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

郭澄清（1931年11月22日-1989年8月10日），当代作家。1931年11月22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郭皋村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代就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1947年中学毕业后,做小学教员。1948年参加山东省教育研究会,同年加入青年团,并参加了解放济南的战斗。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在宁津县的一些中小学担任过领导工作。1957年任《宁津日报》总编辑兼县广播站站长。1959年任《宁津文艺》主编,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在此期间还担任了县、社党的基层干部,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1952年开始写作,1955年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郭大强》。他是个创作刻苦、勤奋、有成就的作家。二十多年来,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散文、报告文学;三百多首诗歌、民谣;中篇、长篇小说各一部。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社迷》(196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公社的人们》(1965年,作家出版社)、《小八将》(1966年,中国儿童出版社)和中篇小说《社迷传》(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些集子包括了他几十篇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充沛的热情,朴实的笔调,明快的语言,着力刻划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丰富多采的绚丽画面。《大刀记》(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三卷集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二年开始创作。小说通过对八路军一支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战斗经历的生动描述,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热情歌颂了我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作品在艺术表现和风格上也具有特色。已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1989年8月1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

曹端

曹端（1376—1434年）明理学家。字正夫，号月川，渑池(今河南渑池)人。永乐举人。任霍州学正，莆州学正。生于明太祖洪武九年，卒于宣宗宣德九年。举永乐间乡试，授山西霍州学正，转蒲州学正。曾师事马子才、彭宗古。后弃科举之途，潜心理学。其学“不由师传”而多自得，宗程、朱，清人谓“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推为明初理学之冠。伦理思想提出“性”为万物之本，“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认为“太极”是“理”之别名，反对以“太极”为“气”之说。以为“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以为四书虽是“载道之器”，“终当弃之以寻真，不可徒诵说焉”。从维护儒学正统出发，排斥佛老。谓佛学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他还强调道德的践履力行，谓之“人之为学”，须是务实，做到日用常行中保持虚静、无欲，使人摆脱物欲之累，其本心便明觉自悟，体认天理。重视培养勤、虚心、恭敬、不怨不尤、礼等道德风尚，谓“勤三一字，是千古作圣的单方”，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这忧勤惕励之心，须臾毫忽，不敢自逸。主张要“以虚心为本”、“人能恭敬、则心便开明”，“学到不怨不尤处，胸中多少洒落明莹，真如光风霁月，无一点私累。”以仁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以安仁守仁为圣贤之理想。

其学“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之大路’”(《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治学路径与程颐、朱熹不相类，而与程颢、陆九渊接近。提出“圣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心，无一物不欲其生。圣人之心，无一人不欲其善”，“人之所以可与天地参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躯壳中一块血气”(《语录》)。又主“理驭气”说，认爲“天地间凡有形象、声气、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则无形象之可见，无声气之可闻，无方所之可指，而实充塞天地，贯彻古今，大孰加焉”(同上)。主张性即理，说“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存焉。性即理也”(《曹月川集·存疑录序》)。提倡“天理存亡，祇在一息之间”，“人欲肆而天理亡”(《语录》)。强调天理、人欲的差别，在于“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反，则爲天理。 自是而流，则爲人欲”，提倡“无欲便觉自在”(同上)。倡明孔顔乐处，说：“孔、顔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顔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同上)。强调“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但又认爲“《六经》、《四书》圣人之糟粕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同上)，反对专泥于书册。反对佛老，指斥“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明史·曹端传》)。重视务实，认爲“人之爲学，须是务实，乃能有进，若这裹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过那裹不得” (《语录》)。著作有 《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太极图西铭通书解》、《家规辑略》、《存疑录》、《夜行烛》、《儒宗统谱》、《月川语录》、《曹月川集》等，另有明万曆刊本李祯所编《曹正学先生言行录》、孟化鲤所编《月川曹先生粹录》。

哈雷特·阿班

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1884年9月15日－1955年11月28日），又译为亚朋德，生于美国波特兰，斯坦福大学三年肄业，入新闻行业。1926年来到中国，1941年离开。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与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著述颇丰，作品包括《华尔传》、《苦难中国》、《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民国采访战》、《我的中国岁月》等。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留在上海坚持报道，遭日本人暗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人驱逐出中国。1955年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Sonora。

考夫卡

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生于1886年3月18日，逝于1941年11月22日），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柏林,很早就对科学和哲学发生兴趣,就学于柏林大学,1909年在斯图姆夫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11年被任命为吉森大学讲师,1918年任该校教授,一直工作到1924年。从1910年起与韦尔泰墨、柯勒共同研究,创建了格式塔心理学派,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知觉、思维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心理现象不能解释为各种元素的相加,各元素只能从整体中获得其意义,人们感知的是复杂的整体,而不是整体的组成元素。考夫卡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系统编纂者,1921年发表了《心理的发展原理》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精神病院从事脑损伤和失语症病人的研究工作,1921年他与韦尔泰墨和柯勒共同创办《心理学研究》杂志,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1922年向美国心理学界发表《知觉:格式塔学说引论》。1924年开始到美国访问讲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在威斯康星任访问教授,1927年被任命为史密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1年逝世。1935年发表其重要著作《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考夫卡认为,格式塔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具有一种全面性,可以应用到儿童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人类学、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他在德国和美国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格式塔理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美学研究中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性,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出版的《艺术心理学问题》一书成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经典著作。他认为,艺术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格式塔,其内部诸方面的平衡和位置是由整体的要求来决定的,局部离开它的整体就会失去其价值和特征,艺术品的魅力来自它的结构。艺术心理学就是要研究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艺术创作的要求,研究艺术家的心理结构,研究艺术欣赏中欣赏者的心理结构和生理机制。考夫卡对美学的研究确立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直接为后来的格式塔派美学家们所继承和发展。

柯琴

柯琴（1662年～1735年），清代医学家。字韵伯,号仙峰,一说似峰。原浙江慈溪人,后迁居江苏常熟。他喜欢闭门读书,博学多才,能诗,善于古文辞。明亡后专心于医学。对《内经》、《伤寒论》颇有研究。撰有《伤寒论注》,用六经方证分立篇名,重加排编,每经先以脉证为总纲,再立一主治方证,而各以类从,使成系统。并将《伤寒论》逐条注释、补正方,喻诸家的谬误。这种以类分方的方法研究和编注《伤寒论》,更使辨证论治法则切于实用和易于遵循。他还根据《内经》理论,阐述张仲景的学说,主张六经分证不应仅限于伤寒一科,杂病亦应包括在内。所以,他是继王好古(元)之后采用六经分类归纳某些杂证并有较独特见解的医学家,对后世医学有很大影响。叶桂为其书作序时指出:“韵伯之注疏,透澈详明可谓精而不乱,予深得其味。”他在《伤寒来苏集》(即他写的《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伤寒论注》三本书的合称)自序中写道: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字之外”。可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的《伤寒论注来苏集》在伤寒著作中颇有影响。另著有《内经合璧》,已佚。

柳田国男

柳田国男（1875年7月31日-1962年8月8日），日本民俗学家、日本民俗学创始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东郡田原村辻川(现在的神崎郡福崎町辻川)。1897年9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学习农政学。毕业后在农商务省农务局农政课任职。1900—1904年在早稻田大学兼授农政学课程。而后又任过贵族院书记官长及东京朝日新闻社的社论撰写人等。后辞去一切官职,专门从事日本民俗学研究。1909、1910年柳田相继发表了《后狩词记》、《石神问答》和《远野物语》三本著作,在日本学界产生极大影响。被称作是日本民俗学“最初的书”,并被莫斯译成英文。1910年柳田国男与木村修三、新渡户稻造、石黑忠笃等人联合组织了“乡土会”。1913年与高木敏雄创办了月刊杂志《乡土研究》。1925年与冈正雄、石田千之助等人合办双月刊《民族》杂志。1927年出版《蜗牛考》,书中以“蜗牛”一词方言的分布为例,阐明了他的“方言周圈论”理论,明确提出了通过地方差异探索时代差异的民俗学方法。这种方法应用到其他民俗事象研究上就形成了“文化周圈论”。柳田国男用这种方法研究、解释日本文化从中央向地方散布影响的历史过程。柳田国男倡导的另一民俗学方法——“重出立证法”对日本民俗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柳田民俗学”时代占居统治地位的民俗学研究方法。1933年9月起,柳田国男每月二个星期四上午在自己家中讲授《民间传承论》,持续十数年之久。为普及、交流民俗学知识,培养日本民俗研究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柳田国男倡议开办了民俗学讲习会。同时建立了全国性联络机构“民间传承之会”,即日本民俗学会的前身。在日本民俗学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柳田国男又于1947年3月主持成立了民俗研究所。柳田国男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民俗学活动,形成了日本民俗学的中心,以至于本世纪初至60年代被人们称作“柳田民俗学时期”。这一阶段的日本民俗学被评价为有以下特点:①注重对日本国内的研究;②资料搜集与研究均以农村为中心;③注重日本文化中未受外来文化影响部分的研究;④研究方法注重比较研究,理论中心为“文化周圈论”和“重出立证法”。柳田国男著有《定本柳田国男集》,共31卷,另有别册5卷。后世的日本民俗学者在继续日本民俗学发展的同时,开展了柳田国男研究。一些民俗学者在肯定柳田氏对日本民俗学的卓越贡献之后,从方法论、研究对象等角度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并有新的开拓。

行策截流

截流大师（1626-1682），清代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十代祖师。法名行策，字截流，俗姓蒋，父名全昌，是江苏宜兴有名的儒门老匠，与憨山老人德清法师为方外之交。憨山老人圆寂后3年，即明朝天启6年的一个晚上，蒋全昌梦见憨山老人进门，梦醒即生了儿子，因而为大师起名梦憨。大师长大之后，父母就相继去世。大师从此有了出世的念头。

到23岁那年，大师到武林理安寺，在箸庵问公座下出家。从此5年之内，胁不沾席，昼夜不卧，刻苦精修，终于顿悟佛法渊源。问公坐化之后，大师迁居报国寺。遇到同参僧人息庵瑛师，劝他修行净业。又遇到钱塘樵石法师，引导大师阅读天台宗教义。此后他们同入净室，修行法华三昧，使本来具有的大智慧即时通明，大彻大悟。清朝康熙2年，大师在杭州法华山、西溪河中的小岛上结庵，专修净业，并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为莲庵。康熙九年，大师迁居虞山普仁寺，兴办莲社，倡导净宗，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都尊大师为修行导师。大师手著《莲藏集》、《净土法语》等书，印行于世，著名的《劝发真信文》就出自大师之手。原文如下：

“念佛三昧，其来尚矣。虽曰功高易进，而末世行人，罕获灵验。良由信愿不专，未能导其善行，以要归净土故也，今既广邀善侣，同修净因，若非谛审发心，宁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预斯法会者，须具真实信心，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正眼观之，较他一阐提旃陀罗辈，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岂为真实。所谓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积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位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次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所谓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也。具如上真信者，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何况持斋秉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岂不足充净土资粮?”唯其信处不真，遂乃沦于有漏。故今修行，别无要术，但于二六时中，加此三种真信，则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参考译文如下：

“念佛法门，确是高超。只是虽说功德高，易修进，而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却很少获得灵验。这是因为信愿不专，不能引导修行，往生净土。现在我们既已广集善侣，同修净业胜因，若不能认真检查自己的发心，又怎能知道跑出苦海的要道。凡是与我们同志的人，参加这个法会，必须具备真实的信心，如果没有真信，尽管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能是个世间善人，来生到善处享受福乐。在受乐时，同时造业，既造下业，必堕苦处。以正眼观看，他与善根断决的大恶人相比，只是迟了一步而已。这样的信心，怎会是真信。所谓真信，第一要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佛，弥陀是已成佛，觉悟的本性是一样。我虽然昏沉、颠倒、迷惑，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失，我虽然积劫轮转六道，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动。所以说一念回光，便同本得，原来还是在这里。第二要信我只是个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本性虽然无二，地位却有天渊之别。假使不专念弥陀，求生净土，必定要随自己业力流转，受无量苦。这就叫作法身流转五道，不是佛，而是众生。第三要信我虽然障深业重，久久住在苦域，却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虽然万德庄严，又远在十万亿刹之外，却是我心中的佛，既是心的本性一样，自然就能感应道交，好比磁石吸铁，无需怀疑，所以才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若能具有以上真信的人，虽一毫之善，一丝之福，都能回向西方，庄严净土。更别说持斋、受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又何尝不是净土资粮。只有信不真，才沉沦于有漏的三界。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别的窍门，但能在昼夜二六时中，增加自己这三种真信，自然就一言一行一念。都功夫不会白费。”

大师又曾精进佛七，作文开示众人如下：

“七日持名，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也，但不缓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著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句洪名，绵密不断，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乱，亦不沉没，如是持名，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矣。

若能体究万法皆如，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欣厌不二，取舍不二，菩提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净，不用勉强差排，但自如实体究，体究之极，与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吃饭，总是三昧。嬉笑怒骂，无非佛事，一心乱心，终成戏论，二六时中，觅毫发许异相不可得也。如是了达，方是真正学道人，一心精进持名也。前一心似难而易，后一心似易而难。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后一心者，上品可阶，然此两种一心，皆是博地凡夫边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学，同堂缁素，各须勤策身心，近则七日内，远则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纵不克证，为因亦强，华宫托品，必不在中下矣。”参考译文如下：

“七日持名念佛，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并不是念的越快越多越好。但能不缓不急，绵绵密密的持执，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穿衣吃饭，行往坐卧，一句洪名，始终绵密不断，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样，既不散乱，又不沉没。这样持名，称得上是事一心精进。

如果能体究万法一如，没有二相，也就是说，众生与佛不二，自己与他人不二，依报与正报不二，因果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忻求与厌恶不二，取舍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生死与涅槃不二。以上相对的二法，都是同一相的，是一道清净，不用勉强差排，但要自己如实体究。体究到极点，自会与自己本心忽然契合。这时才知道，穿衣吃饭，都是三昧。嘻笑怒骂，都是佛事。一心乱心，都是戏说。昼夜二六时中，一毫发的异相也寻觅不到。能这样了达，才称得上是真正学道人，是一心精进持名的。

前一个一心似难实易，后一个一心似易实难。但能达到前一个一心，必能往生。又能兼达后一个一心的，定生上品。然而这两种一心，都是博地凡夫可以做到的事。凡是有心的众生，都可修学。我们同堂的僧俗同修，必须各人勤策身心，近在七日内，远在一生中，常修这样的信和行，纵然不能证悟，但是种的善因纯正坚强，此后莲华宫内托生的品位，必定不在中下。”

大师在普仁寺13年，至康熙21年7月9日去世，寿55岁。当时有个叫孙翰臣的人，还有一个姓吴的年轻人，两人同时病死，一天一夜后又同时复苏。分别对他们的亲人说：“被阴间冥司勾去，拴在阎罗殿下，黑暗中忽然见到光明照耀天地，香花弥漫空中，缤纷而降。阎罗王伏地礼敬，迎送往生净土的大宗师。”人问大宗师是谁?他们说：“看见是截流大师。正是因为得到大师的光明照耀，才被阎王放回人间。

德清

德清（1546年11月15日－1623年1月15日），明代禅宗临济宗僧人。云谷法会弟子。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据《憨山老人梦游集》所附吴应宾、钱谦益所撰《塔铭》、《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续灯存稿》卷一二等载，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世称“憨山德清”。全椒(今属安徽)人。十二岁时投报恩寺西林永宁法师诵习经论，兼修儒学。十九岁至栖霞山，从云谷法会受学禅法。又从无极明信受具足戒，听明信讲《华严玄谈》，受净土念佛法门。二十六岁起游历各方名山。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山，因见憨山秀丽，遂以此为号。十一年，住东海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十四年，神宗敕将大藏经十五部颁赐天下名山，太后特赐牢山一部，并兴建海印寺，请德清住持。二十三年，神宗不满于皇太后为佛事而耗费巨资，借口迁罪于德清，以“私修”寺庙罪投入监狱，后充军广东雷州。二十八年，受请住曹溪宝林寺，弘扬禅宗。四十二年，遇赦，还僧服。此后，于庐山创建法云寺，修净土念佛。示寂于曹溪。谥号“弘觉禅师”。弟子有福善、通炯等。佛教思想主张禅教融合一致，反对因禅宗而非教门，认为，“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提倡禅净双修，认为，“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土”，百千法门“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著有《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经通义》七卷、《圆觉经直解》二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观楞严经记》八卷、《金刚经决疑》一卷、《般若经直说》一卷、《肇论略注》六卷、《性相通说》二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憨山绪言》一卷，以及《梦游诗集》、《曹溪通志》等。上述著作由弟子汇编为《憨山老人梦游集》五十五卷。

王执中

王执中(约1140—1207)，字叔权，南宋东嘉(今瑞安)人。著名医家。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初任从政郎、将作丞等京官，不久外调，历任澧州(今湖南常州)、峡州(今湖北宜昌)教授。王氏为官清廉，不媚权贵，毕生致力于针灸医学研究，写成闻名中外、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医学专著《针灸资生经》。王氏从小体弱多病，饱受疾患的折磨。在治病过程中，他逐渐接触医学知识，并对针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除了学习应付科考外，他利用空余时间，认真研读《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针灸甲乙经》等典籍。北宋著名医家王惟一曾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由宋仁宗钦定而颁发天下，此书共分上、中、下三卷，被当时的医学界奉为经典。王氏熟读该书，并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标穴位，每天坚持给自己扎针治疗。为了验证《内经》中“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之说，他不顾疼痛，反复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针，最后逐渐摸索到所谓“气至”之要领。

王执中考中进士后，一直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医官院及其所属的医学堂。宋代对医学教育相当重视，医学堂分为十三科，有方脉科、针科、疡科等，各地选拔来的学生，须在此学习三年以上，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在朝廷当医官。由于平日里常来常往，王执中与院使、太医等都成了老相识，尤其是那些在针科里学针灸的学生们，都把他当成医官院的太医。在京城为官的这些年，他除了频频光顾医官院，向学有专长的太医们虚心求教、博采众长外，还集思广益，凡是市医、乡人、僧道及药铺掌柜，只要听说对方有一技之长的，都会亲往拜访，留心吸取其经验。对于一些民间秘术、土法、偏方，只要试之有效，他也一一兼收并采，奉为至宝。

南宋嘉定元年(1208)，王执中在澧州任州学教授时，完成了自己的医学专著《针灸资生经》。该书共7卷，约15万字，所载腧穴365个，附腧穴图46幅，书中对这些穴位的名称、取穴方法、体表定位、进针深浅及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与详细说明。在《针灸资生经》问世之前，宋仁宗钦定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被医学界奉为经典而不可逾越。但身为官员的王执中撰写此书时，却大胆地删除《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部分繁复的内容，并进而订正其中某些不当之处。如对其“同身寸”的取穴标准，就提出了更改意见，他指出“寸”的长度要因人的身材高矮而异，此说更具科学性，所以一直为后人针灸临床沿用而不废。他还搜录经自己临床实践证明有显著效应的奇穴37个，至今仍有部分为医学界临床所应用，可见他治学的科学精神影响之深远。

王执中一贯推崇“针灸并重，针药兼施”的观点，主张因病而宜，综合施治，认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亦非良医也。”他很注重灸法，书中对灸法的处方配穴、体位选择、艾炷大小、施灸顺序，以及对于灸后护理，如饮食调养、清洗灸疮、灸后促进灸疮化解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可谓集宋之前艾灸治疗之大成。王氏还十分重视对民间疗法的收集，提倡采用一些民间土法、经方治病。他的医学著作除《针灸资生经》外，还有《即效方》一书，其内容大部分是从民间搜集，经过反复试用而有疗效的验方。如以煅牡蛎、炮干姜为末，用赤土涂阴肿;用瓦片烧红投醋水，纸包热罨来治心腹痛不可忍者等。他还收录了宋之前《陆氏续集验方》《玉道单方》《灵兰秘典》《难经疏》《耆域方》等古籍中的验方。现在，以上古籍虽已失传，但经王氏收录的部分精华，却依然保留下来，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赛珍珠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国作家。原名珀尔·康福特·赛登斯特里克，生于西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伯勒，卒于佛蒙特州丹比。父母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赛珍珠出生几个月后由父母带到中国，在镇江、上海、宿州、南京等地居住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约18年，因而称镇江为她的中国故乡。

赛珍珠自小接受双语和双文化教育，家里为她延请的孔先生辅导她阅读《论语》等中国典籍，母亲则辅导她美国课程。1910年回美国就读于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1914年毕业后回到镇江，并在镇江崇实女中教书。1917年和美国农学家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随他去安徽宿县生活。在宿县她了解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情形和民风习俗，为日后她以中国题材为素材的写作打下坚实基础。1919年底，随布克到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执教英文。1924年布克休学术假，赛珍珠同其回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并获硕士学位，翌年回到中国。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发生暴力排外事件，赛珍珠避居日本一年。返回南京后，创作《大地》并于1931年由美国约翰·戴公司出版。1934年回美国定居。1935年与布克离婚，与约翰·戴公司总裁理查德·沃尔什结婚。购置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山农场，从事写作，创办了东西方协会（1941）、“欢迎之家”（1947），担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51），成立赛珍珠基金会（1964）（现“赛珍珠国际”），从事慈善事业。1973年3月6日，赛珍珠在位于美国的家中逝世，墓碑上只有“赛珍珠”三个汉字。

赛珍珠的写作始于1922年为母亲所写传记《流放》（1936），后为父亲撰写传记《战斗的天使》（1936），两部传记以《灵与肉》（1944）为题结集出版。1923年，赛珍珠发表随笔《也说中国》，反映中国开始发生的新变化；1924年发表《中国之美》，倡导多元之美。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1930）从中美家庭和婚姻切入，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相遇、冲突和融合。赛珍珠中国题材的代表作是《大地三部曲》（又译作《大地上的房子》）。首部《大地》（1931）以同情的笔触讲述农民王龙为获得土地而辛勤劳作，最终从农民变成地主的故事，人物刻画生动，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生活。小说取代了此前西方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想象、误读和歪曲，改善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的喜爱。《大地》于1932年获普利策小说奖。三部曲的另两部《儿子》（1932）和《分家》（1935）与《大地》构成一个整体，以宏阔的中国和国际社会及其变化为背景，再现王氏三代人的生活沉浮以及对待家庭、爱情和人生的不同态度。

赛珍珠中国题材的作品还包括塑造命运坎坷、但奋力抗争的中国妇女形象的《母亲》（1933）、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龙子》（又译作《龙种》，1942）、推崇女性独立的《群芳亭》（1946）和《帝王女人》（又译作《慈禧太后》，1956）等。赛珍珠创作百余篇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有《结发妻及其他故事》（1933）、《今天及永远：中国的故事》（1941）等，出版《中国小说》（1939）、《男与女》（1941）、《告语人民》（1945）等文集。赛珍珠翻译出版的《水浒传》（1933），是这部中国小说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除中国题材以外，赛珍珠也关注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出版有关朝鲜战争的《活芦苇》（1963）和以笔名约翰·塞奇斯创作的关于美国人生活的《镇上人》（1945）等作品。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1954）则追寻她在亚洲、欧洲和美洲所走过的足迹，记录她的丰富见闻和她对不同文化的深入思考。

赛珍珠有着独特的跨文化阅历和丰富的创作素材的积累。她不满于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不实描写、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而通过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发表文章、组织和参与社会活动，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让他们了解到同是正常人类成员的中国人的生活情状和喜怒哀乐，并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独特品质。她的作品大多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融合《圣经》风格和中国小说特色，特别是故事叙事技巧，使她以真切、有力而生动的话语方式讲述的中国故事得以走向西方读者。赛珍珠倡导尊重文化差异、学会相互理解的跨文化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做出积极努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1938年赛珍珠“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史诗般的描述，以及她在传记方面的杰作”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健吾

李健吾（1906年8月17日－1982年11月24日），笔名有刘西渭、仲刚等。山西安邑(今运城)人。1922年组织文学社团“曦社”,创作话剧《出门之前》。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任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学生演剧运动,先后创作独幕剧《工人》、《翠子的将来》等。剧本大多取材于下层社会,善于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语言富有地方色彩。同年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清华戏剧社社长。翌年转入该校西文系学习法语。1928年创作话剧《另外一群》。193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创作独幕剧《出门之前》、《私生子》。1931年去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学习。1933年回国后,长期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工作,先后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中法剧艺学校教授、上海实验戏剧学校研究班主任。这个时期创作有话剧《梁允达》、《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青春》、《撒谎世家》等,翻译剧本有王文显的英文剧《委曲求全》。抗战期间在上海“孤岛”从事戏剧工作。上海沦陷后,改编巴金的《秋》为话剧,还改编了萨尔都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金小玉》、《王德明》(又名《乱世英雄》)、《阿史那》(又名《奥赛罗》)、《十三年》、《和平颂》(又名《女人与和平》)和《山河怨》。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活的中国》一书中,称他和曹禺同为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戏剧家。1946年与郑振铎在上海合办《文艺复兴》。其他创作还有短篇小说集《坛子》、《使命》,中篇小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西山之云》和长篇小说《心病》。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曾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建国后,历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戏剧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创作有话剧《美帝暴行图》(合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伪君子》、《战争贩子》、《一九七六年》和《吕雉》等。还翻译了《高尔基戏剧集》、《契诃夫戏剧集》、《莫里哀戏剧集》、《托尔斯泰戏剧集》、《屠格涅夫戏剧集》、《莫里哀喜剧六种》等。戏剧论文有《话剧与话》、《戏剧的特征》、《社会主义的话剧》、《社会主义话剧的戏剧冲突》等。其话剧创作对话流利生动、幽默诙谐,并以戏剧性的结构见长。许多成功的剧作,目的只是想探索人生,却含蕴深厚地反映了现实,表明了作者鲜明的倾向。

陈恭禄

陈恭禄（1900—1966），史学家,教授。镇江丹徒高资镇人。九三学社社员。辛亥革命前后与其弟同往镇江求学,曾受业于鲍心增门下。1916年赴扬州美汉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先读化学系,后读农业科,终读历史系。1926年,因其父经商失败,无力资助其出国深造,初在南京明德中学教课,1928年受聘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助教。1928至1933年夏,在金大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及“中国通史”,由助教升任讲师。1933年秋,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期间,辗转皖南、南昌、重庆、成都治学救国。1946年返丹徒老家,将全家迁移南京。著作甚丰,主要有《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通史讲义》、《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等。曾任南京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

卡伦·霍妮

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原籍挪威的美国精神病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女),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52年在纽约去世。她提出了患神经症的社会原因。

1913年霍妮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即专攻精神病学,并在卡尔·亚伯拉罕(1877—1925)的指导下研习心理分析。霍妮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在工作中她特别地专心致力于妇女心理学研究,比如她指出人们经常谈论妇女能力差、她们的所谓受虐狂、她们时常担心失掉对方的爱情等等。这些都是大量的、严酷的文化给予妇女的地位造成的,这种地位决定她们的命运就是给予或接受爱情。1920至1932年间,霍妮在柏林心理分析学院教课。后来在美国定居并任美国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副院长。后来她组织了纽约心理分析学院直到1941年,此时他还创办了美国心理分析学院。

霍妮曾接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学说和完形心理学学说,特别是埃里希·弗罗姆(1900年出生)学说的影响。她十分重视文化决定论,比较地不那么重视对往事的细致追索,因而明显地与弗洛伊德学说不一致。弗罗姆学说认为社会环境比遗传更能影响个性的形成。霍妮重视出现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当前的、构成原因的那些因素,她努力发现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她不以儿时的调节来解释目前个性的混乱,而是从考察主体的特征结构来了解造成神经症的因素。由社会塑造的主体特征结构也是社会矛盾的反映。比方说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劝诫人与人之间要互爱、平等和友好,但同时人们又到处(包括从学校、运动场直至各项事业中)在制造争夺和竞争的局面,并且普遍地钦佩最强有力的、最有学问的和最精明的人等等。社会刺激和扩大我们的需要,而并不给予我们满足需要的可能;社会承认我们有全部自由,但也给我们许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怀疑、踌躇不定、内心冲突与苦恼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最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的人,也是最可能患神经病的人。霍妮的这些思想在她的许多著作中都有阐述,这里列举她的一些著作如下:《当代精神病患者的个性》(1937年版,Jean paris译成法文,paris,L′Arche,1953),《心理分析的新途径》(1939年版,J·paris译成法文,L′Arche,1951),《自我分析》(1942年版,D·Maroget译成法文,paris,Stock,1953),《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年版,J·paris译成法文,L′Arche,1955),《神经病和人的成长》(1950年版)。

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生于巴黎西部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丧父,16岁开始跟随外科医生学医,1717年通过外科医生资格考试,1718年开始行医,不久就任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746年任王室外科医学会的常任干事,174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1749年起任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1752年成为路易十五顾问医生,1755年晋升为“常医”。他在凡尔赛宫常常招待当代第一流启蒙思想家,据传到大陆旅行(1764—1766年)的亚当·斯密也参加了这种聚会。魁奈通过同这些学者和思想家的接触,开阔了有关哲学、社会学、政治和经济学等问题的视野,有关经济学的研究也是这个时候开始,60岁以后在经济学特别是农业赋税问题上著书立说。

当时法国政府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已遭失败,赋税繁重,农业凋敝,工商业停滞,财政经济陷于绝境,劳动人民极端贫困。这时,魁奈应《百科全书》之邀,先后于1756年、1757年写了《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涉及到农业凋敝的原因,赋税和禁止谷物出口等政策的问题。这两篇论文已为魁奈的经济学说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他分析比较了大农业和小农经营得出了生产效率等方面前者优于后者的结论,并指出在良好的条件即资本主义这一大农业制度下,农业是唯一能产生“纯产品”的部门。谷物的交易和恣意课税是农业凋敝的原因,也阻碍着法国的农业的再建。因此他主张改革租税,实行地租单一税,提倡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增加农业投资,以拯救法国经济。

1758年,魁奈发表了他的主要也是最杰出的著作《经济表》,由于图解复杂,内容难懂,流传不广。此后,魁奈的著作几乎都是对《经济表》的解释、补充、修改和应用。1758年,写了《经济表及其解释或王国的经济精华》,1768年改名为《农业国经营管理的一般原则》,1760年写了《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写了《第一经济问题》,1767年写了《第二经济问题》。

魁奈创立了重农主义的各项基本经验,并吸引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学术观点、政策观点、有自己的定期刊物的学派,即重农学派,魁奈成了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

魁奈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威廉·配弟(1623—1687年)的自然科学的进一步深化。魁奈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自然秩序”即客观规律。因此,竭力寻求各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规律性。完成了从分析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变,并把交换排除于产品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也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问题在于他们所指的生产领域仅限于农业的范畴。但是,他作为唯心主义者,认为这种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会制度,是基于神意的。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是由于现实的人为的制度违反了“自然秩序”的结果。并且,魁奈通过自己的著作《经济表》所展示在人们面前的,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当时法国社会已经出现,并且即将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于是这个“自然秩序”合乎运行的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并且指出由于违背这种规律,从而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归结为重商主义或者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最为典型的是禁止谷物出口和繁重的赋税。

魁奈作为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等价交换学说,可以说是魁奈整个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和反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在自然秩序的条件下,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值或生产费用相等的物品才能相互交换。同时指出,货币的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在交换中不创造财富,也不产生利润,这就促使他们在流通领域之外寻找财富产生的源泉。但是,由于他没有正确地了解价值,也不能正确解释等价交换的原因,因此他实际上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为一谈。

魁奈的“纯产品”学说是他的整个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和基石,由此出发,展开了他的其它经济学说。魁奈所说的“纯产品”包括社会总产值与生产费用之差。他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在自然作用下使物质财富增加,才创造“纯产品”,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工业只是加工农产品,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将使用价值进行组合,但并不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所以不产生“纯产品”也不产生物质财富,是非生产部门。但是,他把“纯产品”即剩余价值作为研究的范畴,指出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由流通领域转为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他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生产者阶级(从事农业的阶级即农场主和农场工人,是“纯产品”的生产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即地主及僧侣、贵族、国王等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和不生产阶级(从事工业的除农业以外的从事劳务和服务的人,不生产纯产品,只是把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加到农产品的价值上)。并在此基础上,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及其三个阶级之间的流通和分配。魁奈第一次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进行分析,并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做第一次系统的分析,应该说这是魁奈的独创,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必须指出,他这种不以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而以部门为原则划分阶级的结果,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

魁奈的资本学说中,他还根据“纯产品”学说分析了资本与货币的不同,认为不是货币的本身,而是用货币所购买的生产资料是资本,而且只有投入到农业的资本才是真正的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都是非生产资本。还根据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周转性质的不同,把生产资料划分为:“原预付”,即长期基本投资,如农具、建筑物和牲畜等;和“年预付”,即年经营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劳动力的费用等,从而实际上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但是,他没有指出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问题,因此,无法科学地分析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问题。

魁奈针对当时法国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阐述了经济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主张,反映了法国产业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严密组织机构的政治学术团体—重农学派。魁奈的重农学派做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范成大

范成大（1126年6月26日－1193年10月1日）宋代诗人、地理学家。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人。成大少年时连遭亲丧，孤贫自励，隐居山中十年，自号“此山居士”，在居无住所，只能寄居寺院的艰难情况下，毅然负起嫁妹抚弟的重任。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其后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圣政所检讨官兼敕令所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著作佐郎等职。乾道二年(1166)，除吏部员外郎，为言者所阻，请祠归里三年起知处州五年，宰相陈俊卿荐为国史院编修，擢起居舍人兼侍讲，又兼实录院检讨六年夏，以虞允文荐，被命为祈请国信使，使金，归，迁中书舍人七年，因缴驳张说除签书枢密院制，自请领祠禄引归八年冬，起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广西经略安抚使。淳熙元年(1174)，除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三年，以病乞归。入对，除权礼部尚书五年，知贡举，寻兼直学士院，四月，以中大夫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日历，才两月，为言者以私憾论劾，落职归里六年二月，起知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七年，改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兼行宫留守九年，以病力求放归十五年，又起知福州，力辞。绍熙三年(1192)起知太平州，虽勉赴，逾月归，卒谥文穆。

成大始由词翰，洊至宰执，历官州郡，颇有建树。作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范诗的爱国情怀同样慷慨沉痛，不可多得，不过其风格含蓄深婉。其北行记行诗72首绝句，充溢爱国主义情思。其爱民诗，除《四时田园杂兴》60首外，颇多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杰作。其行旅诗，真切细致，委婉动人。其诗风格以清新婉丽、温润精雅为主，脱略江西，饶有唐韵。其著作极富，有《石湖大全集》136卷，惜多已佚失，仅存《石湖诗集》34卷，有上海古籍社版点校本行世，其佚文孔凡礼辑为《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著有《石湖集》、《揽辔录》、《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等。

唐顺之

唐顺之（1507年11月9日—1560年4月25日），明代诗文作家。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授兵部主事，改吏部，再改翰林院编修，历右春坊司谏。上疏请朝东宫，夺职为民。嘉靖三十三年起任职方郎中，视师浙江，屡破倭寇。超拜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力疾度焦山，至南通州而卒。他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天启中追谥襄文。他著有《荆川集》12卷，编有《文编》64卷。

他以文知名于当时，是一位较有识见的封建官吏，不少文章内容较为充实。《江阴县新志序》提倡修志要记载有关“阜民生”的各方面情况的源委本末，反对“专记图画狗马玩具为妆缀”这类“漫不足征”的东西。《剑泉奏议集序》提倡议论经济大略应是“切中事情”的肯綮之论，而不是迂腐的空论。《赠彭石屋序》揭露了明代上级官吏巡视州县，沿途破费供应的弊端。《赠何、沈两公归蜀汉序》揭示当时“权不在将而招致失败”的教训。《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赞赏廉吏，做到“蔬食则喜，肉食则不喜，布茵则寝乃安，纻茵则寝不安”。

他提倡文章之法寓于无法之中，这种思想贯串在其选编的《文编》中。《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观其自序云，不能无文，即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故是编所录虽是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窾令，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唐顺之一些较好的文章就具有这样特点，能一洗比拟间架、描头画角之习，根据文章所表达的内容，照应安排，显示出既跌宕又谨严的文风。如其《叙广右战功》、《竹溪记》，尽管内容大不一样，但这种寓法于无法之中的创作原则却有共同之处。

他也能诗。诗学初唐，律体中尚有一些可诵之作。如《暮春游阳羡南山》：“花落已成蹊，村村绿叶齐。一园通蝶路，千嶂隔莺啼。涧草多名蕙，山人旧姓嵇。穷欢犹未返，忽是夕阳西。”诗风丽雅圆润。唐顺之后来注重讲学，颓然自放，诗文创作无甚出色之处。

松本清张

松本清张（まつもと せいちょう，Seicho Matsumoto，1909年12月21日—1992年8月4日），日本推理小说作家。生于九州小仓市。家境清寒,小学毕业后,即开始谋生。先后在电机厂、印刷厂当过杂役和学徒,工厂倒闭后,一度沦落街头卖饼。在此期间,他开始对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爱伦·坡等人的作品感到兴趣。1929年因阅读进步书刊遭到当局的拘留。1938年起,进入《朝日新闻》九州分社、西部总社和东京总社供职。二次大战中他曾在军队服役两年。1952年以《一部<小仑日记>》获芥川奖,从此进入文坛。松本运用推理方法,作为剖析现实的手段,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矛盾,开辟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新风。松本的《点与线》(1957),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通过追查一对男女貌似死于情杀实为他人凶杀的案件,揭露了政府官员因贪污事发,与奸商勾结,杀人灭口的卑劣行径。司法当局明知谁是杀人凶手,仅因一干人证均已死去,剩下的只是没法证实的推论,而不绳之以法。杀人者逍遥法外,飞黄腾达,小人物却成了替罪羊。小说揭露了官场中种种贪污受贿的内幕,也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零的焦点》(1959)和《沙器》(1961),写的是同一主题。贵妇为了掩盖曾当过美军吉普女郎的劣迹,青年音乐家为了混迹上流社会,不惜一一除掉往日的知情者甚至恩人。两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成为罪犯,是基于他们各自都有一段辛酸的过去,是不合理的社会使他们身处下贱,也是这个虚伪冷酷的社会逼使他们为维持现时的“幸福”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既是加害于人的凶手,同时也是社会的受害者。作者虽然也谴责了他们,但批判的矛头是指向直接造成这类犯罪的不合理的社会。松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以12个短篇组成的《日本的黑雾》(1962),它以美军占领时期制造的政治冤狱为背景,揭露了日美当局沆瀣一气,镇压进步人士的罪行。1963～1977年,松本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和会长等职。他除创作大量小说之外,还写过一些政论和历史考证专著。如《现代官僚论》、《昭和史发掘》和《古代史质疑》等。

胡也频

胡也频（1903年5月4日-1931年2月7日），曾改名胡崇轩,祖籍江西,出生于福建福州,现代著名小说作家,早年念过私塾，辍学后被送到一个金铺里当学徒。由于“五四”运动浪潮的影响，他不甘于受老板的奴役，只身逃到上海，考进浦东中学。后来，家人又送他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第二年，海军学校停办，他去北京考大学，未被录取，便留在北京过了三、四年穷困的流浪生活。这期间他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1924年开始写诗和小说，同年在北京与项拙合编《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出版短篇集《圣徒》(新月书店初版)。1928年到上海从事杂志编辑出版工作，主编《红与黑》杂志，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活珠子》(光华书局)、《往何处去》(第一线书店初版)、《诗稿》(现代书局)和戏剧集《鬼与人心》(开明书店初版)。次年与沈从文合编《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出版了诗集《也频诗选》(丁玲编;1929年，上海红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牧场上》(远东图书公司)、《消磨》(上海尚志书屋)、《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光华书局)、《四星期》(华通书局出版)和戏剧集《别人的幸福》(华通书局)。1930年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开始研究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等人的艺术理论，并进行革命宣传，受到学生的拥护，曾领导成立了几百学生参加的文学研究会，遭到反动派和学校当局的迫害。这年5月被迫离校返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左联代表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中华书局)、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华书局)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春秋书店初版)。《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的提高，书中洋溢着革命激情。1931年1月17日正准备去江西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1936年，大光书局出版了《也频小说集》。解放后编选了《胡也频选集》、《胡也频小说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丁景唐瞿光熙所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对他的生平事迹叙述较详。

李之芳

李之芳（1622年—1694年），字邺园，山东武定州(今惠民)人，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他的曾祖李鲜、祖父李登云、父亲李才望皆先后官至吏部尚书，李家是武定有名的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作为长子的李之芳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研读经史，为诗属文，且学识长进很快。明崇祯七年(1634)，他以偌小年纪翩然应童生之试，名闻乡里。崇祯十一年(1638)，他参加府学考试，山东督学阅罢他的考卷，极表欣赏，遂将他补为济南府官学生员。崇祯十五年(1642)，李之芳于乡试中考中举人，年方21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明清鼎革，清王朝入主中原。李之芳审时度势，投入了新王朝的怀抱，继续求取显达功名。清顺治四年(1647)，他在清王朝举行的第二次会试中考取进士，踏上了仕途。两年后，他出任浙江金华府推官，掌理刑狱。

李之芳在推官任上认真负责，自律甚严。他曾表示：“倘若有一事颠倒是非，有一人负冤不白，我在吏员百姓面前将有何颜面?”他积极清理积案，判决如流，使得金华郡全无滞狱。而他勇于为民请命的举动更得到了金华百姓的交口称赞。当时，金华府东阳县的百姓为了防盗自卫，组织了乡社，地方武官不知体恤民情，遇有军事行动每每征调社兵，使得社兵叫苦不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乡社纷纷到府衙投诉，希望官府能减少自己的负担。李之芳在查处此案的过程中指出：官军与结社的乡民协防地方，乡民既要向官军馈送土产，又要准备供应草料、菜蔬之类，负担已然不轻，若再反复驱策他们奔走东西，则是民力不堪忍受的事情。地方武官如能将属下士卒训练得精悍善战，又何必每每征调不知步伐的社兵以壮声势!在他的建议下，官府下令嗣后禁止滥调社兵。顺治七年(1650)，驻守金华的总兵马进宝骄横跋扈，经常纵容部下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百姓深受其害，而地方官们畏于马的权势，皆缄口不敢过问。李之芳却是忿忿不平。他挺身而出，将欺压百姓的若干马部士卒绳之以法。马进宝闻讯后赶至府衙，极力为部下的行为辩解，并要求地方官出面监护自己部下与百姓间的不公平买卖。李之芳当即表示前无此例，官军采买民物必须依照市价。马进宝争辩不过，只得允诺按李之芳所言执行。这样，金华百姓解除了一个心头之患。后来，马进宝终以行事不轨被朝廷诛杀。顺治八年(1651)，浙中局势趋于平稳，此前因逃避战乱而流徙他乡的金华百姓纷纷返回故里。但是，他们原来的房舍屋宇此时已被南下征战的官军所占用，大批回乡的百姓只得露宿野外。李之芳见此情形，立即提出应将占用的民房退还原主，安定民生。他的建议得到采纳。于是，回乡的百姓陆续搬进故居，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李之芳在金华任推官共达五年。由于他居官勤于职守，卓有名绩，顺治帝特赏蟒袍以示褒奖。

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李之芳入京升任刑部广东司主事。次年，他迭经升迁，官至本部湖广司郎中。顺治十五年(1658)九十月间，经顺治御试，他被选授为广西道御史。御史负有纠弹官吏、建言政务之责。十一月，李之芳疏言：“按照定例，各省钱粮皆应由官府收解。如今，州县官吏往往私自挑选民间大户收解钱粮，且乘机贪取财货，免此选彼。许多民户将收解钱粮的差使视如赴汤蹈火，千方百计加以回避，被选中当差的民户甚至会请人顶充。而一些地方痞棍包揽下收解差使，肆意花销银米，却令里户百姓赔补缺额。百姓资产有限，不堪一剥再削，虽加笞箠，官府终无所得。因此，各省侵欠的钱粮为数很多，追补上来的常不足十分之一二。归纳起来，问题的根源在于陋规相仍，各色不一，官府却习以为常。这种苟且欺蒙的情况何时方能终止?乞敕各抚按力行整顿，察革陋规。凡征收钱粮，概令州县副职官员汇解，遇有借端勒索百姓者，让那些副职官员揭报州县主官，再由州县主官转报抚按提拿治罪。对揭报的州县副职官员可酌加奖励，对厘剔无效、奉行不力的抚按、州县官员则严加处分。”顺治览疏后讲：“地方官私自挑选民户收解钱粮，的确害民非浅。”经过部议，李之芳所请被允准实行。李之芳接着又进言：“在一些地处通衢孔道的州县，官员们整日忙于迎往送来，旷负职守。朝廷应严饬禁止。”这条意见也得了采纳。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李之芳疏劾两广总督李栖风将失守城池而遭革职的道员郭光祖委署左江道，将以徇私纵法之罪遭革职的推官季奕声委复原任。李栖风奉旨回奏，自以不能详察引咎，后被下部议处如例。

顺治十七年(1660)，李之芳奉旨巡按山西。他于所到之处延见士民，细访疾苦，图立实政，使得各方贪官闻风丧胆，势豪劣绅不敢逞威。次年，康熙继位，朝廷决定裁减巡按，李之芳仍回复原任。康熙元年(1662)，他请假返乡。第二年八月，他被补授为湖广道御史。康熙三年(1664)十二月，他上疏称：“近来各地赴京诉讼的案件中固然包括事关民间冤抑者，但亦不乏健讼刁告之辈借机行私的情况，降级革职官员饰词巧辩、欺妄滋扰更是常见。经审问案情虚妄，诉讼者往往被从轻发落，可以得赎。嗣后，这类诉讼者应依律拟罪。其复行赴京诉讼而仍被审定为虚妄者，要加等治罪。这样，可以平息诸多刁讼妄告，严肃纲纪体统。”此疏下部议行。康熙五年(1666)，因浙江盐务弊病甚多，清廷派李之芳前往巡视。清代，朝廷对食盐实行专卖，灶户于盐场直接生产食盐，盐商则凭盐引支盐、运销、纳税。李之芳不辱使命，到浙后安商恤灶，剔蠹锄奸，既节商家之费，并除盐场之害。次年九月，他回京复命，被优加一级。康熙七年(1668)，他受命掌管京畿道。

康熙八年(1669)，李之芳又被调掌河南道。当年五月，辅政大臣鳌拜获罪遭到拘禁，其亲信、大学士班布尔善以结党行私伏诛。李之芳上疏指出班布尔善曾任意票拟，并称：“票拟事关朝政之本，昔日大学士皆入内值守，对各处奏章即日票拟，由世祖(即顺治帝)面赐裁决。这是很好的做法。自顺治十八年以后，惟有辅政大臣内值、大学士等在外，须至次日才能详阅奏章。及票签呈上后候旨，则是学士的事情。这种做法有失严密得当。乞请朝廷恢复旧制，仍让大学士内值披阅奏章，即日票拟，共同候旨，永绝其任意更改之弊。”他又疏言：“世祖时赏罚至公，督抚大员不敢恣肆无忌。那时，朝廷还不时甄别处分，对坏法害政的督抚轻则降革，重则提拿治问，斧钺凛然，未尝稍贷。因此，那时称得上吏治肃清，民生不困。自顺治十八年以后，督抚大员多是攀缘投靠得官，有所恃而无恐，勒索属员，扰害百姓，横取财物，贿赂权奸。如今，皇上亲政，屡次颁谕严禁贪盗扰民，督抚们只不过纠劾一二属官以敷衍塞责。所谓表不正则影不正，如此下去，朝廷怎能根除贪盗之风而苏解民困?请皇上睿裁，罢黜溺职督抚，以肃吏治。”这些意见均得到了康熙的认可。不久，朝廷开始甄别各省督抚，对表现最差的数人分别予以罢黜、降用、勒令休致。康熙九年(1670)五月，李之芳劾参大学士魏裔介有比附班布尔善、布恩循私等罪，指称魏在候缺未补时使其子魏嘉蒙混得荫为监生。此事下部察议，魏裔介在会质过程中一一澄清，但候补官员委实没有荫子之例，魏嘉的荫监生资格遂被革去。八月，李之芳得旨内升，以四品顶带食俸，仍任御史。

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李之芳被擢升为左副都御史。他一如既往，继续对各方面政务提出意见。六月，他疏言：“外任官员失察衙役贪赃例当革职，部院司官失察所管胥吏贪赃却一向未有处分。这样，部院司官不免有纵容奸蠹的举动。请敕部严议，使其知道警戒。”他又讲：“今日吏治之弊，在于法令过于繁密，对外任官员的处罚法令尤甚。常有外任官在任三两年而罚俸达二三十年的情况。本来，官员的俸禄比较寡薄，尚恐不足以养廉，若再连年无俸，朝廷又如何能责其洁己爱民?乞请敕部酌核外任官员遭罚俸的事由，纠正过当处罚，除去繁苛法令，讲求督导吏治的实效。”李之芳还提出，巡盐御史的职责并不仅限于督课盐税，还包括缉枭贩以疏官引、严称掣以速行销、剪恶棍以安良善、察职要便小民等。在顺治朝，朝廷考核巡盐御史即不仅看其督课盐税多寡。现在应恢复昔日做法，待各处巡盐御史任期已满，由户部、都察院各根据其钱粮之完欠、政绩之优劣做出评价。当月，浙商赴通政司控告两浙巡盐御史史杭奇、常锡胤私派贪赃，康熙特命李之芳偕吏部郎中伊昌阿、刑部郎中葛思泰等赴浙审理。李之芳等秉公详讯，很快就了断此案，史、常两人皆被论绞。十月，李之芳调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他奉旨以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总督浙江军务，兼理粮饷。

康熙对“三藩”一直心存忧虑，“三藩”是指分镇云南、广东、福建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握有独立的军队，享有独立的财权，尾大不掉，横行一方。李之芳在京任职时即认为“三藩”势盛不利于朝廷，曾向康熙密陈封疆之计，要求限制和削弱“三藩”势力。他到浙江上任后不久，吴三桂在云南举兵起事，首先向朝廷发难。吴在各地的亲信党羽亦蠢蠢欲动。李之芳未雨绸缪，奏请恢复浙江提督标兵原额，督导各营使用枪炮，加强其攻坚击远的战斗力。次年三月，耿精忠竖起叛旗，其部将曾养性、白显忠、马九玉等数路北进，举浙震动。李之芳分析形势，派兵星驰守御浙西南的仙霞岭、常山等处，又请朝廷急调江南满汉官兵驻扎闽浙交界处，并发江西重兵谨守玉山、铅山，以壮声援。因浙江本省兵力不足，李之芳还以自己家财招募了500名乡勇。朝廷接到他的疏报，命部统赖塔为平南将军，率师入浙，与李之芳商决军务。

衢州是浙西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五月中旬，李之芳与赖塔准备率3000余名官兵、乡勇开赴衢州。行前，不少官绅向李之芳进言：“省会杭州是根本重地，不宜移镇他处。”李之芳回答：“衢州居浙水上游，一旦失守则全浙动摇，江淮以南皆不能安枕。”五月底，他率军开抵衢州。此时，耿部叛军已涌入浙江，攻占了开化、常山、寿昌、淳安、处州等地，正日窥侵犯衢州。衢州周围战云密布，形势紧张。

七月五日，叛军一部向衢州大举发起进攻，清军以寡击众，面临沉重的压力。次日，李之芳、赖塔在水亭门阅兵誓师。李之芳激昂慷慨地向将士们陈说大义，众人为之感动，纷纷表示愿决死战。接着，清军进行反击，与叛军在坑西接战。李之芳虽是文臣出身，不谙骑射，但他执刀督阵，意气奋发。激战中，叛军的炮火十分猛烈，弹丸袭来如雨，几员清兵将领劝李之芳暂且退后回避一下，李之芳坚决不肯，高声叫道：“我身为三军司命，退后就会让逆贼有隙可乘。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我岂能顾惜自家性命!”守备程龙怯战，当即被李之芳斩杀示众。在李之芳的激励下，众多将士奋勇向前，一可当百，终于大败叛军。清军乘胜收复了义乌、汤溪、泰昌、东阳、嵊县等地。康熙见到捷报，一再称赞李之芳调度有方。

李之芳在胜利面前并没有过于自得，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浙叛军势力仍很强盛，官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万不可轻敌恋战。不久，叛军从处州、江山再度进逼衢州东南、西南两面，李之芳整饬营伍，严密守御，令部下不得轻易迎击。十月，他疏言：“臣自驻扎衢州以来，虽屡有胜绩，但终因兵少，战守不能兼顾。据报称，金华、严州、衢州各处叛军均达数万，而每处官军不及三千，派防属县，驻守府城，闻警策应，常恐不敷。为此，臣属下标兵应增足每营一千之数，并增设前后两营，合成五千兵，以便于策应作战。他日再有恢复之地，即可分兵拔守。”十一月，叛军将领桑明等率五万余众由常山进至衢州西面的沟溪，倚山结寨，企图与南路叛军联为一体。李之芳、赖塔在作了精心准备之后，出敌不意，派总兵王廷梅同参领禅布等夜袭沟溪，斩杀叛军万余名，缴获巨炮、器械甚多。叛军全部弃寨溃逃。

按照清朝司法制度，臬司总理全省刑名，负责复审府级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臬司如对原来判决无异议，则将各种案卷、死罪人犯解送总督、巡抚复审。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李之芳上疏称，自己在衢州与叛军对垒，日夕筹划战守，调济粮饷，实在无暇审案。况且，自己与臬司分驻两处，解审、驳核多有不便。嗣后，请敕令抚臣就近复审，径行题结。他又疏言：“凡城乡出现了盗匪案件，负责地方治安的武官要受到停俸、罚俸、降级等处分。如今正值用兵之际，地方武官已披坚执锐，防剿随征，不能分身缉盗。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停支俸银的武官应破格开复，以示恩养将士之心。”疏入，朝廷皆允其所请。鉴于叛军四处蹂躏，哀鸿遍野，李之芳还带头与众府县官员捐资安置难民。因难民人数众多，他又奏明朝廷，于布政司所收捐助军需内动支散给。

至康熙十五年(1676)初，浙江境内的叛军主要为衢州周围的马九玉、朱怀德部、温州的曾养性、祖弘勋部及处州的连登云、徐尚朝部。李之芳请求朝廷继续增兵入浙，由在浙的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调度进剿。他又应诏陈言：“叛军精锐皆集结于衢州，若攻破此处叛军，其他诸路叛军自然溃散瓦解。因此，我军进取之路不在温州而在衢州。马九玉、朱怀德目前深沟高垒，死守河西，似乎一时难以攻破。事实上，其南则江山，西则常山，皆有间道可截其粮运，断其归路，我军一旦发起攻击，叛军首尾受敌，势难保全巢穴。”八月，杰书率大军抵达衢州。李之芳向杰书指出，马九玉等转运粮草，以大溪滩为咽喉之地。清军应首先攻取这个咽喉要地。十七日，李之芳面见康亲王，希望于当夜进兵。杰书问道：“叛军声势不弱，我军能够取胜吗?”李之芳断然回答：“胜之无疑!”清军出发后，杰书仍有顾虑，派侍卫雅布兰去问李之芳：“你的主意果真是万全之策吗?”李之芳有些着急：“此时若还犹豫，必然会沮丧士气。”他又赶去面见杰书，安慰道：“我对叛军的情形了解得很清楚。明日此时，王爷必定可以见到捷报。”第二天，果然传来了清军攻占大溪滩的消息，杰书心中大喜，连声称赞：“李之芳真是料事如神。”随后，清军又按李之芳的计划攻取了江山县城，打开了入闽之路，李之芳对此早有所料，在关口预先设下了伏兵。结果，叛军在仙霞关下被伏兵重创，副将金应虎、千总金起彪等投降了清军。二十二日，杰书率军自衢州启程，开往福建。大军出发之前，李之芳向杰书进言：“王爷此行，只需令诸军勿掳掠扰民，即可长驱直入，兵不血刃。”清军入闽后进展顺利，先后拿下建宁、延平等地，步步迫近福州。十月，震慑无措的耿精忠从福州出降。

耿精忠归降后，其部将马鹏、汪文生、陈山、程风等盘距江西玉山、铅山、弋阳、德兴等县，仍在负隅顽抗。李之芳奏请由浙赣两省会剿，得到了朝廷允准。但是，吴三桂部正进攻吉安、袁州，江西清军全力堵御，无法东调。李之芳便独自调浙兵由常山、开化攻击玉山、德兴。十月，清军收复玉山城，汪文生遁逃。十一月，清军在德兴攻破叛军营寨13处，擒获马鹏，并将其送至衢州处斩，同时，清军又收复了铅山、兴安、弋阳、贵溪等城。第二年，李之芳挥军在赣东北继续攻击叛军余部，且注意剿、抚并用，连连奏捷。朝廷为了表示嘉奖，于当年四月对其加衔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七月里，李之芳又得加兵部尚书衔。至康熙十七年(1678)春，赣东北的叛军已全部被平定。

经过长期的战乱，浙江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顿。李之芳认为，战乱结束后首先应蠲免钱粮，赈恤贫民，安定百姓生活。他上书要求蠲免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等地积欠的康熙十六年以前的钱粮，部议不准。李之芳为此四次上疏力争。他讲：“恤民以固邦本，裕赋以资国用，两者并重。然而，必须要有可生之民，而后国家才能有可征之赋。浙东等地久遭叛军蹂躏，民不聊生，若不从速蠲免，则非但征收不到以往积欠钱粮，势必还会有新的积欠。那时，即便频频罢黜地方官也无济于事。况且，蠲免上述无法复征的钱粮，可以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供纳来日的赋税。”最后，康熙下诏批准了李之芳的请求。李之芳又对各地返乡的贫民着意抚慰，帮助其构建房屋，资助衣物、饮食、耕牛、种籽等。他还下令在一些通衢便道设置糜粥，赈济往来饥民。

在李之芳用心安定战后局面的时候，浙江沿海时常遭到郑经所部武装的骚扰。郑经部本占据台湾，后应耿精忠之约进入福建。耿精忠归降后，郑部仍占驻厦门，并在闽西及东南沿海一带活动。李之芳不敢大意，檄令各营严密守御，加紧巡哨，并奏调福建水师入浙助战。在他的调度下，至康熙十九年(1680)，郑部退回台湾，浙江沿海没有出现大的风波。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李之芳还驻杭州。十一月，他奉诏调任兵部尚书。在浙九年，他赢得了很高的名望。次年二月他离开杭州赴京上任时，送行的人群自城郭及郊外堵塞了道路，令他颇为感动。其后，浙江士民仍对他思念不已，多处为他建祠立碑。

李之芳入京后从不以在浙战功自矜。有人提及浙江战事，他则回答：“天子英明，将帅用命，而我有何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他转任吏部尚书。在吏部，他清除宿弊，饬令胥吏不得越职弄权行私。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他以年老病弱请求休致，康熙予以慰留。第二年，他又上疏乞休，但仍未得到批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他登上了相位，得授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李之芳身为宰相的时间并不长。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御史郭琇疏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的种种劣迹。他提出，内阁票拟皆出自明珠、余国柱的意旨，其他阁臣莫敢驳正。康熙对明珠、余国柱的劣迹很是愤慨，对其他阁臣所为亦有不满。与此同时，李之芳再次请求休致。康熙遂允其所请，命其离职回籍。不过，康熙没有抹煞李之芳的功绩。次年正月，康熙南巡，李之芳自武定赶至德州西关迎驾请安，得到了康熙的慰问、赏赉。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一月，李之芳在家中病逝，享年73岁。康熙闻讯下诏表示痛惜，赐祭葬如例，加谥号为“文襄”。以后康熙还多次用李之芳的勤政事迹谕示群臣，鼓励臣下尽心任事，忠于职守。雍正十年(1732)，李之芳被作为朝廷功臣入祀贤良祠。乾隆三十二年(1768)，李之芳的后人奉旨得授恩骑尉，世袭罔替。

刘熙载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清代经学家、文艺评论家。清扬州兴化人。

十岁而孤，事母至孝，贫甚，犹刻苦自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以召对称旨，命直上书房。在官固穷自守，敝衣徒步，非人所堪，犹处之晏如。咸丰六年(1856)，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同治三年(1864)，特授国子监司业，出为广东学政，官终左春坊左中允。同治六年(1867)，应苏松太道应宝时聘，主上海龙门书院凡十四年。惟务实学，以身为教，远近之士，闻风来焉，前后著籍者数百人。光绪六年(1880)罹寒疾，旋归里，明年卒。门人千里赴吊，莫不哀恸。

熙载为学，博大纯正，治经无汉宋门户，而于子史、小学、音韵、数学，旁及释道诸家，靡不综览。著述尤切时用且影响至钜者，当推《艺概》，分文、诗、赋、词曲、书、经义6卷，依次论述其体制流变、性质特征及表现技巧，于重要作家作品多有评述，以彰显其说。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概”也者，举少概多、以简驭繁之谓也。是书广综约取，发微阐幽，自刘勰《文心雕龙》以来，莫可与京也。刘氏论艺，举其要者，盖有四端：

其一为本质论。“艺者，道之形也”。道为宇宙之本质，形之主也;而形之于道，可以彰显之，隐示之，形即艺也。道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故艺当“与时为消息”，此即文艺作品反映现实之社会功能也。

其二为意境论。意境者，文艺之典型形象也。形象之中有“我”，“我”与“物”相摩相盪，相契相融，乃至无迹可求，复由“无我”归为“有我”，“我”为艺术个性之我，意境之真谛也。

其三为方法论。一须“实事求是”，求是之道，“师农工也”，以农工之语不饰，本色而真，此所谓现实主义也;二宜“寓实于诞”，“言在口头，想出天外”，虽无所不之，却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此所谓浪漫主义也。

其四为风格论。风格即人格，刘氏所谓“诗品出于人品”也。品性之于人，阳者刚，阴者柔，阳刚与阴柔各极其用;而其为文，“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得备骨中之韵并韵中之骨，方可言“风格”。刘氏又云：“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博采兼融，各有所取，而达于新变，此风格论之大要也。

刘氏诸说，尤以意境论臻于极致。吾师谭佛雏先生《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初探》论之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根据刘氏论点推衍而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为之强分高下，而忽略‘有我’与‘无我’之统一，在这点上讲，比之刘氏，王国维是退了一步。”旨哉斯言!是知刘氏之学，闳焉深焉。

刘氏著述存世者，有《古桐书屋六种》，子目为：《四音定切》4卷、《说文双声》2卷、《说文叠韵》2卷首1卷续编1卷、《昨非集》4卷、《持志塾言》2卷和《艺概》6卷。又有《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子目为：《古桐书屋札记》1卷并《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不分卷。

吕祖谦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因曾祖为东莱郡侯，人称小东莱、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乾道5年(1169)除太学博士，任严州书院教授。规定学生“毋得干谒、投献、请托”，“不得相互品题。”(《乾道四、五、六年学规》)淳熙3年(1176)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宫和实录院检讨。曾邀集鹅湖之会，“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并“兼取其长”(见《宋元学案》中《槐堂诸儒学案》、《东莱学案》)。和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主张抗金与改革弊政。创建浙东“婺学”，又称“金华学派”。著作有《吕东莱先生遗集》，《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左氏传说》、《古周易》、《宋文鉴》、《书说》以及《近思录》(与朱熹共辑)等。

吕祖谦把性分为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仁义道德为天地之性所固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中则无不正矣。必并之曰中正。仁则无不义矣，必并言之曰仁义。亦犹元包四德而与亨利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与义、礼、知同称，此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也。”(《吕东莱先生遗集·与朱侍讲》。以下简称《遗集》)“吾之体与天地同其体，不知自贵，乃慕爵禄，不知一体之中自有广大之道。”(《遗集》卷十四，易说·咸卦)汲取了张载的“气质之性”的观点。说：“性本善，但气质有偏，故才与性亦流而偏耳。”(《杂说》，《遗集》卷二十)“恶”便是由“气质有偏”所致。

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说：“人心，私心也。私也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染，精则不差，此又下功夫处。”(《东莱书说》卷二)又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妙’，道心是本心。‘精一’是仔细之意。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矣。”(《杂说》，《遗集》卷二十)。他把道心说成“本心”，并认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通天下无非心也”(《东莱左传博议》卷三);进而提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同上书，卷一)，这同陆九渊“道未有外乎其心者”(《敬斋记》，《陆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是一致的。又进一步称“人心”为“外心”。“盖人之心有内外(父子)天属之爱，内心也。”但被小人引诱，内心便向外，以至流而忘反，外心日炽，内心日消，使“父子自为虎狼，更相戕贼。”“夫岂独父子之间为然，凡事皆然。”(《左氏传说》卷十四)就是说，“人之心”由善变恶，也是由于内心被外物引诱而日消的缘故。

吕祖谦强调的“内心”，即孟子讲的“良心”，其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善端，他尤注重“仁”和“礼”，认为“仁”和“礼”可囊括天下之“理”，其他封建道德规范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宽信敏惠及刚毅之类，其名非不多，何独惟说仁礼?盖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和礼，更有甚事?仁者爱人而人常爱，通天下皆在爱之中，自然不得乖戾。有礼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然不得慢易。”(《孟子说》，《遗集》卷十八)认为在仁、礼之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评价道德的最高标准。“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论语说》，《遗集》卷十七)“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惟仁者能好仁，能恶人。人而未仁，其好恶皆私心也。……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唯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他把仁心与天理结合起来，认为心即天即理，即封建伦理纲常。“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东莱博议》卷十二)道德之于人心与理之在天下是一致的。“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同上书卷一)。

要求人们恪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的“礼”，维护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吾儒者之议礼，每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这并非腐迂，而是为了“遏僭乱之源”(同上书卷二)。要贯彻“仁”、“礼”，就必须做到“忠”。“夫仁与礼通彻天下，自足以谈天下之理，如何更说忠字?此一句极要看。忠之一字，非仁礼之外别有一忠也，盖已之为忠。仁与礼稍有不尽，则非忠矣，自忠而反，到此已自无不尽。”(《孟子说》，《遗集》卷十八)他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各安其名份。“君臣本非论施报之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矣”。认为“孝”是“仁”之实。“仁之实，事亲也。只如此说，于己不相干，须实就事亲上看，则方真如此是仁之实。”。

吕祖谦重视学校道德教育。强调“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于此守之不失为善人，于此上行之而著，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杂说》，《遗集》卷二十)他制订的《学规》明确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过，告于众而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乾道五年规约》)要求学生遵循三德，即至使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为，孝德以知逆恶。做到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践履封建道德规范。

重视道德修养，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关系上下功夫。他虽然没有把理、欲截然分开，认为“天理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东莱博义》卷三)但又把人欲说成盗寇、陷阱、虎豹。“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礼之卫人甚于城廓。而人每不能守礼者，特以欲之寇人”;“有有形之寇，其来有方，犹可御也;至于无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谈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虎豹焉。”(《东莱博议》卷一)这种说法与朱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相同，与他“理”“欲”不相离相矛盾。其义利观亦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重义轻利，赞赏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点。认为舜与跖的区别就在于其心向善(“道”)抑或嗜利，“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孽孽。”(《杂说》，《遗集》卷二十)另一方面又提倡务实致用，与功利派代表人物陈亮结为挚友，重视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田制等民生国计。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甚至对古人的评价，也是以功绩来衡量，认为孔子门人中若论趋向，都比不上管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同上)这种观点与事功派相似。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要求人们去掉人欲、私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存心”、“守初心”、仁的境界。他说：“此心操之常存”，舍之不存而“堕于私意人欲中，天命便至于雍遏而不行”，“此心常操而在”则“福本自内，若有一欲败度败礼，则祸自外来。”(《左氏传说·成公二十年》)“人当守初心，如自贫贱而至富贵，不可以富贵遗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盖不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门第一步。”(《易说·履卦》，《遗集》卷十四)为了做到“存心”、“守初心”，他首先倡导主敬，“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杂说》，《遗集》卷二十)还要立诚。“问‘诚’‘敬’两字有异乎?只是一般。所谓诚存便是敬。”(同上)“人之于道，须先立其根本，……立其诚而使内外一体，然后可以居业也。”(《易说·咸卦》卷十四)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除去人欲之蔽，保存善心，培育善端、涵养气质，这就是诚敬工夫。这一过程即“反诸求己”、“自反”、“求放心”的过程。他认为“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来也。”(《左氏传说》卷十八)提出“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凡事有龃龉，行有不待处，尽反求诸己，使表里相应而后可。”(《孟子说》，《遗书》卷十八)因而赞扬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便能达到“内外一体”的“仁”的神秘境界，从内心深处接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了。

吕祖谦学“习于家庭”，受二程、张载和陆九渊的思想影响，并吸收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说，因而被朱熹视为“杂博”，并诋及婺学。对此，全祖望等人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作了如下评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所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经路虽别，其要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又指出：“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由于东莱以性命之学并包括陈亮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故“婺学”(吕学)“最盛”(《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余无言

余无言(1900～1963年),现代中医学家。原名愚,字择明,别署不平。江苏阜宁县人,因原籍附近有射阳湖,故在论著中常署“射水余无言”。幼读经史,后随父(奉仙)习医,勤读医经,深研仲景学说,十八岁起即在本县益林镇应诊。当时西方医学东渐,中医界衷中参西派较为活跃,余氏受此影响,于1920年赴沪,先从俞凤宾博士攻读西医内科,复向德医维都富尔学习西医外科,后又去旧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1929年起定居上海执业,初与《医界春秋》社负责人张赞臣合组诊所,合创《世界医报》,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并在当时数种医刊不时发表医学论著。1934年膺聘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还先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任教。1937年与张赞臣再度合作,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余氏分管教务,负责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目。该校后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限制和摧残,被迫于1942年停办。在此前后,为捍卫中医合法权益,与余云岫消灭中医的主张相辩论,他还多次奋笔疾书、仗义执言。

余氏一生著述颇勤,诊余常为医报、医刊撰稿,其中有学术论述,有治验报道,有医事评论,还有医学小说等。据了解,从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余氏先后编写出版了《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湿温伤寒病篇》及《斑疹伤寒病篇》共六种医著。另有《翼经经验录》(医案著作)尚未梓行。其中《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堪称他的代表作,颇得谢观、丁福保等前辈医家的好评,对传播仲景学说具有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余氏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在1954年召开的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上,积极提出改进中医工作的提案。1956年膺聘赴京,先后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工作。在中医研究院主持编审工作期间,曾为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主讲过部分课程,还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

在学术上,余氏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说:“医分中西,系以国界限之。其实医为仁术,不应有所谓中西之分,宜取长补短,熔冶一炉,以为人民司命,久而久之,使其学说……成为世界医学。”又说:“……中国医学之骨干及精髓端在医经。”他尤为推崇仲景论著,指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主方“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齐,分量重而效力专。认症用药,大法俱在,为后世模范,盖其处方精纯,不似后世时方之芜杂,对症用药有立竿见影之功,深合科学原理与原则”(见《金匮要略新义·自序》)。余氏博学多识,精医之外,猎涉诸子百家,尤爱即兴赋诗,尝自印《愚盫诗集》多册。还遍读《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古典名著,并著《读庄随笔》、《史汉新解》等,惜稿本已佚失不传。余氏临证善于融化经方、时方于一炉,辨证细致,断证明确,方治颇有胆识;对患者能不分贫富贵贱,向为同道和患者所称道。

卓娅

卓娅·阿纳托利耶芙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Zoya Anatolyevna Kosmodemyanskaya，1923年9月13日—1941年11月29日），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苏联著名的女英雄。出生于距坦波夫州北部不远处的奥西诺维·加伊村（意为山杨林），前苏联游击队员，苏联英雄（追授）。她是首位获得这一称号的苏联女性，是一个受尊敬的苏联女烈士。

1931年入小学读书,中学时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悍然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奋起反击。卓娅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11月4日她所在的战斗小组越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开展严酷的斗争。8日他们奉命到敌人驻地彼得里科沃村毁烧敌人的营房、马匹等,在执行任务中她不幸被捕。德国法西斯对她严刑拷打,企图使她屈服。但她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表现了苏联人民誓死卫国、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于1941年11月29日英勇就义。苏联党和政府授予她“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卓娅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了苏联和世界各国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人民中。卓娅精神鼓舞和推动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1923年，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出生在坦波夫州。经历幼年丧父后，卓娅和弟弟舒拉随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 1941年，卓娅从10年制学校毕业了。6月，德国对俄罗斯发动闪电战，秋冬时节逼近莫斯科。当人们撤离莫斯科时，卓娅选择留下并加入由优秀共青团员组成的苏军西部方面军游击队。11月下旬，卓娅和战友奉命前往被德军占领的彼得里谢沃烧掉德军房屋。完成部分任务后，在返回村中烧掉存放有德军器械和马匹的马厩的过程中被逮捕。挨过数小时拷打折磨后，卓娅于次日被德军绞死，牺牲时年仅18岁。1942年2月1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追授“苏联英雄”的这个崇高称号。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英雄称号的女兵。

法布尔

9216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年12月22日-1915年10月11日），法国昆虫学家。生于圣莱奥,因家境贫寒随其父一起移居罗德兹(1833),入卡特里克学校学习。后又离家(1837),移居图卢兹和蒙彼利埃,成为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公费生(1839—1842)。对化学和博物学感兴趣,在任小学教员时坚持自学,获数学和物理学教员毕业证书。在科西嘉的阿雅克肖中学讲授物理学(1849),在阿维尼翁中学讲授物理学和化学(1852)。专心研究了昆虫的生态,发表论文《AnnalesdesSciencesNaturelles》(1855)。退职后隐居奥朗日(1871)。以自宅为中心,观测昆虫的生态,完成了多部著作,出版了《昆虫记》(Souvenirsentomologiques)10卷(1879—1907)。此著作被世界各国翻译,有很大影响。学士院会员(1887)。晚年生活贫困,许多知名人士曾发起为他集资运动。

杨一清

杨一清（1454年12月24日－1530年9月5日），字应宁。祖籍云南安宁。其父杨景以化州同知的身份退休，携其家小迁居巴陵(今湖南岳阳)。杨一清少年时就文才出众，以奇童被举荐为翰林秀才。宪宗皇帝命内阁选择优秀的老师教育他。14岁那年他参加乡试，并一举考中。由于自己的聪颖和勤奋，在成化八年(1472)的殿试中考中进士。后来其父在丹徒(今属江苏)去世，一清就地安葬了父亲，然后回老家去。

为父亲守孝期满，一清回京，官拜中书舍人。过了很长时间，迁任山西按察签事，以副使的身份督学陕西(今陕西、宁夏等地)。一清虽然其貌不扬，但性情极为机敏，喜欢谈论治国大略。在陕西为官的八年期间，因他闲暇时便探究边防之事，所以对边事洞悉的非常明了。后来他入京任太常寺少卿，不久又转任南京(今属江苏)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1503)年，由刘大夏推荐，被提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中国西部牧草丰富，马匹很多。中原，特别是南方富产茶叶，西部的民族渴望得到中原的茶叶，饮茶治病。早在明太祖时就发布过命令，用四川的茶叶换取西部的马匹用来作为军队的战马用。在茶叶与马的交易中，有人看到有利可图，便私自带茶叶出关换马，从中谋利，西晋的马匹也就不时被带入中原。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早的走私活动。对于这种现象，杨一清上任后，决心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查禁。画笼茶可以养神益气，强身健体，西番诸部族都饮用它，为换此茶，西番的马匹大批进入中原。此时正赶上贼寇大批侵入花马池，孝宗任命一清担任陕西巡抚，仍然督理马政。一清刚刚接受任命，贼寇已经退回。一清上任后，挑选精壮士卒进行训练。由于兵强将勇，一清率兵重创平虏、红古二城贼寇，并有力地支援了固原(今属宁夏)。为了保持边境的长治久安，一清沿濒河修筑城垣来保卫靖虏;弹劾、罢免了贪婪平庸的总兵、武安侯郑宏;然后裁减了一批镇守多年的中官。经过整顿，军队严整有序，战斗力大大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正德初年，数万贼寇的骑兵抵达固原，驻守西北的总兵曹雄在军队部署上互相隔绝，彼此很难联系，战斗非常被动。一清率轻骑兵自平凉(今属甘肃)昼夜急行，赶到郑雄的军队担任节度，到处布置疑兵迷惑贼寇，贼寇分不清虚实，以为大兵已至，仓惶逃离，移犯隆德。一清夜发火炮，声震山谷，贼寇怀疑被大兵围困，星夜逃出塞外。战斗结束后，一清总结了此次战斗的经验、教训，认为延绥、宁夏、甘肃有敌警时不能相互支援，关键在于缺乏统一指挥，他上疏请求皇帝派遣大臣兼领整个西北的军事。大臣刘大夏请皇帝即刻任命杨一清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皇帝应允。不久又晋升一清为右都御史，随着官职的升高，权力的增大，一清感到责任重大，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修建边塞，他的奏疏大略说：

西北各边塞，延绥地处险要，宁夏、甘肃依河靠山，只有花马池(今宁夏盐池)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地势开阔，城堡稀疏、分散，无险可据。如果贼寇毁掉城墙攻入，那么固原、庆阳(辖境相当今甘肃庆阳、宁县、环县、合水、华池、正宁等县地)、平凉、巩昌(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陇西、通渭、漳县、武山、定西等县地)都要受到威胁。成化初年，宁夏(辖境相当于今宁夏西北黄河沿岸地区)巡抚徐廷璋修筑边墙绵延二百多里。在延绥(今陕西榆林)，余子俊修筑的城墙非常坚固，因此贼寇有二十多年没有侵入河套。后来边塞战备放松，城墙沟堑渐平。从弘治末年到现在，贼寇每年入侵，边民饱受侵扰之苦。都御史史琳请求在花马池、韦州设营卫，总制尚书秦仅修筑了四五个小城堡，从靖虏至环庆(今甘肃庆阳和陕西的部分地区)治理沟堑七百里，便认为没有什么祸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只过了一二年，贼寇又深入，这是因为秦修筑的沟堑城墙不足以抵挡敌人。臣长期驻守陕西，很了解这里的形势。贼寇出兵时，号称数万之众，可是来无踪去无影，不等我们出兵他们已经给我们很大骚扰，等到援兵召至时为时已晚。我们想和他们决战，他们不来;如果持久等待，我们的军队只能坐等老死。臣以为搞好边塞防卫的策略大至有四点：修筑城墙，深挖壕沟，以巩固边防;增设防卫的场所，以壮大卫边的力量;经略治理灵州、宁夏，以安定后方;整顿和治理韦州的形势，以遏制外敌入侵。

现在河套这个地方就是周朝的朔方，汉代的定襄，赫连勃勃统万城。唐代时张仁愿修筑了三座受降城，修筑烽火台千800座，突厥不敢过山放马。古代成就大事业的，没有不是先劳后逸的。受降城三面据险，可以作为千里草原的屏障。大明建国之初，舍弃受降城而守卫东胜，已失掉了一面的险要，以后又舍弃东胜驻扎延绥，这就是以一面之险作为千余里的屏障，遂使河套地区的千里沃野沦为贼寇的巢穴。深山大河、险要的地势拱手送给敌人，宁夏无险可据反而南面靠河，这就是边患相沿不断而无法解除的原因。现在我们实在应该再收复东胜，以河为险进行防守，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地区方圆千里的地方，归我们耕种放牧。在这里屯田数百万亩，可以省却由内地辗转运输粮草的辛苦和庞大费用，此乃上策。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策略，现在增筑边防，敌人再来时我们有备对待，还是比没有防备强。

为便于实施，每条具体说明如下：延绥安边营石涝池至横城300里，应该设置墩台900座，瞭望楼九百间，守军4500人;石涝池至定边营163里，地势平坦适宜筑墙的130里，险峻的山崖城阜可以铲除平削的有33里，应该建立墩台，连接宁夏东路;花马池无险，敌人只仰客兵，应该设置营卫，兴武营守御所兵力不足，应该再召募;自环庆以西至宁州，应该增加兵备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台36座，应重新修复。这些问题皇帝可以让大臣们议论。

武宗皇帝下令议行。为实施此方案，武宗下令大规模发行金币几十万，派杨一清修筑城墙。太监刘瑾善于进谄、诽谤，很多人对他心存忌怵，他恨杨一清不归附自己，对于西北边卫修筑城墙之事从中阻挠，杨一清只带人修筑城墙40里，便以有疾为由引退，但仍被刘瑾逮入锦衣狱。大学士李东阳、王鏊极力解救，一清才得以获释，仍退休归乡，先后罚米600石。

安化王朱置谋反，武宗皇帝决定派兵征伐，下令起用一清总理军务，和总兵官神英一起西征，太监张永任监军。大兵未到，一清的旧部将仇钺已经捕获了置。一清骑马赶到，宣布已获胜利。张永也很快赶到，一清和他结纳，相处很好。一清知道张永和刘瑾有隔阂，所以趁机握着他的手说：“完全是依靠张公的力量平定了反叛，然而这种谋反容易清除，像国家的内患怎么办呢?”张永迷惑不解地说：“什么是内患呢?”于是一清和张永促膝而坐，在手掌上画“瑾”字。张永感叹说：“此人朝夕在皇帝面前，根基很深，耳目颇广。”杨一清慷慨地说道：“您也是皇帝信任的大臣，讨贼的大事不托付给他人而托付给您，意思不是很清楚吗?现在讨贼功成奏捷，请您在谈论军事时，趁机揭发刘瑾这个奸佞的罪行，极力陈述广大百姓的愁怨，害怕叛乱从内部发生，武宗皇帝英武圣明，一定会听您的话诛杀刘瑾。刘瑾被诛杀后，您会更加被重用，这样可以完全矫正以前的弊端，重新收拢天下人之心。吕弦、张承业和您，千年只此三人罢了。”张永疑惑地说：“如果不成功，怎么办?”一清说：“话由您口里说出一定能成功。万一皇帝不相信，您趴在地上叩头哭泣，要求死在皇帝面前，以死表明不是欺君罔上，皇帝一定会为您的行为所感动。如果皇上请你处理，马上执行，不要有丝毫延误。”听罢此话，张永勃然而起，说：“唉，老奴为什么怜惜余生不以此来报答皇帝呢!”情极悲壮。张永竟完全按照一清的谋划诛杀了刘瑾，因此张永有恩于一清。张永在皇帝面前奏请，一清很快被召回朝廷，拜户部尚书。按照功劳，加太子少保，武宗赐给他不少金币。不久又改任吏部尚书。

一清对于时政最为通达干练，而且性情豁达。他爱惜贤士大夫，和他们共享功名。凡是被刘瑾陷害的，率先被甄别澄清，早晨知晓，晚上即平反推荐，所以一清的门生遍天下。一清曾第二次为关中帅，以偏将、裨将至大将被封侯者，源源不断。门生表示感谢馈赠的礼物，他沾手后马上散给别人。后来中原盗贼蜂起，蹂躏百姓，一清上疏请求派将调兵，予以清除。后来盗贼平灭，加封他为少保，太子太保，荫锦衣百户。有人推荐他进入内阁，武宗皇帝不同意，起用了尚书靳贵，而进一清为少傅、太子太傅。给事中王昂阐述选人方法的弊病，指责一清培植私党，皇帝为此贬谪王昂，一清却上疏申救。乾清宫发生灾异，皇上下诏求正直的言论。一清上疏坦诚直言皇上视朝太迟，享祀太慢，西内建造佛寺，紫禁城中住着边兵，京城内有皇店为害，江南有织造骚扰。上疏后，一清以有病为由乞求辞归乡里，武宗皇帝优诏抚慰。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杨廷和因忧患离去，皇帝任命一清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太监张永诛杀刘瑾后，日益骄横，不久获罪，被罢免，可他的义子钱宁开始掌权。钱宁故意和一清交好，所以有对钱宁不满的而迁怒于一清，对一清充满怨恨。这时正赶上发生灾异，一清不仅自我弹劾，而且极力批评时政，批评讥讽的矛头指向皇帝身边的奸佞，但武宗皇帝仍不醒悟。钱宁认为一清是对自己而来，所以非常生气，他们派人在皇帝面前散布流言蜚语，讥刺一清。当时正值考察官员，钱宁等人便挑动指使武学生朱大周诬陷一清，揭发其隐私。给事御史周金、陈轼等相继上书劾奏朱大周胡说八道，请求皇帝追究后面的主使，皇帝不听。杨一清极力请求皇帝赐给一副完整的尸骨，回家颐养天年。武宗敕令予以褒奖，给月廪、俸禄如制。后来，武宗皇帝率兵南征，经过一清的门第，在歌乐声中和一清对饮两昼夜，两人赋诗唱和达数十首。杨一清借诗从容讽谏，武宗于是停止江、浙之行。

世宗为世子时，其父兴献王曾经说楚地有三杰：刘大夏、李东阳和杨一清。世宗在心中特别赏识他们。等到即位以后，朝廷大臣交口举荐一清，世宗派官吏赐予一清金币并存问，下谕宣召。一清辞官归家后，世宗特别赐封他一个儿子中书舍人官职。

嘉靖三年(1574)十二月戊午，世宗皇帝下诏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的身份改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朝中宰相重新担任边关职务，自杨一清开始。世宗下诏对一清予以褒扬，认为他可以与唐朝大将郭子仪相比，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此一清三次担任总制。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他的部属欢呼雀跃，亦不剌听说后却远窜西海(今青海湖附近一带)，成为西宁(今属青海)洮河一带的祸害。金献民上言要求安抚，一清主张征剿讨伐。土鲁番(今属新疆)要求进贡称臣，陈九畴想断绝和他的关系，一清则认为应该安抚他。当时，一清正率领诸将领学习行军布阵，他说：“没有事的时候应当和有事时一样提防，当真正有事时应当和没事一样保持镇静。”

嘉靖四年(1525)，翰林学士张璁、桂萼等人受到皇帝的青睐，他们骄横妄为，进谄诽谤，朝中大臣对他们切齿痛恨。张璁急于进入内阁掌权，但受到大学士、内阁大臣费宏的抑制，所以张璁、桂萼等人极力攻击费宏，御史吉棠趁机请求让一清回到内阁。给事中章侨、御史侯秋等争论不休。世宗贬谪侯秋，召一清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入朝拜见皇帝后，加少师，仍兼任太子太傅。没多久，《献皇帝实录》编纂完成，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因一清在实录中没有注意修辞，故没有得到赞许。不久王宪奏捷，把功绩推在一清身上，皇帝特加进一清为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此时，内阁首辅费宏因受桂萼、张璁等人攻击已离去，于是一清成为首辅。世宗赐予他二枚银章，一曰“耆德忠正”，一曰“绳愆纠违”，下令可以秘密商量大事。一清与张璁谈论张永以前的功绩，起用为提督团营。给事中陆粲请求增筑边墙，因为这是一清原来的建议，所以一清极力促成这件事。世宗为此发行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前往，然而时间一长竟然停止了。《明伦大典》编纂完成以后加一清正一品的俸禄。

嘉靖初年，朝中曾有一场轰动一时的关于“大礼”的议论。当时一清正辞官在家居住，见到张璁的奏疏，捎信给门生乔宇说：“张先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改变。”又劝席书早赴召清，以共同商定大议。张璁等人在“大礼”的议论中骤然显贵，吸引了一清，世宗皇帝也因为一清是先皇老臣，恩礼格外优厚，免去了平常的朝日讲侍班，每月初一、十五入朝参拜，命他早晨天明再入内阁视事。赐给他御书、章、金币、美酒等物很多。一清所说的边事、治国计策等，无论大小，世宗皇帝都洗耳恭听。

张璁与桂萼等把费宏排挤掉以后，以为一清一定会事事庇护自己，所以更加肆无忌惮。可是一清又把被迫辞职的谢迁召回，张璁和桂萼内心非常怨恨一清。谢迁入朝时，张璁已入内阁，许多地方更换建制。一清按惯例稍有裁抑，张璁、桂萼的党徒就鸣不平。锦衣聂能迁揭发张璁，张璁想置之于死地，一清认为不可以，张璁非常生气，便在皇帝面前阴险地诋毁一清，又指使黄绾极力排挤一清。一清上疏争辩，说张璁因为聂能迁的原因排挤自己，并且涉及到张璁其他方面的事，并趁机乞求告老还乡。世宗皇帝亲自为二人调解。后来一清又因发生灾变告诫百官团结一致，对皇帝忠心耿耿。一清上疏请求皇帝宽恕参与“大礼”议论的诸臣之罪。张璁因此更加痛恨一清。不久桂萼也进入内阁，和一清也不能和睦相处。一清多次要求离职归乡，并且说：“现在持论之人纠纷不断，臣独自主张安静;现在一些掌权之人主张严刑厉法，苛刻待人，臣独自主张宽缓平和的政策。因此相互之间意见不融和，摩擦不断，臣愿为贤者让路。”世宗又下诏予以褒扬。给事中王準、陆粲揭发张璁、桂萼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世宗立即罢免了张璁、桂萼二人的职务，并且把他们的罪行予以曝光。张璁、桂萼的死党，詹事兼翰林学士霍韬赤膊上阵，他说张璁、桂萼的事情势必涉及到我。于是他上疏极力攻击一清。说：“陆粲受杨一清指使，诬陷张璁、桂萼。杨一清接受了张永、萧敬的贿赂。”杨一清再次上疏争辩，乞求罢官。世宗虽然好言劝慰、挽留，但是又把张璁、桂萼召回朝廷。霍韬见已经奏效，攻击更急，并且说法司秉一清的意思，捏造桂萼的罪名。闻听此言，皇帝果然大怒，命令法司和廷臣在一起议案。把刑部尚书周伦放逐南京，由侍郎许代替。许相信霍韬的话，请求削掉一清的官籍。世宗皇帝命令一清自陈。此间，张璁三次秘密上疏，说一清赞“礼”有功，乞求皇帝宽恕他，其实他是在坚定皇帝驱逐一清的决心。世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允许一清退休。第二年，张璁等人又诬陷朱继宗并使其入狱，并指定说一清收受张永的弟弟张容的金钱，给张永修墓立碑，作墓志铭，又赐给张荣世锦衣指挥的官职。杨一清因此被免职闲住。一清非常痛恨地说：“老了，居然为这样的小人出卖。”背上的毒疮发作而死。留下的遗书说自己被人诬蔑，死不瞑目，皇帝下令释赃罪不问。数年后为他恢复原来的官职。又过了很长时间，赠予太保，谥号“文襄”。

一清博学多才，善于权变，尤其通晓边卫之事。一晚能写十疏，都能切中要害。有的人想说坏话诋毁他，却无形中举荐褒扬了他。只有晚年在和张璁、桂萼的权力争斗中，为二人倾轧、排挤，没有获得皇帝的恩礼而死。然而其才华一时间无人可比，有人认为他超过了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