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14岁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写作历程

1915年到1916年间，蔡东藩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蔡东藩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蔡东藩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作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十一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蔡东藩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蔡东藩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蔡东藩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蔡东藩，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蔡东藩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蔡东藩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蔡东藩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蔡东藩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

宫白羽

宫白羽(1899～1966),现代小说家。原名竹心，学名万选，曾用笔名杏呆、宫槑等，而以笔名白羽通行于世。山东东阿人。父名宫文彩，字协臣，曾在清末北洋军中任中校，辗转于东北、华北各地。宫白羽生于马厂，长于东北，于前清宣统元年(1909)随家移居天津，宣统三年(1911)又迁北京。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其父病故，家道中落，宫白羽被迫辍学。为谋生计，先后做过小贩、书记员、小学教师、邮员、税吏、报社校对、编辑等。1928年复迁回天津，先后做过报社校对、记者、编辑及机关职员，有时身兼数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宫白羽自述语)，否则难以养家活口。1937年尝至霸县任语文教师，至年底返津。当时天津已沦陷于日寇，维生尤艰，遂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创办正华小学、正华出版部。抗战胜利后，宫白羽起初十分兴奋，以极大热情重新投入报纸工作。但很快使其失望，加之家庭经济情况依旧不佳，只好继续写作武侠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宫白羽曾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先后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前身)常务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新津画报》社社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天津市文史馆馆员等。

宫白羽以家贫之故，从20岁左右即开始业余写作，以微薄稿酬贴补家用。1921年结识鲁迅和周作人，并时相通信及往还，获益匪浅，以致影响其一生。他起初20年所写大量新文学作品，与鲁迅的教诲及影响有极大关系。1935年以后，宫白羽转向了武侠小说的写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家贫之故。他曾在自传体小说《话柄》自序中说：“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所谓“无聊文字”，即包括武侠小说在内，可见其志不在此。然而出于宫白羽所料，他竟以武侠小说名世，并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其他三家为郑证因、还珠楼主〔李寿民〕、王度庐)之一。总计宫白羽所著武侠小说20余部，上千万言，其代表作有《十二金钱镖》、《血涤寒光剑》、《武林争雄记》、《联镖记》、《偷拳》等;其他作品数量3倍于武侠小说，主要有自传体小说《心迹》、《话柄》，短篇小说集《片羽》，小品文集《灯下闲话》，专论《三国话本》。此外尚有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著《甲金证史诠言》及翻译作品。

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十分风行，学术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叶冷(郭云岫)在《白羽及其书》中说，其武侠小说“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近些年来，其部分武侠小说又出新版，评论也较多。如张赣生在《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演变》中认为，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开创了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新类型”。

费信

费信（1388年—？）明航海家。字公晓，吴郡昆山(今属江苏)人。家贫好学。其兄戍太仓，早死，他年十四代兄从军。二十二岁时被选随郑和等出使海外。第一次于永乐七年(1409年)随郑和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等国，至永乐九年回京。第二次于永乐十年随奉使少监杨敏等往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至永乐十二年回国。第三次于永乐十三年随郑和等抵榜葛剌直至忽鲁漠斯等国，至永乐十四年回国。第四次于宣德六年(1431年)随郑和往忽鲁漠斯、锡兰山、古里等二十余国，至宣德八年回国。他将四次出使所见所闻，著成《星槎胜览》二集。

胡世宁

胡世宁（1469－1530），明刑部尚书。字永清,仁和(今属浙江杭州市)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禦。任德安推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出任广西太平知府,时太平知州李濬数次杀掠吏民,乃出檄擒之,惩之以法。后迁江西副使。当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乃愤甚,于正德九年(1514)上疏曰:“顾江西非患盗贼。宁(王)府威日张,不逞之使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偏赂权幸,必欲杀之。乃自投锦衣狱,在狱中三上书,言宸濠反状。系狱岁余,谪戍沈阳。过四年,宸濠反,遂起为湖广按察使,后任左都御史,条上宪纲十余条:“近士习忌刻,一遭谗毁,则终身废弃。佥事彭祺发豪强罪,受谤夺官。诸如此类,宜许大臣申理。”帝是其言。不久,改任刑部尚书。每次审讯重狱,常另为帝言之,帝辄感悟。宦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牵连2 000余人,乃劾其妄。后聪得罪,帝益信之。嘉靖七年(1528),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的问刑条例。正统九年卒。

法尊

法尊（1902-1980）,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藏语文专家。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河北深县人。汉族。

早年于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出家,民国11年(1922)在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法。12年(1923)入武昌佛学院,受教于太虚法师,学习法相、因明和显密各宗教义。14年(1925)转入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并从大勇法师学习藏密。次年,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离京,经打箭炉(康定)到达甘孜,师从昌都的安东格西学习藏文和佛经。22年(1933)入藏,进拉萨哲蚌寺,师从东本格西研习《藏文大藏经》及各种经论。是年受太虚法师之托,离开西藏到武昌,任教于汉藏教理院。24年(1935),为了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汉藏教理院等处)传道授业,再次经海路由印度进藏,于25年(1936)到达拉萨,后因安东格西圆寂而使计划落空。同年取道印度等地回到重庆缙云山,代理太虚法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并往返于重庆等地讲经传法。1950年到北京,主持菩提学会藏文译事,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文件(汉译藏)。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1955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1956年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并在佛学院主讲佛教经论。

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佛教教育、佛经翻译和藏学研究3个方面。民国25年(1936)代理太虚法师主持专门培养佛学人才和弘传佛法的汉藏教理院,历时10余年,解放后又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为中国现代佛教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精通藏文、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并曾获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为了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终生致力于藏文佛典的汉译,并且将部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所译佛典近百部,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作为学者,他还致力于藏学研究,撰写了《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专著,编译出《宗喀巴大师传》、《阿底夏尊者传》、《格西曲札藏文字典》(与张克强等合译)等。其中,《西藏民族政教史》是汉族佛教僧人撰写的第一部藏传佛教史专著,在藏学界和佛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格西曲札藏文字典》翻译出版后,长期成为学习藏文、研究藏学的重要工具书。他还为中国佛教的组织领导工作贡献了力量。

孙福全

孙福全(1861—1932)，孙式太极拳创始人。清末民初武术家。字禄堂,世以字行。号涵斋。河北完县人。孙禄堂资质聪颖,性情温和。幼从李魁元(亦作李奎垣)读书,兼习形意拳。苦练数载,尽得其术。继从李魁元之师郭云深学,并随郭游访,增广见闻。至北京闻程廷华精八卦掌,遂朝从程,暮从郭研习两家拳法。经多年揣摩,功夫深厚,享名于京。时人因其相貌清癯,身材巧小,动作轻灵,誉称为“活猴孙禄堂”。50余岁又从郝为贞学武式太极拳。晚年融会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技法,创编成进退相随、圆活敏捷的孙式太极拳。他传习的形意拳,也吸收了八卦掌和太极拳的某些精微。清末应徐世昌招,至奉天省为内巡捕。1918年入总统府充校尉副官,寻更承宣官授陆军少校衔。1928年被南京中央国术馆聘为武当门门长,嗣改就江苏省国术馆教务长。孙禄堂好研读周易、丹经,并借以阐发拳理。著有《拳意述真》、《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八卦剑学》、《太极拳学》。

孟德斯鸠

夏尔·德·瑟孔达·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udatMontesquieu,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杰出的思想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西南部的重要城市波尔多附近的拉勃烈德城堡。瑟孔达家族原是达官显宦之家。孟德斯鸠的祖父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后来这个职务由他的伯父继任。其父因拒绝充当教士,到军队中服务。孟德斯鸠7岁丧母,从11岁到16岁,在巴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接受古典教育,学习拉丁文,了解和熟悉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06年,17岁的孟德斯鸠回到波尔多。他钻研法律,终于在19岁时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出任律师。1709年他迁居巴黎,直到1713年他父亲去世才回到波尔多。1714年,孟德斯鸠任波尔多法院顾问。翌年,他和一个中校军官的女儿、信仰新教的拉特丽格女士结婚。1716年他的伯父让·巴蒂斯特·瑟孔达·孟德斯鸠男爵去世,他继承了伯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按遗嘱获得男爵的封号。从此,他开始了日后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研究活动。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的年代。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路易十四这样一个以“朕即国家”为格言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王统治下度过的。当路易十五在1715年继位时,孟德斯鸠刚踏进仕途担任公职。他经历了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也目睹过凡尔赛宫廷的荒淫奢靡。这时,阶级矛盾异常激烈,形成了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尖锐对立。本国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传播,不能不对孟德斯鸠产生影响。孟德斯鸠还广有地产,亲自经营种植葡萄和酿酒业向英国岀口,故对英国抱有好感,加深了他对法国封建制度的不满。

孟德斯鸠对世袭的波尔多法院的职务兴趣甚少,经常利用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写作。他博学多才,不仅对法学、史学、哲学等颇有修养和造诣,而且还研讨自然科学,撰写了《论重力》、《论海水的来潮和退潮》、《论相对运动》等科学论文。他也发表过《论罗马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论文。因此,他得以加入波尔多科学院。他还经常到巴黎,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对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丑恶现象颇有认识。

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彼尔·马多”,发表了《波斯人信札》这本名著。书中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划出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其中有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背后穿针引线的荡妇,等等。书中表达了对路易十四这位专制暴虐的“太阳王”的憎恨,说在法国看到了比东方更专制的制度。这本书的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重视,虽是匿名发表,却使他声名大震,也引起统治阶级和教会的不满和嫉恨。

1726年,孟德斯鸠出卖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得到一笔巨款,使他有条件迁居巴黎,孜孜埋头于研究和写作。此时的孟德斯鸠还比较眷恋上流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洛可可”式①文艺风格的影响。1724年他写的散文诗《格尼德寺院》和1727年写的散文体牧歌《巴弗斯游记》这两首比较轻浮的作品就是例子。1728年,孟德斯鸠要求进法兰西科学院。路易十五根据佛洛里红衣主教的报告,无理加以拒绝。很明显这是对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书的报复。经过他本人的抗议,冲破教会阻挠。终于获得了科学院院士的崇高荣誉。

孟德斯鸠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扩大视野,增进学识,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漫游欧洲列国,实地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先后曾游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德意志和荷兰诸国。他居住最长、考察最多的是英国,从1729年到1731年,在英国逗留达二年之久。在那里,他广泛结交名人学者,结识了著名哲学家休谟,研究了洛克的著作。洛克的分权理论,对他影响极深。他还去参观英国议会,听取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辩论。1730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次漫长的旅行考察,对孟德斯鸠后来提出的政治主张,起着重大影响。

1731年,孟德斯鸠回到法国后,便埋头整理资料,潜心著述。1734年,写成《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利用古罗马的历史材料来阐明他的政治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的优劣决定的。当实行共和制度、法制健全、民风朴实、思想自由时,罗马则盛;反之,当实行君主政体、对外掠夺、民风败坏、思想窒息时,罗马则衰。孟德斯鸠的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证历史上的共和制度来反对专制主义,显然有着进步性。从历史学角度看,这本书在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中,也居有重要地位。

1746年,孟德斯鸠被选为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隔了二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这是他钻研20年的成果,也是一生思想的主要结晶。出版后轰动一时,受到极大的欢迎和赞许,在两年中印行22版。这本名著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却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教会的猛烈攻击,被列入教皇的“禁书目录”。上述提及的《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三本著作,是孟德斯鸠的主要代表作,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和学说,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人类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

孟德斯鸠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反叛者。他在许多著作中,以斗士的姿态,用辛辣、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他敢于大胆、生动地隐喻或秉笔直书,揭露路易十四的专制暴戾、刚愎自用、卖官鬻爵、穷兵黩武,以及对佞臣和情妇的重用轻信。孟德斯鸠讽刺这位国王是“大魔法师”,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痛斥路易十四迷恋东方一样的专制制度。他指责路易十五任用苏格兰人琼·劳为财政大臣,滥发纸币,弄得财政紊乱,货币贬值,人民受害不浅,国家百病丛生。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深恶痛绝。他作了这样的比喻:“路易西安那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虽然在著作中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许多罪恶,但他没有再前进一步,去直接号召人民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斗争,反映出他思想上的不彻底性。

在当时的法国,教会势力非常强大,僧侣是特权阶级之一,也是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孟德斯鸠对天主教持反对态度,主张改革宗教。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对教会乃至教皇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他斥责放荡、贪婪和虚伪的教士“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这是一帮吝啬的人,他们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咒骂教皇罪孽深重.只不过是“比国王更强有力的魔法师”。由于新教比较符合第三等级利益,所以孟德斯鸠同情新教,为新教辩护。他赞扬信奉新教的国家,比天主教各国的人口更多,赋税收入更可观,田地耕种得更好,商业更为繁荣,并得出结论说,新教将日趋富有和强大,而天主教将逐渐贫弱。

孟德斯鸠反对灵魂不灭,提倡以科学反对神学,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承认上帝的存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开头这样说道:“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保养者,这便是上帝和宇宙的关系。”孟德斯鸠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他既承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又肯定它不干涉自然中的事务,说上帝有自己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也有本身的法。上帝也有缺陷,并非十全十美。孟德斯鸠这些观点虽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当时对于批判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观念,不能不说有一定进步作用。

孟德斯鸠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理论给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直接的思想影响,而且超越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解释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他还指出,共和政体需要的是品德,君主政体需要的是荣誉,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划分并不科学,其目的则在于颂扬好的政体,针砭专制政体。这种褒贬对反对封建专制具有启发意义。当然孟德斯鸠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分为两种类型,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①

孟德斯鸠继承洛克的分权思想,明确地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这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和政体构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应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是要使各种权力相互牵制,彼此均衡。君主掌握行政权,议会行使立法权,法院专管司法权。孟德斯鸠还认为,只有划分权力的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如果不划分权力,国家就不会有温和的政体,而必然会倾向于专制。他的分权学说针对专制制度,但以英国的君主立宪为楷模,所以比较温和,妥协色彩很浓。

作为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非常强调法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律就是理性的体现。他说:“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也就是说,各国的法律不过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应用。他认为,各国的法律和各国的地理条件、天气、土地面积、居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人口、贸易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关系,而政体原则对法律的影响最大。所有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把法分为两类,即自然和人为法。自然法是指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类一旦组成社会,就失去了平等,开始了战争状态,于是就需要人为法加以约束,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他把人为法分为几种:体现在处理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就是政治法;处理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就是民法。

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消除财产的极端不平等,保证公民得到生活资 料。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总之,他把自由与法律、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没有法治,国家就会腐化堕落,法治是国家的灵魂,法治可以保证政治自由。另外,他还提出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反对肉刑、逼供等一些进步观点。上述孟德斯鸠的一系列政治学说和法律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

孟德斯鸠在晚年著述不多。到1750年他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一文,1754年,又为《波斯人信札》增添了11封信。1755年,他在旅途中染病,于2月10日去世,时年66岁。

孟德斯鸠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他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也有建树。孟德斯鸠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和法学理论,被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利用。美国经过独立战争,把他的分权理论列入了宪法。法国大革命后来虽然采取了远比孟德斯鸠学说更为激进的立场,并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但《人权宣言》仍明显地反映出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他的学说也对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作用。早在1913年,《论法的精神》一书,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出版。总之,在法国和世界的思想史上,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并驾齐驱,属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孟德斯鸠的思想与伏尔泰相似,属于资产阶级比较保守的一翼。他既没有像狄德罗那样接受唯物主义立场,也没有像卢梭那样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带有贵族的思想色彩,一面反对封建制度,一面又希望同封建制度妥协,表现出他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这是在相同历史条件下,他不如其他思想家的地方。

果戈理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俄语：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英语：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1809年4月1日—1852年3月4日），笔名果戈理（俄语：Гоголь，英译Gogol），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 他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刺倾向,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生于地主家庭,从小喜爱乌克兰民谣、传说、民间戏剧。1831年,结识普希金,过往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同年9日、次年1月,发表小说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集,一举成名。19世纪30年代,他创作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这是普希金提供的一个趣闻。剧情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俄国某偏僻城市, 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说钦差大臣要前来视察,个个惊慌,竟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当做了钦差大臣,对他百般阿谀、行贿。正当此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官员们全呆若木鸡了。作者以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画了老奸巨滑的市长,玩忽职守的法官,不顾病人死活的慈善医院院长,愚昧的督学,偷拆他人信件的邮政局长——所有这些形象都真实地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19世纪40年代,他的又一部力作,长篇小说《死魂灵》继《钦差大臣》后再次 “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赫尔岑语)。小说题材也是普希金提供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个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的文官, 利用俄国当时法律上的疏漏进行投机买卖,他到偏远的省份,从地主们那里“买下”已经死去,但在户口册上还没注销的农奴,趁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又以高价将这些死魂灵抵押出去,借此向政府申请配给大片荒地。这种只在户口册上办理过户手续的买空卖空, 使善钻营的乞乞科夫大发横财。随着这个典型的新兴资产者乞乞科夫的走访,故事还展示了各具鲜明个性的地主肖像:淡吐不凡,生性懒散的玛尼罗夫;放荡不羁,爱赌博、撒谎、打架的罗士特莱夫;迟顿、顽固、迷信、多疑、一个一个戈比地积攒钱财的科罗皤契加;贪婪、粗鲁,喜欢大吃大喝“连骨头也嚼一通”的梭巴开维支和有大片庄园、上千农奴,生活却过得像乞丐,连一片碎布一块碎铁都要捡回的泼留希金。作者以辛辣的手笔,无比尖刻地讽刺他们的丑恶,对其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描绘。小说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里创作重要影响。20世纪初叶,果戈里的作品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程瞻庐

程瞻庐（1879年-1943），生于1879年，卒于1943年，名文梭，字观钦，号瞻庐，又号南园，室名望云居、松竹庐，江苏苏州人，章回小说作家。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世。幼读于本邑紫阳校士馆。弱冠应童子试，中秀才。每应院试，名皆前列。年二十四，考入江苏省高等学校，以成绩优异故，毕业后留校任中文学长。此后即以教书为业，同时在数校兼课，在苏州景海女校任中文教务长时间最长。教学之余，从事写作。后辞去教职，成为职业作家。1922年至1923年，先后加入青社和星社。当时作家以编辑报刊为风尚，独程瞻庐不务此道，专心著述。其创作以小说为主，其次为弹词。以幽默滑稽见长，所写人物，特别是下层人物，大多维妙维肖，跃然纸上。“恽铁樵君主任《小说月报》时，不轻赞许，独心折君所著之《孝女蔡蕙弹词》，谓为不朽之作。”(赵苕狂《程瞻庐传》)所著长篇小说达三十余种，有《鸳鸯小印》、《新广陵潮》、《黑暗天堂》、《社会写真箱》、《众醉独醒》、《茶寮小史》、《月中花》、《月下葡萄》、《废妾》、《情血》、《原谅》、《情茧》、《湖海英雄》、《葫芦》、《街谈巷语》、《滑稽春秋》、《滑稽外史》、《不可思议》、《快活神仙传》等，尤以《唐祝文周四杰传》、《小器国》、《滑头国》、《健忘国》、《糊涂国》数种为最有名。其短篇小说辑为《瞻庐小说集》。另有弹词《孝女蔡蕙传》、《明月珠》、《同心栀》、《哀梨记》等。此外还为李涵秋续写长篇小说《新广陵潮》、《镜中人影》。生平事迹见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程瞻庐》(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赵苕狂《程瞻庐传》(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瞻庐小说集》附)、郑逸梅《小品大观·程瞻庐》(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等。

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世居浦江九灵山下(现属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明代医学家。父士尧为名医，自幼受家学熏陶，有济世活人之心，立志学医继承父业。时朱震亨医学负盛名，思恭徒步到义乌拜为师，潜心研究古代医学理论，学习医术。朱爱其才敏，尽以医术传之。因此“识日广，学日笃，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验”，遂以医名世。

洪武十九年(1386)，太祖朱元璋病，诏思恭诊治，药到病除。不久被征召为太医院御医，凡所诊治，则多灵验，深得太祖宠信，委以太医院主持，以老病辞去，改授阶迪功郎，任正八品御医，风雨免朝。三十一年，太祖病重，因太医诊治无效，即把医官尽行治罪，独将思恭叫到床边抚慰：“你是仁义之人，没你的事，不要怕。”太祖病死，惠帝即位，独提升为太医院使。

燕王朱棣患瘕症，数经名医诊治，历久不痊。后召思恭诊治，一剂而愈。成祖登位后，特授为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3)，以年老不能任事为由，四次固请辞归，才得批准。三年，朝廷遣使征召进京，此时已82岁高龄，皇帝特免其跪拜。至冬季辞归，返家仅十余天即病卒。成祖亲撰祭文，派人祭奠。

其医学理论多能阐明《内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明朱国祯称为“国朝之圣医”，后亦有人誉其为“明代医学之冠”。著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类证用药》等书，又订正其师《金匮钩玄》3卷，附以己意，多有发挥。

萧绎

萧绎（508年9月16日―555年1月27日）即梁元帝。南朝梁皇帝。公元552—554年在位。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又被授以使持节、都督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忧愤而死，他并不急于东下平叛，而是忙于内部争斗。大宝二年(551)，侯景率军西上，进围巴陵(今湖南岳阳)，他派王僧辩抵抗，大败侯景，迫使其退回建康。次年，才遣王僧辩、陈霸先讨平侯景，收复建康。同年十一月，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改元承圣。此时，梁州郡半数以上为北齐、西魏占有，境内又有不少割据势力，诏令所行，不过千里，民户不满三万。但梁室内斗，有增无减。不久，其弟武陵王萧纪督师自益州东下，被他击败后杀死。承圣三年(554)，萧詧又勾引西魏进攻江陵，他战败被俘，不久被杀。谥为孝元皇帝，庙号世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工书善画。又擅长诗文，风格靡丽，状物工巧，如所作《细雨》、《望江中月影》等，皆很细腻，娇媚。被俘之后，所写诗则格调怆楚悲愤，与平时风格迥异。曾藏书十四万卷，城破时皆焚之。著述甚多，已佚。后人辑有《梁元帝集》。

张义尚

张义尚（1910.06.04-2000.12），1910年6月4日生于四川忠县，2000年12月殁，享年90岁。别名虚一，号悟通居士，莹阳子；晚年号惜阴居士、知非子。早岁学道于龙门派和西派，又兼及武功，如金家功夫等，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时又得窥入太极堂奥。后皈依贡噶上师，并随王家齐等学密，名不空智、定上、噶玛具义、噶玛极喜；又在成都得道家三家相见、金鼎火符之道，1946年正式列入杨式太极拳名家李雅轩之门墙；旁及医药、术数。遭逢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立志悬壶济世，为一生之己务。尚师虽学淹众家之长，精勤于修道及武功锻炼，但却谦虚求教于有得之士，不求闻达不求利养。

尚师慈悲后进学人，为欲由武术而进乎道者，辟《真传易筋经》、《金家功夫释密》《太极拳会心录》等著作，足可等身，其书蝇头小楷，圆润无火，宛如印刷，此述不尽。时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归乡，别无他物，只载满船道书，至万洲回忠县，挑夫就有二十余人，惜所藏真本、秘籍、抄本并诸书虽砌满数屋，终未免文革之浩劫耳。

观尚师一生，于道、佛、密、医、术、武、文学等，无不参究，陈兵老师（四川大学教授？）言曰：“集国粹于一身，可谓国宝。其所知之广，钻研之深，为数百年来所罕见，当世盖无堪与比肩者。”尚师常谓：论由功夫而进乎道，太极为极顶；由技击而达乎道，金家无出其右。太极以澄甫先生为第一、形意八卦以孙禄堂先生为第一、少林功夫以杜心五先生为第一、但孙禄堂最后还是学习杨式太极，可见尚师对杨式太极之重视。尚师演练之杨式太极拳，于一九九九年夏在忠县摄录，因条件限制又加之不习惯录像，虽非尚师平日之自然飘逸之态，亦算是极珍贵之历史遗物耳，今惜散失。至于其它如两家三家、金家与形意、内丹外丹、医药汇宗、东派西派、悟真诸家、道密武功气脉源流及异同等等辨析之学，皆尚师未竟之事业，可鹤未招而来，哲人西逝，无限叹哉！惜哉！

当尚师在初中时候，已经看到了太极拳谱，尝识了它的高深。后来在上海读复旦大学高中部，一九三三年下期，学校请上海武术界到校表演，见到了武汇川先生与吴云倬先生推手，无限神往。三四年春，学校开始请吴云倬先生教太极拳，尚师立即加入学习，一年学完架式，又学推手、剑法、对剑、枪法，当时进步甚速，自感日异月新。不幸至三七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遂与吴师隔，无人指点，歧路傍徨，又旁及易筋、形意，几至不欲再练太极。后遇郑曼青师，才扭转了尚师的认识。尚师于一九四二年从李雅轩师爷学习，至一九四六年，正式列入门墙，遂坚持不辍。一九六八年被逼停练，一九七零年即恢复。李师爷与尚师感情最好，故其精心著作“太极拳练法详解”一书，交由尚师全权整编成册，其它日记随笔等，亦交尚师代为整理。尚师七四年最后一次晤李师爷时，李师爷喟然叹曰：“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你我师徒见面不易，当共摄一影，以留纪念”，斯时李师爷之膀胱恶瘤，适病情转重，然犹抱病为尚师改架子，密传练功秘键，并示太极枪法。离别之时（ 1974 年 7 月九日辰。尚师是 7 月 20 晨到李师爷的）又嘱尚师再次去蓉。不意于1976年3月动癌症三次手术，以年龄过大，于4月11日晚上9点8分与世长辞。李师爷系甲午古6月14诞生，至1976年丙辰，享年82足岁。论李师爷之体质，若非癌症相缠，期颐不难也。伤哉！

尚师虽立悬壶之志，解放后一直从医，曾任重庆市忠县政协副主席。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仍屡遭打击，尤对武术讳莫如深，从不开门授徒。只有执着追求杨式太极拳的三四人，始得尚师指点，这是太极拳界的遗憾。

亢仓子

亢仓子，春秋时期陈国人，是道教祖师之一，被尊为洞灵真人，乃老子的弟子，为亢桑子，又名亢仓子、庚桑子，四大真人之一。又传说为《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姓庚桑，名楚，陈国人。因得老子之道,能以目听耳视,并游历所至皆得丰稳,后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孟峰,成仙而去。庚桑楚之名，始见于《庄子》。据《庄子》外篇《庚桑楚》记载：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晋司马彪、郭象等据此认为庚桑楚：姓庚桑、名楚，老子弟子。后人又尊称为庚桑子，还传说他曾居庚桑洞(今江苏省宜兴县东南)。《史记·庄周传》称《庄子》：“《畏累虚》、《亢桑子》(即《庚桑楚》)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著有《亢仓子》,倡仁义之说。唐时玄宗封其为洞灵真人,《亢仓子》为《洞灵真经》。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3)，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大旅行家。他在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增进中西方人民的友谊上，起过重大作用。

公元十三世纪早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在中亚和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儿汗国。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横跨欧亚两洲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东约40华里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迁都到大都(今北京)，新都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蒙古统治者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建立一套完整的驿站制度，凡持有蒙古大汗的圣旨金牌，就可以自由往来，通行无阻，一度中断的中西交通，这时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

中世纪由欧洲到我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部，而意大利正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对东方贸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地中海的局势是，威尼斯城邦在十字军第四次东侵以后，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交通。威尼斯城邦和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连接起来了。这种局面有助于使擅长国际贸易而驰名于世的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我国。马可·波罗就生活于这个时代。他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达到了游历中国的目的。

公元1260年，马可·波罗父亲尼古拉和叔父马菲从事国际贸易，由君士坦丁堡辗转来到布哈拉，在这儿遇到了旭烈兀汗派遣到元朝的使臣，相处多日，很是融洽。使者便邀请他们兄弟二人到中国。忽必烈见到这两个威尼斯人大为高兴，询问了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的情况以及治国、打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波罗兄弟一一作答，元世祖十分满意，就命人写了国书，请他们送到罗马教廷，要求教皇派遣一百个精通工艺的人来中国授艺和传教，并嘱咐他们到耶稣墓去取灯油，以作药用。

1269年，波罗兄弟一行到达阿克城(在亚洲西部，是巴勒斯坦北部沿海城市)，听到教皇去世，感到使命难以完成。正在阿克城的教皇特使维斯康梯告诉他们，等到新教皇选出以后，可以履行这一使命。波罗兄弟便决定返回威尼斯家中去等候。到了家里，始得知尼古拉的妻子早已离开人世，遗下一个儿子马可·波罗，已是一个十五岁的英俊少年了。

波罗兄弟在家住了两年，新教皇仍没有选出，觉得拖延的时间太长，需要到中国去复命。马可·波罗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听父亲的介绍，十分向往中国，就一同出发前往。他们先去维斯康梯处取得了证书，到耶路撒冷去索取了圣油，再往前走，行至刺牙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称格利哥里十世，喜出望外，正打算去找他，正好新教皇也派人赶来，请他们回去商议。格利哥里即命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两人随他们去见元世祖。五位使者又行至刺牙思，逢上巴比伦苏丹邦多克达里率领阿拉伯大军来侵犯亚美尼亚，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往来使者大都被杀害，两位牧师大为惊恐，不敢前行，遂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全部交给波罗三人，原道返回了。

波罗家族一行，在路上历尽艰辛。马可·波罗虽然年轻，缺乏长途旅行经验，且在途中得了场大病。但他坚韧不拔，跟着叔父跋山涉水。他们穿过叙利亚，经过伊朗高原，越过帕米尔高原，取道新疆、甘肃，历时三年半，终于在1275年5月到达上都。元世祖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召集文武百官开盛会相迎，设大宴洗尘。波罗三人详述与教皇交涉情况和旅途经历，呈上教皇格利哥里十世的书信和圣墓上的灯油。元世祖大加赞赏，并将马可·波罗留在宫中任职。

马可·波罗很快熟悉了元朝的朝廷礼仪，努力学习了四种语言(懂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熟悉了书法和战略战术。元世祖见他办事认真，为人谨慎，便派他做钦差，到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巡视。马可·波罗看到前此出使各地的使臣回来，只知报告使命，其他方面问起来都瞠目结舌，元世祖责备他们说：“我很想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而你们却一无所知。”马可·波罗便在出使时注意收集各地的风俗民情，回来向世祖汇报。世祖和左右廷臣都赞不绝口，说马可·波罗是一个大有出息的青年，因此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马可·波罗阁下”。世祖日愈信任马可·波罗，委任他做过三年扬州地方官，还委派他出使过外国，他到过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等地。马可·波罗还得到世祖允许，因私事外出旅行。

波罗家族三人在元朝宫廷供职十七年，时间长了，不免有思乡之情。同时感到世祖年事已高，如果不趁他健在时回去，也许得不到优待和沿途的照应，因而多次委婉呈辞，要求西归。世祖舍不得他们离去，劝告他们回去路途太艰辛，要冒生命的危险，对他们说，要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回去。

1286年，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即旭烈兀的继位人)的妻子卜鲁罕去世，临终留下遗嘱，要求她的族人继为王妃。阿鲁浑汗特派三个精明的廷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三人为专使，携带大批扈从到元室求婚。忽必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选出卜鲁罕族少女阔阔真为元室公主，准备远嫁阿鲁浑汗。这位少女年方十七，品貌超群，三位专使见了，无不称赞。随即准备行装和随从人员。在一次盛大的朝会中，专使和阔阔真一同向世祖辞行，仍由使者来的原道启程。骑马向前走了八个月，不意蒙古诸王互相攻伐，道路阻塞，只好中途折回。

这时，马可·波罗刚好从东南亚一带出使回来，向元世祖报告各国的情况和航行的经过。这个消息传到了三位专使的耳朵里，他们心想，波罗三人都是意大利人，熟悉航海，不如改行海道，请他们同行，就跟波罗家族商量。波罗三人当然求之不得，就合计好，由三位专使和阔阔真出面，奏请世祖批准。世祖面有难色，而陆路又不通，折回来已两年了，迟迟不能成行，只好答应。但要求波罗三人回意大利与家人团聚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返回中国。于是给了他们圣旨金牌两块，大批赏赐以及随行人员共六百余人的一切用品，还交给马可·波罗国书多封，带给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国王，预备了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有水手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人，带着两年吃用的粮食，于1291年趁冬季信风从福建泉州出发。

波罗家族受元世祖的重托，把阔阔真看作自己的子女，一路小心照料，公主也把他们当作亲人看待，十分融洽。旅途之中，海上风云多变，波涛汹涌，艰苦异常，历时两年半才到达波斯。上船时随从人员六百余人，加上水手共千余人。最后只剩下十八人，包括波罗家族三人，公主一人、专使一人、侍女一人和水手等人，其余或失事或病亡。

马可·波罗一行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汗已经去世，按当时蒙古传统的风俗，把阔阔真许配给他的儿子合赞汗。波罗三人在此休息了九个月。他们动身返回威尼斯时，公主至为留恋，赐以金牌四面，以表心意，因此，马可·波罗一行所过之地，受到热情款待，常派有马队二百余护卫。

波罗三人在途中得知忽必烈逝世的消息，很是悲痛，同时也打消了重返中国故地的打算。1295年他们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离家时才十七岁，回到家乡已四十三岁了，真是“少年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家人不让他们进屋，马可·波罗再三解释，人们还是将信将疑，直到他们剪开蒙古长袍边缝，取出藏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奇珍异宝，摆在桌上，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这才使亲朋、邻里相信马可·波罗三人的确是从中国游历归来，就请他们谈中国见闻。马可·波罗一说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总是爱用“百万”、“几十个百万”、“几百个百万”来形容，加上马可·波罗带回来的也是百万钱财，因此大家也就叫他“马可百万”，称他的家为“百万宅”。

1298年，也就是马可·波罗回故乡后第三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为了争夺外贸市场，发生战争。当时热那亚的舰队围攻威尼斯，马可·波罗这个“百万”富翁并不是守财奴，他慷慨解囊，把自己的财产捐献了出来，装备了一艘战舰，亲任舰长，奋勇抗战。但终因后援不继，受伤被俘，被投入热那亚监狱。

山于马可·波罗影响大、朋友多，热那亚人不敢对他怎么样。狱内外经常有人要马可·波罗讲述中国见闻。有一位难友鲁思蒂谦，是一个小说家，精通法文，劝他写书。马可·波罗欣然同意。于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蒂谦笔录，写成了一部“世界奇异书”——《马可·波罗游记》。

1299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邦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到了威尼斯，娶妻成家。夫人名叫多娜达，生了三个女儿，名叫芳蒂娜、贝蕾拉和莫蕾达。此后马可·波罗再也没有外出远游了。他于1324年1月逝世，享年七十岁。

一般所谓游记多半是一些游览名山大川、鉴赏名胜古迹之作，而《马可·波罗游记》则与此不同，它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它主要是一部关于中国的旅行记，也述及马可·波罗一行往返中国途中经过的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中国的部分，无异是一部元初社会情况的生动写照。我国史书中没有记载或没有详细记载的史实，《游记》却有记载，因而是很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记述了马可·波罗等人来中国的沿途见闻;第二卷记载了元朝初年的社会情况、宫廷秘闻、北京、扬州、杭州等历史名城的繁荣景况。第三卷讲了中国东南邻邦的概况。第四卷介绍了蒙古诸汗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状况。

游记讲的我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见闻，中国巨大的商业城市，高度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超出西方当时的发展水平(十三世纪西欧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东方)，是许多西方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马可·波罗被看作骗子、狂人。意大利的学生，甚至英国的学生都用“这简直是马可·波罗”比作骗局。相传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亲友认为他生前撒下了弥天大谎，死后进不了天堂，劝他忏悔，否认他的游记，以拯救他的灵魂。马可·波罗坚决拒绝，并郑重声明，他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还以记述不到一半为憾。

经过七百年来时间的考验和世界各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已经弄清楚了马可·波罗的记述有些是传闻失实，有些是记忆不准，但绝大部分真实可信，有据可考。比如：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章讲忽必烈赐予他父叔圣旨金牌，上有文字写道：“使者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上举马可·波罗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时，也两次提到这种金牌。在河北出土的成吉思汗圣旨牌和其他元朝圆牌，就规定持有者可在旅途中享用官马及其他多种特权，与马可·波罗描绘的一致。

再如：《游记》提到，行在(杭州)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这里商业兴盛，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三十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述都可在《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印证。在《梦梁录》卷七“杭州”中就说：“高庙于绍兴岁南渡，驻跸于此，遂称‘行在所’。”卷十六“鲞铺”中说：“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挢门及隐僻之处，俱有铺席买卖。”“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湖周围三十余里，自古迄今，号为绝景。”对照起来，基本相同。

从上述的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可以证明，马可·波罗并没有言过其实。的确，如他临终所说：“他在中国所见所闻，记述的还不到一半。”不说别的，就以我国的长城来说，是他从中亚进入我国境内以后途中可以见到的宏伟建筑，可是在《游记》中却只字未提。又如，我国盛产茶叶和我国人的饮茶习惯，马可·波罗曾旅经福建几个产茶区，也没有提及，足见马可·波罗是一个诚实的旅行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识之士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宗教谬说，坚信了他的记述，从而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无庸讳言，游记中也有些荒诞落后的记载，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马可·波罗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大地丰富了中世纪人们的地理知识。在1311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新的地理资料多取自《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是1375年的加泰隆地图，更是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从而打破了宗教谬论和“天园地方”说，成为中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的地图，例如，1410年的博尔贾地图，1442、1448年的利乐杜斯地图，1459年的毛罗地图，1538年的默凯特地图，大都取材于《游记》。这是马可·波罗对地理学上的重大贡献。

《马可·波罗游记》对十五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诸如葡萄牙的亨利、达·伽马，意大利的哥伦布等许多航海家、旅行家读了《游记》以后，憧憬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文明富庶，纷纷东来寻访，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哥伦布图书馆中所藏哥伦布的遗物中，就有一部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在书旁作了许多批注，足见他研读之深。哥伦布曾在一次生命垂危时，对他的弟弟巴托米说过：“希望你能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一定要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此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上的发现，从思想上来说，都多少受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影响。

马可·波罗是给西方介绍中国的第一人。他通过游记和口述身传，还把我国用煤、育蚕治丝、制盐、造币、使用纸币和印刷术的情况、宫殿桥梁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植树造林的成就和经验，我国做面条的方法甚至据说元朝宫廷作冰淇淋的秘方等等，向世界广为传播，尽管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但这部著作对中西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后，西方在科学上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马可·波罗实有不可磨灭的启蒙功绩。

李伟森

李伟森（1903年一1931年2月7日），文学翻译家。一名求实,又名国伟、伟生。湖北省武昌金口人。十四岁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五四”运动时,参加了武汉的学生运动。1922年曾随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到武汉大学读书,并做团的工作。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主编《日日新闻》,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后,对以胡适、陈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留苏回国后,1926年至1927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杂志。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到上海从事全国总工会的复兴运动,创办《工人日报》,并参加广州暴动,创办上海地区党报《上海报》。这时他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刊物《中国青年》。翻译作品有《朵思退也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戈萨克之今昔》、《不幸的预言》等,发表在《语丝》和《北新》半月刊上。著作有:《革命歌集》(192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俄国革命史》(1929年,上海亚洲艺学社)、《俄国农民与革命》(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译著有:《朵斯退也夫斯基》(1928年,北新书局)、《动荡中的新俄农村》(1929年,北新书局)。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6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海办事处成立,他被选为书记。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舍被国民党逮捕,2月7日被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年仅二十八岁。鲁迅当时写了著名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来纪念死者。1931年4月25日“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的《纪念战死者专号》载有《被难同志传略·李伟森》。1951年3月1日《文艺新地》第二期重登其传略。1951年7月有方大炎的《李伟森烈士革命史略》刊行。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景唐、瞿光熙编写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李翰卿

李翰卿（1892～1972），医学家。字华轩,又名希缙。大同市灵丘县沙坡村人。幼时上学兼从舅父学医,15岁便独立诊病开方,被当地人称为童医。1919年考入太原中医研究会,毕业后应邀在太原复承堂行医,声名大震,被选为太原中医公会执委。1925年应聘山西中医学校任教,后在太原开业行医。日军侵占太原时,慕其医术精湛,曾以高官厚禄聘请,均遭拒绝。1949年后,主动将家藏《万有文库》等近2000册图书捐献给国家。历任太原市职工医院医师、医务主任、副院长。1956年任山西中医研究所所长兼中医研究会理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进行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的研究,获得成功,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之一。1970年11月赴京参加中西医结合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治学宗《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兼收各家之长,并汲取西学知识。重视四诊合参,尤重腹诊。在治疗上重护脾胃,主张攻邪,攻而不猛,补而不滞,常以小方治大病,多获疗效。对宫外孕辨证为少腹血瘀,治以活血祛瘀,以活络效灵丹为主方治疗,取得非手术治疗宫外孕之成果,获科技成果奖。著《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临床使用经验》,未成而殁。

许指严

许指严(1875～1923)，清末民初掌故小说家。名国英，字志毅、指严(以此行世)、子年，别署甦庵、不才子、砚畊庐主、弹华阁主等。江苏武进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幼读诗古文辞。清末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文坛名家李定夷、赵苕狂等皆为其高足。继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写《中学国文史学讲义》，兼教该馆练习生，作家沈禹钟即出其门下。入民国，任教于金陵高等师范。后赴北京，任民国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两年后辞赴上海，除一度任某银行文书外，均以卖文为业，并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因生计窘迫，且嗜酒，曾向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预支稿费二百元，为其杜撰《石达开日记》，销路甚好，重版数次。又为天台山农(刘青)代笔，刘署其名，许得酬资。善书法，曾标价卖字。因自幼多闻祖父讲述官场秘闻，故作品多掌故性杂记，如《清史野闻》、《天京秘录》、《三海秘录》、《新华秘记》、《十叶野闻》、《南巡秘记》、《京尘闻见录》等。所作长篇小说即达十余部，如《泣路记》、《近十年之怪现状》、《民国春秋演义》、《新华梦》、《京华新梦》、《电世界》、《模范乡》、《虿尾毒》、《劫花惨史》、《财神罪恶史》、《醒游地狱记》等，短篇小说辑为《指严余墨》、《许指严说集》、《许指严小说精华》，另有《埃及惨状弹词》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南社丛谈·许指严》、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许指严》(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等。

沈该

沈该，南宋高宗时参知政事、尚书左仆射。字约文，归安(治今浙江吴兴南)人。登嘉王榜进士。绍兴十六年(1146)以左朝散大夫、直秘阁、两浙转运判官知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十七年八月，除权礼部侍郎。后除吏部侍郎，出知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二十五年召除参知政事。次年，授左朝议大夫，守左仆射、同平章事。与汤思退同主和议，阴排张浚，又与万俟卨同居相位，专以和金为任，大失天下望。二十九年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长于《易》，尝撰《易小传》六卷，高宗褒美之。又有《文集》五十卷，《中兴圣语》六十卷。

费尔斯

查尔斯·哈丁·费尔斯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 Firth 1857年3月16日-1936年2月19日）英国历史学家。他是1906年历史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埃斯蒙德·德·比尔写道，弗斯“了解17世纪的男男女女，就像一个人了解他的朋友和熟人一样，不仅了解他们的人物，而且了解他们生活的整个道德和知识世界。”

费尔斯出生于谢菲尔德，曾在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1877年，他在大学期间因一篇关于第一代威灵顿侯爵理查德·威灵顿的论文获得了斯坦霍普奖，并且是牛津大学成绩优异的历史学者的专属社团斯塔布斯学会的成员。1887年，他成为彭布罗克学院的讲师，1901年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士。1900年，他担任福特学院的英语历史讲师，1903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1904年接替弗里德里克·约克·鲍威尔成为牛津大学现代史的雷吉斯教授。费尔斯的历史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英国内战和英联邦时期的英国历史；尽管他在同一时期写下了关于同一时期的S·R·加德纳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受到了高度评价。

弗斯是T. F. Tout的挚友和盟友，T. F. Tout正在使曼彻斯特大学的历史本科课程专业化，特别是通过引入个人研究原始资料和论文写作的关键要素。弗斯在牛津大学也试图这样做，这使他与学院研究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研究员几乎没有自己的研究专长，并且认为没有理由让他们的本科生掌握如此神秘甚至工匠般的技能，考虑到他们可能的职业生涯。他们认为弗斯是大学教授的权力追求者，而不是作为国家和帝国未来建立的精修学校。弗斯失败了，但二十世纪见证了大学沿着他和Tout的道路前进。

1892年，他当选为美国古文物协会会员。

1913年至1917年，他担任皇家历史学会主席。

他写给Tout的信件被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收藏。

吴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当代作家,著名历史学家,教授。原名吴春晗,曾用笔名刘勉之、赵彦等。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一岁就通读过《资治通鉴》。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衰落,于192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31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继续半工半读。大学期间,专攻明史,并先后在《清华季刊》、《燕京大学学报》、《中央历史学刊》、天津《大公报·史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并担任《大公报·史学》副刊第一任编辑。1934年8月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任母校历史系助教,一年后,便升任讲师。1937年,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聘他为该校文学系教授。从1940年起,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及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等职。他一生坚持正义,刚直不阿。在抗日战争后期,与著名民族战士闻一多并肩战斗,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集会游行,并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抨击反动政府专制独裁,成为昆明青年学生普遍敬重的著名民主教授和反蒋民主运动的坚强斗士。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1961年应《前线》杂志之约,和邓拓、廖沫沙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杂文。1959年至1961年春,在写作论述清官海瑞的文章之余,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等人的要求,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剧中描写了海瑞同以退休宰相徐阶为代表的乡官权宦进行斗争,为松江农民洪阿兰一家平反冤狱,因而被诬罢官的情景,表现了海瑞不畏强权,秉公执法,除强梁、平民愤的斗争精神。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该剧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骇人听闻的“三家村”文字冤狱迫害下家破人亡。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海瑞罢官》也由北京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三家村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他主编、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也陆续出版。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朱元璋传》、《读史记》、《投枪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春天集》、《灯下集》、《学习集》、《史事与人物》和《海瑞的故事》等。

真可

真可(1543—1603)字达观，晚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年十七，仗剑远游，行至苏州，为雨所阻，遇虎丘僧明觉，因止于虎丘云岩寺，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号，心生欢喜，次日即从明觉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在武塘景德寺闭关三年，后辞师行脚四方。过匡山，研求相宗奥义。至京师，参学华严宗遍融及禅门啸岩、暹理等，九年后复归虎丘。万历初年，与弟子刻方册本藏经，即《径山藏》，并拟与德清合修《明传灯录》，因德清谪戍海南未果。又曾亲至京师，营救因反对重敛矿税而入狱的南康太首吴宝秀，他说：“老憨(德清)不出，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德清：《达观大师塔铭》)后“妖书”事发，为忌者所劾，诬为妖书造作者，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有《紫柏尊者全集》及经疏多种传世。

真可一生虽参叩多方，但没有明确的师承，不属任何宗派，因此没有出世开堂。他的思想中有明显的调和禅教、调和儒释的倾向。他反对禅宗中没有真实解悟而乱逞机锋的风气，主张认真研究佛经。但他接引后学则“如苍鹰攫兔，一见即欲生擒”。故德清谓其“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

1.禅教双修　真可认为当时佛教界有七大错，其一，“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其二，“以为知见理路障自悟门，道不从眼耳入。须一切屏绝，直待冷灰豆爆，发明大事，始为千了百当，一得永得”(《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续藏经》第2辑第31套，第346页)。这两错实际是一错，即以禅宗为悟道惟一法门，禅之外的其他宗旨皆是悟道的障碍;禅在心悟，不在口耳知解，故须屏绝一切文字，于枯寂中突然得悟。而此一悟即一了百当，不生退转。在真可看来，这实际上割裂了教和禅、顿和渐、文字因缘和“末后大事”之间的联系。真可主张读经与参禅须统一起来，他非常重视文字在解悟中的助缘作用，他说：

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观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缘因佛性也。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一，第323页)

这是认为，文字是了知真如的助缘，知解是契合真如的必经步骤，若排斥语言文字，凭空去悟，希图直接与真如为一，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文字在了知真如实相中有绝大作用。真可这里强调文字般若，意在纠正禅宗以禅为惟一悟入途径而排斥经教的弊病，特别是机锋棒喝之风盛行之后，僧人乱弄机锋，依样画葫芦，不务真修实悟的弊病。

真可指出，当时佛教界的第三个错误在于以净土为惟一法门，排斥参禅、看经。对此他提出责难：

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之参禅看教，惟此着子最为稳当。我且问你，净土，染心人生耶?净心人生耶?半净半染人生耶?全净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净土，则名实相乖，因果背离。……若全净心生者，心既全净，何往而非净土，奚用净土为?如是，以为念佛一着子能胜参禅看教，岂非大错。(《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6页)

净土宗认为，念佛求往生净土，此法门最易。它不用参禅，参禅要勘破种种迷情，直下与佛心为一;不用看经，看经要了识经义，作种种修行功夫。净土只念佛号，最为简易，且不识字、不懂经者也可持此法门。真可的诘难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佛教信仰者来说非常尖锐的问题：净土是一种心理体验还是实有其地。他实际上认为，净土宗所谓净土不是一个时空中的真实存在，而是心与真如契合的状态。心与真如契合，则时时处处为净土乐国，不必求往生“西方净土”。而心与真如契合的状态，绝非仅口念佛号就可以达到。念佛时的心专一境未必胜于参禅看经。心不净，则无净土可言。净心人处处是净土，故净土就在心中。真可实际上认为，净土只是人为死后的归宿树立的理想，而在人活着的时候，求的是悟的境界。悟必须靠参禅看经得到，口念佛号是达不到这一境界的。净土观想至多是达到悟的一种方便法门，而不是悟本身。悟了方能达到净土状态，但靠口念佛号达到的心专一境或净土观想却不能代替悟。所以，他所主张的禅净合一实际上是平时靠参禅看经得悟，死时口念佛号、靠观想达到净土状态。绝不能用念佛代替参禅悟道。

从参禅看经与念佛所依持的力量来看，真可更看重参禅所依靠的自力，而把净土所依靠的外力仅仅看做一种助缘，他说：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内力。外力是助，内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虽多，终不能化凶为吉。故曰：“先天而天不违。”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颠倒天地。”设信此不过，别寻外助，断无是处。(《与赵乾所》四，《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四，第526页)

成佛的最后根据在自己，而且主要是心的力量，任何外在的力量，包括佛力、法力，都是次要的。外力只是自心的助缘。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真可反对把净土信仰置于参禅看经之上。依靠自力，就是实实在在去作修行功夫。而净土宗靠弥陀愿力往生净土，是他力，幻想的、信仰的成分大于自修自证的成分。

真可反对的第四种错误是不落言诠，弃绝思虑，以禅压教。真可指出：“有等瞎公鸡，闻真鸡啼，假鸡啼，皆仿效作种种声，以为动念即乖本体，思量便落鬼家活计，况复有言乎?”(《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6页)动念即乖本体，就是执持禅宗“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的套话，反对一切思维、理解、比拟等等知解活动。禅宗本有单刀直入、一语坐断、直下勘辨学者所得深浅的传统。但末流用来，渐渐偏离禅宗本义，成了反对思量考校，反对一切借名言概念进行思维活动的借口。真可认为，“动念即乖本体，思量便落鬼家活计”只是禅学末流对于单刀直入原则的滥用，他责问道：

我且问你，此等见识，为是解，为是行?解则何乖动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饭熟后方能酬一转语，亦不乖本体，诸大禅老皆许其悟彻。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非鬼神通之，心开而明也。思量何伤?观音闻、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为病，岂非大错!(《紫柏尊者全集》卷三，第347页)

解即知解、理解。使用名言概念，须费思量考校。禅宗机缘语句中的对答只是要求机辩迅捷，用语生动深刻，能概括宗旨且又能激发联想，非一概不许思量。思量虽不是悟，但悟必借思量。即使禅宗所谓一切屏绝，冷灰爆豆，也不一概反对思量。一切屏绝，豆何由爆?冷灰爆豆不过是叫人不要循常规的思维规则，活泼多方，无拘无滞，以形象思维中的点触、跳跃等方式，求悟求通，故思量决不可废。

真可更针对禅学中人惟以棒喝为当机开悟之术，闻、思、修三慧用不着的说法，以汾阳善昭对乌窠侍者何以得悟所下的偈语来说明顿悟与渐修的关系。善昭偈曰：“侍者初心发胜缘，寻师访友为参禅。乌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得心安。”意思是，乌窠禅师的侍者久已发愿参禅，多处寻师访友，了悟已达一定境界，也可说其根机已熟。乌窠禅师拈起衣上布毛吹去，侍者见而大悟。吹衣上布毛是刺激侍者领悟的契机，此时虽未用思量，而平时参禅费思量已极。平时功夫是渐修，见师吹衣上布毛而开悟是顿悟。渐是顿的基础，顿是渐的结果。如无平时闻思修三慧的开发，决无此时的顿悟。真可就此评论说：“久则熟，熟则化，于将化之时，乘其化而发之。譬如箭锋相值，岂巧为之所能预哉?”(《紫柏尊者全集》卷二，第334页)顿悟必借渐修，平时闻、思、修三慧不可少。顿悟虽一时巧慧，必借平时功力。不能以禅废教，两者兼修可收相得益彰之功。

真可的禅教双修、净土必借顿悟的观点，是当时教宗融通时代潮流的表现。真可及明代诸高僧的理论和行为，都是为纠正佛界弊病、开出新的学风而做的努力。

2.三教本同，以儒解佛　真可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三教本同者，心;不同者，名。因此，用佛家义理解释儒书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他说：

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佛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发未发，缘生无生，有名无名，同欤?不同欤?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

他的意思是，儒释道三教都是名称，三教之实际，乃是心。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追求。从这里说，儒释道三家根本上是相同的。其不同在用以教化的方式和各自的理论特点。在真可这里，心是本体，教化内容是表现。心是能儒能释能老的，心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物质创造的本原。儒释道是名称，这个名称是人们根据三教的不同特点而给予的指称符号。儒释道三教可以说本同末异，心同迹异。知道了这一点，才可以言三教同异。这是真可对三教关系的根本见解。

在这一见解指导下，真可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慧识。比如，他认为读《易》可以增加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他说：

《易》显道神德行。道，至微者也;德行，至粗者也。如能通《易》，则至微者我可以显之，至粗者我可以神之。《易》岂可不读乎?不读《易》则学问不能通方。(《紫柏尊者别集》卷四，第71页)

意为，《易》的道理微妙难测，《易》的卦爻显而易见。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的道理显明，使显而易见的功能神妙。所以，学《易》可以使人眼界通达。又如，他认为“玩象得意”可使心生慧解，慧解可以打破执心，去除局限。他说：“玩象得意，则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则死者亦活矣。”(《义井笔录》，《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玩象得意达到相当境界，意与象融成一片，不复分别，而后意象物我皆忘。在真可这里，《易》是得到佛慧的媒介。玩象得意，象是意的符号，意是象的内涵。就得意忘象说，则惟见意;就遮意显象说，则惟见象。而得意忘象与遮意显象是心的转换，心的变现。故可由此见惟是一心，无我无物之境。通过得意忘象而达到对浑然一体的本体的观照，这是艺术的方法;通过得意忘象亦可达到惟是一心、无我无物的境界，这是佛学的观法。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三教圣人，其心本一。懂得了这个道理，自可消弭三教间互相攻击。他尝说：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释，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谓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则妄也。或曰：敢问治病之方。曰：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则病自愈。(《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9页)

他特别反对三教中人学儒未通，弃儒学佛;学佛未通，弃佛学老;学老未通，流入旁门左道。他认为，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了达。这就是认为，三教是可以融通的，其究竟义旨是相同的。

真可指出，融合儒释道三教并不是没有根据，它符合佛教“事事无碍”的教义。儒释道之书可以互相诠释，他说：“既曰事事无碍，即以梵语释华言亦可，华言释梵语亦可;以世间书释出世间书亦可，以出世间书释世间书亦可。”(《义井笔录》，《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401页)这里是说，就佛经翻译而言，某些重要佛教名词既可以用梵语音译，也可以用汉语意译。就佛经的理解而言，既可以用佛教义理去理解，也可以用外书中的义理帮助理解。真可在著作中经常用外书诠释佛教经书，也用佛教义理诠释儒道之书。比如他认为，《关尹子》的某些说法，可由佛教义理得到解释，他说：

《文始》(即《关尹子》，道教称《文始真经》，其中杂佛教之言，后人多以为伪托，此处不辨)虽言转识成智，而不言转识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无实也。若能探释氏唯识之书乎?若能悉缘因、了因、正因之旨乎?若果能之，则转识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4页)

他用唯识宗之八识加以说明：转识成智即转有漏之八识为与无漏之八识相应的四智，其中最关键的是将第八识阿赖耶识转变成为大圆镜智，这是从分别事识到般若智的转变。在思维方法上，就是从比量(逻辑推论)到现量(整体直觉)的转变。真可论两种思维方法的不同说：

合理之谓比，谓比度而知，知而不谬于圣经。合辙故曰比量，不合则非量也。现量也者，初无分别，照境无思也。是以有志于转识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识，则转识成智之所以然之说，终不明矣。(《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5页)

就是说，比量是将未知者与已知之标准加以对比，推论出未知者，现量则是无有分别计度的全境显现。知道了事识心与无分别智心的区别，才能转识成智。这里，真可用佛教认识法中的现量比量的不同来阐释《关尹子》从佛教借来的转识成智观念，整个讨论仍是在佛教范围内，但他实际是想把现量与比量的不同推广到道家、儒家对本体与事相、局部的推理的真理和全体的直觉的真理的分析中去，这也有深化诠释的意义。

真可还把读外书作为理解佛书的助缘，他说：

智鉴曰：“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庐山曰：“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予闻二老之言久矣，然终不大明了。及读《易》至渐卦，始于二老之言，了无所疑。(《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他详细解释了他的理解，他认为，卦的作用是规定和表明一类事物的性质的，故“卦寓性”;爻的作用是通过它在一卦中的位置的变化来摹拟事物的变化的，故“爻寓情”。性在佛教中指事物保持自己且不生变化者，情指事物能活动的外部表现，它不断变动。具体到人来说，性指情欲不生的本来状态，情指感情欲望。情奔突无定，时时生起。“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指心念不起时性体如如，无有万法之区别。“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指心念已起，由不动之性变为已动之情，此时吉凶生矣。真可用《易》渐卦之义加以解释：渐卦艮下巽上，艮者止，巽者顺，艮巽重叠指顺其止，无有造作，故其时正合智鉴“一心不生(止)，万法无咎(顺)”之说，而渐卦之爻辞“鸿渐于干”、“渐于磐”、“渐于陆”等，渐渐升进，有了欲望且欲望渐炽，其义正合庐山所说“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故读《易》渐卦而悟二先辈之旨。

真可并用佛理融会理学心统性情之说：

爻乃虚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迁。设一心不生，六虚不游，则应物而累，与无累者全矣。全则谓之卦，卦则无我而灵者寓焉，爻则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则又寓乎卦爻之间，故可以统性情。统，通也。盖善用其心，则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无。(《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此“心统性情”非理学所谓“心包性情”或“心管乎性情”，而是重在强调“通”。“通”实际上是禅宗“前念迷佛是众生，后念悟众生是佛”的化用。其迷其悟，其性其情，在一心之转。情虽昧，通即为性;性虽灵，昧则为情，故“心统性情”。他更借噬嗑卦发挥性与情的关系，而最后归结为“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无我之域”：

我观《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无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则大，大则无外，无外则天地万物皆可以范围之。(《解易》，《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二，第510页)

观象的目的在“得意”，在“持理”;而得意、持理的目的在知戒、折情。“理充”的结果是“造乎无我之域”。真可借儒书得到的理，仍归着于宗教修养方面。

真可一生广泛涉猎儒道典籍，他的读书笔记《长松茹退》和《义井笔录》中，多处评介儒道书籍，以外书融会佛理，以佛理解释外书。他对自己有一个总结：“应物之际，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终以释氏为歇心之地。”(《长松茹退》序，《紫柏尊者全集》卷八，第390页)这句话表明了他最后的思想归宿。

3.性情善恶　真可的性情论，融合儒佛两家，特别将性情与佛家的苦乐之说糅合起来，使它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与修行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

性有性之体，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谓体?用所从出也;何谓用?相所从出也;何谓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恶苦乐之情，相也。苦乐之情未接，灵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与用，而昭然与灵然者皆无所自矣，此体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所谓性之相，即人之现实可见的意志、行为、情感等表现。所谓性之用，即能够发生意志、行为、情感的潜能。相是潜能发生作用的现实表现，性是这两者的综合。无性则无性之用，无性之用则无性之相。但性之体却非实有一物，而是由相推用、由用推体这样一个逻辑上必须有的主体。性代表全体，没有这个全体，也就没有人的任何表现。由于性只是个逻辑上预设的存在，它由推论而知，所以它本身无所谓善恶，明乎此，则前人关于性情善恶的争论自可灭息，他说：

昔人以性无善恶，情有善恶，殊不知性无性，而具善恶之用;用无性，而着善恶之相。若赤子堕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将生未生之间，非吉凶有无可能仿佛者。乃不知其为心，而遂认心以为性，所以性命之学于是乎晦而不明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性之体是情将生未生之间，善恶等形而下的表现对它来说是鞭长不及之地。性有性之用，性之用也只是潜在地能具善恶，而不是现实地已具善恶。只有在纯外在的、形而下的性之相的层面，才有现实的、真正的善恶。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由恻隐之心而见善之情。情是潜在的，现实的表现是相，又叫心。真可糅合儒佛两家而成的性情论，为中国传统性情说所未有。这一说法避免了传统性论中视性为一物和性善情恶等天赋性论的罅漏，具有僧俗两众易于接受的特点。

真可的性论也是以佛理读《易》的产物。他曾以他的性情论比拟《周易》：

夫心与情，易之道穷于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谓性者，则非卦爻所能仿佛者也。然离卦爻而求之，则又离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见眼故也。(《法语》，《紫柏尊者全集》卷六，第369页)

就是说，卦与爻是易之道的表现，不能离卦爻而求易道;心与情是性的表现，不能离心与情而求性。性本身不能直接认识，能直接认识的是心与情。

真可这种性情论，在佛教修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反对现成佛性，强调佛性只是一种潜在的具有，现实的佛性须修而后得。如木有可燃之性，但钻燧之后方发生作用。故必须笃实修行然后方能证佛性。佛教经典是修证佛性的媒介。这里明显地包含反对明代禅宗中盲目沿用棒喝机锋的禅风，提倡看经礼忏持戒坐禅等被禅学末流抛弃了的笃实功夫。这是与他提倡禅教合一、禅争合一相符合的。

真可又从佛教第一义不可说的思维方式出发，认为“性”根本不可用言语加以评说，因此世俗各种关于性的学说皆陷于一偏，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是将统一的性析为两端，扬雄的性善恶混，是将有分别的性混而为一。性是非一非二、而一而二的，不能离析，不能合并，析之并之，都是蛇足。真可虽然有三教合一的思想，但在此三教中，佛教最高，佛教可容纳儒道二教。他说：

终天下道术者，其释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非不可论，恐骇六合之内;非可议，恐乖五常之义。今释氏远穷六合之外，判然有归;近彻六合之内，画然无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举，安常者无过望之争。是故析三界而为九地，会四圣而为一乘。……譬如夜珠在盘，宛转横斜，冲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议焉。(《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卷九，第395页)

这是说佛教可包容道教的超然世外，儒教的入世应务，但又不混漫各自的作用。佛教能使儒道二教在总的和合海中各安其位，但又不泯没彼此的差别。真可对佛教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他“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终以释氏为歇心之地”的根据，也是他作为一个僧人对佛教诚心敬奉的结果。

施肩吾

施肩吾(780—861)，字希圣，号栖真子、华阳真人。睦州分水(今浙江桐庐)人。曾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常州武进(今属江苏)，故亦称吴兴人或常州人。早存隐居之情，曾居四明山学道求仙。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因自伤孤寒，深惧仕途险巇，遂不干禄即离京东归。酷好道教神仙之术。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为道家十二真君羽化之所，慕其真风，幻想成为第十三真君(参《西山静中吟》)，故投老于此。致有误其籍贯为洪州者。有人据《岛夷行》一诗，疑其曾至今澎湖列岛，聊备一说而已。施肩吾诗名早播。张籍《送施肩吾东归》诗云：“早闻诗句传人遍。”所作《百韵山居》诗(今存四句)才情富赡，盛传一时。《岛夷行》反映海岛居民生活，题材新颖，为唐诗中不可多遘。为人风流少检，虽志慕轻举飞升，而又流连声色，好为冶游香艳之词，故胡震亨云：“施肩吾学道西山，自托群真之一，而章句尚艳硕，乏韵致，未稔何以御风?”(《唐音癸签》卷七)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其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及门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施肩吾诗集》一○卷、《辨疑论》一卷，已散佚。《郡斋读书志》著录《西山集》(按即《施肩吾集》)五卷、《群仙会真记》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钟吕传道集》三卷、《华阳真人秘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及《唐才子传》著录《三住铭》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以下所著录有关神仙羽化之作，疑多为宋以后道教徒所伪托。《全唐诗》卷四九四录施肩吾诗一卷。《全唐诗逸》卷三收断句一联。《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六收佚诗八首。《续拾》卷二七又补二首又四句。《全唐文》卷七三九录其文九篇。事迹见《唐摭言》卷八、《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四一、《唐才子传校笺》卷六、《万姓统谱》卷四等。

冯道

冯道(公元882—954年)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好学能文，生性廉洁，唐末，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后唐庄宗即位，任翰林学士。明宗时拜相，后历任后唐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朝宰相，居相位20余年，冯道处政“持重镇俗”，不干预地方诸侯事务，故能长久为相。冯道亦间或陈民间疾苦，阻屠士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其主《九经》雕版印行，为我国古代官府印书之发端。北宋中叶前，史家对冯道毁誉参半，中叶后，则以冯道历事四朝，不忠一姓一君的行为为卑下。

〔正史〕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天祐中，刘守光署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访于僚属，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于狱中，寻为人所救免。守光败，遁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玄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时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

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命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庄宗即位邺宫，除省郎，充翰林学士，自绿衣赐紫。梁平，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丁父忧，持服于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①。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时契丹方盛，素闻道名，欲掠而取之，会边人有备，获免。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澡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免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免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复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进《贺平中山王都表》，云“复真定之逆城”。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顿至折角。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醨之态。继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访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问道曰：“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诗甚好。”遽命侍臣录下，每自讽之。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为山陵使，礼毕，出镇同州，循故事也。道为政闲淡，狱市无挠。一日，有上介胡饶，本出军吏，性粗犷，因事诟道于牙门，左右数报不应。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开尊设食，尽夕而起，无挠愠之色。未几，入为司空。

及晋祖入洛，以道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晋祖亦献徽号于契丹，谓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无难色。晋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行，将达西楼，契丹主欲效迎，其臣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因止焉，其名动殊俗也如此。乃还，朝廷废枢密使，依唐朝故事，并归中书，其院印付道，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寻加司徒、兼侍中，进封鲁国公。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道尝上表求退，晋祖不之览，先遣郑王就省，谓曰：“卿来日不出，朕当亲行请卿。”道不得已出焉。当时宠遇，无与为比。

晋少帝即位，加守太尉，进封燕国公。道尝问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说?”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终不易。后有人间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由是出道为同州节度使。岁余，移镇南阳，加中书令。

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戎王因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后衣寇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廷寿阴护之所至也。是岁三月，随契丹北行，与晋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统其众。及北去，留其族解里以据常山。时汉军愤激，因共逐出解里，寻复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抚，因事从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为，皆诸将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则，乃为众择诸将之勤宿者，以骑校白再荣权为其帅，军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囊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又，契丹先留道与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岁闰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伪诏追崧，令选朝士十人赴木叶山行事。契丹麻答召道等至帐所，欲谕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惧形于色。麻答将以明日与朝士齐遣之，崧乃不俟道，与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帐门之外，因与分手俱归。俄而李筠等纵火与契丹交斗，鼓槊相及。是日若齐至，与麻答相见，稍或踌躇，则悉为俘矣。时论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

及自常出入觐，汉祖嘉之，拜守太师。乾祐中，道奉朝请外，平居自适。一日，著《长乐老自叙》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余先自燕亡归晋，事庄宗、明宗、闵帝、清泰帝，又事晋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据汴京，为戎主所制，自镇州与文武臣僚、马步将士归汉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顾以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亡曾祖讳凑，累赠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国太夫人;亡祖讳炯，累赠至太师，亡祖母褚氏，追封吴国太夫人;亡父讳良建，秘书少监致仕，累赠至尚书令，母张氏，追封魏国太夫人。

余阶自将仕郎，转朝议郎、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再为翰林学士，改授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太微宫使，再为弘文馆大学士，又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南效大礼使、明宗皇帝晋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国军节度，同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一为长春宫使，又授武胜军节度、邓随均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官自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又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正官自行台中书舍人，再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再为门下侍郎、刑部吏部尚书、右仆射，三为司空，两在中书，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待中，赐私门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开国公、鲁国公，再封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万一千户，食实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勋自柱国至上柱国。功臣名自经邦致理翊赞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时处顺守义崇敬功臣、崇仁保德宁邦翊圣功臣。

先娶故德州户掾褚讳濆女，早亡;后娶故景州弓高县孙明府讳师礼女，累封蜀国夫人。亡长子平，自秘书郎授右拾遗、工部度支员外郎;次子吉，自秘书省校书郎授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书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户部员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义，自秘书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议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协律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节度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太仆丞。长女适故兵部崔侍郎讳衍子太仆少卿名绚，封万年县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长兴二年敕，瀛州景城县庄来苏乡改为元辅乡，朝汉里为孝行里。洛南庄贯河南府洛阳县三州乡灵台里，奉晋天福五年敕，三州乡改为上相乡，灵台里改为中台里，时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上相乡改为太尉乡，中台里改为侍中里，时守太尉、兼侍中。

静恩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②，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又念自宾佐至王佐及领藩镇时，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编于家集，其间见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

及太祖平内难，议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汉嗣，遣道与秘书监赵上交、枢密直学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寻与赟自徐赴汴，行至宋州，会澶州军变。枢密使王峻遣郭崇领兵至，屯于衙门外，时道与上交等宿于衙内，是日，赟率左右甲士阖门登楼，诘崇所自③。崇言“太祖已副推戴”④。左右知其事变，以为道所卖，皆欲杀道等以自快。赵上交与王度闻之，皆惶怖不知所为，唯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寻亦获免焉。道微时尝赋诗云：“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验矣。广顺初，复拜太师、中书令。太祖甚重之，每进对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为山陵使。会河东刘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及世宗亲征，不令扈从，留道奉太祖山陵。时道已抱疾。及山陵礼毕，奉神主归旧宫，未及祔庙，一夕薨于其第，时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闻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

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候。平生甚廉俭，逮至末年，闺庭之内，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咸叹惜之。

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益谓此也。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

〔注 释〕

①唯蓬茨而已：唯茅屋陋室。②籧篨葬：用苇席裹尸下葬，喻葬礼节俭。③诘崇所自：盘问郭崇从什么地方来。④太祖已副推戴：后周太祖已受拥戴登基。

〔相关史料〕

唐敕解纵五坊鹰隼。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鸟兽。”唐主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遗骑取之，比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唐主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唐主深以为然。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初，唐主密与慕容迁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及是，以五十骑出门，谓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冯道入朝，及端门，闻变，乃归。至天宫寺，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矣。”

《纲鉴易知录》卷六一

世讥道(道：冯道，五代后周景威〔即今河北省东光县西北〕人)依阿诡随(依阿诡随：随声附和，谲诈善变)，事四朝(四朝：即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参相：考核研究，相互参证)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石晋：指五代后晋。因后晋国君为石敬瑭，故称石晋)之末，与虏结衅(衅：古代杀牲畜以血涂器而祭叫衅)，惧无敢奉使者，少主(少主：指后晋出帝石重贵)批令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湘阴公：姓名不详)曰：“不干此老子(老子：老人)事。”中(中：身)亦获免。初，郭威(郭威：后周太祖，五代周王朝建立者，公元951—954年在位)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周世宗：即后周世宗柴荣)欲收河东(河东：古地区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自谓此行若太山(太山：即泰山。太，古通“泰”)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任直：尽直)，委命(委命：以性命相托)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顾避：顾惜躲让)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帝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烛心清，岂世俗所知耶?

《青箱杂记》卷二

郝大通

郝大通(公元1149--1212)名璘，字太古，号恬然子，又号广宁子，自称太古道人，法名大通。宁海(今山东牟平)人。自幼通读《老子》、《庄子》、《列子》，犹喜《易经》，洞晓阴阳、律历、卜筮之术。不慕荣仕，禀性颖异，厌纷华而慕淡雅，渐隐以卜筮自晦。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一说大定八年，公元1168）皈依全真教，大定十五年于沃州行乞时突有所悟，于桥下苦修六年，人称“不语先生”。九转功成后，往北传教。

姓郝名升字太古，号广宁。又名璘。金代宁海(今山东牟平)人。生于金熙宗天眷(1138—1141年)三年(1140年)正月初三日。家世为宦族，故富饶。少孤，事母甚孝。自幼通读《老子》、《庄子》、《列子》，犹喜《易经》，洞晓阴阳、律历、卜筮之术。不慕荣仕，禀性颖异，厌纷华而慕淡雅，渐隐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从关西至宁海传播全真教，见其资禀高古，聪颖不凡，有意感化其出家修道，连背肆而坐。郝曰：“请先生回头。”重阳答曰：“君何不回头耶？”郝颇为所动，遂闭卜肆，前往马丹阳南园，求教于王重阳。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记载，时重阳付之词曰：“言下领悟如走万里迷途，一呼知返盖其根本知觉，分上夙有薰人三力故耳。”郝恍然大无悟，忽忙下拜。遂于次年(1168年)母逝后，弃尽财物，入于昆嵛山烟霞洞师王重阳学道。重阳乃喝之名曰：璘，号恬然子，后又更名为大通。时重阳解衲衣去其袖与之曰：“匆患无袖，汝当自成，善传法之意也。”大通连携瓦罐终日乞食于市。大定九年(1169年)，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四人随王重阳西行传道，留大通与玉阳(王处一)隐居于铁查山云光洞。大定十一年(1171年)，闻王重阳登仙，马、谭、刘、丘已入关，遂西游访之。意与四人共结庐守孝，因处端以“随人脚跟转可乎”之言激之，遂离开终南山刘蒋村。至歧山遇神人授以《易》之大义。大定十五年(1175年)乙未乞食于沃州，顿悟重阳秘语，涣然开发，遂默然静坐于石桥下，终日不语，常与小儿辈嬉戏，饥渴不求，寒暑不变，人馈则食，不馈则否。河水泛滥而不动，亦不伤；亲戚看之而不答，亦不收赠，如此者六年，人呼不语先生。如是水火颠倒，阴阳和合，九转还丹之功乃成，遂忻然而起，杖屦北游于真定、邢、洛间，在滦城经神人受在《易》秘义后，开堂演道，远近常听者达数百人。于是广招弟子，以度人利物为已任，四下闻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教流派——华山派。拥有范圆曦、王志谨、徐志根、张志信、姬志真、孙履道等弟子。天人之蕴奥，昔贤所未发。大定中(1209—1211年)，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其创立的新道派称为华山派。著作颇丰，有《三教入易论》、《示教直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太易图》等，今见《道藏》中的《太古集》录有《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周易象图》、《金丹诗》等。

范文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仲沄。绍兴县人。1893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进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一度任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春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夏往河南汲县省立中学授课。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参加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此后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次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讲师。1932年10月出任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该院院长。授课之余勤奋著述,数年间出版了《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其中《文心雕龙注》一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究极微旨,为一时名著。1936年夏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于1938年暑期愤然辞去河南大学教职,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同年末应邀赴湖北隋县参加第五战区豫鄂边区十三县抗敌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到延安,先后任马列学院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含中国近代史)。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被史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1943年5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是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