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学名张元定,号一之。1906年9月10日生于南京。原籍湖南湘乡。早年靠父亲当教员、职员的薪俸维持生活。父亲是个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他影响很大。1924年在杭州读完中学,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绘画,也曾进过一年北京大学预科。后当过小职员、记者和教员,常遭到失业的威胁,广泛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活,为他以后的创作带来鲜明的特色。从1936年起,在上海、长沙等地,曾参加过一些救亡活动和文化界的抗敌活动。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因患严重肺结核症,停止一切工作,先后在重庆、成都、上海、香港等地养病,1950年5月由香港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58年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他在创作上勤奋,多产。1928年在《奔流》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鲁迅曾向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过他的作品。其主要作品有:短篇集《从空虚到充实》(1931年,上海联合书店)、《小彼得》(1931年,湖光书店)、《脊背与奶子》(1932年,良友图书公司)、《蜜蜂》(1933年,现代书局)、《移行》(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反攻》(1934年,生活书店)、《团圆》(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畸人集》(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春风》(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万仞约》(1936年,商务印书馆)、《追》(1936年,开明书店)、《速写三篇》(194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篇小说《清明时节》(1943年,生活书店);长篇小说《鬼土日记》(1931年,正午书局)、《一年》(1933年,良友图书公司)、《在城市里》(1937年,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时代的跳动》(1938年,大夏书店)等。张天翼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一开始就面向社会,敢于正视现实,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步深入地反映社会和人生,用嘲讽的态度揭露反动阶级人物的丑恶嘴脸和小市民及其知识分子群中庸俗可笑的生活,而且逐渐扩大题材范围,涉猎甚广,对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尖锐、新鲜,行文措词生动、峭利,深受读者的欢迎。1938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后收入《速写三篇》,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恶面貌;表明作者力图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事物,反映现实,作品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同时,标志着作者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幽默讽刺的才能在对现实作更深刻的典型的描绘上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童话作家,一贯辛勤耕耘,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熟悉儿童的心理性格和语言,从1932年起,精心创作了《蜜蜂》、《奇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奇怪的地方》等童话。抗日战争时期还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两卷,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穷凶极恶,喊出了人民的正义呼声,因而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解放以后,主要担任文学方面的领导工作,间或写些文艺评论,1958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杂评》(作家出版社)。同时仍用很大的精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51年先后发表了《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蓉蓉在家里》、《大灰狼》、《不动脑筋的故事》和《宝葫芦的秘密》,其中《罗文应的故事》1953年12月曾荣获全国儿童文学艺术评奖大会一等奖。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张天翼选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天翼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线的干将”，下放湖北咸宁“劳动”。病至半身不遂、失语，基本治愈后仍顽强坚持工作近10年，1985年逝世，享年79岁。

威廉·哈维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年4月1日-1657年6月3日),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生。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

哈维是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对人类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自于身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的遭遇也迥然不同。伽利略受到有权势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在幽禁中悲惨地死去。哈维却成为詹姆士一世父子的上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他在政治上虽然一度站在国王一边,但在克伦威尔的政权下,个人也未惨遭不幸,这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科学家,还因为在新教国家中,教会屈服于世俗政权,已不能象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垄断文化、行使教会权力。这就使哈维这样的科学家得以发挥他们的天才。

哈维于1578年4月1日生在英国肯特郡的福克斯通镇。父亲是一个自由农民,后于1600年出任福克斯通镇的政府官员。母亲琼尼是肯特郡哈斯汀莱的托马斯·哈克之女。哈维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另有一个姐姐和五个弟弟。

1588年至1593年,哈维在坎特伯雷王家学校毕业后,考入剑桥大学的同维尔和凯伊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医药,159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598年,哈维取道法国和德国来到意大利,入帕多瓦医科大学。在著名的解剖学家法布里克斯指导下学习。哈维在此学习期间,不仅刻苦钻研,积极实践,被同学们誉为“小解剖家”,而且在法布里克斯从事静脉血管解剖和“静脉瓣”的研究中,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实践,为哈维后来确立心血管运动的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602年4月,哈维在帕多瓦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到伦敦后,又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其时年仅24岁,这年他与担任过伊丽莎白女王御医的郎斯洛脱·白劳思的女儿结婚。

1604年,哈维被选为英国皇家医学院候补委员;1607年,成为正式委员。1609年,经国王詹姆士一世和皇家医学院院长亨利·阿特京斯博士的推荐,哈维取得了圣巴托罗缪医院的候补医师的职位;当年夏天,医院的威尔金森博士逝世,哈维弥补了他留下的空缺,开始独立开诊。哈维每周至少有一天坐在诊室的桌旁接待患者,他关心病人的疾苦,亲自探视行动不便的患者,从不计较报酬,常常免费为穷人治疗。他的宗旨是:医生“要为穷人做好事”。由于他认真负责,刻苦实践,很快就成为伦敦的名医。他曾成功地做过切除乳房的手术,也积累了丰富的妇产科医疗经验,还采用结扎动脉血管、断绝肿瘤的养分来源的方法,治愈过肿瘤。因此,哈维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科学家。

1615年8月,哈维被选为皇家医学院伦姆雷讲座的主讲人。1616年4月中,哈维在骑士街圣保罗教堂附近的学堂中讲学,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讲课的手稿用拉丁文写成,至今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在讲学时,哈维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解剖动物来说明人体解剖学。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描述了人体的皮肤、脂肪、表层肌肉、腹脏器官,并运用生动的比喻以加深听讲者的印象。在描述胸腔和胸部器官时,哈维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心脏的结构,心脏的运动及心脏及静脉中瓣膜的功能。他明确指出:血液不断流动的动力,来源于心肌的收缩压。在论述人的头部和大脑、神经构造及其功能时,哈维特别提到古人的论述。他指出,关于神经向身体各部器官传播大脑的指令这一传导功能,自西塞罗时就开始认识了,盖仑①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他的讲稿内容丰富,广证博引,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维萨留斯②以来的当代所有解剖学家,而且十分熟悉古代拉丁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他阅读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也通晓圣经,还特别崇拜亚里士多德。他虽然不很了解当代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却十分了解当代医学的脉搏。为了研究人体和动物体的生理功能,他解剖的各种动物超过80种。这说明哈维的成就来源于他对古今医学家经验的总结,也取决于自己勇敢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家,也是孜孜不倦的劳动者。

哈维的名气越来越大,弗朗西斯·培根和阿朗得尔伯爵都来请他看病。1618年后,哈维受委任,担任王室御医,先后为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在位)服务,但他仍坚持每年都参加伦姆雷讲学。1630年,哈维奉国王之命,陪同伦诺克斯公爵访问欧洲大陆,遍游巴黎、布洛瓦、索姆耳、波尔多和威尼斯等地,并到过西班牙。1636年,他又陪同阿朗得尔伯爵出使德国,再次访问欧洲大陆。其时,正值三十年战争,乡村人烟稀少,盗贼出没,鸟兽几乎绝迹。但哈维仍热切地在外收集自然史方面的资料,以致引起伯爵对他安全的焦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了三十年战争,他说,除了一些可怜的人外,很少看到狗、乌鸦、鸢等。他抱怨找不到可供解剖的生物,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工作。在德国期间,哈维曾几次拜访当时名医、血液循环论的激烈反对者纽伦堡的霍夫曼,同他讨论问题,企图说服他,但没有成功。

1636年末,哈维第一次旅欧回国后,又于1639年随同国王查理一世到苏格兰。同年,他到爱丁堡的巴斯罗克(巴斯礁)。这里品种繁多的海鸟,引起哈维的极大兴趣。他在后来发表的《动物生殖》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海鸟的生活习性,批评了认为塘鹅生活在树上的传统观念。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哈维因其王室御医的特别身份,随同国王流亡在外。他曾参加埃吉山战役,受命在防御工事中照顾两个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但在战斗打响后,他却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仔细阅读。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挪动一下位置后又继续学习。1642年至1646年,哈维随王室在牛津度过了三年流亡生活。在这里,他曾受命担任麦尔顿学院的院长(1645),但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于生理解剖学的研究。他常常访问神学学士乔治·巴塞尔斯特,两人一同观察母鸡的生殖和鸡雏的发育,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记录和观察笔记,这就是他后来发表的《动物生殖》一文的雏形。

1646年,牛津被革命军攻占,哈维回到伦敦。他辞去所有的职务,隐居在几个弟弟家中。1650年,哈维的朋友和学生恩特博士(1604—1689),在哈维的弟弟丹尼尔家中见到了哈维。当时,哈维已72岁高龄,仍在兴致勃勃地从事研究工作。但是,他也流露出对动荡的时局感到不安的神情,更苦于无条件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在这次会见中,恩特发觉了哈维关于动物生殖观察研究的手稿,并得到哈维的准许,于1651年整理出版。

哈维虽已年迈退休,但对自己从事医疗和科研工作几十年的皇家医学院却念念不忘。1651年,他秘密捐款为医学院建造一座图书馆,但这个秘密很快就为众人所知。这座以哈维的名义修建起来的宏伟的罗马式建筑,于1654年竣工正式移交使用。图书馆的楼下是诊察室,楼上有丰富的藏书,还有一个收藏各种草药和动物标本以及各种手术器械的博物馆。由于哈维的卓绝贡献,医学院于1654年选他为学院院长。但他以年老体弱为理由谢绝了这一任命,只同意担任顾问。哈维的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他没有亲生子女,他的兄弟也很富有,1656年他决定把自己在肯特郡的世袭产业捐给皇家医学院,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开支和鼓励科学研究,“发现自然奥秘”的基金。同年,他最后辞去了伦姆雷讲座的工作。

哈维在晚年常受痛风病的折磨,时常用凉水浸脚以减轻疾病的痛苦。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思维活动。1657年6月3日,哈维突患中风,虽然失去说话能力,但他神志清醒,并能打发人把自己的侄儿们请来,向他们馈赠遗物。就在这天晚间,哈维与世长辞。在哈维亲笔写的遗嘱中,把几十年来积累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全部捐献给医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哈维的送葬队伍,把哈维的遗体送到埃塞克斯郡汉普斯台德哈维家的墓地。这位医学史上的伟人,安详地躺在铅皮裹着的棺材中。1883年圣路加节(10月18日),皇家医学院院长詹尼尔爵士亲自主持了哈维的迁葬仪式。医学院同事们把铅棺放在大理石棺柩中,重新装殓了哈维的遗体,把它安放在汉普斯台德大教堂的哈维纪念堂中。

哈维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心血运动论》和《动物生殖》。

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第一次问世是在1628年,题目是《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原文为拉丁文,共计72页,两幅插图。此书出版前的12年,即1616年,哈维通过多次解剖的实践,明确提出了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但未建立血液循环的完整学说。又经过12年的不断实践和研究,哈维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心脏运动和血液循环的科学体系,推翻了欧洲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陈腐的医学理论。

在中世纪,古希腊医学家盖仑的理论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占着统治地位。盖仑通过实际观察,发现动脉血管中也是血液,于是提出人体中有两种不同功能的血液。他认为血液从右心室通过心脏的中膈流入左心室,但因心房瓣不够完善,因此有一小部分静脉血从右心室倒流到静脉里,一小部分动脉血从动脉回到左心室里。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变化,萨维留斯证明盖仑关于血液通过中膈的说法不正确,因为隔开左右心室的隔膜是一块硬肌肉,不容血液通过。但他也没能说明血液怎样从静脉流入动脉,西班牙的塞尔维特最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血液是通过肺从右心室流入左心室的,人体只有一种血液。塞尔维特否定了盖仑的理论。发现了心与肺之间的血液小循环,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论证血液循环的理论,就被加尔文作为异端活活地烧死了。又过了几十年,哈维的老师法布里克斯发现静脉血管中有瓣膜,这无疑是个很重要的发现,但他并不理解瓣膜的真正意义,因为他还同意盖仑的意见,认为血液离开心脏后可在静脉往返流动,而瓣膜的作用仅仅是防止血液积聚在身体的肢端并减少血液的流动。

上述这些学者的新发现,对哈维后来的发现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如静脉血与动脉血一旦被认为是同一的,发现血液循环的道路就很平坦了。

哈维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古典作家论述的精华,完整地、精辟地提出了血液循环的伟大理论。他说明:心脏肌内的收缩,是输送血液的动力;脉搏的产生,是由于血管充血而扩张;两心室间没有什么看不见的通道。右心室排出的血液,经肺动脉,肺脏和肺静脉,进入左心室,再由左心室进入主动脉,再送达肢体各部,然后由体静脉回到右心室,这就是一次循环的完成。哈维还进一步指出,流在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中的血液完全一样;左右心室的作用都是接纳和推动血液,只是左心室接纳的是带有新鲜空气的血液。哈维通过实验说明,心脏每20分钟排出的血液就等于身体内血液的总量;因而血液在流动中不可能完全耗尽,而是在不断的循环流动。哈维也通过实验说明了血液的流动方向,指出静脉血都是向心脏流动的,静脉瓣的作用就在于防止血液倒流。最后,哈维否定了血液循环的起点在肝脏的错误论点。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哈维无法证明动脉血是怎样进入静脉血管中的。他曾断言: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肉眼见不到的起连接作用的血管,他没有找到这种“中介”的毛细血管,因为他没有使用显微镜。这一工作后来是由意大利医学家马尔比基最后完成的①。

哈维的理论,在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墨守成规的人,迷信古代权威的人,对他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德国纽伦堡以霍夫曼为首的保守学者,曾以书信、讲演和发表论文多种方式反对哈维的观点,使得哈维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写一些争论性的文章。但是,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到哈维逝世前,他的理论已得到全欧洲的承认,他本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正如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的: 哈维“勇敢和忘我的工作,使科学的真理通过诽谤的不幸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哈维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动物生殖》是由恩特发现和整理出版的。这是他长期以来观察动物生殖情况的实验记录的综合。在显微镜尚未问世的十六世纪中期,研究这一深奥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但哈维不惧艰险,不怕困难, 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观察、实验、研究,还是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为实验胚胎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书比《心血运动论》的篇幅大得多,约相当于它的五、六倍,共计72章:各章节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在这部书中哈维描述了多种动物(如鸡、鹿等)和人的生殖过程,即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在描述人的胚胎发育时,他应用了自己从事妇产科医疗时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提出了“动物的生命来自卵”的科学论断。尽管他所认识的卵,还不是十九世纪初发现的那种真正的卵子;但这一见解,仍然推翻了沿用一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①,为胚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维六十年如一日, 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终于“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②哈维是近代医学和生理学史上的伟人。

庄子

庄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一说为山东曹县)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漆园吏。他也曾来往于楚、赵、魏之间，但无人识其才，后归隐。他的生活非常贫困，曾向监河侯贷米度日，有时也靠织履为生。后楚威王慕其名，以厚币相聘，许以为相，庄子表示终身不仕，甘愿逍遥物外。

庄子从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杨朱的学说，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不可感知的。他把“道”看成了“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的东西。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一切现象与本质之间，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最终归结为“道”、“我”的天然合一。在谈到人君南面术时，强调“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在政治上，他鄙视权贵，对现实极为不满，不愿出仕为官，只求自身的安适而不受外界的束缚。在心性哲理修养上，他认为世俗所谓贵贱、寿夭、是非、荣辱、毁誉、得失、成败、穷达乃至长短大小，都是人为的，而不是万物所本有的，不值得计较，而只有通过“无为”、“坐志”的办法，才能达到“万物皆一”、“齐万物”的理想的修养标准。这一思想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在强大封建势力下的悲观失望。《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该书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古代文学史上也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艺术成就上，该书文笔优美，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善于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阐明深刻的道理，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品。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的六朝文士习气，主要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33篇，“内篇”7篇传统认为是庄子所作，其余为其弟子或后学所作。

钱谦益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清初学者，文学家。字爱之，号牧斋，学者称虞山先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探花中试进士，授任翰林院编修。崇祯改元，擢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明弘光朝，以谄事马士英、阮大铖而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清兵下江南后，又率先迎降，仕清为礼部右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纂修《明史》副总载。不久托病辞归，晚年又秘密从事抗清复明活动。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论诗反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对他们所谓“诗必盛唐”和单纯“模仿形似”的复古诗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强调诗歌创作应当有感而发，“舒写性情”;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艺术借鉴不能仅仅局限于某朝某家，而应当扩大范围，兼收并蓄，博采诸家之长，并在此基础上融汇贯通，参合变化，自成一家。对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也同样深怀不满，各个痛加驳议。这种对明诗的批利，客观上开出了清代的诗风。

钱谦益在诗歌创作上身体力行，实践了他自己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入清之作，沉痛抒发家国兴亡的无限感慨，大胆反映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间或表达失节仕清的忏悔心理，总起来都是其性情的真实流露。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广泛借鉴唐代的杜甫、韩愈、杜牧、李商隐和宋代的苏轼、陆游乃至金元的元好问等人，“才气横放，无所不有”(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浑融流丽”(邹镃《牧斋先生有学集序》)，形成了“沉雄博丽”的总体风格，卓然自成一家。

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文坛上是一个公认的执牛耳者，人们仰之若泰山北斗。当时他和吴伟业、龚鼎孳齐名，并称“江左三大家”。清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浙派的初祖黄宗羲，最早的“国朝”两大家“南施(闰章)北宋(琬)”，特别是稍后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王士禛，以及清初其他许多诗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曾受到过钱谦益的提携和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还开创了一个虞山派。对于整个清代诗歌来说，钱谦益堪称开山，诚如徐世昌所辑规模最大的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卷19所说，钱谦益“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

钱谦益平生著作很多，主要有《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投笔集》等，后人总为《牧斋全集》。各集诗歌，有族孙钱曾所作《笺注》。他编辑的《列朝诗集》，收入明代诗人近2千家，对许多诗人都系以详略不等的小传，对研究和阅读明诗颇有助益。

吴大廷

吴大廷（1824—1877），字桐云，湖南沅陵人。初由拔贡入赀为内阁中书，咸丰五年(1855)顺天乡试举人。十一年始从李续宜于皖用，荐改员外郎。同治二年(1863)从唐训方于临淮用，荐改道员记名，赏戴花翎。后从左宗棠自浙入闽，四年荐补福建盐法道。五年调台湾兵备道，加二品服，再加按察使衔。七年初，以病免归。卒赠太仆寺卿。吴大廷“少卓荦负奇气，读书穿贯百氏。自其登拔萃科、领乡荐、入直内阁，即已超外时俗，锐意为诗古文辞，与京师诸名公相唱和”，其为诗，“正变迭出，不名一家，而神与古合，不失诗人意旨”(刘瑞芬《小酉腴山房诗集·序》)。又与舒焘、王拯、冯志沂、吴敏树等友善，以文字相切摩，“其为文恪守方苞义法，称心而言，踔厉迅发，如潮水骤至，虚空而不见沙砾，折旋而不失规矩，有得于阳刚之美”(《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二)。著作有《小酉腴山馆集》，含《诗集》八卷，《文集》一二卷，《自著年谱》二卷。此外尚有杂著多种。生平事迹见《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吴汝纶《赠太仆卿故福建台湾兵备道吴君墓铭》(《续碑传集》卷三八)。

许寿裳

许寿裳（1883年—1948年2月18日），字季黻,又作季茀、季芾,号上遂。绍兴县人。5岁即开始启蒙,诵习《千字文》、《四书》和《五经》。1897年入绍兴中西学堂为附课生,学习英语和算术。1899年转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结识蔡元培,参加“浙学会”。1902年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与鲁迅相识,并结为莫逆之交。1903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东京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并继孙江翼中、蒋百里之后主编《浙江潮》。1904年冬加入光复会。1906年秋与龚宝铨、钱玄同等人于每周日前往《民报》社章太炎寓所,听章太炎讲授《段氏说文注》以及《郝氏尔雅义疏》。1907年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聘请鲁迅等人任教,反对顽固守旧的监督夏震武,时称“木瓜之役”(夏震武绰号“木瓜”)。1910年赴京参加留学生考试,为人所梗,仅录为文科举人,出任学部译学馆史地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浙江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邀任教育部部员,并推荐鲁迅到部任职。南北和议成立,教育部北迁,入京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则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奉蔡元培之命起草《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并代蔡元培草拟《新教育意见》。1913年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被提升为教育部参事,教育部设立“读音统一会”,提议以简单汉字为注音字母,成为定案。1914年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17年力辞不就奉天教育厅长,改任江西教育厅长,注重社会教育,设立博物馆和通俗图书馆。1920年辞去江西省教育厅长之职,返回教育部任编审。1922年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提高师资力量,多方邀请专家学者,并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兼课。1924年辞去校长之职,复回教育部任编审。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女师大学潮”,要求撤任校长杨荫榆,与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以及《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被教育总长免职。1926年被新任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聘请为教授兼教务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刘和珍和杨德群遇难,到国务院察看。传闻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在案,又避往德国医院。1927年应中山大学聘请出任文学系教授;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而辞职;9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任大学院秘书。1928年被任命为大学院参事,旋改任大学院秘书长。蔡元培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改任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协助蔡元培和杨铨处理院内事务。1930年任江苏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1934年应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轼游聘请,出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7年任西北临时大学教授兼教务委员和史学系主任,开设《中国史学名著选》以及《国文》课程。1938年西北临时大学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旋又改任史学系教授。1939年应华西大学邀请,任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1941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兼任秘书,年底改任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1943年兼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讲师。1946年聘任绍兴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随考选委员会复员南京。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聘请,任台湾编译馆馆长。1947年任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著有《章炳麟传》、《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中国文字学》等。

戈森

戈森·赫尔曼·海内里希（1810年9月7日－1858年2月13日），德国经济学家,1810年9月7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杜伦。1829—1833年先后两次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和公共管理课程,毕业后1834—1844年任律师又任地方政府税务官多年,1847年退休,1858年2月13日在科伦去世。

他毕生花费20年才写成的唯一著作为《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1854年没有受到注意,一生不得志。到了70年代才被发现并经杰文士和瓦尔拉斯首肯才确定戈森学说的地位。戈森的著作于1889重版,引起很大重视,1929年桑巴特称戈森是一位有才气的白痴。

戈森从迪进的功利主义出发,认定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最大的享乐,他认为这是普遍法则。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这些享乐规律以及按照这些规律行使的条件。他指出:“享乐有两个特征:第一假定连续不断地满足一种或相同的享乐,那么享乐的数量会递减直至饱和为止;反复满足已有的享乐,也会出现享乐量减低的情况,而且享乐时间也变短,饱和更快地到来。把这些称之为“享乐递减定律”或“享乐(效用)递减定律”,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维赛尔在《自然价值》一书中最早称之为“戈森定律”或“戈森一定律”。

戈森在考察时间和效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另一个享乐法则。“为使享乐达到最大化,每个人可以在各种享乐之间自由选择。但是,当他的时间不足以达到饱和时,他一定会这样行事,即不管各种享乐的绝对量如何不同,在享受达于饱和状态的最大享乐之前,他必定按照如下方式首先满足各种享乐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中,在他的享乐中止时,每一单元享乐量是相等的”,这也是“享乐的等律”,莱克西斯称之为“戈森第二定律”,后来发展成为“边际效用均等定律”。

他指出,增加享乐的新途径是发现新的享乐,或者通过自身的改进或影响外部已知的享乐来增加。

戈森的主观价值论是这个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价值即效用,更准确地说就是数量有限的效用,是满足人们享受的能力。又论价值量的大小随物品所提供的享乐量而定。当各边际价值相等时,价值可达最大值,决定价值量的是物品的各个效用,而不单单是边际效用,可见戈森没有提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实际上是他们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主观价值本身是一种心理效应,心理忍受是无法从数量上加以确定的。戈森的主要问题在于,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注意了个人对物品效用的心理忍受而忽视了商品的社会效用。

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屡次上书极言朝政得失，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提督江西学政，官至礼部侍郎，入值南书房。1874年乞归故里，在籍十年，主讲广州凤山、应元书院。李文田藏书甚富，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宋拓本及汉《华岳庙碑断本》宋拓本，故他把在广州所筑之楼名曰“泰华楼”。1885年回京复职。1894年甲午战争，任京师团防大臣。1895年病逝于京城，谥号文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一有传。

文田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名家，生平好学不倦，学问渊博，工书善画，于经史、兵法、天文、地理，无一不晓。公务之余，勤于治学，对元史及西北水地研究尤精。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双溪醉隐集笺》等。

李文田是岭南一代书法名家，对碑帖源流有深入的钻研。他少年时专攻欧阳询，精熟于《九成宫》等碑帖，旁及其他唐碑，后来转学隋碑《苏孝慈墓志》，中年以后，博采汉、魏碑刻。其书法，运碑入帖，笔力酣畅饱满，意态雍容厚重，功力颇深。篆隶楷诸体皆能。其篆书，笔致温厚蕴藉;隶书则以楷法及碑法书写，挺拔有力，富于变化。而在篆隶楷诸体中，他最擅长的还是行楷。所作行楷，工稳平和笔画圆实，浑厚华滋，肥而不胖，瘦而不削，没有馆阁体肥重之弊，也没有丝毫纤弱之意，有的是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 　　

陈永正先生在《岭南书法史》一书中对李文田的书法成就颇多赞誉，认为清中叶学者阮元虽然创有“北碑南帖”一说，但阮元所倡导的碑学在广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粤中帖学名家吴荣光晚年所书，也只有略参北碑笔法而已。直到李文田出，广东的碑派才正式形成。李文田自创的这种碑派书法，对广东书坛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应该在中国书学史上大书一笔。

李文田传世作品较多，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他写的《楷书轴》《楷书八言联》《行书七言联》《隶书四屏》《书画团扇》，广州美术馆藏有他画于同治庚午年(1870)的《仿李营丘笔法团扇》《与苏六朋合作风景人物扇面》《楷书轴》《楷书八言联》《隶书六屏》，广州博物馆藏有他写的《篆书八言联》，佛山市博物馆有他写的《节录张猛龙碑楷书轴》等6种书法。此外，东莞市、江门市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藏有他的作品。李文田的书法代表作，如魏体楷书七言联“飞流直下三千尺，锦瑟无端五十弦”(图1—136)，书于1878年，集李白、李商隐诗句成联，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用笔坚实均匀，结体方正紧密，受《张猛龙碑》影响较大。

熊佛西

熊佛西（1900年—1965年6月15日），原名熊福禧,字化侬。笔名有沸西、佛、戏子、向君等。江西丰城人。在汉口读中学时,参加演出文明戏《吴三桂》,编过幕表戏《徐锡麟》。1921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和民众戏剧社,提倡学校戏剧运动,创作话剧《这是谁的错》、《新人的生活》等,后编集为《青春底悲哀》出版。这些剧作或写家庭婚姻问题,或写劳资纠纷,揭露社会黑暗,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民主精神。1923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次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创作剧本《甲子这一天》、《一片爱国心》、《洋状元》等,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三幕剧《一片爱国心》谴责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犯民族主权的强烈反帝意识。剧本曾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四百多场而不衰。1926年秋回国后,任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兼教授等,讲授戏剧概论、戏剧原理等课,还参加中国戏剧剧社。1929年主编《戏剧与文艺》。1930年主编《晨报》副刊《剧刊》,并协助组织北平小剧院,定期举行公演。先后创作揭露军阀黑暗统治的独幕剧《王三》和《兰芝与仲卿》等,还出版《佛西论剧》与《写剧原理》。1932年赴河北省定县搞农村戏剧大众化实验,任农民剧场主任。创作有三幕剧《屠户》、《牛》、《过渡》等。1938年任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长。1939年至1942年在重庆主编《戏剧岗位》。1941年任戏剧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创作长篇小说《铁苗》。1942年在桂林主编《文学创作》,1944年主编《当代文艺》。这个时期创作多幕话剧《中华民族的子孙》、《袁世凯》、《害群之马》,独幕剧《搜查》、《人与傀儡》和《囤积》等,大多收入《佛西抗战戏剧集》中。这些剧本反映抗战生活,对于鼓舞群众斗志有一定作用。1945年回到上海,任实验戏剧学校研究系主任、校长,致力于戏剧教育事业。1948年12月,与陈白尘等组成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为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戏剧电影协会主席。创作有四幕话剧《上海滩的春天》。一生共创作剧本四十余个,宣扬了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促进了我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诞生和话剧创作的发展,是一位勤奋的剧作家。其作品精炼、单纯,故事生动,动作性强,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拉克洛

皮埃尔·安布鲁瓦兹·弗朗索瓦·肖代洛·德·拉克洛（法语：Pierre Ambroise François Choderlos de Laclos ，1741年10月18日法国亚眠- 1803年11月5日意大利塔兰托），法国小说家，1741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从小立志从军，十八岁的时候就进入炮兵学校，1761年获得少尉军衔。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军队只是不断调防，他在外省所属部队驻扎的城市里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此颇不满足，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1769年，经过在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驻防后，他随着自己的兵团来到格勒诺布尔，在那儿一共呆了六年。根据司汤达的说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往后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对当时贵族的淫逸放荡的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闲暇的时候，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创作诗歌。1775年，他调到了贝藏松，在那儿他编写了两出喜歌剧：《收生婆》和《埃尔内丝汀》，后者是根据里科博尼夫人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曾于1777年上演，但以失败而告终。1779年，他被派到德·蒙达朗贝尔侯爵手下去为他在埃克斯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之余重新阅读理查生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萌生了撰写小说的念头。他大概就是在埃克斯岛工作的二十三个月内开始创作，1781年9月，他又得到了半年休假，终于写出了后来令他名垂后世的《危险的关系》。

拉克洛后来结识德·奥尔良公爵，公爵把他带回巴黎，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拉克洛由此认识往后在大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莱朗等风云人物。大革命爆发后，他追随德·奥尔良公爵，在企图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家族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雅各宾派机关报的主要编撰人。但在1791年7月的练兵场惨案后，他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8月，他得到丹东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他着手改组共和国的炮队，协助杜穆里埃将军和凯勒曼将军取得了瓦尔密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进犯。1793年，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头一次是在3月末杜穆里埃投敌以后，他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被保释出狱，去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巨大的空心炮弹。但到了11月，他又因为与德·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而再次入狱。德·奥尔良公爵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也差点儿掉了脑袋。他被关了十三个月，直到热月政变以后，方才出狱，重获自由。1803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9月，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患痢疾去世。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吾尔族人。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钱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省桃泉县人。5岁入私塾,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5岁入常德中学。18岁毕业后,考入武昌商业专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武汉地区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同年7月,商专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经济学,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冬回国,先到上海,次年春到北平,于3月18日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爱国斗争,并在“三·一八”惨案中遭到迫害。至此,他最后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决心走革命的道路。同年冬天,到长沙参加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秘密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都统商震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被迫过着流亡生活。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中,积极撰文参加论争。

1930年至1931年,先后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分上、中、下三篇,以上四篇依次刊于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期)等论文,对反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刊于天津《丰台旬刊》1卷1、3期)等论文。还和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吕著上册、翦著下册)一书。这些论文和专著以鲜明的观点、充实的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罪行,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时出版的《苏俄集体农场》一书就是他译的斯大林的《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等九篇论文编成的。

1933年后,居住在南京,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和学术研究。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回到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张翼等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均任常务理事并主编分会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抗战,还兼任自北平南迁长沙的民国大学的历史哲学教授。

1938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力,出版了名著《历史哲学教程》,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陶希圣、李季和佐野袈裟美、胡适等人的反动历史观,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及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1940年2月,离开湖南到达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他的主要统战对象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及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同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还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做学术讲演,先后撰成的专著有《中国史纲》1、2卷,共70余万字;发表的论文60余篇。《史纲》的第一卷是写中国的史前史和商周史,充分利用了古代文献和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资料,分析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依次产生、发展及其解体的过程。第二卷是写秦汉史,主要分析阐述了土地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向新兴的地主所有制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诸侯割据向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史纲》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起了重要作用。论文内容涉及了史学方法论、农民战争、民族关系、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戏剧史等方面,大部分收入《中国史论集》第1、2辑中。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继续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曾任大夏大学教授、“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主编《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主编香港《文汇报·史学》副刊,并从事民主运动。在上海和香港期间,共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和《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文章,都是为在敌后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而撰写的。

1948年11月,和郭沫若、许广平等人,由香港乘船北上,进入解放区。次年2月,随军进北京,应燕京大学之聘,任社会系教授;并参加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任筹备委员。后任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院部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9年夏,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发起筹建中国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参加发起组织编纂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书共分十一个专题,约两千多万字),其中《戊戍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由他亲自主编。还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合作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中外历史年表》、《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书。

1961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被推举为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自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高校历史教材建设工作中,组织动员全国有关的专家、教授、撰写、编选了数十种中外历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为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史纲要》共有七十余万字,分为四册,上起“北京人”、下止鸦片战争以前,简明扼要,系统翔实,是我国当前比较完善的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央教育部的推荐教材。在50年代初,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史学方法、人物评价等文章。1958年陈伯达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做报告,片面鼓吹“厚今薄古”、“建设共产主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刮起一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不正之风。在史学方面的表现是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对于教学和科研都有极坏的影响。翌年,他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等文章,批判了陈伯达的这些谬论和由他刮起的歪风。

1961年至1963年春,又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还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的高等学校和文化科研单位发表学术讲演。1949年至1956年间,他四次出国,第一次于1949年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捷克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于1955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荷兰的莱登,出席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第三次在同年12月,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第四次于1956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巴黎,出席青年汉学家会议。他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1932年,北平书店出版)、《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长沙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史纲》(第一卷,1944年,重庆五十年代初版)、《中国史纲》(第二卷,1946年,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初版)、《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译成英、德、法文出版,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中外历史年表》(1958年,三联书店初版)、《中国史纲要》(四册,1963年至1965年初版)。他共发表论文和翻译文章三百余篇,约三百多万字。主要论文集有《中国史论集》第一辑(1943年,重庆文风书局初版)、《史料与史学》(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中国史论集》第二辑(1947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历史问题论丛》(1956年,三联书店初版)、《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文集有《苏俄集体农场》(1934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所编资料有《义和团》(195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戊戎政变》(195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二编,1959年出版)等。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1968年12月4日，四人帮指使的“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清晨，杜铨见翦伯赞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就喊了数声，不见任何反应，心中顿生疑窦，就将门闯开，发现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方苞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清代学者、文学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幼颖慧，年未成童，已能背诵《五经》。22岁考取秀才。23岁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人称“韩欧复出”、“昌黎后第一人”。32岁领江南解元。39岁，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成进士。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起，以曾为之作序，被处死刑。因文名颇盛而得到康熙帝的硃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不仅未予治罪，还允其“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历康、雍、乾三朝。累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和《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博究六经百世之书，尤精《三礼》之学。治经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尝著《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析疑》、《周官义疏》、《仪礼析疑》、《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周官集注》。认为经书中自有义理。他说：“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只要能探明其理，便可以经世致用。他说：“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学者必探其根源，……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义理之精粹者便是程朱理学，即天道性命之学。探求义理之途在于讲习讨论，他说：“朋友讲习之初，必彼此互异，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后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轩(张栻)、伯恭(吕祖谦)，往复论辩，龃龉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则介甫(王安石)所以自蔽也。”继而将所求之义理发而为文章，提倡义法。所谓“义”是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法”则指文章的布局先后和层次衔接。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以“言有物”释“义”，“言有序”释“法”，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是一种颇深刻的见解。又说：“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乎辞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这里的“是”即为“创意”，包括理之是和辞之是。前者便是上面所说之“真是”，即圣人之道，程朱之理;后者则属“造言”，因“气”而呈现差异。至此，方氏对儒家之义理与古文之义法、辞气之间的交错联结关系已作了充分阐述，体现了他树立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宗旨。他所作古文力尚质素，多征引古义，择取义理于经，尤精义法，言必有物有序，取法韩昌黎，谨严简洁，气韵深厚，世人推为古文巨擘。方氏将儒家道统与文统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古文运动，影响极其深远。一传为刘大櫆，再传至姚鼐而形成桐城派。其后刘氏开出阳湖派，姚氏则创湘乡派，均为桐城派之支流，直至清末马其昶以至严复、梁启超都受其熏染，绵延达200余年。其著作尚有《方望溪文集》等。

昙鸾

昙鸾（476~542），南北朝时代净土教念佛门高僧。日本尊之为净土五祖之初祖，又尊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雁门（山西代县）人，一说并州汶水（山西太原）人，姓氏不详。家近于五台山，常闻神迹灵异之事，十余岁即登山出家。苦节力学，精通诸经。尝读大集经，为之注解，书未成即染疾，遍求不治，其后，一日忽见天门洞开，其疾顿愈，乃发心求长生不死之法。闻人传言仙方之学可长寿不老，乃往江南，于句容山访陶弘景，从之受仙经十卷。归途过洛阳，谒菩提流支，受得观无量寿经，乃尽弃仙学而专修净土。东魏孝静帝尊之为‘神鸾’，敕住并州大岩寺。后住汾州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众讲经，弘阐念佛法门。师兼通内外典籍，四众钦服，称其聚众弘法之所为‘鸾公岩’。师为后来唐代净土教之集大成者奠下重要之基础，此外师亦为当代著名之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学者，后世且尊之为四论宗之祖。著有往生论注二卷，其书乃世亲净土论之注释书。师结合印度佛教二大思潮之祖龙树与世亲之思想，而将空宗思想注入净土教教理之中，颇受后世重视。另著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关于师之寂年，续高僧传卷六谓东魏兴和四年（542）示寂于平遥山寺；同书卷二十道绰传与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中均有‘齐时昙鸾法师’之语；迦才之净土论卷下谓魏末高齐之初师犹健在；又高齐天保五年（554）二月之太子造像铭亦出师之名。可知师之示寂应在北齐天保五年以后。

冯志

冯志（1923—1968），当代作家。原名冯禄祥。河北省静海县人。贫农出身;自幼父母双亡,靠祖父母生活,在本村读过四年小学,十一岁起便从事农业劳动。“七七”事变后,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望参加了八路军,先在冀中九分区政治部当警卫员,后到冀中九分区政治部文工团、冀中野战三纵队前线剧社当演员。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战功,荣获模范党员、模范青年等称号。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后,被选拔到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任小队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由于屡建战功而荣获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奖章。1945年5月开始发表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前线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冬入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49年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1951年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编辑、记者、科长、文艺部副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写过一些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歌、寓言、革命回忆录等。1958年出版了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河北人民出版社),同年11月又出版了优秀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社)。这部作品以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举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八路军一支敌后武工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开辟工作、打击敌人宣传抗日的故事,成功的塑造了武工队小队长魏强的艺术形象,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嗣后,作者一直坚持业余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8年至1966年,又写出了《前线文工队》、《成长曲》、《地下游击队》三部长篇小说初稿,未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王余佑

王余佑（1615-1684）明代遗民。学者、武艺家。字方祺。保定新城县人。出身世宦之家，少有才誉。因明季天下多事，乃攻读孙、吴书，研习武艺，志在维护明朝统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后，他与父亲及兄弟辈，在家乡组织武装力量，对抗农民军政权。曾攻下雄县、新城、容城等县，捕杀农民军政权的地方官吏。清军入关后，王氏一门又发动抗清起义，其父兄多人遭清军杀害。起义失败，余佑乃隐居于五公山中。自号五公山人。他深怀亡国之痛，念念不忘大明，义不仕清。每登五公山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晚年博览群书，潜心韬略及古今兴亡之道，以讲学著书终老乡里。余佑著述宏富。有《廿一史兵略》十卷、 《通鉴独观》若干卷及《五公山人集》十六卷等。王余佑对颜李学派影响甚大。颜习斋30岁时问学于余佑，因服膺其气节学问，一直父事王氏。以后又多次与门人李恕谷追访余佑于河间、献县等地，纵论经济与经世致用之学，十分相得。王余佑喜谈兵，精技击，著有《十三刀法》、《拳术》等武术书传世。颜李学派倡文武并重之学，颜习斋、李恕谷都能演练武艺，这与王余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丁耀亢

丁耀亢（公元1599年-公元1669年）清代文学家。字西生。号野鹤。诸城(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少为诸生，崇祯中应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入清，以贡生选为容城县教谕，升福建惠安县知县。不久，以母亲年迈为由辞官归。康熙四年(1665)八月，67岁的丁耀亢因所著《续金瓶梅》一书触犯时忌而被捕下狱。出狱后，双目失明，自署木鸡道人，在禅诵中度过余生。

丁耀亢有俊才，负诗名。他胸怀经世大略，性格倜傥不群，中年以后遭逢变乱，坎坷失志。他的诗歌“时多激楚之音”(《四库全书总目》卷182)、如《流落》、《盗乱》、《田家》、《无题》、《焚书》等等篇章，或描写社会动乱，或抒发亡国之痛，或感叹个人不幸，均流露出愤懑的情绪。即便是那些并非直接反映现实或自伤厄运的诗歌，如《屠牛叹呈张中柱学士》、《老将》等等，也多贯串着一股郁勃之气，语言劲健，风格亢厉。乾隆《诸城县志》称他“为诗踔厉风发，少作即饶风韵，晚年语更壮浪，开一邑风雅之始。县中诸诗人皆推为前辈”。他的诗作中“违碍之语甚多”，其诗集被列入《清代禁毀书目》之中。

丁耀亢还娴于音律，著有传奇13种，今存《化人游》、《西湖扇》、《赤松游》和《蚺蛇胆》4种。这些戏剧，沉雄清丽，兼而有之，特别是《蚺蛇胆》一剧，“结构谨严，关目生动，词藻尤清丽遒健，远胜《鸣凤记》之拉杂散漫”(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见《燕京学报》第24期)。

他还是一个小说家。顺治十八年(1661)他63岁时创作了《续金瓶梅》一书。此书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思想为主导，编写了《金瓶梅》之后的故事，刻画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娼妓奴仆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涉及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描绘出一幅相当广阔的乱世风俗画卷。丁耀亢的目的在于借此影射明清易代的巨变，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控诉满族贵族的残暴统治，寄寓自己的民族情绪。但此书也有不少糟粕，最突出的就是宣扬迷信。

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小说、戏曲外，还有诗集《丁野鹤遗稿》12卷。

胡煦

胡煦[xù]（1655－1736年），清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人。字沧晓，号紫弦。初以举人官安阳教喻。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举进士，以苦心研究《周易》并有所造就，得到康熙重视。散馆授检讨，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以检讨直南书房，在蒙养斋行走。五十六年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历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雍正元年(1723年) 擢内阁学士，奉命赴盛京审理私刨人参各案。五年授兵部侍郎兼署户部侍郎。六年协理副都御史事，转教习庶吉士，旋为协理礼部侍郎。八年总裁会试，为上书房行走、《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主张奖廉节、劝农桑、慎刑罚、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因总督田文镜劾其继子孟基本丘姓，冒胡姓中试举人，被革职。乾隆元年(1736年) 入觐，诏复原官致仕。是冬卒于京，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追谥文良。

一生苦心读书，于《易》用功尤深。著有《周易函书》五十卷、《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别有《韵玉函书》五卷。其治《易》斟酌于汉宋之间，持论与朱熹颇有异同。所著书均传于世。(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汉名臣传》卷三十二，《清儒学案小识》卷十二。)

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年2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美国小说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斯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母亲是中学教师,喜爱文学,家中藏书甚丰,使斯坦贝克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他家乡的秀丽山川也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上过斯坦福大学,却不受正规教育所拘,只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并且中途辍学。他从事过筑路、采摘水果、丈量土地等体力劳动,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1929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描写17世纪加勒比海的海盗,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创作生涯以《托蒂亚平地》(1935年) 的出版为标志进入全盛时期。小说描述蒙特雷市一群游手好闲但轻利重义的西班牙裔人的群居生活,以他们的淳朴单纯反衬中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全书轻松幽默,富有喜剧色彩。在《胜负未决的战斗》(1936年) 中,作者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调反映加州果园流动农业工人在共产党员领导下进行的罢工斗争。《鼠与人》(1937年)塑造了两个流动农业工人的鲜明形象,作者对他们摆脱奴役的梦想及其破灭赋予极大的同情。作者在同年把小说改编成话剧在百老汇演出,也获得巨大成功。代表作《愤怒的葡萄》 (1939年) 以广阔的画面展示了俄克拉伊马州佃农在30年代被迫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加州谋生的史实。小说鞭挞了压迫剥削农民的资产阶级,讴歌了农民团结互助顽强不屈的精神。小说被公认为反映经济大萧条的史诗式巨著。中篇小说《珍珠》(1947年)是他脍炙人口的名篇。作者曾获196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斯坦贝克的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人鼠之间》、《红马驹》、《珍珠》,短篇小说集《长峡谷》,长篇小说《罐头工厂街》等。

1902年2月27日 斯坦贝克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

1920年—1925年 在斯坦福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和海洋生物学课程,并以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谋生。

1929年 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是写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的历史传奇。

1932年 发表小说《天堂的牧场》。

1933年 发表小说《献给一位无名的神》。

1935年 出版《托蒂亚平地》。

1936年 发表《胜负未决的战斗》。

1937年 发表中篇小说《人鼠之间》。

1938年 发表短篇小说集《长谷》,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红马驹》。

1939年 出版《愤怒的葡萄》,这是作者的代表作。

1942年 发表《月落》 (中篇小说) 。

1944年 出版长篇小说《罐头工厂》。

1947年 优秀中篇小说《珍珠》问世。

1952年 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出版。

1958年 采访欧洲战场的通讯集《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出版。

1960年 在美国游历。

1961年 发表《烦恼的冬天》。

1962年 发表《和查利同游》。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 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 因心脏病死于纽约。

夸西莫多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年8月20日-1968年6月14日）,又译夸齐莫多。20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出生在西西里岛莫迪加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在艰难贫困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曾在罗马大学工程系学习，对工艺技术和几何学有过深入的研究。两年后，迫于生活，不得已中缀学业去谋生。当过绘图员、管理员、职员，在各种职业中饱尝了人世辛酸。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以后在佛罗伦萨结织“隐逸派”著名诗人蒙塔莱，并为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 《索拉利亚》撰稿。他的不少诗作引人观注，他也由此逐渐成为意大利文坛上颇有名声的一位诗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水与土》，获得很高的评价。自1938年起，他辞去土木工程公司的工作，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他声望日隆，1939年被委任为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

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的作品主要有 《水与土》、《消逝的笛音》 (1932)、《诗钞》 (1938)、《瞬息间是夜晚》 (1942)，这些诗作是典型的“隐逸派”诗歌。诗中充满了对旧时生活的回忆，对童年和青年时代恋人的缅怀，对故乡秀丽风光的讴歌，以及无法寻得幸福而产生的痛苦。这些诗作沉浸于自我感受，饱含着诗人希望摆脱严酷的现实，寄托孤独的心灵，重新获得幸福和青春的思想感情。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表达了渴求自由与民主，热爱乡土和人民，维护人的价值的心声。但诗作也常常悲叹人类的命运和历史，流露出沮丧、烦闷的心绪和悲观、哀伤的情调。这些诗作避免从正面去揭露现实的社会矛盾，而只通过对大自然环境的描绘来隐喻人生和现实。

夸西莫多在政治上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此他曾被捕入狱。在“抵抗运动”的风暴中，夸西莫多的诗歌逐渐跳出了个人情感的天地，开始写作社会诗歌，谴责法西斯的罪恶，反映人民的痛苦与抗争。诗作风格也较前期更为明朗。此阶段他创作的诗集 《日复一日》 (1947)、《生活不是梦》(1949))、《乐土》 (1958) 等，描绘残酷的战争和法西斯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浩劫。歌颂与黑暗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优秀战士。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对一个既无恐怖又无仇恨的自由国家的憧憬。

夸西莫多的诗歌独具风格。他排斥抽象的观念，擅长驰骋丰富、浪漫的想象，运用象征、隐喻、联想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听觉和幻觉，把内心感受最深的霎那捕捉住，并从自然中摄取意境新巧的景象，情景交融，直抒胸臆。在凝炼的语句，优美的音韵中，使诗歌情思浓郁、动人心弦。

夸西莫多除了诗歌创作外，还从事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他先后翻译了荷马、维吉尔、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莫里哀、裴多菲等人的作品。此外夸西莫多还著有多卷论述文学、电影、绘画、戏剧的文集，以及评论集 《诗人与政治家》。

由于夸西莫多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悲剧”，1959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洪弃生

洪弃生（1866~1928），台湾诗人。原名攀桂,学名一枝,字月樵。日本侵占台湾后改名儒,号弃生。男。台湾彰化县人。为现代名作家洪炎秋之父。光绪十七年(1891)以第一名考入台湾府学。清政府割让台湾时,曾参加抗日义军。斗争失败后,杜门不出,埋头著述。终生不剪辫发,不与日本朝野权贵名人交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所作诗文,记述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史实,抒发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一生著作颇丰。生前出版的有《寄鹤斋诗脔》(1917)、《台湾战记(瀛海偕亡记)》(1922)等。此外还有《寄鹤斋古文集》、《寄鹤斋骈文集》、《寄鹤斋诗话》、《游八洲记》、《八洲诗草》等。后人辑为《洪弃生先生遗书》(1970)出版。他的诗文对台湾的汉诗运动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杨云萍评论说:“近代台湾的学人之中,博闻笃学,抱朴守贞,俨然有古大师之风的……当首推洪儒。”(《台湾史上的人物》)。叶石涛赞誉他“把台湾社会和历史刻划于诗文中,发挥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台湾文学史纲》)。

神会

神会（686—760），唐代禅僧。六祖慧能弟子，荷泽宗的创立者。据慧空《荷泽大师神会塔铭》、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宋高僧传》卷八等载，俗姓高。襄阳(今属湖北)人。初学“五经”，次探《老》、《庄》，后览《后汉书》，知有佛教之说，乃倾心于佛法。先投本府国昌寺，从颢元法师出家。曾师事神秀三年。因神秀为武则天敕诏入宫，便转往岭南。大足元年(701)，抵曹溪，受学于慧能，为慧能晚年得意弟子。慧能卒后，继住曹溪数年。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此时，声望日高，时人称之为“南阳和上”。开元二十二年，为在北方宣传慧能顿悟宗旨，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与山东崇远法师展开辩论，正式向神秀、普寂的北宗禅发起攻击。此后，以南阳为中心，继续抨击北宗，弘扬南宗。天宝四年(745)，应兵部侍郎宋鼎之请，入东都洛阳，住于荷泽寺，故后人称之为“荷泽神会”、“荷泽禅师”。因其活动受北宗信徒的严厉反击，被赶出京城，于两年内被迫四迁住所。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受朝廷之请，返回洛阳，主持开坛度僧事项，受取“香水钱”以供官军。乱平后，因功被肃宗诏入内道场供养。后复住荷泽寺。卒谥“真宗大师”之号。弟子有无名、法如等。禅学核心为建立在佛性论基础上的“顿悟”说，主张“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若“一念相应”，便可顿悟成佛。极力排斥《楞伽经》，强调依持《金刚经》，重视般若之智的运用。著作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显宗论》等。

五灯会元记载：西京荷泽神会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高氏。年十四为沙弥，谒六祖。祖曰：「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师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祖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便打。师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自此给侍。他日，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师乃出曰：「是诸法之本源，乃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师礼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后，设有把茆盖头，也只成得个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记人终不错。如今立知解为宗，即荷泽也。」﹞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年中，却归曹溪，阅大藏经于内，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见自知深。」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祖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汝今正听吾言，吾即本无今有。」第三问：「将生灭即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似聋盲。」祖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即离二边，自除生灭病。」第四问：「先顿而后渐，先渐而后顿。不悟顿渐人，心里常迷闷。」祖曰：「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渐中顿。顿渐是常因，悟中不迷闷。」第五问：「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何生为正？」祖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正。」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起从何处出？」祖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祖灭后二十年间，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师入京。天宝四年方定两宗。﹝南能顿宗，北秀渐教。﹞乃著显宗记，盛行于世。一日乡信至，报二亲亡。师入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众才集，师便打槌曰：「劳烦大众。」师于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龙门。

蒋廷黻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生于1895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其父和二伯父在邵阳靖港镇共同经营两爿铁器店兼卖鸦片，邵阳乡间略有田产。其父晚年任靖港镇商会会长。

蒋廷黻六岁进私塾，1906年春，与其兄同去长沙，进入明德小学。是年秋，转入湘潭长老会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史等课程。他天资聪敏，学习勤奋，进步甚快，受到美籍英语女教师林格尔的赏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2日湖南新军起义响应，但蒋因担心革命后会有一段混乱时期，可能耽误他的学业，对革命表示失望和困惑，于是跟着林格尔去上海，准备赴美求学。在沪期间，他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12年1月，蒋廷黻由教会介绍赴美求学，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预科半工半读(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次年，向湖南省当局申请到官费[1]。1914年秋，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 Ohio)历史系。“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督湘，将湖南留美学生官费取消，蒋只好再半工半读，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蒋廷黻前往法国，为被征募赴法担任兵工工作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重返美国，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起初专攻新闻，幻想将来成为中国的报业大亨以左右中国政治。不久，他认为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只了解其表面，常随波逐流，无补时艰，于是改习政治。最后，他又认为政治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只有从历史入手，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政治知识，于是就转学历史。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在美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敦促中国政府代表向会议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等项要求，监视会议的进行。他们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蒋廷黻是英文刊物的主编之一。

1923年春，蒋廷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特别是劳工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简称《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该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春，蒋廷黻由美回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5年，他与丁文江结识，由于志趣相投，从而结成了政治上的同伙。他除埋头钻研外交史外，还到各处去旅行调查，或晋见“政要”，进行游说。

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南开大学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天津反日会，蒋廷黻参与活动。一个月后，反日会遭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勒令停办，蒋即前往东北考察，研究东北建设中所引起的对日外交问题。同年秋，他和他的学生共同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主张用“族国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和平主义[2];并且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建议对东北问题早做准备，以备对付苏联[3]。1929年5月，他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他注重收集整理史料工作，特别重视研究故宫档案，留心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公文、信札，他认为学者拘泥于版本考证的治学方法已经过时，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做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后，蒋与傅斯年等编撰、出版《东北史纲》。他在清华任教五年，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蒋廷黻在清华任教期间，逐渐成了胡适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一起，从事研究对日妥协让步问题，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在北平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胡适任总编辑，蒋廷黻为编辑，打着“独立”的幌子，为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效力。蒋廷黻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三四十篇政论文章，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蒋廷黻的言行深获蒋介石的赏识。1933年夏，蒋介石约他到牯岭谈话。他向蒋介石建议：应“结合政策和武力统一中国，先建立核心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4]。翌年，蒋廷黻再一次受蒋介石的召见，又进言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破坏工农革命，说“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共党的宣传无用武力之地了”，这“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5]。

1934年8月，蒋廷黻以收集中国近百年外交关系史料的名义赴苏联及欧洲访问，行前蒋介石在牯岭向他面授机宜，要他研究苏联政治和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把和苏联外交当局商谈的情况及时电呈蒋介石，受到嘉许。随后，他去德国、英国考察和收集史料。1935年9月，他从国外回到清华教课，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主义”。

1935年冬，经翁文灏推荐，蒋廷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任职期间，他在行政院里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乃光主持。该会聘请一些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目的在于改革“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6]。他比较注意档案的管理，曾责成研究会深入研究档案的科学管理方法。

蒋廷黻进入行政院之前，他的职业是教授、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编写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专著，还撰写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如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7]等等。但由于他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辩解，故观点颇多谬误。

30年代后期，蒋廷黻脱离文教界而跻身于官场。1936年10月，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孔祥熙推荐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12月，发生西安事变，他按照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密电指示，立即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诬称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苏联政府就此莫须有的罪名，向南京外交部提出反抗议。外交部长张群十分狼狈，即向蒋廷黻电询原委。之后，张群电责蒋，谓今后对外交涉非经外交部许可，不得擅自行动[8]。他的这一拙劣行动，招致苏联外交界的冷遇，任职年余，于1938年1月以述职为由离苏回国，同年5月在武汉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1年7月16日，蒋廷黻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特约讲师及中训团党政班讲师。其间，曾一度兼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发言人。8月，孔祥熙主持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他任该会委员。12月免去行政院秘书长兼职。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华盛顿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联总设中央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组成，美国前纽约州长李门(Herbert H.Lehman)任署长，蒋任联总中国代表，兼中央委员会代表。他与联合国签订了一项对华善后救济基本协定，并把这个协定带回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1945年初，他任署长。

1944年7月，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之一，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举行的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两个机构。

1946年10月1日，因与宋子文不和，国民政府解除了蒋廷黻联总和行总的职务。他怏怏不乐，只好暂时接受出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职务。翌年4月，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6月，联合国分别在上海和马尼拉召开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蒋廷黻出席，并任主席。

蒋廷黻参与南京政府同美国订立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1947年11月开始，蒋即担任南京政府驻联合国首席常任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台湾当局代表身份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1962年他专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时，才辞去在联合国的代表职务。

蒋廷黻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他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迭次提出所谓“控苏案”，由美国操纵表决，在联大第六届大会上通过;同时还利用非法窃据的席位，一再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5年5月，蒋廷黻辞职退休，暂居纽约。他原拟在9月参加在美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后，即返回台湾定居，10月9日，在纽约病故。

皮佑

让·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 1808—1877）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活动家。出生于神甫家庭,但本人年轻时就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奥尔良王朝的统始下,皮佑因与天主教公开决裂,被凡尔赛感化法院判处6个月徒刑;由于他创办《人民论坛周报》(共出版7期)宣扬共产主义思想,杂志被查封,本人又被判处6个月徒刑;接着被控以著作教唆读者谋杀国王罪被关押10个月,最后再被判处6个月徒刑。1848年革命时,皮佑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主席。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列进流放犯的黑名单,因而出逃至巴西,在那里取得行医执照。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他积极参加布朗基领导的起义,并遭逮捕。1871年当选巴黎公社的委员,后被梯也尔的军事法庭判处终身苦役,在苦役营中逝世。皮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有《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1840年)、《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1840年)、《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说》(1840年)、《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1841年)。皮佑政治法律思想的渊源是此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自然法学。皮佑无情揭露法国僧侣和贵族的联合统治的真相,指出:如果人民否认自己“法是主人”的权力时,僧侣就以天国名义诅咒人民;如果僧侣说教发生危机时,贵族就会拔剑杀人民。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但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和贵族。“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统始者,是帝国权杖的赐予者”;“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始时,人民随时有权谴责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即杀死他”。这是明显的人民主权的观点。其次,皮佑还难能可贵地揭示了未来革命与以往革命的根本区别。他说:“在我们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结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可见,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没有两样。”但是,“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该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当凭借它们的权威……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则,使用全新的方法。”这条道路就是皮佑所理想的共产主义道路。皮佑描绘说:这种社会首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公民所有,谁也不许占有和滥用它们。这就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绝对平等,消灭了剥削者与被剥者的区分、高贵与贫贱的区分,没有富人的宫廷、也没有穷人的茅屋。每个人只要为社会福利贡献全部力量,就有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皮佑提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包含许多极可珍贵的东西。但他毕竟还不懂得如何进入这种平等的世界;特别是他把生产主义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割裂开来,而当成一种纯粹认识问题,说只要懂得这种真理,即使在两千年前也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惠洪

惠洪（1071-1128）宋代诗文家、画家、释子。字觉范。江西筠州新昌(江西宜丰)人。俗姓喻(一说俗姓彭)。后又改法名为德洪，宋代文献(如《能改斋漫录》等)径称他为洪觉范。年仅14岁，父母并亡，依三峰静禅师为童子。元祐四年(1089)，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依宣秘禅师。4年后辞之南归，又依真净禅师于庐山。真净迁石门，惠洪又跟从他，前后共7年。年29，游东吴，次年游衡岳。后退居金陵，又为清凉寺僧。大观中入京师，以医道识张商英，又往来于郭天信之门。政和元年(1111)，张、郭得罪，惠洪也配流朱崖。宣和五年(1123)才得释归。

惠洪工诗能文，兼善画梅竹。与苏轼、黄庭坚为方外之交。崇宁三年(1104)春，黄庭坚谪宜州途中，过湘江，惠洪入舟陪送。黄庭坚赠诗说：“韵胜不减秦少游，气爽绝类徐师川。”可见对他很器重。他的诗，清新有致，出入于苏黄之间，在元祐、熙宁诸人后，挺然自成一家。如他暮寒归山，见白鸥而作小诗：“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小舟闲。个中着我添图画，便是华亭落照湾。”(《舟行书所见》)字字坦夷，句句清新。但他往往好为绮语，且诗歌内容偏狭，不免为病。他的词情思婉约，也颇受时人推重。著有《石门文字禅》30卷。又有《冷斋夜话》10卷，杂述见闻而论诗者居多。别有《天厨禁脔》3卷，专论诗格。

徐有贞

徐有贞（1407年6月16日－1472年8月19日），字元玉，初名徐珵，江苏吴地人。宣德八年(1433)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廷试二、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及善长书法者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进行考试，合格者授为编修、检讨等翰林官或外放为州县官。徐珵考试合格授为编修。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徐珵个子不高，精明强干，很有智谋，喜欢功名。所有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方面的书，他都熟读过，而且有很深的研究。

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边防守备日渐松懈，而西南方却用兵不息。英宗正统二年(1440)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恃险反叛，对抗朝廷。朝廷几次征讨，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平服。思任发愿进贡谢罪，英宗命在朝的文武大臣进行讨论。当时，西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已迅速崛起，长城以北已成为瓦剌首领也先的一统天下，长城以南也将成为也先进攻的目标。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大臣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于极南边，不要兴大军去讨伐，应用政治去影响，使他们归服。指出瓦剌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请求朝廷迅速整顿北边，加强战备。宦官王振为示威西南边荒，根本听不进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抽调甘肃边兵从征西南，于是麓川之役又起。西南方不停地用兵，徐珵很为此忧虑。正统七年(1442)，他上疏陈述了五件有关兵政的事情，英宗认为很好却没能采用。正统十二年(1447)，徐珵进翰林院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正统十四年(1449)夏，前线报告，瓦剌部首领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派出要员前往大同(今山西)、宣府(今河北宣化)整饬军备。徐珵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便在同僚中传播失败情绪，他私下里对朋友刘溥说：“灾祸就要来临了”，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把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这一年的七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全军覆没。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与挟持下，下诏亲征，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京居守。英宗领兵50万出发北征，行至大同，因惧敌退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为瓦剌军追击，王振被杀，英宗被俘，这就是所谓“土木堡”之变，时间是正统十四年的八月。土木堡的败讯传到北京，举朝上下大为震惊。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集朝堂，抱头痛哭，不知怎么办好。侍讲徐珵乘机跳出来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我通过观察天象，考核历数，认为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南京才可以解除这场灾难。”礼部尚书胡连说不可，他说：“我们能到南京，敌寇也能到南京。我认为应固守京师，不应该因为害怕敌寇而南迁。”兵部侍郎于谦更是激昂陈词：“倡言南迁者该杀。京师乃天下根本，迁都意味着丧国!北宋南渡可为殷鉴。现在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各路兵马前来保卫京师，誓死以守。”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众臣的支持，内阁学士陈循说：“于公所言，很是合理。”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大声喝叱说：“京师有陵庙，如果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侍讲贪生畏死，不足与议国事，快与我出去!”徐珵非常难堪，踉踉跄跄地走出左掖门。固守之策在于谦等主战派的支持下定了下来。

为稳定政局，群臣请求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即帝位。皇太后考虑到新立的太子(英宗子朱见深)还只有3岁，无法处理政事，便同意了大家的奏请。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景帝即位后，为充实和加强军队的后备力量，派遣15名科道官(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到外地召募兵马，徐珵行监察御史事，去彰德(今河南)。十月初，也先诡称送还英宗，率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在于谦的领导之下，明朝军民奋起抗战，也先大败而去。瓦剌军退兵后，徐珵被召回京师，仍担任原来的官职。徐珵急于升迁，但由于也先入侵时曾倡议南迁，为舆论所讥笑，所以很久不能升迁。为了打开升迁的道路，徐珵谄附大学士陈循，送给他一条玉带，并用星术讨好说：“公带将玉矣”，意思是说陈循将升官了。不久，陈循果然升为少保(品秩从一品)，陈循非常高兴，就屡次推荐他。而当时用人多决于少保于谦，徐珵托于谦的门客游说于谦，想求得国子监祭酒的官职。国子监在明朝既是国家最高学府(称国学)，又是主管国家政令的机构，祭酒是国子监的长官，从四品。于谦替徐珵向景帝表白，景帝说：“就是那个倡议南迁的徐珵吗?这个人心术不正，让他当国子监祭酒，将使监生们的心术变坏。”景帝见到徐珵的名字，好似一个眼中钉，动辄摒弃不用。徐珵不知道于谦曾在景帝面前推荐过自己，以为于谦在压抑他，所以非常怨恨于谦。陈循密告此中原委。徐珵因而改名有贞，以图蒙混。

景泰三年(1452)，徐有贞瞒过了景帝，得到任用，迁右谕德。右谕德是辅导太子的机构右春坊中设的官职，品秩从五品。黄河自沙湾处(今山东阳谷东南)决口已有7年之久，朝廷不断派专人去治理，但都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徐有贞虽心术不正，但治河颇有办法，陈循运动廷臣，荐举有贞，景帝擢升有贞为左签都御史(品秩正四品)，命他去治理沙湾决口。徐有贞到了张秋(今山东阳谷东南)，详细观察水势后，向景帝提出了三条治河之策：一是置水闸门以通疏，一是开分水河以泄水，一是挑深运河以济漕。徐有贞的建议已经定下来，督漕都御史王竑以黄河自沙湾决口，运道日益浅涩，运送物资的船只难以通行为由，上疏请求赶紧堵住决口。景帝命令徐有贞像王竑说的那样做。徐有贞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临清河道浅，是以前就有的情况，并不是因为决口没堵上。漕臣只知道堵塞决口是紧要的事，却不知道秋冬季即使堵住了，来年春天必定会再次决口，白白劳动却没有用处。我不敢求取这样的近功”。皇帝下诏听从了徐有贞的建议。

徐有贞于是大批集合民夫，并亲自到治河工地，督率民夫治理河渠修建水闸，从张秋起挖渠，以接黄河、沁河。河流的旁边出现不顺畅情况，就建造很多的堤坝加以阻挡。在决口处，建造了一条大的堤坝，并用水闸控制。汇总这些工程，估计550日方能完工。为渠起名曰“广济”，闸曰“通源”。工程还没有完工，景帝急于畅通漕运，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皇帝派遣朝中文武大臣督率京军5万人前往助役，估计3个月能完工。徐有贞说：“京师军队一出动，每天的耗费很大，若遇到河水上涨只能旁观，无处用劲。现在决口已经填合，决堤已经坚固，只征用沿河的民夫，就可以解决。”调京军助役的建议被废止了。治河事完成，徐有贞被召回京城，进都察院，辅佐长官掌管监察等事。景帝还厚厚地慰劳了他。不久，徐有贞又出巡视察漕河。济宁13州县河夫多负担官马及其他杂事的徭役，主管部门又催得很急，河夫几乎承担不起。徐有贞在景帝面前替河夫说情，景帝免除了他们的徭役。景泰七年(1456)秋，山东发大水，河堤大多被冲坏，只有徐有贞率人筑的堤完好无损。徐有贞又主持修建旧堤决口，修浚从临清至济宁500多里的运河，在东昌的龙湾、魏湾等8处修建水闸，山东水患全部平息。徐有贞事竣还朝，景帝召见他，奖劳比过去更丰厚，晋升他为左副都御史(品秩正三品)。

景帝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京师团营指挥石亨、都督张等人密谋迎英宗复位，以邀功请赏。英宗于景泰元年(1450)从漠北返回京城，回归后的英宗，被景帝安置在崇质宫(南宫)。石亨、张把这计划告诉了太常卿许彬，许彬说：“这是不可估量的大功。我已年老，无能为力。徐元玉(有贞字)平素就有出奇的计谋，可以和他共同谋划这件事。”石亨等连夜到徐有贞家，谈及复辟大计，有贞很是赞成，并说：“一定要让英宗知道我们的意图”。张说：“已经悄悄告诉上皇了。”有贞说：“一定要等到英宗的回话才可行事。”有贞令太监曹吉祥入内宫告诉太后。正月十六日夜，石亨等人又到徐有贞家聚会，张急不可待地告诉有贞，上皇英宗的回报已经得到(上皇从回归的那天起，就有了夺取帝位的念头)。徐有贞到屋顶观察天象，过了一会下来说：“要行动就在今夜，机不可失。”当时正巧边吏报警，徐有贞说：“我们可以乘边吏报警的机会，诈称加强戒备，以防万一，率兵进入皇宫，谁敢不让进!”阴谋已定，石亨等人先走，分头去准备。徐有贞临走前对家人说：“此行成则为社稷功，不成则为刀下鬼。”

徐有贞预令张调兵千人等待于长安门外，石亨收了各城门钥匙，夜四鼓开长安门放张所率的军士进入皇城，守卫的士兵惊愕不知所为。徐有贞又将城门锁好，以阻挡外来的军队。徐有贞、石亨、张等率领士兵急速向南宫进发。当时天色很暗，石亨、张心中感到惶惑，问徐有贞事情能办成吗?徐有贞说必成无疑。直抵南宫，门锢不可开。徐有贞命军士取巨木悬置起来，用几十人曳木撞门，又令士兵爬墙进去，内外合力毁墙，墙坏门开，石亨、张进入南宫。英宗在灯烛下单独出见，石亨等一起对英宗说：“请陛下登位。”呼士兵举辇，士兵惊慌不能举，徐有贞等帮着一起推挽，扶英宗登辇以行。英宗问徐有贞等是谁，各人报称自己的官职姓名。到东华门，守门的卫士喝令他们停止行进，英宗说：“朕太上皇也”，门卫听说不敢再挡，英宗一行遂拥入东华门，前往奉天殿。奉天殿前守卫的武士见黑压压一群人拥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举铁爪击先导有贞等人，又被英宗止住。众人进得殿内，见宝座还在墙角放着，赶忙抬过来放在殿中，扶英宗升座，徐有贞等立即高呼万岁，敲响钟鼓，大开诸门，此时已是正月十七日的黎明。

当时，群臣都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中的呼噪声，正感到惊疑，接着又听到钟鼓声，随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去朝贺。群臣不容多想，赶紧排列朝班，鱼贯而入，对坐在上面的英宗行五拜三叩礼，高呼万岁。当天，英宗命徐有贞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第二天，升徐有贞为兵部尚书(正二品)。徐有贞不满足英宗对自己的封赏，在石亨面前说：“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侧注系武弁冠名。石亨向英宗转达了徐有贞的意思，英宗便封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食禄一千石，还许其子孙世袭为锦衣卫指挥使，给诰券。徐有贞得势后，便与石亨等对那些和他们早有嫌隙的景泰朝臣加以打击，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首当其冲。徐有贞、石亨等肆意罗织罪名，仅仅几日，大狱即成，二人竟以“意欲”谋立外藩被杀。徐有贞入阁后，欲独揽大权，就把原来的阁臣一个个地排挤走，连曾经帮过他的陈循也不放过，被谪戍铁岭卫。徐有贞独揽内阁事权，朝廷大臣对他都高看一眼。而徐有贞更加得意，进见皇帝无定时，英宗也认为徐有贞有才能，十分宠用他。

徐有贞得志后，感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便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同时徐有贞在暗中窥察到英宗对他们流露有厌恶的神情，于是对曹、石稍有压制，并多次在英宗面前诉说曹、石两人所干的违法事。天顺元年(1457)五月，御史杨瑄上章弹劾曹吉祥、石亨强夺民田。英宗问徐有贞和李贤(新阁臣)，两人都说御史所奏正确，应该认真清查。英宗对杨瑄敢言大加称赞。曹、石对徐有贞的背叛，十分恼恨，二人联合起来日夜密谋打击徐有贞。当时英宗特别信任有贞，经常辞退侍从与他秘密交谈，曹吉祥为了使英宗怀疑有贞不忠于己、有二心，便派小太监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故意在和英宗谈话时泄露出来。英宗惊问到：“你从哪儿听到这些话?”曹吉祥回答说：“听徐有贞说的，那一天你们谈的事情，外面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曹吉祥的不断离间下，英宗就渐渐地和徐有贞疏远起来。这时，正巧御史张鹏等想搜集石亨的其他罪状，还没有上奏，给事中王铉把这件事泄露给曹吉祥和石亨。曹、石赶忙抢先泣诉于英宗前，说御史对他们的诬陷，是受了徐有贞的指使。英宗听信了曹、石的诡辩，反下杨瑄、张鹏于锦衣卫狱，并逮捕了徐有贞、李贤，也将他们下锦衣卫狱。忽然间电闪雷鸣，冰雹铺天盖地。英宗便以为是冤枉了徐有贞和李贤等人，于是，就释放了他们，降调徐有贞为广东右参政，李贤为福建右参政，御史杨瑄和张鹏戍铁岭卫。

徐有贞调任广东右参政后，曹吉祥、石亨害怕徐有贞东山再起，便想方设法置他于死地。曹、石编造诽谤时政的蜚语，诬指这些蜚语出自徐有贞门客马士权之口。英宗没有细察，再次逮捕徐有贞，和马士权一起下诏狱(锦衣狱)。曹、石密嘱锦衣卫都指挥使门达对马士权上酷刑，逼马士权屈服，马士权坚决不屈。由于没有口供证据，徐有贞才免于一死，被遣戍到云南金齿卫为民。

不久，专横跋扈的石亨与英宗发生冲突，被英宗处死。石亨死后，英宗对重新进入内阁的李贤说：“徐有贞有什么大的罪过，都是被石亨等人陷害的，还是释放他回归原籍吧。”天顺四年(1460)十二月，徐有贞被释放，回到原籍苏州。徐有贞回到故乡后，还希望有一天英宗能再次召他回朝，常常仰观天象，说：“将星在吴”，意思是说，徐有贞自己将成为将军，所以更加自负。徐有贞常随身携带铁鞭，并多次舞动。等到听说签都御史韩愈征讨两广有功，就扔下鞭子长叹说：“这小子也应了天象了吗?”于是不再寄希望于当官，而是寄情于山水田园，十几年后才死去。

徐有贞刚从狱中出来时，抚摸着马士权的脊背说：“你是讲义气的人，以后我将把一个女儿嫁给你。”徐有贞从金齿卫被释放回归苏州后，马士权常常去等候娶他的女儿，徐有贞却绝口不提婚事。马士权离开后，直到死也不提这桩婚事，人们因此鄙薄徐有贞而赞扬马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