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蕙

苏蕙，字若兰，魏晋三大才女之一，东晋武功人陈留县令苏道质第三个女儿，生卒年月不详,约生于秦王苻坚永兴元年（公元357年）。回文诗之集大成者，传世之作仅一幅用不同颜色丝线绣制的织锦《璇玑图》。

据《晋书·列女传》记载， 苏蕙是始平（今陕西省武功县苏坊村）人，善属文。武功苏坊有一少女，名蕙字若兰，是陈留县令苏道质的三姑娘。若兰从小天资聪慧，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及笄之年，已是姿容美艳的书香闺秀，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所言皆属庸碌之辈，无一被苏蕙看上。十六岁时嫁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刺史窦滔。

关于《璇玑图》制作的年代，武则天《序》中有述，窦滔将镇岐阳时苏蕙为二十一岁。这一年是苻坚攻克襄阳的前秦建元十五年(379)，《璇玑图》也当织绣于此时，迄今已有1638年。历代在京城宫廷市镇店铺甚至山野乡村衣舍广为流传。上至皇帝、后妃、臣宦、诗人，下至平民百姓传抄吟诵到 如今。文学界誉为文学史上杰出的佳作，艺术界视它为难得的艺术珍品，史学界认它是历史宝物；人 才学家还把它的主人当作奇才。历代不少专家学者著文探讨、研究、注释、评论它和它的制作者苏蕙。 文士诗人撰文颂扬赋诗赞美，就连女皇帝武则天看了也“感其绝妙”，为之作《序》，“才情之妙，超古 迈今……因述若兰之才美。”南宋女诗人朱淑贞见了《璇玑图》，“坐卧观究，悟因璇玑之理，试以经纬求 之，文果流畅，盖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 一度之中……，按此规律读后，赞扬《璇玑图》：“五采相宣，莹心眩目……亘古以来所未有也。”

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字宜仲、宜重,号重远,祖籍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1892年11月3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天津。祖父赵执诒曾任冀州等地知州多年,父赵衡年中过举人。赵元任青少年时代曾在常州私立溪山学校、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等校就读。1910年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数学,1915年升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讲师。

赵元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除主修数学、物理、哲学等科外,还选修了语言学、声学等课程。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听和说方面都颇赋天才。对冀州、保定、常熟、苏州、南京以及福建等地方言一学就会,能在一周内学会一种方言,听觉特别灵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他对《马氏文通》一书产生兴趣,萌发了他对中国文法研究的想法。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选修国际音标,使赵元任对语言学的研究大开眼界于是他在哈佛大学选修语言学和高级和声学,同时开始研究中国方言。

1920年,赵元任应北京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国执教,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的讲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时任翻译。翌年,他再次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此时,赵元任进一步研读语言学,专程去法国莎娜学院进修语言学理论。1923年,他任哈佛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前往英、法、德研究语言学。嗣因清华设立研究院,他于1925年回国任国学研究所导师;同时从事国语统一工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不久改名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成员,被该会举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起草委员。他灌注了一套国语留声机片并创制罗马字拼音式。同时,他还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发起“数人会”,专门研讨语言音韵学,担任聚会主席,经常和钱玄同等对国语运动问题进行讨论。1929年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从此专注于语言学的研究。此后,还曾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和院士。

赵元任推崇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Karlgran),以其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古音拟则、方言调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创人之一。1927年他研究吴语,在江、浙两省调查了三十三个地方,于次年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继后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先后撰著有《南京音系》、《中山方言》、《钟祥方言记》等著作。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音位分析理论的重要论文,后被列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为必读文献。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论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丁声树等合著)及论文数十篇。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

赵元任的后半生在国外度过,长期从事教学工作。1938年他应美国夏威夷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嗣后相继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话速成班主任,美国陆军专科训练班中国语主任,加州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主任等,编著《国语入门》、《粤语入门》作教材,还参加过哈大中文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美国的中文教育作出了贡献。他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中国首席代表,主持过联合国教科文组语言学暑期讲习会。他会英、德、法、日、俄及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蜚声于国际语言学界。

赵元任长期从事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语法、语意及方言、中古音等多方面的研究,一生著有专著三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被我国语言学界称作“汉语之父”。

赵元任的另一成就是创作新风格的中国音乐。他的父母为昆曲名票,他从中受到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留美时期,他对音乐非常喜爱,且具一定的音乐素养,其后,他创作过《和平进行曲》、《全国运动会会歌》以及《结婚进行曲》等;并为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的诗词谱过一些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注的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其歌曲集出版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与此同时还曾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及对语言和音乐的双重理解,在乐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

除语言学和音乐外,赵元任早年与任鸿隽、杨杏佛等合办过《科学月刊》,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积极提倡普及科学知识。他发表过《用数》、《地果圆乎》、《中西星名图考》等多篇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还翻译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与罗常培合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

1960年赵元任退休后仍然继续从事著述,或参加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其主要论著有《中国话的文法》、《语言和符号系统》、《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等。同时还研究“通字”[1],草拟了《中国通字草案》,出版《通字概说》一书,主张推行通字以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

赵元任热爱祖国,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很深,在其耄耋之年,曾于1973年和1981年两次回国观光游历,会见了国内学术界的许多老朋友,参加清华大学七十年校庆活动。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黄山医院。

麦彭仁波切

全知麦彭仁波切（1846-1912），父名杰滚波达吉，母名穆波东渣仲羌玛，于藏历第十四胜生丙午年（1846），在多康河（今石渠县内）旁的雅秋当羌地方诞生。他从小对佛法就极具信心，尤其具足出离心、大悲心及智慧等大乘种姓之力，此等皆是与生俱来。尤其是，他在七岁这年著写了汇集显密甚深精要的窍决藏──《定解宝灯论》。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依止具宿缘的部主上师蒋扬亲哲旺波时，以财、侍、修行三喜亲近依止，上师视他为唯一的心子，恩赐玛底白文殊开许灌顶为主的一切共与不共法门。后来，上师近传了显密殊胜教典，与大密金刚乘的教传、伏藏传、智慧净现等所有成熟解脱的法要，如同满瓶泻液般，全部传授。还有一切窍决、修法和直接的教授，也一并传付。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后来在圣地嘎姆达仓修行十三年，在此其间现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对共同的佛法与不共的旧译密教，具有使其慧命得以延续的殊胜恩德，如同对垂死之人，有得到续命之方便一般。他并无真正开取的地下伏藏，但为了特别的需要，便从其意藏中流出，如生起、圆满、窍诀、事业等为以前所无的甚深法要，皆著论加以弘扬。因此成为一切伏藏法要之王，且于甚深、广大的意藏，能得自在，故尊称为伏藏导师之王。

法王如意宝曾说：“全知上师麦彭仁波切所著的显密诸论，在七世之内，其无比善说之加持，一世比一世殊胜增上。” 又说：“凡是我的传承弟子，乃至得到点滴之成就，如于三宝生起刹那信心，皆来自于全知上师麦彭尊者的加持与恩赐。所以我的弟子，皆当于全知上师生起不共不退之信心，应当昼夜精勤祈祷求加持。”

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号云亭山人。清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

少习儒术，兼通礼、乐、兵、农，尤精乐律。康熙六年(1667)前后中秀才，隐居曲阜之石门山，潜心攻读，后捐资为国子生。康熙二十二年(1683)，玄烨帝南巡祭孔，尚任以讲经、导览称旨，特授国子监博士。二十五年(1686)，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浚疏黄河海口。三年后还京，历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旋罢官归里。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

孔尚任倾半生心血，为撰《桃花扇》传奇。此剧写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一见钟情，复为奸贼阮大铖所忌恨。方域避祸扬州，入史可法幕，旋回南京，又被捕入狱;香君为阮大铖劫持入宫，历经重重磨难。作者从一诗扇着墨，以赠扇、溅扇、染扇、骂筵、入宫展开情节，而明末四镇间之争斗倾轧，弘光并奸贼马、阮之腐败凶残，莫不毕现于兹。其终也，道士张瑶星撕扇，侯、李二人看破红尘，双双入道。此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南明)之治乱系焉”。向时尚任未仕，于族兄孔方训处，得知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为桃花之事，每拟演为传奇，然“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而其初稿文本，日后成于扬州也。

扬州乃江淮重镇，明清之际各色矛盾与斗争皆交汇于此。尚任在扬三年，以河臣各怀私见，相互攻讦，工程时断时续，乃得稍有闲暇。于是，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往南京谒明故宫、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访栖霞山道士张瑶星。在扬则与南明遗逸之士杜浚、冒襄、费密、石涛、吴绮、孙枝蔚、黄云、龚贤、邓汉仪、许承钦、宗元鼎、查士标等交往甚密，“云霞皆在手，珠玉共成篇”，而“所语朝皆换”，于明清易帜之往事了然于心。素材既备，乃着笔为文。李详《暖红室汇刻传奇〈桃花扇〉校定本跋》云：“当东塘以孙司空在丰勘河南下，寓家映碧(李清之号)先生枣园，携《桃花扇》稿本自随，夜阑按拍，歌呜呜出窗外。”稿本始见于李清之枣园，乃尚任随身携来，时已成篇，并非“起笔”于兹。尚任职司河事，官署在扬州天宁寺待漏馆，间或外出公干，或于泰州陈庵、兴化枣园小住，而长年寓所则在天宁寺之东馆与杏园，前后达三年之久。其在扬州诗作，《蓬门行》云：“三年看熟扬州市。”《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云：“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消。”《岁暮还自海上，寓维扬天宁寺东馆》云：“既罢征尘得自如，故人多在广陵居。”《留别广陵诸友》云：“高吟来胜地，追忆已三年。”“从此长征夜，扬州旧梦多。”皆可为证。以其久住扬州，则《桃花扇》写作于此，应为可信。而稿本之修改，亦曾请益于友人孙枝蔚。其《挽孙豹人》诗云：“滥积囊中篇，芟存赖老友。”是为尚任与孙枝蔚相切磋之证。文稿既成，乃试演于扬州署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眠、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云：“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知此剧由成稿而试演，在扬已具雏形。又十年，经三易其稿，《桃花扇》始定文本。一时间“王公荐绅，莫不借抄”，而歌台演出，竟“岁无虚日”，被推许为明清传奇压卷之作。

孔尚任与顾彩合作，撰有传奇《小忽雷》。其所著诗文，近人汇为《孔尚任诗文集》。

霍尔

拉德克利夫·霍尔（1880-1944），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其父亲为英国人，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母亲为美国人，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司玛托阿卡的后裔。霍尔生于英格兰，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寂寞之井》。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男性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同性恋者，所以这部作品也可称为作者一生传奇经历和不平等遭遇的真实再现。

伊萨克·迪内森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 1885年4月17日-1962年9月7日）,丹麦著名女作家，原名卡琳 ·布利克森（Karin Blixen）。

伊萨克·迪内森1885年4月17日生于西兰岛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丹麦艺术学院，后在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4年随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亚，经营一个咖啡农场。她在非洲生活了十七年，于1931年返回丹麦。后来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开始同时用英语和丹麦语写作，取笔名为伊萨克·迪内森。她第一部作品是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集《七个神奇的故事》（Seven Gothic Tales），这本书在丹麦不大受欢迎，在美国却成为畅销书。

1937年，迪内森的第二部作品《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出版，这部自传体小说叙述了她在肯尼亚悲欢离合的生活，缠绵悱恻，扣人心弦。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写出了对非洲风土人情的熟悉和眷恋，处处洋溢着散文美的内涵。 后来，小说《走出非洲》被搬上银幕，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迪内森194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s）。二战期间，丹麦被纳粹占领，迪内森用皮尔·安德烈塞尔的化名写了小说《天使的复仇》（1944年），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嘲讽。晚年她遭受疾病折磨，但仍坚持写作，在战后出版了小说《最后的故事》（1947年）、《命运的轶事》（1958年）和《草坪上的影子》（Shadows on the Grass）（1960年）。1962年9月7日迪内森在哥本哈根附近的伦斯特伦德逝世。

圭峰宗密

圭峰宗密（780～841）唐代僧人。俗名何炯。禅宗荷泽神会的四传弟子,华严宗第五祖。据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一、《传法正宗记》卷七等载,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属四川)人。家本豪盛,少年时熟读儒书,后以为传统儒家学说不能解决人生根本问题,便转而志向佛教。元和二年(807),遇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荷泽神会三传弟子),从之出家。翌年,奉道圆之命谒见益州圣寿寺惟忠禅师。不久,受惟忠启示,北上洛阳,参谒奉国寺神照禅师。于神照处首次接触华严经典。元和五年,南下襄汉,遇恢觉寺灵峰,从受华严四祖澄观所著《华严经疏》,自此由禅而转向华严。次年,修书澄观,述门人之礼,得应允。即赴长安拜见澄观,并侍奉左右数年。此后,入终南山,常住草堂寺南圭峰兰若,从事诵经、修禅、著述活动,故世称“圭峰宗密”、“圭峰大师”。大和九年(835),唐文宗诏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服,号“大德”。卒后,唐宣宗追谥“定慧禅师”。其佛学,提倡以“华严禅”为核心的禅教一致学说。既于华严教义中融合禅学,又于禅学中统一华严教义。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提出以教之三种与禅之三宗相对应的理论,即如裴休所指出,“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同时又展开佛教对儒、道两家的融合。上述思想虽于当时尚未引起巨大反响,却已潜化入禅、教各家,后期禅宗曹洞、法眼诸宗均曾受其影响而取华严学说融入自宗。入宋后,“禅教一致”思想大力推广,遂成为时代佛学的一股潮流。著述甚多,凡二百余卷,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弘扬《华严》的,如《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注华严法界观门》、《华严原人论》等，二是关于禅的,如《禅源诸诠集》、《禅门师资承袭图》等，三是发挥《圆觉经》的,如《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等。此外,对《金刚经》、《盂兰盆经》等也有疏注。

王煜初

王煜初（1843-1902），名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为香港早期著名华人牧师。少肄业于礼贤会学堂，习道于德籍教士叶纳清门下，1866年为传教士，后染病，到香港巴陵会育婴堂休养，被聘为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后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戒鸦片社。王煜初他6个儿子，均为港中名士，一门四博士。长子王宠勋牧师曾任汉口汉冶萍煤矿公司经理十年；次子王宠光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扬子机器厂；三子王宠佑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深造地质学、矿床学的留学生，中国最早，国内外著名的矿床学家；四子王宠惠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五子王宠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就读香港西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留英任伦敦大学教授；六子王宠益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医学博士。1890年为瞽女作诉苦文，寄德国教会，详述瞽女之惨状，德国女信徒极为感动，遂捐资建心光院于土瓜湾。1894年香港瘟疫大作，贫民染疫者极多，均由不卫生引起，他上书港府，建议多设浴室，培养贫民卫生习惯，亦为政府采纳。1901年，香港大旱，政府拟设水表，节制居民用水。他上书抗议，并联合华商请愿，要求取消水表之制，政府遂允其请。其著作有：《释疑汇编》、《中日战辑》，《拼音字谱》、《孝道折衷》、《说教雪》、《播道说》、《教士上书记》等。1902年病逝。

刘海蟾

刘海蟾。全真派道教北五祖之一。中国民间信奉的准财神，也是九路财神之一。又名刘海,传说中的神仙。民间以夏历六月十日为刘海蟾生日。旧时汉族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柢。也为道教信仰对象。旧时针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祗。原为五代宋初道士,名刘玄英,号海蟾子。本名刘操,字宗成。燕山人(今北京宛平人)。一说名为刘哲,字铉英,后梁广陵(今河南息县)人。曾于辽朝及第进士,后事燕王刘守光为丞相。喜谈玄论道,好黄老之学。公元911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其屡谏不听,遂弃官遁隐华山、终南山间。民间相传其曾得吕洞宾、钟离权传授秘法,故而成道仙,民间曾将其列入八仙之列,因而,又有“刘仙翁”、“刘海蟾仙”之称。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时,封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加封其为帝君。道教中的全真派尊其为北五祖之一。其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中以“刘海戏金蟾”最为著名。后世又演绎出“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将其视为钓钱散财之神。旧时年画常将刘海、天官、状元等绘在一起,作为祈福门神。明清以后,以其传说为题材的年画已广泛流传,并被编成戏曲上演。如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刘海砍樵》、《刘海戏蟾》等。民间多将其绘为一童子双手执穿有金钱之线,作戏金蟾状。有的则在其旁添加蜘蛛、金蟾等物。在我国汉族地区根据其戏金蟾的传说,将其以线穿钱孔附会为穿针引线。因此,将刘海蟾附会为针祖,作为行业神祗供奉。

关于刘海蟾说法不一。《茶香室三钞》卷十八说“刘海蟾为辽进士刘操,纯阳弟子也,南宗道家奉认为祖。”《集说诠真》:“刘海名操,字宗成,燕山人。以明经擢甲第。仕燕王刘守光为相。平昔好谈性命,钦崇黄老。有道者正阳子来谒,操邀坐堂上。正阳子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钱间一卵高叠之。操叹异曰: ‘危哉!’正阳子曰:‘相公更危于此。’别去,操顿悟。见燕王僭妄称燕帝,谏之不听,遂托疾解印去。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遍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成仙道。元顺帝至正六年封明悟弘道真君。”《通俗编》称刘海蟾事曰:“刘元英,号海蟾子,广陵人,仕燕王刘守光为相……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孟籁甫《丰暇笔谈》载:有一自称阿保的男子,自请佣于苏州贝宏文家,数显灵异。后数月“汲井得三足大蟾蜍,以彩绳数尺系之,负诸肩背,喜跃告人曰: ‘此物逃去,期年不能得,今得之矣。’于是乡里传述,以为刘海蟾在贝家,争往看之,至拥挤不得行。负蟾者举手谢至人,从庭中冉冉乘空而去。” 民间有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全真道奉海蟾为北五祖之一。参见《道教诸神》。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清地理学家兼经学家。字申耆，一字绅琦，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一年。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官安徽凤台知县。晚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争治训诂音声，兆洛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但亦兼治经学、训诂音韵。长于舆地之学，所藏书逾五万卷。为弥补康熙、乾隆《皇舆一统图》的不足，着《历代舆地沿革图》，上起三代，下迄元明，检讨各史地志，以《沿革表》及《一统志》核其沿革，并考查实地。又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与《一统图》合称《李氏五种》。提倡通经致用，认为“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养一斋文集·周官记序》)。精律历。工诗、古文，提倡骈散合一，对桐城派文章颇推崇。所著由其弟子高承钰辑为《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

梦参

梦参长老（1915年7月13日—2017年11月27日），公元1915年7月13日（农历乙卯年六月初二），上梦下参长老诞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开通县、今天的吉林省白城地区。长老俗姓刘，名瑞庭。

1928年，长老进入东北讲武堂军校，“九一八”事变后跟随东北讲武堂撤军至北京。

1931年，尚在军中的长老梦见自己坠入大海，一位老者救他脱离困境，并指示他前往一栋宫殿般的地方，说是他一生的归宿。醒后询问多人，确认梦中的宫殿就是北京房山县上方山的寺院，遂于当年年底在北京近郊上方山兜率寺出家，法名觉醒。长老认为自己没有觉也没有醒，只是因梦出家，便自己取名为梦参。同年，长老在北京拈花寺受比丘戒。戒期圆满，南下九华山，朝礼地藏菩萨道场，正遇六十年一次的开启地藏菩萨肉身宝塔法会，因缘际会，成为他之后弘扬地藏法门的深远缘起。

1932年，长老转赴福建省福州市参访鼓山涌泉寺。在涌泉寺，长老感觉一切境界似曾相识，仿佛故地重来。当时虚云老和尚于鼓山创办法界学苑，并请慈舟老法师主讲《华严经》，长老决定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历时半年，苦于无法契入华严义海，遂向慈舟老法师请法，决定以拜诵《普贤行愿品》、燃身臂供佛的苦行开启智慧。

1935年，历时三年，长老在鼓山法界学苑学习《华严经》圆满。当时的同学包括台湾的道源长老、灵源长老、慧三长老以及大陆的净严法师。当时长老除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更旁及虚云老和尚的禅法，有时也奉慈舟老法师指示代讲经论，如《阿弥陀经》等。

1936年，赴青岛湛山寺，依止倓虚老法师学天台四教，并担任湛山寺书记，负责倓虚老法师的庶务以及对外联络事宜。在湛山寺担任书记期间，积极宣扬慈舟老法师的戒律精神，后奉倓虚老法师之命，礼请慈舟老法师北上青岛湛山寺讲律，又护送慈舟老法师到北京开讲《华严经》。

1936年底，再次奉倓虚老法师之命赴福建厦门，礼请弘一大师北上弘律。因《梵网经》的讲法因缘，弘一大师同意北上湛山寺开讲《随机羯磨》。此后半年，长老担任弘一大师的外护，深受弘一大师身教熏染。曾依《占察善恶业报经》所描述的占察轮相，请弘一大师亲自制作一副，以供修习。弘一大师为了答谢他担任外护之功，并赠手书《净行品》偈颂一本，嘱托他弘扬“地藏三经”。

1940年，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日本关东军逐步占领华北地区，长老在北京期间，多次以善巧方便智掩护国共两党的抗日志士免于危难。后遭人检举，被日军追捕，不得已乔装雍和宫喇嘛的侍者离开北京，转赴上海、香港，后获得香港方养秋居士的鼎力资助，顺利经由印度、前往西藏拉萨学习密法。长老在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依止夏巴仁波切，藏传法名衮却图登。在西藏拉萨修学了五年的《菩提道次第》后，西藏政局发生巨变，驱排汉人、汉僧风潮日起，遂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游历。1949年底，在夏巴仁波切的催促和梦境示警下匆匆离开藏区。

1950年元月，种种因缘，长老因不愿放弃僧人身份被捕。羁押狱中三十三年，阅尽人性，长老经常观想一首偈颂：“假使热铁轮，在汝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1982年，中央落实宗教政策，已经六十八虚岁的长老平反出狱，自四川返回北京落户，任教于北京中国佛学院，发愿以未来三十三年的时间补足这段失落的岁月。在中国佛学院，长老以讲师身份讲述《四分律》，踏出了重新弘法的第一步。他将深奥的佛法与具体的现实结合起来，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魅力的说法风格。

1984年，应福建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圆拙长老之邀，到厦门南普陀寺重建闽南佛学院，并担任教务长一职。一方面培育新一代的僧材，一方面开讲《华严经》。讲至《离世间品》，便应美国万佛城宣化上人的邀请前往美国弘法，中止了《华严经》的课程。

1987年，从美国返回中国。

1989年，应美国洛杉矶妙法院旭朗法师之请，再次赴美弘法，开讲《占察善恶业报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心经》、《金刚经》等，此后即旅居美加地区。

1995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三宝弟子特别礼请长老开讲《地藏十轮经》。

1999年，八十四虚岁的长老以报佛恩、国家恩之爱国爱教精神，接受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礼请，从海外回归祖国，主持乐清市雁荡山能仁寺道场复建。

2000年，长老命弟子隆仁主持能仁寺复建具体事宜。2001年，长老入住能仁寺。

2008年10月中旬，能仁寺复建圆满。长老曾自述：“我从来没发愿修庙的，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能去修能仁寺？因为我在鼓山当小和尚时，学习期间很苦，看到了真歇了禅师写的偈子非常感动，给学法的人、讲经的人很大的警示，以此因缘才来修庙的。将来庙修好了我不会在那住，就请与寺有缘之人在那住持。” 

2003年始，长老应邀常住五台山普寿寺讲经，并指导圣宝山愿成寺的僧众静修。

2004年至2007年，长老克服身心环境的障碍，在普寿寺讲完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共五百余座，了却多年未曾圆满的心愿。期间，又应各地皈依弟子请示，陆续开讲《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

2008年1月再次应台湾弟子祈请赴台弘法，讲经开示十余场并举办千人大法会。

2009年春节于台北复讲《占察善恶业报经》，盛况空前，最多时达两千人之众，期间不得不多次更换讲经礼堂。法会圆满之日，再次举行三千人皈依法会,成为台湾佛教界弘法美谈。6月于香港理工大学开讲《法华大义》，于香港大学佛学研究所作佛学开示，座无虚席，听众上千。

2012年应五台山政府邀请，复建万佛洞真容寺，命弟子隆明主持复建具体事宜。

2013年始，定居万佛洞真容寺觉林丈室静修，非身体违和等特殊情形，将近百岁的长老一直维持定时定量的个人日课。

2017年11月27日（农历丁酉年十月初十）16时30分，长老一期报尽，安详示寂，世寿一百零三虚岁，僧腊八十七。

上梦下参长老的一生，与中国佛教百年的曲折历程相伴随，波澜宏阔。近百年来，长老亲炙虚云、慈舟、倓虚、弘一等近代高僧，显密兼修、教律并弘，尤以宣讲《华严经》、“地藏三经”闻名，希有难得。长老毕生致力于恢复僧伽教育、建寺安僧，他以独特的教证功德摄受四众弟子，善说法要，普利群机，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垂暮之年，仍不惜老病之躯，现身说法，俨然深山中的明灯，堪为中国佛教之龙象！

至诚祈愿长老不舍我等，乘愿再来。

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5月25日-1988年8月2日），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米尔德瑞──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

蔡东藩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14岁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写作历程

1915年到1916年间，蔡东藩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蔡东藩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蔡东藩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作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十一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蔡东藩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蔡东藩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蔡东藩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蔡东藩，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蔡东藩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蔡东藩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蔡东藩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蔡东藩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蔡东藩，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

宫白羽

宫白羽(1899～1966),现代小说家。原名竹心，学名万选，曾用笔名杏呆、宫槑等，而以笔名白羽通行于世。山东东阿人。父名宫文彩，字协臣，曾在清末北洋军中任中校，辗转于东北、华北各地。宫白羽生于马厂，长于东北，于前清宣统元年(1909)随家移居天津，宣统三年(1911)又迁北京。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其父病故，家道中落，宫白羽被迫辍学。为谋生计，先后做过小贩、书记员、小学教师、邮员、税吏、报社校对、编辑等。1928年复迁回天津，先后做过报社校对、记者、编辑及机关职员，有时身兼数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宫白羽自述语)，否则难以养家活口。1937年尝至霸县任语文教师，至年底返津。当时天津已沦陷于日寇，维生尤艰，遂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创办正华小学、正华出版部。抗战胜利后，宫白羽起初十分兴奋，以极大热情重新投入报纸工作。但很快使其失望，加之家庭经济情况依旧不佳，只好继续写作武侠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宫白羽曾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先后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前身)常务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新津画报》社社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天津市文史馆馆员等。

宫白羽以家贫之故，从20岁左右即开始业余写作，以微薄稿酬贴补家用。1921年结识鲁迅和周作人，并时相通信及往还，获益匪浅，以致影响其一生。他起初20年所写大量新文学作品，与鲁迅的教诲及影响有极大关系。1935年以后，宫白羽转向了武侠小说的写作，其主要原因在于家贫之故。他曾在自传体小说《话柄》自序中说：“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所谓“无聊文字”，即包括武侠小说在内，可见其志不在此。然而出于宫白羽所料，他竟以武侠小说名世，并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其他三家为郑证因、还珠楼主〔李寿民〕、王度庐)之一。总计宫白羽所著武侠小说20余部，上千万言，其代表作有《十二金钱镖》、《血涤寒光剑》、《武林争雄记》、《联镖记》、《偷拳》等;其他作品数量3倍于武侠小说，主要有自传体小说《心迹》、《话柄》，短篇小说集《片羽》，小品文集《灯下闲话》，专论《三国话本》。此外尚有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著《甲金证史诠言》及翻译作品。

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十分风行，学术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叶冷(郭云岫)在《白羽及其书》中说，其武侠小说“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近些年来，其部分武侠小说又出新版，评论也较多。如张赣生在《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演变》中认为，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开创了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新类型”。

费信

费信（1388年—？）明航海家。字公晓，吴郡昆山(今属江苏)人。家贫好学。其兄戍太仓，早死，他年十四代兄从军。二十二岁时被选随郑和等出使海外。第一次于永乐七年(1409年)随郑和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等国，至永乐九年回京。第二次于永乐十年随奉使少监杨敏等往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至永乐十二年回国。第三次于永乐十三年随郑和等抵榜葛剌直至忽鲁漠斯等国，至永乐十四年回国。第四次于宣德六年(1431年)随郑和往忽鲁漠斯、锡兰山、古里等二十余国，至宣德八年回国。他将四次出使所见所闻，著成《星槎胜览》二集。

胡世宁

胡世宁（1469－1530），明刑部尚书。字永清,仁和(今属浙江杭州市)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禦。任德安推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出任广西太平知府,时太平知州李濬数次杀掠吏民,乃出檄擒之,惩之以法。后迁江西副使。当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乃愤甚,于正德九年(1514)上疏曰:“顾江西非患盗贼。宁(王)府威日张,不逞之使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偏赂权幸,必欲杀之。乃自投锦衣狱,在狱中三上书,言宸濠反状。系狱岁余,谪戍沈阳。过四年,宸濠反,遂起为湖广按察使,后任左都御史,条上宪纲十余条:“近士习忌刻,一遭谗毁,则终身废弃。佥事彭祺发豪强罪,受谤夺官。诸如此类,宜许大臣申理。”帝是其言。不久,改任刑部尚书。每次审讯重狱,常另为帝言之,帝辄感悟。宦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牵连2 000余人,乃劾其妄。后聪得罪,帝益信之。嘉靖七年(1528),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的问刑条例。正统九年卒。

法尊

法尊（1902-1980）,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藏语文专家。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河北深县人。汉族。

早年于五台山显通寺玉皇顶出家,民国11年(1922)在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法。12年(1923)入武昌佛学院,受教于太虚法师,学习法相、因明和显密各宗教义。14年(1925)转入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并从大勇法师学习藏密。次年,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离京,经打箭炉(康定)到达甘孜,师从昌都的安东格西学习藏文和佛经。22年(1933)入藏,进拉萨哲蚌寺,师从东本格西研习《藏文大藏经》及各种经论。是年受太虚法师之托,离开西藏到武昌,任教于汉藏教理院。24年(1935),为了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汉藏教理院等处)传道授业,再次经海路由印度进藏,于25年(1936)到达拉萨,后因安东格西圆寂而使计划落空。同年取道印度等地回到重庆缙云山,代理太虚法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并往返于重庆等地讲经传法。1950年到北京,主持菩提学会藏文译事,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文件(汉译藏)。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1955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1956年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并在佛学院主讲佛教经论。

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佛教教育、佛经翻译和藏学研究3个方面。民国25年(1936)代理太虚法师主持专门培养佛学人才和弘传佛法的汉藏教理院,历时10余年,解放后又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为中国现代佛教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精通藏文、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并曾获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为了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终生致力于藏文佛典的汉译,并且将部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所译佛典近百部,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作为学者,他还致力于藏学研究,撰写了《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专著,编译出《宗喀巴大师传》、《阿底夏尊者传》、《格西曲札藏文字典》(与张克强等合译)等。其中,《西藏民族政教史》是汉族佛教僧人撰写的第一部藏传佛教史专著,在藏学界和佛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格西曲札藏文字典》翻译出版后,长期成为学习藏文、研究藏学的重要工具书。他还为中国佛教的组织领导工作贡献了力量。

孙福全

孙福全(1861—1932)，孙式太极拳创始人。清末民初武术家。字禄堂,世以字行。号涵斋。河北完县人。孙禄堂资质聪颖,性情温和。幼从李魁元(亦作李奎垣)读书,兼习形意拳。苦练数载,尽得其术。继从李魁元之师郭云深学,并随郭游访,增广见闻。至北京闻程廷华精八卦掌,遂朝从程,暮从郭研习两家拳法。经多年揣摩,功夫深厚,享名于京。时人因其相貌清癯,身材巧小,动作轻灵,誉称为“活猴孙禄堂”。50余岁又从郝为贞学武式太极拳。晚年融会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技法,创编成进退相随、圆活敏捷的孙式太极拳。他传习的形意拳,也吸收了八卦掌和太极拳的某些精微。清末应徐世昌招,至奉天省为内巡捕。1918年入总统府充校尉副官,寻更承宣官授陆军少校衔。1928年被南京中央国术馆聘为武当门门长,嗣改就江苏省国术馆教务长。孙禄堂好研读周易、丹经,并借以阐发拳理。著有《拳意述真》、《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八卦剑学》、《太极拳学》。

孟德斯鸠

夏尔·德·瑟孔达·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udatMontesquieu,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杰出的思想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西南部的重要城市波尔多附近的拉勃烈德城堡。瑟孔达家族原是达官显宦之家。孟德斯鸠的祖父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后来这个职务由他的伯父继任。其父因拒绝充当教士,到军队中服务。孟德斯鸠7岁丧母,从11岁到16岁,在巴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接受古典教育,学习拉丁文,了解和熟悉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06年,17岁的孟德斯鸠回到波尔多。他钻研法律,终于在19岁时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出任律师。1709年他迁居巴黎,直到1713年他父亲去世才回到波尔多。1714年,孟德斯鸠任波尔多法院顾问。翌年,他和一个中校军官的女儿、信仰新教的拉特丽格女士结婚。1716年他的伯父让·巴蒂斯特·瑟孔达·孟德斯鸠男爵去世,他继承了伯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按遗嘱获得男爵的封号。从此,他开始了日后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研究活动。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的年代。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路易十四这样一个以“朕即国家”为格言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王统治下度过的。当路易十五在1715年继位时,孟德斯鸠刚踏进仕途担任公职。他经历了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也目睹过凡尔赛宫廷的荒淫奢靡。这时,阶级矛盾异常激烈,形成了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尖锐对立。本国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传播,不能不对孟德斯鸠产生影响。孟德斯鸠还广有地产,亲自经营种植葡萄和酿酒业向英国岀口,故对英国抱有好感,加深了他对法国封建制度的不满。

孟德斯鸠对世袭的波尔多法院的职务兴趣甚少,经常利用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写作。他博学多才,不仅对法学、史学、哲学等颇有修养和造诣,而且还研讨自然科学,撰写了《论重力》、《论海水的来潮和退潮》、《论相对运动》等科学论文。他也发表过《论罗马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论文。因此,他得以加入波尔多科学院。他还经常到巴黎,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对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丑恶现象颇有认识。

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彼尔·马多”,发表了《波斯人信札》这本名著。书中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划出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其中有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背后穿针引线的荡妇,等等。书中表达了对路易十四这位专制暴虐的“太阳王”的憎恨,说在法国看到了比东方更专制的制度。这本书的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重视,虽是匿名发表,却使他声名大震,也引起统治阶级和教会的不满和嫉恨。

1726年,孟德斯鸠出卖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得到一笔巨款,使他有条件迁居巴黎,孜孜埋头于研究和写作。此时的孟德斯鸠还比较眷恋上流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洛可可”式①文艺风格的影响。1724年他写的散文诗《格尼德寺院》和1727年写的散文体牧歌《巴弗斯游记》这两首比较轻浮的作品就是例子。1728年,孟德斯鸠要求进法兰西科学院。路易十五根据佛洛里红衣主教的报告,无理加以拒绝。很明显这是对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书的报复。经过他本人的抗议,冲破教会阻挠。终于获得了科学院院士的崇高荣誉。

孟德斯鸠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扩大视野,增进学识,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漫游欧洲列国,实地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先后曾游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德意志和荷兰诸国。他居住最长、考察最多的是英国,从1729年到1731年,在英国逗留达二年之久。在那里,他广泛结交名人学者,结识了著名哲学家休谟,研究了洛克的著作。洛克的分权理论,对他影响极深。他还去参观英国议会,听取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辩论。1730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次漫长的旅行考察,对孟德斯鸠后来提出的政治主张,起着重大影响。

1731年,孟德斯鸠回到法国后,便埋头整理资料,潜心著述。1734年,写成《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利用古罗马的历史材料来阐明他的政治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的优劣决定的。当实行共和制度、法制健全、民风朴实、思想自由时,罗马则盛;反之,当实行君主政体、对外掠夺、民风败坏、思想窒息时,罗马则衰。孟德斯鸠的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证历史上的共和制度来反对专制主义,显然有着进步性。从历史学角度看,这本书在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中,也居有重要地位。

1746年,孟德斯鸠被选为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隔了二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这是他钻研20年的成果,也是一生思想的主要结晶。出版后轰动一时,受到极大的欢迎和赞许,在两年中印行22版。这本名著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却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教会的猛烈攻击,被列入教皇的“禁书目录”。上述提及的《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三本著作,是孟德斯鸠的主要代表作,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和学说,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人类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

孟德斯鸠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反叛者。他在许多著作中,以斗士的姿态,用辛辣、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他敢于大胆、生动地隐喻或秉笔直书,揭露路易十四的专制暴戾、刚愎自用、卖官鬻爵、穷兵黩武,以及对佞臣和情妇的重用轻信。孟德斯鸠讽刺这位国王是“大魔法师”,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痛斥路易十四迷恋东方一样的专制制度。他指责路易十五任用苏格兰人琼·劳为财政大臣,滥发纸币,弄得财政紊乱,货币贬值,人民受害不浅,国家百病丛生。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深恶痛绝。他作了这样的比喻:“路易西安那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虽然在著作中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许多罪恶,但他没有再前进一步,去直接号召人民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斗争,反映出他思想上的不彻底性。

在当时的法国,教会势力非常强大,僧侣是特权阶级之一,也是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孟德斯鸠对天主教持反对态度,主张改革宗教。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对教会乃至教皇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他斥责放荡、贪婪和虚伪的教士“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这是一帮吝啬的人,他们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咒骂教皇罪孽深重.只不过是“比国王更强有力的魔法师”。由于新教比较符合第三等级利益,所以孟德斯鸠同情新教,为新教辩护。他赞扬信奉新教的国家,比天主教各国的人口更多,赋税收入更可观,田地耕种得更好,商业更为繁荣,并得出结论说,新教将日趋富有和强大,而天主教将逐渐贫弱。

孟德斯鸠反对灵魂不灭,提倡以科学反对神学,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承认上帝的存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开头这样说道:“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保养者,这便是上帝和宇宙的关系。”孟德斯鸠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他既承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又肯定它不干涉自然中的事务,说上帝有自己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也有本身的法。上帝也有缺陷,并非十全十美。孟德斯鸠这些观点虽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当时对于批判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观念,不能不说有一定进步作用。

孟德斯鸠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理论给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直接的思想影响,而且超越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解释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他还指出,共和政体需要的是品德,君主政体需要的是荣誉,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划分并不科学,其目的则在于颂扬好的政体,针砭专制政体。这种褒贬对反对封建专制具有启发意义。当然孟德斯鸠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分为两种类型,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①

孟德斯鸠继承洛克的分权思想,明确地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这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和政体构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应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是要使各种权力相互牵制,彼此均衡。君主掌握行政权,议会行使立法权,法院专管司法权。孟德斯鸠还认为,只有划分权力的国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如果不划分权力,国家就不会有温和的政体,而必然会倾向于专制。他的分权学说针对专制制度,但以英国的君主立宪为楷模,所以比较温和,妥协色彩很浓。

作为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非常强调法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律就是理性的体现。他说:“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也就是说,各国的法律不过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应用。他认为,各国的法律和各国的地理条件、天气、土地面积、居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人口、贸易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关系,而政体原则对法律的影响最大。所有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把法分为两类,即自然和人为法。自然法是指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类一旦组成社会,就失去了平等,开始了战争状态,于是就需要人为法加以约束,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他把人为法分为几种:体现在处理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就是政治法;处理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就是民法。

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消除财产的极端不平等,保证公民得到生活资 料。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总之,他把自由与法律、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没有法治,国家就会腐化堕落,法治是国家的灵魂,法治可以保证政治自由。另外,他还提出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反对肉刑、逼供等一些进步观点。上述孟德斯鸠的一系列政治学说和法律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

孟德斯鸠在晚年著述不多。到1750年他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一文,1754年,又为《波斯人信札》增添了11封信。1755年,他在旅途中染病,于2月10日去世,时年66岁。

孟德斯鸠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他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也有建树。孟德斯鸠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和法学理论,被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利用。美国经过独立战争,把他的分权理论列入了宪法。法国大革命后来虽然采取了远比孟德斯鸠学说更为激进的立场,并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但《人权宣言》仍明显地反映出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他的学说也对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作用。早在1913年,《论法的精神》一书,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出版。总之,在法国和世界的思想史上,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并驾齐驱,属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孟德斯鸠的思想与伏尔泰相似,属于资产阶级比较保守的一翼。他既没有像狄德罗那样接受唯物主义立场,也没有像卢梭那样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带有贵族的思想色彩,一面反对封建制度,一面又希望同封建制度妥协,表现出他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这是在相同历史条件下,他不如其他思想家的地方。

果戈理

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俄语：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英语：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1809年4月1日—1852年3月4日），笔名果戈理（俄语：Гоголь，英译Gogol），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 他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刺倾向,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生于地主家庭,从小喜爱乌克兰民谣、传说、民间戏剧。1831年,结识普希金,过往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同年9日、次年1月,发表小说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集,一举成名。19世纪30年代,他创作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这是普希金提供的一个趣闻。剧情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俄国某偏僻城市, 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说钦差大臣要前来视察,个个惊慌,竟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当做了钦差大臣,对他百般阿谀、行贿。正当此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官员们全呆若木鸡了。作者以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画了老奸巨滑的市长,玩忽职守的法官,不顾病人死活的慈善医院院长,愚昧的督学,偷拆他人信件的邮政局长——所有这些形象都真实地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19世纪40年代,他的又一部力作,长篇小说《死魂灵》继《钦差大臣》后再次 “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赫尔岑语)。小说题材也是普希金提供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个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的文官, 利用俄国当时法律上的疏漏进行投机买卖,他到偏远的省份,从地主们那里“买下”已经死去,但在户口册上还没注销的农奴,趁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又以高价将这些死魂灵抵押出去,借此向政府申请配给大片荒地。这种只在户口册上办理过户手续的买空卖空, 使善钻营的乞乞科夫大发横财。随着这个典型的新兴资产者乞乞科夫的走访,故事还展示了各具鲜明个性的地主肖像:淡吐不凡,生性懒散的玛尼罗夫;放荡不羁,爱赌博、撒谎、打架的罗士特莱夫;迟顿、顽固、迷信、多疑、一个一个戈比地积攒钱财的科罗皤契加;贪婪、粗鲁,喜欢大吃大喝“连骨头也嚼一通”的梭巴开维支和有大片庄园、上千农奴,生活却过得像乞丐,连一片碎布一块碎铁都要捡回的泼留希金。作者以辛辣的手笔,无比尖刻地讽刺他们的丑恶,对其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描绘。小说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里创作重要影响。20世纪初叶,果戈里的作品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程瞻庐

程瞻庐（1879年-1943），生于1879年，卒于1943年，名文梭，字观钦，号瞻庐，又号南园，室名望云居、松竹庐，江苏苏州人，章回小说作家。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世。幼读于本邑紫阳校士馆。弱冠应童子试，中秀才。每应院试，名皆前列。年二十四，考入江苏省高等学校，以成绩优异故，毕业后留校任中文学长。此后即以教书为业，同时在数校兼课，在苏州景海女校任中文教务长时间最长。教学之余，从事写作。后辞去教职，成为职业作家。1922年至1923年，先后加入青社和星社。当时作家以编辑报刊为风尚，独程瞻庐不务此道，专心著述。其创作以小说为主，其次为弹词。以幽默滑稽见长，所写人物，特别是下层人物，大多维妙维肖，跃然纸上。“恽铁樵君主任《小说月报》时，不轻赞许，独心折君所著之《孝女蔡蕙弹词》，谓为不朽之作。”(赵苕狂《程瞻庐传》)所著长篇小说达三十余种，有《鸳鸯小印》、《新广陵潮》、《黑暗天堂》、《社会写真箱》、《众醉独醒》、《茶寮小史》、《月中花》、《月下葡萄》、《废妾》、《情血》、《原谅》、《情茧》、《湖海英雄》、《葫芦》、《街谈巷语》、《滑稽春秋》、《滑稽外史》、《不可思议》、《快活神仙传》等，尤以《唐祝文周四杰传》、《小器国》、《滑头国》、《健忘国》、《糊涂国》数种为最有名。其短篇小说辑为《瞻庐小说集》。另有弹词《孝女蔡蕙传》、《明月珠》、《同心栀》、《哀梨记》等。此外还为李涵秋续写长篇小说《新广陵潮》、《镜中人影》。生平事迹见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程瞻庐》(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赵苕狂《程瞻庐传》(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瞻庐小说集》附)、郑逸梅《小品大观·程瞻庐》(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等。

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世居浦江九灵山下(现属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明代医学家。父士尧为名医，自幼受家学熏陶，有济世活人之心，立志学医继承父业。时朱震亨医学负盛名，思恭徒步到义乌拜为师，潜心研究古代医学理论，学习医术。朱爱其才敏，尽以医术传之。因此“识日广，学日笃，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验”，遂以医名世。

洪武十九年(1386)，太祖朱元璋病，诏思恭诊治，药到病除。不久被征召为太医院御医，凡所诊治，则多灵验，深得太祖宠信，委以太医院主持，以老病辞去，改授阶迪功郎，任正八品御医，风雨免朝。三十一年，太祖病重，因太医诊治无效，即把医官尽行治罪，独将思恭叫到床边抚慰：“你是仁义之人，没你的事，不要怕。”太祖病死，惠帝即位，独提升为太医院使。

燕王朱棣患瘕症，数经名医诊治，历久不痊。后召思恭诊治，一剂而愈。成祖登位后，特授为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3)，以年老不能任事为由，四次固请辞归，才得批准。三年，朝廷遣使征召进京，此时已82岁高龄，皇帝特免其跪拜。至冬季辞归，返家仅十余天即病卒。成祖亲撰祭文，派人祭奠。

其医学理论多能阐明《内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明朱国祯称为“国朝之圣医”，后亦有人誉其为“明代医学之冠”。著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类证用药》等书，又订正其师《金匮钩玄》3卷，附以己意，多有发挥。

萧绎

萧绎（508年9月16日―555年1月27日）即梁元帝。南朝梁皇帝。公元552—554年在位。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又被授以使持节、都督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忧愤而死，他并不急于东下平叛，而是忙于内部争斗。大宝二年(551)，侯景率军西上，进围巴陵(今湖南岳阳)，他派王僧辩抵抗，大败侯景，迫使其退回建康。次年，才遣王僧辩、陈霸先讨平侯景，收复建康。同年十一月，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改元承圣。此时，梁州郡半数以上为北齐、西魏占有，境内又有不少割据势力，诏令所行，不过千里，民户不满三万。但梁室内斗，有增无减。不久，其弟武陵王萧纪督师自益州东下，被他击败后杀死。承圣三年(554)，萧詧又勾引西魏进攻江陵，他战败被俘，不久被杀。谥为孝元皇帝，庙号世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工书善画。又擅长诗文，风格靡丽，状物工巧，如所作《细雨》、《望江中月影》等，皆很细腻，娇媚。被俘之后，所写诗则格调怆楚悲愤，与平时风格迥异。曾藏书十四万卷，城破时皆焚之。著述甚多，已佚。后人辑有《梁元帝集》。

张义尚

张义尚（1910.06.04-2000.12），1910年6月4日生于四川忠县，2000年12月殁，享年90岁。别名虚一，号悟通居士，莹阳子；晚年号惜阴居士、知非子。早岁学道于龙门派和西派，又兼及武功，如金家功夫等，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时又得窥入太极堂奥。后皈依贡噶上师，并随王家齐等学密，名不空智、定上、噶玛具义、噶玛极喜；又在成都得道家三家相见、金鼎火符之道，1946年正式列入杨式太极拳名家李雅轩之门墙；旁及医药、术数。遭逢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立志悬壶济世，为一生之己务。尚师虽学淹众家之长，精勤于修道及武功锻炼，但却谦虚求教于有得之士，不求闻达不求利养。

尚师慈悲后进学人，为欲由武术而进乎道者，辟《真传易筋经》、《金家功夫释密》《太极拳会心录》等著作，足可等身，其书蝇头小楷，圆润无火，宛如印刷，此述不尽。时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归乡，别无他物，只载满船道书，至万洲回忠县，挑夫就有二十余人，惜所藏真本、秘籍、抄本并诸书虽砌满数屋，终未免文革之浩劫耳。

观尚师一生，于道、佛、密、医、术、武、文学等，无不参究，陈兵老师（四川大学教授？）言曰：“集国粹于一身，可谓国宝。其所知之广，钻研之深，为数百年来所罕见，当世盖无堪与比肩者。”尚师常谓：论由功夫而进乎道，太极为极顶；由技击而达乎道，金家无出其右。太极以澄甫先生为第一、形意八卦以孙禄堂先生为第一、少林功夫以杜心五先生为第一、但孙禄堂最后还是学习杨式太极，可见尚师对杨式太极之重视。尚师演练之杨式太极拳，于一九九九年夏在忠县摄录，因条件限制又加之不习惯录像，虽非尚师平日之自然飘逸之态，亦算是极珍贵之历史遗物耳，今惜散失。至于其它如两家三家、金家与形意、内丹外丹、医药汇宗、东派西派、悟真诸家、道密武功气脉源流及异同等等辨析之学，皆尚师未竟之事业，可鹤未招而来，哲人西逝，无限叹哉！惜哉！

当尚师在初中时候，已经看到了太极拳谱，尝识了它的高深。后来在上海读复旦大学高中部，一九三三年下期，学校请上海武术界到校表演，见到了武汇川先生与吴云倬先生推手，无限神往。三四年春，学校开始请吴云倬先生教太极拳，尚师立即加入学习，一年学完架式，又学推手、剑法、对剑、枪法，当时进步甚速，自感日异月新。不幸至三七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遂与吴师隔，无人指点，歧路傍徨，又旁及易筋、形意，几至不欲再练太极。后遇郑曼青师，才扭转了尚师的认识。尚师于一九四二年从李雅轩师爷学习，至一九四六年，正式列入门墙，遂坚持不辍。一九六八年被逼停练，一九七零年即恢复。李师爷与尚师感情最好，故其精心著作“太极拳练法详解”一书，交由尚师全权整编成册，其它日记随笔等，亦交尚师代为整理。尚师七四年最后一次晤李师爷时，李师爷喟然叹曰：“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你我师徒见面不易，当共摄一影，以留纪念”，斯时李师爷之膀胱恶瘤，适病情转重，然犹抱病为尚师改架子，密传练功秘键，并示太极枪法。离别之时（ 1974 年 7 月九日辰。尚师是 7 月 20 晨到李师爷的）又嘱尚师再次去蓉。不意于1976年3月动癌症三次手术，以年龄过大，于4月11日晚上9点8分与世长辞。李师爷系甲午古6月14诞生，至1976年丙辰，享年82足岁。论李师爷之体质，若非癌症相缠，期颐不难也。伤哉！

尚师虽立悬壶之志，解放后一直从医，曾任重庆市忠县政协副主席。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仍屡遭打击，尤对武术讳莫如深，从不开门授徒。只有执着追求杨式太极拳的三四人，始得尚师指点，这是太极拳界的遗憾。

亢仓子

亢仓子，春秋时期陈国人，是道教祖师之一，被尊为洞灵真人，乃老子的弟子，为亢桑子，又名亢仓子、庚桑子，四大真人之一。又传说为《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姓庚桑，名楚，陈国人。因得老子之道,能以目听耳视,并游历所至皆得丰稳,后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孟峰,成仙而去。庚桑楚之名，始见于《庄子》。据《庄子》外篇《庚桑楚》记载：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晋司马彪、郭象等据此认为庚桑楚：姓庚桑、名楚，老子弟子。后人又尊称为庚桑子，还传说他曾居庚桑洞(今江苏省宜兴县东南)。《史记·庄周传》称《庄子》：“《畏累虚》、《亢桑子》(即《庚桑楚》)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著有《亢仓子》,倡仁义之说。唐时玄宗封其为洞灵真人,《亢仓子》为《洞灵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