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是修

周是修（1354.4—1402.6），名德，字是修，以字行。泰和(今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学。明太祖洪武(1368—1398)末年，举明经，为霍丘训导，擢周王府奉祠正。惠帝建文(1399—1402)初，为衡王府纪善，留京师，预翰林纂修。好陈说军国大计，数度指斥奸臣误国。燕王朱棣举兵南下夺帝位，破南京，是修留书别友人，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书系衣带间，自经于应天府学尊经阁。是修为明代江西诗派的晚期代表作者。他主要生活在社会生活已趋于安定时期，以其所擅长的七古歌行，写了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如：《牧童谣》写牧童的苦辛与乐趣;《渔郎谣》写“载歌一曲沧浪晚，棹入烟波何处寻”、带有隐士色彩的渔翁;《桑妇谣》、《临川女》、《瞿塘贾》描写了养蚕女、军人妻子与商贾妻子的忧愁与烦恼，可见当时不同阶层妇女生活之断面;《归宁妇》写在娘家久住女子复杂心态，她既留恋娘家生活亲切温暖，又思恋久别未见的丈夫;其他如《柳条长》、《种粟谣》、《樵夫谣》都是一诗一事，记录了普通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清代朱彝尊赞美是修此类作品“犹存张、王遗韵”(见《明诗综》)，指出这些歌行在描写普通人生活与风格浅显平易上很接近唐代张籍、王建乐府诗。张、王乐府平淡质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结尾精警;是修叙事诗只在平淡质朴方面类似，但在生活提炼方面较差。张、王乐府是“成如容易却艰辛”，而是修诗较为草率，在情节、语言上皆少锤炼。著有《诗小序集成》、《论语类编》、《家训》、《纲常彝范》等，其诗文收入《刍尧集》。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解缙曾为之撰墓志铭，杨士奇为之作传。《明史》卷一四三有传。

齐如山

齐如山（1876年1月16日-1962年3月18日），名宗康,以字行。河北高阳人。出生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年1月16日)。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为阮元门生,父为翁同龢门生。自幼受家庭教育。十九岁入北京同文馆,习德、法、英文,肄业五年。庚子事变后,同文馆停办,遂经营商业。其后三度赴西欧。在欧洲期间,观看了英、法诸国戏剧,对歌剧、话剧均有兴趣。回国后潜心于戏剧研究。结识梅兰芳,为其编写剧本,并精心设计身段、发髻、服装、佩件等。1929年底,随梅剧团赴美。三十年代主持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国剧画报》。1948年底取道香港至台湾。1954年在台北任中国歌剧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继续进行戏剧研究与写作。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大量收集戏曲资料,收藏戏曲书籍一千余部,其中数百种为稀见珍品。其研究以戏剧为中心,旁及音乐、舞蹈、武术、服饰、建筑、美术、工艺、杂耍等。先后为梅兰芳编撰剧本约三十余种。论者谓:“齐如山有着厚实的文学根底,又通晓舞台,因此他所编剧本,又具有结构顺畅,文词秀丽,宜于表演的特点”(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其创作、改编的剧本有《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牢狱鸳鸯》、《一缕麻》、《木兰从军》、《晴雯撕扇》、《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上元夫人》、《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凤还巢》、《春灯谜》、《霸王别姬》、《春秋配》、《宇宙锋》等。戏剧论著有《京剧之变迁》、《说戏》、《中国剧之组织》、《国剧概论》、《国剧漫谈》、《说平剧》、《国剧艺术汇考》、《梅兰芳游美记》、《梅兰芳》等三十五种。其他著作有《故都琐述》、《北平三百六十行》、《北平怀旧》、《北平土语》、《北平零食》等,有“近代掌故的活辞典”之誉。其平生著作合计共九十种,合辑为《齐如山先生全集》。生平事迹见郑孝颖《齐如山》(载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许姬传、邹慧兰《齐如山》(载《中国京剧史》中卷,第三十五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等。

秦伯未

秦伯未（1901年07月31日～1970年01月27日）,现代中医学家。字之济,别号又辛、谦斋,上海县陈行镇人。祖父秦又词习儒而兼业医。父亲和伯父也都精通儒学。秦氏受此影响,酷爱文学。后毕业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绩优异。博览中医典籍,能考诸家之得失,排众说之纷纭,对中医古籍整理致力尤多,在沪边行医、边著书。为维护中医事业,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的斗争,受“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总会”委派,曾赴南京请愿。对《内经》研究卓有成效,被海内同行誉为“秦内经”。曾创建“中医书局”,影印古本医书近百种,搜集医学图书不下数千种。建国前曾任《中医世界》、《中医杂志》、《中医指导社》、《现代国医》、《中医疗养专刊》等杂志社社长、主编或编辑,又任上海中医公会执行委员,中医试验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秦氏在中医教育方面贡献很大。1924年任江苏中医联合会编辑时曾撰《实用中医学》作为中医教材用。1927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医学院,前后20余年,毕业的学生不下二、三千人。1955年离沪北上,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兼北京中医学院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员,药典编委会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并到河南、陕西、吉林、黑龙江等地讲学。他授课深入浅出,注重实践,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先后从学者200余人。所著《中医入门》、《谦斋医学讲稿》、《内经知要浅释》、《临证备要》等,对传播中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秦氏对中医学所持的态度是:搜集材料,整理精华,发扬光大。对于中医之长,竭力保存之,宜扬之。间读西医典籍,未敢谓中医学理,无处不合科学; 更不愿以西医学说,强释内、难、伤寒(见朱寿明《汉法传染病临床医典》序)。他认为医之价值,当求诸实验之结果。结果之完满,即医学之进步。临诊极为精审,遇险症重症,有胆有识,敢于投剂用药;对题难杂症,善于思索,尤擅长治虚劳痼疾,著有《膏方大全》,谓膏方亦以却病为目的,不补之补胜于补之多矣。秦氏学养功深,但从不背后评人,不以己见强加于人,故人皆乐与交往。平生著述很多,如《秦氏内经学》、《内经类证》、《读内经记》、《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金匮杂记》、《各家学说评议》、《清代名医医案菁华》等。于医学之外,还擅长诗、书法,人人称秦氏三绝(诗、书、医)。有《谦斋诗词集》等著作。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1780—1831)，十九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军事理论家，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奠基人。

克劳塞维茨于1780年6月生于普鲁士王国马格德堡(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当时的普鲁士是欧洲的军事强国之一，拥有军队约20万人。普王腓特烈二世亲自统帅军队，进行侵略战争。克劳塞维茨才12岁就在波茨坦一个步兵团当士官生。1793年，普鲁士同革命的法国作战时，他曾参加过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1795年升为少尉。

1801年秋天，克劳塞维茨被送到柏林军官学校学习。该校校长普鲁士将军盖哈特·香霍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有远见的军事家，著有《军官手册》等书，后来担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致力于军事制度的改革。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以后的活动受这位老师的影响很大。由于克劳塞维茨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得香霍斯特的赏识，两人交谊很深。

1803年春，克劳塞维茨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由香霍斯特推荐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

其时，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革命后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篡夺了政权。1804年5月修改宪法，宣布法国为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拿破仑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其主要目的是掠夺欧洲财富和土地，抢占殖民地，因而与英、俄等国发生尖锐矛盾。1806年10月14日，参加第四次反法联盟的普鲁士军队，与法军在耶拿会战，普军大败，拿破仑乘胜追击，25日占领了柏林。在这次普法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参加了奥尔施塔特会战，退却时被法军俘虏。

普军的溃败，反映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这就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为此普鲁士首相施泰因和哈登堡都做了一番努力。1807年10月，克劳塞维茨获释。亲身的体验，使他认识到普鲁士的军事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从1808年起，他积极参加香霍斯特主持的军事改革工作。他们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还包括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要求，如废除农奴制，废除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在普鲁士军队中只有贵族、容克地主及其子弟可以当军官，一般人只能当士兵)，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军士不论出身高低一律平等，等等。

1810年秋天，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教官，同时给王太子(1840年即王位，称腓特烈·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前后共两年。1810年底，他与布吕尔伯爵的女儿玛丽结婚。

1812年4月，拿破仑发动大规模侵俄战争前夕，克劳塞维茨因反对普王威廉三世同拿破仑结成同盟而辞职，去俄国准备参加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在俄军中任军参谋长等职。拿破仑进攻俄国，他参加了斯摩棱斯克争夺战和波罗丁诺会战。拿破仑率领的侵俄大军遭到沉重打击，败退到普鲁士境内，克劳塞维茨随俄军乘胜追击，1813年3月回到柏林。1814年，他重返普鲁士军队。1815年任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同年秋任莱茵军团参谋长，并开始总结对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

1818年，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同年9月升为将军，时年38岁。在担任莱茵军团参谋长期间，克劳塞维茨由于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时间从事写作。只有在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他才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科学研究领域，总结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研究了130多个战例，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他认为，为军事艺术建立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但写一部有思想、有内容、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战争同构成它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决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接受的泛泛的东西，而要把自己对战争问题经过多年思考所获得的东西，把自己同许多了解战争的人物交往中和从自己许多经验中获得的和明确了的东西献给读者。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有益于世，但坚持在他死后出版这部著作。他给自己的著作定名为《谈战争》，因为他认为，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只有建筑大厦的材料，不是什么军事论著。由此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不计较个人荣誊的谦虚的学者。直到1830年春天被调到炮兵部门任职为止，他都一直勤勤恳恳地写作。1830年8月，克劳塞维茨去布勒斯劳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同年12月，调任格乃泽瑙军团参谋长。1831年11月6日因患霍乱逝世。

克劳塞维茨死后，他的妻子玛丽·冯·克劳塞维茨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十卷。《战争论》一书是其中的一、二、三卷，其余各卷主要是对战史的研究和评论。

《战争论》是使克劳塞维茨获得世界声誊的一部军事著作，但它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1830年春，克劳塞维茨调任炮兵工作时，《战争论》尚未修订完毕。他将三千多页手稿分别包封起来，准备以后修改，一直没有得到机会。他在1827年写的一篇题为《说明》的文章中说，已经誊写清楚的前六篇，只是一些还很不象样子的素材，还必须重新改写;至于第七篇和第八篇则仅仅是草稿。然而正如作者所说:“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读前六篇时也不会看不见那些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的，而且也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克劳塞维茨的预言成为现实。尽管他的著作并未完成，但正由于它包含着一些在战争理论中引起革命的主要思想，因而受到各国军事界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于全球。

《战争论》全书分三卷，八篇，即:《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草稿)、《战斗计划》(草稿)，共124章。书的最后附有作者在1810至1812年为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的材料和《关于军队的有机区分》、《战术或战斗学讲授计划和提纲》两篇文章。

《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什么是战争》是全书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在这一章里，克劳塞维茨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战争的辩证的本质。他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克劳塞维茨认为，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因而这是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在第八篇《作战计划》(草案)中，克劳塞维茨重复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在制定战争和战局的计划时，注意政治是绝对必要的。只有了解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了解双方国家的力量和各种关系、政府和人民的性质及其能力，并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他们发生的影响，才有可能决定进行战争要使用的手段。

在第二篇里，克劳塞维茨系统地阐述了战争理论问题，同时批驳了当时的军事理论家标洛、约米尼、卡尔大公等人给战争所作的种种死板规定。他认为，军事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说:“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因此，他认为，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论述战略理论时，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夺取战争胜利的五种战略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他认为，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错综复杂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针对当时的军事理论忽视精神因素这一缺点，克劳塞维茨指出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他认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所谓精神力量，他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但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起着更大的作用。在强调精神力量的同时，他并没有忽视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因此，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但数量上的优势并非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兵力明显比敌人少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

在第六篇和第七篇中，克劳塞维茨辩证地论述了防御和进攻的关系。他认为，防御和进攻是整体中的两个要素，而不是孤立的两个部分。从防御转为进攻，或从进攻转为防御，是由一些因素的增加和另一些因素的减少，即由量到质的转变，通过一系列的危机而形成的。克劳塞维茨否定单纯消极的防御观点。他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由于人们在防御中取得胜利，就通常可以造成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兵力对比，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反攻是十分荒谬的。在《防御》一篇中，克劳塞维茨还专门辟出一章讨论了民众武装问题。他说:“一般说来，民众战争应该看作是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的限制的结果，看作是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大和加强”，“善于应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

总之，由于克劳塞维茨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积累了大量的战史材料，在研究军事著作的同时，还研究过大量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力图用辩证的方法探索战争理论，因而能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般战争的规律和一系列作战原则。他的许多见解，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战争论》不失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恩格斯1858年1月7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①列宁在1915年曾研究过《战争论》，作了摘录和批注。他特别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同政治的关系的一些论述。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中，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①

但克劳塞维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认识到战争同政治的关系，却不能揭示战争同经济和阶级斗争的联系。他所谓的政治主要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他心目中，一国内部在对外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冲突的。他论述了战争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指战争的暴力性，战争对政治的从属性等等，他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他指出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但他不了解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即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败的重大作用。他的某些论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尽管如此，《战争论》一书仍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军事名著，克劳塞维茨也不失为一位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李伯元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以字行，别署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父翼辰(申之)，二十七岁卒。李伯元时年六岁，由堂伯父李翼清(念仔)抚养。翼清历官山东肥城和胶州等县知县、兖州同知、东昌知府、山东候补道，伯元及其母、姊随侍任所。光绪十八年(1892)翼清辞官归里，伯元一家亦随返故乡。不久，伯元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年翼清去世，伯元一家失去接济。伯元为养家计，于光绪二十二年前往上海，先后创办《指南报》(1896年)、《游戏报》(1897年)、《海上繁华报》(1901年)，是近代小报的奠基者之一。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开经济特科，李伯元被侍郎曾慕涛举荐，婉辞不应，时论有“征君”之誉。光绪二十九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杂志，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以劳累过度，又有烟癖，以致壮年而卒，年仅四十岁。

李伯元工诗、文、书、画、篆刻，而以小说成就最大，与吴趼人、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作家。各类著作有十余种。以《官场现形记》六十回为其代表作。该书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对清政府“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在艺术上则创造了“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的蝉联结构。因而“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外，尚著有长篇小说《文明小史》六十回、《活地狱》三十九回、《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弹词《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醒世缘弹词》十四回;剧本《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十八出;杂著《南亭笔记》十六卷、《南亭四话》八卷(包括《庄谐诗话》四卷、《庄谐联话》三卷、《庄谐词话》和《庄谐丛话》合一卷)。诗歌和谐文则散见于当时报刊。生平事迹见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三期)、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李伯元》、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雨花》1957年4月号)等。

承远

承远大师（公元712～802年），唐代僧人。汉州绵竹县(今四川省德阳县北) 人。俗姓谢,年15,厌于儒家诗书礼乐,听人念咒而动出家念头。在成都、资州、荆州一带参学后,才正式剃度出家。自当阳县玉泉寺到南岳天柱峰,从通相受具足戒。又到广州,从慈愍 (慧日) 受念佛法门。学道于成都唐公，承远大师二十四岁时，出蜀到荆州玉泉寺，依惠真剃度学道。承远大师后遵师命去南岳衡山，从通相受具足戒，更于其座下学经律。闻慧日法师离京至广州，承远大师来谒，恭敬求法。慧日法师教示不可独然独善，应依《无量寿经》修念佛三昧，以救济群生。从此顿息诸缘，专修净土。

承远大师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归衡山，于山之西南，建立精舍，号弥陀台，仅安置经像，精苦修道。有人供养食物则吃，无人供养则食野果花草，敝衣唯求御寒蔽体而已。慕名来求道的人，常见一人身形羸弱，尘垢满面，负薪担水，都以为是承远大师的侍者而轻慢之，及打听，方知那正是大师。承远大师万缘放下，精进念佛，得念佛三昧，常感圣境现前。

当时，法照大师在庐山修禅定。一日入定，往极乐世界，见一褴褛僧人侍立在佛侧，询知是南岳的承远大师。出定后，法照即往衡山面谒承远大师，悲喜流涕而受其教，转修净土。远近道俗亦闻其德业，前来亲近乞教。负布帛，斩木垒石，搭棚居住，并发心施金，营造殿宇。承远大师既不拒绝，也不营求，殿寺盖成，题名弥陀寺。营造殿宇的结余，都布施给饥饿病苦者。

承远大师教化众生，善立中道，随机设教。为了使众生早证道果，承远大师殷殷开示佛教念佛法门，并将经教法语，弥陀名号，书写在大街小巷，镌刻在山岩溪谷，苦口婆心地劝勉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从化者甚众，前后受法弟子千有余人。就中以比丘惠诠、智明、道侦、超然、法照等，皆入室之秀。后来，代宗皇帝奉法照大师为国师，便也推尊承远大师，顶礼有加，赐承远大师所住持的寺庙为般舟道场。

四大假合、五蕴虚集之身躯终归是缘生缘灭。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七月十九日，承远大师自知世缘将了，弘法度生能事毕矣。乃于寺内顾命弟子，申明教诫已，打扫居室，结跏趺坐，恬然面西寂化，享年九十一岁，僧腊六十五年。其遗骸葬于寺之南岗，安置灵塔以志千古。唐代著名文学家，时任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和时任衡州刺史的吕温，分别为承远大师制碑文并作塔铭，刻石立于寺门之右。二者以不同的笔法与文理，各自记述并赞颂了承远大师非凡的一生。

李调元

李调元（1734-1803）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羹堂，一字赞庵，号雨村、墨庄。绵州(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历官考功司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因弹劾永平知府罢官，充军伊犁。不久，以母老得赎归。家居二十余年，以著述自娱。李调元聪敏好学，治学范围广泛。其著述涉及经学、史学、语言文字、金石、音韵、书画等许多领域。蜀地撰述之富，费密以后，首推调元。他还十分留意乡土文献，广为收罗汉代以后蜀人著作，辑成《函海》一书，颇为世人所重。

李调元早年即有诗名，曾作《春蚕作茧诗》，受到钱陈群赏识。时人认为其诗足以同袁枚、赵翼相颉颃。其堂弟鼎元、骥元亦有诗名，时称“绵州三李”。调元诗不假修饰，无所蹈袭，而才情横溢，俊爽清丽。尤以写景之作为优，如《由白塔灞渡东津》、《黄州晚泊》、《清远峡》、《舟中晚兴》等都是富有意境的佳作。

李调元在戏曲理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所著《雨村曲话》2卷、《雨村剧说》2卷是清代影响很大的戏曲评论著作。《曲话》主要是讨论戏曲的词采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它反对曲文过分华靡，同时反对生硬与鄙俗，而崇尚本色;又如它既主张吸收古代好的语汇，又主张采用当代生活中有表现力的口语，经过融冶提炼，以形成自然而美妙的戏剧语言。《剧说》主要考证作品题材，并对各声腔的源流作了较多的介绍。

李调元的著作除《曲话》、《剧说》外，还有《童山诗集》42卷、文集20卷、《蠢翁词》2卷以及《雨村诗话》16卷、补遗4卷、《粤东笔记》16卷、《骨董志》12卷、《易古文》2卷、《郑氏尚书古文证讹》11卷、《诸家藏书簿》10卷、《诸家藏画薄》10卷等。辑有《全五代诗》100卷、《蜀雅》20卷、民歌集《粤风》4卷等。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生于德国乌尔姆(Ulm)。1896—1901年学于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1902年被聘为伯尔尼专利局的技术员。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起历任苏黎世大学、德意志大学(布拉格)和苏黎世工业大学教授。1913年返回德国,任柏林大学教授、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现名麦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1940年入美国籍。一生作出了四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1)完成布朗运动的理论解释并提出测定分子实际大小的具体方法。这一成就有力地推进了分子运动论,同时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否认原子客观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潮。(2)促进量子物理学的创立和发展。1905年3月提出光量子假说,完满解释光电效应,统一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并因此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研究成果直接引导和支持了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薛定谔波动力学和玻恩关于波函数统计解释等的问世。1916年在总结辐射量子理论的成就时所提出的受激辐射理论,是现代激光技术的理论基础。(3)创建相对论。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1938年又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揭示了作为空间和时间统一体的四维空间,物质、运动间的统一性。(4)开创探索宇宙学和统一场论的先河。1917年提出有限无界的静态的宇宙模型。2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统一场论,试图把引力场和电磁场统一起来,并用场的概念来解释物质结构和量子现象。70年代以来,通过规范场的研究,统一场论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贯穿始终的主导思想是唯物论。认为“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在同哥本哈根学派的论战中,强调:“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非决定论完全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同上)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认为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理论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建立。对于理论体系的结构,应当不断地精简独立逻辑元素的数目并达到逻辑的统一性。评价理论价值的标准应当有两种,即逻辑美学标准(内在的和谐)与经验标准(外部的证实)。倡导探索性演绎法,认为理论思维在科学创造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具有“构造思辨”特征。主张科学自由,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这种自由包括外在的自由(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而遭受危险或者损害)和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两方面。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主要著作收集在《爱因斯坦文集》(3卷)中。

杨宾

杨宾（1650年－1720年），清代诗文家。字可师，号耕夫，晚号大瓢山人。山阴(浙江绍兴)人。父杨春华为通海案牵连流放宁古塔。其时杨宾年纪尚幼，与弟杨宝依叔父生活。稍长，习为刑名钱粮等有用之学，糊口于四方。他精书法，工诗文，有名当世。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博学鸿词，坚辞不就。康熙帝南巡时，叩请代父戍边，意不得达。乃出塞侍父。父亡，按例不能归葬，他远走京城，哀请当权者，竟得破例。归乡后著《柳边纪略》5卷，记述塞外山川形势、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甚为详备，受到世人重视。他的诗歌有很多记叙了远赴塞外的经历，描绘了道途的艰险、内心的苦痛。如《纳木窝稽》、《至宁古塔二首》、《换车行》等。沈德潜说这些诗“所录皆辛苦愁惨之音”(《清诗别裁集》卷20)。他还有些诗歌咏明清之际史事，流露出相当浓厚的民族感情。如《十八先生墓》、《题陶秋水传后》等。此外，他也写过一些游山玩景之作。他的古文善于叙事，所记多有关朝代更迭、沧桑变化。如《大错和尚传》、《魏雪窦传》、《万季野传》等都可补史书记载之缺。其诗文集有《唏发堂诗集》2卷、《文集》4卷、《杨大瓢文残稿》1卷。

杨宾著述甚丰，主要有《晞发堂诗集、文集》、《大瓢先生杂文残稿》、《力耕堂诗稿》、《大瓢偶笔》、《铁函斋书跋》、《家庭纪述》、《金石源流书要》、《存疑录》、《糊口编》、《大瓢日记》、《塞外诗》、《藩镇考》、《日富编》、《客舍钞存》、《游西山诗》等。

郑成功

郑成功（1624.08.28－1662.06.23），原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今福建南安东北)人，是我国历史上名震中外的民族英雄。他出生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出生地点是日本平户(今日本长崎县松浦郡)。他的父亲郑芝龙靠从事海外贸易发家，曾流落日本，后来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常往来于日本、台湾和闽海之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平户人田川氏之女，祖籍也在中国，所以田川氏的中国姓是“翁氏”。郑成功七岁时，从日本回到祖国。这时，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官至游击将军，后来，又因海上作战有功升为总兵。郑成功也随其父一起生活在福建。

郑成功自幼聪慧过人，十一岁时，他所写的诗文就使师长大为赞赏。十五岁时，郑成功考中廪生。二十一岁时入南京(今江苏南京市)国子监，成为太学生。一些名流学者都认为郑成功有着天赋之才，将来必成大器。在南京读书期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随之，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发兵南下。展现在郑成功面前的是一派异族入侵，山河倾覆的动乱景象。清顺治二年(1645年)，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建都福州(今福建福州)，建元隆武。郑成功因之受到特殊的恩遇，被封为忠孝伯，赐皇姓“朱”。于是，人们都称他是“国姓爷”。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福建，直逼仙霞关(今福建浦城北)。郑成功怀着忠肝义胆向朱聿键呈递了“据险控扼”、“练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清条陈》。朱聿键为他的耿耿忠心和惊人胆略所感动，遂进封其为御营中军都督，挂招讨大将军印，北上戍守仙霞关。

仙霞关，位于浙、赣、闽三省交界处，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可是，在这大敌当前，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善于玩弄政治投机的郑芝龙竟然通敌撤防，断绝郑成功的粮饷供应，迫使郑成功弃守退兵。八月间，清军长驱进逼福州。朱聿键西走汀州(今福建长汀)，被敌人抓获，绝食身亡。九月，郑芝龙公开降清。郑成功闻讯，跪哭力阻，郑芝龙根本不予理睬，顽固地带领五百人投降清营。郑成功见劝阻不成，为了免遭父亲和清军的胁迫，他请求叔父郑鸿逵掩护，悄悄逃往金门海岛。

郑成功僻处一隅，壮志不移。他对父亲的投降变节行为异常气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决心背父举兵，拯救明朝故国。于是，他脱掉儒衫，佩剑着甲，走上了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道路。

闽南举兵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郑成功怀着满腔的悲愤，乘船来到南澳(今广东南澳岛)①，开始招募兵员，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为了表示与清朝誓不两立和抗敌的决心，他设坛盟誓，仍用当年明隆武皇帝朱聿键赐封的“招讨大将军”名号，并沿袭隆武年号。第二年正月，郑成功率众来到厦门的鼓浪屿，继续扩编队伍。百姓闻讯纷纷前来投效，一些郑氏旧部也都慕名纷纷归附。不几天，就又聚集数百人。他将部众分为四镇，进行编组，确定了各镇将官，一支力量可观的抗清武装，在厦门组建起来了。

八月，郑成功与叔父郑鸿逵合兵进攻泉州(今泉州市)，一举攻下泉州城外的桃花山，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清军援兵抄袭郑军老营安平(今福建安海)，郑成功被迫撤围。顺治五年(1648年)闰三月，郑成功再次出击，西攻同安(今福建同安)，一举拔取该城。这时，明桂王朱由榔已在广东肇庆(今广东肇庆市)即帝位，改元永历。消息传来，郑成功遥相祝贺，十分高兴。他急修贺表，派使前往朝贺，自己也宣布改用永历年号。为了配合广东明军展开攻势，郑成功挥师南下，相继克复漳浦(今福建漳浦)、云霄镇(今福建云霄)、诏安(今福建诏安)，削平了盘踞广东黄冈(今广东饶平)、澄海(今广东澄海)、潮阳(今广东潮阳)等地的土豪势力，收复了广东潮州(今广东潮州市)、福建漳州(今福建漳州市)、泉州沿海广大地区。顺治七年，郑成功又回师厦门、金门，剪除了郑彩、郑联两支势力，夺得了厦门这一立足点。由于连续征战，迭次告捷，郑军发展到四万多人。

正当郑成功回师厦门的时候，清军大举进攻广东、广西。永历帝从肇庆逃往南宁(今广西南宁市)，诏令郑成功进援广东。摆在郑成功面前的，一是皇帝逃亡的消息和勤王诏书;一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和不巩固的厦门根据地。他反复斟酌，最后作出了偏师守闽，主力援粤的决定。闰十一月，他留下族叔郑芝莞守卫厦门，自己亲率大军起程勤王。途中，他担心后方力量寡弱，又派郑鸿逵回兵援助。

在后方空虚，没有建立巩固的抗清基地的形势下，郑成功孤军西趋广东作战，虽于无奈但也是十分冒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当他抵达南澳，得知广州已经失陷，救援不及的情况下，仍然不听部将所劝，一意西进，显然是犯了战略错误。郑军主力离开厦门不久，福建巡抚张学圣发兵两路，乘虚进攻厦门，郑芝莞畏敌如虎，弃城逃亡海上。郑成功艰难地筹集起来的粮饷辎重，被清军洗劫一空。孤军入粤的郑成功，在航渡白沙湖时，也遇到了狂风，大部分粮食、器械被风卷走。当他收束队伍，打退清军进攻，准备继续前进时，突然传来厦门失陷的消息。郑成功只好放弃援粤企图，回救厦门。这是郑成功起兵以来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

郑成功折返厦门后，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他在奖赏勇敢守城的将士的同时，将畏敌先逃的郑芝莞斩首示众。为了还报厦门之仇，他率队攻入漳州，拔取漳浦，大败清福建提督杨名高等。顺治九年(1652年)又攻占海澄(今福建龙海)，大败闽浙总督陈锦于江东桥。接着，进拔诏安、南靖(今福建靖城)、平和(今福建九峰)，围困漳州城。这时，郑军已发展到六万余人。

清廷对于郑成功在闽南的发展十分忧虑，遂在派兵镇压的同时，胁迫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诱劝郑成功投降。但是，郑成功抗清坚决，郑芝龙数次派人持书劝降，都被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这年九月，清廷见招降无望，又派固山额真金砺率军自浙江南下福建，与新任命的福建巡抚刘清泰，合兵围剿郑成功。郑成功闻讯，立即撤除围困漳州之师，奋力迎敌。双方在海澄以西隔水相对，出现了僵持局面。

这样，一直对阵数月。清军人多炮多，每次交战显然大占优势。郑军死伤很多，士气随之低落。这时，鼓舞士气，迅速打退敌军的进攻，避免长期消耗，以确保东南一隅，巩固已经恢复起来的厦门基地，显然是郑军的当务之急。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郑成功亲临前线，指挥海澄之战。为了鼓舞士气，他手执当年隆武帝赐予的“招讨大将军印”，当众宣誓，表示宁死不与清廷共戴天!希望将士死力奋战，恢复明朝江山。还鼓励手下将领：有冒死立功者，愿将此印转赠。将士们见主帅如此坚定、刚强，都鼓足了勇气，摩拳擦掌，争着要求出战。

为了寻求破敌之策，郑成功冒着敌炮的猛烈轰击，亲登高台，观察敌情，调整部署。这时，他得到两个情报：一是自己部队阵前的掩体短墙，已全被敌炮炸平，驻守在前沿的将士已无处藏身;二是据派到敌方的侦探回来报告说，金砺部队的火药、钱粮已无法接济，行将陷于困境。对此，郑成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料定：敌粮运断绝，必然急欲决战;而今晚定会全力炮轰，然后明早实施攻击;在清晨清军大队渡河时，又必然放空炮以助声势。所以，郑军当务之急是顶住晚上敌军的炮轰和全力作好反击准备。根据敌情变化，郑成功及时调整了作战部署：第一，他命令前敌将士挖地窖藏身，顶住敌军的炮火，等待时机，首先发起冲击;第二，命令神器营在半夜秘密行动，将营中所存火药全部掩埋在河边，药捻相连，准备统一燃放;第三，命令全军作好突击准备，当众立赏罚令，前进者重赏，后退者立斩。在反攻时机上，郑成功又进行了认真的安排：要求以敌军燃放空炮时，为全军集结讯号;神器营埋在岸边的炸药燃尽时，为出击追杀敌人的讯号。

事情果然不出郑成功所料。当晚，清军全力炮轰，郑军的阵地几乎被炸平。由于郑军事先挖好了地窖，故将士避免了伤亡。五更以后，敌人开始燃放空炮，陆续渡河。郑军迅速整装，作好了突击准备。黎明时分，清军大队已经渡河，拥挤于河畔。郑成功一声令下，预先埋伏于河边的士兵，立即点燃岸边的火药。过河清军很快被炸的尸横遍地，死伤大半。幸存的清军不知所归，慌乱不堪。郑成功乘机指挥全军奋勇冲杀，大败清军。

海澄之战，郑成功判断正确，部署周密，准确地掌握了攻守决战的时机，一举获胜，表现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这是与清军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清军惨败，不敢轻易来犯。郑成功趁机向广东发展，占领了许多城镇，一直把势力扩展到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是郑成功举兵闽南以来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北伐江浙

在巩固闽南根据地，向广东发展的同时，郑成功还积极组织对北方清军的征伐。从顺治十年(1653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相继组织了四次北伐。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相继失败，但给了江浙一带清军以巨大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长江一带的反清武装斗争。

第一次北伐是在顺治十年(1653年)。当时，清固山额真金砺率领浙兵南下，与郑军相持于福建海澄一带。郑成功为了配合福建的抗清斗争，采纳了老将张名振的建议，趁敌倾力攻闽，江浙空虚之机，派张名振率船百艘，沿海北上。张名振按照郑成功的部署，乘风破浪，于第二年进入长江，大败清军江防水师，夺得战船百余艘，乘势进入镇江(今江苏镇江)。同时，张名振还派出一支部队，沿海直趋天津(今天津)，夺取清廷运粮船百余艘。这次北伐，促使明军江南旧部纷纷起兵响应，有力地支援了郑成功在海澄一带的反击。

第二次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在取得海澄大捷后，将全军集结于厦门。然后，发兵两支：一由黄廷统带，西上进攻广东的揭阳、澄海、普宁(今广东普宁东北)等地;一由甘辉为总监，率领周全斌、陈辉等北上，与张名振会师长江。为了保障北伐的成功，郑成功为北伐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要求前敌将领陈辉，对有功人员可先赏后报;对于犯罪者，可经过诸将会议议定，先斩后报;凡官兵有奸淫抢杀者，其将领连坐。这样，北伐军沿途秋毫无犯，进展顺利，很快占领了浙江的舟山(今舟山岛)。可是，由于这次北伐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前敌指挥陈辉与张名振又有矛盾，不能协同作战，结果，攻占舟山后，并未继续北上。甘辉折回厦门，十一月张名振中毒身亡，①北伐中途而废。

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成功亲率大军进行了第三次北伐。当时，清军大规模进攻逃往云南的永历帝朱由榔，情况危急，时局严重。为了牵制清军南下，减轻云南的压力，郑成功于七月间留洪旭、陈辉协助董夫人和世子郑经守卫厦门，自己则亲率大军北上。八月进攻黄岩(今浙江黄岩)、围攻台州(今浙江临海);九月围攻太平(今浙江温岭)、天台(今浙江天台)。兵锋所至，守将纷纷倒戈投降。郑成功所向披靡，进军十分顺利。可是，就在郑成功兵至天台，准备继续北进时，清福建总督李率泰，乘虚进攻郑军在福建的根据地，并且攻陷了闽安镇(今福建长乐县东北)。闽安镇，位于闽江海口，是福建中部沿海的重要城镇。它的失陷，不仅对厦门基地产生威胁，而且有切断北伐郑军后路之危险。郑成功考虑到后方基地的安全，不得不结束这次北伐，率军回到厦门。

郑军规模最大、战果最著的北伐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这次出师前夕，郑成功召集诸将共同研究了北上的方略，确定北伐目标是：直入江南，攻取南京。同时，进一步重申和严格了北伐军纪。五月中旬，郑成功令黄廷、洪旭、郑泰协助董夫人及郑经留守厦门;自己亲率十七万大军(号称八十万)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发。为了便于统带和指挥，他将部队分为三程，梯次前进：第一程由甘辉指挥;第二程由马信、万礼指挥;第三程由郑成功亲自统率。

郑成功的船队沿海北上，沿途经平阳(今浙江平阳)、瑞安(今浙江瑞安)等地，于七月间抵达舟山。在这里与长期战斗在浙东沿海的张煌言部会合，声势更大。八月初，队伍继续北上，进泊羊山(今大、小洋山岛)。不料，停泊不久，突然遇到飓风，船队被冲散，风卷溺死者达八千余人，物资器械损失也十分严重。郑成功只好收队折回舟山，并在浙东筹饷补粮。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郑成功终于率队驶入长江，进泊金山(今江苏镇江西北江中)，并于六月十六日夺取了瓜州城(今扬州南，与镇江隔江相对)。随后，他除派队镇守瓜州和加强沿江防务外，兵分二路：一由张煌言、杨朝栋率领，溯江西上，进占芜湖(今安徽芜湖市);一由自己亲带直攻镇江城。六月二十二日，郑成功与镇江守军大战于城外银山。该地路径窄小，河叉纵横，清军骑队无法施展。郑成功趁机猛击，大败清军，迫使镇江守军献城投降。

六月二十八日，郑成功召集诸将商议进取南京之策。会上，甘辉提出了控扼瓜州、镇江咽喉之地，迫使南京守敌自降的主张。可是，对于甘辉的这一主张，郑成功并没有认真采纳。七月四日，郑成功督队溯江西上，直扑南京城。七月七日，抵达南京城外观音门。然后，他集兵八十余营将南京城团团围困。守卫南京的清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和管效忠见郑军势众，狡猾地使用了缓兵之计。他们派人前来郑营佯示请降的同时，提出了宽限三十日为期的要求。郑成功轻信了清兵的假降阴谋，围而不攻，顿兵坚城，坐等敌人献城。甘辉见此情景，深感不安。他提醒郑成功迅速攻城，以防敌人援兵到来，不可收拾。可是，郑成功见江浦(今江苏江浦)、六合(今江苏六顺，合)、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等城守将纷纷献城归顺，一时盲目乐观，仍然不听规劝。

果然，就在郑成功息兵不攻，士气日渐懈怠的时候，清朝崇明总兵梁化凤、江宁总兵哈哈木等乘机集结兵力，向南京扑来。二十三日，清军里应外合，同时发起反攻。郑军措手不及，损失十分惨重。甘辉且战且退，马仆被擒，壮烈牺牲。第二天，郑成功收束散卒退至镇江，闻甘辉阵没，追悔莫及，放声大哭。他见大局无望，只好督队撤退，返回了福建厦门。郑成功撤退后，据守上游的张煌言所部，孤立无援，被清军围困在芜湖，最后全军覆没。张煌言仅带几名亲随，夺路逃往天台。郑成功的第四次北伐，由于轻敌失误，又失败了。

郑成功回到厦门后，军事上陷入了困境。顺治十七年(1660年)初，清廷又调集浙江、福建、广东诸省兵力，向厦门压来;与此同时，清廷还极力阻断各地与厦门的贸易往来和物资供应，陷郑军于兵困饷乏的境地。郑成功通过数次北伐失败的实践，也越来越感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必要性。可是，厦门、金门弹丸之地，实难持久立足。这种情况，促使他较快地做出了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

收复台湾

郑成功一生中的最大功绩和军事成就，莫过于他为中华民族收回了自己的宝岛台湾。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海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陆人民就知道了这一岛屿;三国时期，大陆流民大批到了台湾，参加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也曾率船队到达该岛;隋、唐时，更有许多大陆人来到台湾;南宋年间，中国政府开始在澎湖一带派兵屯戍;元代已正式设置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事务;明代沿袭元制，仍在台湾设立巡检司，并派兵驻防澎湖。

明天启四年七、八月间，荷兰殖民主义者乘明朝政治腐败，边防松弛之机，出兵强占了台湾岛。侵略者在台湾沿海一带修筑了两个主要军事据点：一个建在台湾岛西南部的一鲲身(即今安平镇)，设施坚固，分内外城堡，取名“热兰遮城”，台湾人民又称其“赤嵌城”、“红毛城”、“台湾城”;一个设在台南城西北的镇北坊，名“普罗文查”，因为是一座楼阁建筑，故被当地人称为“赤嵌楼”。殖民主义者依靠这两个主要据点，为所欲为，疯狂推行殖民政策，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殖民军一次又一次的残暴罪行，促使当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人民不断举行抗荷武装起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当郑成功苦于军事失利，整日烦闷之际，有一位名叫何斌的人从台湾来到厦门，入署叩见。何斌是郑成功的同乡，在台湾多年，曾被迫给荷兰人当翻译。何斌久闻郑成功忠贞为国，胸怀大志，十分钦佩。于是，他向郑成功献计说：“台湾沃野数千里，实王霸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①。接着，他向郑成功献出了台湾地图，并详细陈述了台湾沿海“水陆变易情形”和台湾人民所遭受外来民族压迫的苦难，表示愿作大军收复台湾的向导。郑成功早有复台之心，听罢何斌所述，感到不谋而合，十分欣喜。

为了审慎选择进军路线和时机，郑成功派人乘船先往台湾，进一步证实了何斌所提供的进军路线是正确的。随后，他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统一了全体将领的认识;确定了先取澎湖，然后出敌不意地通过鹿耳门港湾，在台南抢滩登陆，突袭敌赤嵌城的作战方案。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风平浪静。郑成功怀着“复先人之故土”的雄心壮志，率大军自金门料罗湾登舟出发。他将全军编为两个梯队，自己亲率第一梯队二万五千人，战舰一百二十艘，向澎湖挺进。由于郑成功正确地掌握了天候、航线，部队开始进展顺利。经过一天一夜，就渡过了台湾海峡，抵达澎湖列岛。不料，在这里遇到连天狂风，船行受阻。直至三十日，风浪仍未停止。面对所携粮水越来越少的严重困难，郑成功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当晚迎风而进。广大爱国将士乘风破浪，于次日拂晓到达鹿耳门港湾外。

鹿耳门阔仅里许，是进入内海台江的北航道。在鹿耳门南面虽有北线尾和一鲲身的南航道，但该处有荷兰的重兵把守，不易通过。当时，台湾荷军总数约二千，主要驻扎在赤嵌城和赤嵌楼两处。荷军认为，鹿耳门早有沉船阻塞水路，且港道迂回，水浅礁多，不便通行，无须设防。于是，郑成功抓住守敌疏于防范之隙，决心出其不意，直入鹿耳门。

这天，郑成功利用早晨涨潮的机会，以何斌为向导，绕过敌炮台，迅速进入鹿耳门内海。然后即抢滩登陆：主力在禾寮港登陆，直插赤嵌楼守敌的侧后;另一支则进占北线尾一带，保障主力的登陆。台湾人民见到祖国的大军，个个欢欣鼓舞“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男妇壶浆，迎者塞道”①，并且争相协助郑军搜捕敌人。郑成功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很快切断了赤嵌楼与赤嵌城两据点敌人之间的联系。中国军队出现之突然，进展之神速，使两处守敌措手不及。敌将猫难实叮哀号说：中国兵太可怕了，他们都是些神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侵略者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在依托堡垒顽抗的同时，又出动四艘战舰向鹿耳门一带郑军的翼侧进攻;在陆上，荷兰军队兵分两支，向北线尾一带郑军反扑。郑成功随即督军还击。海战中，击毁、击伤敌舰三艘，仅有一艘逃脱;陆战中，郑成功以大部队正面还击，另出奇兵七、八百人，迂回敌侧后夹击，全歼进攻之敌。随后，郑成功联络当地人民二万五千人，一举拔除赤嵌楼敌军据点。

五月初，郑军第二梯队渡海到达台湾。郑成功集中全军进围赤嵌城。赤嵌城，是荷兰侵略军的“王城”，号称“海上堡垒”，易守难攻。郑成功考虑到：赤嵌城已经形势孤立，毫无后援，敌人必拼死扼守，如率队强攻，势必杀伤过多。于是，他决定长期围困，迫其自降。围攻期间，郑成功致书城中荷兰总督，指出：只要放弃抵抗，还我先人故土，可保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再次申明出兵的根本目的在于统一祖国国土。但殖民者仍欲凭城顽抗，拒不退走。至顺至十九年(1662年)一月，敌军被围近九个月，城中缺粮，饥饿而死者达一千六百余人。郑成功见时机已到，下令发起总攻。二月一日，荷兰侵略者终于在力竭势穷的情况下，出城在投降书上签字。被殖民者霸占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胜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此次渡海作战，准备充分，计划周密，对敌情、地势、天候、潮汐等情况，掌握比较准确，慎重而正确地选定了航渡路线和登陆点。他首先攻占澎湖，取得立足之地;然后出敌不意，通过鹿耳门，在台南登陆;登陆成功后，又迅速扩大登陆场，切断敌军两垒之间的相互联系，陷敌于被分割、孤立的困境。郑成功的这一行动，实为渡海登陆作战的一个范例。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立即着手台湾的整顿和建设。为了纪念他的家乡，他将热兰遮城(即赤嵌城)改名为安平镇，还在台湾建立起了与明朝相同的管理机构。此外，他十分注意安抚百姓，整肃风纪，指示全军屯田生产，以解决军需困难。他为开发和治理台湾制订了许多政策，深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可是，时不多久，郑成功患病。病中又相继得到永历帝被杀、父亲被害、儿子拥兵叛父的消息，心情悲愤交集。他忧国忧民，常常拖着病体，登台了望大陆，惆怅万千。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郑成功在痛苦中含悲死去，时年仅三十九岁。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明室的恢复和台湾的发展。

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率兵收复台湾，为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子翚

刘子翚[huī]（1101～1147）宋代理学家。字彦冲,号屏山,亦号病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未冠游太学,以父荫补承务郎,入真定幕府。建炎三年,通判兴化军,秩满以最闻。以疾不堪吏事,乞闲,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居屏山潭溪,独居一室,终日危坐,意有所得则书之,或咏歌自适,讲学不倦。与胡宪、刘勉之交游,相互切磋学问,朱熹尝从其学。绍兴十七年卒,年四十七。刘子翚天资卓异,读书广博,笔力甚高,诗文俱工。如《圣传论》十篇、《维民论》三篇及论时事札子十八篇,都能针对时事而作,四库馆臣称其“辨析明快,曲折尽意,无南宋人语录之习;论事之文,洞悉时势,亦无迂阔之见”,为“明体达用之作,非坐谈三代、惟骜虚名者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与江西派诗人吕本中、韩驹、曾几等相往还,故其诗歌受江西诗派影响,古风高秀,不袭陈调;近体苍劲卓炼,颇杂禅宗语意(同上书)。《游朱勔园》、《靖康改元四十韵》、《汴京纪事》二十首、《题李忠愍集》等篇,吟咏时事,抒发对国事时局之感慨,风格沉郁。还有一些抒情写景诗,意象生动,风格明快清新,而无道学头巾气。朱熹称其《闻筝》诗“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之”(《跋病翁先生诗》)。洪迈论其《吴傅朋游丝帖歌》驰骋痛快,隐含讥讽之意,在近百篇同类之作中堪称绝唱(《容斋三笔》卷二)。著有《屏山集》二十卷,最早刊刻于南宋乾道间,今存明弘治十七年刊本、正德七年刊本、《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十八年秋柯草堂刊本等。《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四首。《全宋诗》卷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二录其诗十一卷。《全宋文》卷四二五五至四二六○收其文六卷。事迹见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宋史》卷四三四本传。

井上靖

井上靖（いのうえ やすし，1907年5月6日—1991年1月29日），日本小说家。生于军医家庭。在大学预科时开始写诗,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前发表剧本《明治之月》。大学毕业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历任编辑及记者,后辞职专事写作。1949年发表反映日本战后社会腐败的中篇小说《斗牛》,获芥川奖,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井上靖多才多艺,除出版诗集《北国》 (1958)、 《地中海》 (1962)、 《运河》(1967)外,他还写剧本、电影剧本及美术评论等,但主要精力还是在小说上,《井上靖小说集》(1949)共32卷之多。他的小说善于选取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采取侧写、暗示、间接描写等多种手法,在婉转含蓄中抨击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这样的作品除《斗牛》外,还有《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进入60年代后,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都获得进一步提高,他又创作了控诉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罪行的《城堡》(1964);《榉树》(1970)和《方舟》(1970)则对日本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表示了强烈愤慨。此外,他还擅长写历史小说,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杨贵妃传》(1963)、《永泰公主的项链》等。其中《天平之甍》最为著名,小说描写了唐代高僧鉴真和尚11年内历尽千辛万苦东渡日本的故事,阐述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和两国人民友谊历史悠久的积极主题,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井上靖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多次访问中国,为日中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明理学家。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山东按察副使。早年师事黄弘纲、何廷仁,后亦就学于李中。上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至阴阳、算术,无不深究。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撰修,次年请告归。后召拜春坊左赞善,因上疏议获罪,削籍为民后回归故里。严嵩为相时,曾召其复出为官,坚辞不就。嘉靖43年(1564)卒,隆庆改元后,赠光禄少卿,谥号文恭。(据《明儒学案》。《明史》作:隆庆初卒,谥文庄。)洪先幼时闻王守仁讲学,即非常向往,及得到守仁讲学笔录,日夜阅读废寝忘食。后聂豹倡导归寂之说,遭众人非难,惟独洪先深谙豹旨,自辟石莲洞,静坐沉思,3年足不出户。此后,经常外出求师访友,无论僧道俗家,只要志同道合便与之结交。其学以阐述守仁“致良知”之说为主要内容,但几经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学宗陈献章。形成了以陈献章的致虚主静、李中的默坐存养和魏校的复归静根为主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与修养学说。主张通过静坐、思考,恢复到原本存在的寂然无欲之体;第二阶段与守仁门下高足王畿交往甚密,接受了王畿所主张的良知现成学说,开始对原先所学产生怀疑,认为只要顺着良知本体自然而然地发展,不添加任何人为的因素,便可达到“自然无欲”的境界。第三阶段崇信聂豹的学说,从信良知转变为致良知,主张良知虽然原本就存在,但必须通过静坐思考等锻炼与修养,才能重新体认与复归良知,要“不以良知为足,而以致之为功”。(《夏游记》)他认为良知不必通过“学”和“行”来取得,只要静坐归寂即可,即耳目越是闭塞,受外界的干扰就越少,心灵就越是纯真,所得到的良知也就越充分。从而将王学的致良知要通过学、思、行才能得到的思想体系割裂开来,片面地选择了“主静以复之”的致思路径;第四阶段是他独创体系的时期。开始由寂静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主张寂感合一,主寂通感。即寂和感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中寂为主要,感为次要。追求良知,不能单纯从静寂中求得,也要取之于感应,但首先应做到寂,只有在保持内心纯一清净的状态下,才能对外界事物有所感应,才能做到“随动随静”。也就是说,归寂不是目的,而是遇事从容不乱,胸有成竹。同时,晚年的罗洪先还将“济天下”当作己任,为改革政治、整顿社会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有着较大的影响。《明史》卷283有传。著作有《冬游记》、《念庵集》等。

钟理和

钟理和（1915年12月15日-1960年8月4日），作家。笔名江流、里禾、钟铮、钟坚。祖籍广东梅县,台湾屏东县人。他的祖父、父亲以农为业。小时候,他只读到小学高等科毕业,念过一年半以汉诗文为主的村塾,但自学了许多古典小说和新文学作品。1932年他随父亲搬到屏东以北的美浓镇尖山,在父亲办的农场里当助手。1938年钟理和到了东北沈阳市,进入 “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驶汽车。1940年学成后,回到台湾携未婚妻私奔,到沈阳建立新家庭。1941年1月15日,他的长子钟铁民出生于沈阳。同年夏天,全家迁居北京,因生活所迫,曾在日人的 “华北经济调查所”当译员,待遇颇佳,但出于民族大义,只当了3个月就毅然辞职,经营煤炭零售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钟理和抗不过乡心的引诱,举家迁台,在屏东内埔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师。1947年10月27日因肺病入了松山疗养院,割去肋骨七根,时达3年余。1950年出院后回到了美浓,过着半疗养半写作的生活,家庭生活完全靠妻子的劳动维持。1954年长子铁民摔伤致残,次子立民9岁夭折,他痛不欲生。1957年在美浓镇上做土地代书工作,此工作虽与写作相违,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下去,直到1959年在健康状况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才辞去。1960年8月4日钟理和在病床上修订中篇小说《雨》,旧病复发,咯血而死,终年45岁。

钟理和是台湾农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大多以美浓这个闭塞的客家山村为背景,写那里的农民的穷困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因他经常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有时也一起下田干活,对农民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因此,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朴实无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反抗旧传统的精神。钟理和一生坎坷,备尝人间疾苦,他虽创作了很多作品,但他生前出版的作品甚少,他的长篇小说 《笠山农场》虽获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二等奖,一时文名大噪,也没有公开出版。弥留之际,他对儿子钟铁民留下遗言: “吾死后,务将所存遗稿付之一炬,吾家后人不得再有从事文学者; 《笠山农场》不见问世,死而有憾。”钟理和死后,才由他的生前文友钟肇政、林海音等组成“钟理和出版委员会”,陆续出版他的著作。1976年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良泽又负责编辑出版了他的全集。据张良泽先生1974年统计,钟理和已发表的作品有1个长篇,6个中篇,26个短篇约46万字字;已完成而未发表的作品有1个中篇,10个短篇,约8万7千字,未完成的作品10篇,约8万字。存目失稿的作品有3个长篇,19个短篇。他的作品有: 《夹竹桃》 (1945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雨》 (1960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笠山农场》(1961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钟理和短篇小说》 (1970年台湾大江出版社出版)、《原乡人》 (1976年远行出版社)、《做田》(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日记》 (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书简》 (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残集》 (1976年远行出版社)、《故乡》(1976年台湾大行出版社出版)、《钟理和全集》 (1976年远景出版社出版,包括长、短篇小说,散文等)。由张良泽先生编辑出版的《钟理和全集》共分八卷:第一卷《夹竹桃》 (中篇小说集);第二卷《原乡人》 (中短篇小说集);第三卷《雨》 (中、短篇小说);第四卷《做田》 (短篇小说及散文集) ;第五卷《笠山农场》 (长篇小说);第六卷日记》;第七卷《书简》;第八卷《残集》。钟理和是坚决主张“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台湾文艺界根据钟理和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把他的小说《原乡人》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为了配合这个电影的拍摄,台湾著名作家钟肇政写了《原乡人》、《钟理和的故事》,许多文艺界人士和生前友好都写了回忆钟理和先生的文章。中国作家协会也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钟理和先生逝世20周年。

陈文

陈文（1405年9月16日—1468年5月19日）,字安简,江西庐陵人。自幼聪颖好学,在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中,取得第一名。正统元年(1436),陈文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官职。明代,殿试一甲进士直接授翰林院官职。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翰林官皆为文学侍从之臣。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为正七品。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命陈文到东阁学习,毕业后,升为翰林院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为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英宗亲率明军数十万北征蒙古瓦剌部,土木堡一役,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正统十四年九月,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由监国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景泰。景泰二年(1451),阁臣高榖欣赏陈文的才能,向朝廷加以推荐,于是被授以云南右布政使的官职。右布政使是明朝省一级最高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长官,品秩从二品。布政使具体职事有五个方面:第一,主管考核本省官吏。第二,掌管本省户口、土田及贡赋。第三,调拨本省宗室、官吏、师生、军伍禄俸、廪粮。第四,主持一省礼仪祀典。第五,抚恤人民,赈济灾祲。陈文到云南担任右布政使后,从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出发,做出了很大成绩。

云南省的临省贵州,连年用兵,经常打仗,一切物资军饷都从云南送去,沉重的运输负担都压在当地的老百姓身上,老百姓难以应付。陈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让商贾代替老百姓运输,而老百姓加倍付给商贾运输费用。这种方法实行后,老百姓和商贾都满意,皆说方便。朝廷分派给云南的税收任务是每年70余万,官吏的俸禄都是从中提取,但是掌管税收的官吏(典吏)却侵占了不少税额,有些官吏连续几年都得不到俸禄。陈文得到这一情况后,对不法官吏进行了惩治,使云南的税收日益多起来。云南一带盛产白银,在民间用银进行买卖,比内地多三倍。明朝规定,在官府中服劳役的百姓只要交纳银两便可免除徭役。云南官府中服劳役的百姓,纳银免役比内地要多三倍,交纳者并不感到困难。陈文说:“虽然是这样,难道不是有损于廉洁吗?”于是便减少了纳银的数量,并命令官府减掉三分之一的服劳役名额。陈文的这些做法,得到云南当地人民的拥护,他的名声逐日增高,朝廷升他为广东左布政使。左布政使也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比右布政使高。升职的命令下达后,陈文因遇母亲丧事而没有赴任。

1450年,做了一年塞外俘虏的英宗,被迎回京城。他的弟弟朱祁钰怕英宗抢皇帝位,便把英宗禁闭在南宫整整7年。景泰八年(1457)正月,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为了邀功请赏,趁景帝朱祁钰病重,拥英宗复辟,改年号为天顺。英宗复位后,有一天对左右的侍臣说:“以前侍候在我身边的白皙而高大的编修在哪里?”侍臣听出皇帝指的是陈文,便把陈文的情况告诉了皇帝,英宗立即召回陈文,授以詹事的官职。詹事是明朝辅导太子的机构詹事府的长官,品秩正三品。陈文在任詹事期间,曾经乞请辞职,没有被批准,所以,陈文一直在东宫侍奉皇太子讲读经史。天顺六年(1462),翰林学士(翰林院长官)吕原去世,英宗问内阁首辅李贤谁可以代替吕原,李贤说:“柯潛可以。”李贤出宫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吏部尚书王翱,王翱说:“陈文依照次序正应当得到翰林学士的位子,为什么要压制他呢?”第二天,李贤入宫进见皇帝,把王翱的话转告了英宗。英宗特别信赖李贤,对李贤的话几乎是言无不从。天顺七年(1463)二月,英宗升詹事陈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陈文入阁后,当时阁事皆处决于李贤,陈文心中颇怀不平,遇事阻格,并常常对李贤说:“我并不是你推荐的。”侍读学士钱溥和陈文居住的地方紧挨着,他二人平常交往频繁。钱溥曾经担任过内侍书,他的门徒有许多已飞黄腾达成为达官贵人,他们来拜访钱溥时,钱溥一定也邀请陈文去一起宴饮玩乐。天顺八年(1464)正月初二,英宗突然身体欠安,卧床不起。这时,东宫(皇太子宫)内侍王纶暗地里拜访钱溥商量事情,钱溥没有把陈文叫去。陈文知道他们有要事商量,便秘密地窥探他们。王纶说:“皇上病情严重,东宫又到了纳妃的年龄(皇太子朱见深年18岁),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钱溥回答说:“应当依照遗诏上说的办事。”天顺八年正月十七日,英宗死。先一天英宗曾召见皇太子及太监牛玉等于榻前,发布遗命:皇太子即位,百日而婚。内阁大学士李贤等都未被召见,英宗的遗命是经太监牛玉传谕才知道的。李贤认为应当起草遗诏,拿起笔准备书写。陈文上前夺下李贤的笔大声说:“不用写了,已经有人起草了。”于是告诉李贤,王纶、钱溥定下计谋,想驱逐李贤让钱溥取而代之,让兵部侍郎(副长官)韩雍取代兵部尚书(长官)马昂。李贤听后大怒,便告发了这件事。当时,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刚刚即位,王纶自以为能得到司礼的职务,气焰非常嚣张。司礼是明代宦官机构的代表司礼监中的官职,负责宫廷礼节和内外奏章。给英宗送殡的时候,王纶外面穿着丧服而里面穿着华丽的貂裘,宪宗看到后非常厌恶他。太监牛玉害怕王纶得到司礼的职务后,权势过大倾轧自己,于是历数了王纶的罪过,宪宗下令将王纶驱逐出宫。钱溥贬为顺德县知县,韩雍贬为浙江参政。由供词所连累的有顺天府尹王福,通政参议赵昂,南宁伯毛荣,都督马良、冯宗、刘聚,锦衣都指挥佥事门达等,他们也都被连坐贬官。天顺八年二月十六日,宪宗升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陈文为吏部左侍郎,命他仍兼翰林院学士之职。六月十五日,宪宗诏补经筵官(辅导皇帝读书的官吏),命李贤等知经筵事,命陈文同知经筵事,也就是辅佐李贤辅导皇帝读书。

成化元年(1465)三月,宪宗升任陈文为礼部尚书兼职如旧。有个叫罗纶的人说李贤很薄情,陈文曾有愧于李贤,便暗地里帮助李贤驱逐了罗纶。陈文更为当时的评论所鄙视。成化三年(1467)春,宪宗命令户部尚书马昂、副都御史林聪及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京军编制)。宪宗皇帝不召见大臣,凡事委政于内臣(太监)。陈文上奏说必须有内臣共同执行,才可以清除京营中的弊病,于是推荐太监怀恩。宪宗听从了陈文的意见。成化三年八月,宪宗以《英宗实录》修成,赐纂修总裁官阁臣陈文为太子少保(从一品)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1468)四月二十八日,陈文去世。宪宗赐给他赠官“少傅”,谥号“庄靖”。

陈文平素以才自得,在京外为官时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朝中大臣也愿意推荐他。等他回到京师居高官时,行事反而鄙俗猥狎。进入内阁,虽可以参与大政,却没有建树。退朝后就召集宾客、故友吃酒宴乐。陈文的性格暴躁,一点违逆他的事他必寻求报复。成化二年(1466)李贤死后,陈文主持阁事,他更加不顾大体,恣意径行,名节丧失,又纵子为恶,大事贿赂,贪声彰闻,贪污的风气因此更炽。陈文死后,礼部主事陆渊、监察御史谢文祥等都上书劾其生平,认为陈文不应当得到赞美的谥号。宪宗认为命令已经下达了,不再更改。

奥里森·马登

奥里森·马登（Orison Marden,1848－1924），1848年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桑顿乔森林地区，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他3岁丧母，7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为了生存，马登开始了比一般山区孩子更为艰苦的挣扎。他先是寄人篱下，给人做工。他总也吃不饱饭，还要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没有同龄的朋友，还要受到主人孩子的嘲弄和虐待；没有长辈的关爱，还要忍受主人的责骂和皮鞭。他先后换过五个主人，但情况没有丝毫好转。 在马登14岁的时候，他决定要有所突破。一个星期日，马登出逃了。在一家锯木场找到工作之后，马登开始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读书。突然，一本书使他眼睛一亮，这就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一本著名的成功学著作。“对我来说，这本书永远让人热血沸腾，”就像日后他的读者评价他的书一样，马登说，“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直到它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自己拯救自己》点燃了马登两个梦想。首先，穷孩子爬到上流社会的故事激励他走出深 山老林，去接受教育，实现理想。其次，他想到，总有一天他也可以做点事情，来激励和引导那些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马登的教育经历是个漫长的马拉松。他先是断断续续地上点儿学，同时努力工作养活自己。

23岁时，他走进了大学校门。9年后，他拿到了如下学位：波士顿大学学士，奥拉托利会学士，波士顿大学硕士，哈佛医学院博士，以及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士。同时攻读多个科目并未影响他的收入。毕业前夕，他积攒了将近2万美元。

40岁前后，马登已经成了一位旅店业大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似乎没有任何变故能阻挡“幸运的马登”走向成功。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连年干旱，经济萧条，而且他最重要的一些旅店被大火夷为平地，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五千多页手稿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但马登没有屈服。背着沉重的债务，马登带着永不褪色的梦想来到波士顿。他开始了成功学方面的创作。他现在更有资格投身这个事业。因为，在他四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财富的阶梯上，他曾经站在最高处，也曾被抛到谷底，所以，他更了解财富与成功的奥秘。

1894年，马登三十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处女作《伟大的励志书》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年就再版11次。到1905年前后，仅在日本就售出近100万册。“我们日本人往往把这本书尊为日本的《圣经》。”一位日本游客这样告诉美国人；不但如此，在谈到日俄战争时，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说：“你相信吗？正是这本书给了我们抗击俄国人的勇气。” 在美国，麦金利总统这样评价《伟大的励志书》：“马登的书对所有具有高尚和远大抱负的年轻读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马登的书更值得推荐给每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梳理马登的著作，我们发现，他的成功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渐变过程。1894年的《伟大的励志书》可以说是马登前期的代表作。书中每一页都激情洋溢。而且，自古希腊以来的漫长历史都被马登充分地调动起来，大量的人物传记和轶事资料充实了全书，使这本书既有思想性，又很生动、扎实。 “这个世界渴望生活，更多的生活，”他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以及人类的体验、人类的奋斗。没有任何事物像人本身那样吸引人。” 大致说来，马登起初是倾向于品质成功学的，对功利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不过，在商业社会中，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是以财富多少来衡量的，因此，马登不得不弱化了对功利主义的敌对，对于追求金钱的行为，也越来越心平气和。虽然这个时候，马登在思想上就开始了渐变过程，但明显的转化与综合，却花了马登十年时间。 总的看来，马登还是注重人品质的培养，以及精神上的幸福；同时，也对财富等功利主义内容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但如此，他还发现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努力使两者协调一致，成为整体；一句话，成功往往就是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而这都是人应得的神圣权利。

1897年，马登的《成功》杂志创刊。很快，《成功》杂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发行量达30万册，员工达到200名。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杂志内部开始分裂，后来又因为得罪权贵而被告上法庭。1911年，《成功》杂志倒闭。又一次，马登债务缠身。 马登多次表达过，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是看他与失败斗争的勇气，真正的强者是“第一次不成功，那么，再试一次”！像以前一样，马登再次用行动证明了强者的力量。他继续坚持出书，并计划再办杂志。

1918年，《新成功》创刊，即使在马登去世之后，这本杂志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有志者，继续着马登的伟大事业。

著作有《一生的资本》、《思考与成功》、《伟大的励志书》、《成功的品质》、《高贵的个性》、《奋力向前》、《真确思考的奇迹》、《成功学原理》等等

赵景深

赵景深（1902年4月25日—1985年1月7日），浙江丽水人。著名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理论家、教授、编辑家。5岁随父移居安徽芜湖,在芜湖圣雅各中学上完一年级后,随叔父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学习期间,即开始向《妇女杂志》、《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并与吕一鸣、孔襄我一起,替天津的《益世报》编辑“新知识”副刊,分管文学理论与创作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1922年秋,从棉专毕业后,即入天津的《新民意报》任文学副刊主编,组织绿波社,正式踏上编辑之路。1923年秋,在湖南长沙,与图画教师创办文艺刊物《萧湘绿波》。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7月,接任《文学周报》主编(1929年1月8日第351期起,改为与郑振铎,谢六逸等8人合编)。是年秋,任开明书店第一任总编辑。1928年至1929年,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卷1000多万字,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起,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刊,其中包括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大量译著。他主编的初高中混合国语教科书,把语言、文学、写作、逻辑、修辞等知识,由浅入深地编入语文教材,新颖实用,很受师生欢迎,短期内一再重印,对后来的教科书编撰者也很有启发。他编辑的《现代小品文选》、《郁达夫论》、《创作新刊丛书》、《抗敌小丛书》等,有新意,有个性,深受好评。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许多刊物和大量的《北新活页文选》。他主编的《青年界》,对青年影响甚大。主编的《现代文学》专门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著作及动态。他还参加了《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抗战期间,在上海与胡山源合编过《文林月刊》(由联美公司出版)5期,与庄一拂合编过专谈昆曲的《戏曲》5期(后因不愿向敌伪登记而停刊);在安徽时,与文学青年组织“星社”,并在《晚报》编《旬刊》。抗战后,一度接替阿英主编上海《大晚报》的《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解放后,他参加了《辞海》修订本的编辑工作,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研究会会长等职。先后出版了戏曲史与戏曲理论著作《宋元戏文本事》(1934)、《元人杂剧辑逸》(1935)、《读曲随笔》(1936)、《小说戏曲新考》(1939)、《元人杂剧钩沉》(1956)、《晚清曲谈》(1957)等。

皮锡瑞

皮锡瑞(1850一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以其居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光绪八年(1882)举人。三应礼部试，皆报罢，遂潜心讲学著书。光绪十六年主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旋应江西学使龙湛霖之招游南昌。十八年，移主南昌经训书院，以经史词章诏士，不课八股。甲午战后，马关订约，深忧时局，极言变法之不可缓。二十四年正月，湖南设南学会，留其居湘，延任学长，主讲学术，开讲三月，有讲义凡十七篇，刊《湘报》中。因守旧派肆意诋毁，四月仍赴江西主经训书院讲席。及政变作，江西某御史弹劾，谓其附和康梁，奉诏编管，革去举人，三年后始开复。光绪二十八年，被聘创办湖南善化小学堂，留湖南讲学，任长沙府中学堂讲席等。其少时，笃志为词章，与王闿运子伯亮、女夫邓幼弥辈唱和，尤喜为骈文。年既壮，读金鹗《求古录》，乃慨然有志于经，始治《尚书》，遂以名家，汤志钧有论曰：“皮锡瑞，经今文学家也。经今文学，‘所贵在微言大义’，尤助康、梁改制之说。然而皮锡瑞与康有为亦有殊异，盖有为‘通经致用’，援饰经说，倡言维新;而锡瑞则笃守今文家法，主王制，以易、礼为孔子所作，门户森然，堪称晚清之经学大师。”一生著述丰富，有《经学通论》五卷，《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三○卷，《师伏堂词》，《师伏堂诗草》六卷，《师伏堂骈文》六卷等二十余种，其中大部分辑印为《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生平事迹见皮名振著《皮鹿门年谱》，又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皮锡瑞》，支伟成《皮锡瑞传》(《碑传集补》卷四一)。

陈旉

陈旉[fū]（公元1076一1156年），宋代著名农学家。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著有《农书》三卷。他隐居躬耕的西山，是仪真附近的扬州西山或太湖洞庭西山，所以他是江苏人。洪兴祖在为陈旉《农书》写的《后序》中介绍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志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可见陈旉一生未仕，博览群书、种植药材，经营农业。由于他“躬耕西山，心知其故”，因此他写的《农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陈旉自己也说他的《农书》不是“腾口空言，夸张盗名”，而是“使老于农圃而视效于斯文者……转相读说，劝勉而依仿之”，以“有补于来世”。他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的农书。《农书》写成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时年七十四岁，五年后，他又为《农书》写了跋，他至少活了八十岁。仅在宋代，《农书》就刊印二次，一次在江苏仪真，另一次在江苏高邮。以后多次刊印，直到近年又出了点校的通行本，说明陈旉《农书》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代农学著作。

连阔如

连阔如（1903年6月25日一1971年8月18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满族。原名毕连寿,号连仲三,笔名云游客。北京市人。幼丧父,家贫。六岁后只念了一年私塾即失学。在外祖父家寄居两年。一九一五年在北京做学徒。一九一六年到天津跑码头。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天桥摆摊卖卜。一九二七年拜李杰恩学评书《西汉》,后又师事张诚斌学说《东汉》。学艺刻苦勤奋,技艺猛进,说、打、做三功俱佳,五到(心到、脚到、口到、手到、眼到)八技(吼叫、爆头、鸡鸣、犬吠、牛叫、马嘶、状哭、状笑)皆能。曾参加北平市曲艺工会。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平津报刊《时言报》、《民声报》、《立言报》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岳飞传》、《东汉演义》、《三十六英雄传》等,出版《江湖丛谈》。这些评书,风靡一时,影响较大。抗战爆发后,在平、津撂地说书,曾多次到平、津电台播演,并兼营广告业务。曾应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之邀,为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说戏。解放前演出的评书节目还有《列国》、《三国》、《隋唐》、《明英烈》、《水浒》、《精忠》等。解放后,一九五○年协助王永昌领导的新兴社排演了全部《水浒》,在北京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盛况空前。曾把首都的京、评、曲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戏曲界艺人讲习班,并任主任委员;创办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自任社长。一九五一年组织京、津两地曲艺艺人为主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当选为大队长。归国后,又率曲艺队到西康、四川宣传抗美援朝。一九五六年随中央广播说唱团赴南京等地演出。曾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讲学,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河北、四川、上海、南京、武汉等省市广播电台演播评书节目,均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净街连”。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解放后演出的评书节目主要有全部《三国》、全部《水浒》、《东汉》、《西汉》、《列国》、《隋唐》,新评书《红军长征演义》(与苗培时合编)、《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红旗谱》等。在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吸收了前辈艺人的艺术特长,又借鉴了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嗓音宽厚宏亮,马跑、马嘶口技堪称一绝。博学多才,造诣精深。

韩儒林

韩儒林（1903年11月2日-1983年4月7日）中国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字鸿庵。河南舞阳人。生于1903年11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起，先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学，从伯希和等攻习蒙、藏、突厥、波斯、拉丁等语言文字及历史。1936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北平研究院(昆明)史学所副研究员，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重庆）副主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边政系主任。1949～1982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其间于1965年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在任一年。1962年，先后访问蒙古、苏联，参与三国合编《蒙古史》工作。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江苏史学会会长，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韩儒林自留学欧洲以来，始终专注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他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熟悉并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成就，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其主要著述如《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等篇，多注重名物制度的考释。他利用波斯文等史料与汉文史料直接比勘，相互校订，纠正了洪钧以来元史著作中的许多失误，弄清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个阶段性的进步。此外，在突厥史、西藏史、西夏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建树。

50年代以后，他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史学研究的组织和人才培养工作，但学术研究仍未停辍。1956年，创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77年，创办《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又与翁独健等一起倡议建立了中国蒙古史、元史和中亚文化研究会。撰写的论文有《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清代内蒙古驿站》、《元代诈马宴新探》等二十多篇。60年代初，他参加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撰，与助手一起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分册；中期，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组织工作，主持北方地区历代图幅的编绘。由他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韩儒林于1983年4月7日在南京逝世。他的主要著述，多收入《穹庐集》。此外尚有《成吉思汗传》、《元史讲座》等著作。论著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罗家伦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文言文,而且揭露专制制度下的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流露出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的思想。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参加了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过一些宣扬反共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行动。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1]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2]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3]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做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做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4]。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危亦林

危亦林（1277-1347），元代医学家,字达斋,江西南丰人。出身业医世家,自幼学医,自称游学东京(宋开封),精于骨伤科,任南丰医学教授。他总结了自家世代积累的丰富临证经验,整理家传大量经验效方,经10年努力,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科专著,内容丰富,深受后世医家重视。他在书中提出关于骨折和关节脱位的整复和固定方法,有些与现代方法相同,并有小夹板治疗骨折的记录。对颈椎骨折进行悬吊复位,为世界首创,较英国医生达维斯(Divis)在1927年提出的悬吊方法早600余年。他使用曼陀罗进行全身麻醉,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记录。日本医生华同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作手术麻醉剂,轰动国际麻醉界,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先例,其实已比危氏晚了450年。

危亦林通晓内、妇、儿、眼、骨、喉、口齿各科,于骨科最为擅长,官至杭州医学教授。于天历初元(1328年),以十三科为类分,编选古今验方。历时十载,于至元三年(1377年)著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刊刻于至正五年(1345年)。书中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证,并收载了元代很多伤科的治疗手术和经验方剂。尤其是方中药物均以脚注的形式要求炮制操作,其中大部分炮制方法是宗前人经验,如净制、切制,炮、炙、炒、煅、煨等,尚有盐炒,姜汁制,酒浸等辅料制法。为了更好的制备剂型,发挥疗效,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的炮制制剂方法,如“煮附圆”,“炮附子圆”等。在处方中,多次应用“半生半熟”之品,以使药物作用更加全面。对于外伤及骨科用药,多采用“煅醋淬研”,“烧存性”等炮制,以利发挥药效。

文子

文子，姓辛氏，号计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为《文子》（《通玄真经》）一书作者。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生卒年不详，是道家祖师，文子思想尚阳。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文子学道后无所不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三晋之地的文子学派和齐国的黄老学派共同形成了北方道家。《文子·上德》篇有明显的《易》学特色。《上德》解易与《彖》、《象》为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文子等道家思想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刘克庄

刘克庄（1187年9月3日—1269年3月3日）南宋文学家。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甫田(今属福建)人。曾师真德秀。嘉定二年(1209)以荫补将仕郎，因《咏梅》诗获罪，不仕二十余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为理宗赏识，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劾权相史嵩之，贬知漳州。后屡被劾罢。景定三年(1262)贾似道入相，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次年故去，谥文定。其一生虽“前后四立朝”，然时间短暂，且多被贬出守外郡。其晚年虽趋奉贾似道，为人所讥，然也仗义执言，评击时弊，弹劾权臣。其诗，关心恢复和民生疾苦，对南宋政权妥协苟安，深为不满;其词，以爱国思想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除诗词外，诗论，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散文，“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一些诗词，应酬叠和疏于辞采，也有议论化，散文化现象。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别调》、《后村长短句》。

作为文学家，刘克庄不仅是江湖诗人中“狂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传统的重要诗人和成就极高的辛派词人。克庄之诗，早期沾染江湖诗风，后来转而倾向陆游，以为“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诗中多写民间疾苦、边庭流血。如《赠防江卒》之一：“陌上行人甲在身，营中少妇泪痕新。边城柳色连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伤时感乱，步陆游之后尘。不过，他与戴复古一样，都是出理学家真德秀之门，对朱熹五体投地，故而诗中常议论过火，乃至“头巾气”颇多，与宋诗末流的倾向相近。作为辛派词人，克庄是南宋中叶以后的成就较大者。其词多为长调，比辛词议论更多，气格几近于散文。这一面发展了辛词之奔放疏宕，一面却缺乏辛词内在的深沉与精警。如《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一词的起句：“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云云，全然是散文化之议论，豪而伤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会》有云：“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这是对刘克庄极公允的评价。研究资料可见《宋史》(中华书局校点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