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中

方药中（1921年10月14日—1995年3月3日），原名方衡，1921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幼时先入私塾，后入小学。祖父是位中医，父亲曾随之学医并深知医理，谋生之余，就教授方药中诵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以及《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医书。这些通俗读物便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使他自幼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0年，方药中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衰，遂考入重庆市邮局作邮务员。但是，他念念不忘的是志做中医。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名医荟萃山城，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使他得以聆听一代名医精湛的学理和高超的医术。在诸多名医中，他最钦佩的是被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的陈逊斋。陈是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的后裔。就在这一年，19岁的方药中正式从师于陈逊斋门下学习。为了生活，他还不能放弃邮局的工作，只能半工半读。

陈逊斋是一位严师。在中医理论方面造诣很深，不但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而且要求熟读成诵。临床方面，他是著名的经方家，而且针药并用。诊病时，只口述方名，便要求学生开出药物；只提示穴位，便要求能准确取穴扎针。面对这种严格要求，方药中只好把要背诵的内容写在纸条上，利用饭前饭后、乘车行路的时间反复默诵。日积月累，终见成效。在陈逊斋处学习半年之后，他便能按老师要求，遵方开药，按穴用针，有时还能背诵一些《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大成》的原文作为处方、取穴的根据。陈逊斋对这位勤奋苦学、聪敏善思的学生深为赞赏，随为他改名为“方药中”，勉励他“一生沉潜于方药之中”，预祝他“方药必中”。这一段学习经历，使方药中受益终生。由于陈老师的严谨教学和严格要求，使他苦读了中医经典著作，苦练了坚实的基本功。他在讲课中经常引用古典医籍，总是背诵如流。同时，学习中节奏紧张的生活，使他养成了珍惜时间、快速高效的工作习惯。

1944年，方药中取得了“中医师”资格，在重庆开设“方药中诊所”。当时，重庆连年流行霍乱、天花等，离诊所不远的江边一带的贫民区更是传染流行的疫区。年轻的方药中，怀着一颗“医乃仁术”之心，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不计报酬，不怕传染，参加救治。他运用中医有关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大胆施治，居然活人不少。就是这样，在治疗烈性传染病中迈出了行医生活坚实的第一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小有名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方药中参加了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1952年，国家规定选拔部分优秀青年中医到北京系统学习西医。方药中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于1957年毕业。从1955年开始方药中以3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专著——《医学三字经浅说》。书中他吸取了西医的一些归类、论述方法，来收集、整理、阐释中医文献资料和临床经验。出版之后，倍受读者欢迎。

系统学习西医之后，他真正了解到西医的长处和不足，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医的优势和不足。中西医需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他主张中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医固有理论体系，以中医为主体，同时吸收和运用现代医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多种知识和手段，来为发掘、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术服务。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现代研究方法和传统研究方法并存并重。所谓中医传统科研方法，即以中医学的整体恒动观为指导，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总结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并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从中总结人体养生防病和疾病诊断治疗的规律性认识。方药中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着重运用了这一传统科研方法，并注意吸取西医知识和手段。在临床诊断方面，他从来都是在中医辨病辨证的同时，作出西医诊断；在观察疗效时，他在运用中医指标(包括形、神、色、脉、舌、症)的同时，注意选取西医若干理化指标，作为判断中医疗效的指标之一。在治疗方面，则主要根据中医辨证，采用中医疗法，不主张中西药盲目同用。几十年来，他对肝病、肾病、重症肌无力、恶性肿瘤等多种疑难病症诊断治疗经验，都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传统方法并注意吸取西医知识总结出来的。

30多年来，方药中在培养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高级人材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中医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50年代，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发表后，很快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中医出身、又系统学过西医的方药中，当然是理想的教师。1958年开始，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一工作。除了在两年制的本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讲内经、内科、方剂以及《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部分专题之外，共承担了北京10个单位的西学中班教学。白天、晚上甚至星期日都排满了课。虽然很辛苦，但是他感到欣慰，他从未停止过教书育人。多年来，他参加创建并长期主持全国中医研究班、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工作。作为中医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先后直接承担了4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经他培养的中医或中西医高级人材，许多早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著名专家。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方药中着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中医能治病，治好病，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中医学有无理论?有无理论体系?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议论纷纷的问题。从50年代起，方药中曾多次著文论述中医具有其理论与治疗体系，力主中医工作和中医学的发展应遵循中医固有理论体系。但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一直缺乏明确的表述。为此，他发表了《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一文，首次全面、系统、明确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观；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气化论；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认识是藏象论；中医学对病因和发病的认识是正邪论；中医学对病机的认识是求属论；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主要方法和持色是辨证论治；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理论体系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中医理论产生于古人对气候、物候、病候的实际观测和经验总结。这8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

中医气化学说源于《内经》，主要见述于《素问》“七篇大论”，历来被视为中医学中的“天书”。由于其文字艰深，义理深奥，且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地理、历算、生物等多学科知识，以致长期以来学者多畏而却步，少有问津者。在研究方法上，又往往局限在运气推算的干支格局与实际气候的验证符合情况来评是非、论存废。从50年代起，方药中结合《内经》教学开始研究气化学说，并发表多篇论文。1984年，写成《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一书。在这部80多万字的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长期搁置的中医气化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所在。书中总结了中医气化学说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气化学说所揭示的自然气候存在着的自稳调节规律和“人与天地相应”思想乃是气化学说的核心和精华；认为气化学说阐述了中医学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总结了自然气候的运动变化规律，提出了人与自然服从同一规律，即“人与天地相应”。在此基础上，气化学说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生理、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辨证论治的基本模式，从而居于中医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并形成了中医理论的特色。在研究思路方面，他突破了以运气格局评价运气学说价值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方法方面，突破了中医文献研究的一般注释方法，采用新的方法和体例，对原文无删节、无避疑，逐句讲解、逐段述评、逐篇小结，总体论述。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在分析比较历代名注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并进行论证。同时，理论联系实际，阐发了气化理论在临床中的具体运用。该书是唐代王冰补注“运气七篇”以来的第一个全文讲解本。该项研究受到国内20多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高度赞誉，1989年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自从医之日起，方药中即遵师嘱，沉潜于方药之中，一直从事中医内科的诊治和研究工作。

40年代，在嘉陵江畔，他以救治霍乱、天花起步。50年代，初入中医研究院大门，即以治疗大叶性肺炎、肝硬化腹水取得成功。60年代，在西北高原救治浮肿干瘦病，在山东治疗血丝虫病。70年代，为了研究治疗布氏杆菌病，他到过山西、甘肃和新疆。80年代，他承担起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总结他多年来对“慢性肾衰”这一疑难危重症的诊治经验。

方药中长于治疗肝病、肾病，创制了不少有效方药。但是，他从不夸大药物的功效。他认为，治疗所以奏效，关键还在于充分重视并善于因势利导来保护、扶持和恢复人体固有的自稳调节能力，倦惓以正气为怀。这也正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和优势。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这一优势，提高中医疗效，他进行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提出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的新模式。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和特色。但是，对“证”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更是各行其是，甚至把辨证论治降低到对症处理或按病索方、对号入座。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科研的设计、中医人才的质量和中医疗效的提高，迫切需要对辨证论治进行规范化。为此，他在融会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70年代在《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辨证论治七步”，以后又在《中医杂志》上发表论文，简化为“辨证论治五步”的新模式。这五步是:①定位，即按脏腑经络定病位；②定性，即从阴阳、表里、虚实、气血、风、火、湿、燥、寒、毒等14个方面定病性；③必先五胜，即找出何脏腑、何性质的病理生理变化居主导地位，区别标本先后；④治病求本，即在辨证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法、方、药；⑤治未病，即根据五脏一体、亢害承制理论辨析疾病转归，并通过调节未病脏腑来协助治疗已病脏腑。这一设计，经过10余年的临床验证，证明这一模式不但能较充分地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而且具有简而不匮，易用难忘的特点。在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中，他提出的“定位”、“定性”等内容，已为广大中医所接受，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项研究，即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病辨证结合的中医证治新模式。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一些疑难病症，确有一定疗效。但是对这些病症如何总结中医的证治规律，并形成符合中医自身特点、又便于指导临床的证治模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医发展中不容回避、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多年来，方药中通过对慢性肾衰、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西医病症的诊治研究，提出了“诊治体系”这一新的证治模式。在“体系”中，系统总结中医对该病证的病因病机、辨证(包括病位、病性、综合分析以及常见兼挟证、合并证、危重证等)的规律性认识，并提出相应系列治疗方药。作为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他所提出的“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体系”，经过院内外107例的住院病例验证，不但疗效居国内领先，而且确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突破了多年来辨证分型的通常模式。在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新证治模式方面，具有创新特点。目前，这一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和国家验收，并获得中医研究院科研成果奖。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这一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药中辛勤工作、奋力奉献已50年。

在工作面前，他从不畏艰苦，不计个人得失。他曾多次带队到灾区、疫区救治病人，跋山涉水，工作十分辛劳，生活更是艰苦。他常常说:“医乃仁术，要有仁心”。因此，每次下去，他从来都是招之即来，从无怨言。

几十年来，在不利于中医事业的言行面前，他从不容忍，总是挺身而出，据理以争。早在40年代，初出茅庐的方药中就在杂志上撰文，辩论中医学中的阴阳问题。50年代，当有人否定中医理论时，他立即发表了《反对抛开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中医工作》，予以批驳。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有人攻击、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界亦流行存阴阳、废五行之说，他愤笔疾书，接连发表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地位问题》、《评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地位》、《论中医学中的整体观》等，坚持宣扬和阐发中医理论。近年来，当有人借“中医现代化”否定中医时，他立即著文予以回击。在学术问题上，他从不随波逐流。中医气化学说，曾长期被搁置和否定，但是他一直坚持研究，发掘其科学内涵。

几十年来，除了教书育人、看病、科研课题工作之外，先后出版了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140多篇学术论文，共约400万字。为了宣扬中医学术，他走遍中华大地并多次出国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尊重和赞誉。1990年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荣誉证书，表彰他对人类健康所作的有益工作。

在中医这片沃土上，方药中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奋力的奉献者，学术的开拓者。

简历

1921年10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

1940—1944年从著名中医陈逊斋学医。

1944—1950年在重庆开设“方药中诊所”，开业行医。

1951—1952年参加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

1952—1957年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7—1958年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消化系主治医师。

1958—1961年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医研究班从事教学及临床工作。

1961—1976年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工作。

1976—1995先后任全国中医研究生班副主任、副教授，西苑医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5年3月3日逝世于北京。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汉代女史学家、文学家。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曹世叔之妻。曹世叔早卒，班昭未再嫁。她博学多才，有名于时。班固死时，所撰《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完成。她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汉书》初出，时人多不通晓，她又教马融等诵读。汉和帝时，她常奉召入宫，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世称“曹大家”。邓太后临朝后，她还曾参与政事。死时已70多岁。《后汉书》本传说她“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班昭集》3卷，今已佚。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得其佚文8篇：《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和《女诫》。其中以《东征赋》和《女诫》较为重要。《东征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113)。这一年，班昭之子曹谷任陈留太守，班昭随子赴官，因作此赋。赋中描写了长途跋涉的艰阻，吐露了怀土思乡的感情，并且就沿途古迹抒发感慨。其构思与笔法，明显模仿乃父《北征赋》，缺乏独创性。《女诫》是以所谓“妇礼”训诲女儿之作，如要求女儿必须懂得女人“卑弱下人”的道理，遵从“敬顺之道”，具有“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等，完全是束缚妇女的一套封建礼教。可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这篇说教文章却成为许多妇女的必修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黄以周

黄以周（1828—1899）清经学家、哲学家。本名元同，后改今名，复以元同为字，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著名经学家黄式三之子。生于清道光八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授浙江分水县训导，加中书衔，昇教授。曾主讲江阴南菁讲舍、宁波辨志精舍， 从学者甚， 江南高材多出其门下。

学承庭训，以汉郑学为宗，兼採朱熹理学。认为三代以下经学以郑玄、朱子为最，而汉、宋两学之流弊皆因乖漓圣经之义，既不合于郑、朱，更无论于孔、孟。治经常上追孔、孟遗言古训，以探究《易》、《诗》、《春秋》之旨，并皆有著述。尤精“三礼”，把“三礼”视作经典宗主，故详考礼制，正旧说之误，释学人之疑，撰《礼书通故》一书。又认为孟子学孔子，扬圣学而未亲受孔子之教，其间有子思综七十子之亲闻，承孔子而后啓孟子;而子思之学始于诗书，终于礼乐，明于仁义，其所阐述的乃圣教之真旨，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以作为研究由孔子到孟子之踪的枢轴。

在哲学思想上，黄氏以明经传道为己任，辨虚无、辨絶欲、辨利义，对宋代以后长期争论的许多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虚灵说，指出“虚灵之说未知出自何书，传自何人?学圣贤之学者，津津道之。虚灵之说炽，诚明之学微矣”(《南菁讲舍文集·辨虚灵》)。更反对用佛教和道教的幽眇悬空之语附会儒学，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在于实。他说：“惟其有，故实。充其实而美而大而神圣，可以循序渐进。今欲一空其所有而归于无，非吾儒之所谓道德也。吾儒之学未闻以无言也。言无者后人诬託之也。”(同上书，《辨无》)辨明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区别，指出佛、道两教有无心无情之说，而儒学祇讲人心、尽心、存心，“未闻言无心”;儒学祇讲“天地之情”、“万物之情”、“圣人之情”，而“未闻言无情”。由此批评某些儒者或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指斥提倡无极而太极说的周敦颐和心体无善无恶的王守仁、王畿等人。反对把利与义割裂开来，认为利与义是统一的，“言利者，普其利于天下，合义言之也”，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穑，“君子谓之义，以其利物之功大也”(同上书，《对义利问》)。意谓有利于天下多数人的事情，其本身就是义;这种义同时也包含着利。又论证了仁义与利益的关係，指出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没有义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利。他说：“外仁义以言利，利必参害”;没有利而专言仁义，则“仁义为空言”(同上)。还反对空谈德性而忽视学问，指出“德性之善，非问学不成”(同上书，《德性问学说》)。著作尚有《经训比义》、《南菁讲舍文集》、《儆居杂著》、《黄帝内经集注》等。

基罗加

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 1878～1937）乌拉圭作家。自幼酷爱文学, 1899年创办《萨尔托杂志》并开始发表作品。大半生时间侨居阿根廷。 当过教师。个人命运不幸,最后导致自杀。第一部诗集《珊瑚礁》(1901)发表于作者访法后的翌年,明显反映出法国现代派对他的影响。后来他又接受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影响。基罗加精于短篇小说,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家。由于在阿根廷的丛林区生活过多年,他在写作原始大自然和离奇幻想的故事中找到了真正道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把热带森林、河流、树木和动物,都融合在一幅具有罕见的想象力和艺术美的图画里面。最为著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和《林莽故事》(1919)。前者充满幻想和病态心理,其中的人物为狂热的激情或神经错乱所摆布;后者写的是丛林,而以动物为主人公,富有哲理性和象征性。其他作品也大多在表现大自然的神秘和严峻的同时,反映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及其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反抗。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别人的罪行》(1904)、《野蛮人》(1920)、《阿纳贡达》(1921)、 《荒野》(1924)、《被放逐的人们》(1926)、《更远一些》(1935)。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混浊的爱情史》(1908)和《过去的爱情》(1929)。

郦道元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我国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约生于北魏天安元年(466)。父亲郦范，曾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郦道元少喜读书及游览。成年后，曾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御史中尉、冀州(河北省冀县)镇东府长史、鲁阳郡(河南省鲁县)太守、东荆州(河南省唐河县)刺史和河南尹等职。对任职之地的山川都作过详细的考察。任职期间，“做官清刻”，受豪强、皇族忌恨。北魏延兴二年，赴任关右大使，路上被叛官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时年62岁左右。

郦道元的一生，主要贡献在于《水经注》一书。书中对一千二百多条河流的发源地、流经地、支渠分布及河道变迁等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此外，该书以河流为纲，广泛地记述了河流两岸的地理沿革、物产矿藏、风俗民情、城镇的兴衰、历史遗迹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等。《水经注》共40卷，三十多万字，是原书《水经》的20倍。该书不仅在地理方面作了陈述，而且还涉及其它科学领域，如古代的冶炼业、煮盐业以及农业等，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巨著，也是一部颇具文学特色的山水游记。书中除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外，还引用了400余种有关书籍，实地考察了许多河流山川、名胜古迹，保存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水经注》在中国科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学者先后对该书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他们注释、校勘、考证、绘图，以致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郦学”。由于《水经注》在文学上的独特地位，因而郦道元被推崇为游记文学的先驱。

除《水经注》外，郦道元还有《本志》和《七聘》等著作，惜其亡佚。郦道元热爱祖国的山河，注重实地考察，治学严谨，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后人的敬仰。清代地理学家刘献廷称《水经注》为“诚宇宙未有之奇书”。(《广阳杂记》卷四)。

陈深

陈深(1260－1344)，字子微,号宁极先生,别号清全,平江(今属江苏)人。他生于宋末,宋亡后,闭门著书,与赵孟頫有交往。元大历间,奎章阁臣以他善书荐,他避而不出。所居叫宁极斋,至正四年(1344)卒,年八十五。他立志隐居,在《曹叔能见过索饯篇》中表达了这种志趣,他称自己疏于世事,只以养亲读书为事,实际上是决心作遗民,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老,《江上》诗有“天地遗民老”句。由于坚持遗民立场,因而在写景诗中也会流露出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如《晓望吴城有感》、《雪后游石湖》、《姑苏台晚眺分韵得高字》等。也有部分色调明朗的作品,如《小园即事》、《答霜晴诗二首》、《题桂山》等,《小园即事》尤别具情韵,“行到水边心会处,夕阳一树杏花明”,不但景色明丽,而且在景物描写中暗含理趣。陈深诗多应酬之作,诗风从容闲雅,不失古风。所著《读易编》、《读诗编》已佚,今存《读春秋编》十二卷(刻入《通志堂经解》中)、《宁极斋稿》一卷。生平事迹见陈植《先人圹志》(《吴下冢墓遗文》卷二)、《代诸生祭陈宁极先生》(《存复斋文集》卷七)、《吴中人物志》卷六、《姑苏志》卷五五、《宋季忠义录》卷一五、《元诗选·初集》小传、《新元史》卷二三五。

楚图南

楚图南（1899年8月18日—1994年4月11日），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笔名高寒。1899年8月28日生于云南省文山县一个贫苦的家庭。幼年依附亲属劳动和自学。1916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1919年8月毕业后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官费生。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在李大钊、蔡和森领导下组织工学会，编辑《劳动文化》，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3年后，先后在安徽、东北、山东、河南各中学任教，并从事党的工作。在哈尔滨曾被捕，狱中坚持斗争，并用化名翻译作品。出狱后在上海参加进步的文化教育活动。抗战期间回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工作，在教育界、文化界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秋到上海，在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并从事民盟的工作。1948年取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1949年2月来到北京，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被选为历届政协委员，从二届政协起为常务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五届人大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1924年开始从事著译活动。抗日战争前曾写过一些描述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揭露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作品，如小说《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北京人文书店)，散文集《悲剧及其他》(昆明自力书店)、《刁斗集》、《荷戈集》、《旅尘余记》(均由文通书局出版)。译著有:俄国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1937年，商务印书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选》(1949年，晨光出版公司；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重印)、德国斯威布著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1949年，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重印)、以及《枫叶集》(北门书店)、《大路之歌》(读书出版社)、《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通书局)、《看哪这人》(文通书局)和《地理学发达史》(1940年，中华书局)。解放后还写过一些关于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短文，并曾多次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在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方面作出了贡献。

赵翼

赵翼（1727—1814年）字雲崧，一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少聪敏，十二岁能属文，日作文七篇，人皆奇之。清高宗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乾隆二十六年，以一甲三名成进士，授翰林编修，与修《通鉴辑览》，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一年，授广西镇安府知府，有善政。时征缅甸，令赴滇赞画军事。乾隆三十五年，调广州知府。次年，擢为贵西道。后以母老请归，遂不复出。晚岁主讲安定书院，以著述自娱，取唐宋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寻绎各家得失，著《瓯北诗话》。其诗与袁枚、蒋士诠齐名，亦相友善。翼为史学家，作诗亦好议论，多描写历史遗迹、咏史怀古之作，诗中往往表现其独特史识。如：《骊山冢》云“祖龙原识长生假，正在求仙又筑茔”;《乾陵》中同情武则天，“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马嵬坡》批评了以女人为祸水思想，“怜香不尽千词客，招乱何关一美人”。这些见解都突破了传统观念。其诗中还有一些描写人情世态的作品，善于用精练诗句揭露市井小人与趋炎附势之徒的卑劣本质，讽刺极尖刻，如：“一生只见罂中粟，举世争趋饭后钟”(《遣兴》之三);“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感事》);“往日肉膻趋蚂蚁，只今树倒散猢狲”(《感事》四首之一)。晚年还写了许多反映兵燹民瘼、天灾人祸的作品，如《忧旱》、《逃荒叹》、《荒景》、《年饥》等。其组诗《京师乐府词》描写北京下层社会风习，不仅趣味盎然，也具有社会史料价值。其诗不以兴象神韵或刻划描写见长，而在于议论。这些议论多带情韵而行，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张维屏谓其诗“发论太尽，于古人浑厚含蓄、一唱三叹之旨，几不复存。然胸中有识，腕底有力，眉开口爽，自成为有韵之文。且其所言，每如吾意中所欲出，读至惬心处，似倩麻姑痒处搔也”(《国朝诗人徵略》)。诗风清晰明畅，宛如说话，不主一家，随境而变，如袁枚所言：“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忽叩虚而逞臆，忽数典而斗靡。读者游心骇目，碌碌然不可见其町畦。”(《瓯北集序》)有些篇什也流于浮滑浅露，枯燥无味。翼才思敏捷，一生勤于著述。除《诗话》外，尚有《廿二史箚记》三十六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纪胜》四卷，《檐曝杂记》六卷、《瓯北诗集》五十三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尚镕为作别传。孙星衍为撰《赵瓯北墓志铭》一卷。

〔正 史〕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恒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谷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①。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谷，后遂不革②，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羡去③，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余人，付奉顾逸去④，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⑤，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适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恒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余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蒇事⑥。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谳狱⑦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⑧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⑨;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札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清史稿·赵翼传》卷四八五

〔注 释〕

①以权代概：以秤代替斗斛。概，量米麦时刮平斗斛的器具。②革：改。③持羡去：把盈余的拿走。④顾逸去：逃逸。顾，回顾。⑤道地：开脱罪责。⑥卒以蒇事：终于完成预定计划。蒇(chan)事，指事情已经办好。⑦谳狱：议罪。⑧易子析骸：易子而食，析骨而炊。⑨膺殊赏：荣获特别奖赏。

张天翼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学名张元定,号一之。1906年9月10日生于南京。原籍湖南湘乡。早年靠父亲当教员、职员的薪俸维持生活。父亲是个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他影响很大。1924年在杭州读完中学,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绘画,也曾进过一年北京大学预科。后当过小职员、记者和教员,常遭到失业的威胁,广泛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活,为他以后的创作带来鲜明的特色。从1936年起,在上海、长沙等地,曾参加过一些救亡活动和文化界的抗敌活动。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因患严重肺结核症,停止一切工作,先后在重庆、成都、上海、香港等地养病,1950年5月由香港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58年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他在创作上勤奋,多产。1928年在《奔流》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鲁迅曾向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过他的作品。其主要作品有:短篇集《从空虚到充实》(1931年,上海联合书店)、《小彼得》(1931年,湖光书店)、《脊背与奶子》(1932年,良友图书公司)、《蜜蜂》(1933年,现代书局)、《移行》(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反攻》(1934年,生活书店)、《团圆》(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畸人集》(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春风》(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万仞约》(1936年,商务印书馆)、《追》(1936年,开明书店)、《速写三篇》(194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篇小说《清明时节》(1943年,生活书店);长篇小说《鬼土日记》(1931年,正午书局)、《一年》(1933年,良友图书公司)、《在城市里》(1937年,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时代的跳动》(1938年,大夏书店)等。张天翼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一开始就面向社会,敢于正视现实,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步深入地反映社会和人生,用嘲讽的态度揭露反动阶级人物的丑恶嘴脸和小市民及其知识分子群中庸俗可笑的生活,而且逐渐扩大题材范围,涉猎甚广,对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尖锐、新鲜,行文措词生动、峭利,深受读者的欢迎。1938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后收入《速写三篇》,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恶面貌;表明作者力图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事物,反映现实,作品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同时,标志着作者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幽默讽刺的才能在对现实作更深刻的典型的描绘上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童话作家,一贯辛勤耕耘,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熟悉儿童的心理性格和语言,从1932年起,精心创作了《蜜蜂》、《奇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奇怪的地方》等童话。抗日战争时期还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两卷,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穷凶极恶,喊出了人民的正义呼声,因而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解放以后,主要担任文学方面的领导工作,间或写些文艺评论,1958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杂评》(作家出版社)。同时仍用很大的精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51年先后发表了《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蓉蓉在家里》、《大灰狼》、《不动脑筋的故事》和《宝葫芦的秘密》,其中《罗文应的故事》1953年12月曾荣获全国儿童文学艺术评奖大会一等奖。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张天翼选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天翼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线的干将”，下放湖北咸宁“劳动”。病至半身不遂、失语，基本治愈后仍顽强坚持工作近10年，1985年逝世，享年79岁。

威廉·哈维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年4月1日-1657年6月3日),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生。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

哈维是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对人类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自于身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的遭遇也迥然不同。伽利略受到有权势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在幽禁中悲惨地死去。哈维却成为詹姆士一世父子的上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他在政治上虽然一度站在国王一边,但在克伦威尔的政权下,个人也未惨遭不幸,这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科学家,还因为在新教国家中,教会屈服于世俗政权,已不能象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垄断文化、行使教会权力。这就使哈维这样的科学家得以发挥他们的天才。

哈维于1578年4月1日生在英国肯特郡的福克斯通镇。父亲是一个自由农民,后于1600年出任福克斯通镇的政府官员。母亲琼尼是肯特郡哈斯汀莱的托马斯·哈克之女。哈维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另有一个姐姐和五个弟弟。

1588年至1593年,哈维在坎特伯雷王家学校毕业后,考入剑桥大学的同维尔和凯伊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医药,159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598年,哈维取道法国和德国来到意大利,入帕多瓦医科大学。在著名的解剖学家法布里克斯指导下学习。哈维在此学习期间,不仅刻苦钻研,积极实践,被同学们誉为“小解剖家”,而且在法布里克斯从事静脉血管解剖和“静脉瓣”的研究中,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实践,为哈维后来确立心血管运动的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602年4月,哈维在帕多瓦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到伦敦后,又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其时年仅24岁,这年他与担任过伊丽莎白女王御医的郎斯洛脱·白劳思的女儿结婚。

1604年,哈维被选为英国皇家医学院候补委员;1607年,成为正式委员。1609年,经国王詹姆士一世和皇家医学院院长亨利·阿特京斯博士的推荐,哈维取得了圣巴托罗缪医院的候补医师的职位;当年夏天,医院的威尔金森博士逝世,哈维弥补了他留下的空缺,开始独立开诊。哈维每周至少有一天坐在诊室的桌旁接待患者,他关心病人的疾苦,亲自探视行动不便的患者,从不计较报酬,常常免费为穷人治疗。他的宗旨是:医生“要为穷人做好事”。由于他认真负责,刻苦实践,很快就成为伦敦的名医。他曾成功地做过切除乳房的手术,也积累了丰富的妇产科医疗经验,还采用结扎动脉血管、断绝肿瘤的养分来源的方法,治愈过肿瘤。因此,哈维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科学家。

1615年8月,哈维被选为皇家医学院伦姆雷讲座的主讲人。1616年4月中,哈维在骑士街圣保罗教堂附近的学堂中讲学,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讲课的手稿用拉丁文写成,至今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在讲学时,哈维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解剖动物来说明人体解剖学。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描述了人体的皮肤、脂肪、表层肌肉、腹脏器官,并运用生动的比喻以加深听讲者的印象。在描述胸腔和胸部器官时,哈维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心脏的结构,心脏的运动及心脏及静脉中瓣膜的功能。他明确指出:血液不断流动的动力,来源于心肌的收缩压。在论述人的头部和大脑、神经构造及其功能时,哈维特别提到古人的论述。他指出,关于神经向身体各部器官传播大脑的指令这一传导功能,自西塞罗时就开始认识了,盖仑①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他的讲稿内容丰富,广证博引,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维萨留斯②以来的当代所有解剖学家,而且十分熟悉古代拉丁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他阅读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也通晓圣经,还特别崇拜亚里士多德。他虽然不很了解当代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却十分了解当代医学的脉搏。为了研究人体和动物体的生理功能,他解剖的各种动物超过80种。这说明哈维的成就来源于他对古今医学家经验的总结,也取决于自己勇敢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家,也是孜孜不倦的劳动者。

哈维的名气越来越大,弗朗西斯·培根和阿朗得尔伯爵都来请他看病。1618年后,哈维受委任,担任王室御医,先后为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在位)服务,但他仍坚持每年都参加伦姆雷讲学。1630年,哈维奉国王之命,陪同伦诺克斯公爵访问欧洲大陆,遍游巴黎、布洛瓦、索姆耳、波尔多和威尼斯等地,并到过西班牙。1636年,他又陪同阿朗得尔伯爵出使德国,再次访问欧洲大陆。其时,正值三十年战争,乡村人烟稀少,盗贼出没,鸟兽几乎绝迹。但哈维仍热切地在外收集自然史方面的资料,以致引起伯爵对他安全的焦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了三十年战争,他说,除了一些可怜的人外,很少看到狗、乌鸦、鸢等。他抱怨找不到可供解剖的生物,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工作。在德国期间,哈维曾几次拜访当时名医、血液循环论的激烈反对者纽伦堡的霍夫曼,同他讨论问题,企图说服他,但没有成功。

1636年末,哈维第一次旅欧回国后,又于1639年随同国王查理一世到苏格兰。同年,他到爱丁堡的巴斯罗克(巴斯礁)。这里品种繁多的海鸟,引起哈维的极大兴趣。他在后来发表的《动物生殖》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海鸟的生活习性,批评了认为塘鹅生活在树上的传统观念。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哈维因其王室御医的特别身份,随同国王流亡在外。他曾参加埃吉山战役,受命在防御工事中照顾两个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但在战斗打响后,他却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仔细阅读。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挪动一下位置后又继续学习。1642年至1646年,哈维随王室在牛津度过了三年流亡生活。在这里,他曾受命担任麦尔顿学院的院长(1645),但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于生理解剖学的研究。他常常访问神学学士乔治·巴塞尔斯特,两人一同观察母鸡的生殖和鸡雏的发育,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记录和观察笔记,这就是他后来发表的《动物生殖》一文的雏形。

1646年,牛津被革命军攻占,哈维回到伦敦。他辞去所有的职务,隐居在几个弟弟家中。1650年,哈维的朋友和学生恩特博士(1604—1689),在哈维的弟弟丹尼尔家中见到了哈维。当时,哈维已72岁高龄,仍在兴致勃勃地从事研究工作。但是,他也流露出对动荡的时局感到不安的神情,更苦于无条件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在这次会见中,恩特发觉了哈维关于动物生殖观察研究的手稿,并得到哈维的准许,于1651年整理出版。

哈维虽已年迈退休,但对自己从事医疗和科研工作几十年的皇家医学院却念念不忘。1651年,他秘密捐款为医学院建造一座图书馆,但这个秘密很快就为众人所知。这座以哈维的名义修建起来的宏伟的罗马式建筑,于1654年竣工正式移交使用。图书馆的楼下是诊察室,楼上有丰富的藏书,还有一个收藏各种草药和动物标本以及各种手术器械的博物馆。由于哈维的卓绝贡献,医学院于1654年选他为学院院长。但他以年老体弱为理由谢绝了这一任命,只同意担任顾问。哈维的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他没有亲生子女,他的兄弟也很富有,1656年他决定把自己在肯特郡的世袭产业捐给皇家医学院,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开支和鼓励科学研究,“发现自然奥秘”的基金。同年,他最后辞去了伦姆雷讲座的工作。

哈维在晚年常受痛风病的折磨,时常用凉水浸脚以减轻疾病的痛苦。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思维活动。1657年6月3日,哈维突患中风,虽然失去说话能力,但他神志清醒,并能打发人把自己的侄儿们请来,向他们馈赠遗物。就在这天晚间,哈维与世长辞。在哈维亲笔写的遗嘱中,把几十年来积累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全部捐献给医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哈维的送葬队伍,把哈维的遗体送到埃塞克斯郡汉普斯台德哈维家的墓地。这位医学史上的伟人,安详地躺在铅皮裹着的棺材中。1883年圣路加节(10月18日),皇家医学院院长詹尼尔爵士亲自主持了哈维的迁葬仪式。医学院同事们把铅棺放在大理石棺柩中,重新装殓了哈维的遗体,把它安放在汉普斯台德大教堂的哈维纪念堂中。

哈维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心血运动论》和《动物生殖》。

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第一次问世是在1628年,题目是《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原文为拉丁文,共计72页,两幅插图。此书出版前的12年,即1616年,哈维通过多次解剖的实践,明确提出了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但未建立血液循环的完整学说。又经过12年的不断实践和研究,哈维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心脏运动和血液循环的科学体系,推翻了欧洲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陈腐的医学理论。

在中世纪,古希腊医学家盖仑的理论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占着统治地位。盖仑通过实际观察,发现动脉血管中也是血液,于是提出人体中有两种不同功能的血液。他认为血液从右心室通过心脏的中膈流入左心室,但因心房瓣不够完善,因此有一小部分静脉血从右心室倒流到静脉里,一小部分动脉血从动脉回到左心室里。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变化,萨维留斯证明盖仑关于血液通过中膈的说法不正确,因为隔开左右心室的隔膜是一块硬肌肉,不容血液通过。但他也没能说明血液怎样从静脉流入动脉,西班牙的塞尔维特最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血液是通过肺从右心室流入左心室的,人体只有一种血液。塞尔维特否定了盖仑的理论。发现了心与肺之间的血液小循环,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论证血液循环的理论,就被加尔文作为异端活活地烧死了。又过了几十年,哈维的老师法布里克斯发现静脉血管中有瓣膜,这无疑是个很重要的发现,但他并不理解瓣膜的真正意义,因为他还同意盖仑的意见,认为血液离开心脏后可在静脉往返流动,而瓣膜的作用仅仅是防止血液积聚在身体的肢端并减少血液的流动。

上述这些学者的新发现,对哈维后来的发现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如静脉血与动脉血一旦被认为是同一的,发现血液循环的道路就很平坦了。

哈维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古典作家论述的精华,完整地、精辟地提出了血液循环的伟大理论。他说明:心脏肌内的收缩,是输送血液的动力;脉搏的产生,是由于血管充血而扩张;两心室间没有什么看不见的通道。右心室排出的血液,经肺动脉,肺脏和肺静脉,进入左心室,再由左心室进入主动脉,再送达肢体各部,然后由体静脉回到右心室,这就是一次循环的完成。哈维还进一步指出,流在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中的血液完全一样;左右心室的作用都是接纳和推动血液,只是左心室接纳的是带有新鲜空气的血液。哈维通过实验说明,心脏每20分钟排出的血液就等于身体内血液的总量;因而血液在流动中不可能完全耗尽,而是在不断的循环流动。哈维也通过实验说明了血液的流动方向,指出静脉血都是向心脏流动的,静脉瓣的作用就在于防止血液倒流。最后,哈维否定了血液循环的起点在肝脏的错误论点。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哈维无法证明动脉血是怎样进入静脉血管中的。他曾断言: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肉眼见不到的起连接作用的血管,他没有找到这种“中介”的毛细血管,因为他没有使用显微镜。这一工作后来是由意大利医学家马尔比基最后完成的①。

哈维的理论,在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墨守成规的人,迷信古代权威的人,对他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德国纽伦堡以霍夫曼为首的保守学者,曾以书信、讲演和发表论文多种方式反对哈维的观点,使得哈维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写一些争论性的文章。但是,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到哈维逝世前,他的理论已得到全欧洲的承认,他本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正如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的: 哈维“勇敢和忘我的工作,使科学的真理通过诽谤的不幸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哈维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动物生殖》是由恩特发现和整理出版的。这是他长期以来观察动物生殖情况的实验记录的综合。在显微镜尚未问世的十六世纪中期,研究这一深奥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但哈维不惧艰险,不怕困难, 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观察、实验、研究,还是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为实验胚胎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书比《心血运动论》的篇幅大得多,约相当于它的五、六倍,共计72章:各章节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在这部书中哈维描述了多种动物(如鸡、鹿等)和人的生殖过程,即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在描述人的胚胎发育时,他应用了自己从事妇产科医疗时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提出了“动物的生命来自卵”的科学论断。尽管他所认识的卵,还不是十九世纪初发现的那种真正的卵子;但这一见解,仍然推翻了沿用一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①,为胚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维六十年如一日, 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终于“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②哈维是近代医学和生理学史上的伟人。

庄子

庄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一说为山东曹县)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漆园吏。他也曾来往于楚、赵、魏之间，但无人识其才，后归隐。他的生活非常贫困，曾向监河侯贷米度日，有时也靠织履为生。后楚威王慕其名，以厚币相聘，许以为相，庄子表示终身不仕，甘愿逍遥物外。

庄子从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杨朱的学说，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不可感知的。他把“道”看成了“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的东西。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一切现象与本质之间，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最终归结为“道”、“我”的天然合一。在谈到人君南面术时，强调“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在政治上，他鄙视权贵，对现实极为不满，不愿出仕为官，只求自身的安适而不受外界的束缚。在心性哲理修养上，他认为世俗所谓贵贱、寿夭、是非、荣辱、毁誉、得失、成败、穷达乃至长短大小，都是人为的，而不是万物所本有的，不值得计较，而只有通过“无为”、“坐志”的办法，才能达到“万物皆一”、“齐万物”的理想的修养标准。这一思想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在强大封建势力下的悲观失望。《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该书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古代文学史上也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艺术成就上，该书文笔优美，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善于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阐明深刻的道理，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品。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的六朝文士习气，主要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33篇，“内篇”7篇传统认为是庄子所作，其余为其弟子或后学所作。

钱谦益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清初学者，文学家。字爱之，号牧斋，学者称虞山先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探花中试进士，授任翰林院编修。崇祯改元，擢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明弘光朝，以谄事马士英、阮大铖而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清兵下江南后，又率先迎降，仕清为礼部右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纂修《明史》副总载。不久托病辞归，晚年又秘密从事抗清复明活动。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论诗反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对他们所谓“诗必盛唐”和单纯“模仿形似”的复古诗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强调诗歌创作应当有感而发，“舒写性情”;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艺术借鉴不能仅仅局限于某朝某家，而应当扩大范围，兼收并蓄，博采诸家之长，并在此基础上融汇贯通，参合变化，自成一家。对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也同样深怀不满，各个痛加驳议。这种对明诗的批利，客观上开出了清代的诗风。

钱谦益在诗歌创作上身体力行，实践了他自己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入清之作，沉痛抒发家国兴亡的无限感慨，大胆反映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间或表达失节仕清的忏悔心理，总起来都是其性情的真实流露。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广泛借鉴唐代的杜甫、韩愈、杜牧、李商隐和宋代的苏轼、陆游乃至金元的元好问等人，“才气横放，无所不有”(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浑融流丽”(邹镃《牧斋先生有学集序》)，形成了“沉雄博丽”的总体风格，卓然自成一家。

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文坛上是一个公认的执牛耳者，人们仰之若泰山北斗。当时他和吴伟业、龚鼎孳齐名，并称“江左三大家”。清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浙派的初祖黄宗羲，最早的“国朝”两大家“南施(闰章)北宋(琬)”，特别是稍后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王士禛，以及清初其他许多诗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曾受到过钱谦益的提携和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还开创了一个虞山派。对于整个清代诗歌来说，钱谦益堪称开山，诚如徐世昌所辑规模最大的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卷19所说，钱谦益“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

钱谦益平生著作很多，主要有《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投笔集》等，后人总为《牧斋全集》。各集诗歌，有族孙钱曾所作《笺注》。他编辑的《列朝诗集》，收入明代诗人近2千家，对许多诗人都系以详略不等的小传，对研究和阅读明诗颇有助益。

吴大廷

吴大廷（1824—1877），字桐云，湖南沅陵人。初由拔贡入赀为内阁中书，咸丰五年(1855)顺天乡试举人。十一年始从李续宜于皖用，荐改员外郎。同治二年(1863)从唐训方于临淮用，荐改道员记名，赏戴花翎。后从左宗棠自浙入闽，四年荐补福建盐法道。五年调台湾兵备道，加二品服，再加按察使衔。七年初，以病免归。卒赠太仆寺卿。吴大廷“少卓荦负奇气，读书穿贯百氏。自其登拔萃科、领乡荐、入直内阁，即已超外时俗，锐意为诗古文辞，与京师诸名公相唱和”，其为诗，“正变迭出，不名一家，而神与古合，不失诗人意旨”(刘瑞芬《小酉腴山房诗集·序》)。又与舒焘、王拯、冯志沂、吴敏树等友善，以文字相切摩，“其为文恪守方苞义法，称心而言，踔厉迅发，如潮水骤至，虚空而不见沙砾，折旋而不失规矩，有得于阳刚之美”(《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二)。著作有《小酉腴山馆集》，含《诗集》八卷，《文集》一二卷，《自著年谱》二卷。此外尚有杂著多种。生平事迹见《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吴汝纶《赠太仆卿故福建台湾兵备道吴君墓铭》(《续碑传集》卷三八)。

贝纳文特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 Benavente y Martinez，1866年8月12日—1954年7月14日），西班牙戏剧家。生于马德里一个著名的儿科医生家庭。曾在马德里大学求学，后为马戏团和剧团的演员。曾游历欧洲，接触英、法等国的现代戏剧，深受易卜生、伯纳·萧、梅特林克等人的影响。剧作《别人的窝》于1894年上演，获得成功，从此投身戏剧创作。主编过《文学生活》杂志。创办过儿童剧院。1913年成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1920年任西班牙剧院经理，曾率领剧团赴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演出。1922年因"继承西班牙戏剧优秀传统中运用得恰到好处的风格"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贝纳文特一生创作不同类型的剧本100余种。比较出色的是社会讽刺喜剧，其中《利害关系》(1907)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剧本。它通过两个骗子在某城行骗的故事，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金钱利害关系。其他剧本有《熟人》(1896)、《野兽的食物》(1898)、《星期六晚上》(1903)、《貂的田野》(1916)。这些作品虽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自私进行了嘲笑，但常常宣扬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观点，并流露出虚无悲观的思想。此外，还有描写与传统社会道德准则发生冲突的爱情悲剧《热情之花》（1913）和充满幻想情趣的儿童剧《本本主义的王子》(1909)等。

贝纳文特的戏剧轻快流畅，饶有风趣，人物的对话尤为出色。剧本结构比较简单，戏剧冲突不多，常借助人物富有哲理性的对话表达剧本的含义，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因而取代了西班牙当时流行的已经没落的浪漫主义戏剧，受到观众的欢迎。

许寿裳

许寿裳（1883年—1948年2月18日），字季黻,又作季茀、季芾,号上遂。绍兴县人。5岁即开始启蒙,诵习《千字文》、《四书》和《五经》。1897年入绍兴中西学堂为附课生,学习英语和算术。1899年转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结识蔡元培,参加“浙学会”。1902年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与鲁迅相识,并结为莫逆之交。1903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东京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并继孙江翼中、蒋百里之后主编《浙江潮》。1904年冬加入光复会。1906年秋与龚宝铨、钱玄同等人于每周日前往《民报》社章太炎寓所,听章太炎讲授《段氏说文注》以及《郝氏尔雅义疏》。1907年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聘请鲁迅等人任教,反对顽固守旧的监督夏震武,时称“木瓜之役”(夏震武绰号“木瓜”)。1910年赴京参加留学生考试,为人所梗,仅录为文科举人,出任学部译学馆史地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浙江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邀任教育部部员,并推荐鲁迅到部任职。南北和议成立,教育部北迁,入京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则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奉蔡元培之命起草《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并代蔡元培草拟《新教育意见》。1913年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被提升为教育部参事,教育部设立“读音统一会”,提议以简单汉字为注音字母,成为定案。1914年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17年力辞不就奉天教育厅长,改任江西教育厅长,注重社会教育,设立博物馆和通俗图书馆。1920年辞去江西省教育厅长之职,返回教育部任编审。1922年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提高师资力量,多方邀请专家学者,并邀请北京大学教授兼课。1924年辞去校长之职,复回教育部任编审。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女师大学潮”,要求撤任校长杨荫榆,与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以及《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被教育总长免职。1926年被新任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聘请为教授兼教务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刘和珍和杨德群遇难,到国务院察看。传闻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在案,又避往德国医院。1927年应中山大学聘请出任文学系教授;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而辞职;9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任大学院秘书。1928年被任命为大学院参事,旋改任大学院秘书长。蔡元培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改任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协助蔡元培和杨铨处理院内事务。1930年任江苏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1934年应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轼游聘请,出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7年任西北临时大学教授兼教务委员和史学系主任,开设《中国史学名著选》以及《国文》课程。1938年西北临时大学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旋又改任史学系教授。1939年应华西大学邀请,任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1941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兼任秘书,年底改任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1943年兼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讲师。1946年聘任绍兴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随考选委员会复员南京。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聘请,任台湾编译馆馆长。1947年任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著有《章炳麟传》、《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中国文字学》等。

戈森

戈森·赫尔曼·海内里希（1810年9月7日－1858年2月13日），德国经济学家,1810年9月7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杜伦。1829—1833年先后两次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和公共管理课程,毕业后1834—1844年任律师又任地方政府税务官多年,1847年退休,1858年2月13日在科伦去世。

他毕生花费20年才写成的唯一著作为《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1854年没有受到注意,一生不得志。到了70年代才被发现并经杰文士和瓦尔拉斯首肯才确定戈森学说的地位。戈森的著作于1889重版,引起很大重视,1929年桑巴特称戈森是一位有才气的白痴。

戈森从迪进的功利主义出发,认定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得到最大的享乐,他认为这是普遍法则。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这些享乐规律以及按照这些规律行使的条件。他指出:“享乐有两个特征:第一假定连续不断地满足一种或相同的享乐,那么享乐的数量会递减直至饱和为止;反复满足已有的享乐,也会出现享乐量减低的情况,而且享乐时间也变短,饱和更快地到来。把这些称之为“享乐递减定律”或“享乐(效用)递减定律”,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维赛尔在《自然价值》一书中最早称之为“戈森定律”或“戈森一定律”。

戈森在考察时间和效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另一个享乐法则。“为使享乐达到最大化,每个人可以在各种享乐之间自由选择。但是,当他的时间不足以达到饱和时,他一定会这样行事,即不管各种享乐的绝对量如何不同,在享受达于饱和状态的最大享乐之前,他必定按照如下方式首先满足各种享乐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中,在他的享乐中止时,每一单元享乐量是相等的”,这也是“享乐的等律”,莱克西斯称之为“戈森第二定律”,后来发展成为“边际效用均等定律”。

他指出,增加享乐的新途径是发现新的享乐,或者通过自身的改进或影响外部已知的享乐来增加。

戈森的主观价值论是这个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价值即效用,更准确地说就是数量有限的效用,是满足人们享受的能力。又论价值量的大小随物品所提供的享乐量而定。当各边际价值相等时,价值可达最大值,决定价值量的是物品的各个效用,而不单单是边际效用,可见戈森没有提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实际上是他们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主观价值本身是一种心理效应,心理忍受是无法从数量上加以确定的。戈森的主要问题在于,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注意了个人对物品效用的心理忍受而忽视了商品的社会效用。

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屡次上书极言朝政得失，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提督江西学政，官至礼部侍郎，入值南书房。1874年乞归故里，在籍十年，主讲广州凤山、应元书院。李文田藏书甚富，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宋拓本及汉《华岳庙碑断本》宋拓本，故他把在广州所筑之楼名曰“泰华楼”。1885年回京复职。1894年甲午战争，任京师团防大臣。1895年病逝于京城，谥号文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一有传。

文田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名家，生平好学不倦，学问渊博，工书善画，于经史、兵法、天文、地理，无一不晓。公务之余，勤于治学，对元史及西北水地研究尤精。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双溪醉隐集笺》等。

李文田是岭南一代书法名家，对碑帖源流有深入的钻研。他少年时专攻欧阳询，精熟于《九成宫》等碑帖，旁及其他唐碑，后来转学隋碑《苏孝慈墓志》，中年以后，博采汉、魏碑刻。其书法，运碑入帖，笔力酣畅饱满，意态雍容厚重，功力颇深。篆隶楷诸体皆能。其篆书，笔致温厚蕴藉;隶书则以楷法及碑法书写，挺拔有力，富于变化。而在篆隶楷诸体中，他最擅长的还是行楷。所作行楷，工稳平和笔画圆实，浑厚华滋，肥而不胖，瘦而不削，没有馆阁体肥重之弊，也没有丝毫纤弱之意，有的是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 　　

陈永正先生在《岭南书法史》一书中对李文田的书法成就颇多赞誉，认为清中叶学者阮元虽然创有“北碑南帖”一说，但阮元所倡导的碑学在广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粤中帖学名家吴荣光晚年所书，也只有略参北碑笔法而已。直到李文田出，广东的碑派才正式形成。李文田自创的这种碑派书法，对广东书坛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应该在中国书学史上大书一笔。

李文田传世作品较多，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他写的《楷书轴》《楷书八言联》《行书七言联》《隶书四屏》《书画团扇》，广州美术馆藏有他画于同治庚午年(1870)的《仿李营丘笔法团扇》《与苏六朋合作风景人物扇面》《楷书轴》《楷书八言联》《隶书六屏》，广州博物馆藏有他写的《篆书八言联》，佛山市博物馆有他写的《节录张猛龙碑楷书轴》等6种书法。此外，东莞市、江门市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藏有他的作品。李文田的书法代表作，如魏体楷书七言联“飞流直下三千尺，锦瑟无端五十弦”(图1—136)，书于1878年，集李白、李商隐诗句成联，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用笔坚实均匀，结体方正紧密，受《张猛龙碑》影响较大。

熊佛西

熊佛西（1900年—1965年6月15日），原名熊福禧,字化侬。笔名有沸西、佛、戏子、向君等。江西丰城人。在汉口读中学时,参加演出文明戏《吴三桂》,编过幕表戏《徐锡麟》。1921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和民众戏剧社,提倡学校戏剧运动,创作话剧《这是谁的错》、《新人的生活》等,后编集为《青春底悲哀》出版。这些剧作或写家庭婚姻问题,或写劳资纠纷,揭露社会黑暗,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民主精神。1923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次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创作剧本《甲子这一天》、《一片爱国心》、《洋状元》等,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三幕剧《一片爱国心》谴责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犯民族主权的强烈反帝意识。剧本曾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四百多场而不衰。1926年秋回国后,任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兼教授等,讲授戏剧概论、戏剧原理等课,还参加中国戏剧剧社。1929年主编《戏剧与文艺》。1930年主编《晨报》副刊《剧刊》,并协助组织北平小剧院,定期举行公演。先后创作揭露军阀黑暗统治的独幕剧《王三》和《兰芝与仲卿》等,还出版《佛西论剧》与《写剧原理》。1932年赴河北省定县搞农村戏剧大众化实验,任农民剧场主任。创作有三幕剧《屠户》、《牛》、《过渡》等。1938年任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长。1939年至1942年在重庆主编《戏剧岗位》。1941年任戏剧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创作长篇小说《铁苗》。1942年在桂林主编《文学创作》,1944年主编《当代文艺》。这个时期创作多幕话剧《中华民族的子孙》、《袁世凯》、《害群之马》,独幕剧《搜查》、《人与傀儡》和《囤积》等,大多收入《佛西抗战戏剧集》中。这些剧本反映抗战生活,对于鼓舞群众斗志有一定作用。1945年回到上海,任实验戏剧学校研究系主任、校长,致力于戏剧教育事业。1948年12月,与陈白尘等组成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为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戏剧电影协会主席。创作有四幕话剧《上海滩的春天》。一生共创作剧本四十余个,宣扬了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促进了我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诞生和话剧创作的发展,是一位勤奋的剧作家。其作品精炼、单纯,故事生动,动作性强,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拉克洛

皮埃尔·安布鲁瓦兹·弗朗索瓦·肖代洛·德·拉克洛（法语：Pierre Ambroise François Choderlos de Laclos ，1741年10月18日法国亚眠- 1803年11月5日意大利塔兰托），法国小说家，1741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从小立志从军，十八岁的时候就进入炮兵学校，1761年获得少尉军衔。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军队只是不断调防，他在外省所属部队驻扎的城市里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此颇不满足，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1769年，经过在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驻防后，他随着自己的兵团来到格勒诺布尔，在那儿一共呆了六年。根据司汤达的说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往后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对当时贵族的淫逸放荡的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闲暇的时候，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创作诗歌。1775年，他调到了贝藏松，在那儿他编写了两出喜歌剧：《收生婆》和《埃尔内丝汀》，后者是根据里科博尼夫人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曾于1777年上演，但以失败而告终。1779年，他被派到德·蒙达朗贝尔侯爵手下去为他在埃克斯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之余重新阅读理查生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萌生了撰写小说的念头。他大概就是在埃克斯岛工作的二十三个月内开始创作，1781年9月，他又得到了半年休假，终于写出了后来令他名垂后世的《危险的关系》。

拉克洛后来结识德·奥尔良公爵，公爵把他带回巴黎，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拉克洛由此认识往后在大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莱朗等风云人物。大革命爆发后，他追随德·奥尔良公爵，在企图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家族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雅各宾派机关报的主要编撰人。但在1791年7月的练兵场惨案后，他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8月，他得到丹东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他着手改组共和国的炮队，协助杜穆里埃将军和凯勒曼将军取得了瓦尔密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进犯。1793年，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头一次是在3月末杜穆里埃投敌以后，他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被保释出狱，去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巨大的空心炮弹。但到了11月，他又因为与德·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而再次入狱。德·奥尔良公爵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也差点儿掉了脑袋。他被关了十三个月，直到热月政变以后，方才出狱，重获自由。1803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9月，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患痢疾去世。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吾尔族人。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钱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省桃泉县人。5岁入私塾,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5岁入常德中学。18岁毕业后,考入武昌商业专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武汉地区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同年7月,商专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经济学,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冬回国,先到上海,次年春到北平,于3月18日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爱国斗争,并在“三·一八”惨案中遭到迫害。至此,他最后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决心走革命的道路。同年冬天,到长沙参加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秘密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都统商震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被迫过着流亡生活。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中,积极撰文参加论争。

1930年至1931年,先后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分上、中、下三篇,以上四篇依次刊于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期)等论文,对反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刊于天津《丰台旬刊》1卷1、3期)等论文。还和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吕著上册、翦著下册)一书。这些论文和专著以鲜明的观点、充实的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罪行,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时出版的《苏俄集体农场》一书就是他译的斯大林的《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等九篇论文编成的。

1933年后,居住在南京,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和学术研究。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回到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张翼等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均任常务理事并主编分会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抗战,还兼任自北平南迁长沙的民国大学的历史哲学教授。

1938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力,出版了名著《历史哲学教程》,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陶希圣、李季和佐野袈裟美、胡适等人的反动历史观,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及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1940年2月,离开湖南到达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他的主要统战对象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及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同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还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做学术讲演,先后撰成的专著有《中国史纲》1、2卷,共70余万字;发表的论文60余篇。《史纲》的第一卷是写中国的史前史和商周史,充分利用了古代文献和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资料,分析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依次产生、发展及其解体的过程。第二卷是写秦汉史,主要分析阐述了土地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向新兴的地主所有制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诸侯割据向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史纲》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起了重要作用。论文内容涉及了史学方法论、农民战争、民族关系、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戏剧史等方面,大部分收入《中国史论集》第1、2辑中。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继续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曾任大夏大学教授、“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主编《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主编香港《文汇报·史学》副刊,并从事民主运动。在上海和香港期间,共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和《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文章,都是为在敌后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而撰写的。

1948年11月,和郭沫若、许广平等人,由香港乘船北上,进入解放区。次年2月,随军进北京,应燕京大学之聘,任社会系教授;并参加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任筹备委员。后任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院部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9年夏,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发起筹建中国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参加发起组织编纂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书共分十一个专题,约两千多万字),其中《戊戍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由他亲自主编。还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合作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中外历史年表》、《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书。

1961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被推举为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自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高校历史教材建设工作中,组织动员全国有关的专家、教授、撰写、编选了数十种中外历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为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史纲要》共有七十余万字,分为四册,上起“北京人”、下止鸦片战争以前,简明扼要,系统翔实,是我国当前比较完善的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央教育部的推荐教材。在50年代初,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史学方法、人物评价等文章。1958年陈伯达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做报告,片面鼓吹“厚今薄古”、“建设共产主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刮起一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不正之风。在史学方面的表现是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对于教学和科研都有极坏的影响。翌年,他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等文章,批判了陈伯达的这些谬论和由他刮起的歪风。

1961年至1963年春,又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还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的高等学校和文化科研单位发表学术讲演。1949年至1956年间,他四次出国,第一次于1949年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捷克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于1955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荷兰的莱登,出席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第三次在同年12月,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第四次于1956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巴黎,出席青年汉学家会议。他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1932年,北平书店出版)、《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长沙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史纲》(第一卷,1944年,重庆五十年代初版)、《中国史纲》(第二卷,1946年,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初版)、《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译成英、德、法文出版,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中外历史年表》(1958年,三联书店初版)、《中国史纲要》(四册,1963年至1965年初版)。他共发表论文和翻译文章三百余篇,约三百多万字。主要论文集有《中国史论集》第一辑(1943年,重庆文风书局初版)、《史料与史学》(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中国史论集》第二辑(1947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历史问题论丛》(1956年,三联书店初版)、《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文集有《苏俄集体农场》(1934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所编资料有《义和团》(195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戊戎政变》(195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二编,1959年出版)等。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1968年12月4日，四人帮指使的“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清晨，杜铨见翦伯赞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就喊了数声，不见任何反应，心中顿生疑窦，就将门闯开，发现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方苞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清代学者、文学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幼颖慧，年未成童，已能背诵《五经》。22岁考取秀才。23岁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人称“韩欧复出”、“昌黎后第一人”。32岁领江南解元。39岁，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成进士。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起，以曾为之作序，被处死刑。因文名颇盛而得到康熙帝的硃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不仅未予治罪，还允其“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历康、雍、乾三朝。累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和《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博究六经百世之书，尤精《三礼》之学。治经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尝著《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析疑》、《周官义疏》、《仪礼析疑》、《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周官集注》。认为经书中自有义理。他说：“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只要能探明其理，便可以经世致用。他说：“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学者必探其根源，……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义理之精粹者便是程朱理学，即天道性命之学。探求义理之途在于讲习讨论，他说：“朋友讲习之初，必彼此互异，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后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轩(张栻)、伯恭(吕祖谦)，往复论辩，龃龉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则介甫(王安石)所以自蔽也。”继而将所求之义理发而为文章，提倡义法。所谓“义”是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法”则指文章的布局先后和层次衔接。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以“言有物”释“义”，“言有序”释“法”，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是一种颇深刻的见解。又说：“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乎辞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这里的“是”即为“创意”，包括理之是和辞之是。前者便是上面所说之“真是”，即圣人之道，程朱之理;后者则属“造言”，因“气”而呈现差异。至此，方氏对儒家之义理与古文之义法、辞气之间的交错联结关系已作了充分阐述，体现了他树立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宗旨。他所作古文力尚质素，多征引古义，择取义理于经，尤精义法，言必有物有序，取法韩昌黎，谨严简洁，气韵深厚，世人推为古文巨擘。方氏将儒家道统与文统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古文运动，影响极其深远。一传为刘大櫆，再传至姚鼐而形成桐城派。其后刘氏开出阳湖派，姚氏则创湘乡派，均为桐城派之支流，直至清末马其昶以至严复、梁启超都受其熏染，绵延达200余年。其著作尚有《方望溪文集》等。

昙鸾

昙鸾（476~542），南北朝时代净土教念佛门高僧。日本尊之为净土五祖之初祖，又尊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雁门（山西代县）人，一说并州汶水（山西太原）人，姓氏不详。家近于五台山，常闻神迹灵异之事，十余岁即登山出家。苦节力学，精通诸经。尝读大集经，为之注解，书未成即染疾，遍求不治，其后，一日忽见天门洞开，其疾顿愈，乃发心求长生不死之法。闻人传言仙方之学可长寿不老，乃往江南，于句容山访陶弘景，从之受仙经十卷。归途过洛阳，谒菩提流支，受得观无量寿经，乃尽弃仙学而专修净土。东魏孝静帝尊之为‘神鸾’，敕住并州大岩寺。后住汾州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众讲经，弘阐念佛法门。师兼通内外典籍，四众钦服，称其聚众弘法之所为‘鸾公岩’。师为后来唐代净土教之集大成者奠下重要之基础，此外师亦为当代著名之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学者，后世且尊之为四论宗之祖。著有往生论注二卷，其书乃世亲净土论之注释书。师结合印度佛教二大思潮之祖龙树与世亲之思想，而将空宗思想注入净土教教理之中，颇受后世重视。另著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关于师之寂年，续高僧传卷六谓东魏兴和四年（542）示寂于平遥山寺；同书卷二十道绰传与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中均有‘齐时昙鸾法师’之语；迦才之净土论卷下谓魏末高齐之初师犹健在；又高齐天保五年（554）二月之太子造像铭亦出师之名。可知师之示寂应在北齐天保五年以后。

冯志

冯志（1923—1968），当代作家。原名冯禄祥。河北省静海县人。贫农出身;自幼父母双亡,靠祖父母生活,在本村读过四年小学,十一岁起便从事农业劳动。“七七”事变后,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望参加了八路军,先在冀中九分区政治部当警卫员,后到冀中九分区政治部文工团、冀中野战三纵队前线剧社当演员。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战功,荣获模范党员、模范青年等称号。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后,被选拔到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任小队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由于屡建战功而荣获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奖章。1945年5月开始发表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前线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冬入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49年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1951年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编辑、记者、科长、文艺部副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写过一些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歌、寓言、革命回忆录等。1958年出版了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河北人民出版社),同年11月又出版了优秀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解放军文艺社)。这部作品以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举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八路军一支敌后武工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开辟工作、打击敌人宣传抗日的故事,成功的塑造了武工队小队长魏强的艺术形象,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嗣后,作者一直坚持业余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8年至1966年,又写出了《前线文工队》、《成长曲》、《地下游击队》三部长篇小说初稿,未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王余佑

王余佑（1615-1684）明代遗民。学者、武艺家。字方祺。保定新城县人。出身世宦之家，少有才誉。因明季天下多事，乃攻读孙、吴书，研习武艺，志在维护明朝统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后，他与父亲及兄弟辈，在家乡组织武装力量，对抗农民军政权。曾攻下雄县、新城、容城等县，捕杀农民军政权的地方官吏。清军入关后，王氏一门又发动抗清起义，其父兄多人遭清军杀害。起义失败，余佑乃隐居于五公山中。自号五公山人。他深怀亡国之痛，念念不忘大明，义不仕清。每登五公山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晚年博览群书，潜心韬略及古今兴亡之道，以讲学著书终老乡里。余佑著述宏富。有《廿一史兵略》十卷、 《通鉴独观》若干卷及《五公山人集》十六卷等。王余佑对颜李学派影响甚大。颜习斋30岁时问学于余佑，因服膺其气节学问，一直父事王氏。以后又多次与门人李恕谷追访余佑于河间、献县等地，纵论经济与经世致用之学，十分相得。王余佑喜谈兵，精技击，著有《十三刀法》、《拳术》等武术书传世。颜李学派倡文武并重之学，颜习斋、李恕谷都能演练武艺，这与王余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丁耀亢

丁耀亢（公元1599年-公元1669年）清代文学家。字西生。号野鹤。诸城(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少为诸生，崇祯中应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入清，以贡生选为容城县教谕，升福建惠安县知县。不久，以母亲年迈为由辞官归。康熙四年(1665)八月，67岁的丁耀亢因所著《续金瓶梅》一书触犯时忌而被捕下狱。出狱后，双目失明，自署木鸡道人，在禅诵中度过余生。

丁耀亢有俊才，负诗名。他胸怀经世大略，性格倜傥不群，中年以后遭逢变乱，坎坷失志。他的诗歌“时多激楚之音”(《四库全书总目》卷182)、如《流落》、《盗乱》、《田家》、《无题》、《焚书》等等篇章，或描写社会动乱，或抒发亡国之痛，或感叹个人不幸，均流露出愤懑的情绪。即便是那些并非直接反映现实或自伤厄运的诗歌，如《屠牛叹呈张中柱学士》、《老将》等等，也多贯串着一股郁勃之气，语言劲健，风格亢厉。乾隆《诸城县志》称他“为诗踔厉风发，少作即饶风韵，晚年语更壮浪，开一邑风雅之始。县中诸诗人皆推为前辈”。他的诗作中“违碍之语甚多”，其诗集被列入《清代禁毀书目》之中。

丁耀亢还娴于音律，著有传奇13种，今存《化人游》、《西湖扇》、《赤松游》和《蚺蛇胆》4种。这些戏剧，沉雄清丽，兼而有之，特别是《蚺蛇胆》一剧，“结构谨严，关目生动，词藻尤清丽遒健，远胜《鸣凤记》之拉杂散漫”(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见《燕京学报》第24期)。

他还是一个小说家。顺治十八年(1661)他63岁时创作了《续金瓶梅》一书。此书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思想为主导，编写了《金瓶梅》之后的故事，刻画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娼妓奴仆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涉及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描绘出一幅相当广阔的乱世风俗画卷。丁耀亢的目的在于借此影射明清易代的巨变，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控诉满族贵族的残暴统治，寄寓自己的民族情绪。但此书也有不少糟粕，最突出的就是宣扬迷信。

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小说、戏曲外，还有诗集《丁野鹤遗稿》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