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徽

刘徽（约225年—约295年）魏晋时代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数学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奠基者。生平事迹不见于史籍记载。他掌握的数学理论很完整，在他于263年所著《九章算术注》中，不仅对《九章算术》的全部公式和定理，而且对更一般的计算法则，给出了有关数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及这些公式与定理的合乎逻辑的证明。在其中，不仅提出了许多创见，还创立了如“齐同术”、“今有术”等许多新的方法。在中国，他最徽早完整地给数学概念以定义，给数学命题以证明，从而改变了以往我国注重计算忽视演绎推理的传统倾向。为了补充《九章算术》在测量方面的不足，他写出了《重差》[chongcha]，即《海岛算经》(7世纪被单独抽出来，成为《算经十书》之一)，作为《九章算术注》的附录。在其中，提出了一种测量不可及目标(海岛)的距离与高度的方法—“重差术”[通过两次(即重复)测量，求出日影之差，再利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线段的关系，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他给出了比、方程组的科学定义;利用通分，对分母不同的分数进行加减运算，并推广为解线性(代数)方程组消元法的一个步骤——“互乘对减法”，与高斯消去法大致相同。他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与幂的概念，最早给出正负数的确切定义，并用十进分数表示无理立方根的近似值。在我国，他最早使用极限概念解决数学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以极限概念为基础的求圆周率近似值的“割圆术”(利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穷竭圆周长或圆面积的方法，比阿基米德的方法简捷)，求出圆周率为3.1416。在此基础上，祖冲之得到了更精确的近似值。刘徽还创造了“出入相补法”(也就是割补术，即对图形进行平移、迭合、拼凑的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及许多求面积、体积的公式，并修正了《九章算术》中的一些错误。他还用无限分割的思想，证明了方锥体(底面是正方形的棱锥)的体积公式，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求积术。在证明阳马和鳖臑的体积公式中，包含了深刻的极限思想。与出入相补原理相结合，可建立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基础，并容易得到各种多面体的体积公式，比用穷竭法简捷得多。他正确地得出“牟合方盖”(两个半径相等的直交圆柱面所围成的立体)的体积，是它的内切球体积的4/π，并指出了计算球体积的正确途径，这已经具有祖原理的初步思想。他还提出一不定方程组的解法，并指出解的个数“不定”的意义。

范祥雍

范祥雍（1913年2月6日—1993年9月），古典文学研究家。上海市人。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喜爱古典文学,刻苦自学。1956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和语言学文选。出版《古木 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 《洛阳伽蓝记校注》 (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 研究专著。1958年到南昌江西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课。 1965至1966年在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讲授《昭明文选》、 《文心雕龙》及目录版本学。

经他整理的典籍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洛阳伽蓝记校注》、《战国策笺证》（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大唐西域记汇校》、《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释迦方志点校》、《宋高僧传点校》、《广弘明集点校》、《管城硕记点校》、《法书要录点校》、《东坡志林广证》、《山海经补疏》、《南华真经批校》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为《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出版，另有《范祥雍文史论文集》，包含有《养勇斋诗抄》三百多首及论文十余篇。 [2] 其治学范围涉及古文字学、音韵学、艺术史、佛教史、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目录版本学和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藏书室名有山阴草堂、养勇斋、企苏书巢、长春室等。

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濬，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1917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到北京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呼吁开展平民教育。不久，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了。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因此，他的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还提出“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比较强，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接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界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动员华侨捐款救国。

1938年夏天，陶行知回国。经过香港时，他说愿意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工作：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这时，国民政府宣布他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8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冬季，他到重庆。1939年2月，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提出抗战教育方案，主动动员全国的物资、人力与日寇总决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他的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交到国民政府手里，却如石沉大海。

陶行知从国外回来后，蒋介石曾拉他加入国民党，想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陶断然拒绝了，以后，就常常受到监视。他想办晓庄大学，国民政府不批准。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合川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靠自筹经费办起了育才学校。育才的办学方针仍以他那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更加倾向进步，学校里容纳不少共产党人，因此国民党总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它。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衣食都难以为继。国民政府对这所学校不但一钱不给，而且还对它进行刁难。陶行知为了筹款，到处奔波，经常碰壁。

抗日战争后期，陶行知对蒋介石的专政越来越不满，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自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45年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除继续坚持办育才学校外，又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重庆许多人民团体在较场口开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毒打。当时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在场，他目睹特务的暴行，非常气愤，回校后对大家说：“沉着，要知道民主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

1946年4月，陶行知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筹划育才迁校，一方面忙于民盟的工作。他到处讲演，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同时，社会上传闻陶行知已名列“黑榜”，国民党特务准备暗杀他。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7月17日，他给重庆育才师生写信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

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严重威胁下，陶行知日夜忙着整理自己的诗稿。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送了挽词。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歌集》等。

刘球

刘球（1392年—1443年），明代诗文作家。字求乐,更字挺振。安福(今属江西)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家居读书十年,从学者甚众。授礼部主事。胡濙薦侍经筵,与修宣宗实录,改翰林院侍讲。正统间,上奏言输赎之律:“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正统六年(1441),帝以太监王振言,大举征麓川。乃上疏曰:“……望陛下罢大举之议,选智谋将帅,辅以才识大臣,量调官军,分屯金齿诸要害,乘间进攻,因便抚谕,寇自可服。”章下兵部,谓南征已有成命,不用其言。八年五月,应诏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臣愿皇上……政由已出,则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视三朝,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权总归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成规,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在谈及法制时,曰:“古人君不亲刑狱,必付理官,益恐循喜怒而有所轻重也。迩法司所上狱,多奉敕增减轻重,法司不能执奏,及讯他囚,又观望以为轻重,民用多冤,宜使各举其职。”疏入,下廷议。王振因麓川事,固已衔之。钦天监正彭德清又摘其疏中“揽权”等语,谓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逮球下诏狱,属指挥与顺杀之。景泰初赠翰林学士,谥忠愍。他的性格刚烈,诗文却温文尔雅。如《山居》:“水抱孤村远,山通一径斜。不知深树里,还住几人家。”心境冲谈,诗风飘逸。又如《少保东莱黄公挽诗》,悼念友朋,娓娓道来。但其诗熔炼不足。著有《两溪集》24卷。

苏珊娜·穆迪

苏珊娜·穆迪（1803年12月6日-1885年4月8日）生于斯特里克兰，英国出生的加拿大作家。

苏珊娜·穆迪出生萨福克（郡）的邦吉。她是家族中最小的妹妹。她于1822年写了她的第一本儿童读物，并在伦敦出版籍。1831年4月4日，她与约翰·穆迪结婚，穆迪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服役，是一名退休军官。1832年，苏珊娜·穆迪与丈夫和女儿一起移民加拿大。全家人在彼得伯勒以北莱克菲尔德附近的杜罗镇的一个农场定居，她的兄弟塞缪尔·斯特里克兰 (Samuel Strickland)（1804-1867年）在那里创立了博物馆。该博物馆前身是一座圣公会教堂，可俯瞰苏珊娜 (Susanna) 奥托纳比 (Otonabee) 河。博物馆保留了塞缪尔以及她的姐姐作家凯瑟琳的文物，凯瑟琳与约翰穆迪的一个朋友结婚，并在苏珊娜和约翰前几周移民到同一地区。穆迪在加拿大写作，她的信件和日记包含有关殖民地生活的宝贵信息。她观察了当时安大略偏远地区的生活，包括当地风俗、气候、野生动物、加拿大人和最近的美国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被称为“蜜蜂”的社区工作。其实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她在1836年经历了经济萧条，她的丈夫在1837年在加拿大叛乱中参加了反抗威廉·里昂·麦肯齐的民兵组织。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的英国女性，穆迪并不特别喜欢她所说的“丛林”。1840 年，她和她的丈夫搬到了贝尔维尔，她称之为“空地”。她同情罗伯特·鲍德温领导的温和改革者，同时对威廉·里昂·麦肯齐等激进改革者持批评态度。她的丈夫同意她的观点，但作为贝尔维尔的警长，不得不与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合作。她丈夫去世后，她留在贝尔维尔，与她的儿子罗伯特住在一起。她于1885年4月8日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去世，葬于贝尔维尔公墓。

曹寅

曹寅（1658年9月7日—1712年7月23日），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祖籍奉天辽阳(今属辽宁)，清汉军正白旗人。

十七岁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祖母吴氏为康熙保姆，以是皇恩眷顾，甚见亲幸。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领通政使衔。四十三年(1704)，加授两淮巡盐御史。“一切恤商惠民之政，无不实心奉行”。康熙后四次南巡，皆驻跸其家。康熙四十七年(1708)扬州大饥，曹寅捐银二万两，买米平粜，赈济饥民，人皆称之。康熙五十年(1711)，寅偶感风寒，竟不治，次年卒于扬州。

曹寅在扬业绩，以主持“扬州诗局”影响至钜，声誉最隆。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奉旨于天宁寺设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寅领衔总校，翰林院侍讲彭定球等9人为分校。此书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籖》、清初季振宜《唐诗》为底本，与内府所藏别本相参校，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时代分置次第。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一日书成，收诗48900余首，凡2200余人，总为900卷。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玄烨作《御制全唐诗序》，冠式书前。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斯。《全唐诗》为木版雕本，字取欧体、赵体，通篇整齐如一，俊秀绝伦，皆出自扬州匠人之手，为清代雕版艺术典范之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玄烨帝复命曹寅及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由曹寅主其事。《佩文韵府》为分韵隶事之辞书，“佩文”乃清帝书斋名。此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等领衔纂撰，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韵府》以阴幼遇《韵府群玉》、凌稚隆《五车瑞韵》为蓝本，参以经、史、子、集，订其讹误，补其脱漏，又广为增益之。正集及拾遗凡212卷，收10257字，分106韵，逐字注明音训。词语最下一字分韵排列，言明出处，不作解释，为后世士人征求典实、搜寻文藻必备之书。斯编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于扬州开刻，明年九月刊竣。此前曹寅已病故，李煦继主其事。寅虽未竟其业，然统筹策划之功，不可没也。

《全唐诗》竣刊一百年后，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大学士董诰、阮元等奉旨纂辑《全唐文》成编。书以内府所藏旧抄《唐文》为底本，兼采《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唐文粹》诸书所录，收唐五代作家3042人，文18488篇，总为1000卷。是年六月，总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奉旨依扬州诗局旧制，复设扬州书局，开工镌刻。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刊竣，是即世人所谓之“扬州官本”。仍将版片存留运库，听其印刷，以广流传。自《全唐诗》、《佩文韵府》、《全唐文》刊刻之后，扬州雕版艺术已崭然为天下冠，继其后者，清都顺天、湖北武昌、浙江连城也。阅二百年世事沧桑，当年之木雕版片每有散佚，然存世者尚夥，今藏于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

曹寅工诗词，兼善书法，有《楝亭持抄》8卷、《诗抄别集》4卷及《词抄》1卷行世。

范古农

范古农(1881—1951),原名运枢,字拱薇,后改名梦耕,字古农,后又易名寄东,字幻庵,嘉兴人。清末秀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肄业上海南洋公学。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二十九年创办毓秀小学,为城区小学校之始。三十三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在日本与褚辅成、沈钧儒等交游,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归国,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任校长。原本力主革命,与章太炎、鲁迅均有交往,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1912年,与龚宝铨等组织嘉兴佛学研究会。嗣后,杭州、平湖、嘉善、海盐、松江等地亦相继成立佛学会。于寒、暑两假,应邀前往各地讲经,开居士讲经之风气。1922年,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改称嘉兴县立商科职业学校,任校长。1925年随九世班禅和白普仁喇嘛朝拜各佛教圣地,并访问武汉、长沙等地佛教团体。1927年去上海,任佛学书局总编辑,此后渐成为国内佛学界权威。1937年抗战兴起,避难至浙西天目山。次年返沪,寓居省心莲社,讲大乘起信论等。1939年继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杭州佛学研究会主讲,并担任《金刚经讲义》校订。1943年至上海创办法相学社,集学者讲法相。抗日战争胜利后,专力于法相学,先后讲大乘五蕴论、大乘广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等。1947年以嘉兴月河住宅为校舍,创办私立范氏小学(后改称私立月河小学)。1951年因病在上海去世,火化后葬苏州灵岩山。家藏大批佛学书刊,殁后归于嘉兴图书馆。著作有《释尊传》、《大乘空义集要》、《幻庵文集》、《八识规矩颂贯解》、《观所缘缘论释》、《佛教问答》、《生日纪念》等。

吴强

吴强(1910年2月17日—1990年4月10日)，现当代作家。原名汪大同，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江苏涟水人。1937年以前先后就读于师范学校、高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南大学。此间曾几次辍学(其中两次系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当局除名)，当过糟坊学徒、小学教师。1933年在上海读高中时开始写诗、散文、特写，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发表第1篇短篇小说《电线杆》，同年发表的《苦脸》获上海《大晚报》短篇小说征文奖。抗日战争爆发后，弃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有独幕话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并与人合作撰写话剧剧本《繁昌之战》、《丁赞亭》(1946年出版，1959年改名《逮捕》重版)。其中《繁昌之战》曾在新四军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纵队(军)、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随军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要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华东文化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负责文艺工作。 1953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1957年，经过长期酝酿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出版。该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过程，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解放军官兵和敌军将领形象，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60年代初，开始以抗日战争时期苏北反清乡斗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堡垒》，上部于1979年出版。已出版的其它作品还有报告文学《英雄的业绩》，评论集《谈谈小说、散文的写作》、《文化生活》，小说散文集《心潮集》，中、短篇小说集《养马的人》，文学作品合集《吴强近作》，散文集《咆哮的烟苇港》，短篇小说集《灵魂的搏斗》等。

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一人做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槙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行!”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达21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自此时起,蒋维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两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杨荣

杨荣（1372年1月4日－1440年7月30日），在明代成祖及仁、宣、英宗四朝，内阁中曾有一位能谋善断、精明干练、足智多谋的宰相，他就是明初著名的“三杨”之一的杨荣。

杨荣，字勉仁，明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建安(今福建建瓯)，最初的名字叫子荣。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进入京师时，他跪在马前说：“殿下是先谒祭皇陵呢?还是先即位呢?”明成祖马上掉头去祭皇陵。从此以后，杨荣受到明成祖的信任。成祖即位后，被选入文渊阁，改名字为荣。成祖指定将各种章奏文书、机要事务都集中由该阁拟办，与杨荣同时入阁的有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六人，史称“七学士”。阁中七人，杨荣最年轻，最机警灵敏。一天晚上，宁夏来报，说被敌人包围了。成祖召集七人商议，其他人都已走，只有杨荣一人在，明成祖把奏章交给他看。杨荣说：“宁夏城池很坚固，将士英勇善战，奏章送来需十多天，这时已经解围了”。半夜时分，果然又来奏章，说敌人已解围而去。明成祖对杨荣说：“你料事怎么如此准确呢?”还有一次，江西盗贼兴起，成祖遣使抚谕，同时派都督韩观率兵随其后，盗贼受招抚的奏章送来，明成祖准备颁诏奖赏韩观。杨荣说：“我计算了一下，送奏章时，韩观还没有赶到，不应该算作他的功劳。”成祖越发器重他，再次提升杨荣为侍讲。册立太子以后，杨荣升任右谕德，仍兼任前职，与内阁诸臣都被赐二品官服。杨荣评议各衙门政绩公正允当，成祖又赐给衣、币，以示褒奖。明成祖很威严，与大臣们商议事情，有时长时间不能决定，以致发怒，一见杨荣来，则立即露出笑容，事情很快决定了。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命杨荣赴甘肃筹办军务。所过之地，杨荣详细观察了解山川形势，询问军民疾苦，考察城堡建置。杨荣返京后，在武英殿向成祖禀奏。明成祖很高兴，当时正是盛夏，成祖亲自切瓜让杨荣吃。不久，升杨荣为右庶子，仍兼任旧职。第二年，杨荣因父死回乡料理丧事，丧事完毕，仍回朝理事。第三年，杨荣母亲又因病去世，他上奏成祖请求回去治丧。但成祖因马上就要出师北征，未批准他回乡理丧。命他和胡广、金幼孜随同成祖出征。甘肃总兵官何福上奏，称脱脱不花等人率众请降，现于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待命。明成祖派杨荣赴甘肃与何福一起去受降，并持节于军中封何福为宁远侯。处理完毕甘肃的事务后，杨荣又转道宁夏，与宁阳侯陈懋一起筹划边防。杨荣回京后，向成祖报告他就地处置的10件事，受到明成祖的赞赏。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成祖亲率50万大军深入漠北，征讨鞑靼，杨荣随成祖北征，到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成祖挑选300勇士为侍卫，不隶属诸将领，由杨荣统领。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7骑西逃。接着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明军大获全胜。回师途中，断了粮饷。杨荣请求把供御用剩下的粮食分给军士，令军中有余粮者可以借贷，班师后由官府加倍偿还，由于军中粮食相互接济，因此没有出现大的粮荒。第二年，杨荣请求回家奔丧，明成祖派宦官护行。回京师后，成祖向他询问福建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和一年的丰歉，他都具体详细地作了回答。不久，明成祖命他在文华殿辅导诸皇孙读书。

永乐十年(1412)，甘肃守臣宋琥上奏称，一个名叫老的罕的叛逃到赤斤蒙古后，经常率众南下骚扰，成为严重的边患。明成祖再次派遣杨荣到陕西，会同丰城侯李彬商议讨伐方略。杨荣返京后对成祖说：“现正值隆冬，不是用兵的时候，况且骚扰边境的只是小股敌人，不宜发大军讨伐。”成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叛逃的人不久就归降了。第二年，杨荣与胡广、金幼孜一起随明成祖北巡。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再度率军出塞，亲征瓦剌。这次明军以50万之众对付仅3万余人的瓦剌军，明军虽胜，但伤亡较大。这次皇太孙从行，成祖命杨荣在闲暇时向皇太孙讲授经史，还兼掌尚宝司事。凡是宣布诏令以及使用旗帜符验，必须经杨荣奏请才可签发。一天晚上明成祖坐在行帐，召来杨荣商讨粮饷问题。杨荣回答说：“可以挑选将领组织屯田，只要训练有方，耕种有时，那么粮饷就充足了。”永乐十四年(1416)，杨荣和金幼孜同时升为翰林学士。仍兼任庶子(即掌教谕之职的太子侍从官)。第二年又随成祖北征。

永乐十六年(1418)，胡广病逝，成祖命杨荣掌管翰林院事务，他进一步受到成祖的信任和器重。一些大臣嫉妒杨荣，想疏远他和明成祖的关系，便一致推举杨荣作国子监祭酒，妄图让他离开皇帝身边。成祖说：“我也知道杨荣能胜任祭酒这个职务，只是没有找到可以代替杨荣现在职务的人。”这些大臣才不敢多说了。永乐十八年(1420)，杨荣被擢升文渊阁大学士。是年九月，正式迁都北京。次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杨荣在大火中指挥侍从将图籍文诰抢救出来，抬到东华门外。成祖为此对杨荣大加褒奖。杨荣和金幼孜上奏十件事，都得到成祖的批准。

永乐二十年(1422)，杨荣又随成祖出征漠北，所有军事计划都让杨荣参与制订，明成祖对杨荣的赏赐特别优厚。回师以后，明成祖设宴奖励出征将士，分为四等赐宴，杨荣和金幼孜都在前席，受头等赏。不久，明成祖又下令征讨阿鲁台。有人上奏请求调集建文帝时在江西征集的民兵。明成祖问杨荣是否可行，杨荣回答说：“陛下答应让他们复业为农已经二十年，如果再征召他们，不是示信于天下的做法。”成祖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次北征打败了阿鲁台部，使阿鲁台对明廷表示臣服，并接受了明朝的封号。第二年，杨荣再次随明成祖出征，讨伐鞑靼，成祖把军事方面的事都委托给杨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杨荣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当时成祖对杨荣非常尊重，称杨荣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再随成祖北征。这是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因粮饷不能及时运到，士卒又冻又饿，军中死亡十之二三。大军向北推进到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国中部哈尔和林地区)，仍久久不见敌踪。明成祖问诸臣是否还要继续进兵，群臣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只有杨荣和金幼孜二人敢于从容进言，建议马上班师。成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决定就此回师。

是年七月，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明成祖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积劳成疾骤然去世。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秘密与杨荣、金幼孜商议。二人认为，六师在外，离京师还很远，应该秘不发丧，按礼装殓，命人收集军中的锡，熔铸为棺，放在御舆之中，一路上早晚送饭和平时一样，军令更加严格，别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建议可以借其他的事情写成敕书，速报皇太子。他们二人说：“谁敢这样做!先帝在的时候称敕，皇上死了以后再称敕，这是欺诈行为，罪过是很大的。”众人说：“很对。”于是写上成祖去世的月日以及遗命传位的意思，禀告太子。杨荣与少监海寿先行赴京送讣告。到京师后，太子朱高炽命杨荣与蹇义、杨士奇一起商议筹备成祖葬礼及太子登基等各种事情。

杨荣在成祖去世仁宗即位之前这一段非常时期，全力投入繁杂的朝政之中，他与内阁其他成员一起定丧礼，议国政，妥善处理国家的政治、军事问题，使太子顺利登基，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仁宗即位后，杨荣升任太常卿，其余旧职仍然兼任。不久，又升任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有人说，杨荣在先帝逝世时，主持所行丧礼及处理军事方面均有重大贡献，仁宗帝立即赐敕褒奖，进行慰劳犒赏，赏赐甚厚，并提升杨荣为工部尚书，享受三种官职的俸禄。当时杨士奇和黄淮都辞去尚书俸禄，杨荣和金幼孜也要求辞去，但明仁宗不批准。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原明成祖的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叛。宣宗召来杨荣商议对策。杨荣首先提出请皇帝亲征，说：“汉王以为陛下刚即位，一定不会御驾亲征，现在出其不意，以皇帝的威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事情一定能成功。”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亲征。宣宗命其弟瞻墡等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前锋，又命平江伯陈瑄严守淮安，防止高煦南逃。杨荣等诸大臣扈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乐安(今山东惠民)进发。汉王朱高煦听说皇帝亲征，极为恐惧，纠集数千人，妄图顽抗，实际上汉王这数千乌合之众，既不能作战，又没有南逃之路，他的反叛成了自不量力的愚蠢行动。大军进至乐安城下，部众纷纷作鸟兽散，高煦未经战斗，即开城投降。回师后，杨荣因决策有功，受到明宣宗的头等赏赐，赐给银章五枚，并赐敕褒奖。

宣德三年(1428)，杨荣随宣宗巡边，到达遵化。听说兀良哈将要犯边，宣宗把随行的文臣都留在大营，只让杨荣随行，亲自率领一队轻骑出喜峰口，破敌而还。宣德五年(1430)，杨荣升任少傅，请求并辞掉了大学士俸禄。宣德九年(1434)，杨荣又随明宣宗巡视边境，曾到达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南)，然后返回。次年秋又随宣宗于居庸关外狩猎，返京后宣宗染疾，正月初三日，病死于乾清宫。

明英宗即位以后，杨荣像过去一样受到倚重。当时明英宗只是一个不满9岁的孩子，一切政务都要禀告英宗的祖母张氏来裁决，张太后则特别倚重内阁“三杨”等前朝老臣，军国大政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三杨”等人也都尽心辅佐。正统三年(1438)，杨荣和杨士奇同时升任少师。正统五年(1440)，杨荣请求回乡修建并祭扫坟墓，明英宗派宦官护行。这时英宗宠幸的司礼太监王振乘杨荣回乡省墓离京之机，唆使一些甘为鹰犬的御史、给事中对其挑剔攻讦，攻击杨荣曾接受靖江王朱佐敬的馈赠，请求英宗严厉查办。杨荣返京路过杭州时，闻讯气愤而死。享年70岁。赠太师，谥号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

杨荣前后经历了四代皇帝，有谋略而且果断，是一位难得的智囊型人物，他往往在事件还处在萌发阶段，或事态仍在急剧演变过程中，杨荣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其发展趋势和结果，对事件的性质及利弊影响，都能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从而提出相应的部署和决策。例如永乐末年，浙江、福建的山区农民聚众造反，朝廷商议发兵讨伐。明成祖当时正在塞外，奏报送到后，成祖拿给杨荣看，杨荣说：“老百姓苦于地方官压榨，不得已才相聚山林，以求自保。如派兵前去镇压，他们将会越聚越多，事情反而不好解决了。可派使臣前去招抚，不必派兵征讨。”成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事情果然很快平息下去。杨荣无论在永乐朝还是宣宗朝，皇帝出征或巡边都必须让杨荣随行，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军事指挥和现场裁决国政的才能，同时还是一个善于剖析疑难问题的能手。在两代皇帝的历次戎行中，他都能起到最重要的参谋机要和协助决策的作用。再如：放弃安南(今越南)一事，多数大臣都认为不可以放弃，只有杨荣和杨士奇力争，说不可以为了让荒蛮之邦臣服，而拖累中国。他就是这样老成持重。杨荣议论事情慷慨激昂，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但每当遇到有人惹皇帝发怒将有不测时，他却能从容地疏导帝意，使事情得到缓解。夏原吉、李时勉之所以未被处死，都御史刘观之所以免于戍边，都是靠杨荣全力相助。他曾经对人说：“侍奉君主应该识大体，进谏应该讲究方法。因固执己见惹恼皇帝而引火烧身，我不干这种事。”因此，他的恩遇始终不衰。重修《明太祖实录》编修太宗、仁宗和宣宗三朝实录，他都充任总裁官。杨荣先后得到的赏赐不可数计。他喜欢结交宾客，虽然权势地位很高，但能和宾客融洽相处，士人多愿归附他。有人说，杨荣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与唐代的姚崇相比毫不逊色，而从不拘小节方面来看，与姚崇也颇为相似。

法朗士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年4月16日—1924年12月12日），法国著名作家。1844年10月13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书报摊贩之家。他自小醉心阅读，常常一天到晚泡在巴黎市立图书馆，所以后来有人说，法朗士是巴黎图书馆创造出来的一大文豪。1862年考入斯坦尼斯拉高等学校，攻读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同时开始给报刊撰稿。1868年处女作《阿弗雷德维妮》问世，同年加入了巴那斯派诗人团体(高蹈派)。70年代起从事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黛依丝》反映作者对天主教的不满。1897—1901年完成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四卷，描绘法国社会生活，批判反动统治。1908-1914年先后写出小说《企鹅岛》、《诸神渴了》和《天使的反叛》等。讽刺资产阶级文明，但流露了循环论的悲观思想。1921年是法朗士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一年他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八十岁高龄的法朗士逝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塾师，后官至内阁中书等职。

梁漱溟五岁时，其父请一位姓孟的老师来家教他读《三字经》及《地球韵言》等书籍，1899年将他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次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学校停办。1901年起梁先后入北京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一度在家课读。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五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梁读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门课程，同时他对时事很有兴趣。那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都是他每天的读物。此外《新民丛报》也是他喜欢读的刊物。在政治上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进行改良，反对排满与革命。

1911年秋，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在此形势下，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担任该部在天津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和外勤记者，常驻北京。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出入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因此对官场中的丑行、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感到厌倦和憎恶。而他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又不予支持，所以思想很苦闷，矛盾日益加剧而无法解决，故于是年冬及次年冬，两次自杀未遂，均被友人挽救回家。人虽得救，可从此产生了皈依佛家的心愿。1913年春，他毅然辞去记者的工作，在家闭门读佛典，并从此戒荤吃素，同时还读过一些医书。

经过三四年的自学，梁漱溟对佛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6、7期上。该文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看了很感兴趣，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梁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19年12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说，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站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1]。

梁漱溟自进入北大之日起“就抱定一个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2]而来的想法，是因那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吴虞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社会上激怒了一些人，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一进北大就对蔡元培说了上述的话。在讲印度哲学课程外，又在校内创立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孔子思想为题，在校内外进行演讲，并应邀到山东济南去讲座。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三种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他认为正确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留情;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结论是：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是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办学，随行者有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等人，任务是主持曹州中学，并拟筹办曲阜大学。之前，梁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谈其教育主张。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后来因当地军阀内部纷争，学校办了不到半年便停办了。1925年梁等回到北京，他本人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整理父亲的遗著。同年，因有几位学生来到，所以在什刹海附近赁房而居，师生一起讲学共勉，心情倒也舒畅。

1926年春，梁漱溟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德国学者卫中(西琴，S.A.Westharp)，之后双方结合在一起，搬到西郊大有庄住，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1927年5月，梁应老朋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之邀到广州。时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梁的帮助。梁建议李在广东推行“乡治”，指出：宪治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础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李表示同意，便请梁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春，梁漱溟到南京参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晓庄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回广州后大力推行其“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同时在一中内设立了“乡治讲习所”，听众达千余人之多。为提高举办“乡治”的能力，他获得广东政府的资助，于1929年2月偕冯炳奎等人，外出到一些举办乡治的省市去参观。他们先到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等人在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及一所小学。旋即北上，参观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改进事业。之后又转向山西，参观沁源、汾阳等县乡村自治情况。梁参观后，原本想回广州大干一番“乡治”事业，但由于李济深不同意蒋介石讨桂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时局有变，梁因此未回广东而留在北平。

1929年秋，梁漱溟应彭禹廷、梁仲华之邀，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并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略谓：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这是梁第二次办“乡治”之始。因该院与冯(玉祥)有关，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村治学院被封闭，梁也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北平。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文中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作自觉的改革。梁漱溟即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其进行反驳。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1931年6月，前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梁仲华在山东邹平又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被聘为该院研究部主任。是时他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该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等问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而在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当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在其研究院下设立了三个部：一是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乡村建设理论;二是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青年，训练为乡村服务人员;三是实验区，以邹平为实验区，该县的全部事务概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等。教学方法，一般不取讲授办法，而采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课程设置，从农村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如农业常识，等等。

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办法，虽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验区从一个后来竟发展到了十三个;在各个区内又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乡民，但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他的“乡治”在山东推行时间最长，大约六年多时间。这是他搞村治的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梁漱溟以乡治派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后为“国民参政会”)。会后返回山东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善后工作，号召同事、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后，他便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往武汉后至重庆。

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战，求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之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以《持久战论》示之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后来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梁表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中国贫富贵贱不明显，阶级对立不强烈。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二人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此行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

1939年，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山东、河南敌占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其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梁漱溟也想到敌后战区巡视一番。他征得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同意与支持后，于是年2月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代表后方民众向前方战士表示敬意与慰问。此行前后八个月，艰苦备尝，同时梁也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内的驻军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即向各方呼吁和平，并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提出质问，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1941年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梁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为“民盟”之前身)。同年3月1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委，黄为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同年5月梁受组织委托到香港筹办报刊。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该报作为中国政坛上第三方面势力出现，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可惜只办了八十天因香港沦陷而停刊。

1942年初，梁回到广西桂林，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是年末，有人由重庆带来周恩来的密信，劝梁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他感到困难未往。次年，国民党方面邵力子邀梁往重庆共商国是，也被他拒绝。后来桂林失守，他避难到贺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梁漱溟为此甚为兴奋，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11月他从广州飞往重庆，当晚周恩来来访，谈及形势，才知国共两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内战仍未停止。因此梁又不得不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行列。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参加“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这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方案。梁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宪政在清末时自己曾主张过，但入民国后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了，于是他在30日的闭幕会上宣布自己今后要退出现实政治，专门去搞文化研究。

同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与同情。在延安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等人进行了座谈，梁认为多党制政府在中国行不通，希望能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党派可以存在，但参政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等等。座谈没有结果，后来他说，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能在延安畅所欲言，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4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后，正是东北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越打越烈，后来在各方面奔走呼吁下，蒋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民盟内的朋友都劝梁漱溟不要走，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听了这些话，梁改变主意，又鼓起勇气加入到政治行列，为和平奔走，担任“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盟内事务概由梁做主处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及西南联大教授(民盟成员)闻一多，妄想用恐怖手段镇压人民“反内战”要“民主”的声势，但适得其反，昆明学生及爱国人士不畏残暴，又发动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于7月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在读完书面谈话后，大声怒喝道：“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5]之后，“民盟”总部委托他与副秘书长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此事件真相。他们抵昆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应付一下门面，就算了事了。梁对此深为不满，在昆明待了十六天，写出一份“李闻案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要求将此案转交南京特别法庭处理。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次日，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取得优势，于是单方发出召开伪国大的命令，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民盟”也表示不愿参加，从此和谈彻底破裂。

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于1946年6月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但他对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关心的。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尤其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同年5月，曾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次日，梁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希望今后各方共谋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11月，梁漱溟所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序言里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不久重庆解放，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于1950年1月到北京。毛主席询问梁可否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答应愿在政府外效力。曾去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参观，并一度赴四川合川县从事土改。1951年10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翌年5月写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长文，对以前错误思想有所检讨。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指责党和政府进城以后丢了农村，搞大工业城市损害农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对共产党依赖甚至还不如资本家对工商联依赖可靠。为此受到过批评，口诛之后又加笔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报刊共发表上百篇批判梁的文章，有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乃至进行人身攻击。1966年“文革”中他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结果资料书籍损失殆尽。在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坚持批林而不批孔，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孔意见多不同意，起初打算写成书面意见送统战部等领导看，后来为感情驱使在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五小时的发言，全面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严厉批判。他始终不服，当会议召集人征询他的感想时，他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文命”后，梁漱溟继续参加政协活动，更忙于著述，先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稿，1980年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连任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孙诒让

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年6月20日）晚清经学家、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聪颖好学。13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18岁时又写成《白虎通校补》。曾随父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博采珍本秘籍，广结学者名流，见识大增。1867年(同治六年)举浙江乡试,1886年(光绪十二年)任刑部主事,旋去职,究心于学术研究。曾在乡兴办地方教育。1901年撰《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等主张。生平对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等皆有钻研,尤精于经学。晚年曾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会长。少好六艺古文，随父官江宁时，收得东南故家秘藏数万卷。又与戴望、唐仁义、刘寿曾等交游，学益进。

后引疾归里，研治古籍古字，总结旧说。其性恬淡，不慕荣利。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无不贯通，又从事著述，至老不倦。认为典莫备于《周礼》故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并辑三家佚注一卷附后，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宋以来诸儒注疏及乾嘉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发挥东汉郑玄注之渊奥，补正唐贾公彦《周礼义疏》之遗缺，是解释《周礼》较完备之书。见于国势浸弱，为谋所以致富强之道，遂作《周礼政要》二卷四十篇。撰《墨子闲诂》十五卷，又《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墨学以不合儒术而几为绝学，其书又脱误而多不可读。本书依经谊字例，遂加诠解，又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为当时学者所推崇，对此后先秦诸子研究颇有影响。又考金石、定文字，成《石籀拾遗》三卷、《古籀余论》一卷。推阐古人造字之精微，成《名原》二卷。辨折龟甲文，成《栔文举例》二卷。还有《尚书骈枝》，《扎迻》十二卷，《周书斠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籀庼述林》十四卷等。对古书的校勘解释有较大贡献。主要著作收入光绪庚子年间(1900)所刻《孙氏遗著》中。

著书30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成就。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所著《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20卷、《四部别录》2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其“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为“启后承前一巨儒”。

诒让晚年，坚辞清廷的多次征召，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己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瑞安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次年力赞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国文、英文及外国史、地理等。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现瑞安中学前身)。三十一年，成立温处学务公处，推任总理。后相继任学部咨议官、浙江省学务公所议绅和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创办女学，在温处两地16个县，倡办府、县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一大批小学，总数达300余所。另外，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学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且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

1908年，因劳累过度，在瑞安病逝，享年61岁。孙家的玉海楼为清代江南私家著名藏书楼之一。

邵洵美

邵洵美（1906年6月27日-1968年5月5日），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出版家。原名邵云龙，笔名邵浩文、邵年、荀枚、郭明。浙江余姚人，世居上海。幼年在家塾读中西文字，八岁能联诗对句，十岁前受到良好中国诗教。在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后，入路矿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因爱慕盛佩玉(他的妻子)改名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的“佩玉将将”、“洵美且都”。1922年开始写诗。散文诗《二月十四日》(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是其处女作。他早期诗既有创作，也有英国名诗节译改作。1923年大学毕业即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接触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印度等国文学名著，对西方浪漫主义及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尝试创造中国新诗格。受英国作家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响较大。在英国留学期间，与许地山过从甚密，曾到巴黎法国画院学习绘画，并与徐悲鸿结为舍兰。回国后与徐志摩结为好友，来往频繁、切磋诗艺、探讨文学，在上海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并于1927年春与徐志摩、胡适等合股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翌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及《诗刊》、《论语》。他是《新月》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为当时中国笔会成员。1931年末新月书店停办后，开办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时代画报》(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黄文农为编辑)、《时代文学》(储安平为编辑)、《时代漫画》(鲁少飞、王敦庆为编辑)、《时代电影》(包可华、席与群为编辑)、《人言》(邵洵美、顾苍生、周壬林为编辑)、《万象》(张光宇为编辑)、《见闻》(邵洵美自任编辑)、《十日谈》(章克标、邵洵美为编辑)。抗战时期出版抗日宣传月刊《自由谭》。1949年后为上海和北京的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主要作品有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年，上海光华书店)、《一朵朵玫瑰》(上海金屋书店)、《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上海金屋书店)、《火与肉》(1929年，上海金屋书店)、《诗二十五首》(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散文诗《一个人的谈话》(同上)。《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入他的《昨日的园子》、《来吧》、《我是只小羊》，1931年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收入《洵美的梦》等五首。陈梦家评论说：“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关于诗歌艺术的重要文章有《现代美国诗坛概观》(1934年10月1日《现代》第五卷第六期)、《诗二十五首·自序》、《POETRYCHRONICLE》(《新诗的历程》，1936年10月载英文版《天下》)。他曾组织过“新诗库”，出版方玮德、梁宗岱、陈梦家、金克木、朱湘、罗念生、侯汝华、戴望舒、徐迟等十位诗人的诗集。出版的译作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96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拜伦政治讽刺诗选》(1981年，上诲译文出版社)、雪莱的《麦布女王》(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四章书》以及马克·吐温的《汤姆沙亚侦探案》。

贾仲明

贾仲明(1343年～1422年后)，一作贾仲名。元明之际戏曲作家。自号云水翁，又号云水散人。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自幼聪明敏捷，博览群书，擅长吟咏，尤其精通戏曲和隐语。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他曾与杂剧作家汤舜民、杨讷同游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邸中，甚受宠爱。每有宴会，都要他吟诗度曲，备受称赏。晚年迁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大约卒于永乐二十年(1422)以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说他“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论他的曲“如锦幄琼筵”。编有《云水遗音》等集，今佚。著杂剧十六种，《裴度还带》、《玉壶春》、《升仙梦》、《玉梳记》、《菩萨蛮》、《度金童玉女》(《元曲选目》简名别作《金安寿》)、《意马心猿》、《梅杏争春》(佚)、《碧桃花》(佚)、《双献头》(佚)、《节妇牌》、《调风月》(佚)、《双告状》(佚)、《燕山怨》(佚)、《双坐化》(佚)、《燕山梦》(佚)、《七世冤家》(佚)。增补元钟嗣成《录鬼簿》，一说《录鬼簿续编》亦是贾仲明所著。生平事迹见元钟嗣成《录鬼簿》、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等书。

宣永光

宣永光（1886-1960），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余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台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

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后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五年之中，改换七种职业。生性不能“安守本分”，爱对人生，社会，官场，家庭，男女二性等问题大发议论。他的杂感短文作为专栏先后在《实报》、《图画世界》和《北洋画报》上连载。20世纪30年代，他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名之为《疯话集成》、《乱语全书》。两书一出，喧嚣一时，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并称为奇书。

汪荣宝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一作衮甫，号太玄。江苏元和(今苏州) 人。父汪风藻，官长沙知府。少受业于黄体芳及黄道周，好训诂词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次年应朝考,以七品小京官入兵部任职。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尝师事章太炎。归国后任京师译学馆教习。三十四年（1908），迁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1909年任简字研究会会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为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1912年，被举为临时议会议员。次年，任众议院参议。1914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15年归，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驻瑞典大使。1922年转驻日公使。1931年7月回国后，旋赴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来华，被派为北平方面之招待委员。1933年6月病逝。年55岁。

工诗。早年“诗宗玉溪(李商隐)，沉博绝丽”(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戊戌前后，在京与曹元忠、张鸿等唱酬，仿西昆体而合集《西砖酬唱集》，然实有异于昆体，“主文谲谏”，“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颇隐戊戌政变史实，而微婉深至。“晚乃以荆公(王安石)东坡(苏轼)为不可及，自作亦转趋平淡”(汪东《金薤琳瑯斋集·后序》)，“苍秀在骨，江左旧格，为之一变”(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著有《思玄堂诗集》，《清史讲义》，《中国历史教科书》、《法言义疏》、《汪荣宝日记》等。生平事迹见李肖聃《星庐笔记》，及《汪荣宝日记》。

朱之瑜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思想家。字鲁屿，又作楚屿，号舜水。浙江馀姚人。生于明万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出身士宦之家，自幼丧父，家境随之衰落。曾师事朱永祐、吴锺峦。崇祯十一年(1638)考中恩贡生。少有经济之志，时人多以公辅相期，但以国事是非，遂絶意仕进，明亡时年四十五，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时，马士英罗致之，不就，逃于海滨。从南京失陷到永曆被害止，十五年间，舜水时而日本、安南、暹逻，时而国内本土，爲恢复明室而奔波。最后见实无可爲，“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时值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外人不得居国内。日本学者安东守约敬慕其学识德行，坚请他留住日本，后徵得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七年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舜水居首都江户(即东京)，待以宾师礼，亲受业爲弟子，其馀藩侯藩士也多受业其门。卒后，被日本私諡爲文恭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瑜学本先秦儒家与西汉经学，故他崇汉学而轻宋儒，认爲汉学实爲“万代之功”，指斥宋儒脱离社会实际，“辨析毫釐，终不曾做得一事”，如 “棘端刻猴”，“工虽巧，无益于世也”(《与安东条约书》十)。主张实践，排斥玄谈，提倡“爲学当有实功实学”(《答小宅生顺问》)，他说：“爲学之道在于近裹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乎徒弄虚脾，捕风捉影。若夫窃儒之名，乱儒之实，使日本终不知儒者之道而俗子诋诽，则罪人矣”(《答奥村庸礼问》文集卷八)。认爲学术应当有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故他同情提倡功利主义的陈亮，而批评朱熹理学，说：“太守以临民爲业，以平治爲功，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爲近之。”“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究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爲异端，恐不免过当。”(《答野节问》)提倡“巨儒鸿士”与道学家对立，所谓 “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答林春信问》卷十五)。在知行关係上，重视“行”的作用，提出“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身之外无学问”、“学贵实行”的观点，与重讲说、轻实行的理学相对立。强调读书要得到其中之精髓，作爲行动的指南，说：“呫哔非他，呫哔而咀其味，得其真，则皆励行之资也……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则文具而已矣，读书何爲?”(《答奥村德辉书》卷七)反对空疏与脱离实际，指出“学者以躬行心得爲主”( 《答古市务本书》卷十)，“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答野节问》卷四)对爲学祇知道追求名利而不身体力行的倾向表示厌恶，说：“爲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爲有得”(《舜水先生行实》)。主张“行之则必至，爲之则必成”(《答木下贞干书》卷四)。然认爲“孝”爲百行之本源，行孝便成爲他躬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人性问题上，反对理学家所谓人性由禀气清浊决定的说法，认爲人性是由后天所形成，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他说：“试观孩提之童，……薄海内外，天性无少异也，及其长也，父母之教训无方，世俗之引诱也多故，习之久，灵明尽蔽，昏惑奸狡横生，相去遂有万万不侔者。”(《答奥村庸礼问》卷一四)但又说：“吾心本体，原自纯一，物欲劳扰之则不空，本来光湛，物欲固蔽之则不明。是故虚则必灵，虚己灵己，常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释氏之所谓空，非释氏之所谓明也。学者捨其固有，而求之外铄，何异提灯乞火矣”(《虚灵不昧》)。认爲本心清明，由于物欲劳扰，乃不复空灵。其说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大体一致，从而在心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朱之瑜特别重视史学。他在《答奥村庸礼问》中说：“详读史之有益于治理”，“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从读史开始，渐通义理，这便是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

朱之瑜学识宏博，多才多艺，在日本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同时还传授了中国的建筑工程、农艺园林以及衣冠裁製等多项技艺。梁啓超论之曰：“舜水以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设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2页)。著作有《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徵君集》等，1981年中华书局将其遗著重加校点成 《朱舜水集》刊行。

祁寯藻

祁寯[jùn]藻(1793—1866)字叔颖，又字淳甫，避讳改实甫，自号春圃，晚号䜱䜪亭叟，又号观斋。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历迁内阁学士，礼部、兵部、户部侍郎。道光十九年(1839)偕黄爵滋视察福建，筹议海防及禁烟事，擢兵部尚书。二十年，命为军机大臣。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拜体仁阁大学士、实录馆总裁。四年，以病乞致仕，仍留京师。十一年，同治帝即位，特旨起用，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卒谥文端。生平尚文学、喜接士流，识拔多士。论诗主张“穷通显晦，境遇各殊。温柔敦厚，体要斯在”(《䜱䜪亭集自序》)。其诗“论古述今，每关掌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而亦多咏物纪游、感恩扈从、官场酬应之作，于中亦见学问、性情。李慈铭以为“其诗原本香山、东坡，致力颇厚，故其前集颇多清雅之作”(《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陈衍则谓“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为黄”，“而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近代诗钞自序》)。尤欣赏其《题䜱䜪亭集》等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兼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石遗室诗话》)。与程恩泽同为开道、咸以后崇尚宋诗风气者，对后来“同光体”影响颇大。著有《䜱䜪亭集》三二卷、《䜱䜪亭后集》一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九一，《清史列传》卷四六，秦缃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四)，《观斋行年自纪》(祁寯藻撰、祁世长续)。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很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国人。本与楚王同姓，因其先人受封于屈，因以为氏。屈原生于大贵族家庭，年轻时就官至“左徒”，参与国家的内政外交，并以知识渊博、明于治乱、善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赏识。他极力主张进行改革，举贤任能，彰明法度，联齐抗秦，实现富国强兵，因而实现统一大业。他的改革主张遭到了以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对，并对他横加谗毁。楚怀王听信谗言，再加上秦国张仪又巧使离间计，最后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流放于汉北。顷襄王时又被流放于江南，长期浪迹于沅水湘水流域。此期间，他接近了广大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疾苦，对黑暗现实深为不满，愤而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的诗篇。后秦军攻破郢都，顷襄王南逃，楚国危在旦夕。屈原徒步回郢，看到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感到国家已经灭亡，自己年老体弱，根本无力挽救楚国，一生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于前278年5月5日自投汨罗江(在今湖南长沙附近)而死。这一天成了后来中国人民纪念他的节日——端午节。

屈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5篇。他的作品后来都收录在《楚辞》中。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他的诗热情奔放，饱含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深藏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感。他的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律，又吸收了楚国民间语言和歌谣中的形式和韵律，形式自由、活泼，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他的诗也标志着诗歌由集体创作到个人独立创作的开始。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类进步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我国闻名于世界并被世界人民景仰的爱国者、伟大诗人。

朱轼

朱轼（1665-1736年），清江西高安县人。字若瞻,号可亭。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举人,次年举进士,入翰林,改知湖广潜江县。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卒赠太傅,谥文端。

宋大业是清康熙朝大学士宋德宜(1626—1687)之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身为翰林的宋大业到江西主持乡试。发榜之前，他搜阅落卷，忽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值得一读。细细读罢，宋大业嘉赏极至，认为撰答这份试卷的考生乃旷世逸才，遂一举将其擢为解元(中式举人之首)。乡试发榜后，新科解元前来拜见考官，宋大业又惊奇地发现其河目海口，形貌与自己逝去的父亲有些相似，心中便更增添了几分看重之意。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位深受宋大业青睐的解元果然不同凡响，于康熙、雍正两朝都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官至一品大学士。他便是江西高安人朱轼。

朱轼字若瞻，号可亭，生于康熙四年(1665)。他自幼从父读书，秉赋聪颖。9岁时，他曾随父亲到一大户人家做客。主人见小朱轼长得文秀，便问其读书与否。朱轼回答：“刚刚读罢五经，正在学作破题(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的一部分，即将题目之意破开)。”适逢这户人家在构筑房屋，院落中堆积了不少木料，主人遂以锯木为题测试朱轼。朱轼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迎往送来，其所厚者薄矣。”主人大为惊讶，又携朱轼登上楼阁，以“小子登楼”命其联对。朱轼应声答道：“大人作阁。”主人深为叹服，断定朱轼将来必成大器，便让其在自家私塾中读书习文，后来还将女儿许配朱轼。虽然敏悟过人，但朱轼在读书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放纵自己，而是胸怀大志，刻苦不辍。一次，塾师准备携朱轼参加一场宴席，朱轼坚辞不去，独自在家诵读。欢宴上的塾师在酒酣耳热之际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学生，叫人送来了一些酒肉。正读书入迷的朱轼仿佛没有看见身旁的酒肉，仍是手不释卷。据说，平时每当读到昔日大儒、名臣、循吏的感人言行，朱轼总是手抄笔录下来，并以之鞭策自己上进不懈。经过持久的努力，朱轼在29岁上被宋大业擢拔为解元，继而又于次年考中进士而踏入仕途。

按清朝制度，朝廷每每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若干文学兼优者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朱轼在中进士的当年即被选为庶吉士。学习三年期满，他被任命为湖北潜江县知县，食七品俸。潜江是个不易治理的地方，当地赋役繁杂，百姓负担沉重。朱轼到任后即布施惠政，逐步免除了部分附加税。在审理刑狱方面，他用法务求持平。一次，他上报了一起斗殴杀人案件，暂代巡抚之职的总督怀疑此案为故意杀人，斥令朱轼改变判决，朱轼坚持前议。总督将朱轼调至行省诘责，朱轼仍不为所动，回答：“下官乃根据犯人初招供词结案，大人所根据的不过是讼师教唆的遁辞。”总督大怒，表示要纠劾朱轼。朱轼则说：“畏惧纠劾而枉杀人，这是下官坚决不为的事情!”说罢，他拂衣而出。正当总督准备着手纠劾朱轼之际，新任湖北巡抚刘殿衡抵达任上。刘久闻朱轼贤良之名，有心加以保全，便在总督面前尽心劝解，终使总督化解了对朱轼的一腔怒气，而朱轼亦免遭一次挫折。事后，刘殿衡又向朝廷保举朱轼调京内任。经过考选，朱轼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得授刑部主事。次年，他升任本部员外郎。不久，他又升任本部正五品郎中。随着官职的升迁，朱轼没有改变自己公直不阿的品节。一次，刑部监狱关进了一名余姓犯人，此人颇有些势力，入狱后便不断有人奔走救情，甚至搬动了某些朝廷大员。朱轼不徇情面，坚持论罪如律。这时，或有人婉转规劝，或有人危言恫吓，朱轼却丝毫不肯动摇立场。另有一次，刑部出借的一些库银逾期尚有拖欠，朝廷有旨可以缓追，而某些大员执意要从速追缴拖欠的库银。朱轼斟酌情形，力主不可。此事争论了一月有余，康熙最终还是以朱轼的意见为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朱轼奉旨提督陕西学政。学政亦称督学、学台，掌理一省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任期内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地位与督抚平行。在陕西，朱轼积极提倡宋儒张载的学说，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导士子，使得关中理学蔚然兴盛。朱轼的这种做法，与朝廷“崇理重道”的文化国策是相符的。再者，朱轼居官比较清正廉洁。身为学政，他要依次主持由省内各地生员参加的岁试、科试，并将考试情况造具清册分两次解送礼部。照以往的惯例，试册解部当随上若干公使钱。朱轼钱财无几，亦不愿遵循往年陋例，径自将岁试试册邮发解部。礼部官员对此十分恼火，断然不肯接收陕西试册，随后又纠劾朱轼造册迟延，议降两级调用。当朝廷派去接替朱轼的官员抵达陕西时，朱轼正忙于在任第二年的科试，尚余两郡未曾考试。而陕西士人闻讯极为朱轼鸣不平，7000多人具公揭挽留朱轼。此事被康熙得知，康熙就此垂问九卿。时任刑部尚书的张廷枢是陕西韩城人，对陕西的情形比较了解。他向康熙奏禀：“朱轼任学政公明廉谨，很得人心。”康熙对朱轼的声名原本也有所耳闻，此时遂下特旨，命朱轼仍将陕西科试进行完毕。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轼被擢为光禄寺卿。此后两年里，他又接连得到升迁，历任奉天府尹、通政使。

康熙对朱轼的赏识在与日俱增。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将朱轼放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任命其为浙江巡抚。朱轼没有辜负康熙对自己的信任。到任后，他严于自律，理事勤勉。当时，各省督抚衙门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幕客盘桓出力，应对各方面的繁杂事务。朱轼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延聘幕客。每日，他一早即入衙治事，手书口答，时常要忙到夜半。在各项公务中，他处理刑名案件尤为仔细慎重。对经手过的一些案件，他在很长时间内仍能清楚地记得犯人姓名、讼状供词等项，令僚属不禁啧啧称奇。僚属们还予以称道的是，朱轼崇俭尚廉，自奉简陋。他削除了一些供亿陋规，裁减了部分仪从，平素总是食粝衣粗，对家人亦要求甚严。一次，他因公外出，返回途中见到一位妇人盛妆艳饰，寻问随从后得知这位妇人只是个卖菜者的妻子。朱轼略一思忖，命妇人随自己回到衙后宅院，让妇人到厨房里辨认哪一位是自己的夫人。当时，朱轼夫人衣着十分简朴，正和一些女仆在厨房里做活，妇人打量多时也未辨认出来。朱轼遂上前指点：“那位烧火的便是我的夫人。”妇人看着朱轼夫人的衣着，再对照自身的盛装，一时极为窘迫。此事传出后，许多人为之悚然知戒。本来，浙江习欲好侈靡艳丽，朱轼力行纠正。他参考古制，颁布了民间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按照他的规定，年终祭祀时的宴席只能摆上五种食品，不得浪费铺张，人们将此称为“朱公席”。在朱轼的带动下，浙江习俗大有改观。不过，朱轼出台的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等措施，使民间卖浆市饼之流的生计不免受到影响，且未得到朱轼后任的继承。

浙江等沿海省份时常面临着海潮冲击。相比较而言，浙江的情势尤为严重。其境内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则逆江而上，两者冲突激涌，极易成患。虽然杭州湾南北两岸建有数百里的海塘，但在朱轼抚浙之前，海塘年久失修，乏人管理，基址圮坏，根本无法有效地抵御海潮。朱轼对此十分关注，将修筑海塘作为自己刻不容缓的职责。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开始，他在海宁用木柜内装碎石沉底的方法，稳固塘脚，然后筑成石塘450余丈、坦水3000余丈、土塘5000余丈、又浚备塘河7000余丈，建闸一座，共历时二年。接着，朱轼又对海宁老盐仓最危险处突击施工，改建了1000余丈的石塘。在杭州湾南岸，他督修了上虞县境的夏盖山以西石塘2200余丈，百官至沥海所和东接余姚县境的土塘1万余丈。朱轼还曾向朝廷提出奏议，积极准备开浚中小亹淤河，引导潮水南向，复江海故道。在修筑海塘的过程中，朱轼分别调派经理各官以责专成。各处工程完工后，他又派遣专人负责岁修保固。朱轼于康熙末年的治理，为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大修海塘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轼的前任徐元梦在浙期间很重视文教，而朱轼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曾动工扩修杭州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为在那里学习的生员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曾多次亲临书院视察、讲学，勉励众学子发奋读书，端正志向。时人对朱轼重视文教给予了积极评价。到了同治年间，有人认为，浙江入清之后人文的兴盛当始于徐元梦、朱轼抚浙时期。

康熙末年，包括浙江在内，各地吏治日渐废弛，贪污成风，朱轼约己以廉，自然不与贪墨之吏同流合污。康熙五十八年(1719)，巡盐御史哈尔金、笔帖式三格任意勒索盐商，逼迫盐商向自己行贿，结果遭到朱轼疏劾，继而被朝廷派员查办。可是，贪污成风本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朱轼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纠治。朱轼的吏治思想与康熙相仿，总地说来追求宽严和中，以宽为本。即便某些属官有不端行为，只要其为害程度尚不严重，朱轼往往不予深究。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自浙抚内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临行前，他劾罢了两名县令，并表示：“这两人平素便有若干劣迹，我离任后他们肯定会更加放纵，若被后人纠劾，罪将不测。我现在以居官不谨的理由将他们免职，实际上是有意保全之举。”

受到康熙赏识的朱轼是位孝子。内召为左都御史的当年，他乞假回籍省亲。第二年三月，即在朱轼还朝后不久，朱轼的父亲在家乡病故，朱轼接到丧讯极为悲痛，接连三日不进饭食。当时，官员死了父母叫丁忧，官员本人需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然而，康熙认为朝廷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朱轼，并未立即批准朱轼回乡的请求，特旨命其在任守制。朱轼再三上疏，力请奔丧，康熙终是不允。因山西、陕西出现了严重旱灾，康熙发下帑银50万两，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两省督察赈济。圣命不可违，朱轼强抑丧父之痛，匆匆离京赶往山西。甫抵山西，他即具疏奏陈救荒五事：一，被参司道以下官员可从宽留任，令其养活饥民，以观后效;二，令富户出资协同商人于江南贩籴，停淮安、凤阳等关米船课税半年。对能应时捐赈的绅士，可按其所捐数目优叙;三，各地驿站夫役多有虚冒，请查实募补，一人受募即可全活一家;四，饥民流徙，请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捐资赡养者可题荐;五，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请交所在地方官设厂医治。接着，朱轼四处奔波，忙于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粜、招米商、设粥厂、立医局等项事务。为改变苦旱少雨的情形，朱轼还特地为文祷神，态度虔诚。据说，在他祷神的第二天，山西便出现了降雨。当年八月，朱轼又以地方积贮多有名无实，沥陈冒销亏耗诸弊，请敕详查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另外，他又疏请在山西建社仓以备荒欠，引泉灌田以兴水利。他的大多数奏议都得到了朝廷认可。惟有建社仓、引泉灌田两项被康熙认为有待斟酌。康熙就此命朱轼久住山西，试行社仓、水利事宜。不久，朱轼自承冒昧，乞免试行，康熙却不遽下结论，仍命朱轼留在山西试行社仓、水利。十一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劾参知府徐容、甘文煊亏空银米，康熙又特命朱轼往陕西会同审讯。经查审，徐、甘罪名属实，两人皆被按律论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朱轼复请假归葬，康熙允准给假，命朱轼事毕即尽快回任。当年十一月，康熙逝世，其第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朱轼在家乡得到消息，急忙赶赴京师，参加康熙的丧事。

在即位之前，雍正身居藩邸多年，十分了解朝中情形，对忠直奉公的朱轼一向比较看重。为康熙治丧完毕，雍正即任命朱轼充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的总裁官，并赐予宅第和白银1000两。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亲选朱轼等四位大臣为皇子师傅，命其入值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教导弘时、弘历、弘昼三位皇子读书。弘历后来登上了皇位，即清史上的乾隆帝。他曾作诗称：“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稽(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可亭则恒矣。”由此可见，朱轼为三位皇子讲授的时间最为长久。在讲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朱轼极力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且一再指出读书明理不在空言，而应注重身体力行。他的这些观点对弘历等影响很深，他本人也颇受弘历等人敬重。在入值上书房的当月，朱轼又奉命入值内廷南书房，参与某些机密事务，可以时常觐见雍正。不久，他先后得加吏部尚书、太子太保衔。四月，他充任了顺天乡试正考官，因校阅公慎、得人最盛而奉特旨晋太子太傅。六月，朱轼为了给母亲冷氏庆贺80寿辰而请假回籍，雍正特颁赐白银2000两及御书堂额、楹联、御药等物，封冷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朱轼还朝后，又充任了恩科会试正考官和纂修《明史》、《会典则例》的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六月，他奉旨兼理吏部事务。八月，他复充会试正考官。

得到雍正青睐的朱轼立身谨严，以德服人。据说，凡有所荐举，他总是尽量不让被荐人知晓。他对此的解释是：“官员晋升出自皇上意旨，决非我等可以私自提携的事情。”雍正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而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台省合一”，将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崔致远等人反对“台省合一”，不肯为都察院堂官管辖。他们邀约同官，密行告讦，对执掌都察院的朱轼不乏指责。雍正十分生气，准备降旨惩治崔致远等人。朱轼却不落井下石，而是顾全大局，叩头申救，终使崔致远等得到宽免。时人为此亟是称赞朱轼宽阔的胸襟。在日常生活方面，朱轼一如既往，依然食不贰膳，俭朴自持。一次，他的一位门生送来若干人参，他叫人称量后又原物奉还，并告诉门生：“我的身体还不很虚弱，无须用人参滋补。我叫人称量人参，是表示已领受了你的心意，但东西就不必收下了。”

在朱轼复充会试正考官后不久，浙江沿海海塘出现了圮塌，雍正以朱轼曾任浙江巡抚，遂命其赴浙江议修海塘，并查勘苏州、松江一带塘工。雍正三年(1725)三月，朱轼回京奏报了各地海塘情形，并详细提出了不同的修筑方案。七月，他疏言：凡四品至七品文官可将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员可移封父母，教授、学政、教谕、训导的封典可分别参照知县、县丞、主簿，官员们的继母、生母可与嫡母一样得到封赠。同时，朱轼又就县丞、主簿的选用提出了若干意见。他以上几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这年九月，朱轼拜相入阁，得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

登上相位之前，朱轼与武英殿修书总裁、安徽桐城人方苞颇有深交。在朱轼眼中，方苞富于才识，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孙侨、乐毅之流。方苞曾将自己所著《周官余论》十篇中的三篇出示朱轼，朱轼持至上书房手抄笔录，深为叹服。甫登相位，朱轼便将方苞的《实畿辅》一篇送交怡亲王胤祥阅视，与胤祥合词请开水利。当年，直隶大水，而雍正亦一向重视水利事业，遂当即命胤祥、朱轼查勘直隶水利营田。胤祥、朱轼悉心营度，浚治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诸河，并在直隶推广水田种植，计划从浙江召募有经验的老农北上教授水田耕种、浚疏圩岸等方法。种植水田所需的农具、水车，也都准备雇募浙江工匠制作，然后组织直隶百姓学习使用。由于胤祥、朱轼的疏请，雍正又批准分直隶诸河为四局，各以道员管理浚治事宜。

雍正四年(1726)二月，朱轼之母冷氏去世。讣告尚未到京，雍正已从江西巡抚的奏章中知道了此事。他特地谕示吏部通政司及朱轼在京家眷：“不可将此事马上告知朱轼。朱轼性情至孝，其现在正忙于营田水利，身边并无亲切之人，骤闻此讯必定过于哀毁。待其到京之日，朕将剀切开导。”及朱轼闻讯抵京，雍正再三开谕，可朱轼仍是哀不自禁。雍正谕示阁臣：“朕素知朱轼事亲最孝，但其母年逾八旬，禄养显扬，可以说身后并无遗憾，朱轼应当节抑哀痛，护惜身体，为国家出力。为国尽忠亦正是为母尽孝。此前，朕已降旨赐银2000两治丧，遣地方大员致祭。如今，朱轼将驰驿奔丧回籍，朕知道其家中不富裕，可再赐银2000两。朱轼到家守孝百日后，即可来京办事。”朱轼就此一面上疏奏谢，一面请求让自己按丧礼守制三年。雍正允准其解任奔丧，但以直隶水利事务紧要，坚持不准其守制三年，命其于八月前后来京。九月，朱轼从家乡将抵达京城，雍正特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赐食。为了使朱轼既能继续办事，又能竭尽孝道，雍正照胤祥居母丧的前例，让朱轼素服三年，不补原官，仍在内阁，兼吏部、都察院行走。未几，朱轼疏言：“臣昔日曾巡抚浙江，深知杭、嘉、湖、绍四府有不少唆讼之徒，告讦纷纷，颇有碍于端正风俗。请增设杭嘉湖巡道一员，绍兴府归宁台道管辖。凡州县官员不能审理的民间词讼冤抑，可准许巡道审理。若巡道能秉公执法，唆讼之徒自然会有所畏惧，不敢再争相告讦，而两浙风俗亦会渐臻淳厚。”朱轼所请很快得到了雍正允准。随后，朱轼又就奖掖效力营田人员迭上奏议，俱被下部议行。

拜相后的朱轼就朝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每每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罪被勒令自裁，其年过八旬的父亲年遐龄按律法本当连坐。朱轼奏称：“以儿子的罪行惩治父亲，乃律法有所不当。臣曾看过年氏家书，从中得知年遐龄训子甚严。年羹尧罪责难逃，而其父却无大的罪责。”雍正考虑了朱轼的意见，年遐龄遂免遭大难。雍正的弟弟胤祀、胤被雍正视为政敌，屡屡受到重谴。两人先后“病故”后，有人提议将两人的儿子隶为奴仆，朱轼非常气愤，在众人面前直言：“胤祀、胤的儿子即是圣祖仁皇帝的孙子，谁敢将他们隶为奴仆?!”提出建议者闻言语塞，对胤祀、胤深怀敌意的雍正闻言亦为之动容。有时，朱轼的见解也有不当之处。譬如，在雍正准备征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际，朱轼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宜用兵西北。说起来，朱轼在拜相前反对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主张亦与雍正的想法相悖。但是，终雍正一朝，雍正坚信朱轼是位朴诚无私、忠直奉公的大臣，对其信任不疑。

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朱轼身染疾病，雍正萦绕挂念，特诏召回时任大名知府的朱轼之子朱必，命其补任户部郎中，便于其侍养父亲。雍正又派内大臣福伦前往察看朱轼病情，并不时赐医药存问。朱轼非常感激皇上对自己的关怀，同时又疏请解任调理，雍正手诏慰留，表示：“朕深知卿才具优长，品行端谨，老成练达，勤敏和衷。现在卿偶患咳嗽，自可从容调理。向来汉大学士多用两员，今阁臣有张廷玉、蒋廷锡办理，实无旷缺，卿可宽怀澄虑，颐养调摄，不必虑及内阁事务。卿年纪尚不很老，日后为朕宣力之处不在少数，此时解任退归委实不妥。”次年，朱轼再次患病，雍正允准其解除部务，专门入值内阁。不久，朝廷审理浙江人吕留良著书谋逆要案，不少人受到了牵累，朱轼因在浙抚任内对此案失察而被免职，但雍正特旨让朱轼留任内阁，又赐居海淀，便于其奏对政事。雍正八年(1730)五月，胤祥去世，雍正命朱轼接替胤祥总理水利营田。数月后，朱轼又奉旨兼管兵部尚书事，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朱轼的大学士职衔又得到了恢复。

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浙江部分海塘冲决，朝中众臣就如何修筑意见不一。雍正召来朱轼询问，朱轼讲：“此事难以遥度，臣愿亲往办理。”雍正大喜，命督抚及总理塘工诸大臣悉听朱轼节制。然而，对治理海塘颇有经验的朱轼此番没有施展开身手。在赴浙途中，他忽然听到了雍正驾崩的消息，继而被新君乾隆帝特召回京，受命在总理事务处协同办事，得赐骑都尉世职。乾隆对自己这位师傅很是敬重，时常虚己咨询政事，朱轼亦知无不言，力求兴利除弊。九月，朱轼抨击了各地方督抚虚报开垦、丈量累民的现象。他指出：如四川一省，近来丈量田亩，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广西官员遂请求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河南省报垦田地亦多不实。各地方虚报的田亩皆入册输粮，百姓们不免苦累。据此，朱轼请求停止丈量，禁止虚报开垦，惟详察现已报垦的田亩，如有虚捏不实者，地方官应题请开除，不得文饰护短，贻害百姓。雍正朝政风严刻，各级执法官员用刑时有过当之嫌，朱轼对此亦有陈述。他疏言：“请敕令督抚晓谕有司，审理刑狱务必要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使用刑具要遵守定制，不可擅用夹棍、大枷。”乾隆对朱轼的这些意见深以为是，皆迅速批准实行。

乾隆元年(1736)，72岁的朱轼迈向了生命的终点。这年二月，他充任了会试正考官，又被赐居地安门外，并获赏银500两，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在此前后，他还充任了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和《三礼义疏》的总裁官。八月，他身染重病，乾隆特赐予参药，派御医前来诊视。九月，朱轼病情恶化，乾隆在派和亲王弘昼登门问候之外，其本人于十七日亲自到朱轼居所探望。已虚弱不堪的朱轼得知御驾前来，急忙叫家人为自己穿戴好朝服，又吩咐儿子扶自己迎拜于户外。乾隆看着出迎的朱轼，称道其重病在身犹不失礼，心中更增添了怜惜眷爱之意。次日，朱轼病故。故去之前，他业已拟好了一份遗疏，吁请乾隆将用人理财视为国家根本要务，要明察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在国家经费绰然有余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加增赋税。乾隆阅罢遗疏震悼不已，特命撤朝一日，追赠朱轼为太傅，将其入祀贤良祠，并亲临致奠，两赐内库帑金治丧。未几，朱轼被赐祭葬，加谥号为“文端”。对于乾隆在朱轼逝世前后亲临探望、致奠等举止，时人视之为朱轼本人莫大的荣耀。在朱轼逝世多年之后，乾隆对其仍没有忘怀。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撰制《怀旧》诗，追念朱轼对自己的殷切教诲，其中有“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等句。

朱轼平生有不少撰述。大概而言，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礼记纂言》、《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轺车杂录》、《广惠编》等。后人从中加以选订，编成《朱文端公集》。

朱轼的三个儿子皆无突出作为：朱必由荫生出仕，累官至大理寺卿;朱中过进士，官至左庶子;朱必坦是名举人，承袭了父亲的骑都尉世职。朱轼长女曾许与建昌李姓，后来李姓少年猝然去世，朱氏女遂未婚守节，矢志不徙，并以此受到了朝廷旌表。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崇祯时举人，明亡，隐居于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颖悟过人，勤奋好学。王夫之从小受严格的家教，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16岁学诗，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21岁时参加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匡社”，24岁时考中举人，次年因农民起义而未能入京参加会试。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衡山双髻峰下。其父为献忠所执，夫之把自己全身刺伤，令人抬去换父归来，义军见他伤重，把他们父子二人一齐放回。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死。王夫之痛哭欲绝，数日不食。清兵入湖广时，王夫之在衡山起兵反抗，战败后又去肇庆，参加桂王政权，但朝纲不振。王夫之上疏参内阁王化澄结奸误国。王化澄欲害夫之，为高必正所救。会母病，返衡阳，至家，其母已死。稍后，瞿式耜战死桂林。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吴三桂所害。王夫之知大事已不可为，遂浪游于语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之间。士人慕其高洁，从者甚众。最后归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读书，怡然自得。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称帝于衡阳，派人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说：“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让。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遂逃往深山，作《祓禊赋》。王夫之在观生居室内自题一联去：“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他一生穷经究理，誓不仕清的精神。在穷困潦倒之中，王夫之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张子正蒙注》、《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书。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噩梦》中说：“土地非帝王所得而私有”应为“耕者所有”。在《续通鉴论》中还指出，如果不是“以一人疑天下”，明朝就不会亡。

王夫之批判王守仁、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对陆、王“心外无物”的批判更彻底。同时也批判程、朱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气”是客观存在的，“理在气中”。还指出“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他驳斥了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五行相克是“戏论”，不是穷究物理之人应该相信的。康熙三十一年，卒于石船山，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所著书三百二十卷，被录于《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还有《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等。

叶清臣

叶清臣（1000─1049），北宋名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幼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贡举刘筠奇其对策,擢为第二,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宝元初,为两浙转运副使。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刑院,判国子监。康定元年,擢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出知江宁府。庆历三年,入为翰林学士,为宰相陈执中所排,出知澶州,徙知青州、永兴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年,复入为三司使。皇祐元年,出知河阳,卒年五十(同上书卷一六六),赠左谏议大夫。清臣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应试所上《五策》,李觏以为达权利之变,所论诚为“今日之急务”,“辞曲而赡,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风”(《上叶学士书》)。诗如“轻烟隐孤屿,绿水摇虚阁”(《东池诗》),“霜馆残梨晓,风淮水桂秋”(《得请宣城府》),亦颇清丽。著有文集一百五十卷(《东都事略》本传,《宋史》本传作一百六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二二六录其诗十一首。《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二首。《全宋文》卷五七七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六四、《宋史》卷二九五本传。

卡尔·麦

卡尔·麦（1842年2月25 日—1912年3月30日），德国著名探险作家、小说家 。他开始发愤著书之后，首先涉及的领域是幽默小说和有关他家乡的乡村故事。后来他开始撰写异域探险故事，并因此声名远播。令人惊异的是，在写作这些故事时，他并未亲临过书中提到的这些国家，而他所描绘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场景却使读者感到他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

842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出生时什么也看不见，母亲多方求医，直到6岁才得以复明。在失明阶段，他不得不凭借听力和触觉感知周围的世界，想象力由此得到了超常的发展。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1878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1900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主要作品有，《盐沼逃生》、《洞窟幽灵》、《雅库布的珠宝店》、《峡谷追捕》、《老母塔之夜》、《魔鬼峡》、《印第安酋长》、《荒原追踪》、《温内图之死》、《恐怖的大漠》、《埃斯塔的绿洲》、《老铁手》、《沙漠秘井》《智闯蓄奴岛》、《凯曼船长》、《溪谷庄园》、《真假享特》、《护身符》、《藏金潭夺宝》、《银湖宝藏》、《石油王子》、《奴隶商队》等。

李治

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母为文德皇帝后长孙氏,太宗第九子。太宗长子承乾,四子泰,各树党羽,谋求皇位,势同水火。贞观十七年,太宗第五子齐王祐反,后败死。承乾谋引兵人大内,谋泄,被废为庶人。太宗认为,如立李泰,那就使人误以为皇位可以通过阴谋求得,且承乾和李治都难保全。如果立李治,则两人皆可保。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公元649年六月,李治即位,次年,改元永徽,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无子,请立庶子李忠为太子,高宗许之。及武昭仪得宠,百般谗毁,高宗乃废王皇后为庶人。永徽六年(655),武昭仪被立为皇后。次年,废太子忠,立武后长子代王弘为皇太子。675年,武后杀太子弘,立次子贤为皇太子,旋被废。贤死,乃立哲 (即李显) 为太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然而自655年起多苦风疾,往后的二十八年,基本上是武后执政。杀了许多反对她的元老重臣,重修了 《氏族志》,灭了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683年,唐高宗李治死。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葬于乾陵。有子八人,女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