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煦

胡煦[xù]（1655－1736年），清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人。字沧晓，号紫弦。初以举人官安阳教喻。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举进士，以苦心研究《周易》并有所造就，得到康熙重视。散馆授检讨，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以检讨直南书房，在蒙养斋行走。五十六年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历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雍正元年(1723年) 擢内阁学士，奉命赴盛京审理私刨人参各案。五年授兵部侍郎兼署户部侍郎。六年协理副都御史事，转教习庶吉士，旋为协理礼部侍郎。八年总裁会试，为上书房行走、《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主张奖廉节、劝农桑、慎刑罚、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因总督田文镜劾其继子孟基本丘姓，冒胡姓中试举人，被革职。乾隆元年(1736年) 入觐，诏复原官致仕。是冬卒于京，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追谥文良。

一生苦心读书，于《易》用功尤深。著有《周易函书》五十卷、《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别有《韵玉函书》五卷。其治《易》斟酌于汉宋之间，持论与朱熹颇有异同。所著书均传于世。(事迹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汉名臣传》卷三十二，《清儒学案小识》卷十二。)

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年2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美国小说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斯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母亲是中学教师,喜爱文学,家中藏书甚丰,使斯坦贝克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他家乡的秀丽山川也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上过斯坦福大学,却不受正规教育所拘,只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并且中途辍学。他从事过筑路、采摘水果、丈量土地等体力劳动,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1929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描写17世纪加勒比海的海盗,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创作生涯以《托蒂亚平地》(1935年) 的出版为标志进入全盛时期。小说描述蒙特雷市一群游手好闲但轻利重义的西班牙裔人的群居生活,以他们的淳朴单纯反衬中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全书轻松幽默,富有喜剧色彩。在《胜负未决的战斗》(1936年) 中,作者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调反映加州果园流动农业工人在共产党员领导下进行的罢工斗争。《鼠与人》(1937年)塑造了两个流动农业工人的鲜明形象,作者对他们摆脱奴役的梦想及其破灭赋予极大的同情。作者在同年把小说改编成话剧在百老汇演出,也获得巨大成功。代表作《愤怒的葡萄》 (1939年) 以广阔的画面展示了俄克拉伊马州佃农在30年代被迫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加州谋生的史实。小说鞭挞了压迫剥削农民的资产阶级,讴歌了农民团结互助顽强不屈的精神。小说被公认为反映经济大萧条的史诗式巨著。中篇小说《珍珠》(1947年)是他脍炙人口的名篇。作者曾获196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斯坦贝克的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人鼠之间》、《红马驹》、《珍珠》,短篇小说集《长峡谷》,长篇小说《罐头工厂街》等。

1902年2月27日 斯坦贝克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

1920年—1925年 在斯坦福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和海洋生物学课程,并以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谋生。

1929年 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是写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的历史传奇。

1932年 发表小说《天堂的牧场》。

1933年 发表小说《献给一位无名的神》。

1935年 出版《托蒂亚平地》。

1936年 发表《胜负未决的战斗》。

1937年 发表中篇小说《人鼠之间》。

1938年 发表短篇小说集《长谷》,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红马驹》。

1939年 出版《愤怒的葡萄》,这是作者的代表作。

1942年 发表《月落》 (中篇小说) 。

1944年 出版长篇小说《罐头工厂》。

1947年 优秀中篇小说《珍珠》问世。

1952年 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出版。

1958年 采访欧洲战场的通讯集《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出版。

1960年 在美国游历。

1961年 发表《烦恼的冬天》。

1962年 发表《和查利同游》。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 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 因心脏病死于纽约。

夸西莫多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年8月20日-1968年6月14日）,又译夸齐莫多。20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出生在西西里岛莫迪加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在艰难贫困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曾在罗马大学工程系学习，对工艺技术和几何学有过深入的研究。两年后，迫于生活，不得已中缀学业去谋生。当过绘图员、管理员、职员，在各种职业中饱尝了人世辛酸。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以后在佛罗伦萨结织“隐逸派”著名诗人蒙塔莱，并为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 《索拉利亚》撰稿。他的不少诗作引人观注，他也由此逐渐成为意大利文坛上颇有名声的一位诗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水与土》，获得很高的评价。自1938年起，他辞去土木工程公司的工作，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他声望日隆，1939年被委任为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

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的作品主要有 《水与土》、《消逝的笛音》 (1932)、《诗钞》 (1938)、《瞬息间是夜晚》 (1942)，这些诗作是典型的“隐逸派”诗歌。诗中充满了对旧时生活的回忆，对童年和青年时代恋人的缅怀，对故乡秀丽风光的讴歌，以及无法寻得幸福而产生的痛苦。这些诗作沉浸于自我感受，饱含着诗人希望摆脱严酷的现实，寄托孤独的心灵，重新获得幸福和青春的思想感情。在法西斯统治时期，表达了渴求自由与民主，热爱乡土和人民，维护人的价值的心声。但诗作也常常悲叹人类的命运和历史，流露出沮丧、烦闷的心绪和悲观、哀伤的情调。这些诗作避免从正面去揭露现实的社会矛盾，而只通过对大自然环境的描绘来隐喻人生和现实。

夸西莫多在政治上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此他曾被捕入狱。在“抵抗运动”的风暴中，夸西莫多的诗歌逐渐跳出了个人情感的天地，开始写作社会诗歌，谴责法西斯的罪恶，反映人民的痛苦与抗争。诗作风格也较前期更为明朗。此阶段他创作的诗集 《日复一日》 (1947)、《生活不是梦》(1949))、《乐土》 (1958) 等，描绘残酷的战争和法西斯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浩劫。歌颂与黑暗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优秀战士。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对一个既无恐怖又无仇恨的自由国家的憧憬。

夸西莫多的诗歌独具风格。他排斥抽象的观念，擅长驰骋丰富、浪漫的想象，运用象征、隐喻、联想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听觉和幻觉，把内心感受最深的霎那捕捉住，并从自然中摄取意境新巧的景象，情景交融，直抒胸臆。在凝炼的语句，优美的音韵中，使诗歌情思浓郁、动人心弦。

夸西莫多除了诗歌创作外，还从事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他先后翻译了荷马、维吉尔、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莫里哀、裴多菲等人的作品。此外夸西莫多还著有多卷论述文学、电影、绘画、戏剧的文集，以及评论集 《诗人与政治家》。

由于夸西莫多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悲剧”，1959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洪弃生

洪弃生（1866~1928），台湾诗人。原名攀桂,学名一枝,字月樵。日本侵占台湾后改名儒,号弃生。男。台湾彰化县人。为现代名作家洪炎秋之父。光绪十七年(1891)以第一名考入台湾府学。清政府割让台湾时,曾参加抗日义军。斗争失败后,杜门不出,埋头著述。终生不剪辫发,不与日本朝野权贵名人交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所作诗文,记述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史实,抒发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一生著作颇丰。生前出版的有《寄鹤斋诗脔》(1917)、《台湾战记(瀛海偕亡记)》(1922)等。此外还有《寄鹤斋古文集》、《寄鹤斋骈文集》、《寄鹤斋诗话》、《游八洲记》、《八洲诗草》等。后人辑为《洪弃生先生遗书》(1970)出版。他的诗文对台湾的汉诗运动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杨云萍评论说:“近代台湾的学人之中,博闻笃学,抱朴守贞,俨然有古大师之风的……当首推洪儒。”(《台湾史上的人物》)。叶石涛赞誉他“把台湾社会和历史刻划于诗文中,发挥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台湾文学史纲》)。

神会

神会（686—760），唐代禅僧。六祖慧能弟子，荷泽宗的创立者。据慧空《荷泽大师神会塔铭》、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宋高僧传》卷八等载，俗姓高。襄阳(今属湖北)人。初学“五经”，次探《老》、《庄》，后览《后汉书》，知有佛教之说，乃倾心于佛法。先投本府国昌寺，从颢元法师出家。曾师事神秀三年。因神秀为武则天敕诏入宫，便转往岭南。大足元年(701)，抵曹溪，受学于慧能，为慧能晚年得意弟子。慧能卒后，继住曹溪数年。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此时，声望日高，时人称之为“南阳和上”。开元二十二年，为在北方宣传慧能顿悟宗旨，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与山东崇远法师展开辩论，正式向神秀、普寂的北宗禅发起攻击。此后，以南阳为中心，继续抨击北宗，弘扬南宗。天宝四年(745)，应兵部侍郎宋鼎之请，入东都洛阳，住于荷泽寺，故后人称之为“荷泽神会”、“荷泽禅师”。因其活动受北宗信徒的严厉反击，被赶出京城，于两年内被迫四迁住所。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受朝廷之请，返回洛阳，主持开坛度僧事项，受取“香水钱”以供官军。乱平后，因功被肃宗诏入内道场供养。后复住荷泽寺。卒谥“真宗大师”之号。弟子有无名、法如等。禅学核心为建立在佛性论基础上的“顿悟”说，主张“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若“一念相应”，便可顿悟成佛。极力排斥《楞伽经》，强调依持《金刚经》，重视般若之智的运用。著作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显宗论》等。

五灯会元记载：西京荷泽神会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高氏。年十四为沙弥，谒六祖。祖曰：「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师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祖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便打。师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自此给侍。他日，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师乃出曰：「是诸法之本源，乃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师礼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后，设有把茆盖头，也只成得个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记人终不错。如今立知解为宗，即荷泽也。」﹞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年中，却归曹溪，阅大藏经于内，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见自知深。」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祖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汝今正听吾言，吾即本无今有。」第三问：「将生灭即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似聋盲。」祖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即离二边，自除生灭病。」第四问：「先顿而后渐，先渐而后顿。不悟顿渐人，心里常迷闷。」祖曰：「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渐中顿。顿渐是常因，悟中不迷闷。」第五问：「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何生为正？」祖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正。」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起从何处出？」祖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祖灭后二十年间，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师入京。天宝四年方定两宗。﹝南能顿宗，北秀渐教。﹞乃著显宗记，盛行于世。一日乡信至，报二亲亡。师入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众才集，师便打槌曰：「劳烦大众。」师于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龙门。

蒋廷黻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生于1895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其父和二伯父在邵阳靖港镇共同经营两爿铁器店兼卖鸦片，邵阳乡间略有田产。其父晚年任靖港镇商会会长。

蒋廷黻六岁进私塾，1906年春，与其兄同去长沙，进入明德小学。是年秋，转入湘潭长老会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史等课程。他天资聪敏，学习勤奋，进步甚快，受到美籍英语女教师林格尔的赏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2日湖南新军起义响应，但蒋因担心革命后会有一段混乱时期，可能耽误他的学业，对革命表示失望和困惑，于是跟着林格尔去上海，准备赴美求学。在沪期间，他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12年1月，蒋廷黻由教会介绍赴美求学，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预科半工半读(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次年，向湖南省当局申请到官费[1]。1914年秋，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 Ohio)历史系。“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督湘，将湖南留美学生官费取消，蒋只好再半工半读，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蒋廷黻前往法国，为被征募赴法担任兵工工作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重返美国，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起初专攻新闻，幻想将来成为中国的报业大亨以左右中国政治。不久，他认为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只了解其表面，常随波逐流，无补时艰，于是改习政治。最后，他又认为政治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只有从历史入手，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政治知识，于是就转学历史。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在美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敦促中国政府代表向会议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等项要求，监视会议的进行。他们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蒋廷黻是英文刊物的主编之一。

1923年春，蒋廷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特别是劳工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简称《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该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春，蒋廷黻由美回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5年，他与丁文江结识，由于志趣相投，从而结成了政治上的同伙。他除埋头钻研外交史外，还到各处去旅行调查，或晋见“政要”，进行游说。

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南开大学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天津反日会，蒋廷黻参与活动。一个月后，反日会遭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勒令停办，蒋即前往东北考察，研究东北建设中所引起的对日外交问题。同年秋，他和他的学生共同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主张用“族国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和平主义[2];并且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建议对东北问题早做准备，以备对付苏联[3]。1929年5月，他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他注重收集整理史料工作，特别重视研究故宫档案，留心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公文、信札，他认为学者拘泥于版本考证的治学方法已经过时，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做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后，蒋与傅斯年等编撰、出版《东北史纲》。他在清华任教五年，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蒋廷黻在清华任教期间，逐渐成了胡适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一起，从事研究对日妥协让步问题，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在北平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胡适任总编辑，蒋廷黻为编辑，打着“独立”的幌子，为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效力。蒋廷黻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三四十篇政论文章，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蒋廷黻的言行深获蒋介石的赏识。1933年夏，蒋介石约他到牯岭谈话。他向蒋介石建议：应“结合政策和武力统一中国，先建立核心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4]。翌年，蒋廷黻再一次受蒋介石的召见，又进言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破坏工农革命，说“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共党的宣传无用武力之地了”，这“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5]。

1934年8月，蒋廷黻以收集中国近百年外交关系史料的名义赴苏联及欧洲访问，行前蒋介石在牯岭向他面授机宜，要他研究苏联政治和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把和苏联外交当局商谈的情况及时电呈蒋介石，受到嘉许。随后，他去德国、英国考察和收集史料。1935年9月，他从国外回到清华教课，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主义”。

1935年冬，经翁文灏推荐，蒋廷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任职期间，他在行政院里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乃光主持。该会聘请一些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目的在于改革“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6]。他比较注意档案的管理，曾责成研究会深入研究档案的科学管理方法。

蒋廷黻进入行政院之前，他的职业是教授、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编写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专著，还撰写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如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7]等等。但由于他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辩解，故观点颇多谬误。

30年代后期，蒋廷黻脱离文教界而跻身于官场。1936年10月，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孔祥熙推荐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12月，发生西安事变，他按照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密电指示，立即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诬称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苏联政府就此莫须有的罪名，向南京外交部提出反抗议。外交部长张群十分狼狈，即向蒋廷黻电询原委。之后，张群电责蒋，谓今后对外交涉非经外交部许可，不得擅自行动[8]。他的这一拙劣行动，招致苏联外交界的冷遇，任职年余，于1938年1月以述职为由离苏回国，同年5月在武汉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1年7月16日，蒋廷黻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特约讲师及中训团党政班讲师。其间，曾一度兼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发言人。8月，孔祥熙主持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他任该会委员。12月免去行政院秘书长兼职。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华盛顿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联总设中央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组成，美国前纽约州长李门(Herbert H.Lehman)任署长，蒋任联总中国代表，兼中央委员会代表。他与联合国签订了一项对华善后救济基本协定，并把这个协定带回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1945年初，他任署长。

1944年7月，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之一，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举行的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两个机构。

1946年10月1日，因与宋子文不和，国民政府解除了蒋廷黻联总和行总的职务。他怏怏不乐，只好暂时接受出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职务。翌年4月，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6月，联合国分别在上海和马尼拉召开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蒋廷黻出席，并任主席。

蒋廷黻参与南京政府同美国订立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1947年11月开始，蒋即担任南京政府驻联合国首席常任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台湾当局代表身份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1962年他专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时，才辞去在联合国的代表职务。

蒋廷黻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他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迭次提出所谓“控苏案”，由美国操纵表决，在联大第六届大会上通过;同时还利用非法窃据的席位，一再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5年5月，蒋廷黻辞职退休，暂居纽约。他原拟在9月参加在美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后，即返回台湾定居，10月9日，在纽约病故。

皮佑

让·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 1808—1877）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活动家。出生于神甫家庭,但本人年轻时就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奥尔良王朝的统始下,皮佑因与天主教公开决裂,被凡尔赛感化法院判处6个月徒刑;由于他创办《人民论坛周报》(共出版7期)宣扬共产主义思想,杂志被查封,本人又被判处6个月徒刑;接着被控以著作教唆读者谋杀国王罪被关押10个月,最后再被判处6个月徒刑。1848年革命时,皮佑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主席。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列进流放犯的黑名单,因而出逃至巴西,在那里取得行医执照。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他积极参加布朗基领导的起义,并遭逮捕。1871年当选巴黎公社的委员,后被梯也尔的军事法庭判处终身苦役,在苦役营中逝世。皮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有《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1840年)、《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1840年)、《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说》(1840年)、《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1841年)。皮佑政治法律思想的渊源是此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自然法学。皮佑无情揭露法国僧侣和贵族的联合统治的真相,指出:如果人民否认自己“法是主人”的权力时,僧侣就以天国名义诅咒人民;如果僧侣说教发生危机时,贵族就会拔剑杀人民。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但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和贵族。“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统始者,是帝国权杖的赐予者”;“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始时,人民随时有权谴责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即杀死他”。这是明显的人民主权的观点。其次,皮佑还难能可贵地揭示了未来革命与以往革命的根本区别。他说:“在我们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结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可见,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没有两样。”但是,“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该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当凭借它们的权威……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则,使用全新的方法。”这条道路就是皮佑所理想的共产主义道路。皮佑描绘说:这种社会首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公民所有,谁也不许占有和滥用它们。这就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绝对平等,消灭了剥削者与被剥者的区分、高贵与贫贱的区分,没有富人的宫廷、也没有穷人的茅屋。每个人只要为社会福利贡献全部力量,就有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皮佑提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包含许多极可珍贵的东西。但他毕竟还不懂得如何进入这种平等的世界;特别是他把生产主义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割裂开来,而当成一种纯粹认识问题,说只要懂得这种真理,即使在两千年前也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惠洪

惠洪（1071-1128）宋代诗文家、画家、释子。字觉范。江西筠州新昌(江西宜丰)人。俗姓喻(一说俗姓彭)。后又改法名为德洪，宋代文献(如《能改斋漫录》等)径称他为洪觉范。年仅14岁，父母并亡，依三峰静禅师为童子。元祐四年(1089)，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依宣秘禅师。4年后辞之南归，又依真净禅师于庐山。真净迁石门，惠洪又跟从他，前后共7年。年29，游东吴，次年游衡岳。后退居金陵，又为清凉寺僧。大观中入京师，以医道识张商英，又往来于郭天信之门。政和元年(1111)，张、郭得罪，惠洪也配流朱崖。宣和五年(1123)才得释归。

惠洪工诗能文，兼善画梅竹。与苏轼、黄庭坚为方外之交。崇宁三年(1104)春，黄庭坚谪宜州途中，过湘江，惠洪入舟陪送。黄庭坚赠诗说：“韵胜不减秦少游，气爽绝类徐师川。”可见对他很器重。他的诗，清新有致，出入于苏黄之间，在元祐、熙宁诸人后，挺然自成一家。如他暮寒归山，见白鸥而作小诗：“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小舟闲。个中着我添图画，便是华亭落照湾。”(《舟行书所见》)字字坦夷，句句清新。但他往往好为绮语，且诗歌内容偏狭，不免为病。他的词情思婉约，也颇受时人推重。著有《石门文字禅》30卷。又有《冷斋夜话》10卷，杂述见闻而论诗者居多。别有《天厨禁脔》3卷，专论诗格。

徐有贞

徐有贞（1407年6月16日－1472年8月19日），字元玉，初名徐珵，江苏吴地人。宣德八年(1433)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廷试二、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及善长书法者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进行考试，合格者授为编修、检讨等翰林官或外放为州县官。徐珵考试合格授为编修。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徐珵个子不高，精明强干，很有智谋，喜欢功名。所有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方面的书，他都熟读过，而且有很深的研究。

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边防守备日渐松懈，而西南方却用兵不息。英宗正统二年(1440)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恃险反叛，对抗朝廷。朝廷几次征讨，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平服。思任发愿进贡谢罪，英宗命在朝的文武大臣进行讨论。当时，西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已迅速崛起，长城以北已成为瓦剌首领也先的一统天下，长城以南也将成为也先进攻的目标。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大臣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于极南边，不要兴大军去讨伐，应用政治去影响，使他们归服。指出瓦剌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请求朝廷迅速整顿北边，加强战备。宦官王振为示威西南边荒，根本听不进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抽调甘肃边兵从征西南，于是麓川之役又起。西南方不停地用兵，徐珵很为此忧虑。正统七年(1442)，他上疏陈述了五件有关兵政的事情，英宗认为很好却没能采用。正统十二年(1447)，徐珵进翰林院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正统十四年(1449)夏，前线报告，瓦剌部首领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派出要员前往大同(今山西)、宣府(今河北宣化)整饬军备。徐珵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便在同僚中传播失败情绪，他私下里对朋友刘溥说：“灾祸就要来临了”，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把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这一年的七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全军覆没。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与挟持下，下诏亲征，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京居守。英宗领兵50万出发北征，行至大同，因惧敌退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为瓦剌军追击，王振被杀，英宗被俘，这就是所谓“土木堡”之变，时间是正统十四年的八月。土木堡的败讯传到北京，举朝上下大为震惊。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集朝堂，抱头痛哭，不知怎么办好。侍讲徐珵乘机跳出来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我通过观察天象，考核历数，认为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南京才可以解除这场灾难。”礼部尚书胡连说不可，他说：“我们能到南京，敌寇也能到南京。我认为应固守京师，不应该因为害怕敌寇而南迁。”兵部侍郎于谦更是激昂陈词：“倡言南迁者该杀。京师乃天下根本，迁都意味着丧国!北宋南渡可为殷鉴。现在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各路兵马前来保卫京师，誓死以守。”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众臣的支持，内阁学士陈循说：“于公所言，很是合理。”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大声喝叱说：“京师有陵庙，如果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侍讲贪生畏死，不足与议国事，快与我出去!”徐珵非常难堪，踉踉跄跄地走出左掖门。固守之策在于谦等主战派的支持下定了下来。

为稳定政局，群臣请求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即帝位。皇太后考虑到新立的太子(英宗子朱见深)还只有3岁，无法处理政事，便同意了大家的奏请。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景帝即位后，为充实和加强军队的后备力量，派遣15名科道官(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到外地召募兵马，徐珵行监察御史事，去彰德(今河南)。十月初，也先诡称送还英宗，率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在于谦的领导之下，明朝军民奋起抗战，也先大败而去。瓦剌军退兵后，徐珵被召回京师，仍担任原来的官职。徐珵急于升迁，但由于也先入侵时曾倡议南迁，为舆论所讥笑，所以很久不能升迁。为了打开升迁的道路，徐珵谄附大学士陈循，送给他一条玉带，并用星术讨好说：“公带将玉矣”，意思是说陈循将升官了。不久，陈循果然升为少保(品秩从一品)，陈循非常高兴，就屡次推荐他。而当时用人多决于少保于谦，徐珵托于谦的门客游说于谦，想求得国子监祭酒的官职。国子监在明朝既是国家最高学府(称国学)，又是主管国家政令的机构，祭酒是国子监的长官，从四品。于谦替徐珵向景帝表白，景帝说：“就是那个倡议南迁的徐珵吗?这个人心术不正，让他当国子监祭酒，将使监生们的心术变坏。”景帝见到徐珵的名字，好似一个眼中钉，动辄摒弃不用。徐珵不知道于谦曾在景帝面前推荐过自己，以为于谦在压抑他，所以非常怨恨于谦。陈循密告此中原委。徐珵因而改名有贞，以图蒙混。

景泰三年(1452)，徐有贞瞒过了景帝，得到任用，迁右谕德。右谕德是辅导太子的机构右春坊中设的官职，品秩从五品。黄河自沙湾处(今山东阳谷东南)决口已有7年之久，朝廷不断派专人去治理，但都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徐有贞虽心术不正，但治河颇有办法，陈循运动廷臣，荐举有贞，景帝擢升有贞为左签都御史(品秩正四品)，命他去治理沙湾决口。徐有贞到了张秋(今山东阳谷东南)，详细观察水势后，向景帝提出了三条治河之策：一是置水闸门以通疏，一是开分水河以泄水，一是挑深运河以济漕。徐有贞的建议已经定下来，督漕都御史王竑以黄河自沙湾决口，运道日益浅涩，运送物资的船只难以通行为由，上疏请求赶紧堵住决口。景帝命令徐有贞像王竑说的那样做。徐有贞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临清河道浅，是以前就有的情况，并不是因为决口没堵上。漕臣只知道堵塞决口是紧要的事，却不知道秋冬季即使堵住了，来年春天必定会再次决口，白白劳动却没有用处。我不敢求取这样的近功”。皇帝下诏听从了徐有贞的建议。

徐有贞于是大批集合民夫，并亲自到治河工地，督率民夫治理河渠修建水闸，从张秋起挖渠，以接黄河、沁河。河流的旁边出现不顺畅情况，就建造很多的堤坝加以阻挡。在决口处，建造了一条大的堤坝，并用水闸控制。汇总这些工程，估计550日方能完工。为渠起名曰“广济”，闸曰“通源”。工程还没有完工，景帝急于畅通漕运，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皇帝派遣朝中文武大臣督率京军5万人前往助役，估计3个月能完工。徐有贞说：“京师军队一出动，每天的耗费很大，若遇到河水上涨只能旁观，无处用劲。现在决口已经填合，决堤已经坚固，只征用沿河的民夫，就可以解决。”调京军助役的建议被废止了。治河事完成，徐有贞被召回京城，进都察院，辅佐长官掌管监察等事。景帝还厚厚地慰劳了他。不久，徐有贞又出巡视察漕河。济宁13州县河夫多负担官马及其他杂事的徭役，主管部门又催得很急，河夫几乎承担不起。徐有贞在景帝面前替河夫说情，景帝免除了他们的徭役。景泰七年(1456)秋，山东发大水，河堤大多被冲坏，只有徐有贞率人筑的堤完好无损。徐有贞又主持修建旧堤决口，修浚从临清至济宁500多里的运河，在东昌的龙湾、魏湾等8处修建水闸，山东水患全部平息。徐有贞事竣还朝，景帝召见他，奖劳比过去更丰厚，晋升他为左副都御史(品秩正三品)。

景帝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京师团营指挥石亨、都督张等人密谋迎英宗复位，以邀功请赏。英宗于景泰元年(1450)从漠北返回京城，回归后的英宗，被景帝安置在崇质宫(南宫)。石亨、张把这计划告诉了太常卿许彬，许彬说：“这是不可估量的大功。我已年老，无能为力。徐元玉(有贞字)平素就有出奇的计谋，可以和他共同谋划这件事。”石亨等连夜到徐有贞家，谈及复辟大计，有贞很是赞成，并说：“一定要让英宗知道我们的意图”。张说：“已经悄悄告诉上皇了。”有贞说：“一定要等到英宗的回话才可行事。”有贞令太监曹吉祥入内宫告诉太后。正月十六日夜，石亨等人又到徐有贞家聚会，张急不可待地告诉有贞，上皇英宗的回报已经得到(上皇从回归的那天起，就有了夺取帝位的念头)。徐有贞到屋顶观察天象，过了一会下来说：“要行动就在今夜，机不可失。”当时正巧边吏报警，徐有贞说：“我们可以乘边吏报警的机会，诈称加强戒备，以防万一，率兵进入皇宫，谁敢不让进!”阴谋已定，石亨等人先走，分头去准备。徐有贞临走前对家人说：“此行成则为社稷功，不成则为刀下鬼。”

徐有贞预令张调兵千人等待于长安门外，石亨收了各城门钥匙，夜四鼓开长安门放张所率的军士进入皇城，守卫的士兵惊愕不知所为。徐有贞又将城门锁好，以阻挡外来的军队。徐有贞、石亨、张等率领士兵急速向南宫进发。当时天色很暗，石亨、张心中感到惶惑，问徐有贞事情能办成吗?徐有贞说必成无疑。直抵南宫，门锢不可开。徐有贞命军士取巨木悬置起来，用几十人曳木撞门，又令士兵爬墙进去，内外合力毁墙，墙坏门开，石亨、张进入南宫。英宗在灯烛下单独出见，石亨等一起对英宗说：“请陛下登位。”呼士兵举辇，士兵惊慌不能举，徐有贞等帮着一起推挽，扶英宗登辇以行。英宗问徐有贞等是谁，各人报称自己的官职姓名。到东华门，守门的卫士喝令他们停止行进，英宗说：“朕太上皇也”，门卫听说不敢再挡，英宗一行遂拥入东华门，前往奉天殿。奉天殿前守卫的武士见黑压压一群人拥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举铁爪击先导有贞等人，又被英宗止住。众人进得殿内，见宝座还在墙角放着，赶忙抬过来放在殿中，扶英宗升座，徐有贞等立即高呼万岁，敲响钟鼓，大开诸门，此时已是正月十七日的黎明。

当时，群臣都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中的呼噪声，正感到惊疑，接着又听到钟鼓声，随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去朝贺。群臣不容多想，赶紧排列朝班，鱼贯而入，对坐在上面的英宗行五拜三叩礼，高呼万岁。当天，英宗命徐有贞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第二天，升徐有贞为兵部尚书(正二品)。徐有贞不满足英宗对自己的封赏，在石亨面前说：“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侧注系武弁冠名。石亨向英宗转达了徐有贞的意思，英宗便封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食禄一千石，还许其子孙世袭为锦衣卫指挥使，给诰券。徐有贞得势后，便与石亨等对那些和他们早有嫌隙的景泰朝臣加以打击，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首当其冲。徐有贞、石亨等肆意罗织罪名，仅仅几日，大狱即成，二人竟以“意欲”谋立外藩被杀。徐有贞入阁后，欲独揽大权，就把原来的阁臣一个个地排挤走，连曾经帮过他的陈循也不放过，被谪戍铁岭卫。徐有贞独揽内阁事权，朝廷大臣对他都高看一眼。而徐有贞更加得意，进见皇帝无定时，英宗也认为徐有贞有才能，十分宠用他。

徐有贞得志后，感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便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同时徐有贞在暗中窥察到英宗对他们流露有厌恶的神情，于是对曹、石稍有压制，并多次在英宗面前诉说曹、石两人所干的违法事。天顺元年(1457)五月，御史杨瑄上章弹劾曹吉祥、石亨强夺民田。英宗问徐有贞和李贤(新阁臣)，两人都说御史所奏正确，应该认真清查。英宗对杨瑄敢言大加称赞。曹、石对徐有贞的背叛，十分恼恨，二人联合起来日夜密谋打击徐有贞。当时英宗特别信任有贞，经常辞退侍从与他秘密交谈，曹吉祥为了使英宗怀疑有贞不忠于己、有二心，便派小太监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故意在和英宗谈话时泄露出来。英宗惊问到：“你从哪儿听到这些话?”曹吉祥回答说：“听徐有贞说的，那一天你们谈的事情，外面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曹吉祥的不断离间下，英宗就渐渐地和徐有贞疏远起来。这时，正巧御史张鹏等想搜集石亨的其他罪状，还没有上奏，给事中王铉把这件事泄露给曹吉祥和石亨。曹、石赶忙抢先泣诉于英宗前，说御史对他们的诬陷，是受了徐有贞的指使。英宗听信了曹、石的诡辩，反下杨瑄、张鹏于锦衣卫狱，并逮捕了徐有贞、李贤，也将他们下锦衣卫狱。忽然间电闪雷鸣，冰雹铺天盖地。英宗便以为是冤枉了徐有贞和李贤等人，于是，就释放了他们，降调徐有贞为广东右参政，李贤为福建右参政，御史杨瑄和张鹏戍铁岭卫。

徐有贞调任广东右参政后，曹吉祥、石亨害怕徐有贞东山再起，便想方设法置他于死地。曹、石编造诽谤时政的蜚语，诬指这些蜚语出自徐有贞门客马士权之口。英宗没有细察，再次逮捕徐有贞，和马士权一起下诏狱(锦衣狱)。曹、石密嘱锦衣卫都指挥使门达对马士权上酷刑，逼马士权屈服，马士权坚决不屈。由于没有口供证据，徐有贞才免于一死，被遣戍到云南金齿卫为民。

不久，专横跋扈的石亨与英宗发生冲突，被英宗处死。石亨死后，英宗对重新进入内阁的李贤说：“徐有贞有什么大的罪过，都是被石亨等人陷害的，还是释放他回归原籍吧。”天顺四年(1460)十二月，徐有贞被释放，回到原籍苏州。徐有贞回到故乡后，还希望有一天英宗能再次召他回朝，常常仰观天象，说：“将星在吴”，意思是说，徐有贞自己将成为将军，所以更加自负。徐有贞常随身携带铁鞭，并多次舞动。等到听说签都御史韩愈征讨两广有功，就扔下鞭子长叹说：“这小子也应了天象了吗?”于是不再寄希望于当官，而是寄情于山水田园，十几年后才死去。

徐有贞刚从狱中出来时，抚摸着马士权的脊背说：“你是讲义气的人，以后我将把一个女儿嫁给你。”徐有贞从金齿卫被释放回归苏州后，马士权常常去等候娶他的女儿，徐有贞却绝口不提婚事。马士权离开后，直到死也不提这桩婚事，人们因此鄙薄徐有贞而赞扬马士权。

潘光旦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现代作家、学者。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为“五四”运动积极参加者。192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多德蒙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学习、研究生物学、遗传学等,获硕士学位。在美时担任纽约中国留美学生季刊(中文)总编辑、月报(英文)编辑。1925—1926年,与罗隆基、闻一多等组织大江学会,为理事,并为会刊《大江季刊》撰稿。1926年回国,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执教,讲授遗传学、心理学、优生学等,并担任过教务长等职务。参加主要由留学归国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平社。为《新月》杂志撰稿甚勤,并创办新月书店,为新月派主要成员。还主编过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书报春秋》、《优生月刊》、《华年周刊》。参与编辑《中国评论周报》(英文)。1934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抗战后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6年后随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历任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1936年曾加入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过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兼民盟昆明支部委员、主任,后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创办并编辑昆明《自由论坛》月刊、周刊。自40年代初起,由自由主义、改良主义转向激进,抨击政府政弊,呼吁民主与成立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热情工作,曾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列主义课程。1952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从事少数民族史研究。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平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人文生物学论丛》(1928年)、《中国之家庭问题》(1929年)、《冯小青》(1929年)、《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1930年)、《优生学》(1933年)、《读书问题》(1933年)、《人文史观》(1937年)、《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年)、《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1941年)、《自由之路》(1946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947年)、《政学罪言》(1948年)等。译著有达尔文《人类之由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美国罕丁顿的《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等。

阿尔志跋绥夫

阿尔志跋绥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俄国作家。出生于小贵族家庭。1901年开始文学创作。早期思想比较激进，当时写的短篇小说《帕沙·屠曼诺夫》、《暴动》、《偷马贼》、《笑》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有时也包含对社会的一些抗议。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高涨年代发表的作品《血迹》、《在白雪上》、《人浪》等,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某些方面,但对暴力行动作了自然主义的描写。短篇小说《兰德之死》表达了只有强者才有生存权利的思想。革命失败后陷入颓唐，成为当时颓废文学的著名代表之一。长篇小说《萨宁》(1907)宣扬非道德论，鼓吹纵欲，否定任何社会任务和社会理想。主人公萨宁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其生活目的首先是"满足个人的自然欲望"。小说曾轰动一时，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沃罗夫斯基的激烈批评。他主编的文丛《生活》，被高尔基称为"肮脏的书"。1908至1912年间发表《几百万》、《工人绥惠略夫》、《极限》等小说,对革命者作歪曲和丑化的描写。他还著有《嫉妒》、《战争》等剧本。他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1923年流亡波兰，与人合办白卫报纸《争取自由》。死于华沙。

炎帝

炎帝，又称赤帝，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姜姓部落的首领，一说炎帝即神农氏，约生于距今5500—5600年，出生地是今宝鸡市南郊的姜水。其具体生卒年、死因不可考。据说在位120年，传说的炎帝陵在陕西宝鸡、湖南炎陵县等地。炎帝部落原居渭水中游，后迁往四方，有一支发展到中原，经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之战，炎帝姜姓部落与黄帝姬姓部落联合，炎、黄被认为是各族的共同祖先。

炎帝生于姜水，因而以姜为姓，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炎帝可能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羌人以游牧为主，主要驯养羊群，当时正是母系社会末期：姜字的象形字好象女性管理羊群之意，羌字的象形字好像人跪着一足在挤羊乳。后来这一支羌人由牧羊转入农业生产，因此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氏。

黄帝氏族亦为羌人之一支。这个氏族的始祖生于姬水之滨;因此以姬为姓。姬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姬、姜二水相邻。所以古籍中称黄帝和炎帝是兄弟。由于炎帝族首先发明农业，早就开始了半定居的农业生活，当时黄帝族仍过着游牧生活，所以炎帝族的强盛时期比黄帝族早数百年。

据说炎帝的母亲叫任姒，乃有蟜氏的女儿，又名女登，是少典氏的妃子。有一天，女登在华阳地方游玩，忽然看见天上出现一条巨大的神龙的头部，女登深受震憾，因而有孕，生下炎帝，据说炎帝是牛头人身，可能他领导的部落以牛为图腾。炎帝成长于姜水、炎帝的部落崇拜火(可能是刀耕火种的缘故)，因此炎帝以火德称于天下，被推举为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诸侯夙沙氏叛乱，炎帝没有兴兵讨伐，而是更加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坦陈自己的过失，夙沙氏的人民，自己攻灭其君而归服炎帝。炎帝在位120年，死后成为南方的赤色天帝，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传说的炎帝陵在陕西宝鸡，湖南炎陵县等地。

炎帝娶奔水氏的女儿听谈为妃。他的子孙继续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承袭炎帝称号，延续了五百来年，约有17代，其世系为： 炎帝——柱——庆甲——临——承——魁——明——直(帝值)——釐(帝来)——居——节茎——(参卢，榆罔)

传至炎帝榆罔时，势力衰弱，诸侯蚩尤趁机作乱，驱逐榆罔，夺取炎帝族的部落联盟领导权，自称炎帝，建都涿鹿，榆罔便与黄帝族联合。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矾山镇西)，战争很激烈，据说流血百里，血流漂杵，最后黄帝打败了蚩尤，杀之于中冀(即冀州中土，涿鹿附近)。

接着黄帝族与炎帝族又大战于阪泉之野(今河北省涿鹿县附近)，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族终于战胜了炎帝族，从此华夏地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落入黄帝族之手。炎帝势力退居南方。黄帝族想要谋夺炎族的领导权，乃是谋划很久的意图。当时炎、黄两族并存于黄河流域，黄帝在河北，荒凉寒冷，又有北狄侵扰，炎帝占有黄河南岸肥沃地区，黄帝想要向南方发展，遭到炎帝族的阻拦，因而二族相斗不可避免。

阪泉之战后，黄帝族占了优势，但炎帝的子孙仍沿黄河中下游发展。有脉络可寻。其中的共工部落长期在河南西部伊水和洛水流域活动，这地方古代称为“九州”，共工氏善于治水，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后人祀以为社神。共工氏后来与顓顼氏争夺天下失败，逐渐衰亡，退守西部山区，成为“九州之戎”。

炎帝后裔中得到发展的是四嶽部落，四嶽的始祖为伯夷，传说是共工的从孙，原本是祭山的官，后来成为山神。四嶽部落姜姓，后来发展为四个分支，即齐、吕、申、许。齐指春秋五伯之一的齐国，其开国君王吕尚是四嶽的后代，协助武王伐纣，受封为齐国。吕、申指周朝的诸侯吕国和申国，其地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吕国曾制订古代第一部法典《吕刑》，申国曾联合犬戎，攻灭西周，建立东周。春秋时代，申国和吕国逐渐衰落，但齐国和许国仍很强大。许国在今河南许昌县，是个中等国家。

炎帝后裔中，还有一支在汾水流域，后来残存的还有沈、姒、蓐、黄四个部落。他们把所谓汾水之神名叫台骀的，奉为自己的始祖。这四个部落国家后来被兴起的晋国灭亡。

陕、甘、青、藏地区在古代是羌人活动的地区，据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由于伯夷父是炎帝的裔孙，这说明所有的氐人和羌人都是炎帝后代。

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早年作徽音，又名宝宝、徽徽，女，福建闽侯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生。童年随家迁居北京，后爱好绘画、雕刻、戏剧。1920年随父赴英国，在伦敦读中学两年。1921年初，结识徐志摩，10月归国。1923年赴美国留学，入费诚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1927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贝克教授之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之学生。1928年3月，在加拿大与梁思成结婚， 8月离欧返国， 9月梁思成任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兼主任，林任建筑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旋迁居北平，开始与梁思成共同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之研究。并作实物考察与测绘，其后与作家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1933年3月，发表新诗《中夜钟声》，6月发表新诗《山中一个夏夜》，12月发表新诗《秋天，这秋天》。1935年11月，发表新诗《城楼上》。1937年1月，发表《红叶裹的信念》、《静坐》，除新诗外，并从事散文、小说、戏剧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梁思成赴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北平沦陷后，去昆明。1941年冬，迁居四川宜宾，助梁思成修改《中国建筑史》初稿、《中国建筑史图录》(英文)稿。1944年赋《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1946年10月回北平疗养。1949年7月，奉命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晚年历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后奉委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设计委员会委员。1955年4月1日在北京病逝。年51岁。着有《晋汾古建筑预查记》(与梁思成合着)等。译有《钱魔》。并有《林徽因诗集》出版。

孙光宪

孙光宪（901-968）五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家世务农。孙光宪读书好学，唐末为陵州判官，有名声。后唐庄宗灭前蜀，孙光宪于后唐天成初年，避地江陵。时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据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由梁震推荐，孙光宪入为节度使掌书记。高季兴大治战舰，欲与邻邦楚国交战。孙光宪以为，荆南乱离之后，经休养生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失和，将使他国有可乘之机，实堪忧虑。高季兴乃止。高从诲继立，梁震乞休，政事均委于孙光宪。高从诲欲效仿湖南马氏之奢侈，孙光宪劝止之。孙光宪事荆南3世，皆处幕府之中，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高继冲时，宋遣慕容延钊等平湖南，假道于荆，约以兵过城外。孙光宪因教高继冲开门迎慕容延钊，悉献荆南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功，授黄州刺吏，赏赐加等。孙光宪治理黄州，亦有名声。乾德六年(968)卒。

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以史学自负，以久在藩镇，未能施展才干，常对至交叹曰：“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三楚新录》)能诗，尤善小词，为花间词人之一。其词清丽疏朗，较少刻红剪翠之语、艳情脂粉之气。其中《菩萨蛮》(木棉花映丛祠小)、《竹枝》、《渔歌子》、《八拍蛮》、《浣溪沙》(蓼岸风多桔柚香)等词，描绘江南水乡风光，清新秀丽，于词中可称别具一格。其词当时即广为流传，《花间集》选录其词六○首，《尊前集》亦录二三首。其诗多佚，所存如《采莲》一诗，清新活泼，颇富水乡情趣。著述甚夥。据《宋史》本传，有《荆台集》三○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桔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卷、《蚕书》二卷、《续通历》等。集多佚，今存《北梦琐言》二○卷，然亦非完璧。此书多记唐五代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社会习俗及文人僧道之事，为治唐五代历史、文学之重要资料。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多所采用。其诗今存八首及断句二联，见《全唐诗》卷七六二、八七一。《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五○又补其诗一首。其词八○首(其中《竹枝》、《八拍蛮》等三首已录其诗中)，见《全唐诗》卷八九七。文一篇，见《全唐文》卷九○○。生平事迹见《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宋史》卷四八三、《十国春秋》卷一○二本传。

周处

周处（236—297年）字子隐，东吴鄱阳太守周鲂之子。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南)人，少时纵情肆欲，横行乡里，邻里把他与南山猛兽、长桥水蛟并称为“三害”。后射虎斩蛟，发奋改过，好学不倦，以忠信义烈端正自己的言行。后为吴东观左丞。晋灭吴后，任新平太守，抚和雍州一带的羌人，深得当地人欢心。历任广汉太守、楚内史、御史中丞等职。职掌监察后，纠劾不避权贵，受到权臣排挤。氐人齐万年反于关中，权贵借口他是东吴名将之子，让他隶属贵戚夏侯骏西征。齐万年认为，周处“才兼文武，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晋书·周处传》)。而朝廷正是不让周处有自主权，又派曾受周处弹劾、素怀怨望的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肜与夏侯骏为报素怨，促令周处带五千人马先行，攻打齐万年的七万之众。周处的人马未食先行，自晨战至暮，且得不到救援，终于失败，周处战死。当时颇有人为之惋惜，西戎校尉阎缵有诗云：“周全其节，令问不已。身虽云没，书名良史。”。太常贺循这样评价周处：“履德清方，才量高出，历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贞节不挠，在戎致身，见危授命。”(同上)。周处善写文章，曾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还撰写了《吴书》，载东吴史事，可惜皆散佚。

斯皮尔斯

约翰·伦道夫·斯皮尔斯（英语：John Randolph Spears，1850年4月21日—1936年1月25日）是一位美国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 约翰·伦道夫·斯皮尔斯于1850年4月21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范沃特。 1873年11月11日，他与塞拉斯蒂娅·斯迈利结婚。 1875年，他成为《东奥罗拉广告报》的编辑，次年，他创办了《银溪地方报》。 1880年至1882年，他担任《布法罗快报》的记者，之后加入《纽约太阳报》的编辑部。 后来，他致力于写作，定居在纽约州小瀑布市。1936年1月25日在纽约尤蒂卡去世。主要作品有《美洲奴隶贸易：起源、繁荣与终结》（The American Slave Trade，1900年）等。

李霁野

李霁野（1904年4月6日-1997年5月4日），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1904年4月6日生。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人。1924年因翻译《往星中》认识了鲁迅先生,次年加入未名社。1925年至192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1928年4月,未名社遭北洋军阀查封,曾被捕,获释后仍办未名社。1929年秋到北京孔德学院任教。1930年至1937年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其间曾休假赴英旅游一年。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四川白沙女师学院任教。1946年去台湾,曾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和台湾大学教授。全国解放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赴朝鲜、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兼任过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作协副主席,被选为第二至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二十年代开始写诗和散文,曾同友人合办过刊物《微光》;抗战前在《莽原》、《未名》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和译诗。解放后在《新港》和《天津日报》及其它报刊发表不少诗歌和杂文。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影》(1927年,北平未名社),散文集《给少男少女》(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诗集《海河集》(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杂文集《鲁迅精神》(1951年,文化工作社),游记《意大利访问记》(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文艺论著《朝着毛泽东、鲁迅指示的方向前进》(与人合著,1949年,读者书店)。译著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1年,商务印书馆)和短篇集《不幸的一群》,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193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简爱自传》,涅克拉索夫的长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53年,文化工作社)、《难忘的一九一九年》(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斯大林格勒》,吉辛的散文集《四季随笔》,卢斯达维里的长篇小说《虎皮武士》,还翻译有《德国英雄故事集》、《黑假面人》、《往星中》、《山灵湖》、《近代文艺批评片断》等。

朱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年）元著名医学家。字彦修。义乌(今属浙江)人。世居丹溪，人称丹溪先生。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代表人物。初业儒，从许谦习性理之学。三十岁时因母病脾，众医束手，遂志于医。研读《素问》，后治愈母病，但仍研求医理不辍。其时《和剂局方》盛行，滥用温热香燥。乃四处求学，以订正其说。后游江、浙、皖等地，皆不能得。复返杭州，访知罗知悌曾得刘完素之学，遂登门拜师，备竭虔诚。罗知悌为言学医之要。自此得见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王好古等金元大家之书，体会湿热相火，为病最多。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谓相火虽为人生之动气，然易于妄动，煎熬真阴，且变化莫测。主张节饮食、戒色欲，使阴平阳秘，益于养生。善用滋阴降火法，创大补阴丸、琼玉膏、越鞠丸等，自成一家之说，后世或称其学术派别为滋阴派(养阴派)。所撰《局方发挥》，意在纠当时滥用香燥药之偏。著述甚富，有《格致余论》、《本草衍义补遗》各一卷。另有《素问纠略》、《外科精要新论》、《伤寒辨疑》、《宋论》、《风水问答》等，均佚。由其门人整理而成之医著有《丹溪心法》(或分作五卷)、《丹溪手镜》、《金匮钩玄》(即《平治荟萃》)各三卷等。书目著录时题为朱丹溪撰之医籍尚有《脉因证治》两卷、《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八卷、《怪疴单》一卷、《丹溪医案》一卷、《产宝百问》五卷、《胎产秘书》三卷(以上存)、《伤寒论辨》、《丹溪本草》各一卷、《丹溪脉法》一卷、《丹溪脉诀》一卷、《伤寒发挥》、《丹溪医论》两卷、《朱氏传方》一卷、《丹溪随身略用经验良方》两卷、《丹溪集》两卷、《外科精要发挥》、《丹溪活幼心方》、《治痘要法》等(以上未见传世)。另有《医学发明》、《脉诀指掌式图说》、《活法机要》各一卷，原署李东垣撰，然亦有称为丹溪撰者。傅绍章有托名之作《丹溪幼科全书》四卷。门人甚众，以赵道震、赵以德、戴思恭、王履等著称。子嗣汜，亦传其学。朱氏之学，流传日本后影响甚大。

曾巩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属江西)。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为越州通判。历知齐、襄、洪等州,加直龙图阁,知福、明、亳、沧诸州。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召见,留判三班院,加史馆修撰,专典五朝史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丁母艰,病逝于江宁府。追谥文定。

曾巩曾任史馆修撰，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曾巩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理论上，他和欧阳修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比欧阳修等更为看重道，认为“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为文重传道而轻文采，以淳朴自然，条理清晰，从容周详，说理透彻为特色，但儒学正统气味较为浓厚。文章中为数最多、成就最高的是议论文，记叙文次之。其议论文，主论警策，笔锋犀利，观点铺陈、蓄发颇见功力。常于纾徐曲折中缓缓道出，层层剥离。言质朴，但沉稳、深厚，有说服力，如《上欧舍人书》、《王平甫文集序》等文章佳品，均有一波三折、言尽意达之妙。记叙文也文词简洁，层次分明，精省得体，偶尔还可读到精雕细刻的写景之作，如《道山亭记》对山川地势的描写就极为工细。然而，文以载道的为文宗旨常令其记叙文中议论迭出，从中流露出的卫道气息尤为令人遗憾。曾巩诗作亦不少，现存约四百余首，风格亦简朴质实。虽也偶有佳作，但总起来讲成就不如其文，影响不大。曾巩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因师出欧门，风格和欧阳修也相近，所以颇有影响。《宋史·曾巩传》曰其“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文词者，鲜能过也。”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但由于曾巩既缺少司马迁的批判精神，也没有韩愈那不平则鸣的豪迈气概，固而实不及此二人，这也正是他成就难追欧阳修之所在。然而，他那种“古雅”、“平正”以传道见长的文风，使朱熹甚为推崇，成为旧时“正统派”古文家的模拟对象之一。曾巩著作今存有《元丰类稿》五十卷，有《四部丛刊》影元本。另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皆不传。佚文见于《宋文鉴》等选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三一九卷。

蔡伸

蔡伸（1088—1156）宋代词人。字申道，号友古居士，仙游(今属福建)人，蔡襄裔孙。政和五年进士，释褐将仕郎、为太学正，出为京东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人为太学博士。知潍州北海县，徙江淮发运司干当公事，通判徐州。靖康间，人高宗幕府。出通判真州，擢知滁州。秦桧忌其与赵鼎相友善，罢职，主管台州祟道观。绍兴九年，起知徐州，金人渝盟，中道改知德安府、和州。久之，为浙东安抚使司参谋官。秩满，复奉祠。二十六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蔡伸早年与从兄蔡佃、蔡佩蜚声太学，时号“三蔡”。擅长书法，字画遒劲，又通晓音律，工词。其词有一些感慨壮志难酬之作，如《水调歌头》“吊古论兴废，看剑引杯长”，“感流年，思往事，重凄凉。当时坐间英俊，强半已凋亡。慨念平生豪放，自笑如今霜鬓，漂泊水云乡”。而更多的词则以其艺术成就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词稍逊于向子，而才致笔力，略相伯仲(卷一九八)。清人冯煦对其词极为称赏，《菩萨蛮》“翠被小屏山，晓窗灯影残。并头双燕语，似诉横塘雨。风雨晓寒多，征人可奈何”，以白描手法烘托意境，有南唐词人风致;至于《蓦山溪》(孤城暮角)、《苏武慢》(雁落平沙)、《点绛唇》(水绕孤城)诸词，又与周邦彦风格相似(《蒿庵论词》)。著有《友古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今存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钞本、毛晋汲古阁刊本、清写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百七十馀首。《全宋诗》卷一六八五录其诗一联。事迹见周必大《中大夫赠特进蔡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二)、蔡戡《大父行状》。

李绛

李绛（764年－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元善做过襄州(今湖北襄樊)录事参军之类的小吏。李绛聪睿好学，德宗皇帝君临天下时考中进士，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任满，出为渭南(今属陕西)县尉。贞元(785—804)末，被擢为监察御史。宪宗登基的第三年，即元和二年(807)，加官翰林学士，成为当朝颇有点权势的大臣。

就在这年十一月，浙西(今浙江杭州)节度使李錡因反叛朝廷被诛，唐宪宗准备派人没收其所有家产运回京城。李绛上书说：“李錡在地方横征暴敛，奢侈无度，老百姓恨之入骨。现在皇上为民除害，铲除元凶，如果把他搜刮那些民脂民膏运回朝廷，恐怕不利于安抚民众，望陛下开恩，将李的财产赐给浙江西道以顶替贫困户今年的租税。这样百姓就能感恩戴德，四海欢娱。”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予嘉奖。

唐宪宗非常推崇太宗和玄宗二朝盛世，对李绛讲：“朕并不糊涂，也想学习二位先帝的治国方略，为祖上争光，但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做才好?”李绛说：“如果陛下能以身作则，倡导礼教，重用忠臣，疏远那些溜须拍马的奸臣方能站稳脚跟。同大臣讲话应言而有信，不失礼节，避免小人从中作怪。与德高望重的人在一起应亲近和蔼。对贪官污吏要及时罢免，对多余的宫女要尽早释放。只有选择良将士兵才能有斗志，只有提拔好官吏治才能清廉。宣扬教化，加强法制，国家很快就会中兴。”唐宪宗龙心大悦，称赞道：“高见，妙极了，朕要把它写到屏风上，时时观望。”

李绛进谏的风格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几乎不亚于魏征。他不但对国家大政敢于讲真话，而且对有关皇帝个人声誉的事情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是唐宪宗非常宠幸的一个宦官，为进一步讨好皇上，吐突承璀大肆铺张，在安国佛寺为宪宗立了一个“圣政碑”歌功颂德，出钱一千万缗请求翰林学士撰写碑文。李绛看不惯这种做法，直接上奏宪宗：“陛下登基以来革新时政，铲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端，四海升平，人们盼望着有更好的政策出台。可是现在忽然立圣政碑，必然让人们感到皇上已经满足于现状，国家的发展速度将减慢或者停止。《易经》中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并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若刻成碑文，反而说明陛下的功绩是有限的。从尧、舜到周文王和周武王，都不曾有过建碑之事。秦始皇暴虐无度，残酷无德，为了隐瞒罪恶才在芝罘山和峄山上立碑。这是暴君的做法，不值得仿效。陛下崇尚贞观、开元之政，只有广开言论，从谏如流，才能跻身于贤明君主的行列。前些天阎巨源奏请立纪圣功碑，陛下果断拒绝，可是今天为什么就能批准呢?况且这个碑还是设立在安国寺，不伦不类，臣请求废掉它。”宪宗听后大怒，李绛伏在地上再三劝谏，终于打动了宪宗：“若不是李绛，朕还认识不到这件事的危害。”遂下令用一百多条牛拉倒碑石，还派使者表彰了李绛。

时隔不久，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违背诏书，献给宪宗一百个银壶以求谢罪，宪宗本想收留下来，可是李绛硬请求收归国库，唐宪宗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他。过后想想挺丢面子，决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李绛在浴堂殿拜见宪宗，宪宗郑重其事地问他：“谏官大多数拉帮结伙，互相攻击，诽谤朝政，朕打算罢免几位首要人物，爱卿觉得如何?”李绛回答道：“这绝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自古帝王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要使臣下直言进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君高高在上，象天一样尊贵，而臣下则卑贱如地，唯恐冒犯了皇上。臣下每上述一件事情都经过昼思夜想，反覆掂量，壮着胆子，担着风险，到说的时候又保留了五六成，这些逆耳忠言对他们本身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如果斥责贬逐谏官，今后谁还敢讲真话，那对国家将是极其不利的。”宪宗说：“言之有理，若不是爱卿这番话，朕还不知道纳谏有这么大的好处。”

打这以后，李绛进谏的胆子更大。大宦官吐突承璀带兵讨伐王承宗失利，李绛奏请治罪，并借机指责宦官专权、侵害朝政、谗毁忠良之事。宪宗讲：“宦官哪敢诬陷忠臣，再说即便有这种现象，朕也不会听他们的。”李绛说：“他们那些人不懂仁义，不分好坏，唯利是图，有时为得到一点好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朝夕围着皇帝身边转，陛下再圣明也难免有听信的时候。自古宦官败国的事例屡见不鲜，陛下还是提防一些为好。”唐宪宗不以为然，李绛心里很难平静，多次论及宦官专权、藩镇进献的危害，痛斥吐突承璀目无国法，无恶不做。唐宪宗听得很反感，不耐烦地讲：“你说得未免太过分了吧!”李绛听到这种口气流着泪说：“陛下把小臣看成是心腹之人，臣就应该尽忠尽孝，如果贪生怕死，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不及时向皇上禀报，是臣对不起陛下。可是小臣犯颜进谏伤害了亲信大臣，倘若因此获罪则是陛下委屈了小臣。”唐宪宗颇受感动，赞扬他说：“爱卿能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让朕闻所未闻，真是一流忠臣。日后进谏就应该如此。”于是提升他为中书舍人，赐给金鱼袋和紫衣，亲自为李绛选择一个上等的笏，鼓励他永做忠臣。

李绛进谏得到了唐宪宗的肯定，其他翰林学士也都针对朝廷弊政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尤其是白居易讲话不顾场合，言辞过于激烈。唐宪宗听得心烦意乱，索性一个多月不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求，主动上奏皇上：“臣等吃着皇粮，拿着陛下赏赐的俸禄，如果处处为个人私利着想，那是对陛下不忠的表现。现在陛下励精图治，开怀纳谏，这是普天之下老百姓的福气，并不是臣等几个人的福气。”唐宪宗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声说：“好吧，那么明天在麟德殿正式召见。”以往唐宪宗对白居易始终存有戒心，原因就是白居易曾经直言不讳地讲过“这是陛下的错误”之类的话，宪宗非常恼火，准备制裁白居易，便秘密召见李绛征求意见。宪宗讲：“白居易那小子有点太猖狂了，经常出言不逊，目无皇帝，必须把他驱逐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心胸宽广，能容纳直言之士，能接受逆耳忠言，所以臣下才敢坦露胸怀讲真话。白居易有些话确实欠考虑，但他对皇上完全是赤胆忠心，并没有丝毫恶意。如果陛下真要治罪于他，恐怕臣下没人再敢进谏，这不是明君的做法。”宪宗高兴了，待白居易亲逾往昔。

谏官的作用在于他能够规劝盲目不当之举，提醒皇帝减少决策错误。长期以来，李绛的谏言已经在宪宗心里形成了条件反射。元和五年(8l0)六月，唐宪宗想到宫苑里打猎消遣一番，走到蓬莱池西侧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对随从们说：“李绛一会儿肯定要来劝阻，我们还是不去打了吧。”遂停止打猎。

李绛的这些做法招来了许多人的敌视，他在皇帝面前经常指责宦官，抨击藩镇的危害，树敌不少。元和六年(811)二月，李绛受到宦官们的排挤被取消了翰林学士的官衔，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这是一个掌管财权的职位，李绛上任后秉公执法，不搞歪门邪道，不损公肥私。唐宪宗曾经问他：“过去户部侍郎都争着向朕进献财物，唯独爱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李绛说：“掌管税收的官吏如果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用来结交私情，就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臣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里的东西，接管和出纳都有帐目，不应随便支取。再说把户部的东西敬献给皇室就等于从东库移到西库，以讨好皇上，臣实在不敢。”唐宪宗非常欣赏李绛的忠耿，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准备提升他为宰相。可是唐宪宗心里很清楚，李绛和大宦官吐突承璀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要提升李绛就必须舍弃恩宠无比的吐突承璀。唐宪宗反复思考，终于决定重用李绛，指令吐突承璀为淮南(今江苏扬州)监军，第二天便正式下诏任命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元和六年十二月的事情。

李绛的坦诚和直率终于赢得了宪宗的高度信任，升任宰相之后更有了用武之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与他同时期的宰相李吉甫则恰恰相反，喜欢迎合皇上的本意，由此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每逢争论重大事情的时候，宪宗往往采纳李绛的意见，使他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吉甫曾建议宪宗：“赏和罚是皇帝驾御国家的左右缰绳，不能偏废。陛下自登基以来奖赏太多而处罚太少，天下人看不到法制的威严，愿陛下严肃刑罚，振兴纲纪。”李绛当即反驳道：“建立霸业的关键不是专任刑罚而是宣扬德治，秦始皇倒重视刑罚，结果二世而亡，下场好吗?”后于也建议宪宗严刑峻法，宪宗骂于是奸臣，用心险恶。可见李绛的话在宪宗心里具有何等的说服力。

李绛认为要当官就得敢真实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李吉甫曾经劝他：“臣下进谏应有分寸，不能说得太重，让皇上高兴、大臣愉悦，对谁都好!”李绛轻蔑地一笑说：“做大臣的如果整天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发现错误也不提出来，那就是要把皇帝置于逆境，根本不是忠臣的做法。”在李绛眼里，臣下进谏就应该理直气壮，而不能缩手缩脚。他的确对朝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以至于宪宗皇帝隔几天听不到李绛的谏言就来问他：“怎么没事可谏呢?是怕朕不能接受吗?”

当时社会上迷信占卜之风非常盛行，宪宗问李绛：“占卜之事有褒有贬，现在为什么又刮起这么一股风?”李绛回答说：“据小臣所知，古代的贤明君主敬畏天命，不敢独裁，每逢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时，先和臣下商讨，仍有争议的再求助于神灵。至于平民百姓装鬼做神，实际上是欺骗钱财的一种把戏而已，是一种弊俗，不必干预，慢慢就会平息”。

李绛每次应召都能给宪宗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宪宗皇帝有事就要问他。一次宪宗在延英殿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的时候发现开元年间政策得体，歌舞升平，可是到天宝年间已经走向混乱。同一个皇帝，为什么治乱相反呢?”李绛讲：“臣听说，统治集团有危机感天下才能大治，相反，朝廷一旦懈慢下去国家就会混乱。玄宗登基之初深知治世艰难，重用姚崇和宋璟两位贤相，臣下效忠，上下一体。可是开元二十年(732)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掌权，专门提拔那些善于献媚讨好主子的小人，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不能及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时弊，一步步走向了混乱。陛下亲自观看国史，时刻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这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宪宗又问：“普通人做事就害怕不合情理，一旦犯了错误之后就追悔莫及。古人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高招吗?”李绛回答道：“任何人都难免做错事，所以朝廷要设谏官，参议要政。一旦皇帝有不当之处，臣下及时提议，便可消除隐患。臣等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感激陛下的抬举和垂爱，只要有不同见解就会真诚地提出来”。

李绛最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官吏。江淮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地方官请求朝廷赈济，可是有位御史，巡察归来后禀报皇帝不足为患。唐宪宗问李绛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李绛早已看到那里地方官的奏折，知道灾情属实，遂建议宪宗设法招抚流民，赈济穷困，罢免御史的官职以示警戒。王播担任盐铁使期间每月都向皇宫进贡，李绛非常痛恨这种做法，他说：“前不久皇帝特下诏禁止天下官吏在正赋之外私自进献，可是王播胆大妄为，公然置皇帝的禁令于不顾，影响很坏，应当把他的贡物交给有关部门。”宪宗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地方官吏畏惧李绛而不敢进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绛听说教坊使正奉皇帝之诏在京城挑选良家女子及漂亮少妇充实后宫，外界一片骚动。李绛对同事讲：“这种事最败坏圣名，损害龙威，必须谏止。”李吉甫满不在乎地说：“这么点小事何必当真，再说这属于谏官份内的事情，与你何干?”李绛严肃地说：“您以前不是经常指责谏官论事吗?这类难以开口的话谏官谁敢说?”他直接上书皇帝，宪宗说：“爱卿真是一个忠臣，否则朕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是教坊使没有正确领会朕的本意所导致的错误。朕看丹王等四人缺少仆人，让教坊负责在乐工中挑选或者民间有情愿的人，只取四人，每个王子各一人，多出些钱帛聘娶。教坊使违背朕意，朕定要处罚，并把他们强行抓来的人释放回家。”

作为宰相，李绛对待藩镇和党争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魏博(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田季安死后，其子田怀谏幼小懦弱，军中一时陷入混乱局面。朝廷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以宰相李吉甫为首的几位大臣主张用兵征讨，李绛反对他们的主张，他说：“两河一带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兵帅势力凝聚强大，所以委任诸将总是本着势均力敌的原则，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叛变。现在魏博镇田怀谏乳臭未干，不能主持军务，必须把权力移交别人，军中必定拥立一位有威望的大将，归附朝廷。”不久，被拥立的大将田兴果然上表请命归顺，宪宗龙心大悦，李吉甫趁机进言，建议派宦官前去宣慰，处罚他们私自立帅的罪责。李绛坚决反对，规劝皇上正式派使节册封田兴为节度使，拨出150万缗钱犒赏将士，结果不费一枪一矢，魏博镇的将帅兵士真心实意地归顺了朝廷。

李绛还经常跟宪宗皇帝讨论朋党的问题，他说：“自古帝王最讨厌的就是朋党，所以小人经常借朋党之名诬陷好人。朋党虽然看不到踪影但说起来却比较可怕。小人们为私利拉帮结伙，构陷忠良，经常把那些志同道合的大臣们诬陷为朋党，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不可信服，也不必为此提心吊胆。”

李绛的上述谏言对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元和九年(814)二月，李降因脚部长毒疮疼痛难忍而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宪宗批准了他的辞呈，改封他为礼部尚书。

李绛辞别相位之后并没有贪图享乐，没有详细品味“无官一身轻”的感觉，而是以不老的热情和责任感走向了新的职位。

李绛主动请求辞去相位不仅仅是因为有病的缘故，还有其他因素。唐宪宗经过10个年头的整顿，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自以为功高盖世，可以放松享乐，不再需要臣下漫无边际的干预大政。况且李吉甫罢相之后，朝廷大臣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和李绛抗衡，大有专权之嫌疑，不必强留。最使李绛气愤的是，他刚罢相没几天，唐宪宗就把他的死敌吐突承璀从淮南召回京城，任命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他无言以对，默默地忍受着。不久回鹘首领再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宪宗考虑到送公主和亲费用太大而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李绛说：“回鹘强大，不可毫无防备。现在淮西一带也不安定，仍需提防。一旦回鹘入侵，淮西发生暴乱，恐怕就不是远嫁公主所需的那些费用所能平息的。”唐宪宗没有采纳，李绛难免有些想法。

元和十年(815)，李绛挂职户部尚书，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恰好大宦官吐突承璀有许多庄田在华州，负责经营管理的那些人特别蛮横，经常欺压百姓，李绛毫不手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收审，为民众出了一口怨气。这件事传得满城风雨，影响很大。就连宪宗皇帝派遣五坊使外出捕捉珍奇鸟兽的时候，都要警告他们到华州多加小心。当时部分州县设有捕鹞户，时常践踏庄稼，毁坏农田，李绛劝谏停止这种狩猎行径。几个月后，李绛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可是他年迈的母亲已经身患绝症，无药可医，弥留之际还嘱咐李绛要为民造福。母亲谢世后，李绛按照常规礼仪辞官回乡守丧三年，到元和十四年(819)返回朝廷，以检校吏部尚书的身份出任河中(今山西永济)观察使。

河中镇本来是采用节度使制度的，只因为掌握实权的宰相皇甫厌恶李绛，才封给他一个观察使的官名。第二年，皇甫被罢免了相权，李绛又重新入主兵部尚书的宝座。

穆宗即位后改李绛为御史大夫。穆宗非常喜好游猎巡幸，李绛带领他的下属官员到延英殿集体劝谏，语言十分肯切，但仍被冷落。他倍感失意，称病辞官，又恢复了兵部尚书的职位。长庆元年(821)转任吏部尚书。同年又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主管东都(今河南洛阳)尚书省事，兼任东都留守。第二年又改任兖州(今属山东)刺史、东川(今四川三台)节度使等职。长庆三年(823)再任东都留守，四年加封检校司空的官衔。

敬宗宝历元年(825)，李绛迁任尚书左仆射，尽管他已年过花甲，但神智仍很清醒。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临终前曾留下遗表，请求朝廷批准由其子刘从谏继袭节度使之位。朝廷的文武官员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李绛秘密奏请皇上立即从泽潞(今山西长治)挑选一位有能力的将帅担任节度使，火速前往，让刘从谏来不及抗命，新官已经上任，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军心有所寄托，刘从谏无官无职，没有号召力，也不能兴风作浪。不料宰相李逢吉和王守澄已经接受了刘从谏的贿赂，他们推翻了李绛的主张，都请求以刘从谏为留后，使李绛的设想成了泡影。

李绛耿直坦率、忠心报国的政治作风使他成为当时很有威望的人物。但他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的品格也树敌不少。他曾经和御史中丞王璠狭路相逢，王璠不肯给他让路，李绛非常气愤，向皇上辩理，人们都觉得李绛有理，可是宰相李逢吉袒护王璠，排斥李绛，结果罢免了他尚书左仆射的官职，改封太子少师，并把他赶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

文宗登基后，李绛再次被召回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任太常卿之职。大和二年(828)以检校司空的官衔出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尹兼山南西道(今陕西汉中)节度使。第二年冬天，南诏大举入侵四川西部地区。朝廷下诏命李绛带兵增援，李绛在本道招募了一千多兵士深入四川。他们行程过半时南诏已经退兵，将士原路返回。兴元府的常规兵是有固定数额的，李绛只好解散这些临时招募的兵士。大和四年(830)二月十日，李绛一大清早就起来办理政务，他召见即将遣还的募卒，宣读圣旨，给每人发放一份米麦，士兵们高兴而去。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无度，对李绛怀恨在心。他借口给士兵的赏赐太少，派人到士兵当中煽动不满情绪。士兵们一听监军都有如此看法，立即噪动起来，一边喊着一边冲进府门，洗劫了府库，冲撞了官衙。李绛正同客人在宴席上用餐，毫无防备，忽然听说士兵暴乱，其衙将王景延拚死抵抗，兵器打断了，箭头用尽了，王景延迎战而死，李绛也不幸被乱兵所杀，终年67岁。

本来，李绛发现，乱兵冲城时是可以从城墙一角用绳索坠地逃脱的，但他死活不肯，最后和秘书官赵存约、薛齐等共同殉难。

朝廷闻讯后，谏官崔戎等人上表为李绛鸣冤，唐文宗特下诏高度赞扬李绛的品格，称颂他一生的功绩，追赠他为司徒，赠谥号为贞，并赐布帛3000段、米粟200石帮助办理丧事。

晁补之

晁补之（1053年—1110年11月8日），字无咎，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端友子。十七岁时从其父至杭州，以所著《七述》谒苏轼，苏轼谓其文辞“博辩隽伟，绝人远甚”，许其后必显于世。元丰二年进士及第，授澶州司户参军，转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召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五年，通判扬州，召还，为著作佐郎，出知齐州。绍圣中，坐党籍贬监信州酒税。徽宗即位，召复著作佐郎，迁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国史院编修官。出知河中府，徙湖、密、果诸州。崇宁间，蔡京为相，党论复起，奉祠家居，慕陶渊明而修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大观四年，起知达州，改泗州，卒于任，年五十八。晁补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才气飘逸，文学灿然，尤精于《楚词》，其文章风格近于苏轼，张耒尝称其文“凌丽奇卓出于天才，非酝酿而成者，自韩愈已还，盖不足道”(《晁无咎墓志铭》)。《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俊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卷一五四)。进士及第前，曾著《上皇帝论北事书》、《上皇帝安南罪言》，慷慨言兵，纵论南、北安边大事，引古证今，充满爱国热情，议者以为通达时务，堪称章奏中佳作。辞赋散文名篇如《北渚亭赋》雄赡开阖，类似曾巩之《北渚亭记》(《齐东野语》卷五);《广州推官杨府君墓表》仿效韩愈《罗池庙碑》，杂于韩文中不复可辨(《珊瑚钩诗话》卷一)。其馀如《庆州使宅记》、《照碧堂记》、《新城游北山记》等均为名篇。补之诗也很有特色，周紫芝曰：“读晁无咎之文与诗，浩浩然犹河汉之无极也，想其胸中，何止有八九云梦而已。”(《书晁无咎帖后》)而胡仔亦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擅长乐府与古体诗，如《豆叶黄》诗描写农民秋收劳作情景以及生活艰辛，生动平易，活脱脱一幅乡村风俗画卷，张侃称其足可为后人矜式(《跋拣词》)。古歌行《芳仪怨》叙述南唐主李煜之妹于亡国后入宋，又在宋辽战争中被俘入辽，被辽圣宗封为芳仪的遭遇，辞句凄婉动人，沉郁顿挫，曾传诵一时。《陌上花》八首，为和苏轼之作，王士禛称其工妙不减苏轼，与苏诗同称绝唱(《带经堂诗话》卷九)。其馀如《村店即事》、《题谷驿舍》也清新生动，有中、晚唐风调，不类宋诗诗格(周亮工《书影》卷八)。晁补之词主要继承苏轼词豪放风格，后世评价甚高，王灼称“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陈振孙谓晁词佳者“不逊秦观、黄庭坚”(《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的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卷一九八)。如《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抒发年华易逝而功名无成的感慨，“语意峻切，而风调自清迥拔俗”(《蓼园词选》)，南宋辛弃疾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规摹此词(《艺概》卷四)。《满江红》(华鬓春风)为吊友之作，“用事的确，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有似《离骚》句法”(《许彦周诗话》)。其馀如《洞仙歌》(青烟幂处)、《忆少年》(无穷官柳)、《水龙吟》(去年暑雨钩盘)，均堪称佳作。著有《鸡肋集》七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署作《鸡肋编》)，于元祐间由晁补之自编成集，南宋初又刊于建阳。现存明崇祯八年刻本、明光泽堂抄本、《四库全书》本。其词在宋代已有单刻本《晁无咎词》一卷行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明代又编为《琴趣外编》六卷，现存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十年刊《晁氏丛书》本、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百六十馀首。《全宋诗》卷一一二一至一一四二录其诗二十二卷。《全宋文》卷二七一一至二七四九收其文三十九卷。事迹见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柯山集》卷一二)、《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陈彭年

陈彭年（961～1017）北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字永年，抚州南城(今属江西)人。雍熙二年(985)，中进士，历仕州县。御史中丞王化基荐其才，为卫尉寺丞，迁秘书郎，授大理寺详断官。坐事出监湖州(今属浙江)盐税，寻又停官。真宗即位，复为秘书郎。咸平三年(1000)，迁秘书丞，知金州(今属陕西)。四年，奏请置谏官、择法吏、简格令、省冗员、行公举。景德元年(1004)，直秘阁。后为杜镐等荐，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预修《册府元龟》。三年，迁右正言，充龙图阁待制，加刑部员外郎。与戚伦参定考试条式，多革旧制大中祥符元年(1008)，与丘雍举奉诏修订《切韵》，改名为《大宋重修广韵》。三年，改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兼秘书监，编次《太宗御集》，赐勋上柱国。六年，为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同修国史。加给事中，迁工部侍郎。附王钦若、丁谓，朝廷典礼，无不参预。九年，拜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判礼仪院、充会灵观使。天禧元年(1017)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又为参详仪制奉宝册使。进兵部侍郎。是年，卒，赠右仆射，谥文僖。敏学强记，详练仪制，然素奸谄，时号“九尾狐狸”，溺志爵禄。著有《江南别录》等。

智敏上师

智敏上师（1927-2017），俗姓施，名祖寿，字季眉，籍贯浙江杭州，生于江苏苏州。他天资聪慧，才学敏达，15 岁初阅佛书，即戒荤茹素，远离世俗娱乐。1944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后又从著名法相家范古农老居士学法相多年。

1953 年春，能海上师至沪讲经，智敏上师听学后深受感悟，潜心学佛。1954 年秋，他于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律院，由清定上师剃度，皈依能海上师座下学修十三载，并任能海上师侍者，深得佛陀全圆修行之心要。早在 1962 年，他就为清凉桥青年僧人开讲《俱舍论颂疏》。

文革期间，智敏上师双足因遭受折磨以致腐烂，后经医院截肢才保住生命，但下肢致残。即便生活艰辛，他仍坚持每天朝暮课诵，恳切礼佛，始终不变初衷。

八十年代，佛法复苏，智敏上师被聘为上海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此后，他辗转执教于厦门南普陀、莆田广化寺、四川宝光寺佛学院等地，为中国佛教界培养了大量优秀僧才。1992 年，他遵清定上师之意，在浙江三门县高枧乡兴办浙江三门多宝讲寺。1999 年，他又应上虞市政府领导邀请，创办上虞区多宝讲寺。

智敏上师提出丛林制度与佛学院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将教学规划分成根本教、瑜伽学、中观学三个阶段，同时把沙弥戒、比丘戒、二十犍度、菩萨戒妥善配入其中。他学识渊博，三藏娴熟，尤对《俱舍论》造诣深厚，被誉为当代 “俱舍王”。他自身行持精严，40 余年如一日，坚持早晚课诵，过午不食，每夏安居。

2017 年农历六月十四，智敏上师于上虞区多宝讲寺示寂，世寿 91 岁，僧腊 62 夏。

桑塔亚纳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小说家、诗人。原籍西班牙,生于马德里,1872年移居美国,就读于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后求学于哈佛大学,1886年获文学学士,1888年获文学硕士。在此期间获德国与英国沃克研究员基金。1889年获博士学位。1896～1897年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1889～1898年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07～1912年为哲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巴黎大学海德讲座,牛津斯宾塞讲座的教授。曾是全美文艺学会会员。1952年逝世于罗马。主要著作《美感》(1896)、《理性的生活》(五卷本,1905～1906)、《批判实在论论文集》(合著,1920)、《怀疑论和动物性信仰》(1923)、《存在诸领域》(1927～1940)、《在英国的独白和后来的独白》(1922)、《统治和权力》(1951)等。桑塔亚那对20世纪上半叶的自然主义哲学潮流影响甚大。但他对什么是“自然”的回答却没有定论。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就是一种自然;另一方面,他又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出发,把理念也当做自然。桑塔亚那在美学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美当做是主观愉快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解释美的体验中所容纳的道德和知识的重要性。美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它与任何感觉器官和身体功能都是无关的,而是与被知觉的对象紧密相连。美的特征可以理解为感性过程的产物。桑塔亚那的“四个领域”的理论十分重要。四个存在领域分别为:本质领域、物质领域、真理领域和精神领域。只有其中两种即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是实存的。精神领域不能与物质领域相分离。桑塔亚那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和文化问题等多个领域,他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批判实在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对美国思想界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