱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部古城普瓦捷。他1940年9月入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高级中学，该校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师，很受学生欢迎，福柯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42年，福柯开始阅读柏拉图、笛卡儿、帕斯卡、柏格森等哲学家的著作，进步很快。福柯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争与历史的关系十分重大。这使他进一步决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哲学。

1943年，福柯通过了中学会考，拒绝了父亲要他“学医以承父业”的愿望；1945年毅然去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值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年既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又是福柯一生的转折点；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本校执教，风华正茂的福柯深受其泽，后来他成了伊氏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1946年，福柯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巴黎高师。在高师期间，福柯广泛阅读古今哲学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又由于身患严重的癫狂症，染上同性恋，因此涉猎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进而开辟了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癫狂和性欲。他在阅读中选择了尼采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高师还结识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受阿氏影响，福柯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由于多种原因而退党。次年取得法国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同年秋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任里尔大学文学院心理学助教。1953年开始系统研究尼采哲学。

1955年夏，离开里尔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开始了云游天涯的生活，在工作之余，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三年后任波兰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同时作了一年法国驻华沙使馆文化参赞，继续写作博士论文。1959年任德国汉堡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次年完成博士论文，旋即回国准备论文答辩，并成为克莱蒙-费朗大学讲师。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次年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1965年去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学两个月。1966年调往突尼斯大学工作，出版了《词与物》大获成功。1967年选为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但法国教育部部长迟迟不任命，遂重返突尼斯大学。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福柯回到巴黎创建樊尚实验大学中心，兼任哲学系负责人。196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翌年春法国教育部长正式任命福柯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这是福柯学术生涯中的大事，也是法国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大事。1971年创立监狱情报小组，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特别关注犯人生活状况，监狱、监视、惩罚、权力等成了福柯后期的研究主题。1984年6月25日病逝于巴黎。

福柯一生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mentaleetpersonnalité，1954，1962年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Maladiementaleetpsychologie）），国家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Folieetdéraison，HistoiredelafolieGl’Hgeclassique，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凝视考古学》（Naissancedelaclinique，Unearchéologieduregardmédical，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motsetleschoses，Unearchéologiedessciences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savoir，1969），《话语秩序》（L’Ordredudiscours，1971），《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1975），四卷本《性史》（Histoiredelasexualité，1976—1984），四卷本文集《说与写》（DitsetEcrits，1994）。

福柯一生漂泊不定，讲学多国。其思想新颖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尤其关注癫狂（folie）、知识型（épistémè）、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性欲（sexualité）这五大主题，并对之进行哲学沉思，以它们为基础展开他的学说。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为自己的特殊领域找到了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将福柯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指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不同学术年代的作用有主次之别。

首先谈考古学时期。在考古学时期（或前系谱学时期），福柯明确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癫狂、非理性、诊所、人、知识型、知识等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统统置于考古学之下，将它们提升到考古学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他几乎都用“考古学”作书名。福柯专门写了一本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可见，福柯的考古学意在对人类知识进行审察和重估，对上述现象象及其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概而言之，以不同的方式，对前人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以改变老生常谈，彻底更新传统思想史。

知识考古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精神病、癫狂等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从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至《话语秩序》（1970年12月2日演讲，1971年出版），考古学一直是他主要而独特的哲学方法。知识考古学分析思想家留下的精神现象，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知识考古学一开始就关注人及其经验。知识考古学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等基本概念。福柯不再将话语看成文献，而看做档案或纪念物。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又不同于句子、命题、话语单元或语言行为，而是构成话语内容的活动；它是个“实践—符号”概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相互联系并通过它们来显现。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作者。因此，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话语实践产生了各种纪念物或话语品。知识考古学家要分别考察这些纪念物，并加以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考古学分析各种不同的话语档案，呈现出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与分散形式。陈述性话语必须摆脱认识主体和心理特征；概念的产生不在个体心理之中，而在话语自身之中。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找出该时代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尤其是思想史。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用语言文字把考古发现的纪念物忠实地陈述出来，然后将这些纪念物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要素，找出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是福柯关注自己的癫狂症进而对人类癫狂经验加以考古探索的重要成果。癫狂是人的现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研究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癫狂现象”史；通过对禁闭结构的分析，试图建立起癫狂和非理性之间的渊源世系。本书是一部关于种种界限的历史，这些界限处于古典理性的边缘，包括疯子（生产者、男人、女人、动物、孩子）、愚行、疯狂、非理性、癫狂观、疯人的被流放—禁闭—治疗、癫狂原因等等人类非正常状况。它们没有引起西方传统哲学家的重视，而今成了福柯哲学的探讨对象，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重新理解癫狂，重定癫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塑疯人的形象。精神病学是关于癫狂的理性独白，以沉默为基础，于是，对癫狂的研究就是对“沉默”的考古学描述和系谱学分析。

福柯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法。通过对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1877—1933）的研究，他发现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转移与接近如何控制诗歌语言创作结构的建立。这一控制过程就是语言表现过程。语言表现从来不是封闭的，而存在着无数极小的裂口，语言表现的裂口说明我们不得不重复描述。鲁塞尔要解释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语言符号，但这种解释还是区域性的，是“我如何写”；福柯要解释的也是语言符号，却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区域间性的，是“我们如何写”。知识的“区域间性”（局部间性）这一概念颇具“考古学”特色，是福柯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样，福柯可以大胆借用考古学术语进行文化研究。《词与物》就是这种区域间性（学科间性）探索和“我们如何写”的成果。因此，福柯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

在《词与物》中，福柯试图对人文知识及其变化进行考古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福柯发现，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他宣布了“人之死”。欧洲文化使“人”成为其认识对象，把人学变成一种反复利用的证明形式。当代人学已经进入实践和制度两大领域。人学及其对象“人”的命运究竟怎样？福柯讨论了它们的出现、相互联系和哲学基础。很久以来，“人”曾被误认为是一件珍藏品：它来源于“知识型”之间的突变。这种突变，正是福柯所要揭示的。他从17世纪的普通语法学、财富分析和博物学出发对这种突变进行分析。19世纪初，语言学产生了，生物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古典知识失去了统治地位，却留下了空场（裂口），“人”正是从这个“裂口”迸出来的，人开始说话、生息和劳动，并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福柯的目的不是编写一部关于人学的历史，而是对它们的基础或模式进行哲学思考，以创立当代知识考古学，并建立起一种批判意识：既然将来是一个未知物，现在的条件将再次发生变化，“人”在探寻新思想时，却已寿终正寝。

“知识型”是福柯在人学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确定文化的最高概括形式。它具有区域性、间断性和断裂性。对人学的考古探索实际上是对“知识型”的分析。福柯给知识型划定了一定的知识范围：它居于文化自身的外部，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根据不同历史时代，福柯把知识型分成三个绝对独立性（间断性）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和近现代知识型（包括后现代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代表性（表现性）；近现代知识型引入了历史性和意义概念，人学及其对象“人”得以构成。这三大知识型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型网。欧洲文化发生了两次大分裂：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的分裂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的分裂。很明显，知识型不是思想史的对象，而是人学考古学的主题。人学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的分支。因此，研究知识型必须服从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之后，福柯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系谱学时期。《话语秩序》标志着福柯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主题发生转向。他从考古学转到了系谱学，实际上转向了“如何研究真理意志史？”这一基本问题。他从癫狂知识（认识论）引出了权力（法学/政治学）和性欲（伦理学）。

所谓系谱学，在福柯学说中，就是探讨西方文化现象的世系关系的理论。尼采在《道德系谱学》（1881）中首先运用系谱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系谱学方法从严格的道德陈述出发，对人的价值加以分析，以达重估人的价值之目的。福柯早就系统研读过尼采的著作，十分崇拜尼采。很明显，其系谱学直接来自尼采的《道德系谱学》。他的《话语秩序》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向，开始明确运用系谱学研究权力与道德。系谱学方法体现在《监视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把道德关系同非道德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知识、权力和性欲之间的秘密，知识为权力和性欲等因素所左右。系谱学研究权力和道德问题的目的，不是寻找它们的起源，而是弄清近代西方社会的犯罪、性变态等人类反常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而给出解释性分析———揭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明确意义与各种演变关系。

它和知识考古学一样，是一种话语分析法，是反传统史学的，也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不过，它在更广泛意义上解释了权力、道德等人类经验何以形成话语档案，进而发现了人成为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世系，有别于权力史或道德史，因此，考古学成为系谱学的一个分支。福柯对“过去”进行系谱分析，是为“现时”找到参照系，进而把现时纳入过去之中，最终目的是重建关于现时的系谱学。

在《监视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具体讨论了如下主题：罪犯的肉体、酷刑的鲜明性、普及惩罚、温和惩罚、驯服的躯体、正确的训练方法、敞视式监狱、完整严格的机构、违法与犯罪、监狱。19世纪的人以国家监狱堡垒为荣。监狱这种温和形式取代了残酷的断头台。不再惩罚“身”，转而改造“心”。将一切犯人统统投进监狱。这种改造方式是一项新技术：从16至19世纪，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分区控制、监督、评判、训练，使其变得既有用又温顺。人在18世纪找到了自由；但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监狱应该在监视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再次发挥作用。在人类认识和人性惩罚之下，惩戒恐惧无处不在。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主要分析了法国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过程；考察了近代监禁与监狱的诞生；反思了当代暴动现象；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及权力—知识在惩罚社会中的崭新关系。

性或性欲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性为各种关系左右，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外力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性”和“性欲”。和“癫狂”问题一样，“性”与福柯本人的困惑相关。早在写作《癫狂与非理性》时，他就定下对性进行探索的大计划。可以说，《性史》是福柯有话非写不可的作品。原计划写六卷，最后只完成了四卷（至今第四卷仍待出），并且相差很大。在《性史》中，福柯指出，我们需要关于性的理论，只有打开人之性的秘密，才能弄清人为何物。性是一切。冲破性神秘的禁区，使性成为知识的合法对象，给出对性的合理解释。讨论性问题时，必须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于一体。福柯意在将性理论纳入科学。这正是道德系谱学的任务。福柯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论述了古希腊关于性行为方式的理论，讨论了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论，阐释了医学与哲学建立“快感运用”观念的过程，分析了如下各种性关系：男与女、夫与妻、老人与青年、父与女、母与子、师与徒、牧师与俗人等。福柯还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中发现了受自我关怀影响的生活艺术的各种变化。基督教认为肉欲是恶的根源。联系到福柯自身，同性性欲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他生活的巨大障碍。他把自己作为性欲探索的试验品推向思想的极限，以求在更深层次上解释一切由性或性欲引起的种种关系，获得一个原原本本的自我。这个原原本本的自我就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福柯那里，“思”与“活”不可分。“思”有“活”担保，就不会是空灵的，而是厚实的，可琢磨的。从这一点看，福柯的哲学深刻而透明。

福柯的思想远播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也备受中国思想界瞩目。福柯死后，其影响越来越大，受到世人爱戴。1986年，他的师友和追随者在巴黎成立了福柯中心与福柯协会，至今已为研究和传播福柯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早在60年代就被誉为“20世纪的康德”，还被称为“法国的尼采”。福柯的著述为法国文化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他是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一位显赫人物。

洪灵菲

洪灵菲（1902—1934），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开始体力劳动。后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沙基惨案”中做了不少组织和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工作,遭到反动派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后到上海,曾先后在地下党沪西区委、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全国反帝大同盟工作,还在党领导下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同时,与戴平方、杜国庠等人组织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七个常务委员之一,也曾参与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主要工作。1933年,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不幸被捕,同年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流亡》(1928年,现代书局)、《前线》(1928年,晓山书店)、《转变》(1928年,亚东书局)、《明朝》、《气力出卖者》(1931年,乐华图书公司)、《家信》、《长征》、《归家》(1929年,现代书局)、《大海》(1930年,乐华图书公司)等。其他短篇文艺论著,除了发表在《我们》月刊上外,还散见于《太阳》、《海燕》、《拓荒者》、《海风周报》、《大众文艺》等刊物上。翻译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赌徒》等。洪灵菲是左联时期的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努力表现工农群众的觉醒,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努力”(《流亡自序》)。中篇小说《大海》描写了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歌颂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鼓动人们坚决对压迫者剥削者进行斗争;《流亡》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亡生活的描述,反映了在革命低潮时期青年由苦闷转到反抗的过程,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形象地显示出那“窗外的一线曙光”,指出了只有革命才是被压迫者唯一的生路。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他正确地宣传过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群众的关系。他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普罗列塔利亚解放运动中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歌咏着自身阶级的英勇的斗争,唤醒自身阶级里面的大众,它暴露敌对阶级的罪恶,表扬自身阶级的伟大精神”。他自己的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精神。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洪灵菲选集》。

邓云乡

邓云乡（1924.8.28——1999.2.9），学名邓云骧，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善于思考，勤于撰述。退休后，以其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与他有涉的人，或事缘为诱因，或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潜心著书。邓先生是极个别能让历史“活”起来的学者，既渊博厚重，细研历史文化，又细致闲情，深通民俗风情。云乡身后，谁能继之？呜呼，先生生前，默默无闻，如今人们才愈来愈觉出他的价值。粗略统计一下邓云乡的著作，计有《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丛稿》《水流云在琐语》《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清代八股文》《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宣南秉烛谭》《诗词自话》《书情旧梦》《北京四合院》《花鸟虫鱼》《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种。河北教育出版社为邓云乡出版了《邓云乡集》，最近中华书局增补重编后推出了新版。

向达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现当代史学家、敦煌学家。字觉明,笔名方回。土家族。湖南溆浦人。1924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30年经赵万里介绍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秋去英国,在牛津大学任交换馆员,先后赴欧洲各地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壁画等文物和太平天国史料。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至1944年先后两次到西北考察敦煌文物。抗战胜利后,一直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6年11月24日逝世于北京。

向达一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对敦煌文物十分重视。早在1930年,翻译《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6年又翻译《西域考古记》,向国内介绍敦煌及西域文物被盗的经过。1937年以后,又陆续发表《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学导论》等文章,初步介绍斯坦因劫藏敦煌遗书内俗文学作品40多篇,为俗文学研究提供许多难得的资料和线索。向达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一是《论唐代佛曲》(《小说月报》20卷10期)的发表,文章提出“佛曲”发源于印度北宗说,如长达数万言的叙事诗《佛本行赞》、孝子董永、季布歌等是从佛教文学蜕演出来的,至于俗文、变文之类作品大约也是模仿佛教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从而主张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外来的影响,佛曲也与变文无关。二是《唐代俗讲考》,该文最先发表于《燕京学报》,10年后又据新获材料重新改写发表于《文史杂志》,文章通过对唐代俗讲仪式、话本及其源流的探讨,论证中国的白话小说在唐代已经建立起来,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54年,他又参与《敦煌变文集》的辑校整理工作,该书于1957年出版后,一直是汇萃敦煌变文的丰富辑本。

向达在学术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及边疆各地方史的研究上。早在1926年就开始对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之东传进行专题研究,完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特别是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充分的史料论证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唐人的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有着亲密交往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的《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以及《蛮书校注》等论著,均赢得学术界的好评。1957年汇集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内收23篇论文),更是蜚声中外的名作。

倪元璐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园客，上虞县越东乡(今上虞市小越镇)倪梁村人，后移居会稽(今绍兴)。明代学者。七八岁即能诗，17岁中举于乡。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出主江西乡试，命题有讥讽阉党之意。崇祯元年(1628)正月，上疏为东林党人辩诬，又请毁魏忠贤陷害忠良的《三朝要典》。自此疏出，清议渐明，忠良者始得抬头。后历任南京司业、右中允、右庶子等职，先后上疏言“制实八策”和“制虚八策”。八年，任国子祭酒，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所忌，唆使刘孔昭攻击其“妾冒妻封”，败礼乱法，因此罢官南归，居于绍兴城南。时逢越中连岁大饥，筹划赈恤之策甚备，史称“处不忘君，退不遗世”。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翌年五月拜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充日讲官，多次上疏切陈时弊及救援之法，为宦官所嫉。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自缢。南明福王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清顺治十年(1653)，追谥文贞。

工诗文，著有《倪文贞集》。善画山水竹石。喜用水墨生晕之法，苍润古雅，饶有风致。所画山皆崚嶒突兀，林木则苍莽葱郁。陶元藻评其画云：“倪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徐渭以萧疏古淡见风神。”传世作品有天启七年作《临董北宛云壑高逸图》轴，图录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崇祯五年作《树石图》卷，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书工行草，秀逸有姿。书迹有《行草诗翰》轴，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尤瑟纳尔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年6月8日-1987年12月17日）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其祖辈是法国里尔地区富庶的农庄主。母亲生下她十天后去世,玛格丽特随父亲回法国北部蒙—诺瓦尔老家居住,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1912年,父亲卖掉蒙—诺瓦尔庄园,定居巴黎。玛格丽特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从未进过学校,父亲为她延聘家庭教师指导她自学。她博览群书,并随父亲在欧洲各地游历。她通过学习精通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及意大利语。1919年在尼斯通过拉丁、希腊文高中毕业会考。同年创作长诗 《幻想的乐园》,两年后问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父亲死后,玛格丽特在30年代曾长期居住在希腊,搜集写作素材。她虽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影响似乎不大。二次大战爆发,她避居美国,在那里讲学和写作,长达11年之久。1949年回到欧洲,全力以赴从事《阿德里安回忆录》的创作,这部书她在战前即已开始写作,但未完稿。1951年12月 《阿德里安回忆录》发表后获巨大成功,次年获费米纳文学奖和法兰西学院大奖。这部作品奠定了尤瑟纳尔在法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她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居无定所,在欧洲、北美、非洲等地游历,同时很勤奋地进行笔耕,著作甚丰,主要作品有: 《一弹解千愁》(1939—1953),《阿莱克西》 (1929),《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1959),《苦炼》(获1968年费米纳文学奖),《虔诚的回忆》 (1974),《北方档案》 (1977),《默默无闻的人》(1981),《象水一样流》 (1982),等等。尤瑟纳尔于1987年12月18日在美国去世。尤瑟纳尔的作品题材广泛,既写古代历史,也写现代生活,作品风格严谨,隽永,文字典雅朴质,颇具古典神韵。

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东南),生于开封(今属河南),苏易简之孙。少以父荫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尉。景祐二年进士及第(《隆平集》卷六),知毫州蒙城县。宝元初,知长垣县。康定元年,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庆历三年范仲淹举荐,召试,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四年十一月,以卖废纸钱为祀神酒会,被诬为“监主自盗”,罢官为民。五年,南下苏州,筑沧浪亭以居。八年,复官为湖州长史,未赴任,十一月,以疾卒,年四十一。舜钦慷慨有大志,喜好古文,不受当时西崑体浮艳诗风的束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创作,欧阳修《苏学士文集序》称:“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甚至说:“余学古文反在其后。”对其改变文风的影响推崇有加。其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原于古,致于用”(《石曼卿诗集序》),强调言必归于道义,而文不以雕琢害正,云:“言也者,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矣。故每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上三司副使段公书》)。文学创作活动大致按进奏院事件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积极参政时期,故其诗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就当时的政治事件或社会现实直抒己见,文笔犀利,议论激烈,以雄豪奔放为特色。《庆州败》诗叙述宋军与西夏战争失利,指斥宋军将帅怯懦无能、士兵技艺荒疏。其馀如《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都是这一类作品。自获罪至去世四年多时间为后期,作品数量几与前期相等,政治色彩减弱,寄情山水之作增多,思想更加深沉,形成一种沉郁顿挫,恬适清新的风格。散文《沧浪亭记》描写沧浪亭的幽美风景,抒发闲适自如的生活情趣,隐约表现出对自己所受打击的愤懑之情。《答韩持国书》,揭露朝廷大臣相互间的争斗,世态炎凉。这一时期的一些诗歌,如《淮中晚泊犊头》、《初晴游沧浪亭》、《独步游沧浪亭》、《夏意》,描绘江南旖旎风光,显得清新别致,具有唐人绝句风韵(《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二、《石洲诗话》卷三)。其诗在当时与梅尧臣齐名,号称“苏梅”,但他与梅尧臣之诗风迥然有别,欧阳修《六一诗话》评论:“(梅)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南宋刘克庄也称“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至于近体诗,则“极平夷妥帖”(《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这些评论大都为中肯之言。苏舜钦也有一部分诗缺乏含蓄意蕴,显得粗率生硬。苏舜钦的著作在其去世后由欧阳修编为《苏学士文集》十五卷(《与梅圣俞书》,《郡斋读书志》卷一九署作《沧浪集》)。现存《苏学士集》十六卷,有清康熙三十七年刊本、《四库全书》本。今人整理本有沈文倬《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杨重华《苏舜钦诗诠注》(重庆出版社,1987年),傅承骧、胡向涛《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三○九至三一六录其诗八卷。《全宋文》卷八七四至八八一收其文八卷。事迹见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隆平集》卷六《苏易简传》附传、《宋史》卷四四二本传。今人沈文倬、傅承骧等分别编有《苏舜钦年谱》。

吴组缃

吴组缃（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现当代作家、学者。原名祖襄,曾用笔名有寄谷、野松等。安徽泾县人。1920年入宣城省立第八中学,经常听恽代英讲演。1921年转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主编过校刊《赭山》。1923年第五中学因遭军阀压迫而改组,他又先后就读于南京私立新民中学、上海私立持志大学,并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短文。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鸢飞鱼跃》。1927年因结婚停学在家,任茂林村养正小学教员。1928年9月复学于上海持志大学。1929年9月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年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后继续在清华研究院学习。1932年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帝大同盟。1933年6月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评茅盾的〈子夜〉》。1934年先后创作并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太平天下》、《樊家铺》。他在1934年和1935年发表的小说、散文,编成《西柳集》、《饭余集》出版。1935年1月受聘到泰山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1937年随冯玉祥参加抗日工作,并协助冯玉祥修改《我的生活》。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41年发表了描写农民参加抗战过程的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书名为《山洪》),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青年农民的形象。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随冯玉祥赴美国考察。9月,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50年代以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职。自1952年至今,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吴组缃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了《对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一点理解》、《关于向优秀古典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学术论文。其中后两篇被选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他还与人合作编著有《历代小说选》。文学史专著《宋元文学史稿》、《明清文学史稿》,古典小说评论集《说稗集》也即将出版。此外,吴组缃还出版有文艺评论集《苑外集》、散文集《拾荒集》,《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及收录于“熊猫丛书”中的《吴组缃作品选》等。

迪克森·卡尔

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年11月30日—1977年2月27日），美籍推理小说家。卡尔是推理小说黄金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和艾勒里·奎因、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黄金时期三巨头”。他独以密室题材的构思见长，一生共设计出五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密室，故有“密室推理之王”的美誉。1963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简称MWA）一致同意向卡尔颁发“终身大师奖”。他的代表作有：《三口棺材》、《犹大之窗》、《歪曲的枢纽》、《燃烧的法庭》等。

卡尔的作品集欧美浪漫本格之大成，侦探小说家埃德蒙·克里斯宾总结他的成就说道：“论手法之精妙高微和气氛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之列。”不可能的谜团需要同样不可能的气氛来烘托，营造出一种亦幻亦真的效果。卡尔借助于古老传说 哥特化的场景，自然的烘托除超自然的恐怖感觉。在《女巫角》中，传说身为女巫绞刑场查特罕典狱长并拥有此处大批地产的石塔波斯家族继承人注定要断颈而亡，果然在众人的监视之下，石塔波斯家长子坠楼身亡。梅利维尔系列的《红寡妇血案》（1935）同样是多人监视着上锁的房间。可是就在那间传说会吃人的屋子里，果然发生了密室毒杀事件。卡尔也是黄金时代最早提出公平竞争的作家之一。他完全利用公平的线索合理的解答，让小说最终走上逻辑的道路。英国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今日的小说在轨迹上没有哪个能和克里斯蒂和卡尔的相媲美。”在他超过八十本长短篇小说中，几乎将所有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不可能犯罪谜团写了个遍，设计了超过五十种的密室，构思之巧就连克里斯蒂也自叹弗如。对于小说中的手法，卡尔常亲手加以实验，以确保诡计的可行性。

乾隆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清世宗胤禛第四子。

二十五岁即帝位，年号乾隆。在位崇文尚武，先后弭平准噶尔部并大、小和卓木割据势力，底定西部疆域。乾隆二十年(1755)，申鸦片烟禁。五十八年(1793)，严拒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之蛮横要求，挫败其殖民主义侵略图谋。开馆纂《四库全书》，命修《清通志》、《清通典》，续修《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又大兴文字狱，诛连之广，犹甚康熙、雍正时。晚年宠信和珅，纲纪日弛，而清王朝亦由极盛而中衰。在位六十年，自号“十全老人”，谓文治武功，为古今帝王之最，实乃自炫过甚之辞。后传位太子，仍主要政。嘉庆四年(1799)卒，庙号高宗。

弘历效法玄烨，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六次南巡，扬州为必经之地。究其本意，当在深化满汉融合，彰显政通人和之乾隆盛世。而其心目所注，一在经济，一在文化。

经济。厚农重商，尤重盐业营销。乾隆年间，两淮灶户逢灾之年，循例每予赈济，而营运有卤耗，则额定食盐每引(当时约350斤左右)折去损耗50斤。总商资金匮乏，间亦充发皇帑白银低息借贷。于是灶户无忧，盐商滋利，两淮盐业趋于极盛，盐商资本较明代增值10倍之多，总量7000余万两，与户部存银大略相当，为朝廷财经大厦之主要支柱。自乾隆十三年(1748)至六十年(1795)，两淮盐商因军需之捐，即输银1510万两;而康熙至嘉庆年间，总计输银近4000万两。“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其“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而扬州之繁华，亦得力于盐业之盛。以盐商资本之多项投入，扬州之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工艺、文化、教育、戏剧、曲艺、医药、印刷、饮食、休闲、园林诸业，亦由兴旺而鼎盛。当是时，扬州市井相连，舟车辐辏，生齿蕃滋，商贾云集，于世界十大城市中位居第六。有统计云，当日清廷国库之入，占世界总量之32%，扬州独占8%，为其他城市之莫可比并者。而扬州园林之美，更为盛极一时。城郊大小园林凡110余处，泰半为盐商所建。由北门至平山，两岸十余里，楼台相接，步移景换，有“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之说。弘历尝谓，自“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由是可知，以扬州为中心之两淮盐商，演绎着康乾盛世之百年辉煌，而当日之扬州，乃康乾盛世之辉煌缩影也。

文化。正反两手，交互为用。弘历首次南巡，曾道经江宁，往祭明太祖陵。驻跸扬州之日，每派员于史公祠致祭史可法，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正。时户部侍郎彭元瑞以所得之史可法像及其家书合卷进呈，弘历亲题“褒慰忠魂”四字，制诗一首于卷端，令勒石史公祠壁，以垂久远。其诗有云：“凡此无非励臣节，鉴兹可不慎君纲。”祭明朝开国之君，祀明朝死节之臣，泯去满汉形迹，唯存君臣之体，为其君临天下正名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于天宁寺西侧建文汇阁，先后颁藏《古今图书集成》并《四库全书》各一部，谕令派员司其事，俾士子得抄录传观。四十六年(1781)，又于扬州设词曲局，修订古今曲剧1013种。每至寺观园林，或题匾赠联，或吟诗纪行。举其要者，匾如：天宁寺之“大观堂”、“静吟轩”;高旻寺之“邗江胜地”、“江表春晖”、“罨画窗”;法净寺之“蜀冈慧照”;康山之“康山草堂”。联如：“众水迴环蜀冈秀，大江遥应广陵涛”(高旻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天宁寺);“淮海奇观，别开清净地;江山静对，远契妙明心”(法净寺)。南巡期间，在扬州留诗180余首。诗多理学气，间亦掺入禅意，偏于说教，大多枯涩乏味，然短制如七绝，犹有可观者，如《小金山》二首：“俯仰烟霞尽可招，试求高处只三霄。客来正值新秋景，白日凉颸天泬寥。”(其一)“嵚岖嶻嶪许谁攀，想象罗天咫尺间。不必扬帆过扬子，小金山胜大金山。”(其二)并非工笔细描，而于“想象”中作心灵感悟，别具审美情趣，诚扬州风物之一助也。然弘历之于汉文化，固有推衍弘扬之功，亦有戕害摧残之行，犹其所佩之双刃剑也。乾隆四十三年(1778)，扬州东台县故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稿》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为户部右侍郎刘墉所举发。时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皆已故去，弘历盛怒之下，下令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徐食书及诗集之校对者均斩监候;已故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于诗集前为徐述夔作传，命夺官、罢祀、削谥，仆其墓碑，此即耸动一时之“一柱楼诗案”。由康熙、雍正而乾隆，文字狱愈演愈烈，天下士子如惊弓之鸟，朝不保夕。龚自珍《咏史》有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然中国文化之发展，固有其自身之规律在，亦有其前驱先路之俊彦在。乾隆后期，稍晚于吴派与皖派，扬州学派又巍然崛起。斯派博大而通，汇而能融，融经学、史学、文学、天文、舆地、历算诸学科为一炉，以“致用”为锐器，光大学术，探讨国是，关注民生，执学界牛耳凡数十年。此扬州人引为自豪者，亦弘历宜所乐见者也。

弘历有诗集《御制诗》传世，总41800首，固有臣下代作，而己作宜有过半之数。

叶盛

叶盛(1420～1474)，字舆中，号蜕庵，别署淀东老渔，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学者。正统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代宗时，进都给事，迁右参政，督宣府，协赞军务。天顺年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宪宗时，擢礼部右侍郎。时议搜河套，复东胜，他力言不可，后出师，果然无功而返，人均佩服其有先见之明。晚年官至吏部右侍郎，死后谥文庄。长于著文，有 《菉竹堂稿》《水东日记》《叶文庄奏议》 等传世。

主要书斋号有：菉竹堂。“菉竹”一语典出《诗经·卫风·淇奥》： “瞻彼淇奧，菉竹猗猗。”“绿”在古时通 “菉” 字。叶盛取学问须自修之义，故命自己的书斋为 “菉竹堂”。

他平生爱书如命，以后涉足仕途，公务之余，不问他事，惟端坐菉竹堂，专事抄写、整理、校勘图书。人称他做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其读书格言为： “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政，借非其人，亦不孝”。一生藏书极富，有数万卷之多。编有《菉竹堂书目》。生前曾计划构造一座书房以专门保存藏书，因壮年而逝，未能如愿。后其孙叶恭焕遵其遗嘱，建菉竹堂，藏其书。

盛长于七律、七绝，往往写得俊逸浑融，颇见功力，如《廉州》、《开封怀古》等诗皆有这样特长。陈田《明诗纪事》评其七言近体说：“风格遒上，即精研声律者，无以过之。”另外，盛有不少感时伤世的诗作，如《通州驿夫行》、《伤流民》、《西兵未解，城中时疫死亡相枕藉》等，都能及时反映现实问题。著述甚多，有《开封纪行》、《菉竹堂稿》、《泾东小稿》及《菉竹堂书目》等，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叶氏赐书楼曾汇集其稿，刊刻成《叶文庄公全集》，凡三十卷。《明史》卷一七七有传。

李季

李季（1892年－1967年2月）又名原博、卓之，字懋猷，号协梦、移山郎。中国共产党早期53名党员之一，是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者之一，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人物。1915年，李季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科学习。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李季的思想迅速左转，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位成员之一。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季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之事，1922年辗转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4年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李季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社会学教授。1929年，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并出版《无产者》月刊，主要登载托洛茨基的文章，后来被称之为托派。此时在上海的李季参加了这个托派组织。是年12月15日，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81人签名并发表的《我们的意见书》。1934年，李季宣布退出托派组织。此后，李季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埋头翻译和著作。

著有《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年）、《我的生平》（1932年）、《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1932年）、《古史辨的解毒剂》（1946年5月）等，译有《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1923年）、马克思《通俗资本论》（1926年6月）、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1929年7月）、威廉·布洛斯《法国革命史（上中下）》（1929年9月）、恰耶偌夫《社会农业及其工作方法》（1929年）、《经济学批判》（1932年）、西门士A·H《美国社会势力的发展史》（1932年）、海尔博《妇女自然史和文化史的研究》（1932年9月）、《达尔文传及其学说》（1933年）、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3年）、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1934年）、《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人类在自然界的特别位置》（1936年）、罗素《心的分析》（1947年2月）、《现代资本主义》（193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1957年）等。尤其是1926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传》（上中下），约70万字，是他在德国留学时所作。该书把详尽介绍马克思生平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季、刘仁静于1950年1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李季的声明》、《刘仁静的声明》，对过去参加托派活动及脱党行为表示忏悔。此后，李季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出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叶梦得

叶梦得（1077年—1148年8月17日）南宋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住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嗜学早成。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以蔡京荐，神宗召对，颇受赏识，特迁祠部郎官。大观初除起居郎。二年(1108)，累迁翰林学士。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颍昌府。因发常平粟赈民等事，得罪贪官污吏杨戬、李彦，遂遭废黜。高宗即位，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又迁尚书左丞。绍兴间，曾两任建康知府，积极致力于抗金防务及筹措军饷，使诸路官兵能悉力以战。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因与监司异议，上书请老，迁临安洞霄宫，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晚年退居湖州乌程弁(一作卞)山，读书吟咏消遣以终。绍兴十八年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

叶梦得历仕哲、徽、钦、高宗四朝,是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等方面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一生著述丰富,据有关文献记载,其面世著作多达三十余种,现留存十六种。这些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受到宋人和后人的推崇。梦得学问博洽，熟悉前代故实。文学创作以词较有名，间有感怀时事之作，风格婉丽雄杰，明显受苏轼豪放词风影响。又能诗。论诗提倡抒写胸臆，吟咏性情，反对“组织雕镂”、一味追求语言工巧。而其论诗宗旨，则与严羽相仿佛，部分论点或当为严羽相应论点之所出。著有《建康集》、《石林词》、《石林诗话》、《石林燕语》、《避暑客话》等。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Holbach，1723—1789)，原名亨利希·梯特里希(Heinrich Diefrich)，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

霍尔巴赫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海德斯海姆村，父亲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商人。1735年他随父移居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主，在他统治下，法国民生凋敝，对外战争频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堪忍受沉重的压迫而进行反抗，新兴资产阶级也由于赋税增加影响资本积累而对封建专制制度不满。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一度达到鼎盛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时已经危机四伏。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开始从事启蒙活动。霍尔巴赫就在这时从德国迁居法国，并在巴黎度过青少年时代。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和早期启蒙思想，给年轻的霍尔巴赫以深刻的影响。

1744年，霍尔巴赫到荷兰的来顿大学读书。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荷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出版较为自由，产生了斯宾诺莎、格老秀斯、惠更斯、伦勃朗等大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西欧各国受迫害的进步学者多以荷兰为避居地，一些在本国无法出版的进步书籍可以在这里出版。来顿大学更是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和新思想的中心。因此霍尔巴赫在来顿大学学习几年，受益不浅，为其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748年，霍尔巴赫大学毕业回到巴黎。这时，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人正积极筹备编纂《百科全书》。霍尔巴赫立即参与这项工作，并成为狄德罗的挚友。在整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霍尔巴赫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但自始至终参加了《全书》的编写，为《全书》撰写了近四百个条目，而且还利用从伯父继承来的贵族头衔和财产，为“百科全书派”的活动提供方便，他的沙龙是“百科全书派”重要活动中心。霍尔巴赫是这部巨著得以完成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参加编撰《百科全书》的同时，霍尔巴赫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译成法文。他深入地研究了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向法国科学界介绍了德国化学、矿物学著作。在继承欧洲唯物主义优秀传统和对自然科学有较深研究的基础上，霍尔巴赫形成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和机械唯物论哲学体系。

1761年，霍尔巴赫写成《揭穿了的基督教》，匿名出版;1767年匿名出版《袖珍神学》、《被揭穿的教士》;以后又出版《神圣的瘟疫》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性质，因而招致专制国家和教会的禁毁。1770年巴黎法院判决，公开销毁《揭穿了的基督教》。一名青年因携带该书，被当局查获，惨遭酷刑，并处以充军9年的重罚。这一事件表明，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著作在反动营垒引起极大惊恐。

霍尔巴赫的最主要哲学著作《自然的体系》，于1770年匿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这部被誉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的两卷本巨著，是法国机械唯物论最重要、最有系统的著作，也是欧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该书一问世，立即震动欧洲学术界，进步人士热烈欢迎这部著作出版，而封建卫道者们却惊恐万状。当年8月，巴黎法院作出判决，公开销毁《自然的体系》;11月，罗马教皇宣布《自然的体系》为禁书。

在发表《自然的体系》之后，霍尔巴赫又陆续匿名出版了《健全的思想》、《社会体系》等重要著作。

在上述著作中，特别是《自然的体系》中，霍尔巴赫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者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概括和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以及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

1789年1月，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不到半年，霍尔巴赫离开人世。他虽然未能亲眼看到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但他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却直接影响了这次革命的进程。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①

霍尔巴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一生始终坚持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无情地加以抨击，指出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情欲、任性、以及某些统治社会的人物的个别利益之上”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们自己成了社会的绝对主人，而法律只是他们“偏私”的一种表现。他愤怒地斥责专制君主具有的权力乃是“一种暴力、一种僭夺、一种显然的暴 虐。”霍尔巴赫无情地揭露王朝的奢侈颓靡和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灾难，指出：宫庭就是使人民堕落的中心;而专制制度则是农村凋敝、土地荒芜、人民饥馑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专制统治必然要引起革命，反抗专制制度的革命是合理的。

霍尔巴赫深受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君权神授”的胡说，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由全体订约者组成的社会“经常保留着一种绝对的权威”，即国家的主权应属于全体人民;人民的共同意志就是法律。在他看来，领袖、君主只是“社会权力或大或小的一部分之受托者，而并不是它的绝对的主人，也不是国家的所有者。”君主应该服从法律，而不是法律应该服从君主。人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限制或取消他们委托给君主的权力。霍尔巴赫的社会政治观点，反映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人民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要求，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霍尔巴赫是无神论者。他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出发，断然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有物质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只有能被我们感官感知的东西，我们才能确信其存在。上帝既然是非物质的、无法被我们感官感知的东西，那么它肯定也是不存在的。那些吹嘘看见过上帝的人，在霍尔巴赫看来，不是说谎者，就是把自己的梦幻当作真实东西的狂人。

霍尔巴赫的无神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其锋芒直指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义。霍尔巴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神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王侯们“正是在神本身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极大权力和崇高称号”。宗教一方面赋予专制君主胡作非为的权力，把他们的权力神化，一方面又劝导人民安于专制制度的统治，起着暴力不能起的作用。因此，“专制主义、暴政、王侯们的腐败和特权，以及百姓们的盲目”，“所有这些，都应归咎于神学的概念和牧师们的卑劣的谄媚。”

当时法国的僧侣和贵族，同属特权等级，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霍尔巴赫在著作中，无情地撕下僧侣们的伪善面纱，把他们贪婪、残忍和种种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尖刻地指出：“教会掠夺人民，以便他们能够得救;它使人民陷入贫困，以便他们能厌弃尘世幸福并向往来世幸福。”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著作，如匕首投枪，直刺僧侣们的隐私，使他们威信扫地。由于霍尔巴赫的无神论思想富有战斗性，因而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①

霍尔巴赫一生主要从事哲学活动，是十八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深受笛卡儿物理学的影响。他也象笛卡儿一样，认为物质及其运动是宇宙唯一的存在。他说：“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物质和运动。”在他看来，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不但无生命的东西如此，就连人也是“一个由不同物质组织而成的有机整体”。当时有一些唯心主义者口头上也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但是认为在物质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性本原，它创造和形成了物质世界。霍尔巴赫针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指出，“把物质的创造和形成归之于一个精神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同样它也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在物质世界之上没有、也不能有一个精神性的本原作为世界的创造者。精神不但不能创造物质世界，而且它还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由各种不同物质组织起来的人的肉体的功能。霍尔巴赫的这些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

霍尔巴赫的认识论继承了洛克感觉论中的积极一面，抛弃了洛克所谓的“第二性质”是主观产物的唯心主义渣滓。他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果离开感觉经验，堵塞反映客观外界事物的通道，从主观本身是不会产生出任何认识的。因此，人的一切观念都是从后天经验中获得的，即使象“全体大于部分”一类的公理，也“永远是获得的”。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霍尔巴赫批判了笛卡儿宣称的人具有“先天观念”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那种认为不反映客观外界事物从人的“灵魂”本身就可以产生出观念来的观点，完全是宗教偏见。

霍尔巴赫在重视感觉经验的同时，也给理性认识以一定地位。他已看到感觉虽然是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还是浮浅的、表面的，只有上升为理性认识，人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他克服了经验论者只重感觉，唯理论者只重理性的片面性。

由于时代的限制，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特征。在自然观方面，霍尔巴赫对物质这个概念，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理解。他所说的运动实际是指机械位移。他甚至认为，人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由大量物质配合而成、随着各种性质、比例、活动方式而变化的机器”。在认识论方面，他还不懂得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把认识看作主观对客观纯粹消极的反映。在历史观方面，他把观念、动机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认为一个观念，通过语言传播，可以“在一国之内产生革命，或竟至于影响全球。亚历山大就是这样决定了亚洲的命运;穆罕默德就是这样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霍尔巴赫的哲学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仍不失为十八世纪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丰富了唯物主义哲学宝库。在欧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霍尔巴赫占有重要地位。

卫泾

卫泾[jīng]（1159—1226），宋代文学家，大臣。字清叔，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的先祖原是齐地 人，唐末战乱，避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到他的祖父卫阗时， 始占籍昆山石浦乡。父卫季敏，官至镇江府(府治丹徒，今江 苏镇江)通判，即副长官。卫泾少有大志，力学不辍，受业于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李去智。李去智不幸病死，卫泾为他服 丧， 众人赞叹。宋孝宗即位的第23年， 即淳熙十一年 (1184)，卫泾参加甲辰科殿试，一举夺魁，成为南宋第19位 状元。

大魁后，卫泾被授予承事郎，添差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 公事。添差是在正员以外，再额外加派官员主管或处理某事， 或仅有空名不管事。卫泾在殿试对策时曾指斥添差之弊，现在 他却添差了，遂上疏请求待任，不添差。他连上三疏，孝宗因 他实践自己对策的言论而允准了他的请求。

按惯例，状元初仕，任职将满时，需去拜谢宰相。卫泾不 按习惯办事，没有依例去拜谢当朝宰相王淮，他也没有按例及 时升迁，直到淳熙十四年才迁为秘书省最低一级的官——正 字，负责校正典籍讹误。上任不久，卫泾上疏孝宗，直言孝宗 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后来渐渐懈怠，惟求无事苟安，官吏持禄 保身，风俗日坏，士气日落，百姓日贫，他劝孝宗振作起来， 整饬纲纪，建功立业。但孝宗已难以振作了。

2年后，孝宗禅位太子赵惇，是为光宗。

光宗登基，卫泾进官著作佐郎，掌修撰日历。光宗初立， 为政谨慎、守成，卫泾上疏说： “今风俗颓靡，典制纵弛，人 才凋零，国力衰弱，汲汲有为，尚恐不济，若因循守成，将不 堪设想。”他还说宋、金势不两立，宋必须图谋北进，收复中 原。然而，光宗受制于皇后李氏，与太上皇关系紧张，又长期 痼疾缠身，有心作为而力难从。卫泾进官著作郎兼司封郎官。 著作郎也负责修纂日历，但位高于著作佐郎; 司封郎中职司封 爵、赠官、荫袭等事。见李皇后弄权，卫泾借正月天响雷下雨 等变异上疏，说自然逆转，阴气制阳，而人世间君被臣欺，夫 被妻抑。结果，被贬出朝，出为淮东路提举常平官，负责役 钱、青苗钱、义仓、赈济、水利等事。后调任浙东路提举常平 官。

绍熙五年(1194)，大臣韩侂胄、赵汝愚等拥立光宗次子赵 扩，是为宁宗，让光宗做太上皇。

第二年，即庆元元年(1195)，卫泾应召入京，出任尚书右 选郎官，铨注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职事官自金吾阶仗司以下 非枢密院宣授的。第四年，以起居舍人代理工部尚书的头衔出 使金国。当时，金国正受到蒙古的攻击，宁宗有乘机北进之 意，嘱咐卫泾留心察看金国局势。卫泾认为宋国力不强，即使 乘机灭金，又将面对更强大的蒙古，势难对付。完成使命回 来，他上奏说，金虽有危亡之势，但宋无自强之策，若不发愤 自强，苟安岁月，即使灭了势弱的金，那强大的蒙古势将成 患。后进官直焕章阁、知庆元府(府治谨县，今浙江宁波)、沿 海制置使。不久，遭人弹劾，被罢官。

卫泾在家一住就是十余年。他在家里修建了一个西花园， 取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名其堂曰“后乐”，自号 “后乐居士”。

开禧元年(1205)，卫泾奉旨入朝。翌年，卫泾被任命为中 书舍人，负责起草制、诰、诏、命，兼直学士院。当时，宰相 韩侂胄正在北伐，卫泾上疏，说北伐不合时宜。韩侂胄北伐失 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乘机倒韩，卫泾积极参与。开禧三年， 他自吏部尚书进拜御史中丞，上疏请诛韩侂胄。十一月，史弥 远等先斩后奏，杀掉了韩侂胄，卫泾进官参知政事，成为副 相，封昆山开国伯，不久兼太子宾客。但那史弥远实乃奸邪之 辈，倒韩后逐渐把持了朝政，卫泾颇以为患，想除掉他，史弥 远觉察，抢先下手，把卫泾贬出朝，出知潭州(州治长沙、善 化，今湖南长沙)。3年后，即嘉定八年(1215)，改知隆兴府 (府治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翌年，调任扬州(州治江 都，今江苏扬州)知州。9个月后，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 禄大夫的官衔告老还乡，封吴郡开国公。

就在这年八月，宁宗驾崩，理宗赵昀即位。

第3年，即宝庆二年(1226)，卫泾病死。理宗闻讯，辍朝 一日致哀，追赠太师，追封秦国公，谥“文穆”，改谥“文 节”。

卫泾历仕三朝，出入内外40余年，忧国忘家，始终一 节，谋深虑远，不邀近功，洁身自好，不畏权贵，奖拔后进。 在潭州时与大儒朱熹来往，结为知己。韩侂胄指朱熹为“伪 学”，斥逐之。韩侂胄死后，卫泾奏请召朱熹还朝，而朱熹已 死，遂取朱熹遗著，刊刻传世。

卫泾擅长诗文，遗有《后乐集》一书。

严耕望

严耕望（1916年1月28日—1996年10月9日），名德厚，字耕望（以字行），号归田，安徽省桐城县人，为中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1963)等书。后两者为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拓门路，《唐仆尚丞郎表》考辨精细入微，是其中年以前的代表作。

严耕望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治史"两书是他毕生治史经验的总汇，内容平实，最便初学。从两书中，可知其治学功夫扎实，对基本史料能进行精细研读，更能持之以恒，故能有所成就。《交通图考》是他中年以后的力作，从1946年起,便致力于此项研究,共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未完成。该书从文献史料入手，兼参考考古发现，辨析入微，是近代考史的杰出著作，也是全面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作品。

程门雪

程门雪（1902—1972），又名振辉，字九如，号壶公等。1902年出生于江西婺源的一个富裕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宿儒。幼时，父亲延聘饱学之士来教他四书五经、诗词赋曲，使程门雪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为他日后在中医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程门雪15岁开始学医，启蒙老师是当时在上海行医的汪莲石。汪莲石学宗《伤寒论》服膺于舒驰远《新增伤寒集注》，临证善用经方，用药偏于辛燥，汪莲石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程门雪初入医门，以他聪慧颖悟的秉性，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心传，尤其对伤寒证治有深刻体验，从而形成了他行医初期用药迅猛慓悍、大刀阔斧的风格。

当时，汪莲石年届古稀，诊务繁忙，不能悉心授业，遂将程门雪介绍给同仁丁甘仁。丁甘仁为孟河四大名医之一，信从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临证用药以平淡轻巧见长。1916年，丁甘仁在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支持下，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广益中医院。程门雪入学就读，成为该校首届学生。丁甘仁办学主张读书和临床相结合，要求学生融汇古今，这对程门雪有较深刻的影响。

1921年，程门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26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聘任他为该校教员。丁甘仁逝世后，程门雪出任该校教务长并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在教学和临床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段时间，程门雪边教书、边读书，学业日精。同时，他在临床上，根据病人大多来自劳苦民众的特点，力主用药迅猛慓悍，以仲景方药大剂出入。如阳明实热用白虎汤，石膏用至四两(120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一两六钱(48克);少阴虚寒用四逆、白通汤等，附子累计总量计一市斤许(约500克)，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

1935年起，程门雪脱离教务工作，专注临床，自设诊所开业。这时，他已成为上海有名的中医，因而慕名求诊的大多出自富贵人家。程门雪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的体质特点，遣方则从丁甘仁平淡法出入，用药轻灵机巧，重视配伍和炮制。如麻黄3至5分(0.9～1.5克)用蜜炙，桂枝1至3分(0.3至0.9克)，煎水炒白芍，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粉捣拌等，从而形成了他临床用药的独特风格。

中年以后，程门雪治学愈发勤奋严谨。在临证之余，他又反复精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对各种版本的叶天士医案尤为致力并多次点评，且博涉古今历代著作，采摭临证名方，学以致用。程门雪读书常边读、边诠释按评，或赋成歌诀背诵，或编成讲义授徒。这段时间里，他著述宏富，计200余万言，如《金匮篇解》、《伤寒论歌诀》、《未刻本叶氏医案校注》、《叶案存真评注》、《藏心方》、《女科歌诀》、《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等，都是其代表性著述。

1954年，程门雪出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程门雪任该院首任院长。并先后任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华东血防九人小组成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等职，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期间，对中医现代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他提倡“学习中医首先要做到继承，没有在继承上狠下功夫，就谈不上整理发扬”。因此要求学生多读经典医著，随师临诊抄方、书写脉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上，他主张古为今用，百家争鸣，不拘门户之见，中医课程要有所侧重。1961—1962年间，他亲自主持举行“近代中医学术报告会”10余次，邀请上海中医名家传授各流派学术经验，对中医界学术争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治学严谨统一伤寒温病

程门雪一生治学严谨，对伤寒和温病学说有深邃的学术造诣。他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强调“要从诸家入，而复从诸家出，取其精华，融一炉冶”。即使对经典著作，也必须验之临床，绝不盲从而死于句下。

他认为，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辨证论治的奠基作，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与临床不符合的内容，应该与证治规律性总结的文字分别对待。他指出，《伤寒论》中有三类文字：其一是总结临床证治规律的，如六经病总纲和主要方证的条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掌握;其二是个别经验的文字论述，如原书29、30条关于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同时并见者，对此要与第一类文字区别对待，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其三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如“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等，与全书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不同，可能为后人加入，不可误为仲景原文而等量齐观。

程门雪强调研究仲景著述，首先要读白文，仔细反复通读，把其中相关条文贯穿起来，对方证进行归类对比、综合分析，注意药物加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其辨证论治规律。他尤其重视精读评注《伤寒论》等书，并随着临床阅历的增进，去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如1940年，他评注《伤寒论》麻黄升麻汤方证条文，认为其“方杂不纯，药不符证，非真无疑”。1945年，再次评注该条，又依据临床实际，联系上热下寒、上实下虚的病证表现，对其复方配伍的处方原则作了充分肯定，并自责以往误断，谓“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程门雪著述中每多体现。

程门雪治学，强调掌握中医学术的精神实质，对经典著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则奠基于《伤寒论》”。《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伤寒论》六经与《内经》所述的六经，都与经络学说密不可分，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对《素问·热论》中“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经文，程门雪提出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三日可汗”之意，不是说三阳病都要发汗，而是说三阳经都可从汗而解;“三日可泄”也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如少阴病的急下存阴和养阴泄热，都是“泄”。从而纠正了许多人的误解。

程门雪一生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主张学伤寒的必须联系温病，学温病的必须联系伤寒，要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决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成为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先行者，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叶天士《温热论》的理论，是对前人温热证治规律的系统总结，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对《秘旨》的引述;而卫气营血辨证法，则脱胎于《难经》的有关论述。温病学派在察舌验齿的诊断，顾养阴液的治疗法则，和轻清透气、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疗方药等方面，对热病证治有较大贡献，补充了伤寒六经证治的不足。程门雪对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断推崇备至，并常付诸实践，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但对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却极不赞同。程门雪认为，柴胡、葛根为退热佳品，临床自有用途，如陶节庵柴葛解肌汤即是;如兼阴虚者可配益胃、养肝，如张景岳归柴、葛柴等配伍。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拘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临证稳健提倡复方多法

程门雪是上海有名的中医临床家。在临床上，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古今方药，处方简洁，用药精当。晚年以后，他常接治久治不效的疑难杂症，针对患者虚实寒热错杂、病情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复方多法”的治疗方案。所谓“复方多法”，是揉合若干成方，撮其主药，汇集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利诸法，加减变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根据病证主次标本等具体情况，先后逆从处治，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程门雪深得伤寒和温病理论精髓，对热病治疗常依据其标本缓急，稳健进退，自出机抒。如一春温重症，壮热神昏，白㾦，红疹互见的危急病人，经他12诊次、16天的中药治疗，先后用清热透气、气血两清、清营开窍、养阴清肺、涤热化痰诸法，使其转危为安，病入坦途。他在热病方药处治时，常合仲景、天士方同用，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疏解，治发热、胸闷、口苦;葛根芩连汤清阳明经腑之热，治高热便泄;用桑菊、银翘辛凉解表，透风于热外;用益元散、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渗湿于热下等，加减损益，化裁变化。

程门雪强调在临床上要借鉴前医处方经验，着重阴阳虚实辨证，来治疗各种疑难危症。如一慢惊风患儿，神昏睛露，角弓反张，口唇焦裂，汗出如洗，四肢厥冷，二便失禁，舌质光红，脉沉弱欲绝。前医曾先后用养阴救液、回阳固脱两法不效，且险象叠生。程氏接诊，以其脾肾阳竭，肝肾阴伤，阴阳不相维持，离决之际立待，果断用庄在田理中地黄汤回阳护阴，方中既用温阳健脾，又有滋阴润燥，配伍得当，竟使患儿迅速得救。

对于本虚标实的各种杂病，程门雪常依据其邪正进退情况遣方选药，注重治疗步骤和方药变化。如中风证治分为4步用药，以开关、重镇药，急则治其标;以清滋、腻补药，缓则图其本。对内风尤重豁痰通络、宣通机窍，如虚实互见者则以健脾益气为主，化痰泄风为佐使;内闭外脱者，则用参附汤或生脉散为主，配合羚羊角、至宝丹、导痰汤同用。在咳喘病治疗过程中，除始终佐以化痰诸法之外，还根据“在肺为实、在肾为虚”的证治原则进行临床治疗。如邪实者用定喘汤、小青龙汤、厚朴麻黄汤，症轻者则用泻白散、黛蛤散加味;正虚者，或用生脉散补肺，或以七味都气丸、肾气丸、黑锡丹等补肾纳气。

对于病情复杂的病证，程门雪主张复方多法处治。他每以10味左右处方，而其中又融合了4至5个古方，涵意深刻，选药精湛。如淋浊病案，用泻白散、导赤散、萆薢分清饮、知柏地黄汤，上下同治，虚实兼顾;梅核气病，又寓麦门冬汤、半夏秫米汤、温胆汤、天王补心丹、甘桔汤诸方主药，合养阴、化痰、利湿、和胃、安神、清咽诸法于一方中。在应用复方多法治疗时，他往往取古方、经方之意而不用其方，或用其方而注意小剂量调理，或重药物配伍监制，总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为目的，使不少病人逐步得到恢复。

程门雪处方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简洁，是指他选药精细、处方简洁而言，这是他几十年来研究仲景、天士方药脉案，并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形成的特点。如温肾药分为温散(附子、肉桂、胡芦巴)、温补(巴戟、苁蓉、仙茅、锁阳、枸杞子);祛痰药分为化痰(半夏、陈皮)、消痰(海蜇、荸荠、白芥子、莱菔子)、豁痰(枳实、郁金、远志)、滑痰(竹沥、竹茹)、涤痰(皂荚、葶苈子)等。他对诸多药性分门别类、随症选药，组成简洁处方。轻巧，主要是指处方用量轻。他曾说：“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流通，所谓四两能拔千金是也”。在临床上，对于年迈、体虚、久病者，他常以“轻可去实”法处治，组成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香等方药，一般较少用粘腻重浊之品，即使要用也常顾护脾胃功能，或浊药轻投，或“制小其服”。灵动，是指他用药配伍精当，不落呆滞的意思。故厚味填补，必佐行气之品，如熟地与砂仁同捣;益气必佐和胃，吉林人参与橘白、谷芽同用;活血药常兼以理气，如山甲片与茴香配伍;介石重镇药，又佐以辛凉清泄，如石决明、珍珠母、龙齿配合薄荷、桑叶、菊花、蔓荆子等。他用药重视药性监制，如黄连、枣仁治失眠，苦泄酸敛同用;附子、羚羊角治中风，辛温咸寒同用;肉桂、姜黄治腹痛，寒凉与温热配伍;鹿角、白薇同用，治妇人虚劳;白芍、淮小麦同用，治低热、心悸、头眩等，都是他临床常用的“药对”。

程门雪深得叶天士“制方选药因症转移”之理。他常用古昔名方加减出入，融为一炉。如甘麦、大枣、炙甘草汤治心悸，百合地黄汤治内伤神志病，近效术附汤治阳虚眩晕，平胃散治失眠，宣明断下丸治久痢，醉香玉屑散治湿泄、瓜果积，转舌膏、地黄饮子治中风失语，肾厥玉真丸治偏头痛，越桃散治腹痛，牛膝膏治血淋，金水六君煎治肾虚痰成，宣郁通经汤治痛经，六神煎治脾虚发热等。如此种种，在《程门雪医案》中每多体现。

品行高洁谦逊好学

程门雪医德高尚，品性廉洁，好学不倦，谦虚谨慎，深得同道赞许。早年成名后，他仍孜孜以求学问，对同道学有特长者虚心请教。如有一久泻病人经他多次治疗，用调理脾肾方，依然无效，后来这个病人携带程门雪方笺，就诊于王仲奇。王仲奇诊察甫毕，旋索程之处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随即把处方交给病人。这张久服不效的方子，仅加上一味药，只服数剂，多年宿疾居然痊愈了。后来病人将此事告诉程门雪。从此，程深慕王仲奇医术，要拜他为师，曾多次托人求情，竟遭婉言谢绝。对此，程门雪引以为憾，终觉得未能得王仲奇心传，是一大损失。

程门雪常说：“人非十全，岂能无过”。他每遇未能治好的病，或自觉找出某一处用药的失误，承认是见识不到，胆力不够;或则曾见某书，自己没有经验，未敢遵用，以致延误;甚至还说读书太少;有些病经过苦心思索，已得头绪，却未能及时施用，终致不治，对此，程门雪均自认是“失手”。如此者，每遇一失，总是悒悒不快，咨嗟累日。晚年尝谓，“回忆生平失手之症约近百数，从今日水平看来，尚多可治之处。或者可以找出其不治的原因，以为他处之借鉴;或者可找出当时失手之处，以资今日之警惕。当陆续写成一书，名之曰《失手录》以示后人。”此书或未成稿，或遭浩劫而尚未发现，但象程门雪这样的一位名医能够不文过饰非，而自承“失手”，且以告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程门雪一生清廉高洁，恪守礼仪，专注医道。即便在物欲横流的旧社会，他也从不攀附富贵，贪图荣华，同流合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次上山下乡，深入血防第一线，亲自为血吸虫病患者诊病。他身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热情工作，参政议政，对中医教学事业多有擘画。晚年竟逢“文化大革命”，遭受长期迫害，罹染多种疾患，即使如此心力交瘁，仍坚持给农民诊病，因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戴。程门雪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晚年语及，仍激动不已，可见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

程门雪一生嗜好诗文、丹青、书法、金石，尝著有《书种庐论书随笔》、《晚学轩吟稿》，由其高足何时希辑《程门雪诗书画集》两集等。国画大师王个簃称其“不以诗名，而境界高雅，时手鲜有其匹”。可见程门雪清雅高洁的品性和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简历

1902年出生于江西婺源。

1917年开始学医，从师于王莲石、丁甘仁。

1921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6年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7年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

1935年自设诊所开业行医。

1954年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1956年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

1972年逝世于上海。

主要论著

1程门雪.关于祖国医学的研究方法和经络学说作用的看法.上海中医药杂志，1959，(4)：5.

2程门雪.为进一步研究祖国医学而继续努力.上海中医药杂志，1959，(10)：4.

3程门雪，张镜人.《伤寒论》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1)：37—38，(2)：37，封3，(3)：35，36，(4)：30—32，(5)：37—38，(6)：34—36，(7)：31—33，(8)：38—40.(9)：37—40，(10)：32—33，(11)：36—38，(12)：37—封3;1963，(1)：38—封3，(2)：39—40，(3)：36—37.

4程门雪.学习《伤寒论》的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7)：1—4;(9)：10—14.

5程门雪.学习《金匮要略》的点滴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12)：1—8.

6程门雪校注.未刻本叶氏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7上海中医学院编.程门雪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8程门雪.《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3)：29.

9程门雪.金匮篇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0何时希，莫雪琴整理.程门雪评注《叶案存真》选.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10)：31;(11)：33—34;1988，(1)：46—48;(3)：32—34;(5)：37—38;(7)：29—31;(9)：26—27;(11)：40—41.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字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苦茶庵老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过90多个笔名，常用笔名有独应、周逴、周遐寿、仲密等，绍兴人。鲁迅二弟。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罗念生

罗念生（1904年7月12日—1990年4月10日），现当代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学名罗懋德。四川威远人。早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入成都中学,1922年进清华大学。1929年赴美国留学,相继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专修英美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并与柳无忌、罗皑岚等人在纽约创办《文艺杂志》,自任编辑。1934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任教授。1938年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在成都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并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4月10日，罗念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6岁。主要译作有:哈代《儿子的抗议》(与人合译)、中世纪拉丁学生歌《醇酒妇人诗歌》、施笃谟《傀儡师保尔》(与人合译)、埃斯库罗斯悲剧《波斯人》、《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阿里斯托芬喜剧》(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蛙》、《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欧里庇得斯《依斐格纳亚》、《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至(三)(与人合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诗学·诗艺》、《琉善哲学文选》(与人合译)以及《伊索寓言》、《古希腊罗马散文选》、论著有:《希腊漫话》、《荷马史诗〈伊利亚利〉》、《论古希腊戏剧》及《古希腊拉丁专名译音表》等。

邓广铭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1907年3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三）出生于山东监邑。1932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教授胡适的赞赏。193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的助理员及助教。1937～1939年，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赢得胡适、陈寅恪等教授的一致赞许。陈寅恪并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陆续发表《辛稼轩交游考》、《宋史岳飞传牛皋传张宪传抉原正误》等论文；为"历代名人传记丛书"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1946年夏,复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起任教授至今。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等书。同时还发表了《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三十卷本〈陈龙川集〉补阙订误发覆》、《宋代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略论宋学》等论文。另外,在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阐述精湛,立论确当，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

邓广铭执教60余年，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史学方法论、唐宋农民战争史、宋史专题等课程，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诲人不倦，为中国史学界培育出诸多人才，尤其是为宋辽夏金方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界中坚力量。从1954年起，长期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1981年，任历史系主任；1981年，呼吁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此后担任主任近十年之久。1980年，倡导发起中国宋史研究会，并担任首届会长12年，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促进了国内外宋史研究队伍的成长和学术交流。从1978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又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1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其著作已被编为12卷本的《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1998年1月10日上午9时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1999年，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设立“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奖励在辽宋夏金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每两年评选一次，推动了宋代历史学术进步与人才队伍的成长。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时人因其出身卫国公族，称为卫鞅。卫国顿丘（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后来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称为商鞅或商君。他是魏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少时喜好刑名之学，曾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颇受器重，但最终未被魏惠王重用。秦孝公元年(前361)，孝公下令求贤，他应召入秦，依靠景监的引荐，进见孝公。他一献“帝王之道”，二献“霸道”，三献“强国之术”。孝公非常高兴，录用了他。秦孝公三年(前359)，在孝公的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进行了第一次变法。新法施行十年，收到了很大成效，秦国开始走向富强。孝公大悦，任他为左庶长。不久，又因功而升为大良造。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又主持第二次变法，从经济、政治制度上加以改革，收到很大成效。两次变法达二十年之久。商鞅变法必然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以“公平无私罚不讳强”(《战国策·秦策》)的精神，用暴力手段镇压。对教唆太子驷犯法的公子虔和公子贾，处以黥刑和劓刑;在渭水边处死反新法的七百多人;把一批对新法不满的贵族迁往边远地区。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孝公死，惠王(即太子驷)即位。他因变法而被反对者车裂。其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29篇，《汉书·艺文志》有记载，今存24篇。

商鞅依据其师李悝的《法经》，进行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税由国家统一征收;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广县制和什伍连坐;统一度量衡，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往全国各地;明法令，制定秦国法律，并申明“刑无等级”，公布于众;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需要;严禁私家请托，私通外国，焚烧诗书，禁止游说，禁止私斗等。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得比较彻底，封建制度在秦国得到了巩固。变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社会稳定，使军队战斗力加强。秦国成了“诸侯畏惧”的强国，为日后攻灭六国，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詹姆斯·希尔顿

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1900年9月9日-1954年12月20日）是一位英国小说家，因畅销书而广为人知，其中包括《消失的地平线》和《再见，奇普斯先生》。他还写过好莱坞剧本。

希尔顿出生于英格兰兰开夏郡的利，是沃尔瑟姆斯托教堂恩德学校校长约翰·希尔顿的儿子。1914年之前，他在莫诺克斯学校沃尔瑟姆斯托接受教育，然后是剑桥莱斯学院，然后在剑桥基督学院，在那里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并获得了英国文学荣誉学位。他开始担任记者，先是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然后是为《每日电讯报》评论小说。

他住在伦敦东北部伍德福德格林橡树山花园的一所房子里时，写了两本最令人难忘的书《失落的地平线》和《再见，奇普斯先生》。这座房子仍在，一块蓝色的牌匾标志着希尔顿的住所。到1938年，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的作品与好莱坞电影业的联系更加紧密。1948年至1952年，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时，希尔顿还主持了广播电台著名的戏剧选集之一《霍尔马克剧场》。

在1935年他们前往美国之前，他与BBC的秘书AliceBrown结婚，但他们于1937年离婚。然后他与GalinaKopernak结婚，但他们在八年后离婚。他于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

希尔顿烟瘾很大，身体一直不是很好，1954年访问英格兰，12月他在加州长滩的家中去世，前妻一直守护在他身边。他在《泰晤士报》上的讣告将他描述为“一个谦虚的退休人，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热衷于登山，喜欢音乐和旅行。”他被安葬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长滩）。

希尔顿的第一部小说《凯瑟琳自己》于1920年出版，当时他还是一名本科生。接下来的11年对他来说是艰难的，直到1931年，他的小说《现在再见》才取得成功。此后，他的几本书成为国际畅销书，并激发了电影改编的成功，特别是《失落的地平线》（1933），获得了霍桑登奖；再见，奇普斯先生(1934)；和随机收获（1941）。此后，他继续写作，但作品质量无法超越前者。

希尔顿的书有时被描述为对英国美德的感伤和理想主义庆祝。奇普斯先生确实如此，但他的一些小说有阴暗的一面。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的缺陷——尤其是心胸狭窄和阶级意识——经常成为他的目标。他的小说《我们并不孤单》，尽管其标题听起来很励志，但却讲述了英国战时合法私刑的残酷故事。

鲁文·达里奥

鲁文·达里奥（1867年1月18日-1916年2月6日），尼加拉瓜诗人。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生于贫家，自幼由姑母和叔父抚养，改姓达里奥。天赋甚高， 11岁便在报刊上发表诗作， 15岁应邀在国家议会上朗诵百首十行诗，从此诗名广为流传。常在婚丧嫁娶仪式上赋诗挣钱，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职业诗人。1885年完成的《书信与诗歌》(1888年出版)，是传统的浪漫主义诗作。1886年去智利，翌年发表诗集《牛蒡》。1888年2月发表诗集《诗韵》，7月出版标志现代主义诗歌新时代开始的诗文集《蓝》。这部具有浓重的高蹈派和象征派色彩的作品，把新的表现手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里奥不仅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而且成为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卓越诗人。1889年，他作为阿根廷《民族报》的记者访问北美和欧洲，其影响愈为广泛。后来旅居阿根廷，发表文艺评论集《珍品》(1893)和《亵渎的散文》(1896)，他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中领袖的地位更加牢固。1898年后再度作为《民族报》记者访问欧洲各国，出版《当代西班牙》(1901)、《国外游记》(1903)、《旅行队正在走过去》(1903)、《太阳的土地》(1904)等集子。1905年在马德里出版重要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1907年出版诗集《流浪之歌》。1908年被尼加拉瓜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公使后，又发表《巴黎的女人》(1908)、《尼加拉瓜之行》(1909)、《秋天的歌》(1910)等诗集。不久被停职，侨居巴黎。1911年由于纵酒过度，精神堕落，沦为商业杂志的可怜工具。1916年终因酗酒无度患肝病逝世。达里奥的诗作甚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蓝》、《亵渎的散文》和《生命与希望之歌》三部作品。它们代表他创作上的不同的艺术特点。《蓝》强调形式和形象，是明显的脱离现实的高蹈派风格的作品。《亵渎的散文》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高蹈派与象征派色彩更浓。《生命与希望之歌》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汲取了西班牙谣曲的形式和格律， 具有强烈的抒情美。达里奥的诗作大多表现悲观厌世的情绪和对人生的疑虑。但也写过一些有进步倾向的诗歌，例如歌颂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袖的《献给解放者博利瓦尔》(1883)、颂扬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献给阿根廷的歌》(1910)以及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致西奥多·罗斯福》(1903)。达里奥自称他的作品“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美学，不值得效法”。他是现代主义诗人，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诗人:他住着简陋的房子，诗中却专写豪华的宫殿;生活贫困，道德崩溃，而艺术成就辉煌;热爱民族和祖国，却又逃避现实;同情苦难的底层人民，但又羡慕豪富、赞美上流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可又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不值得效法的美学。

印光

印光(1861—1940)，晚清民国郃阳(今陕西合阳)赤城人。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继庐行者。幼随长兄折桂习儒，涉猎佛典。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终南山莲花洞寺从道纯法师出家，次年驻留湖北竹溪莲华寺苦修，归心净土宗。十二年至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道场，后赴普陀山法雨寺隐居研习三藏经典三十年，升首座。1921年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又发愿募印《安士全书》以广流通，声名大振。1923年在南京创办放生念佛道场，发起募捐修建三汊河法云寺及佛教慈幼院，被公推为筹备会名誉会长。后参与组织江苏监狱感化会并莅监说法，并应聘于上海残疾院、佛教净业社说法。1928年参与发起筹备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推动新僧运动。1930年春将历年印行佛化及劝善书籍所存版籍，移交佛教净业社附设弘化社继续印行，移住苏州报国寺修行，主持木渎灵岩山寺，建立净土宗第二念佛道场，提倡宗风。并校订明藕益大师所辑《净土十要》，鉴定《物犹如此》《戒杀弭劫编》等，搜访增订《清凉山志》，重编《净土圣贤录》等，编著《初机先导》《净业津梁》《在家学佛法要》等。与太虚、圆瑛在佛教界资望最高，有宗学专家、僧界泰斗之誉。1935年与班禅大师一起被推为菩提学会首任正、副会长，翻译藏传佛教经典，次年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登坛开示。1937年通告中国佛教会，誓死反对班禅大师更改佛诞日之议。抗战爆发后拒与日伪合作，富有爱国民族气节。班禅圆寂后，接管菩提学会事务。自奉俭约，捐赈极多。在灵岩山寺坐化后，其舍利子分置各寺，被尊为中国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著有《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