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光朝

林光朝（1114—1178年），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再试礼部不第，遂潜心学问，通六经，贯百氏，四方从学者达数百人。隆兴元年，年五十始及第，调袁州司户参军，知永福县。乾道五年，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七年，为著作郎，兼礼部郎官。八年，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九年，出为广西提刑，移广东。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除中书舍人，出知婺州，引疾奉祠。五年卒，年六十五，谥文节。光朝为南宋初著名理学家，林亦之、陈藻皆为其弟子，朱熹也与之切磋学术，学问渊深，为时人所重，称为“南夫子”。陈宓谓其不以文辞为重，而为文“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直数语雍容有馀”(十卷本《艾轩集序》)。其《丁亥登对札子》、《缴奏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词头》、《乙丑拟上殿札子》诸篇，论事谨严持重，切中事机。刘克庄称其诗不轻作，深湛锻炼，“以约敌繁，密胜疏，精掩粗”(《竹溪诗序》)，与理学家有韵之语录迥异。《东宫生日》诗六首，言词富丽，为其诗压卷之作(刘壎《隐居通议》卷一二)。其文集在宋代时曾经两次编纂，首次由其族孙林同叔编为《艾轩集》十卷，陈宓为作序;后又有其外孙方之泰编《艾轩集》二十卷，刘克庄为作序，刻于鄱阳。至明代两种宋刊本均阙佚，正德十六年郑岳选刊为九卷、附录一卷，今存正德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二○五二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六五○至四六五八收其文九卷。事迹见周必大《林谦之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三)、《宋史》卷四三三本传。

亚米契斯

埃得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10.31~1908.3.12)，意大利作家。毕业于摩德纳军校,在军队中供职。1866年参加反抗奥地利的战争,1867年参加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进军。1871年复员,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早期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1891年加入社会党。但他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启蒙主义。作为一位坚定的民主派和人道主义者,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受到曼佐尼和真实主义的影响。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军队生活》(1868)主要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但对意大利军队生活有所美化。游记《西班牙》、(1872)、 《荷兰》(1874)、《摩洛哥》(1876)、《君士坦丁堡》(1878～1879)、《巴黎游记》(1879)等,生动地描写了各国的山川和风土人情。给德·亚米契斯带来世界声誉的是教育小说《心》(1886;中译《爱的教育》)。小说以一个小学生日记的形式,描写学校的日常生活,穿插一些儿童故事,向儿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珍爱友谊的教育。其他有关教育问题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一个教师的故事》(1890)、短篇小说集《在学校和家庭之间》(1892)等。晚年写有《给所有的人坐的车》(1899)和政论集《内战》(1901)等。马雅可夫斯基曾以德·亚米契斯的中篇小说《工人的女教师》为基础写了歌剧《小姐和流氓》(1918)。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字介甫，晚年号半山。罢相后封荆地，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于临江郡清江(今江西省清江县)，父亲王益其时任临江军判官。由于王安石家世代都是科举仕宦出身，因而他从小就受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忆昨诗示诸外弟》)。庆历元年(1041)，他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次年以第四名进士及第，开始仕途生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求外调为鄞县令，兴学校，严保伍，起隄堰，贷谷于民，吏人更之，政绩显著。嘉祐二年(1057)在常州任上开凿了一条运河，因劳人费财常自责。次年改任江东提点刑狱，取消了茶叶专卖，做了件好事。在地方期间，他接触社会现实的机会甚多，于高利贷、专卖品、边庭安危等，多有了解。嘉祐四年(1059)，他回京担任了三司度支判官职务，上书万言，历陈变法主张，要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地主官僚的兼并，加强中央集权等，这就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熙宁二年(1069)，新继位不久的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副宰相身份主持制置之司条例司，于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而后在全国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史称“熙宁新政”。其时，王安石已身为宰相，他依靠神宗，大力推行新法，并改善与西夏作战形势。但因保守势力的强大，新法屡屡受阻，以致他的两个弟弟、他的好友曾巩等也不支持新法，所以熙宁七年(1074)，他辞相离京。而后又复相罢相，退居江宁，隐居钟山，乞灵佛老。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宣仁太后执政，“以母改子”，废除新法。连续的打击，使本来已病重的王安石病情愈重，不到一年，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成就，连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也无不钦佩。作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他的议论文、“记”、墓志铭等，均内容充实，风格独特，“有补于世”。但与“韩潮苏海”相比，则见出单薄枯燥之弊。他的最大成就还是诗。除前期为官时的一些社会政治诗外，后期的登山临水、咏物抒怀写景的小诗，尤为“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后山诗话》)，被人称作“王荆公体”，诸如《钟山即事》、《金山三首》等。王安石不以词名，却有名篇，如《桂枝香》、《千秋岁引》等。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变法，古今中外驰名。作为思想家，其孔孟韩愈、老庄杨墨及佛学研究，均渊博精深。作为文学家，他的诗文一直影响到“江西”、“桐城”诸派。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老子注》等。研究资料可参见《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梁启超《王荆公》(1936年中华书局版)、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等。

罗德斯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英语：James Ford Rhodes，1848年5月1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27年1月22日卒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是美国商人和历史学家，以他对美国南北战争、美国内战和美国历史重建时期的多卷调查而闻名。

尽管罗德斯在纽约大学（1865-66）和芝加哥大学（1866-67）都受过教育，但他从未获得学位。1867年，他离开大学前往欧洲，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柏林学习冶金学。

1874年，罗德斯回到克利夫兰后，与他的兄弟和姐夫（马库斯·A·汉纳）一起进入了煤炭和钢铁行业。罗德斯公司通过煤炭和铁的营销和运输而繁荣起来，到1885年，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足以让他退休。

罗德斯在余生中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为《西方历史杂志》撰写了许多文章和评论，并开始了作为历史学家而闻名的不朽项目——《1850年妥协以来的美国历史》。这部七卷本的作品于1893年至1906年间出版，被高度评价为“科学”（即客观和超然）的历史学术著作。然而，他坚持认为奴隶制是战争的原因，他对重建的种族主义解释一直存在争议。

罗德斯于1891年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然后于1895年搬到波士顿。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并于189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继续撰写历史著作，直到1922年。他的《内战史，1861-1865》（1917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梅里维尔

查尔斯·梅里维尔（1808年3月8日-1893年12月27日），英国历史学家和教士，多年来担任伊利大教堂的院长。他是1829年在亨利举行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梅里韦尔是约翰·赫尔曼·梅里韦尔（1770-1844）和约瑟夫·特鲁里（哈罗公学校长）之女路易莎·特鲁里的次子。1818年至1824年，他在哈罗公学乔治·巴特勒的指导下接受教育，他的主要校友是查尔斯·华兹华斯和理查德·切内维克斯·特伦奇。1824年，他参加了伊顿对哈罗的板球比赛。[1] 1824年，他被任命为印度公务员，并在海尔布里学院短暂学习，在那里他精通东方语言。他决定不从事印度事业，于1826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1830年，他被评为第四名古典文学，1833年当选为圣约翰学院院士。他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其他成员包括丁尼生、A. H. 哈勒姆、蒙克顿·米尔内斯、W. H. 汤普森、特伦奇和詹姆斯·斯佩丁。[3] 梅里韦尔是1829年在泰晤士河亨利举行的牛津和剑桥划船比赛剑桥队的主要参与者。他在比赛中在剑桥船上排名第四，牛津队获胜。

梅里韦尔于1833年被任命为执事，1834年被任命为牧师，并成功地从事了学院和大学的工作。 1839年，他被任命为白厅的特选传教士。 1848年，他担任埃塞克斯曼宁特里附近劳福德圣玛丽教堂的牧师。 1863年，他被任命为下议院议长的牧师。 1869年，他拒绝了剑桥大学现代历史教授的职位，但在同一年接受了格莱斯顿的伊利院长职位，直到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大教堂的最大利益，并获得了许多荣誉学术荣誉。

1850年，梅里韦尔与乔治·弗里尔 (George Frere) 的小女儿朱迪丝·玛丽·索菲亚·弗里尔 (Judith Mary Sophia Frere) 结婚。 他们的儿子约翰·赫尔曼·梅里韦尔 (John Herman Merivale) 是第一位采矿学英语教授。 他们的女儿索菲亚·梅里韦尔 (Sophia Merivale) 是1907年11月在牛津市议会当选的第一位女性议员。

梅里韦尔在伊利去世，享年85岁。伊利大教堂和劳福德的圣玛丽教堂都有他的纪念碑。

梅里韦尔的主要著作是《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史》，共八卷，于1850年至1862年间出版。[3] 该书旨在填补蒙森和吉本著作之间的空白。

十年后，他压缩了治疗范围，扩大了范围，完成了《从罗马城建立到奥古斯都倒台时期的罗马通史》（1875）。

他写了几部较小的历史著作，如《罗马三巨头》（1876年），并发表了布道、演讲和拉丁文诗。他将约翰·济慈的《许珀里翁》翻译成拉丁文诗（1862年），获得了高度赞扬。

王轼

王轼（1439年—1506年），明代官吏。公安(今属湖北)人。字用敬。英宗天顺时进士。历大理右评事、四川按察副使、陕西按察副使等。孝宗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迁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弘治十三年(1500年)， 授南京户部尚书。旋命兼左副都御史，都督贵州军务，征讨普安(今贵州西南部)农民起义。时明军屡败，文官武将战死多人。他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及四川官军和士兵八万余众， 与贵州兵分八路进剿， 用兵五个月，镇压了反抗的农民军。还朝后，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兵部尚书。武宗登基后，以疾致仕，加太子太保。卒，赠太保， 谥襄简。

王轼著有《平蛮录》1卷，叙述明孝宗时其人平定贵州普安叛乱的始末。

李一冰

李一冰（1912—1991）原名李振华，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取笔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原籍安徽。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陆续于新文学重要刊物发表白话散文。李一冰熟读苏轼诗作，同时整理《东坡事类》等重要书籍并编订《苏轼年谱》，历时八年，写成《苏东坡新传》，共计七十余万字，于1983年以笔名出版。另著有《明末孤臣张苍水传》，后增补成《张苍水传》。

伊尹

伊尹(约公元前1649年～约公元前1550年)，名伊，官名尹;一说名挚，官名阿衡。开国重臣，先后辅佐五代商王。据说终年100余岁，善终，葬于亳。一说因篡王位而被杀。

伊尹名挚，尹是官职名称。他生于陈留县(今河南省开封县)北三十里的空桑城。伊尹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女神对她说：“假若炉灶和杵臼内出现了青蛙，你必须赶快逃走，头不能往后看。”得梦后不多久，果然炉灶和杵臼内出现了青蛙。伊母记得梦中言语，赶紧向东方逃走。走到中途她停下脚跟，回头一看，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她居住的城邑。由于她回首观望耽误了时间，汹涌的洪水把她也卷走了。伊母被淹死后，化为一段中空的桑木。洪水退后，有人发现水边的桑木内有婴儿啼哭。人们剖开桑木，取出婴儿，抚养成人。这孩子有特殊的天赋。但抚养他的有莘氏认为这种由木头中剖出的孩子，必是不祥之物。就把他作为女儿的陪嫁奴送给了成汤。这就是伊尹的出身来历。

伊尹作为陪嫁奴仆到了成汤手下，借席间上菜的机会，劝说成汤要争取人心，以灭掉夏王朝。于是成汤立即将伊尹由一名庖厨提拔为自己的军师。伊尹为佐助成汤灭夏，曾亲自打入夏桀宫廷内，引导夏桀疏远贤臣，离间他与臣属之间的关系，窥探夏朝情报，打好灭夏基础。在伊尹的佐助下，成汤终于灭掉了夏桀，建立了商朝。为了发展经济，伊尹还曾亲自领导人民耕种于有莘之野。由于伊尹改革了耕作制度，发展了农业生产，商朝日益兴盛发达。成汤去世后，伊尹还辅佐外丙、仲壬二王。

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伊尹继续担任首辅大臣。由于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地方，帝太甲在桐宫独居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把帝太甲接回来复位。在放逐太甲期间，伊尹亲自担任摄政王。因此伊尹成为千古良臣典范，死后受到历代商王隆重的祭祀。历代商王还把伊尹作为商的保护神。伊尹死于商王沃丁八年，死时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史载伊尹葬于毫。今山东省曹县东南楚邱城。也有伊尹墓。

后人因为伊尹辅助汤翦除了暴君夏桀，创建了商朝，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先后扶助五代商王，一片赤诚，所以，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一起，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

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战国时的魏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里面记载着：伊尹，连辅汤、外壬、仲壬三朝，被称为阿衡。仲壬死，太甲当立。他专权自恣，篡位自立，放逐太甲于桐。七年后，太甲潜回王都，把他杀死。从此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逐君篡位的巨奸，学者们便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太甲杀伊尹”之说是可信的，伊尹还政于太甲，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近代学者认为，古籍中明明写着太甲是悔过后返都的。也记载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这证明太甲没有杀伊尹。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伊尹时，还写了一篇文献《沃丁》赞颂伊尹的功德，这证明伊尹是善终。因此《竹书纪年》记载太甲杀伊尹后又立其子伊陟、伊奋，实在不可信。此书成于战国之际，当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受此风气影响，《竹书纪年》才将伊尹说成因篡王位而被杀。

伊尹死后，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几代商王都任命伊尹的儿子伊陟为相，而伊陟的弟弟伊奋亦官居要职。其子孙世代继承伊侯的爵位，被封在伊国为君。伊侯国始终是商朝的主要属国。周武王灭商时，伊国首先被周武王盟军所灭。伊尹的后代有伊氏、尹氏、衡氏等。汉有侍郎伊推。晋有伊说，著《尚书义疏》。清有伊朝栋，福建宁化人，光禄卿，著有《南窗丛书》;其子伊秉绶，扬州知府，工诗善隶，著有《留春草堂集》。

贺季衡

贺季衡(1866～1934)，原名贺钧，字季衡、寄痕，晚号指禅老人，清同治五年（1866）生于丹阳城内南桥河沿贺家弄。

贺钧天资聪颖，六岁读私塾，所授之书，过目不忘，深受其父宠爱。七岁时，他不幸患上肠伤寒，卧床近一年，痊愈后，右足还落下微屈。父母见他行走不便，心疼难忍，便请孟河派名中医马培之诊疗，不久，他的右足奇迹般恢复了正常。马培之妙手回春的医术，令少年贺钧肃然起敬，在他心目中，马培之成了拯救人间苦难的活神仙。因此，长大也要学医的志向和信念，在他的心灵深处油然而生。

贺钧排行老三，其兄铁余、霞衫早年皆受业于马培之，学成后在丹阳城内行医，颇具名气，后相继早夭。十岁时，贺钧寄宿霞衫诊所，“遂取仲兄书尽读之”，开始接触起《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

光绪五年（1879），年仅十四岁的贺钧，只身来到与丹阳东乡交界的武进孟河镇，正式拜于恩人马培之门下。贺钧学医专心致志，勤奋不懈，且悟性极高，从而博得恩师赏识。马培之常以珍方秘笈授之，悉心为他开小灶，还不时感慨道：“今得贺钧，吾道于丹阳又得一传人矣。”贺钧得之真传，显然受益匪浅，学业大有长进。

光绪十一年（1885），受业六年的贺钧将学成而归。辞别恩师时，马培之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吾门衣钵在子矣。”可见他对爱徒寄托着莫大的期望。贺钧回到丹阳，他继承兄业，在南桥河沿邱家祠堂内原霞衫诊所为民治疾，后移至贺家弄扩建后的住宅。他初入医道又因年少，且处方又与众不同，一时并不为他人所识。然而，数年之间，贺钧不负恩师教诲，连连医好许多疑难杂症。于是，声名乍起，一时间就诊者络绎不绝。

从此，南桥河沿一改往昔的冷清，求诊者蜂拥而至，城河里不时停满来自省内外待诊者的船只，南桥河沿各家旅店为之爆满，街坊商家纷纷增设旅店及饭馆、杂货铺等，以满足应诊者与日俱增的需求。南桥河沿成了清末民初丹阳城内又一繁华的闹区。

他医术精湛，治学严谨。每每诊治患者，必先详询病情，细微末节，不厌其烦；切脉之后，则静心思考，才从容开方，并审视三番，再授方抓药。如此这般，每天日诊量多达百余号，且经他医治者，无不奏效。

贺钧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遇贫苦者来求诊，常免收诊费并以药施之。除日诊外，贺钧每天晚上都要出诊。他心系患者，急病人之所急，随叫随到，从不怠慢。无论是盛暑寒冬，还是疾风暴雨，概不间断；每晚求诊者往往踵趾相接，甚至一夜出诊十多次，因而时常天明才归。贺钧以医济世的坚定信念，救治苦难的良苦用心，令人倍加赞赏。他所题的“季衡”字，其喻意亦足以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季衡也成了他后来的大名被叫响。

随着贺季衡医术及其声望的提高，慕名前来拜师者亦接踵而至，其门生先后达三十六人，包括其子卓人、胞侄展如、堂侄了公。这盛况竟与当年马培之不相上下。其再传弟子张继泽（张泽生之子）曾撰文称：“贺季衡大师为孟河医派之中流砥柱。”昔日马培之衣钵相传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

民国元年（1912），正当贺季衡医道如日中天之时，其子卓人却不幸患咯血而卒。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贺季衡处于无比悲痛之中，他万念俱灰，竟将“逐日笔录”及“诊余墨市”毁以一炬，闭门谢诊。在万般痛楚中煎熬的贺季衡，苦苦冥思，又为自己题了“寄痕”二字。顿失良医之苦的丹阳父老乡亲和社会各界名流，联名央求他恢复诊业，并代为排定诊号，每天限诊数人，间隔几日一休。贺季衡盛情难却，遂勉为应诊。

后来，江苏都督程雪楼抱病来丹求诊，经贺季衡医治而愈后，程雪楼力劝他以救治苦难为重。于是，贺季衡重归于“白天门诊、晚上出诊”的繁忙之中。他又率领得意门生张泽生、颜亦鲁等，在双井巷闹市创设“仁寿堂”中药店，聘请著名中药师周秉钧任经理。药店自制丸散膏丹，著名中成药有贺氏中风牛黄丸、喉症秘药、玉枢丹、辟瘟丹、行军散、姜桂丸、牛黄七宝丸等。这些中成药均由贺季衡亲自开方配制，也是他常用之药，疗效极其显著。

仁寿堂不图名利，选药精良，货真价实，生意兴隆，致使外地购药者亦纷至沓来。由此也招来一些药店老板的嫉妒，民国十年（1921），有一家姓薛的药店老板处心积虑地想搞垮仁寿堂。他利用一知半解的药物知识，怂恿曾经贺季衡医治的病人家属闹事，并出面煽动说：“身为名医还不知‘丁香与郁金配’用药忌讳，这可是用错了药，要死人的呀！”贺季衡镇定自若，不与其争执，只是和他约定时日在贤桥脚下的一家茶馆尝药论理，且许诺由嫡孙贺桐孙到场尝药。消息传出，一时轰动了丹阳城。

第二天下午两点，茶馆里坐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时年十一岁的贺桐孙在师叔们的带领下，也准时来到茶馆。“丁香与郁金配”由薛老板当场煎好，贺桐孙一口气将一碗“丁香郁金汤”喝完。数小时过后，其孙面不改变，毫无异常迹象。其真相不言自明，茶馆里顿时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薛老板无端玷污名医。在众目睽睽下自取其辱的薛老板，无地自容，便悄悄地溜走了。隔日，病人家属特地到贺家弄向贺季衡道歉。这时，贺季衡袒露道：“薛老板只知‘十九畏’中的‘丁香莫与郁金配’的旧说，而不知丁香配郁金有舒肝理气之效果。”

在贺季衡的行医生涯中，还有许多令人叹服的花絮，如丹阳民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真假药方治危症”，“一句话平息一场官司”等。当时，就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出嫁女儿生病，若不经贺季衡诊治而死，娘家人不依”；“不经贺季衡医治，死了都冤枉。”由此可见，人们对一代名医的信赖程度有多高。

张浚

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 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南宋抗金名相。大臣。

唐代大诗人、名相张九龄有个弟弟叫张九皋，才气不及兄长，官位亦不显。谁知，过了三四百年后，张九皋的后裔中竟出了位名震天下的人物。

此人便是南宋名相张浚。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据称，张浚出生前的一天，张咸午休，睡梦中见一神人自天而降，对他说：“你的儿子将来要做宰相。”但不幸的是，张咸没能看到儿子为相，就在张浚四岁时病逝了。年幼的张浚由母亲冀夫人一手拉扯大。

父亲病逝那年，大宋帝国第七位君主哲宗赵煦也一命呜呼。哲宗之弟赵佶入承大位，是为徽宗。此君在绘画书法上堪称一代巨匠，但在治国理民上却十足的昏聩。大宋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如江河日下，迅速腐败。北方和西北的辽、金、西夏厉兵秣马，虎视中原。强敌环伺，大宋帝国岌岌可危。张浚就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氛围中长大的。他行直视端，刻苦自励，矢志以己之才报效国家。高中进士后，被遣至熙河(今甘肃临洮)西夏前线做幕僚。在熙河，他走遍了当地的营垒要塞，察看了那里的山川地势，并时常与旧时的戍边守将一起纵饮畅谈，详细询问自开国以来的守边方法，以及行军布阵等问题，为其后来能娴熟地主持军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6)，张浚被授以太常簿。第二年二月金人破汴京城，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在这历史剧变的时刻，张浚表现出一种坚贞的情操，誓死不与逆贼合作，并与赵鼎一起逃入太学。五月一日，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张浚得知消息后，即驰马奔赴南京(即应天府)，从此以后，他便以其整个的生命，投身到复兴国家的大业之中。

张浚回到南京后，先被授以枢密院编修官，后改虞部郎，不久，又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南宋初创，百业待举，对此，张浚认为居首位的应是确立国家的法度。任侍御史后，张浚便先行着手改变当时纲纪废驰的状况。就在这时，发生了韩世忠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亡的事件。张浚立即奏请罢免韩世忠观察使的职位，并严厉惩处当事人。至此，朝廷内外深为震动。

建炎二年(1128)春，金人分三路大举南犯，企图一举消灭赵氏王朝，高宗不敢与敌交锋，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南逃扬州。张浚认为，要兴国，光靠避敌是不行的，他建议道：“中原一带是国家的根本，请陛下降诏修整东京、关陕、襄阳等地行宫，以备巡幸。”张浚的建议，引起了只会向金人求和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的不满，并将其除集英殿修撰，出知兴元府。高宗知道后，不想在身边失去这样一个能干的大臣，因而，不等他离去，便再除其为礼部侍郎。高宗说：“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有所作为，却像要一飞冲天而没有羽翼一样，所以，我想让你留下来辅助我成就大业。”不久，除御营使司参赞京事。

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再度南侵。对于金人的这次行动，张浚事前曾多次建议加紧防范。但是，掌握朝中大权的黄、汪二相不仅听不进张浚的建议，反而嘲笑他“太多虑了。”由于黄、汪二人的阻挠，南宋军队毫无作战准备，至金人打过淮河，进逼扬州，高宗只好仓惶逃往临安。

高宗来到临安后，刚把自己的小朝廷安置下来，不想又发生了苗、刘兵变。在叛将苗傅、刘正彦的威逼下，高宗只好禅位给了3岁的儿子赵。当时，张浚留守平江(今湖南平江)府。一天，忽然接到改元诏书，张浚感到事情突然，直觉告诉他临安恐怕是发生了兵变，为了防止混乱，张浚命守臣汤东野将诏书扣下，秘而不宣。稍后，苗傅等送来文书，告知高宗禅位事宜，张浚看罢文书，面向临安，大哭一阵，然后，即召汤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商讨起兵讨贼。

此时，朝政已被苗、刘二人把持，为了稳住局势，苗傅任命武将张俊为秦凤路总管，张俊不明真相，便带兵万人西还。

张俊为人纯朴诚实，平时颇得高宗信任。张浚知其可与谋事，便急忙将其请来，告知临安兵变情况，两人相持而泣。然后商定共同起兵讨逆勤王。为了增强勤王军的实力，张浚又派人约吕颐浩、刘光世带兵来会，并命张俊分兵控扼吴江(今江苏吴江)，以防苗、刘计穷而挟帝北投。一切布置停当，张浚上疏，坚请高宗复位。

奏书上呈后，韩世忠的舟师已抵常熟，张浚再以书召之共同讨贼，在犒师宴上，张浚大声地向各位将校问道：“今天的行动，谁顺谁逆?”大家同声答道：“贼逆我顺。”接着，张浚又表情严肃地说道：“听说逆贼以重赏买我的人头，如果我此举违天悖人，你们可把我的头拿去;不然，如果有谁临阵退缩，均按军法从事。”

大军出发后不久，张浚再次接到要其只身赴临安的诏书。

张浚一面督军前进，一面复信，声讨苗、刘的叛逆行为：“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说的是指斥乘舆;事情涉及不逊，谓之震惊宫阙。你们所做的废立之事，实是大逆不道。罪应诛灭全族。”苗、刘二人得知张浚已率各路勤王军前来临安，急忙派重兵扼守临平，同时任命张俊、韩世忠为节度使，而诬称张浚阴谋危害社稷，流放郴州安置，企图分化勤王军。张俊、韩世忠拒绝不受，张浚再传檄中外，声讨苗、刘罪行。

眼见各路勤王军快速前来，苗、刘无计可施，只好听由朱胜非宰相的安排，迎请高宗还位。高宗复辟后，御笔除张浚知枢密院事，苗、刘再次要张浚只身入朝，停止进军。张浚与吕颐浩商议后认为必须除掉苗、刘，否则日后定成祸患。随即指挥韩世忠，大攻苗、刘守军。进入临安后，全城人士夹道欢迎，高宗也很感激地对他们慰劳再三。

当初，张浚率军抵达秀州时，一天夜间，曾遇一人持刀来至跟前，张浚知是刺客，便问道：“你大概是苗、刘派来杀我的吧?”来人称是。张浚又说：“既是这样，就请拿去我的人头。”来人却站着不动，说道：“我也是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人，岂肯为贼所用，何况你如此忠义，怎能忍心加害。我只是见你防备不严，怕以后再有刺客前来，故尔相告。”张浚再问：“要金帛吗?”来人大笑道：“如果杀掉你，还怕没有金帛吗?”张浚看到来人是一侠义之士，便想留之，但被来人谢绝：“我家有老母，还在河北，所以不能留此。”再问姓名，亦不回答，随即摄衣登屋而去。及至大功告成后，张浚遍地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位侠士。

张浚认为，要复兴大宋，当从关陕开始。考虑到金人有可能先入陕，然后自陕攻蜀，那样一来，东南便陷入被夹攻的境地，势难保全。因此，张浚向高宗极陈利害，并请任川、陕。高宗也正为两地无得力者镇守而犯愁，遂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张浚出任川、陕后，将幕府安置在秦川。这时，有谍报金人将进攻东南，张浚急命诸将整军前往，及至房州(今湖北房县)，攻至江、淮一带的金军得知情报后，已快速撤军北去。张浚还师。

张浚率军回到关陕后，又得知金帅兀朮仍在淮西，张浚怕他伺机再去侵扰东南，便集合五路大军回到永兴(今湖北永兴)，以牵制河南金军。兀朮赶来支援，张浚与之大战富平(今河南孟县西南)，经原帅刘亲率将士冲锋陷阵，杀敌甚众。然而，由于環庆帅赵哲擅离职守，其部临阵脱逃，致使诸路大军全线溃退。张浚只好退保兴州(今陕西山阳)，并上书待罪。高宗深知张浚不易，不仅未加责备还亲自手诏，加以慰勉。

绍兴元年(1131)，金将乌鲁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东)，企图打开通往巴蜀的大门。张浚命吴玠凭借险要发起进攻，金人大败而逃。之后，兀朮再合兵来攻，又被吴麟大败，兀朮只身逃走。当初，粘罕病重时，曾对诸将叮嘱道：“自从我进入中国以来，除张枢密外，未有能与我交锋者，我在，尚且不能夺取巴蜀;我死了后，你们就断了这个念头，想办法保住自己就行了。”兀朮当时很生气，认为是粘罕小瞧自己。今天，在逃跑途中，只后悔不听粘罕的话，为此差点丢了性命。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集新兵，任用贤能，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尽管后来关陕失守，但却为保住巴蜀赢得了时间。同时，由于张浚在此有效地牵制了金军，使江、淮一带赖以稍安。

然而，就在张浚在前线拼命御敌之时，朝中却有人不断搬是弄非，使得高宗慢慢也对张浚起了疑心。绍兴三年(1133)，朝廷派王似去做张浚副手。张浚知其用意，为了消除高宗的疑心，张浚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同时，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复兴基地轻易落入敌手，便再上疏言王似不可用，请求另换他人。宰相吕颐浩对此很不高兴，朱胜非也因以前与其有矛盾而借题发挥，对他大加诋毁。高宗只得将其召回。

由于张浚在陕颇有成绩，威望也相应提高，致使朝中一些官员渐生妒意而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使得张浚回朝后不久，便再遭辛炳弹劾，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在金人频频南侵的军事压力之下，高宗只好再召张浚复职枢密院事，并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张浚受命后，当日便赴江上视察军队。当时，金帅兀朮在扬州拥兵十万，并约定日期要渡江与宋军决战。张浚调兵遣将。布署完毕后，留在镇江指挥。韩世忠则派部下王愈见兀朮约战，并告知兀朮张枢密坐镇镇江。兀朮不信，认为这是宋军在虚张声势，他问道：“张枢密不是已经给贬到岭南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王愈拿出张浚所下战书给他看，兀朮顿时脸色大变，急忙引军北去。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六年(1136)，伪齐皇帝刘豫联合金兵南犯，张浚对高宗说：“金人不敢全部出动，这一定是刘豫的兵马。”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张浚和刘光世为了退守，有意夸大敌情。张浚坚持以攻为守，主动打击来犯之敌，他说：“贼豫以逆犯顺，不将其剿除，我们凭什么立国?今日之事，只能是有进无退。”并命令道：“有南逃渡江者斩。”张浚之所以决心在江北迎击敌人，是因为他心中清楚，这时如果失去了淮南，那么，长江之险也就与敌共有了。这次战役，在他的坚定指挥下，大破敌军，金人也不愿为了刘豫而冒险，趁机撤回兵力。高宗深感张浚的决定是正确的，事后，亲自手诏，予以嘉奖。

绍兴七年(1137)，因张浚却敌有功，命除特进(加官之号)，不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这时，问安使何鲜从金人那里回来报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先后去世，高宗听罢，哀号不已。张浚劝道：“天子之孝，与百姓不同，天子之孝最应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还请陛下从悲痛中振作起采。”然后，张浚上书求退：“臣……十年间，虽尽力想帮助陛下拯救人民于涂炭，但天不遂愿，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想当初，陛下曾对臣说：‘能为我雪耻的，只有你张浚。’然我终未成功，敌人还在肆无忌惮，今日之祸，都是由我而始，因此，请陛下将臣罢免。”高宗不许，还请张浚视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激励高宗，每有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高宗深为感动，对张浚信任有加，遇事无论巨细，定要征求张浚的意见，赐给诸将的诏书，也常常要张浚起草。

张浚秉政，处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并积极主张抗战，但因此却得罪了奸臣秦桧而遭其迫害。

绍兴七年(1137)，张浚由于郦琼叛变投降刘豫事件而引咎求去。当时，高宗问秦桧是否可替之为相，张浚没有同意而推荐了赵鼎，秦桧由此对张浚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绍兴十六年(1146)，西方天空出现彗星，已被贬官外任的张浚忧心国事，想上书陈言，又怕遭权倾一时的秦桧的报复而牵连母亲。一连几天，张浚在忠孝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人不觉瘦了许多。他的母亲看到后，非常惊讶，问其缘故，张浚以实情相告。张浚的母亲冀夫人是位通达事理的人，她没有直接告诉张浚该怎么办，而是背诵了张浚的父亲在当年科考时一篇对策中的话：“臣宁愿讲真话而死于斧钺之下，而不能忍心不言以辜负陛下。”母亲的鼓励，坚定了张浚的决心，当日上书，直言朝廷问题所在，并将其比作“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秦桧见其矛头直指自己而大怒，致使张浚再次遭贬，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十年(1151)，再迁永州(今越南清化省安定东)。

张浚自从遭贬离开朝廷近二十年，但是，许多人都很关心他，就连不懂政事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当年有了张都督。人们为他所遭遇的不公而叹息不已。金人由于害怕张浚，更是关心他的情况，每有来使，必问张浚现在哪里，唯恐他再次起用。

然而，当时的秦桧由于高宗一心求和的需要而倍受重用。他知道，张浚的存在，始终将是自己的一大威胁，因而便指使手下诬蔑张浚谋大逆，必欲杀之。只是由于还未及实施便死去了，张浚这才得免。

张浚自谪居永州后，时常听到一些关于朝中的传闻，心中很是忧虑。一天，忽然听说京城有人来，急忙出来观察，只见一男子躺在屋檐下喘息，却不能说话。当时，凶吉难测，众人只是环视而不近前。张浚上前，将来人扶起，稍微灌了些汤水后，来人苏醒，但仍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腰间。张浚从其腰里找到一张纸片，原来是张浚以前的属下听到秦桧已死的消息，忙派来人紧急送信，由于一路跑的太急而致昏蹶。人们听后，欢声不断，张浚心中也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秦桧死后，张浚得以起废复用。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其母冀夫人年老去世，张浚素以至孝闻名，但此刻考虑到国家二十年来被秦桧所害，边备荡然废驰，加之金人完颜亮刚刚篡位自立，势必举兵，自己身为国家大臣，面对这种局面，不应居丧在家。因而上书言国家多年来沉溺于宴乐的危险。不幸的是张浚的一片忠心，却再次遭到一帮无所作为的朝臣的指责，而一心只想苟安的高宗也不想再谈战事，便下诏要张浚复居永州，服除落职，只以本官奉祠。

张浚起而复贬，在永州一呆又是几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2)，金人举兵，再犯江、淮。高宗降诏张浚复职判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时，金军充斥江北，张浚轻舟北上，有人劝阻说：“敌兵正在焚掠采石，烟炎涨天，要谨慎不易轻进。”

张浚坚定地说：“我赴君父之急，只知前进。”及江北宋军见到他时，无不以为是从天而降，极大地鼓舞了江北军民的抗战热情。

绍兴三十二年(1163)，高宗禅位，孝宗登基，改元隆兴。孝宗即位后，颇想励精图治，他对张浚说：“久闻先生大名，现在朝中所能依靠的只有你了。”遂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等。

张浚当年在汴京城中，曾亲眼目睹徽、钦二帝北行、民生涂炭之景象，因而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多年来，他的这一抗敌决心不仅未因几番挫折而减少，反而愈加坚定、执着。重新起复后，虽然也不断遭到主和者诽谤，但张浚仍不改其心志。隆兴元年五月，由于孝宗任人不当，致使张浚发动的北伐战争由胜转败，张浚上书请罪，主和者亦乘机大肆诋毁，七月，秦桧余党汤思退任右相，张浚更屡遭弹劾，终被贬官。

八月，求和使者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人扬言必要海、泗、唐、邓四郡，不然，就要在农闲时发兵。张浚说：“金人是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和与不和上。”而身为宰相的汤思退却暗中授意卢仲贤答应金人条件。张浚得知消息后，进京面君，直言苦谏，力陈和议之不当。孝宗本不答应割让四郡，至此，对议和也有所悔悟。于是，即拜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都督如故，并说：“议和之不成，是天意也，从此可专心于恢复了。”然而，张浚任相，基本上阻塞了汤思退的议和之路，汤思退再次与其党羽阴谋陷害张浚。

二年(1164)，张浚出京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其他党羽也随言附合，致使孝宗再次犹豫，并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而汤思退则乘机尽毁张浚所设防御工事，撤退守军，向金人做出求和姿态。

张浚离开临安时，上书指责尹穑奸邪误国，且劝孝宗务亲贤良。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是无法逃避的。我身受两朝重恩，现在虽然离去，但仍时时盼望圣上有所感悟，既然现在我发现了问题，又怎能忍心不说呢?假如圣上再次用我，我会即日起程，以赴国难，而不敢以老病为托辞。”在场的人听后都大为感叹。张浚离京时，已经身染疾病，再加路途颠簸，心情忧郁，途经余干(今江西余干)时，病情加重，至八月病逝。享年65岁。临终前，张浚还以不能恢复中原，洗刷祖宗耻辱为恨。他勉强支撑起病体，亲自手书给他的儿子：“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要把我葬在先人的墓旁，埋到衡山脚下我就满足了。

张浚的去世，举国震惊，孝宗也为之辍视早朝，以示哀悼。

张浚幼有大志，一生忙于军旅攻防，力图恢复中原以雪前耻，终身未言和议;每次讨论定都问题，都主张建都建康，圣上居之，可以北望中原，激发大志;与赵鼎共同主政，多引荐贤能;事母以至孝著称，学精于《易》，有《易解》及《杂说》10卷，对《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中庸》等经典著作亦各有解。另有文集10卷，奏议20卷。

张浚去世后，赠太保，后又加增太师，谥忠献。

胡绳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姓项，曾用公孙求之、毅、卜人、浦韧、陈桑、念青等众多笔名或化名。祖籍钱塘县，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5年9月至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工作，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至1937年间先后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进步刊物撰稿，参加《新知识》的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从事文化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香港《大众生活》杂志编委。1942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香港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8年10月离开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下半年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1975年后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欧洲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11月5日在上海去世。著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等。1997年捐献文集的全部稿酬，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约瑟夫·海勒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年5月1日—1999年12月12日)，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空军中尉。战后进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于纽约大学。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曾任《时代》和《展望》等杂志编辑。1958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小说和戏剧创作。1961年，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问世，一举成名，当年即放弃职务，专门从事写作。除《第二十二条军规》外，海勒还发表过长篇小说两部： 《出了毛病》(1974年)和《象戈尔德一样好》(1979年)。前者通过对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描写，反映了60年代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精神崩溃和信仰危机， 后者把家庭中的勾心斗角和政府中的权力争夺交织起来描写，表明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怎样愚弄一个自视甚高的犹太知识分子，使他产生了飞黄腾达的美梦，荒谬得滑稽可笑。海勒还著有剧本《我们轰炸了纽黑文》 (1967年) 和《克莱文杰的审判》 (1974年)，但影响不大。海勒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黑色幽默文学中影响最大，成为这一流派的支柱。他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注意挖掘社会重大主题，揭示现代社会中使人受到推残和折磨的异己力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创作方法往往是从超现实而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出发，经常以夸张的手法把生活漫画化，表现了一种和写实性质的真实完全不同的真实。

海勒一生作品不算丰厚。1961年，他发表超现实主义反战实验小说《第22条军规》一举成名。以后陆续发表《轰炸纽黑文》（1968）、《克莱文杰的审判》（1973）、《出了毛病》（1974）、《像戈尔德一样好》（1979）、《上帝知道》（1984）、《不是玩笑》（1986）、《描写这个吧》（1988）、《最后时光》（1994）和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此时与彼时：从科尼岛到这里》。此外，他还创作和改编剧本、电影和电视剧以及短篇故事。有评论家认为，他晚近发表的短篇故事堪称该文类的上乘之作。尽管作品数量相对羞涩，但海勒无疑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作家之一。《第22条军规》被誉为60年代以来享誉最盛的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量高达1000万册。他在读者中的声望远在贝娄、罗思、马拉穆德、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之上。

慧皎

慧皎(497—554)，姓氏不详。上虞人。南朝梁时住会稽嘉祥寺，学涉内外，博通经律。每年春夏宣讲佛法，秋冬从事著述。撰《涅槃经义疏》、《梵网经疏》，阐扬涅槃学说，均早佚。又以梁僧宝唱所作《名僧传》取舍失当，于武帝天监十八年(519)编撰《高僧传》共13卷、余目1卷，分译经、义解、神异等10科，记载自东汉明帝至梁代僧人257人，附见200余人。其《自序》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书成，通行于世，内容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传。所创体例，为后世历代僧传所效法。承圣二年(公元553年)避侯景之乱,至江西九江。次年二月入寂,世寿58。

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年11月30日—1745年10月19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贫苦的家庭。1682年,他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68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688年因都柏林发生政治动乱前往英国,投奔远亲邓波尔爵士,并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长达10年之久。在邓波尔庄园与史黛拉相遇,后结为夫妇。1692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694年他离开邓波尔的庄园,回到了爱尔兰,加入英国教会并接受圣职,次年,由于邓波尔的推荐,被任命为贝尔法斯特附近基尔卢特教区一个偏僻乡村教堂的牧师,不久即辞去该职。1796年写作《一个木桶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宗教纷争、宗教迷信和种种宗教制度。1697年他回到邓波尔庄园,并在邓波尔的鼓励下,写作《书战》并完稿。1699年邓波尔去世后,他回到爱尔兰,任莱拉歌教区牧师和大法官伯克利勋爵的私人秘书,并因宗教事务4次去伦敦,广泛结交社会知名人士,后来卷进了伦敦的党派斗争。1701年他发表第一篇论文《雅典和罗马的内战与分裂》,斥责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党同伐异的宗派风气。1704年,他的《书战》和《一个木桶的故事》同时出版,在这两本书里,他以故事的形式,提出了当时广泛的政治、社会、宗教等问题。1708年发表《对1708年的预言》。1710年,他又去伦敦,担任托利党刊物《考察者》的主编。1713年4月,安妮女王任命他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托利党政府垮台,辉格党继而执政,结束了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返回爱尔兰,继续著书立说。1720年发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1724至1725年,连续发表《布商的信》,共7封,抗议英国政府特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为爱尔兰铸造货币的政策。1726年,他的最著名的讽刺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在伦敦出版,立即获得成功。它通过假想的大人国、小人国等,讽刺时政。1727年他又写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提出把穷人的子女杀掉供富人食用,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此后,他还写了《对佣人的指示》等作品和一些诗歌。斯威夫特年轻时就患“美尼尔”病,1742年9月病后瘫痪,并于1745年4月19日去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史黛拉(逝于1728年)的墓旁。

吕留良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纶(一作光轮)，字庄生、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耻斋老人、南阳布衣、吕医山人、南阳村白衣人，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聪明过人，8岁能赋诗作文。时结社之风甚盛，崇祯十一年(1638)，其兄吕原良创立澄社：十四年，孙子度又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吕留良仅13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孙子度赞赏，并视为畏友。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渡江入浙，沿途肆意杀戮，惨案迭出。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吕留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时其侄吕宣忠(长留良4岁)入太湖义师，图谋恢复。兵败后，宣忠入山为僧，因父病回家探视被捕。四年三月，从容就义于杭州。临刑，宣忠昂首先行，吕留良送之，两人谈笑如常，而无一语及家事。十年，吕留良易名光纶，应清廷科举考试，成县秀才，后深悔之。时陆雯若办书社于崇德，邀吕留良同选刻时文，经吕留良创导，远近百里间，名流携诗简文卷来会者数千人，为复社以来未有之盛事。十六年后，先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高斗魁、黄周星、高世泰等抗清志士。十八年，二兄茂良以其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来梅花阁执教，吕留良与黄宗羲、黄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斗魁等相聚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吴之振、吴自牧共选《宋诗钞》，完成初集，为所选82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五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秀才。此后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创办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且自食其力。原先之诗朋文友大半散去，惟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八年，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刊行朱子遗书语类。他把自己的民族意识，灌注在这些文章的评论中，并对朱熹的“夏夷之防”作公开宣传，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远在两广的连州知州朱振荃立了他的牌位，设祠奉祀。连州学正王奇勋命县学生员祀敬。

康熙十七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以笼络明朝遗逸，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不受。 十九年，清廷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知府又荐举吕留良。他闻讯后吐血满地，卧病在床，即于枕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宣布出家为僧。取僧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子弟甚众。二十二年病逝。临终前3日，还支撑着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子侄劝他休息，他却说：“一息尚存，不敢不勉。”葬于识村祖茔(今桐乡市晚村乡识村东长坂桥之西)。著作有《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惭书》等;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诗钞初集》，与张履祥合选《四书语类抄》;又有《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若干卷;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崇奉程朱理学，尤以朱学为归，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对陆王之学则大加抨击。藏书甚富，大多取自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均贮于拜经楼。还通晓医道，弃诸生后曾悬壶济世近10年，“远近复争求之”。有《吕氏医贯》传世。

卒后46年，即雍正六年(1728)，因湖南曾静案引发了吕留良文字狱案，震惊全国。被判毁墓开棺戮尸。时其子葆中(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已卒，亦株连戮尸;幼子毅中，斩首。亲戚门人被一一治罪，家产入官;著作均被禁毁。辛亥革命后，冤案昭雪，重建新墓。今桐乡市有留良、晚村两乡用其名号命名，并于崇福镇筑吕园以为纪念。

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元瑛、玄瑛，出家后法号曼殊，曾用过的名号有四十多个。苏家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其父苏杰生，名胜，字仁章，在日本横滨充英商万隆茶行买办，娶有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十)生于日本横滨，其生母是日本一位叫若子的下女，他出生后未满三个月，生母就与苏杰生脱离关系，独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曼殊幼时由河合仙抚养，以后他只知河合仙是自己的生母。

苏曼殊六岁时，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老家，翌年随乡儒苏若泉读书，课余喜欢绘画。他在家不被嫡母黄氏爱护，在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被人视为“异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封建家庭及社会的反感，曾想去庙里当和尚。九岁那年，他父亲经商失败，从此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十三岁时，他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英文。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初寄食于上海姑母家，后受表兄林紫垣的资助读书。

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郑贯一诸人同学。1902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学习期间参与兴中会的活动，与廖仲恺、朱执信等结识。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年后，他转入成城学校学军事，又结识刘季平、黄兴、陈天华、蓝天蔚等人。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以及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为留日学生革命运动中积极的一员。

1903年9月，由于表兄林紫垣反对从事革命活动而断绝接济，苏曼殊被迫回到国内，先后在苏州、长沙、芜湖、南京、安庆等地教书;也曾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翻译、编辑;还为了与养母河合仙团聚，曾多次前往日本。在此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满怀爱国热忱，与秦毓鎏等参加过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准备活动，并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坚分子，与革命志士陶成章、刘少白、章士钊、杨笃生、张继、章太炎、陈独秀、柏文蔚、赵声等相往还。苏曼殊一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词客飘蓬”的文学生涯。

苏曼殊是一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杂文及诗，并作绘画，寓其反清、反帝革命激情于作品中。重要著作有《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本事诗十首》、《岭海幽光录》、《清秋弦目图》等;编译有《悲惨世界》、《娑罗海滨循迹记》、《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燕子笺》等;绘画有《儿童扑满图》、《猎胡图》等。他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突出反清、反帝、反封建思想。其中特别强调“排满”，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统治思想，对孔子持否定态度，也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鼓吹起义、暗杀，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对未来新世界主张“公正”、“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

由于对身世有“难言之恫”，加之苏曼殊生活漂泊，造成经济拮据，而思想伤感，时常有悲观厌世和颓废倾向。当上海《民国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后，他经冯自由的介绍，去香港见《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受到冷遇。在救国无门、生计断绝之际，他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惠州一座破庙削发为僧。苏曼殊跟着老和尚靠化缘糊口，结果受不了饥饿和僧侣的戒律，只好拿了已故师兄法号曼殊的度牒回到香港，从此即以曼殊之名行世。

其后，苏曼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一度只身前往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地游历，热衷于佛教。时常学佛典、学梵文、译梵文典，撰《梵书摩多体文》，钻研律宗，以苦为极，致力于佛经的研究。他主张改革佛教，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和发挥其教化作用，阐扬“唯识论”和“禅宗”的境界。同时反对崇拜偶像，针对佛教、寺庙、教徒生活，与章太炎合撰《敬告十方佛教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等文。其间，他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锡兰菩提寺;回到国内后，曾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主旨。

辛亥革命起义前的一年左右，苏曼殊再次游历新加坡、爪哇等地，一度在爪哇惹班的中华学校教英文，当他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地于1912年春回到上海，在《太平洋报》主笔政，不久加入南社。袁世凯篡权后，他一面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发表《讨袁宣言》慷慨声讨;一面以“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斗争。在《太平洋报》、《民国》、《甲寅》、《小说大观》、《青年杂志》及《南社丛刊》等刊物，先后发表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杂文《南洋话》;与人合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续成《燕子龛随笔》;还选编中英诗合集的《英汉三味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此外，尚有《东居杂诗十九首》等诗歌问世。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下，“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国家和社会依旧黑暗腐败。苏曼殊深感幻灭和失望，厌恶某些原革命党人“乘时得位”，鄙视争权做官，自己宁愿卖文自给，或向朋友乞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也不肯随波逐流。他对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十分悲观，厌世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加之长期养成狂吸雪茄，滥饮冷水，喜食摩登糖及其他甜食，且饮食无节，致使肠胃病日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由于思想厌世，看破红尘，早想结束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顾。1917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后肠胃病大发，之后又患肺炎，多种疾病缠身，长期住在医院治疗。翌年2月，他的病情恶化，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革命者，其短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文学著作。他的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较深的影响。其遗著主要载于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及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等书。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朱东润

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生活艰苦,受教育的过程也颇为曲折。21岁时到梧州担任广西第2中学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4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外语教师。不久受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到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并由校方确定为中文系教师。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出版,被提升为教授。同时撰成《中国文学批评论集》、《读诗四论》等。《读诗四论》否认《诗经》有民间作品的观点,认为不但雅颂不是,连风诗也不是。由于讲课的关系,着手研讨史书。在1941年至1950年间,陆续写成《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其中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史记考索》,在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外,发现了更多的窜乱。对于《史记》的互见之例,作了详细探讨。1939年,学校安排他讲授传记文学研究课,于是他又遍阅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传记,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试作一部。时值中国正进行艰苦抗战,因此经过考虑决定以明代的张居正为主人公,作《张居正大传》。该书由开明书店付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1949年后,朱东润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课之余,写成《陆游传》、《陆游研究》2部著作,编有《陆游选集》。对陆游的思想发展过程、创作道路和他一生的遭遇,作了详细探讨。朱东润在讲授宋代文学史课时,鉴于陆游对梅尧臣诗所作的高度评价,结合刘克庄所称梅尧臣、陆游为宋诗之集大成者等言论,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对梅尧臣作深入的探讨。于是从1962年起,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至1965年完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梅尧臣传》指出梅尧臣与范仲淹是由友好而转为敌视的关系,以及他对文彦博的攻击。这些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朱东润还著有《杜甫叙论》、《左传选》、《陈子龙及其时代》等。

杨开道

杨开道(1899年6月7日～1981年7月23日)，社会学家。号导之。湖南新化县人。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毕业,并赴美留学。先在哀阿华农工学院学农业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入密西根农业大学攻读农村社会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后,除在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政府社会部、贸易委员会、农林部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处任职外,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历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政科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教授兼系主任。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学社筹建工作,并开始参加乡村建设活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次年,当选为学社第二届副理事。1933年当选为乡村建设学会理事。1936年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建工作。后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合作经济研究社,任常务理事。1929—1948年间,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出版了数篇(部)农村社会学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农村社会学》、《农村组织》、《农村调查》、《农村问题》、《农村政策》等。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湖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79年应聘为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次年当选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曾主编《社会建设》、《农业周报》、《新世界》等刊物。主要著述还有《社会学大纲》、《社会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等。

森鹿三

森鹿三（もり しかぞう、1906年11月5日-1980年8月10日）是日本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06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从旧制神户第二中学升入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192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29年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手。第二年1930年开始研究员。在研究所历史地理学研究室从事研究。战后，东方文化学院成为京都大学的机关后，从1949年开始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63年至67年（第4代）、1969年至70年（第6代）两届担任所长。1961年在京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从京都大学退休，成为名誉教授。之后作为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执教。1980年8月10日，因肝硬化在家中去世。

张咏

张咏（946年—1015年），宋代文学家。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历任大理评事、崇阳县令，秘书丞，麟、相2州通判，荆湖北路转运使，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银台通进封驳司等职。后任益州，勉励蜀州招安使上官正亲率军队前往镇压广武叛卒刘旰等，克敌制胜，一如所料。又敦勉蜀人张及、李畋、张逵应举，都登科及第，使两川文风益振。真宗时，任给事中、户部使，御史中丞，后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民多贩私盐谋生，捕获数百人，张咏都放还。后又任益州，政绩优异，真宗传谕褒美。归朝后，因患头疮，求出任颍州，上命知昇州。3年秩满再任，因病情加重，回京。上奏丁谓、王钦若大兴土木虚费帑藏，误国害民，言辞激切。连上3章，遂被排挤。出任陈州，卒赠左仆射，谥忠定。

张咏尝说：“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从事君矣。”(《宋史》本传)自号乖崖，有《乖崖集》12卷，附录1卷。《庭竹》诗说：“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睢阳书怀》诗说：“每思旧隐归何计，或问前程笑指空。”无尽居士评为“句清词古，与郊、岛相先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宋诗钞》收诗44首，称其诗“雄健古淡，有气骨，称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儒林公议》谓《声赋》“豪迈有理致”。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

蔡世远

蔡世远(公元1682～1732)，字闻之，福建漳浦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举进士，政庶吉吉，他长期从事过编辑方面的工作。康熙年间，巡抚张伯行主持鳌峰书院，他知道蔡世远有学问，便请他到鳌峰书院校订先儒遗书。也就是整理古籍，做古籍编辑工作。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 )时，他又奉诏，要他和别人一起编辑《性理精义》，编完后便辞归了。世宗即位后，雍正元年(公元1723)命他为编修，直上南书房，一直在皇室走动，教皇太子读书，迁侍讲。雍正四年迁右庶子、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十二年卒。他生前除在从政中当官家的编辑外，自己还自觉地编辑了《古文雅正》，并著有《二希堂集》。

蔡世远对封建皇朝十分效忠，为政十分谨慎，所以也一直受皇室恩宠。雍正八年时，雍正派他到福建为观风整俗使，整顿民风。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他，说他儿子违反规定私自发了船照。其实不是他儿子干的，上面将这件事告诉他自己。他赶紧上疏承担责任，说私发船照虽不是自己的儿子干的，但船照上有自己“官衔图书”，总和自己有关系，请求处分。后来给了他一个失察的罪名将他调走。雍正十年给他恢复了原职。他长期给诸皇子讲学，如《四书》、《五经》，宋王子书，讲得十分认真，10多年如一日，在讲学中讲历代兴亡的实事，要他们学好，从中吸取教训。皇子们对他十分尊崇。乾隆继位后，还没有忘他的教诲，当时他虽已去世，还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勤。并为他所著的《二希堂集》写了序言： “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几真希文。“称赞他的功业和道德，还写了怀旧诗纪念他。乾隆六十年归政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 “推恩旧学”，给他加赠为太傅。

蔡世远编辑《古文雅正》是在康熙年间辞掉编辑工作回到福建后开始编辑的，直到雍正三年(公元1725)才编完付印。前后经过了十年时间，他说： “康熙乙未岁(公元1715)，余自京师回闽家居数载，评选历代古文，自汉至元约二百三十余首。”这些简单地讲了编辑过程。他在序言中，还讲到他选编文章的来源及他的编辑思想。他说来源是采集各家文集者若干篇，采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对《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以及历代名臣奏议，偶有所喜则登之。他选择的标准，是“雅”和“正”，即“其辞雅，其理正”，要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才选进去， “其事则可法可传，其文则可歌可诵，然后录之。”有些文章，“文虽佳，非有关于修身经世之大者不录也，言虽切，而体裁不美备，则贤哲格言不能尽载也”。他说《战国策》“多机知害道之言”， “荀、韩、庄、列”是“异学”，“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这些都是“先儒之所羞称”的，所以不选。从这里也能看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也贯串在它的编辑工作中。这个文集形式和内容并重，为当时的文人所推崇。

蔡世远在编辑中对每篇文章，都有评论，讲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既有对文风的评论，也有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对开卷篇《汉高帝求贤诏》，他在评论中，评述了汉代的文风， “汉初文古质，中汉以后朴茂”;也讲了他对高帝求贤的看法，他说：“治国莫如求贤，开基尤为首务，雄才大略之君，开豁阔达，如聆其声，后世词多而意漓矣!”他对高帝的举动是十分赞赏的。又如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评论，沈策士纷起，朝秦暮楚，而屈原与他们不同，是豪杰，是忠臣;还说传记写得好， “叙事间以议论，情辞慨慷，声澈九宵”。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年），雍正十年(1732)二月，皇上颁布谕旨，称赞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三省以来，对于所属苗疆悉心经营，运筹调度，致使疆域开拓，边境安宁，特授一等伯爵。这一赞誉，对于鄂尔泰来说，实属当之无愧。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因其才勇擢升为三等侍卫。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考官，不久擢升江苏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十月，调任云南巡抚。

云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自元朝以来，一直实行土官世袭制，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自治。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统治者残暴肆虐，独霸一方，加上地处偏远，助长了嚣张气焰，对朝廷不屑一顾。土司之间也纷争不断。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从明代开始，就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派驻朝廷命官，实行改土归流，但成效不大。鄂尔泰驻任云南，于雍正四年(1726)奏疏皇上，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具体方针和措施。他指出，云贵一带大患莫如苗变，欲安民须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对土司应该“计擒为主，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清世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鄂尔泰立即出兵分三路围剿长期作乱的贵州仲家苗：一路由谷隆，一路由焦山，一路由马落孔。不久即破长寨，设长寨厅(今贵州长顺)，接着又破30寨，降31寨，抚苗民500余户，2000多人。以长寨为基础，向四周扩展。凶残狡诈的镇远土知府刁，沾益土知州安于蕃被鄂尔泰用计擒获。者乐甸土司刁联斗迫于形势，自愿改土归流，乞求免去一死。鄂尔泰上奏皇帝建议授予投降清朝的土司职衔，以示赞扬和鼓励。在剿抚齐下策略下，仲家苗叛乱很快平定了。雍正特加官三级，命鄂尔泰经管仲苗诸事。

不久，鄂尔泰提出十条管理仲苗事宜：(一)未获犯中胁从者，凡自首的一概宽免;(二)归寨者每月发给米盐抚恤，并给耕种，超过一月未归，其田土赏兵;(三)重新划分土地所有，规定界线，官方给予保障;(四)因战乱错过耕种期，蠲免本年正赋;(五)同名各按祖姓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六)军器悉缴，隐匿及私造者处决;(七)兵不得期凌，官不约束严参;(八)移贵阳府同知驻长寨化导;(九)移长寨把总驻打壤寨控制;(十)官兵有劫掠者，即杀妻杀子。申报各地获犯会审，不得徇私枉法，偏袒庇护。根据这十条准则，来稳定在该地区的统治。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侵扰东川府，因东川与云南接壤，为便于控制，鄂尔泰奏请皇上，改东川隶属云南，获准。四川总督岳钟琪协助镇压，派禄鼎坤劝降，禄万钟拒不答应。于是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整兵长驱直入，大破各寨，万钟被迫出走，逃匿到镇雄土司陇庆侯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万钟被擒，其同党陇庆侯自动缴印献土，鄂尔泰论实议罪奖惩，为诱降，给陇庆侯功加二级，特授骑都尉世职。同年三月，镇远猓刁如珍等起兵反叛，杀官焚掠，无恶不作，鄂尔泰出兵不久，即擒刁如珍，其同党作鸟兽散。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辰操纵部下劫掠，不加约束，又擅自发兵驻扎者相立七营，明目张胆地同朝廷作对。鄂尔泰召令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六月，映辰惊惧乞降，要以改流存祀，革去世职而求免死。为示皇威，免死但遣返浙江原籍，留下其弟映翰奉祀。七月，与湖北军队平定了谬冲花苗的动乱，降服部分人员。九月，擒刁如珍同党扎铁匠，降李百叠。十一月，招降184寨。鄂尔泰受到嘉奖，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十二月，又攻破云南猓窝泥种，收取六茶山周围千余里地，划界建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许多地方实现了改土归流。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的残暴统治，杜绝了土司之间的纷争，促进了生产发展。

云南安南边界与内地发生纠纷，皇上命鄂尔泰勘察。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划出80华里内地归安南所有，安南国王黎维表示感激，愿受政府管辖，接受封职。与此同时，镇压了一批目无王法的叛乱分子如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米贴土目禄永孝等。禄永孝的妻子联合邻近部落复仇，结果被总兵张耀祖擒获。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告急，鄂尔泰奉命前往，以攻心为主，寨侬倒戈杀了颜光色投降。不久皇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拨款10万犒赏军队。

雍正七年(1729)正月，皇帝为褒奖守疆大臣，特敕谕：凡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的命官，全部加级晋升。三月，鄂尔泰上疏：今已攻克各寨，苗众投诚，下部从优议叙，官加二级，鄂尔泰力辞，奏请将自己定边的功绩赏给曾祖鄂图扪封典，俾昭忠祠牌位得以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雍正允许，但是念及他功大，仍迁少保。

苗疆基本平定，为稳固统治，十二月，鄂尔泰上疏立营设官事宜：(一)八寨距都匀府90里，地方辽阔，不宜控制，改为都匀营，设副将驻扎;(二)丹江逼凯里，素来为生苗盘踞，增加丹江营，设参将;(三)九股尤为强悍，派黄施营游动驻扎;(四)清水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在中间地带增设清江协，设副将;(五)镇远协原来是防清水江南岸地区的，现改为营，设参将，归属清水江协;(六)天柱营靠近生苗居住区，从前只设参将，今分设营汛，改为都司;(七)古州地处都匀、黎平要隘，深入腹地，特设古州镇，派驻总兵，改黎平协为营;(八)营讯已定，设文官分驻，增加都匀府同知一名，驻八寨，通判一名，驻丹江，镇远府同知一名驻清江，黎平府同知一名驻古州，全部加“理苗”二字;(九)所设同知、通判、连同驻扎官兵在内，各拨把总兵丁护卫;(十)施旧县添设县丞分驻。一时间，苗疆相安无事。

雍正八年(1730)八月，贵州乌蒙猓纠集禄鼎坤及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反乱，杀官军总兵刘起元，袭击附近营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攻占了乌蒙，周围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也起来响应。他们杀塘兵，劫粮道，堵要隘，毁桥梁，边境警报迭起。鄂尔泰聚集一万多名官兵和几千名土兵，分三路讨伐：令总兵魏翥国攻打东川;哈元生攻打威宁，副将徐成贞辅佐;参将韩勋攻打镇雄。三路军呈犄角推进，互相呼应。韩勋人马与苗兵在莫都激战一昼夜，击破四寨，杀数百人;三天攻下奎乡，杀2000余人。哈元生、徐有贞从威宁进攻乌蒙，到天黑的时候，破80余寨，击败数万苗众，攻克了乌蒙。鄂尔泰下令各军分道搜索，大肆屠杀，村寨里、山崖上、丛林间……到处都是尸首，惨不忍睹，苗民无不颤栗。边境重又安宁。

皇帝论功行赏，以哈元生、徐成贞、韩勋为头功，拨大量公款犒劳军队。为示奖惩，对于没有参加暴乱的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马，封之诰命，赏赐许多银币。颁谕鄂尔泰：乌蒙做法过于急切，又因用人不当，激成事端，逆党勾结，几乎成不可收拾之势，念及官兵奋勇争先，旬月平定寇乱，皆因鄂尔泰平时节制封疆，以身作则，指挥有方，迅速成功，论功行赏，应为首功。但念该督自闻贼乱以来，时时以事先疏防引过自咎，今已平定，不肯自居荡寇之功，屡次陈奏，情词恳切，朕曲从其请，成其谦抑之素志。鄂尔泰自己则在云贵边界上修筑一座桥，命名“庚戌桥”，以此记下其平定苗疆之功绩。

雍正九年(1731)六月，鄂尔泰吸取经验教训，提出乌蒙善后事宜：乌蒙镇旧设中、左、右三营，请求增设前营，四营各设游击一名，守备一名，干总两名，把总四名。中营驻府城，左营驻大关，右营驻永善，前营驻凉山。镇雄、东川二营都增设一名守备，分左、右军。左军守备驻府、州城，镇雄右军守备驻奎乡，东川右军守备驻阿白溪。又改威宁营为协，设副将，归督标管辖。

后来，苗疆再次发生叛乱，皇帝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令鄂尔泰、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共同执事。苗患愈来愈烈，烧杀抢掠许多地方。鄂尔泰引咎自责，请求罢职，并削去伯爵，皇帝以“有功则受，无功则辞”为由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以示君臣公而无私，过而不饰之意。

自康熙时起，准部时叛时服，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虽然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为清朝的一大心病。雍正十年(1732)，新疆准噶尔部又一次叛乱。鄂尔泰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即加官军机大臣，督巡陕甘军务。鄂尔泰派大将军张广泗在衮塔马哈戈壁埋伏，截断叛军退路。双方僵持不下，鄂尔泰上疏皇帝：叛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剿灭，频频用兵，徒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双方暂时熄火，驻守屯田。并提出具体的屯田事宜：(一)设总理屯田大员，并划明关防;(二)给予当地人种田地工钱、口粮等;(三)对外来雇户，地方官员沿途接待，并供给食宿等;(四)设有司协助屯田诸务;(五)各项支用银由国家军需中支付。经过屯田，财力得到补充，军队得到休整，安抚了民心。鄂尔泰一改以往叛乱就出兵，平定就撤退，不做安抚工作的做法，治人攻心为上，缓缓推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于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

鄂尔泰视国务为己任，十分注意水利建设。早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就曾考察太湖水利，并想付诸行动，后因迁调才不得不放弃。经营苗疆时，上疏全滇水利事宜，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意见：(一)嵩明州阳林海四周围的草塘可开垦利用;(二)宜良县的江头村附近河床偏高，应自湖家营北另开河道，以备灌溉;(三)寻甸州寻川河中有石头，须疏浚十里沙河水道;(四)东川府城北漫海一带令农民开垦;(五)筑浪穹县羽河等处堤坝;(六)临安等处修筑工程，暨通奥河道。皆下部议行。

乾隆二年(1737)八月，年事已高、作为皇帝心腹大臣的鄂尔泰奉命勘查直隶河道。一个月后，提出应在永定河上游开挖新河支岔，泄水分流，各支流就近入海，就可防止下游泄水能力不够造成的水患，并建议加固堤坝，修成坦坡形，很快得到批准，投入施工。从乾隆四年(1739)二月起，鄂尔泰奉命由江南河道到漳河故道，巡防黄河水务。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实地考察，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将河道取直，深挖河床，培淤固堤等等。

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状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请将鄂尔泰革职问罪。皇帝诏谕：鄂尔泰乃皇考遗留之大臣，谙练政务，不宜深究，但其不训导儿子谨饬，故交部议处，略示薄罚，遂降二级调用。

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患病，提出解职归田，皇帝劝慰执留，并加授太傅。四月病逝。遵照太宗遗诏，配享太庙，并入祀贤良祠，赐祭葬。予谥“文端”。乾隆二十年(1755)，因受胡中藻和其次子鄂昌的株连，被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一生颠簸转战，呕心沥血。他实施的改土归流，特别是对苗疆的悉心经营，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使清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大大加强。他忠心报国，久戍边疆，学有根柢，才裕经纶，不愧为国家之栋梁，文武之仪型。一生深受雍正赏识。有《西林遗稿》传世。

应玚

应玚[yáng]（177年—217年），汉末诗文作家。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应劭从子。建安中，与刘桢同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玚转为乎原侯庶子。后又为曹丕五官中郎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徐幹、陈琳、刘桢同时死于大疫。玚与弟应璩、璩子应贞皆以文章见称。曹丕说他常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亦足以著书立说，可惜遭罹灾疫，“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又与吴质书》)。后来刘勰也说：“应玚学优以得文”(《文心雕龙·才略》)，谓其才学优秀，虽著书不成，但诗赋创作，收获不少。可惜传世者不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辞赋十多篇和几篇书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全魏诗》收其诗6首。其中《别诗》2首，别思悠悠，慷慨悲凉，而饶有情致，体现出“和而不壮”(曹丕《典论·论文》的风格特色。《隋书·经藉志》著录《应玚集》5卷，已佚。明人张溥辑应玚、应璩兄弟2人诗文，合为一集，曰《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易顺鼎

易顺鼎（1858～1920），近代诗人。字实甫，又字实父、中硕，别号哭庵、一厂、一厂居士、忏绮斋等。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出身于官僚之家，少有神童之誉。光绪元年(1875)中举。捐资得刑部郎中。光绪十三年(1887)以道员衔分发河南，治理贾鲁河。后因母丧，辞官隐居江西庐山琴志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上从军。倡言“今日之要义，一在有战而无和，一在先罚而后赏”(《盾墨拾余·拟陈治倭义疏》)，激烈抨击李鸿章妥协误国。在《敬陈管见疏》和《请罢和议褫权奸疏》中痛斥李莲英等权奸祸国殃民。《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度主动赴台湾和刘永福等筹划抗日事宜。光绪末年，任广东钦廉道道员。辛亥革命后，始则逃往上海，后又赴京与袁克文游。袁世凯当国时期，任代理印铸局长。袁世凯死后，生活更加颓唐。自评其生平曰：“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哭盒传》)。

易顺鼎诗学中晚唐，与樊增祥齐名，并称为近代诗坛中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咏物、写景、咏史、抒怀各种题材均有。自称“生平好游，山水道长，半生足迹，几遍天下”(《琴志楼游山诗集自叙》)，故纪游写景诗相当多。写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诗作，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激情。如《感事书怀》云：“衮衮诸公满汉京，不应无计答升平。已已东帝连西帝，犹自南兄依北兄。骑虎势难今日下，屠龙势早昔年成。版泉涿鹿天王事，莫道皇家总厌兵。”《金陵上刘岘帅四首，时以倭警被召》云：“瞻韩御李感难禁，枨触生平泪满襟。墨从戎思裹革，黄冠归里岂甘心!功名慷慨留皮豹，身世苍茫择木禽。愿执干戈负弓弩，前驱直入阵云深。”《寓台咏怀》云：“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荒此系舟。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偶因射虎随飞将，苦对盘鸢忆少游。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州。”其他如《华阳镇谣》和《宁陵县界始见种罂粟，以东更盛》等诗，对清朝地方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也有所反映。另外，也有一部分诗思想平庸，情趣卑下。陈衍评其诗曰：易顺鼎“与樊樊山布政称两雄，惟樊山始终不改此度，实甫则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恣，不免为世所訾 ，然亦未易才也”(《石遗室诗话》)。王以敏评曰：“其勇敏神隽似长源、长吉二李，而其憔悴婉笃则又似卫叔宝。所著诗古文词，哀韵顽艳往往令人泣下”(《魂北集序》)。著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樊山沌水诗录》、《蜀船诗录》、《四魂集》、《庐余集》、《琴志楼编年诗集》、《琴志楼游山诗集》、《摩围阁词》等。部分诗文集汇编为《琴志楼易氏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