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雨明方

明方（1593～1648）明代曹洞宗僧。嘉兴府（浙江嘉兴）人，俗姓陈。字石雨，世称石雨明方禅师。年二十二游双塔寺，得触宿缘，遂拜投杭州南高峰之西筑宗出家。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往嘉兴之石佛寺参谒湛然圆澄，苦修七年方得印证。崇祯四年（1631），初主象田寺，后住绍兴天华寺、云门显圣寺、杭州宝寿山光孝寺、福州怡山西禅寺、雪峰寺、汀州灵山寺、建宁府（福建建瓯）普明寺、考亭灵峰寺、杭州龙门悟空寺、嘉兴府东塔广福寺、杭州皋亭山佛日寺、绍兴府兰萼山寺等诸刹。清顺治四年（1647），一日忽语众等（卍续一四四·四七三上）‘世界勿宁，不如归去。’顺治五年示寂，世寿五十六，法腊三十五。门人远门净柱编辑石雨禅师法檀二十卷行世。［五灯会元续略卷二、续灯正统卷三十九、增订佛祖道影卷三（虚云）］

李吉甫

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享年57岁。其父李栖筠，代宗时曾做过御史大夫，后任宰相，颇有名望。李吉甫在父亲影响和教育下，从小好学，“能属文”，知识丰富，尤精当朝故实。27岁爲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曾爲忠州刺史、郴州刺史。宪宗嗣位，元和元年(806)拜考工郎中，知制诰，旋召爲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二年擢中书侍郎、平章事、曾任宰相，后被谗迁任淮南节度使。元和六年(811)，又授金紫光录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并再度任宰相。元和九年(814)病卒，谥“忠懿”。李吉甫性耿直、豁达，爲官多有善政。曾外迁15年，深入社会，瞭解民间疾苦。被贬淮南时，在高邮筑富人、固本二塘，“灌田数千顷，人受其惠”。他在饶州爲官，人们迷信说城裹有“物怪变异”，人心不安，不敢在城裹，他带头居进城，安定了人心。陆贽爲相时，将吉甫贬爲明州员外长史。后来他任忠州刺史，陆贽被贬，在他治下，他不记前仇，仍善意对待。他还善于推荐起用人才，“引荐贤士大夫，爱善无遗”。被称爲“经纬之臣”。再任宰相时，裁减冗员800人，吏1400人，并使魏博节度使田兴(即田弘正)归唐，听命于朝廷。他排斥进士出身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成爲后来“牛李党争” 的起因。

李吉甫在唐代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是唐宪宗元和时的宰相，而且是两度爲相。时值安史乱后，藩镇割剧，唐王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岌岌可危。德宗时，长期的姑息政策，益发增长他们的气焰。李吉甫爲相之前，就感到痛心疾首，忧国忧民，思欲改弦更张。他主张对这些跋扈将军进行用兵，讨伐藩镇。西川刘辟的破灭，就是由于他的赞襄得力。他人相不久，就爲削平淮西李錡出谋划策。二次入相，又爲消除淮西吴元济运筹帷幄。爲削弱河北三镇的力量，也费了不少心机。元和政治中兴，李吉甫功绩显著。

在学术方面，李吉甫也有相当大的成就。著作很多，有《元和郡县图志》(即今本《元和郡县志》)、《十道州郡图》、《删水经》、《元和百司举要》、《六代略》、《国朝哀策文》、《古今文集略》、《古今说苑》等。流传到现在的祇有《元和郡县图志》。这部名著记载了全国范围的地理情况，是一部备载全国疆域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産、户口变迁的全国地理总志。它记述了东起辽东，西到陇右，北及阴山，南到越南的疆域范围。同时仍按贞观年间的十道作爲大区，在道以下又列出当时除两京、州县外的47个镇来划分各地府州。在叙述行政区划沿革时，更上溯到周秦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还记述了一些重要的城镇、关隘、津渡、陵墓等。书中论述，皆有所据，“无不根之说，诚一代钜製”(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序》)，遂爲后世效法。

叶向高

叶向高（1559年9月1日－1627年10月7日）明神宗、熹宗时内阁首辅。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今属福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编修，历迁南京国子司业、左中允。二十六年，任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后擢南京礼部、吏部右侍郎。多次上书反对矿监、税监。在《续忧危竑议》妖书事件中，沈一贯欲兴大狱，他致书力谏。一贯不悦，因此滞官南京九年。三十五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神宗久不视朝，政事废弛，大臣、官吏长期缺额不补，上下阻隔如墙，又派宦官任矿监税使，为民祸害。他居相位，忧国奉公，善处大事。陈用人理财之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劝帝力行新政。神宗宠爱郑贵妃，在立太子朱常洛后，仍将其子福王留在左右，长期不遣至外藩。廷臣奏章数十百上，均不报。他力请速定福王至国日期，神宗不得已从之。时党争纷起，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手段，他以大体持之，察典得以无挠。累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四十二年，乞归退休。天启元年(1621)，再为首辅。时魏忠贤与客氏勾结，擅权作威，他屡与抗争，因其曾袒护东林党人，被阉党指为东林党魁。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廷臣相继抗章，或劝他出疏，谓可决胜。他以魏忠贤未易除去，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便奏称魏忠贤勤劳，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归第，以保全始终。魏忠贤深为怀恨，遂兴大狱，他也遭排挤去官。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著有《说类》、《叶台全集》。

江味农

江味农(1872一1938),原名忠业，字味农，法名妙熙，晚号定翁。生于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他原籍江苏江宁，为江宁南乡凌阁村人，因祖父秉群公在湖北服官，故他幼年随着祖父、父母全家人寄籍湖北。

味农幼年在家塾攻读儒书，十分好学，且天资聪颖，学而能解，他祖父乐群公一生信佛，日常持诵《金刚经》，味农自幼随着祖父持诵，以后终生不辍，故他与《金刚经》的因缘特深。他晚年讲《金刚经》，着《金刚经讲义》，早植因于此。

味农的父亲　吾公，亦是科甲出身，历官州县，是有名的循吏，他一生宦游江西、四川数十年，廉洁自持，所至有政声。

味农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参加乡试，中式举人，以后曾以道员候补，但他不乐仕进，随着父亲　吾公，在任所随侍襄赞。他中年丧偶，因感悟人生无常，故潜心学佛，不拟续娶。后以亲命难违，续娶继室，然他素有出家之志，以父母在而未决。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　吾公已年老致仕，味农奉父母自四川返湖北。未几革命军兴，家遭兵燹，资财荡然。全家避地东下，初居武林，后至上海，又迁苏州，虽颠沛流离，备受艰苦，而他侍亲乐道，处之泰然。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　吾公年迈病逝，味农哀毁逾恒。他乘机劝他母亲郭太夫人也长斋茹素，郭太夫人自幼奉观音大士，至此礼诵益虔。翌年春，他自己也礼禅宗大德微军和尚为师，受菩萨戒，以后他尽力参究，为道精尽不懈。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至上海，与上海佛教界诸居士游，互相切磋。是年，华北五省发生旱灾，灾情惨重，味农受上海大善士简照南之托，携银洋十万元北上，参加佛教会放赈工作。

简照南，名耀登，字肇章，广东南海人，与弟玉阶。在上海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上海有名的大企业家，也是有名的大善士。他信佛虔诚，早晚诵经念佛不辍，晚年拟把住宅捐出来，作为佛教公共功德地。事未果而病逝，时为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他的弟弟玉阶继其遗志，把他的住宅包括佛堂、会堂、假山、石池、亭榭、楼阁等全部捐了出来。他的住宅就是上海有名的「南园」。后来，上海佛教净业社诸居士，把南园改名觉园，作为佛教净业社的社址，成为上海有名的弘法道场。

味农北上平津放赈，全活灾民甚众，他在北京结识服务教育部的蒋维乔（竹庄），由维乔之介绍，与佛教居士徐文蔚（蔚如）、梅光羲（撷芸）等交往。时，徐蔚如等发起讲经会，请宁波四明山观宗寺谛闲法师北上讲经。

谛闲法师抵京，在江西会馆开讲《圆觉经》。在开讲之前，原编有讲义发给听众。但谛老登座开讲后，称性而谈，于讲义外多所发挥，当时味农就与蒋维乔和黄少希（显琛）每天作笔记，由味农总其成，讲经结束，味农整理出笔记记录，与蒋维乔同呈法师鉴定，经法师印可，为之取名曰《圆觉经亲闻记》。

味农滞留在北京这一段时间，与徐蔚如、蒋维乔等创办了「北京刻经处」。以后，味农及蒋维乔等离京南下，刻经处由徐蔚如一人主持，蔚如就终生致力于刻经事业。

味农在京，由蒋维乔之推荐，到京师图书馆去整理敦煌石室的残经，他以近两年的时间，在数千卷残缺不全的经页中，整理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两卷、《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二卷。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味农在京闻母亲郭太夫人生病，立即赶回上海，侍奉母病。他的母亲江太夫人，为人宽仁恭俭，孝敬翁姑，相夫教子，有古时贤母风范，时年八十馀岁，在广东南华寺潜修的宽律法师，辑着《近代往生随闻录》，录中载有江母小传，称她∶

太夫人幼奉观音大士，经常持诵《般若心经》，晚年始持长斋，礼诵益虔。日诵《心经》七卷、弥陀圣号五千声。每念诵佛号时，或遇事打岔，就从头再念，不肯含糊放过，其行严密，大抵如此。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夏，饮食忽减，常以浊世无常，晓谕家人，六月初二日晚上，趺坐床上，冥目合掌，告味农居士言∶「当我去世时，就照这样子，你看好吗？」六月上旬，每日但饮米汁半碗，命其子味农居士讲《弥陀经》。味农居士与家人，轮流侍坐念佛，太夫人甚喜。太夫人年六十时，耳患重听，至此忽听觉灵敏，别室有人作细语，亦能了了闻知。

至十五日早晨，向助念居士言∶「天气璁热，可请少歇，时候还早，我到午刻才去呢。」十二点十分，命人扶起坐定，自将衣服鞋子整理就绪，面向西方，双手合掌，仰望空中凝眸而笑，泊然往生。双目已暝，而笑容犹自可掬，世寿八十有二，往生后，体软顶温。次日入殓，面色红润丰满，状如五十许人。

由于郭太夫人往生有此瑞相，更增加了味农学佛的信念。他有感于多生多劫的习气一时难以革除，想藉密宗神咒之力以消除之。于是他于葬母后北上，想到北京去学密。这时适有日本和尚觉随在北京传授密法，味农约得同志数人，请觉随设坛传授，及至圆满之日，他修法时顿觉自己现高大身，上穷无际。事后，觉随和尚语味农曰∶「此番修法，惟你得益最大。」

未几，觉随和尚归国，味农随他东渡日本，原意是到高野山研究东密，后以他事障碍，未能潜修，乃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与简照南、玉阶昆仲创办了一处功德林佛经流通处，搜集南北各地刻经处及各名山刻印的经籍，流通全国，弘布佛法。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夏天，谛闲法师应上海诸居士之请，在上海功德林讲《大乘止观》。味农每日笔记，并于幽深微妙之处，曲折譬喻，加以说明，讲经结束后再就正于谛闲法师。再三往复，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始脱稿，法师命名为《大乘止观述记》，且以此书十之八九皆是味农的述作，而不肯居作者之名，味农则谓此书是法师发其端绪，必以作者之名归之，彼此谦让。又以书中一些专名典句，虑及社会人士难以了解，复屡经修改，如此荏苒八年，始成书二十卷。至此，谛闲法师亦感于味农之诚意，允居作者之名，并致书味农曰∶

记文不惟词意通畅，其吃紧要关、旨趣渊微之处，透澈明了，此皆全是老维摩以精妙见地所发挥也。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内蒙古的白普仁尊者到上海主持金光明法会，味农襄助尊者赴各地弘化，曾到杭州、长沙、武汉、九江、南京，辗转数千里始返回上海。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秋，味农应闽中善信的约请，到福州去为信众讲经，历时三月馀始返回上海。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讲《大乘止观述记》，历时年馀始讲完。这时，以蒋维乔为首的佛教居士们组织省心莲社，推味农为社长。自此即常在社中开讲大乘经典，并领导社员念佛礼忏。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他在省心莲社开讲《金刚经》，法会圆满，积稿盈尺，这就是后来出版为《金刚经讲义》的原稿。

味农老年，每到黄梅雨季就要生病，往往一病数月。后来又以国内连年内战，南北死难之军民不可胜计，味农为启建大悲忏，虔心超度，带病辛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味农以年老多病，不能他迁，仍居留上海。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初，黄梅雨季节，味农旧疾又发，且又合并胃病，莲社居士轮流探视，尤以蒋维乔居士，每二、三日必往省视一次，因病状较往年为重，以致卧床不起。味农的弟子们在他居室外的佛堂为其念佛，终日佛号不断，味农亦安然默念，神志清醒，到了旧历五月中旬，病状增重，而他神志愈清。

他临终的前两天，莲社同仁朱光琪去探病，用朱书大字示之，劝其一意往生，勿恋尘世。味农在榻上视之，合掌称谢。朱光琪走后，味农对左右弟子说∶「我勤修一世，岂于这一关也过不了？朱君也是过虑了。」

到了五月十八日晚间，味农自言云∶「金光遍照，佛来接引了。」要弟子邀集众道友到室内念佛。其中有一位蔡清居士，因事于十二点才到，味农犹语蔡曰∶「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要。」然后就合掌不再说话，在家族及诸道友念佛声中，安然而逝，享年六十七岁。

娄坚

娄坚（1554年-1631年），明代诗文作家,书法家。字子柔。嘉定(今属上海)人。幼好学,其师友皆出归有光之门。其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50岁贡于国学,不仕而归。晚而学佛,长斋持戒。与程嘉燧、唐时升并称“练川三老”,再加上李流芳,称“嘉定四先生”,颇有时名。著有《吴歈小草》10卷、《学古绪言》25卷。在各体诗的创作中,较善于古体。他的古体诗能刊落浮嚣,较直率地抒发自己的情愫,生发自己的议论,一般都写得清雅和畅。如《登虎丘寺阁》颇能体现他的诗风格特色:“兹山宝荟蔚,能使流目迷。高阁出树颠,连峰亘其西。平生山中客,今来始攀跻。浮图势更高,登之惮层梯。聊此窗间眺,已觉飞鸟低。平畴带曲水,遥见来时蹊。高下各有适,物理将无齐。”登阁所引起的感想和盘托出。但他的诗时有真率有余、兴趣不足的缺点,艺术感染力不强。他能文,深受唐宋派的影响,如《长庆集序》、《缑山先生集序》等,运笔虽欠劲健,但有迂纡畅达的特点。

关羽

关羽（？—220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人。东汉末，亡命涿郡(今河北涿县)，结识刘备、张飞，结为兄弟，史称“桃园三结义”。三人寝则同床，情同手足。及刘备为平原相，羽、飞遂为司马，分统部曲。在大庭广众之中，羽侍立备左右，终日不移;为护卫刘备，不避艰险。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自还小沛(即沛县，属今江苏省)，留羽守下邳城(在今邳县东)，行太守事。

次年正月，曹操击备，破之，备逃奔绍。操继占领下邳，擒关羽，拜为偏将军，待之甚厚。二月，绍遣其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在今河南滑县东)，操使羽击之。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军莫有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封汉寿亭侯。操壮羽之为人，但察其心神似无久留之意，谓部将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辽遂以此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操义之。四月，羽尽封操所赐，拜书告辞。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六年(公元201年)九月，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操攻荆州。备从樊城(属今湖北襄樊市)以南渡江，令羽率船数百艘会师江陵。操以江陵有军资，恐刘备据之，乃轻装，直指襄阳。及至，闻备已过江，遂率轻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至当阳长坂。备逃往汉津(今汉阳县)，与羽相遇，共至夏口。

十一月，操兵败赤壁(在今蒲圻县西北)，备乘机占领江南诸郡，羽驻军江北。十六年(公元211年)十二月，刘备入蜀，羽留守荆州。

羽为人高傲。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闻马超(凉州豪强马腾之子)来降，即致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之为人，乃答之曰：“孟起(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犹未及髯(羽须髯美，亮以此称之)之绝伦逸群也。”羽大喜，以书示诸宾客。”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自称汉王，以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羽闻与黄忠并位，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益州前部司马费诗曰：“昔萧(萧何)、曹(曹参)与高祖(刘邦)少小亲旧，而陈(陈平)、韩(韩信)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羽大悟，即拜受。

是月，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率众攻曹仁(曹操堂弟)于樊城，操遣左将军于禁助仁。八月，连续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全军皆没，禁降羽。羽急攻樊城，城中数千人，同心固守。羽围之数重，内外断绝。羽威震华夏，许(今河南许昌市)以南为乱者皆受其印号。操议迁都以避其锋，而丞相军司马司马懿以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意，建议遣人劝权袭其后，许割江南，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鲁肃在世时，以曹操尚存，宜与关羽结好，与之同仇。及吕蒙代肃(公元217年)，以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上游，密言于权曰：“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建议攻取关羽，以据长江。又，权曾为其子求婚于羽，羽拒之，且骂权使;羽自得于禁兵数万，粮食乏绝，擅取孙权米以救急。诸如此类之事，使权欲攻取羽。及操书至，权欣然从命。但羽在攻樊城时，畏蒙袭其后，多留兵以防之。蒙为麻痹关羽，乃以治病为名还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以定威校尉陆逊代之。逊至陆口，致书关羽，极尽吹捧，称其功大，深自谦抑。自是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城。

权见时机已成熟，决定以蒙为大都督袭羽，并致书曹操，表示愿出兵以击羽之后方，并请保密。操为解樊城之围，泄之于关羽。羽自恃江陵守备坚固，非权旦夕可拔;又樊城，有必破之势，如解围而去，前功尽弃，故犹豫不能决。

吕蒙密至寻阳，精兵尽伏船中，使摇橹者，皆着商贾服，昼夜兼行;至陆口，与陆逊并进。麋芳、士仁素恨关羽轻己，及羽攻樊城，芳、仁军资供应不及时，羽曰：“还，当治之。”芳、仁皆惧。蒙至公安，即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仁即降，芳亦降。关羽闻江陵失守，急南还。并数遣使至江陵，蒙皆以礼相待，又令使者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还，将士皆知家门无恙，故斗志尽失，多弃军散走。

十一月，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在今当阳县东南)，欲待救兵。孙权劝降，羽伪许之，立幡旗、假人于城上，而己西走漳乡(在今当阳县东北)，从者仅十余骑。权即令将潘璋等断其逃路。十二月，羽及其子关平被俘，权欲活羽，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乃斩之。

关羽忠于刘备，勇冠全军，为蜀之立国，功劳颇大。性刚强。曾为流矢所中，贯穿左臂，后虽愈，然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羽伸臂令医开之。时羽宴请诸将，血流如注，倾刻满盘，而羽言笑自若。关羽之致命弱点是骄傲轻躁，缺乏战略头脑和政治才能。“联孙抗曹”，本是诸葛亮提出之正确战略决策，而关羽反其道而行之，致失荆州，自己也命丧黄泉。

桑戴克

爱德华·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年8月31日－1949年8月9日），亦译“桑代克”。美国心理学家,联结主义心理学创始人、教育心理学之父。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堡。曾跟随詹姆斯和卡特尔学习心理学。189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教授。1912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早期研究动物心理,设计了迷箱实验,认为动物的学习是在“尝试和错误”中,巩固满意的正确的反应,淘汰错误的无效的反应,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后从事教育心理学、成人学习、实验教育学、语文学习与阅读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并编制智力与教育测验,对美国教育心理学起了奠基的作用。提出学习联结理论及有关的学习律。1940年以后转向社会学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教育心理学》(1903年)、《心理学纲要》(1905年)、《动物智慧: 动物联想过程的实验研究》(1911年)、《教育行政》(1913年)、《学习心理学》(1913年)、《智力测量》(1927年)、《成人学习》(1928年)、《人类的学习》(1931年)、《需要、兴趣和态度的心理学》(1935年)、《人性与社会秩序》(1940年)。

仓央嘉措

仓央嘉措（藏文：ཚངས་དབྱངས་རྒྱ་མཚོ།；Tshangs-dbyangs-rgya-mtsho；1683.03.01－1706.11.15），第六世达赖喇嘛。著名诗人。门巴族。全名“普慧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生于西藏南部门域夏日措所属派嘎的一个宁玛传承的宗教世家(一说其父为贫苦农民)。幼时被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5岁时被迎至布达拉宫坐床，成为六世达赖。他在位的9年间，正处于西藏上层尘锐复杂的政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紧张繁复的学经活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使他厌倦和不满，急欲摆脱牢笼般的僧界，向往世俗的自由生活。因此，他不顾众人的非议，常常独自微服夜出，自称“浪子”，出入于茶馆酒肆，酿下了不少风流韵事，写下了数十首情真意切的情歌。后来他成为西藏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赴京途中于青海湖附近去世，时年24岁。然世间另存一说，说他并未死于青海，而从青海湖畔决然遁去，周游各地，后在阿拉夏寺(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圆寂，享年64岁。他成功地采用民歌形式，运用民歌的手法，创作的数十首情歌，广泛流传于藏族、门巴族地区，深受人民喜爱，从而推动了民歌的发展，使谐体民歌这一藏族民歌的主要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藏族人民最为喜爱的民歌形式。

摩尔根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年9月25日~1945年12月4日），美国生物学家。生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1882年,入州立农机学院攻读动物学。获学士学位后,去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890年,以论文《论海洋蜘蛛》获哲学博士学位。1891年,任布林马尔学院生物学副教授。190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动物学教授。1928年,应邀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组建生物系。一生主要专注于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和进化论的研究。在早期进行胚胎学的研究时,抛弃了传统的描述性和解剖学的研究方法,而借鉴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论内容,形成以实验和分析方法为主的研究品格。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生物学研究领域,有着极大的创新意义,推动着传统的生物学摆脱不成熟的经验描述研究,而走上较为成熟的运用定量分析和实验方法的研究道路。1903年始,以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进行验证。利用果蝇做研究材料,辅以助手们的帮助,1915年,与斯特蒂文特和布里奇斯合著《孟德尔遗传机理》。这部著作使孟德尔理论牢固地建立在对动、植物的应用和细胞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19年,又出版《基因论》。约而言之,基因论认为,个体上的各种性状,都起源于生殖质里的成对要素(基因),这些基因相互联合,组成一定数目的连锁群;生殖细胞成熟的时候,每一对的两个基因,按孟德尔第一定律而彼此分离,于是每个生殖细胞只含一组基因;不同的连锁群里的基因依孟德尔第二定律而自由组合;两个相对连锁群的基因之间,有时会发生有秩序的交换;交换率可以证实每个连锁群里的要素呈直线排列,又可以确定诸要素的相对位置。用实验方法把孟德尔式的“非物质遗传因子”具体化、物质化,并找到它们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摩尔根基因论的最大贡献。连锁互换定律连同孟德尔二定律,一起构成了经典遗传学的三定律。因此,获193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摩尔根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任生物系系主任时,组建了一个遗传实验室,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在那里被造就为出色的科学家,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摩尔根学派。代表作有:《进化与适应》、《进化论批判》、《遗传与批判》、《孟德尔遗传学机理》、《基因论》、《再生》、《实验胚胎学》、《胚胎学与遗传学》等。

萨克雷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年7月18日—1863年12月24日)，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早死。萨克雷6岁回英国上学，从小喜欢写诗作画，剑桥大学没有毕业就到欧洲大陆游历，拜访了歌德，后到巴黎学画。1833年有关银行倒闭，萨克雷父亲留下的大笔存款化为乌有。从此自谋生计，这年主办了《国旗》周刊。1836年任《立宪报》驻巴黎记者，同时对政治很感兴趣，持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观点。一方面发表文章，一方面到英美各地讲演。1857年在牛津区竞选议员失败，1859年任新创刊物《康希尔杂志》主编。萨克雷家遇不幸，结婚后第四年妻子便精神失常。他厌烦别人干预自己的私事，临终嘱咐两个女儿：“我死后不要别人写传记，切记”。1863年圣诞节前夕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萨克雷从1833年发表文章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磨练，更换笔名20来个。1847年用真名在《笨拙》杂志上连载《名利场》，这才成为名重一时的大作家。早期的45个特写收在《势利者集》 (1847)中，广泛地描绘了社会各阶层，城乡各地区的势利者的形象。萨克雷本人骤变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使他对事物持怀疑和嘲笑的观点，特别对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关系，这种势利关系产生的危害，有深刻的体察。另一部作品《潘登尼斯的历史》(1850)描写一个破落贵族青年满怀幻想进入生活，不断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鄙弃，饱尝辛酸，最后才重视身边诚实纯洁的姑娘，和她结婚，主人公早期的经历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重要小说《纽克姆一家》(1855)揭露中产阶级生活的丑恶，同时塑造了老纽克姆上校和埃塞尔小姐两个正面人物形象。老纽克姆在议会中发表的激进政治纲领，如主张所有男子都有选举权，提高低工资，削减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实际上是作家本人的意见。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蒙德的历史》(1852)以18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王党的复辟活动为背景，以回忆录的形式忠实地描绘了一些历史人物，塑造了一个更出色的人物艾斯蒙德，他无限热爱和忠实于显贵的亲戚，而亲戚却利用这种崇高感情夺去他的财产，唆使他参予阴谋活动。他冒险拼命为斯图亚特王室的后裔争夺王位时，那个浪荡子却无所事事，正向一个美女大献殷勤。艾斯蒙德在自己的高尚品德受到嘲弄之后，愤而出走美国。作品《弗吉尼亚人》(1856)便是描写艾斯蒙德的外孙辈的故事。最后一部小说是《丹尼斯·杜瓦尔》，仅完成8章。他的一系列文笔隽永的小品文收在《转弯抹角的随笔》(1863)中，讲演收在《英国幽默作家》(1853)和《四个乔治王》(1860)两个集子中。

萨克雷认为艺术的使命就是无情地揭发当权阶层，而高度的审美能力和怀疑主义又促使他特别善于揭去贵族和资本家所蒙的假面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罪恶的揭发，冷竣无情，讽刺尖刻。萨克雷笔下的人物不是单纯的或好或坏，有深刻的内心活动，同时重视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从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用典型的细节多方面刻画人物。代表作品《名利场》中的主人公蓓基就是所塑造的19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女冒险家的典型。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夹叙夹议，冷嘲热讽， 自成一种独特风格。

纪伯伦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阿拉伯文：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英文：Gibran Kahlil Gibran，1883年1月6日—1931年4月10日），黎巴嫩作家、诗人、画家。1895年随家迁居巴黎，后至美国。两年后回国，在贝鲁特学习阿拉伯文、法文和绘画。1908年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为当局所不容，书被查禁，作者被逐，再度去美国。后到巴黎学习绘画和雕塑。1911年重返美国，次年迁往纽约长住，直至逝世。

第一批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灵魂》描写黎巴嫩的阿拉伯人生活，他在这些作品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2)写东方妇女悲惨的命运，作者捍卫妇女的爱的权利，谴责购买未婚妻的恶习陋俗，揭露地主的专横暴虐，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创作的特点是批判社会偏见和不合理的法制，对被压迫被损害者充满同情(如短篇小说集《暴风雨》，1920)。他在阿拉伯各国和西方发表了许多关于音乐的文章，并出版了《音乐》一书。他在诗歌中赞颂大自然的美和爱情(散文诗集《泪与笑》，1914;《行列圣歌》，1918)。1920年，一群黎巴嫩和叙利亚侨居美国的作家，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著名的海外文学团体“笔会”。10多年来这个团体出版作品选和会员们的创作，向西方介绍阿拉伯文学，对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去世前的10年里他用英语创作了一些作品，《先知》(1923)即为其中之一，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这部作品中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爱与美、生与死、婚姻与家庭、劳作与安乐、理智与热情，善与恶、法律与自由等等，提出了充满哲理的看法。此书获得世界声誉。其他作品有《沙与沫》(1926)、《人之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1)等。

纪伯伦的创作对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不仅如此，他对阿拉伯绘画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作品已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早在1931年就翻译了他的名作《先知》。

杨时

杨时(1053—1135)，宋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省将乐县)人,因久居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熙宁九年(1076)进士。曾以理学家程颢、程颐为师，一日与游酢见颐瞑目而坐,侍立不去,及颐觉,门外雪深一尺矣，有“程门立雪”故事。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程颢非常器重他,南归时,以“吾道南矣”相送。杨擅长理学，他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开启之功,被尊为“闽学鼻祖”。崇宁五年(1106)，任余杭令。其时，权臣蔡京葬母于余杭南湖之侧，欲浚南湖潴水，以壮形胜。时征询父老，皆曰不可。时不畏权势，竭力劝阻，京乃止。民感其德，建龟山书院以示纪念。成化中，又改为“三贤祠”，祀陈浑、归珧、杨时三人。政和二年(1112)调任萧山县令。当时县城周围的崇化、新义、由化、夏孝等乡农田易涝易旱，连年遭灾。熙宁和大观年间，县民曾两次奏请在低田处筑堤蓄水为湖，以浇灌周围农田，均未实现。杨时到任后，实地勘察地形，会集各方意见，决定废低洼田3万余亩，周长80余里，蓄水成湖，用以灌溉周围9乡农田，受益面积达14.68万余亩。因其地山水清幽，景若潇汀，故名“湘湖”。人们为纪念杨时开筑湘湖的业绩，于明成化元年(1465)在城厢镇西门外净土山麓建造德惠祠，以颂其功德。

杨时离萧山后，又历任秘书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国子监祭酒等职。宋高宗即位后，杨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晚年，告老还乡故里，在家乡龟山讲学。南宋绍兴五年(1135)逝世，终年83岁。宋高宗赐“左太中大夫”，谥文靖。有《礼记解义》、《列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经义辨》、《解字说》、《二程粹言》、《龟山集》等著作。

阿道司·赫胥黎

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年7月26日——1963年11月22日），英格兰作家。属于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生物学家、进化论支持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少时就读于伊顿公学，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他下半生在美国生活，1937年移居洛杉矶，在那里生活到1963年去世。曾想做医生，却因为视力障碍改变初衷，从事了文学。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具有超人的预见力。尽管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但在学习了盲文后，他逐步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并在20世纪成为一个明星人物。他以小说和大量散文作品闻名于世，也出版短篇小说、游记、电影故事和剧本。通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赫胥黎充当了社会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拷问人，有时候也是批评家。赫胥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是在晚年也对通灵题目如超心理学和哲学和神秘主义感兴趣。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赫胥黎在一些学术圈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他在1932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让他名留青史。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 《铬黄》（1921）、《男女滑稽圆舞》（1923）、《光秃秃的树叶》（1925）、《点对点》（1923）、《瞎了眼睛在噶扎》（1936）、《几个夏季之后》（1939）、《时间须静止》（1944）、《天才与女神》（1955）、《岛》（1962）等。

周邦彦

周邦彦（1057年—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为太学生，元丰六年(1083)献《汴都赋》，受神宗赏识，名动天下，诏由太学外舍生试太学正。后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绍圣中召为国子主簿，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迁校书郎，历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仪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隆德府，徙知明州。政和中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掌审定音律、制乐作曲。后出知顺昌府，徙知处州。宣和三年卒于南京。

周邦彦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当时“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其词内容或表现相思恋情，怀古伤今。或抒写羁旅行役之感。还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他善于以精美的辞藻创造意境，烘托气氛，通过回忆、想象、联想，前后映照、回环闪转地表现思想感情，言情体物比前人更为精巧、典雅、缜密。又工于刻画钩勒而不显雕琢之迹，周济誉“愈钩勒愈浑厚”。他还善于运用典故，融化六朝小赋及唐人诗句入词，讲究语言的声调色泽，形成了富丽精工而音调谐美的语言风格。又注重作品的总体构思，章法多变，结构严整。如《六丑》 (“正单衣试酒”)、《少年游》(“并刀如水”)、《兰陵王》(“柳阴直”)等，都是体现他艺术风格的名篇。他还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创制了一些新的词调，对宋词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由于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丰富成就，他被看作是婉约派词的集大成者。又由于其词音韵格律精审，受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推崇效法，因而他又被看作是格律派词的创始人。自宋至清，周词均受到极高评价，至有“词家之冠”、“词中老杜”等美誉。但其词内容单薄，是较大缺陷。周词在宋代广为流传，版本众多。宋人陈元龙、曹杓等曾为作注。词人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人还分别为他的词逐首写了和词。这在词史上都是空前的，足可见其影响之大。

周邦彦又擅长诗文。其诗多已失传。从现存少数作品看，风骨凛然，绝不类其词风。其文亦多散佚，宋人张端义曾称：“美成文笔大有可观，……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贵耳集》)词集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有《四印斋所刻词》本、中华书局校点本。又宋陈元龙集注《片玉集》10卷，有《彊村丛书》本。诗文集有南宋楼钥编《清真先生文集》24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清真居士集》11卷，均佚。又著有《清真杂著》3卷，《操缦集》5卷，今皆不传。

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字润寰，号泽膺，湖南省湘乡县人，1895年3月30日生于上海。1899年，蔡和森随家回永丰定居，13岁时入其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做学徒。1911年，他入永丰国民初等小学读书，一学期后跳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萌发了救国救民思想，开始追求革命真理。

1913年初，蔡和森考入长沙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他结实了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共同研究历史、哲学，深切关注社会问题。1915年，他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蔡和森认真阅读钻研《新青年》杂志，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下， 曾编出一部《近百年来国耻史》，引起强烈反响。

1917年6月，蔡和森于湖南高师毕业。为了探求救国的道路，他将全家迁入长沙，一面发奋自学，不断吸取新思想，一面与毛泽东等接触社会实际。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改造国家，非集合同志，组织团体不可。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等在蔡家正式成立了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组织新民学会。

此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蔡立即在湖南着手这一工作，决定了“会友向外发展”的方针。

1918年6月，蔡和森到达北京，筹划勤工俭学事宜。与此同时，他积极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想和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拜访了李大钊，读了李大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曾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了效仿列宁的意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和森积极组织在京湖南青年投入这一运动。 6月底，他回到长沙，一面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一面介绍在京联络情况，发动湖南青年赴法。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向警予等30余人由上海启程赴法，次年1月30日抵马赛，二月初到达巴黎，入蒙达尼男子中学。他刻苦攻读法文，仅半年时间，就“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①他收集了马列主义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近百种，准备翻译后向国内介绍。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13名会友在蒙达尼男中举行会议。蔡和森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在讨论改造方法和道路时，蔡和森力主“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②，并与以肖子昇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使一部分原信无政府主义的会友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此外，蔡和森还帮助改组了李维汉、李富春等于1920年2月成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该组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大，蔡和森主动与该会成员谈话，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展》、 《国家与革命》等介绍给他们，组织讨论。在他的帮助下，1921年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为“工学世界社”，大多数成员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此期间，蔡和森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③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蔡和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20年8月、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和次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建党理论、路线及组织原则。

首先，蔡和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和改造世界。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 中国也不能非此”。中国“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论证了中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其次，蔡和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解放”。因此他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蔡和森主张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都做了较系统、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 “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蔡和森所论述的建党理论对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正在酝酿中的建党活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21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表示对他的观点完全赞同， “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底，蔡和森由于参与领导留法勤工俭学从事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借款等斗争，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为名遣送回国。不久，他即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2年5月，蔡和森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民主革命政治路线。蔡和森出席了大会，并且是宣告起草人之一，对党的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9月，党的新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任主编。他以《向导》为阵地，先后发表署名文章130余篇，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的革命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①中国的政治问题非“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②

1923年6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蔡和森拥护这一方针，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他在《向导》上发表许多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强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此外，蔡和森还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台柱子。因此，他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还与李大钊创办了北方党的刊物《政治周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其中《何以救知识阶级》一文，是我党早期分析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之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蔡和森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提出了以罢课、罢工、罢市反抗帝国主义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还在《向导》上连续发表评论，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和阴谋，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

同年10月，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赴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1926年春，他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的革命斗争历史，区分新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使命，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著作。

1927年初，共产国际为加强中共中央领导力量，决定蔡和森回国工作。4月1日，他途经长沙时，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集的万人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武装问题，随后前往武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在会上和毛泽东等一道严肃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同年5月18日和21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蔡和森向中央提议以暴动对付暴动，六月又提出“两湖议案”，建议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发展工农武装，但都未被采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蔡和森参加了“八七”紧急会议。他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后，他离开武汉到北京，不久又迁驻天津，与王荷波等一起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改组了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他还在彭真协助下，多次赴唐山煤矿，领导工人运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蔡和森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多次作了重要发言，总结了党在一战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 批评了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得出了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割据局面是可能的结论。在会议选举中，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六大”结束后，他同李立三等回国，参与领导全党的工作。不久，由于受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中共党内受到错误打击。由于他反对冒险进攻城市，被攻击为“右倾”，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的职务。1928年底，他因病重被党送往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0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蔡和森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中央领导工作。9月，他在上海出席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随后再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

1931年初，蔡和森回到国内，又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没有恢复蔡和森的职务，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 3月，蔡和森服从组织决定到达香港，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工作。

是年6月10日，蔡和森在出席香港海员的一次重要会议时，被叛徒顾顺章认出，当即被捕。他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但坚贞不屈，被残酷杀害，时年36岁。

田文镜

田文镜（1662年—1733年），字抑光，汉军正黄旗。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故受胤禛眷遇。命巡抚河南,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开荒田,督催甚急。诸州县稍有拖延,谴谪立至。尤恶征税缓欠,少忤意,辄劾罢。授河南山东总督。山东河南被水、帝命蠲免钱粮。然奏请实未成灾,仍照额完兑。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病乞休,寻卒。谥端肃。

雍正元年(1723)，命他到陕西祭告华山。他回京复命时，将路过山西时看到的荒年歉收情景汇报给皇帝，言词激切。雍正帝认为他能直言无隐，命他前往赈济，并代理山西布政使。田文镜在管理工作方面有一定才干，他在山西时，将历年亏空清理完毕，官场风气也大为改观，因而受到雍正帝赏识。雍正二年(1724)，任河南巡抚，他为政严历细密，直促下属进行清积欠、开荒田等工作时，限期完成，稍有延误，即受处分。他还厌恶士人腐儒。直隶总督李绂于雍正四年(1726)曾参奏田文镜待人苛刻，雍正帝申斥李绂妄语不实。雍正六年(1728)，清廷因田文镜为官公正廉明，破格任命他为河南山东总督。雍正七年(1729)，山东发生水灾，河南也被波及，清廷令蠲免灾区应缴田赋。田文镜上奏说，河南虽被水患，但并未成灾，可照旧缴纳钱粮。其后，清廷发现田文镜上奏情况不实，河南的灾民竟有卖儿鬻女现象，遂派侍郎王国栋去河南赈济。雍正十年(1732)，田文镜病死，谥端肃。入祀河南贤良祠。田文镜生前极受雍正帝信任。雍正帝曾说，如果各地的总督、巡抚都象田文镜，天下即可大治了。实际上，他急于事功，执法苛刻，在任所的名声并不尽如人意。乾隆帝即位后，尚书史贻直曾上奏河南的民情。乾隆帝指出，田文镜任督抚期间，在民间苛刻搜刮，其下属也竞对百姓进行剥削，以致民间困苦不堪。他陷匿灾情不报，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来，河南巡抚雅尔图又上奏：河南百姓怨恨田文镜，此人不宜入祀河南贤良祠。乾隆帝认为入祀贤良祠之事系雍正帝亲定，不宜翻案，故未同意。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生于大阪。自幼失去父母，16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祖父也去世。他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孤儿的生活感受对他后来创作产生影响。1920年川端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院，在此期间，他与同人复刊《新思潮》(第6次)，并发表短篇小说《招魂节一景》(1921)，博得作家菊池宽的赏识。1924年春，他从东京大学毕业，步入文坛，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并发起“新感觉派”运动。他们受欧洲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以及“革新文体”，用以对抗既成文坛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新感觉派衰落后，他创办《文学界》杂志，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的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如《水晶幻想》等。川端前期作品一是表现自己的孤儿感情，二是描写舞女、艺妓等处于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活的追求。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十六岁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其中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作者的成名作，描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在旅游途中与一个14岁的卖艺舞女之间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情调。

40年代以后，川端的创作走向成熟与完美。他的作品集传统的美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东、西文学精华为一体，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他以《雪国》(1937～1947)、《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三部中篇小说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以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作家。《雪国》描写游手好闲、坐食祖产的东京人岛村3次去雪国同艺妓驹子相会的故事。表现了下层艺妓对生活的徒劳追求、对爱情无望的期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千只鹤》写主人公同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间的恋爱故事。《古都》主要描写一对贫寒的孪生姐妹，分别在贫富不同的两个家庭中长大成人，重逢相识而又分离的故事。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以虚无主义思想为基础，从直觉感受出发，形成孤独、哀愁、颓废的基调。他以细腻的情感，追求颓废的美、虚无的美，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

川端以其出色的创作，赢得极大的荣誉。他曾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除诺贝尔奖外，他还获“艺术院奖”和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的“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

陈澧

陈澧[lǐ]（公元1810－公元1882），字兰甫，号东塾，自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少时入粤秀书院肄业。尝从张维屏问诗法，复问经学于侯康。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第，大挑选授河源县训导，旋告归。选知县，不仕，毕生致力于学。掌广东学海堂长数十年，晚为菊坡精舍山长，成就甚众。少好为诗，其师程恩泽尝言：“近人诗多困卧纸上，此能于纸上跃起者。”(陈澧《与陈懿叔书》)。长而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算术、乐律、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究讲习。中年后主攻诸经注疏及子、史，终以经学精邃赅博名当世。其治经能会通汉学、宋学、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有乾嘉学者精谨之风，而无其门户之习。尤深于乐律、切韵、水道之学。诗文亦资于学力而深造自得。张维屏称其“为古文得古人苍健之气，骈体气息多近六朝，诗词不专主一家，而出笔能自摅胸臆”(《艺谈录》)。诗作不多，然出于至情，超然清妙，“是真得王、孟神髓者”，“极清微淡远之致”(方濬师《蕉轩随录》)。邱炜萲亦谓“其诗之高华朗秀，于清字煞有内工”(《五百石洞天挥麈》)。词则自存面目于绮靡、奋厉两派之外，意境高妙渊然清雅，谭献所谓“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箧中词续》)。著有《东塾集》六卷，《陈东塾先生遗诗》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东塾类稿》(不分卷)《东塾读书记》一五卷，《东塾杂俎》一四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九，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稿》(《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号)。

杜佑

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宰相。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生于累世仕宦之家。其父杜希望，玄宗时做过鄯州都督，颇有军功。杜佑18岁，以父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此后入幕府，因长期爲官下层，对社会利弊较爲瞭解。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和籴使、判度支等职。所任职务，都与国家财赋收支有关，故能洞悉制度得失。后爲卢杞排挤出朝，迁岭南节席使，充淮南节度使，成爲封疆大吏。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拜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迁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卒，享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安简”。杜佑自幼随父读书，酷爱学习，经常读到深夜。年长以后又长期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在从政实践中，使他认识到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杜佑生活在唐王朝由全盛走向衰败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他在晚年身负重任，得览全局，便于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唐宪宗极敬重他，上朝不呼名，仅以司徒称他，足见其德高望重。杜佑著述有《通典》200卷，《理道要诀》10卷等。《通典》集中反映了杜佑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宋代郑樵、元代马端临先后仿其例作《通志》、《文献通考》，合《通典》，即是治史者必备的“三通”。

《通典》一书，其编著时间，起于“大历之始”(李翰《通典原序》)，终于“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经历了35年的漫长时间。杜佑的《上通典表》也说：“至于往昔是非，可爲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 《旧唐书·杜佑传》)

杜佑著《通典》所採史料上起周秦，下及当代官私著述，引书多达248种以上。杜佑对这些史料并非简单照抄，而是按经济、政治、军事、地理、边疆、各族等九个方面加以系统整理、分析、评论，编撰成书。其中主要是刘秩的《政典》，“开元末，刘秩採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 《政典》。大爲时贤称赏，房琯以爲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爲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 《通典》”(《旧唐书·杜佑传》)。刘秩是唐朝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政典》是按照《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所掌的职务，来汇集材料的。杜佑研究了《政典》深受启发，但犹以爲未尽，便决心博採羣籍，并藉助该书撰《通典》，但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再加上开元时代所编的《礼志》、《乐志》材料，扩大范围，充实内容，著成《通典》。所以说《政典》是《通典》的主要参考材料。

《通典》的篇目内容宽泛，所取史实的历史时间，包括上自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宗爲止，它是仿照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把断代体改爲通史体写成的。《通典》共有200卷，分爲9类 (兵刑分而列目则爲9类，合而爲一则爲8类)其篇目是： (1)食货典12卷，(2)选举典6卷，(3)官职典22卷，(4) 礼典100卷，(5)乐典7卷，(6)兵典15卷，(7)刑典8卷，(8) 州郡典14卷，(9) 边防典16卷。

他在仕途的几十年间，正是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皇权严重削弱。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为了寻求解决时弊、拯救危乱的方略，他涉猎古今，把同社会生产、民生利弊、国家安危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集中整理，研究其沿革废置、损益变化的过程，探讨利弊得失和所以变革的道理，以历史是非“为来今龟镜”， “将施有政，用义邦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引《献<通典>表》);同时，鉴于开元来刘秩所著《政典》条目未尽，颇有错漏，遂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在广泛搜集资料，参考前代书志体例的基础上撰修《通典》，前后历三十六年时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始成。《通典》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从此，确立了史籍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并立的“政书”典制体裁。杜佑著书的目的在“经世”、 “政治”，故选择“经邦济世、富国安民”所不得不深究的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详尽地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不仅列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等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重视历史的客观实际、变革及其影响，反对空谈义理，反对主观褒贬;治史多从社会实际出发，着意扩大研究历史的视野，从更广的范围去考察社会结构，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观点，既论证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影响，又强调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列食货于全书之首，置田制于食货之先。尤其是在论述各典章制度的损益变革中，他已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而且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步地前进;并且把这一进步的历史观贯穿其史论之中。 《通典》作为杜佑的代表作，其书体例与史学理论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三通”以至后来的“九通”、 “十通”史书的开创者。除《通典》外，杜佑还著有《理道要诀》等。

葛拉西安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1601年1月8日--1658年12月6日），是17世纪西班牙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耶稣会教士。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年出生于西班牙阿拉贡的贝尔蒙特村（Belmonte）。1619年，进入耶稣会见习修行，此后历任军中神父、告解神父、宣教师、教授及行政人员等职。他从未出任过重要公职，但是常与政治人物交友往来，这些人生经验都成为他写作思考的源泉。他的寓言小说《批评家》是西班牙最有力的讽刺作品之一。1637年，其处女作《英雄》问世，旋即引起轰动；1640年，讨论领袖资质的《政治家》出版；1643年，分析诗歌的《诗之才艺》出版；1647年，巅峰之作《智慧书》问世。 因葛拉西安其笔锋犀利、讥讽政治，被耶稣会警告，未获批准不得出版作品。1651年，寓言小说《批评家》问世。为此，他被耶稣会解除了教席，放逐到一个乡下小镇，直至1658年终老于此。

周鲠生

周鲠生（1889年3月6日—1971年4月20日），原名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位塾师家里。周鲠生家境贫寒,四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父亲亡故。他幼年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跟读,父亲去世后,在父执资助下于1900年进了谭延闿在湖南创办的省立第一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06年被送到日本留学,先学实业,后来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辛亥革命爆发前,周鲠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从日本回国,撰文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912年元旦,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由黄九言、曾毅、杨端六等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1],周鲠生与李剑农等受聘任编辑。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后,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独裁统治,不久被查封,编辑人员遭通缉。周鲠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913年7月由上海出国。周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法国学习的周鲠生参与了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住所,阻止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1年,周鲠生由巴黎回国,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翌年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在这期间,除教学外,潜心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1924年末,全国掀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周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同时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周鲠生开始时对段此举抱有幻想,他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一文中写道:“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之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察。”[2]可是,善后会议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平民主的秩序并没有实现。周鲠生的幻想破灭了。他在《时局的危机》一文中说:“总之,今日时局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执政府和善后会议似乎全没有应付这个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最初对于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的希望,一天薄似一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根本的方法,是在民众势力的组织上做工夫。无论时局变化如何,毕竟国事还须得国民自己来负责;非到人民觉悟到自己责任和利益,而其努力有确实的组织时,恐怕特别势力总不会消除,政治总不会上民治自由的轨道的。”[3]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来他被聘参与制订宪法的工作,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个月后以“不愿从政”为辞自动退出。

1929年9月,周鲠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1935年1月担任该校法科研究所主任,同年10月改任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该校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直至193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周鲠生除了讲授宪法、外交史、国际公法等课程外,仍然致力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并出版《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公法之发展》、《万国联盟》、《领事裁判权》等专门著作,以及《近代国际政治小史》、《法律》等小册子。在这些著作中,《国际法大纲》一书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编辑出版的,内容繁简适中,要点俱备,书首附有基本参考书目,书末附载文献资料,是各大学和法政专科学校的基本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夹叙夹议,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将近百年来国际风云,各国外交政策,著名外交家的活动,尽收书中,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由于供不应求,很快增订再版三次。《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公法之发展》等书,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势,均有详尽论述,且见解独到。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不只是停留在评介国际法典及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很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秩序,在《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法及时评的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一个调查团,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五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国联所谓调解的骗局。他在文章中指出:“东省事件发生以来,快到一年有半的时日,中国自始即依赖国联,不但迄今尚无解决,日本的暴行且有加无已。所以中国人对国联的失望,甚至唾骂国联……亦在情理之中。”[4]

不久,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加入“国联”,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周鲠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中,根据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引用《国联调查报告书》中称,满洲国“其主要政治及行政权,均操诸日本官吏及日籍顾问之手”,揭露了企图将伪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吸收入“国联”的阴谋。他呼吁全国人民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构成一个法律的大阻碍”[5]。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国联”终至不敢吸收伪满洲国加入。

1939年,周鲠生赴美讲学,并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4月他担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世界各国学者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写成《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在国外出版。

1945年夏,周鲠生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为抗战取得胜利而兴奋,准备为繁荣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大学三五级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的题词[6],以示对学生们的嘱托和自己的决心。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挑起内战,人民的和平愿望破灭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因战争经费激增,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武汉大学每月的教育经费不够支付水电之用。为了使学校教育工作不致停顿,周鲠生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工作照常进行。周对于进步学生所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运动,表示同情。1949年4月,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要注意。周说:“武大的情况我清楚,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那里有几百个中共党员,那不可能。”[7]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武大的阴谋。在学校安全互助团、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团结应变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8],使武汉大学的教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以后又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周鲠生虽已逾七旬高龄,体弱多病,仍然不辞辛劳,抱病坚持著作,在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国际法》一书,约六十万字,概括了近代和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详为论证,受到后学者的重视。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河上公

河上公，又号河上丈人，道教仙人。传为西汉初年道家人物,精通《老子》的学者。嵇康《圣贤高士传》说:“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葛洪《神仙传》卷三《河上公》说：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数事，闻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先派使者前往询问不果，于是亲自向他求教。公乃授《素书》二卷与文帝，告之以熟研此书，则所疑自解。文帝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所授《素书》即后世广为流传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又称《老子河上公注》。从魏晋到唐代，《河上公注》在道教徒中传诵，据唐《传授经戒仪注诀》所载，为道士必诵的经典。道教奉河上公为“河上真人”。

刘勰

刘勰（约465年—约520年）南朝文学评论家，思想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得婚娶，乃恃依沙门僧佑，与之相处十年余，遂博通佛学经论，并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刘氏任奉朝郎迁东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县)令，政有清绩，除仁戚南康王记室、兼东宫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萧统好文学，深爱接之。刘氏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其制文。后奉诏与慧震和尚于定林寺编集经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烧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与寺中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心雕龙》乃刘勰之主要著述，其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自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此一文论专著，强调创作之指导思想，畅述文休及文学之演变，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虽无系统明确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但他的文学之“道”，却有明显的哲学二元论倾向。它承认天人的一致性，以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仿声气于风雷。天地两仪既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故人为五行之秀，实地之心，其超出才物，为最灵之物。并且，人之灵性，还表现在不依恃鬼神而自己掌握自己。然而，人尽管灵于万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相同无异的。刘勰认为，“人禀五材(五行)，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人的才性是不同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才性来于天资，天资由内而发，是后天的环境和学习改变不了的。但是，人的真正价值不是形，而是名。形同草木，有生有灭，名逾金石，坚而不朽。所以，刘氏认为，君子处世，树德逮言以留名。显然，刘勰的人学思想是不完备的。刘勰当时有文集行世，存至今者有《灭惑论》一篇及《文心雕龙》五十篇。后者古来校释甚众.今人主要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

(1)人为五行之秀 刘勰继承中国传统的关于“气”的学说，认为人与万物都禀阴阳二气以生;无气.便无人与万物。但是，人与万物禀赋的气是有差别的。人禀灵秀之气而生，所以能超越万物，为万物之灵。他说：“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乎万物，亦已灵矣”。又说：“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显然，刘勰试图对人与万物的关系作出解释，但这个解释是非科学的。

(2)情出于性而情违性 刘勰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人之禀气，必有性情”。人禀气而生，生而有性情，有了性情，便有欲望。他对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作了说明：“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出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性之妨情，犹烟冰之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出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精销，情炽则性无。是以珠莹尘埃不能附，性明则情欲不能染也”。就是说，“性”感于物所发为“情”，“情”的载体或表现为“欲”; “情”虽产生于“性”而违“性”;“欲”虽产生于“情”而害“情”。所以，他又说：“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于衷，而彼此还相疑。故无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触应而成碍。由此观之，则情之所处，物之所疑也”。就是说，情欲是产生是非的主因，形成利害的根源，沟通人心的障碍，倘若发展下去，必将毁灭人身。

(3)将收情欲必在危微 刘勰从否定情欲存在的观点出发，提出收敛情欲于危微萌芽之中的修养论。他认为，人的耳目口鼻身体之欲，“此五者，所以养生，亦以伤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为贤智，或为庸愚，由于处于异也”。人之所以有生死之差、贤智庸愚之异，其根本点就在于是否能够收敛情欲。他举例说：“人有牛马放逸不归，必知收之;情欲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人的情欲与放逸的牛马一样，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敛。刘勰认为，收敛人的情欲，必须在情欲尚处于微小的萌芽状态。他说：“将收情欲，必在危微。情欲之萌，如木之将蘖，火之始焚，手可掣而断，露可滴而灭。及其炽也，结条凌云，煽熛章华，虽穷力运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势盛也。嗜欲之萌，耳目可关，而心意可钢;至于炽也，虽襞情卷欲而不能收，其性败也。如能塞先于未形，禁欲于危微，虽求悔恡，其可得乎?”刘勰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4)善恶性殊在染化 刘勰非常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他曾说：“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纣之人，可接屋而诛。非尧舜之民性尽仁义，而桀纣之人生辄奸邪，而善恶性殊者，染化故也”。刘勰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人性的影响。他说：“昆山之下，以玉抵鸟，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而人不爱者，非性轻财，所丰故也。挈瓶丐水，执萑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余故也。……食不满腹，岂得辍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体而施物?非性俭恡，不足故也。饥馑之春，不赈朋戚;多稔之秋，飨及四邻。不赈朋戚，人之恶;惠及四邻，人之善。盖善恶之行，出于性情，而系于饥穰也。以此观之，太丰则恩情生，窭乏则仁惠废也。”就当时来看，这个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5)人性怀慧积学而成 刘勰特别强调人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铸造、培养自己的性情，他认为，“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慧发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染使然也;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镜出于金而明于金，莹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生，长而异语，教使然也。……人性怀慧，非积学而不成。”当然，刘勰所主张的学的内容没有脱离传统的诗词、文章、音乐等。但是，刘勰有见地的是，主张“思顺”与“顺性”，即根据不同的时代、地域、风俗习惯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教育。他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是以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刘勰肯定教育对培养、改善人性的作用，这是可取的。

谢绛

谢绛(994或995—1039)，字希深，富阳人。谢涛子。以父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今属安徽)。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达数千言。翰林学士杨忆荐其文，真宗召试，擢任秘阁校理，判登闻鼓礼院、吏部南曹。仁宗即位后，迁太常博士，出为常州通判。天圣(1023—1032)中，各地水旱蝗灾，黄河决口滑州(今属河南)。绛上书指陈时弊，建议皇上下诏引咎自责，“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纳其言。

后任编修官，参与修真宗朝国史。既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后通判河南府，虽在外，犹多次上书论事，言妖人方术之士不宜出入宫中。权开封府判官时，蝗灾严重，据以再论时政，请求廉政轻役，慎择官吏，宽施刑狱，与民休息。徙度支判官，主张编制预算，“历考岁用而裁节之”;又数言朝廷号令屡变，政出多门，宫廷侈糜，赐予无度等弊病。更进《理治箴》5篇。

景祐元年(1034)出使契丹。迁擢知制诰，判流内铨，出知邓州(今属河南)。至任，调集民工扩建美阳堰;又上书请修复钳卢陂，壅水灌注，可溉田3万顷，未成而卒。

谢绛为人稳重，深于涵养，而以文学知名，论议透辟，尤为儒林所宗。所至之处，“大兴学舍”。在河南时，修建国子学，亲自执教，远道来学者达数百人。平时乐施好客，卒后“家无余资”。有文集50卷(已佚)，王安石为述“行状”，欧阳修撰墓志铭。子景初、景温、景平，皆有文名。

秋瑾

秋瑾（1875—1907），女，激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山阴县(今绍兴)，1875年11月8日(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生于福建厦门。秋瑾的祖父秋嘉禾做过厦门知府。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

少年时代的秋瑾已经读了不少经史书，能诗词，又学会骑马击剑。

1893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王是个纨袴子弟(王父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和秋的性情不合，家庭生活甚不融洽。1903年王花钱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秋瑾随他去北京。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秋瑾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曾作《宝刀歌》以述怀：“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还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她在京期间，结识好友吴芝瑛，两人意气相投，共同搜求新书报，讨论“新学”，对民主革命问题有了一些理解。后来，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表明她在当时已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辛丑条约》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秋瑾想探求更多的新知识。1904年夏，她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只身到日本留学，“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是她当时出国心情的写照。到东京后，秋瑾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是年秋，秋瑾参加了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扇”(军师)，该会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9月，秋瑾创刊之《白话报》问世，该报鼓吹民主革命，重视妇女解放。11月，她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重组“共爱会”，以反抗清政府为主旨。12月，秋瑾结识了赴日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同年与在日本学习的鲁迅等人相识。

翌年春，秋瑾回国省亲及筹措学费，因陶之介绍，在上海爱国女学校认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由上海返绍兴，在热诚小学校又见到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夏，秋瑾复去日本，当轮船过黄海时，她感时忧国，思绪万千，“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她挽救祖国的心声。她到东京后，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7月在该会成立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省主盟人。同年冬，清政府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由驻日清公使串通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异常愤慨，纷纷集会，讨论对策。当时留日学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求学，一部分则主张罢课回国，以示抗议。秋瑾是极力主张回国革命的。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她为了表示回国干革命的决心，同时也针对有些人对她(他)们回国动机的怀疑，从靴筒里抽出她自买的一把倭刀，猛然往讲台上一插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是一个很有声誉的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她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

1906年初，秋瑾回国，回国前她留信给在日友人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回国后，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书，与徐自华、徐蕴华姊妹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友谊。初夏辞职离校，转赴上海，与陈伯平等人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祥熊等人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张恭等人运动浙江会党，做起义准备。同年9月，秋瑾与陈伯平等人在虹口祥庆里寓所试制炸药，不慎爆炸，炸伤手臂。

同年冬，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她在该报发刊辞中大声疾呼：“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伴随着她的革命实践，她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也更加明确，更加炽烈，“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在创办《中国女报》的同时，秋瑾把她的目光投向军事方面。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刘道一等人联合会党，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光复会会员集议于上海，计划起兵响应，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会党。不久她回到绍兴，进入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校。当时的大通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学校，事实上是革命的联络机关。秋瑾以大通为据点，联络金华、诸暨、义乌各地会党首领。不料尚未联络成熟，而萍、浏、醴起义已失败。秋瑾听说后非常痛惜，但她仍决定依靠会党的力量，准备在浙江举事。

1907年春，秋瑾被举为大通学校的督办。她以大通学校为中心，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浙江军队官佐和军校(如武备、弁目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同时又两次到金华、处州所属各县，把所属会党成员按军队编制起来，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顺序，编为八军，称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居协领。王金发、竺绍康等人为分统。光复军编制既定，积极准备起义。这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各处会党纷纷响应。在这种形势下，秋瑾认为时机成熟，她与徐锡麟约定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与浙江会党吕祥熊、王金发、竺绍康等人计议，预定浙江方面先由金华会党起义，处州响应，诱使清军调离杭州，出击金、处等地，然后以绍兴义军渡江直攻省城杭州，军学界为内应。如攻不下杭州，则把部队带回绍兴，从金华、处州进入江西，直趋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她与会党首领决定的起义日期是7月19日，但不久，金华、武义等地会党起义相继失败，绍兴会党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清政府大肆搜捕党人。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遇害。7月7日，绍兴知府贵福得到劣绅胡道南的告密，星夜赴杭州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清当局即做好了镇压准备。秋瑾于7月10日得知徐锡麟失败遇害的消息，悲痛异常。7月12日，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学生侦知杭州派出清兵的消息，遣人密告秋瑾，她做了些疏散的布置。7月13日上午，会党首领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认为事态已急，劝告秋瑾暂避。秋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吩咐王金发快走，自己则留下。王走后的当天下午，知府贵福和山阴、会稽两县知县跟在张曾敭派遣的一队清兵之后，进入绍兴。这时，学生们又劝秋瑾走避，她没有理会，只叫学生们离开。清兵很快包围大通学校，荷枪实弹，入内捕人，学生持枪械同清兵搏斗，多人死伤，秋瑾及程毅等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被捕后，7月14日贵福派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审，秋瑾只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坚不供实”。贵福又改派人严讯，秋瑾仅说：“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折亦是我物，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不为严刑所屈。贵福等人怕久押生变，请准浙江巡抚张曾敭，决将秋瑾就地杀害。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烈士遗骸经其友人收殓，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