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

井上靖（いのうえ やすし，1907年5月6日—1991年1月29日），日本小说家。生于军医家庭。在大学预科时开始写诗,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前发表剧本《明治之月》。大学毕业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历任编辑及记者,后辞职专事写作。1949年发表反映日本战后社会腐败的中篇小说《斗牛》,获芥川奖,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井上靖多才多艺,除出版诗集《北国》 (1958)、 《地中海》 (1962)、 《运河》(1967)外,他还写剧本、电影剧本及美术评论等,但主要精力还是在小说上,《井上靖小说集》(1949)共32卷之多。他的小说善于选取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采取侧写、暗示、间接描写等多种手法,在婉转含蓄中抨击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这样的作品除《斗牛》外,还有《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进入60年代后,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都获得进一步提高,他又创作了控诉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罪行的《城堡》(1964);《榉树》(1970)和《方舟》(1970)则对日本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表示了强烈愤慨。此外,他还擅长写历史小说,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杨贵妃传》(1963)、《永泰公主的项链》等。其中《天平之甍》最为著名,小说描写了唐代高僧鉴真和尚11年内历尽千辛万苦东渡日本的故事,阐述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和两国人民友谊历史悠久的积极主题,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井上靖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多次访问中国,为日中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明理学家。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山东按察副使。早年师事黄弘纲、何廷仁,后亦就学于李中。上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至阴阳、算术,无不深究。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撰修,次年请告归。后召拜春坊左赞善,因上疏议获罪,削籍为民后回归故里。严嵩为相时,曾召其复出为官,坚辞不就。嘉靖43年(1564)卒,隆庆改元后,赠光禄少卿,谥号文恭。(据《明儒学案》。《明史》作:隆庆初卒,谥文庄。)洪先幼时闻王守仁讲学,即非常向往,及得到守仁讲学笔录,日夜阅读废寝忘食。后聂豹倡导归寂之说,遭众人非难,惟独洪先深谙豹旨,自辟石莲洞,静坐沉思,3年足不出户。此后,经常外出求师访友,无论僧道俗家,只要志同道合便与之结交。其学以阐述守仁“致良知”之说为主要内容,但几经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学宗陈献章。形成了以陈献章的致虚主静、李中的默坐存养和魏校的复归静根为主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与修养学说。主张通过静坐、思考,恢复到原本存在的寂然无欲之体;第二阶段与守仁门下高足王畿交往甚密,接受了王畿所主张的良知现成学说,开始对原先所学产生怀疑,认为只要顺着良知本体自然而然地发展,不添加任何人为的因素,便可达到“自然无欲”的境界。第三阶段崇信聂豹的学说,从信良知转变为致良知,主张良知虽然原本就存在,但必须通过静坐思考等锻炼与修养,才能重新体认与复归良知,要“不以良知为足,而以致之为功”。(《夏游记》)他认为良知不必通过“学”和“行”来取得,只要静坐归寂即可,即耳目越是闭塞,受外界的干扰就越少,心灵就越是纯真,所得到的良知也就越充分。从而将王学的致良知要通过学、思、行才能得到的思想体系割裂开来,片面地选择了“主静以复之”的致思路径;第四阶段是他独创体系的时期。开始由寂静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主张寂感合一,主寂通感。即寂和感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中寂为主要,感为次要。追求良知,不能单纯从静寂中求得,也要取之于感应,但首先应做到寂,只有在保持内心纯一清净的状态下,才能对外界事物有所感应,才能做到“随动随静”。也就是说,归寂不是目的,而是遇事从容不乱,胸有成竹。同时,晚年的罗洪先还将“济天下”当作己任,为改革政治、整顿社会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有着较大的影响。《明史》卷283有传。著作有《冬游记》、《念庵集》等。

钟理和

钟理和（1915年12月15日-1960年8月4日），作家。笔名江流、里禾、钟铮、钟坚。祖籍广东梅县,台湾屏东县人。他的祖父、父亲以农为业。小时候,他只读到小学高等科毕业,念过一年半以汉诗文为主的村塾,但自学了许多古典小说和新文学作品。1932年他随父亲搬到屏东以北的美浓镇尖山,在父亲办的农场里当助手。1938年钟理和到了东北沈阳市,进入 “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驶汽车。1940年学成后,回到台湾携未婚妻私奔,到沈阳建立新家庭。1941年1月15日,他的长子钟铁民出生于沈阳。同年夏天,全家迁居北京,因生活所迫,曾在日人的 “华北经济调查所”当译员,待遇颇佳,但出于民族大义,只当了3个月就毅然辞职,经营煤炭零售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钟理和抗不过乡心的引诱,举家迁台,在屏东内埔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师。1947年10月27日因肺病入了松山疗养院,割去肋骨七根,时达3年余。1950年出院后回到了美浓,过着半疗养半写作的生活,家庭生活完全靠妻子的劳动维持。1954年长子铁民摔伤致残,次子立民9岁夭折,他痛不欲生。1957年在美浓镇上做土地代书工作,此工作虽与写作相违,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下去,直到1959年在健康状况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才辞去。1960年8月4日钟理和在病床上修订中篇小说《雨》,旧病复发,咯血而死,终年45岁。

钟理和是台湾农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大多以美浓这个闭塞的客家山村为背景,写那里的农民的穷困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因他经常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有时也一起下田干活,对农民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因此,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朴实无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反抗旧传统的精神。钟理和一生坎坷,备尝人间疾苦,他虽创作了很多作品,但他生前出版的作品甚少,他的长篇小说 《笠山农场》虽获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二等奖,一时文名大噪,也没有公开出版。弥留之际,他对儿子钟铁民留下遗言: “吾死后,务将所存遗稿付之一炬,吾家后人不得再有从事文学者; 《笠山农场》不见问世,死而有憾。”钟理和死后,才由他的生前文友钟肇政、林海音等组成“钟理和出版委员会”,陆续出版他的著作。1976年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良泽又负责编辑出版了他的全集。据张良泽先生1974年统计,钟理和已发表的作品有1个长篇,6个中篇,26个短篇约46万字字;已完成而未发表的作品有1个中篇,10个短篇,约8万7千字,未完成的作品10篇,约8万字。存目失稿的作品有3个长篇,19个短篇。他的作品有: 《夹竹桃》 (1945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雨》 (1960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笠山农场》(1961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钟理和短篇小说》 (1970年台湾大江出版社出版)、《原乡人》 (1976年远行出版社)、《做田》(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日记》 (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书简》 (1976年远行出版社)、《钟理和残集》 (1976年远行出版社)、《故乡》(1976年台湾大行出版社出版)、《钟理和全集》 (1976年远景出版社出版,包括长、短篇小说,散文等)。由张良泽先生编辑出版的《钟理和全集》共分八卷:第一卷《夹竹桃》 (中篇小说集);第二卷《原乡人》 (中短篇小说集);第三卷《雨》 (中、短篇小说);第四卷《做田》 (短篇小说及散文集) ;第五卷《笠山农场》 (长篇小说);第六卷日记》;第七卷《书简》;第八卷《残集》。钟理和是坚决主张“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台湾文艺界根据钟理和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把他的小说《原乡人》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为了配合这个电影的拍摄,台湾著名作家钟肇政写了《原乡人》、《钟理和的故事》,许多文艺界人士和生前友好都写了回忆钟理和先生的文章。中国作家协会也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钟理和先生逝世20周年。

陈文

陈文（1405年9月16日—1468年5月19日）,字安简,江西庐陵人。自幼聪颖好学,在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中,取得第一名。正统元年(1436),陈文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官职。明代,殿试一甲进士直接授翰林院官职。翰林院是朝廷专司笔札文翰之事的机构,翰林官皆为文学侍从之臣。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为正七品。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命陈文到东阁学习,毕业后,升为翰林院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为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英宗亲率明军数十万北征蒙古瓦剌部,土木堡一役,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正统十四年九月,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由监国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景泰。景泰二年(1451),阁臣高榖欣赏陈文的才能,向朝廷加以推荐,于是被授以云南右布政使的官职。右布政使是明朝省一级最高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长官,品秩从二品。布政使具体职事有五个方面:第一,主管考核本省官吏。第二,掌管本省户口、土田及贡赋。第三,调拨本省宗室、官吏、师生、军伍禄俸、廪粮。第四,主持一省礼仪祀典。第五,抚恤人民,赈济灾祲。陈文到云南担任右布政使后,从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出发,做出了很大成绩。

云南省的临省贵州,连年用兵,经常打仗,一切物资军饷都从云南送去,沉重的运输负担都压在当地的老百姓身上,老百姓难以应付。陈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让商贾代替老百姓运输,而老百姓加倍付给商贾运输费用。这种方法实行后,老百姓和商贾都满意,皆说方便。朝廷分派给云南的税收任务是每年70余万,官吏的俸禄都是从中提取,但是掌管税收的官吏(典吏)却侵占了不少税额,有些官吏连续几年都得不到俸禄。陈文得到这一情况后,对不法官吏进行了惩治,使云南的税收日益多起来。云南一带盛产白银,在民间用银进行买卖,比内地多三倍。明朝规定,在官府中服劳役的百姓只要交纳银两便可免除徭役。云南官府中服劳役的百姓,纳银免役比内地要多三倍,交纳者并不感到困难。陈文说:“虽然是这样,难道不是有损于廉洁吗?”于是便减少了纳银的数量,并命令官府减掉三分之一的服劳役名额。陈文的这些做法,得到云南当地人民的拥护,他的名声逐日增高,朝廷升他为广东左布政使。左布政使也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比右布政使高。升职的命令下达后,陈文因遇母亲丧事而没有赴任。

1450年,做了一年塞外俘虏的英宗,被迎回京城。他的弟弟朱祁钰怕英宗抢皇帝位,便把英宗禁闭在南宫整整7年。景泰八年(1457)正月,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为了邀功请赏,趁景帝朱祁钰病重,拥英宗复辟,改年号为天顺。英宗复位后,有一天对左右的侍臣说:“以前侍候在我身边的白皙而高大的编修在哪里?”侍臣听出皇帝指的是陈文,便把陈文的情况告诉了皇帝,英宗立即召回陈文,授以詹事的官职。詹事是明朝辅导太子的机构詹事府的长官,品秩正三品。陈文在任詹事期间,曾经乞请辞职,没有被批准,所以,陈文一直在东宫侍奉皇太子讲读经史。天顺六年(1462),翰林学士(翰林院长官)吕原去世,英宗问内阁首辅李贤谁可以代替吕原,李贤说:“柯潛可以。”李贤出宫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吏部尚书王翱,王翱说:“陈文依照次序正应当得到翰林学士的位子,为什么要压制他呢?”第二天,李贤入宫进见皇帝,把王翱的话转告了英宗。英宗特别信赖李贤,对李贤的话几乎是言无不从。天顺七年(1463)二月,英宗升詹事陈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陈文入阁后,当时阁事皆处决于李贤,陈文心中颇怀不平,遇事阻格,并常常对李贤说:“我并不是你推荐的。”侍读学士钱溥和陈文居住的地方紧挨着,他二人平常交往频繁。钱溥曾经担任过内侍书,他的门徒有许多已飞黄腾达成为达官贵人,他们来拜访钱溥时,钱溥一定也邀请陈文去一起宴饮玩乐。天顺八年(1464)正月初二,英宗突然身体欠安,卧床不起。这时,东宫(皇太子宫)内侍王纶暗地里拜访钱溥商量事情,钱溥没有把陈文叫去。陈文知道他们有要事商量,便秘密地窥探他们。王纶说:“皇上病情严重,东宫又到了纳妃的年龄(皇太子朱见深年18岁),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钱溥回答说:“应当依照遗诏上说的办事。”天顺八年正月十七日,英宗死。先一天英宗曾召见皇太子及太监牛玉等于榻前,发布遗命:皇太子即位,百日而婚。内阁大学士李贤等都未被召见,英宗的遗命是经太监牛玉传谕才知道的。李贤认为应当起草遗诏,拿起笔准备书写。陈文上前夺下李贤的笔大声说:“不用写了,已经有人起草了。”于是告诉李贤,王纶、钱溥定下计谋,想驱逐李贤让钱溥取而代之,让兵部侍郎(副长官)韩雍取代兵部尚书(长官)马昂。李贤听后大怒,便告发了这件事。当时,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刚刚即位,王纶自以为能得到司礼的职务,气焰非常嚣张。司礼是明代宦官机构的代表司礼监中的官职,负责宫廷礼节和内外奏章。给英宗送殡的时候,王纶外面穿着丧服而里面穿着华丽的貂裘,宪宗看到后非常厌恶他。太监牛玉害怕王纶得到司礼的职务后,权势过大倾轧自己,于是历数了王纶的罪过,宪宗下令将王纶驱逐出宫。钱溥贬为顺德县知县,韩雍贬为浙江参政。由供词所连累的有顺天府尹王福,通政参议赵昂,南宁伯毛荣,都督马良、冯宗、刘聚,锦衣都指挥佥事门达等,他们也都被连坐贬官。天顺八年二月十六日,宪宗升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陈文为吏部左侍郎,命他仍兼翰林院学士之职。六月十五日,宪宗诏补经筵官(辅导皇帝读书的官吏),命李贤等知经筵事,命陈文同知经筵事,也就是辅佐李贤辅导皇帝读书。

成化元年(1465)三月,宪宗升任陈文为礼部尚书兼职如旧。有个叫罗纶的人说李贤很薄情,陈文曾有愧于李贤,便暗地里帮助李贤驱逐了罗纶。陈文更为当时的评论所鄙视。成化三年(1467)春,宪宗命令户部尚书马昂、副都御史林聪及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京军编制)。宪宗皇帝不召见大臣,凡事委政于内臣(太监)。陈文上奏说必须有内臣共同执行,才可以清除京营中的弊病,于是推荐太监怀恩。宪宗听从了陈文的意见。成化三年八月,宪宗以《英宗实录》修成,赐纂修总裁官阁臣陈文为太子少保(从一品)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1468)四月二十八日,陈文去世。宪宗赐给他赠官“少傅”,谥号“庄靖”。

陈文平素以才自得,在京外为官时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朝中大臣也愿意推荐他。等他回到京师居高官时,行事反而鄙俗猥狎。进入内阁,虽可以参与大政,却没有建树。退朝后就召集宾客、故友吃酒宴乐。陈文的性格暴躁,一点违逆他的事他必寻求报复。成化二年(1466)李贤死后,陈文主持阁事,他更加不顾大体,恣意径行,名节丧失,又纵子为恶,大事贿赂,贪声彰闻,贪污的风气因此更炽。陈文死后,礼部主事陆渊、监察御史谢文祥等都上书劾其生平,认为陈文不应当得到赞美的谥号。宪宗认为命令已经下达了,不再更改。

奥里森·马登

奥里森·马登（Orison Marden,1848－1924），1848年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桑顿乔森林地区，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他3岁丧母，7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为了生存，马登开始了比一般山区孩子更为艰苦的挣扎。他先是寄人篱下，给人做工。他总也吃不饱饭，还要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没有同龄的朋友，还要受到主人孩子的嘲弄和虐待；没有长辈的关爱，还要忍受主人的责骂和皮鞭。他先后换过五个主人，但情况没有丝毫好转。 在马登14岁的时候，他决定要有所突破。一个星期日，马登出逃了。在一家锯木场找到工作之后，马登开始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读书。突然，一本书使他眼睛一亮，这就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一本著名的成功学著作。“对我来说，这本书永远让人热血沸腾，”就像日后他的读者评价他的书一样，马登说，“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直到它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自己拯救自己》点燃了马登两个梦想。首先，穷孩子爬到上流社会的故事激励他走出深 山老林，去接受教育，实现理想。其次，他想到，总有一天他也可以做点事情，来激励和引导那些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马登的教育经历是个漫长的马拉松。他先是断断续续地上点儿学，同时努力工作养活自己。

23岁时，他走进了大学校门。9年后，他拿到了如下学位：波士顿大学学士，奥拉托利会学士，波士顿大学硕士，哈佛医学院博士，以及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士。同时攻读多个科目并未影响他的收入。毕业前夕，他积攒了将近2万美元。

40岁前后，马登已经成了一位旅店业大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似乎没有任何变故能阻挡“幸运的马登”走向成功。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连年干旱，经济萧条，而且他最重要的一些旅店被大火夷为平地，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五千多页手稿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但马登没有屈服。背着沉重的债务，马登带着永不褪色的梦想来到波士顿。他开始了成功学方面的创作。他现在更有资格投身这个事业。因为，在他四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财富的阶梯上，他曾经站在最高处，也曾被抛到谷底，所以，他更了解财富与成功的奥秘。

1894年，马登三十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处女作《伟大的励志书》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年就再版11次。到1905年前后，仅在日本就售出近100万册。“我们日本人往往把这本书尊为日本的《圣经》。”一位日本游客这样告诉美国人；不但如此，在谈到日俄战争时，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说：“你相信吗？正是这本书给了我们抗击俄国人的勇气。” 在美国，麦金利总统这样评价《伟大的励志书》：“马登的书对所有具有高尚和远大抱负的年轻读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马登的书更值得推荐给每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梳理马登的著作，我们发现，他的成功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渐变过程。1894年的《伟大的励志书》可以说是马登前期的代表作。书中每一页都激情洋溢。而且，自古希腊以来的漫长历史都被马登充分地调动起来，大量的人物传记和轶事资料充实了全书，使这本书既有思想性，又很生动、扎实。 “这个世界渴望生活，更多的生活，”他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以及人类的体验、人类的奋斗。没有任何事物像人本身那样吸引人。” 大致说来，马登起初是倾向于品质成功学的，对功利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不过，在商业社会中，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是以财富多少来衡量的，因此，马登不得不弱化了对功利主义的敌对，对于追求金钱的行为，也越来越心平气和。虽然这个时候，马登在思想上就开始了渐变过程，但明显的转化与综合，却花了马登十年时间。 总的看来，马登还是注重人品质的培养，以及精神上的幸福；同时，也对财富等功利主义内容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但如此，他还发现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努力使两者协调一致，成为整体；一句话，成功往往就是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而这都是人应得的神圣权利。

1897年，马登的《成功》杂志创刊。很快，《成功》杂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发行量达30万册，员工达到200名。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杂志内部开始分裂，后来又因为得罪权贵而被告上法庭。1911年，《成功》杂志倒闭。又一次，马登债务缠身。 马登多次表达过，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是看他与失败斗争的勇气，真正的强者是“第一次不成功，那么，再试一次”！像以前一样，马登再次用行动证明了强者的力量。他继续坚持出书，并计划再办杂志。

1918年，《新成功》创刊，即使在马登去世之后，这本杂志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有志者，继续着马登的伟大事业。

著作有《一生的资本》、《思考与成功》、《伟大的励志书》、《成功的品质》、《高贵的个性》、《奋力向前》、《真确思考的奇迹》、《成功学原理》等等

赵景深

赵景深（1902年4月25日—1985年1月7日），浙江丽水人。著名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理论家、教授、编辑家。5岁随父移居安徽芜湖,在芜湖圣雅各中学上完一年级后,随叔父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学习期间,即开始向《妇女杂志》、《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并与吕一鸣、孔襄我一起,替天津的《益世报》编辑“新知识”副刊,分管文学理论与创作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1922年秋,从棉专毕业后,即入天津的《新民意报》任文学副刊主编,组织绿波社,正式踏上编辑之路。1923年秋,在湖南长沙,与图画教师创办文艺刊物《萧湘绿波》。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7月,接任《文学周报》主编(1929年1月8日第351期起,改为与郑振铎,谢六逸等8人合编)。是年秋,任开明书店第一任总编辑。1928年至1929年,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卷1000多万字,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起,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刊,其中包括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大量译著。他主编的初高中混合国语教科书,把语言、文学、写作、逻辑、修辞等知识,由浅入深地编入语文教材,新颖实用,很受师生欢迎,短期内一再重印,对后来的教科书编撰者也很有启发。他编辑的《现代小品文选》、《郁达夫论》、《创作新刊丛书》、《抗敌小丛书》等,有新意,有个性,深受好评。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许多刊物和大量的《北新活页文选》。他主编的《青年界》,对青年影响甚大。主编的《现代文学》专门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著作及动态。他还参加了《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抗战期间,在上海与胡山源合编过《文林月刊》(由联美公司出版)5期,与庄一拂合编过专谈昆曲的《戏曲》5期(后因不愿向敌伪登记而停刊);在安徽时,与文学青年组织“星社”,并在《晚报》编《旬刊》。抗战后,一度接替阿英主编上海《大晚报》的《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解放后,他参加了《辞海》修订本的编辑工作,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研究会会长等职。先后出版了戏曲史与戏曲理论著作《宋元戏文本事》(1934)、《元人杂剧辑逸》(1935)、《读曲随笔》(1936)、《小说戏曲新考》(1939)、《元人杂剧钩沉》(1956)、《晚清曲谈》(1957)等。

皮锡瑞

皮锡瑞(1850一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以其居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光绪八年(1882)举人。三应礼部试，皆报罢，遂潜心讲学著书。光绪十六年主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旋应江西学使龙湛霖之招游南昌。十八年，移主南昌经训书院，以经史词章诏士，不课八股。甲午战后，马关订约，深忧时局，极言变法之不可缓。二十四年正月，湖南设南学会，留其居湘，延任学长，主讲学术，开讲三月，有讲义凡十七篇，刊《湘报》中。因守旧派肆意诋毁，四月仍赴江西主经训书院讲席。及政变作，江西某御史弹劾，谓其附和康梁，奉诏编管，革去举人，三年后始开复。光绪二十八年，被聘创办湖南善化小学堂，留湖南讲学，任长沙府中学堂讲席等。其少时，笃志为词章，与王闿运子伯亮、女夫邓幼弥辈唱和，尤喜为骈文。年既壮，读金鹗《求古录》，乃慨然有志于经，始治《尚书》，遂以名家，汤志钧有论曰：“皮锡瑞，经今文学家也。经今文学，‘所贵在微言大义’，尤助康、梁改制之说。然而皮锡瑞与康有为亦有殊异，盖有为‘通经致用’，援饰经说，倡言维新;而锡瑞则笃守今文家法，主王制，以易、礼为孔子所作，门户森然，堪称晚清之经学大师。”一生著述丰富，有《经学通论》五卷，《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三○卷，《师伏堂词》，《师伏堂诗草》六卷，《师伏堂骈文》六卷等二十余种，其中大部分辑印为《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生平事迹见皮名振著《皮鹿门年谱》，又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皮锡瑞》，支伟成《皮锡瑞传》(《碑传集补》卷四一)。

陈旉

陈旉[fū]（公元1076一1156年），宋代著名农学家。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著有《农书》三卷。他隐居躬耕的西山，是仪真附近的扬州西山或太湖洞庭西山，所以他是江苏人。洪兴祖在为陈旉《农书》写的《后序》中介绍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志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可见陈旉一生未仕，博览群书、种植药材，经营农业。由于他“躬耕西山，心知其故”，因此他写的《农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陈旉自己也说他的《农书》不是“腾口空言，夸张盗名”，而是“使老于农圃而视效于斯文者……转相读说，劝勉而依仿之”，以“有补于来世”。他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的农书。《农书》写成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时年七十四岁，五年后，他又为《农书》写了跋，他至少活了八十岁。仅在宋代，《农书》就刊印二次，一次在江苏仪真，另一次在江苏高邮。以后多次刊印，直到近年又出了点校的通行本，说明陈旉《农书》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古代农学著作。

连阔如

连阔如（1903年6月25日一1971年8月18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满族。原名毕连寿,号连仲三,笔名云游客。北京市人。幼丧父,家贫。六岁后只念了一年私塾即失学。在外祖父家寄居两年。一九一五年在北京做学徒。一九一六年到天津跑码头。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天桥摆摊卖卜。一九二七年拜李杰恩学评书《西汉》,后又师事张诚斌学说《东汉》。学艺刻苦勤奋,技艺猛进,说、打、做三功俱佳,五到(心到、脚到、口到、手到、眼到)八技(吼叫、爆头、鸡鸣、犬吠、牛叫、马嘶、状哭、状笑)皆能。曾参加北平市曲艺工会。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平津报刊《时言报》、《民声报》、《立言报》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岳飞传》、《东汉演义》、《三十六英雄传》等,出版《江湖丛谈》。这些评书,风靡一时,影响较大。抗战爆发后,在平、津撂地说书,曾多次到平、津电台播演,并兼营广告业务。曾应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之邀,为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说戏。解放前演出的评书节目还有《列国》、《三国》、《隋唐》、《明英烈》、《水浒》、《精忠》等。解放后,一九五○年协助王永昌领导的新兴社排演了全部《水浒》,在北京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盛况空前。曾把首都的京、评、曲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戏曲界艺人讲习班,并任主任委员;创办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自任社长。一九五一年组织京、津两地曲艺艺人为主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当选为大队长。归国后,又率曲艺队到西康、四川宣传抗美援朝。一九五六年随中央广播说唱团赴南京等地演出。曾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讲学,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河北、四川、上海、南京、武汉等省市广播电台演播评书节目,均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净街连”。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解放后演出的评书节目主要有全部《三国》、全部《水浒》、《东汉》、《西汉》、《列国》、《隋唐》,新评书《红军长征演义》(与苗培时合编)、《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红旗谱》等。在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吸收了前辈艺人的艺术特长,又借鉴了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嗓音宽厚宏亮,马跑、马嘶口技堪称一绝。博学多才,造诣精深。

韩儒林

韩儒林（1903年11月2日-1983年4月7日）中国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字鸿庵。河南舞阳人。生于1903年11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起，先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学，从伯希和等攻习蒙、藏、突厥、波斯、拉丁等语言文字及历史。1936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北平研究院(昆明)史学所副研究员，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重庆）副主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边政系主任。1949～1982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其间于1965年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在任一年。1962年，先后访问蒙古、苏联，参与三国合编《蒙古史》工作。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江苏史学会会长，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韩儒林自留学欧洲以来，始终专注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他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熟悉并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成就，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其主要著述如《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等篇，多注重名物制度的考释。他利用波斯文等史料与汉文史料直接比勘，相互校订，纠正了洪钧以来元史著作中的许多失误，弄清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个阶段性的进步。此外，在突厥史、西藏史、西夏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建树。

50年代以后，他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史学研究的组织和人才培养工作，但学术研究仍未停辍。1956年，创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77年，创办《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又与翁独健等一起倡议建立了中国蒙古史、元史和中亚文化研究会。撰写的论文有《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清代内蒙古驿站》、《元代诈马宴新探》等二十多篇。60年代初，他参加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撰，与助手一起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分册；中期，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组织工作，主持北方地区历代图幅的编绘。由他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韩儒林于1983年4月7日在南京逝世。他的主要著述，多收入《穹庐集》。此外尚有《成吉思汗传》、《元史讲座》等著作。论著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罗家伦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文言文,而且揭露专制制度下的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流露出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的思想。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参加了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过一些宣扬反共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行动。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1]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2]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3]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做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做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4]。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危亦林

危亦林（1277-1347），元代医学家,字达斋,江西南丰人。出身业医世家,自幼学医,自称游学东京(宋开封),精于骨伤科,任南丰医学教授。他总结了自家世代积累的丰富临证经验,整理家传大量经验效方,经10年努力,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科专著,内容丰富,深受后世医家重视。他在书中提出关于骨折和关节脱位的整复和固定方法,有些与现代方法相同,并有小夹板治疗骨折的记录。对颈椎骨折进行悬吊复位,为世界首创,较英国医生达维斯(Divis)在1927年提出的悬吊方法早600余年。他使用曼陀罗进行全身麻醉,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记录。日本医生华同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作手术麻醉剂,轰动国际麻醉界,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先例,其实已比危氏晚了450年。

危亦林通晓内、妇、儿、眼、骨、喉、口齿各科,于骨科最为擅长,官至杭州医学教授。于天历初元(1328年),以十三科为类分,编选古今验方。历时十载,于至元三年(1377年)著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刊刻于至正五年(1345年)。书中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证,并收载了元代很多伤科的治疗手术和经验方剂。尤其是方中药物均以脚注的形式要求炮制操作,其中大部分炮制方法是宗前人经验,如净制、切制,炮、炙、炒、煅、煨等,尚有盐炒,姜汁制,酒浸等辅料制法。为了更好的制备剂型,发挥疗效,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的炮制制剂方法,如“煮附圆”,“炮附子圆”等。在处方中,多次应用“半生半熟”之品,以使药物作用更加全面。对于外伤及骨科用药,多采用“煅醋淬研”,“烧存性”等炮制,以利发挥药效。

文子

文子，姓辛氏，号计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为《文子》（《通玄真经》）一书作者。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生卒年不详，是道家祖师，文子思想尚阳。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文子学道后无所不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师事之，三晋之地的文子学派和齐国的黄老学派共同形成了北方道家。《文子·上德》篇有明显的《易》学特色。《上德》解易与《彖》、《象》为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文子等道家思想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刘克庄

刘克庄（1187年9月3日—1269年3月3日）南宋文学家。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甫田(今属福建)人。曾师真德秀。嘉定二年(1209)以荫补将仕郎，因《咏梅》诗获罪，不仕二十余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为理宗赏识，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劾权相史嵩之，贬知漳州。后屡被劾罢。景定三年(1262)贾似道入相，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次年故去，谥文定。其一生虽“前后四立朝”，然时间短暂，且多被贬出守外郡。其晚年虽趋奉贾似道，为人所讥，然也仗义执言，评击时弊，弹劾权臣。其诗，关心恢复和民生疾苦，对南宋政权妥协苟安，深为不满;其词，以爱国思想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除诗词外，诗论，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散文，“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一些诗词，应酬叠和疏于辞采，也有议论化，散文化现象。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别调》、《后村长短句》。

作为文学家，刘克庄不仅是江湖诗人中“狂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传统的重要诗人和成就极高的辛派词人。克庄之诗，早期沾染江湖诗风，后来转而倾向陆游，以为“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诗中多写民间疾苦、边庭流血。如《赠防江卒》之一：“陌上行人甲在身，营中少妇泪痕新。边城柳色连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伤时感乱，步陆游之后尘。不过，他与戴复古一样，都是出理学家真德秀之门，对朱熹五体投地，故而诗中常议论过火，乃至“头巾气”颇多，与宋诗末流的倾向相近。作为辛派词人，克庄是南宋中叶以后的成就较大者。其词多为长调，比辛词议论更多，气格几近于散文。这一面发展了辛词之奔放疏宕，一面却缺乏辛词内在的深沉与精警。如《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一词的起句：“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云云，全然是散文化之议论，豪而伤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会》有云：“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这是对刘克庄极公允的评价。研究资料可见《宋史》(中华书局校点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

储仁逊

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二月，卒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学识渊博，犹精医卜堪舆之术。着有《闻见録》十五卷。《嚣嚣琐言》等。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储仁逊抄本小说，清代白话长篇小说合集。十五种,计《蜜蜂计》十回、《毛公案》六回、《于公案》(之一)六回、《于公案》(之二)十回、《双龙传》五回、《青龙传》四回、《守宫砂》两卷一百二十回、《阴阳斗》十六回、《双灯记》十回、《满汉斗》八回、《蝴蝶杯》十回、《八贤传》二十回、《孝感天》七回、《聚仙亭》十回、《刘公案》二十回。储仁逊抄。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书斋号莳心堂。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现仅存清抄本,藏南开大学图书馆。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排印清抄本。

干宝

干宝（约282年―351年）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定居海盐。干宝年轻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召为著作郎。后参与镇压荆湘流民起义，赐爵关内侯。东晋初，朝政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推荐干宝领修国史。因家贫，求外出任山阴令。后任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任散骑常侍。著《晋纪》20卷，自晋宣帝迄于晋愍帝，凡53年。书成奏上，当时以良史著称。

干宝性喜神怪传奇，好阴阳术数。据传说：父死葬于澉浦青山，父有一宠婢，宝母甚妒，父死乃生推婢于墓中。10余年后，母丧开父墓，婢竟伏棺如生，载还家中，经日苏醒，复活。又其兄曾气绝而苏。于是干宝搜集有关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民间传说，撰成《搜神记》30卷。他在《搜神记》自序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书中多述神仙鬼怪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优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中许多名篇，如《董永卖身》、《相思树》、《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给后世文学创作以深远影响。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代表作。原书已佚，今存本为后人辑录。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为20卷，并附有《搜神记》佚文34则。除上述二书外，尚著有《周易注》、《周官礼注》、《春秋左氏函传义》、《干子》等。

马培之

马培之(1820-1903)，清代名医，字文植，以字行。常州孟河人。马培之祖上从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从医，培之十三岁起，受名医费伯雄赏识传授医术，马培之之妹嫁与费伯雄之子，两家关系十分亲近。后又随祖父马省三临床习医十六年，尽得其传，为马氏医家中造诣最深，医术最突出的名医。培之既从嗣祖学，尽得外科家传，浸淫深造；又旁及九峰、伯雄之学，存真务实，独出手眼，“比之晚近外科诸家，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故“外科尤绝，以内科成名”，精通内、外、喉三科，与费伯雄齐名。其案神似王九峰，治伤寒有突破，医事蒸蒸日上，病者满室。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症不能只着眼于外表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外，还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在治愈多方求医不果的翰林院成员余鉴、著名文学家俞樾之顽疾后名声更著。1877年两朝帝师翁同龢专程来孟求治。1880年经江苏巡抚吴元炳、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常州人）等推荐，应诏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疗效显著，慈禧太后称“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并特御赐匾额“福”“务存精要”，御赐为“徵君”，封其为三品御医。马培之在京历时九个多月，还为朝中许多达官贵人治愈多种疾病，从此医名更大，成为江南妇孺皆知的名医。后去苏州，比邻俞樾，其开设门诊的一条街被取名为马医科巷；晚年去无锡，与得意门生邓星伯朝夕相见，方留心著作。主要编著有： 《外科传薪集》（近代重要的外科著作），以及《医略存真》《马培之医案》《伤寒观舌心法》《药性歌诀》《马评外科全生集》《青囊秘传》《外科集腋》等，其他还有由余继鸿、徐衡之、秦伯未编的《马徵君医案》坊刻本和手抄本各若干卷。马培之之侄马伯藩等后辈，以及门人贺季衡、邓星伯、丁甘仁、吴庚生、巢渭芳，继承了马氏医学，均以医名于世，医术世代相传，其渊源家学只有极少数医家能与之匹敌。

赵蕤

赵蕤 (ruí）字太宾，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唐代经学家。其生活年代在唐玄宗前后。博学多才,长于经学。淡泊名利,开元中,召之不应。一生隐居于梓州长平山,不意仕进。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淡于仕进。开元中玄宗下诏召见，坚辞不应。于开元四年著成《长短经》。作者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而今本却有六十四篇，仅九卷，与自序不合，有人疑为作者笔误或传写之误。第一卷《文上》八篇;第二卷《文下》四篇;第三卷四篇，无总名;第四卷《霸纪上》一篇;第五卷《霸纪中》一篇;第六卷一篇，无总名，当作《霸纪下》;第七卷《权议》二篇;第八卷《杂记》十九篇;第九卷《兵权》二十四篇;第十卷《阴谋》，已佚。该书有正文，有注解。注文颇详，引用大量古书。注首或标以“议曰”，或不标，体例不一。其辨析事势，源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全书资料丰富，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引用的许多古书或已失传，或已讹夺，可借该书辑佚或校勘。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的史料甚少,兹排比于下:
《长短经·序》自称:“梓州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
《新唐书·艺文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
《北梦琐言》(五代,北宋初孙光宪撰):“赵蕤者,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钤韬,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应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唐诗纪事》引北宋杨天惠《彰明逸事》:“太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
《蜀中广记》(明代曹学亻全撰):“赵蕤盐亭人,好学不仕,著书属文,隐于梓州长平山。”
《三台县志》(清乾隆时修纂)除引用《北梦琐言》关于赵蕤的记载外,还对赵蕤隐居处作了记载:“长平山在州北,岗垅延袤而平广,因名”,“安昌岩在北坝千佛洞之左,为赵蕤隐居之所”。录有陈谦访赵蕤故址诗:“奇士栖幽处,青山空复青,高宗来吊望,遗址并飘零,王霸天人学,纵横长短经,呼之当欲出,慨想此精灵。”“濯笔溪在县西,即今九曲河是也,相传为唐赵征君习书处。”民国初曾在安昌岩建过赵征君祠,立过碑,今已毁。赵蕤隐居处“赵岩洞”三字今尚存。《盐亭县志》(清乾隆时修纂):“赵蕤字太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汉儒赵宾之后。”
《四川总志》:“蕤,盐亭人,隐于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异同,著《长短经》,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清同治年间盐亭县令郭尔建撰:《东关书院记》云:“金鸡场诸君子……合资修建书院,其址即唐贤赵蕤别业也。”在盐亭金鸡场嫘祖山嫘祖宫有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其中说:“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碑文后有“赵蕤谨题,大唐开元二◆◆年二月。”(原碑已毁,碑文引自《嫘祖研究》)

孙伏园

孙伏园（1894年－1966年1月2日），著名报纸副刊主编。浙江绍兴人。原名福源,又名伏园,字养泉,笔名伏、伏庐、松年、柏生、桐柏。1910年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就读,1913年转入绍兴浙江第五中学。1918年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转为正科生。曾为鲁迅学生。1919年起,加入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并任干事,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曾多次向鲁迅约稿。1920年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同年7月主编北京《晨报》第7版《晨报附刊》。1921年毕业后,主编同年10月12日创刊的《晨报副镌》,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2年5月5日,主持发刊《马克思纪念》专辑;11月7日,又发刊《俄国革命纪念》专辑。1924年10月辞职,同年11月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并出版《语丝》周刊,同年12月又应邵飘萍邀请主编《京报》副刊。1926年4月邵飘萍遇害后离京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部干事。次年初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7年2月应邀赴武汉,任《中央日报》主笔兼该报副刊《中央副刊》主编,从1927年3月22日到9月1日,共出版159期。除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外,还发表了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之后》、《周谷城的《农民运动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周开庆的《北京党案述惨》、滕波的《悼萧楚女同志》等重要文章及一组总题为《红色的艺术》的苏联美术作品。他本人则撰写了《京报及邵飘萍先生》、《五一纪念与李守常先生》等文。1927年冬去上海,创办嘤嘤书屋,主编《贡献》旬刊、《当代》月刊。1929年3月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留法期间,撰写了一批域外游记,其中的《丽芒湖》被誉为“游记体文章的范本”。1931年5月回国后应晏阳初之邀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学部主任,主编《农民报》和《民间》杂志。其中《农民报》采用注音符号和词类连书方法,深受农民大众欢迎。1937年春赴长沙,设立平教会湖南办事处。1938年3月,任湖南省衡山实验县县长。后到重庆,为军委会“专任设计委员”兼任《士兵月刊》社社长。1940年10月,应新到职社长陈博生之邀,任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经手在该报连载郭沫若著名史剧《屈原》,并撰文赞扬该剧是中华民族的《新〈正气歌〉》,结果被蒋介石见报后撤职。同年,与刘尊棋等在重庆创办中外出版社,为发行人。1943年5月,在重庆创办并主编《文汇周报》。后任成都《新民报》晚刊主笔,1945年2月1日成都《新民报》日刊副刊《雄辩》(后改《天府》)创刊后,任主编。抗战胜利后,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1946年10月,任成都《建设日报》副刊《平原》主编,至次年2月结束。1947年2月,受聘为四川大学夜校新闻班讲授《新闻与文学》、《报刊各种文体研究》二科。同年曾任成都中西文化研究会主任秘书。1950年1月,被电邀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善本图书馆馆长等职。1966年1月2日晨在北京病逝。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伏园游记》(1927年10月出版)、《山野掇拾》(与孙福熙合著)等书。一生以主编报纸副刊驰名,有“副刊大王”之称。

章衣萍

章衣萍(1901—1947年12月22日），现代作家和文艺报刊编辑撰稿人。安徽绩溪人。原名鸿熙。8岁开始读书。15岁时到南京继续中学学业。1919年到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曾任同乡胡适的私人秘书。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为该刊16个邀约撰稿人之一。1927年所著《情书一束》出版后,舆论界毁誉参半,由是名噪一时。1928年从北大毕业后,被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聘为秘书,兼任该校《国学概论》及《修辞学》讲师。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儿童文艺的编纂工作。1932年8月,在上海编辑《文艺茶话》月刊。1933年7月,又兼编上海《文艺春秋》月刊。1935年12月27日抵达成都,受到成都热风文艺社的欢迎。1936年1月5日,应成都青年会邀请到该会电影部公开讲演《人类为什么要战争?》。同年4月,应成都市各学校学生之请,每星期六下午在青年会大礼堂公开讲演《研究新文学的准备》、《小说论》、《诗词论》、《戏剧论》、《散文论》、《文学批评论》等题目。1937年5月,在报上刊出所著《伟大而悲惨的四川》一书(分上中下3册)的出版广告。同年6月21日,开始在成都《新民报》上的“教育与体育”栏连载《成都杂感》。8月9日,在成都《新新新闻增刊》发表《威尔士预言中日之战》一文。1938年1月下旬,又在《新新新闻》发表《中日战争有感》和《南京城破殉难者四万人》的诗作,颂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业绩,发出“要留正气在人间”的呼喊。1947年12月22日因脑溢血在成都逝世。著有《情书一束》、《磨刀集》、《种树集》、《樱花集》、《秋风集》、《新诗集》、散文《青年集》、短篇《古庙集》和《小娇娘》、《枕上随笔》、《苦儿努力记》、《友情》、《深誓》、《作文讲话》、《修辞学讲话》、《章衣萍集》(3卷)、《衣萍文存》及译作《未来世界》(与人合译)、《契诃夫随笔》等多种。

姚勉

姚勉（1216～1262），宋代文学家。字述之,一字成一,号雪坡,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少颖悟,日诵数千言。多次应试不第,宝祐元年进士第一,授平江节度判官,归家一月,父死居丧。四年,除秘书省正字,以丁大全当政,不赴。开庆元年,除校书郎,寻兼太子舍人、沂靖惠王府教授。忤贾似道,被劾为吴潜党,罢归。景定三年卒,年四十七。其人慷慨有大志,倜傥有义气,愤世嫉邪,排奸指佞,磊落有奇节。方逢辰称“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雪坡集序》),胡仲云至以苏轼、陈亮为比(《雪坡舍人集》附祭文)。《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受业于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颇妍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语。所上封事奏札,指陈时政,侃侃不阿(卷一六四)。亦能词,现存词三十二首,多祝寿、送行之作,风格亦较粗豪,成就不及其诗文。著有《雪坡集》五十卷,今存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三十二首。《全宋诗》卷三三九八至三四○八录其诗十一卷。《全宋文》卷八一二五至八一四五收其文二十一卷。事迹见《宋历科状元录》卷八、《宋史翼》卷二九。

苏洵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人称“老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列入“唐宋八大家”。据传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连进士、秀才也未考中。一气之下将平日撰写的文章数百篇焚烧殆尽，闭门苦读十余年，熟读《六经》及诸子百家之说，以至“下笔顷刻千言”。嘉祐元年(1056)，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二子双双得中进士，在京等候殿试。此间，他投书欧阳修等人，欧阳修对其甚为赏识并将其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献于朝廷，公卿大夫争传竞效。苏洵从此文名大震。嘉祐三年(1058)，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托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任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为霸州文安(今属河北省)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闢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去世，追赠光禄寺丞，归葬四川。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声称自己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以“施之于今”。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以史论、政论最为著名。他撰写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落笔简洁有力，所论政治观点也有不少是切中时弊、甚为可取的，如他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政论文中，提出不少革新的政治主张。在著名史论《六国》中，借论史而抨击宋王朝屡向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妥协外交，言“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因“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自述其文学修养得益于“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其散文风格凌厉纵横，简古劲峭。欧阳修盛赞他的文章“为贾谊、刘向不能过”，“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苏洵著作，原本大多散失，今存者尚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及《嘉祐集》十五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四四三卷。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04)间,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慕其才华,累召不应。二十三四岁时,应南阳太守鲍德之邀,出任主簿。元兴(105)初,衡因王侯以下豪侈过度,仿班固《两都赋》而作《二京赋》,以讽时弊。安帝以其有名,善机巧,精于天文、阴阳、历算,特征公车,拜为郎中,迁尚书郎,转太史令,掌管天象观测,著《灵宪》、《算罔论》两部天文学著作,又制成浑天仪。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132),制成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尝作《应间》赋,宣称决不“捷径邪至”,“于进苟容”,钻营取宠,甘愿“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以明其致力天文和学术之志向。阳嘉(132—135)中,针对当时图谶之风盛行,上疏求禁绝。后迁侍中,为帝赞导诸事,顾问应对,讽议左右。因触怒外戚和宦官,遭宦官谗毁,遂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衡不愿六居机密,上书请求专事东观收检遗文,补缀《汉书》,定汉家礼仪。顺帝不允,遂在永和(136—141)初出为河南和间相。在职三年,树威严,治法度,清奸党,郡中大治。时值衰年,便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顺帝复征拜为尚书,未期年而卒。张衡所处之时代,乃东汉从安定渐趋衰落之时代,政治十分昏乱。他从唯物论观点出发,驳斥了图谶迷信,批判了腐败的外戚宦官政体,主张礼义治国,除奸用贤,遵节俭,尚朴素,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众多奏议和《二京赋》等大赋作品中。他的作品大都“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芬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抒发自己想往贤人、忧国忧民的忠君爱国思想。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继承了汉大赋的辅张扬励,又融进了讽谏议论,为汉大赋之集大成者。同时,又开创了一种抒情小赋,使汉赋转入新境界。其完整的赋作有《温泉赋》、《应间》、《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髑髅赋》等8篇,其它如《舞赋》、《羽猎赋》等均残缺散佚。作品题材广泛,上至王侯下至百姓,讽谏议论,言情状物,无所不涉。长篇极轨的大赋,抒情清丽的小赋,诸体皆有。“文以情变,绝唱难踪。《两京》宏富,《归田》标举,《思玄》飘渺,《髑髅》伤情”(何沛雄《读赋零拾》)。但作品中仍有过于铺张、呆板、堆砌、雕琢之处。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把大赋推向最高峰,开辟了抒情小赋新途径,又创制以《四愁诗》为代表的新体七言诗,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崔瑗称其“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河间相张平子碑》)。郭沫若誉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张衡碑记》),恰如其分。《后汉书》本传载衡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辨》、《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11卷,大多散佚。明代张溥辑有《张河间集》43篇,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符

王符（约85年～约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 (今镇原县)人。东汉哲学家。自幼好学，讲究节操，与当时著名文人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关系密切，友好往来。性格耿直，慷慨不群。因庶出，为乡里所鄙视。离家为官，不同流俗，不得升迁。遂绝意仕途， 隐居家乡，著书立说。写成 《潜夫论》，凡10卷36篇。在《潜夫论》中， 提出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 “国以民为基”， 治国应以 “富民为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 离本守末则民贫。” “夫为国者， 以富民为本， 以正学为基”。提出必须严肃整顿吏治，绳之以威刑。主张优待移民，奖励生产，减轻徭赋，选贤授官。还提出 “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 社会的治乱， 人生的祸福，“莫不气之所为也”。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强调“人行之动天地”，“事在人为”。《潜夫论》语言质朴，笔力雄厚，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清人刘熙载评曰：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 皆东京之佼佼者”。约卒于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今镇原县城北山，为纪念他而取名 “潜夫山”，简称 “潜山”。墓在镇原县北二里处，现存有“汉处士潜夫王先生墓”碑。

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恺荫，原名张特立，曾用名特、凯音、天师、国涛，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为党内左倾分裂主义分子，叛徒。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部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1922年1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并会见了列宁。同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组织部长。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由于坚持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错误观点，被取消党的领导职务。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之后又任中央军事部长。1926年推行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组织部长。同年7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由于对革命产生动摇，曾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6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1931年春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来在长征途中，基于对形势的右倾估计，坚持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1935年6月后利用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之机，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宣布另立“党中央”，次年6月被迫取消。他的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地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并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同年7月，为挽救教育他，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向武汉投奔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他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党活动。1940—194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移居香港。1966年迁居美国。1972年中美建交后，寓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病死。著有《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