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冯通晓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及古回鹘语、吐火罗语和蒙语八思巴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

冯承钧曾留学比利时，后转赴法兰西共和国索邦大学（la Sorbonne，今巴黎大学），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的代表作包括《西域史地释名》《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马可波罗行纪》《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再说龟兹白姓》、《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吐火罗语考》 (法兰西共和国伯希和、列维原著 冯承钧译）等。

1911年返国，历任湖北外交司参事、众议院秘书、教育部秘书，一九二零年出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席及立法编纂委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辑等职。在任职之余，潜心译述工作，译著甚多。通英、法、梵文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长于边疆史、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等；译有《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游记》等；译著多汇为《史地丛考》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唯五十岁以后，患风瘫病，体力衰退，故后期译著系他口述而由其长子先恕代笔而成。一九四六年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朱湘

朱湘(1904.10.04～1933.12.05)中国现代诗人。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19年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习，并加入清华文学社。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新诗，不久加入文学研究会。与青年诗人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因诗为友，蜚声校园，被称为“清华四子”。1923年，因为专攻文学、旷课逾章，被清华大学开除。他一心追求诗歌艺术，毅然离开学校。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共同倡导格律诗，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尽管不久便与徐志摩反目，但后人仍视其为新月派诗人。不久再入清华学校，192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等学习英国文学。1929年，为家庭生活计，学业未完便回国，应聘为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夏因与校方不和而辞职。从此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生活困顿。1933年12月5日，在乘船由上海赴南京途中投江而死。

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但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对待诗歌艺术十分苛刻认真。同时他非常敏感，自尊而多疑，傲慢而孤僻。因此一生渴求友谊，但最后与闻一多闹翻，和徐志摩决裂，对柳无忌疏远，同苏雪林难堪，跟罗念生只做“愉快的书信朋友”。

朱湘的诗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最高成就之一。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其遗稿经由赵景深、郑振铎等整理编辑，先后出版。包括诗集《石门集》（1934）、散文集《中书集》（1934）、评论集《文学闲谈》（1934）、书信集《海外寄霓君》（1934）、译诗集《番石榴集》（1935）、诗集《永言集》（1936）、书信集《朱湘书信集》（1936）等。

诗集《夏天》收入其早期诗作，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着力在自然之美中寻求微妙的生的喜悦，对友谊和爱的尊崇与赞美，给人自然清新、积极向上之感。体现了诗人本色率真的气质、天真纯净的生活理想。《草莽集》文辞清丽工整，音韵和婉，体现了对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独到见解与尝试，标志其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其中的代表作《葬我》《摇篮曲》《采莲曲》等清新舒缓，柔美动听，长诗《王娇》将民间古书弹词的长处融入新诗，体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认识。《石门集》在他去世后出版，与《草莽集》相比，诗歌更多表现现实人生。诗人在品尝现实生活之苦后，开始感喟人生、探索内心，剖析这世界的荒谬和人性之孤独。其诗歌艺术也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古典浪漫，呈现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审美倾向。诗集中收入的70余首十四行诗，显示出诗人在诗歌格律与音韵方面新的探索与尝试。

朱湘的诗歌艺术成就深受时人赞赏。沈从文在《论朱湘的诗》中认为《草莽集》“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苏雪林的《论朱湘的诗》也盛赞朱湘《草莽集》的艺术远胜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甚至郭沫若的《女神》也难与之匹敌。

克尔凯郭尔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丹麦哲学家、新教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虔诚新教徒的富商家庭,183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由于对要服从宗教教条以及传教士和神学教授对神学所作的唯理主义解释感到苦恼,遂打消毕业后当牧师的初衷,转而研究文学和哲学。1841年完成硕士论文,随后去柏林继续留学,在对谢林的讲课感到失望后,重返哥本哈根,1855年11月11日病逝。他的哲学思想大都通过文学作品采取日记、格言等形式表达出来。

主要著作有:《论讽刺概念》(1841)、《非此即彼》 (1843)、《反复》(1843)、《畏惧和战栗》(1843)、《恐惧概念》(1844)、《哲学片断》(1844)、《生活道路的各阶段》(1845)、《基督教讲义》(1848)、《致死的疾病》(1849)。

克尔凯郭尔在童年时代缺少欢乐,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一次短暂而不幸的恋爱,以后他母亲和一兄二姐在两年内先后辞世,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悲哀,还使他对人生问题产生强烈感受。他对当时流行于欧洲大陆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极其不满,认为他们追求整体而忽视个人,追求客观的理性而漠视主观的情感,重视必然性忽视可能性。因此,他用个人的存在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对立,并用对存在经验反省的办法,反对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他指出个人比群体重要,应居首位,强调作为直接体验过的生活的存在要比作为表现在认识中的客体的各种特征的本质更为重要。在《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的各阶段》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在三阶段说(亦称人生三阶段)。他将人的存在分为三个阶段:审美的阶段、伦理的阶段和宗教的阶段。指出审美阶段的人由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只有享受一切情感经验和感官愉快的欲望,他们追求此时此刻的及时行动,这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无意义的,使人不断处于痛苦和失望中。伦理阶段的人的特点是承认确定的道德准则和义务,能进行选择,其中最基本的选择就是选择自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完全满足道德律的要求,缺乏自主性,因而产生有罪感时,就开始忏悔,从而离开伦理的境界进入宗教阶段。宗教阶段是存在的最高阶段,在此,人不断超越普遍的原则,使自己成为任何普遍的东西所永远不可能完全包摄的一个具体的存在。生活道路的三阶段只是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三阶段,在实际生活中,它们重叠交错在一起。

克尔凯郭尔还提出使思维成为主观的任务。“主观的思维”注重主体,把一切事物都放到过程中去,并且省略结果,希望在内心的紧张中实现真理,由此,他还提出“真理是主观性”的命题,认为真理就是以无限的激情去选择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的冒险。

在晚年,克尔凯郭尔写了许多宗教方面的文章,对丹麦基督教会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它们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倾向和学究式思辨色彩,而真正的宗教应是出自个人的内心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他对宗教的批判并不是出自无神论,而是追求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克尔凯郭尔的历史作用在于:他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突破了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桎梏,重新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并且将历来为哲学家漠视的恐惧、战栗、绝望等情感问题提到哲学讨论的高度。因此,在默默无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西方社会面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危机之时,他的思想就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并马上流传开来,成为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

陈寅恪

陈寅恪[kè]①（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第。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 “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即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 《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皇皇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 “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 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朝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误译” 或“误解” 的问题。他对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 《大乘起信论》 和 《六祖坛经》 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释，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陈寅恪先生除了精通多种外文，还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从而为他从事宗教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不仅对佛学研究匠心独到，而且对其他宗教亦深有探讨，其讲授的课程和指导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 等。这些研究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上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①陈寅恪（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que】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却”，“雀”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而赵元任先生“ke”读成“que”,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其一直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对其以示尊敬。对于各人对其名字读音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从不放在心上，有人叫其“ke”他应，叫其“que”他也应，也从未有过纠正，有人问其原因，陈先生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的读音”。精通国学的大师将其一生精力都灌注在学术研究上，他更希望世人了解他的学问及价值，对待自己的名字读音纠正反倒顺其自然。“ke”还是“que”,很多人认为，若不是陈寅恪先生相熟之人和家乡本地人，还是应该读成“ke”,这个国语标准的读音，以免引起尴尬。

克劳斯·曼

克劳斯·海因里希·托马斯·曼（Klaus Heinrich Thomas Mann，1906年11月18日－1949年5月21日），克劳斯·曼出生于慕尼黑，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妻子卡提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教派信徒，而他的母亲来自世俗的犹太人家庭。他于192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次年为柏林一家报纸写戏剧评论。并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克劳斯·曼的早期生活很困难。他的同性恋取向使他对目标十分偏执，与他的父亲关系很不好。在不同的学校学习了很短时间后，他开始和比他年长一岁的姐姐艾丽卡·曼在世界各地游历，并于1927年访问了美国。1924年，他与儿时的朋友Pamela Wedekind订婚，Pamela是剧作家Frank Wedekind的大女儿，也是他的姐姐艾丽卡的好朋友。1928年1月订婚解除。

1929年他与艾丽卡游历了北非。在这个时候，他们结识了瑞士作家和摄影师Annemarie Schwarzenbach，在后来几年仍然与他们关系紧密。克劳斯与Annemarie数次出国，最后一次是1934年去莫斯科参加作家代表大会。

1932年，克劳斯写了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作品深受好评直到希特勒上台。1933年，克劳斯与艾里卡一起参加了舞表演Pepper-Mill，被纳粹政权注意。为了逃避起诉，1933年3月他离开德国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和瑞士。1934年11月克劳斯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德国国籍，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他移居到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和纽约。1937年夏天，他遇见了他的伴侣戏剧评论家Thomas Quinn Curtiss，Thomas为《综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工作。克劳斯·曼在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上士随美国军队于1945年夏天前往意大利，为《星条旗报》写报道。

克劳斯最有名的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Mephisto）写于1936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著名演员，他以前的姐夫演员Gustaf Gründgens认为这本小说就是在写自己，而且对他的人格和名誉进行了侮辱。因为法官有分歧，所以法院一直作不出判决，但又不准西德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1963年Gründgens去世，西德在1965年首次出版小说。但Gründgens的继子提出，继续上诉法院，1968年法院判决禁止出版本小说。1981年禁令解除，西德才终于得以出版这本小说。

1949年他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戛纳。他被埋葬在大贾斯公墓。

索布尔

阿尔伯特·马里乌斯·索布尔（AlbertMariusSoboul，1914年4月27日-1982年9月11日），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生于阿尔及利亚奥兰(今瓦赫兰)，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193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1936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后长期在巴黎等地任教。1958年获国家博士学位，执教于克莱尔蒙—菲朗大学。1959年起任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秘书长，并任《法国革命史年鉴》编委。1967年起，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任该校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索布尔毕生致力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享有盛誉。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1958年)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全面证明了无套裤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这部专著开创了城市人民运动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索布尔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以后，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前后长期的历史发展做了综合研究，写出了《法国革命史纲》(1962)、《革命前夜的法国》(1966年)、《文明和法国革命》(第1卷，1970年)等著作。他通过国际历史学家的协作，合编了《巴贝尔全集》。此外，他还编写了19种关于法国革命各段历史的书籍。索布尔继承了法国史学研究的进步传统，强调以严格的批判精神对待史料，重视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重视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注意城市平民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通过分析城市下层平民运动，发展了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的研究。自70年代中期起，他转而研究法国革命时期消灭封建关系问题。批驳了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否定革命具有反封建性的论断，强调指出革命在消灭封建关系中的作用。索布尔的著作推动对法国大革命总体史的研究。

张道陵

张道陵(公元34—156年)，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被尊为道教的创始人，是道 教最早支派之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尊称之为张天师、祖天师或第一代天师。曾任江州令， 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与弟子前往四川鹤鸣山(或鹄鸣山)修道，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作道书24篇，并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道教。因教徒入教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据《神仙传》载，张陵曾入太学，博通五经，后因感学五经无助于延年益寿，遂改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后听说蜀人纯朴，蜀中又多名山，遂携弟子入川修道。他又擅长治病，不少人前来拜师，弟子多达数万。他立祭酒为首领，规定入教者需交纳米、绢等物品并参加规定的劳动。他还买药炼丹，能行仙术。后同弟子王长、赵升一起升天。合于正史，张道陵的基本活动是清楚的，可以确认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子衡、孙鲁与张陵同称为道教的“三张”。

张道陵，道教中称“张天师”。作为历史人物，张道陵是后汉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三国志·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五斗米，……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葛洪《神仙传》叙张道陵身世更详细，说他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后觉儒学无益，便学长生之术，得黄帝九鼎法，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道书二十四种，并以符水为民治。自《神仙传》始，张道陵的形象开始仙化，该书载他之符水治病之术，乃神仙所授： “有天人下，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此道，不仅能治病祛邪，还可分形作数十人，最后修成仙道，升天而去。《神仙感偶传》中，张道陵已成了天界的中元大法师，中元大法师本为尹真人。但因“群凶扰乱中原，蚕食华夏”，老君命尹真人登连华宝台端坐，但见“万景昏暗”，又命张道陵上座， “良久，则奇彩异光，种种变化，天人交畅矣! 自是以道陵代尹。”这里的张道陵已与天神无异。张道陵是道教创始人之一，因此在民间很有影响，古代很多地方传说有张道陵的故事。如《四川忿志》记张道陵：“居鹤呜山炼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录，……功成道著，乃于半山崖跃入石壁中，自崖顶出，因成两洞。”“与夫人孙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年一百二十三岁。”《徐州志》亦记张道陵“入蜀得黄帝九鼎太清丹经，丹成饵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在神仙传说中，张道陵还以收徒著称，他的徒弟，多达数万。对少数入门弟子，他往往要设法验其诚心。《神仙传》记有张道陵七试弟子赵升的故事，该故事在明代被写成小说，名“张道陵七试赵升”，收入《喻世明言》。说张道陵先后役使精灵变化为黄金、美女、大虫、乞丐等，赵升见金不取，见虎不惧，见色不动，存心济物，这才过关，得入张天师道门。

弗兰纳里·奥康纳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 1925.3.25-1964.8.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1925年3月25日生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天主教家庭,1964年8月3日死于红斑狼疮。她父亲也死于这一不治之症,死时仅44岁。父死后第2年奥康纳才高中毕业,进入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社会科学,1947年在依阿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她幼时曾想当漫画家,后来她所刻画的人物也或多或少有些漫画化。她大学毕业后有一个短篇小说获奖,使她决定放弃学画而从事写作。1950年住在好友费兹吉拉德家的农场上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发现患红斑狼疮,于是回到她母亲的农场上疗养和写作,闲时喂养孔雀。从1955年起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有一次去法国旅行时还幽默地说:“我有全欧洲最漂亮的拐杖。”她的活虽然洋溢着乐观精神,笑里却含着眼泪,颇似美国六十年代后现代派创作中的“黑色幽默”,这也是她后期创作的艺术特征之一。她有非常坚强的性格,以无比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后来医生只准她一周工作4小时,但她仍坚持写作一直到死,死时年仅39岁。她短暂的一生中共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 (1955)和两部长篇小说《慧血》 (1952)及《强暴的人夺走了它》 (1960)。在她去世后又出版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1965),卷首附有她生前好友罗伯特·费兹古拉德很有价值的序言。1971年又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全集,包括31个短篇,其中有12篇是从未收在集子里出版过的。她的短篇小说要比长篇小说写得好,尤其在六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后,她的声名蒸蒸日上。目前奥康纳已被公认为美国南方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

孙奭

孙奭（962—1033年）北宋大臣，字宗古，宋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西)人，后徙居须城(今山东东平)。端拱二年(989)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迁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真宗时为诸王府侍讲，召对，上十事。累迁至工部郎中，擢龙图阁待制。性直敢言，耻于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年(1008)，人言左承天门降天书，真宗欲奉迎，群臣皆赞其符瑞，独孙奭反对，言：“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四年(1011)，真宗祭祀汾阴，他条列十项理由，论说祀汾阴有害而无益，批评真宗听信奸邪，求和辽国。六年(1013)真宗欲祀太清宫，孙奭又上疏反对，指出明皇之迹不可效，并作《解疑论》。出知密州。居二年，迁左谏议大夫。天禧中，朱能献《乾祐天书》，他复上书力斥其妄。屡劝真宗居尊去骄，纳谏从善。仁宗即位，召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国子监，修《真宗实录》，迁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每以前代乱亡之教训，规讽皇帝，并上《无逸图》。以太子少傅致仕。曾与刑昺、杜镐等奉诏校定群经义疏，考订音释，并集各家之说，补充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不足。著有《经典徽言》、《五经节解》、《孟子音义》、《孟子正义疏》等。

宗泐

宗泐[lè](1318—1391)，明代僧人，俗姓周，字秀潭，号全室，原籍黄岩，出生地今属温岭市。幼年被临海周氏收为养子，8岁到临海城内天宁寺求师，后赴杭州净慈寺，名僧大欣(号笑隐)试以《心经》，出口成诵，遂得剃度。居净慈寺数年，精研藏经。诗文为虞集、黄溍、张翥等名家所推重。书法工篆隶。

大欣历为名刹住持，宗泐追随左右。大欣卒，归里，居云岭、柴箨岭、天宁寺等处。元末，住持杭州上天竺寺。明初，住持南京天界寺。明洪武九年(1376)春，太祖朱元璋到天界寺，与宗泐谈话，称其知书识礼，呼为“泐秀才”，以后常召宫中谈佛学。十年，奉太祖之命，率佛徒30人出使印度取经。涉流沙，翻葱岭，遍游西域，到达印度，往返10余万里，至洪武十五年回南京，取回《庄严宝玉》、《文殊》等经。授僧篆右善世，仍居天界寺。又奉诏作赞佛乐章，得太祖嘉许。后以遭忌，退居凤阳槎椰峰。太祖亲书“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汝其行哉”相赠。十九年，受胡惟庸案牵连，有司奏论死，太祖悯之，得免死，仍回天界寺。

晚年回浙江，住持江浦石佛寺，寻卒。著有《全室外集》9卷、《全室续集》1卷、《西游集》1卷;与如阿玘重注《心经》、《金刚经》、《愣伽经》3种刊行。

陈撄宁

陈撄宁（1880～1969），现代著名道教学者、仙道养生学家。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后改名撄宁。道号圆顿子，道教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安徽怀宁县人，世居安庆。自幼熟读儒典，考中秀才。后因患肺痨，跟从其叔祖学医，并开始试做仙道功夫。

1905年，考入安徽政法学堂，两年后因肺痨复发而辍学。此后立志求道，离家访师。他曾遍访佛门高僧，认为佛教修养偏于心性，对于肉体没有办法。于是转而广游道教名山，得到不少丹法口诀。

1912年至1915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明版《道藏》，进一步认识道家之全体。

1916年起，栖居名山修炼。

1918年，他积累资金，购置药物，准备外丹烧炼。

1922年至1932年，他进行了长期的外丹实验，未果，此后转向精研内丹之学。

1933年，张竹铭医师在沪创办《扬善半月刊》，陈撄宁任“答读者问专栏”主笔，他将道教丹学改称“仙学”，公开向全国读者介绍。

1953年10月，陈撄宁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陈撄宁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1960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1年11月，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文革”期间，中国道协被迫停止工作，陈撄宁托病住在北京医院。

1969年5月25日，陈撄宁因病羽化，世寿89岁。

陈撄宁毕身从事道教理论研究和实践，重视道教人才的培养，成绩卓著。他早年撰有 《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功次第诗注》、《〈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等。晚年他指导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收集和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编写了 《道教知识类编》、《中国道教史提纲》、《道教起源》、《教理概述》等。

陈撄宁提倡仙学，提出要划清以炼养为主旨的仙学与道教的关系。

陈撄宁的仙学思想，除了传统道教丹学的仙道贵生、性命双修、重德重师等以外，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把仙学与救国爱国相结合。陈撄宁提倡仙学的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的时代，因此，他试图通过倡导仙学，以肉体证得之神通，战胜西方的杀人利器，从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是提倡实修实证。他认为：“仙学乃实人实物、实情实事、实修实证，与彼专讲玄理之事不同。”据此，他对旧的丹道理论进行改革，反对死后成就，提倡今生现得。

三是提倡仙学与科学相结合。陈撄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文明与进步，因此认为可以援引科学，以解释和改进仙学; 同时，他又认为科学与仙学相比，尚有许多缺陷，不能像仙学那样解决生死大事。

四是提倡道教改革。认为道教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改进，否则将被科学作为迷信而打倒，而变传统的道教丹学为仙学，正是他进行道教改革的一种尝试。

蔡邕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善操琴，妙音律。数学天文，无不通晓。建宁中，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因上书批评朝政获罪，流放朔方。遇赦后，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当政时，再度出仕，初置祭酒，又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拜左中郎将，故世人称之“蔡中郎”。封高阳乡侯。及王允诛董卓时，他受牵连而入狱，死狱中。擅长篆、隶书。世上传说他曾经入嵩山学习书法，于石室中得一素书，上面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之法，于是苦苦研诵三载，终于明白其旨意。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溪曲等上奏灵帝获准。蔡邕乃亲书于碑，延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观览摹写的人众多，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又传其曾在修鸿都门时，见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在墙上刷字，受其启发，归而作飞白书。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谓蔡邕飞白书“得华艳飘荡之极”。卷中列其八分、飞白入神品，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品，评曰：“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曰：“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他所书的汉碑主要有《鸿都石经》、《真定宜父碑》、《范臣卿碑》等。书论主要有《大篆赞》、《小篆赞》、《九势》、《隶书势》、《笔论》等多篇。

沈醉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早年经历**：

沈醉出生于地主兼资产阶级家庭。七岁入湘潭县第一小学，后转至长沙修业小学，学业成绩优异。1926年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曾带同学到家里对着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1932年初，在长沙文艺中学读书时因闹学潮被开除，随后只身前往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

**军统生涯**：

1932年，经余乐醒介绍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担任交通联络员。1933年5月，被戴笠提拔为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对外称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化名陈仓。在此期间，参与了恐吓、迫害宋庆龄等活动。1935年初，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抗日战争时期，指挥部下进行对日侦察、刺探、指示轰炸目标及其他破坏、暗杀工作。1938年，中华民族复兴社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沈醉服务于军统局，深得副局长戴笠信任。此后他担任过“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行动术”中校教官、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等职。1942年冬，被提拔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1947年，出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等职。1949年，蒋介石派徐远举到昆明与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沈醉作为行动组长，负责搜捕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仅一天一夜就逮捕400多人。之后还奉命落实刺杀卢汉的准备工作，并指挥实施“应变计划”和“游击计划”，11月20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晋升为中将。

**起义与改造**：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沈醉被软禁。次日，他书面号召在云南的部属服从卢汉命令，停止特务活动，交出武器和通讯器材。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1960年，沈醉被列为第二批特赦人员，于11月28日获得释放，成为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后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67年11月6日，被“四人帮”逮捕，1972年11月29日回到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1980年，经审定被认定为起义将领，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

**晚年生活**：

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6月，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定，被认定属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撤销1960年特赦通知书。晚年的沈醉勤于著述，著有《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的特务生涯》等作品。1996年3月1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他的一生充满了复杂与传奇色彩，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简又文

简又文（1896年—1978年10月25日），中国历史学家。字永真，号驭繁。广东新会人。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以父病辍学返国。1922年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编辑部干事。1924年受聘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副教授，结识冯玉祥，旋任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校长。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曾任山东盐运使、铁道部参事、立法委员。1936年曾创办颇负盛名的文史刊物《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1949年去香港定居。1954～1959年受聘为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任满后为名誉研究员。1964～1965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1978年在香港寓所逝世。

简又文致力于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友人称之为"太平迷"。虽长期宦海飘浮，终以研究太平天国著名于世，他早期的研究以实地搜访逸闻、史料、文物并译述西方资料为主。他前往广东花县官禄和广西桂平金田村实地调查访问，获得了较丰富的口碑资料和文献史料，所著《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新史料》及《金田之游》两文均为史学界所珍视。所译瑞典牧师韩山文据洪仁玕述辞写出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简又文改题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使这一重要西文文献得为中国学者利用。简?治姆直鹩?1935年、194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杂记》、《金田之游及其它》两书，大抵都是这类著、译的结集。他自1939年起立志撰述太平天国全史。1944年出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即为全史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义史》出版后十八年，《太平天国全史》印行。《全史》共二十九章，叙事起洪秀全家世出身、革命酝酿准备、金田起义，迄于天京失守、太平天国灭亡、余部在广东被消灭。太平一朝之始末和大事，于此得有系统之陈述。他的另一巨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共二十篇,分考天号、官职、礼仪、玺印、宫室、科举、天历、乡治、田政、泉币、食货、外事、女位、军纪、宗教等诸端，内容丰富精详，对太平朝典章制度思想政策之考证研究，允称赅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尤较深入。该书与《全史》称姐妹作，但其史学价值更出《全史》之上。在美国耶鲁大学支持下，简又文综合《全史》和《典制通考》改写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简又文另有《洪秀全载记》一篇,编入台湾"国防研究院"主编的《清史》第八册，系《全史》与《典制通考》两书之摘要。

简又文是首先利用西文资料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者。他从太平天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中搜集了许多资料，加以翻译利用，大大开阔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惟于中文史料的直接研究利用则稍嫌不足。他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太平天国，否认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性质。但他对太平天国极抱同情态度，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兼有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意义,其目标是要改革一切传统的旧制度,并认为这样的大计划不仅为中国历史所未见，即在世界历史中亦占重要而光荣之一章。

杨振声

杨振声（1890－1956），现代作家,教授。字今甫。山东省蓬莱县水城镇人。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沿海渔民的悲惨生活,使他不满旧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许德珩等同学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曾因反对北洋军阀签订卖国条约被捕入狱。他爱好新文学,经常写一些作品,发表在《新潮》、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评论》、《新月》等报刊上,如《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后来大都收集在《玉君》(1925年,北平朴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中,内容多以反封建,反旧礼教,反侵略,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疾苦,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为题材。北大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工作,抗战前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青岛大学校长。这期间常为《大公报·星期评论》写特约稿,也常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注意少年儿童的教育,曾为编选适合少年儿童的语文教材,亲自到小学执教,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修改教材,编写成《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任叙永分校主任,兼教授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课程。抗战胜利后,回北京进行北京大学迁回的筹备工作。后任北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并编辑《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兼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解放后他经常写一些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英雄的文章,如《和平鸽旅行团》、《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奎基》等。

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用孟加拉语写作。生于大地主家庭。曾在加尔各答学习。富有文学、戏剧和音乐教养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审美力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1875年2月25日他在《甘露市场报》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年仅14岁。他开始为《知识萌芽》和《语言》杂志撰稿，于1877～1878年发表了长诗《诗人的故事》，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怜悯》数章和短篇小说《女丐》。这是些不很成熟的、模仿性的作品。1878～1880年他赴英学习文学和音乐，攻读于伦敦大学。回国后，他创作了音乐剧《蚁垤仙人的天才》(1881)，把印度的民族曲调和在英国听到的爱尔兰民歌揉合在一起;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画与歌》(1884)、《刚与柔》(1886)。这些诗歌对生活和改变民族命运充满信心，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戏剧《大自然的报复》(1884)谴责了禁欲主义。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班·查特吉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圣哲国王》(1885)等，谴责暴君，并宣扬非暴力的斗争。

1884～1911年，泰戈尔担任宗教改革团体“梵社”的秘书;他与新印度教(企图利用正统的印度教来复兴民族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展开论争。他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同时他还参加了印度国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9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和诗歌。诗集有《心中的向往》(1890)、《金帆船》(1893)、《缤纷集》(1896)、《收获集》(1896)、《微思集》(1899)、《刹那集》(1900;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收入英语的《园丁集》)、《奉献集》(1901)。此外，还有哲理戏剧集《国王与王后》(1889)，《牺牲》(1890)、《契特兰戈达》(1892)、《马利尼》(1895);喜剧《单身汉俱乐部》(1901)。他主编《萨塔纳》(《理解生活》)杂志，在杂志上刊载他的大量作品和政论时评。

1891年，泰戈尔经管祖产西莱达大庄园，熟悉了农民、手工业者、小职员的生活。他看到到处都是贫困、破产、人民毫无权利。他感到痛苦和不满，要寻求一条使祖国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和中世纪传统束缚的道路。他开始注意社会主义思想，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说：“我不知道更平均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若不能，则上天的意志真是冷酷无情，而生物中最不幸的则是人了。”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鲜明地刻画了孟加拉的农村。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普通的人。他憎恨贪婪、残酷、盲目遵守旧传统。他歌颂爱、忠诚、人性。他特别关心深受种姓制度和陈规陋习压迫的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妇女的形象。《还债》(1891)抨击了嫁妆制;《素芭》揭露了种姓制的荒谬;《摩诃摩耶》抨击寡妇自焚殉夫的陋习;《练习本》反对童婚和歧视妇女;《是活着，还是死了? 》描写寡妇的悲惨处境。短篇小说《光明与阴暗》(1894)可说是殖民地现实的一幅缩影。他在这篇小说里愤怒地揭露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孟加拉官吏的怯懦与奴颜卑膝，还痛心地描写了农民的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这种阴暗背景衬托下，他展示出两个光明的形象：与社会不公平作斗争的青年律师和真挚地爱着他的少女。泰戈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倾向决定了印度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他的创作影响了整整一代印度作家。

泰戈尔的思想和美学观点是在印度哲学和文化传统(奥义书、早期佛教、迦梨陀娑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方进步思潮(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90年代的这些诗集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进步。他提出“生命之神”的观念，它源出于奥义书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学说和中世纪毗湿奴派诗人的“人高于一切”的理想。泰戈尔说，他从“内在的我”中汲取灵感，而“内在的我”与无处不在的“最高起源”是同体共存的。他的这一唯心主义观念其精神则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其实质在于号召为人服务。诗人号召孟加拉人从沉睡中觉醒，团结一致与暴政作斗争。

除了紧张的创作活动，泰戈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他在和平村(离加尔各答不远)创办了一所学校，并亲自任教。他在首批描写社会风俗人情的长篇小说《小沙子》(1902)、《沉船》(1905)和中篇小说《覆巢》(1903)中，表现了封建道德规范与新的民主思潮的冲突，以及古老家庭生活的解体。他的理想是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去世;随后，女儿、13岁的儿子，父亲相继故去。诗集《回忆》(1903)、《儿童》(1903)和《渡船》(1906)就是那些不幸年月的纪念。然而悲伤没能压倒他。1905年，印度总督宣布分割孟加拉，民族解放运动因之高涨，他全力以赴地参加社会活动，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谱写爱国歌曲，其中一首《我金色的孟加拉》为孟加拉人所家喻户晓。他出版了政治性杂志《宝库》。但是当运动超出了非暴力斗争的范围时，他退出了，因为他不赞成暴力。他转向启蒙活动。这时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戈拉》(杂志连载，1907～1910)等。泰戈尔不仅号召所有的印度人不分种姓和宗教信仰团结一致，而且引导读者得出必须进行斗争取得解放的结论。同时他还写了戏剧《报应》(1909)，讽刺剧《顽固堡垒》(1911)、象征剧《国王》(1910)和《邮局》(1912)。

1912～1913年，泰戈尔访问英国和美国，讲印度文化和哲学。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奖金。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泰戈尔已世界闻名。在诗集《飞鸟集》(1914～1916)中他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沉思。1916年出版中篇小说《四个人》和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后者曾轰动一时，它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缺点：领袖们无能力理解农民的利益，冒险分子利用运动煽动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

20年代，泰戈尔仍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他认为社会恶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因而创办了一所大学。虽然他年事已高，但这些年来他访问了英、美、德、法、意、日本、中国、 阿根廷、捷、匈、保加利亚和苏联。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期间创作较少。

20年代末起，泰戈尔的创作热情重又高涨。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1929)描写印度“迷惘的一代”。《纠纷》(1930)写印度的家庭矛盾。《四章》重新回到政治问题。此外有中篇小说《两姐妹》(1933)，《花圃》(1934)、诗集《森林之声》(1931)、《再一次》(1932)等等。晚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如《树叶集》(1936)、《边缘集》(1938)、《再生集》(1940)、《生日》(1941)等。《非洲》(1936)、《佛陀的膜拜者》(1938)、《赎罪》(1938)等诗篇中他愤怒地谴责德、意、日的侵略行径。1941年4月他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文明的危机》，而在去世前的作品《一个女伊斯兰教徒的故事》中他再次警告宗教狂热的危险性。 8月7日他在加尔各答的祖宅逝世。

泰戈尔的创作不但影响了印度各种语言的现代文学，而且还影响了我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的早期创作。1924年他访问中国，我国从1915年起就译介了他的作品;1961年全世界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我国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白寿彝

白寿彝（1909年2月19日—2000年3月21日），字肇伦，经名哲玛伦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白寿彝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领域里颇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2月，白寿彝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父亲白吉甫是一个商人，母亲钱相云，笃信伊斯兰教，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白寿彝从小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求学之路始于私塾，后受启蒙老师的影响，十二岁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1925 年考入上海文治学院，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

1929年，白寿彝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当时，燕京大学云集了像陈垣、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白寿彝。1932年白寿彝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1937年，白寿彝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古）、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1937年冬，白寿彝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 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1949年，白寿彝参 加了中国新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同年夏天，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担任历史系系主任。

白寿彝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自身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50年，白寿彝主办《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对推进我国的历史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2 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白寿彝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1963 年，他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1964 年 8 月《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内部印行。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的探讨，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史专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

1979年，在白寿彝的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受到全国各大院校重视并得到推广。1989年，这一方案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多年来，白寿彝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这是史学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其著作《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几十年来，为我国 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白寿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对于所从事的事业他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早在学生时代，白寿彝就开始在报刊上撰稿。1928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①，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白寿彝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1929年，出版了《开封歌谣集》。之后，他还写了《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在此后攻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在黄子通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编写出版了专著《朱熹辨伪书语》②。他关于朱熹的论著，还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另外，还编写了《朱子语录诸家汇编》一百四十八卷。

白寿彝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回族史的杰出学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③《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典赤·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于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发行。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回民起义》（全四册），这一部著作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现状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④。1984年，他开始主编元、明、清、近代四册本《回族人物志》，并于1992年全部完成出版。同时，白寿彝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年初，他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录了一批重要的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在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即由马六十口授、单化普笔录的 《陕甘劫余录》，这一成果成为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上述这些关于回教文化及历史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他对中国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7年，白寿彝编辑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①。1980年，他编辑了《中国通史纲要》②（主编）。《中国通史纲 要》一书，在学术观点和体裁上都有新的探索。1981 年编辑了《史记新论》。1983 年编辑了《史学概论》。1986年，由他主编的六卷七册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1987 年，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③出版。1994年，《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1999年，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的巨作，卷帙浩繁，体制完备，及时反映了最新的中国通史研究成果，具有独到的理论建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曾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白寿彝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长期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并对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他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 社会职务。并当选为国家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1956年，白寿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武重奉

武重奉（Vũ Trọng Phụng 1912～1939），越南作家、学者。祖籍兴安省美豪县（今美豪市），笔名天虚。自幼在河内长大。幼年丧父，家境贫苦，16岁便辍学赚钱养家。但比较幸运的是受到了比较好的小学教育，学习了法语与越南国语字。武重奉18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7岁死于肺痨。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展现了惊人的才华和旺盛的创作力，留下了近30篇短篇小说、9篇长篇小说、9篇报告文学、7部戏剧以及丰富的文学批评、政治、社会、文化议题的文章。长篇小说《红运》（1938）是其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小说讲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主人公红毛阿春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20世纪初期越南社会各阶级的人物形象，并以犀利的笔锋将西方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矛盾、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36）是武重奉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个大地主、资本家兼议员发家致富的罪恶史。有人认为作者的思想受S.弗洛伊德的理论和É.左拉、G.de莫泊桑作品中消极成分的影响较深，故作品的思想内容有较为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武重奉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决堤》（1936）、《中头彩》（1938）等，报告文学《害人的陷阱》（1933）、《寻嫁洋人的行当》（1934）、《过年》（1938）等，短篇小说《男人的嫉妒》《娶丑妻》《猎猴》等。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朝杰出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早年深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召为巡官，并与其子令狐绹等同窗受业。文宗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次年，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秀，将女儿嫁给了他。当时牛李党争剧烈，令狐楚为牛党，王茂元为李党，令狐父子忌恨商隐，认为他背弃了知遇之恩，后令狐绹长期执政，李商隐虽无意介入朋党之争，但也深受排斥，因而终生不得志。他曾为桂管观察使郑亚掌书记，到过广州，后又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判官、盐铁推官，身居四川。最后客死在荥阳。他在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谴责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在思想上，他反对“学道必求古”，蔑视古圣先贤。他的政治诗，或抨击宦官、藩镇，或指斥时政弊端，忧愤深切，有胆有识，内容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咏物诗，托物以寄情，如《蝉》、《扶风界见梅花》等。他的《无题》诗20余首，有的写爱情，有的别有寄托，主旨含蓄，深情绵邈，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其中的上乘之作，情深语挚，有的诗篇却轻浮艳绮。“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其中的佳句。由于李商隐横遭排挤，纵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终生不得施展，故诗中带有浓重的感伤乃致没落的情调。如《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此情的突出表露。李商隐的诗构思精密，用语工巧，吐韵铿锵，意境朦胧，具有沉婉细密、绮丽精巧的独特风格，是一位鹤立晚唐诗坛的诗人。但他的诗有用典深僻、晦涩凝重的缺点，助长了后代某些形式主义的诗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玉溪生诗》3卷，赋、文各一卷。诗集今传，文集已不存。冯浩《李义山诗文集详注》以及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较详备。

李塨

李塨[gōng]（1659年5月14日—1733年2月14日），清初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卒于清雍正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自幼从其父李明性学。二十岁后，就学于顔元，弃八股，专治礼、数、射、御、兵法、乐诸学，与顔元同创“顔李学派”。三十二岁中举后出游，屡馆京师，并远游西至关中，南及吴越，遍交海内贤豪，研讨学问，使顔李之学得以播于远方。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苞等，皆有往来。曾先后去浙江桐乡、河南郾城、陝西富平佐政，皆有政蹟。出任济南知府幕僚。六十岁，被选爲通州学政，旋因病告归，讲学经农以终。

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先于气”的观点，指出“非气外别有道理”(《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认爲“理”不能离开气或物而独立存在。他说： “夫理者，物之脉理也” (《论学》卷二)，“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恕谷后集》卷二)。对朱熹“理在事上”的观点进行批判，坚持“理在事中”的命题。他说：“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爲一物矣。理，虚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 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 (《论语传注问》)提出“因形以察理”的命题，认爲必须分析研究具体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理)。他说：“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则理可辨”(《论学》卷二)。在知行关係上，重视知行相互依赖，“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大学辨业》卷二)，知与行“一时并进，且叠进焉” ( 《论学》卷二)。但更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定“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并以走路爲例，认爲要想到达燕京，首先应知道方向，不知道方向，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其结论，“究是知在行先”(《大学辨业》卷三)。片面夸大了“知”的作用，未能坚持颜元重力行的正确观点，反而批评颜元“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 (同上)。

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复兴古代实学，以求学术切于实用。认爲“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反对读死书，认爲“明理非尽由读书也”，“古人之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文。” (《论学》卷二) 对“格物致知”作了重新解释，“然不曰学，而曰格，何也?学有浅有深，皆可谓学。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入深，无所不到之谓也” ( 《大学辨业》卷二)。认爲“格物”之“物”，指德、行、艺三物。德即仁义礼智，行即子臣弟友，艺即礼乐兵农，把“格物”的基本精神归结爲经世致用。对程朱理学的空疏倾向进行批判，他说：“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亲民之学止于至善，乃尊于农工商而爲士之职也。试观宋儒用佛门惺惺法，闭目静坐，玩弄太极，探躐性天，内地不杂于二氏乎?终日章句伊吾，经济安在?”(《与方灵皋书》)指出理学的危害性，认爲理学专注存心养性，“杂以静坐内视，浸淫释老”，“处处谈性，人人谈论天”，“以空虚之禅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结果是“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复无办事之官”。(同上)主张恢复孔子的正学，重视礼乐、兵农、执射、执御、会计等实用之学。从实学出发，又主张实行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産。均田第一仁政也”(《拟太平策》)，反对豪强兼併。晚年研治经学，于《易》、《诗》、《春秋》、《四书》皆有推阐，自谓其治经宗旨爲“取其经义，犹以证我道德经济”(《恕谷后集》卷一一《诗经传注题辞》)。晚年在政治见解和治学方法上与顔元稍有分歧，自谓“此係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书习斋存治编后》)表现了“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著作颇多，主要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平书订》、《恕谷后集》、《恕谷文集》等，后人编入《顔李遗书》。

尤金·奥尼尔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年10月16日—1953年11月27日），爱尔兰裔美国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于1888年10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一家旅馆诞生。1906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一年后因犯校规即被开除。1920年，奥尼尔的《天边外》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普利策奖，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1929年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居住在美国佐治亚州一个远离海岸的岛上专心写作。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11月27日，奥尼尔在波士顿一家旅馆逝世。他一生颠沛流漓,淘过金、当过水手、还作过演员和见习记者。丰富而坎坷的生活,成了他后来许多剧本的创作源泉。他一生写了五十多部剧作,曾先后四次获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作品主要有《琼斯里帝》、《毛猿》、《天边外》、《长夜漫漫路迢迢》等。他能深切体察人生,充分掌握写作素材,创作思想深遂,语言精炼,特别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敢于大胆创新,冲破旧传统,对现代戏剧发展贡献极大。

智诚

释智诚法师（1908年10月31日-1994年4月29日），俗名周文龙、周文华，曾用法名仁慈，1908年生于江苏省泰县北曹村。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排行第四，父母皆为佛教徒。

智诚法师自幼聪颖过人，喜静好学，因常随父母到西方庵礼佛，对佛教产生深厚向往，七岁时在西方庵礼能定和尚为师出家，祖派临济。此后他通学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诸宗。1923年，法师在江苏省高邮县放生寺天台佛学院就读佛学，十六岁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之后又入宝华山律宗佛学院、宁波观宗寺弘法社、厦门闽南佛学院等地参学。

1933年，智诚法师受太虚法师委派至广东省潮州市开元寺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1936年，他被潮州庵埠灵和寺礼请为住持。在此期间，面对当时中国的战乱局面，法师目睹百姓疾苦，为祈祷世界和平，他发愿刺舌血写经。1937年农历2月19日，法师闭关，在灵和禅寺后浮坛左侧的一厅二房内，每日上午八时准时取血，用舌血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和《普贤菩萨行愿品》，历经一千多个日夜，于1940年完成这两部七十多万字的佛教经典，且经文全部用楷书书写，从头至尾无错漏一字。

新中国成立后，智诚法师历任汕头佛教协会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潮州开元寺、苏州承天寺、庵埠灵和寺住持，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名誉理事等职，还曾被荣选为汕头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市第六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政协委员等。

法师一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每遇他人遭难，都尽力帮助，济寡怜孤、救急扶危的善事数不胜数。他生活简朴，布衣粗食，一切供养收入都用于赈灾济困、建寺育人。1985年7月19日，法师应泰国慧光觉苑等佛教团体邀请访泰，受到泰国公主亲自接待。

智诚法师博学多才，工诗能文，不仅佛学造诣精深，书法造诣亦十分不凡。其楷书作品端庄秀丽而不媚俗，骨力中藏而不生硬，晚年书法更臻炉火纯青之境，在潮汕地区乃至东南亚都享有盛名。此外，他还著有《八识规矩颂讲解》《唯识精义》等书，编写过《潮州佛教史》《汕头市佛教史》等。

1994年4月29日，智诚法师于广东省汕头市圆觉精舍吉祥而卧，安详示寂。他一生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甘守清贫，自奉甚俭，为佛教尤其是潮汕地区的佛教发展贡献巨大，是近现代岭东屈指可数的高僧大德。

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生于今福建厦门集美镇，父亲是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一生，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 毛主席曾书赠他八个大字：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离开苦难的祖国，随父亲去新加坡经商。靠他的聪明勤俭，实业兴旺发达，到1925年，他已成为拥资1200余万元的南洋著名华侨资本家。然而，他的钱并不是用来自己享受，而是把每一分钱用来报效自己的国家。

他爱国。早在1910年，就毅然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曾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拍电报给陈嘉庚，陈毫不犹豫汇款五万元，供南京临时政府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没有消沉，决定兴办教育，以砥砺民族精神。

家乡集美是陈嘉庚实现宏愿的第一块地方。他时常出现在背山面海的厦门，同建筑师一起踏勘，先后办起了各级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商专、厦门大学。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保证厦大等学校的开支，他变卖了苦心经营的产业。1933年，外国财团要他停办厦大和集美学村，并准备把他的企业收为附庸，被陈嘉庚断然回绝了。他坚定表示：个人荣枯事小，贻误青年罪大。教育救国矢志不移。

抗战爆发，陈嘉庚由于倾资兴学、爱国赤诚，被公推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他明确提出“全面抗战”、“长期抗战”响亮口号，并为抗战筹集了数量可观的资金。而且，陈嘉庚还巧妙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参政会发出 “敌人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提案，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贼面目。

1940年，他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率领“南侨慰问团”访问了陕甘宁边区，会见了毛主席等领导人，为解放区军民一家、同仇敌忾的气象而倍感振奋，从而坚信共产党必胜，更加积极支持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

全国解放，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到“梦寐神驰”的祖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务。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陈嘉庚一生简朴，自奉甚薄，临终遗嘱，将国内银行三百万存款交公。

王履

王履(1332—1391) ，明初诗文作家,画家,医学家。字安道,号奋翁,又号畸叟。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笃志问学,博通群籍,教授于乡里。亦精通医术,尽得金华朱彦修所传。能诗文、工绘事。洪武十六年(1383)秋,年已50余,仍往访华山,凌绝顶,探幽宝,归作图40幅、记4篇、诗150首。幼年时长工张一,随其同访华山,助其完成华山图记。卒年已不可考。著有医书《百疾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溯洄集》。他的华山诗,可谓尽得其高奇旷奥之胜。《入山》云:“庐山秀在外,华山秀在里。”《苍龙岭》云:“惊魂及坠魄,往往随风吹。”《宿玉女峰》云:“松林延幽风,倏忽天乐沸。”《入夜闻声、疑风云大作、不敢睡》云:“松底踏碎月,过清寒不支。”《铁锁》云:“伯梁度世无寻处,卷取松风独自还。”《林中遥见白物,疑是白鹿》云:“何当快与刘根约,白玉床前看紫云。”《下山近青柯坪》云:“一涧破秋寂,万松嘘昼寒。”《石棋局》云:“弈仙何处石坪空,细细松风婉婉风。”《玉泉院》云:“昨转希夷洞,傍山两画屏。宿云团滃白,微峭吐寒青。”其描绘景观犹如有声有色的电影。记也是较为出色的散文,同诗一样,具有移步换景的情趣。诗文都可说是他提倡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艺术观的结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道:“自有华山以来,游而能图,图而能记,记而能诗,穷揽太华之胜,古今一人而己。”

郑文焯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小字豫格，别号瘦碧、冷红词客，晚号大鹤山人。满洲正黄旗汉军籍，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后复本籍，自称汉代郑玄之后，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父瑛棨，官至河南巡抚，工诗书画，有“三绝”之誉，世称兰坡先生。少从父宦游南北，濡染家学。光绪元年(1875)顺天乡试举人，出陈宝琛之门。次年会试未中，授内阁中书。后屡试不售，遂绝意仕进。爱吴中山水，南游苏州。戊戌政变后，感愤国事，弃官居吴不出。历任江苏巡抚皆慕名延赞幕府，又尝为存古学堂都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清史馆尝聘任纂修，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聘任金石学教授，均辞谢不就。以行医鬻画自给，孤贫以终。

郑文焯博识多才，工诗文，好训诂考据，长于金石书画，并通医学，尤以词名于世。尝由学琴而讨论古音，进而精研词谱声律，于讲求四声清浊之外，更上求古乐遗谱。取张炎《词源》校审笺释，成《词源斠律》一书。俞樾称其“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瘦碧词·序》)，故所为词声出金石，句妍韵美。词风雅近姜夔、张炎、周邦彦，“感兴微言，深美闳约”(谭献《箧中词续》引文烺语)，“摛藻绮密，由梦窗以跂清真，近时作手，颇难其匹”(谭献《复堂日记》)。而“久孤于世，无所放其意，则托诸微言”，每于写闲居生活、山水清游中寓怆怀身世，感伤落拓之情，于清末史事多致忧愤沉痛，“缱绻恻怛以喻其致，幽噎凄戾以形其声，横歌哭而变风谣”(朱祖谋《苕雅余集·序》)。时人亟推誉之，列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诗亦神韵邈绵”(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而为词名所掩。有《瘦碧词》二卷、《冷红词》四卷、《比竹余音》四卷、《苕雅余集》一卷，后删存为《樵风乐府》九卷，并《词源斠律》三卷、《绝妙好词校录》一卷，及《医诂》二卷、《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一卷、《扬雄说故》一卷，合刊为《大鹤山房全集》。另有《大鹤山人诗集》二卷。生平事迹见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孙雄《高密郑叔问先生别传》(均见《碑传集补》卷五三)，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一名《大鹤山人年谱》，1941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