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仁逊

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二月，卒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学识渊博，犹精医卜堪舆之术。着有《闻见録》十五卷。《嚣嚣琐言》等。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储仁逊抄本小说，清代白话长篇小说合集。十五种,计《蜜蜂计》十回、《毛公案》六回、《于公案》(之一)六回、《于公案》(之二)十回、《双龙传》五回、《青龙传》四回、《守宫砂》两卷一百二十回、《阴阳斗》十六回、《双灯记》十回、《满汉斗》八回、《蝴蝶杯》十回、《八贤传》二十回、《孝感天》七回、《聚仙亭》十回、《刘公案》二十回。储仁逊抄。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书斋号莳心堂。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现仅存清抄本,藏南开大学图书馆。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排印清抄本。

干宝

干宝（约282年―351年）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定居海盐。干宝年轻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召为著作郎。后参与镇压荆湘流民起义，赐爵关内侯。东晋初，朝政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推荐干宝领修国史。因家贫，求外出任山阴令。后任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任散骑常侍。著《晋纪》20卷，自晋宣帝迄于晋愍帝，凡53年。书成奏上，当时以良史著称。

干宝性喜神怪传奇，好阴阳术数。据传说：父死葬于澉浦青山，父有一宠婢，宝母甚妒，父死乃生推婢于墓中。10余年后，母丧开父墓，婢竟伏棺如生，载还家中，经日苏醒，复活。又其兄曾气绝而苏。于是干宝搜集有关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民间传说，撰成《搜神记》30卷。他在《搜神记》自序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书中多述神仙鬼怪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优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中许多名篇，如《董永卖身》、《相思树》、《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给后世文学创作以深远影响。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代表作。原书已佚，今存本为后人辑录。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为20卷，并附有《搜神记》佚文34则。除上述二书外，尚著有《周易注》、《周官礼注》、《春秋左氏函传义》、《干子》等。

马培之

马培之(1820-1903)，清代名医，字文植，以字行。常州孟河人。马培之祖上从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从医，培之十三岁起，受名医费伯雄赏识传授医术，马培之之妹嫁与费伯雄之子，两家关系十分亲近。后又随祖父马省三临床习医十六年，尽得其传，为马氏医家中造诣最深，医术最突出的名医。培之既从嗣祖学，尽得外科家传，浸淫深造；又旁及九峰、伯雄之学，存真务实，独出手眼，“比之晚近外科诸家，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故“外科尤绝，以内科成名”，精通内、外、喉三科，与费伯雄齐名。其案神似王九峰，治伤寒有突破，医事蒸蒸日上，病者满室。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症不能只着眼于外表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外，还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在治愈多方求医不果的翰林院成员余鉴、著名文学家俞樾之顽疾后名声更著。1877年两朝帝师翁同龢专程来孟求治。1880年经江苏巡抚吴元炳、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常州人）等推荐，应诏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疗效显著，慈禧太后称“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并特御赐匾额“福”“务存精要”，御赐为“徵君”，封其为三品御医。马培之在京历时九个多月，还为朝中许多达官贵人治愈多种疾病，从此医名更大，成为江南妇孺皆知的名医。后去苏州，比邻俞樾，其开设门诊的一条街被取名为马医科巷；晚年去无锡，与得意门生邓星伯朝夕相见，方留心著作。主要编著有： 《外科传薪集》（近代重要的外科著作），以及《医略存真》《马培之医案》《伤寒观舌心法》《药性歌诀》《马评外科全生集》《青囊秘传》《外科集腋》等，其他还有由余继鸿、徐衡之、秦伯未编的《马徵君医案》坊刻本和手抄本各若干卷。马培之之侄马伯藩等后辈，以及门人贺季衡、邓星伯、丁甘仁、吴庚生、巢渭芳，继承了马氏医学，均以医名于世，医术世代相传，其渊源家学只有极少数医家能与之匹敌。

赵蕤

赵蕤 (ruí）字太宾，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唐代经学家。其生活年代在唐玄宗前后。博学多才,长于经学。淡泊名利,开元中,召之不应。一生隐居于梓州长平山,不意仕进。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淡于仕进。开元中玄宗下诏召见，坚辞不应。于开元四年著成《长短经》。作者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而今本却有六十四篇，仅九卷，与自序不合，有人疑为作者笔误或传写之误。第一卷《文上》八篇;第二卷《文下》四篇;第三卷四篇，无总名;第四卷《霸纪上》一篇;第五卷《霸纪中》一篇;第六卷一篇，无总名，当作《霸纪下》;第七卷《权议》二篇;第八卷《杂记》十九篇;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第十卷《阴谋》，已佚。该书有正文，有注解。注文颇详，引用大量古书。注首或标以“议曰”，或不标，体例不一。其辨析事势，源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全书资料丰富，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引用的许多古书或已失传，或已讹夺，可借该书辑佚或校勘。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的史料甚少,兹排比于下:
《长短经·序》自称:“梓州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
《新唐书·艺文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
《北梦琐言》(五代,北宋初孙光宪撰):“赵蕤者,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钤韬,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应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唐诗纪事》引北宋杨天惠《彰明逸事》:“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
《蜀中广记》(明代曹学亻全撰):“赵蕤盐亭人,好学不仕,著书属文,隐于梓州长平山。”
《三台县志》(清乾隆时修纂)除引用《北梦琐言》关于赵蕤的记载外,还对赵蕤隐居处作了记载:“长平山在州北,岗垅延袤而平广,因名”,“安昌岩在北坝千佛洞之左,为赵蕤隐居之所”。录有陈谦访赵蕤故址诗:“奇士栖幽处,青山空复青,高宗来吊望,遗址并飘零,王霸天人学,纵横长短经,呼之当欲出,慨想此精灵。”“濯笔溪在县西,即今九曲河是也,相传为唐赵征君习书处。”民国初曾在安昌岩建过赵征君祠,立过碑,今已毁。赵蕤隐居处“赵岩洞”三字今尚存。《盐亭县志》(清乾隆时修纂):“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汉儒赵宾之后。”
《四川总志》:“蕤,盐亭人,隐于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异同,著《长短经》,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清同治年间盐亭县令郭尔建撰:《东关书院记》云:“金鸡场诸君子……合资修建书院,其址即唐贤赵蕤别业也。”在盐亭金鸡场嫘祖山嫘祖宫有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其中说:“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碑文后有“赵蕤谨题,大唐开元二◆◆年二月。”(原碑已毁,碑文引自《嫘祖研究》)

孙伏园

孙伏园（1894年－1966年1月2日），著名报纸副刊主编。浙江绍兴人。原名福源,又名伏园,字养泉,笔名伏、伏庐、松年、柏生、桐柏。1910年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就读,1913年转入绍兴浙江第五中学。1918年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转为正科生。曾为鲁迅学生。1919年起,加入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并任干事,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曾多次向鲁迅约稿。1920年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同年7月主编北京《晨报》第7版《晨报附刊》。1921年毕业后,主编同年10月12日创刊的《晨报副镌》,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2年5月5日,主持发刊《马克思纪念》专辑;11月7日,又发刊《俄国革命纪念》专辑。1924年10月辞职,同年11月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并出版《语丝》周刊,同年12月又应邵飘萍邀请主编《京报》副刊。1926年4月邵飘萍遇害后离京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部干事。次年初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7年2月应邀赴武汉,任《中央日报》主笔兼该报副刊《中央副刊》主编,从1927年3月22日到9月1日,共出版159期。除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外,还发表了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之后》、《周谷城的《农民运动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周开庆的《北京党案述惨》、滕波的《悼萧楚女同志》等重要文章及一组总题为《红色的艺术》的苏联美术作品。他本人则撰写了《京报及邵飘萍先生》、《五一纪念与李守常先生》等文。1927年冬去上海,创办嘤嘤书屋,主编《贡献》旬刊、《当代》月刊。1929年3月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留法期间,撰写了一批域外游记,其中的《丽芒湖》被誉为“游记体文章的范本”。1931年5月回国后应晏阳初之邀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学部主任,主编《农民报》和《民间》杂志。其中《农民报》采用注音符号和词类连书方法,深受农民大众欢迎。1937年春赴长沙,设立平教会湖南办事处。1938年3月,任湖南省衡山实验县县长。后到重庆,为军委会“专任设计委员”兼任《士兵月刊》社社长。1940年10月,应新到职社长陈博生之邀,任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经手在该报连载郭沫若著名史剧《屈原》,并撰文赞扬该剧是中华民族的《新〈正气歌〉》,结果被蒋介石见报后撤职。同年,与刘尊棋等在重庆创办中外出版社,为发行人。1943年5月,在重庆创办并主编《文汇周报》。后任成都《新民报》晚刊主笔,1945年2月1日成都《新民报》日刊副刊《雄辩》(后改《天府》)创刊后,任主编。抗战胜利后,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1946年10月,任成都《建设日报》副刊《平原》主编,至次年2月结束。1947年2月,受聘为四川大学夜校新闻班讲授《新闻与文学》、《报刊各种文体研究》二科。同年曾任成都中西文化研究会主任秘书。1950年1月,被电邀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善本图书馆馆长等职。1966年1月2日晨在北京病逝。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伏园游记》(1927年10月出版)、《山野掇拾》(与孙福熙合著)等书。一生以主编报纸副刊驰名,有“副刊大王”之称。

章衣萍

章衣萍(1901—1947年12月22日），现代作家和文艺报刊编辑撰稿人。安徽绩溪人。原名鸿熙。8岁开始读书。15岁时到南京继续中学学业。1919年到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曾任同乡胡适的私人秘书。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为该刊16个邀约撰稿人之一。1927年所著《情书一束》出版后,舆论界毁誉参半,由是名噪一时。1928年从北大毕业后,被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聘为秘书,兼任该校《国学概论》及《修辞学》讲师。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儿童文艺的编纂工作。1932年8月,在上海编辑《文艺茶话》月刊。1933年7月,又兼编上海《文艺春秋》月刊。1935年12月27日抵达成都,受到成都热风文艺社的欢迎。1936年1月5日,应成都青年会邀请到该会电影部公开讲演《人类为什么要战争?》。同年4月,应成都市各学校学生之请,每星期六下午在青年会大礼堂公开讲演《研究新文学的准备》、《小说论》、《诗词论》、《戏剧论》、《散文论》、《文学批评论》等题目。1937年5月,在报上刊出所著《伟大而悲惨的四川》一书(分上中下3册)的出版广告。同年6月21日,开始在成都《新民报》上的“教育与体育”栏连载《成都杂感》。8月9日,在成都《新新新闻增刊》发表《威尔士预言中日之战》一文。1938年1月下旬,又在《新新新闻》发表《中日战争有感》和《南京城破殉难者四万人》的诗作,颂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业绩,发出“要留正气在人间”的呼喊。1947年12月22日因脑溢血在成都逝世。著有《情书一束》、《磨刀集》、《种树集》、《樱花集》、《秋风集》、《新诗集》、散文《青年集》、短篇《古庙集》和《小娇娘》、《枕上随笔》、《苦儿努力记》、《友情》、《深誓》、《作文讲话》、《修辞学讲话》、《章衣萍集》(3卷)、《衣萍文存》及译作《未来世界》(与人合译)、《契诃夫随笔》等多种。

姚勉

姚勉（1216～1262），宋代文学家。字述之,一字成一,号雪坡,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少颖悟,日诵数千言。多次应试不第,宝祐元年进士第一,授平江节度判官,归家一月,父死居丧。四年,除秘书省正字,以丁大全当政,不赴。开庆元年,除校书郎,寻兼太子舍人、沂靖惠王府教授。忤贾似道,被劾为吴潜党,罢归。景定三年卒,年四十七。其人慷慨有大志,倜傥有义气,愤世嫉邪,排奸指佞,磊落有奇节。方逢辰称“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雪坡集序》),胡仲云至以苏轼、陈亮为比(《雪坡舍人集》附祭文)。《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颇妍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语。所上封事奏札,指陈时政,侃侃不阿(卷一六四)。亦能词,现存词三十二首,多祝寿、送行之作,风格亦较粗豪,成就不及其诗文。著有《雪坡集》五十卷,今存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三十二首。《全宋诗》卷三三九八至三四○八录其诗十一卷。《全宋文》卷八一二五至八一四五收其文二十一卷。事迹见《宋历科状元录》卷八、《宋史翼》卷二九。

苏洵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人称“老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列入“唐宋八大家”。据传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连进士、秀才也未考中。一气之下将平日撰写的文章数百篇焚烧殆尽，闭门苦读十余年，熟读《六经》及诸子百家之说，以至“下笔顷刻千言”。嘉祐元年(1056)，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二子双双得中进士，在京等候殿试。此间，他投书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对其甚为赏识并将其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献于朝廷，公卿大夫争传竞效。苏洵从此文名大震。嘉祐三年(1058)，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托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任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为霸州文安(今属河北省)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闢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去世，追赠光禄寺丞，归葬四川。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声称自己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以“施之于今”。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以史论、政论最为著名。他撰写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落笔简洁有力，所论政治观点也有不少是切中时弊、甚为可取的，如他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政论文中，提出不少革新的政治主张。在著名史论《六国》中，借论史而抨击宋王朝屡向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妥协外交，言“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因“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自述其文学修养得益于“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其散文风格凌厉纵横，简古劲峭。欧阳修盛赞他的文章“为贾谊、刘向不能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苏洵著作，原本大多散失，今存者尚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及《嘉祐集》十五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四四三卷。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04)间,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慕其才华,累召不应。二十三四岁时,应南阳太守鲍德之邀,出任主簿。元兴(105)初,衡因王侯以下豪侈过度,仿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以讽时弊。安帝以其有名,善机巧,精于天文、阴阳、历算,特征公车,拜为郎中,迁尚书郎,转太史令,掌管天象观测,著《灵宪》、《算罔论》两部天文学著作,又制成浑天仪。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132),制成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尝作《应间》赋,宣称决不“捷径邪至”,“于进苟容”,钻营取宠,甘愿“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以明其致力天文和学术之志向。阳嘉(132—135)中,针对当时图谶之风盛行,上疏求禁绝。后迁侍中,为帝赞导诸事,顾问应对,讽议左右。因触怒外戚和宦官,遭宦官谗毁,遂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衡不愿六居机密,上书请求专事东观收检遗文,补缀《汉书》,定汉家礼仪。顺帝不允,遂在永和(136—141)初出为河南和间相。在职三年,树威严,治法度,清奸党,郡中大治。时值衰年,便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顺帝复征拜为尚书,未期年而卒。张衡所处之时代,乃东汉从安定渐趋衰落之时代,政治十分昏乱。他从唯物论观点出发,驳斥了图谶迷信,批判了腐败的外戚宦官政体,主张礼义治国,除奸用贤,遵节俭,尚朴素,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众多奏议和《二京赋》等大赋作品中。他的作品大都“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芬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抒发自己想往贤人、忧国忧民的忠君爱国思想。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继承了汉大赋的辅张扬励,又融进了讽谏议论,为汉大赋之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创了一种抒情小赋,使汉赋转入新境界。其完整的赋作有《温泉赋》、《应间》、《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髑髅赋》等8篇,其它如《舞赋》、《羽猎赋》等均残缺散佚。作品题材广泛,上至王侯下至百姓,讽谏议论,言情状物,无所不涉。长篇极轨的大赋,抒情清丽的小赋,诸体皆有。“文以情变,绝唱难踪。《两京》宏富,《归田》标举,《思玄》飘渺,《髑髅》伤情”(何沛雄《读赋零拾》)。但作品中仍有过于铺张、呆板、堆砌、雕琢之处。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把大赋推向最高峰,开辟了抒情小赋新途径,又创制以《四愁诗》为代表的新体七言诗,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崔瑗称其“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河间相张平子碑》)。郭沫若誉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张衡碑记》),恰如其分。《后汉书》本传载衡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辨》、《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11卷,大多散佚。明代张溥辑有《张河间集》43篇,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符

王符（约85年～约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 (今镇原县)人。东汉哲学家。自幼好学，讲究节操，与当时著名文人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关系密切，友好往来。性格耿直，慷慨不群。因庶出，为乡里所鄙视。离家为官，不同流俗，不得升迁。遂绝意仕途， 隐居家乡，著书立说。写成 《潜夫论》，凡10卷36篇。在《潜夫论》中， 提出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 “国以民为基”， 治国应以 “富民为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 离本守末则民贫。” “夫为国者， 以富民为本， 以正学为基”。提出必须严肃整顿吏治，绳之以威刑。主张优待移民，奖励生产，减轻徭赋，选贤授官。还提出 “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 社会的治乱， 人生的祸福，“莫不气之所为也”。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强调“人行之动天地”，“事在人为”。《潜夫论》语言质朴，笔力雄厚，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评曰：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 皆东京之佼佼者”。约卒于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今镇原县城北山，为纪念他而取名 “潜夫山”，简称 “潜山”。墓在镇原县北二里处，现存有“汉处士潜夫王先生墓”碑。

瑞恩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晚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在《每日电讯报》出任欧洲战地记者，随军报道直至攻克柏林，然后又赴太平洋战区，曾因工作出色在美国数次获奖。1962年获意大利班加雷拉文学奖。1973年瑞恩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其主要作品《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的出版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并被福克斯公司拍成同名电影。他描写柏林之围与攻克的《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被译成20种文字出版，另一部《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亦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

黄侃

黄侃（1886年4月3日—1935年10月8日），字季刚,又字梅君、禾子、季子、季康,别署运甓、奇谈、不佞、信川、病蝉、病禅、乔鼐、量守居士等。湖北蕲春人。父云鹄(祥云)精于经学,久宦四川。黄侃生于成都。自幼秉承家学,从父读《千字文》、《说文解字》。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湖北文普中学堂,因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其父有旧,选送日本留学。翌年因故回国。继而再赴日本,拜章炳麟为师,专攻文字声韵之学,学业大进。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助章炳麟编辑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且在该刊发表《专一之排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光绪三十四年因母疾回国,母卒,守制,并组织爱国团体孝义会。因官府严拿革命党人,遂再度赴日本。宣统二年(1910)回国,在河南教书。次年六月,返家途经汉口,《大江报》主编詹大悲以同乡之故,设宴款待,黄侃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以社论刊布于《大汉报》,以致报馆被封,詹大悲与编辑何海鸣被捕下狱。同年八月,黄侃闻武昌起义讯,赴汉口,投奔汉口军政分府主持人詹大悲,参加守卫汉口之役。事败,回乡暂避。1912年赴上海,任民社机关报《春声日报》主编。同年由柳亚子、叶楚伧、陈陶遗介绍加入南社,又加入国学保存会和思辨社。同年冬应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聘,任国务院秘书长,因见赵陷害革命党人,毅然辞职。191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5年,“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曾拉其入会,婉谢。1919年创办《国故》月刊。师事刘师培,习“三礼”之学。同年秋辞去北大教授,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1921年应山西大学之聘至太原,因病返回武昌。1923年7月任佛教暑期讲习会讲员。1926年再任北京大学教授。从1927年8月起,历任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国文教授,中央大学国文副教授。其间于1932年1月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5年10月25日病逝,终年五十岁。

黄侃能诗文,尤精经学、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被公认为近现代国学大师。著有《量守居士诗集》、《量守居士词集》、《量守庐日记》、《黄侃论学杂著》、《文心雕龙札记》、《诗品注释》、《音略》、《声韵通例》、《集韵声类表》、《集韵声类》、《说文古韵》、《尔雅略说》、《三礼通论》等。生平事迹见黄念田《先君子事略》(《安雅》第一卷第十一期)、章炳麟《黄季刚墓志铭》(《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一期)、汪东《蕲春黄君墓表》(同上),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黄侃》(1982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等。

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拜上帝教的创立者，太平天国天王。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及长，改名秀全。其先祖原居广东省嘉应州石坑堡，乃中原南来之客家人。约在清康熙年间，洪氏从嘉应州移居花县福源水(土名屋檐水)，旋迁官禄㘵，秀全即诞生于此(一说秀全生于福源水)。父洪镜扬，母王氏，继母李氏，兄仁发、仁达，姐辛英(一说名凤)，皆王氏所生。镜扬薄有田产，“以耕种为活”。为人公正耿直，受“众村公举保尊，兼理会事”。

1819年，秀全入村塾读书。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几年之间，读完“四书”、“五经”，兼及诸子百家，颇有进益，深受师长及亲友赞许。

1827年，未满十五岁，即应科举试。县试已售，府试落选，失望而归。时因家道中落，遂助父兄务农。十七岁，应友人约外出伴读一年，后回乡为村塾师。此后，复三次应考，虽其才志甚高，但因清廷考政腐败，悉不得中。

1837年第三次参加府考时，曾在广州得传教士赠《劝世良言》一册，当时并未加以考究。因屡试不第，内心失望、愤懑，且劳累太过，终成大病。自云病中魂游高天，面见上帝斥责孔子，并吟“手握乾坤杀伐权”诗(一说该诗并非作于此时)，并以“太平天子”自许。

1843年，第四次应试不第。7月，与表兄李敬芳共读《劝世良言》，吸取西方基督教独尊上帝教义，创立拜上帝教。洪仁玕、冯云山等首先信从。于是撤去书塾孔子牌位及家中门神、灶君诸神像。守旧乡老群起攻讦，秀全旋即失去教席。

1844年4月，与冯云山等“出游天下”，教导世人敬拜上帝。先至珠江三角洲之顺德、南海、番禺，继入粤北清远、英德与连山瑶区等十余州县。因来去匆匆，效果甚微。这年初夏，与冯云山联袂入广西，5月，抵贵县赐谷村，住秀全表兄黄盛均家中。日夜写书送人，并斥打六鸟妖庙，教导乡民敬拜上帝。仅数月，“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首创广西拜上帝会(一说并无所谓拜上帝会组织)。9月，云山自贵县至桂平，后入紫荆山。11月，秀全亦离贵县东下，蛰居花县乡间，重操村塾教业，并以中国儒家大同说，西方基督教独尊上帝、不拜邪神说，结合农民平均、平等之思想要求，撰写《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一说《原道觉世训》写于1848年)，提出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应独尊上帝，不行恶事，且斥封建皇帝为“阎罗妖”，号召人民奋起将其“击灭”，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1847年，离乡至广州，欲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Rev.I.J.Roberts)学习有关宗教知识。因对“上帝”及其“真道”问题意见相左，毅然离开教会，重上广西，几经波折，于8月经贵县、武宣而至桂平紫荆山。由于冯云山之努力组织宣传，当时非但紫荆山已有拜上帝会众二千余人，即浔州府及两广边区之许多州县，亦已有拜上帝教之信从者。秀全深受鼓舞。10月，与云山自大冲村移居“形势险固”之高坑冲，并将象州甘王庙、紫荆山雷庙等捣毁。地主团练趁机反扑。次年1月，冯云山被捕入狱。3月，秀全返粤设法营救，毫无结果。时拜上帝会内波澜迭起，纠纷不断。4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言，10月，萧朝贵伪托天兄下凡传言。秀全皆予承认。从此，拜上帝会之宗教权力逐步为杨秀清、萧朝贵所掌握。是时，云山已出狱，并赶回广东谋与秀全共商大计，未遇。

1849年春，秀全复回广东。7月，乃与云山重返紫荆山。广西自1847年后，民变蜂起，愈演愈烈。秀全回至广西，预见近世烟氛大变，起义时机日趋成熟，暗自以汉皇、明主自许，深信可以“收残黑雾”，迎接光明。于是，根据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说，依齿序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结为异姓兄弟，组成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秀全虽仍受尊崇为教主，然大小事务及行动则多听命于秀清、朝贵。

1850年，拜上帝会与各种敌对力量之斗争日见激化。先是，会众中有劝秀全“早坐金龙殿”者。4月，秀全一度“身穿黄袍”，但为“天兄”以“根机不可被人识透”劝阻。是时，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7月底，秀全母及妻儿等一行十余人平安抵桂。9月2日，秀全从“天兄”命由胡以晀陪同，自金田往平南大同里山人村密藏。而各地拜上帝会众因受敌对势力之压迫，已开始集中，并定于11月4日至金田团营(一说是日起义)。12月，清方封锁山人村。金田会众前往“迎主”，大败清军于平南思旺圩，护卫秀全回归金田。

1851年1月初旬(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旬)，秀全颁发“遵条令，别男行女行，秋毫无犯，公正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五大纪律。11日(十二月初十日)，秀全三十八岁，团营会众于金田“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一说并无正式誓师起义日期及行动)，建立太平军，正号太平天国(一说太平天国正号于永安封王建制时)。旋即挥师进踞大湟江口，以石头脚陈家大屋为大本营。3月，回师紫荆，西进武宣，秀全在东乡登极称天王，建立五军主将制。太平军在武宣、象州屡败清军，复回师紫荆、金田。秀全在茶地发布命令，对各军统属，行营匝营重作安排，号召各军各营同心同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并明令今后行动，宜听中军主将杨秀清将令。9月，全军东出平南，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挺进，25日占领州城。秀全进城后，即改州衙门为“天朝”。听取“诸臣随时奏事”，并以天王名义，先后发布缴获归公，杀妖记功，封赏打仗升天功臣，禁止称上称帝，褒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明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等诏令。并重申别男行女行，严厉查禁违犯第七天条者，同时颁行太平天历，刊印《太平礼制》、《幼学诗》等文献。

1852年4月，秀全以建国规模初具，而敌人攻城甚急，城内盐粮俱缺，遂号召通军男将女将，齐举刀枪，同心杀妖。且命萧朝贵、罗大纲率军破围，大败敌人于永安、昭平山区，然后围攻桂林，破兴安，下全州。南王冯云山在全州牺牲。于是改变从湘江北进计划，转由蓑衣渡向湘南前进，连克道州、嘉禾、蓝山、桂阳、郴州等州县。军行所至，敌人土崩瓦解，各地官廨、学宫、寺庙或焚或毁，农民、矿工、会党分子踊跃参加，争为效命，兵员激增。9月中旬，萧朝贵在长沙城外战死。秀全乃自郴州挥师北上，月底，直逼长沙。重申严禁私藏私带，别男行女行，整肃后宫等条令。并取道益阳，渡洞庭湖，北出岳州(今岳阳市)，向湖北挺进。12月底，夺取汉阳、汉口。

次年1月，攻克武昌。3月8日，秀全在城内“放炮祭旗”，然后分兵水陆两路，夹江东下，一路斩关夺卡，九江、安庆、芜湖等沿江重镇皆被攻破。19日，占领南京城。秀全原拟兵出河南，以主力北伐。后从杨秀清议，定南京为国都，改名天京。秀全进城后，即征调男女万人，大兴土木，将清两江总督衙门改建为天王府。所造宫殿，“穷极壮丽”。随即分军北伐、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统率，奋战两年，虽直逼天津，震动北京，但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终致全军覆灭。西征军由胡以晄、赖汉英等统率，经安徽、江西直抵湖北武汉，颇多攻取。是年，在天京建诸匠营、百工衙，设立圣库，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原则，欲行平均分配土地，废除私有财产，并对政治、军事、社会组织及军民生活，多有具体规划，以期实现“处处均匀，人人饱暖”。并于地方推行乡官制度。旋因《天朝田亩制度》无法施行，而天京兵民日众，米粮奇缺。秀全乃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奏议，改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秀全入天京后，即“僻处深宫，从不出户”，日唯孜孜矻矻，写作各种文告、诏书，着意讲求官规礼仪，语多不切实际之“天话”、“梦话”。一切军政事务，多任杨秀清裁决。

1856年夏，打破清军围困天京之江南、江北大营。8月，杨秀清逼秀全封其为“万岁”(一说并无逼封事)。秀全表面应允，暗中则派人赶往江西，密诏韦昌辉回京(一说并无密诏)。9月，昌辉杀杨秀清，兼及亲属与部众二万余人。致令天朝元气大伤，人心涣散。11月，因昌辉滥杀太过，复动员天京军民将其捕杀，并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同时重用胞兄仁发、仁达等，对石达开多方牵制。次年6月，石达开以秀全疑忌太过，率军远征。秀全虽颁诏挽留，但石达开一去不回。至此，首义六王或死或走，朝政无人掌管，秀全虽云“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但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1858年，遂拔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掌管军政。

1859年3月，洪仁玕自香港抵达天京。秀全大喜，立即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仁玕向秀全“恭献”《资政新篇》，陈说“致治大略”。秀全逐条加以批示，多加赞赏。

1860年5月，太平军再解天京之围，乘胜进取苏南和浙江各地，建立苏福省。11月，秀全发布安民告示，揭露清廷“厚敛重征”，申明太平军“奉行天讨，救民水火”，以期百姓“安居乐业”。同年，命令重刻《天朝田亩制度》，并批准洪仁玕关于平分土地的《天朝则例》。但曾国藩湘军已从湖北进窥安徽，天京上游主要据点安庆危急。秀全命陈玉成、李秀成分军进攻武汉，谋解安庆之围。因受英国侵略分子之阻止，加以李秀成误期，以致功败垂成。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势力正加紧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洪秀全执迷天情，不信人谋之思想日益严重，对清方的破坏缺乏积极的应变措施。他滥封王爵，相信有天父天兄庇护，即使睡着也“做得王，坐得江山”。

1861年，他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旋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结果，战守频遭失败，政局日益不稳，军心民心涣散。9月，安庆被湘军攻陷，守军全部战死。次年5月，陈玉成牺牲，天京上游屏障尽失。清军在“洋兵”配合下，分三路向天京进逼。

1863年，苏州沦陷。曾国藩湘军与李鸿章淮军联成一气，合围天京。城内兵粮俱缺，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谋发展。秀全断然拒绝。自谓“天兵天将多过于水”，并命军民“多备甜露(野草)”，谓“可食饱长生”，终至坐困孤城，一筹莫展。

1864年6月1日，秀全经“卧病二旬”后“升天”(一说死于6月3日)。6日，长子洪天贵福继位，称幼天王。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太平天国政权全面崩溃。

威尔·杜兰特

威廉・詹姆斯・杜兰特（1885年11月5日-1981年11月7日），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最著名的作品是11卷本的《文明的故事》，详细记述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这部作品由他与妻子艾瑞尔・杜兰特合作完成，于1935年至1975年间出版。此前，他的《哲学的故事》（1926年）也颇受关注，被称为“一部帮助普及哲学的开创性作品”。

杜兰特将哲学视为全面的视角，即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事物，这一理念受斯宾诺莎“从永恒的角度”思想的启发。他试图整合并人性化庞大且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使其能为当代所用。因作品成就，他和妻子于1968年共同获得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

杜兰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父母是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1903年从新泽西州泽西城的圣彼得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圣彼得学院（现圣彼得大学），1907年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准备成为神职人员，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哲学，但一战后，他认识到政治行为背后的“权力欲”。

1907年至1911年，他在新泽西州西奥兰治的塞顿霍尔大学教授拉丁语和法语。1911年至1913年，在费雷尔现代学校任教，后在该校支持者资助下游历欧洲。1913年，他辞去教职并与15岁的艾瑞尔・考夫曼结婚，育有一女，并收养了艾瑞尔妹妹的儿子。为维持生计，他开始在教堂演讲，这些演讲内容成为《文明的故事》的起点。

1914年起，他开始摒弃对人性之恶的看法，远离激进的社会变革。1914年至1927年，他担任纽约市劳工圣殿学校的主任和讲师，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完成学业并担任哲学讲师。

在晚年，杜兰特夫妇感情深厚。威尔住院后，艾瑞尔停止进食，于1981年10月25日去世。尽管女儿和孙辈试图对生病的威尔隐瞒此事，但他还是从晚间新闻得知噩耗，两周后，即1981年11月7日，在96岁生日两天后离世。威尔被安葬在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乡村纪念公园公墓，与艾瑞尔相伴。

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籍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东晋最著名的诗人。因曾自撰《五柳先生传》，后人或称之“五柳先生”。曾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曾担任东晋地方官。他生活在东晋和南朝刘宋易代之际，出生时家境已衰落。青少年时偏爱老庄却胸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从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先后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和彭泽令等职，然都因不堪官场腐败污浊而很快辞退。其中出任彭泽令仅八十余天，就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从此放弃对时世所抱的一切幻想，躬耕田园，拒绝征召，不再出任。后半生耕读吟咏，貌似潇洒，其实备尝清苦，满怀忧愤，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426年)病逝。生平事迹在《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都有记载。作品有《陶渊明集》等传世，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两篇四言韵文：《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其中，《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闲情赋》、《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诗并记》等都是历来传诵的文学名篇。尤以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或寄寓田园风光，或歌咏农业劳动，或反映乡村生活，或描绘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蓝图，或咏史抒怀。以省净冲淡、率真清新的田园诗及其异军突起的现实主义风格，突破曹魏以来文坛偏重形式、玄言笼罩的僵化和浮华局面，独树一帜而有“田园诗人”的美称。他为中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此后田园诗不断发展，历代“拟陶”、“和陶”、“学陶”相沿成风，到唐代就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质朴自然、清新隽永而富有田园气息的诗篇至今颇受人们喜爱。他不愧是中国四、五世纪有高度成就的诗人之一，也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和至今深受人们祟敬的诗人之一。

律航

律航（1887.3.21～1960.6.11）安徽亳县人，俗姓黄。名胪初。未冠举秀才，后入保定陆军学堂，辛亥革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历任军长、山西省防空司令等职。平素笃信佛法，民国三十八年（1949）依慈航法师剃度出家，专习净土法门。四十六年任慈善寺住持，四十九年示寂。

释律航、法名宗净，号西衲，字律航。俗家姓黄，名胪初，安徽毫县人，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

律航生在毫县农村，祖上数代都是务农为业，所以他也具有农村人朴质敦厚的性格。后来他虽然居高位，领师干，但朴质敦厚的性格终身不改。他九岁从塾师就读，由四书五经而八股文。十八岁进学，中了秀才。他父母希望他由科举这条路上中举人、成进士，光宗耀祖。不意第二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科举，立学校，科举之路到此就断了，他不得已弃举子业，负笈颖州府，考入清颖中学，未几转学到设于安庆的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二十一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张氏成婚，婚后仍继续在师范就读。

律航在省城数年，见识日广，感于清廷积弱不振，帝国主义交相逼迫，国脉民命岌岌可危，想到“百无一用是书生”，慨然有“弃文就武”之志，乃于光绪一九〇八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

速成学堂的全名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创立于光绪一九〇六年，是清廷为训练新军基层干部所设立的全国性军官学校，民国时代统兵的高级将领，出身于此校的为数颇多。律航于宣统末年毕业，分发江南新军服务，在军中也参加了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之际，他参加了光复南京浦口之役。

革命成功，民国肇建。一九一五年，他考入陆军大学第一期深造。毕业后在军中历任团、旅、师长、参谋长、副军长、代军长等职。一九二八年，年四十二岁，晋升陆军中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之前，律航在山西任太原防空司令，兼全省防空司令。他对于太原防空工事之构筑，坚固实用，费少而功倍，中央曾令各省派员赴太原观摩，而他处终不能及，以此深为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所倚重。抗日战争开始，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委请律航担任第二战区驻陕办事处处长，负责第二战区全军补给重任。律航责任心重，粮饷一到，即亲自监督装车出发，不得延误。当时币值日贬，稍事活动即可致富，而他涓滴不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由第二战区驻陕办事处处长改调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后来战区撤销，他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一九四八年，来到台湾。

律航的入佛因缘，始于一九三七年。那年他五十一岁，在西安任职，忽患眼疾，匝月不能视物。他病中默思宇宙人生两大问题，究始要终，不得要领。正在迷惑烦恼间，他的朋友温起凡来访，律航请他决疑，起凡告诉他说：“这是佛学问题。”并为他略说佛法大要。律航初闻佛法，至感惊奇。温起凡以后陆续送佛经给他看，他由此起信，钦慕日深。第二年，他在温起凡和朱子桥（庆澜）两位居士介绍下，皈依西安大兴善寺心道法师，成为三宝弟子。他由此亲近在陕西弘法的朗照法师和佛门耆宿康寄遥老居士，并由康老居士处借得碛砂藏《大般若经》六百卷，两年阅竟。五十五岁时，他受在家菩萨戒，发愿茹素。

一九四六年，他在北平亲近夏莲居居士，听夏讲《无量寿经》，并参加佛七数次。翌年到上海，亲近圆瑛法师，在圆明讲堂听守培法师讲《大乘起信论》。并到宁波礼阿育王塔，瞻佛舍利。

一九四八年春天，律航来到台湾。是年秋天，在南洋弘法的慈航法师，应中坜圆光寺之请，来台主持佛学院。在欢迎会上，律航见到小他八岁的慈航，二人相见如故，恍有宿缘。慈航即邀约律航伴随，遍访台北、基隆诸大名刹。律航就皈依了慈航，随同慈航住在中坜圆光寺，并在佛学院讲授国文。翌年四月八日佛诞节，律航依慈航正式剃度，成了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沙弥。三年后，他到火山大仙寺受具足戒时，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台湾发生“教难”，有人告密大陆来台僧侣中潜有“匪谍”，于是大陆僧人星云法师、慈航法师等二十余人被治安机关拘捕，刚出家三个多月的律航法师也遭到池鱼之殃，被关在拘留所中。所幸他念佛多年，修持有素，在拘留所中照常诵经念佛，不忧不惧。后来由李子宽、孙清扬居士及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等奔走营救，被拘之人始全部脱难。当他恢复自由后，画家吕佛庭居士到他俗家去探视他，律航法师心平气和的说：“这次教难，虽极不幸，但这是大家业力所感，我不怨天，不尤人，今后更要多念佛，认真修行。”

一九五〇年春，律航法师离开桃园县中坜市圆光寺，到苗栗县大湖法云寺，协助妙果老和尚重修大殿。是年十月，回到台北县汐止的弥勒内院亲近慈航法师，并掩关百日，专修般若念佛三昧。一九五二年，他随侍慈航及甘珠活佛，环岛弘化，足迹遍各县市。是年夏天，他到大湖法云寺二度掩百日关。一九五三年，他应台中市北屯慈善寺大众之请，出任慈善寺住持。他在寺中专诵净土三经，诵至声嘶力竭，自觉法喜充满。平日不拘行住坐卧，佛号不离口，念珠不离手，出外旅行时，于车声隆隆中大声念佛，虽有人投以惊奇眼光，而他念佛自若。

他念佛用摄心记数法，即以三、三、四合而为十，逢十进数，口念佛号，耳听佛音，记数于心，初三声注左耳，次三声注右耳，再四声两耳合闻，共为十声。又左右耳各记三十声，两耳合记四十声，共为一百。以此类推，得其传者，咸称绝妙。他以晚年出家，不谙梵呗，于朝暮课诵，在旁殿自修，不随众上殿，恐扰众人也。

律航法师晚年在台中，与佛教莲社导师李雪庐（炳南）、佛学家蔡念生（运辰）、画家吕佛庭诸居士时有往还。一九六〇年春，他命弟子广化接任慈善寺住持，自己退居静修，预积往生资粮。他语广化曰：“吾老矣！西归之日，谅不甚远。”是年夏历六月初，他自知往生期近，不问外缘，专心念佛。初七日，嘱咐后事，立遗嘱。十一日，自行沐浴毕，披南传袈裟，穿新鞋袜，预备往生。徒众闻知，纷来叩安，并助念佛。下午五时许，有送修地藏殿木料者至，他命广化扶持一睹（修地藏殿是他未了的心愿），行进间语广化曰：“我这一生太幸运啦，晚年出家，有你们这些道友招呼我，为我念佛助往生，谢谢你们啦！我幸而出了家，若不出家，这时为妻儿子女啼哭纠缠，怎能一心念佛呢？不得一心，又怎能往生？”

行至木料处环视一遍，在客堂坐数分钟，独自回寮。未几曰：“请广化来。”广化趋至，见师有异状，问曰：“是否时候到了？”师点头，广化乃鸣钟集众，曰：“大家念佛，助师父往生。”师亦随众念佛，初紧而急，渐模糊不清，数分钟间，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七十四岁，僧腊十一年。三日后荼毗，获舍利数百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米，多呈灰色，少数发光透亮，有此瑞征，可为念佛生西之证。

吴宓

吴宓( mì )（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著名教授、学者和报刊编辑。陕西泾阳人。 原名玉衡，字雨僧，又作雨生，笔名余生。1911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科。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费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主教东南大学，并先后在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系主任。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曾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学衡》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为月刊，1933年停刊，共出79期。他担任《学衡》总编辑达11年之久。因该刊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其成员被称为学衡派。1925至1926年，他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在北方任教期间，曾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1930年至1933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他通晓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擅长西方文学，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名著，对《红楼梦》研究有较深的造诣，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红学家”。1933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积极主张抗日，在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49年5月来到重庆，在湘辉学院和勉仁学院任教。同年9月，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主任。重庆解放后，自1950年4月起在四川省教育学院任教。9月该院合并于西南师范学院，此后一直担任西师外语系教授。先后开设了“英国小说”、“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古代史”等课程，并为本院和兄弟院校培训外国文学研究生。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编写了不少高等学校教材，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学科研人才。在“文革”中，他以古稀之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中被打致残，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1月，由其妹接回陕西泾阳治病养伤，1978年1月17日含冤逝世。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其恢复政治名誉。著有《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吴宓诗集》等书。

谢迁

谢迁（1450年1月11日－1531年3月6日），明孝宗、武宗、世宗时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字于乔,号木斋,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又为第一,授修撰。后任左庶子,为东宫讲官。弘治元年(1488),任经筵日讲官,进讲前夜必加诵习,讲解详切。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八年,与李东阳同入内阁参预机务。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曾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孝宗晚年欲革弊政,当时内府诸库及仓场、马坊的宦官作奸枉法,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属于禁军, 不受兵部管辖, 都以空名领饷, 他主张搜剔弊端, 严立条约, 有犯必诛。 与刘健、 李东阳同为辅政, 而他处事明敏, 善于持论, 当时人谓: “李公谋, 刘公断, 谢公尤侃侃。” 天下称为贤相。十六年, 晋太子太保、 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武宗即位,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与刘健等连章上疏,请诛刘瑾等 “八虎”, 事未成功,刘瑾反而得志, 被迫辞官退休。 正德四年 (1509), 刘瑾借事端攻讦他与刘健徇私援党, 欲逮捕两人,抄没其家, 赖李东阳解救得免, 被夺朝廷所授诰命。 当时被夺诰命的共计有六百多人, 人人都为其感到危险, 而他却仍与客人下围棋、 赋诗, 坦然自若。刘瑾被诛后, 官复原职, 退休在家。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 曾再度起用为大学士, 次年即辞归。 十年卒, 年八十三, 赠太傅, 赐谥 “文正”。 有 《归田稿》。

沈炼

沈炼（1507～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明朝会稽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进士。历任溧阳、茬平、清丰三县县令，为政清廉，政绩卓著，被誉为“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的有为地方官。因秉性耿直，疾恶如仇，不阿谀逢迎，召为锦衣卫经历。后上疏弹劾严嵩父子专权擅国、贪污纳贿十大罪，被廷杖后削职贬保安（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为民。在保安时沈炼散己财粟，设粥厂救济百姓，同时，与严党作不懈的斗争。后被严党宣大总督杨顺诬陷与白莲教谋反，惨遭杀害。明穆宗隆庆初年，沈炼案平反，追赠光禄少卿；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被谥“忠愍”。沈炼工诗文，诗文郁勃磊落，肖其为人；文章尤佳，下笔千言，劲健有气。沈炼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忠烈之士，所著今存《青霞集》十一卷。《明史》有传。

沈炼幼即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字希周，湖北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初年，先后任福州知府、浙江及陕西副使、云南按察使等职）以提学副使考核浙江文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乡试中举。

沈炼少有大志，刻苦好学；倾慕诸葛亮，平日爱诵读其《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亲手抄录数百遍，在室中到处粘贴；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

沈炼精通诗文书画，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据 《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载：沈炼曾是明代画坛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徐渭（公元 1521～1593 年）的老师。嘉靖十七年沈炼中了进士，拜授溧阳(今江苏溧阳)知县之职。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冒犯了御史，就调往茬平(今山东茬平)县任县令。嘉靖二十三年因父死丁忧去职，与同里陈鹤、徐渭结“越中十子”社。期满后补任清丰县(今河南清丰)县令。他执政清廉，惠爱于民。也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承，故任县令多年一直未得升迁，后被左迁为锦衣卫经历。

经历，锦衣卫“经历司”中官之职称，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司”，始设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当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其职权渐大，兼管刑狱，巡察、缉捕等事。以后就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手段。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同知、佥事、经历司、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就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公元 1477 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1

当时的京师，已由贪鄙成性、排斥异己的严嵩操控。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明成化十六年（公元 1480 年）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严嵩自幼聪颖，虽然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但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 1505 年）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 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明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年，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这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

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

严嵩退隐钤山（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方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词称病。

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览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严嵩还应江西行中书省袁州府（今江西省新余市）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 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德十年（公元 1515 年）年底，严嵩奉旨准备还朝。

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三月，严嵩正式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明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明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严嵩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进侍讲，（《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公元 1528年），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欣喜，遂升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而成为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二年，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当时正值朝廷商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明世宗的青睐。11

在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六月，明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明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明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 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严嵩终于帮明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明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从此，严嵩平步青云。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明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明世宗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沈炼对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又能怎样；然而，出淤泥而不染却是可以做到的。

沈炼任锦衣卫经历任上的长官是锦衣卫帅陆炳，当时，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陆炳（1510～1560 年），字文明，平湖人。祖父陆墀以军籍隶属锦衣卫，祖父死，父陆松袭职。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母，陆炳幼小随母出入宫禁。年稍长，武健沉鸷。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年）中武进士，授锦衣卫副千户，父死后袭指挥佥事，（《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后进都指挥佥事，掌镇抚司。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陆炳随帝南巡至卫辉（今河南汲县），晚上行宫失火，冒烈焰背负世宗脱险，自此得世宗宠幸，提拔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不久，又升都督同知。后陆炳因揭发大将军仇鸾虚报战功、阴谋不轨有功，晋官至太子太保兼少傅。嘉靖三十九年卒，谥武惠，赠忠诚伯。隆庆初年，陆炳被御史弹劾，追论陆炳之罪，削秩并籍没家产，罢免其子陆绎及弟陆炜的官职。《明史》有传。

陆炳善待沈炼，对他很不错，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随陆炳到严家多了以后，对严家的了解也多了；看见严家如此赃秽狼藉，心中很是愤怒。沈炼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

有一日在公宴上，严世蕃呈倨傲之状，饮至中间，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要来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旁坐的客人都畏惧严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皇帝身边的近侍），天生从不饮酒，严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严世蕃仍旧不依。马给事略沾唇，便脸色发红，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严世蕃就亲自走下席，手揪住他的耳朵，拿起巨觥灌他。那马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气，不喝也罢，刚喝几口下肚，便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严世蕃拍手呵呵大笑。

沈炼见了突生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拂袖而起，把那只巨觥抢在手中，斟得满满的，走到严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严世蕃愕然，刚想举手推辞就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这杯别人可以吃，你也要吃。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了严世蕃的耳朵把酒灌进去。严世蕃被迫一饮而尽。沈炼才把杯丢掷在桌上，像没事人一样拍手呵呵大笑。吓得旁边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作声。严世蕃假装醉了，就先走了。

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这句话也是《出师表》上的话，他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父子。旁边众人恐怕严世蕃听见，都替他捏两把汗。沈炼全然不以为意，又取酒连饮几杯，尽醉才罢。

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时有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致书明世宗要求朝贡，言辞多有傲慢，语多恫吓。朝廷各官瞠目结舌，不敢发言。大将军仇鸾，本来就畏惧俺答，主意全无。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司业，正五品。）赵贞吉。当赵贞吉主战时，在一旁的廷臣都袖手旁观，不敢附和；只有一个小小官吏，位列最卑，当场却高声道：“赵大人所言极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立即就应声道：“难道你不认识我锦衣卫经历沈炼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没有好建议要说，小臣我不得不说。我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如果以万骑军队保护陵寝，万骑军队保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打击俺答，定可得胜，为什么屡议不决呢？”夏邦谟道：“你就自己去奏闻皇上，我们恰恰是无才无能之辈，你也不必和我们空说。”沈炼更加愤愤不平，竟拜表上陈己见，然而明世宗全然不理。沈炼闷闷不乐， 纵酒佯狂。

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明世宗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三部各拥众数十万，经常寇掠陕、晋、冀等地，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

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

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明军几乎没有抵抗，俺答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四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可 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

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之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是，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春，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次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嘉靖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12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在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

嘉靖三十（公元 1551 年），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这一日，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两人彼此纵论国事。谈到严嵩，沈炼停杯痛骂，痛哭流涕。当晚回到住处，仍余恨未平，慨然叹息说：“从古到今，谁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甘心情愿。”

主意已定，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缮写奏章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到这里，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一起劾奏。”遂又续写数语，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并请治罪等情况。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诬蔑诽谤排陷大臣”，沽名钓誉，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着锦衣卫重 打一百，捶打数十，贬职流放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

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

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弹劾严嵩，一同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都在京察大计（官员考核）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没有一人遗留。六年后，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并罪及其子。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 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户部注籍已下，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儿子，雇着一辆车子，出了城门，往保安进发。沈炼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绍兴府廪膳秀才，一向留在绍兴老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衺，年方周岁。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一个敢来送行。真是“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在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是个塞外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想租间民房居住，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不知 何处安身是好。

正在彷徨的时候，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仪表不俗，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回答说：“姓沈，从京师来。”那人又问：“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你就是他吗？”

沈炼说：“是的。”那人说：“久仰久仰，幸得相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家离这里不远，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再作打算。”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好听从了。

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但也精致漂亮。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请问你是哪位？为何这样待我？”那人说：“我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的千户，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我就因袭了职位。只是因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我不愿做官了。托祖宗之福，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我就渴望想见一面。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拜了下去。沈炼再三扶起，便叫沈衮、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从车上拿下行李，打发车夫走了。又吩咐庄客，杀猪买 酒，款待沈炼一家。贾石说道：“这样的雨天，料想您也无处去，只好在我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就承蒙你款待住宿，如何敢当啊！”贾石道：“农庄粗粮，别嫌弃简单怠慢。”当日宾主互相敬酒，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两人说得情投意合，大感相见恨晚。

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沈炼起身，对贾石说：“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烦请您指引。”贾石问：“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我就十分满意了，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贾石说：“没关系。”出去转了一圈，回来道说：“租赁房屋倒是有的，只是龌龊低洼，一时难得中意的。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我领着家小，到我岳父家去住着，等您还朝，我再回来，岂不稳当方便。”沈炼道：“已经承蒙你厚爱，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这事绝对不行。”

贾石道：“我虽是村农，也知道好坏。我仰慕您是忠义之士，想为你执鞭坠镫也不能。今日天幸降临，就让这几间草房送与您做寓所，也略表我的一点敬贤之心，不要推辞。”说完，立刻吩咐庄客，推车，牵马，带驴子，一伙人把细软家私搬去，其余的生活用品，都留给沈炼日用。沈炼见他慷慨直爽，甚感过意不去，要与他结义为兄弟。贾石道：“我是一介村农，怎敢越位攀上贵戚？”沈炼道：“大丈夫意气相许，哪有贵贱？”贾石小沈炼五岁，就拜沈炼为兄；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贾石也唤妻子孩子出来都相见了，两家成了亲戚。

贾石陪沈炼吃完饭，便带着妻子孩子到妻舅李家去了。自此沈炼就在贾石家住下了。时人有诗感叹贾舍人借宅之事，诗曰：倾盖相逢意气真，移家借宅表情亲。世间多少亲和友，竞产争财愧死人！

保安州父老，听闻沈经历为上本参奏严嵩老贼遭贬斥到这里，人人敬仰，都争相前来拜望。有运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带酒菜来请沈炼吃的；还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的。沈炼每日与这些地方上人，讲论忠孝大节及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故事。说到关键处，有时毛发倒竖，拍案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地方上的老老小小，听了无不欢喜。有时唾骂严贼，地方上的人齐声附和，当中如果有不开口的，大家就骂他是不忠不义。

一时高兴，以后就习以为常。又听说沈经历文武全才，都来和他学射箭。沈炼让人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用布包好做成三个稻草人，一个写上“唐奸相李林甫”，一个写上“宋奸相秦桧”，另一个写上“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稻草偶人做个射鹄。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声骂道：“李贼看箭！”秦贼、严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子直，被沈经历说得热闹了，全不考虑到严家知道。世间有权势之家，报新闻的极多。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

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议要找个理由杀掉沈炼，才能免去心腹之患。适时正值宣大总督空缺，严嵩便吩咐吏部，让把这缺给他门下干儿子杨顺去做。吏部依言，就将杨侍郎杨顺差往宣大（即宣府、大同）任总督。杨顺前往严府拜辞，严世蕃置酒送行，席间屏退旁人耳语，托他要查沈炼过失。杨顺领命，唯唯而去。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 1557 年），杨顺到任不多时，遇上大同鞑虏俺答，率众入侵应州（今山西应县）地方，连破了四十余堡，掳去百姓无数。杨顺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杨顺情知丧失时机恐怕降罪，就秘密告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们剃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

沈炼闻知其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军官送给杨顺。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揽祸的太岁，书中不知写什么话，哪里肯替他送信。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在军门等候杨顺出来，亲自投递。杨顺接来看时，书中大略说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同时沈炼又作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又诗云：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早知虎首将民假，悔不当时随虏行。

杨顺手下有个心腹指挥，姓罗名铠，抄得此诗和祭文，密献于杨顺。杨顺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诗曰：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枉著劳。何似借他除佞贼，不须奏请上方刀。

写就密书，连改诗封固，就差罗铠送与严世蕃。书中说：“沈炼怨恨相国父子，阴结死士剑客，要乘机报仇。前番鞑虏入寇，他吟诗四句，诗中有“借虏除佞”之语，意在不轨。严世蕃见书大惊，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路楷曰：“我愿前往宣卫府，为相国了却这件大事。”严世蕃大喜，即吩咐都察院差路楷作为巡按大人前往宣府。临行严世蕃治酒款别，说道：“烦寄语杨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路楷领受。

不到一日，路楷带了钦差之令来到宣府，到任与杨总督相见了。

路楷遂将严世蕃所托之语，一一对杨顺说了。杨顺道：“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不能辜负了严公父子的托付，二来自己富贵的机会，不可错过。”杨顺道：“说 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

杨顺想着路楷说过的话，一夜不睡。次日早上坐堂，只见中军官报道：“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解到辕门外，伏听钧旨。”

杨顺道：“传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杨顺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两名妖贼，叫做阎浩、杨胤夔，系妖人萧芹之党。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惯以烧香惑众，哄骗虏酋俺答，说自己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虏酋愚甚，被他哄劝，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号，使中原屡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对他说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用我们的布匹粟物换你们的马，名为‘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美事。只怕萧芹等从中作梗，和好不了。这个萧芹原是一个无赖小人，全无法术，只是狡伪，哄诱你家，抢掠地方，他好从中取利。俺答汗若不信，可要萧芹试其法术。若真的喝得城颓，咒得人死，那就理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颓，显然是欺诳，何不缚送我天朝？我天朝感俺答汗之德，必有重赏。‘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抢掠的勾当。”脱脱点头说“是”，对俺答汗说了。俺答汗大喜，约会萧芹，要将千骑随之，从右卫而入，试其喝城之技。萧芹自知必败，改换服色，连夜脱身逃走，被居庸关守将盘诘，并将其党羽乔源、张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陕畿南，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缉捕。今日阎浩、杨胤夔亦是有名妖犯。杨顺见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题目，牵害沈炼。

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别的事情奈何不了沈炼，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是皇上所最震怒的。如今只要在妖贼阎浩、杨胤夔招供中，窜入沈炼名字，只说阎浩等平日师事沈炼，沈炼因失职怨恨，教阎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谋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赐天诛，以绝后患。先用密禀，禀知严家，教他叮嘱刑部作速复本。料想这样一来沈炼必无法逃命了！”路楷称妙！

这白莲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由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发展而来。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亦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昭）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代，白莲宗逐渐流行，至大元年（公元 1308 年）遭禁，仁宗即位（公元 1311 年）后，曾获合法地位。但至英宗即位（公元 1321 年）又遭限制，故各地白莲宗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其入教者多为下层群众，其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元代称白莲会、白莲宗，至明代始称白莲教。其教派名称随时随地变化，明代有闻香教、大乘教清茶门等名目，清代有清水教、儿卦教、天理教等名 目。元、明、清三代，农民以此作为组织斗争、对抗官府的工具，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弥勒下生”相号召，发动起义。元末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皆以白莲宗聚众起事，明代永乐时的唐赛儿、天启时徐鸿儒、清嘉庆时姚之富、林清、李文成，乃至清末的义和拳等皆以白莲教教主身份为起义领袖。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小明王之立”：“有韩山童者，栾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徒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平徐鸿儒”：“（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党数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断尾令藏之招人，人闻异香，多归附之，号闻香教。”又：“四川亦有白莲妖贼洪众、刘就应选、白仙台等助贼蜂起。”

杨顺、路楷两人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尚书许论，是个疲软没用的老头，听见严府吩咐，不敢怠慢，连忙复本，依杨、路二人之议。圣旨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纪功，升迁三级，俟京堂缺推用。

杨顺自发本之后，便差人秘密将沈炼拿下囚禁。慌得徐夫人和沈衮、沈褒没时间细想，急忙找义叔贾石商议。贾石道：“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既然下狱，必然诬陷以重罪。两位公子应立即逃窜远方，等待严家势败，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杨、路二贼，决不干休。”沈衮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怎么可以走呢？”贾石道：“尊大人犯了对头，肯定不可能保全了。公子以宗祀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绝之祸？可以劝令堂老夫人，早作打算远离以保全身之计。尊大人处贾某自当央人照顾，不用你牵挂。”兄弟俩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了。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狱，何忍弃之而去！贾叔叔虽然相厚，终究是个外人。我料杨、路二贼奉承严氏，也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终不然要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何颜在世为人啊？”说完，大哭不止。沈衮、沈褒齐声恸哭。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许远离，叹息而去。

过了数日，贾石一打听，果然牵入白莲教之党，问成死罪。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杨顺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就预先向狱官下令以得病为由拿取病状，将沈炼杀害在狱中。贾石将这个情况报给徐夫人，母子痛哭，自不必说。又亏贾石多有熟识的人，买出尸首，嘱咐狱卒：“若官府要尸首示众时，拿个假的对付一下。”却瞒着沈衮兄弟，私下备棺盛殓，埋于隙地。完事之后，方才向沈衮说道：“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才可以指点，现在不可泄漏。”

沈衮兄弟感谢不已。贾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衮道：“我们自知 久占叔叔的住宅，心上不安。可是家母的意思，等是非稍定，搬回灵柩，因此迟延不决。”贾石怒道：“我贾某生平，为人谋而尽忠。今天所说的，全是为你们家族着想，岂是因为久占住房，才让你们起身的。现在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只是我有一件小事，即将出远门，有一年半载不会回来，你母子就安心住就是了。”看着墙上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炼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衮就揭下二纸，双手折叠，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用心不善，虽然杀了沈炼，未肯干休。自己与沈炼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同宗家暂时居住。

那路楷见刑部复本，有了圣旨，便将阎浩、杨胤夔斩讫，并要割沈炼之首，一同枭示。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官府也辨验不出。

杨顺看见只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心中不满，便问路楷说道：“当初严东楼（严世蕃号东楼）许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炼是严家紧对头，今只杀其身，还没有波及其子。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发。相国不足我们之意，想在于此。”杨顺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再上个本，说沈炼虽诛，其子亦宜知情，还该坐罪，抄没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查得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以及借屋给他住的，一齐拿来治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再将前言取赏，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趁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闻风逃避，却又费力。”杨顺道：“高见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禀帖到严府知会，自述孝顺之意；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要用心看守犯属，勿叫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诗曰：破巢完卵从来少，削草除根势或然。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一一捉拿。只有贾石先经出外，只得将在逃上报。此可见贾石的机敏。时人有诗赞云：义气能如贾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任他罗网空中布，争奈仙禽天外飞。

杨顺见拿到沈衮、沈褒，亲自审问，要他俩招供通虏事实。二沈高声叫屈，哪里肯招？被杨顺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衮、沈褒熬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其同时拿到的犯人，都坐个同谋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衺尚在襁褓，免罪随着母徐氏，流放到云州（今山西大同）极边，不许在保安居住。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沈炼长子沈襄，是绍兴有名秀才，他必然衔恨于我辈。不若一并除之，永绝后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杨顺依言，便行文浙江，提钦犯沈襄问罪。又吩咐心腹经历金绍，选择有才干的差人，带着文书前 去，嘱咐他中途伺机谋害，讨个病状回缴。事成之日，差人重赏，金绍越级提拔。

金绍领了台旨，急切回府，认真地选了两名公差：张千、李万。赏了他俩酒饭，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让他俩带着文书到绍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回来还有重赏；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张千、李万收了银两，谢了金经历。领了公文，急忙上路，往南进发。

沈炼长子沈襄，号小霞，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享受饭食待遇的）。他在家听说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往口外为民，甚是挂怀，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说，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知府把文书给沈襄看了，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门，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搅作一团地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襄听说，真是苦上加苦。霎时间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银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们路上照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才收下。

张千、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过了扬子江，就渐渐难为沈襄了。又行了几日，就要到济宁府地界上，过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泺（泺是泊的古体），一路荒野，都是响马出入之所，而两个差人又在不住的交头接耳，私下商量说话，沈襄便寻求脱身之计。他想到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丁忧在家，此人最有侠气，是沈襄父亲极相好的同年，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纳。次日早起上路，沈襄借拜访年伯为名逃到了冯主事府。

而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两个日夜商量奉承严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谁知朝中有个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得知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把他尽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恶。明世宗正当设醮祝釐听说杀害平民，大伤和气，龙颜大怒，着锦衣卫押解来京问罪。严嵩见明世宗发怒，一时来不及救护，也幸亏他从中调停，止于削职为民。

沈襄在冯主事家的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冯主事打听来告诉他的。过了年余，已知张千病死，李万逃了，这公事渐渐搁下了。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安排沈襄在内读书，只不许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冯主事三年孝满，因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做官，沈襄在冯主事家一住就是八年。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五月，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儿子严世蕃按礼制应回乡守孝三年，虽然明世宗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明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争斗。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精明不在严嵩之下，他感觉到明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这几年来严嵩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奏对也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就一直往下掉。而徐阶被迫韬光养晦了好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就试着出奇制胜扳倒严嵩。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徐阶便向明世宗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名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据说紫姑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

一次，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明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明世宗心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把永寿宫烧得一干二净。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禁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明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永寿宫。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这样，徐阶在明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 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以《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疏明世宗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五月，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同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分宜县）。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今广东海康）。严世蕃在谪戍雷州途中只走到广东南雄（今广东南雄）就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十一月，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今新安江流域的歙、黟一带）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有《汪直传》）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了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炼、杨继盛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

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第二年案结，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严世蕃临刑时，沈炼所教过的一个保安子弟在一块锦帛上写上沈炼姓名和官爵，持入刑场。看到严世蕃断头，大声呼喊：“沈公可瞑目矣！”恸哭而去。

同年十二月，明世宗因服丹中毒驾崩，第三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初年，赠恤嘉靖时建言得罪已故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给予祭葬，任命一子为官。后来又从御史郝杰之言，在保定建祠，名旌忠。赠沈炼光禄少卿，沈襄忠而获罪，准予复原，并进一级，以旌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财产，府县官照数给还。沈襄食廪年久准贡，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谢恩，疏中奏道：“臣父炼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吟诗感叹。适值御史路楷，因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杨顺合谋，陷臣父于极刑，并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绝，受祸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杨顺、路楷安然保首领于乡，使边廷万家之怨骨，衔恨无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心也。”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也相继论杨、路二人。圣旨准奏，复提杨顺、路楷到京，问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谥忠愍。

赵汝愚

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宋恭宪王赵元佐七世孙。原籍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祖不求,宋建炎间(1127—1130)迁居崇德洲泉(今桐乡市洲泉镇)。赵汝愚出生于洲泉。少有大志,曾说:“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乾道二年(1166),取进士第一,累官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淳熙八年(1181),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次年,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后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成都知府。时边境各族相扰为患,赵汝愚以计分散其势力,始渐平息。孝宗赞其有文武之才。光宗即位,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1191),召为吏部尚书,后迁知枢密院事。五年六月八日,孝宗崩,子光宗与父有隙,称病不执丧礼。两宫隔绝,大臣累奏不复,迁延多日,朝野忧虑,左丞相留正出城他去,人心浮动。赵汝愚以国事为重,临危不惧,屡进两宫疏通,又与工部尚书赵彦逾等密议,推知阁门事韩侂胄禀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并迫使光宗退位,拥立其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改号庆元。命赵汝愚兼代参知政事,特进右丞相枢密使。赵汝愚请召还留正,使续长百僚;任命朱熹等待制经筵;召回外出官员,以安定朝政。留正至,赵汝愚请免除兼职,遂任光禄大夫、右丞相。时外戚韩侂胄以拥戴定策有功,出入内宫,渐见亲幸,居中用事,乘间争权。待制朱熹、吏部侍郎彭龟年以其窃弄威福,劾之,未果。韩侂胄遍植党羽,垄断言路,排斥贤良,诬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罢右丞相职,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谏官等以赵汝愚勋劳卓著,精忠贯于天地,先后上疏挽留,太学士多人伏阙上书,皆遭贬斥。韩侂胄乃诬赵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诏谪宁远军节度使副使,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赵汝愚怡然就道,对送行者说:“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尚可免也。”庆元二年(1196)正月,行至衡州,发病,为守臣钱鍪所窘,暴卒,年57岁。天下闻而冤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胃诛,党禁渐解,追复赵汝愚原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复进封周王。赵汝愚学务实用,著有《忠定集》、《太祖实录举要》、《国朝诸臣奏议》等。

王处一

王处一(1142—1217),金代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内丹学家。号玉阳，一说字玉阳，号全阳子，一说号华阳子，宁海东牟(今山东牟平)人。幼年丧父，事母至孝。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游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见王重阳，执弟子礼，遂侍左右，与丘、刘、谭、马为莫逆交。初随师修炼于昆嵛山烟霞洞，次年移居查山，后居云光洞。以苦行著称，“尝俯大壑一足跛立，观者目瞚毛竖。”(姚燧《王宗师道行碑铭》)人称铁脚仙。居洞炼形九年，出而云游齐鲁间，召雨摇峰，起死嘘枯，颇著神异。时有人诬其善幻惑民，饮以鸩毒，不能死。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征至京，居天长观。问以卫生之道，对以含精养神、恭己无为。世宗嘉之，为建修真观。次年还山，复召之，及至，世宗已崩。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再召至便殿，问养生术，以无为清静、少私寡欲对。又问性命之理，答以内丹之说，以心运气，是皆无为自然、不为而成。赐紫衣及“体玄大师”号，命居崇福观，日给钱二百缗。泰和元年(1201年)、三年(1203年)奉诏设普天大醮于亳州太清宫，为章宗求嗣。七年(1207年)居圣水玉虚观，元妃赐以《玄都宝藏》一部。大安元年(1209年)北京(今内蒙宁城境)请居华阳观，曾至玉田县行醮。贞祐四年(1216年)山东文登请居天宝观。著有诗文集《云光集》4卷。开全真“嵛山派”。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赠“玉阳体道广度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进封“真君”。

陈西滢

陈西滢（1896年—1970年），现代作家。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15岁到英国留学,先读中学,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专攻文学及政治科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后,受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与王世杰、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杨瑞六、陈翰笙、皮宗石、胡适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1927年与凌叔华结婚,是年夏,夫妇二人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1929年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夏,武汉沦陷,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43年到伦敦,在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到法国巴黎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去世。主要作品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西滢闲话》收有他在《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发表的杂文、散文、随笔、书评等共70余篇。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三卷收有《行路难》、《参战》、《民气》、《管闲事》、《共产》5篇散文。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40年,光明书局)中,编辑了“陈西滢小品”,收《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管闲事”》、《知识阶级》、《听琴》、《南京》、《菊子》6篇小品。并在《陈西滢小品序》中,将陈西滢与鲁迅作了比较,对陈西滢及《西滢闲话》作了评价。《西滢闲话》中的文章谈今说古,引经据典,内容丰富,文笔优美,简洁流利,可读性强。翻译作品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梅立克小说集》等。

百丈怀海

百丈怀海，（720～814）唐代僧。福州长乐人，俗姓王（一说姓黄）。自幼即喜游访寺院，年二十，从西山慧照出家，后从南岳之法朝律师受具足戒，未久至庐江（位于四川）研读经藏。适逢马祖道一在南康弘法，乃倾心依附，遂得道一之印可。因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入室，时称三大士。后出主新吴（江西奉新）百丈山，自立禅院，制订清规，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尝曰（大四八·一一一九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元和九年入寂，世寿九十五。敕谥‘大智禅师’，塔号‘大宝胜轮’。座下以黄檗希运、沩山灵祐居首。其后，宋、元诸帝又谥号‘觉照禅师’、‘弘宗妙行禅师’。另据全唐文卷四四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并序所载，师之生年为天宝八年（749），故世寿六十六。 　师所订清规，世称百丈清规，天下丛林无不奉行，为禅宗史上划时代之功绩。宋儒仿效而创立书院，元明清三朝，更以书院为乡学，充作养士之所，皆师之赐。

王通

王通（584—617）隋代思想家。字仲淹，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少聪颖，有大志。学《书》、《诗》、《礼》、《乐》、《易》，六年不解衣，精志甚强。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文帝大悦，以为相见恨晚。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宫廷之中适有大变，王氏明知谋之不用，怅然东归。帝闻而再征，不就。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征，辞以疾。“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大业十年(614)，尚书召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又不至。《旧唐书·王勃传》则言其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605—618)末，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讲学之际.远近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其中有后来唐朝的名臣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业十三年(617)卒于家。弟子数百人议谥曰“文中子”。王氏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和扬雄《法言》为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而传世者仅有《中说》。王氏的人学思想突出了人相对于天地万物的重要地位，认为人与天地的关系是“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天地之中非有它物，只是人。所以，人事修定，天地之理便得到了。国家的兴衰亦在于人谋而不在天预。王氏又认为善筮者是“先人事而后说封”，同样突出的是人的作用。对于人性，王氏基本上倾向于性善之说。他称仁为五常之始，性为五常之本，又主张以性制情，是明显的儒家正统思想。王氏又有著名的“三才之蕴”的观点。认为所谓天乃是统领元气者，而不仅是苍茫之天空;地乃是统元形者，并不只是对山川丘陵等的称谓;人统此二者，并非仅仅是圆头方足的一个生灵。这样，天地人三者都具有了形上的性质。这种思想，也是儒家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世称王通为“隋末大儒”，他的思想是汉代儒家思想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王通《文中子中说》的版本主要有《诸子百家丛书》本等。

(1)命者唯人所召 王通对“命”的看法颇有新意。他认为，命关系人的吉凶，其本质特征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有定于此而应于彼。他说：“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命由天人两方面组成，缺一则不为命，不知命。所以命者“惟人所召”。命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命一旦立定，则远近高深而无不应，洪纤曲直而无不当，故君子畏之。王氏也把命分为几类，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即常命和偶命，但总的来说，命并不单单由天而定，而是一定要有人的参与才能成立。王通对“命”的论述，从其具体内容看，主要强调“命”是因人而称，因人而立，故亦因人而取，惟人所召。强调了“命”的人为方面。王通的这一看法，与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有一定差异。

(2)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 王通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世道兴衰，政治得失等非由天命安排，亦非由神灵等超社会的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来掌握。故提出“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的命题。他认为，社会的治乱，政权的兴替有两种，一种是尧舜的禅让;一种是汤武的革命。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与人为政治有关。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即按着“道”来行事，天下的治理也就容易了。如古代舜禹继轧而天下淳朴，夏桀继承了天下，却出现欺诈;成汤放桀天下方平，殷纣承之，而天下又走向混乱。至汉代文景之治，天下太平，而桓灵失政，天下又乱。由此王通得出结论说：“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其原因便是“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王通的这一思想与其“命者唯人所召”的思想相一致，把社会的治乱、兴替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事自身的变化，用人类自身原因解释历史，跳出了天命论的巢臼，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德语：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纳粹德国元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法西斯头子。生于奥地利,其父当过鞋匠、海关税吏,在林茨和希尔太读中学,后在维也纳自学绘画和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士兵。1918年中毒后,一度双目失明。1919年加入德国工人党取得领导权,次年将党改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自任主席,提出“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废除凡尔塞和约”等25点蛊惑人心的政纲。1921年10月把一批退伍军人组成冲锋队,并设计了纳粹党的党旗和党徽,确定“服从领袖为原则”为纳粹党党纪。1923年11月18日晚希特勒同戈林、赫斯等人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发动政变,因未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很快被当局镇压,希特勒被捕,纳粹党被勒令解散。1924年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宣扬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遗责民主政府,仇恨共产主义,成为法西斯的理论武器。1933年1月在德国大银行家、大工业家等垄断资本集团的资助下夺取政权,任总理。2月制造“国会纵火案”,解散国会,7月颁布《禁止组织新的政党法》,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政党,取消所有政党,建立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体制,疯狂迫害与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3月,迫使国会通过授权法,规定政府制定的法律“可以与德国宪法相异”,使独裁统治得到法律依据。随后即任命纳粹分子为各邦部长和政府官员。1934年1月颁布《国家重建法》,取消各邦议会,废除历史悠久的联邦制度。建立法西斯恐怖组织,清除异已势力。他的私人卫队——党卫军是最凶恶的纳粹武装特务组织。30年代拥有25万人,大战时高达100万人,由希姆莱指挥。党卫队控制一切保安机关和各类警察,残暴的髑髅队管理集中营。它建立了各种由纳粹分子组成的秘密法庭,法院也不得干涉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活动。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利用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矛盾处死了冲锋队头子和自己的政敌。8月2日,兴登堡总统死后,希特勒颁布国家元首法,取消总统职务,自称元首兼帝国总理,拥有最高统帅权。1936年任命希姆莱为警察总监,使德国彻底变为警察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极力宣扬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疯狂煽动反犹主义,屠杀600万犹太人。1933年5月10日开展焚书运动,科学、教育、文化彻底纳粹化,学校成了法西斯军训所,《我的奋斗》被规定为“绝对正确的指南针”。在经济方面,实行全面军事化的经济干预和调节,并推行强制卡特尔化,使垄断资本和法西斯政权高度结合,确立起法西斯统治经济。1936年建立柏林一罗马轴心,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任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全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8月,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免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9月以“闪电式”突袭侵占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攻陷荷兰和比利时,败法国,炸英国、夺取挪威,控制巴尔干和北非。1941年6月利用苏联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应变准备不足,只注意战略进攻,不注意战略防御的致命弱点,和在情报判断、处理上的失误,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大举侵入苏联。其侵略活动终被反法西斯盟国彻底粉碎。1945年4月30日柏林被苏军攻占前夕,在地下室与其妻伊娃同时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