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中

方药中（1921年10月14日—1995年3月3日），原名方衡，1921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幼时先入私塾，后入小学。祖父是位中医，父亲曾随之学医并深知医理，谋生之余，就教授方药中诵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以及《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医书。这些通俗读物便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使他自幼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0年，方药中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衰，遂考入重庆市邮局作邮务员。但是，他念念不忘的是志做中医。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名医荟萃山城，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使他得以聆听一代名医精湛的学理和高超的医术。在诸多名医中，他最钦佩的是被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的陈逊斋。陈是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的后裔。就在这一年，19岁的方药中正式从师于陈逊斋门下学习。为了生活，他还不能放弃邮局的工作，只能半工半读。

陈逊斋是一位严师。在中医理论方面造诣很深，不但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而且要求熟读成诵。临床方面，他是著名的经方家，而且针药并用。诊病时，只口述方名，便要求学生开出药物；只提示穴位，便要求能准确取穴扎针。面对这种严格要求，方药中只好把要背诵的内容写在纸条上，利用饭前饭后、乘车行路的时间反复默诵。日积月累，终见成效。在陈逊斋处学习半年之后，他便能按老师要求，遵方开药，按穴用针，有时还能背诵一些《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大成》的原文作为处方、取穴的根据。陈逊斋对这位勤奋苦学、聪敏善思的学生深为赞赏，随为他改名为“方药中”，勉励他“一生沉潜于方药之中”，预祝他“方药必中”。这一段学习经历，使方药中受益终生。由于陈老师的严谨教学和严格要求，使他苦读了中医经典著作，苦练了坚实的基本功。他在讲课中经常引用古典医籍，总是背诵如流。同时，学习中节奏紧张的生活，使他养成了珍惜时间、快速高效的工作习惯。

1944年，方药中取得了“中医师”资格，在重庆开设“方药中诊所”。当时，重庆连年流行霍乱、天花等，离诊所不远的江边一带的贫民区更是传染流行的疫区。年轻的方药中，怀着一颗“医乃仁术”之心，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不计报酬，不怕传染，参加救治。他运用中医有关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大胆施治，居然活人不少。就是这样，在治疗烈性传染病中迈出了行医生活坚实的第一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小有名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方药中参加了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1952年，国家规定选拔部分优秀青年中医到北京系统学习西医。方药中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于1957年毕业。从1955年开始方药中以3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专著——《医学三字经浅说》。书中他吸取了西医的一些归类、论述方法，来收集、整理、阐释中医文献资料和临床经验。出版之后，倍受读者欢迎。

系统学习西医之后，他真正了解到西医的长处和不足，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医的优势和不足。中西医需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他主张中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医固有理论体系，以中医为主体，同时吸收和运用现代医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多种知识和手段，来为发掘、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术服务。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现代研究方法和传统研究方法并存并重。所谓中医传统科研方法，即以中医学的整体恒动观为指导，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总结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并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从中总结人体养生防病和疾病诊断治疗的规律性认识。方药中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着重运用了这一传统科研方法，并注意吸取西医知识和手段。在临床诊断方面，他从来都是在中医辨病辨证的同时，作出西医诊断；在观察疗效时，他在运用中医指标(包括形、神、色、脉、舌、症)的同时，注意选取西医若干理化指标，作为判断中医疗效的指标之一。在治疗方面，则主要根据中医辨证，采用中医疗法，不主张中西药盲目同用。几十年来，他对肝病、肾病、重症肌无力、恶性肿瘤等多种疑难病症诊断治疗经验，都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传统方法并注意吸取西医知识总结出来的。

30多年来，方药中在培养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高级人材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中医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50年代，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发表后，很快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中医出身、又系统学过西医的方药中，当然是理想的教师。1958年开始，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一工作。除了在两年制的本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讲内经、内科、方剂以及《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部分专题之外，共承担了北京10个单位的西学中班教学。白天、晚上甚至星期日都排满了课。虽然很辛苦，但是他感到欣慰，他从未停止过教书育人。多年来，他参加创建并长期主持全国中医研究班、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工作。作为中医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先后直接承担了4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经他培养的中医或中西医高级人材，许多早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著名专家。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方药中着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中医能治病，治好病，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中医学有无理论?有无理论体系?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议论纷纷的问题。从50年代起，方药中曾多次著文论述中医具有其理论与治疗体系，力主中医工作和中医学的发展应遵循中医固有理论体系。但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一直缺乏明确的表述。为此，他发表了《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一文，首次全面、系统、明确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观；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气化论；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认识是藏象论；中医学对病因和发病的认识是正邪论；中医学对病机的认识是求属论；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主要方法和持色是辨证论治；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理论体系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中医理论产生于古人对气候、物候、病候的实际观测和经验总结。这8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

中医气化学说源于《内经》，主要见述于《素问》“七篇大论”，历来被视为中医学中的“天书”。由于其文字艰深，义理深奥，且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地理、历算、生物等多学科知识，以致长期以来学者多畏而却步，少有问津者。在研究方法上，又往往局限在运气推算的干支格局与实际气候的验证符合情况来评是非、论存废。从50年代起，方药中结合《内经》教学开始研究气化学说，并发表多篇论文。1984年，写成《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一书。在这部80多万字的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长期搁置的中医气化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所在。书中总结了中医气化学说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气化学说所揭示的自然气候存在着的自稳调节规律和“人与天地相应”思想乃是气化学说的核心和精华；认为气化学说阐述了中医学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总结了自然气候的运动变化规律，提出了人与自然服从同一规律，即“人与天地相应”。在此基础上，气化学说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生理、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辨证论治的基本模式，从而居于中医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并形成了中医理论的特色。在研究思路方面，他突破了以运气格局评价运气学说价值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方法方面，突破了中医文献研究的一般注释方法，采用新的方法和体例，对原文无删节、无避疑，逐句讲解、逐段述评、逐篇小结，总体论述。对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在分析比较历代名注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并进行论证。同时，理论联系实际，阐发了气化理论在临床中的具体运用。该书是唐代王冰补注“运气七篇”以来的第一个全文讲解本。该项研究受到国内20多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高度赞誉，1989年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自从医之日起，方药中即遵师嘱，沉潜于方药之中，一直从事中医内科的诊治和研究工作。

40年代，在嘉陵江畔，他以救治霍乱、天花起步。50年代，初入中医研究院大门，即以治疗大叶性肺炎、肝硬化腹水取得成功。60年代，在西北高原救治浮肿干瘦病，在山东治疗血丝虫病。70年代，为了研究治疗布氏杆菌病，他到过山西、甘肃和新疆。80年代，他承担起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总结他多年来对“慢性肾衰”这一疑难危重症的诊治经验。

方药中长于治疗肝病、肾病，创制了不少有效方药。但是，他从不夸大药物的功效。他认为，治疗所以奏效，关键还在于充分重视并善于因势利导来保护、扶持和恢复人体固有的自稳调节能力，倦惓以正气为怀。这也正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和优势。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这一优势，提高中医疗效，他进行了两项研究:一项是提出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的新模式。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和特色。但是，对“证”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更是各行其是，甚至把辨证论治降低到对症处理或按病索方、对号入座。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科研的设计、中医人才的质量和中医疗效的提高，迫切需要对辨证论治进行规范化。为此，他在融会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70年代在《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辨证论治七步”，以后又在《中医杂志》上发表论文，简化为“辨证论治五步”的新模式。这五步是:①定位，即按脏腑经络定病位；②定性，即从阴阳、表里、虚实、气血、风、火、湿、燥、寒、毒等14个方面定病性；③必先五胜，即找出何脏腑、何性质的病理生理变化居主导地位，区别标本先后；④治病求本，即在辨证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法、方、药；⑤治未病，即根据五脏一体、亢害承制理论辨析疾病转归，并通过调节未病脏腑来协助治疗已病脏腑。这一设计，经过10余年的临床验证，证明这一模式不但能较充分地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而且具有简而不匮，易用难忘的特点。在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中，他提出的“定位”、“定性”等内容，已为广大中医所接受，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项研究，即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病辨证结合的中医证治新模式。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一些疑难病症，确有一定疗效。但是对这些病症如何总结中医的证治规律，并形成符合中医自身特点、又便于指导临床的证治模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医发展中不容回避、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多年来，方药中通过对慢性肾衰、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西医病症的诊治研究，提出了“诊治体系”这一新的证治模式。在“体系”中，系统总结中医对该病证的病因病机、辨证(包括病位、病性、综合分析以及常见兼挟证、合并证、危重证等)的规律性认识，并提出相应系列治疗方药。作为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他所提出的“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体系”，经过院内外107例的住院病例验证，不但疗效居国内领先，而且确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突破了多年来辨证分型的通常模式。在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新证治模式方面，具有创新特点。目前，这一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和国家验收，并获得中医研究院科研成果奖。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这一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药中辛勤工作、奋力奉献已50年。

在工作面前，他从不畏艰苦，不计个人得失。他曾多次带队到灾区、疫区救治病人，跋山涉水，工作十分辛劳，生活更是艰苦。他常常说:“医乃仁术，要有仁心”。因此，每次下去，他从来都是招之即来，从无怨言。

几十年来，在不利于中医事业的言行面前，他从不容忍，总是挺身而出，据理以争。早在40年代，初出茅庐的方药中就在杂志上撰文，辩论中医学中的阴阳问题。50年代，当有人否定中医理论时，他立即发表了《反对抛开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中医工作》，予以批驳。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有人攻击、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界亦流行存阴阳、废五行之说，他愤笔疾书，接连发表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地位问题》、《评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地位》、《论中医学中的整体观》等，坚持宣扬和阐发中医理论。近年来，当有人借“中医现代化”否定中医时，他立即著文予以回击。在学术问题上，他从不随波逐流。中医气化学说，曾长期被搁置和否定，但是他一直坚持研究，发掘其科学内涵。

几十年来，除了教书育人、看病、科研课题工作之外，先后出版了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140多篇学术论文，共约400万字。为了宣扬中医学术，他走遍中华大地并多次出国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尊重和赞誉。1990年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荣誉证书，表彰他对人类健康所作的有益工作。

在中医这片沃土上，方药中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奋力的奉献者，学术的开拓者。

简历

1921年10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

1940—1944年从著名中医陈逊斋学医。

1944—1950年在重庆开设“方药中诊所”，开业行医。

1951—1952年参加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

1952—1957年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7—1958年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消化系主治医师。

1958—1961年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医研究班从事教学及临床工作。

1961—1976年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工作。

1976—1995先后任全国中医研究生班副主任、副教授，西苑医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5年3月3日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