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鸾

叶小鸾（1616～1632） 明末才女。字琼章,又字瑶期,吴江(今属江苏)人。叶绍袁与沈宜修之第三女。生方四月,即由舅父母沈自徵、张倩倩抚养。自幼慧心美貌,四岁能读《离骚》。十岁时,张倩倩病卒,始归家。学吟咏,脱口成诵。善弈、善琴、善画、善书。聘于昆山张维鲁之长子张立平,嫁前五日而殁。有诗词集《返生香》又名《疏香阁遗集》传世,集中存诗一百一十首,存词九十二阕,文三篇。词中佳句极多,隽永清逸,风格渐趋沉郁。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兰皋集》云:“琼章不欲作艳语,故词格坚浑,无香奁气。”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云:“叶小鸾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求诸明代作者,尤不易觏也”。《明词综》选词八首,篇数之多,为闺秀之冠。《返生香词》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

约翰·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1806.5.20—1873.5.8），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出生于伦敦,是经济学家詹姆士·穆勒(JamesMill)的长子。他是一个神童,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学拉丁文和数学,13岁学逻辑,14岁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823年起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直至1858年该公司结束才退休。晚年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上并没有多少独特的创新,其经济理论体系主要是在综合当时各派经济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折衷的经济理论体系。这表现在,他一方面试图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把马尔萨斯(T.R.Malthus)、萨伊(J-B.Say)、詹姆士·穆勒(JamesMill)、西尼尔(N.W.Senior)等人某些经济理论加以综合,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试图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调和起来,为他的改良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穆勒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略论政治经济学中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EssaysonSomeUnsettledQuestionsofPoliticalEconomy”,1844)、《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withSomeofTheirApplicationstoSocialPhilosophy”,1848)等。其中,《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其代表作,该书被当作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使用达40余年,直到马歇尔的(A.Marshall)《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1890)出版后才为后者所取代。

穆勒在价值学说上,他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综合地重复了前人的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穆勒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供给不能随意增加的商品,如古董和古书等。他认为,这类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市场上的需求足以吸收供给的价值,它的价值与生产成本无关。第二类商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他认为,这类商品价值分为市场价值和自然价值,它的市场价值随市场供求变化而波动,但这种波动的最低限度就是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成本即该商品的自然价值。凡商品生产成本相同,它们的交换价值也必然相同。第三类为供给数量可以增加,但随着产量增加,其生产费用也递增,其价值决定于生产必要供给量中单位成本最高的生产成本。总之,穆勒虽然从供求论来说明价值,但以供给所需要的生产成本为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生产理论上,穆勒同李嘉图一样,将劳动看作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资本则是过去的劳动或物化劳动。因此,生产包括两个要素: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自然因素。穆勒坚持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区分。生产性劳动是一切能够增加物质财富的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虽然有用(其使用价值甚至超过生产性劳动),但是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还消耗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与此相适应,消费因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生产性劳动也分为生产性消费或非生产性消费。过去的劳动即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关键。一国居民的就业水平,不是由工人现在的劳动而是由过去的劳动来维持。资本是储蓄的结果,按照萨伊定律,储蓄等于投资,因此,资本积累便决定一国的就业水平。因此,社会必须从每年的产出中留出一部分来维持劳动,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少完全视这一部分之大小而定。

在分配理论上,穆勒的地租理论和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观点大体相同。即认为地租是农产品价格扣除各种耕种费用后的余额,是一种剩余产品。但穆勒却不像李嘉图那样把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看作是绝对对立的,他认为随着农业的迅速改良,地主越处于不利地位。穆勒认为,工资决定于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资本为劳动提供需求,而工人人口为劳动提供供给,因此,穆勒把劳动供求关系解释成资本和工人人口的比例。在穆勒看来,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构成工资的基金。因此,工资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工资基金与人口之间的比例。虽然穆勒后来又放弃了工资基金论,但始终深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穆勒在利润理论方面也抛弃了李嘉图关于利润是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的论断,完全接受了西尼尔的节欲论观点。他认为,节欲是生产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总利润中的利息部分就是对节欲的报酬,而总利润中利润部分则是资本组织和管理企业的工资收入和投资风险的报酬。

在对待经济周期的问题上,穆勒部分地吸收了萨伊的观点。他一再强调市场法则不会发生“生产过多”,但也充分认识到过多的生产能力、过多的劳动力和商品供给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货币的过多追求是衰退的征候,因此,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缓和经济周期的压力。穆勒比他同时代的人都更精辟地阐明了以预期心理为依据的内生性经济周期概念。他认为静止之后是扩展而不是停滞,周期波动部分地是因为“不断积累过程”使得资本收益下降,产生投机反应所触发的。同时又以人们在物价将会上涨时尽可能拖延卖出和掀起购货热潮的反预期心理,来阐释经济停滞只是暂时现象。

由于穆勒生活在英、法两国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时代,他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矛盾,但认为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来解决。穆勒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是以其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相分离的观点为基础的。穆勒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规律,而过去经济学把它们混而为一,统称为普遍规律。按照他的看法,生产规律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任何人类生产东西,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这是由外界事物以及人类自身所固有的物质和精神属性决定的。因此,生产制度不可随意选择和改变。至于分配规律则不同,它是人为制度的事情。如一定的物品一旦存在,则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把这些物品任意处理。所以,财富的分配规律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具有历史的临时的性质,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应该看到,穆勒把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完全割裂开来,只看到生产的自然方面,而看不到生产的社会方面。

阿尔伯特·哈伯德

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1856-1915），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菲士利人》《兄弟》杂志的总编辑，罗伊科罗斯特出版社创始人。

1856年7月19日哈伯德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父亲既是农场主又是乡村医生。他在塔福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大礼堂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做过教师、出版商、编辑和演说家，1895年，在纽约东奥罗拉创立了罗伊克夫特公司，制造和销售各种手工艺品，随后又开设了一家印刷装订厂。1899年，他根据安德鲁·萨默斯·罗文的英勇事迹，创作了鼓舞人心的《致加西亚的信》。

1899年，阿尔伯特·哈伯德创作了《把信送给加西亚》，在《菲士利人》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轰动，这本小册子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全球销量超过8亿册，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列入全球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六名。1908年，阿尔伯特·哈伯德在《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基础上，又创作了内容更全面，思想更深刻的商业佳作《双赢规则》，更深入地阐述了主动、自信、敬业、忠诚、勤奋的伟大思想。该书是对，《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思想的高度提炼和升华，是作者商业思想最完美的集合；同时，也是一本为人们带来成功与财富的神奇读物。近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无数的政府、企业、军队和学校，都将此读物作为公务员、职员、士兵和大学生的培训读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

哈伯德终生致力于出版和写作，除了为自创的两份杂志撰稿外，其主要著作还有《短暂的旅行》、《现在的力量》、《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一天》等。

1915年5月7日，哈伯德和他的妻子乘坐路西塔尼亚号客轮不幸在爱尔兰海遇难。

徐念慈

徐念慈（1875－1908），清昭文(今江苏常熟)赵市人。原名烝乂,以字行,改字彦士,号觉我,别署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等。庞树柏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廪生。学主经世致用,通英、日文,喜数学,博通史地,有文誉。二十三年与张鸿、丁祖荫创办中西学社,次年又设蒙养学堂。二十八年发起敩学同盟会,参与筹办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救国、群治进化之说。二十九年与丁祖荫等主持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并加入兴中会。三十年创办速成算学社,任竞化女学教务主任,佐曾朴、丁祖荫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任编辑主任,究心小说创作与译述,兼任小学师范、竞存公学及爱国女校教员。三十一年当选江苏教育会干事。三十二年与曾朴、丁祖荫创办常熟两等小学,参与创办上海尚公小学,发起成立常昭教育会。三十三年佐曾朴、丁祖荫创办《小说林》杂志,任译述编辑。参加反对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运动,呼吁组建地方议会倡行自治。卒于上海。译有小说《美人妆》《黑行星》《新舞台》等。所撰《新法螺先生谭》为国内科幻小说先驱,另著有小说《情天债》等。

高攀龙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二十一年(1593)，因疏论辅臣王锡爵等，谪为揭阳(今属广东)添注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归。家居近30年。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著述讲学。顾病逝后，便独肩其责。熹宗天启元年(1621)，诏起光禄寺丞，累官至左都御史。劾首辅方从哲，追论张差“挺击”、崔文升“红丸”两案。魏忠贤擅权，与吏部尚书赵南星联名弹劾贪官崔呈秀，遭阉党迫害，被削职为民，东林书院同时被毁。六年(1626)，阉党下令逮捕高攀龙、周顺昌等东林七君子，高获悉缇骑即到，遂投湖自沉。为学恪遵程、朱，对陆，王亦有所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气”为生成之材料。继承程、朱“性即理”学说，提出“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手要尽性。只一性而已”(《高子遗书·与许涵淳》)主张知性明善是复性，尽性的首要途径。反对王守仁“无善无恶”之说。否定管志道“三教统一”之说，对佛教的因果迷信提出非议，重人事而非天命。赞同朱熹“格物即穷理”说，认为“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并主张探求一草一木之理，认为“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格物事”(《高子遗书》卷八)。提倡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强调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学问必须躬行实践，认为“自古大人物做大事业，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其诗朴实自然，不事雕琢，有独特风格。著有《高子遗书》、《春秋礼仪》、《正蒙释》等。

郑思肖

郑思肖（1241年—1318年），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以示思念赵宋。字忆翁,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连江(今属福建)人,郑起子。宋末太学生,尝应博学鸿词试。侍父来吴,寓条坊巷。元兵南下,曾扣阍献策,不报。一生不娶,念念不忘君国之意,每形于诗文中,如《过徐子方书塾》云:“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闻北方语,必掩耳亟走。坐卧不北向,扁其室为“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穴”中,即“大宋”。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不画土,以示土地为人夺去。恶赵孟頫受元聘,与之绝交。钱财多周人之急,不事家产,游心佛道,自称三外野人。居无定所,遍游吴下名山禅宫,多寓万寿、报国二寺。元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八。临终,嘱友人书牌位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尝著《大无工十空经》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即“宋”字,寓意“大宋经”,造语奇涩。又著《释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极祭炼》一卷等。其论诗主灵气说,所谓“天地之灵气为人,人之灵气为心,心之灵气为文,文之灵气为诗”(《一百二十图诗集自序》),论文从其父说,以为“文者,三纲五常之所寄”,反对“惟务言语为工”、“坠于绮靡卑弱”的宋末文风。所作诗文多抒发眷怀故国之气节,明陈弘绪以为“视皋羽诸诗文,孤峭相似,而感愤壮烈殆欲过之”(《郑所南心史序》)。梁启超亦云:“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著有《所南先生文集》一卷、《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一卷、《锦钱馀笑》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又有《心史》七卷,明崇祯十一年冬于苏州承天寺井中发现,封于铁函中,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书”,清徐乾学疑为明末人伪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崇祯十二年张国维刻本。今人整理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陈福康点校本《郑思肖集》。《全宋诗》卷三六二四至三六二八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八三三一至八三三九收其文九卷。事迹见卢熊《郑所南小传》。

星云

星云（1927年8月19日-2023年2月5日），俗名李国身。 现代僧人。法名悟彻，号今觉，笔名摩迦。江苏江都人。12岁于南京栖隐山礼志开上人披剃，1941年，受具足戒，并于栖霞律学院就读，又至焦山佛学院参学。曾任白塔国民学校校长、《怒涛》月刊主编、南京华藏寺住持。1949年，至台湾，主编《人生》月刊，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1952年，至宜兰雷音寺，成立念佛会、弘法会。1957年，在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佛书及佛教唱片。1962年，在高雄创建寿山寺，又在该寺设立寿山佛学院。1967年，又在高雄县大树乡开创佛光山，并任第一代住持。星云虽出身临济门下，然其于佛教事业则八宗兼弘，不拘一宗一派。其弘法之方式，着重于佛法与时代性，以及与众生根性之协调。著有《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玉琳国师》、《觉世论丛》，历年来的弘法讲稿由弟子辑印成《星云大师讲演集》。2023年2月5日下午，星云大师圆寂，享年96岁。星云大师圆寂赞颂典礼预定于2月13日上午9点于佛光山云居楼举行，随后将引至台南大仙寺“荼毘”（火葬），之后将永久安葬于佛光山万寿园。

汤芗铭

汤芗铭（1885年—1975年），字住心、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其父本为诸生，为恢复祖上商业，弃儒营商，常年在长江沿岸九江、安庆等地奔走，后为北洋军阀段系要员。汤化龙是汤芗铭的兄长。汤芗铭少时入塾攻读，1903年中癸卯科举人。后肄业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4年2月，被署湖广总督端方选派前往法国留学。

1905年，孙中山由英抵法，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一次演讲后，孙中山以听者均无异议，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让他们写上“某某当天盟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誓，人天共殛”。当时汤芗铭、向国华等十余人立誓加盟。事后，汤害怕清政府追究，对自己前途不利，就与向及在柏林加盟的王发科、王相楚一起去孙中山下榻的旅馆谒孙。乘孙不备，王发科、王相楚潜入孙的卧室，割破皮包，取出德、法两国留学生的誓词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函等物品，跑到清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举报，以求将功赎罪；但孙宝琦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只将名册掷于壁炉中焚毁，而把法文书函抄录一份，原件遣人送还孙中山。留学生闻悉，皆不齿汤等所为，汤无地自容，遂离法转往英国学习海军。

1909年，汤芗铭学成归国，先后任“镜清舰”机关长、“南琛舰”副舰长。1911年初，再调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在萨身边办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北京海军部急令萨镇冰率军舰前往武汉，水陆夹攻起义军。当时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的军舰不多，有一些正在船坞修理，只有“楚有舰”能够立即出发。萨镇冰命汤芗铭一面拟电命令在胶东海面作夏季演习的“海容”、“海琛”两舰火速开赴武汉；一面通知“楚有舰”准备开船。10月12日，汤芗铭随同萨镇冰登“楚有舰”自上海出发，溯江西上，所有参谋、副官、秘书的事务皆由汤一人担任[1]。10月17日，到达汉口刘家庙江面，先期抵汉的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堃向萨镇冰报告了军官郑礼庆、朱孝先投向革命的情况。几天后，黎元洪派朱孝先假扮洋人送信给萨，请萨共举义旗，萨默然不语。又逾数日，黎托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瑞典人轲斯送信，重申前请，萨还是没有表示。见萨举棋不定，汤芗铭乃派员入武昌城给其胞兄汤化龙送信，时任武昌军政府政事部长的汤化龙回信叫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勋”[2]。汤遂与“江贞舰”舰长杜锡珪分途活动，并劝萨率海军起义。大势所趋，但萨镇冰推辞自己年纪已大，愿自行引退，乃乔装商人，乘太古轮船公司客轮返回上海。汤芗铭即召开会议决定起义，被众人推为临时海军司令。汤即派人向九江军政府取得联系。黎元洪派李作栋持致汤化龙亲笔函和慰劳金驰赴九江慰问；并任汤芗铭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请其即日开到武汉江面助战[3]。汤率领的海军舰只在刘家庙至汉阳的江面游弋，与清军作战。后因“海容舰”船头中弹数十处，其余各舰亦有损伤，乃率舰返回上海修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钟瑛任海军总长，汤芗铭任次长兼北伐海军总司令。当时有许多留欧的革命党人因汤芗铭曾参与盗取誓约，提出异议。孙中山认为，汤率海军起义，对革命有功，吾党可以不念旧恶，反对者始息议。汤率领“海容”、“海琛”等舰至烟台，帮助革命军收复登州及沿海各地。后他又应关东都督蓝天蔚之请，派“海容”等舰到秦皇岛、营口等地示威，以壮声势。

随着南北议和的成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汤芗铭从烟台入京觐见，袁对他礼遇有加，倍加拉拢，汤感激不已。4月6日，汤芗铭被袁任命为唐绍仪内阁海军次长，继后又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的海军次长。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汤芗铭加入，但在9月1日即宣布退出。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奉袁世凯命率“飞鹰舰”赴九江镇压，与江西招抚使段芝贵、师长李纯等协同攻占湖口；又率第二舰队转战赣、皖，攻击长江下游讨袁军，后回驻岳州。袁世凯以汤镇压讨袁军有功，授以勋二位、上将衔海军中将。同年10月又任为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并暂兼理民政长。二十九岁的汤芗铭志得意满，效忠袁氏不贰。1914年6月，汤芗铭被任命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兼巡按使。

汤芗铭深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之仇恨，又得其兄汤化龙之特别嘱咐，在湖南的几年里，实行残暴统治，对革命党人肆意杀戮；湘民不断发动反袁反汤斗争，汤更是血腥镇压，被湘人称为“汤屠户”[4]。

1915年，袁世凯加紧筹谋帝制，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积极鼓吹，汤芗铭亦在湖南设立专门办事机构，捏造民意，以堂皇之表册，典雅之辞藻，把袁世凯说成天愿人归的圣明天子，敦请“早正大位，以慰民望”。汤还在湖南演出一场“民选”的丑剧，让选民按指定的席位入座，采用记名投票法，在印着“兹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选票上填写“赞成”和自己的姓名。汤芗铭在湖南如此卖力地制造舆论，深得袁的欢心，于1915年12月21日袁称帝前夕，被特封为“一等侯”[5]。

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但全国反袁斗争继续高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直到5月28日，汤芗铭亦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称与袁世凯脱离关系。6月3日，汤芗铭又致电袁世凯，不承认其为总统。袁世凯于6月6日病亡后，好事者挽以一联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以两服中药名，喻指筹安会“六君子”和最后通电反袁的四川将军陈宧、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都督汤芗铭。7月，汤芗铭被逐出湖南。

其后，汤芗铭寄寓北京，以研究佛经自遣。他声言不问政事，其实只是一种韬晦之计。1917年1月，黎元洪任其为信威将军；8月，汤为国务院“战时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1923年初，汤经过一番活动，被任命为湖北省长。他带着秘书从北京出发，先到保定谒见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又至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以鄂人反汤为辞，劝汤“好自为之”。汤无奈，默然回到北京。经过一番疏解，汤再次南下前往武汉。汤虽然先布置了“迎汤团”到汉口车站迎接，但因不敌以湖北督军萧耀南为背景的“拒汤团”，汤被迫改乘军舰抵达武昌。汤芗铭原是想以“鄂人治鄂”为名出任湖北省长，但终究拗不过直系军阀的势力。萧耀南发布公告说：“省长一职经士民环请，辞不获准，勉兼省篆。”曹锟贿选总统上台后，正式发布命令：“特任萧耀南暂行兼署湖北省长”，“湖北省长汤芗铭呈请辞职，汤芗铭准免本职。”[6]汤芗铭难以立足，不得不黯然离开湖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汤芗铭被直系任为会办军事执法司。直系失败后，汤芗铭没有活动余地，只好蛰居上海研究佛教。1928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劣迹昭著之王揖唐、吴光新、汤芗铭等人，汤隐匿不出。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反蒋，任汤为湖北安抚使，但不久阎、冯兵败下野，汤之任职乃成一画饼。1933年4月，张君劢等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汤因与张有旧谊而出任该党常务理事兼组织部长，嗣后主持北平党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7月底北平沦于敌手，汤芗铭一度充当敌伪的维持会长，后赴重庆。

抗战胜利后，“国社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于1946年合并改组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汤芗铭任中央组织委员，积极从事民社党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芗铭在北京两次被捕又获释，后一次给予免予起诉的处分。汤懂得多种文字，于1958年拟了一个“汉、藏、梵、英、法佛教名词辞典编译计划”，首述理由，次为收集佛教术语注意之点、体例以及工作人数、时间等，未能付之实行。1975年初，汤芗铭于北京病死。

杨联陞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哈佛燕京讲座教授。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孙承宗

孙承宗（1563—1638年），明熹宗、思宗时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上。字稚绳,号恺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初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喜从材官、老兵究问山川险要、道路厄塞,因此畅晓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编修,进为中允、谕德、洗马。 “梃击”案起,大学士吴道南曾加咨询,他谓:“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为吴所采纳。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为帝所重。擢任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天启二年(1622),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兼掌兵部。当时后金攻明,辽、沈相继失守,广宁之战又败,边防告急,他奏上抚西部、恤辽民、选简京军、增修亭障、开置屯田数策,出山海关经略蓟、辽。在关四年,淘汰逃将,整顿军纪,练兵屯田,采纳部将袁崇焕建议,兴工修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又修建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要塞,形成宁锦防线。晋少师兼太子太师、文渊阁、中极殿大学士,熹宗多次赐蟒袍、金币。魏忠贤以其功高,欲以亲附,令人申意,他不与交一言,由此深为怀恨。其党羽至诬告他拥兵将清君侧,五年,被排挤去职。崇祯二年(1629),后金(清)兵入大安口,明廷用他守通州,后移镇山海关,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等地。四年罢职归里,家居七年。十一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攻高阳,他率家人拒守,城破自杀。南明福王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高阳集》。

始为县学生时,即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因而晓畅边塞诸事。天启二年(1622年)春,后金兵进逼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经略弃城遁入山海关。遂拜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理兵部事。数上兵事疏,力陈积弊所在,提出重将权,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今河北卢龙)大帅,修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三屯营)亭障,加强边防。兵部尚书王在晋、总督王象乾相倚结,提出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防守。孙力斥其谬。王被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之后,承宗自请督师辽东。八月,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诸处军务。既至关,即因才任将。在关四年,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严明军纪,汰逃将数百人,裁疲弱士卒万余人,建立车营等特种兵营十余营。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等战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对辽之事方有振兴,受权阉魏忠贤及其党羽诬陷,五年十月去职。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军入大安口,取遵化(今属河北),临京师。复起用孙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今北京通县)。三年五月,后金军退。以功加太傅。四年十月边将祖大寿降后金,巡抚丘禾嘉兵败。被劾夺官闲住。十一年秋,后金兵大入畿南,十一月攻高阳。率家人拒守,次日城破被俘,自缢死。

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英文：John Milton，1608年12月9日—1674年11月8日），英国诗人。1608年12月9日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公证人。1620年前后,他进入圣保罗学校。1625年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并开始写诗。1629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歌《圣诞节晨星》。此后不久,又发表了《快乐的人》 (1632)和《幽思的人》(1632)两首诗歌。前者描写一个活泼快乐的青年想体验一切生活的欢乐;后者写一个沉思的青年,排遣肤浅的快乐,而作一个“神圣的忧郁”所支配的人。这两首诗反映了诗人思想上已经形成的二重性格。1634年,他写了假面诗剧《考玛斯》。1637年写了挽诗《利西达斯》。

1638年,他游历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意大利,会见了意大利的一些文人,拜访了当时被囚禁的伽利略。翌年,他得知英国内战即将爆发,便终止计划中的希腊之行,返回英国,立即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641年,他参加关于主教管理权问题的论战,站在反主教派一边,写了《反对教会管理的主教制》的论文。1644年,他发表了重要的《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攻击出版检查,主张言论自由。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欧洲的封建势力展开了一个反对清教徒革命的运动,他为提高革命人民的信心,发表了题为《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的小册子,申言国王叛国也应受到诛戳。1649年2月,克伦威尔共和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任职期间,他为共和政府做了许多重要的宣传工作,替共和政府对保王党的攻击作答辩,写了《偶像破坏者》、《为英国人民声辩》(1650)等论文,但因任务繁重劳累过度,遂于1652年双目失明。1654年又发表了《再为英国人民声辩》。

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660年5月他作为“弑君者”的辩护人遭到逮捕,财产交公,但旋被释放。从此,他退出了政治活动,回到老家,深居简出,过着隐居的晚年生活,专心写诗。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长诗《失乐园》(1665)、《复乐园》(1671)和诗剧《力士参孙》(1671)。《失乐园》分12卷,长1万行,叙述大天使撒旦反抗天帝,及夏娃、亚当偷吃禁果被天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3两章。4卷长诗《复乐园》是《失乐园》的自然续篇,但与《失乐园》不同,把耶稣描写为人类赎罪争取恢复乐园的正面人物,而把撒旦刻划为邪恶势力的统治者,主要取材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3、4两章。《力士参孙》是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它以希腊悲剧为典范,按古典主义“三一律”写成,叙述犹太民族英雄参孙,被妻子大利那出卖,为腓力士人所俘,挖去双眼,囚于狱中,但参孙不忘复仇,终于等到了时机,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壮故事,主要取材于《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3—16章。

在英国诗人中,弥尔顿的地位常排在莎士比亚之后,而在其他诗人之前。他的诗作对18世纪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叔宝

陈叔宝(553-604)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长子。即陈后主。公元582年，陈宣帝病死后继位。曾用年号至德(583-586)，祯明(587-589)，公元582-589年在位，共7年。隋文帝大举伐陈，陈叔宝亡国被俘。他是陈朝最末一个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

陈叔宝初被立为安成王世子，授宁远将军。宣帝陈顼继位以后，被立为皇太子。公元582年正月，宣帝病死，陈叔宝二弟始兴王陈叔陵争夺帝位，作乱被杀。陈叔宝即位，以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尊柳皇后为皇太后，立妃沈婺华为皇后。立皇子陈胤为皇太子，后废胤为吴兴王，改立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

陈叔宝生长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即位以后，骄奢淫逸，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亲近群小，朝政紊乱，官吏侵渔。盛修宫室，无时休止。关市赋税，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建临春、结绮、望仙三座楼阁，各高数十丈，以金玉珠翠装饰，奢丽精巧，为南朝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日与妃嫔、近臣游宴行乐其间，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仆射江总、都官尚书孔范等十人预宴，号为“狎客”。赋诗唱和，取尤艳者谱为歌曲，选有姿色、擅长歌舞的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靡靡之音，充斥后庭。君臣酣饮，通宵达旦，以此为常。

公元588年11月，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督众军大举伐陈，缘江镇戍，相继奏闻。时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用事掌机密，平时专事搜刮，当隋军攻来时，隐军情不报，故陈朝没有任何防御准备。及闻隋军临江，陈叔宝与孔范等人仍以为有长江天险可以依凭，隋军可以不战自败，无渡江之理。照常醉生梦死，纵酒奏伎，赋诗作乐。

公元589年正月，隋朝贺若弼、韩擒虎分统大军，乘江上大雾弥漫之际，悄悄渡过长江，攻拔京口、采石，进围建康。当时建康尚有甲士十余万人，陈叔宝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镇东大将军任忠等抵御隋军，皆为隋军所败。当贺若弼、韩擒虎率军攻入宫城时，陈朝文武百官四处逃散。陈叔宝带着宫人十余人逃出景阳殿，与张贵妃、孔贵嫔不顾臣下劝阻藏匿景阳井中，皆被隋军俘获。隋元帅晋王杨广入据京城。当年3月，陈叔宝与陈朝王公百官被隋军押送到长安。陈朝灭亡。

陈叔宝入隋以后，隋文帝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有感慨，认为他的败亡实由好酒荒淫，何不将作诗功夫，去考虑国家安危。当贺若弼度京口时，京口有密启告急，陈叔宝因为饮酒，竟未拆看，直到隋军入城，发现密启还丢在床下，没有开封。因陈叔宝对隋朝不可能构成威胁，隋文帝对他加以宽宥，生活上予以优待。

公元604年11月，陈叔宝病死于洛阳，终年52岁。葬河南洛阳邙山。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号炀。史称陈后主。

顾炎武

顾炎武（1613.7.15—1682.2.15）初名绛，江苏昆山人。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他立志恢复，因以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为做人榜样，改名炎武，字宁人。因昆山顾炎武家乡有亭林湖，所以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他出生在一个衰落了的仕宦家庭，生父顾同应，万历乙卯副榜进士，诗文很好。因叔父没有嗣子，炎武从小过继叔家，叔父未婚而死，炎武在嗣母王氏的抚育下长大。嗣母王孝贞，是明朝辽东太仆寺卿王宇的孙女，知书达礼，识略过人，她的一生的言传身教，对顾炎武的成长立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熹宗天启六年，顾炎武十三岁，补诸生，少年出名。十五岁，参加了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并参加了东林党余势组成的政治团体“复社”，受复社成员影响，他把经世致用的治学与反对腐败政治结合起来。崇祯十七年，腐败的明朝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接着清军长驱入关，在家国危亡之际，顾炎武不得不走出复社，投身于抗清的斗争。他积极参加了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嗣母王氏避兵常熟，常熟攻陷后，绝食十五日而死。临死前召顾炎武到床前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嗣母的忠君爱国思想，使顾炎武深受感动，也更坚定了他抗节不屈之志。不久，他参与谋划了太湖义军的抗清起义，结果失败。后遭人陷害，险些送命。为了从长计议，他北上山东，从此开始了他的考察中国北部山川险要，谋划恢复故国的游旅生活。在游旅生涯中，他不仅结识了许多抗清志士，建立了共同谋求恢复故国的深厚感情，而且也写下了许多珍贵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然而，正当他四处访游之时，却被山东章丘土豪谢长吉诬陷，被捕下狱，后因朋友极力营救，得以保释。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以“博学鸿辞科”召顾炎武入京，但顾炎武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宁死不应召。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因年迈秋凉，不幸患呕泻症。第二年正月，骑马出门去答谢友人，不慎坠马摔伤，病情加重，于初九日晨离世，终年六十九岁。

顾炎武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思想家，他对明、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提出了公开挑战，针锋相对地提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顾炎武治学态度严谨，注重实地考察，许多学术著作都是在实际考察、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音学五书》是音韵研究的重要著作。顾炎武一生“足迹半天下”，而心志从不移。他一生不以名利为念，始终担负着“天下兴亡”的责任，他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可歌可泣。在明末清初，他和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因代表了当时进步的社会潮流和进步思想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华佗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我国汉末医学家。华佗从年轻时开始，就立志行医，为民治病。多次拒绝做官。一生刻苦钻研医学，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各种医术，尤其擅长外科手术，被后世称为“外科鼻祖”。华佗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施行开腹手术的医生。他还制成了一种名叫“麻沸散”的麻醉药剂，运用于临床麻醉，并达到较好的麻醉效果，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比西方使用麻醉剂要早1600多年。华佗一生行医各地，声名颇著，后因不服从曹操的征召而被杀害。所著医书已失，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华佗所作。华佗不仅精通医术，还懂得锻炼身体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他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其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自然动作，创造了一套“五禽戏”。这套动作能使全身肌肉、关节都活动起来。据记载，他的徒弟吴普，因照“五禽戏”天天锻炼，90多岁时依然耳聪目明，满口牙齿完坚。华佗一生热爱体育活动，讲究科学的健身方法，是我国古代精通体育保健、开创医疗体育的先驱者。他身体力行地坚持锻炼，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体育活动，踢腿、伸臂、弯腰等，使全身各个关节都得到运动。他读书也很讲效率，每当看书时间长了或稍感疲倦时，就放下书本到室外去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让脑子充分休息。每次外出给人治病，爬山越岭，进山采药爬陡崖、攀峭壁，历尽艰辛，但他总是将其看成是有益的健身运动，是防病的法宝，不仅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正因为他一生热爱劳动，坚持锻炼，注意养生，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直到老年，仍然红光满面，人们称他是“仙人”。

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891年8月13日生。1908年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广西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被编为第二队步科。1913年秋毕业后,进南宁将校讲习所,曾任见习官、队附。1915年春应聘在桂林省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同年12月入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六军,参加护国讨袁战争,任排长。此后又先后参加了讨伐龙济光、护法战争、粤桂战争。历任连长、营长、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帮统、统领。1921年6月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自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1923年春,任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旅长,5月被北京政府任为桂林镇守使。11月任定桂军总指挥,与黄绍竑之讨贼军联合讨伐其他各部。1924年夏击败陆荣廷部,7月任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11月兼任广西善后督办,同月改任广西绥靖处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先将沈鸿英部逐出广西,后将唐继尧赶回云南,统一广西。1925年9月21日选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3月24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7月率部参加北伐,先后任中央军右纵队指挥官、攻城军司令官,指挥了汨罗江及武汉战役。后调任江西作战。1927年初兼任江左军总指挥。3月11日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5日任第一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7月25日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及军事厅厅长。8月与何应钦共同策应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击败。10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西征军第三路总指挥、西征讨伐唐生智。1928年3月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5月16日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0月24日特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29年1月28日特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及编组部主任。2月5日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被罢免本兼各职,桂系失败后去香港。10月回广西,后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与冯玉祥、阎锡山南北遥相呼应反对蒋介石。1930年3月派代表到北平参加反蒋各派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15日被推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9月1日推选为北平“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委员。中原大战爆发后率部入湘作战,后兵败撤回广西。1931年5月反蒋各派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临委员非常会议,被选任“非常会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6月2日任该政府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1932年1月6日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月28日选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兼任南宁绥靖公署主任,4月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6月任驻广西军队总司令。1934年指挥第四集团军追堵长征红军。1935年4月2日任陆军一级上将。同年12月31日兼任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司令。1936年两广事变后,曾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事变和平解决后,7月13日特派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7月25日特派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2月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出桂作战。1937年9月19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26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38年3月指挥了台儿庄战役,后曾任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五战区游击部队总指挥。1945年2月10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同年9月1日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29日竞选为副总统,5月20日就职。1949年1月21日因蒋介石下野而代行总统。不久兼任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0月20日因病离职。后去香港。12月赴美国。1954年3月10日台湾“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投票罢免副总统。1965年7月18日离美经欧洲回国。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病逝。在中国国民党内,李宗仁曾是第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 《李宗仁回忆录》。

陆澹安

陆澹安(1894—1980)，近现代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名衍文,字剑寒,以号行,本号澹盦,别署莽书生、琼花馆主、悼翁、吴下幸翁等,笔名何心、罗奋等。孙延庚弟子。上海民立中学毕业。曾留校执教。后于江南学院法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15年加入南社,主编《上海》杂志。1919年始将电影《毒手》《黑衣盗》《老虎党》《红手套》《赖婚》等译编为侦探小说,又主持《新声》杂志《谈荟》栏目,连载《琼花馆笔记》《影戏话》等。1921年参与创办博约国文专修学校,加入星社。曾任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编辑,参编《金刚钻报》及《红杂志》《侦探世界》等,所作《棉里针》《隔窗人面》《夜半钟声》等侦探小说,1924年结集为《李飞侦探案》,连续再版,与程小青、孙了红并称大家。后又编话剧《循环的离婚》,并为名角黄玉麟编京剧剧本《霍小玉》《风尘三侠》《龙女牧羊》等,出任中华电影公司附设中华电影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25年为新华影片公司首部电影《人面桃花》编剧,后导演《风尘三侠》。1927年参与创办小说流通社,参加大中虎社,为健将。1929年参与创办中华国文专修夜校及附设函授学校,并任教授,后任教于务本女中、粹华国文夜校、正始中学。1930年首先将云南曲焕章秘制白药百宝丹介绍至上海,次年倡办天南公司任独家销售总代理。后任《中国日报》《社会日报》《金刚钻报》等特约撰述,创作武侠小说《新游侠传》及言情长篇小说《落花流水》等。首创用普通话写弹词,所著《弹词韵》为编写开篇唱句之准则。别创《西厢》等弹词新开篇,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弹词正集》《续集》尤为风行。曾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兼中文主笔。1939年与周瘦鹃等创办大经中、小学,任校董、校务委员兼教导主任。后任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国学教授,正始中学校长等。1945年将秦瘦鸥同名小说为范雪君度身改编为弹词《秋海棠》。后致力于研究古诗文、小说戏曲及金石考据。富藏书,嗜汉碑拓片,工行楷篆书,精于汉隶。又通训诂,擅对联,精于制谜、猜谜。生平不喜做官、不入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创作长篇弹词《九件衣》《满江红》等。所著《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诸子末议》《水浒研究》等及手稿、日记、函札辑为《陆澹安文存》。

丁子良

丁子良(1870—1935年)，清末医家，回族，名国瑞，字子良，号竹园。祖籍江苏金台(今江苏金坛)，生于北京宛平县。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医家、评论家、办报人。

丁子良兄弟四人，他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在私塾读书，国学造诣深厚。受北京著名中医外科医师三叔丁德恩的影响，丁子良对中医学也特别痴迷。在叔叔的耳濡目染下，丁子良21岁就开始独立应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丁子良从北京来天津行医。在法租界梨栈大安里开设“敬慎医室”应诊。他根据多年行医经验，配制成坤顺丹，舒肝平安丸、消核膏、古玉生香露、红色秘药、滋液润肠丸、九转地黄丸等各种丸散膏丹。

丁子良自订诊病六要，一、先存仁心;二、勤于学习;三、志节高尚;四静以诊脉;五、存细处方;六、勿倾轧人。以其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深得人们的赞誉。二十世纪初，丁氏在天津名望渐起，民国六年天津考取中医时，丁子良被邀担任主考官。他组建天津医药研究会，主张中西汇通，对天津中医药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平生著述颇多，有《说疫》《治痢捷要新书》《增补瘟疫论》《竹园医话》《竹园白话报》《天津竹园报》《竹园丛话》等。

《治痢捷要新书》谓治痢首当辨寒热虚实，其要点在初起一二日，治之多效。又阐发治痢宜伸阳气之理。谓古人投以大苦大寒止药时，必佐以辛热，故治痢不当过用寒凉，多行攻克，免伤阳气。书中集诸名家论痢疾证治精言，且附方174首。

《说疫》刊于1918年，书分6章，作者从理论上阐述温疫病原、预防及治疗。强调讲究清洁卫生，防疫于未然。认为中医温疫与西医的传染病虽名称不同，其病则一。后附医案数篇，介绍治疫经验，书中内容原刊于天津益世报，后经修订出版单行本。

《增补瘟疫论》系丁氏据乾隆丙申年熊圣臣注解《瘟疫论》和洪吉人《補注瘟疫论》两书兼取两家之长合而为一编著而成。凡卷中增补二字以下，如问题、释字、按语等皆丁氏所增。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子良自筹资金创办了《竹园白话报》，馆址设于天津北门外小伙巷路西。自次年十月初一从第440号开始，改称《天津竹园报》。1924年，丁子良将《竹园白话报》中的部分文章汇编成集《竹园丛话》共24册。

丁子良组织天津医药研究会，设于北门西路北，成员有:高憩云、岳莲溪、施少农、程子篪、钱辅庭、曹蔚卿、冯冶亭、丁子良、刘筱宣、李幼竹、刘小坡、杨锦波、许惠先、张宜闲等人，每周举行学术活动一次。

王家屏

王家屏（1536年—1603年），字忠伯，大同山阴(今属山西)人。生于嘉靖十五年(1536)，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参与编撰《世宗实录》。万历初年，进修撰，充日讲官，再迁侍讲学士。万历十二年(1584)，擢为礼部右侍郎，改吏部。一个月之后即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仅做了两年史官就以大学士的身份辅政，在这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当时的内阁首辅是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次之，王家屏居末。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王锡爵归省。九月，申时行、许国致仕，王家屏成为内阁首辅。

王家屏是一个敢于直谏的人。他在充日讲官时，每次上奏都是恳切真挚，皇上倒也严肃其容以接受，神宗称之为“端士”。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王家屏丁继母忧，神宗下诏赐予银币，并遣行人护送他回家。十六年(1588)十二月，王家屏丧期刚满，就被神宗召还。当时，神宗已经常不视朝，朝廷大臣难得一次召见的机会。王家屏从家抵京都三个多月了，还没见过神宗一面，便上疏请求神宗在万寿圣节(即皇太后生日)时接受朝臣祝贺，发下留在宫中的奏疏，举行册立太子典礼。但神宗都不予答复。王家屏又联合同官一起上疏，神宗才勉强在万寿圣节那天破例到皇极门接受百官祝贺。一会儿后，神宗派一太监赶到王家屏家中，对王家屏忠君爱国之心加以褒奖。王家屏上疏谢恩，并趁机请神宗勤视朝。过了几天后，神宗总算召见了王家屏一次。自从以后，神宗便深居不出了。

万历十八年(1590)，天下大旱。入夏以来，旱情更为严重。而其他天灾怪异，也层出不断。王家屏认为这是上苍垂象示警，便乘机上疏道：“近一个时期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大川枯竭，江河干涸，加上旱灾蝗患，疾病漫延，调度之难，没有超过现在的。陛下深居静养，很少视朝，也很少举行经筵日讲，臣一年之间，仅仅有两次觐见天颜的机会罢了。间或进一言，竟然同诸司的章奏一样，一并不被采纳。如今骄阳铄石，百姓愁苦之声震天动地，而唯独没有传遍九重之阍，这便是臣之所以中夜徬徨、饮食俱废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原因。乞求陛下将臣罢免，别阻挡丁选贤任能之路。”在这份奏疏中，王家屏虽然以去职要挟神宗，但久不视朝的神宗却置若罔闻，不予答复。

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为神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朱常洛，但神宗既不宠爱王恭妃，也不喜欢她为自己生下的这个儿子。他宠爱的是郑贵妃，并喜欢她为自己生下的第三个儿子朱常洵。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神宗一直想废长立幼。这一违背封建道统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册立太子一事仍然没有结果。

这年十月，阁臣联合上疏，以去职为要挟，请求神宗早立太子。神宗看后大怒，马上下旨数百言，切责阁臣沽名激扰。看了皇上的谕旨，申时行等惊诧不已，各杜门乞去。内阁中只有王家屏一人。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便上疏请神宗速决大计。

神宗派太监到王家屏家中传话：“册立太子之礼，决定于明年春夏举行，廷臣如不再上奏打扰朕，就在今年冬间商议册立之事;否则的话，就等到皇长子15岁后再说。”神宗在册立太子一事上，实行的是拖延战术，在册立太子的时间问题上，他一再拖延。对此，王家屏心中十分清楚。他以口敕难据为由，请神宗颁布诏谕，并马上拟定谕旨呈上。神宗不用，下谕旨到内阁，决定二十年(1592)春天举行。

得到谕旨，王家屏十分高兴，马上向外廷宣示。外廷朝臣顿时欢欣无比，礼部尚书于慎行立刻启奏皇上：“今奉玉音，现已通行南北诸司，传示册立大礼有期，令其静候佳音。”申时行等人也合辞谢恩。其实，二十年举行只不过是神宗的缓兵之计，但他没想到的是王家屏已作了传达，这使得他十分恼火。

神宗派太监责问王家屏：“谕旨只是令你知道的，你怎么马上宣示给朝臣?”王家屏则为自己辩护道：“事关宗庙社稷的大事，并不是臣等一人所能定的。现在大臣屡次上疏奏请，又怪罪臣，臣等不能传示谕旨，以解除众人的迷惑，将为众人所诋毁。犬马之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难看出，王家屏速将神宗谕旨宣示朝臣，是略施了一点小计。他是企图让朝廷知道神宗的决定，令神宗再想拖延时日也难以收回成命。于此足见他的一番良苦用心。但王家屏还是想错了，神宗是个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君主，册立太子之礼，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十五日才举行。当然，那时神宗也没有忘了他。在册立太子之后，神宗遣官慰问这位已罢职九年的辅臣，并赐予他金币羊酒。

王家屏为官能够秉正持法，每遇事则不亢不卑。在他参与编写《世宗实录》时，权相高拱因其兄高捷曾以官帑贿赂过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令王家屏对此事稍加避讳。当时高拱柄国，权焰薰天，王家屏却执意不从，坚持直书其事。在他充日讲官时，张居正病重，翰林院词臣同朝中官僚一样，设斋醮于祠庙，为之祈祷，唯独王家屏没有去过。

不单单是对权相，就是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王家屏也不轻易依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四箴》规劝过神宗的过错，这可惹恼了神宗。神宗在毓德宫召见阁臣，将重罚雒于仁。王家屏极力为他辩解，他说道：“人君出入起居的礼节，耳目心志的欢娱，庶僚不能知、不敢谏诤的，辅臣能够先知道而预先规劝，所以才能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现在雒于仁以庶僚的身份上疏，而臣等居机要大臣之位，反而沉默不言、屈从附合以取容于世，对上亏损了陛下圣明的美誉，对下又陷庶僚于不测之重罚之中，臣之罪太大了，还能立于圣明之世一日吗！”神宗听后，虽然心中十分不满，但还是只将雒于仁革职为民了事。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礼部给事中李献可等联名上疏，请求神宗早令长子出阁讲学。这实际上是一种迂迴战术，因为行了长子出阁讲学礼，实际上就等于已经承认了皇长子的太子地位。神宗看后，顿时恼羞成怒，抓住疏文中将弘治年号误写成弘洪一事大作文章，斥责李献可违旨侮君，下令将李献可降一级使用，调到外地做官，夺俸半年。

神宗将其御批转到内阁，令发下执行。当时王家屏已成为首辅，他对神宗的这种处理办法感到不妥，将神宗御批原封不动地退还，还附上了自己的意见：“李献可诸人只不过是请陛下早令长子出阁讲学，并不是请求册立。如果陛下以为出阁讲学尚早的话，也应采纳其言，而不应马上给予处罚。否则的话，将会引起争论，势必使陛下烦躁无宁时。”

神宗本来就有点看不起王家屏这位内阁首辅，现在见他竟敢封还御批，便十分气恼。但又不便发作，只好置之不理。王家屏见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神宗的任何反应，便无心再理朝政，干脆来了个请假养病。

可是朝臣们并未向神宗妥协。吏部都给事中钟羽正、给事中舒弘绪、户部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等纷纷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神宗气急败坏，竟破口大骂，将上疏官吏或贬或降，或廷杖或革职。养病在家的王家屏实在看不下去，赶忙上疏请求神宗宽宥群臣，没想到自己反落了一顿责难。

神宗看了王家屏的上疏后，派太监到王家屏家中递交了一份手谕，那手谕道：“近年以来，多事的小臣肆意狂妄，不成礼道，逞己胸臆烦扰朕，朕姑且予以轻罚。你作为辅政大臣，见到此等邀名不义之徒，自然应该调停处置，用轻缓的语气解除他们的劝谏，现在你却反驳御批，有意惹朕生气，实在有失礼体。等到朕生气时，你又不能忍受，假托有病，上疏求去。朕想你真想以此要挟君主废弃朝政，以邀高逸之名，难道这就是人臣之义吗?况且你协和调理，辅政有年，现在国家多难，你忽然请假安卧，你难道于心可安?你既然有病，朕暂且准你数天假，数日后请你立即入阁办事。”

王家屏对于这一番无端的斥责，实在难于接受。他封还御批，神宗不予理会;他疏救群臣，反而受到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他决计自乞罢职了。他在一份奏疏中写道：“汉代的汲黯曾说道：‘天子设置了公卿辅佐之臣，难道是为了使他们怂恿奉承，使君主陷于不义之地的吗?’每想到这句话，就感到内心十分惭愧。近年来，九阍宫门紧闭，贪图逸乐而使人怀有强烈的怨恨，不时享太庙，不视朝召见大臣。世上发生的天灾怪异，没有传到圣上的耳朵里，国计民生，也没有放在圣上心里;臣作为辅政大臣，旷废渎职，早就应该退避。近数月以来，请开经筵日讲，请亲享太庙，请每月初一日接受朝臣祝贺，请考察官吏视朝勤政，都不予答复。臣犬马之劳，不能感回圣意，已经可以见到了。至于早让皇长子出阁讲学，自然应该早定大计，怎么不愿听大臣直言，一概加以贬谪。臣实在不敢使圣明的君主蒙受拒绝劝谏之名，兴盛的王朝有随意施用的惩罚，所以冒死屡屡陈辞。如果依顺陛下而保住俸禄，屈从附合以取容于世，就像汲黯所说的那样使君主陷于不义之地，臣是死也不敢这样做的，愿陛下赐予骸骨以还田里。”

神宗得到奏疏后并未发下，次辅赵志皋上疏为王家屏缓解，没料道也遭到了神宗一顿训斥：“王家屏假托有病希求名声，你别效仿他!”王家屏得了个希求名声的结论，心中极不服气，又上疏反驳道：“名声，不是臣胆敢抛弃的，臣所希求的是，陛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臣成为尧舜之臣，这样的话，臣就名垂千载，即是死去也还有余荣。如果只是触犯龙颜犯了禁忌，抗争败坏了事情，被陛下贬谪罢职回家，又有什么名声呢！陛下必定让臣不希求名声，就应将臣置于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君主的过错也别纠正，政事混乱也不匡救，这可以说是不希求名声之臣了，这样的大臣国家依靠他做什么呢。再让臣抛弃名声不管，以逢迎取得君主的欢心，以阿谀取宠于君主，许敬宗、李林甫的奸佞，没有不可以做的。那样的话，九庙神灵必定会将臣暗中杀死，哪里只是仅仅得罪了李献可诸位大臣呢?”

这份奏疏传到神宗手中，神宗看后，更加气愤。他根本没料想到王家屏竟有如此胆量。神宗又派出一位太监来到王家屏家中，斥责王家屏轻易封还御批，故意惹君主生气，并且假托有病以要挟君主。王家屏听后，不慌不忙地反驳道：“臣奏疏中涉及到的是陛下的至亲，陛下不应生气;所言之事，都是关连到国家典礼，陛下不应生气。臣同诸位大臣只知道为了宗国社稷之大计，将话都讲出来以效忠心罢了，难道是有意惹陛下生气吗?”

这时的王家屏见事不可为，更是坚定了求去的决心。有人劝他稍微委曲一下自己，王家屏坚决不听。他说道：“君主为所欲为的原因，就是由于大臣想保持俸禄，小臣害怕得罪，有轻视群下的想法。我想，大臣如果不珍惜爵禄，小臣不害怕刑诛，事情就有救了。”王家屏又上两疏再请，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神宗终于同意他去职。王家屏从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成为首辅，至二十年三月致仕，仅仅半年的时间就以戆直而离开了朝廷，当时的朝野人士，无不为他感到惋惜。而他那三篇奏疏，写得确实义正辞严，将王家屏不轻易随和他人、宁折不弯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三十一年(1603)，王家屏卒，享年68岁。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继位后，再赠少保，并任用其一子为尚宝丞。

曾布

曾布(1036～1107)字子宣，临川南丰(今江西抚州南丰县)人，曾巩弟。年十三而孤，学于兄。嘉祐二年与兄同登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徙知开封县。上疏言为政之本，神宗召见，授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法。擢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以忤王安石去位，黜知饶州，徙潭、广二州。元丰初，知桂州，历知秦、陈、蔡、庆诸州。元丰末年，复翰林学士，迁户部尚书。元祐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历真定、河阳、青、瀛等州府。绍圣初，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兼侍读，知枢密院。徽宗立，拜右仆射。建中靖国初，独当国，渐进绍述之说。崇宁元年，为蔡京所挤，出知润州。复落职，提举太清宫，太平州居住。责散官，衡州安置，累贬贺州别驾、廉州司户。四年后徙舒州，提举崇福宫。大观元年卒，年七十二，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

曾布久在文苑，擅长诗文，尤长于四六，所作表启工稳有气而备朝廷之体(《四六话》卷下)。纪昀评其《布作高阳台众乐园成，被命与金陵易地，兄弟待罪侍从，对更方面，实为私门之庆，走笔寄子开弟》诗，以为“格虽未高，而序致特为清稳”(《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二月》诗“二月春华已半归，江天况值雨垂垂。山梅倏忽花经眼，园杏须臾子满枝”，刘克庄选人《千家诗》。著有日记《绍圣甲戌日录》一卷、《元符庚辰日录》一卷，记载奏对及朝廷宫禁事(《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另有《三朝正论》二卷、《熙宁新编常平敕》二卷(《宋史·艺文志》二、三);并有《曾布集》三十卷(《艺文志》七)，均已佚。《全宋诗》卷七八二录其诗十首。《全宋文》卷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收其文三卷。事迹见《曾布传》(《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二○)、《宋史》卷四七一本传。

曾布所留存诗词不多，词作有些特色。《全宋词》存其词8首，一首为《江南好》： 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藉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 其余七首是组曲《水调歌头》，这使曾布词作别具一格。词作咏写唐代冯燕之事，有的语意慷慨激昂，如《排遍第一》： 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留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凛凛坐中生。 偶乘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缭乱，香车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语笑隔帘声。 有的旖旎动人，如《排遍第二》： 袖笼鞭敲镫。无语独间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淡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盻，不胜娇软倚银屏。 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咿哑声里，细说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佩，绸缪相顾不胜情。 有的凄愁欲绝，如《排遍第五》： 凤凰钗、宝玉雕零。惨然怅，娇魂怨，饮泣吞声。还被凌波呼唤，相将金谷同游，想见逢迎处，揶揄羞面，妆脸泪盈盈。醉眠人、醒来晨起，血凝螓首，但惊喧，白邻里、骇我卒难明。思败幽囚推究，覆盆无计哀鸣。丹笔终诬服，阛门驱拥，衔冤垂首欲临刑。 这一组词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堪称北宋词史上为数不多的叙事词之一。尤其是以组词咏写历史题材，在当时比较罕见，曾布词因此显得别具特色。这也体现出当时慢词形式已逐渐被接受，并被文人士大夫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的情况。

克莱恩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作家。生在新泽西州,大学没有毕业,1891年当新闻记者。1895～1896年在古巴参加镇压起义的活动,1898年再次赴古巴参加西美战争。后来在英国过乡居生活,最后因肺病死在德国。克莱恩的创作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的题材:贫民窟的生活、战争的悲剧和儿童的苦难。中篇小说《妓女梅季》(1893)中的女主人公被诱后遭到遗弃,迫于生活而沦落为娼,最后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描写战争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红色英勇勋章》(1895),通过一个士兵的遭遇,表现和平主义的反战思想。克莱恩还写有不少短篇小说,有的描写儿童的生活(《他的新手套》、《耻辱》、《死神和孩子》),有的表现矿工的悲惨状况(《乔治的母亲》)。描写海上沉船事件的《海上扁舟》(1898),歌颂人在茫茫大海中的搏斗,属于美国短篇小说的名篇。克莱恩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文笔简练,充满戏剧性,善于运用内心独白和印象主义的细节描写,对后来的德莱塞、海明威等人产生了影响。克莱恩也写作诗歌,曾出版诗集《黑骑者》(1895)和《战争是仁慈的》(1899)。他的诗歌写法自由,语言质朴简洁,富于寓意性和哲理性,被认为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先导。

格林兄弟

9216 格林兄弟，雅各·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与威廉·格林(WilhelmGrimm,1786—1859)。德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他们两兄弟以相同的兴趣和经历,从青年时起,便合作研究语言学,民间文学,大量收集民间童话、传说,提出一系列学术主张,产生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称为“格林兄弟”。他们的正科学习专业是法律学,进而在语言文学方面做出独特的重要贡献。为了探讨日耳曼的古代学,他们广泛地涉猎了传说、民间故事及语文。在民间童话方面,做了大量的搜集工作,并较早地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在1812—1815年所编的《儿童与家庭的故事》,被称为“格林童话”,在世界上发生广泛的影响。至今已被译成70多种文字,发行于世界各地。1816—1818年还出版《德国传说》两卷,共585篇。在浪漫主义思潮兴起时,格林兄弟,以浓厚的兴趣,通过民间文学和神话的研究,创立了“神话学派”,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挖掘德意志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中古老神话的遗迹,努力发掘原始共同神话,提出一切民间文学都来源于古神话的重要论断。认为群众是文学艺术的真正创造者。1830年两人应聘到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及图书馆员,1837年因不满汉诺威国王违宪废宪,与另五位教授据理以抗,遂被驱逐出境。此即著称的“哥廷根七士”。1840年两人成为普鲁士学术研究院院士,并同时任柏林大学教授。格林兄弟遗下作品无数,除《格林童话》、《德国传说》外,著名的还有《德语大辞典》(生前未能竣工), 《德语文法》等。

同为语言文化学者、童话集大成者,故世称“格林兄弟”。他们同生于一个法官之家,在同一所学校学法律,后又在同一所图书馆工作,1830年同时作为教授登上哥廷根大学的讲坛,1837年因抗议国王任意破坏宪法而同时被免去教授职务,后一同到柏林大学任教直到终年,葬于同一墓地,所以 “格林兄弟”的联称也获得文学史的认可。格林兄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但1805年在海德尔堡与浪漫主义诗歌领袖人物勃伦坦诺和阿尔尼姆的交往中受其影响,怀着保存民间富有诗意鲜活的口头语的愿望,从1806年开始搜集民间童话故事。他们认为拿破仑战争的旋风将会使古老的童话故事像“火星消失在水井里,露珠消失在炎阳下”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他们怀着抢救民间文学语言遗产的责任心,不辞辛劳,坚持搜集整理数十年,并且,格林兄弟的亲人和亲戚也帮助他们,终于于1812-1815年先后分两卷出版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包括民间童话故事200多篇。出版后,首先是孩子们在评论家们之前热烈欢迎和肯定它们。由于民间反响强烈,该书一版再版,陆续被译成了十几种欧洲语言。到19世纪中期被译成17种文字出版,影响所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民间童话热”,遂使搜集整理本国本民族的民间童话成为一时之风。格林兄弟的成功改变了欧洲贵族对民众童话的偏见。他们的巨大成就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认识得越来越清晰。意大利当代童话泰斗姜·罗大里说: 《儿童和家庭童话集》“是在拿破仑重压下建造起来的一座活的德语纪念碑”。而意大利童话大师依· 卡尔维诺则说:“由于格林兄弟的努力,19世纪初还依然是粗俗、平淡的民间故事,在德国浪漫主义中得到复兴。”而对于世界儿童童话,它是一部趣味盎然的案头书。

袁树珊

袁树珊，生于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

但袁树珊本人并不迷信，他曾经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可见袁树珊对人情百态的洞明。

到了30年代，袁树珊不再行医，而专心于命相之业。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利见大人”。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蒋介石推荐。

蒋介石也好奇，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从政界显要，到富商巨贾，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重金请袁出山。袁树珊的回答是，“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

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曾经请他批命，袁树珊从缪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贵开始批起，几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大家不理解。

后来缪斌投靠汪伪政府，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缪斌沦为阶下之囚。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吴稚辉过于认真，多方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加上当时传说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如此隐情，令政府和领袖颜面何在？于是，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相比，缪斌的命运确实应了袁树珊的“受累于吴”之谶。

1938年，南京失陷，某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以得指点。郭岐并不相信命运，经不住其他人劝说，就一同前往。

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军人，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

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

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跟并称民国三大命理学家的韦千里、徐养吾等人不同，袁树珊并不专心于算命。他更像一个自由的读书人，袁的父亲就曾看出袁的八字，“虽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时的水来补救，终究聊胜于无。因此为人虽然愚笨，但学可以小有成就；名声虽不显扬，品德尚无缺陷。如果能读书安命，择交治生，一定不致于坠败家声而为饿鬼。”

袁树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来，他自书楹联，上联是，“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是，“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可见袁树珊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对于资财，并不为意，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一以发潜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国粹”。

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一点积累后，他就学习武训，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兴办义学。取“袁安卧雪”的典故，学校命名为“卧雪小学”。

学校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抗战期间，社会经济崩溃，袁树珊财力不济，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反对说，“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继续学医，学成而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袁树珊一生著述颇丰，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命理著作有《命理探源》、《六壬探源》、《选吉探源》、《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源》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润德堂丛书六种》，袁树珊著，谢路军主编，郑同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出版。[包括《新命理探原》、《命谱》、《大六壬探原》、《选吉探原》、《中西相人探原》《述卜筮星相学》、《中西相人探原》六种。

汪莲石

汪莲石（？-1925）， 名岩昌，字莲石，自号“天都弃叟”。近代安徽婺源名医。汪氏二十时游江浙，夏秋间得寒热，更医者三，云暑热，云伏暑，云秋温，然屡药而不愈，后竟不药而自愈。以后父亲脘痛复作，医治无效而逝，汪氏痛惜之余而立志学医。叩问本家前辈学医入门之书，均谓《脉诀》、《汤头歌诀》、《临证指南》、《温病条辨》，一一检阅始知前客浙病时所服方药书中悉具，遂不信之。 又叩问知医而不行道之堂叔，示曰须读《灵》、《素》、《伤寒》、《金匮》，多阅各家伤寒注释，药性必读《神农本草经》。汪氏遂从此入门。他细研各家《伤寒》注本，觉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后得江西舒驰远《伤寒集注》， 疑者焕然冰释。晚年寓居上海，擅用经方大剂，屡起沉疴，时有神医之誉。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程门雪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 1920 年汪氏编撰《伤寒论汇注精华》。

戴名世

戴名世(1653.3.18~1713),清代文学家。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忧庵。清顺治十年(1653)三月十八日生于安徽桐城,二十岁始“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补县学生,三十三岁得选为贡生。翌年冬,入京师国子监,得以结交太学及京师诸名士,后多客游他方,足迹远涉燕赵、齐鲁、河洛、吴越等地。四十九岁,购置田宅于桐城南山,欲归隐。五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九名举人。五十七岁,会试中式第一,殿试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五十九岁,获罪《南山集》案而入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十日赴难于京师。早年往来于燕赵、齐鲁、河洛间，致力搜集明代史事遗书，遍访明故老传闻，拟著明史。后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朝代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处死。此案牵连数百人，当时方孝标已死，亦被戮尸。

戴名世论文主张以“精、神、气”为第一要义，语言文字次之(《答张、伍两生书》)。他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称自己的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时人，恐以言语获罪”。“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将欲入名山中，洗涤心神，多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起凡例”(《与刘大山书》)。他的史论言辞犀利，议论精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名世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与游记。史传文学如《朱铭德传》、《杨刘二王合传》、《杨维岳传》、《左忠毅公传》等。或赞颂抗清义士，或歌颂入清隐居不仕，品节高尚的志士仁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风格“浩瀚纵横，雄浑悲壮”(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文笔清丽生动。

他的咏史诗也很有特色。《古史诗箴》110首，分别题咏自远古到明末的人物、史实。《承畴降虏》写洪承畴降清。《维扬大节》咏史可法。《天下己任》咏顾炎武。《郑氏抗节》咏郑成功。显现了诗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诗风沉痛悲壮，激越奋励，充满郁勃不平之气，且长于议论。著有《南山集》、《古史诗箴》等。

沈辽

沈辽(1032—1085)，字叡达(一作睿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沈括侄、沈遘弟。初试不中第,以兄任为将作监主簿,监寿州酒税,历监内藏库、金耀门书库。熙宁初,为审官西院主簿。出监明州市舶司,迁太常寺奉礼郎,改监杭州军资库。摄秀州华亭令。曾为人书裙带诗,辗转为神宗所见,坐此夺官,徙永州,更徙池州。筑室秋浦齐山,号云巢,优游于山水间。元丰八年卒,年五十四。工书法,以文学知名于时,黄庭坚称其“工为词章,洒落豪放,无世俗气,而尤长于为诗”(《墓志铭》),又谓“文章雄奇,能转古语为我家物”(《云巢诗并序》);王安石赠诗亦云“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其现存诗歌风格大多与江西诗派相近,如《初创二山》、《禅僧岩》、《和荆公土山韵》诸诗,章法齐整,笔力疏健,虽无警策,然亦自有风味(《历代诗发》卷二六)。著有《云巢编》二十卷(黄庭坚《墓志铭》)。南宋时,高布将沈括、沈遘、沈辽三人诗文合刊为《沈氏三先生集》,收有沈辽《云巢编》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后世遂为定本,现存有明覆宋刊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康熙吴允嘉校补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刊本等。《全宋诗》卷七一六至七二○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一七二四至一七三二收其文九卷。事迹见黄庭坚《沈睿达墓志铭》(《云巢编》附录)、《宋史》卷三三一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