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 1925.3.25-1964.8.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1925年3月25日生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天主教家庭,1964年8月3日死于红斑狼疮。她父亲也死于这一不治之症,死时仅44岁。父死后第2年奥康纳才高中毕业,进入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社会科学,1947年在依阿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她幼时曾想当漫画家,后来她所刻画的人物也或多或少有些漫画化。她大学毕业后有一个短篇小说获奖,使她决定放弃学画而从事写作。1950年住在好友费兹吉拉德家的农场上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发现患红斑狼疮,于是回到她母亲的农场上疗养和写作,闲时喂养孔雀。从1955年起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有一次去法国旅行时还幽默地说:“我有全欧洲最漂亮的拐杖。”她的活虽然洋溢着乐观精神,笑里却含着眼泪,颇似美国六十年代后现代派创作中的“黑色幽默”,这也是她后期创作的艺术特征之一。她有非常坚强的性格,以无比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后来医生只准她一周工作4小时,但她仍坚持写作一直到死,死时年仅39岁。她短暂的一生中共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 (1955)和两部长篇小说《慧血》 (1952)及《强暴的人夺走了它》 (1960)。在她去世后又出版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1965),卷首附有她生前好友罗伯特·费兹古拉德很有价值的序言。1971年又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全集,包括31个短篇,其中有12篇是从未收在集子里出版过的。她的短篇小说要比长篇小说写得好,尤其在六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后,她的声名蒸蒸日上。目前奥康纳已被公认为美国南方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

孙奭

孙奭（962—1033年）北宋大臣，字宗古，宋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西)人，后徙居须城(今山东东平)。端拱二年(989)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迁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真宗时为诸王府侍讲，召对，上十事。累迁至工部郎中，擢龙图阁待制。性直敢言，耻于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年(1008)，人言左承天门降天书，真宗欲奉迎，群臣皆赞其符瑞，独孙奭反对，言：“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四年(1011)，真宗祭祀汾阴，他条列十项理由，论说祀汾阴有害而无益，批评真宗听信奸邪，求和辽国。六年(1013)真宗欲祀太清宫，孙奭又上疏反对，指出明皇之迹不可效，并作《解疑论》。出知密州。居二年，迁左谏议大夫。天禧中，朱能献《乾祐天书》，他复上书力斥其妄。屡劝真宗居尊去骄，纳谏从善。仁宗即位，召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国子监，修《真宗实录》，迁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每以前代乱亡之教训，规讽皇帝，并上《无逸图》。以太子少傅致仕。曾与刑昺、杜镐等奉诏校定群经义疏，考订音释，并集各家之说，补充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不足。著有《经典徽言》、《五经节解》、《孟子音义》、《孟子正义疏》等。

宗泐

宗泐[lè](1318—1391)，明代僧人，俗姓周，字秀潭，号全室，原籍黄岩，出生地今属温岭市。幼年被临海周氏收为养子，8岁到临海城内天宁寺求师，后赴杭州净慈寺，名僧大欣(号笑隐)试以《心经》，出口成诵，遂得剃度。居净慈寺数年，精研藏经。诗文为虞集、黄溍、张翥等名家所推重。书法工篆隶。

大欣历为名刹住持，宗泐追随左右。大欣卒，归里，居云岭、柴箨岭、天宁寺等处。元末，住持杭州上天竺寺。明初，住持南京天界寺。明洪武九年(1376)春，太祖朱元璋到天界寺，与宗泐谈话，称其知书识礼，呼为“泐秀才”，以后常召宫中谈佛学。十年，奉太祖之命，率佛徒30人出使印度取经。涉流沙，翻葱岭，遍游西域，到达印度，往返10余万里，至洪武十五年回南京，取回《庄严宝玉》、《文殊》等经。授僧篆右善世，仍居天界寺。又奉诏作赞佛乐章，得太祖嘉许。后以遭忌，退居凤阳槎椰峰。太祖亲书“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汝其行哉”相赠。十九年，受胡惟庸案牵连，有司奏论死，太祖悯之，得免死，仍回天界寺。

晚年回浙江，住持江浦石佛寺，寻卒。著有《全室外集》9卷、《全室续集》1卷、《西游集》1卷;与如阿玘重注《心经》、《金刚经》、《愣伽经》3种刊行。

陈撄宁

陈撄宁（1880～1969），现代著名道教学者、仙道养生学家。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后改名撄宁。道号圆顿子，道教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安徽怀宁县人，世居安庆。自幼熟读儒典，考中秀才。后因患肺痨，跟从其叔祖学医，并开始试做仙道功夫。

1905年，考入安徽政法学堂，两年后因肺痨复发而辍学。此后立志求道，离家访师。他曾遍访佛门高僧，认为佛教修养偏于心性，对于肉体没有办法。于是转而广游道教名山，得到不少丹法口诀。

1912年至1915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明版《道藏》，进一步认识道家之全体。

1916年起，栖居名山修炼。

1918年，他积累资金，购置药物，准备外丹烧炼。

1922年至1932年，他进行了长期的外丹实验，未果，此后转向精研内丹之学。

1933年，张竹铭医师在沪创办《扬善半月刊》，陈撄宁任“答读者问专栏”主笔，他将道教丹学改称“仙学”，公开向全国读者介绍。

1953年10月，陈撄宁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陈撄宁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1960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1年11月，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文革”期间，中国道协被迫停止工作，陈撄宁托病住在北京医院。

1969年5月25日，陈撄宁因病羽化，世寿89岁。

陈撄宁毕身从事道教理论研究和实践，重视道教人才的培养，成绩卓著。他早年撰有 《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功次第诗注》、《〈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等。晚年他指导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收集和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编写了 《道教知识类编》、《中国道教史提纲》、《道教起源》、《教理概述》等。

陈撄宁提倡仙学，提出要划清以炼养为主旨的仙学与道教的关系。

陈撄宁的仙学思想，除了传统道教丹学的仙道贵生、性命双修、重德重师等以外，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把仙学与救国爱国相结合。陈撄宁提倡仙学的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的时代，因此，他试图通过倡导仙学，以肉体证得之神通，战胜西方的杀人利器，从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是提倡实修实证。他认为：“仙学乃实人实物、实情实事、实修实证，与彼专讲玄理之事不同。”据此，他对旧的丹道理论进行改革，反对死后成就，提倡今生现得。

三是提倡仙学与科学相结合。陈撄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文明与进步，因此认为可以援引科学，以解释和改进仙学; 同时，他又认为科学与仙学相比，尚有许多缺陷，不能像仙学那样解决生死大事。

四是提倡道教改革。认为道教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改进，否则将被科学作为迷信而打倒，而变传统的道教丹学为仙学，正是他进行道教改革的一种尝试。

蔡邕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善操琴，妙音律。数学天文，无不通晓。建宁中，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因上书批评朝政获罪，流放朔方。遇赦后，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当政时，再度出仕，初置祭酒，又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拜左中郎将，故世人称之“蔡中郎”。封高阳乡侯。及王允诛董卓时，他受牵连而入狱，死狱中。擅长篆、隶书。世上传说他曾经入嵩山学习书法，于石室中得一素书，上面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之法，于是苦苦研诵三载，终于明白其旨意。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溪曲等上奏灵帝获准。蔡邕乃亲书于碑，延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观览摹写的人众多，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又传其曾在修鸿都门时，见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在墙上刷字，受其启发，归而作飞白书。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谓蔡邕飞白书“得华艳飘荡之极”。卷中列其八分、飞白入神品，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品，评曰：“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曰：“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他所书的汉碑主要有《鸿都石经》、《真定宜父碑》、《范臣卿碑》等。书论主要有《大篆赞》、《小篆赞》、《九势》、《隶书势》、《笔论》等多篇。

沈醉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早年经历**：

沈醉出生于地主兼资产阶级家庭。七岁入湘潭县第一小学，后转至长沙修业小学，学业成绩优异。1926年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曾带同学到家里对着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1932年初，在长沙文艺中学读书时因闹学潮被开除，随后只身前往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

**军统生涯**：

1932年，经余乐醒介绍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担任交通联络员。1933年5月，被戴笠提拔为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对外称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化名陈仓。在此期间，参与了恐吓、迫害宋庆龄等活动。1935年初，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抗日战争时期，指挥部下进行对日侦察、刺探、指示轰炸目标及其他破坏、暗杀工作。1938年，中华民族复兴社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沈醉服务于军统局，深得副局长戴笠信任。此后他担任过“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行动术”中校教官、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等职。1942年冬，被提拔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1947年，出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等职。1949年，蒋介石派徐远举到昆明与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沈醉作为行动组长，负责搜捕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仅一天一夜就逮捕400多人。之后还奉命落实刺杀卢汉的准备工作，并指挥实施“应变计划”和“游击计划”，11月20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晋升为中将。

**起义与改造**：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沈醉被软禁。次日，他书面号召在云南的部属服从卢汉命令，停止特务活动，交出武器和通讯器材。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1960年，沈醉被列为第二批特赦人员，于11月28日获得释放，成为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后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67年11月6日，被“四人帮”逮捕，1972年11月29日回到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1980年，经审定被认定为起义将领，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

**晚年生活**：

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6月，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定，被认定属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撤销1960年特赦通知书。晚年的沈醉勤于著述，著有《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的特务生涯》等作品。1996年3月1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他的一生充满了复杂与传奇色彩，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简又文

简又文（1896年—1978年10月25日），中国历史学家。字永真，号驭繁。广东新会人。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以父病辍学返国。1922年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编辑部干事。1924年受聘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副教授，结识冯玉祥，旋任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校长。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曾任山东盐运使、铁道部参事、立法委员。1936年曾创办颇负盛名的文史刊物《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1949年去香港定居。1954～1959年受聘为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任满后为名誉研究员。1964～1965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1978年在香港寓所逝世。

简又文致力于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友人称之为"太平迷"。虽长期宦海飘浮，终以研究太平天国著名于世，他早期的研究以实地搜访逸闻、史料、文物并译述西方资料为主。他前往广东花县官禄和广西桂平金田村实地调查访问，获得了较丰富的口碑资料和文献史料，所著《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新史料》及《金田之游》两文均为史学界所珍视。所译瑞典牧师韩山文据洪仁玕述辞写出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简又文改题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使这一重要西文文献得为中国学者利用。简?治姆直鹩?1935年、194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杂记》、《金田之游及其它》两书，大抵都是这类著、译的结集。他自1939年起立志撰述太平天国全史。1944年出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即为全史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义史》出版后十八年，《太平天国全史》印行。《全史》共二十九章，叙事起洪秀全家世出身、革命酝酿准备、金田起义，迄于天京失守、太平天国灭亡、余部在广东被消灭。太平一朝之始末和大事，于此得有系统之陈述。他的另一巨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共二十篇,分考天号、官职、礼仪、玺印、宫室、科举、天历、乡治、田政、泉币、食货、外事、女位、军纪、宗教等诸端，内容丰富精详，对太平朝典章制度思想政策之考证研究，允称赅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尤较深入。该书与《全史》称姐妹作，但其史学价值更出《全史》之上。在美国耶鲁大学支持下，简又文综合《全史》和《典制通考》改写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简又文另有《洪秀全载记》一篇,编入台湾"国防研究院"主编的《清史》第八册，系《全史》与《典制通考》两书之摘要。

简又文是首先利用西文资料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者。他从太平天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中搜集了许多资料，加以翻译利用，大大开阔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惟于中文史料的直接研究利用则稍嫌不足。他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太平天国，否认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性质。但他对太平天国极抱同情态度，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兼有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意义,其目标是要改革一切传统的旧制度,并认为这样的大计划不仅为中国历史所未见，即在世界历史中亦占重要而光荣之一章。

杨振声

杨振声（1890－1956），现代作家,教授。字今甫。山东省蓬莱县水城镇人。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沿海渔民的悲惨生活,使他不满旧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许德珩等同学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曾因反对北洋军阀签订卖国条约被捕入狱。他爱好新文学,经常写一些作品,发表在《新潮》、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评论》、《新月》等报刊上,如《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后来大都收集在《玉君》(1925年,北平朴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中,内容多以反封建,反旧礼教,反侵略,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疾苦,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为题材。北大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工作,抗战前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青岛大学校长。这期间常为《大公报·星期评论》写特约稿,也常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注意少年儿童的教育,曾为编选适合少年儿童的语文教材,亲自到小学执教,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修改教材,编写成《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任叙永分校主任,兼教授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课程。抗战胜利后,回北京进行北京大学迁回的筹备工作。后任北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并编辑《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兼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解放后他经常写一些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英雄的文章,如《和平鸽旅行团》、《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奎基》等。

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用孟加拉语写作。生于大地主家庭。曾在加尔各答学习。富有文学、戏剧和音乐教养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审美力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1875年2月25日他在《甘露市场报》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年仅14岁。他开始为《知识萌芽》和《语言》杂志撰稿，于1877～1878年发表了长诗《诗人的故事》，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怜悯》数章和短篇小说《女丐》。这是些不很成熟的、模仿性的作品。1878～1880年他赴英学习文学和音乐，攻读于伦敦大学。回国后，他创作了音乐剧《蚁垤仙人的天才》(1881)，把印度的民族曲调和在英国听到的爱尔兰民歌揉合在一起;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画与歌》(1884)、《刚与柔》(1886)。这些诗歌对生活和改变民族命运充满信心，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戏剧《大自然的报复》(1884)谴责了禁欲主义。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班·查特吉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圣哲国王》(1885)等，谴责暴君，并宣扬非暴力的斗争。

1884～1911年，泰戈尔担任宗教改革团体“梵社”的秘书;他与新印度教(企图利用正统的印度教来复兴民族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展开论争。他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同时他还参加了印度国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9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和诗歌。诗集有《心中的向往》(1890)、《金帆船》(1893)、《缤纷集》(1896)、《收获集》(1896)、《微思集》(1899)、《刹那集》(1900;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收入英语的《园丁集》)、《奉献集》(1901)。此外，还有哲理戏剧集《国王与王后》(1889)，《牺牲》(1890)、《契特兰戈达》(1892)、《马利尼》(1895);喜剧《单身汉俱乐部》(1901)。他主编《萨塔纳》(《理解生活》)杂志，在杂志上刊载他的大量作品和政论时评。

1891年，泰戈尔经管祖产西莱达大庄园，熟悉了农民、手工业者、小职员的生活。他看到到处都是贫困、破产、人民毫无权利。他感到痛苦和不满，要寻求一条使祖国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和中世纪传统束缚的道路。他开始注意社会主义思想，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说：“我不知道更平均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若不能，则上天的意志真是冷酷无情，而生物中最不幸的则是人了。”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鲜明地刻画了孟加拉的农村。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普通的人。他憎恨贪婪、残酷、盲目遵守旧传统。他歌颂爱、忠诚、人性。他特别关心深受种姓制度和陈规陋习压迫的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妇女的形象。《还债》(1891)抨击了嫁妆制;《素芭》揭露了种姓制的荒谬;《摩诃摩耶》抨击寡妇自焚殉夫的陋习;《练习本》反对童婚和歧视妇女;《是活着，还是死了? 》描写寡妇的悲惨处境。短篇小说《光明与阴暗》(1894)可说是殖民地现实的一幅缩影。他在这篇小说里愤怒地揭露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孟加拉官吏的怯懦与奴颜卑膝，还痛心地描写了农民的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这种阴暗背景衬托下，他展示出两个光明的形象：与社会不公平作斗争的青年律师和真挚地爱着他的少女。泰戈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倾向决定了印度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他的创作影响了整整一代印度作家。

泰戈尔的思想和美学观点是在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奥义书、早期佛教、迦梨陀娑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方进步思潮(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90年代的这些诗集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进步。他提出“生命之神”的观念，它源出于奥义书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学说和中世纪毗湿奴派诗人的“人高于一切”的理想。泰戈尔说，他从“内在的我”中汲取灵感，而“内在的我”与无处不在的“最高起源”是同体共存的。他的这一唯心主义观念其精神则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其实质在于号召为人服务。诗人号召孟加拉人从沉睡中觉醒，团结一致与暴政作斗争。

除了紧张的创作活动，泰戈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他在和平村(离加尔各答不远)创办了一所学校，并亲自任教。他在首批描写社会风俗人情的长篇小说《小沙子》(1902)、《沉船》(1905)和中篇小说《覆巢》(1903)中，表现了封建道德规范与新的民主思潮的冲突，以及古老家庭生活的解体。他的理想是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去世;随后，女儿、13岁的儿子，父亲相继故去。诗集《回忆》(1903)、《儿童》(1903)和《渡船》(1906)就是那些不幸年月的纪念。然而悲伤没能压倒他。1905年，印度总督宣布分割孟加拉，民族解放运动因之高涨，他全力以赴地参加社会活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谱写爱国歌曲，其中一首《我金色的孟加拉》为孟加拉人所家喻户晓。他出版了政治性杂志《宝库》。但是当运动超出了非暴力斗争的范围时，他退出了，因为他不赞成暴力。他转向启蒙活动。这时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戈拉》(杂志连载，1907～1910)等。泰戈尔不仅号召所有的印度人不分种姓和宗教信仰团结一致，而且引导读者得出必须进行斗争取得解放的结论。同时他还写了戏剧《报应》(1909)，讽刺剧《顽固堡垒》(1911)、象征剧《国王》(1910)和《邮局》(1912)。

1912～1913年，泰戈尔访问英国和美国，讲印度文化和哲学。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奖金。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泰戈尔已世界闻名。在诗集《飞鸟集》(1914～1916)中他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沉思。1916年出版中篇小说《四个人》和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后者曾轰动一时，它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缺点：领袖们无能力理解农民的利益，冒险分子利用运动煽动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

20年代，泰戈尔仍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他认为社会恶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因而创办了一所大学。虽然他年事已高，但这些年来他访问了英、美、德、法、意、日本、中国、 阿根廷、捷、匈、保加利亚和苏联。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期间创作较少。

20年代末起，泰戈尔的创作热情重又高涨。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1929)描写印度“迷惘的一代”。《纠纷》(1930)写印度的家庭矛盾。《四章》重新回到政治问题。此外有中篇小说《两姐妹》(1933)，《花圃》(1934)、诗集《森林之声》(1931)、《再一次》(1932)等等。晚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如《树叶集》(1936)、《边缘集》(1938)、《再生集》(1940)、《生日》(1941)等。《非洲》(1936)、《佛陀的膜拜者》(1938)、《赎罪》(1938)等诗篇中他愤怒地谴责德、意、日的侵略行径。1941年4月他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文明的危机》，而在去世前的作品《一个女伊斯兰教徒的故事》中他再次警告宗教狂热的危险性。 8月7日他在加尔各答的祖宅逝世。

泰戈尔的创作不但影响了印度各种语言的现代文学，而且还影响了我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的早期创作。1924年他访问中国，我国从1915年起就译介了他的作品;1961年全世界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我国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白寿彝

白寿彝（1909年2月19日—2000年3月21日），字肇伦，经名哲玛伦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白寿彝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领域里颇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2月，白寿彝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父亲白吉甫是一个商人，母亲钱相云，笃信伊斯兰教，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白寿彝从小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求学之路始于私塾，后受启蒙老师的影响，十二岁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1925 年考入上海文治学院，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

1929年，白寿彝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当时，燕京大学云集了像陈垣、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白寿彝。1932年白寿彝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1937年，白寿彝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古）、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1937年冬，白寿彝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 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1949年，白寿彝参 加了中国新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同年夏天，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担任历史系系主任。

白寿彝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自身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50年，白寿彝主办《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对推进我国的历史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2 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白寿彝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1963 年，他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1964 年 8 月《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内部印行。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的探讨，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史专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

1979年，在白寿彝的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受到全国各大院校重视并得到推广。1989年，这一方案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多年来，白寿彝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这是史学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其著作《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几十年来，为我国 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白寿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对于所从事的事业他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早在学生时代，白寿彝就开始在报刊上撰稿。1928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①，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白寿彝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1929年，出版了《开封歌谣集》。之后，他还写了《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在此后攻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在黄子通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编写出版了专著《朱熹辨伪书语》②。他关于朱熹的论著，还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另外，还编写了《朱子语录诸家汇编》一百四十八卷。

白寿彝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回族史的杰出学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③《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典赤·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于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发行。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回民起义》（全四册），这一部著作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现状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④。1984年，他开始主编元、明、清、近代四册本《回族人物志》，并于1992年全部完成出版。同时，白寿彝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年初，他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录了一批重要的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在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即由马六十口授、单化普笔录的 《陕甘劫余录》，这一成果成为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上述这些关于回教文化及历史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他对中国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7年，白寿彝编辑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①。1980年，他编辑了《中国通史纲要》②（主编）。《中国通史纲 要》一书，在学术观点和体裁上都有新的探索。1981 年编辑了《史记新论》。1983 年编辑了《史学概论》。1986年，由他主编的六卷七册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1987 年，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③出版。1994年，《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1999年，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的巨作，卷帙浩繁，体制完备，及时反映了最新的中国通史研究成果，具有独到的理论建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曾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白寿彝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长期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并对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他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 社会职务。并当选为国家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1956年，白寿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武重奉

武重奉（Vũ Trọng Phụng 1912～1939），越南作家、学者。祖籍兴安省美豪县（今美豪市），笔名天虚。自幼在河内长大。幼年丧父，家境贫苦，16岁便辍学赚钱养家。但比较幸运的是受到了比较好的小学教育，学习了法语与越南国语字。武重奉18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7岁死于肺痨。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展现了惊人的才华和旺盛的创作力，留下了近30篇短篇小说、9篇长篇小说、9篇报告文学、7部戏剧以及丰富的文学批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的文章。长篇小说《红运》（1938）是其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小说讲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主人公红毛阿春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20世纪初期越南社会各阶级的人物形象，并以犀利的笔锋将西方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矛盾、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36）是武重奉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大地主、资本家兼议员发家致富的罪恶史。有人认为作者的思想受S.弗洛伊德的理论和É.左拉、G.de莫泊桑作品中消极成分的影响较深，故作品的思想内容有较为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武重奉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决堤》（1936）、《中头彩》（1938）等，报告文学《害人的陷阱》（1933）、《寻嫁洋人的行当》（1934）、《过年》（1938）等，短篇小说《男人的嫉妒》《娶丑妻》《猎猴》等。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朝杰出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早年深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召为巡官，并与其子令狐绹等同窗受业。文宗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次年，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秀，将女儿嫁给了他。当时牛李党争剧烈，令狐楚为牛党，王茂元为李党，令狐父子忌恨商隐，认为他背弃了知遇之恩，后令狐绹长期执政，李商隐虽无意介入朋党之争，但也深受排斥，因而终生不得志。他曾为桂管观察使郑亚掌书记，到过广州，后又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判官、盐铁推官，身居四川。最后客死在荥阳。他在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谴责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在思想上，他反对“学道必求古”，蔑视古圣先贤。他的政治诗，或抨击宦官、藩镇，或指斥时政弊端，忧愤深切，有胆有识，内容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咏物诗，托物以寄情，如《蝉》、《扶风界见梅花》等。他的《无题》诗20余首，有的写爱情，有的别有寄托，主旨含蓄，深情绵邈，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其中的上乘之作，情深语挚，有的诗篇却轻浮艳绮。“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其中的佳句。由于李商隐横遭排挤，纵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终生不得施展，故诗中带有浓重的感伤乃致没落的情调。如《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此情的突出表露。李商隐的诗构思精密，用语工巧，吐韵铿锵，意境朦胧，具有沉婉细密、绮丽精巧的独特风格，是一位鹤立晚唐诗坛的诗人。但他的诗有用典深僻、晦涩凝重的缺点，助长了后代某些形式主义的诗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玉溪生诗》3卷，赋、文各一卷。诗集今传，文集已不存。冯浩《李义山诗文集详注》以及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较详备。

李塨

李塨[gōng]（1659年5月14日—1733年2月14日），清初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卒于清雍正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自幼从其父李明性学。二十岁后，就学于顔元，弃八股，专治礼、数、射、御、兵法、乐诸学，与顔元同创“顔李学派”。三十二岁中举后出游，屡馆京师，并远游西至关中，南及吴越，遍交海内贤豪，研讨学问，使顔李之学得以播于远方。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苞等，皆有往来。曾先后去浙江桐乡、河南郾城、陝西富平佐政，皆有政蹟。出任济南知府幕僚。六十岁，被选爲通州学政，旋因病告归，讲学经农以终。

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先于气”的观点，指出“非气外别有道理”(《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认爲“理”不能离开气或物而独立存在。他说： “夫理者，物之脉理也” (《论学》卷二)，“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恕谷后集》卷二)。对朱熹“理在事上”的观点进行批判，坚持“理在事中”的命题。他说：“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爲一物矣。理，虚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 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 (《论语传注问》)提出“因形以察理”的命题，认爲必须分析研究具体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理)。他说：“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则理可辨”(《论学》卷二)。在知行关係上，重视知行相互依赖，“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大学辨业》卷二)，知与行“一时并进，且叠进焉” ( 《论学》卷二)。但更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定“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并以走路爲例，认爲要想到达燕京，首先应知道方向，不知道方向，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其结论，“究是知在行先”(《大学辨业》卷三)。片面夸大了“知”的作用，未能坚持颜元重力行的正确观点，反而批评颜元“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 (同上)。

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复兴古代实学，以求学术切于实用。认爲“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反对读死书，认爲“明理非尽由读书也”，“古人之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文。” (《论学》卷二) 对“格物致知”作了重新解释，“然不曰学，而曰格，何也?学有浅有深，皆可谓学。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入深，无所不到之谓也” ( 《大学辨业》卷二)。认爲“格物”之“物”，指德、行、艺三物。德即仁义礼智，行即子臣弟友，艺即礼乐兵农，把“格物”的基本精神归结爲经世致用。对程朱理学的空疏倾向进行批判，他说：“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亲民之学止于至善，乃尊于农工商而爲士之职也。试观宋儒用佛门惺惺法，闭目静坐，玩弄太极，探躐性天，内地不杂于二氏乎?终日章句伊吾，经济安在?”(《与方灵皋书》)指出理学的危害性，认爲理学专注存心养性，“杂以静坐内视，浸淫释老”，“处处谈性，人人谈论天”，“以空虚之禅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结果是“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复无办事之官”。(同上)主张恢复孔子的正学，重视礼乐、兵农、执射、执御、会计等实用之学。从实学出发，又主张实行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産。均田第一仁政也”(《拟太平策》)，反对豪强兼併。晚年研治经学，于《易》、《诗》、《春秋》、《四书》皆有推阐，自谓其治经宗旨爲“取其经义，犹以证我道德经济”(《恕谷后集》卷一一《诗经传注题辞》)。晚年在政治见解和治学方法上与顔元稍有分歧，自谓“此係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书习斋存治编后》)表现了“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著作颇多，主要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平书订》、《恕谷后集》、《恕谷文集》等，后人编入《顔李遗书》。

尤金·奥尼尔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年10月16日—1953年11月27日），爱尔兰裔美国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于1888年10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一家旅馆诞生。1906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一年后因犯校规即被开除。1920年，奥尼尔的《天边外》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普利策奖，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1929年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居住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远离海岸的岛上专心写作。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11月27日，奥尼尔在波士顿一家旅馆逝世。他一生颠沛流漓,淘过金、当过水手、还作过演员和见习记者。丰富而坎坷的生活,成了他后来许多剧本的创作源泉。他一生写了五十多部剧作,曾先后四次获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作品主要有《琼斯里帝》、《毛猿》、《天边外》、《长夜漫漫路迢迢》等。他能深切体察人生,充分掌握写作素材,创作思想深遂,语言精炼,特别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敢于大胆创新,冲破旧传统,对现代戏剧发展贡献极大。

智诚

释智诚法师（1908年10月31日-1994年4月29日），俗名周文龙、周文华，曾用法名仁慈，1908年生于江苏省泰县北曹村。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排行第四，父母皆为佛教徒。

智诚法师自幼聪颖过人，喜静好学，因常随父母到西方庵礼佛，对佛教产生深厚向往，七岁时在西方庵礼能定和尚为师出家，祖派临济。此后他通学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诸宗。1923年，法师在江苏省高邮县放生寺天台佛学院就读佛学，十六岁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之后又入宝华山律宗佛学院、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厦门闽南佛学院等地参学。

1933年，智诚法师受太虚法师委派至广东省潮州市开元寺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1936年，他被潮州庵埠灵和寺礼请为住持。在此期间，面对当时中国的战乱局面，法师目睹百姓疾苦，为祈祷世界和平，他发愿刺舌血写经。1937年农历2月19日，法师闭关，在灵和禅寺后浮坛左侧的一厅二房内，每日上午八时准时取血，用舌血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和《普贤菩萨行愿品》，历经一千多个日夜，于1940年完成这两部七十多万字的佛教经典，且经文全部用楷书书写，从头至尾无错漏一字。

新中国成立后，智诚法师历任汕头佛教协会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潮州开元寺、苏州承天寺、庵埠灵和寺住持，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名誉理事等职，还曾被荣选为汕头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市第六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政协委员等。

法师一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每遇他人遭难，都尽力帮助，济寡怜孤、救急扶危的善事数不胜数。他生活简朴，布衣粗食，一切供养收入都用于赈灾济困、建寺育人。1985年7月19日，法师应泰国慧光觉苑等佛教团体邀请访泰，受到泰国公主亲自接待。

智诚法师博学多才，工诗能文，不仅佛学造诣精深，书法造诣亦十分不凡。其楷书作品端庄秀丽而不媚俗，骨力中藏而不生硬，晚年书法更臻炉火纯青之境，在潮汕地区乃至东南亚都享有盛名。此外，他还著有《八识规矩颂讲解》《唯识精义》等书，编写过《潮州佛教史》《汕头市佛教史》等。

1994年4月29日，智诚法师于广东省汕头市圆觉精舍吉祥而卧，安详示寂。他一生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甘守清贫，自奉甚俭，为佛教尤其是潮汕地区的佛教发展贡献巨大，是近现代岭东屈指可数的高僧大德。

王履

王履(1332—1391) ，明初诗文作家,画家,医学家。字安道,号奋翁,又号畸叟。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笃志问学,博通群籍,教授于乡里。亦精通医术,尽得金华朱彦修所传。能诗文、工绘事。洪武十六年(1383)秋,年已50余,仍往访华山,凌绝顶,探幽宝,归作图40幅、记4篇、诗150首。幼年时长工张一,随其同访华山,助其完成华山图记。卒年已不可考。著有医书《百疾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溯洄集》。他的华山诗,可谓尽得其高奇旷奥之胜。《入山》云:“庐山秀在外,华山秀在里。”《苍龙岭》云:“惊魂及坠魄,往往随风吹。”《宿玉女峰》云:“松林延幽风,倏忽天乐沸。”《入夜闻声、疑风云大作、不敢睡》云:“松底踏碎月,过清寒不支。”《铁锁》云:“伯梁度世无寻处,卷取松风独自还。”《林中遥见白物,疑是白鹿》云:“何当快与刘根约,白玉床前看紫云。”《下山近青柯坪》云:“一涧破秋寂,万松嘘昼寒。”《石棋局》云:“弈仙何处石坪空,细细松风婉婉风。”《玉泉院》云:“昨转希夷洞,傍山两画屏。宿云团滃白,微峭吐寒青。”其描绘景观犹如有声有色的电影。记也是较为出色的散文,同诗一样,具有移步换景的情趣。诗文都可说是他提倡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艺术观的结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道:“自有华山以来,游而能图,图而能记,记而能诗,穷揽太华之胜,古今一人而己。”

郑文焯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小字豫格，别号瘦碧、冷红词客，晚号大鹤山人。满洲正黄旗汉军籍，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后复本籍，自称汉代郑玄之后，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父瑛棨，官至河南巡抚，工诗书画，有“三绝”之誉，世称兰坡先生。少从父宦游南北，濡染家学。光绪元年(1875)顺天乡试举人，出陈宝琛之门。次年会试未中，授内阁中书。后屡试不售，遂绝意仕进。爱吴中山水，南游苏州。戊戌政变后，感愤国事，弃官居吴不出。历任江苏巡抚皆慕名延赞幕府，又尝为存古学堂都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清史馆尝聘任纂修，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聘任金石学教授，均辞谢不就。以行医鬻画自给，孤贫以终。

郑文焯博识多才，工诗文，好训诂考据，长于金石书画，并通医学，尤以词名于世。尝由学琴而讨论古音，进而精研词谱声律，于讲求四声清浊之外，更上求古乐遗谱。取张炎《词源》校审笺释，成《词源斠律》一书。俞樾称其“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瘦碧词·序》)，故所为词声出金石，句妍韵美。词风雅近姜夔、张炎、周邦彦，“感兴微言，深美闳约”(谭献《箧中词续》引文烺语)，“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谭献《复堂日记》)。而“久孤于世，无所放其意，则托诸微言”，每于写闲居生活、山水清游中寓怆怀身世，感伤落拓之情，于清末史事多致忧愤沉痛，“缱绻恻怛以喻其致，幽噎凄戾以形其声，横歌哭而变风谣”(朱祖谋《苕雅余集·序》)。时人亟推誉之，列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诗亦神韵邈绵”(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而为词名所掩。有《瘦碧词》二卷、《冷红词》四卷、《比竹余音》四卷、《苕雅余集》一卷，后删存为《樵风乐府》九卷，并《词源斠律》三卷、《绝妙好词校录》一卷，及《医诂》二卷、《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一卷、《扬雄说故》一卷，合刊为《大鹤山房全集》。另有《大鹤山人诗集》二卷。生平事迹见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均见《碑传集补》卷五三)，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一名《大鹤山人年谱》，1941年刊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新舟沙滩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6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暑不懈。十四五岁时能赋诗作文，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21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1861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1862年，因应诏上万言书《上穆宗毅皇帝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在江南大营和江南各地作小官吏达13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开始他一生的外交活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黎庶昌奉调回国，“晋级道员，赏二品顶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两次出使日本国，日本天皇特为他颁赐一等旭日绶章。中日甲午之战前夕，中日关系极度紧张，黎庶昌表示愿意东渡日本排难解纷，当局未准。中国战败，他忧愤成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黎庶昌称病辞职返乡，十二月二十日长逝于沙滩，葬于渔塘。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全书共26种计200卷，是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6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入都纪程》2卷、《西洋杂志》8卷、《曾文正公年谱》12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1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黎庶昌故居占地面积2 914平方米，建筑面积1 335平方米，为木结构高架瓦房，一楼一底，悬山式顶。门楼、过厅、中厅、正堂，均随山势而建，依次坐落在中轴线上，形成三重天井。“钦使第”内，现存有黎氏生前使用过的部分家具、文具和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著述的文字资料，还存放有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收养日本女士孤女藤野贞子撰书黎氏夫人赵曼娟的墓志铭，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

史威登堡

艾曼纽·史威登堡（1688年-1772年3月29日），瑞典基督教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物理学、矿物学、哲学、经济学、医学等，都有杰出贡献。他在当时已提出20世纪大脑生理学的基础理论，也发现了与爱因斯坦“物质非必是物质，物质是能量”相同的理论与想法，甚至指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遗传因数DNA。晚年时，这位伟大的博学者根据自己灵魂出体、遨游灵界所看到的景象，写下了《灵界见闻录》，出版后轰动世界。史威登堡描写自己在18世纪的某一天，为了学术研究远渡重洋，住在英格兰一间旅馆中。那天晚上出现了一位神秘人，对他说：“我将带你到人死后的世界－－灵界去游历！你应该与灵界接触，并真实地写下所见所闻，让现实世界的人们能够了解灵界。”这本书籍对后世影响深远。美国精神分析学泰斗荣格、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诗人爱默生、德国诗人与剧作家歌德、美国政治科学家班杰明．富兰克林等，皆对其推崇备至，也使世人对于灵界－－人死后的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20世纪以来，虽然科学界挞伐声不断，但研究濒死体验者渐多，逐渐形成一门显学。

1688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基督教家庭诞生了一个小孩。从小他就有神秘的倾向，不到10岁就会和牧师们谈论神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担任瑞典国家矿物局工程师，到32岁被诠叙为贵族之后，就活跃于政界，担任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科学、数学、发明方面也留下极多的成就。但是50多岁后，他放弃一切，开始过着他自称的“天启”的灵界沟通的生涯。赫赫有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对他的神妙能力大表惊异，认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人物，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出现，他的奇妙能力，实在太令人惊异了。”

这位被康德称奇的人，名叫史威登堡（E.Swedenborg），在后半生30年间所经历之灵界事物，被誉为“西欧历史上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所著的《灵界记闻》厚达8大册数千页，但绝大多数都已经遗失，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至今被慎重的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内。

据史威登堡所言：“全部都是自己进入灵界的所见所闻，或是与灵交往所得来的知识。”美国诗人布朗尼克（1806～1861）、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1870～1966）都对他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又说：“二十多年来，我将肉体留在世上，化成灵进入死后的世界，即灵的世界，而且在那儿见识到很多事情。我经历的是世人所罕见的，所以会有很多人不肯相信，但我具有绝对的自信，自信人们读了本书之后，会相信所言一切均为事实。而且，每个人，甚至灵，是永远存在的，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发现除了我们人的世界以外，还有灵界的存在。”

由于史威登堡具有高超神秘力，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在1772年3月29日，并写信给朋友，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当天他“舍弃现世所用的肉体，搬到灵界去，不再回来”。

国人对史威登堡很陌生，但有兴趣的人查一查大英及大美百科全书，都有介绍他的条文，可见，史威登堡在欧、美是一位一极著名之人士。据大美百科全书所言，史威登堡完成大学业后，便到英国研习物理和天文学，也到过荷兰、法国和德国，他也喜欢机械，曾学习制表、书籍装钉、雕刻术和镜片研磨等。尔后又研究宇宙论、数学、解剖学、经济学、冶金学、地质学和化学。

在1745年，他开始进入灵异经验，他相信上帝赋予他向世人揭示真相的任务，从此便专心宣扬灵界见闻，在1749至56年间，共写了8大册《灵界记闻》（本博客中有一部分内容，见《灵界之旅》上下），在1758年出版《天堂与地狱》。

史威登堡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的水准，现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了。他在1772年逝于伦敦，葬于市郊。死后140年，即1908年瑞典学士院请国王派舰队将这位伟人的遗骸运回其祖国，这是史无前例的事，由此可以体会，史威登堡在瑞典人的心目中地位的崇高了。

布克哈特

雅各·布克哈特（德文：JacobChristoph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瑞士文化史和艺术史学家。出生于巴塞尔一个古老家族的瑞士家庭。青年时代在当地学习希腊文化和神学,但无明确的宗教信仰,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后来在柏林师从F·库格勒、A·伯克、特罗伊森和兰克,在波恩又师从金克尔,学习历史和艺术史。通过对绘画和建筑艺术的研究,接触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840年,他在兰克身边以一篇论述卡尔·马特尔的论文获博士单位。当了一年多《巴塞尔报》编辑,1846年去罗马。在此抛弃了政治活动和浪漫主义,转向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把艺术视为高贵和谐的人性的体现,这样,从此以后便深入到美学的宁静世界中去,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的开发是一项新的使命,为此,他几乎像清教徒一样奉献了一生。回到柏林以后,他便修订了老师库格勒的《绘画史》和《艺术史手册》,以便再版。1852年发表了第一部巨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向导:意大利艺术作品欣赏指南》作为第二次意大利之旅的成果则继之于1855年问世,它全面研究了意大利的艺术。此后在苏黎世和巴塞尔教授艺术史,包括从古希腊至法国革命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化史。1860年,他声誉卓著的主要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它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政治氛围和显要人物的思想。1867年问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是专门研究建筑艺术的著作。此后再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而是专注于授课、作公开报告以及将他的生平活动塑造成艺术作品。在他死后,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他的部分遗著才被整理出版,名为《希腊文化史》(4卷,1898—1902年)、《世界史观》(1805年)及《历史片断》(1929年),后两部书概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布克哈特是德语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史学家之一,并被认为是当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艺术史奠基人和科学的历史散文的经典作家。

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美国第16任总统。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生于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小垦殖场的木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上学不到一年，靠顽强的自学，成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物。年轻时，当过伐木工人、店员、船夫、邮务员和测量员。经常与社会下层群众接触。在群众中赢得了“诚实的阿伯”的称呼。对黑人奴隶寄予同情。1830年随父母迁居伊利诺斯州，1834年当选为该州议会议员。在4届任期中，正式表明反对黑人奴隶制。这期间，还通过自学，经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847年，当选为联邦国会众议员。在国会中，曾多次投票赞成限制奴隶制扩展的条款，反对侵略墨西哥。1854年，在堪萨斯内战期间，加入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并很快成为该党的领导者。1858年6月，发表题名为《家庭纠纷》的著名演说，痛斥南部分裂主义行径，指出：“一个分裂的家庭不能持久，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1860年11月，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南方11个蓄奴州先后叛乱，脱离联邦，组成“南部联盟”，定都里士满，并于4月12日发起对萨姆特炮台的进攻，挑起内战。内战之初，林肯顾虑北部银行家、工业家、大商人在南部的利益受到“损失”，担心留在联邦内的四个蓄奴州也退出联邦，因而只把“拯救联邦”作为战争的最高目的，不敢触及奴隶制问题，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导致北方接连失利。后来在人民群众的坚决要求下，同时也迫于战争形势，林肯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民主措施。其中包括1862年5月20日颁布《宅地法》和同年9月22日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前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有效地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后者明确地揭示了战争目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保证了战争的胜利。1863年7月1—3日，联邦军取得葛底斯堡大捷，成为内战转折点。林肯于同年11月19日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明确提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需要用战斗甚至用生命来夺取的。1864年11月8日，再次当选为总统。1865年4月3日，联邦军攻占里士满。6天后，叛军投降，内战以北方完全胜利而结束。1865年4月14日，就在内战结束的第五天，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被南方奴隶主派遣的间谍浦斯刺杀，葬于橡树岭公墓。有百万群众为他送葬。马克思称他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

吕思勉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1]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2]。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3]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早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还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以及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4]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工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不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5]。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饾饤，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他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出版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

柳诒徵

柳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文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字翼谋,号劬堂。镇江市人。自幼丧父,随母寄居外公鲍氏家,读经史,攻《尔雅》、《说文》,习篆隶分书。17岁考中秀才,自此课徒谋生。31岁中优贡。1901年经陈庆年介绍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分纂,1903年随同缪荃荪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5年秋改任中等商业学堂教员兼江南高等学堂教习。1908年受聘于两江师范学堂。1911年回镇江担任临时县议会副议长及镇江中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明德大学堂历史教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河海工程学校国文教员,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教授。1927年就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职,其中曾兼任《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国史馆纂修。1948年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退休。建国后,寓居上海,受陈毅之聘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早年热爱教育事业,两次赴日本考察,学习办学经验,与宗嘉禄等人在南京创办思益小学,茅以升、宗白华等曾受业其门。任图书馆馆长达20年,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祖国文化典籍费尽心力,终使国学图书馆的藏书(含八千卷楼藏书)得以保存至今。他注重收集藏书,整理版本目录,编定《国学图书馆总目》44卷、《图书馆年刊》10册、《版本略说》1册以及《国学图书馆小史》、《国学图书馆概况》等。建国后不顾年老体衰,为恢复镇江绍宗藏书楼多方征集图书,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一生清廉正直,办事认真负责,治学勤奋,仅学术论文发表于《史学杂志》、《学衡》、《国风》等刊物的就达百余篇。早年编写的《历代史略》,是新体例史学教科书的第一部著作,是当时风行的新式课本。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上中下三编,条理旧闻,分题纂述,并对前代史学名家及其著述,提出了创见,被钟山书局、正中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几度印行,是研究祖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参考读物。1942年撰成的《国史要义》亦为我国史学义例的传世之作。对地方志编纂甚为关注,曾参加编写《江苏通志》,对镇江县志、山水志的编纂,亦多有考订、指导之功。

来知德

来知德（1525～1604），明理学家。字矣鲜，号瞿塘，四川梁山(今四川梁平)人。1552年中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均落第，便断绝了仕途之念，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周易》的研究，历时29年而成《周易集注》一书。被授为翰林院待诏。哲学上，是对程颐、朱熹、王守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反理学思想倾向及辩证思维特征。他肯定了物质世界具有统一性，指出“天地之道，阴阳尽之矣”。(《周易集注》)就是说，阴阳之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阴阳变合”是物质世界的总规律。因此，万物都是统一于阴阳之气的。他又指出，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又具有各种差异和多样性，即“天地有许多万形万象，飞潜动植”等各不相同。来知德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认为“阴阳不齐”是一切事物存在矛盾差异和变化的内在原因，“天地有此阴阳不齐，就生起许多不齐事来。故有吉必有凶，有盈必有亏”。(同上)由于“阴阳不齐”，因而事物总是处于矛盾对立之中。他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总结出一些辩证思想的为学方法，他提倡“博学”，主张“好古敏学”，还特别强调读书要领悟精神实质，否则，读书再多也无益。还指出，古人为学过程中，虽然个人的躬行实践是特别重要的，但必须有“明师指之，方句句有觉”，在学者之间应相互探讨，“反覆辩论”，对圣贤名师也不可盲从其思想观点。来知德言行收录在《明儒学案》、《明史》本传中。著有《周易集注》。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公元807～869年），唐代禅僧。云岩昙晟弟子。曹洞宗创始人之一。据《宋高僧传》卷一二、《景德传灯录》卷一五等载,俗姓俞。会稽诸暨(今属浙江)人。幼从马祖道一弟子五泄灵默禅师出家。二十一岁时于嵩山受具足戒。其后往诸方参学,首谒南泉普愿,次参沩山灵祐,最后参云岩昙晟。于云岩处从对“无情说法”公案的参究而有所领会。辞别之时,云岩示以“宝镜三昧”之精神。后因过河,见水中之影,乃豁然大悟,作偈云:“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景德传灯录》卷一五)大中末(859)住新丰山接诱学徒。其后又盛化于豫章高安(今属江西)之洞山,门下常有五百之众。故世称“洞山良价”。卒谥“悟本禅师”。嗣法弟子有曹山本寂、云居道膺等二十六人。著有《洞山良价禅师语录》二卷、《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新丰吟》、《五位君臣颂》、《五位显诀》等。

我国禅宗曹洞宗之祖。唐代越州会稽（浙江会稽）人，俗姓俞。幼从师诵般若心经，以无根尘之义问其师，其师骇然，即指往五泄山礼灵默禅师披剃。年二十一，诣嵩山受具足戒，寻谒南泉普愿，深领其旨，又访沩山灵祐，参‘无情说法’之公案，不契。受指示诣云岩昙晟，问无情说法之义，辞归时，涉水睹影，大悟前旨。后嗣云岩之法，于江西洞山弘扬佛法，倡五位君臣说，门风颇振。咸通十年，命剃发披衣，鸣钟辞众，大众号恸不止。师忽开目谓曰（大五一·三二三中）：‘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息死，于悲何有？’众犹恋慕不已，乃延七日，至第八日浴讫，于丈室端坐长往。世寿六十三，法腊四十二。敕谥‘悟本禅师’。其嗣法弟子有云居道膺、曹山本寂、龙牙居遁、华严休静、青林师虔等二十余人。尤以本寂之法系，称作曹山，合称之，即为曹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