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德科特

阿尔弗雷德·考尔德科特（Alfred Caldecott，1850年11月9日－1936年2月8日）英国历史作家。考尔德科特出生于切斯特的克鲁克街查洛纳公馆。他的父亲约翰·考尔德科特是一名会计师，结过两次婚，有13个孩子。考尔德科特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黛娜（娘家姓布鲁克斯）的第六个孩子。他的哥哥伦道夫是一名英国艺术家和插画家。1860年，全家搬到了切斯特郊外柴郡的里士满广场23号。他在切斯特的国王学校度过了最后五年的学习生涯。

1871年，他在曼彻斯特乔尔顿路（Chorlton Road）的“Whalley Range School”担任助理教师，该学校由邓肯·克里斯蒂·弗格森（Duncan Christie Fergusson）管理。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他那时已经从伦敦大学毕业。

1876年，考尔德科特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道德科学荣誉学位，并于1880年获得一等荣誉学位。他随后被选为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他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会议于1878年10月19日在他在圣约翰学院的房间举行。

获得学位后，卡尔德科特被选为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随后，他接受了圣职，并于1895年至1898年期间担任诺福克郡北托普汉姆和南托普汉姆的校长。1891年，他加入伦敦国王学院，先是担任逻辑与精神哲学系主任，后来又担任精神与道德哲学系主任。他制定了一份教学大纲，重新强调了神学问题。1913年至1917年，他担任国王学院院长；1915年至1935年，他担任圣保罗教堂的牧师。

考尔德科特写了几本关于宗教主题的书，包括：《大英殖民帝国》（1891年）和《英国和美国的宗教哲学》（1901年）。他还与他的兄弟伦道夫合作了一本书：《伊索寓言》（1883年）。这本书包含了他从希腊原文翻译的《伊索寓言》。

他于1936年2月8日在马尔文去世，享年85岁。

薛季宣

薛季宣（1134～1173），南宋哲学家。字士龙,号艮斋。浙江永嘉人,徽言子。6岁丧父母,伯父收鞠。17岁时辟为荆南书写机宜文字。召为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而卒。谥文宪。曾从学于程颐弟子袁道洁(溉),“得其所传,无不可措之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又博览群书,凡六经、诸史、天宫、地理、兵、农、乐、律、乡遂、司马之法,无不搜采研讨,探究各项制度渊源,施之实用。勇于为善,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后自成永嘉经制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同上书,全祖望案语)。故世称其为“功利之学”。其治学极为虚心,广咨博访,与人商量。长于考订,主张于经求道,若为道而舍经,“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虽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浪语集·论语直解序》)。对《河图》、《洛书》之来源作了自己的阐述,既对那种认为“《河图》、《洛书》本皆无有,圣人为此说以为神道没教”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也对那种认为“龙马负《图》出河,龟负《书》出洛”的妖言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与《易》的来源一样,是圣人观察山川物产之结果。要人们在深刻把握《大学》、《易》等精神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不知《易》而施诸民,犹宵行而瞽者也”(同上书,《复张人杰学论书》)。思想上认为“道”不离“器”,“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同上书,《答陈同甫书》)。“知天”并不是“不异端遗形器者之求之见”,人们只能从伦常日用中体验“至德”,人们得道之方既不可“沦入虚无”,亦不可“凝滞于物”,“故须拔萃豪杰,超然远见,道揆法守,浑为一途,蒙养本根,源泉时出,使人心悦诚服,得之观感而化,乃可为耳”(同上书,《与沈应先书》)。人无先天之善,没有不学而能的“诚明”,“致曲未尽,何以能有诚哉!”(同上)反对道学空谈义理性命,重视实际效用。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其学说由陈傅良继之,至叶适而集大成,形成重经世致用学派。著作有《书古文训义》、《诗性情说》、《春秋经解指要》、《大学说》、《论语小学约说》、《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浪语集》等。

詹安泰

詹安泰（1902—1967），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文学史家,教授。曾用笔名祝南、无盦。广东省饶平县新丰乡人。六岁进小学,十岁写诗,十三岁学填词,十四岁进中学。1921年至1926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1925年开始在《新民周报》发表小说。1926年至1938年在广东韩山师范教书,兼任金山中学教员,并开始研究和写作旧体诗词。1938年应聘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字部指导教授,主要教授古代诗选、词选、曲选等课。解放后继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5年3月加入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先前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他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尤其精于诗词研究。主要作品有:《无盦词》(1937年)、《姜词笺释》、《碧山词笺证》(未出版)、《滇南挂瓢集》(1939年)、《屈原》(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主编;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李璟、李煜词》(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另外还发表了几十篇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如《诗经里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人民文学》1953年7至8期)、《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2期)、《读词偶记》(《文学遗产》第145期)等,《羊城晚报》副刊中《夜读偶记》专栏八篇,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中论文八篇及中国古典文学教材上、下册。尚有遗著多种,其中有《离骚笺疏》(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宋词研究》(均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词学研究》等。另有词学研究专题论文多篇。擅长书法艺术,具有独特风格。

艾勃特

埃德温·A·艾勃特（1838-1926）出生于英国伦敦，中学就读于著名的伦敦城市学校，其后获取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大学毕业后到中学任教，几年后被封为教会的牧师。1865年，他回到中学母校当上校长，是少有的年轻校长，时年只有27岁。1889年，他因为反对校董会削弱古典文学的教学而辞职。1884年出版的《平面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889年退休后，艾勃特致力于文艺和神学的研究。1884年，艾勃特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提出不同维度世界的存在及各维世界之间的关系。他详细介绍了一个只有两维的世界，通过描写平面国中的“人”如何活动（包括房屋构造、女性行走规则、阶级斗争等）而使读者感到原来这样的国度、这样的生物确实可能存在。接下来是妙趣横生的零维国、一维国、二维国和三维国生命之间的大争论…… 由于其生动而严谨的叙事，即使是到了人们提出微观世界可能由十个维构成的20世纪80年代，《平面国》仍能作为一本空间“第一书”得到人们的一再推崇和引用。艾勃特一生的著作有五十多种，除了《平面国》外，也有关于宗教、英语文法、语言、古典文学、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

卡耐基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年11月24日—1955年11月1日），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戴尔·卡耐基利用大量普通人不断努力取得成功的故事，通过演讲和书唤起无数陷入迷惘者的斗志，激励他们取得辉煌的成功。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人性的弱点》，70年来始终被西方世界视为社交技巧的圣经之一。他在1912年创立卡耐基训练班，以教导人们人际沟通及处理压力的技巧。

卡耐基所著载誉世界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光辉》、《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伟大的人物》、《语言的突破》，以及由卡耐基的门人亚瑟·裴尔博士所著、阐释卡耐基学说的《积极的人生》、卡耐基夫人姚乐丝·卡耐基按照她丈夫的哲学模式所著《写给女孩子》、卡耐基的妹妹朵乐蒂·卡耐基根据她哥哥搜集的名言警句所辑《智慧的锦囊》，构成了卡耐基做人处世、走上成功之路全书。它们不仅是卡耐基成人教育的教科书，也是趣味无穷、使人受益匪浅的优秀读物。如今，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他的译本，《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几部著作，成为《圣经》之后人类出版史上第二大畅销书。

谢国桢

谢国桢（1901年5月27日－1982年9月4日），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历史学家。河南安阳人。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顾问。少年时代在家读私塾。十八、九岁时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渴望学到新知识,便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但由于从未接触过英文、数学、物理等课程,故一连三年都未被录取。后抓紧复习古文知识,终于在1925年考上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靠在校外教私馆,持持就学深造。当时,受业于梁启超先生,受到很大教育。以梁启超为榜样,逐渐养成不耻下问、心勤、手勤、笔勤的自学精神。1926年毕业,论文为《顾亭林学谱》,受到梁启超的好评。后被邀到梁家当家庭教师,并参加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和梁朝夕相处中,对梁所讲的话,总是用心地听、仔细地记,点点滴滴积累知识。并认真阅读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等。梁的言论和著作对他的志趣影响很大。1928年到北京图书馆任编纂及负责金石部的工作,着重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工作中受鲁迅先生谈正史不如说野史的思想的启发,认为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些史料不易从正史中找到,故特别注意收集野史、笔记、碑刻等书物。利用图书馆工作之便,一条一条地摘记正史中没有的有关史料。并先后到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图书馆、及沈阳故宫的满文存档资料中查找资料。终于在30年代相继写成《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开国史料》、《明末奴变考》等著作,提出的一些见解和论断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鲁迅读《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后,称赞该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当代诗人柳亚子认为《晚明史籍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他除治史著述外,还投身教学。1932年为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专任讲师,1934年任河南大学史学系教授,兼《河南通志》主编。1948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次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调到北京,任历史所研究员至今。解放后30年来,他继续潜心钻研,广为收集明清以来的野史、笔记等古籍,对明末清初历史研究极为留心探讨,还对早年写的《晚明史籍考》一书增订修改。他一生喜爱野史、笔记一类的书籍,现家中藏书达两千种以上,其中有不少海内孤本,另外藏有汉魏以来的碑刻砖瓦拓片凡六、七百种。他对两汉历史也深有研究。十年动乱期间,下放劳动,仍然利用一切可能搜集资料,写了厚厚的六本文稿。有论学小扎、读书笔记、金石跋文等。再次阅读《鲁迅全集》、《史记》、《汉书》。相信总有一天还能用自己的学问为祖国服务。1976年后已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者是一部有关明代社会经济情况的大型史料汇编,广泛引录了明代野史、笔记以及清代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及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发明的资料,并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分门别类,细心编排,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后者是根据鲁迅先生想做而未完成的工作,继承鲁迅遗志,专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民间风俗的情况。近几年,发表论文近50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明末清初的学风——论文集》一书。他的专著有《顾宁人先生学谱》(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改名《顾亭林学谱》再版)、《清开国史料考》(193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黄黎洲学谱》(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再版)、《孙夏峰李二曲学谱》(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明末奴变考》(1932年,北平清华学报单行本)、《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晚明史籍考》(1933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1964年上海中华书局用《晚明史籍考》增订本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出版,公开发行)、《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明代边疆丛书)(1936年,上海商务影印本)、《清初史料四种》(193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吴大徽(愙斋)尺牍》(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明朝史略》(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明清笔记谈丛》(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册,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汉社会生活概述》(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末清初的学风》(论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浙访书记》(附书影,三联书店出版)、《西汉碑刻砧瓦拓本集录(纪念徐森玉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出影印本)、《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史料目录学》(1961—196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整理出版)。

周瘦鹃

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近现代作家兼翻译家。原名祖福,改名国贤,字瘦鹃,别署泣红、紫兰主人等。原籍吴县(今属江苏),生于上海。6岁丧父,家境贫甚。7岁(1901)就读于私垫。10岁(1904)考入上海储实两等小学。15岁(1909)考入上海民立中学,作文辄冠其曹。17岁(1911)试作短篇小说《落花怨》,即获刊用。同年又发表5幕话剧《爱之花》,竟被多次公演,并被改编为电影,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中学毕业后曾被留校执教,自觉非其所长,旋即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和翻译。后又结识文坛名家包天笑、毕倚虹等,得其提掖,文名渐响,于是又进入文艺报刊的编辑行列。前后主编或创刊的文艺报刊达十几种,如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和《春秋》、《礼拜六》、《游戏世界》、《半月》、《紫兰花片》、《紫葡萄画报》、《紫罗兰》、《良友》、《中华》、《新家庭》、《乐观》等。1915年由叶楚伧介绍加入南社。1922年加入青社。后来又加入星社、群书浏览社等。1932年移家苏州。抗战期间复迁回上海,曾到名于鲁迅等人发起的文艺界抗日联会宣言。抗战

胜利后再次移居苏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于1968年8月21日卒。

周瘦鹃多才多艺,于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无不涉猎。且著译宏富,总计不下50种。虽属鸳鸯蝴蝶派,但因其出身贫寒,思想较为进步,部分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如《亡国奴之日记》、《卖国奴日记》、《为国牺牲》、《祖国之徽》、《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短篇小说,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更受到了鲁迅的赞许。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我们的情侣》、《滑头世界》、《红颜知己》等;短篇小说集《周瘦鹃说集》、《瘦鹃短篇小说》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亚森罗苹新奇案》(与张碧梧合译)、《福尔摩斯别传》等;诗词、散文、杂著《拈花集》、《记得词》、《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花花草草》、《小说丛谈》等。

周瘦鹃在盆景艺术方面的才能尤其突出。他从30年代起钻研盆景艺术,并加入国际性的中西莳花会。曾经分别获得该会1939年、1940年两届花展的荣誉奖状、总锦标和英国彼得葛兰爵士银杯奖。并著有《园艺杂谈》、《盆栽趣味》等。50年代起更倾心于园艺,使其周家花园成为苏州的著名花园之一。并受到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旧喜剧诗人。生于雅典。阿里斯托芬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柏拉图曾在他的哲学对话《会饮篇》中提起阿里斯托芬同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起源问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初的人被神劈成一男一女，后来由爱情促使他们互相寻找，结合为一。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的第一个喜剧《宴会者》上演，批判智者派倡导的新教育，得次奖。前426年，《巴比伦人》上演，嘲笑雅典盟邦的使节过于天真，受了雅典权势人物的欺骗。雅典激进民主派领袖克勒翁为此以诽谤城邦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是外邦人，不得享受雅典的公民权。阿里斯托芬有三个儿子，名叫腓力、阿拉罗斯和尼科斯特拉托斯。他的最后两个喜剧，即《科卡洛斯》和《埃奥洛西孔》是替阿拉罗斯写的，他想把这个儿子作为一个喜剧诗人介绍给雅典人。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了中期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共写了44个喜剧，得过7次奖。流传到今天的旧喜剧，只有11个：《阿哈奈人》（前425年，得头奖）、《骑士》（前424年，得头奖）、《云》（前423年，得第三奖，比赛失败）、《马蜂》（前422年，得次奖）、《和平》（前421年，得次奖）、《鸟》（前414年，得次奖）、《吕西斯忒拉忒》（前411年）、《地母节妇女》（前410年）、《蛙》（前405年，得头奖）、《公民大会妇女》（前392年）、《财神》（前388年）。诗人死后，柏拉图为他写了两行墓志铭：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终于导致内战，使雅典农村遭到破坏。阿里斯托芬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坚决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阿哈奈人》中的雅典农民狄凯奥波利斯对战争感到绝望，私下与斯巴达人订立和约，遭到烧木炭的阿哈奈人（歌队）的反对，狄凯奥波利斯在“对驳场”中争辩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互相争夺妓女，事情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他说服了烧炭人，然后向对方开放市场。此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报复心理，主张重建和平。诗人在《和平》中号召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前来救出被战神禁闭的和平女神。女神出现后，农民都要回乡种地，倒霉的只有贩卖兵器的商人。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双方妇女发动政变，迫使男子停战。诗人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波斯人再度入侵的威胁。

阿里斯托芬拥护民主制度，希望人民当家做主，不要被人牵着走。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渐衰落，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诗人在《骑士》中对克勒翁愚弄人民、拒绝和谈、勒索盟邦、侵吞公款等罪行予以猛烈抨击。当时克勒翁作战胜利归来，气焰甚高，诗人却把他描写为德谟斯（人民）的家奴，他欺骗主人，压迫伙伴。伙伴们找来一个腊肠贩，这人更善于向主人献媚，夺取了管家的职位。腊肠贩得胜后，改邪归正，使德谟斯返老还童，也就是恢复旧日的民主制度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此剧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腐败情况。喜剧《鸟》中有两个年老的雅典人，他们厌弃城市生活和诉讼风气，升到天空去建立一个“云中鹁鸪国”，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众神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只好向鹁鸪国求和，把统治权移交给鸟类。鸟国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那里生存的唯一条件。此剧的主题表明诗人幻想建立理想的城邦，恢复早已被破坏了的农村自然经济。《鸟》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情节复杂，抒情味浓，结构严谨，是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杰作。

战争结束以后，雅典由于战败，经济崩溃，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社会上产生乌托邦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中的妇女从男人手中夺取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财神》讽刺使人人富有而不触及私有制的乌托邦思想。阿里斯托芬对农民、穷人甚至奴隶深表同情。诗人在《马蜂》中十分关怀那些靠一点陪审津贴维持生活的穷苦人民，怜惜他们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奴隶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地母节妇女》和《蛙》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同主人开玩笑。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出现智者派，他们提倡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诡辩术，颠倒是非。《云》中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口才。孩子学成之后，回到家里，为饮酒诵诗的事同父亲发生口角，并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烧毁了思想所。诗人在剧中批判智者派提倡诡辩技巧，破坏传统道德。在上演25年之后，即公元前399年，这个剧成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阿里斯托芬在《阿哈奈人》和《地母节妇女》等剧中责备欧里庇得斯贬低悲剧艺术，描写妇女的激情，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持嘲笑态度。这种嘲笑是古希腊戏剧节日所容许的，它并不破坏宗教信仰。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的宗教观点和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保守的。阿里斯托芬认为喜剧诗人应该有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以主持正义、挽救城邦、教育人民为己任。他的作品斗争性很强。F.恩格斯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古希腊的旧喜剧是政治讽刺剧，受到权势人物的反对。雅典法律于公元前416年禁止喜剧讽刺个人，从此旧喜剧逐渐转变为“中期喜剧”。中期喜剧很少批评政治，只是讽刺宗教、哲学、文学，评论一般社会问题。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已经具有中期喜剧的特点。阿里斯托芬的人物缺少个性和内心特征。诗人惯于采用夸张手法以产生戏剧效果，因此他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有一定的距离，但本质上是真实的。阿里斯托芬的歌队多种多样，由骑士、马蜂、云、鸟等组成，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在他早期喜剧中，歌队占据重要地位，它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后期喜剧中的歌队则失去了重要地位。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虚构剧中的情节，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是现实的。戏剧的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有些松散。他常常在剧中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剧中人物甚至歌队都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出现欢乐场面，以宴会、婚礼等结束。阿里斯托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开场”往往充满民间滑稽剧的插科打诨。他的“对驳场”点明主题思想，比较严肃。在剧中人物代表诗人说话的时候，严肃与诙谐交织在一起。他的诗采用民间的朴素语言，搀杂城市人的优雅词句。至于他的合唱歌则是以优美的抒情风格写成。他在古代很受人称赞。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学者十分推崇他的非凡的智慧、尖锐的讽刺和作品优美的风格。

阿里斯托芬不仅是位杰出的喜剧家，而且是欧洲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文艺主张散见于他的戏剧作品中，特别是他在《蛙》里比较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艺术，认为他们各有长短，埃斯库罗斯以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教育人民，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缺乏教育意义。《蛙》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批评论著，又是文学作品，这难能可贵。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从17世纪起，他的喜剧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剧作家J.拉辛曾模仿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写出《爱打官司的人》。英国小说家J.斯威夫特也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影响；H.菲尔丁曾模仿古希腊旧喜剧写政治讽刺剧。德国诗人J.W.von歌德改编过《鸟》，H.海涅则自称是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起过划时代革命作用的德国哲学家，一位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康德的祖籍是苏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鞍匠。母亲生四男七女，但大半夭折，他排行第四。在幸存的男孩中，康德是长子。康德全家信仰宗教，是保守的虔敬教派的信徒。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滨海城市——哥尼斯堡。他活了近80岁，于1804年2月12日在他出生的城市逝世。康德身体孱弱，孜孜不倦的书斋著述和课堂讲授，限制了他的游历，以致他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加上康德生活方式的刻板和千篇一律，海涅才诙谐地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不过，这只是事情的表面而已。其实，康德一生的著述与讲授，恰恰是反映当时德国历史的一面重要的镜子。

康德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正在迅速瓦解，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开始高涨的时代。荷兰、英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更加彻底的法国资产阶级掀起的革命风暴，正在呼啸而至。但是，当时的德国还非常落后，甚至连统一的国家也未形成。只是由许多封建割据的小王国构成一个混合体。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仍然是容克地主。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资产阶级也非常软弱，向往革命而又惧怕人民。他们还不得不向封建统治者屈膝妥协。尽管如此，德国的资本主义仍在发展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也在增长着。而反映这种革命意识增长的巨人之一，就是康德。

康德的少年教育生活，是在神学院度过的。在那里，所有的课程都浸透着宗教精神，几乎没有自然科学。这种生活，精神上令人窒息，尤其那种种烦琐的教规和祈祷仪式，使人倍受折磨。康德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还感慨万分，他曾对友人希伯说，“我一想到幼年时期的待遇象奴隶一般，总要周身发抖，不寒而栗。”康德少年时所饱尝的宗教苦难，使他终生都厌恶宗教。康德在晚年还由于发表批评宗教的言论，而受到官方的追究和警告。至于他在自己许多著作中还保留有向宗教妥协的方面，实际上，并非出于他的意愿，而多半是为环境所迫。

1740年，16岁的康德进入了哥尼斯堡大学哲学院。在这里，康德在学业上得到马丁·克努岑老师的有益教诲。他不仅在哲学思想上给康德以引导，例如他在自己逻辑著作中所提出的思想，所谓“内部外部经验就是我们大部分知识的源泉”，就是后来康德的经验论的思想种籽。同时，他还是康德踏上自然科学征途的引路人。因为，他曾把自己丰富的藏书向康德开放，特别是把牛顿的名著交给康德钻研。在学校没有优秀自然科学教师的情况下，康德仍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出色的成就，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当然，由于进学校时曾受到神学教授舒尔茨的赏识和接济，所以康德也坚持旁听神学课。但他听此课却另有目的。康德的朋友海斯伯尔格曾回忆说，“人家以为他是神科学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康德常劝导弗卢迈尔(康德的知心朋友)和我关心各样科学，以为人必须有一切的科学常识，决不宜拘守一科，就是神学我们虽不以此为生，也不应排斥”。康德对自然科学的倾注和他对神学的特有目的，都反映了他对宗教思想统治的反抗，也说明他当时是一位顺乎时代潮流富于进取的青年。康德的大学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他出门访友，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往往要借穿别人的衣服。但是，他的学业成绩却非常优异，他的毕业论文：《关于活力的评价》，很有见地，表现出他特有的才能。

大学毕业后，从1747年起，康德走上了课堂讲授和书斋著述的生涯。他先当了近七年的家庭教师，到1754年才在哥尼斯堡大学谋得一个编外讲师的职位，并兼任一段王家图书馆副馆长职务。在这二十多年里，康德虽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名气也愈来愈大，但他几次申请教授职位，都未达到目的。直至1770年，在他46岁时，才以《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的就职论文，取得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的职位。此后，还短期担任过哲学院院长和该大学校长，并荣获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的院士。

康德一生的贡献是很多的，基本上可划分为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大方面。对此，一般哲学史家都以1770年作为康德思想发展和两方而不同贡献的分水岭。把1770年以前称为前批判期，把此后称为批判期。这种分期，如果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是可以采用的。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条截然分开的界限，那就未免绝对化了。

应该承认，1770年以前，康德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一时期，康德发表的重要著作有：《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引起日夜交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并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研究》(1754年6月)，《从物理学观点考察地球是否已经衰老的问题》(1754年9月)，《关于者天体的一般发展史和一般理论》(1755年3月匿名出版)，《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唯一可能的根据》(1762年3月)等等。此外，康德还发表有论述地震、风、脑病等等著作。通过这些著作，康德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诚实态度，坚持了自牛顿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例如他曾坚定地宣称，“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 宇宙是怎样由此构成的。”不仅如此，康德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他没有停留在牛顿承认第一推动力和机械唯物论的立场上，而是以辩证的发展观，打破了旧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壁垒。在他看来，大自然并不是由于“一只外来之手”偶然产生的， 相反，“物质是受某种必然的规律所支配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在天文学史上提出了著名的星云说。这个星云说，尽管今天看起来在细节上有许多不正确的想象成分，但它所包含的原则思想，即把天体看成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有规律的过程，却在自然观的认识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动被摇了。”①

康德以1770年发表的《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一文，开始了他的批判哲学创作的新时期。但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思想，早在前批判期，就已经孕育发芽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倾注他所创立的充满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就是从侧面对旧形而上学的有力冲击。同时，他对于旧形而上学本身的一些僵死教条，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启蒙派思想的影响下，也开始动摇了。康德曾说，休谟的理论“第一次打断了我的教条主义的梦”，休谟“在对我思辩哲学的研究上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写了一些对于旧形而上学教条初步批判的著作。这些都说明，康德批判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1770年才开始。

但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却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思考和研究，直到1781年才问世。此后，康德又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从而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

人所共知，康德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二元论的充满矛盾的体系。它具有先验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主导倾向，同时又包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合理成份。它既有批判宗教神学的方面，又有向宗教神学妥协的方面。这样一个哲学体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表现得很不彻底。正如列宁指出的，“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①

然而，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何以会在哲学史上起了划时代的革命作用呢?首先，从哲学斗争的意义上看，康德的二元论，是对于唯心主义一元论、以莱布尼茨和伏尔夫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的破坏;康德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对于当时欧洲哲学上为旧形而上学所统治的情况来说，确乎是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哲学启蒙运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贯穿于哲学史中的基本问题，但把这个问题作为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提出来加以探讨的第一个人，便是康德。思维对客体的作用问题，或者说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康德之前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是康德首先最鲜明提出来的。他引人注意地提出“要给自然立法”，要让客体围绕理性的太阳旋转。冲破形式逻辑的局限，提出建立有具体内容逻辑的问题，即辩证逻辑问题，也始于康德。特别是，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对于维护宗教的上帝存在的旧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从概念直接推出存在是荒谬的，把旧形而上学认为颠扑不破的上帝存在，明确地宣布为“假设”。不过，康德之所以能提出这些重大的哲学新问题，除了他的天才条件外，最主要原因，是以往的哲学——无论经验派或理性派，都走进了死胡同，哲学本身的发展使这些问题不能不提出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还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前述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虽然承认在我们之外有东西存在，即“自在之物”，①但却否认思维能认识“自在之物”，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否认“自在之物”能转化为“为我之物”，如此等等。然而，不管康德哲学有多少缺陷，它在当时仍然是欧洲地平线上升起的灿烂明星，而它的客观作用，也确实给了旧形而上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正如恩格斯所公正评价那样，“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②

其次，康德之所以在当时能充当德国哲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是同他一生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和向往资产阶级立宪制的进步政治态度相一致的，康德非常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大师卢梭。在他的起居室里，一直悬挂着卢梭的肖像。据传说，他由于读卢梭的《爱弥儿》入了迷，以致打破了生活常规，一度放弃了他每天下午3点钟的定时散步。

康德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君主立宪的共和国。但是，康德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理想，感到迷惘。例如，法国启蒙派思想家倡导通过革命暴力赢得立宪制共和国的理论，在康德那里却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道德理论。应该说，康德的三条“道德律令”：“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就是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派革命理论的抽象翻板。所不同的是，法国的革命理论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且要求在现实中实现，实际上也实现了。但康德的理论，却是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论，相反，他把它的实现推到只能憧憬的“彼岸”。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康德的德国庸人氕，即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总之，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和划时代的星云说的创始者，他一生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革命理论活动，是同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同时，康德也有渺小之处。这就是，他在理论上始终不能摆脱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及调和科学与宗教的折衷主义。

赵晔

赵晔，生卒年待考。汉代散文家、学者。字长君。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大约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前后。年轻时曾任县吏，因耻于奉迎督邮而辞去。远至犍为资中，从当时经师杜抚学《韩诗》，尽通其学说。20年内，与家人不通音讯，家人以为他已死，为他发丧。杜抚死后他才归里。州上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卒于家。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诗道微》和《韩诗谱》等书。今只存《吴越春秋》一种。《吴越春秋》一共6卷10篇(一作10卷)，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之事。前5篇为吴事，称内传;后5篇为越事，称外传。其中记载，有些本自史实，有些则纯属传闻异说，故本书过去被列为杂史，性质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从文学角度看，本书“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四库全书总目》卷66)。此外，其故事情节的描写，人物的刻划也都有可取之处。因此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本书为蓝本改编的。元代徐天祐曾为本书作注，订正了许多失实之处，可供参考。

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尊者（米拉日巴、米勒日巴尊者 1040～1123年），本名侻巴嘎，意为“闻喜”。宋代西藏著名佛学家，苦行僧，兼善诗歌。出生于西藏后藏拉堆贡塘地方，祖姓为琼波，最初家境富裕，7岁时父亲病故，一家人受到伯父的盘剥，饱尝人间苦难。长大后，学习咒术，想通过诅咒来报复伯父家。后又追悔自己的罪业，立下誓言，要学习佛教正法。经人举荐，寻访玛尔巴·却吉洛哲大师，正式走上修学佛法的人生道路。38岁时亲近并依止玛尔巴学法，经过6年的磨炼和考验，至44岁时获得上师的全部密法教授。之后，他一直游方于深山大泽，在人迹罕至的石窟岩洞中修行，彻底舍弃了人世间各种贪欲或享乐的思想和行为，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脱俗的宗教人生轨迹。在密拉日巴看来，人生的价值或意义，只有通过修持佛法方能实现。密拉日巴以道歌吟唱的形式传扬佛教思想。同时，他苦修并教授瑜伽，成就斐然。他虽隐居深山僻壤之中，但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众多学法弟子，其中男女瑜伽士1000人，其中获得拙火定法的108人，获得大成就的25人，著名弟子有冈波巴和日琼巴，他们对继承和弘扬密拉日巴传承的大手印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密拉日巴去后，被人们冠以“即身证得殊胜悉地”的瑜伽师称号。

吴伟业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清代文学家。字骏公，号梅村、鹿樵生。太仓(今属江苏)人。幼禀异慧，受到复社领袖张溥的赏识，被收为弟子。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四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东宫讲读、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崇祯十四年告假归里。弘光朝，拜少詹事。因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不久即还乡。一度隐居不出。顺治十年(1653)，迫于压力，应召赴京仕清，初授秘书院侍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吴梅村先生行状》)为由辞归，自此，徜徉山水，留连诗酒，直至去世。

吴伟业才华盖世，他不仅擅长诗、词、文、曲，还精通书法和绘画。而尤以诗著称，时人将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合称为“江左三大家”。

吴伟业诗今存一千余首，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反映明未清初的史事。如《临江参军》写崇祯十一年卢象升军抗击清兵的钜鹿之战，《永和宫词》咏崇祯田妃的身世命运，《思陵公主挽词》和《箫史青门曲》叙明代公主们在时代变迁中的不同遭际，《圆圆曲》记民族败类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悲欢离合。这类诗篇，从不同角度展现出社会的风云变化，被人誉为“一代诗史”(尤侗《艮斋杂说》)。二是反映民生疾苦和民族压迫。如《直溪吏》、《芦洲行》、《马草行》倾诉了百姓所遭受的赋役盘剥和官吏横征暴敛之苦，《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揭露了清兵初下江南时大肆掠夺的暴行，《悲歌赠吴季子》、《短歌》、《送王维夏以牵染北行》抨击了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迫害。三是抒发故国之思，表达屈节仕清的愧疚与痛苦。如“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辛卯元旦试笔》)“我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等，都真实地写出了他的内心感情。另外，吟咏山水和酬赠唱和之作在吴伟业的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在艺术上，吴伟业诗表现出激楚苍凉，风骨遒上，同时又宛转如意，华艳动人的基本特征。歌行一体，尤所擅场。其歌行，“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被人称作“梅村体”。如《圆圆曲》、《鸳湖曲》、《永和宫词》、《楚两生行》、《萧史青门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他各体，他也都有一些佳作，如五古《清凉山赞佛诗》4首，五律《过吴江有感》，七律《扬州》4首，《杂感》21首等，无不锤炼精严，清丽哀怨。他的诗歌也往往有词藻过繁，过典过多，有欠自然的缺点。

吴伟业词作不多，但在词坛上却颇有影响，他的词流丽稳贴，寄慨深长，高妙之作，“有与老坡神似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代表作有〔临江仙〕《逢旧》、〔满江红〕《蒜山怀古》〔贺新郎〕《病中有感》等。

至于其文章，虽委曲条畅，亦有可取，但总的说来，成就不及诗词。

吴伟业除诗文外，还著有《秣陵春》传奇，《通天台》、《临春阁》杂剧。这些作品，都是借历史故事寄托兴亡之感，曲文典雅，故事离奇，头绪纷繁，不适于演出，但在文人中有较多的读者。吴伟业诗文集为《梅村家藏稿》58卷。另有史乘《绥寇纪略》12卷、补遗3卷。

张伯端

张伯端（984年～1082年）北宋道士。道教内丹派南宗开山祖师。字平叔，后改名用成，号“紫阳山人”，故后世又称为张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自少好学，广涉儒、道、佛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数、医药、 卜筮、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等方术，无不留心详究。曾为府吏数十年，后来忽悟“一家温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看破功名利禄，心向蓬莱仙路，便纵火把案上文书全部烧毁，以“火烧文书”罪，被发配岭南。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中，陆诜镇守桂林，召置帐下，掌管机要。熙宁二年(1069年)，随陆诜转至成都，遇真人授以金丹药物火候之诀，“指流知源，语一悟百”。元丰五年(1082年)逝世，留《尸解颂》云： “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所著《悟真篇》一书，宣扬道教内丹修炼理论， “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将儒家的“穷理尽性”，佛教的“顿悟圆通”引入道教的内丹炼养，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主张融合三教，以明大丹玄旨。他指责“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颇有识见。他主张“性命双修”，先修命，后修性，与北宗王重阳主张的“先性后命”不同。该书后世注解者甚多，是继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以后的重要炼丹著作。他的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被奉为南宗五祖之首，称为“紫阳真人”。《道藏》中还收有《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三卷和《金丹四百字》一卷，题名为张伯端所撰，但后者一般认为是伪托。

顾立雅

顾立雅，本名赫尔利·格莱斯纳·克里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年1月19日-1994年6月1日），美国汉学家、哲学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1935年任哈佛燕京学社中国问题研究员。1955—1956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64—1973年任芝加哥大学马丁·赖尔森讲座教授，1974年起为芝加哥大学中国史名誉教授。主张把春秋时期的孔子与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孔子截然分开研究。对孔子评价极高，称孔子为“革命家”、“现代民主主义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反对把孔子看作守旧、反动的代表。认为孔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合作”和“人民幸福”。孔子的教学形式与方法近似现代西欧的“导师制”。肯定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首创大规模私学的功绩、偏重于道德和人事的教育内容，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到方法，都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可称“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曾著《孔子与中国之道》，认为孔子思想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通过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对欧洲的狄德罗、霍尔巴赫、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等启蒙学者和进步人士产生过影响，法国革命和德、英等国的政治改革、美国的民主政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特别赞赏欧洲的启蒙学者，认为他们能够去掉中国历史蒙在孔子身上的灰尘，把孔子的真面目公之于世。著作还有《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传说中之孔子》、《孔子之真面目》等。《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曾把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作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英文参考书。1994 年 6 月1日，克里尔在长期患病后在伊利诺伊州帕洛斯帕克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傅恒

乾隆时代，清朝的国力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国运的太平昌盛，一方面使满州贵族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大大丧失了原来的活力而日益腐化。不过，毕竟是成功者，在一片升平气象中，八旗子弟还是豪杰辈出，不乏佼佼者。傅恒可算一位。

傅恒（1722~1770年），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于一个贵宦世家。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他们在身后都被追封为一等公。姐姐则是乾隆的孝贤纯皇后。

乾隆七年(1742)，20岁刚出头的傅恒便由侍卫升任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圆明园;八年(1743)，升任户部右侍郎;十年，升任军机大臣;十一年转任左侍郎，并兼内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本部尚书，并为议政处大臣，兼管銮仪保卫工作;十三年，授职领侍卫内大臣，不久即因工作勤恳，加封太子太保，任协办大学士，充经筵讲官。

清代，在四川西北部有地名金川，分大小两部，为藏民聚居区。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了叛乱。乾隆派遣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指挥大军镇压。但由于措施失当，讷亲等久劳无功。乾隆十分不满，于是在十三年(1748)九月，改由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工作，并主持军务，替下讷亲等。接着乾隆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并赐诗一首以资鼓励，还赐给花翎20根、蓝翎50根、内库银10万两，以备犒赏，军前诸将奏章允许他沿途开看。临行前，乾隆驾幸瀛台，赐给将士们食物，又赐诗一首为之壮行。十一月，傅恒出发，乾隆又到堂子行祭天大礼，并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送行至良乡。可见乾隆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傅恒年未而立却位居宰辅，确实可谓少年得志，而他以后的行动也证明：他配得起这份“浩荡皇恩”。

乾隆对这次行动着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傅恒出发后，他每天都下诏褒勉。傅恒到达陕西后，反映后勤运输不及时而耽误了军队前进，他就命令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代理陕西总督，主持粮饷运送。傅恒进入四川后，马匹供应不足，他就命令尹继善往来于川陕之间进行督促。傅恒也格外奋勇，军队纪律严明，前进速度极快，路上顶风冒雪，日夜兼程。而他自己则日理万机，很少休息，经常彻夜不眠。途经天赦山，由于雪后道险，竟步行了70里。乾隆闻知，十分满意，大加赞赏，特命加封太保，加军功三级。

起先，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向莎罗奔诬陷其兄泽旺，夺了他的土司大印，还霸占了其嫂阿扣。莎罗奔发动叛乱，侵略沃日，良尔吉实际也参加了。后来他又诈降清军，为叛兵的内应。张广泗听信汉奸王秋的谎话，让良尔吉统领蛮兵，结果清军一有行动，叛兵立刻就知道了。傅恒在路上就了解了情况。没到原有清军驻卡撒的大营，他便派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等来迎接。等到达邦噶山，便把良尔吉、阿扣、王秋等一举擒住，宣布罪行，就地正法了事。乾隆闻报，赞扬他处事明白果断。到达卡撕大营后，在第二年(1749)初，傅恒上奏批评了过去只知正面强攻的平叛战略，提出了“奇正兼施，因机制胜”的正确方针。接着，傅恒率领总兵哈攀龙、哈沿德等避实就虚，迂回包抄，迅速攻占了巴朗的平碉和色尔力的石碉，连续获胜。乾隆因为金川水土恶劣，派人飞马赐给傅恒人参3斤，诸将帅也获得数量不等的赏赐。

不久，乾隆因为觉得师出无利，又爱惜良臣，于是下旨班师，召傅恒还朝，还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赏给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但傅恒根据实际，感觉攻克贼巢只在旦夕，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可惜，便坚决请求进兵，并恳辞公爵之赏，缴还原旨，乾隆不答应。正在这时，莎罗奔惧而思降，但他担心受到惩处，于是先派头人来卡撒试探。傅恒回答说，莎罗奔只有亲自来降，才能饶他不死。莎罗奔仍是不信，又派头人到丹坝四川提督、名将岳钟琪营中请降。邱钟琪单骑入敌巢穴，晓谕了优待政策。二月初四，莎罗奔等遂在营门外开出道路，设立神坛盟誓，次日即率众来降。初六，傅恒拔营回师。奏报传到，乾隆大为欢悦，对傅恒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按照元勋扬古利的先例，加赐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三月，傅恒凯旋回京，乾隆命令皇长子率领诸王和大臣们等在郊外劳军。入京，乾隆在御殿接受贺喜，行饮至礼。不久乾隆又命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以下，并追谥李荣保为庄恪，还在东安门内赐给一座府第，落成时又赐诗表功。金川叛乱，讷亲等镇压两年却不能成功，而傅恒一到月余即平，受到如此重赏，实在当之无愧。

乾隆十九年(1754)冬，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因受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逼迫，率众内附清朝，杜尔伯特部首领车棱也来归顺。乾隆认为这正是趁乱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决意出兵西征。当时朝中诸臣安于太平，多所非议，只有傅恒极力赞同。第二年春，清军出征，一举而定，拿获达瓦齐而归。乾隆大喜过望，对傅恒虽未战而为定策之功大加封赏，加升六级，后来在紫光阁绘制百名功臣像时，又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并亲自撰写赞词道：“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侯不战，宜居首功。”七月，傅恒还充任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的正总裁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傅恒受命主持云南征缅甸战事。原来，自二十八年(1763)以来，缅甸不断入侵中国，中缅关系十分紧张。三十二年(1767)，清廷派将军明瑞征缅，但因粮草不继，明瑞战败阵亡。傅恒受命后，第二年自京启程，京师及满、蒙军队13600人随行。四月，傅恒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观察形势，决定清军沿戛鸠江南进：主力出江西岸，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则沿江顺流而下，水陆呼应;再派小部出江东岸，取道猛密，夹攻缅军老巢老官屯。以前，因为当地气候湿热，清军往往在九月份以后才进攻，结果使缅甸有了准备。傅恒决定要比以前早出军几十天，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因为水师缺船，原先乾隆就曾下令造船，但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将军阿里衮等却认为边外水湍山险，舟船难行，沿江也没有可造船的地方，多次请求停止。乾隆特地派员前来勘查，反映的和阿里衮一样。傅恒来到后，向抚夷李景朝、土司线官猛竽询问此事，却得知蛮暮附近有座山名翁古，多树，旁边还有空地名野牛坝，有少数民族居住，气候凉爽。傅恒于是在此地造船。那些少数民族也愿意挣些工钱，干活很卖力。船造好后，傅恒命令满汉军人以及跟随的奴仆，轮流搬运，挪到江岸。七月，工程即告完成。乾隆闻知，下旨嘉奖，还赋诗《造舟行》一首来纪念。

七月，清军从腾越出兵，发动了进攻。傅恒抵达允帽，来到戛鸠江边，占据了西岸。当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已请降，清军来到后，他们率领夹江各夷寨的头人来迎接，还准备了船只，请求攻打猛拱。傅恒命令分兵从容渡江，夹江为寨包围了猛拱。后来土司浑觉也出降并贡献了千头驯象。十月，清军继续前进，攻占了猛养，杀了头人腊泥拉赛，接着又攻破南准寨，抓住35名头目。清军长驱直入，沿江两岸夹攻，在东岸射死缅军1名头目，斩杀500余人，占领了座营寨;在西岸夺得3座营寨，斩杀50多人。十一月，清军进围老官屯。由于气候恶劣，清军多染病而死，水陆军原有31000多人，现在只剩了13000多人。傅恒不久也生了病。乾隆命他移交工作回京。这时，缅甸也因损失惨重，酋长懵驳派人奉蒲叶书求和。傅恒于是请示接受停战，乾隆批准。十二月，懵驳派人到军贡献各种特产。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战胜，但重创了敌军，缅甸从此再也不敢言战，中缅关系恢复了正常。

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傅恒从缅甸撤军。三月，回到北京。七月，即告病逝。原来，傅恒自进攻老官屯生病以来，一直没有痊愈，回国到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时，已经病入膏肓了。他死后，乾隆亲临其家酹酒致祭，命照宗室镇国公规格治其丧仪，并赐谥“文忠”。

傅恒担任军机大臣达23年，每天侍候皇帝左右，依靠勤劳谨慎赢得信任。乾隆倚之为重臣，时人称其受恩仅次于讷亲。而他的威望完全来自他的努力。决不是仅仅仰仗家庭的尊贵。他死时年未五十，乾隆非常惋惜伤感，曾赋《怀旧诗》道：“嗟我社稷臣，所期宁在近。年少长于余，骑箕惜且恨！”

陈修园

陈修园(1753～1823年)，清代医家。名念祖，字修园，另字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今长乐县)人。少年时孤贫，其先祖通医，故边读书边学医，二十岁开始为人治病。其后又随泉州名医蔡茗庄(宗玉)学医。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曾任直隶省威县知县等官职，在保阳、高阳等地负责救灾工作，水灾过后疾疫流行，陈氏选取有效方剂，介绍给当地医生推广应用，救活不少患者。他为官廉明，县志对他的政绩，有较好的评价，但论陈氏一生之贡献主要在于医而不在于政，他不但任职期间未停止过医疗工作，在中举之后旅居京都之时，已有“医名震京都”之誉。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以老病退职还乡里，时年六十七岁，政治上虽退隐，却讲医学于嵩山井山草堂，学生不少。陈氏博览群书，医学则本源于《灵枢》、《素问》而毕生致力于张仲景之《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陈氏在《医学三字经》上说：“大作者，推钱塘，取法上，得慈航。”可见他重视汉代以前的经典著作，是受钱塘张隐庵和高士宗的影响所致。陈氏虽有崇古尊经的思想，但通过临证实践，对后世医家的长处亦逐步有所吸取。道光十三年卒，享年六十八岁。

陈氏的著作颇多，由后人辑成《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即：《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时方妙用》、《时方妙用歌括》、《景岳新方砭》、《女科要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灵枢素问集注》、《伤寒医诀串解》、《伤寒真方歌诀》、《十药神书》。这些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通俗易懂，很受学医者的欢迎。十六种医书中，虽然他的长孙陈心典说：“先大父医学宗长沙，一生精力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但陈氏的主要实践经验，突出表现于《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时方妙用》等书中，因此上述三书及其《医学三字经》才是他的代表作。陈氏既勤于著述医书，又严肃认真，反复修改，甚至临终前还口授其子修改霍乱、吐泻两文。陈氏医书十六种，是一套中医自学丛书或医学教科书，我国长江以南，以此书授徒或自学成材者，实在不少。《内经》、《伤寒论》等著作，为学医必读之书，但这些著作文词古奥难懂，经陈氏浅注，使初学者得以入门，更编成方剂脉诊等歌诀以帮助学者记忆，故若论陈氏一生对医学最大之贡献，莫过于医学普及教育了。若论陈氏之不足，他确实有点过于尊经，偏于保守，对金元以后之医学成就肯定得不够，特别是攻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未能虚心吸取温病学派之所长，对其本人及其普及医学工作，都是一个损失。弟子有周易图、黄奕润、何鹤龄、薛步云、林士壅、程绍书、陈鉴川等人。

贺长龄

贺长龄(1785-1848)清朝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字耦耕，晚年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系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世居浙江，传二十五世至贺宏声，任湖南按察司司狱，始定居长沙。与其弟熙龄,以学问相砥砺,皆以义理悦心。长龄交游甚广,与友陶澍、唐鉴关系最密。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官江西南昌知府、山东兖沂曹济道、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道光十六年(1836)任贵州巡抚。任职9年，整顿吏治，禁种、禁吸鸦片，劝民种棉、养蚕、织绸。先后在贵阳、铜仁、安顺、石阡等府创 办书院，普定、八寨(丹寨)、郎岱(六枝)、松桃等厅县举 办义学。刊印《钦定春秋左传读本》、《诗书精义汇钞》、 《礼记精义钞略》、《左传义法举要》、《日知录》等，发给诸生学习。增设考棚，增加学额，增多仕途机会。创办 贵阳尚节堂，将节妇收入堂中，从事生产劳动。设立及幼堂，将孤儿收进堂中，聘请老师教书识字，学习手艺。 道光二十五年晋升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八年（1848），委托好友魏源纂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劝学纂言》、《孝经集诠》。著有《耐庵诗文集》等。

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年7月1日），现代作家。本名王诗薇，王实味是他常用的笔名，还用过叔翰、实微、诗味等笔名。河南潢川人。1923年中学毕业，曾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学习1年，为以后成为翻译家打下了英文基础。第二年，留美未成，考取了邮局工作。192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因恋爱受到支部书记指责，他负气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在北大读书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晨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杨五奶奶》。1927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旋到南京国民党党部机关当小职员，业余仍搞文学创作，在《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上发表小说《毁灭的精神》、《陈老四的故事》、《小长儿与罐头荔枝》等。1929年到上海，转而从事翻译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休息》和翻译小说《珊拿的邪教徒》(德国霍普特曼)、《萨芙》(法国都德)、《资产家》(英国高尔斯华绥)、《还乡》(英国哈代)，翻译戏剧《奇异的插曲》(美国奥尼尔)五部世界文学名著。其间由于他的坏脾气常常弄得失业，因而曾先后到东北、河南等地教书。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不满于反动统治，反映了他报国无门、救民无路，感到前途渺茫的苦闷。但他始终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希望变革旧社会，因而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书，并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而调到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曾翻译过200万字左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同时也从事文艺创作。由于他性情乖诞，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他于3月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接着又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加上他曾与两个成了托派分子的老同学有过交往，导致了对他进行大规模的严厉批判。1943年4月1日，王实味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1947年春，被处决于晋绥根据地首府——山西兴县。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黄庭坚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出苏轼之门，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创“江西诗派”，书法为“宋四家”之一，著作有《山谷文集》等。幼警悟，举治平三年进士，历官集贤校理、著作郎、秘书丞、涪州别驾、吏部员外郎。他是宋代继苏东坡之后的另一大家，并且他是苏东坡的得意弟子兼知心朋友，历来都是“苏黄”并称。他在17岁时便和周越学书，坚持学书20余年，深受其影响;后又以苏舜钦为师。他主张学习书法当重在“悟”，当然这里的“悟”要从书法作品本身中去参悟，穷微测妙，推求奥赜。他说：“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山谷文集》)他曾投入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沮心禅师及沮心的弟子死心悟新禅师的门下，聆听禅旨，因此他的许多书法作品的内容也实属佛门禅语，如《明瓒诗后题卷》、《发愿文》、《华严疏》、《诸上座帖》、《头陀赞》、《阴生长诗》。《宋史》本传云：“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徽宗云：“黄书如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元赵孟頫云：“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望之如高人胜士，令人敬叹。”明王世贞云：“山谷大书酷仿《鹤铭》，狂草极拟怀素;生平见山谷书，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老骨颠态，种种槎出。”山谷亦尝自论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又谓：“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汤浆，乃悟笔法。”

黄氏名世之作有《戒石铭》、《梁父吟帖》、《王长者墓志铭稿》、《黄州寒食诗卷跋》、《五马图卷跋》、《李太白忆旧游诗卷》、《草书千字文》、《草书杜诗》、《松风图诗卷》、《狄梁公碑》、《悟轩石刻》、《砥柱铭碑》、《伏波神祠碑》等，书论有《论古人书》、《论近世书》、《论书》、《论虫书》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有传。

梅里美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年9月28日－1870年9月23日），法国小说家。生于巴黎一个画家的家庭。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1819年中学毕业,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大学期间,他钻研语言学和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大学毕业后进入商业部任职。1822年结识了斯汤达,并深受其影响。1825年用假名发表了《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作品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获得成功。1827年发表了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独弦琴》。1828年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历史剧《雅克团》出版,1829年,又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軼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感情。1829年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第奥·法尔哥讷》、《达芒哥》等。1830年以后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这是两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作品。第二帝国时期,梅里美成为上议院议员,从此,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梅里美的文学生涯正处在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这使他成为一个承受了浪漫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

福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开山人之一，尼采主义者，知识考古学家，考古学现象学家，权力/道德系谱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部古城普瓦捷。他1940年9月入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高级中学，该校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师，很受学生欢迎，福柯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42年，福柯开始阅读柏拉图、笛卡儿、帕斯卡、柏格森等哲学家的著作，进步很快。福柯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争与历史的关系十分重大。这使他进一步决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哲学。

1943年，福柯通过了中学会考，拒绝了父亲要他“学医以承父业”的愿望；1945年毅然去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值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年既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又是福柯一生的转折点；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本校执教，风华正茂的福柯深受其泽，后来他成了伊氏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1946年，福柯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巴黎高师。在高师期间，福柯广泛阅读古今哲学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又由于身患严重的癫狂症，染上同性恋，因此涉猎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进而开辟了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癫狂和性欲。他在阅读中选择了尼采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高师还结识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受阿氏影响，福柯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由于多种原因而退党。次年取得法国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同年秋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任里尔大学文学院心理学助教。1953年开始系统研究尼采哲学。

1955年夏，离开里尔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开始了云游天涯的生活，在工作之余，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三年后任波兰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同时作了一年法国驻华沙使馆文化参赞，继续写作博士论文。1959年任德国汉堡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次年完成博士论文，旋即回国准备论文答辩，并成为克莱蒙-费朗大学讲师。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次年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1965年去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学两个月。1966年调往突尼斯大学工作，出版了《词与物》大获成功。1967年选为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但法国教育部部长迟迟不任命，遂重返突尼斯大学。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福柯回到巴黎创建樊尚实验大学中心，兼任哲学系负责人。196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翌年春法国教育部长正式任命福柯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这是福柯学术生涯中的大事，也是法国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大事。1971年创立监狱情报小组，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特别关注犯人生活状况，监狱、监视、惩罚、权力等成了福柯后期的研究主题。1984年6月25日病逝于巴黎。

福柯一生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mentaleetpersonnalité，1954，1962年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Maladiementaleetpsychologie）），国家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Folieetdéraison，HistoiredelafolieGl’Hgeclassique，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凝视考古学》（Naissancedelaclinique，Unearchéologieduregardmédical，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motsetleschoses，Unearchéologiedessciences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savoir，1969），《话语秩序》（L’Ordredudiscours，1971），《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1975），四卷本《性史》（Histoiredelasexualité，1976—1984），四卷本文集《说与写》（DitsetEcrits，1994）。

福柯一生漂泊不定，讲学多国。其思想新颖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尤其关注癫狂（folie）、知识型（épistémè）、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性欲（sexualité）这五大主题，并对之进行哲学沉思，以它们为基础展开他的学说。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为自己的特殊领域找到了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将福柯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指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不同学术年代的作用有主次之别。

首先谈考古学时期。在考古学时期（或前系谱学时期），福柯明确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癫狂、非理性、诊所、人、知识型、知识等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统统置于考古学之下，将它们提升到考古学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他几乎都用“考古学”作书名。福柯专门写了一本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可见，福柯的考古学意在对人类知识进行审察和重估，对上述现象象及其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概而言之，以不同的方式，对前人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以改变老生常谈，彻底更新传统思想史。

知识考古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精神病、癫狂等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从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至《话语秩序》（1970年12月2日演讲，1971年出版），考古学一直是他主要而独特的哲学方法。知识考古学分析思想家留下的精神现象，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知识考古学一开始就关注人及其经验。知识考古学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等基本概念。福柯不再将话语看成文献，而看做档案或纪念物。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又不同于句子、命题、话语单元或语言行为，而是构成话语内容的活动；它是个“实践—符号”概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相互联系并通过它们来显现。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作者。因此，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话语实践产生了各种纪念物或话语品。知识考古学家要分别考察这些纪念物，并加以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考古学分析各种不同的话语档案，呈现出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与分散形式。陈述性话语必须摆脱认识主体和心理特征；概念的产生不在个体心理之中，而在话语自身之中。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找出该时代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尤其是思想史。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用语言文字把考古发现的纪念物忠实地陈述出来，然后将这些纪念物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要素，找出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是福柯关注自己的癫狂症进而对人类癫狂经验加以考古探索的重要成果。癫狂是人的现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研究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癫狂现象”史；通过对禁闭结构的分析，试图建立起癫狂和非理性之间的渊源世系。本书是一部关于种种界限的历史，这些界限处于古典理性的边缘，包括疯子（生产者、男人、女人、动物、孩子）、愚行、疯狂、非理性、癫狂观、疯人的被流放—禁闭—治疗、癫狂原因等等人类非正常状况。它们没有引起西方传统哲学家的重视，而今成了福柯哲学的探讨对象，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重新理解癫狂，重定癫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塑疯人的形象。精神病学是关于癫狂的理性独白，以沉默为基础，于是，对癫狂的研究就是对“沉默”的考古学描述和系谱学分析。

福柯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法。通过对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1877—1933）的研究，他发现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转移与接近如何控制诗歌语言创作结构的建立。这一控制过程就是语言表现过程。语言表现从来不是封闭的，而存在着无数极小的裂口，语言表现的裂口说明我们不得不重复描述。鲁塞尔要解释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语言符号，但这种解释还是区域性的，是“我如何写”；福柯要解释的也是语言符号，却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区域间性的，是“我们如何写”。知识的“区域间性”（局部间性）这一概念颇具“考古学”特色，是福柯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样，福柯可以大胆借用考古学术语进行文化研究。《词与物》就是这种区域间性（学科间性）探索和“我们如何写”的成果。因此，福柯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

在《词与物》中，福柯试图对人文知识及其变化进行考古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福柯发现，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他宣布了“人之死”。欧洲文化使“人”成为其认识对象，把人学变成一种反复利用的证明形式。当代人学已经进入实践和制度两大领域。人学及其对象“人”的命运究竟怎样？福柯讨论了它们的出现、相互联系和哲学基础。很久以来，“人”曾被误认为是一件珍藏品：它来源于“知识型”之间的突变。这种突变，正是福柯所要揭示的。他从17世纪的普通语法学、财富分析和博物学出发对这种突变进行分析。19世纪初，语言学产生了，生物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古典知识失去了统治地位，却留下了空场（裂口），“人”正是从这个“裂口”迸出来的，人开始说话、生息和劳动，并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福柯的目的不是编写一部关于人学的历史，而是对它们的基础或模式进行哲学思考，以创立当代知识考古学，并建立起一种批判意识：既然将来是一个未知物，现在的条件将再次发生变化，“人”在探寻新思想时，却已寿终正寝。

“知识型”是福柯在人学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确定文化的最高概括形式。它具有区域性、间断性和断裂性。对人学的考古探索实际上是对“知识型”的分析。福柯给知识型划定了一定的知识范围：它居于文化自身的外部，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根据不同历史时代，福柯把知识型分成三个绝对独立性（间断性）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和近现代知识型（包括后现代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代表性（表现性）；近现代知识型引入了历史性和意义概念，人学及其对象“人”得以构成。这三大知识型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型网。欧洲文化发生了两次大分裂：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的分裂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的分裂。很明显，知识型不是思想史的对象，而是人学考古学的主题。人学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的分支。因此，研究知识型必须服从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之后，福柯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系谱学时期。《话语秩序》标志着福柯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主题发生转向。他从考古学转到了系谱学，实际上转向了“如何研究真理意志史？”这一基本问题。他从癫狂知识（认识论）引出了权力（法学/政治学）和性欲（伦理学）。

所谓系谱学，在福柯学说中，就是探讨西方文化现象的世系关系的理论。尼采在《道德系谱学》（1881）中首先运用系谱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系谱学方法从严格的道德陈述出发，对人的价值加以分析，以达重估人的价值之目的。福柯早就系统研读过尼采的著作，十分崇拜尼采。很明显，其系谱学直接来自尼采的《道德系谱学》。他的《话语秩序》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向，开始明确运用系谱学研究权力与道德。系谱学方法体现在《监视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把道德关系同非道德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知识、权力和性欲之间的秘密，知识为权力和性欲等因素所左右。系谱学研究权力和道德问题的目的，不是寻找它们的起源，而是弄清近代西方社会的犯罪、性变态等人类反常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而给出解释性分析———揭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明确意义与各种演变关系。

它和知识考古学一样，是一种话语分析法，是反传统史学的，也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不过，它在更广泛意义上解释了权力、道德等人类经验何以形成话语档案，进而发现了人成为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世系，有别于权力史或道德史，因此，考古学成为系谱学的一个分支。福柯对“过去”进行系谱分析，是为“现时”找到参照系，进而把现时纳入过去之中，最终目的是重建关于现时的系谱学。

在《监视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具体讨论了如下主题：罪犯的肉体、酷刑的鲜明性、普及惩罚、温和惩罚、驯服的躯体、正确的训练方法、敞视式监狱、完整严格的机构、违法与犯罪、监狱。19世纪的人以国家监狱堡垒为荣。监狱这种温和形式取代了残酷的断头台。不再惩罚“身”，转而改造“心”。将一切犯人统统投进监狱。这种改造方式是一项新技术：从16至19世纪，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分区控制、监督、评判、训练，使其变得既有用又温顺。人在18世纪找到了自由；但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监狱应该在监视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再次发挥作用。在人类认识和人性惩罚之下，惩戒恐惧无处不在。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主要分析了法国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过程；考察了近代监禁与监狱的诞生；反思了当代暴动现象；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及权力—知识在惩罚社会中的崭新关系。

性或性欲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性为各种关系左右，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外力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性”和“性欲”。和“癫狂”问题一样，“性”与福柯本人的困惑相关。早在写作《癫狂与非理性》时，他就定下对性进行探索的大计划。可以说，《性史》是福柯有话非写不可的作品。原计划写六卷，最后只完成了四卷（至今第四卷仍待出），并且相差很大。在《性史》中，福柯指出，我们需要关于性的理论，只有打开人之性的秘密，才能弄清人为何物。性是一切。冲破性神秘的禁区，使性成为知识的合法对象，给出对性的合理解释。讨论性问题时，必须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于一体。福柯意在将性理论纳入科学。这正是道德系谱学的任务。福柯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论述了古希腊关于性行为方式的理论，讨论了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论，阐释了医学与哲学建立“快感运用”观念的过程，分析了如下各种性关系：男与女、夫与妻、老人与青年、父与女、母与子、师与徒、牧师与俗人等。福柯还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中发现了受自我关怀影响的生活艺术的各种变化。基督教认为肉欲是恶的根源。联系到福柯自身，同性性欲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他生活的巨大障碍。他把自己作为性欲探索的试验品推向思想的极限，以求在更深层次上解释一切由性或性欲引起的种种关系，获得一个原原本本的自我。这个原原本本的自我就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福柯那里，“思”与“活”不可分。“思”有“活”担保，就不会是空灵的，而是厚实的，可琢磨的。从这一点看，福柯的哲学深刻而透明。

福柯的思想远播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也备受中国思想界瞩目。福柯死后，其影响越来越大，受到世人爱戴。1986年，他的师友和追随者在巴黎成立了福柯中心与福柯协会，至今已为研究和传播福柯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早在60年代就被誉为“20世纪的康德”，还被称为“法国的尼采”。福柯的著述为法国文化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他是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一位显赫人物。

洪灵菲

洪灵菲（1902—1934），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开始体力劳动。后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沙基惨案”中做了不少组织和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工作,遭到反动派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后到上海,曾先后在地下党沪西区委、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全国反帝大同盟工作,还在党领导下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同时,与戴平方、杜国庠等人组织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七个常务委员之一,也曾参与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主要工作。1933年,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不幸被捕,同年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流亡》(1928年,现代书局)、《前线》(1928年,晓山书店)、《转变》(1928年,亚东书局)、《明朝》、《气力出卖者》(1931年,乐华图书公司)、《家信》、《长征》、《归家》(1929年,现代书局)、《大海》(1930年,乐华图书公司)等。其他短篇文艺论著,除了发表在《我们》月刊上外,还散见于《太阳》、《海燕》、《拓荒者》、《海风周报》、《大众文艺》等刊物上。翻译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赌徒》等。洪灵菲是左联时期的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努力表现工农群众的觉醒,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努力”(《流亡自序》)。中篇小说《大海》描写了革命高潮中的农民运动,歌颂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鼓动人们坚决对压迫者剥削者进行斗争;《流亡》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亡生活的描述,反映了在革命低潮时期青年由苦闷转到反抗的过程,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形象地显示出那“窗外的一线曙光”,指出了只有革命才是被压迫者唯一的生路。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他正确地宣传过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群众的关系。他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普罗列塔利亚解放运动中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歌咏着自身阶级的英勇的斗争,唤醒自身阶级里面的大众,它暴露敌对阶级的罪恶,表扬自身阶级的伟大精神”。他自己的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精神。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洪灵菲选集》。

邓云乡

邓云乡（1924.8.28——1999.2.9），学名邓云骧，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善于思考，勤于撰述。退休后，以其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与他有涉的人，或事缘为诱因，或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潜心著书。邓先生是极个别能让历史“活”起来的学者，既渊博厚重，细研历史文化，又细致闲情，深通民俗风情。云乡身后，谁能继之？呜呼，先生生前，默默无闻，如今人们才愈来愈觉出他的价值。粗略统计一下邓云乡的著作，计有《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丛稿》《水流云在琐语》《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清代八股文》《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宣南秉烛谭》《诗词自话》《书情旧梦》《北京四合院》《花鸟虫鱼》《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种。河北教育出版社为邓云乡出版了《邓云乡集》，最近中华书局增补重编后推出了新版。

向达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现当代史学家、敦煌学家。字觉明,笔名方回。土家族。湖南溆浦人。1924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30年经赵万里介绍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秋去英国,在牛津大学任交换馆员,先后赴欧洲各地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壁画等文物和太平天国史料。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至1944年先后两次到西北考察敦煌文物。抗战胜利后,一直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6年11月24日逝世于北京。

向达一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对敦煌文物十分重视。早在1930年,翻译《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6年又翻译《西域考古记》,向国内介绍敦煌及西域文物被盗的经过。1937年以后,又陆续发表《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学导论》等文章,初步介绍斯坦因劫藏敦煌遗书内俗文学作品40多篇,为俗文学研究提供许多难得的资料和线索。向达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一是《论唐代佛曲》(《小说月报》20卷10期)的发表,文章提出“佛曲”发源于印度北宗说,如长达数万言的叙事诗《佛本行赞》、孝子董永、季布歌等是从佛教文学蜕演出来的,至于俗文、变文之类作品大约也是模仿佛教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从而主张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外来的影响,佛曲也与变文无关。二是《唐代俗讲考》,该文最先发表于《燕京学报》,10年后又据新获材料重新改写发表于《文史杂志》,文章通过对唐代俗讲仪式、话本及其源流的探讨,论证中国的白话小说在唐代已经建立起来,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54年,他又参与《敦煌变文集》的辑校整理工作,该书于1957年出版后,一直是汇萃敦煌变文的丰富辑本。

向达在学术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及边疆各地方史的研究上。早在1926年就开始对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之东传进行专题研究,完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特别是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充分的史料论证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唐人的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有着亲密交往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的《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以及《蛮书校注》等论著,均赢得学术界的好评。1957年汇集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内收23篇论文),更是蜚声中外的名作。

倪元璐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园客，上虞县越东乡(今上虞市小越镇)倪梁村人，后移居会稽(今绍兴)。明代学者。七八岁即能诗，17岁中举于乡。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出主江西乡试，命题有讥讽阉党之意。崇祯元年(1628)正月，上疏为东林党人辩诬，又请毁魏忠贤陷害忠良的《三朝要典》。自此疏出，清议渐明，忠良者始得抬头。后历任南京司业、右中允、右庶子等职，先后上疏言“制实八策”和“制虚八策”。八年，任国子祭酒，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所忌，唆使刘孔昭攻击其“妾冒妻封”，败礼乱法，因此罢官南归，居于绍兴城南。时逢越中连岁大饥，筹划赈恤之策甚备，史称“处不忘君，退不遗世”。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翌年五月拜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充日讲官，多次上疏切陈时弊及救援之法，为宦官所嫉。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自缢。南明福王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清顺治十年(1653)，追谥文贞。

工诗文，著有《倪文贞集》。善画山水竹石。喜用水墨生晕之法，苍润古雅，饶有风致。所画山皆崚嶒突兀，林木则苍莽葱郁。陶元藻评其画云：“倪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徐渭以萧疏古淡见风神。”传世作品有天启七年作《临董北宛云壑高逸图》轴，图录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崇祯五年作《树石图》卷，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书工行草，秀逸有姿。书迹有《行草诗翰》轴，现藏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