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

印光(1861—1940)，晚清民国郃阳(今陕西合阳)赤城人。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继庐行者。幼随长兄折桂习儒，涉猎佛典。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终南山莲花洞寺从道纯法师出家，次年驻留湖北竹溪莲华寺苦修，归心净土宗。十二年至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道场，后赴普陀山法雨寺隐居研习三藏经典三十年，升首座。1921年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又发愿募印《安士全书》以广流通，声名大振。1923年在南京创办放生念佛道场，发起募捐修建三汊河法云寺及佛教慈幼院，被公推为筹备会名誉会长。后参与组织江苏监狱感化会并莅监说法，并应聘于上海残疾院、佛教净业社说法。1928年参与发起筹备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推动新僧运动。1930年春将历年印行佛化及劝善书籍所存版籍，移交佛教净业社附设弘化社继续印行，移住苏州报国寺修行，主持木渎灵岩山寺，建立净土宗第二念佛道场，提倡宗风。并校订明藕益大师所辑《净土十要》，鉴定《物犹如此》《戒杀弭劫编》等，搜访增订《清凉山志》，重编《净土圣贤录》等，编著《初机先导》《净业津梁》《在家学佛法要》等。与太虚、圆瑛在佛教界资望最高，有宗学专家、僧界泰斗之誉。1935年与班禅大师一起被推为菩提学会首任正、副会长，翻译藏传佛教经典，次年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登坛开示。1937年通告中国佛教会，誓死反对班禅大师更改佛诞日之议。抗战爆发后拒与日伪合作，富有爱国民族气节。班禅圆寂后，接管菩提学会事务。自奉俭约，捐赈极多。在灵岩山寺坐化后，其舍利子分置各寺，被尊为中国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著有《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等。

草衣意恂

草衣意恂(1788~1866),俗名张意恂,字中孚，号草衣，罗州三乡人，即今全罗南道罗州郡三乡西小村庄。生于朝鲜正宗丙午（公元1788),同治四年(公元1788),圆寂于快年阁，即今海南大兴寺山内庵。草衣于二十五岁时顿生出家之念，乃投身南平云兴寺，剃染于替峰敏性，拈香于玩虎，受禅于金潭祖师。如冽水丁若镛，紫霞申缂，秋史金正喜等朝鲜后期有名的文人墨客、士大夫及思想家，都与草衣结缘，以茶教睦友谊，達立精神上的畎契。憎侣要参悟禅理，文士及思想家要极恬静的精神与文思，也就是说:赠茶在精神上的意义，超过茶本身的清味、真香和气温作用。因此草衣在韩国茶史所建立的成果将永垂不朽，子子孙孙将尊奉他为“茶圣"。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复兴的成果。

草衣意恂，是朝鲜后期韩国代表性的禅僧，号称诗、书、画三绝，为当代杰出的艺术 家。他不驻足于空虚的理论，而以通过实践和经验 的修行法达到得道的境地。在茶道方面，他亲自煮茶，并通过对品泉的经验探究了古人的传意。草衣 的茶风承袭了达磨以后赵州的沏茶风，其风味形成了蕴涵着长久历史的韩国文化特征与适合于自然环境的茶风趣，但是由草衣继承的茶风，是韩国自生的风味，还是他国流人者？迄今尚未发现足资证明的文献资料。不过韩国的文化在历史上与中国一直保 持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唐代，有许多前往唐国的宗教 界人士、学者、商人将新的唐代文物带来韩国。因此可以猜想到，中国的名茶和茶风在这一时期很可能由好竒者或禅僧，很自然地传人韩国。加上韩国可种植茶树的地区有限，而气候及自然条件又适于栽植小叶种的茶树，由此也可猜想到必定引进了与韩国的自然条件类似的地方茶风。亊实上以野生状态 生长于古寺庙址的茶树，大都厲于小叶种，就是一个有力左证。其实在制茶的方法上，可以发现韩国所承袭的制茶和泡茶的方法，与中国高山地区古老的禅宗寺庙所使用的方法类似。江西省云居山真如寺制做的茶的叶种和制茶法，就具有这种类似点，这也表明中国南方的古山地和韩国的自然条件类似。

丹波康赖

丹波康赖（912-995），生于公元912年,卒于公元995年,终年84岁,为汉灵帝刘宏后裔。灵帝五代孙高贵王(亦作阿留王或阿智王)在日本应神天皇时,率母子及其党人避乱经朝鲜赴日,归化日籍,住大和国桧隅群,封为使主并行医,为移日第一代,其子至都贺赐姓直,居丹波。其七世孙为大国,生子康赖,即高贵王第八代孙。康赖精通医术,赐姓丹波宿弥,累迁针博士,兼丹波介(地方长官之副职)。公元982年康赖开始撰《医心方》,于984年(日·永观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完稿。书成后,一方面康赖用于课试诸生,另一方面献于朝廷,由于长期藏之秘府,以致世间很少流传。16世纪赐与典药头半井瑞策秘藏其家,1854年交与医学馆,经元坚、元玻、元信等人校勘,并与元简所藏散本4卷参合,上梓公诸于世,即令之所传《医心方》。我国现流传为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浅仓屋藏板影印本。丹波康赖除著《医心方》外,其后又撰《神遗方》、《康赖本草》。

源空

源空（1133年4月7日～正月15日），镰仓初期的僧人。日本净土宗创始人。俗姓漆间,幼名“势至丸”,号“法然”。美作(今冈山县内)人。九岁丧父,十三岁(亦云十五岁)登比叡山随源光出家,后投皇圆阿阇梨门下,努力研究教、观二门玄旨。十八岁时至黑谷的慈眼房睿空门下学习。二十四岁时游学京都、奈良,历访兴福寺的藏俊(法相宗)、醍醐寺的宽雅(三论宗)、仁和寺的庆雅(华严宗)、中川的实范等名匠,参究各宗奥旨。后归黑谷入报恩寺遍阅大藏经。后读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对“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句话大有所悟,遂皈净土教,读源信《往生要集》,自立决心,开创新宗。文治二年(1186)应比叡山座主显真法印之请,于大原胜林院讨论净土宗的法义,参加的人尽数归入他的门下,世称“大原问答”(亦称“大原谈议”)。建久九年(1198),撰《选择本愿念佛集》。特别重视称名念佛,以此为“正定业”;以礼拜、读经等修行为“助业”、“杂业”,受到朝廷和很多公卿、武士、庶民的归依。至此,化导日盛,遂多次遭受诽谤。元久元年(1204)冬,山门宗徒群起攻击专修念佛,要求禁止念佛宗。法然作七条“起请文”呈递比叡山,予以辩解。但是敌对者并未就此罢休,上告法然弟子私度女官,上皇怒,遂于承元元年(1207)二月发配土佐(今高知县)。当年十二月获赦,但不许入京,遂留住摄津(在今大阪)胜尾寺。建历元年(1211)归吉水禅房。寂后加谥“慧光菩萨”、“华顶尊者”、“圆光大师”、“明照大师”等称号。此外尚有“元祖上人”、“吉水大师”、“黑谷上人”等尊称。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黑谷上人语灯录》等,近世将其著作编为《法然上人全集》。门下弟子颇多,上首弟子有圣光、源智、幸西、圣觉、证空、善信等。

詹姆斯·M·凯恩

詹姆斯·M·凯恩（James M. Cain 1892年7月1日-1977年10月27日），美国小说家，电影剧作家。

詹姆斯.M.凯恩1892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写作生涯从记者开始，历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法国的战地记者，《纽约世界报》编辑，以及《纽约客》执行主编，此后一度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在编剧合同到期，开车逛遍了南加州，并写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惊悚短篇之后，在著名出版人诺普夫的鼓励下，他开始写那本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小说。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邮差总按两遍铃》在当时获得的成功以及此后长销不衰的状况，都不算过分。文学史家认为它“或许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而且是当之无愧的“黑色文学/电影”的开山鼻祖——而在这种类型中，也很难找到真正超越《邮差》的作品。这部短短的小说位列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曾被四次搬上银幕。《邮差》之后，凯恩又创作了两部风格相近的黑色小说《双重赔偿》和《穆德莉》（又译作《欲海情魔》），根据这两部小说的电影都成为影史经典。1977年，凯恩以85岁高龄逝世。

邱菽园

邱菽园（1874年11月10日-1941年11月30日），原名德馨，自号“星洲寓公”，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父亲邱正忠于1840年到新加坡当劳工，后经商致富，成为新加坡著名米商。邱菽园六岁出国至新加坡，由父亲聘家庭教师讲授中文典籍，后回国继续深造。二十岁参加乡试，中举。1895年赴京会试，不第。时值甲午战败，我国割让台湾，他参加上书反对割台，不获报。失望之余，绝意仕途，返回新加坡。这时他的父亲已故，他与弟邱德祥继承遗产，各得七十多万元，成为巨富。

邱菽园工诗词，为人豪放，倜傥不羁，日以诗酒与南来名士交游，对公益事业莫不慷慨解囊，有“小孟尝君”之称。林文庆等人倡办中华女校时，他捐三千元作建校基金，表示对女子教育的支持。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与林文庆同为当时南洋著名的维新派领袖。他们合作组织了“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98年，邱菽园独资创办《天南新报》，自兼主编，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该主张得到林文庆的支持，林出任该报英文编辑。

1900年2月，邱菽园邀约康有为到新加坡，随后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会长。同年7月，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会，图谋东南大举，邱菽园捐饷二十五万元。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起义数次改期而失败。事后，秦力山、朱菱溪等人陆续来到南洋，向康有为清算。邱菽园才知道康有为骗款卖友的实情，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发表《论康有为》，揭露康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募捐，从中作弊。邱在文中质问:捐了许多款，究竟做出什么事来?有一笔明白的账开给大家看吗?此外，仅就康有为保皇党的立场来说，他说有光绪皇帝的御书和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嘘，却从来没有给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假如是真的话，为什么同党极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再骗人了!邱并声明从此与康断绝一切关系。邱菽园这一揭露，影响很大，许多投身保皇党或受过康、梁蒙骗的人，如马来亚的郑螺生、李源水等人也都先后与保皇党断绝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早期会员。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之役，使清政府开始注意到邱菽园、林文庆等南洋华侨富商的活动，遂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对邱、林等人支持“叛乱”的行为加以警告，还逮捕了邱菽园在国内的亲戚。邱菽园被迫花一千两银子向清廷捐了个“道台”，以示对清政府“效忠”。此后。他再也不涉足政治，但爱国之心未泯，思想也较开明，与许多革命派人士私交甚笃，曾出面为黄乃裳开垦诗巫做保证人。

1905年，邱菽园由于投资土地买卖而亏蚀一空，他的弟弟邱德祥也经营失败，兄弟两人不得不宣告破产，向法院报穷。不少人为之惋惜，但邱菽园却不以为意，身居陋巷而孜孜不倦于新小说之阅读与欣赏，并仿效钟嵘(《诗品》)体例，作《新小说百品》，后又著《客云庐小说话》，完全以卖文为生，曾一度担任中华总商会的秘书。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战祸连绵，邱菽园愤懑不已，曾在自己承办的《振南日报》上著文抨击。1929年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聘请邱菽园任该报副刊主任，但他上任一年，便以老病辞职。从此谢绝应酬，以诗酒自娱。晚年笃信佛教，为居士，终日蛰居于“觉觉经舍”。

1941年11月30日，邱菽园病故于新加坡。

邱菽园的主要诗作有《啸虹生诗钞》，康有为曾为其作序，认为其诗“滂博天葩，雄奇俊迈”，“或与黄公度京卿骖靳联镳焉”。此外，还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等诗文集。

林汉达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通俗文艺作家,文字学家,教授。浙江省镇海县人。十三岁起,先后就读于宁波崇信中学、杭州之江大学。1924年大学毕业后,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员。1928年秋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历时九年,曾任英文编辑、编辑主任、出版部长。1937年进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攻读民众教育系,读完博士学分。1939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任之江大学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江大学内迁,他留上海从事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通俗化历史故事的写作。后来,开办华东大学,任教育学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之江大学复校,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同年底,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为当时有名的进步教授。1946年9月秘密到达山东解放区,后经大连转赴东北解放区。翌年夏,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燕京大学教授。1951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文字改革和外语教材建设方面的研究。自四十年代起就根据史籍,以讲故事的形式,运用历史演义的手法,向青少年读者介绍中国历史。解放后出版的通俗文艺读物有:《东周列国故事新编》(1962年,中华书局)、《春秋故事》(196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战国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春秋五霸》(1963年,中华书局)、《西汉故事》(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前后汉故事新编》(1978年,中华书局)、《三国故事》(197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路德维希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德国作家，以撰写通俗传记而享有国际声誉。所写传记强调人物个性，被称为"新传记派"，是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路德维希1881年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今属波兰)。他在大学的专业是法学，却选择了作者和记者生涯。1906年移居瑞士，并于1932年获瑞士国籍。《歌德传》及《拿破仑传》的出版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传记作家，他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流派，以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及性格分析而享有盛名。代表作品有《拿破仑》、《俾斯麦》、《歌德》、《人之子》、《林肯》、《兴登堡》、《克娄巴特拉:一个女王的故事》、《罗斯福:命运和权利的研究》、《三幅画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贝多芬》、《奥瑟罗》、《蓝色地中海》、《青白尼罗河》等…… 另外还有描写德国公元800年至公元1941年的为德国二战所写的《德国人》。

黄景仁

黄景仁（1749年--1783年），字仲则,又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孤,赖祖父抚养以成立。少工制艺,十七岁为诸生,次年与同里洪亮吉为友,始学作诗。家贫,不愿授徒,遂游食四方,先后客于徽州府同知王祖肃、浙江道台潘恂、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及安徽学政朱筠署中。平生于功名不甚关切,独恨己诗无幽燕之气,尝蓄意北游燕、赵、京师。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抵京师,名公卿如翁方纲、纪昀、冯敏昌等皆奇其才,争与之交。次年,高宗东巡,途经天津,各省士子进献诗赋,景仁至津门与试,考中二等,授武英殿书签。乾隆四十二年,迎老母妻子至京,应顺天乡试,不售。后受业于王昶门下,与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洪亮吉等结都门诗社,诗酒唱和,而家境益困。后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游西安,得金捐资为县丞。乾隆四十七年,返京,赴吏部候铨选,在京为债家所迫。次年,欲再至西安求助,抱病而行,卒于山西运城盐运使沈业富署中。景仁存诗千馀首,为其贫病交加、飘泊潦倒、抑塞不平而又倜傥不羁的一生之写照,如《送春》、《太白墓》、《秋兴》、《夜起》,皆可见诗人之愤懑充溢于字里行间。《杂感》诗云:“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其孤傲与悲愤在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其描写自己穷困生活的作品颇能引起寒士的共鸣,如:“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都门秋思》)其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亦为人传诵。如《绮怀》中的名句“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摹珠箔数春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结束铅华悔少作,屏除丝竹人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等皆流传极广。诗中也有许多赠友怀人或表现进取精神的作品,如《金陵待稚存不至适容甫招饮》、《少年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观潮行》等。景仁诗学李白,又出入于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朱庭珍云:“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仲则七古佳篇,造诣颇似如是。”(《筱园诗话》)邱炜萲则评以“清刚”两字(见《五百石洞天挥麈》)。著有《两当轩集》二十二卷,洪亮吉为撰行状、王昶为撰墓志铭。毛庆善、季锡畴为撰年谱。

侯方域

侯方域（1618年4月—1655年1月）明末清初文学家。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他生性豪迈不羁，“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入清后，应顺治八年(1651)河南乡试，为副员生。3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早年即以诗与时文名扬海内，后肆力古文。他的古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家”。但他早期古文以才气见长，流于华藻，工力不够。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论文书》中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后学韩愈、欧阳修，颇有成就，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指斥权贵;《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抒写怀抱，都写得洋洋洒洒，流畅恣肆，富有气势，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之“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空碧”。但有些文章蕴藉深厚不够。他的传记文，大抵学习《史记》和唐代传奇，善于刻画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加以表现，具有浪漫气息。如《李姬传》，写“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的李香君，文笔洗炼，绘声绘色，将人物的精神风采，刻划得生动传神，有无限余韵。邵长蘅曾评其文说：“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传》)

侯方域也工诗。他的诗多感慨时事，如《哀辞》歌颂史可法的抗清光辉业绩，斥责马世英、阮大铖之流奸党，语极沉痛悲壮。《冬日湖上》写自己受阮大铖拘捕，避居宜兴等地的情景，透露出国事日非、恢复无望的满腔怨愤。《估客乐》则借南朝乐府旧题，写在苛捐杂税之下的商人、农民的悲惨境地。其诗不如其文汪洋恣肆。著有《壮晦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

袁嘉谷

袁嘉谷（1872－1937年），云南石屏人，字树五，又字树圃，又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考试第一，滇督魏午庄书“大魁天下”以示纪念和祝贺，因有杨状元之称。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次年赴日考察学务，任云南留学生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出任浙江提学使兼署布政使。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云南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教学、著述，涉及历史、文学、教育、经学等各个领域，并显现自己的独特见解。是云南文化史上卓有贡献的学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滇绎》四卷二百六七篇，以时为序， 述论先秦至民国有关云南史实、事件、人物、古迹、风物。《云南大事记》六卷以编年体，记载从“唐尧元载甲辰”至“清宣统辛亥年” 共4268年的云南历史大事，体例及论述均有独创。编民国《石屏县志》，编辑《滇南金石萃编》，博采云南金石，保存了云南的地方文化。

著有诗文集《卧雪堂文集》二十二卷，与人编纂《滇诗丛录》一百卷，为云南最大的诗歌选集。

孙继皋

孙继皋（1550－1610），明代诗文作家。字以德。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第一,除修撰,累官迁少詹事。拜礼部侍郎,改吏部,摄铨事,论救诸谴谪言官,无所避讳。陈太后梓宫发引,神宗称疾不送,遗官代行,孙继皋上疏极谏,忤旨、致仕。他的诗多赠答、唱和之作,一般写得雍容恬雅,如《雨霁有怀钱征君》:“去住各何意,交情中路分。长安一夜雨,漂泊倍思君。树霭淡初日,城阴低暮云。雁鸿那可问,空自惜离群。”似有承平台阁之遗风。在他的各体诗作中,五言较优。如《送华三还南》:“弹铗意何所,挂帆秋满船。艰难为客倦,惨淡逐人怜。世路浮云外,乡心落日前。西风吹易水,因尔一潸然。”冲淡圆美,流转自如,但构思欠新颖,流于浅易。他的文章风格温夷冲粹,与他的诗有相似之处,著有《宗伯集》10卷。

沈鲤

沈鲤(1531年~1615年),明大臣、文章家。明神宗时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一带爆发了师尚诏率领的农民起义，起义大军攻陷归德(今河南商丘)。不久又放弃归德西去。守城的官吏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一个青年人匆匆忙忙地向衙门走来。他对当时归德城的守臣说：“师尚诏一定会再回来，你应该捕杀城中与师尚诏有串通的人，严加防守才好！”果然，不久师尚诏又返回归德。他见归德守兵已有防备，随即离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参加乡试中举的举人沈鲤。

沈鲤，字仲化，嘉靖九年(1530)生于归德。他的祖父沈翰曾做过建宁知府。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中的沈鲤没有辜负先辈们的厚望，嘉靖四十四年(1565)参加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从此他走上了为官的道路。

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沈鲤曾经做过他的讲官，很受神宗的器重。有一次，神宗命诸讲官在扇面上写一段话，沈鲤写的是魏卞兰的《太子颂》，神宗很高兴。神宗继位以后，随即把沈鲤提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升左赞善。大凡在皇帝身边的人，学问必须渊博，才思必须敏捷，口才必须流利，而且必须善于了解国君的心理。这些沈鲤基本上都具备，神宗每次听沈鲤讲解，总是感到很称心，因而一直称赞他。当沈鲤的父、母相继故去，沈鲤回家奔丧之时，神宗几天不见沈鲤，便问左右：“沈讲官何在?”听说因父母丧而回家治丧时，便又问沈讲官什么时候服丧期满。由此可知神宗对沈鲤的器重和关心。万历十年(1582)秋，沈鲤被提拔为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旋又改吏部，进左侍郎，万历十二年(1584)冬，拜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由于他素孚众望，所以当时也没有人觉得他的提升太快了。

沈鲤在朝为官，主持朝廷典礼，建树颇多。他详细考察先朝的典章制度，自丧祭、冠婚、宫室、器服定为中制颁告天下。念当时世风日下，遂奏行学政八事。又奏请恢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等等。对于沈鲤的请求，神宗多数是接受了。比如神宗为天下大旱而担忧，在祭祀上天的同时，想分别派遣大臣往全国各地祭祀名山大川，以求保佑，而沈鲤却说，使臣往来，对地方百姓多有骚扰，不如斋戒三日以告上天。京师久旱，沈鲤又上书力陈要采取体恤百姓的实际措施，崇俭戒奢，速减织造。京城地震，沈鲤请求体恤民情，言词恳切。神宗每次都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万历十四年(1586)春，备受神宗恩宠的郑贵妃为神宗生了一个儿子，即三子朱常洵。神宗十分高兴，遂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郑贵妃的晋封，引得朝野上下舆论大哗。在皇三子出生以前，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处于一种“无嫡立长”的地位，可以说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王恭妃的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王恭妃生育5年却没有得封，而郑贵妃刚生皇子就后来居上，于是人们纷纷为王恭妃鸣不平。更重要的是，宫廷中流传着皇上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册封郑贵妃是为“废长立爱”做铺垫的传说。朝臣们感到有一种责任，要唤醒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切忌做出有损皇威，有损社稷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鲤率众僚属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进而册封其母王恭妃。几天后，因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的姜应麟被贬，沈鲤遂上书请皇上宽宥他。神宗心里有自己的想法。皇长子朱常洛乃宫女所生，且神宗自始至终都不喜欢，而三子朱常洵却甚得神宗欢心。在神宗的内心深处，确有“废长立爱”的念头。但众大臣不依不饶，纷纷上疏要求皇上尽快册立皇长子，令神宗十分头痛。他为了应付了事。便下诏说：“皇长子还小，不访再等二、三年。”到万历十六年(1588)，沈鲤又请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仍旧不答应。直到皇长子朱常洛20岁了，神宗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大臣们的请求，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神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贪财。为了聚敛钱财，神宗想出了一个新招。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批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万历一朝，矿监、税使到处横行，甚至发展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沈鲤升文渊阁大学士后，即上书请除矿税。居位多年，也多次提出。万历三十年(1602)秋，沈鲤与沈一贯和朱赓商量，要等待时机联名上疏，力陈矿税的害处。有一天，天下大雨。沈鲤与沈一贯和朱赓说：“今天可以上疏。”沈一贯和朱赓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沈鲤回答说：“皇上最不喜欢廷臣上疏参奏矿税的事，所以有关矿税的上疏多被留中不看。今天，我们三人冒雨素服到文华门参奏，皇上感到奇怪，必定取来阅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于是三人按此计行事。神宗拿到上疏，心想：“必有急事!”果真亲自阅视。这份奏疏令神宗心动。然而，矿税对神宗来说是聚财的好办法，他岂肯轻易停止。沈鲤意识到，只是让皇上认识到矿税对国家的危害还不足以促使皇上下决心停止矿税，应另想他法。第二年，沈鲤又上奏说：“矿使出行，尽数破坏了天下名山大川的灵气，恐怕对圣上的身体不利。”神宗很害怕，遂派太监陈矩向沈鲤寻求补救的办法，沈鲤回答说：“没有其它的办法，最好是赶快命令停止开矿征税，灵气自然恢复了。”陈矩回来向神宗复命，同时也劝说神宗停止矿税。在沈鲤和陈矩的劝说下，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神宗明确下达了停止开矿的谕旨，着令停免，并下诏说：“凡有矿洞的地方，要命令地方官全部封闭培筑，不得擅自开启，务必保持地脉灵气。”由此可知，这次停止开矿决定的作出，正直的大学士沈鲤与司礼太监陈矩是起了推动作用的。但是，税使的流毒终万历一世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为祸到神宗身后相当长的时间。

沈鲤为相期间，为将采榷之祸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尽自己的所能来向皇上进言，揭露矿监税使的种种恶行。杨荣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奉命来到云南开矿收税的。杨荣到云南以后，恣行威福，人称“千岁”，累计杖毙数千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杨荣传唤操捕指挥樊高明，因为樊高明晚到了一会儿，便派人把他抓到家中，用竹板打数十下，以至于筋断;不久，又从管堡指挥贺瑞凤处夺取马匹四十，将他逮捕;此外，他的亲信还到处宣言要尽数逮捕六卫印操诸人员，搞得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率军民数千人发动兵变，拥集杨荣住处，放火烧毁了他的宅院，又将杨荣杀死，投入烈火之中。随从二百余人也被杀死。神宗得知此事，气得几天没有吃饭，下令派遣官吏到云南严加处置。沈鲤为民着想，上疏力争，他向神宗陈述了杨荣的种种恶行和罪状，请求皇上只杀为首杀杨荣的人，而对于其它的人则放他们一马。接着沈鲤又暗中嘱咐太监陈矩向皇上进言。事情因此而大事化小，只诛杀贺世勋了事。另一太监梁永在陕西充当矿监税使，横行肆虐。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逮捕梁永手下拦路抢劫的人，梁永怒而上疏弹劾满朝荐对税使滥施刑罚。沈鲤上疏论救，为满朝荐开脱。但明神宗不理睬，下令将满朝荐降一级。梁永因得到神宗的庇护，竟然要求统领镇守事，沈鲤极力表示不可，神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从而使梁永等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太监高淮在辽东任矿监时，与当地官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大臣们上奏疏弹劾他，都被神宗压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天，高淮以进贡为名，率领随从家丁三百余人，高举着飞虎旗，一路喧嚷着冲到京都广渠门外，声言要面见皇上，这一举动引起朝野大哗，沈鲤连夜密奏皇上，指责高淮这样做不妥。神宗乃下诏责令高淮不可妄动。高淮为自己辩解，说自己的行动是为了镇守关务。其实，从根本上而言，神宗是站在矿监和税使一边的，他以为如果不听中使的话，便不能搜罗更多的钱财。所以神宗最终还是袒护高淮，使弹劾高淮的人无话可说。

可见，沈鲤在明朝为官期间，对于明朝政治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沈鲤为人鲠直，最讨厌行贿讨好一类的事情。他不但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以身作则。当初，他刚中进士的时候，他的座主、大学士高拱是他的同乡，但他并没有以同乡的名义去谒见高拱。沈鲤刚入翰林院时，中官黄锦以同乡的名义带着很多钱物去结交沈鲤，被沈鲤严词拒绝。沈鲤教习内书堂，与宫廷中的宦官接触很多，但他并不借机进行联络结党。随着地位的提高，沈鲤益发严格要求自己。万历十五年(1587)三月，神宗封彻哩克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这三娘子原是谙达之妻，谙达死，彻辰汗袭。彻辰汗死，彻哩克袭，历配三王，掌兵权，为明朝守边保塞，各部都惧怕她。三娘子被封为忠顺夫人后，沈鲤不称其妃号，只称其为夫人，以此表示对她的赞赏。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为父请求救济，沈鲤坚决驳斥。秦王谊请求封其子为郡王，中贵替他说话，申时行也同意，独有沈鲤坚不应允。可以说，在沈鲤的一生中，一切以国事为重，从不徇私情。

沈鲤鲠直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人，因此许多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神宗也渐渐开始怀疑，多次诘责沈鲤，并削减他的俸禄。沈鲤因此而想离开宫廷这块是非之地。当时申时行因沈鲤并不投靠他而心中忌恨。有一天，沈鲤请求归家，申时行立刻拟旨同意，但神宗却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为什么要离去呢?”，并有意要重用沈鲤，遂即传旨对沈鲤加以慰留，申时行因此更加忌恨。申时行的私人给事中陈兴郊曾经向沈鲤为别人求考官，沈鲤没有答应，陈兴郊由此而恨沈鲤，于是指使他的同年官吏陈尚象弹劾沈鲤，他自己也经常说沈鲤的坏话，沈鲤去志益坚。神宗原本有意要起用沈鲤，见沈鲤求去，便说：“这个沈尚书太不善解人意了。”这话被司礼太监张诚得知，他派内竖廖某私下将此话告知沈鲤，沈鲤却说：“禁中传出的话，不可以随便听信！”沈鲤最后以有病为由回归故里。万历二十二年(1597)起用南京礼部尚书，沈鲤推辞，并没有就任。

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赵志皋去世，沈一贯为首辅，请求增置阁臣。神宗担心大臣结党营私，想起用辞官闲居、很久没有做官的人。他想起了沈鲤，诏命沈鲤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同时受命的还有朱赓。沈鲤多次推辞，神宗不答应。第二年七月，年已71岁的沈鲤又重新入朝为官。

首辅沈一贯曾因党派斗争与沈鲤甚为不和，及沈鲤入阁，沈一贯怕他取自己而代之，非常忌恨，而沈鲤亦自恃皇上眷宠，且自己并非由沈一贯推荐，所以不愿居于其下，所以两人的矛盾渐渐加深。沈一贯曾经写信给凤阳巡抚李三才说：“沈鲤入阁必夺取我的位置，如何来防备他呢?”李三才回信说沈鲤忠实可靠，没有其他花花肠子，劝沈一贯与沈鲤同心，共同辅佐大明。沈一贯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十分恼恨李三才。沈鲤身边结交的好友，大多是志同道合的人，像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称;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皆以清严自持相标榜，沈鲤十分器重他们。那时，沈鲤曾在文渊阁大门旁竖一木牌，上面写着“谨天戒、恤民穷、开言路、发章奏、用大僚、补缺官、起废弃、举考选、释冤狱、撤税使”等十条为官戒律，每天上朝至此，都要焚香拜祝，默诵戒律。于是就有谣言说，沈阁老牌上写的是怪字，默诵是施法咒。沈一贯不知怎么就断定咒的是自己。他向神宗诬陷沈鲤诅咒他。神宗也很奇怪，便命人取来看一看。看过后，神宗说：“这怎么能是诅咒呢?”没有理睬他的话。沈一贯因此更是痛恨沈鲤，一心寻找机会加以报复。不久，机会果然来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发生了当时有名的“妖书”一案。当天，阁臣朱赓踱出户外，在门口，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续忧危竑议》。之所以为“续”，是因为万历二十六年(1596)时曾有一书名叫《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采用问答体，是假名“郑福成”与来客问答的方式写成的。这本小册子的大体内容是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以后必当更改。皇上用朱赓入内阁，也是有很深的寓意的，因为“赓”与“更”同音，其中就包含着更换太子的意思。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着郑氏的“福王”必当成功的意思，所以有“妖书”之称。

“妖书”由朱赓送神宗看过，神宗怒斥为“胡闹”，责令太监陈矩及锦衣卫迅速查明主犯，抓拿严办。借这个机会，朝廷中党争仇隙，个人恩怨都发泄出来，于是兴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搜捕风。结果是，虽然逮捕了许多人，也没能查出主犯。神宗更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就在这时，沈一贯上疏，说这件事是沈鲤及郭正域干的。郭正域最初被选为庶吉士时，沈一贯曾是他的老师，因为对沈一贯的为人不满，郭正域后来从编修升到礼部侍郎，没有一次向沈一贯行弟子礼。沈一贯由是甚为恼怒。偏巧沈鲤与郭正域又关系极好，借“妖书”案发的机会，沈一贯便把两人一起抛了出去。沈一贯发现，巡城御史所抓的医生沈令誉曾是郭正域的门客，厂卫抓到的嫌疑犯毛尚文曾在郭正域那里当过差，正可以罗织罪名，于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说：“妖书出现，不前不后，正在梦王上疏的时候，令人怀疑这中间必有瓜葛。郭正域是沈鲤的门生，而沈令誉是郭正域的食客，胡化又是郭正域的同乡同党，他们结成死党，反对朝廷。望皇上能挖根治本，严惩正域，贬斥沈鲤。”神宗见到上疏以后，当即下诏，命郭正域回原籍听候审查，而对沈鲤则不问。沈一贯指使手下的人一定要扣住诏书，先治了郭正域和沈鲤的重罪。当时郭正域因牵连进这一年六月发生的楚王府宗人相讦事件，被沈一贯逼得辞官回家，正走在路上。沈一贯的人马追至杨村，团团围住了郭正域的船只，连同家役数十人一同押回京城拷问。同时，沈一贯又令人大肆搜捕沈鲤私第三日。这样耽搁了些时候，也未查出究竟。沈一贯一伙人毫无办法。后来，皇太子朱常洛干预此事。郭正域在朱常洛出阁讲学后，担任过讲官，而且对朱常洛很注意照顾。所以当妖书事起，朱常洛极为关心，多次对身边的员役说：“为何要杀我的好讲官?”并传话给东厂：“饶得我，即饶郭先生吧！”沈一贯感到，要置沈鲤、郭正域于死地恐怕很难，便示意手下的人不要再探究他们。妖书一案也毫无任何凭据地把一个无赖式的人物皦生光当做真凶报了上去，被凌迟处死，总算结案。

沈鲤遇事秉正不挠，但由于沈一贯为首辅，许多事情说了不算数。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对京官进行考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在此以前，他们与沈一贯有过冲突。温纯曾揭发沈一贯的心腹陕西巡按御史于永清及都给事中姚文蔚的贪秽劣迹，在奏疏中也涉及到身为首辅的沈一贯。妖书案爆发后，温纯又极力为沈鲤、郭正域辩诬，使得沈一贯怒恨之心益深。当这次京察开始以前，出于私心，沈一贯曾试图不让为人方正、署理吏部事的杨时齐主持，而改用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但遭到沈鲤的反对，没有行得通。

在这次京察中，沈一贯的心腹钱梦皋、钟兆斗等都遭贬谪。沈一贯得知后，不甘示弱，极力活动，进行反抗。当时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上疏条陈时事，对于明神宗已经处理过的楚宗案提出意见，认为若不严勘，不能服众。钱梦皋认为这给他提供了讨好神宗、摆脱被察困境并攻击政敌的好机会，当即递上奏章，力驳秉汉。这一招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神宗为其所动，下令将林秉汉连降五级，而称赞钱梦皋忠义可嘉，仍可照旧供职于朝廷。在沈一贯等人的活动下，明神宗扣住杨时乔、温纯等人呈上的关于京察的奏疏不发，并批评杨、温等人将科道官员定为不称职的人太多，中间必有徇私之处。杨、温接旨后，上疏列举历次京察中被察科道官的数目，证明这次所察并不多。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要求罢免自己的官职。神宗为邪派势力所惑，竟同意温纯致仕(退休)。

沈一贯等人的活动激起朝中许多正直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起来与之相争，上疏弹劾沈一贯。在他们的努力下，察疏最后终于发下，那些被留职者尽皆免去官职。此后，沈一贯也自知公论不容，便杜门求去。在这种情况下，沈鲤才得以行阁权，主持内阁事务，对朝政多有建树。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给事中陈嘉训、御史孙居相又上疏弹劾沈一贯奸贪，沈一贯被迫再次要求退休，神宗同意了他的要求。许久以来，沈鲤积忤沈一贯，如今沈一贯将要辞官离职，唯恐沈鲤在朝中做官于己不利，想与沈鲤同时离去，于是暗中排挤他。神宗当时正嫌沈鲤太过鲠直，正好沈鲤请求致仕，便命两人同时致仕。据史书记载，沈一贯致仕回乡，货财如山，金玉堆积;而沈鲤家徒四壁，贫无余赀，两人的贪与廉于此可见一斑。沈鲤与沈一贯同时罢官，宣告了大臣中正直与邪恶两派势力斗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沈鲤退休在家，仍旧不忘国家。万历三十八年(1610)，沈鲤80岁，神宗派遣官吏慰问，并赐给许多银币。沈鲤上疏奏谢皇恩，又一次陈述时政要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沈鲤与世长辞，终年85岁。赠太师，谥文端。

拉铁摩尔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年7月29日 - 1989年5月31日），在华从事新闻活动的美国东方学家。1900年7月29日生于华盛顿，次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华北。12岁起，在瑞士及英国受中等教育。英国中学毕业后于1920年来华，在上海英商安利洋行任职。不久转赴天津，在英国人办的英文 《京津泰晤士报》星期周刊任编辑。1922年曾沿 “丝绸之路”赴新疆旅行，写成 《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1929) 一书，自此渐为欧美学者所知。1926年辞去天津阿诺德输出有限公司职务，并结婚。1929年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学金，到我国东北旅行研究满洲移民问题。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出版《满洲——冲突的发源地》 一书。1932年任太平洋学会的《太平洋事务》 季刊编辑，至1935年去职。1941年7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成为蒋介石幕中人物。1942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1944年6月，曾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二战”结束后，转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63年赴英国，就任利兹大学新设的汉文教授职。1972年任该校中国研究院院长，同年8月来中国访问。会汉语、蒙语和俄语。著述甚多，除前述外主要还有 《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界》(1940)、《现代中国的形成》 (1944)、《亚洲问题的解决》(1945)、《亚洲的局势》 (1949)、《亚洲的枢轴: 新疆及中国和俄国的亚洲腹地边界》(1950)、《边疆史研究论文集》 (1928—1958)、《游牧民和人民委员——重访蒙古》(1962)、《中国的历史和革命》(1970) 等书。还写有几本关于蒙古的书，在欧美汉学界享有 “蒙古通” 之名。

潘天寿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在有的作品上或自署“阿寿”。1897年3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父潘秉璋是个秀才。他童年随父启蒙识字，七岁入塾。课外喜画画、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绣像插图；村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鸟兽等，也是他模仿的“范本”。假日或课余常帮助家中放牛、砍柴、车水、耘田。冠庄村西有群山，最高者为雷婆头峰，是他常去樵牧的地方，故晚年画上署别号“雷婆头峰寿者”。

潘天寿十四岁时去宁海县城小学读书。课外临习各家碑帖。后从市贾处购得《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有空就按图临绘，习作常为同学及亲友所喜爱。

1915年秋，潘天寿高小毕业，步行到达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接触到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教育家经亨颐、文学家夏丏尊和李叔同等人，对于他们的才学和品德，极为敬佩。“五四”时，一师师生举行罢课、游行，潘也曾参加活动。后来官方镇压爱国运动，校长经亨颐被免职。潘天寿目睹现状，思想彷徨，觉得青年人应当力挽狂澜，但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还能胜任”，因此决心以国画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校几年，他向长于西画的李叔同学习素描，向经亨颐请教书法篆刻，使自己在诗、书、画、印诸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研究书法篆刻的“乐石社”和“寄社”，空暇时常去裱画店观赏古今名家字画作品，假日常为同学书写楹联、绘画中堂等。因此在一师五年，他对书画的笔墨技法、气韵品格诸项，都有了相当的体会和理解。

1920年潘天寿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宁海、孝丰等地农村小学教书。他在乡村大自然环境中，留心观察各种强劲有力的动植物，以及富有野趣的画材，耳濡目染，铭记于心，晚间则尽兴挥毫，以雄阔气魄试画松、鹫、竹、梅，常至深夜。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已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气势与审美情趣。

1923年，潘天寿经师友介绍，来到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他一面执教，一面更加广收博采，对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诸家悉心研究，朝夕临摹，艺事日益精进。他在创作中，受当时名家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影响。当时吴昌硕已年近八十，有一次看了他带去的几件作品，对他的才气十分重视，殷切勉励，曾写了一副篆联送他:“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吴又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幛子》相赠，称他:“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以后潘天寿与吴昌硕过从甚密，请益甚多，并常观摩吴作画，深得其气势与神韵。

同年秋，潘天寿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为国画系讲授中国画与中国绘画史等课程，著有《中国绘画史》，1926年出版。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成立，院长林风眠聘潘为国画主任教授，潘遂定居杭州；同时仍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等校兼课，每周来往于沪、杭之间。1929年赴日本考察艺术教育。1932年他与诸闻韵、张振铎、吴茀之、张书旗等在上海组织了“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画派石涛等人的革新精神发展民族绘画，举办展览，并出版《白社画集》。“九一八”后，外敌入侵，国内新军阀又混战不休，潘天寿原先设想的以美育来振兴民族精神，收效极微，思想甚为苦闷，一度曾寄托于道佛禅理以求解脱，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他这时期的作品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潘天寿随杭州艺专西迁，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诸省，其间曾短期在东南联大、英士大学艺术系任教。在湖南沅陵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

1944年秋，潘天寿在重庆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着手复校杭州的准备工作，于次年夏迁回杭州。这时期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爱国学生多次游行示威。身为艺专校长的潘天寿，对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满足学生的正义要求，加以某些人争权夺利，终于在1947年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国画系主任。

潘天寿在国画艺术和教育上，一贯主张可用国画“振兴民族精神”。他认为国画教学不仅是为了传授技巧知识，“民族绘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此他启导学生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要求画家注意人品的修养，常说“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他主张在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可三分读书，一分写字，五分画画，一分其他(包括社会活动、体育锻炼、文化生活等)”。在专业教学实施上，他认为应分科教学，因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各有其特点与要求”，“写生要活写，不要死写”。他还主张既要继承一切优秀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他说:“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体现民族风格不等于同古人一样，有继承还要有发展”，画家“要有时代性”，“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

潘天寿的作品，确实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他取材平凡，立意深邃，章法奇特，结构严谨，表现出一种坚韧、憨厚、挺拔、浑朴的风格。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潘天寿感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振兴民族精神的愿望得以实现，无限欣喜。他多次下乡下厂并参加土改，画了《踊缴爱国粮》、《文艺工作者下乡》、《和平鸽图》等作品。1957年他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58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等。1963年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

“文革”中，潘天寿受到冲击，1971年9月5日在杭州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中共浙江省委为潘天寿平反昭雪。1979年在杭州建立了“画家潘天寿纪念馆”。

潘天寿除著有《中国绘画史》外，还撰写有《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书法史》、《治印丛谈》、《顾恺之》等著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成《潘天寿美术文集》出版。

胡天游

胡天游(1696—1758)，清诗文家。初姓方，名游，后改姓胡，原名骙，字稚威，复取方外天游之意，叫方天游，号云持，山阴(今绍兴)张家溇人。少有异才，五六岁时母杜氏口授昭明文选，即能顺口成诵。及长，博览群书，学问高深。其貌不扬，双目斗鸡，面黑缀豆，个子矮小。然胸中睥睨一切，气雄万夫，为文挥斥百家，别具炉锤，性耿直孤傲，不求人知，众亦少知其人。才计高人，自比管仲、乐毅。家贫，在会稽王府庄为童子师三十余年。清雍正时中两举副榜贡生。乾隆元年(1736)，礼部尚书任兰枝荐举博学鸿词，以服丧未与试。在京师时，四方文士云集，每稠人广坐之中，援笔数千言，落纸如飞，纵横奥博，人皆叹服。参试后拜谒任兰枝官邸，首相鄂尔泰见其貌不扬，拟题诘问天游，天游对答汩汩如倾海，言语惊人，鄂大惊，扬言试时定天游以荣馆阁。然天游特科不第，兴发作《秋霖赋》。三年中乙榜进士。八年，高宗至兴京谒祖陵，礼成，天游撰《恭进对驾谒陵礼成颂》妙文，士人传颂。清《一统志》修讫，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拟属检讨齐吕南撰奏表，齐推天游为之，表成，大学士惊叹不已。十年三月二日，仿兰亭修禊故事，集海内知己名士马荣祖等15人，修禊于陶然亭。生平操行端方，无攀龙凤之媚，爱文如宝，才气横溢，自视甚高，挑剔他人，皆重其才而忌其口，虽素负重名，终不得荐举。文工骈体，所作多写故乡之名人古迹，如《文种庙铭》、《灵济庙碑》、《安颐先生碑》、《柯西石宕记》、《逊国名臣赞序》等，论者为天下奇作，人皆赞仿。诗雄健有气。会稽陶元藻曰：“稚威胸有卷轴而笔足以达之。”仕途不济，二十三年客游山西，依侍郎田懋，病死蒲州。著作有《春秋夏正》、《蒲州府志》、《石笥山房文集》、《文补遗》、《诗集》、《诗余》、《诗补遗》、《续补遗》、《云持居士集》。

胡仔

胡仔(1110～1170) 南宋著名诗话家、辞赋理论家。事迹略见明弘治《徽州府志》之胡舜陟传及清道光七年刊本《徽州府志》本传。字元任，自称“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侍制胡舜陟次子。少以父荫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侍亲赴官岭右，旋为广西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转文林郎、承直郎，就差广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居岭外凡7年。后丁父忧，投闲共约20载，卜居湖州苕溪，日以渔钓自适。绍兴十八年(1148)，《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编成。绍兴末年赴官闽中，三载任满后归隐苕溪，转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未赴。再次休官后在苕溪完成《丛话》后集。孝宗乾道六年(1170)卒。胡仔少无宦情而留心吟咏，以诗名世。丁年罹于忧患，杜门却扫于苕溪之上，以数十年心力，网罗元祐以来群贤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或增益见闻者，纂成《苕溪渔隐丛话》100卷，成为继阮阅《诗话总龟》之后，又一部集诗话之大成的重要著作。该书资料丰富、编排合理，又颇注重理论的阐发，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其中有关《楚辞》及赋家赋作的文字，也为历来研究辞赋者所注重。《苕溪渔隐丛话》最早刊本为宋绍熙五年万卷堂刻本，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等。

张岱

张岱（1597年—168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崇老庄之道，喜清雅幽静。不事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其最擅散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园道古》等绝代文学名著。另有史学名著《石匮书》亦为其代表作，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久居杭州。明亡，避居剡溪山，悲愤之情悉注于文字之中，晚年避居山中，穷愁潦倒坚持著述。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审美情趣。他喜游历山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颇深；好收藏，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精戏曲，编导评论追求至善至美。

前人评价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其文学创作以小品文见长，文笔清新，饶有情趣，风格独特，”其小品文声誉尤高，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有“小品圣手”之誉。

张岱,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他是晚明小品的殿军,被誉为“绝代散文家”“小品圣手”;他是著名的史学家,潜心史学几十年,以一人之功完成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两部明史巨著;他是出色的诗人,“即其诗篇,咄咄惊奇,连篇累牍,便可高踞汉唐之上”;他是天才的戏剧家,创作《乔坐衙》,改编《冰山记》,且对戏剧理论有自己的独创之见:重视戏剧的故事情节及其结构安排,还对戏剧的表演、导演、舞台布景、人物化妆等有精辟的论述,这在中国“以曲为本位”的戏曲理论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是园林专家、古董鉴赏家;他竟然还著成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总之,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天赋异禀的“奇才”。现在,距离张岱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在过去的近三百年中,这位“奇才”吸引了很多的学者试图走近他。

顾宪成

顾宪成（1550年－1612年），明哲学家。字叔时,号泾阳。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为东林学派主要创始人、代表人物。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与魏懋权、刘国徵被时人合称为“三解元”。他们“言时政得失,无所隐避”。后因上疏“分别君子小人,刺及执政”,被贬为桂阳州判官。1592年,擢考功司主事,两年后因与神宗牴语,被削籍归家。此后便从事著述,并在1604年与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针砭时政,影响颇大,被人称为“东林党”。其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为学“恪遵洛闽”、“以朱学为宗”,但闻阳明良知之说,也“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小心斋札记》卷三)。初学于张淇门下,后又师事薛应旗,还曾私淑于方学渐。认为程颐所说的“性即理也”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扑不破”(同上书,卷十一)。提出“性,太极也”(同上书,卷四)。“太极,理也”(《证性篇·质疑》下)。“太极之所以生天地”也(《小心斋札记》卷一)。时儒多倡人性“无善无恶”,且以此为己胡作非为之理论依据。顾宪成等人竭力反对,倡“道性善”之说。提出“以性善为宗”(《东林会约》),“性以善为体”(《东林书院志》卷四)“道性善是说本体”(《经正堂商语》),“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小心斋札记》卷十八)。而“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圣人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还经录》)。指出“无善无恶”说的危害是“空”“混”。而“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证性篇·罪言》上)。与佛老通病,无是非标准。反对“不说工夫”,提出“本体工夫原来合一”(同上)。认为“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小心斋札记》卷十一)。强调既“学”且“虑”,提倡“讲习”(《东林书院志》卷三)。“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两下交发,缉熙庚续,循环无间。”(同上)认为“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小心斋札记》卷十八)。而“小心是个敬”(同上书,卷十二)。“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同上书,卷一)“小心”二字,正是“百草中一粒灵丹”(同上书,卷十二)。顾宪成强调治世,反对出世,留心时政,其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著作有《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质疑编》、《证性编》、《桑梓录》等,后被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弗里曼

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 (Edward Augustu Freeman 1823年8月2日–1892年3月16日)， 英国历史学家。生于斯塔福德郡。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原拟从事教会工作,毕业后一改初衷转攻历史。最初研究建筑史,1849年出版《建筑史》。后转为政治史研究。因著有《联邦政府史》和《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五卷)享有声望,并大量为《星期六评论》撰稿。因在东方问题上和格拉斯顿意见相合,1884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致力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称“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片面强调政治史,不善于利用档案手稿,但知识和思考极广博。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力主打破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的分期。在历史研究中倡导并运用比较研究法,在《比较政治和历史的统一》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等著作中对此作了阐述。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把与他所研究问题有关的所有著名文献全部收集起来,否则历史著作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另著有《萨拉森人的历史和征服》、《英国宪法的成长》、《欧洲历史地理》、《威廉·鲁弗斯的统治》(二卷)、《西西里史》等。

女娲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神。语出《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史记·补三皇本纪》将她与伏羲、神农并列为“三皇”。然而女娲究竟从何而来呢?2000多年前楚国诗人屈原就提出了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对此,学术界至今仍各有各的说法,没有一致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蛙”是女娲的原型。女娲神话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以“蛙”为图腾的民族,“蛙”在当时被认为是生殖力旺盛的象征。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女娲来源与原始人的石头崇拜有关。石为土精,蛇又是土地神秘的象征,因此,女娲也被描绘成人面蛇躯,具有把黄土捏造成人形的神奇本领。还有的认为女娲的来历与原始祖先对水产物贝类的崇拜有关。实质上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反映。

古时,“娲”与“蜗”同,与“蠃”通训,后人为了对它们做出区分,将水中可食者,称作“蠃”,陆上不可食者,称作“蜗”。据《玉篇》解释: 蠃属蚌类。在民俗中,因蚌都分两“扇”,所以常常被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隐秘象征。冯梦龙编的吴语《山歌》中有一首《洗生姜》就以此为隐喻:“姐在河头洗生姜,洗生姜,有介个蟛蜞走来膀中行,姐道蟛蜞阿哥来做耍,蟛蜞道河干水浅要听蚌商量。”据《粤东小志》记载,广东蚕民把小妹叫作蚬妹。事实上蚬就是小蚌。

与我国南方接壤的崇拜女娲的越南农村,以前在阴历三月初八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蚬会,村民们兴奋地举着泥塑的女娲生殖器模型游村,游完后把模型拿到女娲庙里磨碎,撒在田地里,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同时大伙必须住进山洞,未婚男女青年可以自由选择配偶。

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博士在分析这一民俗学资料时,就推测女蜗名字来源的传承关系是“娲—蜗—蚬—阴户”的象征。不过这并不出人意料,有关学者研究,仰韶文化的贝文就是女阴的象征。以贝类象征女阴,进行生殖崇拜的祭祀活动,并非中国独有。古希腊也以贝类祭祀爱神阿芙罗狄忒。希腊化时期著名雕像《贝壳中的阿芙罗狄忒》乃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都是这一古老风俗和原始观念的形象反映。

现用来指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和补天理水的创世英雄。

路翎

路翎（1923-1994），现、当代作家。原名徐嗣兴,笔名冰菱、徐灵、徐宁等。江苏苏州人。早年在南京莲花桥小学、江宁中学读书。抗战爆发后流亡四川,曾在国立第二中学学习,因思想左倾,触犯教员被开除。为谋生先后做过三青团总部宣传队员(1939年)、陶行知育才学校艺友(1940年)、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职员(1940年)、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助理员(1942年)、经济部燃料管理码头职员(1943—1946)。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刻苦自学中外文学、社会科学,并以充沛的精力进行创作。1937年在《弹花》发表处女作散文《古城上》。1939年认识胡风,受到胡风的影响与帮助,在《七月》、《希望》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创作,与阿垅等过往甚密,成为七月派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品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注重复杂的心理与性格的刻划,具有犷悍、悲壮的艺术风采,引起文坛的注视。1940—1944年写成的80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卷出版于1945年,下卷出版于1948年;希望社),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胡风《青春的诗》),是40年代少见的史诗性的长卷。1946年回到南京,一度失业。后在经济部燃料管理会做职员。1948年下半年曾在中央大学讲授小说写作。在此期间出版有:《饥饿的郭素娥》(中篇)、《蜗牛在荆棘上》(中篇)、《青春的祝福》(短篇小说集)、《求爱》(短篇小说集)、《在铁链中》(短篇小说集)、《燃烧的荒地》(长篇小说)、《平原》(短篇小说集)。1947年曾写作4幕哲理剧《云雀》,由南京剧专剧团上演,在青年中产生影响。1949年南京解放时,担任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50年调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任创作组副组长、组长。后调至剧协创作室工作。1952年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与采访,创作了引起争议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等。1955年因胡风集团事件被关押10年,1966年获释,次年复又入狱,1975年释放,1980年平反,返剧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有《朱桂花的故事》(短篇集),剧本《人民万岁》(即《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收50年代短篇小说及散文),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写于1954年)。

陈旭麓

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1988年12月1日），初名修禄，湖南湘乡 (今双峰) 人,1918年生。幼年在家乡读小学、私塾。18岁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1939年考入贵阳大厦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3年毕业。曾任贵州修文中学、湖南起陆中学、重庆赣江中学教员。1946年冬,受聘于大厦大学、历任校长办公室秘书,讲师、副教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并加入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师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华东师大民盟支部副主席。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师大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校党委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地方志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文江报》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等。1988年12月 18日逝世。终年70岁。著有《司马迁的历史观》、《本国史》、《论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与人合编)、《宋教仁集》、《近代中国八十年》、《中国革命史教程》等。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后世称其为“史学之父”。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斯。出身贵族之家。早年受爱奥尼亚文化的熏陶,受过良好教育。成年后,因参与推翻本城邦僭主的政治斗争,遭迫害,移居萨摩斯岛。后本邦僭主被推翻,一度重返故乡。正当而立之年,即离开故乡四出探访,广事游览,行踪甚广:东抵两河流域,南临埃及,北访黑海沿岸,西达意大利南部,其间到处寻访古迹,搜罗天下散失旧闻。前447年(一说前445年)抵雅典,与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过从甚密,并参与雅典的文化活动,对当时的雅典的民主政治颇为心折。前443年移居图里伊城,旋取得该城邦的公民权。在雅典,经友人鼓励,即决心撰写希波战争全史,后潜心著述,卒时全书可能尚未最后完稿。传世之作为《历史》 (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系西方第一部正式的历史著作。《历史》前5卷,尽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掌故、山川形势、风俗习惯等。第5卷第29节至结束,则专记希波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全书史料宏富,叙事流畅,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存。本书有中译本。在西方史学史上,希罗多德的出世,标志着古典史学的发端与西方史学的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1.他的《历史》奠定了记叙体史书的基础,其书以希波战争为中心,编织史事,串联成篇,纳入了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并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与异邦人的历史巨著。这种体例经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编年与记事结合起来,成为日后编纂历史的正宗体裁,影响历久不衰。2.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视野。他的《历史》内容丰赡,材料宏富,诸如山川地理、民族分布、经济状况、政治制度、趣闻轶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举凡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切都被他所囊括,向读者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族的风貌,他写的实际上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史,具有最初的世界眼光。他的世界眼光,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拜东方文明为师及古希腊从东方文化汲取营养以助自己发展的观点上。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彼此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他进而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十分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为此,他曾被诬为“亲蛮派”。希罗多德的《历史》包含有最初的文化史之意蕴,可称为西方最早的文化史。在史学上,他奠立的社会文化史的传统虽一度被埋没,但到了18世纪“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终于又重被提出,他的这一史学传统对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难以泯灭。3.他主张考订史料,辨别真伪,在西方史学史上最先开始运用历史批判方法。他声称:“我的责任是在报导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我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他引用诸说,逐一估量,仔细核对,使之互相参证,引导读者明辨真伪,择善而从。不过,由于他的“有闻必录”,容易失之轻信,故其书所载也有失实与谬误之处,但他的批判能力仍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之上。此外,《历史》常有梦兆、灾异、神示等记载,但亦不能掩盖他的人本观念, 《历史》毕竟是一曲人的而非神的颂歌,这是他历史观中的本质特征。希罗多德史学的产生,在西方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后世的西方史学产生了久远的而又深刻的影响。

马茂元

马茂元（1918年10月13日-1989年12月12日），文学史家,古典文艺理论家,教授。1918年10月13日生。安徽省桐城县人。祖父马其昶,是桐城派最后一位著名的古文家。在家庭教育和影响下,自幼爱好文学。早年就读于桐城中学。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在家乡一些中学执教,担任过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解放前,写过不少揭露黑暗现实、表现爱国思想的旧体诗文,如《山居杂忆》一百首等。其中部分散见于《国专月刊》、《学术世界》、《新学风》、《皖报》、《安徽日报》等报刊。解放后,在桐城师范、南京市立师范、上海同济中学、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上海师专、上海第一师院任教员、副教授、教研室主任。1958年后,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这时期,他结合教学,从事文学史和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1961年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又开始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的探讨。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述甚丰,主要有:《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作家出版社)、《楚辞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诗选》(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与胡云翼共同负责编写;1963年,上海中华书局)等。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比较重要的有《从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到刘勰的〈辩骚〉》、《论古诗十九首》、《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论戏为六绝句》、《“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略论杜诗的继承与批判问题》、《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到高棣的〈唐诗品汇〉》、《略论明七子的文学思想和何李的论争》、《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姜斋诗话〉论情景》、《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散见于《光明日报》、《江海学刊》、《文艺报》、《新建设》等报刊。从1964年起,着手撰著《唐才子传笺证》、《李商隐评传》,钩稽排比,用力甚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