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约1155年）南宋时期著名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母亲王氏，都是博学善文之士。李清照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培养了浓厚的文学兴趣。少年时就开始写诗，并小有名气。她不仅诵读经史子集，而且诗词小说、趣闻佚事也不放过。18岁时嫁于太学生赵明诚(宰相赵挺之之子)。丈夫喜欢金石之学，夫妇收集的图书文物极多。她不仅帮助丈夫，而且拿起笔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1127年，金兵南侵，黄河南北沦陷。她举家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赵明诚病死，图书文物也大多散佚，她投亲靠友，寄人篱下，过着孤独愁苦的飘泊生活。之后又被诬以文物通敌卖国，她将仅剩的文物献于朝廷表明心迹，而剩余几件又被盗，这使她极端悲苦，又在兵荒马乱中挣扎了十几年，抑郁而终。

李清照的词流传下来的只有四五十首，但首首精湛，字字珠玑。不但如此，她还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词的专论——《词论》，文中强调词“别是一家”，主张协律，崇尚典雅、情致。她的词内容以金兵南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多描绘大自然，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艺术上以造语新丽见称;后期多描写南渡后的痛苦生活，抒发内心深沉的爱国思想，风格上以情调悲凉为主。她的词继承的是婉约派的风格;她的诗却笔力雄健，情辞慷慨。所著《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佚，后人辑有《漱玉词》、《李清照集》。

魏校

魏校（1483－1543），明代官员、学者、哲学家。明昆山真义(今正仪)人,祖籍长洲(今江苏苏州)葑门之庄渠。本姓李,字子才,号庄渠。徐有贞外孙。弘治十七年(1504年)应天解元,十八年进士。正德元年(1506年)授南京刑部云南司主事,迁陕西司员外郎、广东司郎中,改兵部职方司郎中。与李承勋、胡世宁、余祐并称南都四君子。世宗即位,起为广东提学副使,创社学,祀先贤。起补江西兵备副使,改河南提学副使,擢大理寺右少卿。嘉靖八年(1529年)改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改太常寺少卿,迁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馆。九年致仕。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恭简。祀为吴郡名贤。深研理学,私淑胡居仁主敬说,以天根之学为宗旨,贯通诸家,誉称儒宗。著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周礼沿革传》《春秋经世书》《庄渠诗稿全编》《庄渠遗书》等。

学业上私淑胡居仁的主敬之学,且贯通诸儒之说。主张“理气合一”,谓“通宇宙全体,浑是一理,充塞流行,随气发用”(《体仁说》),“理气合一,则理即是气,气即是理,昭乎不分”(《论学书》)。其“理气合一”论,企图折衷调和先儒在理、气问题上提出的“理主气”及“理一分殊”等观点。认为气构成万物,而理又是主宰。“天地浑是一大气,万物分形其间”,但“理为主,气得其统摄”(《体仁说》)。其“理气合一”论是其人性论的基础,并赞同程颐“性即理”说,认为性(理)“纯粹至善”,而气有不善。以此认为人性有差异,只有圣人方能达到理气合一而至善至美。谓修养即是“变化气质以归于善”。

张瀚

张瀚(1510—1593),字子文,明仁和(今杭州)人。嘉靖十四年(1535)在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任庐州、大名知府。蒙古瓦剌俺答包围京城时,朝廷下诏派兵部郎中在畿辅一带征调民兵入卫京师,瀚立即查核户籍,规定30丁人,以其余29人供应军饷,征得800人,驰送真定交接兵部,受到称赞。以功迁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御史,巡抚陕西。半年后入京任大理寺卿。进刑部右侍郎,不久改兵部,总督漕运。

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督管两广的军务。当时两广分别设有巡抚官员，有事情并不受到督抚的控制。张瀚请旨要求像三边一样，手下才听从督府的管辖。盗贼曾一本到广州来抢劫，皇帝下诏斥责张瀚，罚总兵俞大猷、郭成的俸禄。随后曾一本进犯福建，官兵主动出击并击败曾一本，因此得到朝廷赏赐的钱财。不久后曾一本又进犯广东，被困于碣石卫。叛将周云翔等人杀害了雷琼（今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合称）参将耿宗元与反贼相应和。廷议降张瀚的官职一秩并调往别地任用。不久后郭成大破贼军，抓获了周云翔。朝廷因此下诏让张瀚升回原职位，在家等候招用。

万历元年（1573年）吏部尚书杨博被罢免，朝廷因此下诏张瀚代任。任满后加太子少保。当时朝廷推举吏部尚书，首推左都御史葛守礼，之后是工部尚书朱衡，然后才是张瀚。张居正厌恶守葛礼鲁莽，朱衡骄傲，因此特地提拔张瀚。张瀚的资历很浅，因此凡是唯张居正是瞻。不久后被御史郑准、王希元弹劾。张居正因为张瀚识时务并未采纳。随后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他认为张瀚督抚陕西是把陕西治理得一片狼籍，又只会唯唯诺诺毫无自己的主见。后张居正唆使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弹劾，瀚辞归故里，把平生所见所闻著录成《松窗梦语》8卷，记载了明代经济、社会、文化、民情风俗等方面资料，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商业贸易有重要参考价值。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

明史记载：张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围京师，诏遣兵部郎中征畿辅民兵入卫。瀚立阅户籍，三十丁简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饷，得八百人。驰至真定，请使者阅兵，使者称其才。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甫半岁，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 隆庆元年，改督两广军务，时两广各设巡抚官，事不关督府。瀚请如三边例，乃悉听节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广州，诏切责瀚，停总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军迎击，大破之，赉银币。已，复犯广东，陷碣石卫，叛将周云翔等杀雷琼参将耿宗元，与贼合。廷议镌瀚一秩调用。已而成大破贼，获云翔。诏还瀚秩，即家俟召。再抚陕西。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书。 万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罢，召瀚代之。秩满，加太子少保。时廷推吏部尚书，首左都御史葛守礼，次工部尚书朱衡，次瀚。居正恶守礼戆，厌衡骄，故特拔瀚。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而瀚进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舆论多不协。以是为御史郑准、王希元所劾。居正顾之厚，不纳也。御史刘台劾居正，因论瀚抚陕狼籍，又唯诺居正状。 比居正遭丧，谋夺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谕留居正，居正又自为牍，风瀚属吏，以覆旨请。瀚佯不喻，谓“政府奔丧，宜予殊典，礼部事也，何关吏部。”居正复令客说之，不为动，乃传旨责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居正怒，嗾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居正殁，帝颇念瀚。诏有司给月廪，年及八十，特赐存问。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

朱启钤

朱启钤（1872年11月12日—1964年2月26日），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黄石公

黄石公，传说中的仙人。知兵法，有《太公兵法》传世，汉张良得之，辅助刘邦以成帝业。《续文献通考》：“黄石公，下邳人，遭秦乱，自避姓名，人莫知者。”黄石公的事迹，见于《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年轻时，尝居下邳，有日到桥上散步，上坐一老头，见张良，便将脚上鞋子弄掉桥下，要张良取。张良气愤，然念其老，强忍为之取鞋，老头很满意，说孺子可教，让张良五日后平明到桥上见他。张良五日后如约往桥上，却迟到了，老头要他再五日来，凡三往，老头见张良心诚，于是授之一书，乃太公兵法。且说自己是黄石公，十三年后可在济北谷城山下再逢。张良得书，发愤苦读，凭此随汉高祖南征北战。十三年后，从高祖过济北，并未见到黄石公，只见谷城山下有块黄石，于是取而葆祠之。张良死后，还与这块黄石并葬。黄石公的事迹，只此一处，但因出自《后记》，且师以弟名，张良乃汉代开国元勋，人们也自然忘不了他的师父，因此黄石公的仙名，流传后世，为人称道。

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知。初张良易姓为长，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与黄石公遇，未谒。黄石公故坠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诈，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惊。公行里所，还谓良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愈怪之，复跪曰：“诺。”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与老人期，何后也?后五日早会。”良鸡鸣往，公又先在，复怒曰：“何后也?后五日早会!”良夜半往，有顷公亦至。喜曰：“当如是。”乃出一编书与良，曰：“读是则为王者师矣。后十三年，孺子见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见。良旦视其书，乃是太公兵法。良异之，因讲习以说他人，皆不能用。后与沛公遇于陈留，沛公用其言，辄有功。后十三年从高祖过济北谷城山下得黄石，乃宝祠之。及良死，与石并葬焉。

坂本太郎

坂本太郎（1901年10月7日－1987年2月16日），日本历史学家。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1937年）。专攻日本古代史。出生于静冈县滨松市。坂本太郎是日本老一辈的史学家，有数的日本史权威，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教席和日本历史学会的会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在撰写《日本史概说》时，当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熟悉的观点、方法来处理其本国历史的。但他毕竟是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也不会无视客观的存在。因此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对某些历史现象、事件作出评价时，绝大部分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他在过去列为禁区的皇室历史方面，对于过去被强制说成历史传说的解释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其他日本学者所能比拟的。他对圣德太子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的看法，对院政的看法，对镰仓幕府成立后，公武关系的看法等都很精辟，完全和生撮硬套的不同。特别是在最后，他谈到日本在战后很快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经济大国时说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难，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争取复兴的结果。"这不是说辞，也不是夸张，而是从历史中得到的结论。评价14年战争：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和由满洲事变算起，长达十四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终于以惨败而结束。它不仅使日本从一个世界大国跌落为一个远东小国，而且对世界的人类、文化还犯下了累累罪行，必须永远接受世界历史的审判。”仅凭这两句话，就可知他是一个有“史德”的史家。

陈曾寿

陈曾寿（1878.09.07～1949.09.01）中国近代诗人。字仁先，号耐寂、复志、焦庵，别署苍虬居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诗人陈沆曾孙。早年肄业于两湖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三十年，应经济特科，列高等，调学部，累迁员外郎、郎中。宣统三年（1911），授广东道监察御史。入民国后，筑室杭州小南湖，以遗老自处。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授学部右侍郎，事败旋归。民国十四年，应逊帝溥仪召赴天津，又从至长春，以伪近侍处长管陵园事，于日寇之侵略常怀愤懑，且颇有自悔出任伪职之意。民国三十一年，卜居北平（今北京）。民国三十八年卒于上海。生平事迹见陈祖壬《蕲水陈公墓志铭》（《苍虬阁诗续集》卷首）、陈曾则《苍虬兄家传》（《双桐一桂轩续稿》）及谢永芳《陈曾寿年谱》（《词学》第35辑）。

陈曾寿是同光体后期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学《骚》《选》，后来则出入于韩愈、李商隐、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唐宋诸大家，不仅不以学宋自限，更有直追陶渊明之处。陈曾寿诗用字稳切，格调沉着，诗风兼有雄深雅健与悱恻缠绵之长，在情感表达上尤为独到，诗中时有忠愤之气，于精严中见真挚凄婉，如陈三立所云：“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远，遂成孤诣”（《苍虬阁诗钞题识》）。陈三立为陈曾寿诗集撰序，又说其意度略近于陶潜、韩偓及元好问，都是所谓“志深而味隐”者，甚而自叹弗如，“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苍虬阁诗序》）。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谓陈曾寿“秉忠悃之怀，写以深语，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沧趣、散原外，唯君鼎足焉”。钱仲联则曰：“近人宗宋者，往往痩劲有余，丽泽不足，而《苍虬阁诗》独能以玉溪之神，兼韩、黄之骨，遂觉异彩飞扬。”（《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最能道出陈曾寿诗之别开生面，自成一格。陈曾寿诗集中，以写景之作为最工，《湖上杂诗》《观瀑亭》等篇，俱为笔力矫健、寄意深微的佳作；咏菊、咏松等咏物诗，寄情于物，直朴而绚烂，亦为杰构。

此外，陈曾寿亦工词，雅重姜夔而主张圆融通达，尝编《旧月簃词选》，录唐宋人词以标宗旨。其词写情寓感，时见悲凉，并能以哲理入词，与其诗风同调。张尔田谓陈曾寿乃以诗为词，“颇能用思，不尚浮藻，然是诗意，非曲意，此境亦前人未到者”（《与龙榆生论词书》）。

陈曾寿之《苍虬阁诗》，初刊于民国六年，后陆续有增补续刊，以民国二十九年所刻10卷本为最善。陈曾寿身后，门人刊其遗作为《苍虬阁诗续集》2卷。陈曾寿之词集《旧月簃词》，有蒋国榜民国十年刊本、朱祖谋《沧海遗音集》刊本及1950年铅印本。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寅彭、王培军整理点校的《苍虬阁诗集》，兼收《苍虬阁诗》10卷、《苍虬阁诗续集》2卷及《旧月簃词》1卷，并辑补集外之诗词若干为《苍虬阁诗外集》，是目前收录陈曾寿作品最完备的版本。陈曾寿所编《旧月簃词选》，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陈文欣点校本，亦附收《旧月簃词》。此外，陈曾寿还编有《古今战事图说》，有光绪间铅印本。

瓦尔利蒙特

瓦尔利蒙特（WalterWarlimont，1894年10月3日-1976年10月9日），德国将领。1913年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中尉。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德国陆军部全权代表率军协助佛朗哥作战。1937年提出《瓦尔利蒙特备忘录》，为1938年2月希特勒改组军事领导机构提供依据。后成为约德尔的副手。1939年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主持新兵补充工作。1940年8月晋升少将。同年12月受命协同约德尔制定《巴巴罗萨计划》。1944年4月获上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8年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8年徒刑。1957年获释。

米尔恩

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1882～1956年），英国幽默家、剧作家、四本著名儿童作品作家。四本名著是诗集《我们正年青》 (1924)、《现在我们六岁》 (1927),两本故事书 《温尼·普》 (1926) 和《普屋角边上的房子》 (1928)。

阿伦是最小的孩子,在他孩提时,父母就感到他在童话方面最有作为。小时候,阿伦爱读《列那狐》、《雷摩叔叔》、《朱迪婶的杂志》。他和哥哥给《好朋友》和《儿童报》写稿。他们都获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奖学金。阿伦当时只有11岁。这是空前的。他们在为威斯敏斯特学校杂志撰写诗歌方面进行合作。

在威斯敏斯特阿伦开始写一些轻松的诗歌和幽默散文时,他受到伦敦《笨拙》的一位编辑人员的注意。他决定从事写作事业。

他的第一篇被采用的文章是一个滑稽剧《谢罗克·霍姆斯》。这给他带来了希望。24岁时《笨拙》杂志聘请他当编辑助理,他的宿愿实现了。他说:“我非常年青,非常快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我喜爱我的工作;我不喜欢干活……我喜欢听到有某位态度严肃的伟人喜欢读我的上次写的文章。”他为《笨拙》工作了四年之后,晋升到颇有名气的编辑职位。在那,他一直工作到1914年战争爆发。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受到他所崇敬的巴里的鼓励,米尔恩开始抽空写剧本。1916年他和妻子合作写成儿童剧《从前》。该书仿照萨克雷的《玫瑰和指环》和兰的《普利基欧王子》的笔调,写得幽默、精细。该书最初于1917年发表,于1925年再版。1920年他的剧本《皮姆先生由此经过》在伦敦获得成功。

后来罗斯·法尔门—— 《笨拙》的投稿人要求米尔恩为她还在编辑的新儿童杂志《逍遥游》写些东西。他躲进一个亭子用12天的时间写儿童诗,每天写一组。回到家乡,他又增加了许多诗,足够一本诗集。并允许一些诗歌提前在《笨拙》上发表。《笨拙》的经常插图者E.H.谢帕德作为最佳人选被挑选为该书的插图者。该书一出版即在英美成为畅销书。《我们正年青》实际上在1924年出版之后的十年里销售了50万册。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米尔恩的一些单篇童话在一些杂志上发表。《兔子王子》发表于1924年,《不能笑的公主》和《绿色的门》发表于1925年。同年发表了《儿童画廊》。第一本故事书《温尼·普》于1926年出版。接着他在1928年出版了《普屋角边上的房子》。在这期间,他又出版了诗集《我们现在六岁》(1927)。

1928年之后,米尔恩就没有再创作儿童书。他不能重复自己的东西。1929年他把格雷厄姆的始终是处于一流作品地位的《柳林风声》改编成儿童剧,取名《癞蛤蟆厅里的癞蛤蟆》。他还创作了两本小说《两个人》(1931)和《奇洛·马尔》(1946)和许多杂文及序言。后来他把这些东西汇集成书。但是自从《普屋角边上的房子》之后,他没有什么名著问世。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德国伟大诗人,狂飚突进运动和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父亲任皇家参议,知识丰富,爱好艺术。母亲精明活泼,富于幻想,善讲故事。歌德童年的精神生活深受母亲的影响。1765年歌德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和绘画方面。1770年转学去斯特拉斯堡大学,第二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开始创作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并结识赫尔德,后者介绍他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莪相的诗,一起采集民歌,对他影响很大。1771年8月至1775年10月,歌德积极参加了狂飚突进运动,创作了剧本《铁手葛兹·封·贝利欣根》,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诗歌《普罗米修斯》等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使歌德名声大噪,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小说描写了当时德国新兴市民阶级和封建社会的矛盾冲突。主人公维特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富于感情的青年,他离开城市到乡间小住,大自然的清静、美丽,纯朴的农民和儿童,都使他心旷神怡。不久,他结识了一个邻居的女儿夏绿蒂并爱上了她。但她早已和别人订婚。维特决然离去,在一个公使处当秘书,想以社会活动来忘却爱情。可是,他作为一个平民,被排斥于贵族社会之外。他对于人世的热情希望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最后找不到出路而自杀。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作者个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是迸发出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小说文笔优美,感人心扉。1775年11月,歌德接受魏玛公爵的邀请去魏玛公国任职,繁忙的政务影响了他的文艺创作。为摆脱这种境况,1786年9月他隐姓埋名去意大利旅行。他在那里将近两年,深受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薰陶和感染,同时在创作上也有收获,完成戏剧《埃格蒙特》和《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浮士德》和《托夸多·塔索》也有进展。《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是一部形式上最完整的古典主义诗剧,在内容上则表明纯洁的人性可以战胜人间的错误和罪恶,这充分体现了歌德的人道主义理想。从1794年起至1805年席勒去世,歌德与席勒交往频繁,密切合作,成为两人创作上丰收的十年。这时他们合写《赠辞》,对社会上和文艺界的庸俗鄙陋习气进行了批评。后来又竞相写作叙事谣曲,把这种文艺形式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歌德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等著作。1805年至1814年,由于拿破仑战争,歌德的主要著作又陷于停顿,但是他写了一部分十四行诗、长篇小说《亲和力》以及自传《诗与真》前三卷。1814年后他好象又恢复了青春,创作了有二百四十多首诗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在晚年,他以坚韧的毅力和勤奋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浮士德》第二部,以及《诗与真》最后一卷。诗剧《浮士德》是歌德最主要的代表作,有12 000多诗行。它的主体由两个赌赛和五个阶段的悲剧组成。第一部“献诗”是诗人自己的述怀, “舞台序剧”阐述了诗人的文学艺术观点。“天上序幕”说明了写剧目的,是剧情的开端。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非勒司展开一场关于人的争论,天帝表示了对世界和对人的肯定,魔鬼表示了对世界和人的否定,于是以浮士德为双方赌赛对象,从这一赌赛又引出了浮士德和魔鬼的赌赛。作者通过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表现了欧洲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300多年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生活发展史。它揭示了奋发进取、追求真理的精神,浮士德在不断的追求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魔鬼作为浮士德的对立面是否定的精灵、恶的象征,但他们二者是相反相成、不可分割的,这里面包含了许多辩证的因素。在艺术手法上,《浮士德》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作品,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既植根于现实土壤,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歌德除进行文学创作外,还从事自然科学活动。他研究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颜色学和矿物学等,并且都有论著。他的一生著作浩繁,是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伟人。

穆雷·伦斯特

穆雷·伦斯特（Murray Leinster）是威廉·菲茨杰拉德·詹金斯（William Fitzgerald Jenkins，1896年6月16日-1975年6月8日）的笔名，他是一位美国小说作家，特别是科幻小说作家。他创作并出版了1500多篇短篇小说和文章、14部电影剧本以及数百部广播剧和电视剧。

伦斯特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是乔治·B·詹金斯和玛丽·L·詹金斯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虽然父母都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但根据1910年联邦人口普查，1910年全家住在曼哈顿。他高中辍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从事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他的第一个故事《外国人》发表在1916年5月H. L. Mencken的文学杂志《聪明人》上，当时他离20岁生日还差两个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伦斯特在杂志上又发表了十篇故事；在2022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伦斯特的女儿表示，门肯建议使用化名发表非《聪明人》的内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斯特曾在美国陆军公共信息委员会任职（1917-1918）。在战争期间和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阿戈西》、《妙趣故事》和《清风故事》等通俗杂志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仍定期在《阿戈西》上发表作品。

20世纪20年代，当纸浆杂志开始向特定类型多样化发展时，伦斯特也紧随其后，将丛林故事卖给《危险小径》，将西部片和牛仔故事卖给《西部》和《牛仔故事》，将侦探故事卖给《黑面具》和《神秘故事》，将恐怖故事卖给《怪谈》，甚至以笔名路易莎·卡特·李将浪漫故事卖给《爱情故事杂志》。

伦斯特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失控的摩天大楼》出现在1919年2月22日的《大商船》杂志上，并在雨果·根斯巴克的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1926年6月刊上重印。20世纪30年代，他在《惊奇故事》和《惊奇故事》上发表了几部科幻小说和连载小说（第一期《惊奇故事》包括他的故事《坦克》）。他的作品继续频繁出现在其他类型的通俗读物中，如《侦探小说周刊》和《粉碎西部》，以及1936年开始的《科利尔周刊》和1939年开始的《时尚先生》。

伦斯特是平行宇宙故事的早期作家。在杰克·威廉姆森的《时间军团》问世前四年，伦斯特在1934年6月的《惊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时间之侧》。伦斯特对时间异常振荡的看法（“时间之侧”）对其他作家产生了长期影响，例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生命空间》、《红皇后赛跑》和《永恒的终结》。

伦斯特1945年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接触》也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中第一个通用翻译器的例子之一。2000年，伦斯特的后人起诉派拉蒙影业公司的电影《星际迷航：第一次接触》，声称它侵犯了他们的商标。然而，该诉讼被驳回。

莱因斯特是20世纪30年代少数几位在约翰·W·坎贝尔时代以较高写作标准生存下来的科幻作家之一，在坎贝尔的编辑下，他在《惊奇》和《模拟》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故事。莱因斯特在《模拟》杂志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故事是1966年11月刊的《隔离世界》，距离他1930年1月首次亮相已有36年。

默里·莱恩斯特（Murray Leinster）1946年的短篇小说《一个名为乔的逻辑》是小说中最早描述计算机（称为“逻辑”）的之一。在故事中，莱恩斯特在想象互联网方面领先了几十年。他设想每个家庭都有逻辑，通过一个分布式服务器系统（称为“坦克”）连接起来，提供通信、娱乐、数据访问和商业；一个角色说“逻辑就是文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效力于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 战争结束后，当他的名字和纸浆都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时，当“伦斯特”已经将某一作品出售给某一特定问题时，他会在故事中使用“威廉·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詹金斯”或“威尔·F·詹金斯”作为名字。

伦斯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格罗夫·康克林在1955年3月评论《外太空行动》时指出，这是他1954年的第四部小说，下个月还将评论另一部小说。[5] 伦斯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继续发表作品，出现在《银河杂志》、《幻想与科幻杂志》以及《星期六晚邮报》上。他因其1956年的故事《探险队》获得了雨果奖。

雪克

雪克（1920年1月26日—1987），当代作家。原名孙洞庭，参加革命后改名孙振。1920年1月26日生于河北省献县北留钵村一户贫农家庭。上过五年小学，十四岁失学后到吉林省桦皮厂、印刷局及蛟河县印刷局学徒、当工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在本县参加抗日工作，历任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县青救会部长，县公安局队长、干事，县委秘书，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干事兼新华分社记者，《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从1950年起历任政务院文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国务院二办秘书、中国文联办公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助理、天津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工作中曾给献县县委小报《好党员》、《冀中导报》、《晋察冀日报》写过一些通讯散文，解放前后曾给《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写过一些通讯和散文小说。解放后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优秀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1978年又再版)。1959年姚文元撰文称《战斗的青春》是美化叛徒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雪克及其家属被关押或受株连。1978年,《战斗的青春》冤案彻底平反。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该书再次出版。周扬在第4次文代会上再次肯定此书。小说主要反映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生活，出色地塑造了许凤、李铁、周明等一系列英雄形象，故事情节惊险紧张，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和瑰丽的传奇色彩，语言也比较朴实、生动。

李淳风

李淳风(公元602—670年)唐代天文学家、数学家、易学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道家之说，是《推背图》的作者之一。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其父李播，隋时官居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淳风幼时通群书，尤善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唐太宗贞观初，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633)，创造出浑天黄道仪。用铜制成，全仪有内、中、外三层，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外层固定不动，名叫六合仪，包括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即地平、子午、赤道三环)，相结合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中层称三辰仪，可以转动，园经八尺，包括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即黄道、赤道、白道三环)，天宿矩度，七曜运行，皆在其中。内层名叫四游仪，夹有窥管可旋转之赤经环。又为论证前代浑天仪之得失，著《法象志》七卷。太宗称赞他创制的浑天黄道仪，加授承务郎。贞观十五年(641)，转太史丞，撰写《晋书》及《隋书》中之《天文》、《律历》、《五行》诸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因修史有功，封昌乐县男。国子监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校注《五曹》、《孙子》等10部算经，对教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龙朔二年(662)，改授秘阁郎中，又在刘焯《皇极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制出《麟德历》，重新采用定朔，改进了计算方法，避免连续数月出现大小月，并废除了古历中章部纪元法。他还撰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齐民要术》等十余部著作。咸亨初年(670)卒，官终太史令，终年69岁。

〔正 史〕

李淳风，岐州雍人①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②，以秩③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④，授将仕郎⑤，直太史局⑥。寻又上言曰：“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⑦，观其制度，疏漏实多。臣按《虞书》⑧称，舜在璇玑玉衡⑨，以齐七政⑩。则是古以浑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11)《周官》(12)大司徒职，以土圭(13)正日景，以定地中(14)。此亦据浑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暨天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15)时，洛下闳复造浑天仪，事多疏阙。故贾逵、张衡各有营铸，陆绩、王蕃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16)，机应漏水(17);或孤张规郭(18)，不依日行(19)。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复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黄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

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20)末树鳌足，以张四表(21)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22)，有天经双规(23)、浑纬规(24)、金常规(25)，相结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26)，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27)，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28)而贯约规矩(29);又玄枢北树北辰(30)，南距地轴，傍转于内(31);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32)。十五年，除太常博士(33)。寻转太史丞(34)，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35)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官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36)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淳风每占候(37)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显庆元年，复以修国史功封昌乐县男(38)。先是，太史监侯(39)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40)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41)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龙朔(42)二年，改授秘阁郎中(43)。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咸亨(44)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

《旧唐书·李淳风传》卷七九

[注 释]

①岐州雍人：今陕西凤翔人。一说他是蜀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人。②高唐尉：高唐：县名，北魏置，即今山东高唐县。尉：县尉，古官名。秦朝始置此官，掌管一县的军事。③秩：原指官吏的俸禄，引申为职位或品级。④折衷：古意“取正”。⑤将仕郎：无实职的文官名。隋置，唐沿用。⑥直太史局：在太史局工作。太史局，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台。唐高宗时有一段时期改称秘阁局或司天台。⑦“今灵台”句：灵台：古代观象台称“灵台”。候仪：观象台上作天文观测用的仪器。这里是指北魏明元帝时制造的铁制浑仪。遗范：遗留下来的式样。⑧《虞书》：古代典籍《尚书》的组成部分，包括《尧典》、《舜典》、《皋陶谟》等。⑨舜在璇玑玉衡：语出《尚书·舜典》。璇(xuan)，即“璇”。一般认为，璇机玉衡是一种简单的天文仪器。⑩七政：有不同说法：(1)北斗七星;(2)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3)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一般认为，应指日、月、五星。(11)七曜之盈缩也：七曜：日、月、五星。盈缩：日月五星在天球上的视运动有时快有时慢。实际运动比平均运动快的叫做“盈”，慢的叫做“缩”。此处泛指五星运动。(12)《周官》：即《周礼》。(13)圭：亦称“土圭”，原是测影和量地用的玉尺，后演变成按南北方向平放的长尺，可量度表影长，一般为石制。表，原是直立在平地上的标竿，可用作测量或投射日影，后演变成圭表上直立于圭端的石柱或铜柱。在古代，利用圭表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来确定方向、回归年的日数、节气、时刻等。(14)地中：古代一些天文学家所认为的大地中心部分。在该地，夏至正午时八尺之表的日影有一定的长度。很长一段时间把地中确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15)孝武：指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16)缀附经星：在浑象(天球仪)上增附表示恒星的构件，借以演示星空的运动情况。经星，相对位置固定不动的星体，即恒星。(17)机应漏水：我国古代的计时器，叫做漏壶。张衡等制造的仪器，用机械构件把浑象和漏壶连在一起，由漏壶的滴水作动力来推动浑象，因此说“机应漏水”。(18)孤张规郭：装置浑仪上测算用的圆环。(19)不依日行：不是按照太阳运动轨道(即黄道)运行。(20)下据准基，状如十字：这架仪器有个十字形底 座。底座上有十字沟，可注水，用以校正底座的水平位置。(21)以张四表：在东、南、西、北四个端点，把整个仪器支撑起来。(22)六合仪：浑天黄道仪最外面的一组圆环总称六合仪。其中包括子午双环、赤道环、地平环。各环上相应刻有28宿、10干、12辰、365度等标记、方位和度数。这组圆环是固定不动的。3个圆环连结在一起，再由4个柱子支撑起来，构成整个仪器的骨架。六合，指上下和四方。(23)天经双规：即子午双环。这是平行且大小相等的两个圆环，双环正中的一个想象的圆，便是浑仪上的子午圈。子午双环在相当于天球南北极的地方连结在一起。两个连接处都各有一个圆孔。这两个圆孔中心的连线就是天球的极轴。(24)浑纬规：即地平环。表示地平圈。通过观测者垂直于天顶与天底连线的平面，叫做“地平”。这个平面与天球相交所成的大圆，叫做地平圈。(25)金常规：即赤道环。规，此处均指仪器上的铜或铁制圆环。(26)三辰仪：浑天黄道仪的中间一组圆环，总称三辰仪。直径八尺，包括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27)四游仪：浑天黄道仪最里面的一组圆环及其相连部件，总称四游仪。(28)玉衡游筒：亦简称“玉衡”。能转动的窥管，用以对准天体进行观测。(29)贯约规矩：意指玉衡在玄枢之间要安装得合乎标准，不可偏斜。(30)玄枢北树北辰：玄枢朝北指向北天极。北辰，北天极。(31)傍转于内：指可按东西方向旋转。(32)承务郎：隋尚书省有二十四司承务郎，相当于秘书之类的职务。唐复置承务郎，但为无实职的文散官。(33)太常博士：官名。魏文帝初置。礼官，辅助政府主要官员主持重大典礼、祭祀活动。(34)太史丞：官名。在太史局中地位次于太史令，主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大致相当于现在天文台的副台长。(35)《秘记》：预言之类的书籍。(36)禳(nang)：祭祷消灾。(37)占候：根据天象作出预言。(38)男：古爵位名，沿用至清代。古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39)太史监侯：太史局内的官职名。(40)十部算经：指十部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候阳算经》、《张邱健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41)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算学博士：唐代国子监内设算学馆，置博士、助教等，指导学生学习数学。(42)龙朔：唐高宗李治年号(公元661—663年)。(43)秘阁郎中：唐高宗时，太史局曾改称秘阁局，太史令改称秘阁郎中。(44)咸亨：唐高宗李治年号。

程钜夫

程钜夫（1249年5月30日－1318年8月14日），字文海,为避元武宗海山之讳,以字行,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少时与吴澄同学,宋亡随叔父飞卿入燕京,是宋亡后最早仕元的著名文人之一。得世祖忽必烈重用,先为应奉翰林文字,不久进翰林修撰,累迁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至元二十四年(1287)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荐赵孟頫等二十馀人。三十年出为闽海首肃政廉访使,兴学明教。大德四年(1300)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复留为翰林学士。至大元年(1308)修《成宗实录》,四年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延祐五年(1318)卒,年七十,谥文宪。他历仕四朝,忠亮鲠直,为时名臣。虞集说:“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今代古文之盛,实自公倡之。”其散文工整典雅,被视为“有北宋馆阁馀风”(《四库全书总目》),《元文类》录其文十馀篇,大抵为诏诰碑版纪功铭德之作。虞集评他的诗冲淡悠远,这当是指他部分五言律绝而言,五律《孤云》的飘飘欲仙之气,《秋江钓月》的隐士情怀,五绝《卢学士诗卷》的悠长幽思等,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有的五言长篇略嫌板滞,且有说教的毛病,如《李秋谷》。七律以《送尹川归江西》写得较好,颇有章法。七古有遒劲之气。从总体看,他的诗不耐读,当是未能精思的缘故。钜夫亦善词,现存词五十馀首,而寿词竟占了三十多首,其馀便是次韵,送人之作,词风粗豪,成就平平。著有《雪楼集》三十卷。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揭傒斯所作行状,危素所作神道碑、贡奎所作祭文、卷首程世京所作年谱,《(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元史》卷一七二、《宋元学案》卷八三、《新元史》卷一八九。

劳伦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也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生于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由于父母关系不睦, 加之家中经济拮据, 劳伦斯童年生活并不美满, 但幸得母亲偏爱, 才算有点安慰。他的早期生活在自传性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中得到了体现。他起初在矿区小学、诺丁汉中学求学, 后升到诺丁汉大学学院学过植物学、法律, 并在师范学院受过训, 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文书等。他勤奋攻读前辈作家的作品,很早就开始写诗,并于1911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表达了他对大自然蓬勃生机的礼赞, 对畸形文明戕害人的天性的谴责。1910年母亲的去世给他很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谴责战争, 又因他有个德国妻子而被怀疑为德国间谍, 受到监视。1915年9月他出版长篇小说《虹》,又因触犯当局的战时利益而被禁毁。这一波折几乎使他一蹶不振。1919年他获准离开英国,开始了流浪生活,先后到过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等地。他不顾恶劣的健康状况,经常写作。把动荡不定的生活情景和对世界的观察织进小说。这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有《迷途的少女》(1920)、《恋爱中的女人》(1921)、《亚伦的藜杖》(1922)、《袋鼠》(1923)、《羽蛇》(1926)等。在其生命的后期,他还举办过画展,但也被当局查抄。1928年他在佛罗伦萨私人出版了最有争议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此作在英国一直被禁,直到60年代初禁令才解除。1930年2月劳伦斯因患肺结核死于法国尼斯附近的旺斯镇,骨灰安葬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农场上。除了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了4卷游记,一卷《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1921),早年还写过剧本,出版了10卷诗集,创作了60多篇短篇小说。他敢于打破传统的创作手法及艺术上的独特价值,已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理解。

皇甫汸

皇甫汸（1497－1582），字子循,号百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皇甫录第三子。皇甫冲的二弟。七岁能诗。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工部虞衡司郎中。名动公卿,严嵩等人皆引与酬和。因监运陵石稽缓,贬为黄州府推官。嘉靖十八年抵黄州时,作《赤壁赋》。累官至南京吏部稽勋郎中,再贬为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升云南按察司佥事,以计典论黜。罢官后,复为人所窘,几破其家。其为人和易,不修边幅,近声色,好狎游,而不能通知户外事,以故数困,然信心而行,以诗文自娱,行游湖山之间,撷芬采和,以老寿终其天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子循少与伯仲氏及中表二黄(鲁曾、省曾)称诗,掉鞅词苑五十馀年。其在燕中,则有高叔嗣、王慎中、唐顺之、陈束。在留署,则有蔡汝楠、许穀、王廷幹、施峻、侯一元、中山徐京。再赴阙下,则有谢榛、李攀龙、王世贞。而谪楚,则交王廷陈。迁滇,则交杨慎。咸相与上下其议论,疏通其音律。”其诗甚多游览名胜之作。有的名胜引起诗人对往古的追忆,如《临高台》;有的景观引起诗人哲理的沉思,如《白云山》。另有不少赠答朋友之作,或写怀念,或写送行,都写得婉雅闲旷。擅长五言,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言,其诗“清音藻思,五言整于小谢,五律隽于中唐,清真朗润,妙绝时人。”著有《司勋集》六十卷。其生平见《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英和

英和（1771年5月27日－1840年），姓索绰络氏,字树琴,号煦斋,幼名石桐,号粤溪生,晚号脀叟。 满洲正白旗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贪婪蠹国而臭名昭著的和珅眼看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就想着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人家。找了一个又一个，不是门不当，就是户不对;不是才疏学浅，就是貌不惊人，后来，总算遇到一个满意的，他就是尚书德保之子英和。英和，字煦齐，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进士，进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之后，考试优良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主掌修国史、实录、会要等，后迁至侍读。不知是和珅的名声，还是天不作美，德宝竟不同意这门婚事，子从父命，英和就没有做成和珅的女婿。婚事不成，反倒对其今后的升迁起到很大作用。

嘉庆三年(1798)英和升为侍读学士，负责撰著记载等事。四年(1799)，太上皇驾崩，嘉庆皇帝亲政。早就对和珅看不惯的嘉庆帝以和珅二十大罪状宣示天下，赐其自尽。由于皇帝得知英和曾拒绝与和珅女儿的婚事，得到皇帝赞赏，从此对他非常信任和重用。被迁至内阁学士，在内阁大学士之下，负责传达正式诏命及章奏，为从二品官。五年(1800)，授礼部侍郎，为礼部副长官，协助尚书，管理部务，同时兼副都统(清代八旗驻防军长官称将军或都统、副都统，官阶正二品)。六年(1801)担任内务府大臣，掌宫廷事务，并被调入户部。正在英和青云直上之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波折，由于英和不到旗署，被仪宗王揭出，遂被罢去副都统之职。

嘉庆七年(1802)，在南书房任职。一次，随从皇帝行幸木兰，射一鹿而献上，赐黄马褂。不久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九年(1804)，皇帝到翰林院，赐一品服，加太子太保，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入值军机处办事。时奉诏考查巡视去五台行典礼之事，上疏说“教匪刚刚被平定，百姓没有得以休养生息，请等几年以后再议论此事”。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由于论及大学士刘权之徇情想保荐军机章京，皇帝很不高兴，曾两次斥责他，被罢值书房、军机之职，降为太仆寺卿，掌皇帝车马与国家马政。皇帝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一个臣子的命运，这一次，给英和打击很大，他冷静了，他做得对还是不对，他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即使有好的愿望，也未必有好的结果。自此以后的几年英和总还算顺利度过。之后，英和曾历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工部侍郎。

英和曾多次奉命核查一些事情。河东盐税归入地丁银，而蒙古盐侵越内地，他奉命同内阁学士初彭龄去会同巡抚进行察议。上疏说：“不禁止水运不能限制蒙盐，不设官商不能杜绝私贩。请求阿拉善(今内蒙古阿拉善盟)盐只有陆路行销，河东之盐仍改商运，吉兰泰(阿拉善额鲁特旗南境定远营西北)盐池所产也招商运办。”十二年(1807)，与侍郎蒋予蒲一起查南河(谓大河以南之地，曰豫州)料物加价，议定准允增加，但仍要进行限制，地方上听从这一意见。由于办事得力，英和又值南书房。十三年(1808)，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户部，入武英殿。十八年(1812)，随从皇帝去热河，正赶上林清起来造反，命令先回京署步军统领，并活捉林清于黄村西宋家庄。实授步军统领，工部尚书。

十九年(1814)，围绕开捐一事，廷议时意见不一，后英和同大学士曹振镛等再次商议，后独自上疏说：“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大捐只为权宜之计，本朝曾多次举行。纵观以前所为，就可知这一次不一定会收到大的效果。窃以为开捐不如节用，开捐只能暂时得到一些补给，节用每年都会有余，请嗣后谒陵，可以三年或五年一次，使民力得以缓解。秋天去木兰打猎，为我朝家法，虽然是这样，蒙古已今非昔比，也请求能够隔年一次。于外藩生计大有好处。各处的工程奉旨停止，每年可节省数十万至上百万不等。天下无名之费太多，即便对于国体没有伤害，也不得任其浪费。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而骤然增加养廉百余万，请下令部臣详查除正项经费外，历年增出各项，可裁则裁，可减则减，长期这样下去，国家就会慢慢宽裕。至于开源之计，不得因事所牵扯利益问题，一概加以驳斥。新疆每年支付兵饷百数十万，皆为内地所累，那里的金银矿长期以来是封闭的，露出地面的矿床非常丰富，足以支付兵饷，各省的矿厂，也应详细查明予以兴办。”疏一呈上，皇帝下诏，以名粮已整饬核办，开矿流弊甚多，仍依众议。这一年英和被调入吏部，又命其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皇帝驾崩，宣宗(道光帝)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待英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宣宗继位之始方锐意求治，任命英和为军机大臣，调户部。英和也竭诚为之献计献策。一次，英和面陈各省府、州、县养廉不足办公之用，主张查明各项规定分别决定是保存还是去除。皇帝采纳他的话，让疆吏议论此事，而中外臣工多数认为这样做不可，下诏停议，于是罢置军机，专任部务。道光二年(1822)，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1824)，《仁宗实录》写成，加太子太保。五年(1825)，洪泽湖决堤，阻挡运河水道，河、漕都受到严重影响。皇帝下诏筹划海运，疆臣拘于成例，认为这样不行，英和上奏陈述海运、暂时停止漕运为救时之计，后又上疏：“河、漕不能兼顾，只有停止河运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海运，而任事之臣不敢这样做，一则考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卸，一则即使海运能行得通，漕运一些官员、旗丁、水手也难以安插。”他陈述防弊处置之策非常全面，诏书下至各省妥议此事，仍有很多推诿，认为不便行之，只有江苏巡抚陶澍尽力推行，拨苏、松、常、镇、太五地所隶属漕米，以河船分次海运。六年(1826)八月，运米之船先后到达天津，皇上非常高兴，下诏嘉奖英和创议，特赐紫缰以示奖励。这一次如果没有江苏巡抚陶澍的极力推行，不要说皇帝的嘉奖，能够不受惩罚，那就是英和走运。一个新的想法、举措要想变为现实，总要受到成规旧俗的束缚，要想打破必然要有勇气，还要有牺牲。英和临事沉稳处事有法，有突破创新这是可贵的，但是给他的回答却不是尽如人意的。

像张格尔侵犯回疆，英和上疏陈述进兵方略，筹备军需，并举荐长龄、武隆阿可以担任此事，多被采用，七年(1827)，上奏商人请求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东)开采银矿，下诏斥责其冒昧，调理藩院，罢南书房、内务府大臣。不久，因为家人增租连累，出为热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都统。八年(1828)，命令其勘测南河工程。回疆平定，官复太子太保，授宁夏将军，因有病请求解职，结果答应了他的请求。

英和为官几经升降，如果从此别无他事，安度晚年，也算善终了，然封建官吏能善始善终者寥寥无几，英和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当初，营建万年吉地宝华峪，命英和监修，他曾说过汉文帝薄葬之事，皇上非常赞赏，商议后与旧制有所裁省，待竣工之后，孝穆皇后奉安。至是地宫浸水，遣责在事诸臣，因为英和始终过问此事，受责最重，被夺职，籍其家。早在开工之时发现有石母滴水，只是用土拦挡，商议设龙须沟出水，英和未允许。议定罪死刑，正赶上太后以皇上说不想因家事而诛杀大臣，于是押解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一并被撤职，十一年(1831)，放回，又给其子孙官。二十年(1840)死，赠三品卿衔。

英和通达政体，遇事有所作为，而多次因罪被黜，多次掌管文衡、爱才好士。从他的父亲到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凭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子奎照，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因事夺职，后又起用为左都御使。奎耀，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奎照子锡止，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官为长芦盐运使。

王肃

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人。三国时魏著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岳父。黄初中(220—226)，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229)，升任散骑常侍，后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元年(240)，出为广平太守。不久又入朝为侍中，转任河南尹。

正元二年(255)，魏镇东将军毋丘俭等起兵讨伐司马师，王肃出谋划策，助司马师击败毋、丘俭军，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

甘露元年(256)，王肃死，他的门生披麻带孝来吊唁的有百余人。王肃被追赠卫将军，谥景侯。

肃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对各家之说有所综合。他精通贾逵、马融之学，反对郑玄学派，世称“王学”。曾注《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并撰定其父王郎所作《易传》，都列于学官。各书均佚，清马国翰有辑本。

王肃又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礼》等书，伪造《孔子家语》十卷，作为所撰《圣证论》的依据。他善为奏章，以《请省徭平刑疏》较著名(见《三国志·魏书、王肃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五卷，已佚。

孙中山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逸仙，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镇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做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初受西方思想影响。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鉴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尢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的主张，遭拒绝。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抛却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踏上了革命之路。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辅仁文社，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积极准备在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举行起义。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羁囚在使馆里。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悉心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过第二国际。他接触到风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1]。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孙中山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8日，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粮械失继，弹尽援绝，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诸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1898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1899年7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12月，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人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1900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谴责;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2]，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香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会》及《驳保皇报》两文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惑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逻、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1905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槟榔屿)，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11月下旬才动身归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醉心于责任内阁制，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1912年8月吸收其他小党派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他想以内阁来削弱总统权力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事实，引起袁世凯的嫉恨，袁便指使凶徒把宋杀害。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袁世凯又违法和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它使孙中山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想中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断然主张立即兴师讨伐。7月中旬，他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涣散无力，难以发挥大的战斗作用，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被推举为总理。他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1914年至1916年，中华革命党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也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也只充当了配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16年5月，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时袁世凯见势不妙，已“自动”撤销了帝制;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说明了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倒台并于同年6月毙命之后，继起掌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的全部反动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打倒“伪共和”。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去广州，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此后多年，卫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其实，《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几年来的任意蹂躏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们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因此，“护法”不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起不到动员革命人民的作用。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孙中山局处于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4月，桂系军阀决定改组军政府。废元帅一长制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于同年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并从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一筹莫展，他闭门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1918年，他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撰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19年完成了全书。同时，他指派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鼓吹建设思潮，阐明建设原理，传播新的思潮，并亲自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

在此前后，孙中山将视线转向给他带来新的希望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种推动。他在同年10月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4]不久，又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5]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所感受，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在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1920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11月，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1921年4月，国会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同年7月，他派军队平定了广西，于是两广统一，便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与准备讨伐直系，“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5月中旬派兵进入江西。不料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于16日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避登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翌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6]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很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走新的道路了。

如前所述，孙中山向往十月革命，希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又拟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还在1921年8月间，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7]同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约见了经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密谈了五天。共产国际代表向他陈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适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这个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建议，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时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8]。《向导周报》也发表文章，对孙中山进行帮助。正在这时，苏俄政府派出的代表越飞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见并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之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这一会谈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决心。

这时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并从而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帮助，并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终于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9]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与廖仲恺会谈的苏联代表回到上海，孙中山再一次会见了他，双方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恰在这时，滇、桂军中接受孙中山策动的各部向粤境发动了对叛军陈炯明的进攻，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此期间，他除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外，又于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并邀请了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的革命工作。孙中山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布置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员作了三次演说，表示他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0]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5人。在由各省推派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些是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依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这次大会的成功。通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和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在《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1]。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12]。这样，就使旧三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革命内容，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13]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符，因此它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武装革命干部。6月，黄埔军校开学。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使得孙中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他不但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力，而且提出要“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4]。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右派分子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三大政策的推行。孙中山很生气，斥责他们说：你们“站在革命队伍的后面，革命的青年前面去了，你们还在说他们什么呢”[15]。他对右派分子多次进行批评，并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容共的必要性。在该书中指出散布谰言者，“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16]。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加以囚禁;代表大会后又把破坏容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又开始高涨。过去遭破坏了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成立。广州的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广州郊区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孙中山这时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工人“作国民的先锋”。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开会，非常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8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时，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7]。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也就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早在1923年12月，当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为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兵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孙中山没有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吓倒，他指出截留“关余”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那时广州各界人民，以广东工会联合会为主导，也一再举行收回海关主权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外交使团不得不作出将一部分“关余”拨交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关余事件”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国民党改组之后，英国又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它一面积极援助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利用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从内部颠覆广东政府。1924年8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进行阴谋叛乱而秘密运入广州的一批军火。商团便借此出动一千多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喊叫发还枪械。在陈廉伯等人煽惑下，广州商人掀起罢市风潮，陆续蔓延到全省一百多城镇。8月28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为此，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18]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其时，孙中山一直想实现他拟定的北伐计划。还在1923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利用国会贿选为“总统”时，孙中山即曾通电全国声讨曹锟和通缉受贿议员，下令出师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他的北伐计划由于内部牵掣等原因一再受阻，可是他毫不懈怠地部署军事，有时还亲临前线，鼓励士气。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他曾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致行动，进攻直系。国民党改组之后，1924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应乘这一时机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遂再次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军到韶关。他到韶关之日，也正是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加紧煽动叛乱之时，在陈廉伯煽动下，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离开了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的通牒。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四处捕人，发动武装暴乱。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愿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他立即成立镇压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军，并命参加北伐的部队星夜由韶关回师广州戡乱，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商团事件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使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巩固下来，也增长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商团叛乱平定后一周，正在鏖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之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相互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来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以求实现和平统一，遂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带病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前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主张，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而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对《粤报》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最大的因素。”离开广州前三日，又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他由上海取道日本到天津，沿途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他反复申述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19]。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各地区、各阶层都建立了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无能为力。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因此当孙中山年底到达北京时，面临的对手仍旧是以前的那个“谋危民国者”段祺瑞了。段祺瑞政府于12月6日发表了要“外崇国信”的致使团书，表示要尊重不平等条约;24日，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件，将要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怒斥段祺瑞的谬误。随后，他由于忧劳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孙中山仍坚持斗争，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善后会议”。他在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革命，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并在《致苏联遗书》中，表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著作结集出版的孙中山文集、选集或全集、丛书等，有八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是较完整者。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宝贵遗产。

张栻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作钦夫，号南轩，又号葵轩，祖籍绵竹(今属四川)，徙居长沙(今属湖南)，张浚子。幼颖悟，长师胡宏，以圣贤自期。绍兴三十一年，随父至潭州，筑城南书院以教学者。三十二年，孝宗锐意北代，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辟为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隆兴二年，汤思退用事，主和议，随父罢职。乾道二年，应刘珙之邀主讲岳麓书院。五年，知严州，与吕祖谦讲论为多。六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兼侍讲，迁左司员外郎。明年，出知袁州。七年，归居长沙，讲学著述，成《论语解》、《孟子说》。淳熙元年，起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五年，除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七年卒，年四十八，谥曰宣。淳祐初从祀孔子庙廷。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朱熹、吕祖谦被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其主要成就在理学方面，以二程为宗，明义利之辨，反复阐明去人欲，存天理。朱熹尝称其文章“最好是奏议文字及往还书中论时事处，确实痛切，今却未敢编入”(《答胡季随书》)，刘克庄论其奏疏“润温丽缛，可施之典册，非如陈琳、阮瑀工于书檄而已”(《张尚书集序》)，时人亦谓其文“爽闿明白，务实求是”，奏议“慷慨激切”、“尽言无隐”(《道命录》卷八孔炜《南轩张宣公谥议》)。其诗有不带道学气者，刘克庄也称“其诗冲淡和平，可荐之郊庙，非如孟郊、贾岛鸣其穷愁而已”(《张尚书集序》)。著有《易说》、《论语解》、《孟子详说》、《二程粹言》、《南岳倡酬集》、《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南轩先生文集》等，清道光年间合刻为《南轩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校点本《张栻全集》。《全宋诗》卷二四一四至二四二一录其诗八卷。《全宋文》卷五七二一至五七二八收其文八卷。事迹见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杨万里《张左司传》、《宋史》卷四二九本传，胡宗楙编有《张宣公年谱》。

栻与朱熹齐名，同为南宋道学大师。又与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曾应聘岳麓书院教书，从学者众。奠定宋代理学湖湘学派规模。政治上，力主抗金，誓不言和。主张君主应以诚心待臣庶，认为“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紝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他认为人君应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庶几可以励精图治，改革弊政，争取民心，恢复中原。他主张“为今之计，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议，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又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使必胜之形，隐在目前，则虽三尺童子，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同上)他推崇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尝言：“儒者之政，以护养本邦为先。”(同上)。哲学上，他提出理、性、心“同体异趣”的命题。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命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孟子说》)他认为理是最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天、性、心都是理的表现形式。从而将理、性、心同体异取论与心即理的心学衔接起来。他还用太极说明人与物的本原，认为太极动而阴阳二气形成，阴阳二气形成并运动而万物生。他认为人之初心即所谓赤子之心是纯真善良的，只有圣人才不会失其赤子之人，一般人则由于情义而丧失赤子之心。因此他主张，去情欲之私即人欲，存天理。他还认为礼即天理，不可逾越。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君臣之义、朋友之信，此“五常”乃天理的体现。为此而极力提倡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理。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他主张性善论，认为天命之在人则表现为性，是至善的。而人之所以有不善，是“气禀之性”造成的。因此人可以通过变化气质，恢复自然之性，故人皆可成尧舜。他攻击佛教，认为佛是“异端”，各种说法似是而非，扰乱视听，惑悖儒学。张栻以天理释人欲义利，发先儒之所未发;强调“心”的作用，成为理学朝心学转向的发端人。其思想学说，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南轩全集》等。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俄国作家。出生于图拉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入法律系，由于无心学习，1847年退学回到出生地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50年代曾志愿在高加索地区服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在高加索地区时开始写作。先后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的《童年》(1852)、《少年》(1852—1854)年《青年》(1855—1857)，表现了主人公在道德内省中成长的经历。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使他在文学界中有了名气。由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歧，1859年与《现代人》杂志分裂。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家庭幸福》(1858—1859)、《哥萨克》(1853—1863)等社会生活小说。这些创作已经显示出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心灵辩证法”和道德净化思想。

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状况使托尔斯泰内心矛盾重重，一度中断创作。他在农村开办学校，并在改革时期当过地主与农奴纠纷的调解人，后来因此招来麻烦，最后关闭了他所办的学校。

1862年9月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由于社会形势渐趋平稳，他逐渐克服了内心危机，恢复了写作。从1863年起花了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宏伟的史诗般著作展示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阔场景，他把大量取自真人实事的生活素材编织到巨大的历史事件中，对材料以及人物形象的处理表现出惊人的客观和准确。他在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身上表现出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索，特别是女主人公娜塔莎形象的塑造更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大师的卓越艺术才能。小说肯定和赞颂人民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70年代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贵族阶层的没落，贵族家庭关系的解体和道德水准的下降。这部小说是社会分析、道德评价与事件描写结合得比较完满的长篇巨作。但小说流露出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主人公的道德与精神有严重缺陷，他们所思考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些因素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精神或肉体上的悲剧。

70年代初开始托尔斯泰又进入另一次精神危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思考的结果使他最终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中表达了他对旧制度、教会以及贵族阶级生活方式的猛烈抨击。但是同时他又宣扬勿以恶抗暴，用道德净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他厌弃自己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并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上书请求赦免政治犯，访问贫民窟，救济灾民，保护受教会迫害的信徒，后来还对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者寄予同情。90年代发表《论饥荒》(1891)等许多政治、宗教论著，触怒了当局和教会。后来由于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的发表，东正教会于1901年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但他不改初衷，仍然我行我素。

晚期的托尔斯泰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活尸》(1911)等，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不以恶抗暴的思想，但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谢尔盖神父》、《舞会以后》(均死后发表)是他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作品，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表现精神的觉醒。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他以贵族聂赫留道夫对青年时犯下罪过的忏悔和对以往经历的反省归纳出作家本人的思想主张和救世说教。小说忏悔和说教的比重过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

思想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几次想弃家出走，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有所反映。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秘密出走，途中患病，不久病逝。

托尔斯泰被誉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成为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施琅

施琅（1621年—1696年），清初将领。字尊侯，号琢玉，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大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芝龙降清，隶属汉军镶黄旗，后为郑成功所俘，以计得脱。康熙元年(1662)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封为左都督，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他治军严整，通阵法，善水战，熟悉海情和风候。力主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商讨对待台湾郑氏政权的方略，他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陈述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并具体提出了先取澎湖、直捣台湾的作战计划。得到康熙帝的支持。随即训练水师，进行准备。翌年率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自厦门出发，舍身忘死，身先士卒，攻占澎湖。接着对台湾发动强大的招抚攻势，释放俘虏，表示虽然其父和弟弟是被郑氏杀害的，但为了国事，不计私仇，促使郑氏政权顺应历史潮流，决定“请求内助”。于是他率水师于鹿耳门(今台湾台南西北)登陆，击败郑克爽，统一台湾。他祭祀“开台烈祖”郑成功，发布《谕台湾以安民生计》和《严禁犒师示》等告示，博取台湾民众之心。又以“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力排李光地等人“迁其人而弃其地”的放弃台湾的主张，向康熙帝上疏指出：“台湾在我国海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亦有无限发展前途。荷兰殖民者(“红毛”)对台湾“无时不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成为中国百年大患。因此“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永固边疆”。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以备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并建议清廷加强对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建设。清廷采纳其建议，设置台湾府，派兵一万驻守台湾，使台湾完全统一于清朝统治之下。著有《靖海纪事》。

王献唐

王献唐（1896.09.24～1960.11.16） 学者、金石学家、现代考古学家。名琯，以字行，号凤笙，日照人。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1929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齐鲁大学讲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四川，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1948年返鲁，复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省立图书馆期间，为搜集、保护山东文物、图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搜集整理郝懿行、许瀚等山左学者已散佚的部分手稿，汇编成《山东先哲丛书》出版。通过他的努力，聊城海源阁一批宋元古籍珍本，吴式芬、陈介祺的藏器及拓本。黄县丁家的大量青铜器，马国翰的千余枚古泉精品、熹平石经和大量的玺印、封泥、汉画像石等珍贵文物，得为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所收藏。抗战爆发后，为免遭日本人劫掠，亲自将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辗转运往四川乐山，使一大批齐鲁文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王氏对于现代考古学在山东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参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促成城子崖、两城镇、安上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及山东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王氏长于金石、音韵及版本目录之学。一生勤于著述，学术观点大胆新颖，论证说理细密周详，身后遗稿数百万言，早年刊行的有《公孙龙子悬解》（1925）、《两汉印帚》（1933）、《邹滕古陶文字》（1934）、《临淄封泥文字》（1936）、《黄县㠱器》（1960）等。其大部分遗著，由齐鲁书社辑为《王献唐遗书》陆续出版。其中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五灯精舍印话》《山东古国考》《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等。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登州人。世代将门之后，元末，其六世祖戚祥从朱元璋首义，转战南北，征云南时阵亡。朝廷追念其功，授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五传至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且为人正直，作官清廉，这些都对戚继光有很大影响。戚继光自幼聪明勇敢，尤喜玩军事游戏，他立志长大后当一名文武兼备的统兵大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戚景通病逝，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活。

这时正是倭患严重的时候，戚继光下定决心，要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此期间，他又参加了山东的乡试，得中武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全面负责山东的防倭事宜，自此走上了抗倭斗争的战场。倭寇即日本海寇，他们同内陆的奸商相勾结，驾着海船，不断侵扰和掠夺我国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倭患远在明初就已出现，当时明政府为了防御倭寇曾修筑许多城，并派兵驻守。明中叶以后，朝政日渐腐败，武备松弛，倭寇乘虚而入，洗劫乡村，攻打城市，扰乱东南沿海人民的安宁，并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浙江沿海是当时倭患最严重的地方，海盗王直与倭寇合流，经常抢掠沿海地区，几年之内，江浙吏民死在倭寇之手的不下数十万人。这期间，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二年多，将营伍中的积弊，渐渐革去，充分显示出一位良将的卓越才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他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紧密配合，几次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收复了岑港、桃渚等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戚继光驰骋在浙东前线，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不少战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戚继光担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地的参将。次年四月，倭寇再次入侵浙江沿海一带，戚继光带领军队连战连捷，基本消灭了浙东的倭寇。在几年来的抗倭战斗中，戚继光越来越发现官兵缺乏严格的训练，战斗力不强，纪律败坏。于是戚继光亲自到义乌县招募新兵，经过严格训练，这支新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拥护，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成为抗倭战斗中一支所向披靡的长胜军，不断地打击倭寇，收复众多失地，歼敌无数。经过多年的战斗，终于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明穆宗(1567～1572)时，名臣张居正入阁，他决心加强北方的防务，调任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务”，为巩固明代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582年，张居正逝世，反张势力攻击张居正及其改良措施，戚继光受到牵连，调离蓟州。后戚继光上书要求辞官。由于他为官清正，所以退职后生活艰难，加上心情抑郁，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戚继光一生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但他还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和写作，著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以及《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优秀军事著作，总结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在古代的军事科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戚继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当时人民的爱戴与后世人民的敬仰，有关戚继光与“戚家军”的英雄事迹，数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纪德

安德烈·纪德（法语：André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及评论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于巴黎，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个诺尔曼大资产家庭的继承人。叔父是政治经济学家夏尔·纪德。1891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簿》。《人间食粮》(1897)是纪德1893年和1894年两次去北非期间写成的散文诗。1897年这本书问世时并没有引起的多少注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版时却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1908年他和其他几位当代作家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法国小说评论》。

20世纪初期纪德写了三部叙事故事，他自己把它们归类为记叙作品：《蔑视道德的人》(1902)，(它是《人间食粮》一书主题的进一步发挥);《窄门》(1909)和《伊莎贝拉》(1911)。《窄门》反映出纪德所受的清教徒家庭的严肃教育。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由于宗教上的顾虑而未能使自己享受到爱情的幸福。《梵蒂冈的地窖》(1914)是一部讽刺性的故事，也是纪德战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纪德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省。他对宗教信仰的真诚及正确性提出疑问，最后宣布自己为不可知论者。并且力图用自己难以抑制的同性恋中所出现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有《田园交响曲》(1919)，为同性恋进行公开辩护的《科里登》(1924)和《伪币制造者》(1926)。纪德认为《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一部真正的小说(比他以前的故事规模宏大得多)。《如果它死了的话》(1926)是一部描写作者早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在作品中他力求解决自己道德和宗教上的一些矛盾冲突。1926年下半年纪德访问了法属赤道非洲地区，这次旅行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外部世界的社会问题。归来之后发表《刚果之行》(1927)和《从乍得归来》(1928)。这两部作品都抨击了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及其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剥削。他最为杰出的作品是他的《日记》(1939—1950)。日记之中记载了纪德一直到80岁时的思想、人生态度和创作经验，为人们了解这位20世纪伟大的文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