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逸仙，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镇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做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初受西方思想影响。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鉴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尢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的主张，遭拒绝。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抛却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踏上了革命之路。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辅仁文社，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积极准备在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举行起义。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羁囚在使馆里。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悉心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过第二国际。他接触到风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1]。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孙中山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8日，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粮械失继，弹尽援绝，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诸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1898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1899年7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12月，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人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1900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谴责;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2]，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香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会》及《驳保皇报》两文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惑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逻、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1905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槟榔屿)，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11月下旬才动身归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醉心于责任内阁制，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1912年8月吸收其他小党派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他想以内阁来削弱总统权力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事实，引起袁世凯的嫉恨，袁便指使凶徒把宋杀害。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袁世凯又违法和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它使孙中山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想中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断然主张立即兴师讨伐。7月中旬，他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涣散无力，难以发挥大的战斗作用，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被推举为总理。他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1914年至1916年，中华革命党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也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也只充当了配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16年5月，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时袁世凯见势不妙，已“自动”撤销了帝制;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说明了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倒台并于同年6月毙命之后，继起掌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的全部反动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打倒“伪共和”。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去广州，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此后多年，卫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其实，《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几年来的任意蹂躏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们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因此，“护法”不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起不到动员革命人民的作用。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孙中山局处于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4月，桂系军阀决定改组军政府。废元帅一长制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于同年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并从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一筹莫展，他闭门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1918年，他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撰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19年完成了全书。同时，他指派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鼓吹建设思潮，阐明建设原理，传播新的思潮，并亲自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

在此前后，孙中山将视线转向给他带来新的希望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种推动。他在同年10月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4]不久，又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5]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所感受，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在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1920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11月，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1921年4月，国会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同年7月，他派军队平定了广西，于是两广统一，便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与准备讨伐直系，“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5月中旬派兵进入江西。不料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于16日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避登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翌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6]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很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走新的道路了。

如前所述，孙中山向往十月革命，希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又拟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还在1921年8月间，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7]同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约见了经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密谈了五天。共产国际代表向他陈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适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这个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建议，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时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8]。《向导周报》也发表文章，对孙中山进行帮助。正在这时，苏俄政府派出的代表越飞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见并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之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这一会谈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决心。

这时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并从而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帮助，并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终于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9]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与廖仲恺会谈的苏联代表回到上海，孙中山再一次会见了他，双方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恰在这时，滇、桂军中接受孙中山策动的各部向粤境发动了对叛军陈炯明的进攻，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此期间，他除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外，又于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并邀请了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的革命工作。孙中山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布置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员作了三次演说，表示他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0]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5人。在由各省推派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些是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依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这次大会的成功。通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和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在《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1]。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12]。这样，就使旧三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革命内容，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13]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符，因此它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武装革命干部。6月，黄埔军校开学。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使得孙中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他不但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力，而且提出要“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4]。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右派分子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三大政策的推行。孙中山很生气，斥责他们说：你们“站在革命队伍的后面，革命的青年前面去了，你们还在说他们什么呢”[15]。他对右派分子多次进行批评，并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容共的必要性。在该书中指出散布谰言者，“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16]。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加以囚禁;代表大会后又把破坏容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又开始高涨。过去遭破坏了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成立。广州的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广州郊区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孙中山这时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工人“作国民的先锋”。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开会，非常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8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时，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7]。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也就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早在1923年12月，当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为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兵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孙中山没有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吓倒，他指出截留“关余”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那时广州各界人民，以广东工会联合会为主导，也一再举行收回海关主权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外交使团不得不作出将一部分“关余”拨交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关余事件”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国民党改组之后，英国又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它一面积极援助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利用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从内部颠覆广东政府。1924年8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进行阴谋叛乱而秘密运入广州的一批军火。商团便借此出动一千多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喊叫发还枪械。在陈廉伯等人煽惑下，广州商人掀起罢市风潮，陆续蔓延到全省一百多城镇。8月28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为此，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18]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其时，孙中山一直想实现他拟定的北伐计划。还在1923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利用国会贿选为“总统”时，孙中山即曾通电全国声讨曹锟和通缉受贿议员，下令出师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他的北伐计划由于内部牵掣等原因一再受阻，可是他毫不懈怠地部署军事，有时还亲临前线，鼓励士气。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他曾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致行动，进攻直系。国民党改组之后，1924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应乘这一时机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遂再次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军到韶关。他到韶关之日，也正是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加紧煽动叛乱之时，在陈廉伯煽动下，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离开了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的通牒。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四处捕人，发动武装暴乱。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愿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他立即成立镇压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军，并命参加北伐的部队星夜由韶关回师广州戡乱，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商团事件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使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巩固下来，也增长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商团叛乱平定后一周，正在鏖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之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相互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来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以求实现和平统一，遂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带病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前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主张，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而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对《粤报》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最大的因素。”离开广州前三日，又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他由上海取道日本到天津，沿途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他反复申述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19]。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各地区、各阶层都建立了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无能为力。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因此当孙中山年底到达北京时，面临的对手仍旧是以前的那个“谋危民国者”段祺瑞了。段祺瑞政府于12月6日发表了要“外崇国信”的致使团书，表示要尊重不平等条约;24日，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件，将要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怒斥段祺瑞的谬误。随后，他由于忧劳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孙中山仍坚持斗争，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善后会议”。他在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革命，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并在《致苏联遗书》中，表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著作结集出版的孙中山文集、选集或全集、丛书等，有八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是较完整者。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宝贵遗产。

张栻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作钦夫，号南轩，又号葵轩，祖籍绵竹(今属四川)，徙居长沙(今属湖南)，张浚子。幼颖悟，长师胡宏，以圣贤自期。绍兴三十一年，随父至潭州，筑城南书院以教学者。三十二年，孝宗锐意北代，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辟为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隆兴二年，汤思退用事，主和议，随父罢职。乾道二年，应刘珙之邀主讲岳麓书院。五年，知严州，与吕祖谦讲论为多。六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侍讲，迁左司员外郎。明年，出知袁州。七年，归居长沙，讲学著述，成《论语解》、《孟子说》。淳熙元年，起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五年，除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七年卒，年四十八，谥曰宣。淳祐初从祀孔子庙廷。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朱熹、吕祖谦被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其主要成就在理学方面，以二程为宗，明义利之辨，反复阐明去人欲，存天理。朱熹尝称其文章“最好是奏议文字及往还书中论时事处，确实痛切，今却未敢编入”(《答胡季随书》)，刘克庄论其奏疏“润温丽缛，可施之典册，非如陈琳、阮瑀工于书檄而已”(《张尚书集序》)，时人亦谓其文“爽闿明白，务实求是”，奏议“慷慨激切”、“尽言无隐”(《道命录》卷八孔炜《南轩张宣公谥议》)。其诗有不带道学气者，刘克庄也称“其诗冲淡和平，可荐之郊庙，非如孟郊、贾岛鸣其穷愁而已”(《张尚书集序》)。著有《易说》、《论语解》、《孟子详说》、《二程粹言》、《南岳倡酬集》、《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南轩先生文集》等，清道光年间合刻为《南轩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校点本《张栻全集》。《全宋诗》卷二四一四至二四二一录其诗八卷。《全宋文》卷五七二一至五七二八收其文八卷。事迹见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杨万里《张左司传》、《宋史》卷四二九本传，胡宗楙编有《张宣公年谱》。

栻与朱熹齐名，同为南宋道学大师。又与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曾应聘岳麓书院教书，从学者众。奠定宋代理学湖湘学派规模。政治上，力主抗金，誓不言和。主张君主应以诚心待臣庶，认为“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紝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他认为人君应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庶几可以励精图治，改革弊政，争取民心，恢复中原。他主张“为今之计，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议，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又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使必胜之形，隐在目前，则虽三尺童子，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同上)他推崇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尝言：“儒者之政，以护养本邦为先。”(同上)。哲学上，他提出理、性、心“同体异趣”的命题。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命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孟子说》)他认为理是最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天、性、心都是理的表现形式。从而将理、性、心同体异取论与心即理的心学衔接起来。他还用太极说明人与物的本原，认为太极动而阴阳二气形成，阴阳二气形成并运动而万物生。他认为人之初心即所谓赤子之心是纯真善良的，只有圣人才不会失其赤子之人，一般人则由于情义而丧失赤子之心。因此他主张，去情欲之私即人欲，存天理。他还认为礼即天理，不可逾越。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君臣之义、朋友之信，此“五常”乃天理的体现。为此而极力提倡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理。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他主张性善论，认为天命之在人则表现为性，是至善的。而人之所以有不善，是“气禀之性”造成的。因此人可以通过变化气质，恢复自然之性，故人皆可成尧舜。他攻击佛教，认为佛是“异端”，各种说法似是而非，扰乱视听，惑悖儒学。张栻以天理释人欲义利，发先儒之所未发;强调“心”的作用，成为理学朝心学转向的发端人。其思想学说，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南轩全集》等。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俄国作家。出生于图拉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入法律系，由于无心学习，1847年退学回到出生地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50年代曾志愿在高加索地区服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在高加索地区时开始写作。先后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的《童年》(1852)、《少年》(1852—1854)年《青年》(1855—1857)，表现了主人公在道德内省中成长的经历。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使他在文学界中有了名气。由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歧，1859年与《现代人》杂志分裂。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家庭幸福》(1858—1859)、《哥萨克》(1853—1863)等社会生活小说。这些创作已经显示出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心灵辩证法”和道德净化思想。

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状况使托尔斯泰内心矛盾重重，一度中断创作。他在农村开办学校，并在改革时期当过地主与农奴纠纷的调解人，后来因此招来麻烦，最后关闭了他所办的学校。

1862年9月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由于社会形势渐趋平稳，他逐渐克服了内心危机，恢复了写作。从1863年起花了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宏伟的史诗般著作展示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阔场景，他把大量取自真人实事的生活素材编织到巨大的历史事件中，对材料以及人物形象的处理表现出惊人的客观和准确。他在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身上表现出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索，特别是女主人公娜塔莎形象的塑造更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大师的卓越艺术才能。小说肯定和赞颂人民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70年代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贵族阶层的没落，贵族家庭关系的解体和道德水准的下降。这部小说是社会分析、道德评价与事件描写结合得比较完满的长篇巨作。但小说流露出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主人公的道德与精神有严重缺陷，他们所思考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些因素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精神或肉体上的悲剧。

70年代初开始托尔斯泰又进入另一次精神危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思考的结果使他最终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中表达了他对旧制度、教会以及贵族阶级生活方式的猛烈抨击。但是同时他又宣扬勿以恶抗暴，用道德净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他厌弃自己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并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上书请求赦免政治犯，访问贫民窟，救济灾民，保护受教会迫害的信徒，后来还对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者寄予同情。90年代发表《论饥荒》(1891)等许多政治、宗教论著，触怒了当局和教会。后来由于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的发表，东正教会于1901年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但他不改初衷，仍然我行我素。

晚期的托尔斯泰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活尸》(1911)等，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不以恶抗暴的思想，但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谢尔盖神父》、《舞会以后》(均死后发表)是他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作品，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表现精神的觉醒。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他以贵族聂赫留道夫对青年时犯下罪过的忏悔和对以往经历的反省归纳出作家本人的思想主张和救世说教。小说忏悔和说教的比重过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

思想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几次想弃家出走，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有所反映。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秘密出走，途中患病，不久病逝。

托尔斯泰被誉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成为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施琅

施琅（1621年—1696年），清初将领。字尊侯，号琢玉，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大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芝龙降清，隶属汉军镶黄旗，后为郑成功所俘，以计得脱。康熙元年(1662)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封为左都督，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他治军严整，通阵法，善水战，熟悉海情和风候。力主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商讨对待台湾郑氏政权的方略，他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陈述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并具体提出了先取澎湖、直捣台湾的作战计划。得到康熙帝的支持。随即训练水师，进行准备。翌年率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自厦门出发，舍身忘死，身先士卒，攻占澎湖。接着对台湾发动强大的招抚攻势，释放俘虏，表示虽然其父和弟弟是被郑氏杀害的，但为了国事，不计私仇，促使郑氏政权顺应历史潮流，决定“请求内助”。于是他率水师于鹿耳门(今台湾台南西北)登陆，击败郑克爽，统一台湾。他祭祀“开台烈祖”郑成功，发布《谕台湾以安民生计》和《严禁犒师示》等告示，博取台湾民众之心。又以“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力排李光地等人“迁其人而弃其地”的放弃台湾的主张，向康熙帝上疏指出：“台湾在我国海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亦有无限发展前途。荷兰殖民者(“红毛”)对台湾“无时不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成为中国百年大患。因此“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永固边疆”。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以备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并建议清廷加强对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建设。清廷采纳其建议，设置台湾府，派兵一万驻守台湾，使台湾完全统一于清朝统治之下。著有《靖海纪事》。

王献唐

王献唐（1896.09.24～1960.11.16） 学者、金石学家、现代考古学家。名琯，以字行，号凤笙，日照人。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1929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齐鲁大学讲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四川，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1948年返鲁，复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省立图书馆期间，为搜集、保护山东文物、图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搜集整理郝懿行、许瀚等山左学者已散佚的部分手稿，汇编成《山东先哲丛书》出版。通过他的努力，聊城海源阁一批宋元古籍珍本，吴式芬、陈介祺的藏器及拓本。黄县丁家的大量青铜器，马国翰的千余枚古泉精品、熹平石经和大量的玺印、封泥、汉画像石等珍贵文物，得为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所收藏。抗战爆发后，为免遭日本人劫掠，亲自将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辗转运往四川乐山，使一大批齐鲁文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王氏对于现代考古学在山东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参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促成城子崖、两城镇、安上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及山东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王氏长于金石、音韵及版本目录之学。一生勤于著述，学术观点大胆新颖，论证说理细密周详，身后遗稿数百万言，早年刊行的有《公孙龙子悬解》（1925）、《两汉印帚》（1933）、《邹滕古陶文字》（1934）、《临淄封泥文字》（1936）、《黄县㠱器》（1960）等。其大部分遗著，由齐鲁书社辑为《王献唐遗书》陆续出版。其中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五灯精舍印话》《山东古国考》《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等。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登州人。世代将门之后，元末，其六世祖戚祥从朱元璋首义，转战南北，征云南时阵亡。朝廷追念其功，授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五传至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且为人正直，作官清廉，这些都对戚继光有很大影响。戚继光自幼聪明勇敢，尤喜玩军事游戏，他立志长大后当一名文武兼备的统兵大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戚景通病逝，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活。

这时正是倭患严重的时候，戚继光下定决心，要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此期间，他又参加了山东的乡试，得中武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全面负责山东的防倭事宜，自此走上了抗倭斗争的战场。倭寇即日本海寇，他们同内陆的奸商相勾结，驾着海船，不断侵扰和掠夺我国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倭患远在明初就已出现，当时明政府为了防御倭寇曾修筑许多城，并派兵驻守。明中叶以后，朝政日渐腐败，武备松弛，倭寇乘虚而入，洗劫乡村，攻打城市，扰乱东南沿海人民的安宁，并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浙江沿海是当时倭患最严重的地方，海盗王直与倭寇合流，经常抢掠沿海地区，几年之内，江浙吏民死在倭寇之手的不下数十万人。这期间，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二年多，将营伍中的积弊，渐渐革去，充分显示出一位良将的卓越才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他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紧密配合，几次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收复了岑港、桃渚等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戚继光驰骋在浙东前线，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不少战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戚继光担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地的参将。次年四月，倭寇再次入侵浙江沿海一带，戚继光带领军队连战连捷，基本消灭了浙东的倭寇。在几年来的抗倭战斗中，戚继光越来越发现官兵缺乏严格的训练，战斗力不强，纪律败坏。于是戚继光亲自到义乌县招募新兵，经过严格训练，这支新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拥护，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成为抗倭战斗中一支所向披靡的长胜军，不断地打击倭寇，收复众多失地，歼敌无数。经过多年的战斗，终于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明穆宗(1567～1572)时，名臣张居正入阁，他决心加强北方的防务，调任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务”，为巩固明代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582年，张居正逝世，反张势力攻击张居正及其改良措施，戚继光受到牵连，调离蓟州。后戚继光上书要求辞官。由于他为官清正，所以退职后生活艰难，加上心情抑郁，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戚继光一生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但他还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和写作，著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以及《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优秀军事著作，总结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在古代的军事科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戚继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当时人民的爱戴与后世人民的敬仰，有关戚继光与“戚家军”的英雄事迹，数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纪德

安德烈·纪德（法语：André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及评论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于巴黎，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个诺尔曼大资产家庭的继承人。叔父是政治经济学家夏尔·纪德。1891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簿》。《人间食粮》(1897)是纪德1893年和1894年两次去北非期间写成的散文诗。1897年这本书问世时并没有引起的多少注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版时却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1908年他和其他几位当代作家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法国小说评论》。

20世纪初期纪德写了三部叙事故事，他自己把它们归类为记叙作品：《蔑视道德的人》(1902)，(它是《人间食粮》一书主题的进一步发挥);《窄门》(1909)和《伊莎贝拉》(1911)。《窄门》反映出纪德所受的清教徒家庭的严肃教育。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由于宗教上的顾虑而未能使自己享受到爱情的幸福。《梵蒂冈的地窖》(1914)是一部讽刺性的故事，也是纪德战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纪德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省。他对宗教信仰的真诚及正确性提出疑问，最后宣布自己为不可知论者。并且力图用自己难以抑制的同性恋中所出现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有《田园交响曲》(1919)，为同性恋进行公开辩护的《科里登》(1924)和《伪币制造者》(1926)。纪德认为《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一部真正的小说(比他以前的故事规模宏大得多)。《如果它死了的话》(1926)是一部描写作者早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在作品中他力求解决自己道德和宗教上的一些矛盾冲突。1926年下半年纪德访问了法属赤道非洲地区，这次旅行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外部世界的社会问题。归来之后发表《刚果之行》(1927)和《从乍得归来》(1928)。这两部作品都抨击了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及其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剥削。他最为杰出的作品是他的《日记》(1939—1950)。日记之中记载了纪德一直到80岁时的思想、人生态度和创作经验，为人们了解这位20世纪伟大的文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期秦国的国相、著名的思想家、杂家的代表人物。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成年后到各国经商，后来成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巨贾。公元前265年，在邯郸市上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遂挟为奇货。后西入咸阳，游说秦孝惠文王夫人华阳夫人，使子楚立为太子。孝惠文王死，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他被任为相国，开始独揽朝政大权，有食邑十万户，家僮上万人，受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嬴政即位时年仅13岁。吕不韦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份，辅佐朝政，并与宦官嫪毐相串通，大权独揽。任相期间，他为推行秦国的统一大业制定了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他在灭卫，掠取赵、魏地的战争中有功，并设置了三川(今河南洛阳)、太原、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同时，他曾广招游士宾客，著书立说，为中央集权专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政后，二人政见不和，暗中争权，他被免去相职。先出居河南，再徙蜀郡(今四川成都附近)，途中忧惧自杀。《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一名《吕览》)26篇，今存，为杂家代表作。

吕不韦在政治上注意调整统治政策和举荐人才;思想上主张博采百家，化众为一;经济上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军事上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并在军事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创立的大一统学说为秦统一全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万重

金万重（1637—1692），朝鲜朝仁祖、肃宗年间的文臣、小说家。字重叔，号西浦，雅号文孝。原籍光山。家系属光山金氏，文士辈出。曾祖金长生、从祖金集都是名儒。父亲金益谦于1637年在抗击后金入侵时殒于国难。他是遗腹子，出生在德丰(今板门郡)外祖父家里。自幼和兄长金万基一起随母亲学习《诗经谚解》、四书、《十八史略》、《左传》和唐诗。后又从学于外祖文。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同时，对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均有所涉猎，1665年廷试文科状元及第。历任同副承旨、礼曹参议、大司谏、弘文馆大提学、判书等官职。时竞争激烈，金万重属于西人老论派，和南人派相对立，势同水火。南人因依附肃宗的女宠张禧嫔，拥护肃宗废正妃闵氏、主张禧嫔为妃而得重用，持反对态度的西人则受到镇压。金万重也于1687年和1689年两次被流放，最后死于谪所。

金万重所作诗、赋、笔记小品均收在《西浦集》和《西浦漫笔》两书中。他还擅长于乐府诗，如《巫山高》、《乌栖曲》、《采桑行》、《琵琶行》、《王昭君》、《杜鹃啼》等，基调是伤感的。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小说方面。他的作品《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问世，朝鲜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其表现手法，既不象许筠的《洪吉童传》那样，借助于神妙莫测的“道术”来刻画人物，也不是林悌的《鼠狱说》式的寓言故事，基本上是以现实生活的面貌表现人物，铺陈故事。《谢氏南征记》写翰林刘延寿之妾乔彩鸾阴险毒辣，陷害善良的正妻谢晶玉，唆使丈夫将她逐出家门;后来真象大白，刘延寿夫妇团圆，乔彩鸾受到惩罚。一般认为，金万重写这部小说意在影射肃宗废正妃、改立张禧嫔为妃事件，对封建家庭和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程度的暴露意义。据传，《九云梦》是他被流放南海之时，为了安慰年老的母亲而作。小说写五台山莲花峰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真和八仙女因思凡遭贬，投胎人世，先后结成夫妇，在享尽人间欢乐之后大彻大悟，同皈佛门“极乐世界”。其中心内容是要表明人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也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两部作品对后世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九云梦》之后，《玉楼梦》、《玉莲梦》等所谓“梦”字小说曾风行一时。

金万重主张用朝鲜文字写作，并对国语诗歌予以极高评价。他不顾当时的两班贵族鄙视国语为“谚文”，把宋江的《关东别曲》和《前后美人曲》誉为朝鲜的“真文章”。他说：“人心之发于口者为言，言之有节奏者为诗歌、文赋。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足以动天地，通鬼神。”又说：“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都用朝鲜文创作，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布莱姆

布莱姆·斯托克（英语：Bram Stoker，1847年11月8日－1912年4月20日），以他1897年的小说《德古拉》闻名于今。他曾担任亨利·欧文爵士的私人助理和隶属于欧文爵士的兰心剧院的主管。

斯托克1849年出身于爱尔兰都柏林郊区克隆塔夫（英语：Clontarf），父母是爱尔兰教会信徒。其父亚伯拉罕·斯托克（1799－1876）是一名高级公务员，其母名叫夏洛特·玛蒂尔达·索恩利（1818－1901）。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三，他的长兄即索恩利·斯托克男爵。7岁前他体弱多病，但7岁读书后好转。1864年，他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187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他后来说自己是数学系毕业的，但这并非事实。

大学毕业后，进入演剧界。1878年，他与詹姆斯·巴尔贡博（James Balcombe）中校的女儿佛罗伦萨·巴尔贡博结婚。佛罗伦萨是当时社交界的名人，奥斯卡·王尔德曾向她求婚。

同年，他成为了戏剧演员亨利·欧文的秘书，后来编著了《欧文个人回忆片断（英语：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enry Irving）》；1897年出版了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小说《德古拉》并因此成名，至此这本小说和另一位爱尔兰作家约瑟夫·雪利登·勒芬纽的《卡蜜拉》一起成为吸血鬼文学（英语：Vampire literature）的经典小说。

佩索阿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诗人、作家。在南非度过青少年时代。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改嫁,使他精神变得悒郁、孤独。1905年回里斯本上大学。1915年曾和友人共同创办杂志《俄狄浦斯》,标志现代主义的诞生。生前只出过一本葡文诗集《使命》 (1935),大部分作品是在死后被人编辑出版一的,有《作品全集》九卷,《美学及文学理论和评论集》 (1967)和《哲学读本》 (1968)等一些关于哲学、政治、经济、神学的著作。他的诗以颓废消极的态度揭露了世俗的丑恶。在艺术上反对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的感伤和抒情,强调诗的感性。他说: “我的感知就是思想。”他除真名外还用三个笔名发表作品,而且风格迥异,这正表现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不同侧面。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

邢凯

邢凯（1161-？），字廷举,号坦斋,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初六。 武宁(今属江西)人。博极群书，早已动名，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登袁甫榜进士第略，绍定二年,除秘书省正字。历通判吉州,知江阴军,官至吏部侍郎,致仕归,建黉阁书院。著《坦斋通编》一卷,有清抄本。考经证史,语多精核。《全宋诗》卷三○○八录其诗三首。事迹见《南宋馆阁续录》卷八、九,《宋诗纪事补遗》卷六。

史可法

史可法（1602年—1645年5月20日），明末清初抗清名将。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字宪之,号道邻。思宗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举进士,授西安府(今属陕西)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迁右参议,分守池州(今字徽铜陵市)、太平(今属安徽),在安庆等地堵截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二年(1639)起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今属安徽)、淮安(今属江苏)、扬州(今属江苏),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疏浚南方运河,整治漕政。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驰,奏行更新八事。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闻李自成进军北京,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今江苏南京西北部、长江北岸),闻北京已陷,缟衣发丧。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欲立福王朱由崧,询问史可法,史可法以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但马士英等认为“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贿(总兵)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 他写信给史可法,“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目责可法当主其义”(《明季南略》卷一《南京诸臣议立福藩》条)。又发兵拥福王至仪征(今属江苏),加营长江之北。在马士英等的压力下,史可法等只好接受马士英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具启迎福王于仪征,三十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五月初一日福王自三山门登陆,拜谒孝陵后入南京城。五月三日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福王就职监国,史可法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执掌朝政。马士英对此极为不满,他靠自己掌握一部分兵权和驻扎于南京之北、江淮之间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及刘良佐(即所谓“江北四镇”)所率四支部队的支持,现现自己拥立福王的主张,这时又以这四人为后盾,去夺取朝政的控制权。福王监国后不久,他便来到南京,威胁史可法让权。史可法无可奈何,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自请督师江北”(《明史·史可法传》),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至扬州督师,马士英遂留朝辅政。史可法克服重重困难,耐心协调江北四镇的关系,对江北四镇将领动之以义,晓之以理,使他们团结抗清。又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北伐,并收复河南部分失地。由于四镇火并及清军的进攻,形势日益危机。

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军包围扬州城。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诱降,被史可法严辞拒绝。史可法率军坚守扬州孤城十多天,城破自杀未死,被清军所执。清军统帅多铎备加礼敬,劝其投降。史可法大义凛然曰:“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小腆纪传》卷一)终被清军杀害。扬州百姓不见其尸体,便在城外梅花岭(今江苏扬州北郊广储门外)筑衣冠冢,以为纪念。其著有《史忠正公集》。

赵岐

赵岐（？－201年），东汉经学家。长陵(今渭城区窑店镇)人。初名嘉,因祖父为御史,他出生于御史台,取字台卿,又因避难改名岐,字邠卿。熟读经书,学识渊博,被马融看重,将其侄女嫁给他。初任州郡官吏,廉洁耿直,不避豪强,颇有声誉。桓帝永兴二年(154),入朝任司空掾,建议广泛重用有才之士,因宦官作梗,未被采纳,贬皮氏(今山西河津)行政官。因著文抨击宦官当政,遭到唐衡忌恨。永寿四年(158),唐衡兄唐玹做京兆尹虎牙都尉,与赵岐同在京兆尹做事,唐玹品德、能力不及赵岐,京兆的人都轻慢他,赵岐和他的堂兄赵袭又几次给他做了不好的评论,唐玹加深了对赵岐的仇恨。延熹元年(158)唐玹升任京兆尹,赵岐便与侄儿赵戬逃亡到了外地,唐玹将赵岐的家属宗亲都杀害。他逃难出走,隐姓埋名,在北海国(今山东省昌乐县西)卖饼为生。安丘(今山东省安丘县西南)大户孙嵩把他隐藏起来,长达数年。唐衡死后,赵岐才得赦免,由公卿们推举担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刺史。中平元年(184)征拜议郎,不久转任车骑将军长史,升任敦煌郡太守。初平元年(190),献帝西迁长安,任太仆。兴元元年(194)出使荆州,督催租粮和物资粮草,前后运输不绝,献帝拜为太常。建安六年在荆州去世。赵岐砥砺节操,为官清正。30岁时得了重病,卧床7年不起,自以为将死,作遗书告诫侄儿说:“大丈夫在世,隐避而没有许由的节操,出仕而没有伊尹、吕尚的功勋,天不佑我,还有何说!可以在我的墓上立一墓碑,刻道‘汉朝有个逸民,姓名叫做赵嘉。有志而无时运,是命有何办法!’”为反对当时侈奢的殡葬陋俗,他告诫子孙:“我死以后,墓中堆沙作床,以布为席,身穿白衣,头发覆盖身上,上盖一床单被。当天下葬,立即掩埋。”赵岐善于绘画,去世前预先给自己建好了墓室,并亲自作画。中间主位画自己的图像,两边客位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个贤人,都作有赞颂之辞。在经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撰写的《孟子章句》是汉代诸家《孟子》注中仅存的一部,成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家。后世研究《孟子》,大都奉他为圭臬,代传不衰。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三辅决录》,记述三辅之事甚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论述经学外,写了许多反对宦官豪强、倡导居官廉洁、颂扬劳动者的文章,深得人心。著作大多散失,《孟子章句》收入《十三经注疏》,清代张澍和茆泮林辑本收入《二酉堂丛书》《十种古佚书》。

显克维奇

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年5月5日-1916年11月15日）又译显克微支。波兰小说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华沙高等学校医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他所喜爱的文学系学习。1871年沙俄政府将华沙高等学校改名为华沙帝国大学,显克维奇没有考完毕业考试便愤然离校。作为《波兰报》特派记者,1876—1878年他曾到美国游历,途经意大利、法国,返回波兰后,发表了不少大获成功的短篇小说,如《音乐迷扬科》、《灯塔看守人》、《胜利者巴尔泰克》等。1882—1887年为《言论报》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波兰的独立事业效力,组织援助波兰的战争罹难者。1882年至1900年,是显克维奇长篇小说创作高峰时期。于1883年开始,陆续在《言论报》上发表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这三部小说均以17世纪为背景,描写了波兰反抗哥萨克人、鞑靼人、瑞典人和土耳其人的斗争,突出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风格活泼,具有史诗般的明晰与简朴。《你往何处去》是显克维奇的一部力作,它真实反映了公元1世纪罗马暴君尼禄统治、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多层次地展示了早期基督教徒的活动及其高尚品德,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仁爱和人道的理想,小说所描写的一个罗马青年将领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少女的痛苦曲折的爱情故事,情节缠绵悱恻,给人以美的享受。该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作者带来了国际声誉。《十字军骑士》是另一部波兰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品再现了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波兰与立陶宛联合起来反抗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略的斗争及波兰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格隆瓦尔德战役, 热情讴歌了古代波兰人民的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同时借古喻今,借以揭露普鲁士对波兰民族的压迫,书中洋溢着爱国激情。上述五部历史小说已成为波兰家喻户晓、人人必读的古典名著。他还写过《毫无准则》、《波瓦涅茨基一家》、《在沙漠和在丛林中》、《旋涡》等长篇小说。显克维奇是波兰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 在波兰有“语言大师”之称。1905年由于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突出功绩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一个医生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到堪萨斯市《星报》当见习记者。1918年5月,作为美国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开赴前线。7月在意大利负伤,获得勋章。1919年初回国,担任一家杂志编辑。两年后,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赴法国。在侨居巴黎的美国名作家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人帮助和鼓励下,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923年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由巴黎一家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次年,《我们的时代》一书由巴黎另一家非正式出版社出版。1926年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书中以低沉的情调和色彩缤纷的笔触描写战后“迷惘的一代”,成为该派作品的代表作家。他的新编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于1927年问世,奠定了他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两年后,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与读者见面,并于1933年拍成电影。作品叙述他在意大利的战场经历,从批评战争宣传出发,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表现了作者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艺术价值上,它显示了文体简练、情景交融、善用独白讽喻的“海明威风格”。20年代末,返回美国,先后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基威斯特岛和古巴的哈瓦那郊区。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以记者身分前往报导战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叛军,支持共和政府,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解说词(1937),发表剧本《第五纵队》(1938)。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回哈瓦那创作并发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1941年,他偕夫人来中国报导抗日战争,会见过宋庆龄等人。1944年,作为《柯里尔》杂志记者赴欧报导欧洲战事。其间曾率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被指控违反记者不得参加战斗的日内瓦协定而受审,结果无罪释放,后获军方颁发的铜质勋章。1942年,《丧钟为谁而鸣》一书改编成为由名演员英格利·褒曼和贾利·古柏主演的电影《战地钟声》,蜚声世界。他的另外三部小说《麦康伯的爱情》、《我的老人》(改名为《内心》)和《有钱人和没钱人》(改名为《溃点》)分别于1947、1949和1950年拍成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古巴,发表《渡河入林》(1950)和《老人与海》(1952)两部中篇小说,后者于1953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56年开始为《生活和展望》杂志撰稿。1957和1958年他的两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老人与海》先后拍成电影。古巴革命后,他于1959年与夫人迁回美国,定居于爱达荷州凯奇湖。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多种病症,医治无效,精神忧郁。1961年7月因久病不愈而绝望,以双筒猎枪自杀。1985年,他的遗著,长篇小说《伊甸园》出版,该书描写20年代一个心理变态的三角恋爱故事,通过离奇曲折的情节展现了他自己的隐衷和内心世界。

加斯东·勒鲁

加斯东·路易·阿尔弗雷德·勒鲁（法语：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年5月6日－1927年4月15日），法国记者、侦探小说家，其代表作为《歌剧魅影》和《黄色房间的秘密》。

勒鲁1868年5月6日生于巴黎，后随父母去诺曼底，一八八〇年进入当地的厄城中学，也就是后来小说中的主人公鲁勒塔比尔的中学的原型。父母不幸相继早逝后，勒鲁于一八八六年回到巴黎，攻读法律专业，同时为一些文学刊物写文章；取得律师资格后，成为《巴黎回声报》司法专栏的撰稿人和((晨报》的著名记者，报道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案子，名声大噪。作为记者，勒鲁还前往俄罗斯和东南亚旅行，对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作过报道。三十岁时，勒鲁决定写小说，他发表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说是《泰奥夫拉斯特·隆盖的双重生活》(一九〇四)，但直到一九〇七年写出了《黄色房间的秘密》和一九〇九年的《黑衣女郎的香水》，创作了以集新闻记者和业余侦探于一身的鲁勒塔比尔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大获成功，才奠定了他在法国侦探小说领域中的地位。勒鲁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了另一个系列的小说，即以《谢里-比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的同名主人公为题材的一套小说，一九二七年因尿毒症在尼斯去世。

俞平伯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红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生于苏州。祖父俞樾是清代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学者兼诗人。他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915年春入苏州平江中学,同年秋入北京大学文科,曾师从吴梅习词曲,1919年毕业后,赴英国游学。回国后于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1月与朱自清创办《诗》月刊。1923年秋到上海大学任教,加入语丝社。1925年底到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以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国大学。1945年以后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以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一生作为诗人,曾出版了《冬夜》等三本诗集;作为散文家,曾出版了《燕知集》、《杂拌儿》等四个集子;作为学者,又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专著;作为红学家,他早在1923年就出版了《红楼梦辨》,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研究》。而最为突出的,是他酷爱昆曲,提倡昆曲。1928年,他在京中组织了业余的曲社来熏社,1936年又在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谷音社。1956年以后,他专心致力于业余昆曲的活动,于1956年7月14日发起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他亲手制定曲社的章程和规则,联络各方面的曲友,在8月10日举行的社务委员会上,他被公推为主任。他不仅能唱生、旦、净、末、丑的各路曲子,而且能打鼓板为曲友伴奏,还曾粉墨登场,在《乔醋》中扮演丑角彩鹤(1956年9月8日演出)。1957年6月22日,他出席了北方昆曲剧院成立的建院典礼,并在会上讲话致辞。他和京沪的演员都有交谊,曾于1957年7月邀请朱传茗、沈传芷、张传芳、华传浩四位“传”字辈名角来京,帮助曲社排戏。1959年,他校订华粹深整理的全本《牡丹亭》,由社友排练,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长安大戏院公演。1960年9月4日,在文化俱乐部同期曲会上,他和夫人许宝驯合唱了《紫钗记·折柳阳关》。1961年3月5日,在文化俱乐部春节联欢会上,他唱了《下山》一曲。1963年7月7日,他主持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曲会,组织社友们演唱了《红楼梦·葬花、乞梅》等曲。1979年4月17日,他向曲友们发表了“南曲有北音,北曲有南音”及“昆曲统一了南北曲”的新见解。1981年4月,他为俞振飞写了《振飞曲谱序》。1990年10月15日,病逝于京中,终年九十周岁。

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冯通晓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及古回鹘语、吐火罗语和蒙语八思巴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

冯承钧曾留学比利时，后转赴法兰西共和国索邦大学（la Sorbonne，今巴黎大学），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的代表作包括《西域史地释名》《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马可波罗行纪》《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再说龟兹白姓》、《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吐火罗语考》 (法兰西共和国伯希和、列维原著 冯承钧译）等。

1911年返国，历任湖北外交司参事、众议院秘书、教育部秘书，一九二零年出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席及立法编纂委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辑等职。在任职之余，潜心译述工作，译著甚多。通英、法、梵文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长于边疆史、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等；译有《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游记》等；译著多汇为《史地丛考》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唯五十岁以后，患风瘫病，体力衰退，故后期译著系他口述而由其长子先恕代笔而成。一九四六年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朱湘

朱湘(1904.10.04～1933.12.05)中国现代诗人。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19年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习，并加入清华文学社。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新诗，不久加入文学研究会。与青年诗人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因诗为友，蜚声校园，被称为“清华四子”。1923年，因为专攻文学、旷课逾章，被清华大学开除。他一心追求诗歌艺术，毅然离开学校。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共同倡导格律诗，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尽管不久便与徐志摩反目，但后人仍视其为新月派诗人。不久再入清华学校，192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等学习英国文学。1929年，为家庭生活计，学业未完便回国，应聘为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夏因与校方不和而辞职。从此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生活困顿。1933年12月5日，在乘船由上海赴南京途中投江而死。

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但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对待诗歌艺术十分苛刻认真。同时他非常敏感，自尊而多疑，傲慢而孤僻。因此一生渴求友谊，但最后与闻一多闹翻，和徐志摩决裂，对柳无忌疏远，同苏雪林难堪，跟罗念生只做“愉快的书信朋友”。

朱湘的诗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最高成就之一。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其遗稿经由赵景深、郑振铎等整理编辑，先后出版。包括诗集《石门集》（1934）、散文集《中书集》（1934）、评论集《文学闲谈》（1934）、书信集《海外寄霓君》（1934）、译诗集《番石榴集》（1935）、诗集《永言集》（1936）、书信集《朱湘书信集》（1936）等。

诗集《夏天》收入其早期诗作，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着力在自然之美中寻求微妙的生的喜悦，对友谊和爱的尊崇与赞美，给人自然清新、积极向上之感。体现了诗人本色率真的气质、天真纯净的生活理想。《草莽集》文辞清丽工整，音韵和婉，体现了对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独到见解与尝试，标志其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其中的代表作《葬我》《摇篮曲》《采莲曲》等清新舒缓，柔美动听，长诗《王娇》将民间古书弹词的长处融入新诗，体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认识。《石门集》在他去世后出版，与《草莽集》相比，诗歌更多表现现实人生。诗人在品尝现实生活之苦后，开始感喟人生、探索内心，剖析这世界的荒谬和人性之孤独。其诗歌艺术也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古典浪漫，呈现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审美倾向。诗集中收入的70余首十四行诗，显示出诗人在诗歌格律与音韵方面新的探索与尝试。

朱湘的诗歌艺术成就深受时人赞赏。沈从文在《论朱湘的诗》中认为《草莽集》“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苏雪林的《论朱湘的诗》也盛赞朱湘《草莽集》的艺术远胜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甚至郭沫若的《女神》也难与之匹敌。

克尔凯郭尔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丹麦哲学家、新教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虔诚新教徒的富商家庭,183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由于对要服从宗教教条以及传教士和神学教授对神学所作的唯理主义解释感到苦恼,遂打消毕业后当牧师的初衷,转而研究文学和哲学。1841年完成硕士论文,随后去柏林继续留学,在对谢林的讲课感到失望后,重返哥本哈根,1855年11月11日病逝。他的哲学思想大都通过文学作品采取日记、格言等形式表达出来。

主要著作有:《论讽刺概念》(1841)、《非此即彼》 (1843)、《反复》(1843)、《畏惧和战栗》(1843)、《恐惧概念》(1844)、《哲学片断》(1844)、《生活道路的各阶段》(1845)、《基督教讲义》(1848)、《致死的疾病》(1849)。

克尔凯郭尔在童年时代缺少欢乐,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一次短暂而不幸的恋爱,以后他母亲和一兄二姐在两年内先后辞世,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悲哀,还使他对人生问题产生强烈感受。他对当时流行于欧洲大陆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极其不满,认为他们追求整体而忽视个人,追求客观的理性而漠视主观的情感,重视必然性忽视可能性。因此,他用个人的存在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对立,并用对存在经验反省的办法,反对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他指出个人比群体重要,应居首位,强调作为直接体验过的生活的存在要比作为表现在认识中的客体的各种特征的本质更为重要。在《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的各阶段》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在三阶段说(亦称人生三阶段)。他将人的存在分为三个阶段:审美的阶段、伦理的阶段和宗教的阶段。指出审美阶段的人由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只有享受一切情感经验和感官愉快的欲望,他们追求此时此刻的及时行动,这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无意义的,使人不断处于痛苦和失望中。伦理阶段的人的特点是承认确定的道德准则和义务,能进行选择,其中最基本的选择就是选择自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完全满足道德律的要求,缺乏自主性,因而产生有罪感时,就开始忏悔,从而离开伦理的境界进入宗教阶段。宗教阶段是存在的最高阶段,在此,人不断超越普遍的原则,使自己成为任何普遍的东西所永远不可能完全包摄的一个具体的存在。生活道路的三阶段只是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三阶段,在实际生活中,它们重叠交错在一起。

克尔凯郭尔还提出使思维成为主观的任务。“主观的思维”注重主体,把一切事物都放到过程中去,并且省略结果,希望在内心的紧张中实现真理,由此,他还提出“真理是主观性”的命题,认为真理就是以无限的激情去选择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的冒险。

在晚年,克尔凯郭尔写了许多宗教方面的文章,对丹麦基督教会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它们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倾向和学究式思辨色彩,而真正的宗教应是出自个人的内心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他对宗教的批判并不是出自无神论,而是追求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克尔凯郭尔的历史作用在于:他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突破了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桎梏,重新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并且将历来为哲学家漠视的恐惧、战栗、绝望等情感问题提到哲学讨论的高度。因此,在默默无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西方社会面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危机之时,他的思想就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并马上流传开来,成为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

陈寅恪

陈寅恪[kè]①（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第。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 “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即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 《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皇皇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 “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 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朝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误译” 或“误解” 的问题。他对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 《大乘起信论》 和 《六祖坛经》 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释，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陈寅恪先生除了精通多种外文，还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从而为他从事宗教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不仅对佛学研究匠心独到，而且对其他宗教亦深有探讨，其讲授的课程和指导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 等。这些研究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上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①陈寅恪（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que】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却”，“雀”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而赵元任先生“ke”读成“que”,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其一直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对其以示尊敬。对于各人对其名字读音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从不放在心上，有人叫其“ke”他应，叫其“que”他也应，也从未有过纠正，有人问其原因，陈先生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的读音”。精通国学的大师将其一生精力都灌注在学术研究上，他更希望世人了解他的学问及价值，对待自己的名字读音纠正反倒顺其自然。“ke”还是“que”,很多人认为，若不是陈寅恪先生相熟之人和家乡本地人，还是应该读成“ke”,这个国语标准的读音，以免引起尴尬。

克劳斯·曼

克劳斯·海因里希·托马斯·曼（Klaus Heinrich Thomas Mann，1906年11月18日－1949年5月21日），克劳斯·曼出生于慕尼黑，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妻子卡提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教派信徒，而他的母亲来自世俗的犹太人家庭。他于192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次年为柏林一家报纸写戏剧评论。并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克劳斯·曼的早期生活很困难。他的同性恋取向使他对目标十分偏执，与他的父亲关系很不好。在不同的学校学习了很短时间后，他开始和比他年长一岁的姐姐艾丽卡·曼在世界各地游历，并于1927年访问了美国。1924年，他与儿时的朋友Pamela Wedekind订婚，Pamela是剧作家Frank Wedekind的大女儿，也是他的姐姐艾丽卡的好朋友。1928年1月订婚解除。

1929年他与艾丽卡游历了北非。在这个时候，他们结识了瑞士作家和摄影师Annemarie Schwarzenbach，在后来几年仍然与他们关系紧密。克劳斯与Annemarie数次出国，最后一次是1934年去莫斯科参加作家代表大会。

1932年，克劳斯写了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作品深受好评直到希特勒上台。1933年，克劳斯与艾里卡一起参加了舞表演Pepper-Mill，被纳粹政权注意。为了逃避起诉，1933年3月他离开德国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和瑞士。1934年11月克劳斯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德国国籍，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他移居到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和纽约。1937年夏天，他遇见了他的伴侣戏剧评论家Thomas Quinn Curtiss，Thomas为《综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工作。克劳斯·曼在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上士随美国军队于1945年夏天前往意大利，为《星条旗报》写报道。

克劳斯最有名的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Mephisto）写于1936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著名演员，他以前的姐夫演员Gustaf Gründgens认为这本小说就是在写自己，而且对他的人格和名誉进行了侮辱。因为法官有分歧，所以法院一直作不出判决，但又不准西德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1963年Gründgens去世，西德在1965年首次出版小说。但Gründgens的继子提出，继续上诉法院，1968年法院判决禁止出版本小说。1981年禁令解除，西德才终于得以出版这本小说。

1949年他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戛纳。他被埋葬在大贾斯公墓。

索布尔

阿尔伯特·马里乌斯·索布尔（AlbertMariusSoboul，1914年4月27日-1982年9月11日），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生于阿尔及利亚奥兰(今瓦赫兰)，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193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1936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后长期在巴黎等地任教。1958年获国家博士学位，执教于克莱尔蒙—菲朗大学。1959年起任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秘书长，并任《法国革命史年鉴》编委。1967年起，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任该校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索布尔毕生致力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享有盛誉。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1958年)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全面证明了无套裤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这部专著开创了城市人民运动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索布尔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以后，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前后长期的历史发展做了综合研究，写出了《法国革命史纲》(1962)、《革命前夜的法国》(1966年)、《文明和法国革命》(第1卷，1970年)等著作。他通过国际历史学家的协作，合编了《巴贝尔全集》。此外，他还编写了19种关于法国革命各段历史的书籍。索布尔继承了法国史学研究的进步传统，强调以严格的批判精神对待史料，重视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重视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注意城市平民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通过分析城市下层平民运动，发展了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的研究。自70年代中期起，他转而研究法国革命时期消灭封建关系问题。批驳了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否定革命具有反封建性的论断，强调指出革命在消灭封建关系中的作用。索布尔的著作推动对法国大革命总体史的研究。

张道陵

张道陵(公元34—156年)，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被尊为道教的创始人，是道 教最早支派之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尊称之为张天师、祖天师或第一代天师。曾任江州令， 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与弟子前往四川鹤鸣山(或鹄鸣山)修道，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作道书24篇，并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道教。因教徒入教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据《神仙传》载，张陵曾入太学，博通五经，后因感学五经无助于延年益寿，遂改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后听说蜀人纯朴，蜀中又多名山，遂携弟子入川修道。他又擅长治病，不少人前来拜师，弟子多达数万。他立祭酒为首领，规定入教者需交纳米、绢等物品并参加规定的劳动。他还买药炼丹，能行仙术。后同弟子王长、赵升一起升天。合于正史，张道陵的基本活动是清楚的，可以确认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子衡、孙鲁与张陵同称为道教的“三张”。

张道陵，道教中称“张天师”。作为历史人物，张道陵是后汉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三国志·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五斗米，……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葛洪《神仙传》叙张道陵身世更详细，说他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后觉儒学无益，便学长生之术，得黄帝九鼎法，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道书二十四种，并以符水为民治。自《神仙传》始，张道陵的形象开始仙化，该书载他之符水治病之术，乃神仙所授： “有天人下，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此道，不仅能治病祛邪，还可分形作数十人，最后修成仙道，升天而去。《神仙感偶传》中，张道陵已成了天界的中元大法师，中元大法师本为尹真人。但因“群凶扰乱中原，蚕食华夏”，老君命尹真人登连华宝台端坐，但见“万景昏暗”，又命张道陵上座， “良久，则奇彩异光，种种变化，天人交畅矣! 自是以道陵代尹。”这里的张道陵已与天神无异。张道陵是道教创始人之一，因此在民间很有影响，古代很多地方传说有张道陵的故事。如《四川忿志》记张道陵：“居鹤呜山炼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录，……功成道著，乃于半山崖跃入石壁中，自崖顶出，因成两洞。”“与夫人孙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年一百二十三岁。”《徐州志》亦记张道陵“入蜀得黄帝九鼎太清丹经，丹成饵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在神仙传说中，张道陵还以收徒著称，他的徒弟，多达数万。对少数入门弟子，他往往要设法验其诚心。《神仙传》记有张道陵七试弟子赵升的故事，该故事在明代被写成小说，名“张道陵七试赵升”，收入《喻世明言》。说张道陵先后役使精灵变化为黄金、美女、大虫、乞丐等，赵升见金不取，见虎不惧，见色不动，存心济物，这才过关，得入张天师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