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雷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年7月18日—1863年12月24日)，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早死。萨克雷6岁回英国上学，从小喜欢写诗作画，剑桥大学没有毕业就到欧洲大陆游历，拜访了歌德，后到巴黎学画。1833年有关银行倒闭，萨克雷父亲留下的大笔存款化为乌有。从此自谋生计，这年主办了《国旗》周刊。1836年任《立宪报》驻巴黎记者，同时对政治很感兴趣，持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观点。一方面发表文章，一方面到英美各地讲演。1857年在牛津区竞选议员失败，1859年任新创刊物《康希尔杂志》主编。萨克雷家遇不幸，结婚后第四年妻子便精神失常。他厌烦别人干预自己的私事，临终嘱咐两个女儿：“我死后不要别人写传记，切记”。1863年圣诞节前夕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萨克雷从1833年发表文章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磨练，更换笔名20来个。1847年用真名在《笨拙》杂志上连载《名利场》，这才成为名重一时的大作家。早期的45个特写收在《势利者集》 (1847)中，广泛地描绘了社会各阶层，城乡各地区的势利者的形象。萨克雷本人骤变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使他对事物持怀疑和嘲笑的观点，特别对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关系，这种势利关系产生的危害，有深刻的体察。另一部作品《潘登尼斯的历史》(1850)描写一个破落贵族青年满怀幻想进入生活，不断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鄙弃，饱尝辛酸，最后才重视身边诚实纯洁的姑娘，和她结婚，主人公早期的经历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重要小说《纽克姆一家》(1855)揭露中产阶级生活的丑恶，同时塑造了老纽克姆上校和埃塞尔小姐两个正面人物形象。老纽克姆在议会中发表的激进政治纲领，如主张所有男子都有选举权，提高低工资，削减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实际上是作家本人的意见。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1852)以18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王党的复辟活动为背景，以回忆录的形式忠实地描绘了一些历史人物，塑造了一个更出色的人物艾斯蒙德，他无限热爱和忠实于显贵的亲戚，而亲戚却利用这种崇高感情夺去他的财产，唆使他参予阴谋活动。他冒险拼命为斯图亚特王室的后裔争夺王位时，那个浪荡子却无所事事，正向一个美女大献殷勤。艾斯蒙德在自己的高尚品德受到嘲弄之后，愤而出走美国。作品《弗吉尼亚人》(1856)便是描写艾斯蒙德的外孙辈的故事。最后一部小说是《丹尼斯·杜瓦尔》，仅完成8章。他的一系列文笔隽永的小品文收在《转弯抹角的随笔》(1863)中，讲演收在《英国幽默作家》(1853)和《四个乔治王》(1860)两个集子中。

萨克雷认为艺术的使命就是无情地揭发当权阶层，而高度的审美能力和怀疑主义又促使他特别善于揭去贵族和资本家所蒙的假面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罪恶的揭发，冷竣无情，讽刺尖刻。萨克雷笔下的人物不是单纯的或好或坏，有深刻的内心活动，同时重视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从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用典型的细节多方面刻画人物。代表作品《名利场》中的主人公蓓基就是所塑造的19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女冒险家的典型。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夹叙夹议，冷嘲热讽， 自成一种独特风格。

纪伯伦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阿拉伯文：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英文：Gibran Kahlil Gibran，1883年1月6日—1931年4月10日），黎巴嫩作家、诗人、画家。1895年随家迁居巴黎，后至美国。两年后回国，在贝鲁特学习阿拉伯文、法文和绘画。1908年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为当局所不容，书被查禁，作者被逐，再度去美国。后到巴黎学习绘画和雕塑。1911年重返美国，次年迁往纽约长住，直至逝世。

第一批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灵魂》描写黎巴嫩的阿拉伯人生活，他在这些作品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2)写东方妇女悲惨的命运，作者捍卫妇女的爱的权利，谴责购买未婚妻的恶习陋俗，揭露地主的专横暴虐，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创作的特点是批判社会偏见和不合理的法制，对被压迫被损害者充满同情(如短篇小说集《暴风雨》，1920)。他在阿拉伯各国和西方发表了许多关于音乐的文章，并出版了《音乐》一书。他在诗歌中赞颂大自然的美和爱情(散文诗集《泪与笑》，1914;《行列圣歌》，1918)。1920年，一群黎巴嫩和叙利亚侨居美国的作家，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著名的海外文学团体“笔会”。10多年来这个团体出版作品选和会员们的创作，向西方介绍阿拉伯文学，对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去世前的10年里他用英语创作了一些作品，《先知》(1923)即为其中之一，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这部作品中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理智与热情，善与恶、法律与自由等等，提出了充满哲理的看法。此书获得世界声誉。其他作品有《沙与沫》(1926)、《人之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1)等。

纪伯伦的创作对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不仅如此，他对阿拉伯绘画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作品已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早在1931年就翻译了他的名作《先知》。

杨时

杨时(1053—1135)，宋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省将乐县)人,因久居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熙宁九年(1076)进士。曾以理学家程颢、程颐为师，一日与游酢见颐瞑目而坐,侍立不去,及颐觉,门外雪深一尺矣，有“程门立雪”故事。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程颢非常器重他,南归时,以“吾道南矣”相送。杨擅长理学，他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开启之功,被尊为“闽学鼻祖”。崇宁五年(1106)，任余杭令。其时，权臣蔡京葬母于余杭南湖之侧，欲浚南湖潴水，以壮形胜。时征询父老，皆曰不可。时不畏权势，竭力劝阻，京乃止。民感其德，建龟山书院以示纪念。成化中，又改为“三贤祠”，祀陈浑、归珧、杨时三人。政和二年(1112)调任萧山县令。当时县城周围的崇化、新义、由化、夏孝等乡农田易涝易旱，连年遭灾。熙宁和大观年间，县民曾两次奏请在低田处筑堤蓄水为湖，以浇灌周围农田，均未实现。杨时到任后，实地勘察地形，会集各方意见，决定废低洼田3万余亩，周长80余里，蓄水成湖，用以灌溉周围9乡农田，受益面积达14.68万余亩。因其地山水清幽，景若潇汀，故名“湘湖”。人们为纪念杨时开筑湘湖的业绩，于明成化元年(1465)在城厢镇西门外净土山麓建造德惠祠，以颂其功德。

杨时离萧山后，又历任秘书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国子监祭酒等职。宋高宗即位后，杨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晚年，告老还乡故里，在家乡龟山讲学。南宋绍兴五年(1135)逝世，终年83岁。宋高宗赐“左太中大夫”，谥文靖。有《礼记解义》、《列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经义辨》、《解字说》、《二程粹言》、《龟山集》等著作。

阿道司·赫胥黎

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年7月26日——1963年11月22日），英格兰作家。属于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生物学家、进化论支持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少时就读于伊顿公学，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他下半生在美国生活，1937年移居洛杉矶，在那里生活到1963年去世。曾想做医生，却因为视力障碍改变初衷，从事了文学。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具有超人的预见力。尽管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但在学习了盲文后，他逐步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并在20世纪成为一个明星人物。他以小说和大量散文作品闻名于世，也出版短篇小说、游记、电影故事和剧本。通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赫胥黎充当了社会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拷问人，有时候也是批评家。赫胥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是在晚年也对通灵题目如超心理学和哲学和神秘主义感兴趣。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赫胥黎在一些学术圈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他在1932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让他名留青史。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 《铬黄》（1921）、《男女滑稽圆舞》（1923）、《光秃秃的树叶》（1925）、《点对点》（1923）、《瞎了眼睛在噶扎》（1936）、《几个夏季之后》（1939）、《时间须静止》（1944）、《天才与女神》（1955）、《岛》（1962）等。

周邦彦

周邦彦（1057年—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为太学生，元丰六年(1083)献《汴都赋》，受神宗赏识，名动天下，诏由太学外舍生试太学正。后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绍圣中召为国子主簿，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迁校书郎，历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仪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隆德府，徙知明州。政和中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掌审定音律、制乐作曲。后出知顺昌府，徙知处州。宣和三年卒于南京。

周邦彦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当时“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其词内容或表现相思恋情，怀古伤今。或抒写羁旅行役之感。还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他善于以精美的辞藻创造意境，烘托气氛，通过回忆、想象、联想，前后映照、回环闪转地表现思想感情，言情体物比前人更为精巧、典雅、缜密。又工于刻画钩勒而不显雕琢之迹，周济誉“愈钩勒愈浑厚”。他还善于运用典故，融化六朝小赋及唐人诗句入词，讲究语言的声调色泽，形成了富丽精工而音调谐美的语言风格。又注重作品的总体构思，章法多变，结构严整。如《六丑》 (“正单衣试酒”)、《少年游》(“并刀如水”)、《兰陵王》(“柳阴直”)等，都是体现他艺术风格的名篇。他还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创制了一些新的词调，对宋词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由于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丰富成就，他被看作是婉约派词的集大成者。又由于其词音韵格律精审，受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推崇效法，因而他又被看作是格律派词的创始人。自宋至清，周词均受到极高评价，至有“词家之冠”、“词中老杜”等美誉。但其词内容单薄，是较大缺陷。周词在宋代广为流传，版本众多。宋人陈元龙、曹杓等曾为作注。词人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人还分别为他的词逐首写了和词。这在词史上都是空前的，足可见其影响之大。

周邦彦又擅长诗文。其诗多已失传。从现存少数作品看，风骨凛然，绝不类其词风。其文亦多散佚，宋人张端义曾称：“美成文笔大有可观，……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贵耳集》)词集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有《四印斋所刻词》本、中华书局校点本。又宋陈元龙集注《片玉集》10卷，有《彊村丛书》本。诗文集有南宋楼钥编《清真先生文集》24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清真居士集》11卷，均佚。又著有《清真杂著》3卷，《操缦集》5卷，今皆不传。

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字润寰，号泽膺，湖南省湘乡县人，1895年3月30日生于上海。1899年，蔡和森随家回永丰定居，13岁时入其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做学徒。1911年，他入永丰国民初等小学读书，一学期后跳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萌发了救国救民思想，开始追求革命真理。

1913年初，蔡和森考入长沙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他结实了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共同研究历史、哲学，深切关注社会问题。1915年，他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蔡和森认真阅读钻研《新青年》杂志，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下， 曾编出一部《近百年来国耻史》，引起强烈反响。

1917年6月，蔡和森于湖南高师毕业。为了探求救国的道路，他将全家迁入长沙，一面发奋自学，不断吸取新思想，一面与毛泽东等接触社会实际。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改造国家，非集合同志，组织团体不可。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等在蔡家正式成立了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组织新民学会。

此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蔡立即在湖南着手这一工作，决定了“会友向外发展”的方针。

1918年6月，蔡和森到达北京，筹划勤工俭学事宜。与此同时，他积极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想和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拜访了李大钊，读了李大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曾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了效仿列宁的意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和森积极组织在京湖南青年投入这一运动。 6月底，他回到长沙，一面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一面介绍在京联络情况，发动湖南青年赴法。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向警予等30余人由上海启程赴法，次年1月30日抵马赛，二月初到达巴黎，入蒙达尼男子中学。他刻苦攻读法文，仅半年时间，就“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①他收集了马列主义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近百种，准备翻译后向国内介绍。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13名会友在蒙达尼男中举行会议。蔡和森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在讨论改造方法和道路时，蔡和森力主“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②，并与以肖子昇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使一部分原信无政府主义的会友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此外，蔡和森还帮助改组了李维汉、李富春等于1920年2月成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该组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大，蔡和森主动与该会成员谈话，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展》、 《国家与革命》等介绍给他们，组织讨论。在他的帮助下，1921年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为“工学世界社”，大多数成员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此期间，蔡和森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③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蔡和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20年8月、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和次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建党理论、路线及组织原则。

首先，蔡和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和改造世界。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 中国也不能非此”。中国“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论证了中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其次，蔡和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解放”。因此他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蔡和森主张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都做了较系统、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 “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蔡和森所论述的建党理论对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正在酝酿中的建党活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21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表示对他的观点完全赞同， “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底，蔡和森由于参与领导留法勤工俭学从事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借款等斗争，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名遣送回国。不久，他即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2年5月，蔡和森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民主革命政治路线。蔡和森出席了大会，并且是宣告起草人之一，对党的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9月，党的新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任主编。他以《向导》为阵地，先后发表署名文章130余篇，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的革命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①中国的政治问题非“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②

1923年6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蔡和森拥护这一方针，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他在《向导》上发表许多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强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此外，蔡和森还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台柱子。因此，他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还与李大钊创办了北方党的刊物《政治周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其中《何以救知识阶级》一文，是我党早期分析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之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蔡和森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提出了以罢课、罢工、罢市反抗帝国主义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还在《向导》上连续发表评论，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和阴谋，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

同年10月，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赴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1926年春，他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的革命斗争历史，区分新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使命，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著作。

1927年初，共产国际为加强中共中央领导力量，决定蔡和森回国工作。4月1日，他途经长沙时，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集的万人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武装问题，随后前往武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在会上和毛泽东等一道严肃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同年5月18日和21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蔡和森向中央提议以暴动对付暴动，六月又提出“两湖议案”，建议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发展工农武装，但都未被采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蔡和森参加了“八七”紧急会议。他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后，他离开武汉到北京，不久又迁驻天津，与王荷波等一起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改组了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他还在彭真协助下，多次赴唐山煤矿，领导工人运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蔡和森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多次作了重要发言，总结了党在一战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 批评了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得出了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割据局面是可能的结论。在会议选举中，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六大”结束后，他同李立三等回国，参与领导全党的工作。不久，由于受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中共党内受到错误打击。由于他反对冒险进攻城市，被攻击为“右倾”，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的职务。1928年底，他因病重被党送往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0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蔡和森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中央领导工作。9月，他在上海出席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随后再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

1931年初，蔡和森回到国内，又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没有恢复蔡和森的职务，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 3月，蔡和森服从组织决定到达香港，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工作。

是年6月10日，蔡和森在出席香港海员的一次重要会议时，被叛徒顾顺章认出，当即被捕。他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但坚贞不屈，被残酷杀害，时年36岁。

田文镜

田文镜（1662年—1733年），字抑光，汉军正黄旗。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故受胤禛眷遇。命巡抚河南,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开荒田,督催甚急。诸州县稍有拖延,谴谪立至。尤恶征税缓欠,少忤意,辄劾罢。授河南山东总督。山东河南被水、帝命蠲免钱粮。然奏请实未成灾,仍照额完兑。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病乞休,寻卒。谥端肃。

雍正元年(1723)，命他到陕西祭告华山。他回京复命时，将路过山西时看到的荒年歉收情景汇报给皇帝，言词激切。雍正帝认为他能直言无隐，命他前往赈济，并代理山西布政使。田文镜在管理工作方面有一定才干，他在山西时，将历年亏空清理完毕，官场风气也大为改观，因而受到雍正帝赏识。雍正二年(1724)，任河南巡抚，他为政严历细密，直促下属进行清积欠、开荒田等工作时，限期完成，稍有延误，即受处分。他还厌恶士人腐儒。直隶总督李绂于雍正四年(1726)曾参奏田文镜待人苛刻，雍正帝申斥李绂妄语不实。雍正六年(1728)，清廷因田文镜为官公正廉明，破格任命他为河南山东总督。雍正七年(1729)，山东发生水灾，河南也被波及，清廷令蠲免灾区应缴田赋。田文镜上奏说，河南虽被水患，但并未成灾，可照旧缴纳钱粮。其后，清廷发现田文镜上奏情况不实，河南的灾民竟有卖儿鬻女现象，遂派侍郎王国栋去河南赈济。雍正十年(1732)，田文镜病死，谥端肃。入祀河南贤良祠。田文镜生前极受雍正帝信任。雍正帝曾说，如果各地的总督、巡抚都象田文镜，天下即可大治了。实际上，他急于事功，执法苛刻，在任所的名声并不尽如人意。乾隆帝即位后，尚书史贻直曾上奏河南的民情。乾隆帝指出，田文镜任督抚期间，在民间苛刻搜刮，其下属也竞对百姓进行剥削，以致民间困苦不堪。他陷匿灾情不报，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来，河南巡抚雅尔图又上奏：河南百姓怨恨田文镜，此人不宜入祀河南贤良祠。乾隆帝认为入祀贤良祠之事系雍正帝亲定，不宜翻案，故未同意。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生于大阪。自幼失去父母，16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祖父也去世。他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孤儿的生活感受对他后来创作产生影响。1920年川端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院，在此期间，他与同人复刊《新思潮》(第6次)，并发表短篇小说《招魂节一景》(1921)，博得作家菊池宽的赏识。1924年春，他从东京大学毕业，步入文坛，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并发起“新感觉派”运动。他们受欧洲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以及“革新文体”，用以对抗既成文坛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新感觉派衰落后，他创办《文学界》杂志，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的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如《水晶幻想》等。川端前期作品一是表现自己的孤儿感情，二是描写舞女、艺妓等处于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活的追求。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十六岁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其中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作者的成名作，描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在旅游途中与一个14岁的卖艺舞女之间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情调。

40年代以后，川端的创作走向成熟与完美。他的作品集传统的美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东、西文学精华为一体，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他以《雪国》(1937～1947)、《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三部中篇小说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以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作家。《雪国》描写游手好闲、坐食祖产的东京人岛村3次去雪国同艺妓驹子相会的故事。表现了下层艺妓对生活的徒劳追求、对爱情无望的期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千只鹤》写主人公同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间的恋爱故事。《古都》主要描写一对贫寒的孪生姐妹，分别在贫富不同的两个家庭中长大成人，重逢相识而又分离的故事。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以虚无主义思想为基础，从直觉感受出发，形成孤独、哀愁、颓废的基调。他以细腻的情感，追求颓废的美、虚无的美，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

川端以其出色的创作，赢得极大的荣誉。他曾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除诺贝尔奖外，他还获“艺术院奖”和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的“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

陈澧

陈澧[lǐ]（公元1810－公元1882），字兰甫，号东塾，自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少时入粤秀书院肄业。尝从张维屏问诗法，复问经学于侯康。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第，大挑选授河源县训导，旋告归。选知县，不仕，毕生致力于学。掌广东学海堂长数十年，晚为菊坡精舍山长，成就甚众。少好为诗，其师程恩泽尝言：“近人诗多困卧纸上，此能于纸上跃起者。”(陈澧《与陈懿叔书》)。长而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算术、乐律、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究讲习。中年后主攻诸经注疏及子、史，终以经学精邃赅博名当世。其治经能会通汉学、宋学、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有乾嘉学者精谨之风，而无其门户之习。尤深于乐律、切韵、水道之学。诗文亦资于学力而深造自得。张维屏称其“为古文得古人苍健之气，骈体气息多近六朝，诗词不专主一家，而出笔能自摅胸臆”(《艺谈录》)。诗作不多，然出于至情，超然清妙，“是真得王、孟神髓者”，“极清微淡远之致”(方濬师《蕉轩随录》)。邱炜萲亦谓“其诗之高华朗秀，于清字煞有内工”(《五百石洞天挥麈》)。词则自存面目于绮靡、奋厉两派之外，意境高妙渊然清雅，谭献所谓“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箧中词续》)。著有《东塾集》六卷，《陈东塾先生遗诗》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东塾类稿》(不分卷)《东塾读书记》一五卷，《东塾杂俎》一四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九，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稿》(《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号)。

杜佑

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宰相。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生于累世仕宦之家。其父杜希望，玄宗时做过鄯州都督，颇有军功。杜佑18岁，以父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此后入幕府，因长期爲官下层，对社会利弊较爲瞭解。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和籴使、判度支等职。所任职务，都与国家财赋收支有关，故能洞悉制度得失。后爲卢杞排挤出朝，迁岭南节席使，充淮南节度使，成爲封疆大吏。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拜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迁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卒，享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安简”。杜佑自幼随父读书，酷爱学习，经常读到深夜。年长以后又长期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在从政实践中，使他认识到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杜佑生活在唐王朝由全盛走向衰败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他在晚年身负重任，得览全局，便于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唐宪宗极敬重他，上朝不呼名，仅以司徒称他，足见其德高望重。杜佑著述有《通典》200卷，《理道要诀》10卷等。《通典》集中反映了杜佑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宋代郑樵、元代马端临先后仿其例作《通志》、《文献通考》，合《通典》，即是治史者必备的“三通”。

《通典》一书，其编著时间，起于“大历之始”(李翰《通典原序》)，终于“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经历了35年的漫长时间。杜佑的《上通典表》也说：“至于往昔是非，可爲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 《旧唐书·杜佑传》)

杜佑著《通典》所採史料上起周秦，下及当代官私著述，引书多达248种以上。杜佑对这些史料并非简单照抄，而是按经济、政治、军事、地理、边疆、各族等九个方面加以系统整理、分析、评论，编撰成书。其中主要是刘秩的《政典》，“开元末，刘秩採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 《政典》。大爲时贤称赏，房琯以爲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爲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 《通典》”(《旧唐书·杜佑传》)。刘秩是唐朝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政典》是按照《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所掌的职务，来汇集材料的。杜佑研究了《政典》深受启发，但犹以爲未尽，便决心博採羣籍，并藉助该书撰《通典》，但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再加上开元时代所编的《礼志》、《乐志》材料，扩大范围，充实内容，著成《通典》。所以说《政典》是《通典》的主要参考材料。

《通典》的篇目内容宽泛，所取史实的历史时间，包括上自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宗爲止，它是仿照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把断代体改爲通史体写成的。《通典》共有200卷，分爲9类 (兵刑分而列目则爲9类，合而爲一则爲8类)其篇目是： (1)食货典12卷，(2)选举典6卷，(3)官职典22卷，(4) 礼典100卷，(5)乐典7卷，(6)兵典15卷，(7)刑典8卷，(8) 州郡典14卷，(9) 边防典16卷。

他在仕途的几十年间，正是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皇权严重削弱。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为了寻求解决时弊、拯救危乱的方略，他涉猎古今，把同社会生产、民生利弊、国家安危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集中整理，研究其沿革废置、损益变化的过程，探讨利弊得失和所以变革的道理，以历史是非“为来今龟镜”， “将施有政，用义邦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引《献<通典>表》);同时，鉴于开元来刘秩所著《政典》条目未尽，颇有错漏，遂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在广泛搜集资料，参考前代书志体例的基础上撰修《通典》，前后历三十六年时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始成。《通典》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从此，确立了史籍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并立的“政书”典制体裁。杜佑著书的目的在“经世”、 “政治”，故选择“经邦济世、富国安民”所不得不深究的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详尽地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不仅列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等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重视历史的客观实际、变革及其影响，反对空谈义理，反对主观褒贬;治史多从社会实际出发，着意扩大研究历史的视野，从更广的范围去考察社会结构，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观点，既论证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影响，又强调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列食货于全书之首，置田制于食货之先。尤其是在论述各典章制度的损益变革中，他已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而且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步地前进;并且把这一进步的历史观贯穿其史论之中。 《通典》作为杜佑的代表作，其书体例与史学理论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三通”以至后来的“九通”、 “十通”史书的开创者。除《通典》外，杜佑还著有《理道要诀》等。

葛拉西安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1601年1月8日--1658年12月6日），是17世纪西班牙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耶稣会教士。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年出生于西班牙阿拉贡的贝尔蒙特村（Belmonte）。1619年，进入耶稣会见习修行，此后历任军中神父、告解神父、宣教师、教授及行政人员等职。他从未出任过重要公职，但是常与政治人物交友往来，这些人生经验都成为他写作思考的源泉。他的寓言小说《批评家》是西班牙最有力的讽刺作品之一。1637年，其处女作《英雄》问世，旋即引起轰动；1640年，讨论领袖资质的《政治家》出版；1643年，分析诗歌的《诗之才艺》出版；1647年，巅峰之作《智慧书》问世。 因葛拉西安其笔锋犀利、讥讽政治，被耶稣会警告，未获批准不得出版作品。1651年，寓言小说《批评家》问世。为此，他被耶稣会解除了教席，放逐到一个乡下小镇，直至1658年终老于此。

周鲠生

周鲠生（1889年3月6日—1971年4月20日），原名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位塾师家里。周鲠生家境贫寒,四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父亲亡故。他幼年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跟读,父亲去世后,在父执资助下于1900年进了谭延闿在湖南创办的省立第一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06年被送到日本留学,先学实业,后来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辛亥革命爆发前,周鲠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从日本回国,撰文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912年元旦,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由黄九言、曾毅、杨端六等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1],周鲠生与李剑农等受聘任编辑。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后,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独裁统治,不久被查封,编辑人员遭通缉。周鲠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913年7月由上海出国。周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法国学习的周鲠生参与了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住所,阻止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1年,周鲠生由巴黎回国,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翌年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在这期间,除教学外,潜心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1924年末,全国掀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周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同时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周鲠生开始时对段此举抱有幻想,他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一文中写道:“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之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察。”[2]可是,善后会议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平民主的秩序并没有实现。周鲠生的幻想破灭了。他在《时局的危机》一文中说:“总之,今日时局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执政府和善后会议似乎全没有应付这个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最初对于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的希望,一天薄似一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根本的方法,是在民众势力的组织上做工夫。无论时局变化如何,毕竟国事还须得国民自己来负责;非到人民觉悟到自己责任和利益,而其努力有确实的组织时,恐怕特别势力总不会消除,政治总不会上民治自由的轨道的。”[3]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来他被聘参与制订宪法的工作,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个月后以“不愿从政”为辞自动退出。

1929年9月,周鲠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1935年1月担任该校法科研究所主任,同年10月改任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该校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直至193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周鲠生除了讲授宪法、外交史、国际公法等课程外,仍然致力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并出版《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公法之发展》、《万国联盟》、《领事裁判权》等专门著作,以及《近代国际政治小史》、《法律》等小册子。在这些著作中,《国际法大纲》一书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编辑出版的,内容繁简适中,要点俱备,书首附有基本参考书目,书末附载文献资料,是各大学和法政专科学校的基本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夹叙夹议,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将近百年来国际风云,各国外交政策,著名外交家的活动,尽收书中,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由于供不应求,很快增订再版三次。《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公法之发展》等书,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势,均有详尽论述,且见解独到。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不只是停留在评介国际法典及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很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秩序,在《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法及时评的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一个调查团,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五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国联所谓调解的骗局。他在文章中指出:“东省事件发生以来,快到一年有半的时日,中国自始即依赖国联,不但迄今尚无解决,日本的暴行且有加无已。所以中国人对国联的失望,甚至唾骂国联……亦在情理之中。”[4]

不久,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加入“国联”,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周鲠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中,根据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引用《国联调查报告书》中称,满洲国“其主要政治及行政权,均操诸日本官吏及日籍顾问之手”,揭露了企图将伪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吸收入“国联”的阴谋。他呼吁全国人民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构成一个法律的大阻碍”[5]。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国联”终至不敢吸收伪满洲国加入。

1939年,周鲠生赴美讲学,并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4月他担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世界各国学者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写成《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在国外出版。

1945年夏,周鲠生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为抗战取得胜利而兴奋,准备为繁荣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大学三五级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的题词[6],以示对学生们的嘱托和自己的决心。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挑起内战,人民的和平愿望破灭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因战争经费激增,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武汉大学每月的教育经费不够支付水电之用。为了使学校教育工作不致停顿,周鲠生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工作照常进行。周对于进步学生所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运动,表示同情。1949年4月,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要注意。周说:“武大的情况我清楚,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那里有几百个中共党员,那不可能。”[7]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武大的阴谋。在学校安全互助团、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团结应变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8],使武汉大学的教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以后又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周鲠生虽已逾七旬高龄,体弱多病,仍然不辞辛劳,抱病坚持著作,在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国际法》一书,约六十万字,概括了近代和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详为论证,受到后学者的重视。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河上公

河上公，又号河上丈人，道教仙人。传为西汉初年道家人物,精通《老子》的学者。嵇康《圣贤高士传》说:“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葛洪《神仙传》卷三《河上公》说：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数事，闻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先派使者前往询问不果，于是亲自向他求教。公乃授《素书》二卷与文帝，告之以熟研此书，则所疑自解。文帝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所授《素书》即后世广为流传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又称《老子河上公注》。从魏晋到唐代，《河上公注》在道教徒中传诵，据唐《传授经戒仪注诀》所载，为道士必诵的经典。道教奉河上公为“河上真人”。

刘勰

刘勰（约465年—约520年）南朝文学评论家，思想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得婚娶，乃恃依沙门僧佑，与之相处十年余，遂博通佛学经论，并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刘氏任奉朝郎迁东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县)令，政有清绩，除仁戚南康王记室、兼东宫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萧统好文学，深爱接之。刘氏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其制文。后奉诏与慧震和尚于定林寺编集经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烧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与寺中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心雕龙》乃刘勰之主要著述，其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自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此一文论专著，强调创作之指导思想，畅述文休及文学之演变，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虽无系统明确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但他的文学之“道”，却有明显的哲学二元论倾向。它承认天人的一致性，以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仿声气于风雷。天地两仪既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故人为五行之秀，实地之心，其超出才物，为最灵之物。并且，人之灵性，还表现在不依恃鬼神而自己掌握自己。然而，人尽管灵于万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相同无异的。刘勰认为，“人禀五材(五行)，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人的才性是不同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才性来于天资，天资由内而发，是后天的环境和学习改变不了的。但是，人的真正价值不是形，而是名。形同草木，有生有灭，名逾金石，坚而不朽。所以，刘氏认为，君子处世，树德逮言以留名。显然，刘勰的人学思想是不完备的。刘勰当时有文集行世，存至今者有《灭惑论》一篇及《文心雕龙》五十篇。后者古来校释甚众.今人主要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

(1)人为五行之秀 刘勰继承中国传统的关于“气”的学说，认为人与万物都禀阴阳二气以生;无气.便无人与万物。但是，人与万物禀赋的气是有差别的。人禀灵秀之气而生，所以能超越万物，为万物之灵。他说：“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乎万物，亦已灵矣”。又说：“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显然，刘勰试图对人与万物的关系作出解释，但这个解释是非科学的。

(2)情出于性而情违性 刘勰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人之禀气，必有性情”。人禀气而生，生而有性情，有了性情，便有欲望。他对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作了说明：“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出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性之妨情，犹烟冰之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出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精销，情炽则性无。是以珠莹尘埃不能附，性明则情欲不能染也”。就是说，“性”感于物所发为“情”，“情”的载体或表现为“欲”; “情”虽产生于“性”而违“性”;“欲”虽产生于“情”而害“情”。所以，他又说：“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于衷，而彼此还相疑。故无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触应而成碍。由此观之，则情之所处，物之所疑也”。就是说，情欲是产生是非的主因，形成利害的根源，沟通人心的障碍，倘若发展下去，必将毁灭人身。

(3)将收情欲必在危微 刘勰从否定情欲存在的观点出发，提出收敛情欲于危微萌芽之中的修养论。他认为，人的耳目口鼻身体之欲，“此五者，所以养生，亦以伤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为贤智，或为庸愚，由于处于异也”。人之所以有生死之差、贤智庸愚之异，其根本点就在于是否能够收敛情欲。他举例说：“人有牛马放逸不归，必知收之;情欲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人的情欲与放逸的牛马一样，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敛。刘勰认为，收敛人的情欲，必须在情欲尚处于微小的萌芽状态。他说：“将收情欲，必在危微。情欲之萌，如木之将蘖，火之始焚，手可掣而断，露可滴而灭。及其炽也，结条凌云，煽熛章华，虽穷力运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势盛也。嗜欲之萌，耳目可关，而心意可钢;至于炽也，虽襞情卷欲而不能收，其性败也。如能塞先于未形，禁欲于危微，虽求悔恡，其可得乎?”刘勰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4)善恶性殊在染化 刘勰非常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他曾说：“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纣之人，可接屋而诛。非尧舜之民性尽仁义，而桀纣之人生辄奸邪，而善恶性殊者，染化故也”。刘勰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人性的影响。他说：“昆山之下，以玉抵鸟，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而人不爱者，非性轻财，所丰故也。挈瓶丐水，执萑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余故也。……食不满腹，岂得辍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体而施物?非性俭恡，不足故也。饥馑之春，不赈朋戚;多稔之秋，飨及四邻。不赈朋戚，人之恶;惠及四邻，人之善。盖善恶之行，出于性情，而系于饥穰也。以此观之，太丰则恩情生，窭乏则仁惠废也。”就当时来看，这个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5)人性怀慧积学而成 刘勰特别强调人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铸造、培养自己的性情，他认为，“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慧发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染使然也;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镜出于金而明于金，莹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生，长而异语，教使然也。……人性怀慧，非积学而不成。”当然，刘勰所主张的学的内容没有脱离传统的诗词、文章、音乐等。但是，刘勰有见地的是，主张“思顺”与“顺性”，即根据不同的时代、地域、风俗习惯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教育。他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是以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刘勰肯定教育对培养、改善人性的作用，这是可取的。

谢绛

谢绛(994或995—1039)，字希深，富阳人。谢涛子。以父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今属安徽)。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达数千言。翰林学士杨忆荐其文，真宗召试，擢任秘阁校理，判登闻鼓礼院、吏部南曹。仁宗即位后，迁太常博士，出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中，各地水旱蝗灾，黄河决口滑州(今属河南)。绛上书指陈时弊，建议皇上下诏引咎自责，“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纳其言。

后任编修官，参与修真宗朝国史。既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后通判河南府，虽在外，犹多次上书论事，言妖人方术之士不宜出入宫中。权开封府判官时，蝗灾严重，据以再论时政，请求廉政轻役，慎择官吏，宽施刑狱，与民休息。徙度支判官，主张编制预算，“历考岁用而裁节之”;又数言朝廷号令屡变，政出多门，宫廷侈糜，赐予无度等弊病。更进《理治箴》5篇。

景祐元年(1034)出使契丹。迁擢知制诰，判流内铨，出知邓州(今属河南)。至任，调集民工扩建美阳堰;又上书请修复钳卢陂，壅水灌注，可溉田3万顷，未成而卒。

谢绛为人稳重，深于涵养，而以文学知名，论议透辟，尤为儒林所宗。所至之处，“大兴学舍”。在河南时，修建国子学，亲自执教，远道来学者达数百人。平时乐施好客，卒后“家无余资”。有文集50卷(已佚)，王安石为述“行状”，欧阳修撰墓志铭。子景初、景温、景平，皆有文名。

秋瑾

秋瑾（1875—1907），女，激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1875年11月8日(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生于福建厦门。秋瑾的祖父秋嘉禾做过厦门知府。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

少年时代的秋瑾已经读了不少经史书，能诗词，又学会骑马击剑。

1893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是个纨袴子弟(王父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和秋的性情不合，家庭生活甚不融洽。1903年王花钱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他去北京。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秋瑾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曾作《宝刀歌》以述怀：“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还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她在京期间，结识好友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同搜求新书报，讨论“新学”，对民主革命问题有了一些理解。后来，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表明她在当时已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辛丑条约》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秋瑾想探求更多的新知识。1904年夏，她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只身到日本留学，“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是她当时出国心情的写照。到东京后，秋瑾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是年秋，秋瑾参加了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扇”(军师)，该会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9月，秋瑾创刊之《白话报》问世，该报鼓吹民主革命，重视妇女解放。11月，她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重组“共爱会”，以反抗清政府为主旨。12月，秋瑾结识了赴日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同年与在日本学习的鲁迅等人相识。

翌年春，秋瑾回国省亲及筹措学费，因陶之介绍，在上海爱国女学校认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由上海返绍兴，在热诚小学校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夏，秋瑾复去日本，当轮船过黄海时，她感时忧国，思绪万千，“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她挽救祖国的心声。她到东京后，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7月在该会成立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省主盟人。同年冬，清政府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由驻日清公使串通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异常愤慨，纷纷集会，讨论对策。当时留日学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求学，一部分则主张罢课回国，以示抗议。秋瑾是极力主张回国革命的。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她为了表示回国干革命的决心，同时也针对有些人对她(他)们回国动机的怀疑，从靴筒里抽出她自买的一把倭刀，猛然往讲台上一插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是一个很有声誉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她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国前她留信给在日友人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回国后，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书，与徐自华、徐蕴华姊妹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友谊。初夏辞职离校，转赴上海，与陈伯平等人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祥熊等人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张恭等人运动浙江会党，做起义准备。同年9月，秋瑾与陈伯平等人在虹口祥庆里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炸伤手臂。

同年冬，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她在该报发刊辞中大声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伴随着她的革命实践，她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也更加明确，更加炽烈，“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在创办《中国女报》的同时，秋瑾把她的目光投向军事方面。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刘道一等人联合会党，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会员集议于上海，计划起兵响应，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会党。不久她回到绍兴，进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当时的大通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学校，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各地会党首领。不料尚未联络成熟，而萍、浏、醴起义已失败。秋瑾听说后非常痛惜，但她仍决定依靠会党的力量，准备在浙江举事。

1907年春，秋瑾被举为大通学校的督办。她以大通学校为中心，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浙江军队官佐和军校(如武备、弁目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同时又两次到金华、处州所属各县，把所属会党成员按军队编制起来，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顺序，编为八军，称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居协领。王金发、竺绍康等人为分统。光复军编制既定，积极准备起义。这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在这种形势下，秋瑾认为时机成熟，她与徐锡麟约定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与浙江会党吕祥熊、王金发、竺绍康等人计议，预定浙江方面先由金华会党起义，处州响应，诱使清军调离杭州，出击金、处等地，然后以绍兴义军渡江直攻省城杭州，军学界为内应。如攻不下杭州，则把部队带回绍兴，从金华、处州进入江西，直趋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她与会党首领决定的起义日期是7月19日，但不久，金华、武义等地会党起义相继失败，绍兴会党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清政府大肆搜捕党人。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遇害。7月7日，绍兴知府贵福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星夜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清当局即做好了镇压准备。秋瑾于7月10日得知徐锡麟失败遇害的消息，悲痛异常。7月12日，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学生侦知杭州派出清兵的消息，遣人密告秋瑾，她做了些疏散的布置。7月13日上午，会党首领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认为事态已急，劝告秋瑾暂避。秋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吩咐王金发快走，自己则留下。王走后的当天下午，知府贵福和山阴、会稽两县知县跟在张曾敭派遣的一队清兵之后，进入绍兴。这时，学生们又劝秋瑾走避，她没有理会，只叫学生们离开。清兵很快包围大通学校，荷枪实弹，入内捕人，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多人死伤，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被捕后，7月14日贵福派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审，秋瑾只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坚不供实”。贵福又改派人严讯，秋瑾仅说：“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折亦是我物，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不为严刑所屈。贵福等人怕久押生变，请准浙江巡抚张曾敭，决将秋瑾就地杀害。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烈士遗骸经其友人收殓，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

堀辰雄

堀辰雄（1904—1953），日本小说家、诗人。生于东京。自幼在养父家中生活。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高中时期,爱好文学,曾以芥川龙之介等人为师。大学期间,与中野重治等创办《驴马》,发表了一些诗歌、随笔等。大学毕业后不久,与川端康成等创办《文学》,同时发表《圣家族》(1930)、《幽会》、《恢复期》(1931)等描写人物心理的佳作。此时,其结核病恶化,开始疗养。1933年创办诗刊《四季》,为抒情诗人提供发表诗作的园地。同时,在西方心理分析方法影响下,发表了《美丽的村庄》(1933)以及以生、死、爱为主题的代表作《风起了》(1936—1938)。他的文学创作充满诗情,富于抒情性,时时透露出理性的光辉,对以后的作家影响很大。《菜穗子》(1941)这部中篇是其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在故事情节、结构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他还有一些取材于古典名著的小说、随笔。二次大战后,由于其病势加重,所以未发表什么作品。

陆云

陆云（262年－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江苏苏州)人。陆机之弟。少聪慧特达，6岁能属文，文章与其兄陆机齐名，盛极一世。初为浚仪令，有政声。去官后，百姓因图其形象，配食县社。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转大将军右司马。故世人又称“陆清河”。太安二年(303)长沙之役，与陆机同时遇害。陆云死时四十二岁。他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门生和旧官吏迎丧并安葬于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祭祀。陆云所著的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写了《新书》十篇，都在世上流行。

陆云的文学创作，史传称为词藻丽密，旨意深雅。但他与陆机的精巧、富赡有所不同。其诗大多文辞清新明净，立意典正，结构严谨。所以刘勰称“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文心雕龙·才略》)。《为顾彦先赠妇》2首和《答张士然》是其代表作。今存辞赋不多，较为平淡。而所存大量书信，颇具特色，大多行文流畅，感情真挚，语言清新，尤其是《与兄平原书》若干篇，记载了他们兄弟二人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一些独创的文学见解，弥足珍贵。由此看来，陆机能写出独步古今的《文赋》，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与他们兄弟二人多年的相互切磋、激励有很大关系。

《隋书·经籍志》著录陆云有文集12卷，原本已佚。后人除南宋徐民瞻合辑《晋二俊文集》外，明人张溥辑有《陆清河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陈渠珍

陈渠珍（1882年9月22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陈开琼，1882年9月22日(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生于湖南凤凰厅镇竿城(今凤凰县)，祖籍江西德安县。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徙至湖南浏阳，后又迁徙于麻阳龙家堡，在祖父陈宏文时期，迁徙到湘西凤凰的镇竿城。陈渠珍的祖父陈宏文曾中秀才，在镇竿城的茶叶坡开设一家药铺，生意兴隆后迁至岩脑坡，原配郭氏于1809年去世，续弦许氏，生二子，次子名陈茂林。陈茂林早年在镇竿衙门当差役。咸丰年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陈茂林随清军征讨，在援驰长沙、防守南京等历次战役中，均立下军功，职务由守备、游击、副将，到总兵、重庆镇使，授三品武功将军。同治末年，陈茂林回到湘西苗疆，任凤凰营都司，常驻黄丝桥镇守边关。陈茂林有一妻二妾，小妾南川金氏，陈茂林五十四岁时生陈渠珍。

陈渠珍为陈茂林独子，故得到家人的珍爱。1888年，陈渠珍六岁，入黄丝桥蒙童馆读书。1894年9月11日，陈渠珍十二岁，其生母金氏病故。1897年陈茂林去世，陈渠珍随大娘李氏、二娘邵氏返回镇竿，在西门坡学馆学习“四书”、“五经”。少年的陈渠珍学习颇为刻苦，每日勤学不辍，1901年以“品学兼优”被选送到沅州(今芷江)府著名的“沅水校经堂”学习，名人熊希龄、谭凤章均出于此经堂。1903年湖南省筹办长沙武备学堂，时年二十一岁的陈渠珍报名参试，但未被选中，该年秋，再次应试，终于进入长沙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陈渠珍入武备学堂后，认为原名“开琼”不好，遂改名为“渠珍”，意为“沟渠中的珍宝”，希望自己的才能早日被人发现。1904年，以與地、算学等科目优异而升入武备学堂将弁班学习。1906年，陈渠珍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宁乡任见习军官，约半年后，调回长沙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在此，他萌发反清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便辞去标队官职务，回到凤凰，坐观形势变化。

在家乡居住一年后，其友人约他去湖北见总督赵尔巽，以谋求出路，赵尔巽看到陈颇有才能，将其推荐给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陈渠珍在长沙小住几日后，便与好友林修梅等五人乘船至宜昌，进入三峡，至成都拜见了赵尔丰，但赵疑心陈渠珍等五人为同盟会成员，“不即擢用”，陈渠珍遂滞留在成都等候差命。不久，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恰好，湖南凤凰的老乡田应诏，在四川任讲武堂监督，与赵尔巽时任新军协统的钟颖等人素有私交。陈渠珍于是以老乡身份拜访田应诏，述入川苦闷之境，遂得到田的引荐面见钟颖。于是，陈渠珍前往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驻防百丈邑，并将妻子刘次湘接到成都。

陈渠珍驻防的百丈邑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陈渠珍在闲暇之余，对西藏很感兴趣，询问西藏的山川风俗，参考图籍，恰好此时西藏局势多变，清宣统元年中央政府决定派遣钟颖率领川军2000人赴藏，陈渠珍给钟颖及时呈上了西征计划书，“对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对此大加赞赏，立刻召他回到成都，委任他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并给予了一些生活资助。

1909年7月，陈渠珍随钟颖正式挥师进藏，行军途中颇为艰难，据其在1936年撰的《艽野尘梦》记载，劳役四处逃亡，虽出重金，但难于雇佣到役夫，此后，过雅安、泸定、大相岭、打箭炉，50天后到达昌都。此后，又经过恩达、类乌齐、三十九族地方，年底到达拉里。

陈渠珍等人至工布江达后，在脚木宗驻扎半月。得知珞瑜产大米，遂绕行到墨脱县一带考察。在工布的彭措家聚会时，遇到了彭措的侄女西原。西原从此成为陈渠珍的姬妾，跟随其在西藏活动。其后陈渠珍驻防卡拖。此时，内地的辛亥革命爆发，陈渠珍准备率领湘西子弟百余人回内地。按照原计划，陈渠珍与爱侣西原本来准备取道昌都返回湘西，但在路过工布江达时，友人孟林认为，赵尔丰知晓藏军叛变后，派三营前往拉萨防堵。陈渠珍遂率领湘西籍军士115人从藏北前往青海绕道而行。随后误入羌塘高原，冰雪无边、黄沙漫天，人员不断死亡，经过通天河，进入青海境内，粮辎全尽，到达柴达木时仅剩下七人。羌塘之旅因为迷路绕行，历时二百余天，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到达西安后，又贫困交加，万里相随的伴侣西原不幸染天花而殁，陈对之感情深厚，“号哭几经皆绝”。

西原在西安去世时，已是1912年2月，陈渠珍在西安滞留了一月，下葬西原后，盘缠全无，依靠亲友接济才凑齐回凤凰的路费，该年3月，陈渠珍回到家乡。此时，田应诏已是湘西镇守使，接见了陈渠珍，不久便任命陈为湘西军官团教练，该军官团有青年军官一百多名，仿北洋武备学堂而建，学员基本都为凤凰人，每期半年，共为两期。

随着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日益加紧，全国人民的反袁呼声也越来越高，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也准备策划反袁，陈渠珍反对，但中营游击滕代春却认为陈渠珍“小小参谋，参是参非”，从此二人交恶。陈于是离开镇竿，出奔四川，投靠四川酉阳张子青，当时革命党人石青阳正在四川发动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张子青便将陈渠珍贵推荐给石青阳，从此陈以税务局长的名义，在川东招募护国军。但田应诏旋又来电酉阳，邀请陈渠珍回到凤凰。陈渠珍回到凤凰后，建议田应诏“北看袁项城，南观孙中山”，审时度势。从此，陈渠珍成为田应诏的高参，负责训练军队。1916年蔡锷、李烈钧发动护国运动后，陈渠珍建议湘西暂守中立，北通北京政府，但在暗中交往黔军。1915年12月护国军向麻阳进攻，陈渠珍率领一个团兵力驻扎风、麻交界的村寨，配合护国军乘势掩杀北军。北军失败后，陈渠珍又报北京政府说，湘西军队因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无法及时协助北军，于是袁世凯又援助田应诏枪支千余，此后，田应诏和陈渠珍的湘西军在北军和护国军的拉锯战中大发横财，北军丢失的枪支弹药大多落入湘西军之手。陈渠珍也越发得到田应诏的欣赏。

1916年5月，湖南宣布护国独立，5月24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湘西独立，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渠珍任护国军参谋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9月，孙中山号召的护法战争开始。

当时，田应诏的势力范围是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县，而张学济以湖南辰沅道尹，兼守备司令身份，盘踞沅陵、古丈、辰溪等县，绥靖镇守使谢重光盘踞永绥、保靖、永顺、龙山等县。护法运动开始后，张学济立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湘西响应护法，孙中山于是任命张学济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1月10日，田应诏在凤凰也宣布护法独立。12月张学济挥师常德，与北军陈复初作战，田应诏采纳陈渠珍的意见，前往援助。1918年9月，吴佩孚通电南北议和后，湘西出现了短暂的偏安局面。陈渠珍利用这一时机，把自己在湘西军官团的学生、亲朋安插到各团、营任要职，逐渐控制了田应诏所部护法第一军的权利。恰好此时，田应诏看到军政界斗争变幻莫测，逐生去意，去长沙安住。于是，陈渠珍计划逐渐驱逐湘西的其他地方势力，便带部队至麻阳，一方面派部下田共阶至永绥与永绥茶峒协台宋海涛联络，唆使他夺取屯租占有权，用兵赶走谢重光，占领永绥城。结果，谢重光出走云南，退出了湘西政治军事舞台。同时，陈渠珍在原防区抓紧剿匪，争取得到湖南省长谭延闿的信任。不久，陈渠珍被谭延闿任命为湘西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立在麻阳，随后陈又担任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并命令龙山驻军与地方武装在湘鄂接境一带，“严防堵剿入境之任何部队”。

1920年陈渠珍从麻阳来到保靖，认为该地是割据称雄的好佳地，便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和剿匪司令部迁到保靖，并召开十县长会议，认为湘西应该施行“保境安民”的方针，剿匪应该“招大股，吃小股”，“招老股，灭新股”，启用包轸等人剿匪，经过两年剿抚的活动，北河流域的土匪均已肃清，湘西十县从此安定。经过剿匪，陈渠珍的军队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当时，谭延闿派兵图湘西，进取辰州，其他各军纷纷倒向谭延闿，张学济依然反谭，遂处于孤立境地，于是割据湘西南芷江、黔阳一带的四川军阀周则范派部将蔡钜猷、刘叙彝，出兵赶走张学济，占领沅陵。1920年12月，张学济遭北洋军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收买的“神兵”的猛烈进攻，阵亡于来凤城外的中坝垅。陈渠珍收编了张学济的部属一千多人。至此，陈渠珍成为湘西境内最大的一股势力，逐渐控制湘西全境，开始了积极的地方治理。

1921年开始，陈渠珍派参军长刘伯齐等二十余人前往山西考察学习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并聘请留日学生策划湘西自治，发展教育，改进旧学，增设新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主持制定《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包括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勘察土质，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工厂和矿业等十八大端，尤其重视湘西发展桑麻、桐油、茶叶等，禁烟土。使得湘西经济迅速发展，而陈渠珍本人却生活极为简朴。

1922年春，广州军政府令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路过湘西，欲借陈渠珍兵马，因陈渠珍与他在四川之旧情颇深，遂派第二支队长贺龙随石青阳前往四川，贺龙入川后成为川东边防军旅长，此后战功不断，直至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1924年9月，唐继尧、熊克武假道湘西出师北进，但不久孙中山逝世，熊克武放弃了北伐的计划，准备经过黔、桂入粤，陈渠珍暗中受到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密令向熊克武进攻，但遭到惨败。熊克武胜利后，经过凤凰，进入镇竿城。此时，久居长沙的田应诏突然又想从陈渠珍手中取回湘西的控制权力。陈渠珍于是请辞，居于木江坪的猫儿口。

田应诏重新上台后，原投奔于熊克武的陈渠珍部属田义卿又扬言要进攻凤凰，派三千兵马前往活捉陈渠珍，但未能成功，湘西于是大乱，民众怨声载道，要求田应诏下台。田应诏于是再请陈渠珍出山，自己遥领湘西镇守使返回长沙居住。在田闲居凤凰时期，陈渠珍仍然每日请安拜访，可见为人之周全。

1925年夏，陈渠珍回到镇竿，重新整编部队，将八千人编为三个团、两个营，并争取湘西周边的其他势力援助。此时，贺龙已任澧州镇守使，陈渠珍通过桑植人陈慕素与贺龙取得联系，贺龙主动让出绥保、永各县防地。此后，陈渠珍集中兵力攻打田义卿。田义卿此人在湘西口碑不佳，1917年，田义卿驻守龙山时，实行征收鸦片税，牟取私利，还命令百姓普遍种植，所以湘西百姓普遍痛恨之。1919年被陈渠珍委任为保靖营参将兼保靖巡防司令不久，便对陈渠珍生二心。1925年7月24日，湘西善后都督叶开鑫在沅陵设宴伏击，刺杀了田义卿。

1926年起，澧州镇守使贺龙等人成为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排挤对象，赵恒惕命陈渠珍讨伐贺龙。陈渠珍表面上发表了一道讨贺通电，并派兵驻守永顺，让贺龙顺利通过永顺而入四川。1926年，陈渠珍消灭了凤凰岗水洞著名的“三五八”土匪集团，擒杀土匪二百余人。1926年2月，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改称湘西屯边使。3月，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原支持田应诏的赵恒惕下台，陈渠珍遂任湘西镇守使，兼屯边使。

陈渠珍早在北洋军阀占领长沙，废弃“宪制”时，因担心被革命洪流所席卷，急电省政府表示参加北伐。时任贵州省省长、川黔边防督办等袁祖铭也背离吴佩孚而投向北伐军，担任北伐左翼军前敌总指挥，进入黔东铜仁。陈渠珍为避免与之冲突，率部退避龙山。8月，袁与陈达成联合协议，陈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设部沅陵，袁给陈渠珍军部分军械子弹。陈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然而袁参加北伐，实为投机行为，并不督军北进，而屯军常德，该举引起唐生智的不满，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密令唐生智等人处决袁，1927年1月31日，袁在常德赴宴时被部将周斓设伏兵枪杀。陈渠珍本来属于袁祖铭的一个阵营，但因不久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所以并未对陈渠珍用兵攻击，反而积极拉拢陈渠珍。

1927年1月16日，陈渠珍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编制为四个团。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武汉开始“分共”。在此之前，陈渠珍虽然身为地方军阀，却能尚能热情对待湘西的共产党员，甚至支持工作。但是，马日事变发生后，陈渠珍的政治风向转向国民党右派，“严饬所属，缉办共党”，一个月内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导致了“辰州惨案”。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全省分为11个区，每个区兵力是一个师。陈渠珍以第十九师长兼任第八区司令，负责麻阳等九县的“清乡”任务。

1928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陈渠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被委任为武长萍铁路警备队第一警备军司令，仍驻守湘西。1929年6月底，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进攻桑植，贺龙红四军先在南岔歼灭陈部向子云旅一部，缴枪数百支，后在赤溪渡口全歼该旅，缴枪千余支。贺龙红四军因此获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巩固了根据地，部队迅速扩大到近四千人。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湘西远离战区，民生安宁，俨然是陈渠珍的一个独立王国，甚至连何键也无法在湘西插足，陈渠珍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陈渠珍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任主任的同乡贺耀组帮助下，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长一职，月薪3万元，并从南京政府处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牵制何键。1931年，三十四师的编制已经扩充到6个旅和16个团，又将7个县的屯务军大队改编为5个独立营。此时，陈渠珍已有兵力两万五千多人，并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积极展开活动，反对何键。

1931年开始，陈渠珍开始狠抓军队建设，写出《军人良心论》一书，作为官兵必读的科教书和行动指南，施行“精神与技术并重”，兼采黄埔军校、湖南讲武堂、贵州崇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方法之所长，建立了军官教育堂、经武学堂、模范营、特火大队、卫士大队，建立修械所和军用皮革制服厂，举办无线电台培训班，建立一千三百多人的“军事督查大队”，归自己直接指挥，到1934年陈渠珍的军队已增加到三万多人。

为了控制湘西农村全部，陈渠珍以加强农村建设和“防共”、“剿贺”为名，制定《农村建设方案》，于1933年建立了“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分会”和“农村建设研究所”，培养了乡村镇长和民团骨干一千多人，并且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中医学校。1931年陈渠珍为了增加地方财政，与何键联合在沅陵秘密开办吗啡厂，年生产一千余担烟土，大发民财。

1934年1月，何键勾结贵州王家烈的黔军，唆使黔军东伐铜仁，得逞后，直取湘西陈渠珍，但遭到陈的猛烈反抗。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王家烈的部队也伤亡极大，1934年2月王家烈决定与陈渠珍和解，并赔款20万元，此次混战中，黔军降附陈渠珍的有五个师的四千余人，波及湘西十个县城，作为战争后方的凤凰、麻阳等地，民穷财尽，“湘西农村银行”也被迫倒闭。

1933年贺龙攻占鹤峰后，陈渠珍曾经派人暗中联络贺龙，希望与贺龙合作，但遭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的拒绝未能成功。1934年11月，红军占领永顺县后，何键令陈渠珍全力“堵剿”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陈渠珍不得已受命后，成立“湘、川、黔联合办事处”，陈为主任，组成“湘、黔、川剿匪指挥部”，11月13日，陈渠珍收复永顺，但四天后，陈部中红军埋伏，被红军围歼千余人，并重新失去永顺县城。1934年底，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发展到二万一千多人，而陈部多次遭到惨败，湖南省长何键于是找借口欲拔掉陈，于1934年12月给蒋介石呈报，认为湖南“剿共”失败，主要责任在于陈渠珍，并且收买了陈渠珍的重要将领顾家齐，以师长职位拉拢顾家齐投向何键。

1935年元月，何键移驻常德，以“追缴”红军为名，调遣大批军队，进入湘西，布防在陈渠珍防区的周围，对陈部进行了分割，当时陈部因为奉命“剿灭”红军，分驻于永绥县、保靖县、龙山等地，陈渠珍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被迫举行军事对策会议，但顾家齐等人已投向何键。元月24日，何键发布了八项命令，要求陈部三十四师按乙种师三旅六团编制改编，遣散缴外人员，收缴枪支和地方散枪，由于陈的部队从三万多人被压缩到五千多人，行政权力也被削减掉。陈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被迫接受命令，将部队调到乾城、所里一带集中，进行整编改制。从此，三十四师归二十八军指挥，陈虽然名义上是师长，但具体事务由顾家齐代理，陈不能过问部队事宜，被指定在乾州办理屯务。从此，陈对湘西的军事控制消失。其苦心经营多年的三十四师不久也被调离湘西，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被调到浙江进行集训，在著名的嘉善抗日战役中，伤亡官兵3000人，其中凤凰的陈渠珍部下就八百余人。

陈渠珍被何键摘下“湘西王”的桂冠后，并不甘于受制于人，利用自己的屯务处长身份，组织屯务军，将24个屯务大队发展到二千多人，不久缩编为三个营、三个直属大队、11个县大队，共千余人。1936年春，屯务军整编结束后，陈又开展剿匪工作，湘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此外，陈还亲自抓审核屯租事宜，准备在永绥县和凤凰县进行催缴屯租，但遭到七县屯务指挥宋濂泉组织的民团反抗。1936年6月，爆发了陈渠珍与宋濂泉之间斗争的永绥事变，双方各有伤亡，但湖南省政府有意偏袒宋濂泉部，陈渠珍愤然辞去屯务处处长一职。1936年9月，陈渠珍携带家眷，从乾城至沅陵，乘船至长沙，就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

在长沙闲居期间，陈渠珍追忆约三十年前赴西藏、与西原结为情侣、征讨波密、误入羌塘高原的事迹，写成《艽野尘梦》。抗战爆发后，敌机不断轰炸长沙，陈渠珍迁往南岳避居。不久，蒋介石让何键离开湖南，调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后，素为欣赏陈渠珍的才能，暂委任他为湖南民救处处长。1938年3月，张治中为了进一步安定湘西，开发湘西，决定撤销湘西绥靖处，设置湖南省政府沅陵办行署、行署主任暂由陈渠珍担任。1938年4月，陈渠珍回到湘西就任，当地有万人前来相迎，陈做了抗日宣传大会。陈渠珍就任后，开始收编各种游杂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在收编游杂部队中，共收编233个大小武装集团二万余人，从而结束湘西“革屯”运动，得到张治中的高度信任和赞许。

1938年11月，因为长沙突发“文夕大火”，全城付之一炬，陈渠珍将湘西绥靖公署机关迁至乾城，沅陵设置绥靖公署办事处。不久，陈在得到张治中的推荐后，前往重庆拜见蒋介石和陈诚，但遭到冷遇。在遭到陈诚等人的谗言后，蒋介石准备扣留陈渠珍，但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的担保下，陈渠珍前往四川南川居住。在滞留重庆期间，周佛海还拢陈渠珍投靠日本，陈严词拒绝之。陈渠珍住在南川，一家十多口人，衣食费用都感到困难，于是开办了一所“三一棉毛纺织厂”，不久由于抗战日益紧张、物价飞涨，工厂被迫关门。1944年，通过张治中等人活动，陈渠珍被允许迁居贵州印江。

抗战胜利后，陈渠珍于1945年11月回到凤凰。因生活所困，他变卖了田地房产，在北门外安装四部水力轧花弹花机和小型的棉花混合纺纱厂。但因生意萧条而倒闭，其小女儿也因病夭折。1949年1月，湖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准备进行爱国自救活动，陈渠珍任副主任委员。

但是，1949年3月，陈渠珍利用湘西各派武装力量内部斗争的机会，在凤凰县长田名瑜的委托下，成立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自任委员。不久，陈渠珍开始招募兵丁，收罗旧部，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自卫军政委员会，自任主任。兵力达到二千多人，并召开湘西善后会议，企图重新割据湘西。1949年7月，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常德等15县，湖南宣布和平解放，9月初，陈渠珍携家眷避居于凤凰县黄丝桥天王庙坐观局势变化。

沅陵解放后，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解放军四十七军非常重视对陈渠珍的争取，先后派出多人前往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1949年10月下旬，陈渠珍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后，召集了凤凰的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和平起义，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代电》，当天，解放军进入凤凰县城，就此湘西全境正式解放。

1950年6月，陈渠珍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毛泽东和贺龙等人的接见，并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0年10月，陈渠珍还送两个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并且协助湘西军区剿匪。1952年，陈渠珍患喉癌，于2月8日去世。

陈渠珍的主要著作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廖天一庐日记》、《湘西教育曙光》、《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方案》等。

山冈庄八

山冈庄八（1907年1月11日－1978年9月30日），日本小说家。其作品主要是以历史小说为主。本名是山内 庄藏（结婚后改姓藤野）。

山冈庄八，明治40年(1907)1月11日生于新潟县小出町，本名藤野庄藏。小学中途辍学，改至通信讲习所就学。17岁开始从事印刷业。昭和8年（27岁）担任《大众俱乐部》创刊主编，同时也以笔名“山冈庄八”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昭和13年（1938），其作品《约束》入选《每日周刊》大众文艺。后来加入了崇拜已久的剧作家长谷川伸的新鹰会。

山冈以从军作家身份转战各战线。战后，他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日后山冈曾因吉川英治说话不算话，一怒之下，跑到吉川家中，痛揍他一顿；以及孜孜不倦，以17年时间完成《德川家康》这部大河小说，与此或许不无关系吧。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轴，创作《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昭和53年9月30日去世，享年72岁。

尤其是《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伊达政宗》这几部小说，绝对不比吉川的《宫本武藏》、《三国英雄传》、《私本太平记》或司马的《宛如飞翔》、《龙马》、《坂上之云》逊色。日本著名的《文春周刊》1998年曾对各界名人发出问卷，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超过3千万部！

卢冀野

卢冀野（1905年3月—1951年4月17日），原名卢正绅。字冀野,号小疏、饮虹。笔名有卢前、饮虹簃主人等。江苏南京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在词曲专家吴梅的指导下攻读词曲。1922年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发表新诗。1926年毕业后,历任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四川成都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州中山大学研究所、成都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其间出版诗集《春雨》(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绿帘》(同上)、《红冰词集》,并编有诗集《时代新声》(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1938年7月受聘为国民党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全家迁居成都,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1942年赴福建永安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1944年在重庆任《中华乐府》编辑。1946年到南京任通志馆馆长。1947年主编《草书月刊》。1948年主编《南京小志》。1951年病逝于南京。其他作品有:小说集《三弦》(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译著《孔雀女》(印度迦梨陀娑作,正中书局1945年版),论著《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何谓文学》(大东书局版)、《南北曲溯源》、《中国散曲概论》(大东书局版)、《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版)、《词曲研究》(中华书局版)、《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版)、《唐代歌舞考证》、《短剧论》,编著《曲话丛钞》、《元曲别裁集》,校刻《元人杂剧全集》、《戏曲丛刊》、《校印清散曲二十种》等。

安·兰德

安·兰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俄文：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俄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等集说理性和优美文笔于一体的近百部著作，销售量仅次于《圣经》。 她的哲学和小说里强调个人主义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她相信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透过暴力或诈骗夺取他人的财产、或是透过暴力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她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为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虽然她从来没有使用第一个称呼自称过、而且相当厌恶第二个称呼。 兰德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目标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而与社会产生冲突的人，但却依然奋斗不懈朝她的理想迈进。

日莲

日莲（1222～1282）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俗姓贯名，幼名善日 。祖籍远江国（今静冈县），生于安房国（今千叶县）小凑。父贯名重忠，本为远江（静冈县）人，后流放至安房（千叶县），捕鱼为生。幼年于本县清澄山寺从道善落发，名莲长，后改名日莲。初学真言宗，后游镰仓，偶逢延历寺尊海，结伴登比睿山，从诸学匠习天台教义十余年。又巡游大和（今奈良）、纪伊（今和歌山）等地寺院，结识了禅宗名僧辩圆、道元等。认为“末法”时代，唯有《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中最胜之经，是与时机相应之法。1253年归乡访亲，登清澄山面对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后世遂以此日为日莲宗开宗之日。旋于清澄山寺大开法席，依《法华经》反对净、禅、密、律诸宗。提出四句格言：“念佛进无间地获，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引起各宗的反对，为其师道善和邑主东条景信所怒逐；遂逃往镰仓结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并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赞其功德，向来往男女传教。1260年，将所著《立正安国论》上之幕府，以立正为因，安国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华经》。要求禁止净、禅诸宗，专奉法华信仰，大触北条时赖之怒，以诳惑罪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之东。两年后被赦回镰仓，仍骂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 ）。他在此为诸弟子撰《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明宗义，采取阐述“摄受门”的态度。三年后被赦回镰仓。不久至甲斐（今山梨）身延山建草庵，为弘布《法华经》道场，即今莲宗总本山的身延山久远寺。后因病下身延山，示寂于武藏之池上，时为弘安五年，享年六十一。寂后大正天皇追谥立正大师号。著作尚有《守护国家论》、《教机时国钞》等。［三国高僧略传卷下、本化别头佛祖统纪卷三至卷八］

袁中道

袁中道（1570年6月10日—1623年10月19日），明代诗文作家。字小修。公安(今属湖北)人。少年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10多岁写出的《黄山赋》、《雪赋》,长达5千余言。壮年喜欢漫游,“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几半天下”。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6)才中进士,时年已47岁,因此,诗文中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凄苦情怀。成进士后,先授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仪制、吏部郎中。天启三年(1423)病卒。著有《珂雪斋集》24卷、《游居柿录》20卷。

袁中道去世较两兄稍晚,能看出公安派所产生的“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的流弊,从而对公安派主张有所修正。他反对那种“冲口而出,不复检点”的“俚易”之作,认为诗歌“未有不贵蕴藉者”。如果“词意一时俱尽”,就会“多伤率易”,没有艺术感染力量。他想从既重性灵又重格调的方法来纠正当时的偏向,所以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在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石瑕诗序》)

袁中道的散文创作,也颇有特色。1、写人,包含着作者真挚的感情。《回君传》不是侧重描绘回君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而是着重表现作者对回君行为的感受与体验。说其“四肢百骸,皆有喜气”就表明了作者的情感。《寿大姐五十序》突出了作者与大姐之间的感情交流,写得倍感亲切。黄宗羲评价其文说:“一团真气,唯震川(归有光)有此。”(《明文授读》)2、写山水,表现他精于鉴赏的才能。如《游太和记》,说明太和山这一“美丈夫”,分视之,则有“巧幻”、“幽邃”、“宽旷”、“淹润”、“苍古”等不同的美学形态;合视之,则有“全体具”的整体美。这种微观洞察与宏观俯瞰的有机结合,充分说明作者深厚的美学修养。他的《游居柿录》,记录了他生活的烦恼与欢乐,记录了他感情的波澜与变化,记录了他对人生的思考,记录了他对友朋的评点。从其文字的峭拔、流畅与清丽程度看,不少日记就是富有文学色彩的小品散文。

其诗能抒写性灵,清新自然,时有情景交融的较好作品,如《枝江道中》:“楚国丹阳路未赊,峰峦断处又平沙。溪深不障烂斑石,梅老犹余冷淡花。水气漾舟全似月,山岚收雨尽成霞。风烟如此今方到,悔不从前细泛槎。”颇有情趣。他有才多之累,有时顷刻千言,如水东注,诗作显得浅易、繁杂,与其倡导的“蕴藉”不尽相符。

普鲁斯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Marcel Proust），法国作家。1871年7月10日生于巴黎一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任过卫生总监,母亲是富有的犹太经纪人的女儿。普鲁斯特自幼患哮喘病,终身为病魔所苦。1922年11月18日死于巴黎。在中学读书时获得过哲学荣誉奖,中学毕业后自愿在军队服役一年,服役期满在法学院注册,经常去政治学院听课。父母期望他将来涉足外交界或在审计法院谋一职位。后到巴黎大学继续学习,获文学士文凭,听过柏格森的课,柏格森对时间的观念及其直觉主义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过启迪作用。大学毕业后,经常为杂志撰稿,同时为不使家里失望,在图书馆当了一名馆员。少年和青年时代,普鲁斯特热衷于出入交际场所,经常参观博物馆、展览会,听音乐会,会晤作家、艺术家,混迹于贵妇人之间,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少年”,但他注意观察生活,积累素材,磨炼分析批判能力。他后来的作品基本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经历。1900—1906年左右,他翻译、介绍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作品,罗斯金对他影响很大。1906年起,他的哮喘病不时发作,只能闭门写作。在写作自传小说《若望·桑德伊》和美学论文《驳圣伯夫》的同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从1906年开始写作,到1913年,全部布局轮廓已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去世前将作品全部完成。小说共七部分,作品的第五、六、七部是在作者死后发表的。小说主线是一个人对自己青春的无限怀恋与追念。作者将细致的思想变化、动作举止,转瞬即逝的印象抓住并纤毫毕现地记录下来。他对形形色色的人类情感作了探索,深入研究过心灵的间歇,爱情中的自动诱发因素,情人之间常产生的不协调等各种心理现象。小说打破了寻常的时空概念,通过回忆,再现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他的回忆是意识不断地涌现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往事追忆。它如梦幻一般从潜意识唤起,重新出现潜留在我们身内的消失的岁月。作者以艺术的形式熟练运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概念,把时间作为主宰这部作品的“精神人物”,作为整部小说的纲。小说的主人公“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慢慢地失去了魅力,但他另一方面却战胜了时间,他通过富有情意的叙述追索逝去的生命,再现过去的存在,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慰和幸福,作品中的“现在”丰富了生命中的“现在”,造成了永恒的“现在”。“对于一九○○——一九五○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逝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正是这部小说奠定了普鲁斯特的不朽地位,他革新了小说的传统观念,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公认为20世纪最主要的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