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

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年—1927年)，德国汉学家。1870年(同治九年)考入中国海关后任夏门海关帮办。1878—1886年(光绪四一十二年)在上海海关选册处供职。后历任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口岸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在华期间,大量接触并研究汉文文献, 曾任1886—1887年度亚洲文会主席。1897年辞职返德,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01年德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赔款要求前,曾就中国之偿付能力征求其意见。后应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该校第一任汉文教授。1917年返德。主要著述有:《大秦国全录》、《古瓷》、《中国研究》(三卷)、《中国艺术之外来影响》、《胶州湾及其内地贸易》、《中国铜镜》、《周朝末年以前之中国古代史》等。还同美国驻华公使汉学家柔克义合译赵汝适《诸蕃志译注》为英文。

智俨

智俨（公元602-668年），唐代僧人。华严宗二祖。据《续高僧传》卷二五、《法顺传》后附以及《华严经传记》卷三等载,俗姓赵。天水(今属甘肃)人。十二岁从杜顺出家,到至相寺随杜顺弟子达法师学习。后有两位梵僧游至相寺,从其学梵文。十四岁受沙弥戒。随法常习《摄大乘论》数年。二十岁受具足戒,往各地听讲《四分》、《迦延》、《毘昙》、《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经论。又曾随静琳法师学习。后在至相寺随智正法师习《华严经》,并立志专弘此经。研究北魏慧光律师的《华严经疏》,对“别教一乘,无尽缘起,欣然赏会”。主要以“十玄”、“六相”之说发挥“无尽缘起”的理论,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理论框架。晚年常讲《华严经》、《摄论》。因常居至相寺,故称“至相大师”。又居云华寺,故称“云华尊者”。终于清净寺。所撰义疏“凡二十馀部”。现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四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二卷、《楞伽经注》七卷(残缺)等。弟子有慧晓、元晓、怀齐、薄尘、义湘、道成、慧祐、法藏等。

徐乾学

徐乾学（1631—1694年），清初学者。字元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康熙进士，授内宏文院编修，迁赞善，充明史馆总裁，累迁侍讲、詹士、内阁学士、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授刑部尚书，因案狱受牵连，被拘，解部事。归里后设书局于洞庭东山，延聘通儒硕学，从事编纂。《清儒学案》称“健庵博识，多通史学、舆地、礼制、掌故、延纳众长，规模闳大。乾嘉学派之先声，于此肇焉”，未免过誉。然于史学确有创见。曾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又奉命撰《鉴古辑览》、《古文渊鉴》两书。又修《大清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凡例》。认为好的史书应是体大义密，记事真实，辞旨达意，搜采广博而择取精审，不受文与质、繁与简关系的制约。他说：“臣闻史之为书，体闳而义密，事核而辞达，采之博而择之精，如是之谓良史，不系乎文与质、繁与简也。”(《憺园文集》)并辨《史记》和《汉书》之优劣，认为班固之于司马迁有四不逮：一是《史记》其文恣肆，如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诸语，勃勃生气，而班固删之。如此类甚多，此一不逮也。二是《史记》之《表》乃兴亡理乱之大略，而固之表则普牒，此班之二不逮也。三是马有奇气，而固欲以整齐胜迁之诙谲，而其所谓整齐亦有可议，此班之三不逮也。四是班更河渠为沟洫，但沟洫非汉制而班以表其书，名不当实，又如易封禅曰郊祀，改平准为食货，皆有不当之处，此班之四不逮也。这些不失为公允精到之论。其著作尚有：《读礼通考》、《古文尚书考》、《夏商周三祝说》、《憺园集》等。

张炎

张炎（1248－约1320）宋元间词人。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出身于世胄显贵之门，六世祖张俊，封清河郡王，曾祖张镃、祖父张濡，父亲张枢，均晓音律，工诗词。其人承家学，外受师传，精乐理，善诗词。少风流阔绰，宋亡，张濡被杀，家产“籍没”，遂落拓浪游。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游大都，失意而归，漫游江浙等地，生活困顿，曾设卜肆於鄞县(今浙江宁波)。晚年归隐西湖，潦倒以死。其以咏物词著名于时。早年，多写湖山游赏、风花雪月，宋亡后，则多寓伤今怀昔之情，咏叹遗民身世。其词音律协洽，句琢字炼，雅丽清畅，托物寄意，后世以其与姜夔并称。其集一生词学研究之成的《词源》，为我国最早词话体词学理论专著之一。上卷为音乐论，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下卷为创作论，所论多为词的形式，其论虽有唯美倾向，但仍不失为我国词学理论发展新水平的标志。他有词集《山中白云》八卷传世，清人江昱为作疏证。内中多有“身世盛衰之感”，风格“苍凉激楚”(见《四库全书提要》)，从中可以体味出遗民的伤今怀昔之情。张炎词作讲究音韵格律，继承了周邦彦、姜夔一派重形式音律的传统。

郭茂倩

郭茂倩（1041年－1099年）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据南宋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郭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郭源中之子，曾编撰《乐府诗集》100卷。其余不详。《乐府诗集》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乐府诗，还保存了已失传的古籍。如题解中征引的《古今乐录》等。《乐府诗集》所收集的乐府， 自不尽可考的陶唐之作始，到五代止，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 新乐府辞等12类。这样的分类， 比《隋书·乐志》和杜佑《通典·乐曲》的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乐、短萧绕歌四类全面而合理， 比郑樵的《通志·乐略》分为53类来得概括而不繁琐。

黄淮

黄淮（1367年6月1日-1449年6月22日），字宗豫，号介庵，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明朝初年政治家、内阁首辅。

洪武末年，考中了进士，授职中书舍人。

明成祖即位后，整顿朝纲，考察朝臣。黄淮应召与明成祖当面应答，他答对得体，不乏独到之处。明成祖很高兴，让他和解缙同为侍读，时时跟随左右，以供征询。

黄淮常与明成祖高谈阔论，有时说得忘情，不知不觉已到深夜，明成祖仍不尽兴，就躺在被窝里，让他坐在床前继续聊下去。朝中的重大事件及一些机密黄淮总是先知道。

后来，黄淮和解缙、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六人一起供职文渊阁，改任翰林编修，并为皇帝侍读。

明成祖准备册立太子时，征求黄淮的意见，黄淮认为，按惯例，应该立长子为太子。等太子册立后，黄淮改任左庶子并兼为太子侍读。

永乐五年(1407)，解缙因进谏等原因触怒了皇帝，被贬官，黄淮升任右春坊大学士。次年，黄淮奉命与胡广、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一起教育皇太孙，担起培养后代皇帝的重任。又明年，皇帝出巡北疆，留皇太孙坐守朝中，需得力大臣辅佐，黄淮正当此任，与骞义、金忠、杨士奇一起留在皇太孙身边。永乐十一年(1413)，皇帝再次出巡北疆，黄淮仍留下来辅佐皇太孙。

永乐十二年(1414)，瓦剌在边境不断挑起事端，边疆人民深受其苦，永乐帝决定御驾亲征。战争暂停后，皇帝自边疆还朝，留守朝中的太子出来迎驾，但拖延了时间。永乐帝历经鞍马之苦，终于归来，太子安居朝中却如此怠慢，怎能不令人恼怒。永乐帝追查此事原因，朝中大臣高煦趁机进谗言，诬告太子及其属官，永乐帝一怒之下，将太子的属官全部问罪，投入狱中，黄淮及杨溥、金问等作为太子亲信，首当其冲问罪下狱，在狱中一呆就是10年。

明仁宗即位后，黄淮得以平反，重见天日，官复原职。时隔不久，升为通政使，并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人共同执掌朝中大权。

正当仕途顺利，黄淮家中却出了不幸。黄淮老母去世，照例，黄淮例应放下政务，回家为母亲守丧。上表奏请，仁宗皇帝视他为得力助手，须臾不可离左右，便不准许他的请求。第二年，仁宗加封他少保，户部尚书，仍旧兼任大学士一职。

短命皇帝仁宗驾崩后，政治局势顿时紧张，因为此时太子还在南京，而汉王却蓄谋已久，虎视眈眈，觊觎帝位。这一形势，朝廷内外都看在眼里，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黄淮为先朝重臣，明了其中危急，更是心急如焚，苦思良策，竟然急火攻心，口中吐血，真可谓呕心沥血。

宣德二年(1427)，黄淮身体每况愈下，难以承受操劳之苦，上表请求告老安享晚年，宣宗皇帝准许。这时，父亲黄性已年届九十，去日无多之年了，黄淮承欢膝下，生活颇为惬意。人终有一死，黄性以九十多岁高龄去世。宣宗遣使前往吊唁，以谢黄淮几朝重臣之功。丧事完毕，黄淮又亲自入朝，向皇帝谢恩。

黄淮来到京城，宣宗非常高兴，让他安心住下尽情玩乐，正赶上元宵佳节，京城千家万户点燃花灯，绚丽缤纷，热闹非凡，上到高官下至百姓，都涌上街头沉浸于节日的欢乐之中。西苑中，更是华灯闪烁目不暇接，火树银花穷极奢华，为皇室专用之处，皇帝恩许黄淮入园游玩，念及他年老体衰，命人准备肩舆，让他坐上进入园中，有景色之处任他随意观看，最后登上万岁山，居高临下，一览全园景色，尽享皇家风光。

时值科举考试，黄淮学识渊博，又入宦海多年，正是恰当的主考官，宣宗委以重任，命他主持会试。黄淮当然胜任，使得会试顺利结束。

在京城住了多日，黄淮向宣宗提出回家，宣宗也不挽留，让他回去。行前，宣宗在太液池设宴，约朝中大臣前来，为黄淮饯行。席中宣宗情真意切，叙惜别之情，酒到酣处，击节长歌，以赠黄淮。黄淮辞别宣宗及朝臣，上路回家。临别，宣宗又叮嘱他：“等我的生日到时，你一定要再来京城”。

次年，宣宗生日，黄淮如约到了京城，为皇帝祝寿。君臣尽欢之后，黄淮回家。

宣德十年(1436)，宣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黄淮再次来到京城，参加即位大典。

黄淮晚年深受几朝皇帝器重，都来自于为官深得人心，他一生为官，以英明果断为人称道。永乐年间，仁宗还身为太子，刚参预治国之道，长沙人李沙良起兵，朝野震惊，仁宗命未城侯李彬出兵镇压。汉王这时已经怀有异心，担心太子为此立功，树立威望，对自己的地位有影响，就称李彬不懂军事，是无能之辈，不能担当此任。朝臣对此都心里清楚，但对汉王有所忌惮，无人敢出面反对，只有黄淮仗义直言，驳斥汉王。说：“李彬带兵多年，深谙军事，命他平叛，一定马到成功，应该让他率军火速出击。”黄淮的意见被采纳，李彬获准出兵，果然如黄淮所说，交战不久就把李法良打败。黄淮此举深为朝臣佩服。

此后不久，又有人告发有结党犯上之嫌者，皇帝召见黄淮，征询对策。黄淮认为，在洪武末年，曾发布过与此有关的禁令，对此不必严加追究。吏部对于此事的意见却不相同，认为当年以“靖难”为名起兵的时候，南方人在北方割据自立，不肯马上依附的，都发配去戍守边疆了，如今也应该按这个先例决策。黄淮认为，对于此类尚不明朗的事件，如此大动干戈并不能杀一儆百，解决问题。皇帝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西部边疆，有一个叫阿鲁台的部族，因边境动荡，多年流落域处。事态安定后，族人渴望安宁，举族归来，征得朝廷准许，进入吐蕃属地，散居在吐蕃各部。然后，阿鲁台人又上奏皇帝，要求以金块刻上誓词，然后把金块磨碎放入酒中，和各部酋长共同饮酒，结成盟约。这事关系边防大计，朝中大臣们慎重讨论。有不少人认为，边境各部加强团结，有利于边防安全，可以准许这个请求。黄淮提出异议，认为边疆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相联，势力相对减弱，有利于朝廷控制，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势力合一，则大不相同，朝廷就很难控制了。皇帝听后，大为赞许，对议论纷纷的朝中大臣们说：“黄淮考虑问题，就像站在高山之上，视野所及，远远超过大家。”

曾经有一个大宝法王，从西域远道而来朝见皇帝，皇帝为褒扬他的行为，打算刻制一枚玉印赐给他，事前，把准备好的璞玉拿给黄淮看，征求他的建议，黄淮说：“朝廷赏赐给番族的有关告诫之印，题刻‘敕命’，‘广运’两个内容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玉过大，用来送给远道而来者，显朝廷之尊是不合适的。”

人生苦短，正统四年(1450)六月，黄淮以83岁高龄在家中去世，谥号文简。

叶桂

叶桂（公元1666年～公元1745年），生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卒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著名医学家，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先世自皖迁苏，祖辈、父辈皆精于医道。

叶氏14岁丧父，于是跟着父亲的门人学医。他聪颖过人，很快便超过了老师，加之在医艺上不断精益求精，“自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因而终成一代大家。

叶氏在医理上，主遵张仲景，能师古而不泥古，亦能采纳民间单方、验方。温病学说方面，总体构架源于仲景之说而辅以刘完素之论。杂证则综合孙思邈、李杲、朱震亨、张景岳、喻昌诸家，并有所发挥。他一生致力于临床工作，救人无算，因而著述不多。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治》是其学生辑录他的医学成果而成。

叶氏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很好。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清人的笔记小说多有记述。

[正 史]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①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开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于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②。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用一剂，讵③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④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尠⑤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⑥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于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

《清史稿·叶桂传》卷五○二

[注 释]

①歙：县名。即今安徽省歙县。②藏：通“脏”。③讵：难道。表示反问。④消息：平息。⑤尠(xian)：同“鲜”。少。⑥章楠：清末医家。字虚谷，浙江会稽人。受叶桂、薛雪关于温病学说的影响较大，对温病学有一定贡献，在杂病的辨证论治上经验亦丰富。著有《医门棒喝》。

胡士莹

胡士莹(1901—1979年3月8日)，诗词学家、戏曲学家、书法家、作家。室名霜红簃,字宛春。浙江省平湖县人。自幼即喜古典诗词,并从塾师学习《诗经》和古诗文。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名“东南大学”),为文史地部特别生。1930年在扬州中学任教期间,与友好合力编成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又自选1921年至1929年间所填词84首,结集题名《霜红词》,在扬州出版。1931年至1938年间,开始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并于1931年在嘉兴中学任教时,开始藏书。认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目录学里最根本的基础学问,为我们提供读书的门径;研究它,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古代学术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熟悉文献资料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版本学可供考据之用,研究版本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书刊刻的年代,及考察其内容的可靠性,从而使我们吸收几种不同版本的优点,去掌握更精确的材料。抗战爆发后,避居上海。1940年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邀请,到暨大中文系任教,翌年又在复旦大学兼课。1942年暨大内迁后,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讲词学、兼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支持独子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在上海期间,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自己治学重点。抗战胜利时,应聘为之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1年应聘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后改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并参加《辞海》的编纂工作。晚年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进行古典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在通俗文学方面,继续解放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所编著的《弹词宝卷书目》,1957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专家注意,并已由海外学者列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书目。其中收藏弹词150种,并参考郑振铎和凌景埏两家目录,共得270余种,加上200种以上的宝卷书目,成为历来此类书目中较完备的一种。其后,又继续搜集弹词百余种、宝卷数十种。此外,还先后撰写了《变文考略》、《词话考释》、《弹词散论》、《漫说鼓词》等论文。集中考察了一些说唱文学形式的渊源、流变、体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意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通俗文学很有参考价值。在戏曲方面,1960年完成清代杨潮观《吟风阁杂剧》的校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校注时,又撰写了《读〈吟风阁〉杂制札记》的论文,不但考出每个短剧的材料来源,而且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之前,还完成了《牧羊记》(与钱南扬合作)、《紫钗记》(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紫箫记》和《雷峰塔传奇》的整理及注释工作。1980年出版的《话本小说概论》,在总结几十年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其代表作,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此外,生前还曾筹划编撰多卷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提要》。一生中所藏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甚富,已由其家属遵照遗愿,全部捐献给杭州大学,正在为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继续发挥作用。

弗雷格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语：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年11月8日－1925年7月26日），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公认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1848年生于德国魏玛,1869～1871年先后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873年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74年在耶拿大学数学系任教,1879年起任数学教授,直至191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1879)、《算术的基础:对数这个概念所作的逻辑的和数学的研究》(1884)、《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一卷,1893;第二卷,1903)。重要的论文有:“函数和概念”(1891)、“论概念和对象”(1892)、“论意义和意谓”(1892)。其中《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是弗雷格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它提供了一种形式语言和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向着两个方向展开了他的工作:试图从逻辑推出数学,即用逻辑方法定义数的概念,建立算术的形式系统;试图探讨逻辑哲学,即把概念文字扩展到自然语言中句子的分析,建立逻辑哲学体系。在逻辑学方面,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数学制定坚实的逻辑基础。他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批判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学派。不能用心理的过程来解释逻辑的概念、规律,用心理的东西也不能说明逻辑和数学的客观性、独立性和普遍性,充分重视数学与逻辑的密切关系。概念是某些特殊类型的抽象实体,概念词是指称这些概念的语言表达式,要理解意义的性质必须要考察在语言的使用中所发现的某些客观的特征。他反对传统逻辑把一切语句都看成具有主-谓形式的观点,而用专名和概念词的区别来代替主词和谓词的区别。概念是判断的谓词,专名是判断的主词,不能将二者混同使用。正如函数有不同的阶一样,概念也有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之分,混淆了这种区分,就会产生无意义的命题。在语言哲学方面,他指出决不可孤立地寻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能在一个命题的前后关系中寻问词的意义,即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词的意义。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只有把单个语词看成是有助于句子的形成和使用时,才能理解其意义。他对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及日常语言学派有重要的影响。自然语言并不完善,应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他所创造的那个形式化逻辑系统就是这种语言的一种形式。弗雷格的另一突出贡献在于首次区分了含义和指称。一个命题具有三个因素:名称、指称和含义。两个专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而具有相同指称。同一种含义在不同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述。我们在把握一个语词的含义时,不一定能同时掌握它的指称。另外,有些语句可能只具有意义而无指称,如神话中的语句。我们既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意义,也不能只考虑语句的指称,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制定数学的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弗雷格创立了数理逻辑,为以后的分析哲学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问题的工具,提出的一些具有逻辑-语言性质的哲学问题,也为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对分析哲学关于意义问题的探讨发生了重要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

胡宅梵

胡宅梵（1902-1980）,余姚县双河乡（今慈溪市桥头镇）人，原名胡维铨。1930年10月，弘一大师驻锡金仙寺，时为海隅小学国文教师的胡宅梵前往拜谒，弘一大师为他更改笔名谪凡为宅梵，收为皈依弟子，赐法名胜月。弘一大师对其青睐有加，称其诗“媲美陶王”，曾指导其撰写《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一书，并亲书序言和题眉，此书现为白话译解佛教典籍的传世之作。胡宅梵曾写《见了弘一大师》投稿到《现代僧伽》杂志，写《弘一大师胜缘记略》刊发于1948年出版的大师纪念文集《人间爱晚晴》。弘一大师与胡宅梵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现存录书信67封。胡宅梵称得上仅次于刘质平、丰子恺的另一位弘一大师的重要弟子。胡宅梵曾有诗集《胜月吟剩》诗辑《澹宗》出版，前几年《胜月吟剩》由慈溪作家发兴再版。抗战胜利后胡宅梵先后任慈溪市锦堂师范图书管理员和余姚阳明中学国文教员。晚年移居绍兴，相继著书几十部，是颇有造诣的学者。

霍韬

霍韬（1487年-1540年），字渭先，号兀崖，广东广州府南海县石头乡（现属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

霍韬平生勤奋上进，广博多学，文人学士多称他为渭崖先生。“大礼朝议”斗争之时，他援引古礼，揆之事体，主张嘉靖帝（明世宗），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不同意群臣同议以兴献王为皇叔考之名称，义正词严，力排众议，并使得嘉靖帝最后他的主张。事后升官，他也因避嫌媚上取宠，三次坚辞不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嘉靖十九年（1540年），霍韬在京暴病逝世，享年54岁。明帝追封为太师太保。谥文敏，运葬于广东省增城县境风箱冈对面山上，并在乡内建祠祀奉（祠现存），后人对他和石肯乡梁储，西樵大同乡方献夫，同称为明代南海县的“三老阁”。

霍韬学博才高，著作甚多，有《诗经注解》、《象山学辨》、《程周训释》等。今有《霍文敏公全集》传世。

张耒

张耒[lěi]（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幼颖悟能文，游学陈州，苏辙时为陈州学官，器重之，遂得从苏轼游。熙宁六年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元丰元年，为寿安尉，迁咸平丞。哲宗继位，入为太学录。范纯仁荐试馆阁，迁秘书省正字、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八年，迁起居舍人。绍圣元年，出知润州，入党籍，徙宜州。四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召为太常少卿，旋出知颍、汝二州。崇宁元年，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在颍州时闻苏轼讣讯，为苏轼举哀行服，至是言者论劾之，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观二年，居于陈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馀》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宗臣

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学家。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改吏部员外郎。性格耿直,不附权贵。曾作文祭奠忠良杨继盛而得罪严嵩,遭排斥,被贬为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因率众击退倭寇有功,又被提拔为福建提学副使。他是“后七子”之一,与李攀龙等人齐名。奉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理论。他能文能诗,散文较为出色,《报刘一丈书》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官场的丑恶和腐败,细节刻画达到入木三分、维妙维肖的地步。《西门记》、《西征记》是描写抗倭斗争的较好作品,生动真实,痛快淋漓。他的诗歌最初学习李白,歌行跌宕而自得,追求超脱飘忽,但缺乏李诗内在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意境不深。律诗多有隽永之句,却很少完篇。他善于描写所见事物,但又颇多重复雷同之笔,甚至有千篇一律之感。绝句较富神韵。由于他在“后七子”中受复古主义影响最小,没有剽窃陋习,诗歌中保留了清新娟秀的气息。著作有《宗子相集》15卷。

文祥

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清朝中央洋务派首领之一。满洲正红旗人。

在清末重臣中，文祥可谓宦途风顺之人，也是清末较有作为的满族大臣。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文祥出生于一个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家庭，取字博川，号文山。经多年刻苦努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时年27岁。

文祥初授工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升员外郎。次年五月以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因验收海运漕粮，叙功加道衔;十月继迁郎中;十一月以襄办孝静康慈皇后丧仪赏三品顶戴。咸丰六年(1856)分为记名道府，他以双亲年老，乞留京职，咸丰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任为太仆寺少卿，擢升詹事。咸丰八年(1858)正月，充日讲起居官，署刑部左侍郎，寻迁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进入清廷的中枢机构，同时授礼部侍郎。又任过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寻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充对引大臣。

当文祥进入军机处时，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咸丰六年(1856)在《天津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重新挑起战争，要用武力来实现和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咸丰十年(1860)，英、法再次组成联军扑向中国，四月占领舟山后北上，七月底再次集结于天津大沽口外，八月驻守炮台的清军前敌统帅、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接连兵败，大沽再次失守。僧格林沁军队又弃天津，一直退到通州一带，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于八月二十四日占领天津。

北京岌岌可危。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求和。侵略军并无认真谈判之意，其目的是进占北京，完全压服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多次交战中，僧格林沁已没有胜利的信心，遂密疏咸丰帝，请皇帝驾幸热河(今河北承德)，称“木兰秋狩”，以避敌寇。文祥却挺身而出，称僧格林沁动摇人心，御驾离京，事关大局，且承德地处塞外，无险可守，“我能至，彼亦能至”，坚决主张皇帝坐守京师，以定民心，以鼓士气。退朝之后，又单独请见，再三陈述坚守京师的理由。接着，他又与军机大臣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杜翰具疏极言利害，请罢“木兰之议”，并奏请撤除出走所需车马，明诏宣示中外，表明皇帝坚守京师的决心。

咸丰帝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英法联军则决意攻下北京。九月五日，英、法单方面中断谈判，开始进犯北京。咸丰帝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急赴通州继续乞降。又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堵守英法联军的进攻。但英法联军在提出苛刻条件后，再次中止谈判，九月二十一日，进攻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清军溃不成军。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仓惶从北京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任文祥为步军统领，从奕参加议和谈判，他以谈判与领军难以同任请辞统领，咸丰帝诏改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十八日，火烧圆明园以掩盖劫掠罪行。临危受命“办抚局”的奕率文祥等人，在侵略者大军压境的局势下与之谈判。文祥是清方代表中的主要人物，他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要求，侃侃直言，道之以理，使他们心服口服。清廷为了达到侵略军退兵目的，委屈求全。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这是两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又扩大了侵华权益。而咸丰帝却认为达到了使英法联军撤兵的目的，对文祥更加信任，令他随奕一起处理善后事宜，收拾残局。文祥在和议后疏请皇上定期回銮，以安人心。咸丰帝未敢遽回，不过认为文祥是一片忠心。

通过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文祥与奕、桂良等朝中重臣逐渐认识到要稍改清廷外交。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日)，他们奏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中央机构。诏命奕、桂良、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统筹洋务全局。其中以“文祥任事最专”，在任职期间，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积极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清朝中央的主要洋务首领之一。他同奕、桂良等上疏，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则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张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外事暂定，内事又起。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仍在发展，而清廷兵疲饷竭，国库空虚。文祥一方面坚持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上疏主张“借师助剿”，引进西方枪炮，认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文祥建议从八旗子弟中精选人员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设立“神机营”，负责守卫紫禁城及三海、扈从皇帝巡行、赴外省征剿等。以恭亲王奕为掌印管理大臣，文祥具体管理事务。在奕、文祥等组织下，神机营成为清末军队中素质最强的一支。管理机构设文案、营务、印务、粮饷等处及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下辖马步队等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有官兵1万4千多人。

文祥又进一步上疏，认为僧格林沁、胜保担负保卫京畿大任而缺良将，力荐前任副都统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为将，均被采纳。文祥又推荐了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堪大用。请命湖北巡抚胡林翼察其才具，破格录用。咸丰帝将这些人分别晋升。文祥成了皇帝的宠臣。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遗诏立他惟一的6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执掌朝政。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不满肃顺等人专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时，朝内众臣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肃顺等人，一派拥戴两宫太后。文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毅然选择了太后一派，与奕站在一起，随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文祥亲自主持了对肃顺的抄家，并“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议章程礼节。寻充实录馆副总裁，还充经筵讲官。

由于文祥在政变中起了一定作用，得到已掌握清廷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的赏识。同治元年(1862)，接连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兼都统。翌年，掌管理蕃院事务，充朝考阅卷大臣。

在文祥任兵部尚书期间，清军在征伐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屡屡获胜。同治三年(1864)夏，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清廷谕枢臣同心辅治，宜于优奖，赏文祥太子太保衔，寻署正黄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1865)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攻陷喜峰口、遵化，势头很猛，被称为“马贼”。两宫太后诏令文祥督师镇压。文祥请求朝廷“除私弊，清盗源”，惩办姑息养奸的地方官吏。不久，率神机营、直隶步队500人、洋枪队1000人出关，先后在锦州、长春厅等地与起义军激战。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春，杀害起义首领马傻子。

恭亲王奕是晚清朝廷中一个重要人物。“辛酉政变”后被封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权倾举朝。但也因奕权力过大，遭慈禧忌恨，曾多次被解职。文祥是奕手下主要的辅佐人物，奕的进退也不能不影响到文祥。同治四年(1865)奕被革职，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复议政。文祥在殿上涕泣，力谏不可，反引起慈禧不悦，改任他为吏部尚书，不任军职。不久，奕受命复职，文祥又渐受重用。同治六年(1867)八月，署翰林院学士。九月，文祥50寿辰，赐以御书“宣猷笃祜”匾额、“福寿”字及诸珍玩。第二年，充会试副考官。同年七月，因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加军功二级。此间开始纂修《剿平粤捻方略》一书。

同治八年(1869)文祥母亲去世，按制回旗穿孝。同治帝嘉奖其母“教子有方”，赐祭一坛。第二年，发生“天津教案”，天津居民烧教堂，打死洋教士，英、美、法等7国联合抗议，各国兵舰聚集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文祥停制还朝，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与政事。六月授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武英殿总裁。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八月完成《剿平粤捻方略》。赏加二级。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大婚，文祥受加恩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十二月充文渊阁领阁士。继续追随奕。《清史稿·文祥传》中认为，文祥自同治元年随恭亲王奕诉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虽然因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引起朝论纷纭，但他忠于朝廷，从不推诿责任，朝廷在涉外事务中多次依赖于他。文祥力主同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并与奕、桂良等人提出“办理外国之事，不是决裂，就是迁就，势必难以两全”。所以要尽量与洋人“和好”，避免“决裂”。

因朝政繁忙，文祥积劳成疾。同治十三年(1874)，文祥因病先后6次请假回家休养。但当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文祥中断养病勉强支撑出朝，参与谈判，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面对列强的多次武力进犯，他重申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建立新式陆海军以谋“自强”的重要性。他上疏说：

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充洋务者，空言而无实际，狃于和局者，又相安无事，而恐启猜嫌。或悉心讲求防务，复阻于财赋不足而莫可施展。今变端已形，事机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伏愿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至自强之道，首在虚怀纳谏，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将顺之言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为可憎。皇上忧勤惕励，斯内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积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者不可胜言矣。

文祥这一席肺腑之言，可以说切中晚清时政要害，对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影响。

同治十四年，光绪元年(1875)一月，同治帝载淳病逝，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之子4岁的载湉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他以久病未愈请辞，慈禧加以挽留，解除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是时，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文祥多次上疏，陈述己见。在建立海军方面，他与奕等人上疏六个方面，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并详列了如何进行的具体方法。文祥主张及早筹办海防。他认为，日本乃东洋一小国，不过略习西洋兵法，购二铁甲舰，竟公然对中国挑衅，而中国沿海疆臣因军力不足又无防备而非常被动。若不及早整顿海防，将来会更加被动。所以，他建议由沈葆祯全力筹办海防。文祥既主张筹办海防，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收复新疆，“以备御英俄。”

面对列强觊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文祥深感忧虑，密陈大计。主张对外应坚持“羁糜”之策，由总理衙门“专司其事”;对内应纳谏诤，广开言路，顺应民心，励精图治。他认为“设立总理衙门以后，专司对外交涉，见到一定效果。所以近十年来，没有导致挑衅。”同时，他认为西方列强“火器技艺讲求益进”，列强间虽有矛盾，但在瓜分中国方面是一致的。他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介绍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性近犬羊，不知政治，这是错误的认识。西方诸国，政治大事由国主交由上议院讨论，由大臣商榷，再交由下议院表决，全国都参与议论，“行则行，否则止”。文祥敢于向封建帝、后介绍西方政治，是大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尽心参与对外交涉的结果。

文祥还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后认为，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于诸大国之间，是由于全民团结一致。法国虽强大，而德国战胜了它，就因法王穷奢任性，负国债太多的缘故。他认为，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中国虽然无法做到，但是其精神可以汲取。他指出，凡事一举一动要合乎情理、顺乎民心，违犯人心的事切不可为。要崇节俭，使国库充裕。

光绪二年(1876)，文祥病势日重。临终前他就国事上疏，提出解决与外国的关系是国家第一等要务，而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的第一大关键，而且刻不容缓。他指出各朝均有外患，但都没有今日为患之深，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多而狡诈。他回顾了列强与中国交往及入侵中国的因果，历数了清廷种种弊端，提出了解决办法。

重病中的文祥在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奏疏后不久，便瞑目辞世，享年58岁。文祥自咸丰末年起，长期居于朝廷中枢重臣的位置，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尤其在清末外交事务中有一定见地，他不仅是当时朝廷诸大臣中的佼佼者，而且颇得朝廷上下人士的赞赏。文祥死后，清廷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而称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良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著赏给陀罗经被，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赏给骑都尉世职，即令伊子熙治于百日孝满后承袭，入祀贤良祠，谥文忠。上遣贝勒载徵前往祭奠。

《清史稿》则对文祥作出这样的评价：“谋国深远”，“忠勤”，“情操绝人，家如寒秦”。

苏蕙

苏蕙，字若兰，魏晋三大才女之一，东晋武功人陈留县令苏道质第三个女儿，生卒年月不详,约生于秦王苻坚永兴元年（公元357年）。回文诗之集大成者，传世之作仅一幅用不同颜色丝线绣制的织锦《璇玑图》。

据《晋书·列女传》记载， 苏蕙是始平（今陕西省武功县苏坊村）人，善属文。武功苏坊有一少女，名蕙字若兰，是陈留县令苏道质的三姑娘。若兰从小天资聪慧，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及笄之年，已是姿容美艳的书香闺秀，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所言皆属庸碌之辈，无一被苏蕙看上。十六岁时嫁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刺史窦滔。

关于《璇玑图》制作的年代，武则天《序》中有述，窦滔将镇岐阳时苏蕙为二十一岁。这一年是苻坚攻克襄阳的前秦建元十五年(379)，《璇玑图》也当织绣于此时，迄今已有1638年。历代在京城宫廷市镇店铺甚至山野乡村衣舍广为流传。上至皇帝、后妃、臣宦、诗人，下至平民百姓传抄吟诵到 如今。文学界誉为文学史上杰出的佳作，艺术界视它为难得的艺术珍品，史学界认它是历史宝物；人 才学家还把它的主人当作奇才。历代不少专家学者著文探讨、研究、注释、评论它和它的制作者苏蕙。 文士诗人撰文颂扬赋诗赞美，就连女皇帝武则天看了也“感其绝妙”，为之作《序》，“才情之妙，超古 迈今……因述若兰之才美。”南宋女诗人朱淑贞见了《璇玑图》，“坐卧观究，悟因璇玑之理，试以经纬求 之，文果流畅，盖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 一度之中……，按此规律读后，赞扬《璇玑图》：“五采相宣，莹心眩目……亘古以来所未有也。”

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宜仲、宜重,号重远,祖籍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天津。祖父赵执诒曾任冀州等地知州多年,父赵衡年中过举人。赵元任青少年时代曾在常州私立溪山学校、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等校就读。1910年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数学,1915年升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讲师。

赵元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除主修数学、物理、哲学等科外,还选修了语言学、声学等课程。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听和说方面都颇赋天才。对冀州、保定、常熟、苏州、南京以及福建等地方言一学就会,能在一周内学会一种方言,听觉特别灵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他对《马氏文通》一书产生兴趣,萌发了他对中国文法研究的想法。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选修国际音标,使赵元任对语言学的研究大开眼界于是他在哈佛大学选修语言学和高级和声学,同时开始研究中国方言。

1920年,赵元任应北京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国执教,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的讲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时任翻译。翌年,他再次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此时,赵元任进一步研读语言学,专程去法国莎娜学院进修语言学理论。1923年,他任哈佛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前往英、法、德研究语言学。嗣因清华设立研究院,他于1925年回国任国学研究所导师;同时从事国语统一工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不久改名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成员,被该会举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起草委员。他灌注了一套国语留声机片并创制罗马字拼音式。同时,他还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发起“数人会”,专门研讨语言音韵学,担任聚会主席,经常和钱玄同等对国语运动问题进行讨论。1929年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从此专注于语言学的研究。此后,还曾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和院士。

赵元任推崇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Karlgran),以其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古音拟则、方言调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创人之一。1927年他研究吴语,在江、浙两省调查了三十三个地方,于次年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继后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先后撰著有《南京音系》、《中山方言》、《钟祥方言记》等著作。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音位分析理论的重要论文,后被列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为必读文献。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论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丁声树等合著)及论文数十篇。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

赵元任的后半生在国外度过,长期从事教学工作。1938年他应美国夏威夷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嗣后相继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话速成班主任,美国陆军专科训练班中国语主任,加州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主任等,编著《国语入门》、《粤语入门》作教材,还参加过哈大中文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美国的中文教育作出了贡献。他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中国首席代表,主持过联合国教科文组语言学暑期讲习会。他会英、德、法、日、俄及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蜚声于国际语言学界。

赵元任长期从事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语法、语意及方言、中古音等多方面的研究,一生著有专著三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被我国语言学界称作“汉语之父”。

赵元任的另一成就是创作新风格的中国音乐。他的父母为昆曲名票,他从中受到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留美时期,他对音乐非常喜爱,且具一定的音乐素养,其后,他创作过《和平进行曲》、《全国运动会会歌》以及《结婚进行曲》等;并为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的诗词谱过一些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注的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其歌曲集出版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与此同时还曾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及对语言和音乐的双重理解,在乐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

除语言学和音乐外,赵元任早年与任鸿隽、杨杏佛等合办过《科学月刊》,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积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表过《用数》、《地果圆乎》、《中西星名图考》等多篇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还翻译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与罗常培合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

1960年赵元任退休后仍然继续从事著述,或参加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其主要论著有《中国话的文法》、《语言和符号系统》、《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等。同时还研究“通字”[1],草拟了《中国通字草案》,出版《通字概说》一书,主张推行通字以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

赵元任热爱祖国,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很深,在其耄耋之年,曾于1973年和1981年两次回国观光游历,会见了国内学术界的许多老朋友,参加清华大学七十年校庆活动。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黄山医院。

麦彭仁波切

全知麦彭仁波切（1846-1912），父名杰滚波达吉，母名穆波东渣仲羌玛，于藏历第十四胜生丙午年（1846），在多康河（今石渠县内）旁的雅秋当羌地方诞生。他从小对佛法就极具信心，尤其具足出离心、大悲心及智慧等大乘种姓之力，此等皆是与生俱来。尤其是，他在七岁这年著写了汇集显密甚深精要的窍决藏──《定解宝灯论》。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依止具宿缘的部主上师蒋扬亲哲旺波时，以财、侍、修行三喜亲近依止，上师视他为唯一的心子，恩赐玛底白文殊开许灌顶为主的一切共与不共法门。后来，上师近传了显密殊胜教典，与大密金刚乘的教传、伏藏传、智慧净现等所有成熟解脱的法要，如同满瓶泻液般，全部传授。还有一切窍决、修法和直接的教授，也一并传付。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后来在圣地嘎姆达仓修行十三年，在此其间现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对共同的佛法与不共的旧译密教，具有使其慧命得以延续的殊胜恩德，如同对垂死之人，有得到续命之方便一般。他并无真正开取的地下伏藏，但为了特别的需要，便从其意藏中流出，如生起、圆满、窍诀、事业等为以前所无的甚深法要，皆著论加以弘扬。因此成为一切伏藏法要之王，且于甚深、广大的意藏，能得自在，故尊称为伏藏导师之王。

法王如意宝曾说：“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所著的显密诸论，在七世之内，其无比善说之加持，一世比一世殊胜增上。” 又说：“凡是我的传承弟子，乃至得到点滴之成就，如于三宝生起刹那信心，皆来自于全知上师麦彭尊者的加持与恩赐。所以我的弟子，皆当于全知上师生起不共不退之信心，应当昼夜精勤祈祷求加持。”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号云亭山人。清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

少习儒术，兼通礼、乐、兵、农，尤精乐律。康熙六年(1667)前后中秀才，隐居曲阜之石门山，潜心攻读，后捐资为国子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玄烨帝南巡祭孔，尚任以讲经、导览称旨，特授国子监博士。二十五年(1686)，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浚疏黄河海口。三年后还京，历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旋罢官归里。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

孔尚任倾半生心血，为撰《桃花扇》传奇。此剧写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一见钟情，复为奸贼阮大铖所忌恨。方域避祸扬州，入史可法幕，旋回南京，又被捕入狱;香君为阮大铖劫持入宫，历经重重磨难。作者从一诗扇着墨，以赠扇、溅扇、染扇、骂筵、入宫展开情节，而明末四镇间之争斗倾轧，弘光并奸贼马、阮之腐败凶残，莫不毕现于兹。其终也，道士张瑶星撕扇，侯、李二人看破红尘，双双入道。此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南明)之治乱系焉”。向时尚任未仕，于族兄孔方训处，得知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为桃花之事，每拟演为传奇，然“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而其初稿文本，日后成于扬州也。

扬州乃江淮重镇，明清之际各色矛盾与斗争皆交汇于此。尚任在扬三年，以河臣各怀私见，相互攻讦，工程时断时续，乃得稍有闲暇。于是，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往南京谒明故宫、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访栖霞山道士张瑶星。在扬则与南明遗逸之士杜浚、冒襄、费密、石涛、吴绮、孙枝蔚、黄云、龚贤、邓汉仪、许承钦、宗元鼎、查士标等交往甚密，“云霞皆在手，珠玉共成篇”，而“所语朝皆换”，于明清易帜之往事了然于心。素材既备，乃着笔为文。李详《暖红室汇刻传奇〈桃花扇〉校定本跋》云：“当东塘以孙司空在丰勘河南下，寓家映碧(李清之号)先生枣园，携《桃花扇》稿本自随，夜阑按拍，歌呜呜出窗外。”稿本始见于李清之枣园，乃尚任随身携来，时已成篇，并非“起笔”于兹。尚任职司河事，官署在扬州天宁寺待漏馆，间或外出公干，或于泰州陈庵、兴化枣园小住，而长年寓所则在天宁寺之东馆与杏园，前后达三年之久。其在扬州诗作，《蓬门行》云：“三年看熟扬州市。”《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云：“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消。”《岁暮还自海上，寓维扬天宁寺东馆》云：“既罢征尘得自如，故人多在广陵居。”《留别广陵诸友》云：“高吟来胜地，追忆已三年。”“从此长征夜，扬州旧梦多。”皆可为证。以其久住扬州，则《桃花扇》写作于此，应为可信。而稿本之修改，亦曾请益于友人孙枝蔚。其《挽孙豹人》诗云：“滥积囊中篇，芟存赖老友。”是为尚任与孙枝蔚相切磋之证。文稿既成，乃试演于扬州署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眠、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云：“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知此剧由成稿而试演，在扬已具雏形。又十年，经三易其稿，《桃花扇》始定文本。一时间“王公荐绅，莫不借抄”，而歌台演出，竟“岁无虚日”，被推许为明清传奇压卷之作。

孔尚任与顾彩合作，撰有传奇《小忽雷》。其所著诗文，近人汇为《孔尚任诗文集》。

霍尔

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其父亲为英国人，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母亲为美国人，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司玛托阿卡的后裔。霍尔生于英格兰，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寂寞之井》。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男性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同性恋者，所以这部作品也可称为作者一生传奇经历和不平等遭遇的真实再现。

伊萨克·迪内森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 1885年4月17日-1962年9月7日）,丹麦著名女作家，原名卡琳 ·布利克森（Karin Blixen）。

伊萨克·迪内森1885年4月17日生于西兰岛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丹麦艺术学院，后在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4年随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亚，经营一个咖啡农场。她在非洲生活了十七年，于1931年返回丹麦。后来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开始同时用英语和丹麦语写作，取笔名为伊萨克·迪内森。她第一部作品是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集《七个神奇的故事》（Seven Gothic Tales），这本书在丹麦不大受欢迎，在美国却成为畅销书。

1937年，迪内森的第二部作品《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出版，这部自传体小说叙述了她在肯尼亚悲欢离合的生活，缠绵悱恻，扣人心弦。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写出了对非洲风土人情的熟悉和眷恋，处处洋溢着散文美的内涵。 后来，小说《走出非洲》被搬上银幕，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迪内森194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s）。二战期间，丹麦被纳粹占领，迪内森用皮尔·安德烈塞尔的化名写了小说《天使的复仇》（1944年），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嘲讽。晚年她遭受疾病折磨，但仍坚持写作，在战后出版了小说《最后的故事》（1947年）、《命运的轶事》（1958年）和《草坪上的影子》（Shadows on the Grass）（1960年）。1962年9月7日迪内森在哥本哈根附近的伦斯特伦德逝世。

圭峰宗密

圭峰宗密（780～841）唐代僧人。俗名何炯。禅宗荷泽神会的四传弟子,华严宗第五祖。据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一、《传法正宗记》卷七等载,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属四川)人。家本豪盛,少年时熟读儒书,后以为传统儒家学说不能解决人生根本问题,便转而志向佛教。元和二年(807),遇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荷泽神会三传弟子),从之出家。翌年,奉道圆之命谒见益州圣寿寺惟忠禅师。不久,受惟忠启示,北上洛阳,参谒奉国寺神照禅师。于神照处首次接触华严经典。元和五年,南下襄汉,遇恢觉寺灵峰,从受华严四祖澄观所著《华严经疏》,自此由禅而转向华严。次年,修书澄观,述门人之礼,得应允。即赴长安拜见澄观,并侍奉左右数年。此后,入终南山,常住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从事诵经、修禅、著述活动,故世称“圭峰宗密”、“圭峰大师”。大和九年(835),唐文宗诏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服,号“大德”。卒后,唐宣宗追谥“定慧禅师”。其佛学,提倡以“华严禅”为核心的禅教一致学说。既于华严教义中融合禅学,又于禅学中统一华严教义。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提出以教之三种与禅之三宗相对应的理论,即如裴休所指出,“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同时又展开佛教对儒、道两家的融合。上述思想虽于当时尚未引起巨大反响,却已潜化入禅、教各家,后期禅宗曹洞、法眼诸宗均曾受其影响而取华严学说融入自宗。入宋后,“禅教一致”思想大力推广,遂成为时代佛学的一股潮流。著述甚多,凡二百余卷,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弘扬《华严》的,如《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注华严法界观门》、《华严原人论》等，二是关于禅的,如《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等，三是发挥《圆觉经》的,如《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等。此外,对《金刚经》、《盂兰盆经》等也有疏注。

王煜初

王煜初（1843-1902），名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为香港早期著名华人牧师。少肄业于礼贤会学堂，习道于德籍教士叶纳清门下，1866年为传教士，后染病，到香港巴陵会育婴堂休养，被聘为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后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戒鸦片社。王煜初他6个儿子，均为港中名士，一门四博士。长子王宠勋牧师曾任汉口汉冶萍煤矿公司经理十年；次子王宠光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扬子机器厂；三子王宠佑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深造地质学、矿床学的留学生，中国最早，国内外著名的矿床学家；四子王宠惠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五子王宠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就读香港西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留英任伦敦大学教授；六子王宠益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医学博士。1890年为瞽女作诉苦文，寄德国教会，详述瞽女之惨状，德国女信徒极为感动，遂捐资建心光院于土瓜湾。1894年香港瘟疫大作，贫民染疫者极多，均由不卫生引起，他上书港府，建议多设浴室，培养贫民卫生习惯，亦为政府采纳。1901年，香港大旱，政府拟设水表，节制居民用水。他上书抗议，并联合华商请愿，要求取消水表之制，政府遂允其请。其著作有：《释疑汇编》、《中日战辑》，《拼音字谱》、《孝道折衷》、《说教雪》、《播道说》、《教士上书记》等。1902年病逝。

刘海蟾

刘海蟾。全真派道教北五祖之一。中国民间信奉的准财神，也是九路财神之一。又名刘海,传说中的神仙。民间以夏历六月十日为刘海蟾生日。旧时汉族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柢。也为道教信仰对象。旧时针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祗。原为五代宋初道士,名刘玄英,号海蟾子。本名刘操,字宗成。燕山人(今北京宛平人)。一说名为刘哲,字铉英,后梁广陵(今河南息县)人。曾于辽朝及第进士,后事燕王刘守光为丞相。喜谈玄论道,好黄老之学。公元911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其屡谏不听,遂弃官遁隐华山、终南山间。民间相传其曾得吕洞宾、钟离权传授秘法,故而成道仙,民间曾将其列入八仙之列,因而,又有“刘仙翁”、“刘海蟾仙”之称。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时,封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加封其为帝君。道教中的全真派尊其为北五祖之一。其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中以“刘海戏金蟾”最为著名。后世又演绎出“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将其视为钓钱散财之神。旧时年画常将刘海、天官、状元等绘在一起,作为祈福门神。明清以后,以其传说为题材的年画已广泛流传,并被编成戏曲上演。如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刘海砍樵》、《刘海戏蟾》等。民间多将其绘为一童子双手执穿有金钱之线,作戏金蟾状。有的则在其旁添加蜘蛛、金蟾等物。在我国汉族地区根据其戏金蟾的传说,将其以线穿钱孔附会为穿针引线。因此,将刘海蟾附会为针祖,作为行业神祗供奉。

关于刘海蟾说法不一。《茶香室三钞》卷十八说“刘海蟾为辽进士刘操,纯阳弟子也,南宗道家奉认为祖。”《集说诠真》:“刘海名操,字宗成,燕山人。以明经擢甲第。仕燕王刘守光为相。平昔好谈性命,钦崇黄老。有道者正阳子来谒,操邀坐堂上。正阳子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钱间一卵高叠之。操叹异曰: ‘危哉!’正阳子曰:‘相公更危于此。’别去,操顿悟。见燕王僭妄称燕帝,谏之不听,遂托疾解印去。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遍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成仙道。元顺帝至正六年封明悟弘道真君。”《通俗编》称刘海蟾事曰:“刘元英,号海蟾子,广陵人,仕燕王刘守光为相……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孟籁甫《丰暇笔谈》载:有一自称阿保的男子,自请佣于苏州贝宏文家,数显灵异。后数月“汲井得三足大蟾蜍,以彩绳数尺系之,负诸肩背,喜跃告人曰: ‘此物逃去,期年不能得,今得之矣。’于是乡里传述,以为刘海蟾在贝家,争往看之,至拥挤不得行。负蟾者举手谢至人,从庭中冉冉乘空而去。” 民间有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全真道奉海蟾为北五祖之一。参见《道教诸神》。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清地理学家兼经学家。字申耆，一字绅琦，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一年。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官安徽凤台知县。晚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争治训诂音声，兆洛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但亦兼治经学、训诂音韵。长于舆地之学，所藏书逾五万卷。为弥补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的不足，着《历代舆地沿革图》，上起三代，下迄元明，检讨各史地志，以《沿革表》及《一统志》核其沿革，并考查实地。又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与《一统图》合称《李氏五种》。提倡通经致用，认为“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养一斋文集·周官记序》)。精律历。工诗、古文，提倡骈散合一，对桐城派文章颇推崇。所著由其弟子高承钰辑为《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

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5月25日-1988年8月2日），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米尔德瑞──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