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季衡

贺季衡(1866～1934)，原名贺钧，字季衡、寄痕，晚号指禅老人，清同治五年（1866）生于丹阳城内南桥河沿贺家弄。

贺钧天资聪颖，六岁读私塾，所授之书，过目不忘，深受其父宠爱。七岁时，他不幸患上肠伤寒，卧床近一年，痊愈后，右足还落下微屈。父母见他行走不便，心疼难忍，便请孟河派名中医马培之诊疗，不久，他的右足奇迹般恢复了正常。马培之妙手回春的医术，令少年贺钧肃然起敬，在他心目中，马培之成了拯救人间苦难的活神仙。因此，长大也要学医的志向和信念，在他的心灵深处油然而生。

贺钧排行老三，其兄铁余、霞衫早年皆受业于马培之，学成后在丹阳城内行医，颇具名气，后相继早夭。十岁时，贺钧寄宿霞衫诊所，“遂取仲兄书尽读之”，开始接触起《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

光绪五年（1879），年仅十四岁的贺钧，只身来到与丹阳东乡交界的武进孟河镇，正式拜于恩人马培之门下。贺钧学医专心致志，勤奋不懈，且悟性极高，从而博得恩师赏识。马培之常以珍方秘笈授之，悉心为他开小灶，还不时感慨道：“今得贺钧，吾道于丹阳又得一传人矣。”贺钧得之真传，显然受益匪浅，学业大有长进。

光绪十一年（1885），受业六年的贺钧将学成而归。辞别恩师时，马培之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吾门衣钵在子矣。”可见他对爱徒寄托着莫大的期望。贺钧回到丹阳，他继承兄业，在南桥河沿邱家祠堂内原霞衫诊所为民治疾，后移至贺家弄扩建后的住宅。他初入医道又因年少，且处方又与众不同，一时并不为他人所识。然而，数年之间，贺钧不负恩师教诲，连连医好许多疑难杂症。于是，声名乍起，一时间就诊者络绎不绝。

从此，南桥河沿一改往昔的冷清，求诊者蜂拥而至，城河里不时停满来自省内外待诊者的船只，南桥河沿各家旅店为之爆满，街坊商家纷纷增设旅店及饭馆、杂货铺等，以满足应诊者与日俱增的需求。南桥河沿成了清末民初丹阳城内又一繁华的闹区。

他医术精湛，治学严谨。每每诊治患者，必先详询病情，细微末节，不厌其烦；切脉之后，则静心思考，才从容开方，并审视三番，再授方抓药。如此这般，每天日诊量多达百余号，且经他医治者，无不奏效。

贺钧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遇贫苦者来求诊，常免收诊费并以药施之。除日诊外，贺钧每天晚上都要出诊。他心系患者，急病人之所急，随叫随到，从不怠慢。无论是盛暑寒冬，还是疾风暴雨，概不间断；每晚求诊者往往踵趾相接，甚至一夜出诊十多次，因而时常天明才归。贺钧以医济世的坚定信念，救治苦难的良苦用心，令人倍加赞赏。他所题的“季衡”字，其喻意亦足以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季衡也成了他后来的大名被叫响。

随着贺季衡医术及其声望的提高，慕名前来拜师者亦接踵而至，其门生先后达三十六人，包括其子卓人、胞侄展如、堂侄了公。这盛况竟与当年马培之不相上下。其再传弟子张继泽（张泽生之子）曾撰文称：“贺季衡大师为孟河医派之中流砥柱。”昔日马培之衣钵相传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

民国元年（1912），正当贺季衡医道如日中天之时，其子卓人却不幸患咯血而卒。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贺季衡处于无比悲痛之中，他万念俱灰，竟将“逐日笔录”及“诊余墨市”毁以一炬，闭门谢诊。在万般痛楚中煎熬的贺季衡，苦苦冥思，又为自己题了“寄痕”二字。顿失良医之苦的丹阳父老乡亲和社会各界名流，联名央求他恢复诊业，并代为排定诊号，每天限诊数人，间隔几日一休。贺季衡盛情难却，遂勉为应诊。

后来，江苏都督程雪楼抱病来丹求诊，经贺季衡医治而愈后，程雪楼力劝他以救治苦难为重。于是，贺季衡重归于“白天门诊、晚上出诊”的繁忙之中。他又率领得意门生张泽生、颜亦鲁等，在双井巷闹市创设“仁寿堂”中药店，聘请著名中药师周秉钧任经理。药店自制丸散膏丹，著名中成药有贺氏中风牛黄丸、喉症秘药、玉枢丹、辟瘟丹、行军散、姜桂丸、牛黄七宝丸等。这些中成药均由贺季衡亲自开方配制，也是他常用之药，疗效极其显著。

仁寿堂不图名利，选药精良，货真价实，生意兴隆，致使外地购药者亦纷至沓来。由此也招来一些药店老板的嫉妒，民国十年（1921），有一家姓薛的药店老板处心积虑地想搞垮仁寿堂。他利用一知半解的药物知识，怂恿曾经贺季衡医治的病人家属闹事，并出面煽动说：“身为名医还不知‘丁香与郁金配’用药忌讳，这可是用错了药，要死人的呀！”贺季衡镇定自若，不与其争执，只是和他约定时日在贤桥脚下的一家茶馆尝药论理，且许诺由嫡孙贺桐孙到场尝药。消息传出，一时轰动了丹阳城。

第二天下午两点，茶馆里坐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时年十一岁的贺桐孙在师叔们的带领下，也准时来到茶馆。“丁香与郁金配”由薛老板当场煎好，贺桐孙一口气将一碗“丁香郁金汤”喝完。数小时过后，其孙面不改变，毫无异常迹象。其真相不言自明，茶馆里顿时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薛老板无端玷污名医。在众目睽睽下自取其辱的薛老板，无地自容，便悄悄地溜走了。隔日，病人家属特地到贺家弄向贺季衡道歉。这时，贺季衡袒露道：“薛老板只知‘十九畏’中的‘丁香莫与郁金配’的旧说，而不知丁香配郁金有舒肝理气之效果。”

在贺季衡的行医生涯中，还有许多令人叹服的花絮，如丹阳民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真假药方治危症”，“一句话平息一场官司”等。当时，就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出嫁女儿生病，若不经贺季衡诊治而死，娘家人不依”；“不经贺季衡医治，死了都冤枉。”由此可见，人们对一代名医的信赖程度有多高。

张浚

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 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南宋抗金名相。大臣。

唐代大诗人、名相张九龄有个弟弟叫张九皋，才气不及兄长，官位亦不显。谁知，过了三四百年后，张九皋的后裔中竟出了位名震天下的人物。

此人便是南宋名相张浚。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据称，张浚出生前的一天，张咸午休，睡梦中见一神人自天而降，对他说：“你的儿子将来要做宰相。”但不幸的是，张咸没能看到儿子为相，就在张浚四岁时病逝了。年幼的张浚由母亲冀夫人一手拉扯大。

父亲病逝那年，大宋帝国第七位君主哲宗赵煦也一命呜呼。哲宗之弟赵佶入承大位，是为徽宗。此君在绘画书法上堪称一代巨匠，但在治国理民上却十足的昏聩。大宋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如江河日下，迅速腐败。北方和西北的辽、金、西夏厉兵秣马，虎视中原。强敌环伺，大宋帝国岌岌可危。张浚就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氛围中长大的。他行直视端，刻苦自励，矢志以己之才报效国家。高中进士后，被遣至熙河(今甘肃临洮)西夏前线做幕僚。在熙河，他走遍了当地的营垒要塞，察看了那里的山川地势，并时常与旧时的戍边守将一起纵饮畅谈，详细询问自开国以来的守边方法，以及行军布阵等问题，为其后来能娴熟地主持军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6)，张浚被授以太常簿。第二年二月金人破汴京城，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在这历史剧变的时刻，张浚表现出一种坚贞的情操，誓死不与逆贼合作，并与赵鼎一起逃入太学。五月一日，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张浚得知消息后，即驰马奔赴南京(即应天府)，从此以后，他便以其整个的生命，投身到复兴国家的大业之中。

张浚回到南京后，先被授以枢密院编修官，后改虞部郎，不久，又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南宋初创，百业待举，对此，张浚认为居首位的应是确立国家的法度。任侍御史后，张浚便先行着手改变当时纲纪废驰的状况。就在这时，发生了韩世忠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亡的事件。张浚立即奏请罢免韩世忠观察使的职位，并严厉惩处当事人。至此，朝廷内外深为震动。

建炎二年(1128)春，金人分三路大举南犯，企图一举消灭赵氏王朝，高宗不敢与敌交锋，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南逃扬州。张浚认为，要兴国，光靠避敌是不行的，他建议道：“中原一带是国家的根本，请陛下降诏修整东京、关陕、襄阳等地行宫，以备巡幸。”张浚的建议，引起了只会向金人求和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的不满，并将其除集英殿修撰，出知兴元府。高宗知道后，不想在身边失去这样一个能干的大臣，因而，不等他离去，便再除其为礼部侍郎。高宗说：“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有所作为，却像要一飞冲天而没有羽翼一样，所以，我想让你留下来辅助我成就大业。”不久，除御营使司参赞京事。

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再度南侵。对于金人的这次行动，张浚事前曾多次建议加紧防范。但是，掌握朝中大权的黄、汪二相不仅听不进张浚的建议，反而嘲笑他“太多虑了。”由于黄、汪二人的阻挠，南宋军队毫无作战准备，至金人打过淮河，进逼扬州，高宗只好仓惶逃往临安。

高宗来到临安后，刚把自己的小朝廷安置下来，不想又发生了苗、刘兵变。在叛将苗傅、刘正彦的威逼下，高宗只好禅位给了3岁的儿子赵。当时，张浚留守平江(今湖南平江)府。一天，忽然接到改元诏书，张浚感到事情突然，直觉告诉他临安恐怕是发生了兵变，为了防止混乱，张浚命守臣汤东野将诏书扣下，秘而不宣。稍后，苗傅等送来文书，告知高宗禅位事宜，张浚看罢文书，面向临安，大哭一阵，然后，即召汤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商讨起兵讨贼。

此时，朝政已被苗、刘二人把持，为了稳住局势，苗傅任命武将张俊为秦凤路总管，张俊不明真相，便带兵万人西还。

张俊为人纯朴诚实，平时颇得高宗信任。张浚知其可与谋事，便急忙将其请来，告知临安兵变情况，两人相持而泣。然后商定共同起兵讨逆勤王。为了增强勤王军的实力，张浚又派人约吕颐浩、刘光世带兵来会，并命张俊分兵控扼吴江(今江苏吴江)，以防苗、刘计穷而挟帝北投。一切布置停当，张浚上疏，坚请高宗复位。

奏书上呈后，韩世忠的舟师已抵常熟，张浚再以书召之共同讨贼，在犒师宴上，张浚大声地向各位将校问道：“今天的行动，谁顺谁逆?”大家同声答道：“贼逆我顺。”接着，张浚又表情严肃地说道：“听说逆贼以重赏买我的人头，如果我此举违天悖人，你们可把我的头拿去;不然，如果有谁临阵退缩，均按军法从事。”

大军出发后不久，张浚再次接到要其只身赴临安的诏书。

张浚一面督军前进，一面复信，声讨苗、刘的叛逆行为：“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说的是指斥乘舆;事情涉及不逊，谓之震惊宫阙。你们所做的废立之事，实是大逆不道。罪应诛灭全族。”苗、刘二人得知张浚已率各路勤王军前来临安，急忙派重兵扼守临平，同时任命张俊、韩世忠为节度使，而诬称张浚阴谋危害社稷，流放郴州安置，企图分化勤王军。张俊、韩世忠拒绝不受，张浚再传檄中外，声讨苗、刘罪行。

眼见各路勤王军快速前来，苗、刘无计可施，只好听由朱胜非宰相的安排，迎请高宗还位。高宗复辟后，御笔除张浚知枢密院事，苗、刘再次要张浚只身入朝，停止进军。张浚与吕颐浩商议后认为必须除掉苗、刘，否则日后定成祸患。随即指挥韩世忠，大攻苗、刘守军。进入临安后，全城人士夹道欢迎，高宗也很感激地对他们慰劳再三。

当初，张浚率军抵达秀州时，一天夜间，曾遇一人持刀来至跟前，张浚知是刺客，便问道：“你大概是苗、刘派来杀我的吧?”来人称是。张浚又说：“既是这样，就请拿去我的人头。”来人却站着不动，说道：“我也是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人，岂肯为贼所用，何况你如此忠义，怎能忍心加害。我只是见你防备不严，怕以后再有刺客前来，故尔相告。”张浚再问：“要金帛吗?”来人大笑道：“如果杀掉你，还怕没有金帛吗?”张浚看到来人是一侠义之士，便想留之，但被来人谢绝：“我家有老母，还在河北，所以不能留此。”再问姓名，亦不回答，随即摄衣登屋而去。及至大功告成后，张浚遍地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位侠士。

张浚认为，要复兴大宋，当从关陕开始。考虑到金人有可能先入陕，然后自陕攻蜀，那样一来，东南便陷入被夹攻的境地，势难保全。因此，张浚向高宗极陈利害，并请任川、陕。高宗也正为两地无得力者镇守而犯愁，遂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张浚出任川、陕后，将幕府安置在秦川。这时，有谍报金人将进攻东南，张浚急命诸将整军前往，及至房州(今湖北房县)，攻至江、淮一带的金军得知情报后，已快速撤军北去。张浚还师。

张浚率军回到关陕后，又得知金帅兀朮仍在淮西，张浚怕他伺机再去侵扰东南，便集合五路大军回到永兴(今湖北永兴)，以牵制河南金军。兀朮赶来支援，张浚与之大战富平(今河南孟县西南)，经原帅刘亲率将士冲锋陷阵，杀敌甚众。然而，由于環庆帅赵哲擅离职守，其部临阵脱逃，致使诸路大军全线溃退。张浚只好退保兴州(今陕西山阳)，并上书待罪。高宗深知张浚不易，不仅未加责备还亲自手诏，加以慰勉。

绍兴元年(1131)，金将乌鲁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东)，企图打开通往巴蜀的大门。张浚命吴玠凭借险要发起进攻，金人大败而逃。之后，兀朮再合兵来攻，又被吴麟大败，兀朮只身逃走。当初，粘罕病重时，曾对诸将叮嘱道：“自从我进入中国以来，除张枢密外，未有能与我交锋者，我在，尚且不能夺取巴蜀;我死了后，你们就断了这个念头，想办法保住自己就行了。”兀朮当时很生气，认为是粘罕小瞧自己。今天，在逃跑途中，只后悔不听粘罕的话，为此差点丢了性命。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集新兵，任用贤能，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尽管后来关陕失守，但却为保住巴蜀赢得了时间。同时，由于张浚在此有效地牵制了金军，使江、淮一带赖以稍安。

然而，就在张浚在前线拼命御敌之时，朝中却有人不断搬是弄非，使得高宗慢慢也对张浚起了疑心。绍兴三年(1133)，朝廷派王似去做张浚副手。张浚知其用意，为了消除高宗的疑心，张浚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同时，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复兴基地轻易落入敌手，便再上疏言王似不可用，请求另换他人。宰相吕颐浩对此很不高兴，朱胜非也因以前与其有矛盾而借题发挥，对他大加诋毁。高宗只得将其召回。

由于张浚在陕颇有成绩，威望也相应提高，致使朝中一些官员渐生妒意而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使得张浚回朝后不久，便再遭辛炳弹劾，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在金人频频南侵的军事压力之下，高宗只好再召张浚复职枢密院事，并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张浚受命后，当日便赴江上视察军队。当时，金帅兀朮在扬州拥兵十万，并约定日期要渡江与宋军决战。张浚调兵遣将。布署完毕后，留在镇江指挥。韩世忠则派部下王愈见兀朮约战，并告知兀朮张枢密坐镇镇江。兀朮不信，认为这是宋军在虚张声势，他问道：“张枢密不是已经给贬到岭南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王愈拿出张浚所下战书给他看，兀朮顿时脸色大变，急忙引军北去。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六年(1136)，伪齐皇帝刘豫联合金兵南犯，张浚对高宗说：“金人不敢全部出动，这一定是刘豫的兵马。”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张浚和刘光世为了退守，有意夸大敌情。张浚坚持以攻为守，主动打击来犯之敌，他说：“贼豫以逆犯顺，不将其剿除，我们凭什么立国?今日之事，只能是有进无退。”并命令道：“有南逃渡江者斩。”张浚之所以决心在江北迎击敌人，是因为他心中清楚，这时如果失去了淮南，那么，长江之险也就与敌共有了。这次战役，在他的坚定指挥下，大破敌军，金人也不愿为了刘豫而冒险，趁机撤回兵力。高宗深感张浚的决定是正确的，事后，亲自手诏，予以嘉奖。

绍兴七年(1137)，因张浚却敌有功，命除特进(加官之号)，不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这时，问安使何鲜从金人那里回来报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先后去世，高宗听罢，哀号不已。张浚劝道：“天子之孝，与百姓不同，天子之孝最应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还请陛下从悲痛中振作起采。”然后，张浚上书求退：“臣……十年间，虽尽力想帮助陛下拯救人民于涂炭，但天不遂愿，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想当初，陛下曾对臣说：‘能为我雪耻的，只有你张浚。’然我终未成功，敌人还在肆无忌惮，今日之祸，都是由我而始，因此，请陛下将臣罢免。”高宗不许，还请张浚视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激励高宗，每有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高宗深为感动，对张浚信任有加，遇事无论巨细，定要征求张浚的意见，赐给诸将的诏书，也常常要张浚起草。

张浚秉政，处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并积极主张抗战，但因此却得罪了奸臣秦桧而遭其迫害。

绍兴七年(1137)，张浚由于郦琼叛变投降刘豫事件而引咎求去。当时，高宗问秦桧是否可替之为相，张浚没有同意而推荐了赵鼎，秦桧由此对张浚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绍兴十六年(1146)，西方天空出现彗星，已被贬官外任的张浚忧心国事，想上书陈言，又怕遭权倾一时的秦桧的报复而牵连母亲。一连几天，张浚在忠孝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人不觉瘦了许多。他的母亲看到后，非常惊讶，问其缘故，张浚以实情相告。张浚的母亲冀夫人是位通达事理的人，她没有直接告诉张浚该怎么办，而是背诵了张浚的父亲在当年科考时一篇对策中的话：“臣宁愿讲真话而死于斧钺之下，而不能忍心不言以辜负陛下。”母亲的鼓励，坚定了张浚的决心，当日上书，直言朝廷问题所在，并将其比作“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秦桧见其矛头直指自己而大怒，致使张浚再次遭贬，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十年(1151)，再迁永州(今越南清化省安定东)。

张浚自从遭贬离开朝廷近二十年，但是，许多人都很关心他，就连不懂政事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当年有了张都督。人们为他所遭遇的不公而叹息不已。金人由于害怕张浚，更是关心他的情况，每有来使，必问张浚现在哪里，唯恐他再次起用。

然而，当时的秦桧由于高宗一心求和的需要而倍受重用。他知道，张浚的存在，始终将是自己的一大威胁，因而便指使手下诬蔑张浚谋大逆，必欲杀之。只是由于还未及实施便死去了，张浚这才得免。

张浚自谪居永州后，时常听到一些关于朝中的传闻，心中很是忧虑。一天，忽然听说京城有人来，急忙出来观察，只见一男子躺在屋檐下喘息，却不能说话。当时，凶吉难测，众人只是环视而不近前。张浚上前，将来人扶起，稍微灌了些汤水后，来人苏醒，但仍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腰间。张浚从其腰里找到一张纸片，原来是张浚以前的属下听到秦桧已死的消息，忙派来人紧急送信，由于一路跑的太急而致昏蹶。人们听后，欢声不断，张浚心中也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秦桧死后，张浚得以起废复用。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其母冀夫人年老去世，张浚素以至孝闻名，但此刻考虑到国家二十年来被秦桧所害，边备荡然废驰，加之金人完颜亮刚刚篡位自立，势必举兵，自己身为国家大臣，面对这种局面，不应居丧在家。因而上书言国家多年来沉溺于宴乐的危险。不幸的是张浚的一片忠心，却再次遭到一帮无所作为的朝臣的指责，而一心只想苟安的高宗也不想再谈战事，便下诏要张浚复居永州，服除落职，只以本官奉祠。

张浚起而复贬，在永州一呆又是几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2)，金人举兵，再犯江、淮。高宗降诏张浚复职判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时，金军充斥江北，张浚轻舟北上，有人劝阻说：“敌兵正在焚掠采石，烟炎涨天，要谨慎不易轻进。”

张浚坚定地说：“我赴君父之急，只知前进。”及江北宋军见到他时，无不以为是从天而降，极大地鼓舞了江北军民的抗战热情。

绍兴三十二年(1163)，高宗禅位，孝宗登基，改元隆兴。孝宗即位后，颇想励精图治，他对张浚说：“久闻先生大名，现在朝中所能依靠的只有你了。”遂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等。

张浚当年在汴京城中，曾亲眼目睹徽、钦二帝北行、民生涂炭之景象，因而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多年来，他的这一抗敌决心不仅未因几番挫折而减少，反而愈加坚定、执着。重新起复后，虽然也不断遭到主和者诽谤，但张浚仍不改其心志。隆兴元年五月，由于孝宗任人不当，致使张浚发动的北伐战争由胜转败，张浚上书请罪，主和者亦乘机大肆诋毁，七月，秦桧余党汤思退任右相，张浚更屡遭弹劾，终被贬官。

八月，求和使者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人扬言必要海、泗、唐、邓四郡，不然，就要在农闲时发兵。张浚说：“金人是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和与不和上。”而身为宰相的汤思退却暗中授意卢仲贤答应金人条件。张浚得知消息后，进京面君，直言苦谏，力陈和议之不当。孝宗本不答应割让四郡，至此，对议和也有所悔悟。于是，即拜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都督如故，并说：“议和之不成，是天意也，从此可专心于恢复了。”然而，张浚任相，基本上阻塞了汤思退的议和之路，汤思退再次与其党羽阴谋陷害张浚。

二年(1164)，张浚出京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其他党羽也随言附合，致使孝宗再次犹豫，并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而汤思退则乘机尽毁张浚所设防御工事，撤退守军，向金人做出求和姿态。

张浚离开临安时，上书指责尹穑奸邪误国，且劝孝宗务亲贤良。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是无法逃避的。我身受两朝重恩，现在虽然离去，但仍时时盼望圣上有所感悟，既然现在我发现了问题，又怎能忍心不说呢?假如圣上再次用我，我会即日起程，以赴国难，而不敢以老病为托辞。”在场的人听后都大为感叹。张浚离京时，已经身染疾病，再加路途颠簸，心情忧郁，途经余干(今江西余干)时，病情加重，至八月病逝。享年65岁。临终前，张浚还以不能恢复中原，洗刷祖宗耻辱为恨。他勉强支撑起病体，亲自手书给他的儿子：“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要把我葬在先人的墓旁，埋到衡山脚下我就满足了。

张浚的去世，举国震惊，孝宗也为之辍视早朝，以示哀悼。

张浚幼有大志，一生忙于军旅攻防，力图恢复中原以雪前耻，终身未言和议;每次讨论定都问题，都主张建都建康，圣上居之，可以北望中原，激发大志;与赵鼎共同主政，多引荐贤能;事母以至孝著称，学精于《易》，有《易解》及《杂说》10卷，对《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中庸》等经典著作亦各有解。另有文集10卷，奏议20卷。

张浚去世后，赠太保，后又加增太师，谥忠献。

胡绳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姓项，曾用公孙求之、毅、卜人、浦韧、陈桑、念青等众多笔名或化名。祖籍钱塘县，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5年9月至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工作，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至1937年间先后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进步刊物撰稿，参加《新知识》的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从事文化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香港《大众生活》杂志编委。1942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香港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8年10月离开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下半年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1975年后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欧洲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11月5日在上海去世。著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等。1997年捐献文集的全部稿酬，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约瑟夫·海勒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年5月1日—1999年12月12日)，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空军中尉。战后进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于纽约大学。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曾任《时代》和《展望》等杂志编辑。1958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小说和戏剧创作。1961年，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问世，一举成名，当年即放弃职务，专门从事写作。除《第二十二条军规》外，海勒还发表过长篇小说两部： 《出了毛病》(1974年)和《象戈尔德一样好》(1979年)。前者通过对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描写，反映了60年代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精神崩溃和信仰危机， 后者把家庭中的勾心斗角和政府中的权力争夺交织起来描写，表明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怎样愚弄一个自视甚高的犹太知识分子，使他产生了飞黄腾达的美梦，荒谬得滑稽可笑。海勒还著有剧本《我们轰炸了纽黑文》 (1967年) 和《克莱文杰的审判》 (1974年)，但影响不大。海勒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黑色幽默文学中影响最大，成为这一流派的支柱。他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注意挖掘社会重大主题，揭示现代社会中使人受到推残和折磨的异己力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创作方法往往是从超现实而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出发，经常以夸张的手法把生活漫画化，表现了一种和写实性质的真实完全不同的真实。

海勒一生作品不算丰厚。1961年，他发表超现实主义反战实验小说《第22条军规》一举成名。以后陆续发表《轰炸纽黑文》（1968）、《克莱文杰的审判》（1973）、《出了毛病》（1974）、《像戈尔德一样好》（1979）、《上帝知道》（1984）、《不是玩笑》（1986）、《描写这个吧》（1988）、《最后时光》（1994）和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此时与彼时：从科尼岛到这里》。此外，他还创作和改编剧本、电影和电视剧以及短篇故事。有评论家认为，他晚近发表的短篇故事堪称该文类的上乘之作。尽管作品数量相对羞涩，但海勒无疑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作家之一。《第22条军规》被誉为60年代以来享誉最盛的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量高达1000万册。他在读者中的声望远在贝娄、罗思、马拉穆德、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之上。

慧皎

慧皎(497—554)，姓氏不详。上虞人。南朝梁时住会稽嘉祥寺，学涉内外，博通经律。每年春夏宣讲佛法，秋冬从事著述。撰《涅槃经义疏》、《梵网经疏》，阐扬涅槃学说，均早佚。又以梁僧宝唱所作《名僧传》取舍失当，于武帝天监十八年(519)编撰《高僧传》共13卷、余目1卷，分译经、义解、神异等10科，记载自东汉明帝至梁代僧人257人，附见200余人。其《自序》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书成，通行于世，内容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传。所创体例，为后世历代僧传所效法。承圣二年(公元553年)避侯景之乱,至江西九江。次年二月入寂,世寿58。

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年11月30日—1745年10月19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贫苦的家庭。1682年,他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68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688年因都柏林发生政治动乱前往英国,投奔远亲邓波尔爵士,并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长达10年之久。在邓波尔庄园与史黛拉相遇,后结为夫妇。1692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694年他离开邓波尔的庄园,回到了爱尔兰,加入英国教会并接受圣职,次年,由于邓波尔的推荐,被任命为贝尔法斯特附近基尔卢特教区一个偏僻乡村教堂的牧师,不久即辞去该职。1796年写作《一个木桶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宗教纷争、宗教迷信和种种宗教制度。1697年他回到邓波尔庄园,并在邓波尔的鼓励下,写作《书战》并完稿。1699年邓波尔去世后,他回到爱尔兰,任莱拉歌教区牧师和大法官伯克利勋爵的私人秘书,并因宗教事务4次去伦敦,广泛结交社会知名人士,后来卷进了伦敦的党派斗争。1701年他发表第一篇论文《雅典和罗马的内战与分裂》,斥责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党同伐异的宗派风气。1704年,他的《书战》和《一个木桶的故事》同时出版,在这两本书里,他以故事的形式,提出了当时广泛的政治、社会、宗教等问题。1708年发表《对1708年的预言》。1710年,他又去伦敦,担任托利党刊物《考察者》的主编。1713年4月,安妮女王任命他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托利党政府垮台,辉格党继而执政,结束了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返回爱尔兰,继续著书立说。1720年发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1724至1725年,连续发表《布商的信》,共7封,抗议英国政府特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为爱尔兰铸造货币的政策。1726年,他的最著名的讽刺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在伦敦出版,立即获得成功。它通过假想的大人国、小人国等,讽刺时政。1727年他又写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提出把穷人的子女杀掉供富人食用,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此后,他还写了《对佣人的指示》等作品和一些诗歌。斯威夫特年轻时就患“美尼尔”病,1742年9月病后瘫痪,并于1745年4月19日去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史黛拉(逝于1728年)的墓旁。

吕留良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纶(一作光轮)，字庄生、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耻斋老人、南阳布衣、吕医山人、南阳村白衣人，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聪明过人，8岁能赋诗作文。时结社之风甚盛，崇祯十一年(1638)，其兄吕原良创立澄社：十四年，孙子度又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吕留良仅13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孙子度赞赏，并视为畏友。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渡江入浙，沿途肆意杀戮，惨案迭出。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吕留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时其侄吕宣忠(长留良4岁)入太湖义师，图谋恢复。兵败后，宣忠入山为僧，因父病回家探视被捕。四年三月，从容就义于杭州。临刑，宣忠昂首先行，吕留良送之，两人谈笑如常，而无一语及家事。十年，吕留良易名光纶，应清廷科举考试，成县秀才，后深悔之。时陆雯若办书社于崇德，邀吕留良同选刻时文，经吕留良创导，远近百里间，名流携诗简文卷来会者数千人，为复社以来未有之盛事。十六年后，先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高斗魁、黄周星、高世泰等抗清志士。十八年，二兄茂良以其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来梅花阁执教，吕留良与黄宗羲、黄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斗魁等相聚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吴之振、吴自牧共选《宋诗钞》，完成初集，为所选82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五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秀才。此后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创办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且自食其力。原先之诗朋文友大半散去，惟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八年，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刊行朱子遗书语类。他把自己的民族意识，灌注在这些文章的评论中，并对朱熹的“夏夷之防”作公开宣传，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远在两广的连州知州朱振荃立了他的牌位，设祠奉祀。连州学正王奇勋命县学生员祀敬。

康熙十七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以笼络明朝遗逸，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不受。 十九年，清廷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知府又荐举吕留良。他闻讯后吐血满地，卧病在床，即于枕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宣布出家为僧。取僧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子弟甚众。二十二年病逝。临终前3日，还支撑着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子侄劝他休息，他却说：“一息尚存，不敢不勉。”葬于识村祖茔(今桐乡市晚村乡识村东长坂桥之西)。著作有《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惭书》等;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诗钞初集》，与张履祥合选《四书语类抄》;又有《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若干卷;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崇奉程朱理学，尤以朱学为归，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对陆王之学则大加抨击。藏书甚富，大多取自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均贮于拜经楼。还通晓医道，弃诸生后曾悬壶济世近10年，“远近复争求之”。有《吕氏医贯》传世。

卒后46年，即雍正六年(1728)，因湖南曾静案引发了吕留良文字狱案，震惊全国。被判毁墓开棺戮尸。时其子葆中(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已卒，亦株连戮尸;幼子毅中，斩首。亲戚门人被一一治罪，家产入官;著作均被禁毁。辛亥革命后，冤案昭雪，重建新墓。今桐乡市有留良、晚村两乡用其名号命名，并于崇福镇筑吕园以为纪念。

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元瑛、玄瑛，出家后法号曼殊，曾用过的名号有四十多个。苏家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其父苏杰生，名胜，字仁章，在日本横滨充英商万隆茶行买办，娶有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十)生于日本横滨，其生母是日本一位叫若子的下女，他出生后未满三个月，生母就与苏杰生脱离关系，独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曼殊幼时由河合仙抚养，以后他只知河合仙是自己的生母。

苏曼殊六岁时，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老家，翌年随乡儒苏若泉读书，课余喜欢绘画。他在家不被嫡母黄氏爱护，在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被人视为“异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封建家庭及社会的反感，曾想去庙里当和尚。九岁那年，他父亲经商失败，从此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十三岁时，他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英文。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初寄食于上海姑母家，后受表兄林紫垣的资助读书。

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郑贯一诸人同学。1902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学习期间参与兴中会的活动，与廖仲恺、朱执信等结识。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年后，他转入成城学校学军事，又结识刘季平、黄兴、陈天华、蓝天蔚等人。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以及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为留日学生革命运动中积极的一员。

1903年9月，由于表兄林紫垣反对从事革命活动而断绝接济，苏曼殊被迫回到国内，先后在苏州、长沙、芜湖、南京、安庆等地教书;也曾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翻译、编辑;还为了与养母河合仙团聚，曾多次前往日本。在此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满怀爱国热忱，与秦毓鎏等参加过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准备活动，并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坚分子，与革命志士陶成章、刘少白、章士钊、杨笃生、张继、章太炎、陈独秀、柏文蔚、赵声等相往还。苏曼殊一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词客飘蓬”的文学生涯。

苏曼殊是一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杂文及诗，并作绘画，寓其反清、反帝革命激情于作品中。重要著作有《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本事诗十首》、《岭海幽光录》、《清秋弦目图》等;编译有《悲惨世界》、《娑罗海滨循迹记》、《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燕子笺》等;绘画有《儿童扑满图》、《猎胡图》等。他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突出反清、反帝、反封建思想。其中特别强调“排满”，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统治思想，对孔子持否定态度，也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鼓吹起义、暗杀，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对未来新世界主张“公正”、“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

由于对身世有“难言之恫”，加之苏曼殊生活漂泊，造成经济拮据，而思想伤感，时常有悲观厌世和颓废倾向。当上海《民国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后，他经冯自由的介绍，去香港见《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受到冷遇。在救国无门、生计断绝之际，他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惠州一座破庙削发为僧。苏曼殊跟着老和尚靠化缘糊口，结果受不了饥饿和僧侣的戒律，只好拿了已故师兄法号曼殊的度牒回到香港，从此即以曼殊之名行世。

其后，苏曼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一度只身前往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地游历，热衷于佛教。时常学佛典、学梵文、译梵文典，撰《梵书摩多体文》，钻研律宗，以苦为极，致力于佛经的研究。他主张改革佛教，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和发挥其教化作用，阐扬“唯识论”和“禅宗”的境界。同时反对崇拜偶像，针对佛教、寺庙、教徒生活，与章太炎合撰《敬告十方佛教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等文。其间，他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锡兰菩提寺;回到国内后，曾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主旨。

辛亥革命起义前的一年左右，苏曼殊再次游历新加坡、爪哇等地，一度在爪哇惹班的中华学校教英文，当他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地于1912年春回到上海，在《太平洋报》主笔政，不久加入南社。袁世凯篡权后，他一面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发表《讨袁宣言》慷慨声讨;一面以“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斗争。在《太平洋报》、《民国》、《甲寅》、《小说大观》、《青年杂志》及《南社丛刊》等刊物，先后发表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杂文《南洋话》;与人合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续成《燕子龛随笔》;还选编中英诗合集的《英汉三味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此外，尚有《东居杂诗十九首》等诗歌问世。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下，“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国家和社会依旧黑暗腐败。苏曼殊深感幻灭和失望，厌恶某些原革命党人“乘时得位”，鄙视争权做官，自己宁愿卖文自给，或向朋友乞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也不肯随波逐流。他对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十分悲观，厌世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加之长期养成狂吸雪茄，滥饮冷水，喜食摩登糖及其他甜食，且饮食无节，致使肠胃病日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由于思想厌世，看破红尘，早想结束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顾。1917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后肠胃病大发，之后又患肺炎，多种疾病缠身，长期住在医院治疗。翌年2月，他的病情恶化，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革命者，其短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文学著作。他的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较深的影响。其遗著主要载于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及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等书。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朱东润

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生活艰苦,受教育的过程也颇为曲折。21岁时到梧州担任广西第2中学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4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外语教师。不久受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到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并由校方确定为中文系教师。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出版,被提升为教授。同时撰成《中国文学批评论集》、《读诗四论》等。《读诗四论》否认《诗经》有民间作品的观点,认为不但雅颂不是,连风诗也不是。由于讲课的关系,着手研讨史书。在1941年至1950年间,陆续写成《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其中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史记考索》,在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外,发现了更多的窜乱。对于《史记》的互见之例,作了详细探讨。1939年,学校安排他讲授传记文学研究课,于是他又遍阅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传记,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试作一部。时值中国正进行艰苦抗战,因此经过考虑决定以明代的张居正为主人公,作《张居正大传》。该书由开明书店付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1949年后,朱东润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课之余,写成《陆游传》、《陆游研究》2部著作,编有《陆游选集》。对陆游的思想发展过程、创作道路和他一生的遭遇,作了详细探讨。朱东润在讲授宋代文学史课时,鉴于陆游对梅尧臣诗所作的高度评价,结合刘克庄所称梅尧臣、陆游为宋诗之集大成者等言论,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对梅尧臣作深入的探讨。于是从1962年起,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至1965年完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梅尧臣传》指出梅尧臣与范仲淹是由友好而转为敌视的关系,以及他对文彦博的攻击。这些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朱东润还著有《杜甫叙论》、《左传选》、《陈子龙及其时代》等。

杨开道

杨开道(1899年6月7日～1981年7月23日)，社会学家。号导之。湖南新化县人。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毕业,并赴美留学。先在哀阿华农工学院学农业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入密西根农业大学攻读农村社会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后,除在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政府社会部、贸易委员会、农林部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处任职外,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历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政科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教授兼系主任。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学社筹建工作,并开始参加乡村建设活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次年,当选为学社第二届副理事。1933年当选为乡村建设学会理事。1936年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建工作。后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合作经济研究社,任常务理事。1929—1948年间,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出版了数篇(部)农村社会学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农村社会学》、《农村组织》、《农村调查》、《农村问题》、《农村政策》等。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湖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79年应聘为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次年当选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曾主编《社会建设》、《农业周报》、《新世界》等刊物。主要著述还有《社会学大纲》、《社会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等。

森鹿三

森鹿三（もり しかぞう、1906年11月5日-1980年8月10日）是日本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06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从旧制神户第二中学升入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192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29年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手。第二年1930年开始研究员。在研究所历史地理学研究室从事研究。战后，东方文化学院成为京都大学的机关后，从1949年开始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63年至67年（第4代）、1969年至70年（第6代）两届担任所长。1961年在京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从京都大学退休，成为名誉教授。之后作为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执教。1980年8月10日，因肝硬化在家中去世。

张咏

张咏（946年—1015年），宋代文学家。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历任大理评事、崇阳县令，秘书丞，麟、相2州通判，荆湖北路转运使，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银台通进封驳司等职。后任益州，勉励蜀州招安使上官正亲率军队前往镇压广武叛卒刘旰等，克敌制胜，一如所料。又敦勉蜀人张及、李畋、张逵应举，都登科及第，使两川文风益振。真宗时，任给事中、户部使，御史中丞，后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民多贩私盐谋生，捕获数百人，张咏都放还。后又任益州，政绩优异，真宗传谕褒美。归朝后，因患头疮，求出任颍州，上命知昇州。3年秩满再任，因病情加重，回京。上奏丁谓、王钦若大兴土木虚费帑藏，误国害民，言辞激切。连上3章，遂被排挤。出任陈州，卒赠左仆射，谥忠定。

张咏尝说：“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从事君矣。”(《宋史》本传)自号乖崖，有《乖崖集》12卷，附录1卷。《庭竹》诗说：“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睢阳书怀》诗说：“每思旧隐归何计，或问前程笑指空。”无尽居士评为“句清词古，与郊、岛相先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宋诗钞》收诗44首，称其诗“雄健古淡，有气骨，称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儒林公议》谓《声赋》“豪迈有理致”。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

蔡世远

蔡世远(公元1682～1732)，字闻之，福建漳浦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举进士，政庶吉吉，他长期从事过编辑方面的工作。康熙年间，巡抚张伯行主持鳌峰书院，他知道蔡世远有学问，便请他到鳌峰书院校订先儒遗书。也就是整理古籍，做古籍编辑工作。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 )时，他又奉诏，要他和别人一起编辑《性理精义》，编完后便辞归了。世宗即位后，雍正元年(公元1723)命他为编修，直上南书房，一直在皇室走动，教皇太子读书，迁侍讲。雍正四年迁右庶子、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十二年卒。他生前除在从政中当官家的编辑外，自己还自觉地编辑了《古文雅正》，并著有《二希堂集》。

蔡世远对封建皇朝十分效忠，为政十分谨慎，所以也一直受皇室恩宠。雍正八年时，雍正派他到福建为观风整俗使，整顿民风。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他，说他儿子违反规定私自发了船照。其实不是他儿子干的，上面将这件事告诉他自己。他赶紧上疏承担责任，说私发船照虽不是自己的儿子干的，但船照上有自己“官衔图书”，总和自己有关系，请求处分。后来给了他一个失察的罪名将他调走。雍正十年给他恢复了原职。他长期给诸皇子讲学，如《四书》、《五经》，宋王子书，讲得十分认真，10多年如一日，在讲学中讲历代兴亡的实事，要他们学好，从中吸取教训。皇子们对他十分尊崇。乾隆继位后，还没有忘他的教诲，当时他虽已去世，还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勤。并为他所著的《二希堂集》写了序言： “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几真希文。“称赞他的功业和道德，还写了怀旧诗纪念他。乾隆六十年归政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 “推恩旧学”，给他加赠为太傅。

蔡世远编辑《古文雅正》是在康熙年间辞掉编辑工作回到福建后开始编辑的，直到雍正三年(公元1725)才编完付印。前后经过了十年时间，他说： “康熙乙未岁(公元1715)，余自京师回闽家居数载，评选历代古文，自汉至元约二百三十余首。”这些简单地讲了编辑过程。他在序言中，还讲到他选编文章的来源及他的编辑思想。他说来源是采集各家文集者若干篇，采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对《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以及历代名臣奏议，偶有所喜则登之。他选择的标准，是“雅”和“正”，即“其辞雅，其理正”，要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才选进去， “其事则可法可传，其文则可歌可诵，然后录之。”有些文章，“文虽佳，非有关于修身经世之大者不录也，言虽切，而体裁不美备，则贤哲格言不能尽载也”。他说《战国策》“多机知害道之言”， “荀、韩、庄、列”是“异学”，“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这些都是“先儒之所羞称”的，所以不选。从这里也能看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也贯串在它的编辑工作中。这个文集形式和内容并重，为当时的文人所推崇。

蔡世远在编辑中对每篇文章，都有评论，讲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既有对文风的评论，也有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对开卷篇《汉高帝求贤诏》，他在评论中，评述了汉代的文风， “汉初文古质，中汉以后朴茂”;也讲了他对高帝求贤的看法，他说：“治国莫如求贤，开基尤为首务，雄才大略之君，开豁阔达，如聆其声，后世词多而意漓矣!”他对高帝的举动是十分赞赏的。又如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评论，沈策士纷起，朝秦暮楚，而屈原与他们不同，是豪杰，是忠臣;还说传记写得好， “叙事间以议论，情辞慨慷，声澈九宵”。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年），雍正十年(1732)二月，皇上颁布谕旨，称赞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三省以来，对于所属苗疆悉心经营，运筹调度，致使疆域开拓，边境安宁，特授一等伯爵。这一赞誉，对于鄂尔泰来说，实属当之无愧。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因其才勇擢升为三等侍卫。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考官，不久擢升江苏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十月，调任云南巡抚。

云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自元朝以来，一直实行土官世袭制，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自治。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统治者残暴肆虐，独霸一方，加上地处偏远，助长了嚣张气焰，对朝廷不屑一顾。土司之间也纷争不断。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从明代开始，就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派驻朝廷命官，实行改土归流，但成效不大。鄂尔泰驻任云南，于雍正四年(1726)奏疏皇上，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具体方针和措施。他指出，云贵一带大患莫如苗变，欲安民须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对土司应该“计擒为主，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清世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鄂尔泰立即出兵分三路围剿长期作乱的贵州仲家苗：一路由谷隆，一路由焦山，一路由马落孔。不久即破长寨，设长寨厅(今贵州长顺)，接着又破30寨，降31寨，抚苗民500余户，2000多人。以长寨为基础，向四周扩展。凶残狡诈的镇远土知府刁，沾益土知州安于蕃被鄂尔泰用计擒获。者乐甸土司刁联斗迫于形势，自愿改土归流，乞求免去一死。鄂尔泰上奏皇帝建议授予投降清朝的土司职衔，以示赞扬和鼓励。在剿抚齐下策略下，仲家苗叛乱很快平定了。雍正特加官三级，命鄂尔泰经管仲苗诸事。

不久，鄂尔泰提出十条管理仲苗事宜：(一)未获犯中胁从者，凡自首的一概宽免;(二)归寨者每月发给米盐抚恤，并给耕种，超过一月未归，其田土赏兵;(三)重新划分土地所有，规定界线，官方给予保障;(四)因战乱错过耕种期，蠲免本年正赋;(五)同名各按祖姓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六)军器悉缴，隐匿及私造者处决;(七)兵不得期凌，官不约束严参;(八)移贵阳府同知驻长寨化导;(九)移长寨把总驻打壤寨控制;(十)官兵有劫掠者，即杀妻杀子。申报各地获犯会审，不得徇私枉法，偏袒庇护。根据这十条准则，来稳定在该地区的统治。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侵扰东川府，因东川与云南接壤，为便于控制，鄂尔泰奏请皇上，改东川隶属云南，获准。四川总督岳钟琪协助镇压，派禄鼎坤劝降，禄万钟拒不答应。于是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整兵长驱直入，大破各寨，万钟被迫出走，逃匿到镇雄土司陇庆侯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万钟被擒，其同党陇庆侯自动缴印献土，鄂尔泰论实议罪奖惩，为诱降，给陇庆侯功加二级，特授骑都尉世职。同年三月，镇远猓刁如珍等起兵反叛，杀官焚掠，无恶不作，鄂尔泰出兵不久，即擒刁如珍，其同党作鸟兽散。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辰操纵部下劫掠，不加约束，又擅自发兵驻扎者相立七营，明目张胆地同朝廷作对。鄂尔泰召令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六月，映辰惊惧乞降，要以改流存祀，革去世职而求免死。为示皇威，免死但遣返浙江原籍，留下其弟映翰奉祀。七月，与湖北军队平定了谬冲花苗的动乱，降服部分人员。九月，擒刁如珍同党扎铁匠，降李百叠。十一月，招降184寨。鄂尔泰受到嘉奖，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十二月，又攻破云南猓窝泥种，收取六茶山周围千余里地，划界建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许多地方实现了改土归流。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的残暴统治，杜绝了土司之间的纷争，促进了生产发展。

云南安南边界与内地发生纠纷，皇上命鄂尔泰勘察。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划出80华里内地归安南所有，安南国王黎维表示感激，愿受政府管辖，接受封职。与此同时，镇压了一批目无王法的叛乱分子如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米贴土目禄永孝等。禄永孝的妻子联合邻近部落复仇，结果被总兵张耀祖擒获。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告急，鄂尔泰奉命前往，以攻心为主，寨侬倒戈杀了颜光色投降。不久皇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拨款10万犒赏军队。

雍正七年(1729)正月，皇帝为褒奖守疆大臣，特敕谕：凡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的命官，全部加级晋升。三月，鄂尔泰上疏：今已攻克各寨，苗众投诚，下部从优议叙，官加二级，鄂尔泰力辞，奏请将自己定边的功绩赏给曾祖鄂图扪封典，俾昭忠祠牌位得以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雍正允许，但是念及他功大，仍迁少保。

苗疆基本平定，为稳固统治，十二月，鄂尔泰上疏立营设官事宜：(一)八寨距都匀府90里，地方辽阔，不宜控制，改为都匀营，设副将驻扎;(二)丹江逼凯里，素来为生苗盘踞，增加丹江营，设参将;(三)九股尤为强悍，派黄施营游动驻扎;(四)清水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在中间地带增设清江协，设副将;(五)镇远协原来是防清水江南岸地区的，现改为营，设参将，归属清水江协;(六)天柱营靠近生苗居住区，从前只设参将，今分设营汛，改为都司;(七)古州地处都匀、黎平要隘，深入腹地，特设古州镇，派驻总兵，改黎平协为营;(八)营讯已定，设文官分驻，增加都匀府同知一名，驻八寨，通判一名，驻丹江，镇远府同知一名驻清江，黎平府同知一名驻古州，全部加“理苗”二字;(九)所设同知、通判、连同驻扎官兵在内，各拨把总兵丁护卫;(十)施旧县添设县丞分驻。一时间，苗疆相安无事。

雍正八年(1730)八月，贵州乌蒙猓纠集禄鼎坤及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反乱，杀官军总兵刘起元，袭击附近营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攻占了乌蒙，周围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也起来响应。他们杀塘兵，劫粮道，堵要隘，毁桥梁，边境警报迭起。鄂尔泰聚集一万多名官兵和几千名土兵，分三路讨伐：令总兵魏翥国攻打东川;哈元生攻打威宁，副将徐成贞辅佐;参将韩勋攻打镇雄。三路军呈犄角推进，互相呼应。韩勋人马与苗兵在莫都激战一昼夜，击破四寨，杀数百人;三天攻下奎乡，杀2000余人。哈元生、徐有贞从威宁进攻乌蒙，到天黑的时候，破80余寨，击败数万苗众，攻克了乌蒙。鄂尔泰下令各军分道搜索，大肆屠杀，村寨里、山崖上、丛林间……到处都是尸首，惨不忍睹，苗民无不颤栗。边境重又安宁。

皇帝论功行赏，以哈元生、徐成贞、韩勋为头功，拨大量公款犒劳军队。为示奖惩，对于没有参加暴乱的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马，封之诰命，赏赐许多银币。颁谕鄂尔泰：乌蒙做法过于急切，又因用人不当，激成事端，逆党勾结，几乎成不可收拾之势，念及官兵奋勇争先，旬月平定寇乱，皆因鄂尔泰平时节制封疆，以身作则，指挥有方，迅速成功，论功行赏，应为首功。但念该督自闻贼乱以来，时时以事先疏防引过自咎，今已平定，不肯自居荡寇之功，屡次陈奏，情词恳切，朕曲从其请，成其谦抑之素志。鄂尔泰自己则在云贵边界上修筑一座桥，命名“庚戌桥”，以此记下其平定苗疆之功绩。

雍正九年(1731)六月，鄂尔泰吸取经验教训，提出乌蒙善后事宜：乌蒙镇旧设中、左、右三营，请求增设前营，四营各设游击一名，守备一名，干总两名，把总四名。中营驻府城，左营驻大关，右营驻永善，前营驻凉山。镇雄、东川二营都增设一名守备，分左、右军。左军守备驻府、州城，镇雄右军守备驻奎乡，东川右军守备驻阿白溪。又改威宁营为协，设副将，归督标管辖。

后来，苗疆再次发生叛乱，皇帝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令鄂尔泰、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共同执事。苗患愈来愈烈，烧杀抢掠许多地方。鄂尔泰引咎自责，请求罢职，并削去伯爵，皇帝以“有功则受，无功则辞”为由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以示君臣公而无私，过而不饰之意。

自康熙时起，准部时叛时服，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虽然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为清朝的一大心病。雍正十年(1732)，新疆准噶尔部又一次叛乱。鄂尔泰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即加官军机大臣，督巡陕甘军务。鄂尔泰派大将军张广泗在衮塔马哈戈壁埋伏，截断叛军退路。双方僵持不下，鄂尔泰上疏皇帝：叛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剿灭，频频用兵，徒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双方暂时熄火，驻守屯田。并提出具体的屯田事宜：(一)设总理屯田大员，并划明关防;(二)给予当地人种田地工钱、口粮等;(三)对外来雇户，地方官员沿途接待，并供给食宿等;(四)设有司协助屯田诸务;(五)各项支用银由国家军需中支付。经过屯田，财力得到补充，军队得到休整，安抚了民心。鄂尔泰一改以往叛乱就出兵，平定就撤退，不做安抚工作的做法，治人攻心为上，缓缓推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于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

鄂尔泰视国务为己任，十分注意水利建设。早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就曾考察太湖水利，并想付诸行动，后因迁调才不得不放弃。经营苗疆时，上疏全滇水利事宜，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意见：(一)嵩明州阳林海四周围的草塘可开垦利用;(二)宜良县的江头村附近河床偏高，应自湖家营北另开河道，以备灌溉;(三)寻甸州寻川河中有石头，须疏浚十里沙河水道;(四)东川府城北漫海一带令农民开垦;(五)筑浪穹县羽河等处堤坝;(六)临安等处修筑工程，暨通奥河道。皆下部议行。

乾隆二年(1737)八月，年事已高、作为皇帝心腹大臣的鄂尔泰奉命勘查直隶河道。一个月后，提出应在永定河上游开挖新河支岔，泄水分流，各支流就近入海，就可防止下游泄水能力不够造成的水患，并建议加固堤坝，修成坦坡形，很快得到批准，投入施工。从乾隆四年(1739)二月起，鄂尔泰奉命由江南河道到漳河故道，巡防黄河水务。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实地考察，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将河道取直，深挖河床，培淤固堤等等。

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状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请将鄂尔泰革职问罪。皇帝诏谕：鄂尔泰乃皇考遗留之大臣，谙练政务，不宜深究，但其不训导儿子谨饬，故交部议处，略示薄罚，遂降二级调用。

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患病，提出解职归田，皇帝劝慰执留，并加授太傅。四月病逝。遵照太宗遗诏，配享太庙，并入祀贤良祠，赐祭葬。予谥“文端”。乾隆二十年(1755)，因受胡中藻和其次子鄂昌的株连，被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一生颠簸转战，呕心沥血。他实施的改土归流，特别是对苗疆的悉心经营，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使清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大大加强。他忠心报国，久戍边疆，学有根柢，才裕经纶，不愧为国家之栋梁，文武之仪型。一生深受雍正赏识。有《西林遗稿》传世。

应玚

应玚[yáng]（177年—217年），汉末诗文作家。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应劭从子。建安中，与刘桢同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玚转为乎原侯庶子。后又为曹丕五官中郎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徐幹、陈琳、刘桢同时死于大疫。玚与弟应璩、璩子应贞皆以文章见称。曹丕说他常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亦足以著书立说，可惜遭罹灾疫，“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又与吴质书》)。后来刘勰也说：“应玚学优以得文”(《文心雕龙·才略》)，谓其才学优秀，虽著书不成，但诗赋创作，收获不少。可惜传世者不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辞赋十多篇和几篇书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全魏诗》收其诗6首。其中《别诗》2首，别思悠悠，慷慨悲凉，而饶有情致，体现出“和而不壮”(曹丕《典论·论文》的风格特色。《隋书·经藉志》著录《应玚集》5卷，已佚。明人张溥辑应玚、应璩兄弟2人诗文，合为一集，曰《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易顺鼎

易顺鼎（1858～1920），近代诗人。字实甫，又字实父、中硕，别号哭庵、一厂、一厂居士、忏绮斋等。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出身于官僚之家，少有神童之誉。光绪元年(1875)中举。捐资得刑部郎中。光绪十三年(1887)以道员衔分发河南，治理贾鲁河。后因母丧，辞官隐居江西庐山琴志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上从军。倡言“今日之要义，一在有战而无和，一在先罚而后赏”(《盾墨拾余·拟陈治倭义疏》)，激烈抨击李鸿章妥协误国。在《敬陈管见疏》和《请罢和议褫权奸疏》中痛斥李莲英等权奸祸国殃民。《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度主动赴台湾和刘永福等筹划抗日事宜。光绪末年，任广东钦廉道道员。辛亥革命后，始则逃往上海，后又赴京与袁克文游。袁世凯当国时期，任代理印铸局长。袁世凯死后，生活更加颓唐。自评其生平曰：“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哭盒传》)。

易顺鼎诗学中晚唐，与樊增祥齐名，并称为近代诗坛中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咏物、写景、咏史、抒怀各种题材均有。自称“生平好游，山水道长，半生足迹，几遍天下”(《琴志楼游山诗集自叙》)，故纪游写景诗相当多。写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诗作，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激情。如《感事书怀》云：“衮衮诸公满汉京，不应无计答升平。已已东帝连西帝，犹自南兄依北兄。骑虎势难今日下，屠龙势早昔年成。版泉涿鹿天王事，莫道皇家总厌兵。”《金陵上刘岘帅四首，时以倭警被召》云：“瞻韩御李感难禁，枨触生平泪满襟。墨从戎思裹革，黄冠归里岂甘心!功名慷慨留皮豹，身世苍茫择木禽。愿执干戈负弓弩，前驱直入阵云深。”《寓台咏怀》云：“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荒此系舟。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偶因射虎随飞将，苦对盘鸢忆少游。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州。”其他如《华阳镇谣》和《宁陵县界始见种罂粟，以东更盛》等诗，对清朝地方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也有所反映。另外，也有一部分诗思想平庸，情趣卑下。陈衍评其诗曰：易顺鼎“与樊樊山布政称两雄，惟樊山始终不改此度，实甫则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恣，不免为世所訾 ，然亦未易才也”(《石遗室诗话》)。王以敏评曰：“其勇敏神隽似长源、长吉二李，而其憔悴婉笃则又似卫叔宝。所著诗古文词，哀韵顽艳往往令人泣下”(《魂北集序》)。著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樊山沌水诗录》、《蜀船诗录》、《四魂集》、《庐余集》、《琴志楼编年诗集》、《琴志楼游山诗集》、《摩围阁词》等。部分诗文集汇编为《琴志楼易氏丛书》。

中勘助

中勘助（1885.05.22-1965.05.03）日本作家，诗人。188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大学时代起就师从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但性格孤高，一直与日本文坛政治保持距离，不属于任何派别。其处女作兼代表作《银匙》由夏目推荐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后，单行本至今再版不断，百年来获读者持续好评，累计销售量数百万册。另有小说《提婆达多》、《犬》、以及诗集、全集等，均未被完整介绍到中国。1965年去世（去世50年以上）。

刘定之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明朝大臣、文学家。字主静，江西永新人。小时候就有异常的天赋。他父亲教他读书，每天能朗诵数千言。他父亲没有教他写文章，一天偶尔看见他写的《祀灶文》，大为惊奇。正统元年(1436)，刘定之参加科举考试的中央级考试——会试，考中第一名。会试的次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刘定之被列为一甲进士。一甲进士称“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发榜后，一甲进士直接授官，刘定之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

京城发生水灾，刘定之奉命上书陈述十件事，说：“号令的制定应该出自公心，裁决事情要公正，不能马马虎虎多次更改。公卿侍从皇上应多召见，通过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来决定升迁或降职。对于散居在京城各地的漠北归降人，最好逐步把他们迁移到南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的长官可用京城有才识的官员补任，郡、县长官有政绩者可以进京担任中央官职，使中央和地方没有偏重。有推荐权的官员不要只局限在五品以上，可以仿效唐朝制度，朝中大臣升迁或改任，可以荐举一个人代替自己，吏部记录下这个人的名字而录用他。武官的后代，要教给他们行军打仗的谋略。地方郡县长官郡守和县令，要把发展农业、畜牧业作为最根本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朝中大臣遇有家丧，乞请辞官回家守丧，朝廷对这些人应给予表彰，以教导后代。出家的和尚、尼姑像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物，朝廷应当严厉禁绝。用粮食买官的富户，如果犯罪应当剥夺他们的官职。”刘定之的奏疏搁置在宫中，没有被采纳。正统十三年(1448)，刘定之的弟弟刘寅之与同乡的人互相攻击，揭露隐私，言语牵连到刘定之，刘定之下狱，后来得以昭雪。刘定之任编修官职期满，晋升为翰林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族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抱着复辟元朝，“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率军大举侵明，围攻大同。宦官王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提高个人的威望，挟持英宗率领朝廷主要官员和50万大军亲征。明军抵达大同，闻前方已败，急忙撤退。后来王振又想要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军队践踏家乡的庄稼，下令折回，取道宣府。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围困，大批文武官员被杀，英宗也做了阶下囚，明军死伤几十万，损失骡马20余万匹和大批军用物资。祸国殃民的王振被所卫将军樊忠用长锤愤怒击杀。

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监国，并召开紧急会议，与众大臣商讨应变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提出向南迁都，兵部左侍郎于谦主张坚守北京，郕王支持于谦的意见，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在于谦筹划下，征调各地备操军、沿海备倭军、诸府运粮军火速赴京，保卫京都。于谦等大臣认为，英宗被俘，太子年幼，国家无主难安定，因而奏请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九月，朱祁钰继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初，也先挟英宗率主力军骑兵3万破紫荆关长驱直入，窥视京师。于谦分遣诸将率师20万，列营于北京九门外，又亲自与石亨等陈兵德胜门外阻击也先。十月中旬，也先进攻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北京军民协同作战，把瓦剌军打得晕头转向，死伤无算。也先见武攻失利，又采用诈取的手段，扬言只要明军派员“迎驾”，便立即放回英宗。于谦不为所惑，严加拒绝，坚持武力抗战。两军激战5天，瓦剌军屡战屡败，也先只得收集残兵败将，带着英宗退回塞外，于谦亲自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刘定之上书景帝，又陈述了十件事，说：“自古以来像晋怀王、晋愍王、宋徽宗、宋钦宗，都因为敌人从边疆突破，地方割据势力从国家内部破坏，救援兵力集中不起来，导致国家迁都。从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么大的国土、几十万的军队，竟然让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把太上皇掳到漠北去。晋、宋两朝遭到战乱，抛弃故土，偏安在江南，尚且能从本已衰落的形势中奋起，来抵御嚣张的敌人。从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让也先率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师北京，我们有这么多的将领和士兵，既不能奋起击败敌人，又不能签约讲和迎回太上皇，而是听任他们自由来去。国势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强大起来，可是怎么能不考虑自我强大的策略并且致力实施呢?愚臣冒昧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近日京师军队与瓦剌军的战斗，只注重坚守，而不能用巧计取胜。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军队战况不利，后面的军队竟不去解救;左边的军队出击了，右边的军队竟跟不上去。臣认为应该仿效宋朝的吴玠、吴璘的三叠阵法，使军队互相依靠，互相救援保护。敌军用铁骑对阵，我们就要配备刀斧来对付。唐朝大将郭子仪击破叛军安禄山的八万骑兵，是用一千人手执长刀排列得像墙一样来进攻。宋朝大将韩世忠南海败金军将领兀朮的拐子马队，是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砍骑兵的胸部，下砍马的腿和脚来进攻的。这是因为刀斧挥动方便迅速，比火枪更有用。

紫荆、居庸两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是平坦的通途。现在应当增加兵力，修缮工事，堵塞要道。在陆路上要纵横交错挖掘沟濠，名曰地网;在水路上则要把原有的泉水挖得很深，名曰水柜。或者多多种植树木，来对付敌军的冲杀，或者从地方多招募一些勇士，来协助官兵。这都是古时候曾经做过的，并且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过去朝廷派出的使臣，一般用传达命令和传送公文的驿人充任，这些人不具备使臣的素质，往往完不成任务，甚至招致战争。现在朝廷应当挑选内心忠诚于朝廷，外表又善于辞令的人担任使臣，就像汉朝的陆贾、宋朝的富弼那样的人，忠于朝廷而且能言善辩的人出使，才能使国家免受污辱。

在太上皇执政时，臣曾请求迁移从漠北归降的人，没有被采纳。后来一些漠北归降的人趁着国家战乱，纷纷跑回故国，敌军掳掠京城、郊区大多是他们告的密。北京保卫战之后，瓦剌军又多次南犯朝廷北边，应当趁现在大批敌军集结京城门下的时候，把漠北归降的人迁移到南方，让他们和明朝的军队、老百姓交错混杂，以牵制、改变他们。这样做，还可以为朝廷节省一部分俸禄，减少水路运输费用，对国家很有利。

天下的农民向国家提供粮食，妇女向国家提供衣物，来供养军队。军队中的士兵从国库中领取粮食，从府库中领取衣物，来保卫祖国。朝廷规定，士兵从政府部门领取粮食衣物，却要自己交纳月钱(当兵的费用)。为了凑足月钱，士兵不练习刺杀格斗、进攻后退的战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做工上面。士兵把领取的货物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或者靠力气和手艺去做工，然后用经商做工所获得的利润，补交月钱。这样，老百姓的血汗，士兵的劳苦，都变成了金银使奸诈的人得利。一旦发生战争朝廷派遣这些士兵前去抵御，就像驱赶着羊去抵抗狼，几乎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应当坚决革除这些弊病，实行能够保障士兵训练和生活的新政策，军队中的将帅如果还沿袭旧习惯，一律格杀勿论。像这样军威还不能振作的，从来没有过。

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压榨百姓，就像军队中的军官盘剥士兵一样。朝廷对郡守、县令应当严格考察，根据考察情况谨慎地给予升迁和降职。推荐他人做官，推荐者要负连带之责，就是说犯了贪赃罪的人要处罚，举荐他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处罚，这样贪赃的人会越来越少，推荐他人做官的人也会谨慎，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就巩固了。

古时候贩卖丝绸、屠宰猪狗的人，都足以帮助帝王成就帝业。当今朝廷重用的于谦、杨善也不是出自将门。将领能了解将才，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不局限于门第。公卿侍从也让他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以备将才。只有搜索网罗的范围很宽广，才不会埋没人才。

过去，刘备想恢复汉室，所依赖的是诸葛亮。南宋抵御金国的侵犯，所依仗的是张浚。诸葛亮、张浚都是忠义闻名于世，早已立下功勋的人。到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辞去了丞相的职位。符离一战没有取胜，张浚主动解去了都督的职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引咎辞职，赏罚分明就会使将士振作。最近的北京保卫战，明军在德胜门的战斗中，没有听说过明军打败强敌瓦剌军，只是交战双方相互有胜有败，相互有所杀伤罢了。这种情况虽然不足以受罚，也不值得奖励，但是石亨却从伯升为侯，于谦的品秩从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只看见他们得到奖赏，这会使忠臣义士感到心灰意冷的。皇上可以让他们仍然沿袭旧的官职，不要晋升新职，等他们日后功勋名声显著了再加官晋爵，也不算晚。君主已经授予他人官职，就不忍心再剥夺，这是姑息的政策，臣子已经晋升就不肯后退，这是患得患失的心态。君主不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臣子就不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那么国家安定平和很快就会实现。

从前有御史上疏，建议皇上经常召大臣入内廷议政，奏疏被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大权，亲自决定各项政务。每天早晨皇上要到殿堂接受大臣们的朝见，处理日常政务。早朝没能解决的政务，白天皇帝还要亲临便殿，继续召见大臣，听取他们的奏请。监察官也随入便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如有错误立即给予纠正或弹劾;史官在旁边把这些事记在简册中，以表示惩戒、规劝。这些都是前朝的旧例，是祖宗制定的法规，希望陛下遵守它、实施它。如果皇上只看看大臣们的奏章，便通过宦官向外廷传达命令，恐怕会犯偏听偏信和独裁的错误，导致奸人祸乱，想使国家安定富足就难了。

君主的德行，是要求君主象日月一样圣明来勘察事情的真假，像天地一样宽广仁慈来普及天下臣民，像雷霆一样果断勇敢地集中权柄。所以宋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告诫君主的是仁、明、武，即《中庸》中所说的知、仁、勇。知仁勇是不学习就能够具备的吗?要做到知仁勇，就必须学习经书和史书，经书中的《尚书》、《春秋》，史书中的《通鉴纲目》，对君主最有借鉴意义。望皇上用心阅读。对于君主本身来说，既可以使君主知道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兴国的原因，又可以知道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在君主驾驭宦官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吕强、张承业那样忠诚的宦官，又可以知道有仇士良、陈弘志那样恶毒的宦官。在君主驾驭朝中大臣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忠良之臣，又可以知道有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奸诈之臣，从而能恰当地取舍人才。如果像这样，对于君主形成知仁勇的德行，不是大有帮助吗?如果只是像以前那样由学士给皇上讲读经史，只讲读皇上喜欢听的东西，皇上不喜欢的一律不讲读，就好像害怕路上有陷阱而闭着眼睛走过去，这样不摔倒的人又有几个。

现在国家虽然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还像金瓯一样没有完全被损坏。皇上如果能真诚地以圣学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臣认为国势可以强大，国耻可以大雪，迎回太上皇的兄弟之情可以成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皇上还顾虑什么而不这样做呢?”

刘定之的奏疏呈上后，景帝优先下诏答复了他。

景泰三年(1452)，刘定之升任洗马，洗马是明代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司经局的官职，从五品。也先派使者请求景帝遣送回通报情况的使臣，景帝坚决不同意。刘定之上书援引先朝的事例请求景帝答应，景帝把这件事交与群臣商议，最终也没有遣送。过了很长时间，刘定之升为右庶子，右庶子是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左春坊中的官职，正五品。天顺元年(1457)，刘定之又调任通政司左参议，通政司是出纳帝命、受理臣民章奏的机构，左参议在通政司居第三位，正五品。刘定之在任通政司左参议时，仍然兼任翰林院侍讲，不久晋升为翰林院长官翰林学士。宪宗继位(1464)，刘定之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负责朝廷各种祭祀、礼乐活动的机构，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长官，正四品。刘定之还兼任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经常给皇帝讲读经史。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刘定之以本官入直文渊阁，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兼翰林学士。当时，江西、湖广发生灾荒，有关部门还向那儿的百姓征收赋税。刘定之上书说，国家储备充实，仓库中的粮食几乎盛不下了，还向灾区的灾民催逼租税，这不是圣明的君主体恤臣民的意思。宪宗被他的话所感动，马上下令停止征收租税。成化四年(1468)，刘定之又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宪宗宠爱万贵妃，皇后很难见到皇上，立皇太子的事情也没有定下来。郕王的女儿已成年但还没有出嫁。刘定之上书陈述天下出现旱灾的事情，一并谈到了这几件事。并请求给皇上讲读经史时，兼讲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诸书，排斥异端邪说，不要让它们危害政治耗损财力。宪宗留下了他的奏疏没有下达。成化五年(1469)五月初九，刘定之以久病为由上书请求致仕，宪宗不同意，令他好好调治，病愈再供职。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刘定之死，终年61岁。宪宗追赠他礼部尚书，赠给谥号“文安”。

刘定之为人谦虚恭谨，质朴直率，以文章学问闻名一时。有一次，宫中下旨令他作元宵诗，传达命令的内使站在旁边等着。刘定之在书桌上铺开纸张，一会儿就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有一天，刘定之草拟出多项制度，笔一直不停地写。刘定之还能把宋朝的著名人物按年代顺次排列，像家谱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明博学。

卡尔·邓尼茨

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法西斯战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海军总司令、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891年9月16日，邓尼茨出生于柏林近郊的格林瑙镇。母亲早逝。父亲是工程师，总是督促他努力学习，并注意培养其学习兴趣。

1910年4月，邓尼茨在魏玛高中毕业后，便参加德国海军，先在赫尔塔号巡洋舰接受舰上训练，后考入弗伦斯堡—莫威克海军学校。1912年秋天毕业后，分配到布雷斯特号巡洋舰任候补军官。是年冬，巴尔干战争爆发，邓尼茨随舰到地中海参加封锁黑山港，向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人耀武扬威。次年5月，参加西方列强在阿尔巴尼亚的登 陆行动，阻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定居。

1914年8月，德国对协约国宣战。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阿尔及利亚安纳巴港外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正在港内上舰的法国登陆部队。不久，布雷斯特号与格本号战列舰冲出英国舰队的包围，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港，挂上土耳其的旗帜，帮助土耳其训练海军。在此期间，邓尼茨曾随舰袭击俄国诺沃罗西石油港和商船队，击沉了俄国罗斯特洛夫号巡洋舰。后来，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土耳其大修，邓尼茨被派往加里波利航空大队担任观察员和机场导航员。1916年9月，邓尼茨奉命回国到潜艇部队服役，从此他的名字与潜艇紧紧相连。那时，潜艇攻击战术只是单艇作战，一旦被敌舰发现，往往被击沉。1918年10月，邓尼茨因潜艇被击沉而被英军俘虏。邓尼茨从那次经历中，意识到潜艇战要取胜，就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

大战结束后，邓尼茨回国仍在海军服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军拥有潜艇部队，他曾任鱼雷艇上尉艇长，后在波罗的海海军军区、海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28年晋升海军少校后，出任第4潜艇队司令。1933年晋升为海军中校，调任埃姆登号训练巡洋舰舰长，负责保障海军院校学员的训练。

希特勒上台后即开始重整军备活动，邓尼茨极为赞成，成为纳粹党的狂热拥护者。1935年6月，英德签订海军协定，德国立即公开组建潜艇部队。10月，邓尼茨担任韦迪根潜艇队司令，晋升为海军上校。邓尼茨认为，德国欲重新崛起，迟早要与英国发生冲突，而欲战胜英国，则海军的强大是最重要的因素; 英国面对着德国的港湾，恰好在德国进入大西洋的航路附近，如同一条栅栏，既能控制德国舰队的出海，也可控制大西洋的战线，加上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无基地，一旦军舰被击中，无法就近修复，所以海军发展的重点不是水面舰艇，而应是能够克服上述不利条件的潜艇; 英国是个岛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都必须通过大西洋输入国内，德国可以用潜艇对英国商船实施袭击战和吨位战，切断其海上运输线，迫使英国屈服。因此，潜艇是实现德国海军战略的最有效的作战武器。

邓尼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作战的经验教训，采纳德国王牌潜艇艇长克雷契马的建议，在海上开始演练 “狼群战术”，主要内容为: 1.事先将若干潜艇组成 “狼群” 在敌船队的航道上垂直展开。由具有经验或资深的潜艇艇长担任群长，负责具体指挥“狼群” 的协同作战。2. “狼群” 平行搜索敌船队，艇与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狼群”正面搜索宽度300海里～400海里。3.任何一艘潜艇发现敌船队后，立即报告岸上指挥所，并命令艇群迅速航行至船队前方，白天在视距以外跟踪，夜间以水上状态逐次实施鱼雷攻击，对掉队的单艘舰船也可进行炮击。4.天亮前停止攻击，脱离船队至视距以外，日落后再次接近攻击。

根据其作战思想和战术方针，邓尼茨又提出潜艇建造方案，要求建造500吨左右的潜艇。这种潜艇前后均有鱼雷发射管，能同时携12枚～14枚鱼雷; 下潜时间只需30秒，水下和水面操纵都很方便; 时速可达16节，作战最大半径为8700海里。邓尼茨反对建造重型潜艇。

1936年，邓尼茨晋升为潜艇司令部司令后，从军官的选拔到训练计划的拟定，从组织战术演习到研究具体技术问题，都亲自过问，并同下级官兵保持密切的联系，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1939年1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扩大海军的 “Z”计划，要求建造大型水面舰艇。邓尼茨坚决反对，根据在大西洋上进行的多次潜艇集群行动的演习得出结论: 德国必须拥有300艘潜艇，其中100艘在基地检修或休整，100艘在海上航渡，100艘在作战海区执行任务，才能取得攻击英国海上运输线的胜利。可是目前德军仅有57艘潜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邓尼茨要求扩增潜艇数量。在邓尼茨的力争下，希特勒终于废止 “Z”计划，而在1939年12月批准“限定海军造船计划”，规定在1941年底以前，建造392艘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因潜艇数量不足，邓尼茨只得实施“小群战术”，由3艘～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在某一艇长的直接指挥下作战。由于当时盟军使用的声纳装置效能很低，德国潜艇可以接近到离目标3链～15链处发射鱼雷，所以仍取得很大战果。1939年9月3日，他下令U30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100多海里处突然击沉英国雅典娜号邮船，1400名乘客几乎全部丧生，其中有不少是美国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希特勒对外矢口否认此乃德军所为，对内严令销毁证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邓尼茨把U30号潜艇官兵调往U110号潜艇，然后有意制造了沉没事件。9月17日，U29号潜艇击沉英国无畏号航空母舰。10月14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弗洛英国海军基地，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此阶段，德军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只近400艘。1939年10月，邓尼茨晋升为海军少将。194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1941年春，盟军加强护航和反潜措施(如反潜舰、装有定向器的飞机)，使德国的攻击受挫。邓尼茨及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坚决要求空军支援潜艇作战，首次提出航空兵与潜艇的 “战役与战术协同动作是极为重要的”。经过有力交涉，希特勒命令驻波尔多的第40飞行大队在进行远距离侦察方面隶属潜艇司令部。另一方面，开始全面实施战前制定的 “狼群战术”，即把30艘～40艘潜艇编成一个“狼群”，再分为侦察和突击两个艇幕。侦察幕各艇间隔30海里～40海里，突击幕各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两幕的战役纵深保持在50海里～100海里之间。稍后，邓尼茨又修正战术，将两幕分为侦察、预备进攻和突击三幕。修正后的“狼群战术”使潜艇不再躲避盟军的护航警戒舰艇和飞机，一旦发现目标，所有潜艇都浮出水面，全速接近目标，用高炮射击护航飞机，用鱼雷攻击护航舰和运输船。

由于指挥得当，邓尼茨的潜艇给盟军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带来浩劫。1941年4月至12月，共击沉盟军32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58万吨。美国参战后，德国潜艇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美国海岸及加勒比海一带。1942年，德国潜艇每月击沉盟军商船近97艘，总吨位达52万多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商船2828艘，总吨位达14687231吨，击沉击伤盟军军舰115艘，给同盟国特别是英国造成极大的困难。英国海军惊恐地认为: “邓尼茨炸沉我们的商船是在慢慢地绞死我们，……他是自荷兰勒伊特以来，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1943年1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严重分歧而辞职。邓尼茨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为海军元帅。

然而从1943年4月起，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已走下坡路，击沉商船和运输船的吨位逐月下降。尽管邓尼茨针对盟军反潜力量的加强而相应改变了战术，但是德军再也不能把握主动权了。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下令停止在北大西洋对盟军护航运输船队的作战。

1944年7月21日1时，邓尼茨在柏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刚发生过的暗杀希特勒行动，表示海军一如既往效忠元首。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将德军尚占据的德国领土分为南北两个地域，任命邓尼茨为北部地域德军总司令。次日，邓尼茨用飞机把1个海军营运入柏林，保护希特勒的安全。这时，纳粹德国内部分崩离析，连戈林、希姆莱都在考虑退路，第三帝国要员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培尔仍然真心效忠希特勒。因此，4月30日，希特勒在自杀前指定邓尼茨继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帝国总理。戈培尔自杀后，邓尼茨又兼任总理职务。邓尼茨在普伦接到上述任命的电报和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汉堡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文告，号召德国军民继续在东线负隅顽抗，暗地 指示西线的德军向盟军投降，以使战后德国有更多的人口领土能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5月2日，邓尼茨将大本营移至弗伦斯堡。5月5日，邓尼茨派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去兰斯求见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派约德尔去兰斯，再次恳请盟军接受德军投降。5月8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投降的广播文告，次日派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签字投降。德国潜艇部队则根据邓尼茨从前制定的 “彩虹计划”，将224艘已上浮的潜艇全部凿沉。

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被盟军逮捕。1946年10月，邓尼茨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56年10月，邓尼茨从施潘道监狱刑满获释后，定居在奥尔，但仍为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1980年10月24日，邓尼茨病死。

皮尔士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其父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1855年皮尔士进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1861年在美国海岸测量局任职,并任哈佛天文台助理。1872年他主持在哈佛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形而上学俱乐部”,实用主义的另一创始人詹姆士,也是该组织的成员。1877年被选为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同年作为美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测量学大会。1880年做过伦敦数学学会会员。1887年退辞。1914年病逝。

皮尔士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人。他在线性代数、逻辑代数上都作出过贡献。他在语言学、美国现代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的预见方面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此外,他的成就和贡献还表现在天文学、重量或密度测定学、光谱学、计量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1877—1879年他完成了光波长度的公制换算。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关系逻辑,他引入新概念和新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他还陈述了关系演算的许多基本公式,研究了关系词项的量化理论。

皮尔士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哲学史上最先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并创立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他主张把理论概念的意义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他认为,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无效果,则无意义。为了确定一个概念的意义,应该考察从这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能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构成这个概念的意义。皮尔士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实用主义的意义论。皮尔士最初是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科学组织方法论来论述的,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解释科学家们使用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因此,在后来詹姆士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人生社会哲学和价值论时,皮尔士便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实效主义”,以与詹姆士相区别。皮尔士认为,认识意味着探索,探索的目的在于确定信念,消除疑虑,更有成果地行动。他认为,古往今来人类确定信念的四种方法,即“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中,只有第四种是最好的。因为这种方法排除了个人的任性和偏见、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抽象玄秘的理性原则,直接依据外部客观事实来确定信念和行动,所以它确定的信念真理性最多,最有利于行动的成功。这些思想中都有一些积极因素,但总的说来并未越出实效主义的范围。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也作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学家。万历十四年（农历1586年，公元1587年1月）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县南喝岐村（今江苏江阴市霞客镇）。徐霞客的家乡在当时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徐霞客出身仕宦世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曾经挂过虚名，但到了他的父亲徐有勉那一代，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对仕途没有多大兴趣，宁愿平静悠闲地在乡间生活也不喜欢和官场中的人结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年幼的徐霞客有所影响。

幼年时期的徐霞客，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他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虽然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特别青睐历史、地理和探讨大自然等方面的书籍。这类书在当时视为不正规的闲书、奇书。他的阅读面很广，诸如古今史籍、舆国方志、山海国经等，他都有所涉猎。他的族兄徐仲昭曾说他“性酷好奇书，客中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有钱必买书，无钱则变卖衣物来换钱买书，徐霞客“奇书”的嗜好就是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看了这些书以后，使得他更加向往五岳等名山。

徐霞客19岁时，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徐霞客萌发了外出游历的想法，而贤德的母亲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不愿自己的儿子像篱笆里圈着的小鸡，车辕上套着的小马一样，被束缚而没有见识和出息。对徐霞客的决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年轻的徐霞客终于告别书斋生活，挣脱了仕途功名的束缚，开始实现儿时的梦想。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止。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泰山、普陀山、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嶷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每天坚持写日记。这些旅游日记记录了他的旅途经历、考察的情况以及心得体会，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理材料。

徐霞客很重视标本的研究价值，他在武当山等地冒险采集了榔梅; 在尚山采集了当地一种形似菊花的特产—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茶花等珍稀名贵植物;在玛瑙山上采集了“石树”; 在蝴蝶泉边采集了花树的枝叶。

徐霞客对科学研究有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喜欢猎奇，可以说是到“闻奇必探，见险必截”。每每遇到古洞、名刹、温泉、飞瀑、奇峰、深林、幽皇等奇异景观，他都把安危置之度外，只求一览“庐山真面目”。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亘古人迹未到之处，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他在云南腾越为了把一个岩洞看个明白，冒死攀登上悬崖;在湖南茶陵时，独闯传说中神秘的麻叶洞;在广西融县真仙岩，徐霞客为了探索一个时洞，竟从一条横卧的巨蟒身上跨过，进到洞内。他还经常和鬼神迷信做斗争，云南地方上有一本《鸡山志略》，书中记载了五台山、峨眉山和鸡足山等地的“放光瑞影”现象，这种五彩光圈通常被社会上认为是“佛光”或“宝光”，徐霞客则从地形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出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原因，驳斥了迁腐的迷信说教，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着，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世人称徐霞客为“游圣”。

刘学箕

刘学箕，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1180年前后，即宋光宗绍熙时期在世），字习之,自号种春子,又号方是闲居士,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子翚孙,玭子。青紫满家,应得一官,而廉静退托,志在四方,足迹半九州,游襄汉,经蜀都,寄湖浙,历览名山大川,取友于天下。嘉泰四年返乡里,年未五十,移家于南山之下,引泉植竹,造亭立馆,取其最宏敞者,扁曰方是闲堂。日与宾客饮,饮醉吟诗,诗成更饮,常至达旦。自六经诸子、史传百家之书、天文地理经纬之学、古今文集、医药方技,莫不研究。其人天资秀发,发而为诗,沉浸郁。少作《梅花》诗,有“清香贯鼻风传信,瘦景横窗月乌真”之句,朱熹见而奇之。其后日煅月炼,愈久愈工,所作歌行,放笑纵横,时露奇崛。词风近辛弃疾,其《贺新郎》云:“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山月。”悲壮激烈,忠孝之气,奕奕纸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刘淮极称其“笔力豪放,诗摩香山之垒,词拍稼轩之肩”。赵蕃跋举其佳作,如《与二犹子送生荔枝》、《夏雨叹旧》,谓“有风人之体”,《昌蒲记》等文“亦有笔力”。著有《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弟子游郴于嘉定十年编刊,今存元至正间重刊本、汲古阁影元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十八首。《全宋诗》卷二七八二至二七八三录其诗二卷。事迹见刘淮《方是闲居士小稿序》及本集其他序跋,《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八有传。

颛孙师

颛孙师（公元前504年—?），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亦单称张。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省淮阳)人。少孔子四十八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吕氏春秋·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盖其祖先于鲁庄公二十二年自陈奔鲁，而师为其后。出身微贱，曾为马市经纪人。《尸子》“颛孙师驵也。”虽在孔子晚年入门，但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孟子说：“昔者窃闻之：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孟子·公孙丑上》)《论语》中记其向孔子问学次数达二十次。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鄙夷同门中德行不坚者：“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上)才意高广，但有所偏激。孔子批评他：“师也辟”(《先进》)，“师也过”(同上)，“师能庄而不能同”(《说苑·杂言》)，认为他所失常在偏激而过之。子游说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参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但他博爱容众，交友甚广，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同上)认为“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常向孔子问政，问学“干禄”，然终身未仕。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孔子死后，子张居陈国，收徒讲学。其后学形成“子张之儒”，为儒家八派之首。郭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他们和墨家有点相似，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子张死后葬于徐州萧县(今属安徽)。唐开元尊为“陈伯”。宋真宗封“宛丘侯”。宋徽宗改“颍川侯”。宋度宗加封“陈国公”。

狄更斯

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1870年6月9日），英国小说家。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全家被关进负债人监狱，很早便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务，干各种零工，在鞋油作坊学徒，洗瓶子、贴标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后来进入报界，当纪录员和新闻记者，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幼年的经历、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接触，给他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狄更斯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和40年代初为早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匹克威克外传》(1837)。这部作品没有联贯的结构和情节，只是叙述匹克威克与三个朋友坐了四轮大马车从伦敦到外地去旅行的见闻，用诙谐风趣的笔触揭露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奥列佛·推斯特》(1838)是另一部重要作品，它通过孤儿奥列佛无法忍受济贫院的生活，逃出后落入窃贼集团，被迫偷窃，最后为一好心的有产者搭救的经历，展示伦敦贫民窟的苦难，抨击“新济贫法”的伪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揭露私立学校对儿童身心的摧残。《老古玩店》(1841)通过一家小古玩店店主和孙女两人的不幸遭遇，写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者败落的悲剧命运。

40年代为中期。这一时期作者应邀访美并长期侨居欧洲，主要作品是《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和《董贝父子》(1846～1848)。前者揭露资产阶级的欺诈、贪婪和伪善以及唯利是图的本质;后者同样写一切从金钱和利润出发的商业资本家的卑鄙和冷酷。这一时期写的《圣诞欢歌》(1843)和《炉边蟋蟀》(1845)等则表现出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

50、60年代为后期。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鼎盛期。他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德》(1850)是一部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基本线索的半自传体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的悲惨处境、负债人监狱的黑暗、社会上骗子的横行等。《荒凉山庄》(1853)通过积案如山的法律系统内部的描写，抨击英国的司法制度和议会政治;《艰难时世》(1854)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尖锐的劳资对立;《小杜丽》(1857)以伦敦的负债人监狱马西夏狱为背景，描写法律和政府机构的腐朽、塑造了小杜丽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形象;《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医生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18年的经历和一个农家小孩被贵族马车轧死的情节，反映封建贵族对人民的压迫，预示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远大前程》(1861)通过孤儿匹普的遭遇，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揭示上层人际关系的冷酷，歌颂下层人民之间的真诚和友爱。《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把英国社会比作一座巨大的垃圾山，揭示其藏污纳垢，必将腐烂的实质。

狄更斯后期的作品在题材、主题的深广、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社会批判意识更加强烈、暴露资本主义黑暗与腐朽的笔锋更趋犀利，这就使他不仅成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而且成为西方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