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

赵晔，生卒年待考。汉代散文家、学者。字长君。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大约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前后。年轻时曾任县吏，因耻于奉迎督邮而辞去。远至犍为资中，从当时经师杜抚学《韩诗》，尽通其学说。20年内，与家人不通音讯，家人以为他已死，为他发丧。杜抚死后他才归里。州上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卒于家。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诗道微》和《韩诗谱》等书。今只存《吴越春秋》一种。《吴越春秋》一共6卷10篇(一作10卷)，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之事。前5篇为吴事，称内传;后5篇为越事，称外传。其中记载，有些本自史实，有些则纯属传闻异说，故本书过去被列为杂史，性质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从文学角度看，本书“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四库全书总目》卷66)。此外，其故事情节的描写，人物的刻划也都有可取之处。因此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本书为蓝本改编的。元代徐天祐曾为本书作注，订正了许多失实之处，可供参考。

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尊者（米拉日巴、米勒日巴尊者 1040～1123年），本名侻巴嘎，意为“闻喜”。宋代西藏著名佛学家，苦行僧，兼善诗歌。出生于西藏后藏拉堆贡塘地方，祖姓为琼波，最初家境富裕，7岁时父亲病故，一家人受到伯父的盘剥，饱尝人间苦难。长大后，学习咒术，想通过诅咒来报复伯父家。后又追悔自己的罪业，立下誓言，要学习佛教正法。经人举荐，寻访玛尔巴·却吉洛哲大师，正式走上修学佛法的人生道路。38岁时亲近并依止玛尔巴学法，经过6年的磨炼和考验，至44岁时获得上师的全部密法教授。之后，他一直游方于深山大泽，在人迹罕至的石窟岩洞中修行，彻底舍弃了人世间各种贪欲或享乐的思想和行为，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脱俗的宗教人生轨迹。在密拉日巴看来，人生的价值或意义，只有通过修持佛法方能实现。密拉日巴以道歌吟唱的形式传扬佛教思想。同时，他苦修并教授瑜伽，成就斐然。他虽隐居深山僻壤之中，但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众多学法弟子，其中男女瑜伽士1000人，其中获得拙火定法的108人，获得大成就的25人，著名弟子有冈波巴和日琼巴，他们对继承和弘扬密拉日巴传承的大手印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密拉日巴去后，被人们冠以“即身证得殊胜悉地”的瑜伽师称号。

吴伟业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清代文学家。字骏公，号梅村、鹿樵生。太仓(今属江苏)人。幼禀异慧，受到复社领袖张溥的赏识，被收为弟子。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四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东宫讲读、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崇祯十四年告假归里。弘光朝，拜少詹事。因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不久即还乡。一度隐居不出。顺治十年(1653)，迫于压力，应召赴京仕清，初授秘书院侍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吴梅村先生行状》)为由辞归，自此，徜徉山水，留连诗酒，直至去世。

吴伟业才华盖世，他不仅擅长诗、词、文、曲，还精通书法和绘画。而尤以诗著称，时人将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合称为“江左三大家”。

吴伟业诗今存一千余首，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反映明未清初的史事。如《临江参军》写崇祯十一年卢象升军抗击清兵的钜鹿之战，《永和宫词》咏崇祯田妃的身世命运，《思陵公主挽词》和《箫史青门曲》叙明代公主们在时代变迁中的不同遭际，《圆圆曲》记民族败类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悲欢离合。这类诗篇，从不同角度展现出社会的风云变化，被人誉为“一代诗史”(尤侗《艮斋杂说》)。二是反映民生疾苦和民族压迫。如《直溪吏》、《芦洲行》、《马草行》倾诉了百姓所遭受的赋役盘剥和官吏横征暴敛之苦，《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揭露了清兵初下江南时大肆掠夺的暴行，《悲歌赠吴季子》、《短歌》、《送王维夏以牵染北行》抨击了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迫害。三是抒发故国之思，表达屈节仕清的愧疚与痛苦。如“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辛卯元旦试笔》)“我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等，都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内心感情。另外，吟咏山水和酬赠唱和之作在吴伟业的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在艺术上，吴伟业诗表现出激楚苍凉，风骨遒上，同时又宛转如意，华艳动人的基本特征。歌行一体，尤所擅场。其歌行，“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被人称作“梅村体”。如《圆圆曲》、《鸳湖曲》、《永和宫词》、《楚两生行》、《萧史青门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他各体，他也都有一些佳作，如五古《清凉山赞佛诗》4首，五律《过吴江有感》，七律《扬州》4首，《杂感》21首等，无不锤炼精严，清丽哀怨。他的诗歌也往往有词藻过繁，过典过多，有欠自然的缺点。

吴伟业词作不多，但在词坛上却颇有影响，他的词流丽稳贴，寄慨深长，高妙之作，“有与老坡神似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代表作有〔临江仙〕《逢旧》、〔满江红〕《蒜山怀古》〔贺新郎〕《病中有感》等。

至于其文章，虽委曲条畅，亦有可取，但总的说来，成就不及诗词。

吴伟业除诗文外，还著有《秣陵春》传奇，《通天台》、《临春阁》杂剧。这些作品，都是借历史故事寄托兴亡之感，曲文典雅，故事离奇，头绪纷繁，不适于演出，但在文人中有较多的读者。吴伟业诗文集为《梅村家藏稿》58卷。另有史乘《绥寇纪略》12卷、补遗3卷。

张伯端

张伯端（984年～1082年）北宋道士。道教内丹派南宗开山祖师。字平叔，后改名用成，号“紫阳山人”，故后世又称为张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自少好学，广涉儒、道、佛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数、医药、 卜筮、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等方术，无不留心详究。曾为府吏数十年，后来忽悟“一家温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看破功名利禄，心向蓬莱仙路，便纵火把案上文书全部烧毁，以“火烧文书”罪，被发配岭南。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中，陆诜镇守桂林，召置帐下，掌管机要。熙宁二年(1069年)，随陆诜转至成都，遇真人授以金丹药物火候之诀，“指流知源，语一悟百”。元丰五年(1082年)逝世，留《尸解颂》云： “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所著《悟真篇》一书，宣扬道教内丹修炼理论， “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将儒家的“穷理尽性”，佛教的“顿悟圆通”引入道教的内丹炼养，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主张融合三教，以明大丹玄旨。他指责“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颇有识见。他主张“性命双修”，先修命，后修性，与北宗王重阳主张的“先性后命”不同。该书后世注解者甚多，是继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后的重要炼丹著作。他的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被奉为南宗五祖之首，称为“紫阳真人”。《道藏》中还收有《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三卷和《金丹四百字》一卷，题名为张伯端所撰，但后者一般认为是伪托。

顾立雅

顾立雅，本名赫尔利·格莱斯纳·克里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年1月19日-1994年6月1日），美国汉学家、哲学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1935年任哈佛燕京学社中国问题研究员。1955—1956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64—1973年任芝加哥大学马丁·赖尔森讲座教授，1974年起为芝加哥大学中国史名誉教授。主张把春秋时期的孔子与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孔子截然分开研究。对孔子评价极高，称孔子为“革命家”、“现代民主主义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反对把孔子看作守旧、反动的代表。认为孔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合作”和“人民幸福”。孔子的教学形式与方法近似现代西欧的“导师制”。肯定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首创大规模私学的功绩、偏重于道德和人事的教育内容，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到方法，都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可称“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曾著《孔子与中国之道》，认为孔子思想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通过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对欧洲的狄德罗、霍尔巴赫、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等启蒙学者和进步人士产生过影响，法国革命和德、英等国的政治改革、美国的民主政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特别赞赏欧洲的启蒙学者，认为他们能够去掉中国历史蒙在孔子身上的灰尘，把孔子的真面目公之于世。著作还有《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传说中之孔子》、《孔子之真面目》等。《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曾把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作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英文参考书。1994 年 6 月1日，克里尔在长期患病后在伊利诺伊州帕洛斯帕克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傅恒

乾隆时代，清朝的国力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国运的太平昌盛，一方面使满州贵族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大大丧失了原来的活力而日益腐化。不过，毕竟是成功者，在一片升平气象中，八旗子弟还是豪杰辈出，不乏佼佼者。傅恒可算一位。

傅恒（1722~1770年），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于一个贵宦世家。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他们在身后都被追封为一等公。姐姐则是乾隆的孝贤纯皇后。

乾隆七年(1742)，20岁刚出头的傅恒便由侍卫升任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圆明园;八年(1743)，升任户部右侍郎;十年，升任军机大臣;十一年转任左侍郎，并兼内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本部尚书，并为议政处大臣，兼管銮仪保卫工作;十三年，授职领侍卫内大臣，不久即因工作勤恳，加封太子太保，任协办大学士，充经筵讲官。

清代，在四川西北部有地名金川，分大小两部，为藏民聚居区。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了叛乱。乾隆派遣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指挥大军镇压。但由于措施失当，讷亲等久劳无功。乾隆十分不满，于是在十三年(1748)九月，改由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工作，并主持军务，替下讷亲等。接着乾隆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并赐诗一首以资鼓励，还赐给花翎20根、蓝翎50根、内库银10万两，以备犒赏，军前诸将奏章允许他沿途开看。临行前，乾隆驾幸瀛台，赐给将士们食物，又赐诗一首为之壮行。十一月，傅恒出发，乾隆又到堂子行祭天大礼，并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送行至良乡。可见乾隆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傅恒年未而立却位居宰辅，确实可谓少年得志，而他以后的行动也证明：他配得起这份“浩荡皇恩”。

乾隆对这次行动着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傅恒出发后，他每天都下诏褒勉。傅恒到达陕西后，反映后勤运输不及时而耽误了军队前进，他就命令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代理陕西总督，主持粮饷运送。傅恒进入四川后，马匹供应不足，他就命令尹继善往来于川陕之间进行督促。傅恒也格外奋勇，军队纪律严明，前进速度极快，路上顶风冒雪，日夜兼程。而他自己则日理万机，很少休息，经常彻夜不眠。途经天赦山，由于雪后道险，竟步行了70里。乾隆闻知，十分满意，大加赞赏，特命加封太保，加军功三级。

起先，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向莎罗奔诬陷其兄泽旺，夺了他的土司大印，还霸占了其嫂阿扣。莎罗奔发动叛乱，侵略沃日，良尔吉实际也参加了。后来他又诈降清军，为叛兵的内应。张广泗听信汉奸王秋的谎话，让良尔吉统领蛮兵，结果清军一有行动，叛兵立刻就知道了。傅恒在路上就了解了情况。没到原有清军驻卡撒的大营，他便派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等来迎接。等到达邦噶山，便把良尔吉、阿扣、王秋等一举擒住，宣布罪行，就地正法了事。乾隆闻报，赞扬他处事明白果断。到达卡撕大营后，在第二年(1749)初，傅恒上奏批评了过去只知正面强攻的平叛战略，提出了“奇正兼施，因机制胜”的正确方针。接着，傅恒率领总兵哈攀龙、哈沿德等避实就虚，迂回包抄，迅速攻占了巴朗的平碉和色尔力的石碉，连续获胜。乾隆因为金川水土恶劣，派人飞马赐给傅恒人参3斤，诸将帅也获得数量不等的赏赐。

不久，乾隆因为觉得师出无利，又爱惜良臣，于是下旨班师，召傅恒还朝，还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赏给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但傅恒根据实际，感觉攻克贼巢只在旦夕，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可惜，便坚决请求进兵，并恳辞公爵之赏，缴还原旨，乾隆不答应。正在这时，莎罗奔惧而思降，但他担心受到惩处，于是先派头人来卡撒试探。傅恒回答说，莎罗奔只有亲自来降，才能饶他不死。莎罗奔仍是不信，又派头人到丹坝四川提督、名将岳钟琪营中请降。邱钟琪单骑入敌巢穴，晓谕了优待政策。二月初四，莎罗奔等遂在营门外开出道路，设立神坛盟誓，次日即率众来降。初六，傅恒拔营回师。奏报传到，乾隆大为欢悦，对傅恒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按照元勋扬古利的先例，加赐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三月，傅恒凯旋回京，乾隆命令皇长子率领诸王和大臣们等在郊外劳军。入京，乾隆在御殿接受贺喜，行饮至礼。不久乾隆又命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以下，并追谥李荣保为庄恪，还在东安门内赐给一座府第，落成时又赐诗表功。金川叛乱，讷亲等镇压两年却不能成功，而傅恒一到月余即平，受到如此重赏，实在当之无愧。

乾隆十九年(1754)冬，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因受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逼迫，率众内附清朝，杜尔伯特部首领车棱也来归顺。乾隆认为这正是趁乱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决意出兵西征。当时朝中诸臣安于太平，多所非议，只有傅恒极力赞同。第二年春，清军出征，一举而定，拿获达瓦齐而归。乾隆大喜过望，对傅恒虽未战而为定策之功大加封赏，加升六级，后来在紫光阁绘制百名功臣像时，又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并亲自撰写赞词道：“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侯不战，宜居首功。”七月，傅恒还充任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的正总裁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傅恒受命主持云南征缅甸战事。原来，自二十八年(1763)以来，缅甸不断入侵中国，中缅关系十分紧张。三十二年(1767)，清廷派将军明瑞征缅，但因粮草不继，明瑞战败阵亡。傅恒受命后，第二年自京启程，京师及满、蒙军队13600人随行。四月，傅恒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观察形势，决定清军沿戛鸠江南进：主力出江西岸，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则沿江顺流而下，水陆呼应;再派小部出江东岸，取道猛密，夹攻缅军老巢老官屯。以前，因为当地气候湿热，清军往往在九月份以后才进攻，结果使缅甸有了准备。傅恒决定要比以前早出军几十天，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因为水师缺船，原先乾隆就曾下令造船，但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将军阿里衮等却认为边外水湍山险，舟船难行，沿江也没有可造船的地方，多次请求停止。乾隆特地派员前来勘查，反映的和阿里衮一样。傅恒来到后，向抚夷李景朝、土司线官猛竽询问此事，却得知蛮暮附近有座山名翁古，多树，旁边还有空地名野牛坝，有少数民族居住，气候凉爽。傅恒于是在此地造船。那些少数民族也愿意挣些工钱，干活很卖力。船造好后，傅恒命令满汉军人以及跟随的奴仆，轮流搬运，挪到江岸。七月，工程即告完成。乾隆闻知，下旨嘉奖，还赋诗《造舟行》一首来纪念。

七月，清军从腾越出兵，发动了进攻。傅恒抵达允帽，来到戛鸠江边，占据了西岸。当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已请降，清军来到后，他们率领夹江各夷寨的头人来迎接，还准备了船只，请求攻打猛拱。傅恒命令分兵从容渡江，夹江为寨包围了猛拱。后来土司浑觉也出降并贡献了千头驯象。十月，清军继续前进，攻占了猛养，杀了头人腊泥拉赛，接着又攻破南准寨，抓住35名头目。清军长驱直入，沿江两岸夹攻，在东岸射死缅军1名头目，斩杀500余人，占领了座营寨;在西岸夺得3座营寨，斩杀50多人。十一月，清军进围老官屯。由于气候恶劣，清军多染病而死，水陆军原有31000多人，现在只剩了13000多人。傅恒不久也生了病。乾隆命他移交工作回京。这时，缅甸也因损失惨重，酋长懵驳派人奉蒲叶书求和。傅恒于是请示接受停战，乾隆批准。十二月，懵驳派人到军贡献各种特产。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战胜，但重创了敌军，缅甸从此再也不敢言战，中缅关系恢复了正常。

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傅恒从缅甸撤军。三月，回到北京。七月，即告病逝。原来，傅恒自进攻老官屯生病以来，一直没有痊愈，回国到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时，已经病入膏肓了。他死后，乾隆亲临其家酹酒致祭，命照宗室镇国公规格治其丧仪，并赐谥“文忠”。

傅恒担任军机大臣达23年，每天侍候皇帝左右，依靠勤劳谨慎赢得信任。乾隆倚之为重臣，时人称其受恩仅次于讷亲。而他的威望完全来自他的努力。决不是仅仅仰仗家庭的尊贵。他死时年未五十，乾隆非常惋惜伤感，曾赋《怀旧诗》道：“嗟我社稷臣，所期宁在近。年少长于余，骑箕惜且恨！”

陈修园

陈修园(1753～1823年)，清代医家。名念祖，字修园，另字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今长乐县)人。少年时孤贫，其先祖通医，故边读书边学医，二十岁开始为人治病。其后又随泉州名医蔡茗庄(宗玉)学医。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曾任直隶省威县知县等官职，在保阳、高阳等地负责救灾工作，水灾过后疾疫流行，陈氏选取有效方剂，介绍给当地医生推广应用，救活不少患者。他为官廉明，县志对他的政绩，有较好的评价，但论陈氏一生之贡献主要在于医而不在于政，他不但任职期间未停止过医疗工作，在中举之后旅居京都之时，已有“医名震京都”之誉。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以老病退职还乡里，时年六十七岁，政治上虽退隐，却讲医学于嵩山井山草堂，学生不少。陈氏博览群书，医学则本源于《灵枢》、《素问》而毕生致力于张仲景之《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陈氏在《医学三字经》上说：“大作者，推钱塘，取法上，得慈航。”可见他重视汉代以前的经典著作，是受钱塘张隐庵和高士宗的影响所致。陈氏虽有崇古尊经的思想，但通过临证实践，对后世医家的长处亦逐步有所吸取。道光十三年卒，享年六十八岁。

陈氏的著作颇多，由后人辑成《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即：《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时方妙用》、《时方妙用歌括》、《景岳新方砭》、《女科要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灵枢素问集注》、《伤寒医诀串解》、《伤寒真方歌诀》、《十药神书》。这些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通俗易懂，很受学医者的欢迎。十六种医书中，虽然他的长孙陈心典说：“先大父医学宗长沙，一生精力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但陈氏的主要实践经验，突出表现于《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时方妙用》等书中，因此上述三书及其《医学三字经》才是他的代表作。陈氏既勤于著述医书，又严肃认真，反复修改，甚至临终前还口授其子修改霍乱、吐泻两文。陈氏医书十六种，是一套中医自学丛书或医学教科书，我国长江以南，以此书授徒或自学成材者，实在不少。《内经》、《伤寒论》等著作，为学医必读之书，但这些著作文词古奥难懂，经陈氏浅注，使初学者得以入门，更编成方剂脉诊等歌诀以帮助学者记忆，故若论陈氏一生对医学最大之贡献，莫过于医学普及教育了。若论陈氏之不足，他确实有点过于尊经，偏于保守，对金元以后之医学成就肯定得不够，特别是攻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未能虚心吸取温病学派之所长，对其本人及其普及医学工作，都是一个损失。弟子有周易图、黄奕润、何鹤龄、薛步云、林士壅、程绍书、陈鉴川等人。

贺长龄

贺长龄(1785-1848)清朝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字耦耕，晚年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系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世居浙江，传二十五世至贺宏声，任湖南按察司司狱，始定居长沙。与其弟熙龄,以学问相砥砺,皆以义理悦心。长龄交游甚广,与友陶澍、唐鉴关系最密。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官江西南昌知府、山东兖沂曹济道、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道光十六年(1836)任贵州巡抚。任职9年，整顿吏治，禁种、禁吸鸦片，劝民种棉、养蚕、织绸。先后在贵阳、铜仁、安顺、石阡等府创 办书院，普定、八寨(丹寨)、郎岱(六枝)、松桃等厅县举 办义学。刊印《钦定春秋左传读本》、《诗书精义汇钞》、 《礼记精义钞略》、《左传义法举要》、《日知录》等，发给诸生学习。增设考棚，增加学额，增多仕途机会。创办 贵阳尚节堂，将节妇收入堂中，从事生产劳动。设立及幼堂，将孤儿收进堂中，聘请老师教书识字，学习手艺。 道光二十五年晋升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八年（1848），委托好友魏源纂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劝学纂言》、《孝经集诠》。著有《耐庵诗文集》等。

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年7月1日），现代作家。本名王诗薇，王实味是他常用的笔名，还用过叔翰、实微、诗味等笔名。河南潢川人。1923年中学毕业，曾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学习1年，为以后成为翻译家打下了英文基础。第二年，留美未成，考取了邮局工作。192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因恋爱受到支部书记指责，他负气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在北大读书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晨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杨五奶奶》。1927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旋到南京国民党党部机关当小职员，业余仍搞文学创作，在《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上发表小说《毁灭的精神》、《陈老四的故事》、《小长儿与罐头荔枝》等。1929年到上海，转而从事翻译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休息》和翻译小说《珊拿的邪教徒》(德国霍普特曼)、《萨芙》(法国都德)、《资产家》(英国高尔斯华绥)、《还乡》(英国哈代)，翻译戏剧《奇异的插曲》(美国奥尼尔)五部世界文学名著。其间由于他的坏脾气常常弄得失业，因而曾先后到东北、河南等地教书。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不满于反动统治，反映了他报国无门、救民无路，感到前途渺茫的苦闷。但他始终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希望变革旧社会，因而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书，并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而调到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曾翻译过200万字左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同时也从事文艺创作。由于他性情乖诞，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他于3月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接着又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加上他曾与两个成了托派分子的老同学有过交往，导致了对他进行大规模的严厉批判。1943年4月1日，王实味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1947年春，被处决于晋绥根据地首府——山西兴县。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黄庭坚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出苏轼之门，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创“江西诗派”，书法为“宋四家”之一，著作有《山谷文集》等。幼警悟，举治平三年进士，历官集贤校理、著作郎、秘书丞、涪州别驾、吏部员外郎。他是宋代继苏东坡之后的另一大家，并且他是苏东坡的得意弟子兼知心朋友，历来都是“苏黄”并称。他在17岁时便和周越学书，坚持学书20余年，深受其影响;后又以苏舜钦为师。他主张学习书法当重在“悟”，当然这里的“悟”要从书法作品本身中去参悟，穷微测妙，推求奥赜。他说：“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山谷文集》)他曾投入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沮心禅师及沮心的弟子死心悟新禅师的门下，聆听禅旨，因此他的许多书法作品的内容也实属佛门禅语，如《明瓒诗后题卷》、《发愿文》、《华严疏》、《诸上座帖》、《头陀赞》、《阴生长诗》。《宋史》本传云：“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徽宗云：“黄书如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元赵孟頫云：“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望之如高人胜士，令人敬叹。”明王世贞云：“山谷大书酷仿《鹤铭》，狂草极拟怀素;生平见山谷书，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老骨颠态，种种槎出。”山谷亦尝自论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又谓：“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汤浆，乃悟笔法。”

黄氏名世之作有《戒石铭》、《梁父吟帖》、《王长者墓志铭稿》、《黄州寒食诗卷跋》、《五马图卷跋》、《李太白忆旧游诗卷》、《草书千字文》、《草书杜诗》、《松风图诗卷》、《狄梁公碑》、《悟轩石刻》、《砥柱铭碑》、《伏波神祠碑》等，书论有《论古人书》、《论近世书》、《论书》、《论虫书》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有传。

梅里美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年9月28日－1870年9月23日），法国小说家。生于巴黎一个画家的家庭。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1819年中学毕业,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大学期间,他钻研语言学和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大学毕业后进入商业部任职。1822年结识了斯汤达,并深受其影响。1825年用假名发表了《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作品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获得成功。1827年发表了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独弦琴》。1828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历史剧《雅克团》出版,1829年,又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軼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感情。1829年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第奥·法尔哥讷》、《达芒哥》等。1830年以后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这是两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作品。第二帝国时期,梅里美成为上议院议员,从此,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梅里美的文学生涯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这使他成为一个承受了浪漫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

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开山人之一，尼采主义者，知识考古学家，考古学现象学家，权力/道德系谱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部古城普瓦捷。他1940年9月入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高级中学，该校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师，很受学生欢迎，福柯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42年，福柯开始阅读柏拉图、笛卡儿、帕斯卡、柏格森等哲学家的著作，进步很快。福柯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争与历史的关系十分重大。这使他进一步决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哲学。

1943年，福柯通过了中学会考，拒绝了父亲要他“学医以承父业”的愿望；1945年毅然去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值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年既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又是福柯一生的转折点；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本校执教，风华正茂的福柯深受其泽，后来他成了伊氏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1946年，福柯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巴黎高师。在高师期间，福柯广泛阅读古今哲学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又由于身患严重的癫狂症，染上同性恋，因此涉猎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进而开辟了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癫狂和性欲。他在阅读中选择了尼采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高师还结识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受阿氏影响，福柯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由于多种原因而退党。次年取得法国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同年秋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任里尔大学文学院心理学助教。1953年开始系统研究尼采哲学。

1955年夏，离开里尔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开始了云游天涯的生活，在工作之余，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三年后任波兰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同时作了一年法国驻华沙使馆文化参赞，继续写作博士论文。1959年任德国汉堡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次年完成博士论文，旋即回国准备论文答辩，并成为克莱蒙-费朗大学讲师。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次年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1965年去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学两个月。1966年调往突尼斯大学工作，出版了《词与物》大获成功。1967年选为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但法国教育部部长迟迟不任命，遂重返突尼斯大学。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福柯回到巴黎创建樊尚实验大学中心，兼任哲学系负责人。196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翌年春法国教育部长正式任命福柯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这是福柯学术生涯中的大事，也是法国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大事。1971年创立监狱情报小组，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特别关注犯人生活状况，监狱、监视、惩罚、权力等成了福柯后期的研究主题。1984年6月25日病逝于巴黎。

福柯一生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mentaleetpersonnalité，1954，1962年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Maladiementaleetpsychologie）），国家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Folieetdéraison，HistoiredelafolieGl’Hgeclassique，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凝视考古学》（Naissancedelaclinique，Unearchéologieduregardmédical，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motsetleschoses，Unearchéologiedessciences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savoir，1969），《话语秩序》（L’Ordredudiscours，1971），《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1975），四卷本《性史》（Histoiredelasexualité，1976—1984），四卷本文集《说与写》（DitsetEcrits，1994）。

福柯一生漂泊不定，讲学多国。其思想新颖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尤其关注癫狂（folie）、知识型（épistémè）、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性欲（sexualité）这五大主题，并对之进行哲学沉思，以它们为基础展开他的学说。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为自己的特殊领域找到了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将福柯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指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不同学术年代的作用有主次之别。

首先谈考古学时期。在考古学时期（或前系谱学时期），福柯明确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癫狂、非理性、诊所、人、知识型、知识等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统统置于考古学之下，将它们提升到考古学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他几乎都用“考古学”作书名。福柯专门写了一本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可见，福柯的考古学意在对人类知识进行审察和重估，对上述现象象及其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概而言之，以不同的方式，对前人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以改变老生常谈，彻底更新传统思想史。

知识考古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精神病、癫狂等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从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至《话语秩序》（1970年12月2日演讲，1971年出版），考古学一直是他主要而独特的哲学方法。知识考古学分析思想家留下的精神现象，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知识考古学一开始就关注人及其经验。知识考古学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等基本概念。福柯不再将话语看成文献，而看做档案或纪念物。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又不同于句子、命题、话语单元或语言行为，而是构成话语内容的活动；它是个“实践—符号”概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相互联系并通过它们来显现。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作者。因此，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话语实践产生了各种纪念物或话语品。知识考古学家要分别考察这些纪念物，并加以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考古学分析各种不同的话语档案，呈现出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与分散形式。陈述性话语必须摆脱认识主体和心理特征；概念的产生不在个体心理之中，而在话语自身之中。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找出该时代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尤其是思想史。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用语言文字把考古发现的纪念物忠实地陈述出来，然后将这些纪念物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要素，找出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是福柯关注自己的癫狂症进而对人类癫狂经验加以考古探索的重要成果。癫狂是人的现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研究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癫狂现象”史；通过对禁闭结构的分析，试图建立起癫狂和非理性之间的渊源世系。本书是一部关于种种界限的历史，这些界限处于古典理性的边缘，包括疯子（生产者、男人、女人、动物、孩子）、愚行、疯狂、非理性、癫狂观、疯人的被流放—禁闭—治疗、癫狂原因等等人类非正常状况。它们没有引起西方传统哲学家的重视，而今成了福柯哲学的探讨对象，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重新理解癫狂，重定癫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塑疯人的形象。精神病学是关于癫狂的理性独白，以沉默为基础，于是，对癫狂的研究就是对“沉默”的考古学描述和系谱学分析。

福柯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法。通过对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1877—1933）的研究，他发现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转移与接近如何控制诗歌语言创作结构的建立。这一控制过程就是语言表现过程。语言表现从来不是封闭的，而存在着无数极小的裂口，语言表现的裂口说明我们不得不重复描述。鲁塞尔要解释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语言符号，但这种解释还是区域性的，是“我如何写”；福柯要解释的也是语言符号，却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区域间性的，是“我们如何写”。知识的“区域间性”（局部间性）这一概念颇具“考古学”特色，是福柯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样，福柯可以大胆借用考古学术语进行文化研究。《词与物》就是这种区域间性（学科间性）探索和“我们如何写”的成果。因此，福柯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

在《词与物》中，福柯试图对人文知识及其变化进行考古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福柯发现，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他宣布了“人之死”。欧洲文化使“人”成为其认识对象，把人学变成一种反复利用的证明形式。当代人学已经进入实践和制度两大领域。人学及其对象“人”的命运究竟怎样？福柯讨论了它们的出现、相互联系和哲学基础。很久以来，“人”曾被误认为是一件珍藏品：它来源于“知识型”之间的突变。这种突变，正是福柯所要揭示的。他从17世纪的普通语法学、财富分析和博物学出发对这种突变进行分析。19世纪初，语言学产生了，生物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古典知识失去了统治地位，却留下了空场（裂口），“人”正是从这个“裂口”迸出来的，人开始说话、生息和劳动，并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福柯的目的不是编写一部关于人学的历史，而是对它们的基础或模式进行哲学思考，以创立当代知识考古学，并建立起一种批判意识：既然将来是一个未知物，现在的条件将再次发生变化，“人”在探寻新思想时，却已寿终正寝。

“知识型”是福柯在人学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确定文化的最高概括形式。它具有区域性、间断性和断裂性。对人学的考古探索实际上是对“知识型”的分析。福柯给知识型划定了一定的知识范围：它居于文化自身的外部，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根据不同历史时代，福柯把知识型分成三个绝对独立性（间断性）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和近现代知识型（包括后现代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代表性（表现性）；近现代知识型引入了历史性和意义概念，人学及其对象“人”得以构成。这三大知识型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型网。欧洲文化发生了两次大分裂：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的分裂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的分裂。很明显，知识型不是思想史的对象，而是人学考古学的主题。人学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的分支。因此，研究知识型必须服从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之后，福柯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系谱学时期。《话语秩序》标志着福柯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主题发生转向。他从考古学转到了系谱学，实际上转向了“如何研究真理意志史？”这一基本问题。他从癫狂知识（认识论）引出了权力（法学/政治学）和性欲（伦理学）。

所谓系谱学，在福柯学说中，就是探讨西方文化现象的世系关系的理论。尼采在《道德系谱学》（1881）中首先运用系谱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系谱学方法从严格的道德陈述出发，对人的价值加以分析，以达重估人的价值之目的。福柯早就系统研读过尼采的著作，十分崇拜尼采。很明显，其系谱学直接来自尼采的《道德系谱学》。他的《话语秩序》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向，开始明确运用系谱学研究权力与道德。系谱学方法体现在《监视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把道德关系同非道德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知识、权力和性欲之间的秘密，知识为权力和性欲等因素所左右。系谱学研究权力和道德问题的目的，不是寻找它们的起源，而是弄清近代西方社会的犯罪、性变态等人类反常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而给出解释性分析———揭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明确意义与各种演变关系。

它和知识考古学一样，是一种话语分析法，是反传统史学的，也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不过，它在更广泛意义上解释了权力、道德等人类经验何以形成话语档案，进而发现了人成为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世系，有别于权力史或道德史，因此，考古学成为系谱学的一个分支。福柯对“过去”进行系谱分析，是为“现时”找到参照系，进而把现时纳入过去之中，最终目的是重建关于现时的系谱学。

在《监视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具体讨论了如下主题：罪犯的肉体、酷刑的鲜明性、普及惩罚、温和惩罚、驯服的躯体、正确的训练方法、敞视式监狱、完整严格的机构、违法与犯罪、监狱。19世纪的人以国家监狱堡垒为荣。监狱这种温和形式取代了残酷的断头台。不再惩罚“身”，转而改造“心”。将一切犯人统统投进监狱。这种改造方式是一项新技术：从16至19世纪，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分区控制、监督、评判、训练，使其变得既有用又温顺。人在18世纪找到了自由；但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监狱应该在监视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再次发挥作用。在人类认识和人性惩罚之下，惩戒恐惧无处不在。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主要分析了法国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过程；考察了近代监禁与监狱的诞生；反思了当代暴动现象；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及权力—知识在惩罚社会中的崭新关系。

性或性欲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性为各种关系左右，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外力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性”和“性欲”。和“癫狂”问题一样，“性”与福柯本人的困惑相关。早在写作《癫狂与非理性》时，他就定下对性进行探索的大计划。可以说，《性史》是福柯有话非写不可的作品。原计划写六卷，最后只完成了四卷（至今第四卷仍待出），并且相差很大。在《性史》中，福柯指出，我们需要关于性的理论，只有打开人之性的秘密，才能弄清人为何物。性是一切。冲破性神秘的禁区，使性成为知识的合法对象，给出对性的合理解释。讨论性问题时，必须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于一体。福柯意在将性理论纳入科学。这正是道德系谱学的任务。福柯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论述了古希腊关于性行为方式的理论，讨论了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论，阐释了医学与哲学建立“快感运用”观念的过程，分析了如下各种性关系：男与女、夫与妻、老人与青年、父与女、母与子、师与徒、牧师与俗人等。福柯还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中发现了受自我关怀影响的生活艺术的各种变化。基督教认为肉欲是恶的根源。联系到福柯自身，同性性欲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他生活的巨大障碍。他把自己作为性欲探索的试验品推向思想的极限，以求在更深层次上解释一切由性或性欲引起的种种关系，获得一个原原本本的自我。这个原原本本的自我就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福柯那里，“思”与“活”不可分。“思”有“活”担保，就不会是空灵的，而是厚实的，可琢磨的。从这一点看，福柯的哲学深刻而透明。

福柯的思想远播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也备受中国思想界瞩目。福柯死后，其影响越来越大，受到世人爱戴。1986年，他的师友和追随者在巴黎成立了福柯中心与福柯协会，至今已为研究和传播福柯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早在60年代就被誉为“20世纪的康德”，还被称为“法国的尼采”。福柯的著述为法国文化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他是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一位显赫人物。

洪灵菲

洪灵菲（1902—1934），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开始体力劳动。后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沙基惨案”中做了不少组织和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工作,遭到反动派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后到上海,曾先后在地下党沪西区委、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全国反帝大同盟工作,还在党领导下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同时,与戴平方、杜国庠等人组织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七个常务委员之一,也曾参与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主要工作。1933年,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不幸被捕,同年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流亡》(1928年,现代书局)、《前线》(1928年,晓山书店)、《转变》(1928年,亚东书局)、《明朝》、《气力出卖者》(1931年,乐华图书公司)、《家信》、《长征》、《归家》(1929年,现代书局)、《大海》(1930年,乐华图书公司)等。其他短篇文艺论著,除了发表在《我们》月刊上外,还散见于《太阳》、《海燕》、《拓荒者》、《海风周报》、《大众文艺》等刊物上。翻译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赌徒》等。洪灵菲是左联时期的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努力表现工农群众的觉醒,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努力”(《流亡自序》)。中篇小说《大海》描写了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歌颂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鼓动人们坚决对压迫者剥削者进行斗争;《流亡》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亡生活的描述,反映了在革命低潮时期青年由苦闷转到反抗的过程,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形象地显示出那“窗外的一线曙光”,指出了只有革命才是被压迫者唯一的生路。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他正确地宣传过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群众的关系。他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普罗列塔利亚解放运动中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歌咏着自身阶级的英勇的斗争,唤醒自身阶级里面的大众,它暴露敌对阶级的罪恶,表扬自身阶级的伟大精神”。他自己的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精神。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洪灵菲选集》。

邓云乡

邓云乡（1924.8.28——1999.2.9），学名邓云骧，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善于思考，勤于撰述。退休后，以其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与他有涉的人，或事缘为诱因，或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潜心著书。邓先生是极个别能让历史“活”起来的学者，既渊博厚重，细研历史文化，又细致闲情，深通民俗风情。云乡身后，谁能继之？呜呼，先生生前，默默无闻，如今人们才愈来愈觉出他的价值。粗略统计一下邓云乡的著作，计有《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丛稿》《水流云在琐语》《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清代八股文》《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宣南秉烛谭》《诗词自话》《书情旧梦》《北京四合院》《花鸟虫鱼》《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种。河北教育出版社为邓云乡出版了《邓云乡集》，最近中华书局增补重编后推出了新版。

向达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现当代史学家、敦煌学家。字觉明,笔名方回。土家族。湖南溆浦人。1924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30年经赵万里介绍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秋去英国,在牛津大学任交换馆员,先后赴欧洲各地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壁画等文物和太平天国史料。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至1944年先后两次到西北考察敦煌文物。抗战胜利后,一直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6年11月24日逝世于北京。

向达一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对敦煌文物十分重视。早在1930年,翻译《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6年又翻译《西域考古记》,向国内介绍敦煌及西域文物被盗的经过。1937年以后,又陆续发表《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学导论》等文章,初步介绍斯坦因劫藏敦煌遗书内俗文学作品40多篇,为俗文学研究提供许多难得的资料和线索。向达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一是《论唐代佛曲》(《小说月报》20卷10期)的发表,文章提出“佛曲”发源于印度北宗说,如长达数万言的叙事诗《佛本行赞》、孝子董永、季布歌等是从佛教文学蜕演出来的,至于俗文、变文之类作品大约也是模仿佛教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从而主张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外来的影响,佛曲也与变文无关。二是《唐代俗讲考》,该文最先发表于《燕京学报》,10年后又据新获材料重新改写发表于《文史杂志》,文章通过对唐代俗讲仪式、话本及其源流的探讨,论证中国的白话小说在唐代已经建立起来,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54年,他又参与《敦煌变文集》的辑校整理工作,该书于1957年出版后,一直是汇萃敦煌变文的丰富辑本。

向达在学术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及边疆各地方史的研究上。早在1926年就开始对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之东传进行专题研究,完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特别是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充分的史料论证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唐人的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有着亲密交往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的《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以及《蛮书校注》等论著,均赢得学术界的好评。1957年汇集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内收23篇论文),更是蜚声中外的名作。

倪元璐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园客，上虞县越东乡(今上虞市小越镇)倪梁村人，后移居会稽(今绍兴)。明代学者。七八岁即能诗，17岁中举于乡。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出主江西乡试，命题有讥讽阉党之意。崇祯元年(1628)正月，上疏为东林党人辩诬，又请毁魏忠贤陷害忠良的《三朝要典》。自此疏出，清议渐明，忠良者始得抬头。后历任南京司业、右中允、右庶子等职，先后上疏言“制实八策”和“制虚八策”。八年，任国子祭酒，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所忌，唆使刘孔昭攻击其“妾冒妻封”，败礼乱法，因此罢官南归，居于绍兴城南。时逢越中连岁大饥，筹划赈恤之策甚备，史称“处不忘君，退不遗世”。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翌年五月拜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充日讲官，多次上疏切陈时弊及救援之法，为宦官所嫉。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自缢。南明福王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清顺治十年(1653)，追谥文贞。

工诗文，著有《倪文贞集》。善画山水竹石。喜用水墨生晕之法，苍润古雅，饶有风致。所画山皆崚嶒突兀，林木则苍莽葱郁。陶元藻评其画云：“倪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徐渭以萧疏古淡见风神。”传世作品有天启七年作《临董北宛云壑高逸图》轴，图录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崇祯五年作《树石图》卷，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书工行草，秀逸有姿。书迹有《行草诗翰》轴，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尤瑟纳尔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年6月8日-1987年12月17日）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其祖辈是法国里尔地区富庶的农庄主。母亲生下她十天后去世,玛格丽特随父亲回法国北部蒙—诺瓦尔老家居住,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1912年,父亲卖掉蒙—诺瓦尔庄园,定居巴黎。玛格丽特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从未进过学校,父亲为她延聘家庭教师指导她自学。她博览群书,并随父亲在欧洲各地游历。她通过学习精通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及意大利语。1919年在尼斯通过拉丁、希腊文高中毕业会考。同年创作长诗 《幻想的乐园》,两年后问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父亲死后,玛格丽特在30年代曾长期居住在希腊,搜集写作素材。她虽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影响似乎不大。二次大战爆发,她避居美国,在那里讲学和写作,长达11年之久。1949年回到欧洲,全力以赴从事《阿德里安回忆录》的创作,这部书她在战前即已开始写作,但未完稿。1951年12月 《阿德里安回忆录》发表后获巨大成功,次年获费米纳文学奖和法兰西学院大奖。这部作品奠定了尤瑟纳尔在法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她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居无定所,在欧洲、北美、非洲等地游历,同时很勤奋地进行笔耕,著作甚丰,主要作品有: 《一弹解千愁》(1939—1953),《阿莱克西》 (1929),《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1959),《苦炼》(获1968年费米纳文学奖),《虔诚的回忆》 (1974),《北方档案》 (1977),《默默无闻的人》(1981),《象水一样流》 (1982),等等。尤瑟纳尔于1987年12月18日在美国去世。尤瑟纳尔的作品题材广泛,既写古代历史,也写现代生活,作品风格严谨,隽永,文字典雅朴质,颇具古典神韵。

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东南),生于开封(今属河南),苏易简之孙。少以父荫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尉。景祐二年进士及第(《隆平集》卷六),知毫州蒙城县。宝元初,知长垣县。康定元年,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庆历三年范仲淹举荐,召试,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四年十一月,以卖废纸钱为祀神酒会,被诬为“监主自盗”,罢官为民。五年,南下苏州,筑沧浪亭以居。八年,复官为湖州长史,未赴任,十一月,以疾卒,年四十一。舜钦慷慨有大志,喜好古文,不受当时西崑体浮艳诗风的束缚,与穆修等致力于古文创作,欧阳修《苏学士文集序》称:“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甚至说:“余学古文反在其后。”对其改变文风的影响推崇有加。其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原于古,致于用”(《石曼卿诗集序》),强调言必归于道义,而文不以雕琢害正,云:“言也者,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矣。故每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上三司副使段公书》)。文学创作活动大致按进奏院事件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积极参政时期,故其诗文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就当时的政治事件或社会现实直抒己见,文笔犀利,议论激烈,以雄豪奔放为特色。《庆州败》诗叙述宋军与西夏战争失利,指斥宋军将帅怯懦无能、士兵技艺荒疏。其馀如《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都是这一类作品。自获罪至去世四年多时间为后期,作品数量几与前期相等,政治色彩减弱,寄情山水之作增多,思想更加深沉,形成一种沉郁顿挫,恬适清新的风格。散文《沧浪亭记》描写沧浪亭的幽美风景,抒发闲适自如的生活情趣,隐约表现出对自己所受打击的愤懑之情。《答韩持国书》,揭露朝廷大臣相互间的争斗,世态炎凉。这一时期的一些诗歌,如《淮中晚泊犊头》、《初晴游沧浪亭》、《独步游沧浪亭》、《夏意》,描绘江南旖旎风光,显得清新别致,具有唐人绝句风韵(《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二、《石洲诗话》卷三)。其诗在当时与梅尧臣齐名,号称“苏梅”,但他与梅尧臣之诗风迥然有别,欧阳修《六一诗话》评论:“(梅)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南宋刘克庄也称“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至于近体诗,则“极平夷妥帖”(《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这些评论大都为中肯之言。苏舜钦也有一部分诗缺乏含蓄意蕴,显得粗率生硬。苏舜钦的著作在其去世后由欧阳修编为《苏学士文集》十五卷(《与梅圣俞书》,《郡斋读书志》卷一九署作《沧浪集》)。现存《苏学士集》十六卷,有清康熙三十七年刊本、《四库全书》本。今人整理本有沈文倬《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杨重华《苏舜钦诗诠注》(重庆出版社,1987年),傅承骧、胡向涛《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三○九至三一六录其诗八卷。《全宋文》卷八七四至八八一收其文八卷。事迹见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隆平集》卷六《苏易简传》附传、《宋史》卷四四二本传。今人沈文倬、傅承骧等分别编有《苏舜钦年谱》。

吴组缃

吴组缃（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现当代作家、学者。原名祖襄,曾用笔名有寄谷、野松等。安徽泾县人。1920年入宣城省立第八中学,经常听恽代英讲演。1921年转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主编过校刊《赭山》。1923年第五中学因遭军阀压迫而改组,他又先后就读于南京私立新民中学、上海私立持志大学,并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短文。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鸢飞鱼跃》。1927年因结婚停学在家,任茂林村养正小学教员。1928年9月复学于上海持志大学。1929年9月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年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后继续在清华研究院学习。1932年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帝大同盟。1933年6月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评茅盾的〈子夜〉》。1934年先后创作并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太平天下》、《樊家铺》。他在1934年和1935年发表的小说、散文,编成《西柳集》、《饭余集》出版。1935年1月受聘到泰山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1937年随冯玉祥参加抗日工作,并协助冯玉祥修改《我的生活》。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41年发表了描写农民参加抗战过程的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书名为《山洪》),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青年农民的形象。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随冯玉祥赴美国考察。9月,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50年代以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等职。自1952年至今,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吴组缃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了《对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一点理解》、《关于向优秀古典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学术论文。其中后两篇被选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他还与人合作编著有《历代小说选》。文学史专著《宋元文学史稿》、《明清文学史稿》,古典小说评论集《说稗集》也即将出版。此外,吴组缃还出版有文艺评论集《苑外集》、散文集《拾荒集》,《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及收录于“熊猫丛书”中的《吴组缃作品选》等。

迪克森·卡尔

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年11月30日—1977年2月27日），美籍推理小说家。卡尔是推理小说黄金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和艾勒里·奎因、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黄金时期三巨头”。他独以密室题材的构思见长，一生共设计出五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密室，故有“密室推理之王”的美誉。1963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简称MWA）一致同意向卡尔颁发“终身大师奖”。他的代表作有：《三口棺材》、《犹大之窗》、《歪曲的枢纽》、《燃烧的法庭》等。

卡尔的作品集欧美浪漫本格之大成，侦探小说家埃德蒙·克里斯宾总结他的成就说道：“论手法之精妙高微和气氛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之列。”不可能的谜团需要同样不可能的气氛来烘托，营造出一种亦幻亦真的效果。卡尔借助于古老传说 哥特化的场景，自然的烘托除超自然的恐怖感觉。在《女巫角》中，传说身为女巫绞刑场查特罕典狱长并拥有此处大批地产的石塔波斯家族继承人注定要断颈而亡，果然在众人的监视之下，石塔波斯家长子坠楼身亡。梅利维尔系列的《红寡妇血案》（1935）同样是多人监视着上锁的房间。可是就在那间传说会吃人的屋子里，果然发生了密室毒杀事件。卡尔也是黄金时代最早提出公平竞争的作家之一。他完全利用公平的线索合理的解答，让小说最终走上逻辑的道路。英国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今日的小说在轨迹上没有哪个能和克里斯蒂和卡尔的相媲美。”在他超过八十本长短篇小说中，几乎将所有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不可能犯罪谜团写了个遍，设计了超过五十种的密室，构思之巧就连克里斯蒂也自叹弗如。对于小说中的手法，卡尔常亲手加以实验，以确保诡计的可行性。

乾隆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清世宗胤禛第四子。

二十五岁即帝位，年号乾隆。在位崇文尚武，先后弭平准噶尔部并大、小和卓木割据势力，底定西部疆域。乾隆二十年(1755)，申鸦片烟禁。五十八年(1793)，严拒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之蛮横要求，挫败其殖民主义侵略图谋。开馆纂《四库全书》，命修《清通志》、《清通典》，续修《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又大兴文字狱，诛连之广，犹甚康熙、雍正时。晚年宠信和珅，纲纪日弛，而清王朝亦由极盛而中衰。在位六十年，自号“十全老人”，谓文治武功，为古今帝王之最，实乃自炫过甚之辞。后传位太子，仍主要政。嘉庆四年(1799)卒，庙号高宗。

弘历效法玄烨，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六次南巡，扬州为必经之地。究其本意，当在深化满汉融合，彰显政通人和之乾隆盛世。而其心目所注，一在经济，一在文化。

经济。厚农重商，尤重盐业营销。乾隆年间，两淮灶户逢灾之年，循例每予赈济，而营运有卤耗，则额定食盐每引(当时约350斤左右)折去损耗50斤。总商资金匮乏，间亦充发皇帑白银低息借贷。于是灶户无忧，盐商滋利，两淮盐业趋于极盛，盐商资本较明代增值10倍之多，总量7000余万两，与户部存银大略相当，为朝廷财经大厦之主要支柱。自乾隆十三年(1748)至六十年(1795)，两淮盐商因军需之捐，即输银1510万两;而康熙至嘉庆年间，总计输银近4000万两。“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其“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而扬州之繁华，亦得力于盐业之盛。以盐商资本之多项投入，扬州之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工艺、文化、教育、戏剧、曲艺、医药、印刷、饮食、休闲、园林诸业，亦由兴旺而鼎盛。当是时，扬州市井相连，舟车辐辏，生齿蕃滋，商贾云集，于世界十大城市中位居第六。有统计云，当日清廷国库之入，占世界总量之32%，扬州独占8%，为其他城市之莫可比并者。而扬州园林之美，更为盛极一时。城郊大小园林凡110余处，泰半为盐商所建。由北门至平山，两岸十余里，楼台相接，步移景换，有“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之说。弘历尝谓，自“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由是可知，以扬州为中心之两淮盐商，演绎着康乾盛世之百年辉煌，而当日之扬州，乃康乾盛世之辉煌缩影也。

文化。正反两手，交互为用。弘历首次南巡，曾道经江宁，往祭明太祖陵。驻跸扬州之日，每派员于史公祠致祭史可法，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正。时户部侍郎彭元瑞以所得之史可法像及其家书合卷进呈，弘历亲题“褒慰忠魂”四字，制诗一首于卷端，令勒石史公祠壁，以垂久远。其诗有云：“凡此无非励臣节，鉴兹可不慎君纲。”祭明朝开国之君，祀明朝死节之臣，泯去满汉形迹，唯存君臣之体，为其君临天下正名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于天宁寺西侧建文汇阁，先后颁藏《古今图书集成》并《四库全书》各一部，谕令派员司其事，俾士子得抄录传观。四十六年(1781)，又于扬州设词曲局，修订古今曲剧1013种。每至寺观园林，或题匾赠联，或吟诗纪行。举其要者，匾如：天宁寺之“大观堂”、“静吟轩”;高旻寺之“邗江胜地”、“江表春晖”、“罨画窗”;法净寺之“蜀冈慧照”;康山之“康山草堂”。联如：“众水迴环蜀冈秀，大江遥应广陵涛”(高旻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天宁寺);“淮海奇观，别开清净地;江山静对，远契妙明心”(法净寺)。南巡期间，在扬州留诗180余首。诗多理学气，间亦掺入禅意，偏于说教，大多枯涩乏味，然短制如七绝，犹有可观者，如《小金山》二首：“俯仰烟霞尽可招，试求高处只三霄。客来正值新秋景，白日凉颸天泬寥。”(其一)“嵚岖嶻嶪许谁攀，想象罗天咫尺间。不必扬帆过扬子，小金山胜大金山。”(其二)并非工笔细描，而于“想象”中作心灵感悟，别具审美情趣，诚扬州风物之一助也。然弘历之于汉文化，固有推衍弘扬之功，亦有戕害摧残之行，犹其所佩之双刃剑也。乾隆四十三年(1778)，扬州东台县故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稿》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之句，为户部右侍郎刘墉所举发。时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皆已故去，弘历盛怒之下，下令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徐食书及诗集之校对者均斩监候;已故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于诗集前为徐述夔作传，命夺官、罢祀、削谥，仆其墓碑，此即耸动一时之“一柱楼诗案”。由康熙、雍正而乾隆，文字狱愈演愈烈，天下士子如惊弓之鸟，朝不保夕。龚自珍《咏史》有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然中国文化之发展，固有其自身之规律在，亦有其前驱先路之俊彦在。乾隆后期，稍晚于吴派与皖派，扬州学派又巍然崛起。斯派博大而通，汇而能融，融经学、史学、文学、天文、舆地、历算诸学科为一炉，以“致用”为锐器，光大学术，探讨国是，关注民生，执学界牛耳凡数十年。此扬州人引为自豪者，亦弘历宜所乐见者也。

弘历有诗集《御制诗》传世，总41800首，固有臣下代作，而己作宜有过半之数。

叶盛

叶盛(1420～1474)，字舆中，号蜕庵，别署淀东老渔，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学者。正统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代宗时，进都给事，迁右参政，督宣府，协赞军务。天顺年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宪宗时，擢礼部右侍郎。时议搜河套，复东胜，他力言不可，后出师，果然无功而返，人均佩服其有先见之明。晚年官至吏部右侍郎，死后谥文庄。长于著文，有 《菉竹堂稿》《水东日记》《叶文庄奏议》 等传世。

主要书斋号有：菉竹堂。“菉竹”一语典出《诗经·卫风·淇奥》： “瞻彼淇奧，菉竹猗猗。”“绿”在古时通 “菉” 字。叶盛取学问须自修之义，故命自己的书斋为 “菉竹堂”。

他平生爱书如命，以后涉足仕途，公务之余，不问他事，惟端坐菉竹堂，专事抄写、整理、校勘图书。人称他做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其读书格言为： “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政，借非其人，亦不孝”。一生藏书极富，有数万卷之多。编有《菉竹堂书目》。生前曾计划构造一座书房以专门保存藏书，因壮年而逝，未能如愿。后其孙叶恭焕遵其遗嘱，建菉竹堂，藏其书。

盛长于七律、七绝，往往写得俊逸浑融，颇见功力，如《廉州》、《开封怀古》等诗皆有这样特长。陈田《明诗纪事》评其七言近体说：“风格遒上，即精研声律者，无以过之。”另外，盛有不少感时伤世的诗作，如《通州驿夫行》、《伤流民》、《西兵未解，城中时疫死亡相枕藉》等，都能及时反映现实问题。著述甚多，有《开封纪行》、《菉竹堂稿》、《泾东小稿》及《菉竹堂书目》等，清圣祖康熙(1662—1722)年间，叶氏赐书楼曾汇集其稿，刊刻成《叶文庄公全集》，凡三十卷。《明史》卷一七七有传。

李季

李季（1892年－1967年2月）又名原博、卓之，字懋猷，号协梦、移山郎。中国共产党早期53名党员之一，是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者之一，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人物。1915年，李季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科学习。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李季的思想迅速左转，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位成员之一。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季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之事，1922年辗转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4年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李季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社会学教授。1929年，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并出版《无产者》月刊，主要登载托洛茨基的文章，后来被称之为托派。此时在上海的李季参加了这个托派组织。是年12月15日，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81人签名并发表的《我们的意见书》。1934年，李季宣布退出托派组织。此后，李季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埋头翻译和著作。

著有《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年）、《我的生平》（1932年）、《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1932年）、《古史辨的解毒剂》（1946年5月）等，译有《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1923年）、马克思《通俗资本论》（1926年6月）、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1929年7月）、威廉·布洛斯《法国革命史（上中下）》（1929年9月）、恰耶偌夫《社会农业及其工作方法》（1929年）、《经济学批判》（1932年）、西门士A·H《美国社会势力的发展史》（1932年）、海尔博《妇女自然史和文化史的研究》（1932年9月）、《达尔文传及其学说》（1933年）、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3年）、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1934年）、《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人类在自然界的特别位置》（1936年）、罗素《心的分析》（1947年2月）、《现代资本主义》（193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1957年）等。尤其是1926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传》（上中下），约70万字，是他在德国留学时所作。该书把详尽介绍马克思生平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季、刘仁静于1950年1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李季的声明》、《刘仁静的声明》，对过去参加托派活动及脱党行为表示忏悔。此后，李季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出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叶梦得

叶梦得（1077年—1148年8月17日）南宋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住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嗜学早成。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以蔡京荐，神宗召对，颇受赏识，特迁祠部郎官。大观初除起居郎。二年(1108)，累迁翰林学士。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颍昌府。因发常平粟赈民等事，得罪贪官污吏杨戬、李彦，遂遭废黜。高宗即位，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又迁尚书左丞。绍兴间，曾两任建康知府，积极致力于抗金防务及筹措军饷，使诸路官兵能悉力以战。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因与监司异议，上书请老，迁临安洞霄宫，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晚年退居湖州乌程弁(一作卞)山，读书吟咏消遣以终。绍兴十八年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

叶梦得历仕哲、徽、钦、高宗四朝,是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等方面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一生著述丰富,据有关文献记载,其面世著作多达三十余种,现留存十六种。这些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受到宋人和后人的推崇。梦得学问博洽，熟悉前代故实。文学创作以词较有名，间有感怀时事之作，风格婉丽雄杰，明显受苏轼豪放词风影响。又能诗。论诗提倡抒写胸臆，吟咏性情，反对“组织雕镂”、一味追求语言工巧。而其论诗宗旨，则与严羽相仿佛，部分论点或当为严羽相应论点之所出。著有《建康集》、《石林词》、《石林诗话》、《石林燕语》、《避暑客话》等。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Holbach，1723—1789)，原名亨利希·梯特里希(Heinrich Diefrich)，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

霍尔巴赫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海德斯海姆村，父亲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商人。1735年他随父移居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主，在他统治下，法国民生凋敝，对外战争频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堪忍受沉重的压迫而进行反抗，新兴资产阶级也由于赋税增加影响资本积累而对封建专制制度不满。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一度达到鼎盛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时已经危机四伏。进步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开始从事启蒙活动。霍尔巴赫就在这时从德国迁居法国，并在巴黎度过青少年时代。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和早期启蒙思想，给年轻的霍尔巴赫以深刻的影响。

1744年，霍尔巴赫到荷兰的来顿大学读书。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荷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出版较为自由，产生了斯宾诺莎、格老秀斯、惠更斯、伦勃朗等大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西欧各国受迫害的进步学者多以荷兰为避居地，一些在本国无法出版的进步书籍可以在这里出版。来顿大学更是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和新思想的中心。因此霍尔巴赫在来顿大学学习几年，受益不浅，为其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748年，霍尔巴赫大学毕业回到巴黎。这时，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人正积极筹备编纂《百科全书》。霍尔巴赫立即参与这项工作，并成为狄德罗的挚友。在整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霍尔巴赫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但自始至终参加了《全书》的编写，为《全书》撰写了近四百个条目，而且还利用从伯父继承来的贵族头衔和财产，为“百科全书派”的活动提供方便，他的沙龙是“百科全书派”重要活动中心。霍尔巴赫是这部巨著得以完成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参加编撰《百科全书》的同时，霍尔巴赫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译成法文。他深入地研究了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向法国科学界介绍了德国化学、矿物学著作。在继承欧洲唯物主义优秀传统和对自然科学有较深研究的基础上，霍尔巴赫形成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和机械唯物论哲学体系。

1761年，霍尔巴赫写成《揭穿了的基督教》，匿名出版;1767年匿名出版《袖珍神学》、《被揭穿的教士》;以后又出版《神圣的瘟疫》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性质，因而招致专制国家和教会的禁毁。1770年巴黎法院判决，公开销毁《揭穿了的基督教》。一名青年因携带该书，被当局查获，惨遭酷刑，并处以充军9年的重罚。这一事件表明，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著作在反动营垒引起极大惊恐。

霍尔巴赫的最主要哲学著作《自然的体系》，于1770年匿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这部被誉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的两卷本巨著，是法国机械唯物论最重要、最有系统的著作，也是欧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该书一问世，立即震动欧洲学术界，进步人士热烈欢迎这部著作出版，而封建卫道者们却惊恐万状。当年8月，巴黎法院作出判决，公开销毁《自然的体系》;11月，罗马教皇宣布《自然的体系》为禁书。

在发表《自然的体系》之后，霍尔巴赫又陆续匿名出版了《健全的思想》、《社会体系》等重要著作。

在上述著作中，特别是《自然的体系》中，霍尔巴赫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者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概括和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以及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

1789年1月，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不到半年，霍尔巴赫离开人世。他虽然未能亲眼看到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但他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却直接影响了这次革命的进程。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①

霍尔巴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一生始终坚持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无情地加以抨击，指出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情欲、任性、以及某些统治社会的人物的个别利益之上”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们自己成了社会的绝对主人，而法律只是他们“偏私”的一种表现。他愤怒地斥责专制君主具有的权力乃是“一种暴力、一种僭夺、一种显然的暴 虐。”霍尔巴赫无情地揭露王朝的奢侈颓靡和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灾难，指出：宫庭就是使人民堕落的中心;而专制制度则是农村凋敝、土地荒芜、人民饥馑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专制统治必然要引起革命，反抗专制制度的革命是合理的。

霍尔巴赫深受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君权神授”的胡说，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由全体订约者组成的社会“经常保留着一种绝对的权威”，即国家的主权应属于全体人民;人民的共同意志就是法律。在他看来，领袖、君主只是“社会权力或大或小的一部分之受托者，而并不是它的绝对的主人，也不是国家的所有者。”君主应该服从法律，而不是法律应该服从君主。人民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限制或取消他们委托给君主的权力。霍尔巴赫的社会政治观点，反映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人民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要求，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霍尔巴赫是无神论者。他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出发，断然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有物质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只有能被我们感官感知的东西，我们才能确信其存在。上帝既然是非物质的、无法被我们感官感知的东西，那么它肯定也是不存在的。那些吹嘘看见过上帝的人，在霍尔巴赫看来，不是说谎者，就是把自己的梦幻当作真实东西的狂人。

霍尔巴赫的无神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其锋芒直指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义。霍尔巴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神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王侯们“正是在神本身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极大权力和崇高称号”。宗教一方面赋予专制君主胡作非为的权力，把他们的权力神化，一方面又劝导人民安于专制制度的统治，起着暴力不能起的作用。因此，“专制主义、暴政、王侯们的腐败和特权，以及百姓们的盲目”，“所有这些，都应归咎于神学的概念和牧师们的卑劣的谄媚。”

当时法国的僧侣和贵族，同属特权等级，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霍尔巴赫在著作中，无情地撕下僧侣们的伪善面纱，把他们贪婪、残忍和种种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尖刻地指出：“教会掠夺人民，以便他们能够得救;它使人民陷入贫困，以便他们能厌弃尘世幸福并向往来世幸福。”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著作，如匕首投枪，直刺僧侣们的隐私，使他们威信扫地。由于霍尔巴赫的无神论思想富有战斗性，因而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①

霍尔巴赫一生主要从事哲学活动，是十八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深受笛卡儿物理学的影响。他也象笛卡儿一样，认为物质及其运动是宇宙唯一的存在。他说：“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物质和运动。”在他看来，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不但无生命的东西如此，就连人也是“一个由不同物质组织而成的有机整体”。当时有一些唯心主义者口头上也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但是认为在物质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性本原，它创造和形成了物质世界。霍尔巴赫针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指出，“把物质的创造和形成归之于一个精神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同样它也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在物质世界之上没有、也不能有一个精神性的本原作为世界的创造者。精神不但不能创造物质世界，而且它还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由各种不同物质组织起来的人的肉体的功能。霍尔巴赫的这些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

霍尔巴赫的认识论继承了洛克感觉论中的积极一面，抛弃了洛克所谓的“第二性质”是主观产物的唯心主义渣滓。他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果离开感觉经验，堵塞反映客观外界事物的通道，从主观本身是不会产生出任何认识的。因此，人的一切观念都是从后天经验中获得的，即使象“全体大于部分”一类的公理，也“永远是获得的”。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霍尔巴赫批判了笛卡儿宣称的人具有“先天观念”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那种认为不反映客观外界事物从人的“灵魂”本身就可以产生出观念来的观点，完全是宗教偏见。

霍尔巴赫在重视感觉经验的同时，也给理性认识以一定地位。他已看到感觉虽然是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还是浮浅的、表面的，只有上升为理性认识，人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他克服了经验论者只重感觉，唯理论者只重理性的片面性。

由于时代的限制，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特征。在自然观方面，霍尔巴赫对物质这个概念，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理解。他所说的运动实际是指机械位移。他甚至认为，人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由大量物质配合而成、随着各种性质、比例、活动方式而变化的机器”。在认识论方面，他还不懂得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把认识看作主观对客观纯粹消极的反映。在历史观方面，他把观念、动机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认为一个观念，通过语言传播，可以“在一国之内产生革命，或竟至于影响全球。亚历山大就是这样决定了亚洲的命运;穆罕默德就是这样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霍尔巴赫的哲学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仍不失为十八世纪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丰富了唯物主义哲学宝库。在欧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霍尔巴赫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