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

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宰相。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生于累世仕宦之家。其父杜希望，玄宗时做过鄯州都督，颇有军功。杜佑18岁，以父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此后入幕府，因长期爲官下层，对社会利弊较爲瞭解。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和籴使、判度支等职。所任职务，都与国家财赋收支有关，故能洞悉制度得失。后爲卢杞排挤出朝，迁岭南节席使，充淮南节度使，成爲封疆大吏。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拜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迁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卒，享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安简”。杜佑自幼随父读书，酷爱学习，经常读到深夜。年长以后又长期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在从政实践中，使他认识到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杜佑生活在唐王朝由全盛走向衰败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他在晚年身负重任，得览全局，便于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唐宪宗极敬重他，上朝不呼名，仅以司徒称他，足见其德高望重。杜佑著述有《通典》200卷，《理道要诀》10卷等。《通典》集中反映了杜佑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宋代郑樵、元代马端临先后仿其例作《通志》、《文献通考》，合《通典》，即是治史者必备的“三通”。

《通典》一书，其编著时间，起于“大历之始”(李翰《通典原序》)，终于“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经历了35年的漫长时间。杜佑的《上通典表》也说：“至于往昔是非，可爲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 《旧唐书·杜佑传》)

杜佑著《通典》所採史料上起周秦，下及当代官私著述，引书多达248种以上。杜佑对这些史料并非简单照抄，而是按经济、政治、军事、地理、边疆、各族等九个方面加以系统整理、分析、评论，编撰成书。其中主要是刘秩的《政典》，“开元末，刘秩採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 《政典》。大爲时贤称赏，房琯以爲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爲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 《通典》”(《旧唐书·杜佑传》)。刘秩是唐朝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政典》是按照《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所掌的职务，来汇集材料的。杜佑研究了《政典》深受启发，但犹以爲未尽，便决心博採羣籍，并藉助该书撰《通典》，但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再加上开元时代所编的《礼志》、《乐志》材料，扩大范围，充实内容，著成《通典》。所以说《政典》是《通典》的主要参考材料。

《通典》的篇目内容宽泛，所取史实的历史时间，包括上自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宗爲止，它是仿照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把断代体改爲通史体写成的。《通典》共有200卷，分爲9类 (兵刑分而列目则爲9类，合而爲一则爲8类)其篇目是： (1)食货典12卷，(2)选举典6卷，(3)官职典22卷，(4) 礼典100卷，(5)乐典7卷，(6)兵典15卷，(7)刑典8卷，(8) 州郡典14卷，(9) 边防典16卷。

他在仕途的几十年间，正是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皇权严重削弱。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为了寻求解决时弊、拯救危乱的方略，他涉猎古今，把同社会生产、民生利弊、国家安危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集中整理，研究其沿革废置、损益变化的过程，探讨利弊得失和所以变革的道理，以历史是非“为来今龟镜”， “将施有政，用义邦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引《献<通典>表》);同时，鉴于开元来刘秩所著《政典》条目未尽，颇有错漏，遂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在广泛搜集资料，参考前代书志体例的基础上撰修《通典》，前后历三十六年时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始成。《通典》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从此，确立了史籍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并立的“政书”典制体裁。杜佑著书的目的在“经世”、 “政治”，故选择“经邦济世、富国安民”所不得不深究的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详尽地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不仅列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等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重视历史的客观实际、变革及其影响，反对空谈义理，反对主观褒贬;治史多从社会实际出发，着意扩大研究历史的视野，从更广的范围去考察社会结构，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观点，既论证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的影响，又强调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列食货于全书之首，置田制于食货之先。尤其是在论述各典章制度的损益变革中，他已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断变化，而且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步地前进;并且把这一进步的历史观贯穿其史论之中。 《通典》作为杜佑的代表作，其书体例与史学理论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三通”以至后来的“九通”、 “十通”史书的开创者。除《通典》外，杜佑还著有《理道要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