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

方以智（1611年-1671年）明清之际学者。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早年曾主盟复社，文名声誉动天下。崇祯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受权宦诬陷，辗转浙江、福建、广州一带。明亡后，改名吴石公，别号愚道人。在南明桂王朝廷任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数召为东阁大学士，力辞不就。南明亡，避清兵搜捕出家为僧，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药地、极丸、浮山、愚者大师等。后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被人告发，死于解往广州的路上。著作有《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青原志略》、《一贯问答》、《岑外稿》、《愚者智禅师语录》等。

方以智学识渊博，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韵、文字、书画、医药、直至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参见《桐城耆旧传·方以智传》)。通晓中西自然科学，主张分学问为“测质”(自然科学)和“通几”(哲学)。认为前者研究质之通的物之理，后者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通雅》卷首)。哲学上提出气火一元论和“合二为一”的命题。逃禅后走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方以智也是明清之际伦理思潮的代表之一。沿袭传统人性论，承认人生来即有至善的道德本性。区分出先天之善恶和后天之善恶，认为善恶本身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东西均·公符》)，二者相互依存、渗透，不可截然分开。肯定“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东西均·反因》)。追求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泯灭善恶的界限，以达于无善无恶的绝对至善。提出“体善用恶”，说明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恶是善的必然补充和参照物，“恶者，善之臣、善之余，善之用也”(《东西均·颠倒》)。从善恶不可分割的联系推导出相对主义善恶观。认为人的生存是道德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把所谓“生理”规定为“日用饮食”(《东西均·食力》)。突破传统的劳心者食于人，劳力者食人的传统观念，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要求。认为人人都应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在工技、功能、文词、博学、道德等类人中，工技之人最高尚，以道德谋生的人最虚伪。“惟道德至尊而易以伪，言道德之言尤易伪”(《东西均·食力》，“宁以艺食，勿以道食”。在生死观上，提倡不浪死虚生，认为生死不二，“分别即生死”，批评齐生死、泯生死、轻生死、任生死都未认识到生死的本质，指出正确的态度是“忘生死”，“不生分别”(《东西均·生死格》)。表现出受佛教理论影响的相对主义道德思想。

斯特恩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天才。生于爱尔兰克朗梅尔。父亲是一位下级军官。他从小跟父母随军迁徙,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后由叔父收养,并把他送往哈利法克附近的学校学习,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毕业后接受神职,于1738至1759年,在约克郡附近的塞顿村任牧师,后来被任命为约克郡大教堂的受俸牧师,并曾在两个教会法庭任法官。

1759年在一场教会争论中,他模仿斯威夫特的风格写了一本讽刺小册子,对教会法庭中的权贵们进行嘲讽,小册子虽被查禁并焚毁,但他却对这种讽刺记叙文产生了兴趣,于是写了他的最主要作品《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与见解》(或译《项狄传》)的头两卷。该书于1759年在伦敦出版,并立刻获得成功,使他声誉鹊起,成了名流。1760年,他发表《约克的布道文》第一集,同时被任命为科克斯沃尔德教区牧师。

1761年出版《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第3—6卷,1765年出版第7、8卷,1767年出版第9卷。在这个间隙中,他去法国和意大利作了7个月的旅行,将在旅行期间所得的印象写成了《约立克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或译《感伤旅行》)(1768),给他在欧洲带来新的声誉和影响。18世纪后期欧洲产生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这个名称就是由他的《感伤旅行》而得名的。1767年他写了一系列情书《约立克致伊丽莎白的信》。

1768年3月斯特恩患胸膜炎逝于伦敦寓所。他的《布道文》2至4卷及书信集都是在他逝世后发表的。

谢应芳

谢应芳（1295～1392），字子兰，号龟巢，江苏武进(今江苏常熟)人，元明之际的无神论者。自幼立志向学，终生不仕，设教授徒，生活清贫，曾被举为清献书院山长，不就。隐居于白鹤溪，筑室名“龟巢”，又用为名号。他一生致力于反对佛教、道教以及破除世俗迷信的斗争，所著《辨惑编》是宣扬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著作。他称佛教、道教为“异端”，并着力反对佛教神学的因果报应论。他说：“因果无足征”(《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又于诗中称道：“不为因果惑，真是丈夫雄”，“抗言摧佛骨，所愿学韩公(愈)”(《龟巢稿》卷2《和孙伯昭佛社二十韵》)。同时，对社会上的“佞佛”风气，也有批判，他说：“浮屠之事，习以成俗，无有贫富贵贱，识者犹以其事为耻，可不悟乎?”(《辨惑篇》卷2)对于道教，他主要批判的是服食丹药以及长生不死的妄说。他指出：“神仙无足信，何药可延年?”(《龟巢集》卷5)更进一步指出崇道佞佛，浪费财物，破坏生产，主张把浪费的钱财用于救灾济民。他坚持无鬼论，认为人的生与死是自然之理，于诗中称：“常持无鬼论，不作送穷文”(同上，卷四)。他主张破除淫祠，平息邪说。批判卜筮迷信是巫觋们“假龟策以售妖诞之说”(同上，卷十四)。此外，他认为人的生死与祸福同其体形与相貌是无关的，他说：“若夫生死祸福，又岂言貌间所能尽邪!”(《辨惑编》卷三)他又广泛征引前人揭露与批判相术迷信的言论，说明相法的荒谬。他对以阴阳五行推演人生吉凶的禄命说，也坚持批判的态度，他说：“昔之人，以阴阳五行推测禄命而知死生祸福，亦间有奇中者矣。论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之泛泛售其术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为?”(《辨惑编》卷3)所谓“奇中”，也只是偶然的多言偶中而已，并非是肯定禄命说，相反是证明其“不足信”。谢应芳对宗教神学及世俗迷信，有较为全面的揭露与批判，成为元明之际重要无神论者。

蒙田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作家、评论家、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一个商人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先后在波尔多和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曾任波尔多市议会议员达13年之久,但因目睹议会之黑暗,便退隐从事写作。1581—1585年,曾连续两次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在任职期间,仍站在第三等级立场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他曾因主张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而被捕入狱,不久获释。

在认识发展史上,蒙田是以怀疑论者而著称于世的。他认为,研究认识问题,要从研究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开始;人要认识他物,必须首先认识自己。他接受苏格拉底和古代怀疑论者皮浪的影响,以“认识自己”和“我知道什么?”作为其哲学的根本原则。在蒙田看来,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愚昧无知,但人却有一种“灵魂的盲目性”,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因此,自以为是乃探索真理之大敌,而感到知识不足,对任何事物都加以怀疑,才能不断增长知识。他从许多方面论证人的知识的相对性,从而论证怀疑的必要性。首先,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源泉,而理性是依赖感性并在感性知识的基础形成的。但他又认为,感觉会是虚假的,会欺骗我们,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既然感觉不是绝对可靠的,那么,由感觉所获得的感性知识以及在感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知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而只是相对的。因此,对任何事情都必须加以怀疑,不能予以确定,更不能自以为是。其次,蒙田还从事物的变化性,论证知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既然如此,人关于事物的知识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的。人们总把现在已有的知识作为绝对不变的知识,这是一种无知和傲慢,它阻碍人的认识发展。他主张,对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和鉴别,反对盲目追随别人,盲目迷信权威。

蒙田以怀疑论为思想武器,同当时的迷信、偏见、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作斗争。他否定灵魂不朽和神造奇迹的教义,认为灵魂依赖于肉体,随肉体的死亡而消灭;灵魂不朽找不到经验的或理性的根据,证明它的不朽是徒劳无益的。另外,他认为基督教鼓吹的奇迹在认识上也是没有根据的。蒙田对宗教神学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宣称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他反对宗教教会的禁欲主义,反对用神否定人们的现世生活,提出享乐主义的道德原则。在他看来,人的“自然”或人的天性,就是过世俗的生活,享受自然的愉快,就是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一个能够真正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乃是神圣完美的人,尽情享乐即美德。因此,他号召人们“按自然生活”,追求正常的享乐。蒙田痛斥旧的经院教育,反对僵死的书本和空谈,主张从实际事实中学习知识;主张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他认为,教师可以教学生历史、以往的英雄精神,但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材料,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按自然生活。此外,蒙田还极力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倡导人类平等,并提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一个人的贵贱,不应以他的出身,而应以他的品质和才能为标准。

蒙田的思想具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点。但是他的怀疑和相对的思想,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消极地怀疑,不是抽象地否定一切知识,不是鼓吹蒙昧主义,而是以怀疑和相对的思想作为立足点,由强调人的无知,以促进人去求知;由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以促使人破除对绝对真理的迷信;由强调知识的变化性,以促使人无止境地探索新知识。而且,他的怀疑论本身就是对以绝对真理自居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的否定。因此,蒙田的思想的实际意义是积极的,对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主要著作是《随笔集》(《Les Essais》又译《尝试集》、《散文集》、《论文集》),全书分为3卷,1588年在巴黎出版,1676年被列为教会的禁书目录。

陶弘景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南朝齐梁间著名道教徒、医药学家、化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家世奉天师道术，少时受熏陶，研读葛洪《神仙传》，便有养生之志。《南史·陶弘景传》称：“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以父为妾所害，终身不娶。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即深以为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便被齐高帝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后拜齐左卫殿中将军。因“求宰县不遂”，隐居句容的句曲山(茅山)修道。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隐居句曲山(今江苏句容茅山)，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游名山，寻访仙药，《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谓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永明十年(492)在茅山传杨羲、许谧等上清大洞经箓，创道教茅山宗。沈约任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请他下山，不从。萧梁代齐，他进献图谶，为梁武帝所重，自此书信不断。武帝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烧香敬受。屡加聘请既不出，国家每有大事，武帝无不前以谘询，故有“山中宰相”之称。他继承老庄思想与葛洪的方术理论，又吸收了儒、释观点，主张儒、释、道三家合流，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把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引入了道教教理中，著《真灵位业图》宣扬在神仙世界中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又著《真诰》将佛教轮回转生之说引入道教，其中《运题象》中有“芥子忽万顷，中有须弥山”;《甄命授》有黄观子奉佛道的故事;还有“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护身至死，其苦无量”之类的说法。曾受佛戒，并在茅山道观中建佛、道二堂。精于医学、药物学，通晓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等。主张治病应因人之虚实、男女老小、苦乐荣瘁而异。首创以玉石、草大、虫兽、果菜、米实等分类法，成为隋唐以后本草学的蓝本。

性好著述，尚奇异，尤明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所著《学苑》百卷、《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帝代年历》、《神农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都有一定的价值。其中，《神农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的天然属性为标准的新分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熟谙炼丹、冶锻技术，首次提出用火焰分析法鉴定化学药品;发现置换反应的范围不只限于硫酸铜，对以后水法炼铜技术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首次记述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先进技术，并对夏朝至萧梁的各种刀剑进行研究，著《古今刀剑录》。又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为道教重要经典著作。

岳珂

岳珂(1183—1243)，字肃之、了山,号亦斋、东几、倦翁、棠湖翁,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文学家、藏书家、校勘学家。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嘉泰三年(1203),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臣。嘉定十年(1217),知嘉兴。十二年(1219),为江东转运判官。十三年(1220),为司农寺丞。十四年(1221),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绍定六年(1233)元宵，岳珂在京口观灯，作诗提到宋徽宗被俘事，被人构陷以罪。嘉熙二年(1238)被重新起用，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

岳珂著述甚富,传世著作有为岳飞辩冤的《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以辨明“公是公非”为目的、记载南宋朝野各阶层人物言行的《桯史》(15卷),考证政治、礼仪制度沿革的《愧郯录》(15卷),汇集岳珂一生书法收藏的《宝真斋法书赞》(存28卷),追想东京盛时的宫词《棠湖诗稿》(1卷),晚年诗歌作品集《玉楮集》(8卷)等;还补注过《三命指迷赋》。另外还有《小戴记集解》、《读史备忘捷览》、《东陲事略》、《西陲奏稿》、《北征》、《续东几诗余》等

明万历年间，岳飞后裔岳元声建岳王祠(祠址在今嘉兴城区三塔路)，内供有岳珂亲制的铜爵，上镌“精忠报国”4字，为岳珂书。南宋后，铜爵曾几次失而复得。清道光时，铜爵复存祠中。抗日战争前曾在杭州展出，抗日战争期间遗失。建国后，岳王祠坍废。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洗鹤石池”，今与“松化石”一起放置在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岳氏后裔散居在今嘉兴郊区建设乡旧岳村及桐乡市濮院镇。

王骧陆

王骧陆(1885年-1958年)，居士讳宰基，字骧陆（相六），号“仁知居士”，著作署名：“菩萨戒多杰海盐王骧陆”、“浙西菩萨戒优婆塞王骧陆”。祖籍浙江海盐县，父辈迁入海宁县（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上师生于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戌时，圆寂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时，乃二十年代崛起之“印心宗”——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二代传人，世人尊称“印心宗二祖”。

上师为浙江海宁望族“有怀堂”王欣甫公之六子，其父一生正直，因守正而去官。其母蒋氏母家亦为海宁硖石望族，笃信佛教，好惠施善，智慧过人，擅国画，尤长于兰花，号称“砚香老人”。上师诞生时呈瓜胎，时人视为瑞兆，赋性天聪，超群拔众，孩提时即能诵读金刚经，背诵心经如流。少年时多次随母朝拜普陀圣山，观音大悲宏愿深印其心，菩提心根已深扎矣。

上师青少年时期发愤读书，熟通经史，十八岁中晚清秀才，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英文。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任翻译官随钦差大臣赴印度南洋一带考察。幼时即铭记玄奘不畏险苦赴天竺取经精神，今亲访佛土因缘殊胜，遂一一朝拜释迦佛祖修行圣地，谒高僧，求佛法，并拜师学习梵文，立志为弘扬正法，利益众生实学苦修。访印期间，长女出世，为纪念此行，遂取名“佛宝”。

回国后上师供职北洋政府交通部，初修净土，皈依霞光和尚，布施济贫，广结善缘。其时学佛，正如上师自述：“虽痛切学佛，皇皇若恐不及：虽未能发明心地，然已知不可限于一宗矣。”此后多方请教，广求各宗，进而修禅，研究佛法，却不敢自信有把鼻。

二十年代上师任川、康、藏、黔、滇五省电政督办，设督办衙门于成都，与四川军阀刘湘等周旋数年，目睹军阀火并荼毒黎民，遂看破仕宦浮沉，放弃高官厚禄，离川，返京后拜庐山东林寺高僧大愚阿阇黎为师，虔修无相密乘心中心大法，终于深得三昧，明心见性，为大愚师祖门下得心髓之大弟子。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师修心中心印入心地后重新研究佛经，方知明心后学经与已往截然不同，遂对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等详加注释，并创办“学佛研究会”（后改为“印心精舍”）开坛讲经传法。上师讲经，乃悟后开示，有实体修证体会，深入佛理，精深通达。北京大学张东荪先生讲授哲学，每遇佛学问题必亲自登门请教，对上师精辟论解，甚是钦佩。上师对子女亦严格培养，务令共修心中心大法，六座必满。上师三子科祥、侄子仁，幼女德华，至今提起随父修法情景尤感叹不已。上师宏法本欲出家，大愚初祖令以居士身份宏法，以此法以居士身份宏扬更为方便故。

自三十年代起，上师在天津、上海等处相继成立印心精舍，灌顶授法。仅一九三四年（甲戌年）、一九三五年（乙亥年）二年就在天津开讲座四百余次。当时皈依同人得明心、识本性者不可胜数。此因上师传法强调“法之当机，乃名正修”。因各人之夙根不同，根有利钝，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之利钝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见性，证得根本智后再勤除习气，方可了生死。故“本会传法先考虑其人之根器，地位、时间、体力等等，然后传法，以免中途疑退之弊”，“本会传法，不拘定何法，非净非密非禅，当机而授；亦戒亦定亦慧，自然而持。要以总持法识本性为体，般苦法启发方便为用，净土法证入圆觉为归，说戒体则重戒体而防戒病，说定则言正定而除邪见，说慧则证慧力而戒狂妄。”

“我人所修，在于求得根本，目的是在印心，得真实受用。”对一味谤他宗分门之辈，上师谆谆告诫：已背净义，非佛弟子，断不能往生。而“分宗为便于专一起见，乃一门深入之意，因各人根器不同，有性所近者故立先后，及将到达彼岸，则同一归宗矣。”“各宗各法意在借用，必修到法空，归到心地本来面目，方得名了。”

上师在天津十年，除灌顶授法外，曾完成许多释经著作，根据“印心精舍”刊印部分书名目录，计有《乙亥讲演录》、《入佛明宗答问》、《心锽》、《金刚经分段贯释》、《心经分段贯释》、《学佛最初之决定》、《六字大明咒修法》、《修心要诀》、《金刚寿》、《我有烦恼吗》、《偈瑜珈焰口》等。

抗战中期，上师应吴礼门、蔡楚昂、侯君陆等居士之邀由津赴上海传法，在海宁路锡金公所设“印心精舍”继续灌顶授法，开设道场，并经常去杭州、苏州、嘉兴、湖州、海宁等地传法，广收信徒，不辞劳苦，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尤其对劳苦民众，仁慈悲悯，选择弟子重德重修不求供养，总是谆谆告人：“凡人处于社会，讲究处世之道，无一个不应学佛，学佛是要认识自己，了达人生观，明白做人的所以然，简言之，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此便是忠。拿这个道理去对别人，通达他人的一切心理，才能尽对人之道，此便是恕。一是为自，一是为人，社会上人与人的情感和事业，无一不臻于完美，可见佛法是人生最主要的学问，最重大的事业，不是消极自利。消极自利，是佛所最不许的条件，因为佛法是救世的，救心的。”上师传法讲经，力求通俗易懂，一生致力济世度人，孜孜不倦，著述数百万字，文革中大量手稿被焚，实可痛惜！幸所出者，皆为诸弟子门生所存。

抗战胜利后，上师先后在上海、天津启建法会四十九天，为民祈福息灾。

一九五八年，上师现病相于沪寓，仍谆谆开示学人，传法必须严格选择，切勿轻易授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师知将离去，特召大弟子吴礼门、李钟鼎等人及长女佛宝（漱文）重嘱：“此心中心法是末法时代最易亲证本来面目的最好最迅速最简捷的大法。修禅宗靠自力，无二三十年甚难彻了，且痛师资日少，时代不同，求其普及甚难，而心中心法，仪轨简单，证得尤速，专心修持 二三年可抵得上二三十年之功。”“这个大法是我大愚师尊千辛万苦，于定中亲得普贤大士灌顶传授的。七载修行，开此法门，大事因缘，其在此乎！吾恐人之未明因缘，当广为宏扬以告他人，勿因人事而误大法，务必以大局为主，则护法功德有胜于三千七宝之施矣！切记，须以此大法广为宏扬，济世度人。”至此热泪垂落，叮嘱再三。病笃手结随心陀罗尼印契数日，右侧吉祥卧，安然而终。

沈钧儒

沈钧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七岁从师读书，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阅读了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

20世纪初，清廷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1905年9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留日期间，他的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1907年，沈钧儒学成回国，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时，曾延聘鲁迅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任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民国初年，沈钧儒起初在浙江任教育司长，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表示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出任段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他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主笔。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吴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他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会议，推动自治运动。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儒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踞东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1]。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亡。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学生开展了“一二九”运动。沈钧儒目睹敌寇深入，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内心悲痛。他为忧时而写的一些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2]在一篇四首五言体诗中，由于爱国情深，他打破格律，一连用了五个“我是中国人”[3]。“九一八”以后的严酷现实，使他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无济于事，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4]。1936年1月28日，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31日，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5]。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进一步向党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沈钧儒在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进行了巨大而细致的组织工作，勇敢地承担起困难任务。他虽已年过六十，仍像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市几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游行，他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同游行群众一道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在国民党军警马队的阻挠威吓面前，他毫不退缩。由于沈钧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上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的长处，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公认的救国会领袖。

沈钧儒对鲁迅十分钦佩。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和宋庆龄等参加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葬礼，他在素轴上亲笔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进行反日斗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

救国会的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12月4日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同志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6]，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7]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5月，国民党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向他们进行劝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入反省院，然后保释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戒备森严中，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8]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邹韬奋等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审判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沈钧儒等人的入狱受审，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9]，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订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10]。由于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南京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沈钧儒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他任主席。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提出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作为它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全民抗战》从形式和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进，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派，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从抗战开始，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接触，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有人攻击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对此，沈钧儒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正确，做这样的“尾巴”，也是光荣的[11]。在抗战期间，他介绍和资助了不少青年前往解放区。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并曾往桂林推动宪政运动。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下旬，他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2]。他认定抗日、民主、团结三者不可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13]。以后，他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威胁和恫吓，但都毫不畏惧，仍然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闭，邹韬奋被迫出亡香港，沈钧儒则仍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中旬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怕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和救国会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亦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加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进步，起了推动作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为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屠杀昆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教师和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流血惨案，他写了一首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4]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随后，他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该刊发刊词指出：“抗战胜利了，但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现实“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表示要站在人民方面，“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沈钧儒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同年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他和民盟其他负责人发表声明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随后，沈钧儒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他谴责美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并反对民盟内部的妥协倾向。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也加大，妥协性增长。同年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下，民盟少数领导人动摇屈服，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同意自行宣布民盟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反对向国民党妥协投降[15]，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随后，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便恢复民盟总部的活动，并筹备召开三中全会。

沈钧儒到香港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汇集在香港及从内地来港的民盟中委，在他主持下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16]。三中全会严肃批判了盟内右翼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行为，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沈钧儒等左派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一、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一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二、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才有保障”。三、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指出为了彻底推翻南京反动集团及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四、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佩，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17]。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常委负责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民盟这一历史性转变，受到人民的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提出的筹开新的人民政协的号召。6月中旬，民盟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18]。9月，沈钧儒与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沈钧儒到解放区后，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定地跟共产党走。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主张。1月22日，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大会，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民主人士，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19]。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初，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和民盟其他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十四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做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与时俱进，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经常勉励自己和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中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20]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波埃修斯

波埃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公元480年—公元524年），后期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出身于罗马豪门望族,其父担任过罗马执政官。幼年双亲离世,得罗马上层社会人物培养,早年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受教育,精通希腊文。曾任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顾问,510年出任执政官,520年升任首席执政官。522年因被怀疑与东罗马勾结被判通敌叛国罪入狱,家产被没收。在囚禁期间写成《哲学的慰籍》,矢口否认对自己的指控。524年被处死。据史料记载国王对他的冤案异常懊恼,不久也抱恨而终。波埃修斯在哲学、逻辑学、数学、音乐理论等方面都留有著作、译著,他对古代科技非常熟悉,自己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例如他曾制造水钟、天象仪等。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为波苏立《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所做的注释,神学作品《论三位一体》等。

波埃修斯的观点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虽然他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和神学倾向,但不同于正统基督教教义,其中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他承认上帝存在,上帝是万物的根源,但认为上帝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世界与上帝同在,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他承认天命,认为天命是安排万物的神意,但反对基督教关于神意可以随意制造奇迹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因果链条中,宇宙有其常型,使一切变化有条不紊。

波埃修斯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前驱。他认为,一般即种和属,是许多个别事物

所共同具有的性质,其本身不可能是实体,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与感性事物相联系而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人心把它们分开加以思考。他认为,种和属只是人心中的概念,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我们关于种和属的概念相符合。这种否认一般的客观存在的观点,为唯名论开了先河。

波埃修斯认为,自然和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地生灭变化之中,认为万物有生有死乃是一条铁的规律。他还明确认为,万物相辅相成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支配宇宙万物的是一种矛盾的和谐,他称之为“爱”,“联合”。

波埃修斯的社会伦理观具有泛神论倾向。认为人人都可能有神性,人得到神性即可成神。世上人类都有同一来源,只要自己不作卑鄙的事,谁也不低下可耻。他主张国家权力不能落入阴险的坏人手里,而应由研究智慧的人来掌握,否则将有无穷的灾难。如果国家由哲学家治理,则国家就会幸福。当然他说的哲学家是象他这样的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

波埃修斯的哲学思想,把古希腊罗马哲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联接起来,在哲学史上起到桥梁作用。

萧子显

萧子显（489年—537年）南朝史学家。字景阳，南兰陵郡(今江苏武进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文献王萧嶷之子。南齐亡，仕梁。历任中书郎、临川内史、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吴兴太守。性好学，工属文，著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文集20卷。现仅存《齐书》，世人为与《北齐书》相区别，称《南齐书》。萧子显以齐宗室而显仕于梁，撰述齐史既要颂扬自己的祖先，又要为梁朝隐讳，处境至为微妙，他以天命论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调和了二者间的矛盾。他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上天的安排，一旦历数已尽，各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即所谓“丧乱之轨迹，虽千载而必同矣。”(《南齐书·海陵王本纪》)在当时佛教盛行的氛围中，萧子显极力崇尚佛法，认为它是高于儒、道之上的最好之法， “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南齐书·高逸传》)人们的一举一动，善善恶恶，都体现出因果报应。当然，萧子显史学实践中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他以当代人写当代事，既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体现了史学家的责任感，不少见解是利于历史发展的，比如他总结东晋、宋、齐三代对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经验教训，指出民族间的仇杀使得民不聊生，而对齐武帝永明年间南北双方的交往加以赞颂：“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埸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魏虏传》)他对史书编纂，讲求简要，许多列传，对传主所上章奏不是全文照抄，而是概括要点简要叙述。在叙事手法上，他特别擅长类叙法，即由立传的一人而兼叙同类型的其他人，由记叙一事而推及其他事。类叙法和沈约擅长的带叙法一样，在史书编纂中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拉法耶特夫人

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1634年3月18日-1693年5月25日），也译拉斐特夫人，法国女作家。本名玛丽·马德莱娜·皮奥什·德拉韦尔涅（Marie 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生于巴黎一个小贵族家庭，卒于巴黎。拉法耶特夫人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5岁丧父，16岁时母亲改嫁给塞维尼骑士，她因此与这个家族的女作家塞维尼夫人建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同年她被选入宫当王后的女官，得以结交贵妇名流，细心观察宫廷生活。

1655年，21岁的玛丽嫁给了39岁的F.de拉法耶特伯爵，他们在奥弗涅安家，有了两个儿子。但拉法耶特夫人逐渐厌倦了外省的生活，于1661年母亲去世后回到巴黎。她出入上流社会，与作家F.de拉罗什富科产生了亲密的友谊，还开办了自己的沙龙。她创作了中短篇小说《蒙邦西埃王妃》（1662）、《唐特伯爵夫人》（1664）、《克莱芙王妃》（1678）和《扎伊德》（1670～1671），以及身后出版的《1688～1689年法国宫廷回忆录》（1731）等作品。

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都是描写宫廷中的爱情。《唐特伯爵夫人》的女主人公是公主的朋友，可是她却与公主的情人纳瓦尔骑士相爱。伯爵外出打仗，伯爵夫人却怀孕了，就在她焦虑不安的时候，传来了已经成为王子的纳瓦尔骑士在前线牺牲的消息。伯爵夫人向丈夫承认了一切，但没有说出纳瓦尔的名字，最后在生下孩子后死去。代表作《克莱芙王妃》写已婚的克莱芙王妃为了恪守夫妻义务而拒绝真爱的故事，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杰出的心理小说。

曲亭马琴

曲亭马琴(1767～1848)， 日本小说家。本姓泷泽，名兴邦。生于江户深川一官吏家庭。14岁时由于劳动过重离开了供职的松平家，以后4次易主，过着流浪生活。

马琴喜爱文学。少年时期曾广泛阅读小说、戏剧和散文等文学作品。20岁写作俳文。曾学医、学儒、学书法，未成。24岁时拜访当时著名"戏作"作家山东京传，这对他的一生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791年发表“黄表纸”（小说的一种）《尽用而二分狂言》,此后便专心创作小说，并由写作"黄表纸"而转向创作以"读本"为主题的小说。晚年双目失明，但仍坚持创作。　

马琴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了 300多部小说，共1000余卷。这些小说可分为复仇小说、巷谈小说、传记小说和历史小说等。在复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月冰奇缘》(1803)、《稚枝鸠》(1804)、《石言遗响》(1805)、《三国一夜物语》(1806)、《云妙间雨月夜》等。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善恶分明的复仇故事。《三七全传南柯梦》(1808)、《常夏草纸》、《丝樱春蝶奇缘》是巷谈小说的代表作，以男女恋爱的巷谈街说，表现忠、孝、贞、仁、勇的观念。属于传记小说的有《劝善常世物语》(1806)、《新累解脱物语》和《墨田川梅柳新书》(1807)等。

历史小说在马琴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作品并非完全按照真实事件再现历史，而是选择一些历史人物为中心写成的演义小说。如《椿说弓张月》 (1807～1811) 、《俊宽僧都岛物语》(1808)、《朝夷巡岛记》(1815～1828)、《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近世说美少年录》 (1829～1834)、《侠客传》(1832～1855) 等。《椿说弓张月》描写源为朝一代的活动。读本《八犬传》的创作历时近30年，长达 106卷。主人公八犬士兼具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等封建道德，表现封建贵族安房里见家庭中的斗争。

马琴在创作思想上和武家统治有密切的联系。他留恋武士世界，反对文学单纯为了娱乐，特别是反对町人的娱乐思想，主张文学要有惩恶劝善的效果。他的小说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儒家仁义观念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就是这些思想概念的化身。在艺术上，他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小说《水浒》和日本的《保元物语》、《太平记》和《里见军记》等作品的技巧，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文辞华丽,把读本、合卷小说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约翰·罗

约翰·罗（John Law，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家。一度任法国财政总监。认为国家财富取决于贸易，货币是交换媒介不能构成财富。在货币种类中，纸币能够提供极大便利，有助于改善贸易逆差状况。在任时期推行的经济金融政策导致密西西比泡沫和法国经济全面崩溃。创建价值稀少理论和真实票据学说。著有《论货币和贸易》等。

陆羽

陆羽(733—804)，又名疾，字鸿渐、季疵，自称桑苎翁，号东冈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3岁父母双亡，沦为孤儿，为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及长，因不肯削发为僧，被罚作苦役。12岁逃出寺院，随一戏班外出，学习唱戏。唐天宝五年(746)，在一次官宴献艺时，为竟陵太守李齐物赏识，亲授诗集，介绍去火门山邹夫子别业读书。性诙谐，闭门著书，不愿为官。

“安史之乱”后，陆羽浪迹江南，在湖州隐居30余年。在湖州期间，与女诗人李季兰、僧皎然和张志和、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孟郊等过往甚密。大历八年(773)，颜真卿任湖州太守，又备受器重，曾参加颜真卿主持的《韵海镜源》编纂工作。大历九年春，应长城(今长兴)县丞潘述邀，与颜真卿、皎然等14位名士云集长城西南15里、竹阆山南竹山寺潘氏读书堂，吟诗取乐，由颜真卿书下《竹阆山连名帖》，今尚存。还曾与颜真卿、皎然、李萼等29名士同登湖州城南岘山，吟诗联句，留下《登岘山李左相石樽联句》的不朽名篇。性格淡泊，不逐名利，经颜真卿荐，被召为太子文学，升太常寺太祝，均不就。

以嗜茶著称，早在天宝末年，随竟陵太守崔国辅游历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巴山、川陕时，沿途采茶品水、访问笔录，开始茶事研究。当到达盛产茶叶的湖州后，“赏春茗”、“弄春泉”，广泛搜集资料，历时28年写成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叶的专著《茶经》。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毗陵(今常州)太守、御史大夫李栖筠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与长兴为邻)督造贡茶，适逢一山僧献上长城顾渚山产茶叶。正在阳羡考察的陆羽尝后认为此茶“茶香甘洌，冠于他境，可荐于上”。经李栖筠准许，始进万两，从此，顾渚山紫笋茶被列为贡茶。后来，陆羽在评价浙西贡茶时，称“浙西以湖州为上，常州次之;湖州生长兴县顾渚山中，常州生义兴县君山悬脚岭北峰下”。因陆羽品定，紫笋茶身价百倍，成了当时稀世珍品。唐张文规诗有“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句。陆羽在顾渚山下用金沙泉沏茶，使泉与茶同时被列为贡品。

陆羽一生勤于著述，除《茶经》外，还有《吴兴记》、《顾渚山记》等。另有不少酬唱诗作(多数已散佚)。《全唐诗》录其诗作2首、联句7首。《全唐文》录其文4篇。

陈葆善

陈葆善(1860—1916)，字栗庵，号笃迦子，晚号湫漻斋主人，浙江瑞安人。世居瑞安北城锦湖里(今瑞安市公园路)。陈虬弟子，利济医院院次“道一”，利济医院良医。其祖辈皆业贾。陈氏自少敏达，束躬勤学，弱冠为诸生，因病不事举业，习医于陈虬先生，殚精覃思，十年学成。其医名盛传于浙东西三江两湖士大夫之间。撰有《白喉条辨》一卷，雕版问世，言前人所不详，远近仿效，多所全活，甚得陈虬先生赞赏。另有医著《燥气总论》一卷、《燥气验案》二卷及《本草时义》等。陈氏志趣雅淡，喜莳花木，萧然有以自乐，又好诗画金石，尤工昆曲。所著《艺菊琐言》《月季花谱》各一卷，皆本经验所得以成。另有《湫漻斋吟草》《曲谱》等作。清光绪十一年(1885)，陈葆善与陈虬、陈黻宸、何迪启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合资创办利济医院和学堂，陈葆善协助陈虬先生在院中设学堂以课生徒，并担任教习、监院兼总理等职。陈虬在《利济医院议》中记曰：“虬曩偕陈介石孝廉、何志石明经、陈栗庵茂才于瑞安城东创建利济医院。”陈谧在《陈蛰庐先生传》中记曰：“先生与志石、栗庵及介石先生弟醉石主治其间(利济医院)。”而《利济学堂报》也记载：“教习：瑞安陈葆善栗庵……监院：瑞安陈葆善栗庵，兼总理。”利济学堂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采用欧美办学制度的中医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中医教育事业之先河，倾动一时，其先后培养了三百多名中医师，主要应归功于陈虬先生，而陈葆善襄赞协助之功也不可忽视。

光绪十九年(1893)春，陈氏一门患白喉四人，长女以张氏法治之，几至不起，幸以大辛凉合甘咸寒法，日进三大剂获效;次女、少子遂悉用养阴法，次女愈而少子夭。于是陈氏尽发藏书，穷究旨要，悟得白喉一证，悉属燥火。而《灵枢》《素问》以来，白喉险证未有著述，至清道光年间，浏阳张善吾作《白喉捷要》，大旨言足三阴受病，传之于肺，已失白喉本来面目，而用药又不出风火喉痹之范围，与手太阴燥火了无关涉。之后，歙县郑梅涧著《重楼玉钥》，耐修子著《白喉治法忌表抉微》，用药以清肺养阴为主，颇为中的。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葆善撰成《白喉条辨》一卷，凡一十五条。其论白喉独以手太阴燥火为本，以少阴少阳为标，取喻氏清燥救肺汤、郑氏养阴救肺汤加减为本证主方;而少阳标证则以白虎青龙汤及张氏神功辟邪散为主;少阴标证则以朱白双清散、加减神功辟邪散。标本并病，救误善后，并外治、禁忌，各有其法，颇多发明;且于张氏不治之证，耐修氏药表药忌，亦有辨析。《白喉条辨》运用燥气理论认病识证，基本上依据现实的证候病情、治疗效应来进行辨证论治，特别是创制三炁降龙丸一方，重用石膏、犀角以清热解毒，又用西洋参、地黄以养阴，双管齐下，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内经》脱“秋伤于燥”一条，后世遂有燥气不为病之说。至沈目南、喻嘉言始各有所得，各出方论。沈氏以化气为湿为主，故立方偏于苦辛微温，喻氏以复气为火为主，故立方偏于辛凉甘寒。吴鞠通提出燥气为病，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的观点，而燥气发病之理始著，后之治燥气者始有门径可循，然未有专书。陈葆善是正式科班出身且以医疗为职业的医学家。所以，他深思精研，从实践中悟得“伤燥之理及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为治燥气之主方”，并深入研究，从而发挥光大《素问》原已逸脱的“秋伤于燥”内容，爰著《燥气总论》一卷，进行理论推阐，明本义，述病理，详脉候，出治法，自成一家之言。其后，又辑《燥气验案》二卷，反复辨难，所录诸案，意在独抒心得，不拾陈言，尤见其得心应手。二书相互印证，一则推阐病源，举其纲目，一则证之实践，穷其变化，非深明医理，久久沉浸医事者不能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其门人胡润之就陈氏原稿诠次成书，未刊。民国十四年(1925)，湫漻斋刊行石印本。至民国十九年(1930)及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医书局收入《中国近代医学丛选》，印行铅印本。由上海秦伯未、南陵徐乃昌为序，陈氏自叙，其嗣子陈绳夫校订。秦伯未评价称：陈氏探《内经》之秘，畅嘉言之旨，使历来湮晦否塞者，得以重放光芒，其功诚不可没焉。

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葆善著成《本草时义》，并署笃迦子于序后。笃迦者，梵书“栗”也。是书虽属病中随笔，但厚积薄发，遇有疑义，附识新解，因名《本草时义》。陈氏序曰：“予久欲作《本草时义》，人事牵率，苦难遂志。癸卯夏秋间，膺疾数月，杜门养疴，苦无聊赖，每饭后辄作楷数行，借资消遣。继思徒书无益，因改录《神农本草经》数味，既可以资消遣，又足以备遗忘。遇有疑义，及心得处，即附识数语于后。时日既久，裒然成帙。古人言穷愁著书，而予每于病中所得尤夥……”《本草时义》不分卷，采药117种，俱有经文，并多按语，经文称录《神农本草经》，实乃抄自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如《经读》误“水苏”作“紫苏”，相沿未改，按语间有褒贬修园之辞，目录次序亦近《经读》。陈氏医道精蕴，世皆知晓，然而深谙药材，唯此可睹。全书非但博采广闻，尤重亲身体验。其阐释药理，别具心得，探讨药物，侃谈妙论。举凡药材辨别、品种规格、栽培产地、加工炮制、等级时价，甚至术语方言，均有涉载。其中正品官庄、赝次私冲，区分清晰、优劣可判;字里行间，正气昂然，抨击假药，深恶痛绝。是书陈氏生前身后犹未公世，故其同门契友池志澂所撰“陈栗庵墓志铭”亦未见及。延至民国二十年(1931)，始由其嗣子陈绳夫校订、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列“湫漻斋医学丛书”之三。

陈景云

陈景云（1670～1747），字少章。清代学者，散文作家。生于清圣祖康熙九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二年，年七十八岁。吴县(今属江苏)人。少时力学苦读，以博闻强记著称。19岁游学于何焯门下，后来成为何氏高足。曾应京兆试，落选后留寓藩邸，设馆教书，历时3年。后以母老辞归，居家著述。以诸生终，卒后门人私谥文道先生。他以长于史学、校勘学而有名于时，是继何焯之后吴中著名的学者。著有《文集》四卷，《读书纪闻》十二卷，《纲目辨误》四卷，《两汉订误》四卷，《三国志校误》三卷，《韩文校误》三卷，《柳文校误》三卷，《文选校正》三卷，《通鉴胡注正误》三卷，及《纪元考略》二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对《文选》、韩、柳文集的文字多所考订，对前人之说有所辨正。他亦善写作散文，其文简严有法。著有《文道十书》。子陈黄中，亦长于史学。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英语：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注：斯大林执政时官方称其生日为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为1878年12月18日），苏联党和国家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879年12月21日生于格鲁吉亚梯弗里斯州哥里城一个皮鞋匠家庭，原姓朱加什维利。1894年在哥里教会学校毕业后升入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01年11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在南高加索一带建立并领导了南高加索列宁火星报派即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02年，在巴士姆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被捕入狱。1903年缺席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1904年1月，从流放地逃走，到梯弗里斯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工作，12月领导了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次年年底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第1次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08年被捕，后流放到沃洛格达省，1909年逃回巴库。次年又被捕流放。1912年1月在党的第6次代表会议(即布拉格会议)上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领导俄国实际革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2月逃出流放地4月又被捕，9月逃到彼得堡，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编辑《真理报》。1913年2月，又被捕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彼得格勒，领导 《真理报》的工作。4月，在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7次代表会议(四月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7月，出席了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有关中央政治工作和政治形势的报告。10月，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被选为领导起义的党总部主持人，和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次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年)，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1919～1922年)等职。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方战线、西南战线、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南方战线革命委员会主席。1922年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担任此职达30年之久。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并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领导制定了1936年苏联宪法。1919～1953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2年起任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第1～3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25～1943年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后，在国内和共产国际发动了大规模肃反运动，使苏联和国际共运蒙受重大损失。1941年5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6月任国防委员会主席，7月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8月兼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曾获苏联元帅军衔(1943)和苏联大元帅的最高军衔(1945)，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曾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出席苏、美、英三国举行的德黑兰会议 (1943)、克里米亚会议 (1945)、波茨坦会议(1945)，加速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崩溃。1946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称部长会议后，任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10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改组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时，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53年3月5日病逝。

卫聚贤

卫聚贤（1889年3月—1989年11月16日），山西万荣县北吴村(旧属万泉县)人，又名双考，字怀彬，号卫大法师。七岁入私塾，后就读于万泉县立高小，并兼任小学教师，毕业后考入运城省立第二师范。1920年考入太原山西商专。自费出版《一得录》、《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毕业后回山西，在太原与朋友创办兴贤大学，自任学监。1927年任国民大学科员，同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编审，1930年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主持栖霞山和万泉等地的考古工作，多有新的发现，被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聘为研究员。1932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1934年任上海中国公学商学系主任，兼持志大学教授。1935年任中央银行研究处专员兼协纂，1936年被派回山西调查研究山西票号。同时还和蔡元培、于右任、叶恭绰、吴稚晖组织吴越史研究会，担任会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去重庆改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同时组织“说文学社”，出版《说文月刊》。1949年赴台湾。1950年离台赴香港，曾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二十年中先后在珠海学院，光华书院，联合书院，华宝书院任教授。1975年又赴台，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1989年11月16日卫聚贤于新竹逝世，享年90岁。

卫聚贤作为一位著名学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对语言文字学的贡献，主要是组织说文学社，创办《说文月刊》，对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语言文字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本人对古文字的研究也多有建树。主要论著有:楚辞研究(吴越史地研究会1938) /帮、江湖话 (自费印刷) /文字学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47)/么些文字典(自费印刷) /古文字源 (自费印刷) /识字与作文 (自费印刷) /评林语堂先生《左传真伪与古方言 (新月1卷7期，1928)/学术通讯(关于古文法)(语历所周刊5集，52、53、54、59、60期，1928) /字典的编纂计划 (说文月刊1卷1期—9期，1939)/瘪三考(说文月刊1卷9期，1939) /秦汉时代发现甲骨文说 (说文月刊1卷4期，1939)/吴越释名 (说文月刊1卷8期，1939) /数目字(说文月刊3卷12期，1944) /繁象文字(中央月刊8卷11期，1976年9月)/由复音语变为单音语例(台湾辅仁大学《人文学报》6期，1977年6月)等。

特罗洛普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04.24～1882.12.06） 英国小说家。生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卒于伦敦。父亲性格古怪，业务不振。一家7口人靠母亲写作赚钱以维持生计；她共写了41部小说和游记，这种坚强勤劳的作风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家境贫寒，特罗洛普只能走读上学，受到富家子弟的歧视和凌辱。举家移居比利时后，父亲和一兄一姐相继死亡，生活困苦，这使他后来在小说创作中寄深切的同情于贫苦人民。他19岁进邮局，17年中一直从事枯燥无味的文书工作，时常还必须借债。这种窘迫境况后来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小说《三个小文书》（1858）里。当他被派往爱尔兰管理乡镇邮务时，情况有所好转，结婚成家，并开始业余创作。但头两部描写爱尔兰市民生活的小说和一部历史小说均告失败。1851年，他又被派往英国西南部组织乡镇邮政，经常骑马驰骋于六七个郡之间，熟悉民间风俗习惯，以及乡民和牧师的生活情况。1855年发表一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养老院院长》，因而成名。此后，他在邮局任职，并继续写小说。英国的邮筒就是他在职期间发明设立的。

特罗洛普一生勤奋写作，共写了47部小说和一些游记、传记等。前期的主要作品是6部一组的“巴塞特郡小说”：《养老院院长》（1855）、《巴塞特寺院》（1857）、《索恩博士》（1858）、《弗拉姆利教区》（1861）、《阿林顿小屋》（1864）和《巴塞特最后的纪事》（1867）。这组小说以前两部最为著名，集中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发了教会中人事倾轧和尔虞我诈，同时穿插了爱情故事，勾勒出新兴资产阶级虚伪丑恶的面貌。

他成名之后，开始广泛结交，接触到伦敦上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他后期转而描绘政界人士的生活。主要作品有6部一组的政治或议会小说，又名“巴里赛小说”：《你能原谅她吗?》（1864）、《费尼斯·芬恩》（1869）、《尤斯达丝的钻石》（1873）、《费尼斯重返》（1874）、《首相》（1876）和《公爵的子女们》（1880）。其中以《首相》为最佳。西方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巴里赛是以帕麦斯顿和J.罗素两位勋爵首相为模特儿写成的，他由财政大臣升到内阁首相，但由于他的夫人干预政治，致使其身败名裂而被迫下台。不少社会学家从特罗洛普这一组政治小说中找到许多有关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社会真实情况的宝贵资料。除去上述两组小说外，特罗洛普晚年还针对当时社会上道德日趋败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腐化的现象，写成两部优秀的作品，一部是无情讽刺金融家和投机商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另一部是攻击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的小说《斯卡包鲁一家》（1883）。

特罗洛普文笔隽永幽默，讽刺犀利，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发展自然流畅，叙述明净。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在作品中又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并注入高尚的道德教育意义，他曾说：“一部小说的目的应寓道德教育于趣味性之中。”在政治上，他赞成社会改革逐渐实现，民主与教育渐渐在广大人民之中扩展开来，可以说不是个激进派。他虽然是个自由党人，可是在气质上更接近保守党人，因此他的小说也大多以喜剧来收场，善战胜恶，常情战胜非理性，安定的秩序战胜紊乱现象。

他由于在《自传》中公布了他每日坚持写作3小时，每一刻钟须写出250字，因而被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是个文字匠，名次被排列在同时代的C.狄更斯、G.艾略特、W.M.萨克雷等小说家之后。直到他逝世50年后，经过一些知名的评论家对他的重新评价，他的声誉才重新恢复，作品也再度畅销。

陆陇其

陆陇其(1630—1692)，初名世穮，一作龙其，字稼书，平湖新埭泖口人。出身清寒贫苦，然少有大志，勤奋好学，读书躬行实践，以圣贤为榜样。父陆标锡教导陇其说：“居官不入党，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份。”又说：“贪与酷皆居官大戒，”为官则要“笃实务本”。陇其秉承庭训，入仕后以正直清廉自励。清顺治十七年(1660)，华亭(今金山县)朱泾周茂滨聘陇其为师，以训其子曛。此外，受业者还有赵凤翔、慎徽等，均成为陆氏高足，有名于时。康熙初，回籍设馆于县城北水洞内富户倪钟瑞家，仍以程朱学说教授徒。康熙九年(1670)，登二甲进士。康熙十四年四月授嘉定知县。嘉定县政繁赋多俗侈，陇其到任后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杜绝浪费，铲除恶俗，惠政不可胜记。翌年，左都御史魏象枢荐举补福建按察使缺，而江苏巡抚慕天颜却言其才干不及，应降级调用。县民闻讯，纷至巡抚衙门前要求陆陇其留任，慕天颜不得不再次疏请部议。康熙十六年二月，被诬告“讳盗”罢官，县民大骇，罢市三天。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而已。是日，九乡二十都万余男女，执香携酒，争相送行，拥塞道途。后乡民建生祠以为纪念。次年举博学鸿词，因父丧未能应试。康熙十八年，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上疏论前部议之非，遂奉旨复职，命守丧3年后任用。康熙二十二年，又在魏象枢荐举下补直隶灵寿知县。该县地瘠民贫，役繁俗薄，且灾情不断。他上任后，发粟赈灾，奖励农垦，减免赋税，推行乡约，肃正士风，在任七年，政绩良多，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康熙二十九年，被九卿荐为学问优良品行可用者，擢四川道监察御史。上疏言畿辅民情，痛斥“藉捐纳以济国用”，要求减轻赋役。因此击中弊端而与权臣冲突不和，次年夏，部议革职。归田后曾讲学于东洞庭山。后在东泖旁筑尔安书院，四方学者群聚门下。一年后卒。墓葬于泖上画字圩。雍正四年(1726)，诏谕从祀孔子庙庭，复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特谥清献，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陆陇其在学术思想上以程朱为宗，以“居敬穷理”为要，力辟王阳明为禅学，反对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把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即所谓“太极”、“天理”)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后世论者以为自明代薛瑄、胡居仁后，惟陆陇其得程朱理学真髓，与陆世仪(1611—1672)并称“二陆”。著作甚丰，流传较广的有《三鱼堂四书大全》、《续困勉录》、《读礼志疑》、《读朱随笔》、《三鱼堂賸言》、《松阳钞存》、《战国策去毒》、《三鱼堂文集》、《松阳讲义》、《古文尚书考》、《读书志疑》、《卫滨日钞》、《问学录》、《学术辩》、《礼经会元注》、《呻吟语质疑》、《礼编》、《先正一隅集》等。此外，在灵寿县任内总纂《灵寿县志》，当时和后世都视为佳作，其所撰《续祁州志》、《续南皮县志》、《续武县志》、《灵寿志论》、《答傅君惟松修志议》等文，颇有影响。

王原祁

王原祁(公元1642—1715年),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 人,被称为清初“四王”之一,是名画家王时敏的孙子。

王原祁在其祖父的薰陶下,从小好学,读书能过目成诵。 十岁时,已能画小幅山水画。当时王时敏已六十岁,在书房墙 壁上看到孙子的画,大为惊奇地说:“此子业,必出我之右。”王 原祁十五岁时考中秀才,二十岁正式跟祖父学画,进步很快。 当时族中的长辈王鉴看到他的画,也曾向王时敏感叹道:“吾 两人当让一头地。”王时敏最推崇黄公望,他在评论学习黄氏 画法而有成就的画家时,认为董其昌得其神,自己得其形,而 王原祁则是“形神俱得”。这里虽不免因偏爱而夸大其词,但也 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王原祁已经崭露头角。清康熙八年(公元 1669年),他考中举人,次年又中进士。

王原祁登上政治舞台,是在四十岁以后。由他的八叔父王 掞(字颛庵)相国的引荐,担任了顺天乡试同考官,后来又在河 北任县做过四年知县。在当地遭受水灾时,他力请上级减免捐 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四十五岁时,到北京,在保和殿接受康 熙“试策”的考查,以科员用。次年,升为刑部给事中,后又调礼 部掌印,又奉命改任右春坊中允,入直南书房,历任侍讲侍读 学士,太子府詹事,经筵讲官,直到担任户部左侍郎,因此被称 为“王司农”。他有一方图章“画图留与人看”,是为纪念康熙皇 帝的“恩典”而刻制的。因为他在南书房为供奉时,康熙经常长 时间地凭几观赏他画山水,有一次亲笔写了“画图留与人 看”来赞扬他。

王原祁以其渊博的学识不断受到康熙的重用。五十九岁 时,他奉命负责鉴定内府收藏的名人书画的真伪。六十四岁 时,奉命与孙岳颁、宋骏业、吴璟、王铨等负责编辑中国历代书 画史籍和理论的资料汇编——《佩文斋书画谱》,王原祁任 总编。这部浩大丰富的丛书,是从内府所藏和四处搜罗来的一 千八百四十四种文献古籍中,广泛收集资料,从康熙四十四年 到四十七年,用了三年时间编纂而成,计一百卷,分为:论书画、 书画家小传、书画跋、书画辩证及书画鉴藏等门; 论书画一门 中,又分为:体、法、学、品等类。为表示重视,康熙在卷首写了 序言。《佩文斋书画谱》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画艺术类 书,王原祁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王原祁病故于北京官舍, 终年七十四岁。遗体归葬故乡太仓。

王原祁的艺术成就主要在山水画,给他以启发和教导最 多的是王时敏、王鉴和他的三叔父王撰(异公)。王时敏曾亲手 绘制《仿李成以下宋元名家山水册》供他学习,并把家藏历代 名家董源、李成、范宽、黄公望、王蒙、沈周等的名迹,给他临 摹、研究。“四王”中的另一家王翚,比王原祁大十岁,也曾和他 在“拙修堂”朝夕相处数年,相互切磋画艺。后来两人又在北京 经常来往,一谈就是一天。

王原祁的作品,基本上是模古。他特别推崇黄公望,认为 自己已经得到了黄公望的“脚汗气”,引以为荣,心摹手追,务 求逼似却缺乏创造性。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深厚的笔墨 功力。他曾在一幅《秋山晴爽图卷》上自题“笔端金刚杵”,意思 是说,他的笔力沉雄,气贯纸背,光气发越。当时有人记述了亲 睹王原祁的作画过程:

从早晨开始,先展开纸,审顾良久。下笔以淡墨略分轮廓, 既而精辨林壑之概,立峰石层折,树木株干。每下一笔,必定审 顾反复。天已黄昏,便搁笔休息。到第二天,取前卷稍加皴染, 用淡赭石加入藤黄少许,渲染山石,然后用一个小熨斗贮微火 把画熨干,再以墨笔干擦石骨,疏点木叶。然后再以墨绿水,疏 疏缓缓渲染出阴阳向背,再用熨斗熨干,再勾再勒,再染再点, 自淡及浓,自疏而密,经过半个月才完全画成。

这种多层次的勾皴渲染,有骨有肉,浑然一气,富有厚重 之美,是王原祁对黄公望、倪瓒、吴镇、董其昌诸家画法的兼容 并蓄而发展出来的。清代不少人高度评价他的笔墨技巧,有的 赞他“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有的说他“气味醇 深,元气淋漓,高出诸家之上”。桐城派名诗人姚鼐曾写过一首 《题麓台山水》,描述王原祁山水画布局造意奇崛,而感到“此 图于我情独亲”。这表明王原祁山水画具有可以 “卧游” 的特 点,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

王原祁著有理论著作《雨窗漫笔》、《麓台题画稿》。其中对 于作画构图的开合起伏,笔墨设色等技法的论述,多为长期艺 术实践的经验体会,属于艺术规律,颇有价值。但是他承袭了 董其昌的文人画正统观念,把明末的浙派说成“恶派”,又贬低 当时富于创新精神的石涛、龚贤等,反映出他的复古保守思想 和宗派门户之见。

由于王原祁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直接间接地学他山水 画风的人也就多起来,乃至形成了一个流派——娄东派,一称 太仓派,在清代中叶与王翚为中心的虞山派并驾齐驱。其中主 要画家有:王原祁的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黄鼎、唐岱、王敬 铭、金永熙、李为宪、曹培源、华鲲、温仪,其后的曾孙王宸、族 侄王三锡,以及盛大士、黄均、王学浩等,影响很大。

马雍

马雍（1931年—1985年11月8日），笔名孟池，中国历史学家。湖南衡阳人。195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其长期从事西域历史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为《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涉及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路研究，他通过新疆地区所保存的两汉时代的历史文物、遗址、墓葬以及出土木简、印章、钱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等的研究，结合文献记录，较全面地考述了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经济措施，具体证明了统一对边疆地区的重要意义。此外，他对吐鲁番文书、佉卢文文书的研究也颇为突出，曾参加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缀合有《战国纵横家书》等，还译有《斯巴达克斯》《伏尔泰评传》《古代社会》《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译笔严谨、洗练传神。1979年，参与筹建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规划《中亚文化研究丛书》的编写，并主编《中亚学刊》《中亚文明史》等杂志。1985年病逝于北京。

蔡发

蔡发（1089—1152）字神与，晚号牧堂老人，建州建阳人，南宋理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生於北宋元祐四年，终於绍兴二十二年，享寿六十四岁。

蔡发自幼颖悟，博学强记，不能与世俗相俯仰。去游四方，闻见益广，长于易象、天文、地理、星象、河络，三氏之说无所不通。中年筑室于武夷之阳，屡遭盗贼水火之灾，但他豪不介意，继续闭门著书，专以读书教子为事，尝以圣人贤像挂于别室让妻詹氏，日夕瞻仰，以踵太任胎教之风。五十得子元定，又名季通，字西山，生性聪明，异于常儿，幼时即授以张载《西铭》，稍为长大，就教以二程《语录》、邵雍《皇极经世》等书，为元定理学研究奠定基础。晚年反复叮嘱其子曰：“为人要忠厚诚实，不可浸于利欲。”正如朱熹所说，他教育儿子，不牵涉到功名利禄，向导以圣贤之学。使一子（元定）、三孙（渊、沅、沉），四曾孙（格、模、杭、权）成为南宋大儒，世称“蔡氏四世九儒”，而蔡发是九儒之首，特赠太子太保。

蔡氏夫妇相继仙游後，其子蔡元定，四处找寻龙穴，在故乡麻沙，云谷、远及至武夷山一带找寻墓基，在其母死後八年，即乾道二年丙戌（1166）十二月初九日申时，拾父母骸骨葬於金塔内，迁至武夷山之崇安县，合葬上箬（音若）後历塘，墓穴喝名“猛虎出林”，坐庚向甲。

蔡发公以客观唯物的观点，打破古代“天动地静”、“天园地方”的神权说法，集中国古代学者、观察天文星象之大成。以一千个日时，观察天象和地动，发表了《天文星象总论》，精确地阐明了地球、月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与当今科学的认识完全一致，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哥白尼早四百年，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定水平。因我国封建社会不重视科学，故被西方人取代。他所著的《地理发微》、《河洛发微》两书被以《发微论》进入四库全书。

顾太清

顾太清（1799-1876），名春，字子春，一字梅仙，道号太清，晚年又号云槎外史。原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清代著名女词人。嫁为贝勒奕绘的侧福晋。她为现代文学界公认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晚年以道号“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因而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顾太清）”之语 。

顾太清入嫁为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爱新觉罗·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之子——贝勒奕绘的侧福晋，报宗人府为“顾”姓。婚后夫妇唱和，伉俪情深，又因奕绘字子章，号太素，为与之匹配，遂字子春，号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故以顾太清名世。

顾太清不仅才华绝世，而且生得清秀，身量适中，温婉贤淑。令奕绘钟情十分。虽为侧福晋一生却诞育了四子三女，其中几位儿子都有很大作为。

顾太清以诗人、词人和画家而名重当时,她的词学成就得到了时人和后世论家的极高评价。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则近十多年来始渐为人知。1989年赵伯陶先生考证出太清是小说《红楼梦影》的作者,解开了《红楼梦影》的作者之谜。1997年张菊玲教授发表了《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一文,对小说做了全面研究,指出了太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赵建忠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续书研究》中也专节探讨了太清和她的《红楼梦影》,认为它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虽然《红楼梦影》亦如其他续书一样,无法与曹雪芹的原作相提并论,但作为目前可见的第一部女性续书,自有其文学史价值。《红楼梦影》于光绪三年(1877)刊印,是太清晚年的作品。在众多《红楼梦》续书中,它是较晚出现的一部。

太清多才多艺，且一生写作不辍，她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绘画，尤以词名重士林。她做诗词全凭才气，不摆“唐模宋轨”的架子。倒也潇洒自如，平添一种风流态度。著有词集《东海阁集》和诗集《天游阁集》。前人曰：“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足见她在诗词上的成就。

中国的文坛长期由男性统治，女作家可谓凤毛麟角，难以数记的女性被禁在深闺里，无人知晓。明末清初，部分大胆的女子走出闺房，结社吟诗，抒发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顾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与当时京师的满汉才女结集秋红吟社，联吟诗词，在中国女性文学史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太清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

人总说红颜女子多薄命，但诸如太清之流的才女，除了让后人嗟叹之外，更给天下人展示出了一种精神的超脱，异样的风采。

陆士谔

陆士谔（1878-1944），近现代小说家。名守先,以字行。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早年从名医唐纯斋学医，历时5载。后遭父丧，无以为生，只身赴沪，悬壶行医，以其无名小卒，无人问津。因见小说备受世人青睐，于是放弃行医，改业图书出租，果然收入不恶，差可维持生计。业余遍览各种小说，历时既久，技痒尝试，投诸报馆，竟被刊登。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由短篇而中篇，而中篇而长篇，由报刊连载而单本行世，居然风行一时。后又结识文坛名人孙家振，助其重操行医旧业，并利用报刊为之宣传，加之陆士谔已在文坛小有名气，以致水涨船高，门庭若市。于是另开诊所，高张招牌，一面开门治病，一面撰写医书，一面又继续写作小说。其为人颇有侠气，曾救一婢女跳出火坑，认为义女，并教其学医习文，以为自立之计。一生所写长篇小说达30余种，以武侠和社会小说占多数。较著名者有《续孽海花》、《八大剑侠》、《血滴子》、《七剑八侠》、《三剑客》、《八剑十六侠》、《女皇秘史》、《清史演义》、《清朝开国演义》等。另有医书行世。医书有《医学南针》、《陆评王氏医案》、《陆评瘟病条辨》等，主编《基本医书集成》。

陆士谔还是我国早期科学幻想小说的奠基者之一，写有多种科幻小说，如《新中国》、《新上海》、《新三国》、《新水浒》、《新野叟曝言》、《鬼国史》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陆士谔》(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郑逸梅《艺坛百影·陆士谔行医趣闻》(1982年6月中州书画社出版)、郑逸梅《文苑花絮·陆士谔的讣告》(1983年12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