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很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国人。本与楚王同姓，因其先人受封于屈，因以为氏。屈原生于大贵族家庭，年轻时就官至“左徒”，参与国家的内政外交，并以知识渊博、明于治乱、善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赏识。他极力主张进行改革，举贤任能，彰明法度，联齐抗秦，实现富国强兵，因而实现统一大业。他的改革主张遭到了以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对，并对他横加谗毁。楚怀王听信谗言，再加上秦国张仪又巧使离间计，最后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流放于汉北。顷襄王时又被流放于江南，长期浪迹于沅水湘水流域。此期间，他接近了广大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疾苦，对黑暗现实深为不满，愤而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的诗篇。后秦军攻破郢都，顷襄王南逃，楚国危在旦夕。屈原徒步回郢，看到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感到国家已经灭亡，自己年老体弱，根本无力挽救楚国，一生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于前278年5月5日自投汨罗江(在今湖南长沙附近)而死。这一天成了后来中国人民纪念他的节日——端午节。

屈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5篇。他的作品后来都收录在《楚辞》中。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他的诗热情奔放，饱含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深藏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感。他的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律，又吸收了楚国民间语言和歌谣中的形式和韵律，形式自由、活泼，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他的诗也标志着诗歌由集体创作到个人独立创作的开始。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类进步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我国闻名于世界并被世界人民景仰的爱国者、伟大诗人。

朱轼

朱轼（1665-1736年），清江西高安县人。字若瞻,号可亭。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举人,次年举进士,入翰林,改知湖广潜江县。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卒赠太傅,谥文端。

宋大业是清康熙朝大学士宋德宜(1626—1687)之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身为翰林的宋大业到江西主持乡试。发榜之前，他搜阅落卷，忽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值得一读。细细读罢，宋大业嘉赏极至，认为撰答这份试卷的考生乃旷世逸才，遂一举将其擢为解元(中式举人之首)。乡试发榜后，新科解元前来拜见考官，宋大业又惊奇地发现其河目海口，形貌与自己逝去的父亲有些相似，心中便更增添了几分看重之意。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位深受宋大业青睐的解元果然不同凡响，于康熙、雍正两朝都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官至一品大学士。他便是江西高安人朱轼。

朱轼字若瞻，号可亭，生于康熙四年(1665)。他自幼从父读书，秉赋聪颖。9岁时，他曾随父亲到一大户人家做客。主人见小朱轼长得文秀，便问其读书与否。朱轼回答：“刚刚读罢五经，正在学作破题(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的一部分，即将题目之意破开)。”适逢这户人家在构筑房屋，院落中堆积了不少木料，主人遂以锯木为题测试朱轼。朱轼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迎往送来，其所厚者薄矣。”主人大为惊讶，又携朱轼登上楼阁，以“小子登楼”命其联对。朱轼应声答道：“大人作阁。”主人深为叹服，断定朱轼将来必成大器，便让其在自家私塾中读书习文，后来还将女儿许配朱轼。虽然敏悟过人，但朱轼在读书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放纵自己，而是胸怀大志，刻苦不辍。一次，塾师准备携朱轼参加一场宴席，朱轼坚辞不去，独自在家诵读。欢宴上的塾师在酒酣耳热之际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学生，叫人送来了一些酒肉。正读书入迷的朱轼仿佛没有看见身旁的酒肉，仍是手不释卷。据说，平时每当读到昔日大儒、名臣、循吏的感人言行，朱轼总是手抄笔录下来，并以之鞭策自己上进不懈。经过持久的努力，朱轼在29岁上被宋大业擢拔为解元，继而又于次年考中进士而踏入仕途。

按清朝制度，朝廷每每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若干文学兼优者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朱轼在中进士的当年即被选为庶吉士。学习三年期满，他被任命为湖北潜江县知县，食七品俸。潜江是个不易治理的地方，当地赋役繁杂，百姓负担沉重。朱轼到任后即布施惠政，逐步免除了部分附加税。在审理刑狱方面，他用法务求持平。一次，他上报了一起斗殴杀人案件，暂代巡抚之职的总督怀疑此案为故意杀人，斥令朱轼改变判决，朱轼坚持前议。总督将朱轼调至行省诘责，朱轼仍不为所动，回答：“下官乃根据犯人初招供词结案，大人所根据的不过是讼师教唆的遁辞。”总督大怒，表示要纠劾朱轼。朱轼则说：“畏惧纠劾而枉杀人，这是下官坚决不为的事情!”说罢，他拂衣而出。正当总督准备着手纠劾朱轼之际，新任湖北巡抚刘殿衡抵达任上。刘久闻朱轼贤良之名，有心加以保全，便在总督面前尽心劝解，终使总督化解了对朱轼的一腔怒气，而朱轼亦免遭一次挫折。事后，刘殿衡又向朝廷保举朱轼调京内任。经过考选，朱轼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得授刑部主事。次年，他升任本部员外郎。不久，他又升任本部正五品郎中。随着官职的升迁，朱轼没有改变自己公直不阿的品节。一次，刑部监狱关进了一名余姓犯人，此人颇有些势力，入狱后便不断有人奔走救情，甚至搬动了某些朝廷大员。朱轼不徇情面，坚持论罪如律。这时，或有人婉转规劝，或有人危言恫吓，朱轼却丝毫不肯动摇立场。另有一次，刑部出借的一些库银逾期尚有拖欠，朝廷有旨可以缓追，而某些大员执意要从速追缴拖欠的库银。朱轼斟酌情形，力主不可。此事争论了一月有余，康熙最终还是以朱轼的意见为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朱轼奉旨提督陕西学政。学政亦称督学、学台，掌理一省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任期内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地位与督抚平行。在陕西，朱轼积极提倡宋儒张载的学说，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导士子，使得关中理学蔚然兴盛。朱轼的这种做法，与朝廷“崇理重道”的文化国策是相符的。再者，朱轼居官比较清正廉洁。身为学政，他要依次主持由省内各地生员参加的岁试、科试，并将考试情况造具清册分两次解送礼部。照以往的惯例，试册解部当随上若干公使钱。朱轼钱财无几，亦不愿遵循往年陋例，径自将岁试试册邮发解部。礼部官员对此十分恼火，断然不肯接收陕西试册，随后又纠劾朱轼造册迟延，议降两级调用。当朝廷派去接替朱轼的官员抵达陕西时，朱轼正忙于在任第二年的科试，尚余两郡未曾考试。而陕西士人闻讯极为朱轼鸣不平，7000多人具公揭挽留朱轼。此事被康熙得知，康熙就此垂问九卿。时任刑部尚书的张廷枢是陕西韩城人，对陕西的情形比较了解。他向康熙奏禀：“朱轼任学政公明廉谨，很得人心。”康熙对朱轼的声名原本也有所耳闻，此时遂下特旨，命朱轼仍将陕西科试进行完毕。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轼被擢为光禄寺卿。此后两年里，他又接连得到升迁，历任奉天府尹、通政使。

康熙对朱轼的赏识在与日俱增。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将朱轼放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任命其为浙江巡抚。朱轼没有辜负康熙对自己的信任。到任后，他严于自律，理事勤勉。当时，各省督抚衙门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幕客盘桓出力，应对各方面的繁杂事务。朱轼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延聘幕客。每日，他一早即入衙治事，手书口答，时常要忙到夜半。在各项公务中，他处理刑名案件尤为仔细慎重。对经手过的一些案件，他在很长时间内仍能清楚地记得犯人姓名、讼状供词等项，令僚属不禁啧啧称奇。僚属们还予以称道的是，朱轼崇俭尚廉，自奉简陋。他削除了一些供亿陋规，裁减了部分仪从，平素总是食粝衣粗，对家人亦要求甚严。一次，他因公外出，返回途中见到一位妇人盛妆艳饰，寻问随从后得知这位妇人只是个卖菜者的妻子。朱轼略一思忖，命妇人随自己回到衙后宅院，让妇人到厨房里辨认哪一位是自己的夫人。当时，朱轼夫人衣着十分简朴，正和一些女仆在厨房里做活，妇人打量多时也未辨认出来。朱轼遂上前指点：“那位烧火的便是我的夫人。”妇人看着朱轼夫人的衣着，再对照自身的盛装，一时极为窘迫。此事传出后，许多人为之悚然知戒。本来，浙江习欲好侈靡艳丽，朱轼力行纠正。他参考古制，颁布了民间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按照他的规定，年终祭祀时的宴席只能摆上五种食品，不得浪费铺张，人们将此称为“朱公席”。在朱轼的带动下，浙江习俗大有改观。不过，朱轼出台的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等措施，使民间卖浆市饼之流的生计不免受到影响，且未得到朱轼后任的继承。

浙江等沿海省份时常面临着海潮冲击。相比较而言，浙江的情势尤为严重。其境内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则逆江而上，两者冲突激涌，极易成患。虽然杭州湾南北两岸建有数百里的海塘，但在朱轼抚浙之前，海塘年久失修，乏人管理，基址圮坏，根本无法有效地抵御海潮。朱轼对此十分关注，将修筑海塘作为自己刻不容缓的职责。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开始，他在海宁用木柜内装碎石沉底的方法，稳固塘脚，然后筑成石塘450余丈、坦水3000余丈、土塘5000余丈、又浚备塘河7000余丈，建闸一座，共历时二年。接着，朱轼又对海宁老盐仓最危险处突击施工，改建了1000余丈的石塘。在杭州湾南岸，他督修了上虞县境的夏盖山以西石塘2200余丈，百官至沥海所和东接余姚县境的土塘1万余丈。朱轼还曾向朝廷提出奏议，积极准备开浚中小亹淤河，引导潮水南向，复江海故道。在修筑海塘的过程中，朱轼分别调派经理各官以责专成。各处工程完工后，他又派遣专人负责岁修保固。朱轼于康熙末年的治理，为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大修海塘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轼的前任徐元梦在浙期间很重视文教，而朱轼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曾动工扩修杭州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为在那里学习的生员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曾多次亲临书院视察、讲学，勉励众学子发奋读书，端正志向。时人对朱轼重视文教给予了积极评价。到了同治年间，有人认为，浙江入清之后人文的兴盛当始于徐元梦、朱轼抚浙时期。

康熙末年，包括浙江在内，各地吏治日渐废弛，贪污成风，朱轼约己以廉，自然不与贪墨之吏同流合污。康熙五十八年(1719)，巡盐御史哈尔金、笔帖式三格任意勒索盐商，逼迫盐商向自己行贿，结果遭到朱轼疏劾，继而被朝廷派员查办。可是，贪污成风本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朱轼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纠治。朱轼的吏治思想与康熙相仿，总地说来追求宽严和中，以宽为本。即便某些属官有不端行为，只要其为害程度尚不严重，朱轼往往不予深究。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自浙抚内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临行前，他劾罢了两名县令，并表示：“这两人平素便有若干劣迹，我离任后他们肯定会更加放纵，若被后人纠劾，罪将不测。我现在以居官不谨的理由将他们免职，实际上是有意保全之举。”

受到康熙赏识的朱轼是位孝子。内召为左都御史的当年，他乞假回籍省亲。第二年三月，即在朱轼还朝后不久，朱轼的父亲在家乡病故，朱轼接到丧讯极为悲痛，接连三日不进饭食。当时，官员死了父母叫丁忧，官员本人需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然而，康熙认为朝廷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朱轼，并未立即批准朱轼回乡的请求，特旨命其在任守制。朱轼再三上疏，力请奔丧，康熙终是不允。因山西、陕西出现了严重旱灾，康熙发下帑银50万两，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两省督察赈济。圣命不可违，朱轼强抑丧父之痛，匆匆离京赶往山西。甫抵山西，他即具疏奏陈救荒五事：一，被参司道以下官员可从宽留任，令其养活饥民，以观后效;二，令富户出资协同商人于江南贩籴，停淮安、凤阳等关米船课税半年。对能应时捐赈的绅士，可按其所捐数目优叙;三，各地驿站夫役多有虚冒，请查实募补，一人受募即可全活一家;四，饥民流徙，请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捐资赡养者可题荐;五，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请交所在地方官设厂医治。接着，朱轼四处奔波，忙于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粜、招米商、设粥厂、立医局等项事务。为改变苦旱少雨的情形，朱轼还特地为文祷神，态度虔诚。据说，在他祷神的第二天，山西便出现了降雨。当年八月，朱轼又以地方积贮多有名无实，沥陈冒销亏耗诸弊，请敕详查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另外，他又疏请在山西建社仓以备荒欠，引泉灌田以兴水利。他的大多数奏议都得到了朝廷认可。惟有建社仓、引泉灌田两项被康熙认为有待斟酌。康熙就此命朱轼久住山西，试行社仓、水利事宜。不久，朱轼自承冒昧，乞免试行，康熙却不遽下结论，仍命朱轼留在山西试行社仓、水利。十一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劾参知府徐容、甘文煊亏空银米，康熙又特命朱轼往陕西会同审讯。经查审，徐、甘罪名属实，两人皆被按律论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朱轼复请假归葬，康熙允准给假，命朱轼事毕即尽快回任。当年十一月，康熙逝世，其第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朱轼在家乡得到消息，急忙赶赴京师，参加康熙的丧事。

在即位之前，雍正身居藩邸多年，十分了解朝中情形，对忠直奉公的朱轼一向比较看重。为康熙治丧完毕，雍正即任命朱轼充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的总裁官，并赐予宅第和白银1000两。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亲选朱轼等四位大臣为皇子师傅，命其入值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教导弘时、弘历、弘昼三位皇子读书。弘历后来登上了皇位，即清史上的乾隆帝。他曾作诗称：“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稽(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可亭则恒矣。”由此可见，朱轼为三位皇子讲授的时间最为长久。在讲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朱轼极力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且一再指出读书明理不在空言，而应注重身体力行。他的这些观点对弘历等影响很深，他本人也颇受弘历等人敬重。在入值上书房的当月，朱轼又奉命入值内廷南书房，参与某些机密事务，可以时常觐见雍正。不久，他先后得加吏部尚书、太子太保衔。四月，他充任了顺天乡试正考官，因校阅公慎、得人最盛而奉特旨晋太子太傅。六月，朱轼为了给母亲冷氏庆贺80寿辰而请假回籍，雍正特颁赐白银2000两及御书堂额、楹联、御药等物，封冷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朱轼还朝后，又充任了恩科会试正考官和纂修《明史》、《会典则例》的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六月，他奉旨兼理吏部事务。八月，他复充会试正考官。

得到雍正青睐的朱轼立身谨严，以德服人。据说，凡有所荐举，他总是尽量不让被荐人知晓。他对此的解释是：“官员晋升出自皇上意旨，决非我等可以私自提携的事情。”雍正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而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台省合一”，将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崔致远等人反对“台省合一”，不肯为都察院堂官管辖。他们邀约同官，密行告讦，对执掌都察院的朱轼不乏指责。雍正十分生气，准备降旨惩治崔致远等人。朱轼却不落井下石，而是顾全大局，叩头申救，终使崔致远等得到宽免。时人为此亟是称赞朱轼宽阔的胸襟。在日常生活方面，朱轼一如既往，依然食不贰膳，俭朴自持。一次，他的一位门生送来若干人参，他叫人称量后又原物奉还，并告诉门生：“我的身体还不很虚弱，无须用人参滋补。我叫人称量人参，是表示已领受了你的心意，但东西就不必收下了。”

在朱轼复充会试正考官后不久，浙江沿海海塘出现了圮塌，雍正以朱轼曾任浙江巡抚，遂命其赴浙江议修海塘，并查勘苏州、松江一带塘工。雍正三年(1725)三月，朱轼回京奏报了各地海塘情形，并详细提出了不同的修筑方案。七月，他疏言：凡四品至七品文官可将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员可移封父母，教授、学政、教谕、训导的封典可分别参照知县、县丞、主簿，官员们的继母、生母可与嫡母一样得到封赠。同时，朱轼又就县丞、主簿的选用提出了若干意见。他以上几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这年九月，朱轼拜相入阁，得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

登上相位之前，朱轼与武英殿修书总裁、安徽桐城人方苞颇有深交。在朱轼眼中，方苞富于才识，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孙侨、乐毅之流。方苞曾将自己所著《周官余论》十篇中的三篇出示朱轼，朱轼持至上书房手抄笔录，深为叹服。甫登相位，朱轼便将方苞的《实畿辅》一篇送交怡亲王胤祥阅视，与胤祥合词请开水利。当年，直隶大水，而雍正亦一向重视水利事业，遂当即命胤祥、朱轼查勘直隶水利营田。胤祥、朱轼悉心营度，浚治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诸河，并在直隶推广水田种植，计划从浙江召募有经验的老农北上教授水田耕种、浚疏圩岸等方法。种植水田所需的农具、水车，也都准备雇募浙江工匠制作，然后组织直隶百姓学习使用。由于胤祥、朱轼的疏请，雍正又批准分直隶诸河为四局，各以道员管理浚治事宜。

雍正四年(1726)二月，朱轼之母冷氏去世。讣告尚未到京，雍正已从江西巡抚的奏章中知道了此事。他特地谕示吏部通政司及朱轼在京家眷：“不可将此事马上告知朱轼。朱轼性情至孝，其现在正忙于营田水利，身边并无亲切之人，骤闻此讯必定过于哀毁。待其到京之日，朕将剀切开导。”及朱轼闻讯抵京，雍正再三开谕，可朱轼仍是哀不自禁。雍正谕示阁臣：“朕素知朱轼事亲最孝，但其母年逾八旬，禄养显扬，可以说身后并无遗憾，朱轼应当节抑哀痛，护惜身体，为国家出力。为国尽忠亦正是为母尽孝。此前，朕已降旨赐银2000两治丧，遣地方大员致祭。如今，朱轼将驰驿奔丧回籍，朕知道其家中不富裕，可再赐银2000两。朱轼到家守孝百日后，即可来京办事。”朱轼就此一面上疏奏谢，一面请求让自己按丧礼守制三年。雍正允准其解任奔丧，但以直隶水利事务紧要，坚持不准其守制三年，命其于八月前后来京。九月，朱轼从家乡将抵达京城，雍正特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赐食。为了使朱轼既能继续办事，又能竭尽孝道，雍正照胤祥居母丧的前例，让朱轼素服三年，不补原官，仍在内阁，兼吏部、都察院行走。未几，朱轼疏言：“臣昔日曾巡抚浙江，深知杭、嘉、湖、绍四府有不少唆讼之徒，告讦纷纷，颇有碍于端正风俗。请增设杭嘉湖巡道一员，绍兴府归宁台道管辖。凡州县官员不能审理的民间词讼冤抑，可准许巡道审理。若巡道能秉公执法，唆讼之徒自然会有所畏惧，不敢再争相告讦，而两浙风俗亦会渐臻淳厚。”朱轼所请很快得到了雍正允准。随后，朱轼又就奖掖效力营田人员迭上奏议，俱被下部议行。

拜相后的朱轼就朝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每每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罪被勒令自裁，其年过八旬的父亲年遐龄按律法本当连坐。朱轼奏称：“以儿子的罪行惩治父亲，乃律法有所不当。臣曾看过年氏家书，从中得知年遐龄训子甚严。年羹尧罪责难逃，而其父却无大的罪责。”雍正考虑了朱轼的意见，年遐龄遂免遭大难。雍正的弟弟胤祀、胤被雍正视为政敌，屡屡受到重谴。两人先后“病故”后，有人提议将两人的儿子隶为奴仆，朱轼非常气愤，在众人面前直言：“胤祀、胤的儿子即是圣祖仁皇帝的孙子，谁敢将他们隶为奴仆?!”提出建议者闻言语塞，对胤祀、胤深怀敌意的雍正闻言亦为之动容。有时，朱轼的见解也有不当之处。譬如，在雍正准备征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际，朱轼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宜用兵西北。说起来，朱轼在拜相前反对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主张亦与雍正的想法相悖。但是，终雍正一朝，雍正坚信朱轼是位朴诚无私、忠直奉公的大臣，对其信任不疑。

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朱轼身染疾病，雍正萦绕挂念，特诏召回时任大名知府的朱轼之子朱必，命其补任户部郎中，便于其侍养父亲。雍正又派内大臣福伦前往察看朱轼病情，并不时赐医药存问。朱轼非常感激皇上对自己的关怀，同时又疏请解任调理，雍正手诏慰留，表示：“朕深知卿才具优长，品行端谨，老成练达，勤敏和衷。现在卿偶患咳嗽，自可从容调理。向来汉大学士多用两员，今阁臣有张廷玉、蒋廷锡办理，实无旷缺，卿可宽怀澄虑，颐养调摄，不必虑及内阁事务。卿年纪尚不很老，日后为朕宣力之处不在少数，此时解任退归委实不妥。”次年，朱轼再次患病，雍正允准其解除部务，专门入值内阁。不久，朝廷审理浙江人吕留良著书谋逆要案，不少人受到了牵累，朱轼因在浙抚任内对此案失察而被免职，但雍正特旨让朱轼留任内阁，又赐居海淀，便于其奏对政事。雍正八年(1730)五月，胤祥去世，雍正命朱轼接替胤祥总理水利营田。数月后，朱轼又奉旨兼管兵部尚书事，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朱轼的大学士职衔又得到了恢复。

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浙江部分海塘冲决，朝中众臣就如何修筑意见不一。雍正召来朱轼询问，朱轼讲：“此事难以遥度，臣愿亲往办理。”雍正大喜，命督抚及总理塘工诸大臣悉听朱轼节制。然而，对治理海塘颇有经验的朱轼此番没有施展开身手。在赴浙途中，他忽然听到了雍正驾崩的消息，继而被新君乾隆帝特召回京，受命在总理事务处协同办事，得赐骑都尉世职。乾隆对自己这位师傅很是敬重，时常虚己咨询政事，朱轼亦知无不言，力求兴利除弊。九月，朱轼抨击了各地方督抚虚报开垦、丈量累民的现象。他指出：如四川一省，近来丈量田亩，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广西官员遂请求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河南省报垦田地亦多不实。各地方虚报的田亩皆入册输粮，百姓们不免苦累。据此，朱轼请求停止丈量，禁止虚报开垦，惟详察现已报垦的田亩，如有虚捏不实者，地方官应题请开除，不得文饰护短，贻害百姓。雍正朝政风严刻，各级执法官员用刑时有过当之嫌，朱轼对此亦有陈述。他疏言：“请敕令督抚晓谕有司，审理刑狱务必要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使用刑具要遵守定制，不可擅用夹棍、大枷。”乾隆对朱轼的这些意见深以为是，皆迅速批准实行。

乾隆元年(1736)，72岁的朱轼迈向了生命的终点。这年二月，他充任了会试正考官，又被赐居地安门外，并获赏银500两，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在此前后，他还充任了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和《三礼义疏》的总裁官。八月，他身染重病，乾隆特赐予参药，派御医前来诊视。九月，朱轼病情恶化，乾隆在派和亲王弘昼登门问候之外，其本人于十七日亲自到朱轼居所探望。已虚弱不堪的朱轼得知御驾前来，急忙叫家人为自己穿戴好朝服，又吩咐儿子扶自己迎拜于户外。乾隆看着出迎的朱轼，称道其重病在身犹不失礼，心中更增添了怜惜眷爱之意。次日，朱轼病故。故去之前，他业已拟好了一份遗疏，吁请乾隆将用人理财视为国家根本要务，要明察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在国家经费绰然有余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加增赋税。乾隆阅罢遗疏震悼不已，特命撤朝一日，追赠朱轼为太傅，将其入祀贤良祠，并亲临致奠，两赐内库帑金治丧。未几，朱轼被赐祭葬，加谥号为“文端”。对于乾隆在朱轼逝世前后亲临探望、致奠等举止，时人视之为朱轼本人莫大的荣耀。在朱轼逝世多年之后，乾隆对其仍没有忘怀。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撰制《怀旧》诗，追念朱轼对自己的殷切教诲，其中有“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等句。

朱轼平生有不少撰述。大概而言，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礼记纂言》、《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轺车杂录》、《广惠编》等。后人从中加以选订，编成《朱文端公集》。

朱轼的三个儿子皆无突出作为：朱必由荫生出仕，累官至大理寺卿;朱中过进士，官至左庶子;朱必坦是名举人，承袭了父亲的骑都尉世职。朱轼长女曾许与建昌李姓，后来李姓少年猝然去世，朱氏女遂未婚守节，矢志不徙，并以此受到了朝廷旌表。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崇祯时举人，明亡，隐居于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颖悟过人，勤奋好学。王夫之从小受严格的家教，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16岁学诗，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21岁时参加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匡社”，24岁时考中举人，次年因农民起义而未能入京参加会试。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衡山双髻峰下。其父为献忠所执，夫之把自己全身刺伤，令人抬去换父归来，义军见他伤重，把他们父子二人一齐放回。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死。王夫之痛哭欲绝，数日不食。清兵入湖广时，王夫之在衡山起兵反抗，战败后又去肇庆，参加桂王政权，但朝纲不振。王夫之上疏参内阁王化澄结奸误国。王化澄欲害夫之，为高必正所救。会母病，返衡阳，至家，其母已死。稍后，瞿式耜战死桂林。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吴三桂所害。王夫之知大事已不可为，遂浪游于语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之间。士人慕其高洁，从者甚众。最后归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读书，怡然自得。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称帝于衡阳，派人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说：“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让。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遂逃往深山，作《祓禊赋》。王夫之在观生居室内自题一联去：“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他一生穷经究理，誓不仕清的精神。在穷困潦倒之中，王夫之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张子正蒙注》、《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书。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噩梦》中说：“土地非帝王所得而私有”应为“耕者所有”。在《续通鉴论》中还指出，如果不是“以一人疑天下”，明朝就不会亡。

王夫之批判王守仁、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对陆、王“心外无物”的批判更彻底。同时也批判程、朱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气”是客观存在的，“理在气中”。还指出“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他驳斥了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五行相克是“戏论”，不是穷究物理之人应该相信的。康熙三十一年，卒于石船山，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所著书三百二十卷，被录于《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还有《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等。

叶清臣

叶清臣（1000─1049），北宋名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幼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贡举刘筠奇其对策,擢为第二,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宝元初,为两浙转运副使。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刑院,判国子监。康定元年,擢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出知江宁府。庆历三年,入为翰林学士,为宰相陈执中所排,出知澶州,徙知青州、永兴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年,复入为三司使。皇祐元年,出知河阳,卒年五十(同上书卷一六六),赠左谏议大夫。清臣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应试所上《五策》,李觏以为达权利之变,所论诚为“今日之急务”,“辞曲而赡,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风”(《上叶学士书》)。诗如“轻烟隐孤屿,绿水摇虚阁”(《东池诗》),“霜馆残梨晓,风淮水桂秋”(《得请宣城府》),亦颇清丽。著有文集一百五十卷(《东都事略》本传,《宋史》本传作一百六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二二六录其诗十一首。《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二首。《全宋文》卷五七七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六四、《宋史》卷二九五本传。

卡尔·麦

卡尔·麦（1842年2月25 日—1912年3月30日），德国著名探险作家、小说家 。他开始发愤著书之后，首先涉及的领域是幽默小说和有关他家乡的乡村故事。后来他开始撰写异域探险故事，并因此声名远播。令人惊异的是，在写作这些故事时，他并未亲临过书中提到的这些国家，而他所描绘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场景却使读者感到他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

842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出生时什么也看不见，母亲多方求医，直到6岁才得以复明。在失明阶段，他不得不凭借听力和触觉感知周围的世界，想象力由此得到了超常的发展。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1878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1900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主要作品有，《盐沼逃生》、《洞窟幽灵》、《雅库布的珠宝店》、《峡谷追捕》、《老母塔之夜》、《魔鬼峡》、《印第安酋长》、《荒原追踪》、《温内图之死》、《恐怖的大漠》、《埃斯塔的绿洲》、《老铁手》、《沙漠秘井》《智闯蓄奴岛》、《凯曼船长》、《溪谷庄园》、《真假享特》、《护身符》、《藏金潭夺宝》、《银湖宝藏》、《石油王子》、《奴隶商队》等。

李治

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母为文德皇帝后长孙氏,太宗第九子。太宗长子承乾,四子泰,各树党羽,谋求皇位,势同水火。贞观十七年,太宗第五子齐王祐反,后败死。承乾谋引兵人大内,谋泄,被废为庶人。太宗认为,如立李泰,那就使人误以为皇位可以通过阴谋求得,且承乾和李治都难保全。如果立李治,则两人皆可保。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公元649年六月,李治即位,次年,改元永徽,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无子,请立庶子李忠为太子,高宗许之。及武昭仪得宠,百般谗毁,高宗乃废王皇后为庶人。永徽六年(655),武昭仪被立为皇后。次年,废太子忠,立武后长子代王弘为皇太子。675年,武后杀太子弘,立次子贤为皇太子,旋被废。贤死,乃立哲 (即李显) 为太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然而自655年起多苦风疾,往后的二十八年,基本上是武后执政。杀了许多反对她的元老重臣,重修了 《氏族志》,灭了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683年,唐高宗李治死。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葬于乾陵。有子八人,女三人。

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每到一地做官都提倡办学校，而且亲自讲授经术。程颢、程颐兄弟都是他的学生。他晚年于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故人称“濂溪先生”，而将其所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周敦颐十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在汴京做大官的舅父，二十四岁荫恩获得官职，此后出入官场三十多年，但主要是在州县做官。历任分宁县主簿、桂阳令、南昌知事、虔州通判等地方官吏约20年。周敦颐身在官场，但却心在林泉，向往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乐趣。他在著名的《爱莲说》中以菊花喻隐逸者，以牡丹喻富贵者，以莲花喻君子。他说：“予独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他的自我写照。他想做的就是身在世俗、心在方外的“君子”。周敦颐并非假道学，而是真诚地追求着“孔颜乐处”。据程颐后来回忆，他和程颢少年时代曾奉父命，受学于周敦颐，两兄弟一听这位先生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诗人黄庭坚称其“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不过，一个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由其人品或人格决定。周敦颐所以被后代理学家尊为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他开辟了儒学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两篇哲学论著《太极图说》和《通书》总共只有三千多字，但却为后代理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尤其是《太极图说》，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宝藏。《太极图说》全文二百五十余字，是周敦颐对“太极图”所作的说明：“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运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由“太极(无极)”一动一静而生阴阳，而生五行，而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其中，“无极而太极”、“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中正仁义而主静”等，就是宋明理学的经典命题。只须将“太极”换成“理”或“天理”，就可以看出其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关系。

周敦颐的教育思想，首先主张教人“学为圣人”。他一生的抱负在“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他认为，“圣”就是“诚”，“圣人之道”就是“仁义中正”。所以，为人的目标要以诚为本，而为人的道路则要合乎“仁义中正”。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心中纯一，没有杂念，才能进入无欲的境界，而近乎纯粹至善的地步。其次，强调学习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思索，另一方面要靠教师的指导和朋友的帮助。他说：“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通书》)提倡有学识的人要教育没有学识的人。没有学识而蒙昧的人，应当向明白事理而有学问的人学习。第三，他要求人们要注重修身养性，要具有高尚的品德。他写了一篇《爱莲说》，文中赞美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意思是：莲虽从污泥中长出来，但不被污染;虽经清澈的水波洗荡，但不妖艳、浮华。周敦颐借莲花来比喻君子的风范，使莲花成为高尚洁美人格的象征。他的著作后人编为《周子全书》或《周濂溪集》。

张纲

张纲（1083—1166），字彦正,晚号华阳老人,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大观四年,入太学。政和三年,试内舍第一。次年,赐上舍及第,特除太学正。五年,迁太学博士,除校书郎。以论事忤蔡京,主管玉局观。宣和三年,复为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国朝会要》,校正御前文字,迁著作佐郎。五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建炎元年,出为两浙路提刑。绍兴二年,改江东提刑。三年,以左司郎中召还,权监察御史,进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四年,兼详定一司敕令,除给事中,提举宫观。时秦桧当政,张纲奉祠近二十年。二十三年,以徽猷阁待制致仕。秦桧死,召为给事中。次年,为吏部侍郎兼侍读,权吏部尚书。二十七年,擢参知政事,以年老辞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寻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四,谥章简。张纲立朝有守,尝书“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为座右铭。文思敏赡,周必大称其文“实而不野,华而不浮”,“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诗歌格律有唐人风(《张彦正文集后序》)。《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诗文典雅丽则,讲筵所进故事,因事纳忠,亦皆剀切”(卷一五六)。像《论党籍之家推恩泛滥札子》、《乞严边备札子》、《论淮南官冗札子》等,议论政事都能出于公心,切中时弊;《进故事》、《经筵讲义》引经籍、唐史为鉴,反覆申说。清四库馆臣称他“卓然特立,毫无门户之见”(同上书)。其诗写景吟怀,时有佳句,如“山烟归宿鸟,水月动明波”(《月夜》),“千里故园云水外,三年归路梦魂中”(《次韵仲弼重九》),“士应知己用,人岂法家流”(《汤胜仲挽词》),也都情真意切,清新晓畅。张纲诗文在南宋乾道时由其子张坚编为《华阳集》四十卷,后由其孙张釜刊行传世(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今存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四库全书》本。又著有《瀛州唱和集》八卷,今已佚。《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三十七首。《全宋诗》卷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三六六一至三六八○收其文二十卷。事迹见洪箴《张公行状》(《华阳集》卷四○附录)、《宋史》卷三九○本传。

张九龄

张九龄（673年～740年），唐代诗人。一名张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人。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进士,又中制举拔萃科。授校书郎。先天元年(713),唐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章之士,亲加策向,张九龄中高第,进左拾遗;未久,又调左补阙。与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以公允著称。开元十年(722)迁司勋员外郎。其时张说为宰相,对张九龄极为器重,与之连宗,赞之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拜中书舍人,封曲江县男。开元十四年,张说被宇文融、李林甫弹劾罢相,张九龄也被出为冀州刺史,后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选补使。张说当初曾推荐张九龄可备顾向,张说死后,唐玄宗思其言,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适逢起草赐渤海国诏书,朝堂无人胜任,张九龄援笔立成,即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开元二十二年任中书令。为政贤明,有蹇谔之节,常直言玄宗得失。安禄山曾因兵败被押赴京师,张九龄力主杀之以绝后患,玄宗不听。其时李林甫亦在相位,对张九龄极为忌恨。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李林甫乘机进谗,玄宗乃于秋日赐张九龄白羽扇,以示其无用,由此被疏远。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改尚书右丞相。次年,又因所荐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唐玄宗,张九龄被牵连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请还乡拜墓,遂卒,终年68岁。张九龄不仅为官廉洁,且风度潇洒,玄宗曾对左右说:“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此后每进用一人,先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安史乱起,玄宗在成都思其忠,为之泣下,作《谪仙怨》,其音怨切动人。杜甫亦曾赋《八哀诗》以寄意。

张九龄诗除少量应制之作外，尽为五言。其五古多兴寄之作，诗风朴质遒劲，在开元诗坛影响很大。沈德潜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子昂）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九龄）继续而诗品乃醇。”(《唐诗别裁集》卷1)名篇有《感遇》12首，《杂诗》5首。五律则多抒怀之作，诗风清新，情景俱佳，名篇有《望月怀远》、《湖口望庐山瀑布水》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20卷，今有《曲江集》20卷(别本12卷)传世，当系源于旧本。《全唐诗》卷47至49存诗3卷；《全唐文》卷283至293存文11卷。

福斯特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另称E. M.Forster，1970年7月7日～1879年1月1日），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建筑师,在他还是婴孩时就去世了。福斯特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剑桥大学自由的气氛,以及1901年他对希腊和意大利的访问,对他的思想及其以后的创作影响较大。福斯特一生共创作了5部小说。前4部是连续创作的,它们的主题基本上都是: 赞美希腊、意大利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强调个人的、内心的生活的丰富,希望改变英国人,特别是英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沉闷、枯燥的生活。这4部小说是: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 、《最长的旅程》(1907) 、《可以远眺的房间》(1908) 、《霍华德别区》(1901)。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霍华德别区》,它使福斯特赢得了英国第一流小说家的声誉。作品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探索了人们之间建立真诚关系的可能性。小说在结构上把情节和象征巧妙地组织在一起。

在写作这些小说期间,福斯特旅行到了很多地方。《霍华德别区》 出版后,他在印度呆了一年,这次旅行给他的印象极深。1922年,他又一次到了印度。1924年,他发表了他的杰作《印度之行》。在这部小说中,福斯特所关心的仍是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其前期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有其进步之处: 它的题材选取的是社会政治题材,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压迫。在作品中,福斯特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在西方之间是否有相互理解的可能? 印度人是否能真正成为英国人的朋友? 福斯特对此是悲观的,他意识到了人道主义思想的软弱无力,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

自创作小说《印度之行》后,福斯特没有再发表小说。1924年后,他开始撰写随笔和传记文学。1927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文学批评讲演集 《小说面面观》(1927),这本书被誉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以后他又将散文编成集子 《两呼民主》 (1951)出版。晚年,他作为剑桥大学的教授在那儿度过余生,1970年去世。

人道主义思想,是福斯特世界观的一个突出方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人类的真诚和善良。福斯特是“布卢姆斯伯里派”的成员。这个流派的共同特点就是: 激烈反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社会的保守、狭隘,反对中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和钳制。福斯特也不例外。福斯特在艺术上较有成就。他的作品风格平易自然,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同时擅长于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

黄姬水

黄姬水（1509－1574），明代诗文作家。字淳父。长洲(江苏苏州)人。五岳山人黄省曾之子。生而幼敏，山人出入，携之俱，有所占属，每令同赋。曾学书于祝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避倭寇，徙家南京。嘉靖三十九年，返里。嘉靖四十三年，金大舆发3信请其为诗集作序，可见其在当时文名甚盛。万历二年(1574)卒，年66岁。著有《贫士传》2卷、《白下集》11卷、《高素斋集》29卷。其诗写得清丽俊逸，但托寓凄婉。如古体《听查八十弹琵琶歌》描写弹奏出来的声音就有这样的艺术特色：“联绵曲折抽芳绪，凄锵蹇劫生孤怆。”又如七律《息园赏芍药》同样体现这种特点：“浅白深红间合欢，丝丝香雨昼难干。直须一日三百盏，无那东风十二栏。水上新传锦子艳，楼头长怨玉箫寒。可怜春色随花尽，留尽还应待月看。”陈田《明诗纪事》认为：“勉之(其父黄省曾)北面空同，致失故步，不如其子淳父为轻俊语，吴人而吴歈也。”确实看出其诗歌情调和风格所在。他亦善文，《贫士传》都是写仕宦蹇涩但志向高洁的人物，这也是一种自况。

埃迪·德文德

埃迪·德文德（Eddy de Wind，1916—1987） 荷兰心理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1943年9月14日，埃迪·德文德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终于解放，夫妻两人却不幸失散。在这之后，埃迪留在了奥斯维辛，照顾其他幸存者，并记录下他在集中营16个月的骇人经历。 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兰，奇迹般地与弗里德尔重逢。两人勇敢地重启生活。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过于严重，在离开奥斯维辛12年后，两人遗憾分手。 1987年9月27日，埃迪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Bester．1913～1987）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心理学方面均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是继阿瑟·克拉克、罗伯特·A·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等科幻大师之后，美国科幻小说协会评选出的第九位科幻大师，对美国科幻的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科幻史上有两件大事与贝斯特密切相关：1942年，他加入DC动画公司，参与了“超人”和“蝙蝠侠”两大超级动画英雄的创造；1953年，他以一部《被毁灭的人》见证了“雨果奖”——这一世界科幻大奖的诞生。 他给科幻界带来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短篇故事，最初他把它寄给了《惊骇》。一个叫莫特·威辛格的编辑帮助他润色了这篇作品，并建议他去参加《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正在举行的业余作者大赛。贝斯特听从了这一建议，结果他赢得了50美元的奖金。这篇故事叫《被破坏的公理》（The Broken Axiom），发表在1939年4月日的《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上。

汪机

汪机(公元1463—1539年)，字省之，安徽祁门县人。明代医家。因世居祁门之石山，人亦称之为石山先生。名医汪渭(字以望,号古朴)之子，其随父行医几十年，遂成一代名医。他年轻时为邑诸生,后因母病而究心医学,行医几十年,临床经验丰富,学识宏博,汪氏钻研医业刻苦，医德亦好，“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祁门县志》)其医学主要继承朱震亨，对内、外科，针灸和痘疹方面都有一定见解。研读诸医家书,参以《周易》及儒家性理奥论,治病屡效。尝据《内经》等古典医籍,以为人体应阴阳平衡,气血调和,不能偏执一端。强调治病应四诊合参,缺一不可,若偏恃脉诊以断人之吉凶生死,是为自欺欺人。认为治病应博采众长,辨证论治,如病当升阳,治从东垣;病当滋阴,法随丹溪。共有十余部医学专著，其中以门下弟子所编辑的《石山医案》最具代表性。

所著有有《石山医案》(1519年)、《医学原理》(1519年)、《本草会编》(佚)、《续素问钞》(1519年)、《运气易览》(1519年)、《脉诀刊误》(1523年)、《外科理例》(1531年)、《痘治理辨》(1531年)、《针灸问答》(1532年)、《伤寒选录》等书。

都德

阿尔丰斯·都德（法语：Alphonse Daudet，1840年5月13日—1897年12月14日），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出身于破落的丝绸商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度过的,十五岁时因家庭破产而辍学,到一所学校当课外辅导员。十七岁到巴黎,开始创作生活。他最初写诗,然后当巴黎报社的采访员,后来一面在政府机关工作,一面从事写作。他的处女作是诗集《女恋人》。1866年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的问世和1868年第一部半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小东西》的出版,使都德在文学界获得相当声誉。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被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题材,他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小说。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一些戏剧和诗歌。他的许多作品具有重大的社会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持批判态度。如长篇《小东西》、《约克》(1876),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内幕;《月曜日的故事》是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爱国主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弟弗罗蒙和长兄黎斯雷》(1874)、《富豪》(1877)展示了巴黎资产阶级投机家的丑恶生活;《努马·卢梅斯当》(1881)描写了政治冒险家的宦海浮沉。都德最著名的作品是《磨坊文札》和长篇《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前者描写了法国南方的自然风光、生活习俗和传说故事;后者通过戴达伦这个典型人物,对法国社会中的庸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最后一课》是《月曜日的故事》中最出色的一篇。都德是一个具有洞察力、富于抒情意味、文笔精炼的艺术家,善于运用隐蔽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苏斋、彝斋，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五年(1760)参与修《续文献通考》，二十八年缮写《昭明文选》，三十三年(1768)在粤得苏轼《天际乌云帖》，自号苏斋。曾三任广东学政，四十四年(1779)典江南乡试，五十二年(1787)任江西学使， 五十七年(1792)任山东学使。累官国子监司业、礼部侍郎、内阁学士鸿胪寺卿、内阁侍讲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嘉庆六年(1801) 为仁宗颙琰所恶，被罚赴马兰峪守陵，九年(1804)放回。精心汲古，好奖掖后进。精鉴赏，富藏书，尤长于金石考证。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冠绝一时。尤精书法，行、楷、篆、隶皆工，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并称为“翁刘梁王”四大家。其书法初学颜真卿，继学欧阳询，隶书法 《史晨》《韩敕》诸碑。杨守敬《学书迩言》云： “覃溪见闻既博，一点一划间皆考究不爽毫厘，小楷尤精绝，但微嫌天分稍逊，质厚有余，而超逸之妙不足。”马宗霍云： “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小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间亦刻印，颇有古趣。晚年体健，目力尤胜，能书蝇头小楷而不需眼镜。著述宏富，有 《复初斋文集》二十五卷、《复初斋诗集》七十卷、《粤东金石记》十二卷、《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苏米斋兰亭考》 八卷、《石鼓考》 等。

张幼仪

张幼仪（1900年1月29日—1989年1月25日），名嘉玢，1915年与徐志摩结婚。1918年生下长子徐积锴、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次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徐志摩1921年要求与幼仪离婚。1922年张幼仪于柏林产下次子，并与徐志摩正式离婚。1926年返回中国，1927年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1928年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1949年移民香港，1954年与苏纪之医师结婚。1972年苏纪之医师去世，幼仪搬往美国与家人团聚。1988年逝世于纽约。[1]

1900年1月29日（农历庚子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生于江苏宝山。

1912年7月，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苏州创立“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2岁的张幼仪在二哥张君劢（嘉森）和四哥张嘉璈的帮助下到该校读书。该校首任杨达权，重视女子教育，张幼仪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

1915年，尚未结业的张幼仪就被接回家成亲了。15岁的张幼仪就辍学嫁给了徐志摩。

1918年生长子徐积锴（阿欢），不久徐志摩就留洋去了，1920年徐志摩收到张君劢的信，把张幼仪接到他身边，此时的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不久徐志摩就提出离婚，已有两个月身孕的张幼仪毅然同意。

1922年生次子彼得，遂与徐志摩在柏林签字离婚。这是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离婚后，张幼仪到巴黎投靠二哥张君劢，并随其去了德国，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5年痛失爱子彼得。

1926年夏被八弟张禹九接回上海，不久她又带长子阿欢去北京读书，直到张母去世，她携子回沪。张幼仪先是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1934年，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她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抗战爆发后她又屯积军用染料，积累了一些财富。解放前夕，张幼仪赴香港。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

1972年苏医生病逝，张幼仪赴美，1989年，张幼仪逝世于纽约，并被安葬在芬克里夫墓园。

赵佶

赵佶 (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书画家，神宗赵顼第十一子。即位前，独好研修丹青，图史射御。同王诜、赵令穰、黄庭坚、吴元瑜等交往。元丰八年(1085)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无嗣,佶以弟继位。初号建中靖国,调和熙宁、元丰与元祐间的党争。不久即改元崇宁，任蔡京为相，以绍述神宗为名，立元祐党人碑，变乱新法，国政日非。宣和二年(1120)，遣使约金攻辽，成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祸因。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后乘势南下，进逼汴京。赵佶传位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北宋沦亡后，赵佶、赵桓俱被掳北迁。绍兴五年(1135)，赵佶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年五十四。

赵佶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擅书法，创“瘦金体”。工花鸟，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等。能诗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徽宗天才甚高，于诗文外，尤工长短句。”徐釚《词苑丛谈》卷六：“徽宗北辕后，赋《燕山亭·杏花》一阕，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听。”王国维《人间词话》称李后主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诗词杂俎》有《宋徽宗宫词》一卷(《十家宫词》作三卷)、《彊村丛书》有曹元忠辑《宋徽宗词》一卷。

在位时广收历代文物、书画，盛极一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召集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任米芾为书画学博士，赐予画院的画家佩带金紫鱼袋，将画院列在其他各院(书、琴、棋等) 之上。任命宋子房为主考官，用科举办法选拔画家，对绘画艺术，起了推动和倡导作用。擅书法，真书学薛曜，草书学黄庭坚，自创瘦劲锋利如“屈铁断金” 和 “瘦金体”。《铁围山丛谈》谓： “裕陵 (赵佶) 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 传世书迹有真书及草书 《千字文卷》 等，现藏上海博物馆。绘画得吴元瑜传授，继承崔白风格，重视写生，体物入微，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见生动。认为画孔雀上墩，必先左脚。亦擅画山水和人物。获有“妙体众形，兼备各法” 之誉。但有些作品乃画院中高手代笔。画后押字用 “无水” 及 “宣和”、“欧和” 小玺或用瓢印史鱼篆文，还常押书 “天下一人”。传世作品有 《芙蓉锦鸡图》 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柳塘书雁图》 卷，藏上海博物馆《摹张萱䝞国夫人游春图》 卷， 藏辽宁省博物馆。

叔本华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享年72岁），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波兰的但泽。早年曾随同父母游历法、荷、意、瑞士等国。1809年入哥根廷大学学医,后来学习哲学。1811年转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沃尔夫、弗希特和施赖伊马赫是他早期的导师。1820年在柏林大学讲授他的形而上学,因与黑格尔的讲演对立而失败。1832年以后定居于法兰克福,过隐居生活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1813)、《论自然中的意志》(1836)、《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1841)、《论文集》(1851)、《附录和补遗》(1851)。叔本华广泛吸取柏拉图、巴克莱、康德和佛学的一些思想,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在内的理论体系。叔本华形而上学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说成是主体的表象,即主体的感觉、经验。它们是主体意识的产物,主体是它们存在的条件,离开了主体它们就不能存在。主体和客体是表象世界不可分割的两个半面,二者密切联系。主体意识中先天具有的根据律为二者共同具有,是二者的分界限。在客体中根据律是永恒的形式或本质。世界的另一面是世界的本质,自在之物,这就是生存意志。它是无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他强调意志的同一性、不可分割性。这个意志是世界一切事物的现象和根源、内在本质。叔本华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体的传统观点,它们错误的片面强调客体或主体单方面的决定性。表象只不过是转瞬即逝,变化不定的现象,其本质或根据是表象之后的意志作用。对表象世界可以采取理性抽象的方法,用根据律来研究自然现象的原因;反之意志本身是无根据的,它超越于时空之外,不适用于根据律,科学的理性思维在此失败。把握意志的惟一手段是直观。当认识的主体忘却一切个性的欲求而上升到“纯粹的认识主体”时,他就在直观中达到自我,直接把握意志的本性。叔本华在认识论领域中得出直观高于理性的结论。艺术欣赏就是实现这种认识的一条途径。它只是少数天才在个别场合下才能实现。在伦理学中叔本华阐述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人是意志的显现,人的个体受时空形式的支配。个体的人的生存时间与空间和地限的时空相比,几乎等于零。所以人生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的短梦。意志的无止境欲望和满足推动着宇宙的生成变化,欲求和挣扎是人的本质,所以人生是痛苦的、悲惨的。人在进行哲学研究和艺术欣赏时进入忘我境界,能暂时地摆脱痛苦;永久地摆脱痛苦的惟一途径是像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所作的那样,实行禁欲,弃绝意志的一切欲望达到忘我,最后在无欲宁静的理想世界中实现超脱,他把这叫做“生存意志的否定”。否定生存意志的方法,是甘愿受苦、去掉性欲和绝食而死等。彻底否定了生存意志、世界所剩是无。在哲学史上,叔本华强调了认识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相对立,揭示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另一侧面。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人研究非理性的东西提供重要启示。

樊增祥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又号樊山，别署天琴老人、身云居士。湖北恩施人。七岁能属对。少年时期熟读李白、白居易、陆游、高启、袁枚、赵翼等人诗。放言吟咏，动辄数百言。十五岁后转攻举子业，亦不废诗词。咸丰七年(1857)至同治八年(1869)之间，作诗学袁枚与赵翼，亦作香奁体，达一千数百首。同治六年中举后，一度为人司书记，张之洞荐其为潜江书院院长。其后与张之洞交往甚密，亦受张之洞影响，转向经世致用之学，悉焚弃其诗词旧作。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次年赴武昌作幕僚。十年，出任陕西宜川县令。其后历任咸宁、富平、长安县令。十九年，为渭南县令。二十六年，简授皖北道道员。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袁世凯当国时期曾为参政院参政。

樊增祥长期从政，而以诗词为能事。尝谓一日“十二时中，尝以六时接僚属治公事，三时吟咏，三时燕息，不两旬得慢令七十余首。倘无劳形案牍，延谒宾客之累，壹意为文，则侯生毕世所作可作一岁竟耳!世有得放翁残稿者，计一月作诗六十许篇，吾未陈臬事时，率月得五六十篇，亦有及百篇者，此固不足难也”(《五十麝斋词赓跋》)。平生受张之洞、李慈铭影响最大，亦深得二人推许。张之洞以为洞庭湖南北只有两位诗人，一为王闿运，一为樊增祥。李慈铭则称当世之学人能诗者，“皆幽邃要窈，取有别趣。若深精华妙，八面受敌而为大家者”，却只有他自己和樊增祥二人(见陶在铭《樊山诗抄·序》)。诗词文俱能，以诗最负盛名。诗作数千首，中日甲午战争及庚子事变时期有部分忧国忧民之作，大多格调不高。李慈铭《题云门吾弟十斋诗集时将出宰宜川》曰：“云门诗得力于信阳，而画取北地。其七律至追踪唐之东川、义山，而古体胜之。”张佩纶《樊山诗集·叙》称其诗“调采葱茜，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不倦。”陈衍《近代诗抄》曰：“樊山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所存万余首，而遗佚盖已不少矣。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谭献《复堂日记》曰：“樊山词如弹丸脱手，独茧抽丝，不腻不豪，自成馨逸。”著有《樊山集》二八卷、《樊山续集》三二卷。生平事迹散见于诗文集自序与他人序跋。

姜宸英

姜宸英(1628-1699)清初诗文作家。字西溟，号湛园。慈溪(今属浙江)人。明末诸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参加纂修《明史》。后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因受正考官李蟠牵连，下狱病卒。

姜宸英少时即以诗文名世，他与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他的经史功底深厚，对政治、诗文、历史、社会等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如《五七言诗选序》，论述五七言诗体流变，层次清晰，文辞畅达，独成一说。《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叙述科举制度对人材的压抑迫害，以及士子困辱之状，文中灌注了作者自己的深切感受，有理有据，情感充沛，气势逼人。又如《明史·刑法志》，记述明代诏狱、廷杖、立枷及厂卫的情况，文笔犀利，以充分的事实暴露了明代严刑峻法的残酷。它如《黄老论》、《江防总论拟稿》、《东汉文论》等编，或论理清晰，或议论精到。《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文“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

他的诗歌题材较为广泛。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更多的是在诗中表现他的身世之感、世事之叹。如《感怀》：“文章用尽终无力，犹向沧波一问津。北阙新除搜粟尉，西山遥贡采薇人。林宗有道身仍隐，元叔无官相岂贫。物色虚劳明主意，早知麋鹿性难驯。”时逢康熙十六、十七年，入赀得官者甚众，后清廷又举博学鸿词科，不少隐士纷纷出山，争相入仕。宸英即以此诗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其诗在艺术上兼有杜甫、苏轼的神韵，调高格稳，注重比兴寄托，力求空灵，不刻意雕琢。

宸英还能词，其内容与诗大致相同，如〔临江仙〕《秋柳》、〔蝶恋花〕(浪逐韶光朝复暮)等，可体现这种特点。词中也多有寄托，如“过尽蝶忙蜂闹也，而今几许凄凉。画眉人去不成妆，五更知有恨，碧月冷于霜。”实则表现了他自己内心的凄凉。宸英还工书法，学钟繇、王羲之，时人称之为可入神品。

著有《姜先生全集》33卷，其中文稿凡24卷、诗集8卷、诗、词拾遗1卷。

C. S.路易斯

C. S.路易斯，全名克莱夫·斯台普斯·刘易斯（CliveStaplesLewis，1898年11月29日-1963年11月22日）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也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作者之一。他曾在牛津大学（MagdalenCollege，1925-1954）和剑桥大学（MagdaleneCollege，1954-1963）担任英国文学学术职位。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小说作品，特别是《爱情的寓言：对中世纪传统的研究》、《纳尼亚传奇》和《太空三部曲》，以及在宗教方面有《痛苦问题》、《纯粹基督教信仰》等，

刘易斯和同为小说家的JRR托尔金是好朋友。他们都曾在牛津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并活跃于非正式的牛津文学团体Inklings。因为只有他真正了解《魔戒》的作者。20世纪30年代，他和托尔金常在牛津大学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聚会聊天，分享对方的种种古怪想法，并相约各写一部奇幻史诗。很多年后，这家酒馆成为无数读者心中的圣地，因为那里孕育了两部关于信仰与想像的伟大著作:《纳尼亚传奇》和《魔戒》。

刘易斯写了30多本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量达数百万册。《纳尼亚传奇》的书籍销量最高，并在舞台、电视、广播和电影中广为流传。他的哲学著作被许多教派的基督教教士广泛引用。

1956年，刘易斯与美国作家乔伊·戴维曼结婚；四年后，她因癌症去世，享年45岁。刘易斯于1963年11月22日因肾衰竭去世，也就是他65岁生日的前一周。2013年，在他逝世50周年之际，刘易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获得了一座纪念碑。

织田作之助

织田作之助（おだ さくのすけ，Oda Sakunosuke，1913年10月26日—1947年1月10日），当时人们昵称其为“织田作”，1913年生于大阪市南区生玉前町。1931年4月，织田考入第三高中文科甲类，学生时期，他特别沉醉于契诃夫、勒纳尔、波尔特里什等人的现代戏剧，并被自称继承法国象征诗流派的同学白崎礼三感化，开始阅读兰波和瓦雷里的作品。1934年2月，织田在毕业考试期间开始咳血，随后与同样患有肺疾的白崎礼三前往纪州白滨温泉和小豆岛疗养，9月病情好转回京都复学，却未通过毕业考试，留级三年级。

1935年12月，与青山光二、白崎礼三等人共同创办了了同人杂志《海风》，登载剧本《早晨》，却因上课天数不足未能获准毕业，最终退学。1937年5月单身赴京，期间受到司汤达作品的吸引，从剧作家转型为小说家。

1940年2月，在室生犀星等人的推荐下，《俗臭》入围第十届芥川奖，同年4月在《海风》上登载短篇小说《夫妻善哉》，成为改造社第一回文艺推荐作品，正式出道文坛。

1941年，受司汤达《红与黑》的影响完成长篇小说《二十岁》、《青春的反证》，然而，由于战时社会环境，《青春的反证》遭到禁售。1944年，刊载于《电影评论》的脚本《四个都城》被改编为电影“归来的男人”。1946年8月，在读卖新闻连载《周六夫人》，却因咳血而中断。翌年1月10日，于东京的医院中病重去世。

早川孝太郎

早川孝太郎（明治22年（1889）年12月20日-昭和31年（1956）年12月23日），日本民俗学者、画家。出生在长筱村大字横山（现新城市横川），是早川要作的长子。

1906年从丰桥私立素习学校毕业后，立志成为画家来到东京。师从柳田国男的小弟松冈映丘，在此期间了解了民俗学专业杂志《乡土研究》，报告了有关家乡动物、三河万岁、正月等的民俗，受到柳田的关注。20年与柳田合著出版了《狐狸的故事》，接着出版了《三州横山话》（1921）、《猪、鹿、狸猫》（1926）。30年，在涩泽敬三的帮助下，发行了家乡民俗艺术花祭的精细单图《花祭》前后篇2卷。33年成为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的小出满二的助手，从事农业经济的研究。36年从九州大学退休，加入农村更生协会。在此期间，进行了阿苏、椎叶、十岛村等全国各地的民俗调查，38年发行《大藏永常》，41年发行《古代村落的研究--黑岛》。早川被称为民俗调查的天才，始终保持着对任何偏远地区都进行调查的热情，晚年作为有关民俗的字典，致力于民俗资料的指导和调查。早川在受到柳田、折口信夫、涩泽的影响的同时，通过丰富的调查活动和诗意，建立了独自的民俗学，但不仅仅是作为知识的民俗学，在将其知识用于实际生活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昭和31年（1956）年12月23日病逝于东京（享年67岁）。

为了介绍乡土值得骄傲的艺能和民俗，他走遍各地进行探访，运用巧妙的画法，留下了很多淡淡地诉说真相的文章，是一位伟大的民俗学者。记述北设乐民俗艺术“花祭”的《花祭》被称为不朽的金字塔。 主要著作有《虎狐的故事》大正9年刊《三州横山话》大正10年刊，《羽后飞岛围志》大正14年刊，《猪、鹿、狸猫》大正15年刊，《花祭》（前·后篇）昭和5年刊，《大藏永常》昭和18年刊，早川孝太郎全集等。

安德鲁斯

弗吉尼亚·C·安德鲁斯（Virginia C. Andrews 1923年06月06日-1986年12月19日）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一九二三年出生于美国维吉尼亚州。 美国史上最畅销的作家之一，擅长以禁断恋情、血亲纠葛等元素创造脍炙人口的小说，征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虽然中年才迈入写作生涯，其独具风格的创作与惊人的销售成就令同时期作家皆难望其项背，堪称「歌德罗曼史」、「家族传奇」类型女王。 一九八六年逝世后，由于「V. C.安德鲁丝」之名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畅销书品牌，其亲族甚至聘请代笔作家，根据她留下的草稿大纲，至今仍继续发表新作。

少女时代不慎摔伤，加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她不得不放弃当个表演者的梦想，余生更是得靠拐杖和轮椅行动。 她自小沉浸于阅读，最爱童话故事、冒险故事、恐怖故事，以及爱伦坡、大仲马的作品，特别深受故事中的恐怖元素吸引。 当书本无法满足她，她便用幻想和涂鸦为自己编故事。

安德鲁丝早年受家人鼓舞，以绘画为业，四十九岁才开始写作。 一九七九年，也就是安德鲁丝五十六岁的那一年，《阁楼里的女孩》出版，立即引发读者热烈回响，高居排行榜长达十五周。 来年，她又发表续集《风中的花朵》（Petals on the Wind）。 此后她维持一年出版一本新书的节奏，直到罹患乳癌离世为止。 安德鲁丝着有近三十个畅销系列，超过七十部小说，作品累积销售逾一亿六百万册，译成二十五国语言。

写作时用心至深，随着角色遭受折磨，她也日渐消瘦，甚至悲伤痛哭。 对于世人将她的作品归类于「恐怖小说」，她说自己写的是角色在人生道路上的成长历程，「如果成长的历程是『恐怖』，那么这样的恐怖就是你我平时必须面对的。 」她曾称本书「改编自真实故事」，甚至有读者怀疑是否改编自其亲身经历，传言虽然从未证实，却为本书更添传奇色彩。 《阁楼里的女孩》多次改编为电影、舞台剧，问世至今影响力仍然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