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朗士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年4月16日—1924年12月12日），法国著名作家。1844年10月13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书报摊贩之家。他自小醉心阅读，常常一天到晚泡在巴黎市立图书馆，所以后来有人说，法朗士是巴黎图书馆创造出来的一大文豪。1862年考入斯坦尼斯拉高等学校，攻读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同时开始给报刊撰稿。1868年处女作《阿弗雷德维妮》问世，同年加入了巴那斯派诗人团体(高蹈派)。70年代起从事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黛依丝》反映作者对天主教的不满。1897—1901年完成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四卷，描绘法国社会生活，批判反动统治。1908-1914年先后写出小说《企鹅岛》、《诸神渴了》和《天使的反叛》等。讽刺资产阶级文明，但流露了循环论的悲观思想。1921年是法朗士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一年他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八十岁高龄的法朗士逝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塾师，后官至内阁中书等职。

梁漱溟五岁时，其父请一位姓孟的老师来家教他读《三字经》及《地球韵言》等书籍，1899年将他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次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学校停办。1901年起梁先后入北京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一度在家课读。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五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梁读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门课程，同时他对时事很有兴趣。那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都是他每天的读物。此外《新民丛报》也是他喜欢读的刊物。在政治上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进行改良，反对排满与革命。

1911年秋，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在此形势下，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担任该部在天津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和外勤记者，常驻北京。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出入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因此对官场中的丑行、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感到厌倦和憎恶。而他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又不予支持，所以思想很苦闷，矛盾日益加剧而无法解决，故于是年冬及次年冬，两次自杀未遂，均被友人挽救回家。人虽得救，可从此产生了皈依佛家的心愿。1913年春，他毅然辞去记者的工作，在家闭门读佛典，并从此戒荤吃素，同时还读过一些医书。

经过三四年的自学，梁漱溟对佛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6、7期上。该文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看了很感兴趣，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梁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19年12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说，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站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1]。

梁漱溟自进入北大之日起“就抱定一个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2]而来的想法，是因那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吴虞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社会上激怒了一些人，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一进北大就对蔡元培说了上述的话。在讲印度哲学课程外，又在校内创立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孔子思想为题，在校内外进行演讲，并应邀到山东济南去讲座。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三种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他认为正确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留情;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结论是：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是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办学，随行者有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等人，任务是主持曹州中学，并拟筹办曲阜大学。之前，梁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谈其教育主张。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后来因当地军阀内部纷争，学校办了不到半年便停办了。1925年梁等回到北京，他本人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整理父亲的遗著。同年，因有几位学生来到，所以在什刹海附近赁房而居，师生一起讲学共勉，心情倒也舒畅。

1926年春，梁漱溟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德国学者卫中(西琴，S.A.Westharp)，之后双方结合在一起，搬到西郊大有庄住，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1927年5月，梁应老朋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之邀到广州。时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梁的帮助。梁建议李在广东推行“乡治”，指出：宪治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础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李表示同意，便请梁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春，梁漱溟到南京参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晓庄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回广州后大力推行其“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同时在一中内设立了“乡治讲习所”，听众达千余人之多。为提高举办“乡治”的能力，他获得广东政府的资助，于1929年2月偕冯炳奎等人，外出到一些举办乡治的省市去参观。他们先到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等人在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及一所小学。旋即北上，参观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改进事业。之后又转向山西，参观沁源、汾阳等县乡村自治情况。梁参观后，原本想回广州大干一番“乡治”事业，但由于李济深不同意蒋介石讨桂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时局有变，梁因此未回广东而留在北平。

1929年秋，梁漱溟应彭禹廷、梁仲华之邀，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并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略谓：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这是梁第二次办“乡治”之始。因该院与冯(玉祥)有关，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村治学院被封闭，梁也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北平。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文中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作自觉的改革。梁漱溟即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其进行反驳。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1931年6月，前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梁仲华在山东邹平又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被聘为该院研究部主任。是时他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该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等问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而在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当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在其研究院下设立了三个部：一是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乡村建设理论;二是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青年，训练为乡村服务人员;三是实验区，以邹平为实验区，该县的全部事务概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等。教学方法，一般不取讲授办法，而采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课程设置，从农村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如农业常识，等等。

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办法，虽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验区从一个后来竟发展到了十三个;在各个区内又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乡民，但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他的“乡治”在山东推行时间最长，大约六年多时间。这是他搞村治的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梁漱溟以乡治派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后为“国民参政会”)。会后返回山东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善后工作，号召同事、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后，他便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往武汉后至重庆。

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战，求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之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以《持久战论》示之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后来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梁表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中国贫富贵贱不明显，阶级对立不强烈。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二人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此行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

1939年，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山东、河南敌占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其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梁漱溟也想到敌后战区巡视一番。他征得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同意与支持后，于是年2月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代表后方民众向前方战士表示敬意与慰问。此行前后八个月，艰苦备尝，同时梁也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内的驻军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即向各方呼吁和平，并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提出质问，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1941年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梁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为“民盟”之前身)。同年3月1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委，黄为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同年5月梁受组织委托到香港筹办报刊。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该报作为中国政坛上第三方面势力出现，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可惜只办了八十天因香港沦陷而停刊。

1942年初，梁回到广西桂林，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是年末，有人由重庆带来周恩来的密信，劝梁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他感到困难未往。次年，国民党方面邵力子邀梁往重庆共商国是，也被他拒绝。后来桂林失守，他避难到贺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梁漱溟为此甚为兴奋，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11月他从广州飞往重庆，当晚周恩来来访，谈及形势，才知国共两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内战仍未停止。因此梁又不得不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行列。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参加“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这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方案。梁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宪政在清末时自己曾主张过，但入民国后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了，于是他在30日的闭幕会上宣布自己今后要退出现实政治，专门去搞文化研究。

同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与同情。在延安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等人进行了座谈，梁认为多党制政府在中国行不通，希望能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党派可以存在，但参政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等等。座谈没有结果，后来他说，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能在延安畅所欲言，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4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后，正是东北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越打越烈，后来在各方面奔走呼吁下，蒋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民盟内的朋友都劝梁漱溟不要走，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听了这些话，梁改变主意，又鼓起勇气加入到政治行列，为和平奔走，担任“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盟内事务概由梁做主处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及西南联大教授(民盟成员)闻一多，妄想用恐怖手段镇压人民“反内战”要“民主”的声势，但适得其反，昆明学生及爱国人士不畏残暴，又发动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于7月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在读完书面谈话后，大声怒喝道：“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5]之后，“民盟”总部委托他与副秘书长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此事件真相。他们抵昆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应付一下门面，就算了事了。梁对此深为不满，在昆明待了十六天，写出一份“李闻案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要求将此案转交南京特别法庭处理。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次日，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取得优势，于是单方发出召开伪国大的命令，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民盟”也表示不愿参加，从此和谈彻底破裂。

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于1946年6月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但他对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关心的。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尤其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同年5月，曾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次日，梁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希望今后各方共谋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11月，梁漱溟所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序言里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不久重庆解放，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于1950年1月到北京。毛主席询问梁可否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答应愿在政府外效力。曾去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参观，并一度赴四川合川县从事土改。1951年10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翌年5月写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长文，对以前错误思想有所检讨。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指责党和政府进城以后丢了农村，搞大工业城市损害农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对共产党依赖甚至还不如资本家对工商联依赖可靠。为此受到过批评，口诛之后又加笔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报刊共发表上百篇批判梁的文章，有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乃至进行人身攻击。1966年“文革”中他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结果资料书籍损失殆尽。在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坚持批林而不批孔，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孔意见多不同意，起初打算写成书面意见送统战部等领导看，后来为感情驱使在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五小时的发言，全面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严厉批判。他始终不服，当会议召集人征询他的感想时，他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文命”后，梁漱溟继续参加政协活动，更忙于著述，先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稿，1980年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连任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孙诒让

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年6月20日）晚清经学家、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聪颖好学。13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18岁时又写成《白虎通校补》。曾随父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博采珍本秘籍，广结学者名流，见识大增。1867年(同治六年)举浙江乡试,1886年(光绪十二年)任刑部主事,旋去职,究心于学术研究。曾在乡兴办地方教育。1901年撰《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等主张。生平对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等皆有钻研,尤精于经学。晚年曾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会长。少好六艺古文，随父官江宁时，收得东南故家秘藏数万卷。又与戴望、唐仁义、刘寿曾等交游，学益进。

后引疾归里，研治古籍古字，总结旧说。其性恬淡，不慕荣利。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无不贯通，又从事著述，至老不倦。认为典莫备于《周礼》故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并辑三家佚注一卷附后，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宋以来诸儒注疏及乾嘉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发挥东汉郑玄注之渊奥，补正唐贾公彦《周礼义疏》之遗缺，是解释《周礼》较完备之书。见于国势浸弱，为谋所以致富强之道，遂作《周礼政要》二卷四十篇。撰《墨子闲诂》十五卷，又《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墨学以不合儒术而几为绝学，其书又脱误而多不可读。本书依经谊字例，遂加诠解，又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为当时学者所推崇，对此后先秦诸子研究颇有影响。又考金石、定文字，成《石籀拾遗》三卷、《古籀余论》一卷。推阐古人造字之精微，成《名原》二卷。辨折龟甲文，成《栔文举例》二卷。还有《尚书骈枝》，《扎迻》十二卷，《周书斠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籀庼述林》十四卷等。对古书的校勘解释有较大贡献。主要著作收入光绪庚子年间(1900)所刻《孙氏遗著》中。

著书30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成就。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所著《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20卷、《四部别录》2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其“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为“启后承前一巨儒”。

诒让晚年，坚辞清廷的多次征召，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己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瑞安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次年力赞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国文、英文及外国史、地理等。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现瑞安中学前身)。三十一年，成立温处学务公处，推任总理。后相继任学部咨议官、浙江省学务公所议绅和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创办女学，在温处两地16个县，倡办府、县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一大批小学，总数达300余所。另外，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学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且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

1908年，因劳累过度，在瑞安病逝，享年61岁。孙家的玉海楼为清代江南私家著名藏书楼之一。

邵洵美

邵洵美（1906年6月27日-1968年5月5日），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出版家。原名邵云龙，笔名邵浩文、邵年、荀枚、郭明。浙江余姚人，世居上海。幼年在家塾读中西文字，八岁能联诗对句，十岁前受到良好中国诗教。在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后，入路矿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因爱慕盛佩玉(他的妻子)改名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的“佩玉将将”、“洵美且都”。1922年开始写诗。散文诗《二月十四日》(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是其处女作。他早期诗既有创作，也有英国名诗节译改作。1923年大学毕业即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接触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印度等国文学名著，对西方浪漫主义及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尝试创造中国新诗格。受英国作家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响较大。在英国留学期间，与许地山过从甚密，曾到巴黎法国画院学习绘画，并与徐悲鸿结为舍兰。回国后与徐志摩结为好友，来往频繁、切磋诗艺、探讨文学，在上海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并于1927年春与徐志摩、胡适等合股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翌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及《诗刊》、《论语》。他是《新月》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为当时中国笔会成员。1931年末新月书店停办后，开办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时代画报》(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黄文农为编辑)、《时代文学》(储安平为编辑)、《时代漫画》(鲁少飞、王敦庆为编辑)、《时代电影》(包可华、席与群为编辑)、《人言》(邵洵美、顾苍生、周壬林为编辑)、《万象》(张光宇为编辑)、《见闻》(邵洵美自任编辑)、《十日谈》(章克标、邵洵美为编辑)。抗战时期出版抗日宣传月刊《自由谭》。1949年后为上海和北京的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主要作品有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年，上海光华书店)、《一朵朵玫瑰》(上海金屋书店)、《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上海金屋书店)、《火与肉》(1929年，上海金屋书店)、《诗二十五首》(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散文诗《一个人的谈话》(同上)。《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入他的《昨日的园子》、《来吧》、《我是只小羊》，1931年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收入《洵美的梦》等五首。陈梦家评论说：“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关于诗歌艺术的重要文章有《现代美国诗坛概观》(1934年10月1日《现代》第五卷第六期)、《诗二十五首·自序》、《POETRYCHRONICLE》(《新诗的历程》，1936年10月载英文版《天下》)。他曾组织过“新诗库”，出版方玮德、梁宗岱、陈梦家、金克木、朱湘、罗念生、侯汝华、戴望舒、徐迟等十位诗人的诗集。出版的译作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96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拜伦政治讽刺诗选》(1981年，上诲译文出版社)、雪莱的《麦布女王》(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四章书》以及马克·吐温的《汤姆沙亚侦探案》。

贾仲明

贾仲明(1343年～1422年后)，一作贾仲名。元明之际戏曲作家。自号云水翁，又号云水散人。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自幼聪明敏捷，博览群书，擅长吟咏，尤其精通戏曲和隐语。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他曾与杂剧作家汤舜民、杨讷同游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邸中，甚受宠爱。每有宴会，都要他吟诗度曲，备受称赏。晚年迁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大约卒于永乐二十年(1422)以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说他“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论他的曲“如锦幄琼筵”。编有《云水遗音》等集，今佚。著杂剧十六种，《裴度还带》、《玉壶春》、《升仙梦》、《玉梳记》、《菩萨蛮》、《度金童玉女》(《元曲选目》简名别作《金安寿》)、《意马心猿》、《梅杏争春》(佚)、《碧桃花》(佚)、《双献头》(佚)、《节妇牌》、《调风月》(佚)、《双告状》(佚)、《燕山怨》(佚)、《双坐化》(佚)、《燕山梦》(佚)、《七世冤家》(佚)。增补元钟嗣成《录鬼簿》，一说《录鬼簿续编》亦是贾仲明所著。生平事迹见元钟嗣成《录鬼簿》、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等书。

宣永光

宣永光（1886-1960），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余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台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

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后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五年之中，改换七种职业。生性不能“安守本分”，爱对人生，社会，官场，家庭，男女二性等问题大发议论。他的杂感短文作为专栏先后在《实报》、《图画世界》和《北洋画报》上连载。20世纪30年代，他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名之为《疯话集成》、《乱语全书》。两书一出，喧嚣一时，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并称为奇书。

汪荣宝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一作衮甫，号太玄。江苏元和(今苏州) 人。父汪风藻，官长沙知府。少受业于黄体芳及黄道周，好训诂词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次年应朝考,以七品小京官入兵部任职。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尝师事章太炎。归国后任京师译学馆教习。三十四年（1908），迁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1909年任简字研究会会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为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1912年，被举为临时议会议员。次年，任众议院参议。1914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15年归，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驻瑞典大使。1922年转驻日公使。1931年7月回国后，旋赴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来华，被派为北平方面之招待委员。1933年6月病逝。年55岁。

工诗。早年“诗宗玉溪(李商隐)，沉博绝丽”(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戊戌前后，在京与曹元忠、张鸿等唱酬，仿西昆体而合集《西砖酬唱集》，然实有异于昆体，“主文谲谏”，“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颇隐戊戌政变史实，而微婉深至。“晚乃以荆公(王安石)东坡(苏轼)为不可及，自作亦转趋平淡”(汪东《金薤琳瑯斋集·后序》)，“苍秀在骨，江左旧格，为之一变”(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著有《思玄堂诗集》，《清史讲义》，《中国历史教科书》、《法言义疏》、《汪荣宝日记》等。生平事迹见李肖聃《星庐笔记》，及《汪荣宝日记》。

朱之瑜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思想家。字鲁屿，又作楚屿，号舜水。浙江馀姚人。生于明万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出身士宦之家，自幼丧父，家境随之衰落。曾师事朱永祐、吴锺峦。崇祯十一年(1638)考中恩贡生。少有经济之志，时人多以公辅相期，但以国事是非，遂絶意仕进，明亡时年四十五，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时，马士英罗致之，不就，逃于海滨。从南京失陷到永曆被害止，十五年间，舜水时而日本、安南、暹逻，时而国内本土，爲恢复明室而奔波。最后见实无可爲，“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时值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外人不得居国内。日本学者安东守约敬慕其学识德行，坚请他留住日本，后徵得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七年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舜水居首都江户(即东京)，待以宾师礼，亲受业爲弟子，其馀藩侯藩士也多受业其门。卒后，被日本私諡爲文恭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瑜学本先秦儒家与西汉经学，故他崇汉学而轻宋儒，认爲汉学实爲“万代之功”，指斥宋儒脱离社会实际，“辨析毫釐，终不曾做得一事”，如 “棘端刻猴”，“工虽巧，无益于世也”(《与安东条约书》十)。主张实践，排斥玄谈，提倡“爲学当有实功实学”(《答小宅生顺问》)，他说：“爲学之道在于近裹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乎徒弄虚脾，捕风捉影。若夫窃儒之名，乱儒之实，使日本终不知儒者之道而俗子诋诽，则罪人矣”(《答奥村庸礼问》文集卷八)。认爲学术应当有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故他同情提倡功利主义的陈亮，而批评朱熹理学，说：“太守以临民爲业，以平治爲功，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爲近之。”“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究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爲异端，恐不免过当。”(《答野节问》)提倡“巨儒鸿士”与道学家对立，所谓 “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答林春信问》卷十五)。在知行关係上，重视“行”的作用，提出“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身之外无学问”、“学贵实行”的观点，与重讲说、轻实行的理学相对立。强调读书要得到其中之精髓，作爲行动的指南，说：“呫哔非他，呫哔而咀其味，得其真，则皆励行之资也……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则文具而已矣，读书何爲?”(《答奥村德辉书》卷七)反对空疏与脱离实际，指出“学者以躬行心得爲主”( 《答古市务本书》卷十)，“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答野节问》卷四)对爲学祇知道追求名利而不身体力行的倾向表示厌恶，说：“爲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爲有得”(《舜水先生行实》)。主张“行之则必至，爲之则必成”(《答木下贞干书》卷四)。然认爲“孝”爲百行之本源，行孝便成爲他躬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人性问题上，反对理学家所谓人性由禀气清浊决定的说法，认爲人性是由后天所形成，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他说：“试观孩提之童，……薄海内外，天性无少异也，及其长也，父母之教训无方，世俗之引诱也多故，习之久，灵明尽蔽，昏惑奸狡横生，相去遂有万万不侔者。”(《答奥村庸礼问》卷一四)但又说：“吾心本体，原自纯一，物欲劳扰之则不空，本来光湛，物欲固蔽之则不明。是故虚则必灵，虚己灵己，常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释氏之所谓空，非释氏之所谓明也。学者捨其固有，而求之外铄，何异提灯乞火矣”(《虚灵不昧》)。认爲本心清明，由于物欲劳扰，乃不复空灵。其说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大体一致，从而在心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朱之瑜特别重视史学。他在《答奥村庸礼问》中说：“详读史之有益于治理”，“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从读史开始，渐通义理，这便是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

朱之瑜学识宏博，多才多艺，在日本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同时还传授了中国的建筑工程、农艺园林以及衣冠裁製等多项技艺。梁啓超论之曰：“舜水以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设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2页)。著作有《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徵君集》等，1981年中华书局将其遗著重加校点成 《朱舜水集》刊行。

祁寯藻

祁寯[jùn]藻(1793—1866)字叔颖，又字淳甫，避讳改实甫，自号春圃，晚号䜱䜪亭叟，又号观斋。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历迁内阁学士，礼部、兵部、户部侍郎。道光十九年(1839)偕黄爵滋视察福建，筹议海防及禁烟事，擢兵部尚书。二十年，命为军机大臣。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拜体仁阁大学士、实录馆总裁。四年，以病乞致仕，仍留京师。十一年，同治帝即位，特旨起用，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卒谥文端。生平尚文学、喜接士流，识拔多士。论诗主张“穷通显晦，境遇各殊。温柔敦厚，体要斯在”(《䜱䜪亭集自序》)。其诗“论古述今，每关掌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而亦多咏物纪游、感恩扈从、官场酬应之作，于中亦见学问、性情。李慈铭以为“其诗原本香山、东坡，致力颇厚，故其前集颇多清雅之作”(《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陈衍则谓“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为黄”，“而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近代诗钞自序》)。尤欣赏其《题䜱䜪亭集》等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兼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石遗室诗话》)。与程恩泽同为开道、咸以后崇尚宋诗风气者，对后来“同光体”影响颇大。著有《䜱䜪亭集》三二卷、《䜱䜪亭后集》一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九一，《清史列传》卷四六，秦缃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四)，《观斋行年自纪》(祁寯藻撰、祁世长续)。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很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国人。本与楚王同姓，因其先人受封于屈，因以为氏。屈原生于大贵族家庭，年轻时就官至“左徒”，参与国家的内政外交，并以知识渊博、明于治乱、善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赏识。他极力主张进行改革，举贤任能，彰明法度，联齐抗秦，实现富国强兵，因而实现统一大业。他的改革主张遭到了以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对，并对他横加谗毁。楚怀王听信谗言，再加上秦国张仪又巧使离间计，最后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流放于汉北。顷襄王时又被流放于江南，长期浪迹于沅水湘水流域。此期间，他接近了广大劳动人民，同情他们的疾苦，对黑暗现实深为不满，愤而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的诗篇。后秦军攻破郢都，顷襄王南逃，楚国危在旦夕。屈原徒步回郢，看到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感到国家已经灭亡，自己年老体弱，根本无力挽救楚国，一生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于前278年5月5日自投汨罗江(在今湖南长沙附近)而死。这一天成了后来中国人民纪念他的节日——端午节。

屈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5篇。他的作品后来都收录在《楚辞》中。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他的诗热情奔放，饱含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深藏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感。他的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律，又吸收了楚国民间语言和歌谣中的形式和韵律，形式自由、活泼，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他的诗也标志着诗歌由集体创作到个人独立创作的开始。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类进步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我国闻名于世界并被世界人民景仰的爱国者、伟大诗人。

朱轼

朱轼（1665-1736年），清江西高安县人。字若瞻,号可亭。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举人,次年举进士,入翰林,改知湖广潜江县。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卒赠太傅,谥文端。

宋大业是清康熙朝大学士宋德宜(1626—1687)之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身为翰林的宋大业到江西主持乡试。发榜之前，他搜阅落卷，忽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值得一读。细细读罢，宋大业嘉赏极至，认为撰答这份试卷的考生乃旷世逸才，遂一举将其擢为解元(中式举人之首)。乡试发榜后，新科解元前来拜见考官，宋大业又惊奇地发现其河目海口，形貌与自己逝去的父亲有些相似，心中便更增添了几分看重之意。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位深受宋大业青睐的解元果然不同凡响，于康熙、雍正两朝都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官至一品大学士。他便是江西高安人朱轼。

朱轼字若瞻，号可亭，生于康熙四年(1665)。他自幼从父读书，秉赋聪颖。9岁时，他曾随父亲到一大户人家做客。主人见小朱轼长得文秀，便问其读书与否。朱轼回答：“刚刚读罢五经，正在学作破题(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的一部分，即将题目之意破开)。”适逢这户人家在构筑房屋，院落中堆积了不少木料，主人遂以锯木为题测试朱轼。朱轼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迎往送来，其所厚者薄矣。”主人大为惊讶，又携朱轼登上楼阁，以“小子登楼”命其联对。朱轼应声答道：“大人作阁。”主人深为叹服，断定朱轼将来必成大器，便让其在自家私塾中读书习文，后来还将女儿许配朱轼。虽然敏悟过人，但朱轼在读书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放纵自己，而是胸怀大志，刻苦不辍。一次，塾师准备携朱轼参加一场宴席，朱轼坚辞不去，独自在家诵读。欢宴上的塾师在酒酣耳热之际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学生，叫人送来了一些酒肉。正读书入迷的朱轼仿佛没有看见身旁的酒肉，仍是手不释卷。据说，平时每当读到昔日大儒、名臣、循吏的感人言行，朱轼总是手抄笔录下来，并以之鞭策自己上进不懈。经过持久的努力，朱轼在29岁上被宋大业擢拔为解元，继而又于次年考中进士而踏入仕途。

按清朝制度，朝廷每每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若干文学兼优者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朱轼在中进士的当年即被选为庶吉士。学习三年期满，他被任命为湖北潜江县知县，食七品俸。潜江是个不易治理的地方，当地赋役繁杂，百姓负担沉重。朱轼到任后即布施惠政，逐步免除了部分附加税。在审理刑狱方面，他用法务求持平。一次，他上报了一起斗殴杀人案件，暂代巡抚之职的总督怀疑此案为故意杀人，斥令朱轼改变判决，朱轼坚持前议。总督将朱轼调至行省诘责，朱轼仍不为所动，回答：“下官乃根据犯人初招供词结案，大人所根据的不过是讼师教唆的遁辞。”总督大怒，表示要纠劾朱轼。朱轼则说：“畏惧纠劾而枉杀人，这是下官坚决不为的事情!”说罢，他拂衣而出。正当总督准备着手纠劾朱轼之际，新任湖北巡抚刘殿衡抵达任上。刘久闻朱轼贤良之名，有心加以保全，便在总督面前尽心劝解，终使总督化解了对朱轼的一腔怒气，而朱轼亦免遭一次挫折。事后，刘殿衡又向朝廷保举朱轼调京内任。经过考选，朱轼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得授刑部主事。次年，他升任本部员外郎。不久，他又升任本部正五品郎中。随着官职的升迁，朱轼没有改变自己公直不阿的品节。一次，刑部监狱关进了一名余姓犯人，此人颇有些势力，入狱后便不断有人奔走救情，甚至搬动了某些朝廷大员。朱轼不徇情面，坚持论罪如律。这时，或有人婉转规劝，或有人危言恫吓，朱轼却丝毫不肯动摇立场。另有一次，刑部出借的一些库银逾期尚有拖欠，朝廷有旨可以缓追，而某些大员执意要从速追缴拖欠的库银。朱轼斟酌情形，力主不可。此事争论了一月有余，康熙最终还是以朱轼的意见为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朱轼奉旨提督陕西学政。学政亦称督学、学台，掌理一省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任期内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地位与督抚平行。在陕西，朱轼积极提倡宋儒张载的学说，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导士子，使得关中理学蔚然兴盛。朱轼的这种做法，与朝廷“崇理重道”的文化国策是相符的。再者，朱轼居官比较清正廉洁。身为学政，他要依次主持由省内各地生员参加的岁试、科试，并将考试情况造具清册分两次解送礼部。照以往的惯例，试册解部当随上若干公使钱。朱轼钱财无几，亦不愿遵循往年陋例，径自将岁试试册邮发解部。礼部官员对此十分恼火，断然不肯接收陕西试册，随后又纠劾朱轼造册迟延，议降两级调用。当朝廷派去接替朱轼的官员抵达陕西时，朱轼正忙于在任第二年的科试，尚余两郡未曾考试。而陕西士人闻讯极为朱轼鸣不平，7000多人具公揭挽留朱轼。此事被康熙得知，康熙就此垂问九卿。时任刑部尚书的张廷枢是陕西韩城人，对陕西的情形比较了解。他向康熙奏禀：“朱轼任学政公明廉谨，很得人心。”康熙对朱轼的声名原本也有所耳闻，此时遂下特旨，命朱轼仍将陕西科试进行完毕。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轼被擢为光禄寺卿。此后两年里，他又接连得到升迁，历任奉天府尹、通政使。

康熙对朱轼的赏识在与日俱增。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将朱轼放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任命其为浙江巡抚。朱轼没有辜负康熙对自己的信任。到任后，他严于自律，理事勤勉。当时，各省督抚衙门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幕客盘桓出力，应对各方面的繁杂事务。朱轼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延聘幕客。每日，他一早即入衙治事，手书口答，时常要忙到夜半。在各项公务中，他处理刑名案件尤为仔细慎重。对经手过的一些案件，他在很长时间内仍能清楚地记得犯人姓名、讼状供词等项，令僚属不禁啧啧称奇。僚属们还予以称道的是，朱轼崇俭尚廉，自奉简陋。他削除了一些供亿陋规，裁减了部分仪从，平素总是食粝衣粗，对家人亦要求甚严。一次，他因公外出，返回途中见到一位妇人盛妆艳饰，寻问随从后得知这位妇人只是个卖菜者的妻子。朱轼略一思忖，命妇人随自己回到衙后宅院，让妇人到厨房里辨认哪一位是自己的夫人。当时，朱轼夫人衣着十分简朴，正和一些女仆在厨房里做活，妇人打量多时也未辨认出来。朱轼遂上前指点：“那位烧火的便是我的夫人。”妇人看着朱轼夫人的衣着，再对照自身的盛装，一时极为窘迫。此事传出后，许多人为之悚然知戒。本来，浙江习欲好侈靡艳丽，朱轼力行纠正。他参考古制，颁布了民间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按照他的规定，年终祭祀时的宴席只能摆上五种食品，不得浪费铺张，人们将此称为“朱公席”。在朱轼的带动下，浙江习俗大有改观。不过，朱轼出台的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等措施，使民间卖浆市饼之流的生计不免受到影响，且未得到朱轼后任的继承。

浙江等沿海省份时常面临着海潮冲击。相比较而言，浙江的情势尤为严重。其境内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则逆江而上，两者冲突激涌，极易成患。虽然杭州湾南北两岸建有数百里的海塘，但在朱轼抚浙之前，海塘年久失修，乏人管理，基址圮坏，根本无法有效地抵御海潮。朱轼对此十分关注，将修筑海塘作为自己刻不容缓的职责。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开始，他在海宁用木柜内装碎石沉底的方法，稳固塘脚，然后筑成石塘450余丈、坦水3000余丈、土塘5000余丈、又浚备塘河7000余丈，建闸一座，共历时二年。接着，朱轼又对海宁老盐仓最危险处突击施工，改建了1000余丈的石塘。在杭州湾南岸，他督修了上虞县境的夏盖山以西石塘2200余丈，百官至沥海所和东接余姚县境的土塘1万余丈。朱轼还曾向朝廷提出奏议，积极准备开浚中小亹淤河，引导潮水南向，复江海故道。在修筑海塘的过程中，朱轼分别调派经理各官以责专成。各处工程完工后，他又派遣专人负责岁修保固。朱轼于康熙末年的治理，为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大修海塘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轼的前任徐元梦在浙期间很重视文教，而朱轼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曾动工扩修杭州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为在那里学习的生员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曾多次亲临书院视察、讲学，勉励众学子发奋读书，端正志向。时人对朱轼重视文教给予了积极评价。到了同治年间，有人认为，浙江入清之后人文的兴盛当始于徐元梦、朱轼抚浙时期。

康熙末年，包括浙江在内，各地吏治日渐废弛，贪污成风，朱轼约己以廉，自然不与贪墨之吏同流合污。康熙五十八年(1719)，巡盐御史哈尔金、笔帖式三格任意勒索盐商，逼迫盐商向自己行贿，结果遭到朱轼疏劾，继而被朝廷派员查办。可是，贪污成风本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朱轼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纠治。朱轼的吏治思想与康熙相仿，总地说来追求宽严和中，以宽为本。即便某些属官有不端行为，只要其为害程度尚不严重，朱轼往往不予深究。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自浙抚内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临行前，他劾罢了两名县令，并表示：“这两人平素便有若干劣迹，我离任后他们肯定会更加放纵，若被后人纠劾，罪将不测。我现在以居官不谨的理由将他们免职，实际上是有意保全之举。”

受到康熙赏识的朱轼是位孝子。内召为左都御史的当年，他乞假回籍省亲。第二年三月，即在朱轼还朝后不久，朱轼的父亲在家乡病故，朱轼接到丧讯极为悲痛，接连三日不进饭食。当时，官员死了父母叫丁忧，官员本人需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然而，康熙认为朝廷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朱轼，并未立即批准朱轼回乡的请求，特旨命其在任守制。朱轼再三上疏，力请奔丧，康熙终是不允。因山西、陕西出现了严重旱灾，康熙发下帑银50万两，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两省督察赈济。圣命不可违，朱轼强抑丧父之痛，匆匆离京赶往山西。甫抵山西，他即具疏奏陈救荒五事：一，被参司道以下官员可从宽留任，令其养活饥民，以观后效;二，令富户出资协同商人于江南贩籴，停淮安、凤阳等关米船课税半年。对能应时捐赈的绅士，可按其所捐数目优叙;三，各地驿站夫役多有虚冒，请查实募补，一人受募即可全活一家;四，饥民流徙，请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捐资赡养者可题荐;五，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请交所在地方官设厂医治。接着，朱轼四处奔波，忙于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粜、招米商、设粥厂、立医局等项事务。为改变苦旱少雨的情形，朱轼还特地为文祷神，态度虔诚。据说，在他祷神的第二天，山西便出现了降雨。当年八月，朱轼又以地方积贮多有名无实，沥陈冒销亏耗诸弊，请敕详查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另外，他又疏请在山西建社仓以备荒欠，引泉灌田以兴水利。他的大多数奏议都得到了朝廷认可。惟有建社仓、引泉灌田两项被康熙认为有待斟酌。康熙就此命朱轼久住山西，试行社仓、水利事宜。不久，朱轼自承冒昧，乞免试行，康熙却不遽下结论，仍命朱轼留在山西试行社仓、水利。十一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劾参知府徐容、甘文煊亏空银米，康熙又特命朱轼往陕西会同审讯。经查审，徐、甘罪名属实，两人皆被按律论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朱轼复请假归葬，康熙允准给假，命朱轼事毕即尽快回任。当年十一月，康熙逝世，其第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朱轼在家乡得到消息，急忙赶赴京师，参加康熙的丧事。

在即位之前，雍正身居藩邸多年，十分了解朝中情形，对忠直奉公的朱轼一向比较看重。为康熙治丧完毕，雍正即任命朱轼充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的总裁官，并赐予宅第和白银1000两。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亲选朱轼等四位大臣为皇子师傅，命其入值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教导弘时、弘历、弘昼三位皇子读书。弘历后来登上了皇位，即清史上的乾隆帝。他曾作诗称：“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稽(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可亭则恒矣。”由此可见，朱轼为三位皇子讲授的时间最为长久。在讲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朱轼极力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且一再指出读书明理不在空言，而应注重身体力行。他的这些观点对弘历等影响很深，他本人也颇受弘历等人敬重。在入值上书房的当月，朱轼又奉命入值内廷南书房，参与某些机密事务，可以时常觐见雍正。不久，他先后得加吏部尚书、太子太保衔。四月，他充任了顺天乡试正考官，因校阅公慎、得人最盛而奉特旨晋太子太傅。六月，朱轼为了给母亲冷氏庆贺80寿辰而请假回籍，雍正特颁赐白银2000两及御书堂额、楹联、御药等物，封冷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朱轼还朝后，又充任了恩科会试正考官和纂修《明史》、《会典则例》的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六月，他奉旨兼理吏部事务。八月，他复充会试正考官。

得到雍正青睐的朱轼立身谨严，以德服人。据说，凡有所荐举，他总是尽量不让被荐人知晓。他对此的解释是：“官员晋升出自皇上意旨，决非我等可以私自提携的事情。”雍正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而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台省合一”，将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崔致远等人反对“台省合一”，不肯为都察院堂官管辖。他们邀约同官，密行告讦，对执掌都察院的朱轼不乏指责。雍正十分生气，准备降旨惩治崔致远等人。朱轼却不落井下石，而是顾全大局，叩头申救，终使崔致远等得到宽免。时人为此亟是称赞朱轼宽阔的胸襟。在日常生活方面，朱轼一如既往，依然食不贰膳，俭朴自持。一次，他的一位门生送来若干人参，他叫人称量后又原物奉还，并告诉门生：“我的身体还不很虚弱，无须用人参滋补。我叫人称量人参，是表示已领受了你的心意，但东西就不必收下了。”

在朱轼复充会试正考官后不久，浙江沿海海塘出现了圮塌，雍正以朱轼曾任浙江巡抚，遂命其赴浙江议修海塘，并查勘苏州、松江一带塘工。雍正三年(1725)三月，朱轼回京奏报了各地海塘情形，并详细提出了不同的修筑方案。七月，他疏言：凡四品至七品文官可将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员可移封父母，教授、学政、教谕、训导的封典可分别参照知县、县丞、主簿，官员们的继母、生母可与嫡母一样得到封赠。同时，朱轼又就县丞、主簿的选用提出了若干意见。他以上几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这年九月，朱轼拜相入阁，得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

登上相位之前，朱轼与武英殿修书总裁、安徽桐城人方苞颇有深交。在朱轼眼中，方苞富于才识，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孙侨、乐毅之流。方苞曾将自己所著《周官余论》十篇中的三篇出示朱轼，朱轼持至上书房手抄笔录，深为叹服。甫登相位，朱轼便将方苞的《实畿辅》一篇送交怡亲王胤祥阅视，与胤祥合词请开水利。当年，直隶大水，而雍正亦一向重视水利事业，遂当即命胤祥、朱轼查勘直隶水利营田。胤祥、朱轼悉心营度，浚治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诸河，并在直隶推广水田种植，计划从浙江召募有经验的老农北上教授水田耕种、浚疏圩岸等方法。种植水田所需的农具、水车，也都准备雇募浙江工匠制作，然后组织直隶百姓学习使用。由于胤祥、朱轼的疏请，雍正又批准分直隶诸河为四局，各以道员管理浚治事宜。

雍正四年(1726)二月，朱轼之母冷氏去世。讣告尚未到京，雍正已从江西巡抚的奏章中知道了此事。他特地谕示吏部通政司及朱轼在京家眷：“不可将此事马上告知朱轼。朱轼性情至孝，其现在正忙于营田水利，身边并无亲切之人，骤闻此讯必定过于哀毁。待其到京之日，朕将剀切开导。”及朱轼闻讯抵京，雍正再三开谕，可朱轼仍是哀不自禁。雍正谕示阁臣：“朕素知朱轼事亲最孝，但其母年逾八旬，禄养显扬，可以说身后并无遗憾，朱轼应当节抑哀痛，护惜身体，为国家出力。为国尽忠亦正是为母尽孝。此前，朕已降旨赐银2000两治丧，遣地方大员致祭。如今，朱轼将驰驿奔丧回籍，朕知道其家中不富裕，可再赐银2000两。朱轼到家守孝百日后，即可来京办事。”朱轼就此一面上疏奏谢，一面请求让自己按丧礼守制三年。雍正允准其解任奔丧，但以直隶水利事务紧要，坚持不准其守制三年，命其于八月前后来京。九月，朱轼从家乡将抵达京城，雍正特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赐食。为了使朱轼既能继续办事，又能竭尽孝道，雍正照胤祥居母丧的前例，让朱轼素服三年，不补原官，仍在内阁，兼吏部、都察院行走。未几，朱轼疏言：“臣昔日曾巡抚浙江，深知杭、嘉、湖、绍四府有不少唆讼之徒，告讦纷纷，颇有碍于端正风俗。请增设杭嘉湖巡道一员，绍兴府归宁台道管辖。凡州县官员不能审理的民间词讼冤抑，可准许巡道审理。若巡道能秉公执法，唆讼之徒自然会有所畏惧，不敢再争相告讦，而两浙风俗亦会渐臻淳厚。”朱轼所请很快得到了雍正允准。随后，朱轼又就奖掖效力营田人员迭上奏议，俱被下部议行。

拜相后的朱轼就朝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每每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罪被勒令自裁，其年过八旬的父亲年遐龄按律法本当连坐。朱轼奏称：“以儿子的罪行惩治父亲，乃律法有所不当。臣曾看过年氏家书，从中得知年遐龄训子甚严。年羹尧罪责难逃，而其父却无大的罪责。”雍正考虑了朱轼的意见，年遐龄遂免遭大难。雍正的弟弟胤祀、胤被雍正视为政敌，屡屡受到重谴。两人先后“病故”后，有人提议将两人的儿子隶为奴仆，朱轼非常气愤，在众人面前直言：“胤祀、胤的儿子即是圣祖仁皇帝的孙子，谁敢将他们隶为奴仆?!”提出建议者闻言语塞，对胤祀、胤深怀敌意的雍正闻言亦为之动容。有时，朱轼的见解也有不当之处。譬如，在雍正准备征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际，朱轼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宜用兵西北。说起来，朱轼在拜相前反对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主张亦与雍正的想法相悖。但是，终雍正一朝，雍正坚信朱轼是位朴诚无私、忠直奉公的大臣，对其信任不疑。

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朱轼身染疾病，雍正萦绕挂念，特诏召回时任大名知府的朱轼之子朱必，命其补任户部郎中，便于其侍养父亲。雍正又派内大臣福伦前往察看朱轼病情，并不时赐医药存问。朱轼非常感激皇上对自己的关怀，同时又疏请解任调理，雍正手诏慰留，表示：“朕深知卿才具优长，品行端谨，老成练达，勤敏和衷。现在卿偶患咳嗽，自可从容调理。向来汉大学士多用两员，今阁臣有张廷玉、蒋廷锡办理，实无旷缺，卿可宽怀澄虑，颐养调摄，不必虑及内阁事务。卿年纪尚不很老，日后为朕宣力之处不在少数，此时解任退归委实不妥。”次年，朱轼再次患病，雍正允准其解除部务，专门入值内阁。不久，朝廷审理浙江人吕留良著书谋逆要案，不少人受到了牵累，朱轼因在浙抚任内对此案失察而被免职，但雍正特旨让朱轼留任内阁，又赐居海淀，便于其奏对政事。雍正八年(1730)五月，胤祥去世，雍正命朱轼接替胤祥总理水利营田。数月后，朱轼又奉旨兼管兵部尚书事，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朱轼的大学士职衔又得到了恢复。

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浙江部分海塘冲决，朝中众臣就如何修筑意见不一。雍正召来朱轼询问，朱轼讲：“此事难以遥度，臣愿亲往办理。”雍正大喜，命督抚及总理塘工诸大臣悉听朱轼节制。然而，对治理海塘颇有经验的朱轼此番没有施展开身手。在赴浙途中，他忽然听到了雍正驾崩的消息，继而被新君乾隆帝特召回京，受命在总理事务处协同办事，得赐骑都尉世职。乾隆对自己这位师傅很是敬重，时常虚己咨询政事，朱轼亦知无不言，力求兴利除弊。九月，朱轼抨击了各地方督抚虚报开垦、丈量累民的现象。他指出：如四川一省，近来丈量田亩，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广西官员遂请求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河南省报垦田地亦多不实。各地方虚报的田亩皆入册输粮，百姓们不免苦累。据此，朱轼请求停止丈量，禁止虚报开垦，惟详察现已报垦的田亩，如有虚捏不实者，地方官应题请开除，不得文饰护短，贻害百姓。雍正朝政风严刻，各级执法官员用刑时有过当之嫌，朱轼对此亦有陈述。他疏言：“请敕令督抚晓谕有司，审理刑狱务必要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使用刑具要遵守定制，不可擅用夹棍、大枷。”乾隆对朱轼的这些意见深以为是，皆迅速批准实行。

乾隆元年(1736)，72岁的朱轼迈向了生命的终点。这年二月，他充任了会试正考官，又被赐居地安门外，并获赏银500两，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在此前后，他还充任了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和《三礼义疏》的总裁官。八月，他身染重病，乾隆特赐予参药，派御医前来诊视。九月，朱轼病情恶化，乾隆在派和亲王弘昼登门问候之外，其本人于十七日亲自到朱轼居所探望。已虚弱不堪的朱轼得知御驾前来，急忙叫家人为自己穿戴好朝服，又吩咐儿子扶自己迎拜于户外。乾隆看着出迎的朱轼，称道其重病在身犹不失礼，心中更增添了怜惜眷爱之意。次日，朱轼病故。故去之前，他业已拟好了一份遗疏，吁请乾隆将用人理财视为国家根本要务，要明察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在国家经费绰然有余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加增赋税。乾隆阅罢遗疏震悼不已，特命撤朝一日，追赠朱轼为太傅，将其入祀贤良祠，并亲临致奠，两赐内库帑金治丧。未几，朱轼被赐祭葬，加谥号为“文端”。对于乾隆在朱轼逝世前后亲临探望、致奠等举止，时人视之为朱轼本人莫大的荣耀。在朱轼逝世多年之后，乾隆对其仍没有忘怀。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撰制《怀旧》诗，追念朱轼对自己的殷切教诲，其中有“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等句。

朱轼平生有不少撰述。大概而言，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礼记纂言》、《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轺车杂录》、《广惠编》等。后人从中加以选订，编成《朱文端公集》。

朱轼的三个儿子皆无突出作为：朱必由荫生出仕，累官至大理寺卿;朱中过进士，官至左庶子;朱必坦是名举人，承袭了父亲的骑都尉世职。朱轼长女曾许与建昌李姓，后来李姓少年猝然去世，朱氏女遂未婚守节，矢志不徙，并以此受到了朝廷旌表。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崇祯时举人，明亡，隐居于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颖悟过人，勤奋好学。王夫之从小受严格的家教，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16岁学诗，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21岁时参加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匡社”，24岁时考中举人，次年因农民起义而未能入京参加会试。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衡山双髻峰下。其父为献忠所执，夫之把自己全身刺伤，令人抬去换父归来，义军见他伤重，把他们父子二人一齐放回。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死。王夫之痛哭欲绝，数日不食。清兵入湖广时，王夫之在衡山起兵反抗，战败后又去肇庆，参加桂王政权，但朝纲不振。王夫之上疏参内阁王化澄结奸误国。王化澄欲害夫之，为高必正所救。会母病，返衡阳，至家，其母已死。稍后，瞿式耜战死桂林。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吴三桂所害。王夫之知大事已不可为，遂浪游于语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之间。士人慕其高洁，从者甚众。最后归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读书，怡然自得。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称帝于衡阳，派人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说：“某本亡国遗臣，扶倾无力，抱憾天让。国破以来，苟且食息，偷活人间，不祥极矣。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为?”遂逃往深山，作《祓禊赋》。王夫之在观生居室内自题一联去：“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他一生穷经究理，誓不仕清的精神。在穷困潦倒之中，王夫之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张子正蒙注》、《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书。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噩梦》中说：“土地非帝王所得而私有”应为“耕者所有”。在《续通鉴论》中还指出，如果不是“以一人疑天下”，明朝就不会亡。

王夫之批判王守仁、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对陆、王“心外无物”的批判更彻底。同时也批判程、朱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气”是客观存在的，“理在气中”。还指出“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他驳斥了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五行相克是“戏论”，不是穷究物理之人应该相信的。康熙三十一年，卒于石船山，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所著书三百二十卷，被录于《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还有《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等。

叶清臣

叶清臣（1000─1049），北宋名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幼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贡举刘筠奇其对策,擢为第二,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判官。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宝元初,为两浙转运副使。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刑院,判国子监。康定元年,擢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出知江宁府。庆历三年,入为翰林学士,为宰相陈执中所排,出知澶州,徙知青州、永兴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年,复入为三司使。皇祐元年,出知河阳,卒年五十(同上书卷一六六),赠左谏议大夫。清臣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应试所上《五策》,李觏以为达权利之变,所论诚为“今日之急务”,“辞曲而赡,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风”(《上叶学士书》)。诗如“轻烟隐孤屿,绿水摇虚阁”(《东池诗》),“霜馆残梨晓,风淮水桂秋”(《得请宣城府》),亦颇清丽。著有文集一百五十卷(《东都事略》本传,《宋史》本传作一百六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二二六录其诗十一首。《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二首。《全宋文》卷五七七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六四、《宋史》卷二九五本传。

卡尔·麦

卡尔·麦（1842年2月25 日—1912年3月30日），德国著名探险作家、小说家 。他开始发愤著书之后，首先涉及的领域是幽默小说和有关他家乡的乡村故事。后来他开始撰写异域探险故事，并因此声名远播。令人惊异的是，在写作这些故事时，他并未亲临过书中提到的这些国家，而他所描绘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场景却使读者感到他对这些国家非常了解。

842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出生时什么也看不见，母亲多方求医，直到6岁才得以复明。在失明阶段，他不得不凭借听力和触觉感知周围的世界，想象力由此得到了超常的发展。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1878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1900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主要作品有，《盐沼逃生》、《洞窟幽灵》、《雅库布的珠宝店》、《峡谷追捕》、《老母塔之夜》、《魔鬼峡》、《印第安酋长》、《荒原追踪》、《温内图之死》、《恐怖的大漠》、《埃斯塔的绿洲》、《老铁手》、《沙漠秘井》《智闯蓄奴岛》、《凯曼船长》、《溪谷庄园》、《真假享特》、《护身符》、《藏金潭夺宝》、《银湖宝藏》、《石油王子》、《奴隶商队》等。

李治

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母为文德皇帝后长孙氏,太宗第九子。太宗长子承乾,四子泰,各树党羽,谋求皇位,势同水火。贞观十七年,太宗第五子齐王祐反,后败死。承乾谋引兵人大内,谋泄,被废为庶人。太宗认为,如立李泰,那就使人误以为皇位可以通过阴谋求得,且承乾和李治都难保全。如果立李治,则两人皆可保。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公元649年六月,李治即位,次年,改元永徽,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无子,请立庶子李忠为太子,高宗许之。及武昭仪得宠,百般谗毁,高宗乃废王皇后为庶人。永徽六年(655),武昭仪被立为皇后。次年,废太子忠,立武后长子代王弘为皇太子。675年,武后杀太子弘,立次子贤为皇太子,旋被废。贤死,乃立哲 (即李显) 为太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然而自655年起多苦风疾,往后的二十八年,基本上是武后执政。杀了许多反对她的元老重臣,重修了 《氏族志》,灭了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683年,唐高宗李治死。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葬于乾陵。有子八人,女三人。

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每到一地做官都提倡办学校，而且亲自讲授经术。程颢、程颐兄弟都是他的学生。他晚年于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故人称“濂溪先生”，而将其所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周敦颐十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在汴京做大官的舅父，二十四岁荫恩获得官职，此后出入官场三十多年，但主要是在州县做官。历任分宁县主簿、桂阳令、南昌知事、虔州通判等地方官吏约20年。周敦颐身在官场，但却心在林泉，向往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乐趣。他在著名的《爱莲说》中以菊花喻隐逸者，以牡丹喻富贵者，以莲花喻君子。他说：“予独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他的自我写照。他想做的就是身在世俗、心在方外的“君子”。周敦颐并非假道学，而是真诚地追求着“孔颜乐处”。据程颐后来回忆，他和程颢少年时代曾奉父命，受学于周敦颐，两兄弟一听这位先生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诗人黄庭坚称其“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不过，一个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由其人品或人格决定。周敦颐所以被后代理学家尊为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他开辟了儒学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两篇哲学论著《太极图说》和《通书》总共只有三千多字，但却为后代理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尤其是《太极图说》，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宝藏。《太极图说》全文二百五十余字，是周敦颐对“太极图”所作的说明：“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运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由“太极(无极)”一动一静而生阴阳，而生五行，而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其中，“无极而太极”、“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中正仁义而主静”等，就是宋明理学的经典命题。只须将“太极”换成“理”或“天理”，就可以看出其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关系。

周敦颐的教育思想，首先主张教人“学为圣人”。他一生的抱负在“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他认为，“圣”就是“诚”，“圣人之道”就是“仁义中正”。所以，为人的目标要以诚为本，而为人的道路则要合乎“仁义中正”。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心中纯一，没有杂念，才能进入无欲的境界，而近乎纯粹至善的地步。其次，强调学习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思索，另一方面要靠教师的指导和朋友的帮助。他说：“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通书》)提倡有学识的人要教育没有学识的人。没有学识而蒙昧的人，应当向明白事理而有学问的人学习。第三，他要求人们要注重修身养性，要具有高尚的品德。他写了一篇《爱莲说》，文中赞美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意思是：莲虽从污泥中长出来，但不被污染;虽经清澈的水波洗荡，但不妖艳、浮华。周敦颐借莲花来比喻君子的风范，使莲花成为高尚洁美人格的象征。他的著作后人编为《周子全书》或《周濂溪集》。

张纲

张纲（1083—1166），字彦正,晚号华阳老人,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大观四年,入太学。政和三年,试内舍第一。次年,赐上舍及第,特除太学正。五年,迁太学博士,除校书郎。以论事忤蔡京,主管玉局观。宣和三年,复为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国朝会要》,校正御前文字,迁著作佐郎。五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建炎元年,出为两浙路提刑。绍兴二年,改江东提刑。三年,以左司郎中召还,权监察御史,进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四年,兼详定一司敕令,除给事中,提举宫观。时秦桧当政,张纲奉祠近二十年。二十三年,以徽猷阁待制致仕。秦桧死,召为给事中。次年,为吏部侍郎兼侍读,权吏部尚书。二十七年,擢参知政事,以年老辞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寻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四,谥章简。张纲立朝有守,尝书“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为座右铭。文思敏赡,周必大称其文“实而不野,华而不浮”,“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诗歌格律有唐人风(《张彦正文集后序》)。《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诗文典雅丽则,讲筵所进故事,因事纳忠,亦皆剀切”(卷一五六)。像《论党籍之家推恩泛滥札子》、《乞严边备札子》、《论淮南官冗札子》等,议论政事都能出于公心,切中时弊;《进故事》、《经筵讲义》引经籍、唐史为鉴,反覆申说。清四库馆臣称他“卓然特立,毫无门户之见”(同上书)。其诗写景吟怀,时有佳句,如“山烟归宿鸟,水月动明波”(《月夜》),“千里故园云水外,三年归路梦魂中”(《次韵仲弼重九》),“士应知己用,人岂法家流”(《汤胜仲挽词》),也都情真意切,清新晓畅。张纲诗文在南宋乾道时由其子张坚编为《华阳集》四十卷,后由其孙张釜刊行传世(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今存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四库全书》本。又著有《瀛州唱和集》八卷,今已佚。《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三十七首。《全宋诗》卷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三六六一至三六八○收其文二十卷。事迹见洪箴《张公行状》(《华阳集》卷四○附录)、《宋史》卷三九○本传。

张九龄

张九龄（673年～740年），唐代诗人。一名张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人。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进士,又中制举拔萃科。授校书郎。先天元年(713),唐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章之士,亲加策向,张九龄中高第,进左拾遗;未久,又调左补阙。与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以公允著称。开元十年(722)迁司勋员外郎。其时张说为宰相,对张九龄极为器重,与之连宗,赞之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拜中书舍人,封曲江县男。开元十四年,张说被宇文融、李林甫弹劾罢相,张九龄也被出为冀州刺史,后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选补使。张说当初曾推荐张九龄可备顾向,张说死后,唐玄宗思其言,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适逢起草赐渤海国诏书,朝堂无人胜任,张九龄援笔立成,即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开元二十二年任中书令。为政贤明,有蹇谔之节,常直言玄宗得失。安禄山曾因兵败被押赴京师,张九龄力主杀之以绝后患,玄宗不听。其时李林甫亦在相位,对张九龄极为忌恨。李林甫荐举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李林甫乘机进谗,玄宗乃于秋日赐张九龄白羽扇,以示其无用,由此被疏远。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改尚书右丞相。次年,又因所荐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唐玄宗,张九龄被牵连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请还乡拜墓,遂卒,终年68岁。张九龄不仅为官廉洁,且风度潇洒,玄宗曾对左右说:“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此后每进用一人,先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安史乱起,玄宗在成都思其忠,为之泣下,作《谪仙怨》,其音怨切动人。杜甫亦曾赋《八哀诗》以寄意。

张九龄诗除少量应制之作外，尽为五言。其五古多兴寄之作，诗风朴质遒劲，在开元诗坛影响很大。沈德潜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子昂）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九龄）继续而诗品乃醇。”(《唐诗别裁集》卷1)名篇有《感遇》12首，《杂诗》5首。五律则多抒怀之作，诗风清新，情景俱佳，名篇有《望月怀远》、《湖口望庐山瀑布水》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20卷，今有《曲江集》20卷(别本12卷)传世，当系源于旧本。《全唐诗》卷47至49存诗3卷；《全唐文》卷283至293存文11卷。

福斯特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另称E. M.Forster，1970年7月7日～1879年1月1日），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建筑师,在他还是婴孩时就去世了。福斯特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剑桥大学自由的气氛,以及1901年他对希腊和意大利的访问,对他的思想及其以后的创作影响较大。福斯特一生共创作了5部小说。前4部是连续创作的,它们的主题基本上都是: 赞美希腊、意大利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强调个人的、内心的生活的丰富,希望改变英国人,特别是英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沉闷、枯燥的生活。这4部小说是: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 、《最长的旅程》(1907) 、《可以远眺的房间》(1908) 、《霍华德别区》(1901)。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霍华德别区》,它使福斯特赢得了英国第一流小说家的声誉。作品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探索了人们之间建立真诚关系的可能性。小说在结构上把情节和象征巧妙地组织在一起。

在写作这些小说期间,福斯特旅行到了很多地方。《霍华德别区》 出版后,他在印度呆了一年,这次旅行给他的印象极深。1922年,他又一次到了印度。1924年,他发表了他的杰作《印度之行》。在这部小说中,福斯特所关心的仍是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其前期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有其进步之处: 它的题材选取的是社会政治题材,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压迫。在作品中,福斯特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在西方之间是否有相互理解的可能? 印度人是否能真正成为英国人的朋友? 福斯特对此是悲观的,他意识到了人道主义思想的软弱无力,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

自创作小说《印度之行》后,福斯特没有再发表小说。1924年后,他开始撰写随笔和传记文学。1927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文学批评讲演集 《小说面面观》(1927),这本书被誉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以后他又将散文编成集子 《两呼民主》 (1951)出版。晚年,他作为剑桥大学的教授在那儿度过余生,1970年去世。

人道主义思想,是福斯特世界观的一个突出方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人类的真诚和善良。福斯特是“布卢姆斯伯里派”的成员。这个流派的共同特点就是: 激烈反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社会的保守、狭隘,反对中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和钳制。福斯特也不例外。福斯特在艺术上较有成就。他的作品风格平易自然,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同时擅长于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

黄姬水

黄姬水（1509－1574），明代诗文作家。字淳父。长洲(江苏苏州)人。五岳山人黄省曾之子。生而幼敏，山人出入，携之俱，有所占属，每令同赋。曾学书于祝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避倭寇，徙家南京。嘉靖三十九年，返里。嘉靖四十三年，金大舆发3信请其为诗集作序，可见其在当时文名甚盛。万历二年(1574)卒，年66岁。著有《贫士传》2卷、《白下集》11卷、《高素斋集》29卷。其诗写得清丽俊逸，但托寓凄婉。如古体《听查八十弹琵琶歌》描写弹奏出来的声音就有这样的艺术特色：“联绵曲折抽芳绪，凄锵蹇劫生孤怆。”又如七律《息园赏芍药》同样体现这种特点：“浅白深红间合欢，丝丝香雨昼难干。直须一日三百盏，无那东风十二栏。水上新传锦子艳，楼头长怨玉箫寒。可怜春色随花尽，留尽还应待月看。”陈田《明诗纪事》认为：“勉之(其父黄省曾)北面空同，致失故步，不如其子淳父为轻俊语，吴人而吴歈也。”确实看出其诗歌情调和风格所在。他亦善文，《贫士传》都是写仕宦蹇涩但志向高洁的人物，这也是一种自况。

埃迪·德文德

埃迪·德文德（Eddy de Wind，1916—1987） 荷兰心理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1943年9月14日，埃迪·德文德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终于解放，夫妻两人却不幸失散。在这之后，埃迪留在了奥斯维辛，照顾其他幸存者，并记录下他在集中营16个月的骇人经历。 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兰，奇迹般地与弗里德尔重逢。两人勇敢地重启生活。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过于严重，在离开奥斯维辛12年后，两人遗憾分手。 1987年9月27日，埃迪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Bester．1913～1987）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心理学方面均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是继阿瑟·克拉克、罗伯特·A·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等科幻大师之后，美国科幻小说协会评选出的第九位科幻大师，对美国科幻的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科幻史上有两件大事与贝斯特密切相关：1942年，他加入DC动画公司，参与了“超人”和“蝙蝠侠”两大超级动画英雄的创造；1953年，他以一部《被毁灭的人》见证了“雨果奖”——这一世界科幻大奖的诞生。 他给科幻界带来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短篇故事，最初他把它寄给了《惊骇》。一个叫莫特·威辛格的编辑帮助他润色了这篇作品，并建议他去参加《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正在举行的业余作者大赛。贝斯特听从了这一建议，结果他赢得了50美元的奖金。这篇故事叫《被破坏的公理》（The Broken Axiom），发表在1939年4月日的《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上。

汪机

汪机(公元1463—1539年)，字省之，安徽祁门县人。明代医家。因世居祁门之石山，人亦称之为石山先生。名医汪渭(字以望,号古朴)之子，其随父行医几十年，遂成一代名医。他年轻时为邑诸生,后因母病而究心医学,行医几十年,临床经验丰富,学识宏博,汪氏钻研医业刻苦，医德亦好，“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祁门县志》)其医学主要继承朱震亨，对内、外科，针灸和痘疹方面都有一定见解。研读诸医家书,参以《周易》及儒家性理奥论,治病屡效。尝据《内经》等古典医籍,以为人体应阴阳平衡,气血调和,不能偏执一端。强调治病应四诊合参,缺一不可,若偏恃脉诊以断人之吉凶生死,是为自欺欺人。认为治病应博采众长,辨证论治,如病当升阳,治从东垣;病当滋阴,法随丹溪。共有十余部医学专著，其中以门下弟子所编辑的《石山医案》最具代表性。

所著有有《石山医案》(1519年)、《医学原理》(1519年)、《本草会编》(佚)、《续素问钞》(1519年)、《运气易览》(1519年)、《脉诀刊误》(1523年)、《外科理例》(1531年)、《痘治理辨》(1531年)、《针灸问答》(1532年)、《伤寒选录》等书。

大愚阿阇黎

大愚阿阇黎，中国近代著名的佛学大师，印心宗初祖。生卒年不详。 大愚阿阇黎是武汉李氏子，俗名叔倍。他曾在军阀割据时期参政，目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痛心疾首之下愤而弃官，到庐山东林寺出家。初修净土法门，后历经大病、遇盗等厄难仍不懈修行。为求佛法真谛，他发奋修 “般舟三昧”，经多日苦行，双腿、双手相继浮肿，最终以身滚动前进，因精诚所至，感普贤菩萨现身灌顶，授以心中心密法。此后，他按菩萨所授及《大藏经秘密仪轨佛心经品亦通大随求陀罗尼》所说的六印一咒修持，经七年苦行成就下山。 大愚阿阇黎下山后，为让世人知晓心中心密法这一善巧方便法门，所到之处略显神通，轰动大江南北，求法者多达五、六万人，入室弟子近二百人。但因广大信众重神通而不重道，他便易装归隐四川成都，嘱咐弟子王骧陆老居士嗣法传道，后人尊王骧陆为印心宗第二祖。 大愚阿阇黎说法贵直指心要，不立文字，其留传后世的著述极少，除早期所著的《解脱歌》外，仅有一首约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告别诗，是他在成都弟子家留下的，诗为 “拈花怎么传，不妨密且禅，归隐扬眉际，相逢瞬目边。一期从古棹，三界任横眠，临行无剩语，珍重一声○。（读音同“圆”）”

吴讷

吴讷（1372~1457），中国明代文学家。字敏德，号思庵。苏州常熟（今江苏常熟）人。自幼力学，明永乐年间，因谙熟医学而被举荐至京。洪熙元年（1425），任监察御史。宣德初，出按浙江、贵州；宣德五年（1430）进南京右佥都御史，寻进南京左副都御史。正统四年（1439）告老返里。常布衣蔬食，家居十几年而卒。赠谥文恪。他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较深，尤为服膺朱熹之学，且涉猎广博，于性理之奥多有发明，又以行谊为先。其为文，根植于群经，凡所议论，皆合于理而有关世教。他最为后世所关注的乃在于辨体思想，受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影响而编成的《文章辨体》一书开有明一代的辨体风气。其文体观的核心是讲求“体制”“正变”与“雅俗”，按其《凡例》所言，“文辞以体制为先”，“作文以关世教为主”，“命辞固以明理为本”，可见他强调辨体的强调实质，在于推行自己所认可的“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念。故而其编选文章总集的意义，不在其所选文章的雅正，亦不在其所列文体名目之得当，而在于对文以贯道的传统的坚持上，这也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吴讷著述颇丰，除《文章辨体》外，还有《思庵集》《小学集解》《性理群书补注》《晦庵诗文钞》《吴草庐文粹》《祥刑要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