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

赵景深（1902年4月25日—1985年1月7日），浙江丽水人。著名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理论家、教授、编辑家。5岁随父移居安徽芜湖,在芜湖圣雅各中学上完一年级后,随叔父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学习期间,即开始向《妇女杂志》、《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并与吕一鸣、孔襄我一起,替天津的《益世报》编辑“新知识”副刊,分管文学理论与创作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1922年秋,从棉专毕业后,即入天津的《新民意报》任文学副刊主编,组织绿波社,正式踏上编辑之路。1923年秋,在湖南长沙,与图画教师创办文艺刊物《萧湘绿波》。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7月,接任《文学周报》主编(1929年1月8日第351期起,改为与郑振铎,谢六逸等8人合编)。是年秋,任开明书店第一任总编辑。1928年至1929年,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卷1000多万字,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起,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刊,其中包括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大量译著。他主编的初高中混合国语教科书,把语言、文学、写作、逻辑、修辞等知识,由浅入深地编入语文教材,新颖实用,很受师生欢迎,短期内一再重印,对后来的教科书编撰者也很有启发。他编辑的《现代小品文选》、《郁达夫论》、《创作新刊丛书》、《抗敌小丛书》等,有新意,有个性,深受好评。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许多刊物和大量的《北新活页文选》。他主编的《青年界》,对青年影响甚大。主编的《现代文学》专门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著作及动态。他还参加了《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抗战期间,在上海与胡山源合编过《文林月刊》(由联美公司出版)5期,与庄一拂合编过专谈昆曲的《戏曲》5期(后因不愿向敌伪登记而停刊);在安徽时,与文学青年组织“星社”,并在《晚报》编《旬刊》。抗战后,一度接替阿英主编上海《大晚报》的《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解放后,他参加了《辞海》修订本的编辑工作,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研究会会长等职。先后出版了戏曲史与戏曲理论著作《宋元戏文本事》(1934)、《元人杂剧辑逸》(1935)、《读曲随笔》(1936)、《小说戏曲新考》(1939)、《元人杂剧钩沉》(1956)、《晚清曲谈》(1957)等。

皮锡瑞

皮锡瑞(1850一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以其居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光绪八年(1882)举人。三应礼部试，皆报罢，遂潜心讲学著书。光绪十六年主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旋应江西学使龙湛霖之招游南昌。十八年，移主南昌经训书院，以经史词章诏士，不课八股。甲午战后，马关订约，深忧时局，极言变法之不可缓。二十四年正月，湖南设南学会，留其居湘，延任学长，主讲学术，开讲三月，有讲义凡十七篇，刊《湘报》中。因守旧派肆意诋毁，四月仍赴江西主经训书院讲席。及政变作，江西某御史弹劾，谓其附和康梁，奉诏编管，革去举人，三年后始开复。光绪二十八年，被聘创办湖南善化小学堂，留湖南讲学，任长沙府中学堂讲席等。其少时，笃志为词章，与王闿运子伯亮、女夫邓幼弥辈唱和，尤喜为骈文。年既壮，读金鹗《求古录》，乃慨然有志于经，始治《尚书》，遂以名家，汤志钧有论曰：“皮锡瑞，经今文学家也。经今文学，‘所贵在微言大义’，尤助康、梁改制之说。然而皮锡瑞与康有为亦有殊异，盖有为‘通经致用’，援饰经说，倡言维新;而锡瑞则笃守今文家法，主王制，以易、礼为孔子所作，门户森然，堪称晚清之经学大师。”一生著述丰富，有《经学通论》五卷，《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三○卷，《师伏堂词》，《师伏堂诗草》六卷，《师伏堂骈文》六卷等二十余种，其中大部分辑印为《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生平事迹见皮名振著《皮鹿门年谱》，又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皮锡瑞》，支伟成《皮锡瑞传》(《碑传集补》卷四一)。

陈旉

陈旉[fū]（公元1076一1156年），宋代著名农学家。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著有《农书》三卷。他隐居躬耕的西山，是仪真附近的扬州西山或太湖洞庭西山，所以他是江苏人。洪兴祖在为陈旉《农书》写的《后序》中介绍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志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可见陈旉一生未仕，博览群书、种植药材，经营农业。由于他“躬耕西山，心知其故”，因此他写的《农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陈旉自己也说他的《农书》不是“腾口空言，夸张盗名”，而是“使老于农圃而视效于斯文者……转相读说，劝勉而依仿之”，以“有补于来世”。他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的农书。《农书》写成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时年七十四岁，五年后，他又为《农书》写了跋，他至少活了八十岁。仅在宋代，《农书》就刊印二次，一次在江苏仪真，另一次在江苏高邮。以后多次刊印，直到近年又出了点校的通行本，说明陈旉《农书》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代农学著作。

连阔如

连阔如（1903年6月25日一1971年8月18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满族。原名毕连寿,号连仲三,笔名云游客。北京市人。幼丧父,家贫。六岁后只念了一年私塾即失学。在外祖父家寄居两年。一九一五年在北京做学徒。一九一六年到天津跑码头。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天桥摆摊卖卜。一九二七年拜李杰恩学评书《西汉》,后又师事张诚斌学说《东汉》。学艺刻苦勤奋,技艺猛进,说、打、做三功俱佳,五到(心到、脚到、口到、手到、眼到)八技(吼叫、爆头、鸡鸣、犬吠、牛叫、马嘶、状哭、状笑)皆能。曾参加北平市曲艺工会。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平津报刊《时言报》、《民声报》、《立言报》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岳飞传》、《东汉演义》、《三十六英雄传》等,出版《江湖丛谈》。这些评书,风靡一时,影响较大。抗战爆发后,在平、津撂地说书,曾多次到平、津电台播演,并兼营广告业务。曾应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之邀,为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说戏。解放前演出的评书节目还有《列国》、《三国》、《隋唐》、《明英烈》、《水浒》、《精忠》等。解放后,一九五○年协助王永昌领导的新兴社排演了全部《水浒》,在北京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盛况空前。曾把首都的京、评、曲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戏曲界艺人讲习班,并任主任委员;创办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自任社长。一九五一年组织京、津两地曲艺艺人为主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当选为大队长。归国后,又率曲艺队到西康、四川宣传抗美援朝。一九五六年随中央广播说唱团赴南京等地演出。曾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讲学,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河北、四川、上海、南京、武汉等省市广播电台演播评书节目,均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净街连”。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解放后演出的评书节目主要有全部《三国》、全部《水浒》、《东汉》、《西汉》、《列国》、《隋唐》,新评书《红军长征演义》(与苗培时合编)、《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红旗谱》等。在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吸收了前辈艺人的艺术特长,又借鉴了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嗓音宽厚宏亮,马跑、马嘶口技堪称一绝。博学多才,造诣精深。

韩儒林

韩儒林（1903年11月2日-1983年4月7日）中国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字鸿庵。河南舞阳人。生于1903年11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起，先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学，从伯希和等攻习蒙、藏、突厥、波斯、拉丁等语言文字及历史。1936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北平研究院(昆明)史学所副研究员，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重庆）副主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边政系主任。1949～1982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其间于1965年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在任一年。1962年，先后访问蒙古、苏联，参与三国合编《蒙古史》工作。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江苏史学会会长，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韩儒林自留学欧洲以来，始终专注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他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熟悉并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成就，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其主要著述如《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等篇，多注重名物制度的考释。他利用波斯文等史料与汉文史料直接比勘，相互校订，纠正了洪钧以来元史著作中的许多失误，弄清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个阶段性的进步。此外，在突厥史、西藏史、西夏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建树。

50年代以后，他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史学研究的组织和人才培养工作，但学术研究仍未停辍。1956年，创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77年，创办《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又与翁独健等一起倡议建立了中国蒙古史、元史和中亚文化研究会。撰写的论文有《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清代内蒙古驿站》、《元代诈马宴新探》等二十多篇。60年代初，他参加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撰，与助手一起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分册；中期，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组织工作，主持北方地区历代图幅的编绘。由他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韩儒林于1983年4月7日在南京逝世。他的主要著述，多收入《穹庐集》。此外尚有《成吉思汗传》、《元史讲座》等著作。论著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罗家伦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文言文,而且揭露专制制度下的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流露出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的思想。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参加了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过一些宣扬反共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行动。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1]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2]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3]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做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做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4]。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危亦林

危亦林（1277-1347），元代医学家,字达斋,江西南丰人。出身业医世家,自幼学医,自称游学东京(宋开封),精于骨伤科,任南丰医学教授。他总结了自家世代积累的丰富临证经验,整理家传大量经验效方,经10年努力,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科专著,内容丰富,深受后世医家重视。他在书中提出关于骨折和关节脱位的整复和固定方法,有些与现代方法相同,并有小夹板治疗骨折的记录。对颈椎骨折进行悬吊复位,为世界首创,较英国医生达维斯(Divis)在1927年提出的悬吊方法早600余年。他使用曼陀罗进行全身麻醉,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记录。日本医生华同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作手术麻醉剂,轰动国际麻醉界,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先例,其实已比危氏晚了450年。

危亦林通晓内、妇、儿、眼、骨、喉、口齿各科,于骨科最为擅长,官至杭州医学教授。于天历初元(1328年),以十三科为类分,编选古今验方。历时十载,于至元三年(1377年)著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刊刻于至正五年(1345年)。书中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证,并收载了元代很多伤科的治疗手术和经验方剂。尤其是方中药物均以脚注的形式要求炮制操作,其中大部分炮制方法是宗前人经验,如净制、切制,炮、炙、炒、煅、煨等,尚有盐炒,姜汁制,酒浸等辅料制法。为了更好的制备剂型,发挥疗效,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的炮制制剂方法,如“煮附圆”,“炮附子圆”等。在处方中,多次应用“半生半熟”之品,以使药物作用更加全面。对于外伤及骨科用药,多采用“煅醋淬研”,“烧存性”等炮制,以利发挥药效。

文子

文子，姓辛氏，号计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为《文子》（《通玄真经》）一书作者。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生卒年不详，是道家祖师，文子思想尚阳。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文子学道后无所不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三晋之地的文子学派和齐国的黄老学派共同形成了北方道家。《文子·上德》篇有明显的《易》学特色。《上德》解易与《彖》、《象》为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文子等道家思想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刘克庄

刘克庄（1187年9月3日—1269年3月3日）南宋文学家。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甫田(今属福建)人。曾师真德秀。嘉定二年(1209)以荫补将仕郎，因《咏梅》诗获罪，不仕二十余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为理宗赏识，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劾权相史嵩之，贬知漳州。后屡被劾罢。景定三年(1262)贾似道入相，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次年故去，谥文定。其一生虽“前后四立朝”，然时间短暂，且多被贬出守外郡。其晚年虽趋奉贾似道，为人所讥，然也仗义执言，评击时弊，弹劾权臣。其诗，关心恢复和民生疾苦，对南宋政权妥协苟安，深为不满;其词，以爱国思想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除诗词外，诗论，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散文，“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一些诗词，应酬叠和疏于辞采，也有议论化，散文化现象。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别调》、《后村长短句》。

作为文学家，刘克庄不仅是江湖诗人中“狂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传统的重要诗人和成就极高的辛派词人。克庄之诗，早期沾染江湖诗风，后来转而倾向陆游，以为“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诗中多写民间疾苦、边庭流血。如《赠防江卒》之一：“陌上行人甲在身，营中少妇泪痕新。边城柳色连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伤时感乱，步陆游之后尘。不过，他与戴复古一样，都是出理学家真德秀之门，对朱熹五体投地，故而诗中常议论过火，乃至“头巾气”颇多，与宋诗末流的倾向相近。作为辛派词人，克庄是南宋中叶以后的成就较大者。其词多为长调，比辛词议论更多，气格几近于散文。这一面发展了辛词之奔放疏宕，一面却缺乏辛词内在的深沉与精警。如《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一词的起句：“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云云，全然是散文化之议论，豪而伤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会》有云：“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这是对刘克庄极公允的评价。研究资料可见《宋史》(中华书局校点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

储仁逊

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二月，卒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学识渊博，犹精医卜堪舆之术。着有《闻见録》十五卷。《嚣嚣琐言》等。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储仁逊抄本小说，清代白话长篇小说合集。十五种,计《蜜蜂计》十回、《毛公案》六回、《于公案》(之一)六回、《于公案》(之二)十回、《双龙传》五回、《青龙传》四回、《守宫砂》两卷一百二十回、《阴阳斗》十六回、《双灯记》十回、《满汉斗》八回、《蝴蝶杯》十回、《八贤传》二十回、《孝感天》七回、《聚仙亭》十回、《刘公案》二十回。储仁逊抄。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书斋号莳心堂。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现仅存清抄本,藏南开大学图书馆。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排印清抄本。

干宝

干宝（约282年―351年）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定居海盐。干宝年轻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召为著作郎。后参与镇压荆湘流民起义，赐爵关内侯。东晋初，朝政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推荐干宝领修国史。因家贫，求外出任山阴令。后任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任散骑常侍。著《晋纪》20卷，自晋宣帝迄于晋愍帝，凡53年。书成奏上，当时以良史著称。

干宝性喜神怪传奇，好阴阳术数。据传说：父死葬于澉浦青山，父有一宠婢，宝母甚妒，父死乃生推婢于墓中。10余年后，母丧开父墓，婢竟伏棺如生，载还家中，经日苏醒，复活。又其兄曾气绝而苏。于是干宝搜集有关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民间传说，撰成《搜神记》30卷。他在《搜神记》自序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书中多述神仙鬼怪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优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中许多名篇，如《董永卖身》、《相思树》、《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给后世文学创作以深远影响。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代表作。原书已佚，今存本为后人辑录。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为20卷，并附有《搜神记》佚文34则。除上述二书外，尚著有《周易注》、《周官礼注》、《春秋左氏函传义》、《干子》等。

马培之

马培之(1820-1903)，清代名医，字文植，以字行。常州孟河人。马培之祖上从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从医，培之十三岁起，受名医费伯雄赏识传授医术，马培之之妹嫁与费伯雄之子，两家关系十分亲近。后又随祖父马省三临床习医十六年，尽得其传，为马氏医家中造诣最深，医术最突出的名医。培之既从嗣祖学，尽得外科家传，浸淫深造；又旁及九峰、伯雄之学，存真务实，独出手眼，“比之晚近外科诸家，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故“外科尤绝，以内科成名”，精通内、外、喉三科，与费伯雄齐名。其案神似王九峰，治伤寒有突破，医事蒸蒸日上，病者满室。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症不能只着眼于外表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外，还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在治愈多方求医不果的翰林院成员余鉴、著名文学家俞樾之顽疾后名声更著。1877年两朝帝师翁同龢专程来孟求治。1880年经江苏巡抚吴元炳、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常州人）等推荐，应诏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疗效显著，慈禧太后称“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并特御赐匾额“福”“务存精要”，御赐为“徵君”，封其为三品御医。马培之在京历时九个多月，还为朝中许多达官贵人治愈多种疾病，从此医名更大，成为江南妇孺皆知的名医。后去苏州，比邻俞樾，其开设门诊的一条街被取名为马医科巷；晚年去无锡，与得意门生邓星伯朝夕相见，方留心著作。主要编著有： 《外科传薪集》（近代重要的外科著作），以及《医略存真》《马培之医案》《伤寒观舌心法》《药性歌诀》《马评外科全生集》《青囊秘传》《外科集腋》等，其他还有由余继鸿、徐衡之、秦伯未编的《马徵君医案》坊刻本和手抄本各若干卷。马培之之侄马伯藩等后辈，以及门人贺季衡、邓星伯、丁甘仁、吴庚生、巢渭芳，继承了马氏医学，均以医名于世，医术世代相传，其渊源家学只有极少数医家能与之匹敌。

赵蕤

赵蕤 (ruí）字太宾，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唐代经学家。其生活年代在唐玄宗前后。博学多才,长于经学。淡泊名利,开元中,召之不应。一生隐居于梓州长平山,不意仕进。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淡于仕进。开元中玄宗下诏召见，坚辞不应。于开元四年著成《长短经》。作者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而今本却有六十四篇，仅九卷，与自序不合，有人疑为作者笔误或传写之误。第一卷《文上》八篇;第二卷《文下》四篇;第三卷四篇，无总名;第四卷《霸纪上》一篇;第五卷《霸纪中》一篇;第六卷一篇，无总名，当作《霸纪下》;第七卷《权议》二篇;第八卷《杂记》十九篇;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第十卷《阴谋》，已佚。该书有正文，有注解。注文颇详，引用大量古书。注首或标以“议曰”，或不标，体例不一。其辨析事势，源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全书资料丰富，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引用的许多古书或已失传，或已讹夺，可借该书辑佚或校勘。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的史料甚少,兹排比于下:
《长短经·序》自称:“梓州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
《新唐书·艺文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
《北梦琐言》(五代,北宋初孙光宪撰):“赵蕤者,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钤韬,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应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唐诗纪事》引北宋杨天惠《彰明逸事》:“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
《蜀中广记》(明代曹学亻全撰):“赵蕤盐亭人,好学不仕,著书属文,隐于梓州长平山。”
《三台县志》(清乾隆时修纂)除引用《北梦琐言》关于赵蕤的记载外,还对赵蕤隐居处作了记载:“长平山在州北,岗垅延袤而平广,因名”,“安昌岩在北坝千佛洞之左,为赵蕤隐居之所”。录有陈谦访赵蕤故址诗:“奇士栖幽处,青山空复青,高宗来吊望,遗址并飘零,王霸天人学,纵横长短经,呼之当欲出,慨想此精灵。”“濯笔溪在县西,即今九曲河是也,相传为唐赵征君习书处。”民国初曾在安昌岩建过赵征君祠,立过碑,今已毁。赵蕤隐居处“赵岩洞”三字今尚存。《盐亭县志》(清乾隆时修纂):“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汉儒赵宾之后。”
《四川总志》:“蕤,盐亭人,隐于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异同,著《长短经》,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清同治年间盐亭县令郭尔建撰:《东关书院记》云:“金鸡场诸君子……合资修建书院,其址即唐贤赵蕤别业也。”在盐亭金鸡场嫘祖山嫘祖宫有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其中说:“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碑文后有“赵蕤谨题,大唐开元二◆◆年二月。”(原碑已毁,碑文引自《嫘祖研究》)

孙伏园

孙伏园（1894年－1966年1月2日），著名报纸副刊主编。浙江绍兴人。原名福源,又名伏园,字养泉,笔名伏、伏庐、松年、柏生、桐柏。1910年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就读,1913年转入绍兴浙江第五中学。1918年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转为正科生。曾为鲁迅学生。1919年起,加入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并任干事,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曾多次向鲁迅约稿。1920年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同年7月主编北京《晨报》第7版《晨报附刊》。1921年毕业后,主编同年10月12日创刊的《晨报副镌》,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2年5月5日,主持发刊《马克思纪念》专辑;11月7日,又发刊《俄国革命纪念》专辑。1924年10月辞职,同年11月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并出版《语丝》周刊,同年12月又应邵飘萍邀请主编《京报》副刊。1926年4月邵飘萍遇害后离京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部干事。次年初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7年2月应邀赴武汉,任《中央日报》主笔兼该报副刊《中央副刊》主编,从1927年3月22日到9月1日,共出版159期。除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外,还发表了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之后》、《周谷城的《农民运动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周开庆的《北京党案述惨》、滕波的《悼萧楚女同志》等重要文章及一组总题为《红色的艺术》的苏联美术作品。他本人则撰写了《京报及邵飘萍先生》、《五一纪念与李守常先生》等文。1927年冬去上海,创办嘤嘤书屋,主编《贡献》旬刊、《当代》月刊。1929年3月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留法期间,撰写了一批域外游记,其中的《丽芒湖》被誉为“游记体文章的范本”。1931年5月回国后应晏阳初之邀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学部主任,主编《农民报》和《民间》杂志。其中《农民报》采用注音符号和词类连书方法,深受农民大众欢迎。1937年春赴长沙,设立平教会湖南办事处。1938年3月,任湖南省衡山实验县县长。后到重庆,为军委会“专任设计委员”兼任《士兵月刊》社社长。1940年10月,应新到职社长陈博生之邀,任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经手在该报连载郭沫若著名史剧《屈原》,并撰文赞扬该剧是中华民族的《新〈正气歌〉》,结果被蒋介石见报后撤职。同年,与刘尊棋等在重庆创办中外出版社,为发行人。1943年5月,在重庆创办并主编《文汇周报》。后任成都《新民报》晚刊主笔,1945年2月1日成都《新民报》日刊副刊《雄辩》(后改《天府》)创刊后,任主编。抗战胜利后,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1946年10月,任成都《建设日报》副刊《平原》主编,至次年2月结束。1947年2月,受聘为四川大学夜校新闻班讲授《新闻与文学》、《报刊各种文体研究》二科。同年曾任成都中西文化研究会主任秘书。1950年1月,被电邀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善本图书馆馆长等职。1966年1月2日晨在北京病逝。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伏园游记》(1927年10月出版)、《山野掇拾》(与孙福熙合著)等书。一生以主编报纸副刊驰名,有“副刊大王”之称。

章衣萍

章衣萍(1901—1947年12月22日），现代作家和文艺报刊编辑撰稿人。安徽绩溪人。原名鸿熙。8岁开始读书。15岁时到南京继续中学学业。1919年到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曾任同乡胡适的私人秘书。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为该刊16个邀约撰稿人之一。1927年所著《情书一束》出版后,舆论界毁誉参半,由是名噪一时。1928年从北大毕业后,被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聘为秘书,兼任该校《国学概论》及《修辞学》讲师。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儿童文艺的编纂工作。1932年8月,在上海编辑《文艺茶话》月刊。1933年7月,又兼编上海《文艺春秋》月刊。1935年12月27日抵达成都,受到成都热风文艺社的欢迎。1936年1月5日,应成都青年会邀请到该会电影部公开讲演《人类为什么要战争?》。同年4月,应成都市各学校学生之请,每星期六下午在青年会大礼堂公开讲演《研究新文学的准备》、《小说论》、《诗词论》、《戏剧论》、《散文论》、《文学批评论》等题目。1937年5月,在报上刊出所著《伟大而悲惨的四川》一书(分上中下3册)的出版广告。同年6月21日,开始在成都《新民报》上的“教育与体育”栏连载《成都杂感》。8月9日,在成都《新新新闻增刊》发表《威尔士预言中日之战》一文。1938年1月下旬,又在《新新新闻》发表《中日战争有感》和《南京城破殉难者四万人》的诗作,颂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业绩,发出“要留正气在人间”的呼喊。1947年12月22日因脑溢血在成都逝世。著有《情书一束》、《磨刀集》、《种树集》、《樱花集》、《秋风集》、《新诗集》、散文《青年集》、短篇《古庙集》和《小娇娘》、《枕上随笔》、《苦儿努力记》、《友情》、《深誓》、《作文讲话》、《修辞学讲话》、《章衣萍集》(3卷)、《衣萍文存》及译作《未来世界》(与人合译)、《契诃夫随笔》等多种。

姚勉

姚勉（1216～1262），宋代文学家。字述之,一字成一,号雪坡,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少颖悟,日诵数千言。多次应试不第,宝祐元年进士第一,授平江节度判官,归家一月,父死居丧。四年,除秘书省正字,以丁大全当政,不赴。开庆元年,除校书郎,寻兼太子舍人、沂靖惠王府教授。忤贾似道,被劾为吴潜党,罢归。景定三年卒,年四十七。其人慷慨有大志,倜傥有义气,愤世嫉邪,排奸指佞,磊落有奇节。方逢辰称“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雪坡集序》),胡仲云至以苏轼、陈亮为比(《雪坡舍人集》附祭文)。《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颇妍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语。所上封事奏札,指陈时政,侃侃不阿(卷一六四)。亦能词,现存词三十二首,多祝寿、送行之作,风格亦较粗豪,成就不及其诗文。著有《雪坡集》五十卷,今存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三十二首。《全宋诗》卷三三九八至三四○八录其诗十一卷。《全宋文》卷八一二五至八一四五收其文二十一卷。事迹见《宋历科状元录》卷八、《宋史翼》卷二九。

苏洵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人称“老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列入“唐宋八大家”。据传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连进士、秀才也未考中。一气之下将平日撰写的文章数百篇焚烧殆尽，闭门苦读十余年，熟读《六经》及诸子百家之说，以至“下笔顷刻千言”。嘉祐元年(1056)，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二子双双得中进士，在京等候殿试。此间，他投书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对其甚为赏识并将其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献于朝廷，公卿大夫争传竞效。苏洵从此文名大震。嘉祐三年(1058)，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托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任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为霸州文安(今属河北省)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闢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去世，追赠光禄寺丞，归葬四川。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声称自己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以“施之于今”。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以史论、政论最为著名。他撰写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落笔简洁有力，所论政治观点也有不少是切中时弊、甚为可取的，如他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政论文中，提出不少革新的政治主张。在著名史论《六国》中，借论史而抨击宋王朝屡向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妥协外交，言“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因“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自述其文学修养得益于“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其散文风格凌厉纵横，简古劲峭。欧阳修盛赞他的文章“为贾谊、刘向不能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苏洵著作，原本大多散失，今存者尚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及《嘉祐集》十五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四四三卷。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04)间,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慕其才华,累召不应。二十三四岁时,应南阳太守鲍德之邀,出任主簿。元兴(105)初,衡因王侯以下豪侈过度,仿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以讽时弊。安帝以其有名,善机巧,精于天文、阴阳、历算,特征公车,拜为郎中,迁尚书郎,转太史令,掌管天象观测,著《灵宪》、《算罔论》两部天文学著作,又制成浑天仪。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132),制成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尝作《应间》赋,宣称决不“捷径邪至”,“于进苟容”,钻营取宠,甘愿“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以明其致力天文和学术之志向。阳嘉(132—135)中,针对当时图谶之风盛行,上疏求禁绝。后迁侍中,为帝赞导诸事,顾问应对,讽议左右。因触怒外戚和宦官,遭宦官谗毁,遂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衡不愿六居机密,上书请求专事东观收检遗文,补缀《汉书》,定汉家礼仪。顺帝不允,遂在永和(136—141)初出为河南和间相。在职三年,树威严,治法度,清奸党,郡中大治。时值衰年,便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顺帝复征拜为尚书,未期年而卒。张衡所处之时代,乃东汉从安定渐趋衰落之时代,政治十分昏乱。他从唯物论观点出发,驳斥了图谶迷信,批判了腐败的外戚宦官政体,主张礼义治国,除奸用贤,遵节俭,尚朴素,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众多奏议和《二京赋》等大赋作品中。他的作品大都“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芬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抒发自己想往贤人、忧国忧民的忠君爱国思想。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继承了汉大赋的辅张扬励,又融进了讽谏议论,为汉大赋之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创了一种抒情小赋,使汉赋转入新境界。其完整的赋作有《温泉赋》、《应间》、《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髑髅赋》等8篇,其它如《舞赋》、《羽猎赋》等均残缺散佚。作品题材广泛,上至王侯下至百姓,讽谏议论,言情状物,无所不涉。长篇极轨的大赋,抒情清丽的小赋,诸体皆有。“文以情变,绝唱难踪。《两京》宏富,《归田》标举,《思玄》飘渺,《髑髅》伤情”(何沛雄《读赋零拾》)。但作品中仍有过于铺张、呆板、堆砌、雕琢之处。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把大赋推向最高峰,开辟了抒情小赋新途径,又创制以《四愁诗》为代表的新体七言诗,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崔瑗称其“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河间相张平子碑》)。郭沫若誉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张衡碑记》),恰如其分。《后汉书》本传载衡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辨》、《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11卷,大多散佚。明代张溥辑有《张河间集》43篇,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符

王符（约85年～约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 (今镇原县)人。东汉哲学家。自幼好学，讲究节操，与当时著名文人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关系密切，友好往来。性格耿直，慷慨不群。因庶出，为乡里所鄙视。离家为官，不同流俗，不得升迁。遂绝意仕途， 隐居家乡，著书立说。写成 《潜夫论》，凡10卷36篇。在《潜夫论》中， 提出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 “国以民为基”， 治国应以 “富民为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 离本守末则民贫。” “夫为国者， 以富民为本， 以正学为基”。提出必须严肃整顿吏治，绳之以威刑。主张优待移民，奖励生产，减轻徭赋，选贤授官。还提出 “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 社会的治乱， 人生的祸福，“莫不气之所为也”。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强调“人行之动天地”，“事在人为”。《潜夫论》语言质朴，笔力雄厚，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评曰：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 皆东京之佼佼者”。约卒于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今镇原县城北山，为纪念他而取名 “潜夫山”，简称 “潜山”。墓在镇原县北二里处，现存有“汉处士潜夫王先生墓”碑。

瑞恩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晚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在《每日电讯报》出任欧洲战地记者，随军报道直至攻克柏林，然后又赴太平洋战区，曾因工作出色在美国数次获奖。1962年获意大利班加雷拉文学奖。1973年瑞恩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其主要作品《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的出版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并被福克斯公司拍成同名电影。他描写柏林之围与攻克的《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被译成20种文字出版，另一部《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亦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

黄侃

黄侃（1886年4月3日—1935年10月8日），字季刚,又字梅君、禾子、季子、季康,别署运甓、奇谈、不佞、信川、病蝉、病禅、乔鼐、量守居士等。湖北蕲春人。父云鹄(祥云)精于经学,久宦四川。黄侃生于成都。自幼秉承家学,从父读《千字文》、《说文解字》。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湖北文普中学堂,因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其父有旧,选送日本留学。翌年因故回国。继而再赴日本,拜章炳麟为师,专攻文字声韵之学,学业大进。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助章炳麟编辑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且在该刊发表《专一之排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光绪三十四年因母疾回国,母卒,守制,并组织爱国团体孝义会。因官府严拿革命党人,遂再度赴日本。宣统二年(1910)回国,在河南教书。次年六月,返家途经汉口,《大江报》主编詹大悲以同乡之故,设宴款待,黄侃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以社论刊布于《大汉报》,以致报馆被封,詹大悲与编辑何海鸣被捕下狱。同年八月,黄侃闻武昌起义讯,赴汉口,投奔汉口军政分府主持人詹大悲,参加守卫汉口之役。事败,回乡暂避。1912年赴上海,任民社机关报《春声日报》主编。同年由柳亚子、叶楚伧、陈陶遗介绍加入南社,又加入国学保存会和思辨社。同年冬应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聘,任国务院秘书长,因见赵陷害革命党人,毅然辞职。191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5年,“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曾拉其入会,婉谢。1919年创办《国故》月刊。师事刘师培,习“三礼”之学。同年秋辞去北大教授,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1921年应山西大学之聘至太原,因病返回武昌。1923年7月任佛教暑期讲习会讲员。1926年再任北京大学教授。从1927年8月起,历任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国文教授,中央大学国文副教授。其间于1932年1月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5年10月25日病逝,终年五十岁。

黄侃能诗文,尤精经学、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被公认为近现代国学大师。著有《量守居士诗集》、《量守居士词集》、《量守庐日记》、《黄侃论学杂著》、《文心雕龙札记》、《诗品注释》、《音略》、《声韵通例》、《集韵声类表》、《集韵声类》、《说文古韵》、《尔雅略说》、《三礼通论》等。生平事迹见黄念田《先君子事略》(《安雅》第一卷第十一期)、章炳麟《黄季刚墓志铭》(《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一期)、汪东《蕲春黄君墓表》(同上),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黄侃》(1982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等。

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拜上帝教的创立者，太平天国天王。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及长，改名秀全。其先祖原居广东省嘉应州石坑堡，乃中原南来之客家人。约在清康熙年间，洪氏从嘉应州移居花县福源水(土名屋檐水)，旋迁官禄㘵，秀全即诞生于此(一说秀全生于福源水)。父洪镜扬，母王氏，继母李氏，兄仁发、仁达，姐辛英(一说名凤)，皆王氏所生。镜扬薄有田产，“以耕种为活”。为人公正耿直，受“众村公举保尊，兼理会事”。

1819年，秀全入村塾读书。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几年之间，读完“四书”、“五经”，兼及诸子百家，颇有进益，深受师长及亲友赞许。

1827年，未满十五岁，即应科举试。县试已售，府试落选，失望而归。时因家道中落，遂助父兄务农。十七岁，应友人约外出伴读一年，后回乡为村塾师。此后，复三次应考，虽其才志甚高，但因清廷考政腐败，悉不得中。

1837年第三次参加府考时，曾在广州得传教士赠《劝世良言》一册，当时并未加以考究。因屡试不第，内心失望、愤懑，且劳累太过，终成大病。自云病中魂游高天，面见上帝斥责孔子，并吟“手握乾坤杀伐权”诗(一说该诗并非作于此时)，并以“太平天子”自许。

1843年，第四次应试不第。7月，与表兄李敬芳共读《劝世良言》，吸取西方基督教独尊上帝教义，创立拜上帝教。洪仁玕、冯云山等首先信从。于是撤去书塾孔子牌位及家中门神、灶君诸神像。守旧乡老群起攻讦，秀全旋即失去教席。

1844年4月，与冯云山等“出游天下”，教导世人敬拜上帝。先至珠江三角洲之顺德、南海、番禺，继入粤北清远、英德与连山瑶区等十余州县。因来去匆匆，效果甚微。这年初夏，与冯云山联袂入广西，5月，抵贵县赐谷村，住秀全表兄黄盛均家中。日夜写书送人，并斥打六鸟妖庙，教导乡民敬拜上帝。仅数月，“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首创广西拜上帝会(一说并无所谓拜上帝会组织)。9月，云山自贵县至桂平，后入紫荆山。11月，秀全亦离贵县东下，蛰居花县乡间，重操村塾教业，并以中国儒家大同说，西方基督教独尊上帝、不拜邪神说，结合农民平均、平等之思想要求，撰写《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一说《原道觉世训》写于1848年)，提出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应独尊上帝，不行恶事，且斥封建皇帝为“阎罗妖”，号召人民奋起将其“击灭”，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1847年，离乡至广州，欲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Rev.I.J.Roberts)学习有关宗教知识。因对“上帝”及其“真道”问题意见相左，毅然离开教会，重上广西，几经波折，于8月经贵县、武宣而至桂平紫荆山。由于冯云山之努力组织宣传，当时非但紫荆山已有拜上帝会众二千余人，即浔州府及两广边区之许多州县，亦已有拜上帝教之信从者。秀全深受鼓舞。10月，与云山自大冲村移居“形势险固”之高坑冲，并将象州甘王庙、紫荆山雷庙等捣毁。地主团练趁机反扑。次年1月，冯云山被捕入狱。3月，秀全返粤设法营救，毫无结果。时拜上帝会内波澜迭起，纠纷不断。4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言，10月，萧朝贵伪托天兄下凡传言。秀全皆予承认。从此，拜上帝会之宗教权力逐步为杨秀清、萧朝贵所掌握。是时，云山已出狱，并赶回广东谋与秀全共商大计，未遇。

1849年春，秀全复回广东。7月，乃与云山重返紫荆山。广西自1847年后，民变蜂起，愈演愈烈。秀全回至广西，预见近世烟氛大变，起义时机日趋成熟，暗自以汉皇、明主自许，深信可以“收残黑雾”，迎接光明。于是，根据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说，依齿序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结为异姓兄弟，组成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秀全虽仍受尊崇为教主，然大小事务及行动则多听命于秀清、朝贵。

1850年，拜上帝会与各种敌对力量之斗争日见激化。先是，会众中有劝秀全“早坐金龙殿”者。4月，秀全一度“身穿黄袍”，但为“天兄”以“根机不可被人识透”劝阻。是时，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7月底，秀全母及妻儿等一行十余人平安抵桂。9月2日，秀全从“天兄”命由胡以晀陪同，自金田往平南大同里山人村密藏。而各地拜上帝会众因受敌对势力之压迫，已开始集中，并定于11月4日至金田团营(一说是日起义)。12月，清方封锁山人村。金田会众前往“迎主”，大败清军于平南思旺圩，护卫秀全回归金田。

1851年1月初旬(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旬)，秀全颁发“遵条令，别男行女行，秋毫无犯，公正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五大纪律。11日(十二月初十日)，秀全三十八岁，团营会众于金田“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一说并无正式誓师起义日期及行动)，建立太平军，正号太平天国(一说太平天国正号于永安封王建制时)。旋即挥师进踞大湟江口，以石头脚陈家大屋为大本营。3月，回师紫荆，西进武宣，秀全在东乡登极称天王，建立五军主将制。太平军在武宣、象州屡败清军，复回师紫荆、金田。秀全在茶地发布命令，对各军统属，行营匝营重作安排，号召各军各营同心同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并明令今后行动，宜听中军主将杨秀清将令。9月，全军东出平南，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挺进，25日占领州城。秀全进城后，即改州衙门为“天朝”。听取“诸臣随时奏事”，并以天王名义，先后发布缴获归公，杀妖记功，封赏打仗升天功臣，禁止称上称帝，褒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明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等诏令。并重申别男行女行，严厉查禁违犯第七天条者，同时颁行太平天历，刊印《太平礼制》、《幼学诗》等文献。

1852年4月，秀全以建国规模初具，而敌人攻城甚急，城内盐粮俱缺，遂号召通军男将女将，齐举刀枪，同心杀妖。且命萧朝贵、罗大纲率军破围，大败敌人于永安、昭平山区，然后围攻桂林，破兴安，下全州。南王冯云山在全州牺牲。于是改变从湘江北进计划，转由蓑衣渡向湘南前进，连克道州、嘉禾、蓝山、桂阳、郴州等州县。军行所至，敌人土崩瓦解，各地官廨、学宫、寺庙或焚或毁，农民、矿工、会党分子踊跃参加，争为效命，兵员激增。9月中旬，萧朝贵在长沙城外战死。秀全乃自郴州挥师北上，月底，直逼长沙。重申严禁私藏私带，别男行女行，整肃后宫等条令。并取道益阳，渡洞庭湖，北出岳州(今岳阳市)，向湖北挺进。12月底，夺取汉阳、汉口。

次年1月，攻克武昌。3月8日，秀全在城内“放炮祭旗”，然后分兵水陆两路，夹江东下，一路斩关夺卡，九江、安庆、芜湖等沿江重镇皆被攻破。19日，占领南京城。秀全原拟兵出河南，以主力北伐。后从杨秀清议，定南京为国都，改名天京。秀全进城后，即征调男女万人，大兴土木，将清两江总督衙门改建为天王府。所造宫殿，“穷极壮丽”。随即分军北伐、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统率，奋战两年，虽直逼天津，震动北京，但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终致全军覆灭。西征军由胡以晄、赖汉英等统率，经安徽、江西直抵湖北武汉，颇多攻取。是年，在天京建诸匠营、百工衙，设立圣库，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原则，欲行平均分配土地，废除私有财产，并对政治、军事、社会组织及军民生活，多有具体规划，以期实现“处处均匀，人人饱暖”。并于地方推行乡官制度。旋因《天朝田亩制度》无法施行，而天京兵民日众，米粮奇缺。秀全乃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奏议，改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秀全入天京后，即“僻处深宫，从不出户”，日唯孜孜矻矻，写作各种文告、诏书，着意讲求官规礼仪，语多不切实际之“天话”、“梦话”。一切军政事务，多任杨秀清裁决。

1856年夏，打破清军围困天京之江南、江北大营。8月，杨秀清逼秀全封其为“万岁”(一说并无逼封事)。秀全表面应允，暗中则派人赶往江西，密诏韦昌辉回京(一说并无密诏)。9月，昌辉杀杨秀清，兼及亲属与部众二万余人。致令天朝元气大伤，人心涣散。11月，因昌辉滥杀太过，复动员天京军民将其捕杀，并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同时重用胞兄仁发、仁达等，对石达开多方牵制。次年6月，石达开以秀全疑忌太过，率军远征。秀全虽颁诏挽留，但石达开一去不回。至此，首义六王或死或走，朝政无人掌管，秀全虽云“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但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1858年，遂拔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人掌管军政。

1859年3月，洪仁玕自香港抵达天京。秀全大喜，立即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仁玕向秀全“恭献”《资政新篇》，陈说“致治大略”。秀全逐条加以批示，多加赞赏。

1860年5月，太平军再解天京之围，乘胜进取苏南和浙江各地，建立苏福省。11月，秀全发布安民告示，揭露清廷“厚敛重征”，申明太平军“奉行天讨，救民水火”，以期百姓“安居乐业”。同年，命令重刻《天朝田亩制度》，并批准洪仁玕关于平分土地的《天朝则例》。但曾国藩湘军已从湖北进窥安徽，天京上游主要据点安庆危急。秀全命陈玉成、李秀成分军进攻武汉，谋解安庆之围。因受英国侵略分子之阻止，加以李秀成误期，以致功败垂成。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势力正加紧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洪秀全执迷天情，不信人谋之思想日益严重，对清方的破坏缺乏积极的应变措施。他滥封王爵，相信有天父天兄庇护，即使睡着也“做得王，坐得江山”。

1861年，他把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旋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结果，战守频遭失败，政局日益不稳，军心民心涣散。9月，安庆被湘军攻陷，守军全部战死。次年5月，陈玉成牺牲，天京上游屏障尽失。清军在“洋兵”配合下，分三路向天京进逼。

1863年，苏州沦陷。曾国藩湘军与李鸿章淮军联成一气，合围天京。城内兵粮俱缺，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谋发展。秀全断然拒绝。自谓“天兵天将多过于水”，并命军民“多备甜露(野草)”，谓“可食饱长生”，终至坐困孤城，一筹莫展。

1864年6月1日，秀全经“卧病二旬”后“升天”(一说死于6月3日)。6日，长子洪天贵福继位，称幼天王。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太平天国政权全面崩溃。

威尔·杜兰特

威廉・詹姆斯・杜兰特（1885年11月5日-1981年11月7日），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最著名的作品是11卷本的《文明的故事》，详细记述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这部作品由他与妻子艾瑞尔・杜兰特合作完成，于1935年至1975年间出版。此前，他的《哲学的故事》（1926年）也颇受关注，被称为“一部帮助普及哲学的开创性作品”。

杜兰特将哲学视为全面的视角，即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事物，这一理念受斯宾诺莎“从永恒的角度”思想的启发。他试图整合并人性化庞大且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使其能为当代所用。因作品成就，他和妻子于1968年共同获得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

杜兰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父母是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1903年从新泽西州泽西城的圣彼得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圣彼得学院（现圣彼得大学），1907年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准备成为神职人员，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哲学，但一战后，他认识到政治行为背后的“权力欲”。

1907年至1911年，他在新泽西州西奥兰治的塞顿霍尔大学教授拉丁语和法语。1911年至1913年，在费雷尔现代学校任教，后在该校支持者资助下游历欧洲。1913年，他辞去教职并与15岁的艾瑞尔・考夫曼结婚，育有一女，并收养了艾瑞尔妹妹的儿子。为维持生计，他开始在教堂演讲，这些演讲内容成为《文明的故事》的起点。

1914年起，他开始摒弃对人性之恶的看法，远离激进的社会变革。1914年至1927年，他担任纽约市劳工圣殿学校的主任和讲师，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完成学业并担任哲学讲师。

在晚年，杜兰特夫妇感情深厚。威尔住院后，艾瑞尔停止进食，于1981年10月25日去世。尽管女儿和孙辈试图对生病的威尔隐瞒此事，但他还是从晚间新闻得知噩耗，两周后，即1981年11月7日，在96岁生日两天后离世。威尔被安葬在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乡村纪念公园公墓，与艾瑞尔相伴。

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籍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东晋最著名的诗人。因曾自撰《五柳先生传》，后人或称之“五柳先生”。曾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曾担任东晋地方官。他生活在东晋和南朝刘宋易代之际，出生时家境已衰落。青少年时偏爱老庄却胸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从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先后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和彭泽令等职，然都因不堪官场腐败污浊而很快辞退。其中出任彭泽令仅八十余天，就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从此放弃对时世所抱的一切幻想，躬耕田园，拒绝征召，不再出任。后半生耕读吟咏，貌似潇洒，其实备尝清苦，满怀忧愤，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426年)病逝。生平事迹在《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都有记载。作品有《陶渊明集》等传世，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两篇四言韵文：《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其中，《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闲情赋》、《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诗并记》等都是历来传诵的文学名篇。尤以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或寄寓田园风光，或歌咏农业劳动，或反映乡村生活，或描绘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蓝图，或咏史抒怀。以省净冲淡、率真清新的田园诗及其异军突起的现实主义风格，突破曹魏以来文坛偏重形式、玄言笼罩的僵化和浮华局面，独树一帜而有“田园诗人”的美称。他为中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此后田园诗不断发展，历代“拟陶”、“和陶”、“学陶”相沿成风，到唐代就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质朴自然、清新隽永而富有田园气息的诗篇至今颇受人们喜爱。他不愧是中国四、五世纪有高度成就的诗人之一，也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和至今深受人们祟敬的诗人之一。

律航

律航（1887.3.21～1960.6.11）安徽亳县人，俗姓黄。名胪初。未冠举秀才，后入保定陆军学堂，辛亥革命后，入陆军大学深造。历任军长、山西省防空司令等职。平素笃信佛法，民国三十八年（1949）依慈航法师剃度出家，专习净土法门。四十六年任慈善寺住持，四十九年示寂。

释律航、法名宗净，号西衲，字律航。俗家姓黄，名胪初，安徽毫县人，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

律航生在毫县农村，祖上数代都是务农为业，所以他也具有农村人朴质敦厚的性格。后来他虽然居高位，领师干，但朴质敦厚的性格终身不改。他九岁从塾师就读，由四书五经而八股文。十八岁进学，中了秀才。他父母希望他由科举这条路上中举人、成进士，光宗耀祖。不意第二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科举，立学校，科举之路到此就断了，他不得已弃举子业，负笈颖州府，考入清颖中学，未几转学到设于安庆的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二十一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张氏成婚，婚后仍继续在师范就读。

律航在省城数年，见识日广，感于清廷积弱不振，帝国主义交相逼迫，国脉民命岌岌可危，想到“百无一用是书生”，慨然有“弃文就武”之志，乃于光绪一九〇八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

速成学堂的全名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创立于光绪一九〇六年，是清廷为训练新军基层干部所设立的全国性军官学校，民国时代统兵的高级将领，出身于此校的为数颇多。律航于宣统末年毕业，分发江南新军服务，在军中也参加了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之际，他参加了光复南京浦口之役。

革命成功，民国肇建。一九一五年，他考入陆军大学第一期深造。毕业后在军中历任团、旅、师长、参谋长、副军长、代军长等职。一九二八年，年四十二岁，晋升陆军中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之前，律航在山西任太原防空司令，兼全省防空司令。他对于太原防空工事之构筑，坚固实用，费少而功倍，中央曾令各省派员赴太原观摩，而他处终不能及，以此深为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所倚重。抗日战争开始，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委请律航担任第二战区驻陕办事处处长，负责第二战区全军补给重任。律航责任心重，粮饷一到，即亲自监督装车出发，不得延误。当时币值日贬，稍事活动即可致富，而他涓滴不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由第二战区驻陕办事处处长改调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后来战区撤销，他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一九四八年，来到台湾。

律航的入佛因缘，始于一九三七年。那年他五十一岁，在西安任职，忽患眼疾，匝月不能视物。他病中默思宇宙人生两大问题，究始要终，不得要领。正在迷惑烦恼间，他的朋友温起凡来访，律航请他决疑，起凡告诉他说：“这是佛学问题。”并为他略说佛法大要。律航初闻佛法，至感惊奇。温起凡以后陆续送佛经给他看，他由此起信，钦慕日深。第二年，他在温起凡和朱子桥（庆澜）两位居士介绍下，皈依西安大兴善寺心道法师，成为三宝弟子。他由此亲近在陕西弘法的朗照法师和佛门耆宿康寄遥老居士，并由康老居士处借得碛砂藏《大般若经》六百卷，两年阅竟。五十五岁时，他受在家菩萨戒，发愿茹素。

一九四六年，他在北平亲近夏莲居居士，听夏讲《无量寿经》，并参加佛七数次。翌年到上海，亲近圆瑛法师，在圆明讲堂听守培法师讲《大乘起信论》。并到宁波礼阿育王塔，瞻佛舍利。

一九四八年春天，律航来到台湾。是年秋天，在南洋弘法的慈航法师，应中坜圆光寺之请，来台主持佛学院。在欢迎会上，律航见到小他八岁的慈航，二人相见如故，恍有宿缘。慈航即邀约律航伴随，遍访台北、基隆诸大名刹。律航就皈依了慈航，随同慈航住在中坜圆光寺，并在佛学院讲授国文。翌年四月八日佛诞节，律航依慈航正式剃度，成了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沙弥。三年后，他到火山大仙寺受具足戒时，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台湾发生“教难”，有人告密大陆来台僧侣中潜有“匪谍”，于是大陆僧人星云法师、慈航法师等二十余人被治安机关拘捕，刚出家三个多月的律航法师也遭到池鱼之殃，被关在拘留所中。所幸他念佛多年，修持有素，在拘留所中照常诵经念佛，不忧不惧。后来由李子宽、孙清扬居士及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等奔走营救，被拘之人始全部脱难。当他恢复自由后，画家吕佛庭居士到他俗家去探视他，律航法师心平气和的说：“这次教难，虽极不幸，但这是大家业力所感，我不怨天，不尤人，今后更要多念佛，认真修行。”

一九五〇年春，律航法师离开桃园县中坜市圆光寺，到苗栗县大湖法云寺，协助妙果老和尚重修大殿。是年十月，回到台北县汐止的弥勒内院亲近慈航法师，并掩关百日，专修般若念佛三昧。一九五二年，他随侍慈航及甘珠活佛，环岛弘化，足迹遍各县市。是年夏天，他到大湖法云寺二度掩百日关。一九五三年，他应台中市北屯慈善寺大众之请，出任慈善寺住持。他在寺中专诵净土三经，诵至声嘶力竭，自觉法喜充满。平日不拘行住坐卧，佛号不离口，念珠不离手，出外旅行时，于车声隆隆中大声念佛，虽有人投以惊奇眼光，而他念佛自若。

他念佛用摄心记数法，即以三、三、四合而为十，逢十进数，口念佛号，耳听佛音，记数于心，初三声注左耳，次三声注右耳，再四声两耳合闻，共为十声。又左右耳各记三十声，两耳合记四十声，共为一百。以此类推，得其传者，咸称绝妙。他以晚年出家，不谙梵呗，于朝暮课诵，在旁殿自修，不随众上殿，恐扰众人也。

律航法师晚年在台中，与佛教莲社导师李雪庐（炳南）、佛学家蔡念生（运辰）、画家吕佛庭诸居士时有往还。一九六〇年春，他命弟子广化接任慈善寺住持，自己退居静修，预积往生资粮。他语广化曰：“吾老矣！西归之日，谅不甚远。”是年夏历六月初，他自知往生期近，不问外缘，专心念佛。初七日，嘱咐后事，立遗嘱。十一日，自行沐浴毕，披南传袈裟，穿新鞋袜，预备往生。徒众闻知，纷来叩安，并助念佛。下午五时许，有送修地藏殿木料者至，他命广化扶持一睹（修地藏殿是他未了的心愿），行进间语广化曰：“我这一生太幸运啦，晚年出家，有你们这些道友招呼我，为我念佛助往生，谢谢你们啦！我幸而出了家，若不出家，这时为妻儿子女啼哭纠缠，怎能一心念佛呢？不得一心，又怎能往生？”

行至木料处环视一遍，在客堂坐数分钟，独自回寮。未几曰：“请广化来。”广化趋至，见师有异状，问曰：“是否时候到了？”师点头，广化乃鸣钟集众，曰：“大家念佛，助师父往生。”师亦随众念佛，初紧而急，渐模糊不清，数分钟间，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七十四岁，僧腊十一年。三日后荼毗，获舍利数百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米，多呈灰色，少数发光透亮，有此瑞征，可为念佛生西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