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用孟加拉语写作。生于大地主家庭。曾在加尔各答学习。富有文学、戏剧和音乐教养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审美力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1875年2月25日他在《甘露市场报》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年仅14岁。他开始为《知识萌芽》和《语言》杂志撰稿，于1877～1878年发表了长诗《诗人的故事》，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怜悯》数章和短篇小说《女丐》。这是些不很成熟的、模仿性的作品。1878～1880年他赴英学习文学和音乐，攻读于伦敦大学。回国后，他创作了音乐剧《蚁垤仙人的天才》(1881)，把印度的民族曲调和在英国听到的爱尔兰民歌揉合在一起;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画与歌》(1884)、《刚与柔》(1886)。这些诗歌对生活和改变民族命运充满信心，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戏剧《大自然的报复》(1884)谴责了禁欲主义。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班·查特吉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圣哲国王》(1885)等，谴责暴君，并宣扬非暴力的斗争。

1884～1911年，泰戈尔担任宗教改革团体“梵社”的秘书;他与新印度教(企图利用正统的印度教来复兴民族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展开论争。他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同时他还参加了印度国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9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和诗歌。诗集有《心中的向往》(1890)、《金帆船》(1893)、《缤纷集》(1896)、《收获集》(1896)、《微思集》(1899)、《刹那集》(1900;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收入英语的《园丁集》)、《奉献集》(1901)。此外，还有哲理戏剧集《国王与王后》(1889)，《牺牲》(1890)、《契特兰戈达》(1892)、《马利尼》(1895);喜剧《单身汉俱乐部》(1901)。他主编《萨塔纳》(《理解生活》)杂志，在杂志上刊载他的大量作品和政论时评。

1891年，泰戈尔经管祖产西莱达大庄园，熟悉了农民、手工业者、小职员的生活。他看到到处都是贫困、破产、人民毫无权利。他感到痛苦和不满，要寻求一条使祖国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和中世纪传统束缚的道路。他开始注意社会主义思想，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说：“我不知道更平均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若不能，则上天的意志真是冷酷无情，而生物中最不幸的则是人了。”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鲜明地刻画了孟加拉的农村。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普通的人。他憎恨贪婪、残酷、盲目遵守旧传统。他歌颂爱、忠诚、人性。他特别关心深受种姓制度和陈规陋习压迫的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妇女的形象。《还债》(1891)抨击了嫁妆制;《素芭》揭露了种姓制的荒谬;《摩诃摩耶》抨击寡妇自焚殉夫的陋习;《练习本》反对童婚和歧视妇女;《是活着，还是死了? 》描写寡妇的悲惨处境。短篇小说《光明与阴暗》(1894)可说是殖民地现实的一幅缩影。他在这篇小说里愤怒地揭露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孟加拉官吏的怯懦与奴颜卑膝，还痛心地描写了农民的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这种阴暗背景衬托下，他展示出两个光明的形象：与社会不公平作斗争的青年律师和真挚地爱着他的少女。泰戈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倾向决定了印度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他的创作影响了整整一代印度作家。

泰戈尔的思想和美学观点是在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奥义书、早期佛教、迦梨陀娑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方进步思潮(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90年代的这些诗集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进步。他提出“生命之神”的观念，它源出于奥义书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学说和中世纪毗湿奴派诗人的“人高于一切”的理想。泰戈尔说，他从“内在的我”中汲取灵感，而“内在的我”与无处不在的“最高起源”是同体共存的。他的这一唯心主义观念其精神则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其实质在于号召为人服务。诗人号召孟加拉人从沉睡中觉醒，团结一致与暴政作斗争。

除了紧张的创作活动，泰戈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他在和平村(离加尔各答不远)创办了一所学校，并亲自任教。他在首批描写社会风俗人情的长篇小说《小沙子》(1902)、《沉船》(1905)和中篇小说《覆巢》(1903)中，表现了封建道德规范与新的民主思潮的冲突，以及古老家庭生活的解体。他的理想是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去世;随后，女儿、13岁的儿子，父亲相继故去。诗集《回忆》(1903)、《儿童》(1903)和《渡船》(1906)就是那些不幸年月的纪念。然而悲伤没能压倒他。1905年，印度总督宣布分割孟加拉，民族解放运动因之高涨，他全力以赴地参加社会活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谱写爱国歌曲，其中一首《我金色的孟加拉》为孟加拉人所家喻户晓。他出版了政治性杂志《宝库》。但是当运动超出了非暴力斗争的范围时，他退出了，因为他不赞成暴力。他转向启蒙活动。这时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戈拉》(杂志连载，1907～1910)等。泰戈尔不仅号召所有的印度人不分种姓和宗教信仰团结一致，而且引导读者得出必须进行斗争取得解放的结论。同时他还写了戏剧《报应》(1909)，讽刺剧《顽固堡垒》(1911)、象征剧《国王》(1910)和《邮局》(1912)。

1912～1913年，泰戈尔访问英国和美国，讲印度文化和哲学。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奖金。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泰戈尔已世界闻名。在诗集《飞鸟集》(1914～1916)中他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沉思。1916年出版中篇小说《四个人》和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后者曾轰动一时，它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缺点：领袖们无能力理解农民的利益，冒险分子利用运动煽动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

20年代，泰戈尔仍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他认为社会恶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因而创办了一所大学。虽然他年事已高，但这些年来他访问了英、美、德、法、意、日本、中国、 阿根廷、捷、匈、保加利亚和苏联。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期间创作较少。

20年代末起，泰戈尔的创作热情重又高涨。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1929)描写印度“迷惘的一代”。《纠纷》(1930)写印度的家庭矛盾。《四章》重新回到政治问题。此外有中篇小说《两姐妹》(1933)，《花圃》(1934)、诗集《森林之声》(1931)、《再一次》(1932)等等。晚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如《树叶集》(1936)、《边缘集》(1938)、《再生集》(1940)、《生日》(1941)等。《非洲》(1936)、《佛陀的膜拜者》(1938)、《赎罪》(1938)等诗篇中他愤怒地谴责德、意、日的侵略行径。1941年4月他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文明的危机》，而在去世前的作品《一个女伊斯兰教徒的故事》中他再次警告宗教狂热的危险性。 8月7日他在加尔各答的祖宅逝世。

泰戈尔的创作不但影响了印度各种语言的现代文学，而且还影响了我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的早期创作。1924年他访问中国，我国从1915年起就译介了他的作品;1961年全世界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我国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白寿彝

白寿彝（1909年2月19日—2000年3月21日），字肇伦，经名哲玛伦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白寿彝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领域里颇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2月，白寿彝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父亲白吉甫是一个商人，母亲钱相云，笃信伊斯兰教，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白寿彝从小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求学之路始于私塾，后受启蒙老师的影响，十二岁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1925 年考入上海文治学院，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

1929年，白寿彝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当时，燕京大学云集了像陈垣、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白寿彝。1932年白寿彝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1937年，白寿彝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古）、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1937年冬，白寿彝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 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1949年，白寿彝参 加了中国新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同年夏天，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担任历史系系主任。

白寿彝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自身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50年，白寿彝主办《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对推进我国的历史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2 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白寿彝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1963 年，他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1964 年 8 月《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内部印行。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的探讨，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史专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

1979年，在白寿彝的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受到全国各大院校重视并得到推广。1989年，这一方案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多年来，白寿彝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这是史学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其著作《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几十年来，为我国 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白寿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对于所从事的事业他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早在学生时代，白寿彝就开始在报刊上撰稿。1928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①，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白寿彝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1929年，出版了《开封歌谣集》。之后，他还写了《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在此后攻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在黄子通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编写出版了专著《朱熹辨伪书语》②。他关于朱熹的论著，还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另外，还编写了《朱子语录诸家汇编》一百四十八卷。

白寿彝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回族史的杰出学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③《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典赤·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于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发行。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回民起义》（全四册），这一部著作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现状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④。1984年，他开始主编元、明、清、近代四册本《回族人物志》，并于1992年全部完成出版。同时，白寿彝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年初，他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录了一批重要的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在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即由马六十口授、单化普笔录的 《陕甘劫余录》，这一成果成为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上述这些关于回教文化及历史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他对中国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7年，白寿彝编辑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①。1980年，他编辑了《中国通史纲要》②（主编）。《中国通史纲 要》一书，在学术观点和体裁上都有新的探索。1981 年编辑了《史记新论》。1983 年编辑了《史学概论》。1986年，由他主编的六卷七册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1987 年，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③出版。1994年，《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1999年，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的巨作，卷帙浩繁，体制完备，及时反映了最新的中国通史研究成果，具有独到的理论建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曾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白寿彝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长期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并对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他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 社会职务。并当选为国家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1956年，白寿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武重奉

武重奉（Vũ Trọng Phụng 1912～1939），越南作家、学者。祖籍兴安省美豪县（今美豪市），笔名天虚。自幼在河内长大。幼年丧父，家境贫苦，16岁便辍学赚钱养家。但比较幸运的是受到了比较好的小学教育，学习了法语与越南国语字。武重奉18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7岁死于肺痨。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展现了惊人的才华和旺盛的创作力，留下了近30篇短篇小说、9篇长篇小说、9篇报告文学、7部戏剧以及丰富的文学批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的文章。长篇小说《红运》（1938）是其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小说讲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主人公红毛阿春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20世纪初期越南社会各阶级的人物形象，并以犀利的笔锋将西方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矛盾、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36）是武重奉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大地主、资本家兼议员发家致富的罪恶史。有人认为作者的思想受S.弗洛伊德的理论和É.左拉、G.de莫泊桑作品中消极成分的影响较深，故作品的思想内容有较为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武重奉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决堤》（1936）、《中头彩》（1938）等，报告文学《害人的陷阱》（1933）、《寻嫁洋人的行当》（1934）、《过年》（1938）等，短篇小说《男人的嫉妒》《娶丑妻》《猎猴》等。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朝杰出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早年深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召为巡官，并与其子令狐绹等同窗受业。文宗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次年，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秀，将女儿嫁给了他。当时牛李党争剧烈，令狐楚为牛党，王茂元为李党，令狐父子忌恨商隐，认为他背弃了知遇之恩，后令狐绹长期执政，李商隐虽无意介入朋党之争，但也深受排斥，因而终生不得志。他曾为桂管观察使郑亚掌书记，到过广州，后又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判官、盐铁推官，身居四川。最后客死在荥阳。他在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谴责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在思想上，他反对“学道必求古”，蔑视古圣先贤。他的政治诗，或抨击宦官、藩镇，或指斥时政弊端，忧愤深切，有胆有识，内容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咏物诗，托物以寄情，如《蝉》、《扶风界见梅花》等。他的《无题》诗20余首，有的写爱情，有的别有寄托，主旨含蓄，深情绵邈，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其中的上乘之作，情深语挚，有的诗篇却轻浮艳绮。“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其中的佳句。由于李商隐横遭排挤，纵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终生不得施展，故诗中带有浓重的感伤乃致没落的情调。如《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此情的突出表露。李商隐的诗构思精密，用语工巧，吐韵铿锵，意境朦胧，具有沉婉细密、绮丽精巧的独特风格，是一位鹤立晚唐诗坛的诗人。但他的诗有用典深僻、晦涩凝重的缺点，助长了后代某些形式主义的诗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玉溪生诗》3卷，赋、文各一卷。诗集今传，文集已不存。冯浩《李义山诗文集详注》以及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较详备。

李塨

李塨[gōng]（1659年5月14日—1733年2月14日），清初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卒于清雍正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自幼从其父李明性学。二十岁后，就学于顔元，弃八股，专治礼、数、射、御、兵法、乐诸学，与顔元同创“顔李学派”。三十二岁中举后出游，屡馆京师，并远游西至关中，南及吴越，遍交海内贤豪，研讨学问，使顔李之学得以播于远方。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苞等，皆有往来。曾先后去浙江桐乡、河南郾城、陝西富平佐政，皆有政蹟。出任济南知府幕僚。六十岁，被选爲通州学政，旋因病告归，讲学经农以终。

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先于气”的观点，指出“非气外别有道理”(《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认爲“理”不能离开气或物而独立存在。他说： “夫理者，物之脉理也” (《论学》卷二)，“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恕谷后集》卷二)。对朱熹“理在事上”的观点进行批判，坚持“理在事中”的命题。他说：“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爲一物矣。理，虚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 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 (《论语传注问》)提出“因形以察理”的命题，认爲必须分析研究具体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理)。他说：“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则理可辨”(《论学》卷二)。在知行关係上，重视知行相互依赖，“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大学辨业》卷二)，知与行“一时并进，且叠进焉” ( 《论学》卷二)。但更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定“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并以走路爲例，认爲要想到达燕京，首先应知道方向，不知道方向，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其结论，“究是知在行先”(《大学辨业》卷三)。片面夸大了“知”的作用，未能坚持颜元重力行的正确观点，反而批评颜元“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 (同上)。

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复兴古代实学，以求学术切于实用。认爲“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反对读死书，认爲“明理非尽由读书也”，“古人之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文。” (《论学》卷二) 对“格物致知”作了重新解释，“然不曰学，而曰格，何也?学有浅有深，皆可谓学。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入深，无所不到之谓也” ( 《大学辨业》卷二)。认爲“格物”之“物”，指德、行、艺三物。德即仁义礼智，行即子臣弟友，艺即礼乐兵农，把“格物”的基本精神归结爲经世致用。对程朱理学的空疏倾向进行批判，他说：“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亲民之学止于至善，乃尊于农工商而爲士之职也。试观宋儒用佛门惺惺法，闭目静坐，玩弄太极，探躐性天，内地不杂于二氏乎?终日章句伊吾，经济安在?”(《与方灵皋书》)指出理学的危害性，认爲理学专注存心养性，“杂以静坐内视，浸淫释老”，“处处谈性，人人谈论天”，“以空虚之禅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结果是“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复无办事之官”。(同上)主张恢复孔子的正学，重视礼乐、兵农、执射、执御、会计等实用之学。从实学出发，又主张实行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産。均田第一仁政也”(《拟太平策》)，反对豪强兼併。晚年研治经学，于《易》、《诗》、《春秋》、《四书》皆有推阐，自谓其治经宗旨爲“取其经义，犹以证我道德经济”(《恕谷后集》卷一一《诗经传注题辞》)。晚年在政治见解和治学方法上与顔元稍有分歧，自谓“此係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书习斋存治编后》)表现了“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著作颇多，主要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平书订》、《恕谷后集》、《恕谷文集》等，后人编入《顔李遗书》。

尤金·奥尼尔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年10月16日—1953年11月27日），爱尔兰裔美国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于1888年10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一家旅馆诞生。1906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一年后因犯校规即被开除。1920年，奥尼尔的《天边外》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普利策奖，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1929年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居住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远离海岸的岛上专心写作。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11月27日，奥尼尔在波士顿一家旅馆逝世。他一生颠沛流漓,淘过金、当过水手、还作过演员和见习记者。丰富而坎坷的生活,成了他后来许多剧本的创作源泉。他一生写了五十多部剧作,曾先后四次获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作品主要有《琼斯里帝》、《毛猿》、《天边外》、《长夜漫漫路迢迢》等。他能深切体察人生,充分掌握写作素材,创作思想深遂,语言精炼,特别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敢于大胆创新,冲破旧传统,对现代戏剧发展贡献极大。

智诚

释智诚法师（1908年10月31日-1994年4月29日），俗名周文龙、周文华，曾用法名仁慈，1908年生于江苏省泰县北曹村。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排行第四，父母皆为佛教徒。

智诚法师自幼聪颖过人，喜静好学，因常随父母到西方庵礼佛，对佛教产生深厚向往，七岁时在西方庵礼能定和尚为师出家，祖派临济。此后他通学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诸宗。1923年，法师在江苏省高邮县放生寺天台佛学院就读佛学，十六岁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之后又入宝华山律宗佛学院、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厦门闽南佛学院等地参学。

1933年，智诚法师受太虚法师委派至广东省潮州市开元寺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1936年，他被潮州庵埠灵和寺礼请为住持。在此期间，面对当时中国的战乱局面，法师目睹百姓疾苦，为祈祷世界和平，他发愿刺舌血写经。1937年农历2月19日，法师闭关，在灵和禅寺后浮坛左侧的一厅二房内，每日上午八时准时取血，用舌血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和《普贤菩萨行愿品》，历经一千多个日夜，于1940年完成这两部七十多万字的佛教经典，且经文全部用楷书书写，从头至尾无错漏一字。

新中国成立后，智诚法师历任汕头佛教协会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潮州开元寺、苏州承天寺、庵埠灵和寺住持，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名誉理事等职，还曾被荣选为汕头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市第六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政协委员等。

法师一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每遇他人遭难，都尽力帮助，济寡怜孤、救急扶危的善事数不胜数。他生活简朴，布衣粗食，一切供养收入都用于赈灾济困、建寺育人。1985年7月19日，法师应泰国慧光觉苑等佛教团体邀请访泰，受到泰国公主亲自接待。

智诚法师博学多才，工诗能文，不仅佛学造诣精深，书法造诣亦十分不凡。其楷书作品端庄秀丽而不媚俗，骨力中藏而不生硬，晚年书法更臻炉火纯青之境，在潮汕地区乃至东南亚都享有盛名。此外，他还著有《八识规矩颂讲解》《唯识精义》等书，编写过《潮州佛教史》《汕头市佛教史》等。

1994年4月29日，智诚法师于广东省汕头市圆觉精舍吉祥而卧，安详示寂。他一生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甘守清贫，自奉甚俭，为佛教尤其是潮汕地区的佛教发展贡献巨大，是近现代岭东屈指可数的高僧大德。

王履

王履(1332—1391) ，明初诗文作家,画家,医学家。字安道,号奋翁,又号畸叟。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笃志问学,博通群籍,教授于乡里。亦精通医术,尽得金华朱彦修所传。能诗文、工绘事。洪武十六年(1383)秋,年已50余,仍往访华山,凌绝顶,探幽宝,归作图40幅、记4篇、诗150首。幼年时长工张一,随其同访华山,助其完成华山图记。卒年已不可考。著有医书《百疾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溯洄集》。他的华山诗,可谓尽得其高奇旷奥之胜。《入山》云:“庐山秀在外,华山秀在里。”《苍龙岭》云:“惊魂及坠魄,往往随风吹。”《宿玉女峰》云:“松林延幽风,倏忽天乐沸。”《入夜闻声、疑风云大作、不敢睡》云:“松底踏碎月,过清寒不支。”《铁锁》云:“伯梁度世无寻处,卷取松风独自还。”《林中遥见白物,疑是白鹿》云:“何当快与刘根约,白玉床前看紫云。”《下山近青柯坪》云:“一涧破秋寂,万松嘘昼寒。”《石棋局》云:“弈仙何处石坪空,细细松风婉婉风。”《玉泉院》云:“昨转希夷洞,傍山两画屏。宿云团滃白,微峭吐寒青。”其描绘景观犹如有声有色的电影。记也是较为出色的散文,同诗一样,具有移步换景的情趣。诗文都可说是他提倡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艺术观的结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道:“自有华山以来,游而能图,图而能记,记而能诗,穷揽太华之胜,古今一人而己。”

郑文焯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小字豫格，别号瘦碧、冷红词客，晚号大鹤山人。满洲正黄旗汉军籍，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后复本籍，自称汉代郑玄之后，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父瑛棨，官至河南巡抚，工诗书画，有“三绝”之誉，世称兰坡先生。少从父宦游南北，濡染家学。光绪元年(1875)顺天乡试举人，出陈宝琛之门。次年会试未中，授内阁中书。后屡试不售，遂绝意仕进。爱吴中山水，南游苏州。戊戌政变后，感愤国事，弃官居吴不出。历任江苏巡抚皆慕名延赞幕府，又尝为存古学堂都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清史馆尝聘任纂修，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聘任金石学教授，均辞谢不就。以行医鬻画自给，孤贫以终。

郑文焯博识多才，工诗文，好训诂考据，长于金石书画，并通医学，尤以词名于世。尝由学琴而讨论古音，进而精研词谱声律，于讲求四声清浊之外，更上求古乐遗谱。取张炎《词源》校审笺释，成《词源斠律》一书。俞樾称其“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瘦碧词·序》)，故所为词声出金石，句妍韵美。词风雅近姜夔、张炎、周邦彦，“感兴微言，深美闳约”(谭献《箧中词续》引文烺语)，“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谭献《复堂日记》)。而“久孤于世，无所放其意，则托诸微言”，每于写闲居生活、山水清游中寓怆怀身世，感伤落拓之情，于清末史事多致忧愤沉痛，“缱绻恻怛以喻其致，幽噎凄戾以形其声，横歌哭而变风谣”(朱祖谋《苕雅余集·序》)。时人亟推誉之，列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诗亦神韵邈绵”(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而为词名所掩。有《瘦碧词》二卷、《冷红词》四卷、《比竹余音》四卷、《苕雅余集》一卷，后删存为《樵风乐府》九卷，并《词源斠律》三卷、《绝妙好词校录》一卷，及《医诂》二卷、《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一卷、《扬雄说故》一卷，合刊为《大鹤山房全集》。另有《大鹤山人诗集》二卷。生平事迹见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均见《碑传集补》卷五三)，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一名《大鹤山人年谱》，1941年刊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新舟沙滩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6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暑不懈。十四五岁时能赋诗作文，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21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1861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1862年，因应诏上万言书《上穆宗毅皇帝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在江南大营和江南各地作小官吏达13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开始他一生的外交活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黎庶昌奉调回国，“晋级道员，赏二品顶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两次出使日本国，日本天皇特为他颁赐一等旭日绶章。中日甲午之战前夕，中日关系极度紧张，黎庶昌表示愿意东渡日本排难解纷，当局未准。中国战败，他忧愤成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黎庶昌称病辞职返乡，十二月二十日长逝于沙滩，葬于渔塘。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全书共26种计200卷，是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6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入都纪程》2卷、《西洋杂志》8卷、《曾文正公年谱》12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1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黎庶昌故居占地面积2 914平方米，建筑面积1 335平方米，为木结构高架瓦房，一楼一底，悬山式顶。门楼、过厅、中厅、正堂，均随山势而建，依次坐落在中轴线上，形成三重天井。“钦使第”内，现存有黎氏生前使用过的部分家具、文具和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著述的文字资料，还存放有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收养日本女士孤女藤野贞子撰书黎氏夫人赵曼娟的墓志铭，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

史威登堡

艾曼纽·史威登堡（1688年-1772年3月29日），瑞典基督教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物理学、矿物学、哲学、经济学、医学等，都有杰出贡献。他在当时已提出20世纪大脑生理学的基础理论，也发现了与爱因斯坦“物质非必是物质，物质是能量”相同的理论与想法，甚至指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遗传因数DNA。晚年时，这位伟大的博学者根据自己灵魂出体、遨游灵界所看到的景象，写下了《灵界见闻录》，出版后轰动世界。史威登堡描写自己在18世纪的某一天，为了学术研究远渡重洋，住在英格兰一间旅馆中。那天晚上出现了一位神秘人，对他说：“我将带你到人死后的世界－－灵界去游历！你应该与灵界接触，并真实地写下所见所闻，让现实世界的人们能够了解灵界。”这本书籍对后世影响深远。美国精神分析学泰斗荣格、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诗人爱默生、德国诗人与剧作家歌德、美国政治科学家班杰明．富兰克林等，皆对其推崇备至，也使世人对于灵界－－人死后的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20世纪以来，虽然科学界挞伐声不断，但研究濒死体验者渐多，逐渐形成一门显学。

1688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基督教家庭诞生了一个小孩。从小他就有神秘的倾向，不到10岁就会和牧师们谈论神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担任瑞典国家矿物局工程师，到32岁被诠叙为贵族之后，就活跃于政界，担任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科学、数学、发明方面也留下极多的成就。但是50多岁后，他放弃一切，开始过着他自称的“天启”的灵界沟通的生涯。赫赫有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对他的神妙能力大表惊异，认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人物，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出现，他的奇妙能力，实在太令人惊异了。”

这位被康德称奇的人，名叫史威登堡（E.Swedenborg），在后半生30年间所经历之灵界事物，被誉为“西欧历史上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所著的《灵界记闻》厚达8大册数千页，但绝大多数都已经遗失，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至今被慎重的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内。

据史威登堡所言：“全部都是自己进入灵界的所见所闻，或是与灵交往所得来的知识。”美国诗人布朗尼克（1806～1861）、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1870～1966）都对他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又说：“二十多年来，我将肉体留在世上，化成灵进入死后的世界，即灵的世界，而且在那儿见识到很多事情。我经历的是世人所罕见的，所以会有很多人不肯相信，但我具有绝对的自信，自信人们读了本书之后，会相信所言一切均为事实。而且，每个人，甚至灵，是永远存在的，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发现除了我们人的世界以外，还有灵界的存在。”

由于史威登堡具有高超神秘力，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在1772年3月29日，并写信给朋友，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当天他“舍弃现世所用的肉体，搬到灵界去，不再回来”。

国人对史威登堡很陌生，但有兴趣的人查一查大英及大美百科全书，都有介绍他的条文，可见，史威登堡在欧、美是一位一极著名之人士。据大美百科全书所言，史威登堡完成大学业后，便到英国研习物理和天文学，也到过荷兰、法国和德国，他也喜欢机械，曾学习制表、书籍装钉、雕刻术和镜片研磨等。尔后又研究宇宙论、数学、解剖学、经济学、冶金学、地质学和化学。

在1745年，他开始进入灵异经验，他相信上帝赋予他向世人揭示真相的任务，从此便专心宣扬灵界见闻，在1749至56年间，共写了8大册《灵界记闻》（本博客中有一部分内容，见《灵界之旅》上下），在1758年出版《天堂与地狱》。

史威登堡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的水准，现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了。他在1772年逝于伦敦，葬于市郊。死后140年，即1908年瑞典学士院请国王派舰队将这位伟人的遗骸运回其祖国，这是史无前例的事，由此可以体会，史威登堡在瑞典人的心目中地位的崇高了。

布克哈特

雅各·布克哈特（德文：JacobChristoph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瑞士文化史和艺术史学家。出生于巴塞尔一个古老家族的瑞士家庭。青年时代在当地学习希腊文化和神学,但无明确的宗教信仰,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后来在柏林师从F·库格勒、A·伯克、特罗伊森和兰克,在波恩又师从金克尔,学习历史和艺术史。通过对绘画和建筑艺术的研究,接触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840年,他在兰克身边以一篇论述卡尔·马特尔的论文获博士单位。当了一年多《巴塞尔报》编辑,1846年去罗马。在此抛弃了政治活动和浪漫主义,转向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把艺术视为高贵和谐的人性的体现,这样,从此以后便深入到美学的宁静世界中去,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的开发是一项新的使命,为此,他几乎像清教徒一样奉献了一生。回到柏林以后,他便修订了老师库格勒的《绘画史》和《艺术史手册》,以便再版。1852年发表了第一部巨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向导:意大利艺术作品欣赏指南》作为第二次意大利之旅的成果则继之于1855年问世,它全面研究了意大利的艺术。此后在苏黎世和巴塞尔教授艺术史,包括从古希腊至法国革命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化史。1860年,他声誉卓著的主要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它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政治氛围和显要人物的思想。1867年问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是专门研究建筑艺术的著作。此后再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而是专注于授课、作公开报告以及将他的生平活动塑造成艺术作品。在他死后,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他的部分遗著才被整理出版,名为《希腊文化史》(4卷,1898—1902年)、《世界史观》(1805年)及《历史片断》(1929年),后两部书概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布克哈特是德语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史学家之一,并被认为是当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艺术史奠基人和科学的历史散文的经典作家。

吕思勉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1]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2]。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3]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早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还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以及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4]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工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不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5]。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饾饤，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他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出版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

柳诒徵

柳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文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字翼谋,号劬堂。镇江市人。自幼丧父,随母寄居外公鲍氏家,读经史,攻《尔雅》、《说文》,习篆隶分书。17岁考中秀才,自此课徒谋生。31岁中优贡。1901年经陈庆年介绍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分纂,1903年随同缪荃荪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5年秋改任中等商业学堂教员兼江南高等学堂教习。1908年受聘于两江师范学堂。1911年回镇江担任临时县议会副议长及镇江中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明德大学堂历史教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河海工程学校国文教员,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教授。1927年就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职,其中曾兼任《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国史馆纂修。1948年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退休。建国后,寓居上海,受陈毅之聘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早年热爱教育事业,两次赴日本考察,学习办学经验,与宗嘉禄等人在南京创办思益小学,茅以升、宗白华等曾受业其门。任图书馆馆长达20年,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祖国文化典籍费尽心力,终使国学图书馆的藏书(含八千卷楼藏书)得以保存至今。他注重收集藏书,整理版本目录,编定《国学图书馆总目》44卷、《图书馆年刊》10册、《版本略说》1册以及《国学图书馆小史》、《国学图书馆概况》等。建国后不顾年老体衰,为恢复镇江绍宗藏书楼多方征集图书,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一生清廉正直,办事认真负责,治学勤奋,仅学术论文发表于《史学杂志》、《学衡》、《国风》等刊物的就达百余篇。早年编写的《历代史略》,是新体例史学教科书的第一部著作,是当时风行的新式课本。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上中下三编,条理旧闻,分题纂述,并对前代史学名家及其著述,提出了创见,被钟山书局、正中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几度印行,是研究祖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参考读物。1942年撰成的《国史要义》亦为我国史学义例的传世之作。对地方志编纂甚为关注,曾参加编写《江苏通志》,对镇江县志、山水志的编纂,亦多有考订、指导之功。

来知德

来知德（1525～1604），明理学家。字矣鲜，号瞿塘，四川梁山(今四川梁平)人。1552年中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均落第，便断绝了仕途之念，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周易》的研究，历时29年而成《周易集注》一书。被授为翰林院待诏。哲学上，是对程颐、朱熹、王守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反理学思想倾向及辩证思维特征。他肯定了物质世界具有统一性，指出“天地之道，阴阳尽之矣”。(《周易集注》)就是说，阴阳之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阴阳变合”是物质世界的总规律。因此，万物都是统一于阴阳之气的。他又指出，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又具有各种差异和多样性，即“天地有许多万形万象，飞潜动植”等各不相同。来知德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认为“阴阳不齐”是一切事物存在矛盾差异和变化的内在原因，“天地有此阴阳不齐，就生起许多不齐事来。故有吉必有凶，有盈必有亏”。(同上)由于“阴阳不齐”，因而事物总是处于矛盾对立之中。他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总结出一些辩证思想的为学方法，他提倡“博学”，主张“好古敏学”，还特别强调读书要领悟精神实质，否则，读书再多也无益。还指出，古人为学过程中，虽然个人的躬行实践是特别重要的，但必须有“明师指之，方句句有觉”，在学者之间应相互探讨，“反覆辩论”，对圣贤名师也不可盲从其思想观点。来知德言行收录在《明儒学案》、《明史》本传中。著有《周易集注》。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公元807～869年），唐代禅僧。云岩昙晟弟子。曹洞宗创始人之一。据《宋高僧传》卷一二、《景德传灯录》卷一五等载,俗姓俞。会稽诸暨(今属浙江)人。幼从马祖道一弟子五泄灵默禅师出家。二十一岁时于嵩山受具足戒。其后往诸方参学,首谒南泉普愿,次参沩山灵祐,最后参云岩昙晟。于云岩处从对“无情说法”公案的参究而有所领会。辞别之时,云岩示以“宝镜三昧”之精神。后因过河,见水中之影,乃豁然大悟,作偈云:“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景德传灯录》卷一五)大中末(859)住新丰山接诱学徒。其后又盛化于豫章高安(今属江西)之洞山,门下常有五百之众。故世称“洞山良价”。卒谥“悟本禅师”。嗣法弟子有曹山本寂、云居道膺等二十六人。著有《洞山良价禅师语录》二卷、《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新丰吟》、《五位君臣颂》、《五位显诀》等。

我国禅宗曹洞宗之祖。唐代越州会稽（浙江会稽）人，俗姓俞。幼从师诵般若心经，以无根尘之义问其师，其师骇然，即指往五泄山礼灵默禅师披剃。年二十一，诣嵩山受具足戒，寻谒南泉普愿，深领其旨，又访沩山灵祐，参‘无情说法’之公案，不契。受指示诣云岩昙晟，问无情说法之义，辞归时，涉水睹影，大悟前旨。后嗣云岩之法，于江西洞山弘扬佛法，倡五位君臣说，门风颇振。咸通十年，命剃发披衣，鸣钟辞众，大众号恸不止。师忽开目谓曰（大五一·三二三中）：‘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息死，于悲何有？’众犹恋慕不已，乃延七日，至第八日浴讫，于丈室端坐长往。世寿六十三，法腊四十二。敕谥‘悟本禅师’。其嗣法弟子有云居道膺、曹山本寂、龙牙居遁、华严休静、青林师虔等二十余人。尤以本寂之法系，称作曹山，合称之，即为曹洞宗。

贾似道

贾似道(公元1213—1275年)，南宋末年台州(沿今浙江临海)人，字师宪。理宗贾贵妃之弟。因身为外戚，自少放荡不羁。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次年移镇两淮。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以右丞相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私向蒙古忽必烈乞和，答应称臣纳贡。兵退后诈称大胜：此后专权多年。推行“公田法”，用贱价收购大量土地，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军国大事，他都在西湖葛岭和宅中裁决。帝显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沿江东下，他被迫出兵，在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大败。不久，被革职放逐。至福建漳州木绵庵，为监送人郑虎臣所杀。

〔正史〕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荫补嘉兴司仓。会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遂诏赴廷对，妃于内中奉汤药以给之。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继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使京尹史严之戒敕之。严之曰：“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寻出知澧州。

淳祜元年，改湖广总领。三年，加户部侍郎。五年，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一岁中，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便。十年，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年始三十余。宝祐二年，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盛。台谏尝论其二部将，即毅然求去。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四年，加参知政事。五年，加知枢密院事。六年，改两淮宣抚大使。

自端平初，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师未还而用赵范谋，发兵据崤、函，绝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击败之，范仅以数千人遁归。追兵至，问曰：“何为而败盟也?”遂从攻淮、汉，自是兵端大启。

开庆初，宪宗皇帝自将征蜀，世祖皇帝时以皇弟攻鄂州，元帅兀良哈䚟①由云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广西，破湖南，传檄数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惧，乃以赵葵军信州，御广兵;以似道军汉阳，援鄂，节军中拜右丞相。十月，鄂东南陬破，宋人再筑，再破之，赖高达率诸将力战。似道时自汉阳入督师。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合州守王坚使阮思聪踔急流走报鄂，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杰作浮梁新生矶，济师北归。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

初，似道在汉阳，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且闻潜事急时，每事先发后奏，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潜又不可。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高达在围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见其督战，即戏之曰：“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战，必须劳始出，否即使兵士哗于其门。吕文德谄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抚在，何敢尔邪!”曹世雄、向士璧在军中，事皆不关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核诸兵费，世雄、士璧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每言于帝欲诛达。帝知其有功，不从。寻论功，以文德为第一，而达居其次。

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极，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等持书申好息兵，且徵岁币。似道方使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似道乃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忠勇军营。

时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之。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又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作芙蓉阁、香兰亭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台臣有言之者，帝宣谕去之，谓之“节贴”。

似道入，逐卢、董所荐林光世等，悉罢之，勒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取先朝旧法，率意纷更，增吏部七司法。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复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十七界废不用。银关行，物价益涌，楮益贱。秋七月，彗出柳，光烛天，长数十丈，自四更见东方，日高始灭。台谏、布韦皆上书，言此公田不便，民间悉怨所致。似道上书力辩之，且乞罢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言似道专政。命京尹刘良贵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后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

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甫葬理宗，即弃官去，使吕文德报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似道至，欲以经筵拜太师，以典故须建节，授镇东军节度使，似道怒曰：“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遂命出节，都人聚观。节已出，复曰：“时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节出，有撤关坏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骇叹。然下沱之报实无兵也。三年，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赉者日十数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

似道虽深居，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吏争纳络求美取，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条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五年，复称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从，令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继又令十日一入朝。

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徇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灵宫亦不从驾。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

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宠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

自围襄阳以来，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吕文焕以急告，似道复申请之，事下公卿杂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乃就中书置机速房以调边事。时物议多言高达可援襄阳者，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达，如吕氏何?旺等出，叹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文焕在襄，闻达且入援，亦不乐，以语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文焕大以为然。时襄兵出，获哨骑数人，即缪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实无援襄事也。襄阳降，似道曰：“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

十月，其母胡氏死，诏以天子卤簿葬之，起坟拟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终日无敢易位。寻起复入朝。

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学诸生亦群言非师臣亲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开都督府临安，然惮刘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以行，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衔百余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胶堰中，刘师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动，乃易他舟而去。至芜湖，遣还军中所俘曾安抚，以荔子、黄甘遗丞相伯颜，俾宋京如军中，请输岁币称臣如开庆约，不从。夏贵自合肥以师来会，袖中出编书示似道曰：“宋历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时一军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丁家洲。似道与夏贵以少军军鲁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报。似道仓皇出，呼曰：“虎臣败矣!”命召贵与计事。顷之，虎臣至，抚应而泣曰：“吾兵无一人用命也。”贵微笑曰：“吾尝血战当之矣。”似道曰：“计将安出?”贵曰：“诸军已胆落，吾何以战?公惟入扬州，招溃兵，迎驾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尔。”遂解舟去。似道亦与虎臣以单舸奔扬州。明日，败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之，皆不至，有为恶语谩骂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驾，上书请迁都，列郡守于是皆遁，遂入扬州。

陈宜中请诛似道，谢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诸不恤民之政，放还诸窜谪人，复吴潜、向士璧等官，诛其幕官翁应龙，廖莹中、王庭皆自杀。潘文卿、季可、陈坚、徐卿孙皆似道鹰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诛似道，不从。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扬不归。五月，王炨论似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诏似道归终丧。七月，黄镛、王应麟请移似道邻州，不从。王炨入见太后曰：“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谢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闻似道将至，率众为露布逐之。监察御史孙嵘叟等皆以为罚轻，言之不已。又徙建宁府。翁合奏言：“建宁乃名儒朱熹故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闻似道来呕恶，况见其人!”时国子司业方应发权直舍人院，封还录黄，乞窜似道广南;中书舍人王应麟、给事中黄镛亦言之，皆不从。侍御史陈文龙乞俯从众言，陈景行、徐直方、孙嵘叟及监察御史俞浙并上疏，于是始谪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籍其家。

福王与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似道行时，侍妾尚数十人，虎臣悉屏去，夺其宝玉，彻轿盖②，暴行秋日中，令舁③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备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吴潜南行所题字。虎臣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惭不能对。嵘叟、应麟奏似道家畜乘与服御物，有反状，乞斩之。诏遣鞫问，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绵庵，虎臣屡讽之自杀，不听，曰：“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拉杀之。

《宋史》卷四七四

〔注 释〕

①䚟(dai)：即。②彻轿盖：撤轿盖。③舁(yu)：抬。

〔相关史料〕

秦齐国夫人胡氏，同邑人，相去才数里。贾涉济川①制置少日，舟过龟溪，见妇人浣衣，偶盼之，因至其家。问：“夫何在?”曰：“未归。”语稍洽，调之曰：“肯相从乎?”欣然惟命。及夫还，叩之，无难色，遂携以归。既而生似道。未几出嫁为民妻。似道年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内。隆国夫人与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内使护葬，帅曹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矣。

《齐东野语》

贾似道母，两国夫人胡氏，钱塘凤口里人。贾涉至凤口，见而悦之，戏曰：“汝能从我乎?”妇曰：“有夫安得自由?待夫归，君自为言。”夫归，欣然卖与。嘉定癸酉，涉为万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县宰陈履常，新淦人也，涉与通家往来，以情告之，遂相于谋。陈宰令其妻过丞厅，诸妾环侍，谈话间，因语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择用。”陈妻遂指似道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许之。随轩以归县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县治，贾丞檄往他郡。归，谒宰，始知之。后改任，携似道还乡，而其母竟流落嫁为石匠妻。及似道镇维扬，访得其母及石匠来见，似道使石匠往江上与贩，计沉之江。子母方得聚会，享富贵数十年。咸淳甲戌以寿终。似道归越治丧，朝士贵戚设祭馔，以高为竞，有累及数丈者。送葬者值水深，贵官没及腰膝，虽理宗、度宗山陵②，无以过之。

《西湖志余》

徐谓礼尝涉猎袁、李之书，与贾师宪为姻联。贾少时荒于饮博，其生母胡氏苦之。因扣③徐云：“儿子跌宕如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忧，异日不失为小郡太守。”母喜而诵其言于子。他日贾居相位。徐以亲识故求进，久之不遂。贾母为言之。贾不获已，答曰：“徐亲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饶郡与之，以终其身。盖深衔①前言也。师宪少年日，尝驰马出游湖山，小憩栖霞岭下，忽有布裘道士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不在韩魏公下。”贾意其见侮，不顾而去。既而醉博平康⑤，至于败面。他日复遇道者，顿足惊。叹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

《齐东野语》

冯道之相，酷似杜黄裳;贾似道之相，酷似韩魏公。

《涌幢小品》

似道落柘游博，其姊有宠于理宗。尝凭高⑥见西湖灯火，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询之，果然。

《西湖游览志余》

贾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贵妃之故，得赴廷对。是时贵妃在内。廷对之日，当事人供奉饮食。自入相之后，联科必严过省及复试之禁，或为诗曰：“戊戌若还严复试，如今安得有平章。”

《钱塘遗事》

咸淳末，禁都下妇人饰珠翠，悉以琉璃代之。民谣曰：“满头都是假，无处不琉璃。”时似道当国，假谓贾，琉璃谓流离也。

《佩韦斋辑闻》

大石佛寺，考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后贾平章住里湖葛岭，宋大内在凤皇山，相去二十余里。平章闻朝钟声，即下湖船，不用篱楫，用大锦缆绞动盘车，舟去如驶。大佛头其系缆处也。

《西湖梦寻》

元兵南侵至鄂，似道请和，兵解，遂去表以肃清闻。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福华编》，以纪鄂功。赐第葛岭，大小朝政就决⑦。当时为之语曰：“朝中无宰相，湖中有平章。”日坐葛岭，取旧宫人及娼尼，淫戏无昼夜。惟故博徒得阑入。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抚其背曰：“此平章军国重事耶?”尝作半闲亭以停云水道人。每治事毕，则入亭打坐。有佞人上《唐多令》词曰：“天上谪星班，群真时往还。驾青牛，早度函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寰。一米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

《西湖游览志余》

景定三年正月，诏以魏国公贾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庙。贾固辞，遂以集芳园及缗线百万赐之。园故思陵旧物，古木寿藤，多南渡以前所植。积翠四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渺委迤，极其营度之巧。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杭以石梁，傍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花卉精妙，金翠陆离。前揖孤山，后据葛岭。两峰映带，一水横陈，各随地势以剏构⑧焉。

《齐东野语》

故老言贾丞相当国时，内后门火，飞板已至葛岭。贾曰：“火近太庙乃来报。”言竞，后至者曰：“火已近太庙。”贾乘两人小肩舆⑨，四力士以鎚剑护轿。里许即易轿人，倏忽至太庙。临安府已为具赏犒，募勇士，树皂，列刽手，皆立具于呼吸间。贾下令肃然，不过曰：“火到太庙斩殿帅!”令甫下，火沿太庙八风，两殿前卒肩一卒飞上，斩八风，板落，火即止。登验姓名，转十官，就赐金银赏之。贾才术若此类，亦可喜。

《遂冒杂录》

马都录号静斋，以道法际遇⑩度宗。贾平章以海味进，谢后啗，洩泄不止。马进符水而愈，曰：“臣上苦佛佛，继今他人进饮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贾相已知之。甫出禁门，即下临安狱，面刺，双旗押赴空都寨。

《遂昌杂录》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经宴宣谕贾师宪曰：“闻卿有长生酒甚好，朕可饮否?”贾遂具方并进，亦不过川乌、牛膝数品耳。内辖李忠辅适在旁曰：“药性凉燥不可知，容臣先饮，然后进御。”闻于贾，深衔之，嗾人讼之于官，而迁谪之命下。

《齐东野语》

省吏屠节尝出知道州，省札其本房，书吏以避似道名，遂书作：“某人知舂陵州”。贾见之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皆见《礼经》。今屠节擅改州名，大无忌惮。使不见察，岂不相陷?”决欲黜之。

《癸辛杂识》

宋末有富春子善风角(11)，贾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饮食之事，密马缄封。明日，贾饮客湖舟，至暮，贾立船头，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客廖莹中言日已晚，可拆书观之，唯“月明星稀”八字。

《西湖志余》

贾相造关子，其制止黑印如品字，又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小长黑印，宛然贾字。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为“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

《钱唐遗事》

咸淳癸酉，贾相乞出视师，且谓：“诸阃欲为败衄张本(12)。每遣客游谈，不曰无财力，则曰无兵力。不知臣之科钱招军，悉有实状，可以按覆。”奏罢归府，谷目静坐，忽梦有男子团面方口突入，贾叱之曰：“尔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间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后亦不复顾人间事。”言讫，贾相怒醒。三年而贾罢，六年而钱禁行。乃知男子，钱神也。

《钱唐遗事》

贾似道当国时，一日游西湖，有蜀僧徘徊其侧，贾问：“汝何为?”对曰：“诗僧。”贾见湖内渔翁，遂命咏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声曰：“篮里无鱼少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卧，又恐明朝是雨天。”

《坚瓠集》

贾似道为相日，令陈振、谭玉、赵与��等广收奇玩珍宝。余玷有玉带殉葬，发冢取之。刘震孙有玉钩桶不献，辄罢去。人有异珍，不能得，则以事罪之。建多宝阁，一月一登玩。秋壑所收古铜器、法书、名画、金玉珍宝，俱付廖群玉辨验。

《宋稗类抄》

贾相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又以元老之尊，与贱娼潘称心亵狎。

《三朝野史》

贾相居西湖，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二人道装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持一合，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诸姬皆战栗。

《钱唐遗事》

陈淳祖为贾似道客，守正为诸客所疾，内人亦恶之。一日诸姬争宠，密窃一姬鞋，藏淳祖床下，意欲并伤二人。贾入斋见之，心疑焉。夜驱此姬至斋门诱之。淳祖不答，继以大怒。贾方知其无他。遂勘诸姬，得其情，由是极契淳祖，遂有知安南军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警心录》

天台桐覃，远致色味必变，乃并桐木致之贾相供馔。又贾喜苕溪鳊鱼，赵与可造大盘养鱼千头，作机使灌输不停，鱼游泳自得。数舟上下，返远不绝。

《贵耳集》

贾秋壑甲戌寒食曾作一绝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明年谪死。

《三朝野史》

宋末有狂人于市卖小儿学书字本。贾似道专政，每遭面骂，亦无如何。

《闲居录》

贾似道出师败走。有人为诗曰：“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时媚贾为周公云。

《矶园稗史》

似道贬循州，郑虎臣请行。命舁轿夫唱杭州歌以谑之，辱之备至。至古寺，壁有吴潜南行所题字，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贾惭不能对。

《南宋杂事诗注》

贾师宪柄国日，尝梦一金紫人相逢迎，傍有客谓之曰：“此人姓郑，是能制公之死命。”。时大珰(13)郑师望方用事，意疑其人，竟以他故摈逐之。及鲁港失律，远谪南荒，就绍兴差官押送，则摄山阴尉郑虎臣也。郑武弁，尝为贾所恶，适有是役，遂甘心焉。贾临行，历言前梦，且云：“向在淮扬日，襄邓间有人善相，一日来，值某跣足卧，因叹惜再三，私谓客曰：“相公位极人臣，而足心内陷，是名猴开，异时不免有万里行耳。”是知今日窜逐之事。虽满盈招咎，盖亦有数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谓押行官曰：“某夜来得梦，大不详，离此地必死，幸保全之。”遂留连三日，逗留不行而官吏迫促之。离城方五里许，小泊木棉庵，竟以疾殂，虎臣有力焉。

先是林佥枢存儒，久为贾所摈，谪之南州，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之，而价穹(14)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留于贾丞相自用。”盖一时愤怅之语耳。至是郡守与经营，竞得此木以殓。可谓异矣。”

《齐东野语》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人，自是凡此姓居位者，多困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配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遂其平日极仇者监押，虎臣遂请行。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一路凌辱，至漳州木棉庵，病泄，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你只恁地死。”遂趯数下而殂。

《山房随笔》

景定庚申，履斋吴相循州安置，由贾似道憾之。未几，除承节郎刘宗申知循州。刘江湖士，专以口舌吓迫当路要人，货赂官爵。士大大畏其口，姑厚饱弥缝之(15)。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际，似道欲其杀吴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斋者，无不至。随行吏卒以次并亡。或谓置毒所居井中，故饮水者皆患足软而死，履斋亦不免。暨似道遭郑虎臣之辱，时赵介如守漳，贾门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口口称天使唯谨，虎臣不答，似道遂坐于下。介如视其有杀贾意，私命馆人以辞挑之。于时似道衣服饮食，皆为郑减抑，介如作棉衣等馈之。见其行李辎重，令截寄其处，伺得命放回日就取。馆人语郑云：“天使今日押送至此，度必无生理。曷若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郑即云：“便是这物事，受得许多苦恼，欲死而不死。”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曰：“汝欲检我耶!”赵云：“汝也值得一检。”赵经纪棺殓，且致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询。呜呼!”云云。

《山房随笔》

《桐江集木棉怨序》云：“贾似道南窜，犹携所谓王生、沈生者自随。二生，天下绝色也。木棉庵即殂，二生再展入此。后南还，愿鬻为人妾。因写之乐府，以为人戒。”

《南宋杂事诗注》

宋文宪云：“似道之死，承天寺主僧彬木禅火焚遗体，授其仲子归葬会稽之附子岗。”仁恩断江禅师经似道墓诗云：“权握三朝位三事，只应知己是僧彬。”

《樵书》

似道当国，京师童谣云：“满头青，都是假，这回来，不是耍。”盖时京装竞尚假玉。似道贬时，有人题诗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愁，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

《东南纪闻》

(以上均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八)

宋贾似道，因妹贵妃，盗窃相位。奸邪不忠，贪酷无义，枉害忠良，虐及百姓。行公田关会，民不得安生。克扣军饷，兵不守法。有贿升官，无钱落职。或蒙蔽远流，或诬罔斩决，受害者不计其数，冤魂塞路。天下之人，几无生趣。偏安之时，内乱外侮，以败为胜，诬良为盗。怨声传播。置若罔闻。歌童舞女，日游西湖。假以佛教虚名，日饭万僧，定时扃门(16)。有一老僧，赶斋稍迟，寺门紧闭，竟不放入。僧坐门外，三日三夜，不饮不食，形容古怪，神情奇异。住持报知，似道闻而异之。乘舆来观，老僧闭目如不知状。似道下轿正坐以向和尚有甚法术，三日不进饮食。僧云：“吾知相法，此术如神。”似道喜甚，移坐近侧。“请相我将来如何?”僧曰：“君头角峥嵘，眼神暴露，颧高鼻丰，颐削发卷，气魄广大，颇有根基，是从精灵中修炼转世者。因迷失本来面目，所行不正，虽至大贵，不免大凶。今五窍黑气喷出，五岳青色暗滞，年寿起节，印堂悬针，形在神移，内不居体，官星将退。不出百日，远窜千里，有去无来，有死无生。”言毕忽然不见。似道低头散气而归。未满三月，果为翁合所劾。安置循州。会稽尉郑虎臣，其父为似道诬奏远流，有志报复，请为监押。时似道寓建城开元寺，不知悔过，歌童舞女，尚存数十，如常欢乐，虎臣至，悉逐去，撒其轿盖，暴行日中。令轿夫唱吴歌以虐，窘辱备至。过洛阳桥，所贬叶李放还，狭路相逢，李赋词赠云：“余归路，君来路，天理昭昭忽不悟。公田关会竟何如，仔细思量真自误。雷州户，崖州户，人生又有相逢处。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赠一篇长短赋。”似道府首惭谢，至木棉庵，虎臣拘其子女於别室，即厕上拉杀似道。一时受冤之人，借势掳其所有。家眷苦累，无衣缺食，子入乞籍，女进娼门。盖惟利是嗜，贪得无厌，有势使尽，不留馀地，神怒人怨，报应昭彰，天下称快焉。

《神相证验百条》上卷

〔注 释〕

①济川：乘船到四川。②山陵：帝王陵墓，此指丧礼。③扣：问。④深衔：非常记恨。⑤醉博平康：平康即平康坊，淫乐之处。此句意为在淫戏之所酗酒赌搏。⑥尝凭高：曾经站在高处。⑦就决：由他决定。⑧剏构：建造。⑨小肩舆：小轿。⑩际遇：得到信任。(11)风角：古代一种以风向预测祸福的数术。(12)诸阃欲为败衄张本：阃此指军事。衄为流鼻血。全句意为这些将领是要为打败仗预留布置。(13)大珰：官阶很高的宦官。(14)价穹：价格极贵。(15)厚饱弥缝之：以大量行贿满足对方。(16)扃门：锁门。

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原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父亲张云藻是秀才,擅长弹琵琶,以教授乐器为生。张伯苓六岁入塾,受过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四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1897年,英国强租我国山东威海军港,张伯苓所在军舰被派往该地办理手续。他亲眼看到丧权辱国的场面,“悲愤填胸,深受刺激”,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1898年,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张伯苓教学很有成绩,在两所家馆中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加。他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校,得到严修的积极支持。为了取得办学经验,他1903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本参观考察教育。1904年8月回国后,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渐多,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堂改名南开学校,张伯苓仍任校长。1915年南开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曾参加清末立宪运动。1916年,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时,请他当教育总长,他推辞不就,说:“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张伯苓认为“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取得办私立大学的经验,1917年8月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天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南开的经费靠私人捐赠,学校经济公开,账目放在图书馆,全校师生员工都可查看。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虽然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闹”,当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时,他立即指示学校有关方面打开学校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包括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他尽力设法营救,并到警察厅看望南开被羁押的师生,还参加天津各界代表团到北京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撤换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

张伯苓把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为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据此制定办学方针五条:“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训救国力量。”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上述五条办学方针。

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我国后,张伯苓曾赴东北各省考察,目睹日本势力入侵情况,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教材。

张伯苓是基督教徒,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把南开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校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影响学校上课,张伯苓派人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提意见,日军置之不理。张伯苓十分愤慨,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学校搞党派活动,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他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活动;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表示可介绍他们去延安,不赞成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张伯苓被推为参政会副议长。他在大会上致词时,强调各党派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还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号召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有人在会上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他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与会参政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伯苓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不作发言。

1938年到1940年间,蒋介石曾两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1年,蒋介石派人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亲自到他家中相劝,并把党证放在他家桌子上,他也就没再拒绝。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亲往张伯苓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

1946年春,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他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参加“国大”。1948年5月,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张婉辞不就,蒋一再来电敦促,7月,又派张群到天津迎接张伯苓到南京就任,他表示无可奈何,随张群赴南京上任。到南京后,看到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心情十分沮丧,不久就回到天津。年底,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提出辞职,并避往重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蒋介石逃离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后来蒋经国又来告诉张伯苓,为他留下了一架飞机。他随时可走,他仍未离开重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受到政务院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周恩来多次前往拜访。同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行前周恩来设家宴饯行。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言,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周恩来亲往天津吊唁,说:“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查尔斯·欧曼

查尔斯·威廉·查德威克·阿曼爵士，（Charles Oman 1860年1月12日-1946年6月23日）是英国军事历史学家。

阿曼出生于印度穆扎法尔布尔区，是一名英国种植园主的儿子，曾在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师从威廉·斯塔布斯。 在这里，他被邀请成为斯塔布斯赞助的斯塔布斯学会的创始成员。

1881年，他被选为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奖学金获得者，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1905年，他当选为牛津大学(Oxford)的奇切尔现代史教授，接替蒙塔古·巴罗斯(Montagu Burrows)。同年，他还当选为英国文学协会(FBA)成员，并担任皇家历史学会(1917-1921)、钱币学会和皇家考古学会的主席。

在牛津大学的教学活动中，他与埃克塞特学院的C. T.阿特金森一起教授军事史专题，重点是半岛战争。

阿曼的学术生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在此期间，他受雇于政府的新闻局和外交部。

1919年至1935年，阿曼是牛津大学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并在1920年的平民战争荣誉名单中被授予大英帝国爵士勋章。

1930年出版的模仿历史书《1066年及其后》的献辞为“阿布西特·阿曼”，这是对拉丁语短语“阿布西特·阿曼”的扭曲。它可以翻译为“愿阿曼缺席”，反映了阿曼在当时英国历史学家中的突出地位。

1936年，他成为新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并获得了DCL（牛津大学，1926年）和LL.D（爱丁堡大学，1911年和剑桥大学，1927年）的荣誉学位。 1928年，他被授予皇家钱币学会奖章。他在牛津去世，享年86岁。

成寻

成寻(1011-1081)，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僧人，人称善慧大师。日本高僧。参议藤佐理之子。藤佐理后来出家，法名真觉。成寻生于宽弘八年，当中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七岁入岩藏大云寺为僧，事石藏文庆。受显密法，诚修专一，感验入神。后获阿阇梨传灯大法师之位。阿阇梨，原指佛教中教师之通称，后专指密宗中传授真言秘法之取位。日本三条天皇延久四年，当中国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成寻携带圆仁慈觉大师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裔然法济大师的《入宋日记》，同其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朋一行八人，搭乘宋商孙忠船入宋。在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圣迹后，达汴京。向宋神宗进献了银香炉等物，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他，赐予紫衣、绢帛等物，并敕馆于京都太平兴国寺传法院。熙宁六年(1073)赐号“善惠大师”。留宋九年，于白河天皇永保元年，当宋神宗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圆寂于宋都开宝寺。成寻朝台，是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冬天的事。十月一日从京都出发，行程。1452里路经二府八州十九县二十驿五十六个马铺七座寺庙，用了27天时间，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繁峙县宝兴军。始见东台顶，感泪先落。夜宿宝兴驿，灯下供养文殊金银、绢、发、镜、文等物。二十八日，换乘真容院送马八匹，登山顶北台傍路，先下马拜北台，遥望西台。后抵真容院文殊宝前。供养砂金、银等物。晚上，成寻榻于文殊像前，终夜于禅床睡。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朝礼了真容院的四重文殊阁、宝章阁、集圣阁和太平兴国寺的文殊阁、浑金藏经、万圣阁、金佛阁等。还礼拜了金剐窟文殊密宅和大华严寺等。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过华严岭至宝兴驿，循原路返京。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到京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

贝尔福

约翰·帕特里克·道格拉斯·贝尔福，第三代金罗斯男爵（1904年6月25日—1976年6月4日），是苏格兰历史学家与作家，以其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撰写的传记及多部伊斯兰历史研究著作闻名。他出生于爱丁堡，为第二代金罗斯男爵帕特里克·贝尔福与卡罗琳·埃尔西·约翰斯通-道格拉斯的长子，祖父为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约翰·贝尔福（首任金罗斯男爵），母系家族则与昆斯伯里侯爵一脉相联。贝尔福早年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深造，期间加入由约翰·苏特罗创立的铁路俱乐部，该团体汇聚了哈罗德·阿克顿等一批文化界精英。

完成学业后，贝尔福投身新闻与写作事业。二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并于1944至1947年间担任英国驻开罗大使馆一等秘书。其学术生涯以深厚的历史洞察力著称，尤以1964年出版的《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最具影响力，该书至今仍被视为研究土耳其现代史的核心文献。此外，他对奥斯曼帝国及伊斯兰文明的著述也广受学界重视。

在个人生活中，贝尔福于1938年与艺术家约翰·斯宾塞-丘吉尔的前妻安吉拉·玛丽·库尔姆-西摩结婚。二战期间因派驻开罗两地分居，安吉拉与罗伯特·休厄-休伊特少校育有两子，二人最终于1942年离婚。尽管婚姻短暂，贝尔福作为公开的同性恋者未有子嗣，其爵位由胞弟大卫·安德鲁·贝尔福承袭。贝尔福晚年安葬于爱丁堡迪恩公墓的"贵族墓区"，与历代金罗斯男爵长眠一处。1974年，诗人约翰·贝奇曼在诗集《空中微寒》中为其创作献诗《致帕特里克：七十岁礼赞》，以文学形式铭记这位学者的人生轨迹。

黄宗羲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学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名士。官至监察御史。因上疏弹劾阉党，冤死狱中。崇祯元年(1628)，惩治阉党。黄宗羲赴京为父鸣冤。其时阉党罪魁魏忠贤已死，宗羲便上疏请治余孽曹钦程、李实的罪。五月，刑部会审魏忠贤余党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在公堂上，从袖中取出铁锥，刺伤许显纯，并拨下崔应元的胡须，回去奠祭父亲。事后击杀害死其父的两个狱卒。崇祯二年(1629)，从学刘宗周。并与复社著名文士往来。崇祯十五年(1642)，会试北京，名落孙山，大学士周延懦推荐他为中书舍人。黄宗羲见朝政混乱，力辞。回南以后与弟宗炎宗会同游四明山，三兄弟均以文学著名，懦林称之为“东浙三黄”。弘光政权成立后，马士英专权误国，逮捕《南都防乱公揭》的参与者，黄宗羲亦被指名逮捕，幸因邹虎臣之救而脱逃。弘光灭亡后，黄宗羲兄弟在余姚黄竹浦召兵举事，声援抗清部队，人称“世忠营”。顺治三年(1646)，鲁王在绍兴监国，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主事，后任监察御史。同年六月，清军破钱塘，鲁王败逃入海。黄宗羲率众五百余人，逃往四明山。顺治六年(1649)，黄宗羲因清兵要“录其家口”，改名易姓，潜归故里。顺治十一年(1654)，张名振派人与黄宗羲联系，被清兵抓获，黄宗羲再次被缉拿。于是黄宗羲隐姓埋名，辗转躲藏。直到永历政权覆灭，黄宗羲才于顺治十八(1661)奉母返回故里。集中精力进行著述。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修《明史》，开博学鸿儒科，叶方蔼推荐黄宗羲，黄宗羲执意不出。康熙允许“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徐乾学回答说宗羲军老不会来。康熙叹惜不已。

黄宗羲一生勤于著述，作品甚多，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律吕新义》、《孟子师说》、《南雷文案》、《诗案》等五十余种、近千卷。代表作品是《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君主专制，指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见解。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部书影响很大，顾炎武称此书“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康熙二十七年(1688)，自己筑墓，墓中放一石床，不用棺椁，遗命以一被一褥和常穿的衣服角巾殓。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日)，在浙江余姚辞世，终年八十六岁，家人遵遗命，不棺而葬。

黑尔

威廉·詹姆斯·黑尔（1877年11月16日—1963年6月11日），汉文名字为解威廉。1877年出生，美国耶鲁大学双博士，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曾为耶鲁大学海外教育事业传教士。1906年来华，任长沙雅礼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于1927年离华回到美国，在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大学任历史学教授。

赵元礼

赵元礼（1868年—1939年），原名体仁，字无礼，号幼梅，又号藏斋。近代诗人、书法家，赵元礼与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并列为天津“四大书法家”。书法醉心髯公。与严范孙，管洛声，李琴湘等友善。幼梅写苏于天津称第一，曾以最得意之《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印本赠陆文郁，精到之处，直逼髯苏。曾任直隶河北高等工业学堂监督，1921年与严范孙、金息侯、王守恂等人组织“城南诗社”，以“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享誉津门。李叔同曾从其学，著有《藏斋集》《藏斋诗话》等。

宋庠

宋庠[xiáng]（996年－1066年），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家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原名宋郊，字伯庠，宋仁宗时因故改名庠，字公序。

宋庠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出生于九江(今属江西)。那时其父宋在九江府担任掾吏，妻子钟氏怀孕后，宋陪她去庐山祷祝神灵，祈求生个儿子。钟氏梦见有位道士赠给他一本《小戴礼记》说：“以遗尔子”，很快宋庠就出生了。后来钟氏见到神仙许真君的画像，看那模样分明就是梦中的道士。这是《宋史·宋庠传》的说法。另据野史说，钟氏梦见一个朱衣人送给她一枚大珠，她揣进怀里，醒来后就生下了宋庠。古时候大人物出生似乎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奇异征兆，仿佛他们天生与众不同。但不管如何离奇，终究都是后人附会的迷信传说。宋庠母亲的两种不同梦兆，就明显地留下了后来多人编造斧凿的痕迹。

两年后，宋庠的弟弟宋祁出生。大概又过了几年，他们的母亲钟氏去世。父亲宋另娶朱氏为妻，把宋庠、宋祁兄弟俩送回故乡安陆的外祖父家寄养，后一起就读于安陆州学。

州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只能以稀粥咸菜为食。有一年冬至，宋氏兄弟俩召同学欢聚，手头拮据，便把祖先留下的宝剑拿出来，从剑鞘上剥下一两多银子准备酒馔。宋庠笑着对同学说：“冬至咱们吃剑鞘，过年时就该吃剑了。”身居穷困，尚能谈笑自若，不以贫贱为戚，足见宋氏兄弟俩胸襟之豁达。

资质聪颖又勤奋好学，几年过去，宋庠兄弟俩赋诗作文便已颇有名气。有一天，兄弟俩持文拜谒安州知州夏竦。一阵轻风拂过，吹得院中花瓣纷纷飘落。夏竦遂令二人即景作《落花诗》。宋庠随口吟哦，其中一联云：

汉皋珮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

宋祁亦作一联说：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夏竦点头称赏，评论道：“咏落花而不明言其落，真是妙句。大宋君当状元及第，而且风骨秀重，将来必做宰相。小宋君比不上其兄，但也会位登禁从的。”

天圣元年(1023)，宋庠、宋祁通过开封府发解试后，接着参加了礼部省试。试题为《良玉不琢赋》，宋庠、宋祁答得都很漂亮，主考官胥偃阅之酷爱。只可惜宋庠的答卷中“环奇擅名”和“而无刻画之名”两句犯了重叠押韵的错误，胥偃感到非常惋惜，便暗中把“擅名”改成了“擅声”，使宋庠得以名居前列。胥偃一生几次主持科举，识拔了不少俊杰之士，但到他死后，儿子们幼小，家道败落，幸亏宋庠周济抚恤才得以维持。宋庠无疑是在报答胥偃的知遇相助之恩。

次年(1024)三月，宋庠、宋祁又一同参加殿试。试题为《鸷鸟不双赋》，宋庠答曰：“天地始肃，我则振羽而独来;燕鸟焉知，我则凌云而自致。……将翱将翔，讵比海鹣之翼;自南自北，若专霜隼之诛。”抒发了独行特立的豪情壮志。礼部考官经过初评，奏上名次，宋祁第一，叶清臣第二，宋庠第三。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说：“弟弟岂能在哥哥前头!”御笔一挥，擢宋庠为第一，宋祁降为第十名。

宋氏兄弟同榜及第，哥哥为状元，弟弟亦中甲科，更加声名大振。从此人们呼之为“二宋”，只以大小加以区别。

宋庠初授大理评事、通判襄州(今湖北襄樊)。召试回朝，迁太子中允、直史馆，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迁右正言。

明道二年(1033)底，郭皇后因与宋仁宗长期不睦，又与尚美人、杨美人争宠，无意中打了宋仁宗一巴掌。宋仁宗大怒，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把郭皇后废为净妃，打入冷宫。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大呼殿门请谏，被贬出朝。宋庠也因参与其事，受到罚铜20斤的处分。

景祐元年(304)，宋庠升为知制诰。当时御试贤良茂才等科，文官和武官混在一起考试。宋庠上书说：“这不是优待天下俊才应有的做法，应当象过去一样，命有司在考场设置帏幄，供给饮膳，将武举人斥至别处考试，以示文武有别。”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之弊，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有意识地抬高文臣，压制武官。宋庠的这一建议自然很适合当时的形势，很快得到采纳。

景祐四年(1037)，宋庠兼史馆修撰、知审刑院。宋朝把盐、酒定为国家的专卖品，私造、私贩都要严惩，邻居知而不告亦须连坐。密州(今山东诸城)有个土豪王澥在家中私自酿酒，被邻居发觉，邻人前来搜捕，王澥欺骗家仆说来了盗贼，竟将邻居父子四人全部杀死。王澥酿私酒已犯律条，况且又害了四条人命，按理应严惩不贷，但他买通州官，只将家仆论斩，他却依然逍遥法外。案子上报朝廷，宰相陈尧佐也受了王澥的好处，暗中包庇王澥。宋庠据理力争，终于将王澥明正刑典判了死刑。十月，宋庠改权判吏部流内铨，迁尚书刑部员外郎。

宝元元年(1038)三月，宋仁宗欲拜宋庠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书省说，按惯例没有从知制诰直接拜为执政大臣的，便改封宋庠为翰林学士。人们都知道宋仁宗很赏识宋庠，快要提拔大用了。

在此之前，宋庠一直名叫宋郊。翰林学士李淑是个阴险小人，见宋庠得宠，嫉妒得要死，找不出其别的疵漏进行中伤，就别有用心地对宋仁宗说：“宋，是本朝奉天承运的国号;郊，交也，是替代的意思。此人名为‘宋交’，莫非要取代我朝吗?”这么一说，宋仁宗也觉着此名不祥，忙令宋庠改名。宋庠不得已改为今名，心中殊觉怏怏不快。

适逢宋庠用新名写信给好友叶清臣，仍称叶为同年。叶清臣开玩笑式地回信说：“清臣乃宋郊榜及第的，遍阅题名录没有一个叫宋庠的，不知宋庠为何许人也?”宋庠苦笑不得，遂寄一首七绝云：

纸尾勤勤问姓名，禁林依旧沾华缨。

莫惊书录称臣向，即是当年刘更生。

李淑的谗言并没有影响宋庠的前程。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宋庠终于拜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这时宋朝立国已历80余载，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内忧外患愈演愈烈，积弊沉疴层层相因，形势呼唤改革，朝政亟待更张。宋庠的弟弟宋祁就锐意言事，针对时弊颇多建白。而宋庠则自奉温文儒雅，一派不温不火的模样，做起官来四平八稳，对弊窦丛生的现实犹如司空见惯，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在担任参知政事这一要职的三年期间，宋庠虽不能说是碌碌无为，但也没有做出多么值得称道的政绩。

宋庠拜参知政事不久，曾与宋仁宗谈起唐朝“入”(即皇帝单日在紫宸殿受朝的)礼仪，退而上书，洋洋上万言，将唐宋入阉礼仪做了详细比较，对现时废除了在正殿之上设立仪仗队的做法深表遗憾。

象这种不关痛痒的琐事宋庠谈论起来不厌其烦，而对于关乎国体和边防安危的大事，宋庠处理得却不尽合时宜。

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日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上天对统治者以示儆诫的不祥之兆。在这新年伊始之际发生日食，更要被看成是很可怕的事。知谏院富弼请求宋仁宗罢宴撤乐，以应天变。而宋庠则认为大可不必。他这样倒不是出于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认为天下太平，不必庸人自扰，在大年初一搞得惶惶戚戚的。宋仁宗同意宋庠的看法。富弼说：“万一契丹因天变做了相应的举动，而我朝安然漠视，岂不会被人取笑?”辽朝来使果然说辽朝罢宴撤乐，宋仁宗闻知十分后悔。

不久，西夏元昊发大兵侵袭宋边，宋军在延州(今延安)之三川口大败，关陕震动，朝议哗然。宋庠请求在潼关严加防御。面对这样一次大败仗，身为执政大臣的宋庠应当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找出失败的原因，以便全面地强化军备，巩固边防。但他所主张的只是在远离前线的潼关进行消极防御，这真是太不识大体了!难怪富弼评论说：“天子守在四夷，现在却只想在潼关设防，难道关西之地要委而弃之吗?”尽管见识不怎么高明，但宋庠仍具有遇事辄分辨是非的风格。当时宰相吕夷简专横揽权，同列大都唯唯诺诺不敢预事，只是奉行成命，在纸尾署名而已。唯独宋庠多次与吕夷简进行争执，分别是非，吕夷简不悦。又见宋仁宗厚待宋庠，吕夷简更是心怀忌惮，便处心积虑地倾陷宋庠。

庆历元年(1041)初，元昊遣使写信给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言辞十分傲慢，其书共有26张纸。范仲淹觉着大部分内容是丑诋朝廷、谩骂皇帝的，不便直接奏报上去，便摘录出其主要内容，加以润色修改，录成副本奏达朝廷，其原本中语言恶毒的20张纸全部焚掉，并复信谴责元昊。吕夷简素来对范仲淹没有好感，接到奏稿，故意自言自语地说：“岂有守边重臣与叛贼通信的?”又说：“奏本上这样写，还不知原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宋庠听了觉着有理，又认为范仲淹此事肯定会罪责难逃，却不知吕夷简是在故意激他，设下圈套诱他上钩。

第二天，宰执大臣上朝，谈起范仲淹的事，宋庠不加思索，冒冒失失地说：“范仲淹不忠，可斩也!”枢密副使杜衍说：“范仲淹的本意也是忠于朝廷的，欲招纳西羌叛贼罢了，何可深罪!”知谏院孙沔也上疏为范仲淹辩护。宋仁宗沉吟良久，说：“范仲淹恐怕也不致于与叛贼勾结。”朝上众臣都替范仲淹说好话，宋仁宗也不相信范仲淹会叛国，宋庠顿时陷于孤立，满以为吕夷简向来讨厌范仲淹，昨天又是那样说的，现在会站出来帮助自己。岂料吕夷简慢吞吞地说：“擅自复信当然是个过失，但若说范仲淹对陛下有二心，怕不可能吧。只须对他略示惩诫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宋庠反而成了嫉贤妒能、无中生有诽谤忠臣的小人!他仓惶失措，讷讷半晌说不出话来。于是论者哗然，都责备宋庠太过份了。

吕夷简乘机把平素与宋庠关系密切的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和宋庠四人指为“朋党”。把叶清臣贬知江宁府(今南京市)、吴遵路贬知宣州(今安徽宣城)、郑戬贬知杭州，宋庠则贬知扬州。

宋庠被吕夷简略施小计所卖，又担着诽谤忠臣的坏名声被贬，心里窝囊极了。到扬州后，他赠给故友梅尧臣一对白鹅。梅尧臣回赠诗说：

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

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

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

诗中略含讥讽宋庠热衷功禄、不甘心恬淡澹泊的意思，建议他干脆就此从凤凰变成白鹅，逍遥林泉。但宋庠自负才智、不甘庸碌，又正在气恼头上，见诗大为不满。后来宋庠又以资政殿学士之职移知郓州(今山东东平)，进封给事中。

到庆历三年(1043)初，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已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农民起义也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则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日益强烈的改革呼声的推动下，意欲更革天下弊事。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吕夷简被罢相，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一同执政，欧阳修、蔡襄等任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从此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立即动摇。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六月被罢出朝，宣抚陕西、河东。庆历新政昙花一现，转瞬流产。

范仲淹既去，宋仁宗问宰相章得象谁可继任参知政事，章得象说宋庠、宋祁兄弟俩皆可。宋仁宗却说：“大宋尚可，若小宋上殿，只怕朝臣中无一人没不是了。”多年来，宋祁锐于言事，刚直不阿，自然不如宋庠不温不火稳稳当当讨人喜欢。于是，庆历五年(1045)正月，宋庠再被召入朝任参知政事。

庆历七年(1047)春，大旱成灾，宋仁宗引用汉朝逢灾异免三公的旧制，罢免宰相章得象，执政大臣皆削一官，以宋庠为右谏议大夫。不久复职。此时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没有学问，夏竦向宋仁宗出主意，召宰执大臣到资政殿，用策论的形式议论时政，意欲让陈执中难堪。宋庠说：“两汉策论的做法，是用以延访江湖草莱之士的，现在让宰执大臣与布衣百姓一样论事，不是尊崇朝廷的妙计。”请求依然到中书省合议条奏。次年，宋庠迁尚书工部侍郎，改任枢密使。

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庠终于迎来了他官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了北宋的第四位状元宰相(前三位为吕蒙正、王曾、李迪)。

知制诰石扬休赠诗祝贺宋庠：“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止”在古汉语中既有停止的意思，也可解释成“只”，石扬休此处的意思显然是“只有”。枢密副使王尧臣说：“诗中何不言己四人，而说止四人，真可惜!王尧臣是在宋庠之后紧接着中状元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身到黄扉”的第五人，可惜从此以后北宋长期再没出状元宰相，直到宋钦宗时，北宋灭亡前夕，才出了第五位状元宰相何。

宋庠共做了二年零七个月的宰相，这期间，他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的最大“政绩”，就是建议恢复群臣家庙制度。他说：“庆历元年赦书中曾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杂用家人，缘偷袭弊，甚可嗟也。请下有司论定施行”。但就是这样一项建议，也因朝廷议论不一，最终没有得到实行。

皇祐三年(1051)三月，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母越国夫人曹氏的门客张彦方，因受富民贿赂，替富民伪造官诰，被逮下开封府狱，论斩。担任给事中史馆修撰的宋祁因儿子与张彦方有交游，被贬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接着，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弹劾宋庠不能约束子弟，在政府无所建明。宋庠上章求去，遂被罢为刑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后来，宋庠又调知许州(今河南许昌)、河阳(今河南浚县)。再次入朝，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封许国公。直到此时，宋庠才认真地对关系国家安危的军政要务提出了一些建议，屡言：“国家应慎固根本，畿辅宿兵常盈四十万，羡则出补更戍，祖宗初谋也，不苟轻改。”但不久，宋庠又与担任枢密副使的程戡发生不和，程戡被罢，御史们也参劾宋庠“昏惰”，乃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职，出知郑州，后又徙相州(今河南安阳)。

嘉祐八年(1063)，宋英宗即位，宋庠移镇武宁军，改封郑国公。早在相州时，宋庠就上章告老请求致仕，此时更固请不已。宋英宗觉着他是先帝时的宰执大臣，不忍心在自己即位之初就将他废职，让他出判亳州。

宋庠晚年溺爱二个儿子，二子浮浪薄行，多与市井无赖交游，名声很坏。宋庠去亳州时，御史吕晦请求敕令宋庠不准将二个儿子带在身边，宋英宗说：“宋庠已老了，怎能不让其子从之?”

到亳州后，老病交加的宋庠想想自己几十年的政坛风雨，深为自己未能对国事有所裨益而内疚，作《自咏诗》云：

我本无心士，终无济世才。

虚舟人莫怒，疑虎石当开。

蚊负愁山重，葵倾喜日来。

欲将嘲强解，其意转悠哉。

更请老益坚，遂以司空致仕。

治平三年(1066)，宋庠病卒。追赠为太尉兼侍中，谥号“元献”。宋英宗亲笔用篆字题写他的墓碑曰：“忠规德范之碑”。

宋庠与宋祁俱以文学擅名于天下，宋庠读书至老不倦，著作甚丰。他善校正讹谬，校定《国语》，撰《补音》3卷，又辑《纪年通谱》，区别正闰，为12卷。另有《掖垣丛志》3卷，《尊号录》1卷，《别录》40卷。

宋庠的政治见识虽比不上宋祁，但他生活作风之俭素端谨却是有口皆碑的，素有孤风雅操之称。宋祁豪爽好客，常聚饮于广厦之中，外设重重帏幕，内列华灯巨烛，觥筹交错，歌舞相继。常常自白昼闹至半夜，宴罢启幕，已是二更，名曰“不晓天”。

有一年除夕夜，宋庠独身一人在书房读《易经》，宋祁却在府中华灯高照，拥抱姬妾，通宵歌舞宴饮。宋庠大为不满，次日派人传话：“告诉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不记得某年除夕我们同在州学吃稀饭咸菜否?”宋祁哈哈大笑，对来人说：“回报相公：不知当年吃稀饭咸菜都是为了什么?”

宋庠为人宽厚，曾经说：“奸臣狡诈，自恃聪明，残害正人，矜才傲物，这些事我终身不为。”京东转运使沈邈，曾几次得罪宋庠。后来宋庠出判洛阳，沈邈之子也在洛阳监皒院，因出借官物被杖责，府中官吏都痛恨沈邈之子，要求判死刑，宋庠却不肯，说：“此事何足深罪?”人们从此更加称许宋庠为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