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泾

卫泾[jīng]（1159—1226），宋代文学家，大臣。字清叔，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的先祖原是齐地 人，唐末战乱，避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到他的祖父卫阗时， 始占籍昆山石浦乡。父卫季敏，官至镇江府(府治丹徒，今江 苏镇江)通判，即副长官。卫泾少有大志，力学不辍，受业于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李去智。李去智不幸病死，卫泾为他服 丧， 众人赞叹。宋孝宗即位的第23年， 即淳熙十一年 (1184)，卫泾参加甲辰科殿试，一举夺魁，成为南宋第19位 状元。

大魁后，卫泾被授予承事郎，添差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 公事。添差是在正员以外，再额外加派官员主管或处理某事， 或仅有空名不管事。卫泾在殿试对策时曾指斥添差之弊，现在 他却添差了，遂上疏请求待任，不添差。他连上三疏，孝宗因 他实践自己对策的言论而允准了他的请求。

按惯例，状元初仕，任职将满时，需去拜谢宰相。卫泾不 按习惯办事，没有依例去拜谢当朝宰相王淮，他也没有按例及 时升迁，直到淳熙十四年才迁为秘书省最低一级的官——正 字，负责校正典籍讹误。上任不久，卫泾上疏孝宗，直言孝宗 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后来渐渐懈怠，惟求无事苟安，官吏持禄 保身，风俗日坏，士气日落，百姓日贫，他劝孝宗振作起来， 整饬纲纪，建功立业。但孝宗已难以振作了。

2年后，孝宗禅位太子赵惇，是为光宗。

光宗登基，卫泾进官著作佐郎，掌修撰日历。光宗初立， 为政谨慎、守成，卫泾上疏说： “今风俗颓靡，典制纵弛，人 才凋零，国力衰弱，汲汲有为，尚恐不济，若因循守成，将不 堪设想。”他还说宋、金势不两立，宋必须图谋北进，收复中 原。然而，光宗受制于皇后李氏，与太上皇关系紧张，又长期 痼疾缠身，有心作为而力难从。卫泾进官著作郎兼司封郎官。 著作郎也负责修纂日历，但位高于著作佐郎; 司封郎中职司封 爵、赠官、荫袭等事。见李皇后弄权，卫泾借正月天响雷下雨 等变异上疏，说自然逆转，阴气制阳，而人世间君被臣欺，夫 被妻抑。结果，被贬出朝，出为淮东路提举常平官，负责役 钱、青苗钱、义仓、赈济、水利等事。后调任浙东路提举常平 官。

绍熙五年(1194)，大臣韩侂胄、赵汝愚等拥立光宗次子赵 扩，是为宁宗，让光宗做太上皇。

第二年，即庆元元年(1195)，卫泾应召入京，出任尚书右 选郎官，铨注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职事官自金吾阶仗司以下 非枢密院宣授的。第四年，以起居舍人代理工部尚书的头衔出 使金国。当时，金国正受到蒙古的攻击，宁宗有乘机北进之 意，嘱咐卫泾留心察看金国局势。卫泾认为宋国力不强，即使 乘机灭金，又将面对更强大的蒙古，势难对付。完成使命回 来，他上奏说，金虽有危亡之势，但宋无自强之策，若不发愤 自强，苟安岁月，即使灭了势弱的金，那强大的蒙古势将成 患。后进官直焕章阁、知庆元府(府治谨县，今浙江宁波)、沿 海制置使。不久，遭人弹劾，被罢官。

卫泾在家一住就是十余年。他在家里修建了一个西花园， 取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名其堂曰“后乐”，自号 “后乐居士”。

开禧元年(1205)，卫泾奉旨入朝。翌年，卫泾被任命为中 书舍人，负责起草制、诰、诏、命，兼直学士院。当时，宰相 韩侂胄正在北伐，卫泾上疏，说北伐不合时宜。韩侂胄北伐失 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乘机倒韩，卫泾积极参与。开禧三年， 他自吏部尚书进拜御史中丞，上疏请诛韩侂胄。十一月，史弥 远等先斩后奏，杀掉了韩侂胄，卫泾进官参知政事，成为副 相，封昆山开国伯，不久兼太子宾客。但那史弥远实乃奸邪之 辈，倒韩后逐渐把持了朝政，卫泾颇以为患，想除掉他，史弥 远觉察，抢先下手，把卫泾贬出朝，出知潭州(州治长沙、善 化，今湖南长沙)。3年后，即嘉定八年(1215)，改知隆兴府 (府治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翌年，调任扬州(州治江 都，今江苏扬州)知州。9个月后，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 禄大夫的官衔告老还乡，封吴郡开国公。

就在这年八月，宁宗驾崩，理宗赵昀即位。

第3年，即宝庆二年(1226)，卫泾病死。理宗闻讯，辍朝 一日致哀，追赠太师，追封秦国公，谥“文穆”，改谥“文 节”。

卫泾历仕三朝，出入内外40余年，忧国忘家，始终一 节，谋深虑远，不邀近功，洁身自好，不畏权贵，奖拔后进。 在潭州时与大儒朱熹来往，结为知己。韩侂胄指朱熹为“伪 学”，斥逐之。韩侂胄死后，卫泾奏请召朱熹还朝，而朱熹已 死，遂取朱熹遗著，刊刻传世。

卫泾擅长诗文，遗有《后乐集》一书。

严耕望

严耕望（1916年1月28日—1996年10月9日），名德厚，字耕望（以字行），号归田，安徽省桐城县人，为中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1963)等书。后两者为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拓门路，《唐仆尚丞郎表》考辨精细入微，是其中年以前的代表作。

严耕望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治史"两书是他毕生治史经验的总汇，内容平实，最便初学。从两书中，可知其治学功夫扎实，对基本史料能进行精细研读，更能持之以恒，故能有所成就。《交通图考》是他中年以后的力作，从1946年起,便致力于此项研究,共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未完成。该书从文献史料入手，兼参考考古发现，辨析入微，是近代考史的杰出著作，也是全面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作品。

程门雪

程门雪（1902—1972），又名振辉，字九如，号壶公等。1902年出生于江西婺源的一个富裕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宿儒。幼时，父亲延聘饱学之士来教他四书五经、诗词赋曲，使程门雪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为他日后在中医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程门雪15岁开始学医，启蒙老师是当时在上海行医的汪莲石。汪莲石学宗《伤寒论》服膺于舒驰远《新增伤寒集注》，临证善用经方，用药偏于辛燥，汪莲石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程门雪初入医门，以他聪慧颖悟的秉性，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心传，尤其对伤寒证治有深刻体验，从而形成了他行医初期用药迅猛慓悍、大刀阔斧的风格。

当时，汪莲石年届古稀，诊务繁忙，不能悉心授业，遂将程门雪介绍给同仁丁甘仁。丁甘仁为孟河四大名医之一，信从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临证用药以平淡轻巧见长。1916年，丁甘仁在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支持下，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广益中医院。程门雪入学就读，成为该校首届学生。丁甘仁办学主张读书和临床相结合，要求学生融汇古今，这对程门雪有较深刻的影响。

1921年，程门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26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聘任他为该校教员。丁甘仁逝世后，程门雪出任该校教务长并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在教学和临床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段时间，程门雪边教书、边读书，学业日精。同时，他在临床上，根据病人大多来自劳苦民众的特点，力主用药迅猛慓悍，以仲景方药大剂出入。如阳明实热用白虎汤，石膏用至四两(120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一两六钱(48克);少阴虚寒用四逆、白通汤等，附子累计总量计一市斤许(约500克)，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

1935年起，程门雪脱离教务工作，专注临床，自设诊所开业。这时，他已成为上海有名的中医，因而慕名求诊的大多出自富贵人家。程门雪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的体质特点，遣方则从丁甘仁平淡法出入，用药轻灵机巧，重视配伍和炮制。如麻黄3至5分(0.9～1.5克)用蜜炙，桂枝1至3分(0.3至0.9克)，煎水炒白芍，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粉捣拌等，从而形成了他临床用药的独特风格。

中年以后，程门雪治学愈发勤奋严谨。在临证之余，他又反复精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对各种版本的叶天士医案尤为致力并多次点评，且博涉古今历代著作，采摭临证名方，学以致用。程门雪读书常边读、边诠释按评，或赋成歌诀背诵，或编成讲义授徒。这段时间里，他著述宏富，计200余万言，如《金匮篇解》、《伤寒论歌诀》、《未刻本叶氏医案校注》、《叶案存真评注》、《藏心方》、《女科歌诀》、《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等，都是其代表性著述。

1954年，程门雪出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程门雪任该院首任院长。并先后任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华东血防九人小组成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等职，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期间，对中医现代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他提倡“学习中医首先要做到继承，没有在继承上狠下功夫，就谈不上整理发扬”。因此要求学生多读经典医著，随师临诊抄方、书写脉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上，他主张古为今用，百家争鸣，不拘门户之见，中医课程要有所侧重。1961—1962年间，他亲自主持举行“近代中医学术报告会”10余次，邀请上海中医名家传授各流派学术经验，对中医界学术争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治学严谨统一伤寒温病

程门雪一生治学严谨，对伤寒和温病学说有深邃的学术造诣。他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强调“要从诸家入，而复从诸家出，取其精华，融一炉冶”。即使对经典著作，也必须验之临床，绝不盲从而死于句下。

他认为，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辨证论治的奠基作，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与临床不符合的内容，应该与证治规律性总结的文字分别对待。他指出，《伤寒论》中有三类文字：其一是总结临床证治规律的，如六经病总纲和主要方证的条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掌握;其二是个别经验的文字论述，如原书29、30条关于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同时并见者，对此要与第一类文字区别对待，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其三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如“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等，与全书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不同，可能为后人加入，不可误为仲景原文而等量齐观。

程门雪强调研究仲景著述，首先要读白文，仔细反复通读，把其中相关条文贯穿起来，对方证进行归类对比、综合分析，注意药物加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其辨证论治规律。他尤其重视精读评注《伤寒论》等书，并随着临床阅历的增进，去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如1940年，他评注《伤寒论》麻黄升麻汤方证条文，认为其“方杂不纯，药不符证，非真无疑”。1945年，再次评注该条，又依据临床实际，联系上热下寒、上实下虚的病证表现，对其复方配伍的处方原则作了充分肯定，并自责以往误断，谓“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程门雪著述中每多体现。

程门雪治学，强调掌握中医学术的精神实质，对经典著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则奠基于《伤寒论》”。《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伤寒论》六经与《内经》所述的六经，都与经络学说密不可分，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对《素问·热论》中“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经文，程门雪提出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三日可汗”之意，不是说三阳病都要发汗，而是说三阳经都可从汗而解;“三日可泄”也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如少阴病的急下存阴和养阴泄热，都是“泄”。从而纠正了许多人的误解。

程门雪一生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主张学伤寒的必须联系温病，学温病的必须联系伤寒，要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决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成为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先行者，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叶天士《温热论》的理论，是对前人温热证治规律的系统总结，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对《秘旨》的引述;而卫气营血辨证法，则脱胎于《难经》的有关论述。温病学派在察舌验齿的诊断，顾养阴液的治疗法则，和轻清透气、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疗方药等方面，对热病证治有较大贡献，补充了伤寒六经证治的不足。程门雪对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断推崇备至，并常付诸实践，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但对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却极不赞同。程门雪认为，柴胡、葛根为退热佳品，临床自有用途，如陶节庵柴葛解肌汤即是;如兼阴虚者可配益胃、养肝，如张景岳归柴、葛柴等配伍。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拘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临证稳健提倡复方多法

程门雪是上海有名的中医临床家。在临床上，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古今方药，处方简洁，用药精当。晚年以后，他常接治久治不效的疑难杂症，针对患者虚实寒热错杂、病情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复方多法”的治疗方案。所谓“复方多法”，是揉合若干成方，撮其主药，汇集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利诸法，加减变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根据病证主次标本等具体情况，先后逆从处治，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程门雪深得伤寒和温病理论精髓，对热病治疗常依据其标本缓急，稳健进退，自出机抒。如一春温重症，壮热神昏，白㾦，红疹互见的危急病人，经他12诊次、16天的中药治疗，先后用清热透气、气血两清、清营开窍、养阴清肺、涤热化痰诸法，使其转危为安，病入坦途。他在热病方药处治时，常合仲景、天士方同用，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疏解，治发热、胸闷、口苦;葛根芩连汤清阳明经腑之热，治高热便泄;用桑菊、银翘辛凉解表，透风于热外;用益元散、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渗湿于热下等，加减损益，化裁变化。

程门雪强调在临床上要借鉴前医处方经验，着重阴阳虚实辨证，来治疗各种疑难危症。如一慢惊风患儿，神昏睛露，角弓反张，口唇焦裂，汗出如洗，四肢厥冷，二便失禁，舌质光红，脉沉弱欲绝。前医曾先后用养阴救液、回阳固脱两法不效，且险象叠生。程氏接诊，以其脾肾阳竭，肝肾阴伤，阴阳不相维持，离决之际立待，果断用庄在田理中地黄汤回阳护阴，方中既用温阳健脾，又有滋阴润燥，配伍得当，竟使患儿迅速得救。

对于本虚标实的各种杂病，程门雪常依据其邪正进退情况遣方选药，注重治疗步骤和方药变化。如中风证治分为4步用药，以开关、重镇药，急则治其标;以清滋、腻补药，缓则图其本。对内风尤重豁痰通络、宣通机窍，如虚实互见者则以健脾益气为主，化痰泄风为佐使;内闭外脱者，则用参附汤或生脉散为主，配合羚羊角、至宝丹、导痰汤同用。在咳喘病治疗过程中，除始终佐以化痰诸法之外，还根据“在肺为实、在肾为虚”的证治原则进行临床治疗。如邪实者用定喘汤、小青龙汤、厚朴麻黄汤，症轻者则用泻白散、黛蛤散加味;正虚者，或用生脉散补肺，或以七味都气丸、肾气丸、黑锡丹等补肾纳气。

对于病情复杂的病证，程门雪主张复方多法处治。他每以10味左右处方，而其中又融合了4至5个古方，涵意深刻，选药精湛。如淋浊病案，用泻白散、导赤散、萆薢分清饮、知柏地黄汤，上下同治，虚实兼顾;梅核气病，又寓麦门冬汤、半夏秫米汤、温胆汤、天王补心丹、甘桔汤诸方主药，合养阴、化痰、利湿、和胃、安神、清咽诸法于一方中。在应用复方多法治疗时，他往往取古方、经方之意而不用其方，或用其方而注意小剂量调理，或重药物配伍监制，总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为目的，使不少病人逐步得到恢复。

程门雪处方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简洁，是指他选药精细、处方简洁而言，这是他几十年来研究仲景、天士方药脉案，并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形成的特点。如温肾药分为温散(附子、肉桂、胡芦巴)、温补(巴戟、苁蓉、仙茅、锁阳、枸杞子);祛痰药分为化痰(半夏、陈皮)、消痰(海蜇、荸荠、白芥子、莱菔子)、豁痰(枳实、郁金、远志)、滑痰(竹沥、竹茹)、涤痰(皂荚、葶苈子)等。他对诸多药性分门别类、随症选药，组成简洁处方。轻巧，主要是指处方用量轻。他曾说：“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流通，所谓四两能拔千金是也”。在临床上，对于年迈、体虚、久病者，他常以“轻可去实”法处治，组成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香等方药，一般较少用粘腻重浊之品，即使要用也常顾护脾胃功能，或浊药轻投，或“制小其服”。灵动，是指他用药配伍精当，不落呆滞的意思。故厚味填补，必佐行气之品，如熟地与砂仁同捣;益气必佐和胃，吉林人参与橘白、谷芽同用;活血药常兼以理气，如山甲片与茴香配伍;介石重镇药，又佐以辛凉清泄，如石决明、珍珠母、龙齿配合薄荷、桑叶、菊花、蔓荆子等。他用药重视药性监制，如黄连、枣仁治失眠，苦泄酸敛同用;附子、羚羊角治中风，辛温咸寒同用;肉桂、姜黄治腹痛，寒凉与温热配伍;鹿角、白薇同用，治妇人虚劳;白芍、淮小麦同用，治低热、心悸、头眩等，都是他临床常用的“药对”。

程门雪深得叶天士“制方选药因症转移”之理。他常用古昔名方加减出入，融为一炉。如甘麦、大枣、炙甘草汤治心悸，百合地黄汤治内伤神志病，近效术附汤治阳虚眩晕，平胃散治失眠，宣明断下丸治久痢，醉香玉屑散治湿泄、瓜果积，转舌膏、地黄饮子治中风失语，肾厥玉真丸治偏头痛，越桃散治腹痛，牛膝膏治血淋，金水六君煎治肾虚痰成，宣郁通经汤治痛经，六神煎治脾虚发热等。如此种种，在《程门雪医案》中每多体现。

品行高洁谦逊好学

程门雪医德高尚，品性廉洁，好学不倦，谦虚谨慎，深得同道赞许。早年成名后，他仍孜孜以求学问，对同道学有特长者虚心请教。如有一久泻病人经他多次治疗，用调理脾肾方，依然无效，后来这个病人携带程门雪方笺，就诊于王仲奇。王仲奇诊察甫毕，旋索程之处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随即把处方交给病人。这张久服不效的方子，仅加上一味药，只服数剂，多年宿疾居然痊愈了。后来病人将此事告诉程门雪。从此，程深慕王仲奇医术，要拜他为师，曾多次托人求情，竟遭婉言谢绝。对此，程门雪引以为憾，终觉得未能得王仲奇心传，是一大损失。

程门雪常说：“人非十全，岂能无过”。他每遇未能治好的病，或自觉找出某一处用药的失误，承认是见识不到，胆力不够;或则曾见某书，自己没有经验，未敢遵用，以致延误;甚至还说读书太少;有些病经过苦心思索，已得头绪，却未能及时施用，终致不治，对此，程门雪均自认是“失手”。如此者，每遇一失，总是悒悒不快，咨嗟累日。晚年尝谓，“回忆生平失手之症约近百数，从今日水平看来，尚多可治之处。或者可以找出其不治的原因，以为他处之借鉴;或者可找出当时失手之处，以资今日之警惕。当陆续写成一书，名之曰《失手录》以示后人。”此书或未成稿，或遭浩劫而尚未发现，但象程门雪这样的一位名医能够不文过饰非，而自承“失手”，且以告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程门雪一生清廉高洁，恪守礼仪，专注医道。即便在物欲横流的旧社会，他也从不攀附富贵，贪图荣华，同流合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次上山下乡，深入血防第一线，亲自为血吸虫病患者诊病。他身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热情工作，参政议政，对中医教学事业多有擘画。晚年竟逢“文化大革命”，遭受长期迫害，罹染多种疾患，即使如此心力交瘁，仍坚持给农民诊病，因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戴。程门雪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晚年语及，仍激动不已，可见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

程门雪一生嗜好诗文、丹青、书法、金石，尝著有《书种庐论书随笔》、《晚学轩吟稿》，由其高足何时希辑《程门雪诗书画集》两集等。国画大师王个簃称其“不以诗名，而境界高雅，时手鲜有其匹”。可见程门雪清雅高洁的品性和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简历

1902年出生于江西婺源。

1917年开始学医，从师于王莲石、丁甘仁。

1921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6年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7年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

1935年自设诊所开业行医。

1954年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1956年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

1972年逝世于上海。

主要论著

1程门雪.关于祖国医学的研究方法和经络学说作用的看法.上海中医药杂志，1959，(4)：5.

2程门雪.为进一步研究祖国医学而继续努力.上海中医药杂志，1959，(10)：4.

3程门雪，张镜人.《伤寒论》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1)：37—38，(2)：37，封3，(3)：35，36，(4)：30—32，(5)：37—38，(6)：34—36，(7)：31—33，(8)：38—40.(9)：37—40，(10)：32—33，(11)：36—38，(12)：37—封3;1963，(1)：38—封3，(2)：39—40，(3)：36—37.

4程门雪.学习《伤寒论》的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7)：1—4;(9)：10—14.

5程门雪.学习《金匮要略》的点滴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12)：1—8.

6程门雪校注.未刻本叶氏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7上海中医学院编.程门雪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8程门雪.《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3)：29.

9程门雪.金匮篇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0何时希，莫雪琴整理.程门雪评注《叶案存真》选.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10)：31;(11)：33—34;1988，(1)：46—48;(3)：32—34;(5)：37—38;(7)：29—31;(9)：26—27;(11)：40—41.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字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苦茶庵老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过90多个笔名，常用笔名有独应、周逴、周遐寿、仲密等，绍兴人。鲁迅二弟。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罗念生

罗念生（1904年7月12日—1990年4月10日），现当代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学名罗懋德。四川威远人。早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入成都中学,1922年进清华大学。1929年赴美国留学,相继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专修英美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并与柳无忌、罗皑岚等人在纽约创办《文艺杂志》,自任编辑。1934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任教授。1938年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在成都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并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4月10日，罗念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6岁。主要译作有:哈代《儿子的抗议》(与人合译)、中世纪拉丁学生歌《醇酒妇人诗歌》、施笃谟《傀儡师保尔》(与人合译)、埃斯库罗斯悲剧《波斯人》、《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阿里斯托芬喜剧》(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蛙》、《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欧里庇得斯《依斐格纳亚》、《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至(三)(与人合译)、《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诗学·诗艺》、《琉善哲学文选》(与人合译)以及《伊索寓言》、《古希腊罗马散文选》、论著有:《希腊漫话》、《荷马史诗〈伊利亚利〉》、《论古希腊戏剧》及《古希腊拉丁专名译音表》等。

索洛古勃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本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捷特尼科夫）（1863年2月17日-1927年12月5日），是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同时也是俄国文学颓废主义流派与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于1863年2月17日（公历3月1日）出生在圣彼得堡，父亲库兹马・阿法纳西耶维奇・捷特尼科夫原是波尔塔瓦省的农奴，后以裁缝为业。

索洛古勃两岁时，妹妹奥尔加出生，全家生活本就拮据，1867年父亲病逝后更是雪上加霜。母亲只得带着孩子回到曾供职的圣彼得堡贵族阿加波夫家做杂役，索洛古勃的童年与少年时光便在此度过。母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常因他的微小过失便施以严厉体罚。

1876年，索洛古勃考入弗拉基米尔市立学校，次年转入圣诞市立学校，1879年考入彼得堡师范学院，在学院享受全额助学金，寄宿就读四年。1882年6月毕业后，他带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俄国北方省份任教，先后辗转于克列斯特茨、大卢基（1885年）、维捷格拉（1889年）三地，在地方累计执教十年。他现存最早的完整诗作可追溯至1877年，在克列斯特茨任教的三年间，他坚持诗歌创作，同时启动长篇小说《沉重的梦》的撰写，这部作品耗时近十年才完成。1884年1月28日，他的寓言《狐狸与刺猬》发表于儿童杂志《春天》，这是其文学处女作，此后数年，他的多篇诗歌陆续刊登在一些小型报刊上。

索洛古勃一直渴望重返圣彼得堡，直至1892年秋，才被任命为沙滩区圣诞市立学校教师。

杂志《北方通报》是索洛古勃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90年代，他开始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体裁涵盖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魏尔伦诗歌译作及文学评论。他的笔名“费奥多尔・索洛古勃”也诞生于该刊编辑部，源于明斯基的提议：最初沃伦斯基建议使用“索洛古布”，这个姓氏与知名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索洛古布所属的贵族家族同名，为以示区分，笔名中去掉了一个字母“л”。1893年4月，这个笔名首次随诗歌《创作》出现在《北方通报》上。

1896年，索洛古勃自费出版了三部作品：诗集《诗歌・第一卷》、长篇小说《沉重的梦》以及收录短篇小说与第二部诗集的合集《阴影》，这在当时属于常见的小印量出版模式。1897年4月，他与《北方通报》编辑部决裂，转而与《北方》杂志合作。1899年初，他调任至瓦西里岛的安德烈耶夫市立学校，不仅担任教师，还兼任督学，并获配学校的官邸住房。

1904年，索洛古勃的《第三部诗集》与《第四部诗集》合集出版，收录了他世纪之交的诗作。《1897—1903年诗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标志着其风格从颓废主义向象征主义过渡，个人诗歌的标志性意象也在此期间确立。1902至1904年是他创作的转型期，哲学思潮的浸润为其抒情诗注入新的意象与符号，这些元素后来成为他创作体系的核心。其中，“慰藉之死”的意象在短篇小说集《死亡的毒刺》（1904年9月出版）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作品主角多为儿童与青少年。相较于首部短篇小说集《阴影》，这部作品不再渲染世界的疯狂，转而描绘一种充满吸引力的、令人慰藉的死亡。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在1906年2月发表于《金羊毛》杂志的随笔《自我：绝对自我肯定之书》中得到完整阐释。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神秘剧《我的礼拜仪式》（1906年）、《对别样存在的渴望》（1907年），并逐步形成“唯意志戏剧”理念与核心象征——“人造的传说”。

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索洛古勃家每周日举办的文学沙龙，到20世纪初已成为彼得堡文学圈的核心阵地。每逢周日，文学界人士齐聚他家，从餐桌旁的闲谈，到书房里的作品朗读，话题始终围绕文学展开。常客包括济娜伊达・吉皮乌斯、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尼古拉・明斯基、阿列克谢・沃伦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米哈伊尔・库兹明、瓦西里・伊万诺夫、谢尔盖・戈罗杰茨基、阿列克谢・雷米佐夫、康斯坦丁・楚科夫斯基等；来自莫斯科的安德烈・别雷、瓦西里・勃留索夫也常专程到访。

1904年，索洛古勃与《新闻与交易所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合作持续近一年，期间发表文章约70篇，另有数十篇未刊稿留存。他的政论题材广泛，既涉及教育、儿童福利等本职相关领域，也涵盖日俄战争、国际局势、革命运动、犹太人权益等社会热点。1905至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他发表在革命刊物上的政治寓言广受欢迎，同时还创作了第五部诗集《献给祖国》，并于1906年4月出版。

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是索洛古勃的代表作，1902年夏完稿，前后耗时十年（1892—1902年）。这部作品的出版之路颇为坎坷，多家杂志审稿后均予退回，认为其“过于大胆怪异”。直到1905年初，小说才得以在《生活问题》杂志连载，但因杂志在第11期被查封而中断，未能引发广泛关注。1907年3月，小说单行本问世，随即斩获读者认可与评论界热议，一跃成为当时俄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1907年秋，索洛古勃着手筹备第七部诗集（魏尔伦诗歌译作），计划在该诗集出版后，推出凝聚其数学象征主义思想的第八部诗集《火焰之环》。这部诗集出版后，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诗歌创作的首次系统性研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908年）、英诺肯季・安年斯基、列夫・舍斯托夫（《费奥多尔・索洛古勃的诗歌与散文》，1909年）均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入评析。勃留索夫曾精准统计：“索洛古勃文集第一卷收录177首诗，运用了超过100种不同的格律与诗节结构，这一比例在同时代诗人中极为罕见。”安德烈・别雷则评价，在同时代诗人里，唯有勃洛克与索洛古勃的诗歌兼具丰富的韵律变化与“真正的节奏呼吸”。评论界普遍认为，索洛古勃构建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诗歌世界，其中万物相互关联，充满象征逻辑。

1907至1912年，戏剧创作在索洛古勃的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剧作比小说更直接地承载了他的哲学思想。神秘剧《我的礼拜仪式》（1906年）是他的首部戏剧尝试。早期剧作《智慧蜜蜂的馈赠》（1906年）取材于古希腊拉奥达弥亚与普罗忒西拉俄斯的神话，讲述爱与死亡相融创造奇迹的故事；悲剧《死亡的胜利》（1907年）以查理曼大帝的传说为蓝本，将爱塑造成“神秘意志”的工具，该剧初稿名为《爱的胜利》。在索洛古勃的认知中，对立概念的转换并非冲突的激化，而是本质的同一，他的作品中常有类似的两极互换（剧末台词即点明“爱与死亡本为一体”）。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在荒诞剧《万卡锁匠与内侍让》（1908年，由尼・尼・叶夫列伊诺夫执导，在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首演）中得到极致体现。

1908年，索洛古勃与翻译家阿纳斯塔西娅・切博塔廖夫斯卡娅结婚。切博塔廖夫斯卡娅深受索洛古勃创作的感染，不仅撰写研究他的评论文章，还主动打理他的文学社交关系，堪称他的“文学经纪人”。

20世纪10年代初，索洛古勃开始关注未来主义。1912年，在妻子的牵线下，他与彼得堡自我未来主义流派（伊万・伊格纳季耶夫、瓦西里斯科・格涅多夫等）建立联系。他的抒情诗理念与自我未来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他与妻子积极参与该流派的文集编纂，先后为维克多・霍温的《受蛊惑的旅人》、伊格纳季耶夫的《彼得堡使者》等出版物撰稿。1912年10月，经伊格纳季耶夫介绍，索洛古勃结识了令他极为欣赏的25岁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并很快在自己的沙龙为其举办专场活动。

索洛古勃在《自我：绝对自我肯定之书》（1906年）、《人对人是魔鬼》（1906年）、《诗人的恶魔》（1907年）等随笔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美学主张，最终凝练为“人造的传说”这一丰富的象征体系。他在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造的传说》（1905—1913年）中，以文学形式具象化了这些思想。该系列最初名为《亡灵的魔法》，包含《人造的传说》（1906年）、《血滴》《奥特鲁达女王》《烟与灰》（上下部）等篇章，于1907—1913年陆续出版，后作者舍弃原有的颓废主义风格标题，统一命名为《人造的传说》，更贴合作品的核心主旨。

随着社会对新艺术及《人造的传说》作者关注度的提升，索洛古勃计划在俄国各地举办巡回演讲与诗歌朗诵会，传播象征主义文学理念。1913年3月1日，他在圣彼得堡完成《我们时代的艺术》首场演讲，随后与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一同踏上巡演之路，历时一个多月，足迹遍布维尔纽斯、辛菲罗波尔、第比利斯等多个城市。

索洛古勃满怀热忱地迎接了1917年二月革命，期待俄国能借此实现民主转型。他与其他文化界人士共同关注新政权下的艺术发展走向，1917年3月12日，他参与发起成立“艺术工作者联盟”并积极投身工作。但不久后，联盟内部因争夺新组建的艺术部话语权产生分歧，索洛古勃明确反对设立该部门。

1917年夏起，索洛古勃的报刊文章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1921年中期，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出版印刷业逐步复苏，对外文化交流也得以恢复，索洛古勃的作品开始在德国、爱沙尼亚及苏俄本土陆续出版。1921年初夏，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驯蛇女》在柏林出版，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创作于1911至1918年。同年9月，他的战后首部诗集《蓝天》在爱沙尼亚问世（当时索洛古勃夫妇曾计划迁居此地），收录了1916—1921年的未刊诗作，同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逝去的岁月》。

1921年底起，索洛古勃的作品在苏俄本土也开始出版，包括诗集《馨香》（1921年）、《唯一的爱》（1921年）、《路边篝火》（1922年）、《教堂的钟声》（1922年）、《魔法杯》（1922年），小说《驯蛇女》（1921年），中篇小说《吻之女王》插图版（1921年），以及巴尔扎克、魏尔伦、克莱斯特等人作品的译作。这些诗集延续了《蓝天》的基调，既收录近年新作，也编入数十年前的旧作，其中《魔法杯》因风格统一而尤为突出。

此后，索洛古勃留在苏联继续创作，写下大量作品却未能出版。为维持文学活动，他全身心投入彼得格勒作家协会（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工作，1926年1月当选协会主席。在多数旧友流亡海外的背景下，协会工作不仅填满了他的时间，也帮他驱散了孤独，拓展了社交圈。

1927年5月，索洛古勃在创作长篇叙事诗《格里戈里・卡萨林》期间身患重病。他此前身体状况便不佳，但一直勉强支撑，此次病情恶化后已无力回天。同年夏天起，他便卧床不起，秋日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最后一首诗作写于10月1日。1927年12月5日，费奥多尔・索洛古勃在列宁格勒逝世，安葬于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公墓，长眠于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切博塔廖夫斯卡娅墓旁。

邓广铭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学术泰斗，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1907年3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三）出生于山东监邑。1932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教授胡适的赞赏。193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的助理员及助教。1937～1939年，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赢得胡适、陈寅恪等教授的一致赞许。陈寅恪并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陆续发表《辛稼轩交游考》、《宋史岳飞传牛皋传张宪传抉原正误》等论文；为"历代名人传记丛书"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1946年夏,复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起任教授至今。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等书。同时还发表了《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三十卷本〈陈龙川集〉补阙订误发覆》、《宋代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略论宋学》等论文。另外,在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阐述精湛,立论确当，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

邓广铭执教60余年，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史学方法论、唐宋农民战争史、宋史专题等课程，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诲人不倦，为中国史学界培育出诸多人才，尤其是为宋辽夏金方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界中坚力量。从1954年起，长期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1981年，任历史系主任；1981年，呼吁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此后担任主任近十年之久。1980年，倡导发起中国宋史研究会，并担任首届会长12年，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促进了国内外宋史研究队伍的成长和学术交流。从1978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又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1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其著作已被编为12卷本的《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1998年1月10日上午9时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1999年，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设立“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奖励在辽宋夏金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每两年评选一次，推动了宋代历史学术进步与人才队伍的成长。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时人因其出身卫国公族，称为卫鞅。卫国顿丘（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后来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称为商鞅或商君。他是魏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少时喜好刑名之学，曾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颇受器重，但最终未被魏惠王重用。秦孝公元年(前361)，孝公下令求贤，他应召入秦，依靠景监的引荐，进见孝公。他一献“帝王之道”，二献“霸道”，三献“强国之术”。孝公非常高兴，录用了他。秦孝公三年(前359)，在孝公的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进行了第一次变法。新法施行十年，收到了很大成效，秦国开始走向富强。孝公大悦，任他为左庶长。不久，又因功而升为大良造。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又主持第二次变法，从经济、政治制度上加以改革，收到很大成效。两次变法达二十年之久。商鞅变法必然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以“公平无私罚不讳强”(《战国策·秦策》)的精神，用暴力手段镇压。对教唆太子驷犯法的公子虔和公子贾，处以黥刑和劓刑;在渭水边处死反新法的七百多人;把一批对新法不满的贵族迁往边远地区。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孝公死，惠王(即太子驷)即位。他因变法而被反对者车裂。其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29篇，《汉书·艺文志》有记载，今存24篇。

商鞅依据其师李悝的《法经》，进行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税由国家统一征收;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广县制和什伍连坐;统一度量衡，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往全国各地;明法令，制定秦国法律，并申明“刑无等级”，公布于众;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需要;严禁私家请托，私通外国，焚烧诗书，禁止游说，禁止私斗等。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得比较彻底，封建制度在秦国得到了巩固。变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社会稳定，使军队战斗力加强。秦国成了“诸侯畏惧”的强国，为日后攻灭六国，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詹姆斯·希尔顿

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1900年9月9日-1954年12月20日）是一位英国小说家，因畅销书而广为人知，其中包括《消失的地平线》和《再见，奇普斯先生》。他还写过好莱坞剧本。

希尔顿出生于英格兰兰开夏郡的利，是沃尔瑟姆斯托教堂恩德学校校长约翰·希尔顿的儿子。1914年之前，他在莫诺克斯学校沃尔瑟姆斯托接受教育，然后是剑桥莱斯学院，然后在剑桥基督学院，在那里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并获得了英国文学荣誉学位。他开始担任记者，先是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然后是为《每日电讯报》评论小说。

他住在伦敦东北部伍德福德格林橡树山花园的一所房子里时，写了两本最令人难忘的书《失落的地平线》和《再见，奇普斯先生》。这座房子仍在，一块蓝色的牌匾标志着希尔顿的住所。到1938年，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的作品与好莱坞电影业的联系更加紧密。1948年至1952年，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时，希尔顿还主持了广播电台著名的戏剧选集之一《霍尔马克剧场》。

在1935年他们前往美国之前，他与BBC的秘书AliceBrown结婚，但他们于1937年离婚。然后他与GalinaKopernak结婚，但他们在八年后离婚。他于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

希尔顿烟瘾很大，身体一直不是很好，1954年访问英格兰，12月他在加州长滩的家中去世，前妻一直守护在他身边。他在《泰晤士报》上的讣告将他描述为“一个谦虚的退休人，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热衷于登山，喜欢音乐和旅行。”他被安葬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长滩）。

希尔顿的第一部小说《凯瑟琳自己》于1920年出版，当时他还是一名本科生。接下来的11年对他来说是艰难的，直到1931年，他的小说《现在再见》才取得成功。此后，他的几本书成为国际畅销书，并激发了电影改编的成功，特别是《失落的地平线》（1933），获得了霍桑登奖；再见，奇普斯先生(1934)；和随机收获（1941）。此后，他继续写作，但作品质量无法超越前者。

希尔顿的书有时被描述为对英国美德的感伤和理想主义庆祝。奇普斯先生确实如此，但他的一些小说有阴暗的一面。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的缺陷——尤其是心胸狭窄和阶级意识——经常成为他的目标。他的小说《我们并不孤单》，尽管其标题听起来很励志，但却讲述了英国战时合法私刑的残酷故事。

鲁文·达里奥

鲁文·达里奥（1867年1月18日-1916年2月6日），尼加拉瓜诗人。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生于贫家，自幼由姑母和叔父抚养，改姓达里奥。天赋甚高， 11岁便在报刊上发表诗作， 15岁应邀在国家议会上朗诵百首十行诗，从此诗名广为流传。常在婚丧嫁娶仪式上赋诗挣钱，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职业诗人。1885年完成的《书信与诗歌》(1888年出版)，是传统的浪漫主义诗作。1886年去智利，翌年发表诗集《牛蒡》。1888年2月发表诗集《诗韵》，7月出版标志现代主义诗歌新时代开始的诗文集《蓝》。这部具有浓重的高蹈派和象征派色彩的作品，把新的表现手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里奥不仅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而且成为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卓越诗人。1889年，他作为阿根廷《民族报》的记者访问北美和欧洲，其影响愈为广泛。后来旅居阿根廷，发表文艺评论集《珍品》(1893)和《亵渎的散文》(1896)，他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中领袖的地位更加牢固。1898年后再度作为《民族报》记者访问欧洲各国，出版《当代西班牙》(1901)、《国外游记》(1903)、《旅行队正在走过去》(1903)、《太阳的土地》(1904)等集子。1905年在马德里出版重要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1907年出版诗集《流浪之歌》。1908年被尼加拉瓜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公使后，又发表《巴黎的女人》(1908)、《尼加拉瓜之行》(1909)、《秋天的歌》(1910)等诗集。不久被停职，侨居巴黎。1911年由于纵酒过度，精神堕落，沦为商业杂志的可怜工具。1916年终因酗酒无度患肝病逝世。达里奥的诗作甚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蓝》、《亵渎的散文》和《生命与希望之歌》三部作品。它们代表他创作上的不同的艺术特点。《蓝》强调形式和形象，是明显的脱离现实的高蹈派风格的作品。《亵渎的散文》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高蹈派与象征派色彩更浓。《生命与希望之歌》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汲取了西班牙谣曲的形式和格律， 具有强烈的抒情美。达里奥的诗作大多表现悲观厌世的情绪和对人生的疑虑。但也写过一些有进步倾向的诗歌，例如歌颂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袖的《献给解放者博利瓦尔》(1883)、颂扬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献给阿根廷的歌》(1910)以及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致西奥多·罗斯福》(1903)。达里奥自称他的作品“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美学，不值得效法”。他是现代主义诗人，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诗人:他住着简陋的房子，诗中却专写豪华的宫殿;生活贫困，道德崩溃，而艺术成就辉煌;热爱民族和祖国，却又逃避现实;同情苦难的底层人民，但又羡慕豪富、赞美上流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可又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不值得效法的美学。

印光

印光(1861—1940)，晚清民国郃阳(今陕西合阳)赤城人。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继庐行者。幼随长兄折桂习儒，涉猎佛典。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终南山莲花洞寺从道纯法师出家，次年驻留湖北竹溪莲华寺苦修，归心净土宗。十二年至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道场，后赴普陀山法雨寺隐居研习三藏经典三十年，升首座。1921年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又发愿募印《安士全书》以广流通，声名大振。1923年在南京创办放生念佛道场，发起募捐修建三汊河法云寺及佛教慈幼院，被公推为筹备会名誉会长。后参与组织江苏监狱感化会并莅监说法，并应聘于上海残疾院、佛教净业社说法。1928年参与发起筹备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推动新僧运动。1930年春将历年印行佛化及劝善书籍所存版籍，移交佛教净业社附设弘化社继续印行，移住苏州报国寺修行，主持木渎灵岩山寺，建立净土宗第二念佛道场，提倡宗风。并校订明藕益大师所辑《净土十要》，鉴定《物犹如此》《戒杀弭劫编》等，搜访增订《清凉山志》，重编《净土圣贤录》等，编著《初机先导》《净业津梁》《在家学佛法要》等。与太虚、圆瑛在佛教界资望最高，有宗学专家、僧界泰斗之誉。1935年与班禅大师一起被推为菩提学会首任正、副会长，翻译藏传佛教经典，次年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登坛开示。1937年通告中国佛教会，誓死反对班禅大师更改佛诞日之议。抗战爆发后拒与日伪合作，富有爱国民族气节。班禅圆寂后，接管菩提学会事务。自奉俭约，捐赈极多。在灵岩山寺坐化后，其舍利子分置各寺，被尊为中国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著有《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等。

草衣意恂

草衣意恂(1788~1866),俗名张意恂,字中孚，号草衣，罗州三乡人，即今全罗南道罗州郡三乡西小村庄。生于朝鲜正宗丙午（公元1788),同治四年(公元1788),圆寂于快年阁，即今海南大兴寺山内庵。草衣于二十五岁时顿生出家之念，乃投身南平云兴寺，剃染于替峰敏性，拈香于玩虎，受禅于金潭祖师。如冽水丁若镛，紫霞申缂，秋史金正喜等朝鲜后期有名的文人墨客、士大夫及思想家，都与草衣结缘，以茶教睦友谊，達立精神上的畎契。憎侣要参悟禅理，文士及思想家要极恬静的精神与文思，也就是说:赠茶在精神上的意义，超过茶本身的清味、真香和气温作用。因此草衣在韩国茶史所建立的成果将永垂不朽，子子孙孙将尊奉他为“茶圣"。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复兴的成果。

草衣意恂，是朝鲜后期韩国代表性的禅僧，号称诗、书、画三绝，为当代杰出的艺术 家。他不驻足于空虚的理论，而以通过实践和经验 的修行法达到得道的境地。在茶道方面，他亲自煮茶，并通过对品泉的经验探究了古人的传意。草衣 的茶风承袭了达磨以后赵州的沏茶风，其风味形成了蕴涵着长久历史的韩国文化特征与适合于自然环境的茶风趣，但是由草衣继承的茶风，是韩国自生的风味，还是他国流人者？迄今尚未发现足资证明的文献资料。不过韩国的文化在历史上与中国一直保 持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唐代，有许多前往唐国的宗教 界人士、学者、商人将新的唐代文物带来韩国。因此可以猜想到，中国的名茶和茶风在这一时期很可能由好竒者或禅僧，很自然地传人韩国。加上韩国可种植茶树的地区有限，而气候及自然条件又适于栽植小叶种的茶树，由此也可猜想到必定引进了与韩国的自然条件类似的地方茶风。亊实上以野生状态 生长于古寺庙址的茶树，大都厲于小叶种，就是一个有力左证。其实在制茶的方法上，可以发现韩国所承袭的制茶和泡茶的方法，与中国高山地区古老的禅宗寺庙所使用的方法类似。江西省云居山真如寺制做的茶的叶种和制茶法，就具有这种类似点，这也表明中国南方的古山地和韩国的自然条件类似。

苏雪林

苏雪林（1897年3月26日—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原名梅，笔名有绿漪、杜若、杜芳、天婴、野隼、老梅等。安徽太平人，生于浙江瑞安县。小时在私塾念书。在家里阅读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橡湖仙影》、《迦茵小传》等。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激发了她最早的创作欲望。那时她常常模拟林琴南的笔调写些小文章。17岁那年，她以故乡一个童养媳的故事为题材，写下她的第一篇小说，用的是文言体，模仿林琴南的笔调。1931年，进入一所教会中学读书，不久休学。1941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三年半即卒业，在母校附小任教2年。1918年，报考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当旁听生。和她一起旁听的还有女作家黄庐隐，后来两人都改为正式生。那时正值“五四”运动，系里经常请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及陈衡哲女士来任课，因而深受当时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常常三五成群的就大家庭制度、旧婚姻制度、片面的贞操观念、女子继承权问题、儿童教育问题等等，展开热烈的讨论。1920年，考进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设立的海外中法学院。后又进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西画，因母病辍学回国。1925年回国后，曾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安徽省立大学、国立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的课程，共18年。苏雪林回国后所写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棘心》，描写的是一个饱受“五四”思潮影响，最后皈依天主教的女子杜醒秋的故事。这是她的成名作，作品中的女主角的独立个性，当时曾风靡了不少出自旧家庭，接受新思潮的读者。这是一篇自传体小说，书中的故事，有很多是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除小说外，她还出版了学术著作《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玉溪诗迷》等书。抗战时期出版了《蠹鱼集》、《蝉脱集》、《青鸟集》及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到香港，任职真理学会，期间翻译了小德兰自传《一朵小白花》，并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 一书。1950年，她到法国2年，专门研究神话。1952年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转到台南成功大学。1959年，苏雪林与覃子豪 (台湾现代派诗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 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现代诗发展的论战。苏雪林在《自由青年》22卷1期发表了《新诗坛象征创始者李金发》一文，指出台湾省的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他们转了十几年都无法转出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阴影。覃子豪对此甚为恼火，答以 《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再写 《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写 《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其后苏雪林罢战。但苏的观点得到不少读者支持，好些人继续发表文章指出台湾有些现代诗确实令人百读不解，呼吁诗人走到群众中间来。1973年，苏雪林自台南成功大学退休。在台湾30年，苏雪林一直在研究屈赋。尤其退休以后，她把全付精力放在上面，写了一部 《屈赋新探》，全书分四本，共一百四五十万字。现已出版两本。苏雪林的主要著作有: 《辽金元文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唐诗概论》 (1934年商务印书馆)、《屈原与九歌》 (1963年广东出版社)、《天问正简》 (1964年广东出版社)、《试看〈红楼梦〉的真面》 (1967年文星书店)。小说: 《棘心》 (1955年光启出版社)、《天马集》(1956三民书店)、《秀峰夜话》(1967年传记文学出版社)、《绿天》(1959年光启出版社)等多种。此外还有戏剧、散文、传记文学、评论集等，约三四十种。她的作品在台湾曾多次获奖。

施今墨

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浙江萧山县人，生于1881年3月28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原名施毓黔，行医后，改名施今墨。表示他要向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学习：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同时，在医术上要勇于革新，使自己成为当代的医学绳墨。

施今墨幼年时期，其母多病，遂立志学医，曾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学中医。1902年，因其父在山西为官，进入山西大学堂就读。由于他参与反对该校西斋创办人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而被学校开除，于1903年转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转入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学习。他在校虽然攻读法律，但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医。

施今墨于1911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不久，便追随黄兴奔走革命。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施今墨以山西代表的资格参与活动，为陆军编纂了三种法令：《陆军刑法》、《陆军审判章程》、《陆军惩罚令》。1913年，他返回山西。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社会活动，与范源濂、汤化龙等在北京和山西创办尚志学会和尚志学院。1917年，他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不到一年即辞职引退，弃政从医，并决心以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21年他协助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负责该院孤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

192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废弃中医。施今墨到处奔走，组成“华北中医请愿团”，南下联合各省医家，多次请愿，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

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焦易堂任馆长，施今墨任副馆长。为了发展中医事业，施今墨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中医教育改革。1932年，他在北平以自己行医的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任院长。学院除开设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外，还设有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内科、外科及日、德文等课程。这在当时的医学界，还是一个创举。该学院一、二年级为中西医基础课，三、四年级为临床课，学生毕业时还须进行临床实习。施今墨亲自授课，并指导学生实习。该院在成立后十年期间，共培养出学员六七百人。

施今墨于1941年担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平、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助创办中医院校、讲习所及研究班。数十年以来，他除办学外，还收有门生数百人，培养训练了很多中医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施今墨曾“代表”华北医药界出任“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任职期间，多次提出发展和改革中医的建议及方案，均未被采纳。事实教育了他，北平解放前夕，他坚决抵制了国民党诱使他赴台湾或国外的阴谋，并于1949年9月和其他一些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虔诚接受中共领导》的声明。解放后，他加入农工民主党，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平安医院、协和医院、儿童医院、铁路医院等北京各大医院中医门诊部工作，并担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及北京医学院顾问等职。

施今墨擅长医治胃肠病及妇科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也有独到之处。晚年对于冠心病和防老法也颇有研究。

他在医学上勇于革新，五十年前即提倡中西医结合。他常说：“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他主张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律，取得古人理论的精华。他的医案常附中西医两论，中西并举，融会贯通。

施今墨不仅在疾病的诊断上勇于革新，对于中药的剂型和配制，也力图改进。曾创办“中药制药厂”，以实现自己的革新愿望。他处方配制的丸药，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也是在打破常规和旧传统的基础上制成的。

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因病逝世。他预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解剖贡献给医学事业。他是中国历史上中医界第一位将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的名医，反映出他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始终不渝的决心。

丹波康赖

丹波康赖（912-995），生于公元912年,卒于公元995年,终年84岁,为汉灵帝刘宏后裔。灵帝五代孙高贵王(亦作阿留王或阿智王)在日本应神天皇时,率母子及其党人避乱经朝鲜赴日,归化日籍,住大和国桧隅群,封为使主并行医,为移日第一代,其子至都贺赐姓直,居丹波。其七世孙为大国,生子康赖,即高贵王第八代孙。康赖精通医术,赐姓丹波宿弥,累迁针博士,兼丹波介(地方长官之副职)。公元982年康赖开始撰《医心方》,于984年(日·永观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完稿。书成后,一方面康赖用于课试诸生,另一方面献于朝廷,由于长期藏之秘府,以致世间很少流传。16世纪赐与典药头半井瑞策秘藏其家,1854年交与医学馆,经元坚、元玻、元信等人校勘,并与元简所藏散本4卷参合,上梓公诸于世,即令之所传《医心方》。我国现流传为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浅仓屋藏板影印本。丹波康赖除著《医心方》外,其后又撰《神遗方》、《康赖本草》。

源空

源空（1133年4月7日～正月15日），镰仓初期的僧人。日本净土宗创始人。俗姓漆间,幼名“势至丸”,号“法然”。美作(今冈山县内)人。九岁丧父,十三岁(亦云十五岁)登比叡山随源光出家,后投皇圆阿阇梨门下,努力研究教、观二门玄旨。十八岁时至黑谷的慈眼房睿空门下学习。二十四岁时游学京都、奈良,历访兴福寺的藏俊(法相宗)、醍醐寺的宽雅(三论宗)、仁和寺的庆雅(华严宗)、中川的实范等名匠,参究各宗奥旨。后归黑谷入报恩寺遍阅大藏经。后读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对“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句话大有所悟,遂皈净土教,读源信《往生要集》,自立决心,开创新宗。文治二年(1186)应比叡山座主显真法印之请,于大原胜林院讨论净土宗的法义,参加的人尽数归入他的门下,世称“大原问答”(亦称“大原谈议”)。建久九年(1198),撰《选择本愿念佛集》。特别重视称名念佛,以此为“正定业”;以礼拜、读经等修行为“助业”、“杂业”,受到朝廷和很多公卿、武士、庶民的归依。至此,化导日盛,遂多次遭受诽谤。元久元年(1204)冬,山门宗徒群起攻击专修念佛,要求禁止念佛宗。法然作七条“起请文”呈递比叡山,予以辩解。但是敌对者并未就此罢休,上告法然弟子私度女官,上皇怒,遂于承元元年(1207)二月发配土佐(今高知县)。当年十二月获赦,但不许入京,遂留住摄津(在今大阪)胜尾寺。建历元年(1211)归吉水禅房。寂后加谥“慧光菩萨”、“华顶尊者”、“圆光大师”、“明照大师”等称号。此外尚有“元祖上人”、“吉水大师”、“黑谷上人”等尊称。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黑谷上人语灯录》等,近世将其著作编为《法然上人全集》。门下弟子颇多,上首弟子有圣光、源智、幸西、圣觉、证空、善信等。

詹姆斯·M·凯恩

詹姆斯·M·凯恩（James M. Cain 1892年7月1日-1977年10月27日），美国小说家，电影剧作家。

詹姆斯.M.凯恩1892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写作生涯从记者开始，历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法国的战地记者，《纽约世界报》编辑，以及《纽约客》执行主编，此后一度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在编剧合同到期，开车逛遍了南加州，并写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惊悚短篇之后，在著名出版人诺普夫的鼓励下，他开始写那本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小说。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邮差总按两遍铃》在当时获得的成功以及此后长销不衰的状况，都不算过分。文学史家认为它“或许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而且是当之无愧的“黑色文学/电影”的开山鼻祖——而在这种类型中，也很难找到真正超越《邮差》的作品。这部短短的小说位列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曾被四次搬上银幕。《邮差》之后，凯恩又创作了两部风格相近的黑色小说《双重赔偿》和《穆德莉》（又译作《欲海情魔》），根据这两部小说的电影都成为影史经典。1977年，凯恩以85岁高龄逝世。

邱菽园

邱菽园（1874年11月10日-1941年11月30日），原名德馨，自号“星洲寓公”，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父亲邱正忠于1840年到新加坡当劳工，后经商致富，成为新加坡著名米商。邱菽园六岁出国至新加坡，由父亲聘家庭教师讲授中文典籍，后回国继续深造。二十岁参加乡试，中举。1895年赴京会试，不第。时值甲午战败，我国割让台湾，他参加上书反对割台，不获报。失望之余，绝意仕途，返回新加坡。这时他的父亲已故，他与弟邱德祥继承遗产，各得七十多万元，成为巨富。

邱菽园工诗词，为人豪放，倜傥不羁，日以诗酒与南来名士交游，对公益事业莫不慷慨解囊，有“小孟尝君”之称。林文庆等人倡办中华女校时，他捐三千元作建校基金，表示对女子教育的支持。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与林文庆同为当时南洋著名的维新派领袖。他们合作组织了“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98年，邱菽园独资创办《天南新报》，自兼主编，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该主张得到林文庆的支持，林出任该报英文编辑。

1900年2月，邱菽园邀约康有为到新加坡，随后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会长。同年7月，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会，图谋东南大举，邱菽园捐饷二十五万元。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起义数次改期而失败。事后，秦力山、朱菱溪等人陆续来到南洋，向康有为清算。邱菽园才知道康有为骗款卖友的实情，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发表《论康有为》，揭露康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募捐，从中作弊。邱在文中质问:捐了许多款，究竟做出什么事来?有一笔明白的账开给大家看吗?此外，仅就康有为保皇党的立场来说，他说有光绪皇帝的御书和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嘘，却从来没有给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假如是真的话，为什么同党极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再骗人了!邱并声明从此与康断绝一切关系。邱菽园这一揭露，影响很大，许多投身保皇党或受过康、梁蒙骗的人，如马来亚的郑螺生、李源水等人也都先后与保皇党断绝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早期会员。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之役，使清政府开始注意到邱菽园、林文庆等南洋华侨富商的活动，遂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对邱、林等人支持“叛乱”的行为加以警告，还逮捕了邱菽园在国内的亲戚。邱菽园被迫花一千两银子向清廷捐了个“道台”，以示对清政府“效忠”。此后。他再也不涉足政治，但爱国之心未泯，思想也较开明，与许多革命派人士私交甚笃，曾出面为黄乃裳开垦诗巫做保证人。

1905年，邱菽园由于投资土地买卖而亏蚀一空，他的弟弟邱德祥也经营失败，兄弟两人不得不宣告破产，向法院报穷。不少人为之惋惜，但邱菽园却不以为意，身居陋巷而孜孜不倦于新小说之阅读与欣赏，并仿效钟嵘(《诗品》)体例，作《新小说百品》，后又著《客云庐小说话》，完全以卖文为生，曾一度担任中华总商会的秘书。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战祸连绵，邱菽园愤懑不已，曾在自己承办的《振南日报》上著文抨击。1929年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聘请邱菽园任该报副刊主任，但他上任一年，便以老病辞职。从此谢绝应酬，以诗酒自娱。晚年笃信佛教，为居士，终日蛰居于“觉觉经舍”。

1941年11月30日，邱菽园病故于新加坡。

邱菽园的主要诗作有《啸虹生诗钞》，康有为曾为其作序，认为其诗“滂博天葩，雄奇俊迈”，“或与黄公度京卿骖靳联镳焉”。此外，还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等诗文集。

林汉达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通俗文艺作家,文字学家,教授。浙江省镇海县人。十三岁起,先后就读于宁波崇信中学、杭州之江大学。1924年大学毕业后,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员。1928年秋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历时九年,曾任英文编辑、编辑主任、出版部长。1937年进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攻读民众教育系,读完博士学分。1939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任之江大学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江大学内迁,他留上海从事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通俗化历史故事的写作。后来,开办华东大学,任教育学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之江大学复校,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同年底,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为当时有名的进步教授。1946年9月秘密到达山东解放区,后经大连转赴东北解放区。翌年夏,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燕京大学教授。1951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文字改革和外语教材建设方面的研究。自四十年代起就根据史籍,以讲故事的形式,运用历史演义的手法,向青少年读者介绍中国历史。解放后出版的通俗文艺读物有:《东周列国故事新编》(1962年,中华书局)、《春秋故事》(196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战国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春秋五霸》(1963年,中华书局)、《西汉故事》(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前后汉故事新编》(1978年,中华书局)、《三国故事》(197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路德维希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德国作家，以撰写通俗传记而享有国际声誉。所写传记强调人物个性，被称为"新传记派"，是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路德维希1881年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今属波兰)。他在大学的专业是法学，却选择了作者和记者生涯。1906年移居瑞士，并于1932年获瑞士国籍。《歌德传》及《拿破仑传》的出版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传记作家，他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流派，以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及性格分析而享有盛名。代表作品有《拿破仑》、《俾斯麦》、《歌德》、《人之子》、《林肯》、《兴登堡》、《克娄巴特拉:一个女王的故事》、《罗斯福:命运和权利的研究》、《三幅画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贝多芬》、《奥瑟罗》、《蓝色地中海》、《青白尼罗河》等…… 另外还有描写德国公元800年至公元1941年的为德国二战所写的《德国人》。

黄景仁

黄景仁（1749年--1783年），字仲则,又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少孤,赖祖父抚养以成立。少工制艺,十七岁为诸生,次年与同里洪亮吉为友,始学作诗。家贫,不愿授徒,遂游食四方,先后客于徽州府同知王祖肃、浙江道台潘恂、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及安徽学政朱筠署中。平生于功名不甚关切,独恨己诗无幽燕之气,尝蓄意北游燕、赵、京师。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抵京师,名公卿如翁方纲、纪昀、冯敏昌等皆奇其才,争与之交。次年,高宗东巡,途经天津,各省士子进献诗赋,景仁至津门与试,考中二等,授武英殿书签。乾隆四十二年,迎老母妻子至京,应顺天乡试,不售。后受业于王昶门下,与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洪亮吉等结都门诗社,诗酒唱和,而家境益困。后应陕西巡抚毕沅之邀,游西安,得金捐资为县丞。乾隆四十七年,返京,赴吏部候铨选,在京为债家所迫。次年,欲再至西安求助,抱病而行,卒于山西运城盐运使沈业富署中。景仁存诗千馀首,为其贫病交加、飘泊潦倒、抑塞不平而又倜傥不羁的一生之写照,如《送春》、《太白墓》、《秋兴》、《夜起》,皆可见诗人之愤懑充溢于字里行间。《杂感》诗云:“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其孤傲与悲愤在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其描写自己穷困生活的作品颇能引起寒士的共鸣,如:“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都门秋思》)其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亦为人传诵。如《绮怀》中的名句“记得酒阑人散后,共摹珠箔数春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结束铅华悔少作,屏除丝竹人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等皆流传极广。诗中也有许多赠友怀人或表现进取精神的作品,如《金陵待稚存不至适容甫招饮》、《少年行》、《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观潮行》等。景仁诗学李白,又出入于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朱庭珍云:“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仲则七古佳篇,造诣颇似如是。”(《筱园诗话》)邱炜萲则评以“清刚”两字(见《五百石洞天挥麈》)。著有《两当轩集》二十二卷,洪亮吉为撰行状、王昶为撰墓志铭。毛庆善、季锡畴为撰年谱。

侯方域

侯方域（1618年4月—1655年1月）明末清初文学家。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他生性豪迈不羁，“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入清后，应顺治八年(1651)河南乡试，为副员生。3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早年即以诗与时文名扬海内，后肆力古文。他的古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家”。但他早期古文以才气见长，流于华藻，工力不够。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论文书》中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后学韩愈、欧阳修，颇有成就，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指斥权贵;《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抒写怀抱，都写得洋洋洒洒，流畅恣肆，富有气势，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之“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空碧”。但有些文章蕴藉深厚不够。他的传记文，大抵学习《史记》和唐代传奇，善于刻画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加以表现，具有浪漫气息。如《李姬传》，写“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的李香君，文笔洗炼，绘声绘色，将人物的精神风采，刻划得生动传神，有无限余韵。邵长蘅曾评其文说：“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传》)

侯方域也工诗。他的诗多感慨时事，如《哀辞》歌颂史可法的抗清光辉业绩，斥责马世英、阮大铖之流奸党，语极沉痛悲壮。《冬日湖上》写自己受阮大铖拘捕，避居宜兴等地的情景，透露出国事日非、恢复无望的满腔怨愤。《估客乐》则借南朝乐府旧题，写在苛捐杂税之下的商人、农民的悲惨境地。其诗不如其文汪洋恣肆。著有《壮晦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

袁嘉谷

袁嘉谷（1872－1937年），云南石屏人，字树五，又字树圃，又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考试第一，滇督魏午庄书“大魁天下”以示纪念和祝贺，因有杨状元之称。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次年赴日考察学务，任云南留学生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出任浙江提学使兼署布政使。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云南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大学教授等职务，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研究、教学、著述，涉及历史、文学、教育、经学等各个领域，并显现自己的独特见解。是云南文化史上卓有贡献的学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滇绎》四卷二百六七篇，以时为序， 述论先秦至民国有关云南史实、事件、人物、古迹、风物。《云南大事记》六卷以编年体，记载从“唐尧元载甲辰”至“清宣统辛亥年” 共4268年的云南历史大事，体例及论述均有独创。编民国《石屏县志》，编辑《滇南金石萃编》，博采云南金石，保存了云南的地方文化。

著有诗文集《卧雪堂文集》二十二卷，与人编纂《滇诗丛录》一百卷，为云南最大的诗歌选集。

孙继皋

孙继皋（1550－1610），明代诗文作家。字以德。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第一,除修撰,累官迁少詹事。拜礼部侍郎,改吏部,摄铨事,论救诸谴谪言官,无所避讳。陈太后梓宫发引,神宗称疾不送,遗官代行,孙继皋上疏极谏,忤旨、致仕。他的诗多赠答、唱和之作,一般写得雍容恬雅,如《雨霁有怀钱征君》:“去住各何意,交情中路分。长安一夜雨,漂泊倍思君。树霭淡初日,城阴低暮云。雁鸿那可问,空自惜离群。”似有承平台阁之遗风。在他的各体诗作中,五言较优。如《送华三还南》:“弹铗意何所,挂帆秋满船。艰难为客倦,惨淡逐人怜。世路浮云外,乡心落日前。西风吹易水,因尔一潸然。”冲淡圆美,流转自如,但构思欠新颖,流于浅易。他的文章风格温夷冲粹,与他的诗有相似之处,著有《宗伯集》10卷。

沈鲤

沈鲤(1531年~1615年),明大臣、文章家。明神宗时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一带爆发了师尚诏率领的农民起义，起义大军攻陷归德(今河南商丘)。不久又放弃归德西去。守城的官吏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一个青年人匆匆忙忙地向衙门走来。他对当时归德城的守臣说：“师尚诏一定会再回来，你应该捕杀城中与师尚诏有串通的人，严加防守才好！”果然，不久师尚诏又返回归德。他见归德守兵已有防备，随即离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参加乡试中举的举人沈鲤。

沈鲤，字仲化，嘉靖九年(1530)生于归德。他的祖父沈翰曾做过建宁知府。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中的沈鲤没有辜负先辈们的厚望，嘉靖四十四年(1565)参加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从此他走上了为官的道路。

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沈鲤曾经做过他的讲官，很受神宗的器重。有一次，神宗命诸讲官在扇面上写一段话，沈鲤写的是魏卞兰的《太子颂》，神宗很高兴。神宗继位以后，随即把沈鲤提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升左赞善。大凡在皇帝身边的人，学问必须渊博，才思必须敏捷，口才必须流利，而且必须善于了解国君的心理。这些沈鲤基本上都具备，神宗每次听沈鲤讲解，总是感到很称心，因而一直称赞他。当沈鲤的父、母相继故去，沈鲤回家奔丧之时，神宗几天不见沈鲤，便问左右：“沈讲官何在?”听说因父母丧而回家治丧时，便又问沈讲官什么时候服丧期满。由此可知神宗对沈鲤的器重和关心。万历十年(1582)秋，沈鲤被提拔为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旋又改吏部，进左侍郎，万历十二年(1584)冬，拜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由于他素孚众望，所以当时也没有人觉得他的提升太快了。

沈鲤在朝为官，主持朝廷典礼，建树颇多。他详细考察先朝的典章制度，自丧祭、冠婚、宫室、器服定为中制颁告天下。念当时世风日下，遂奏行学政八事。又奏请恢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等等。对于沈鲤的请求，神宗多数是接受了。比如神宗为天下大旱而担忧，在祭祀上天的同时，想分别派遣大臣往全国各地祭祀名山大川，以求保佑，而沈鲤却说，使臣往来，对地方百姓多有骚扰，不如斋戒三日以告上天。京师久旱，沈鲤又上书力陈要采取体恤百姓的实际措施，崇俭戒奢，速减织造。京城地震，沈鲤请求体恤民情，言词恳切。神宗每次都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万历十四年(1586)春，备受神宗恩宠的郑贵妃为神宗生了一个儿子，即三子朱常洵。神宗十分高兴，遂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郑贵妃的晋封，引得朝野上下舆论大哗。在皇三子出生以前，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处于一种“无嫡立长”的地位，可以说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王恭妃的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王恭妃生育5年却没有得封，而郑贵妃刚生皇子就后来居上，于是人们纷纷为王恭妃鸣不平。更重要的是，宫廷中流传着皇上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册封郑贵妃是为“废长立爱”做铺垫的传说。朝臣们感到有一种责任，要唤醒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切忌做出有损皇威，有损社稷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鲤率众僚属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进而册封其母王恭妃。几天后，因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的姜应麟被贬，沈鲤遂上书请皇上宽宥他。神宗心里有自己的想法。皇长子朱常洛乃宫女所生，且神宗自始至终都不喜欢，而三子朱常洵却甚得神宗欢心。在神宗的内心深处，确有“废长立爱”的念头。但众大臣不依不饶，纷纷上疏要求皇上尽快册立皇长子，令神宗十分头痛。他为了应付了事。便下诏说：“皇长子还小，不访再等二、三年。”到万历十六年(1588)，沈鲤又请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仍旧不答应。直到皇长子朱常洛20岁了，神宗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大臣们的请求，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神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贪财。为了聚敛钱财，神宗想出了一个新招。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批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万历一朝，矿监、税使到处横行，甚至发展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沈鲤升文渊阁大学士后，即上书请除矿税。居位多年，也多次提出。万历三十年(1602)秋，沈鲤与沈一贯和朱赓商量，要等待时机联名上疏，力陈矿税的害处。有一天，天下大雨。沈鲤与沈一贯和朱赓说：“今天可以上疏。”沈一贯和朱赓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沈鲤回答说：“皇上最不喜欢廷臣上疏参奏矿税的事，所以有关矿税的上疏多被留中不看。今天，我们三人冒雨素服到文华门参奏，皇上感到奇怪，必定取来阅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于是三人按此计行事。神宗拿到上疏，心想：“必有急事!”果真亲自阅视。这份奏疏令神宗心动。然而，矿税对神宗来说是聚财的好办法，他岂肯轻易停止。沈鲤意识到，只是让皇上认识到矿税对国家的危害还不足以促使皇上下决心停止矿税，应另想他法。第二年，沈鲤又上奏说：“矿使出行，尽数破坏了天下名山大川的灵气，恐怕对圣上的身体不利。”神宗很害怕，遂派太监陈矩向沈鲤寻求补救的办法，沈鲤回答说：“没有其它的办法，最好是赶快命令停止开矿征税，灵气自然恢复了。”陈矩回来向神宗复命，同时也劝说神宗停止矿税。在沈鲤和陈矩的劝说下，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神宗明确下达了停止开矿的谕旨，着令停免，并下诏说：“凡有矿洞的地方，要命令地方官全部封闭培筑，不得擅自开启，务必保持地脉灵气。”由此可知，这次停止开矿决定的作出，正直的大学士沈鲤与司礼太监陈矩是起了推动作用的。但是，税使的流毒终万历一世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为祸到神宗身后相当长的时间。

沈鲤为相期间，为将采榷之祸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尽自己的所能来向皇上进言，揭露矿监税使的种种恶行。杨荣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奉命来到云南开矿收税的。杨荣到云南以后，恣行威福，人称“千岁”，累计杖毙数千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杨荣传唤操捕指挥樊高明，因为樊高明晚到了一会儿，便派人把他抓到家中，用竹板打数十下，以至于筋断;不久，又从管堡指挥贺瑞凤处夺取马匹四十，将他逮捕;此外，他的亲信还到处宣言要尽数逮捕六卫印操诸人员，搞得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率军民数千人发动兵变，拥集杨荣住处，放火烧毁了他的宅院，又将杨荣杀死，投入烈火之中。随从二百余人也被杀死。神宗得知此事，气得几天没有吃饭，下令派遣官吏到云南严加处置。沈鲤为民着想，上疏力争，他向神宗陈述了杨荣的种种恶行和罪状，请求皇上只杀为首杀杨荣的人，而对于其它的人则放他们一马。接着沈鲤又暗中嘱咐太监陈矩向皇上进言。事情因此而大事化小，只诛杀贺世勋了事。另一太监梁永在陕西充当矿监税使，横行肆虐。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逮捕梁永手下拦路抢劫的人，梁永怒而上疏弹劾满朝荐对税使滥施刑罚。沈鲤上疏论救，为满朝荐开脱。但明神宗不理睬，下令将满朝荐降一级。梁永因得到神宗的庇护，竟然要求统领镇守事，沈鲤极力表示不可，神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从而使梁永等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太监高淮在辽东任矿监时，与当地官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大臣们上奏疏弹劾他，都被神宗压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天，高淮以进贡为名，率领随从家丁三百余人，高举着飞虎旗，一路喧嚷着冲到京都广渠门外，声言要面见皇上，这一举动引起朝野大哗，沈鲤连夜密奏皇上，指责高淮这样做不妥。神宗乃下诏责令高淮不可妄动。高淮为自己辩解，说自己的行动是为了镇守关务。其实，从根本上而言，神宗是站在矿监和税使一边的，他以为如果不听中使的话，便不能搜罗更多的钱财。所以神宗最终还是袒护高淮，使弹劾高淮的人无话可说。

可见，沈鲤在明朝为官期间，对于明朝政治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沈鲤为人鲠直，最讨厌行贿讨好一类的事情。他不但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以身作则。当初，他刚中进士的时候，他的座主、大学士高拱是他的同乡，但他并没有以同乡的名义去谒见高拱。沈鲤刚入翰林院时，中官黄锦以同乡的名义带着很多钱物去结交沈鲤，被沈鲤严词拒绝。沈鲤教习内书堂，与宫廷中的宦官接触很多，但他并不借机进行联络结党。随着地位的提高，沈鲤益发严格要求自己。万历十五年(1587)三月，神宗封彻哩克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这三娘子原是谙达之妻，谙达死，彻辰汗袭。彻辰汗死，彻哩克袭，历配三王，掌兵权，为明朝守边保塞，各部都惧怕她。三娘子被封为忠顺夫人后，沈鲤不称其妃号，只称其为夫人，以此表示对她的赞赏。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为父请求救济，沈鲤坚决驳斥。秦王谊请求封其子为郡王，中贵替他说话，申时行也同意，独有沈鲤坚不应允。可以说，在沈鲤的一生中，一切以国事为重，从不徇私情。

沈鲤鲠直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人，因此许多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神宗也渐渐开始怀疑，多次诘责沈鲤，并削减他的俸禄。沈鲤因此而想离开宫廷这块是非之地。当时申时行因沈鲤并不投靠他而心中忌恨。有一天，沈鲤请求归家，申时行立刻拟旨同意，但神宗却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为什么要离去呢?”，并有意要重用沈鲤，遂即传旨对沈鲤加以慰留，申时行因此更加忌恨。申时行的私人给事中陈兴郊曾经向沈鲤为别人求考官，沈鲤没有答应，陈兴郊由此而恨沈鲤，于是指使他的同年官吏陈尚象弹劾沈鲤，他自己也经常说沈鲤的坏话，沈鲤去志益坚。神宗原本有意要起用沈鲤，见沈鲤求去，便说：“这个沈尚书太不善解人意了。”这话被司礼太监张诚得知，他派内竖廖某私下将此话告知沈鲤，沈鲤却说：“禁中传出的话，不可以随便听信！”沈鲤最后以有病为由回归故里。万历二十二年(1597)起用南京礼部尚书，沈鲤推辞，并没有就任。

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赵志皋去世，沈一贯为首辅，请求增置阁臣。神宗担心大臣结党营私，想起用辞官闲居、很久没有做官的人。他想起了沈鲤，诏命沈鲤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同时受命的还有朱赓。沈鲤多次推辞，神宗不答应。第二年七月，年已71岁的沈鲤又重新入朝为官。

首辅沈一贯曾因党派斗争与沈鲤甚为不和，及沈鲤入阁，沈一贯怕他取自己而代之，非常忌恨，而沈鲤亦自恃皇上眷宠，且自己并非由沈一贯推荐，所以不愿居于其下，所以两人的矛盾渐渐加深。沈一贯曾经写信给凤阳巡抚李三才说：“沈鲤入阁必夺取我的位置，如何来防备他呢?”李三才回信说沈鲤忠实可靠，没有其他花花肠子，劝沈一贯与沈鲤同心，共同辅佐大明。沈一贯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十分恼恨李三才。沈鲤身边结交的好友，大多是志同道合的人，像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称;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皆以清严自持相标榜，沈鲤十分器重他们。那时，沈鲤曾在文渊阁大门旁竖一木牌，上面写着“谨天戒、恤民穷、开言路、发章奏、用大僚、补缺官、起废弃、举考选、释冤狱、撤税使”等十条为官戒律，每天上朝至此，都要焚香拜祝，默诵戒律。于是就有谣言说，沈阁老牌上写的是怪字，默诵是施法咒。沈一贯不知怎么就断定咒的是自己。他向神宗诬陷沈鲤诅咒他。神宗也很奇怪，便命人取来看一看。看过后，神宗说：“这怎么能是诅咒呢?”没有理睬他的话。沈一贯因此更是痛恨沈鲤，一心寻找机会加以报复。不久，机会果然来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发生了当时有名的“妖书”一案。当天，阁臣朱赓踱出户外，在门口，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续忧危竑议》。之所以为“续”，是因为万历二十六年(1596)时曾有一书名叫《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采用问答体，是假名“郑福成”与来客问答的方式写成的。这本小册子的大体内容是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以后必当更改。皇上用朱赓入内阁，也是有很深的寓意的，因为“赓”与“更”同音，其中就包含着更换太子的意思。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着郑氏的“福王”必当成功的意思，所以有“妖书”之称。

“妖书”由朱赓送神宗看过，神宗怒斥为“胡闹”，责令太监陈矩及锦衣卫迅速查明主犯，抓拿严办。借这个机会，朝廷中党争仇隙，个人恩怨都发泄出来，于是兴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搜捕风。结果是，虽然逮捕了许多人，也没能查出主犯。神宗更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就在这时，沈一贯上疏，说这件事是沈鲤及郭正域干的。郭正域最初被选为庶吉士时，沈一贯曾是他的老师，因为对沈一贯的为人不满，郭正域后来从编修升到礼部侍郎，没有一次向沈一贯行弟子礼。沈一贯由是甚为恼怒。偏巧沈鲤与郭正域又关系极好，借“妖书”案发的机会，沈一贯便把两人一起抛了出去。沈一贯发现，巡城御史所抓的医生沈令誉曾是郭正域的门客，厂卫抓到的嫌疑犯毛尚文曾在郭正域那里当过差，正可以罗织罪名，于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说：“妖书出现，不前不后，正在梦王上疏的时候，令人怀疑这中间必有瓜葛。郭正域是沈鲤的门生，而沈令誉是郭正域的食客，胡化又是郭正域的同乡同党，他们结成死党，反对朝廷。望皇上能挖根治本，严惩正域，贬斥沈鲤。”神宗见到上疏以后，当即下诏，命郭正域回原籍听候审查，而对沈鲤则不问。沈一贯指使手下的人一定要扣住诏书，先治了郭正域和沈鲤的重罪。当时郭正域因牵连进这一年六月发生的楚王府宗人相讦事件，被沈一贯逼得辞官回家，正走在路上。沈一贯的人马追至杨村，团团围住了郭正域的船只，连同家役数十人一同押回京城拷问。同时，沈一贯又令人大肆搜捕沈鲤私第三日。这样耽搁了些时候，也未查出究竟。沈一贯一伙人毫无办法。后来，皇太子朱常洛干预此事。郭正域在朱常洛出阁讲学后，担任过讲官，而且对朱常洛很注意照顾。所以当妖书事起，朱常洛极为关心，多次对身边的员役说：“为何要杀我的好讲官?”并传话给东厂：“饶得我，即饶郭先生吧！”沈一贯感到，要置沈鲤、郭正域于死地恐怕很难，便示意手下的人不要再探究他们。妖书一案也毫无任何凭据地把一个无赖式的人物皦生光当做真凶报了上去，被凌迟处死，总算结案。

沈鲤遇事秉正不挠，但由于沈一贯为首辅，许多事情说了不算数。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对京官进行考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在此以前，他们与沈一贯有过冲突。温纯曾揭发沈一贯的心腹陕西巡按御史于永清及都给事中姚文蔚的贪秽劣迹，在奏疏中也涉及到身为首辅的沈一贯。妖书案爆发后，温纯又极力为沈鲤、郭正域辩诬，使得沈一贯怒恨之心益深。当这次京察开始以前，出于私心，沈一贯曾试图不让为人方正、署理吏部事的杨时齐主持，而改用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但遭到沈鲤的反对，没有行得通。

在这次京察中，沈一贯的心腹钱梦皋、钟兆斗等都遭贬谪。沈一贯得知后，不甘示弱，极力活动，进行反抗。当时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上疏条陈时事，对于明神宗已经处理过的楚宗案提出意见，认为若不严勘，不能服众。钱梦皋认为这给他提供了讨好神宗、摆脱被察困境并攻击政敌的好机会，当即递上奏章，力驳秉汉。这一招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神宗为其所动，下令将林秉汉连降五级，而称赞钱梦皋忠义可嘉，仍可照旧供职于朝廷。在沈一贯等人的活动下，明神宗扣住杨时乔、温纯等人呈上的关于京察的奏疏不发，并批评杨、温等人将科道官员定为不称职的人太多，中间必有徇私之处。杨、温接旨后，上疏列举历次京察中被察科道官的数目，证明这次所察并不多。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要求罢免自己的官职。神宗为邪派势力所惑，竟同意温纯致仕(退休)。

沈一贯等人的活动激起朝中许多正直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起来与之相争，上疏弹劾沈一贯。在他们的努力下，察疏最后终于发下，那些被留职者尽皆免去官职。此后，沈一贯也自知公论不容，便杜门求去。在这种情况下，沈鲤才得以行阁权，主持内阁事务，对朝政多有建树。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给事中陈嘉训、御史孙居相又上疏弹劾沈一贯奸贪，沈一贯被迫再次要求退休，神宗同意了他的要求。许久以来，沈鲤积忤沈一贯，如今沈一贯将要辞官离职，唯恐沈鲤在朝中做官于己不利，想与沈鲤同时离去，于是暗中排挤他。神宗当时正嫌沈鲤太过鲠直，正好沈鲤请求致仕，便命两人同时致仕。据史书记载，沈一贯致仕回乡，货财如山，金玉堆积;而沈鲤家徒四壁，贫无余赀，两人的贪与廉于此可见一斑。沈鲤与沈一贯同时罢官，宣告了大臣中正直与邪恶两派势力斗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沈鲤退休在家，仍旧不忘国家。万历三十八年(1610)，沈鲤80岁，神宗派遣官吏慰问，并赐给许多银币。沈鲤上疏奏谢皇恩，又一次陈述时政要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沈鲤与世长辞，终年85岁。赠太师，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