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思想家。字鲁屿，又作楚屿，号舜水。浙江馀姚人。生于明万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出身士宦之家，自幼丧父，家境随之衰落。曾师事朱永祐、吴锺峦。崇祯十一年(1638)考中恩贡生。少有经济之志，时人多以公辅相期，但以国事是非，遂絶意仕进，明亡时年四十五，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时，马士英罗致之，不就，逃于海滨。从南京失陷到永曆被害止，十五年间，舜水时而日本、安南、暹逻，时而国内本土，爲恢复明室而奔波。最后见实无可爲，“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时值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外人不得居国内。日本学者安东守约敬慕其学识德行，坚请他留住日本，后徵得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七年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舜水居首都江户(即东京)，待以宾师礼，亲受业爲弟子，其馀藩侯藩士也多受业其门。卒后，被日本私諡爲文恭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瑜学本先秦儒家与西汉经学，故他崇汉学而轻宋儒，认爲汉学实爲“万代之功”，指斥宋儒脱离社会实际，“辨析毫釐，终不曾做得一事”，如 “棘端刻猴”，“工虽巧，无益于世也”(《与安东条约书》十)。主张实践，排斥玄谈，提倡“爲学当有实功实学”(《答小宅生顺问》)，他说：“爲学之道在于近裹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乎徒弄虚脾，捕风捉影。若夫窃儒之名，乱儒之实，使日本终不知儒者之道而俗子诋诽，则罪人矣”(《答奥村庸礼问》文集卷八)。认爲学术应当有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故他同情提倡功利主义的陈亮，而批评朱熹理学，说：“太守以临民爲业，以平治爲功，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爲近之。”“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究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爲异端，恐不免过当。”(《答野节问》)提倡“巨儒鸿士”与道学家对立，所谓 “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答林春信问》卷十五)。在知行关係上，重视“行”的作用，提出“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身之外无学问”、“学贵实行”的观点，与重讲说、轻实行的理学相对立。强调读书要得到其中之精髓，作爲行动的指南，说：“呫哔非他，呫哔而咀其味，得其真，则皆励行之资也……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则文具而已矣，读书何爲?”(《答奥村德辉书》卷七)反对空疏与脱离实际，指出“学者以躬行心得爲主”( 《答古市务本书》卷十)，“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答野节问》卷四)对爲学祇知道追求名利而不身体力行的倾向表示厌恶，说：“爲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爲有得”(《舜水先生行实》)。主张“行之则必至，爲之则必成”(《答木下贞干书》卷四)。然认爲“孝”爲百行之本源，行孝便成爲他躬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人性问题上，反对理学家所谓人性由禀气清浊决定的说法，认爲人性是由后天所形成，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他说：“试观孩提之童，……薄海内外，天性无少异也，及其长也，父母之教训无方，世俗之引诱也多故，习之久，灵明尽蔽，昏惑奸狡横生，相去遂有万万不侔者。”(《答奥村庸礼问》卷一四)但又说：“吾心本体，原自纯一，物欲劳扰之则不空，本来光湛，物欲固蔽之则不明。是故虚则必灵，虚己灵己，常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释氏之所谓空，非释氏之所谓明也。学者捨其固有，而求之外铄，何异提灯乞火矣”(《虚灵不昧》)。认爲本心清明，由于物欲劳扰，乃不复空灵。其说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大体一致，从而在心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朱之瑜特别重视史学。他在《答奥村庸礼问》中说：“详读史之有益于治理”，“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从读史开始，渐通义理，这便是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

朱之瑜学识宏博，多才多艺，在日本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同时还传授了中国的建筑工程、农艺园林以及衣冠裁製等多项技艺。梁啓超论之曰：“舜水以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设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2页)。著作有《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徵君集》等，1981年中华书局将其遗著重加校点成 《朱舜水集》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