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勒

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年4月29日—1912年7月17日)，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曾译庞加莱。生于法国南锡，早年先后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矿业学校学习。1879年在巴黎大学以数学论文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卡昂大学任教，1881年起任巴黎大学讲师、教授。1887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90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代表作有：《科学与假设》(1903)、《科学之价值》(1905)、《科学与方法》(1908)。

彭加勒在科学方法论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后科学哲学不同流派的不少见解，可以在他的思想中找到雏型。他认为，古典归纳主义的"知识无误论"是肤浅的，因为使用归纳推理总是要结合概率演算，讨论科学方法也不能不涉及概率演算的价值及其可信程度。他肯定了直觉在发现中的作用，指出了实验研究中内插法的非归纳性质，认为内插意味着矫正和真正的推广。他注意到不同质的实验对理论的支持程度全然不同，千百个普通实验也抵不上象巴斯德那样真正的学者的一件工作。他强调假说演绎法在科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假说便没有科学，即使假说在检验中被否证也决非坏事。因为，它有助于指示我们去寻觅未知的和新的事物，以获得发明的机会。他赞同P.M.M.杜恒的整体论原则，认为一个包含诸多假说的理论。一旦被实验所否证，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假说不能同真，至于应当换掉其中的哪一个假说则是不得而知的。他指出在研究中暗含的假说和不自觉成见的危险性，认为相互冲突的假说则可以作为独断主义的解毒剂，因为它们迫使我们不得不把事物反复从各方面仔细考虑。他还从科学史出发，阐述了科学理论的淘汰与复活，分析了"科学危机"与"科学革命"的关系。他肯定了理论发展中的继承性，承认科学的客观价值。

彭加勒根据多种不同几何体系并行不悖的事实，采取了约定论的科学模型。他主张，尽管有些理论被证据所排除,但还存在似乎相互矛盾的多种可接受的理论,因而不能根据经验判定它们的真假。他进而主张科学原理乃是"自由而方便的公约"。这些观点引起多方面的批评。

卡罗尔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原名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生性腼腆，患有严重的口吃，但兴趣广泛，对小说、诗歌、逻辑、儿童摄影等颇有造诣。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在牛津大学任基督堂学院数学讲师，发表有关于行列式与平行原理的若干数学著作。其间还著有不少散文与打油诗，著名的诗集有《蛇鲨之猎》（1876），其中创造的新词“Snark“（蛇鲨）被英语词典收录。

所作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与《爱丽丝镜中奇游记》（1871）为其代表作品，通过虚幻荒诞的情节，描绘了童趣横生的世界，亦揶揄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世道人情，含有大量逻辑与文字游戏及仿拟的诗歌，其中，这些童话书里含有许多最纯真的哲理被人们广为流传，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爱丽丝。其书影响力巨大。

他是牧师，终生没有结婚。他非常喜欢孩子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名叫爱丽丝·利德尔的小女孩，她是一个教长的女儿。一八六二年七月四日，作者和他的一个朋友带着利德尔三姐妹划着小艇溯泰晤士河而上，从牛津至戈斯托旅游。他在船上给爱丽丝讲了一个小故事，后来，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爱丽丝地下历险记》的手稿，赠送给爱丽丝。这部手稿只有一万八千字，其中插图也系作者自画。后来作者把它修订扩充至现在的规模，改为现用书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请当时著名画家约翰·坦尼尔爵士画插图。第一版出版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四日，作为对那次旅行的纪念。 故事讲述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在梦中追逐一只兔子而掉进了兔子洞，开始了漫长而惊险的旅行，直到最后与扑克牌红王后、红王发生顶撞，急得大叫一声，才大梦醒来。这部童话以神奇的幻想，风趣的幽默，昂然的诗情，突破了西欧传统儿童文学道德说教的刻板公式，此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遍了全世界。卡罗尔后来又写了一部姐妹篇，叫《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并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起风行于世。

汪广洋

汪广洋（? ～1379），明初，任职丞相的人，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丞相职所一如元制，仍为中书省;但在时间上，只是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以谋叛伏诛，丞相之官名和职所便化为乌有。

明初四相中，徐达任职时间最短，只有两年略多些，因率领军队出征而不曾“专理省事”，并很快离开了中书省。徐达是四相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李善长、胡惟庸均因擅权专势而伏诛，而汪广洋，虽然一生小心谨慎，却也不能逃脱厄运，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

汪广洋，字朝宗，祖籍江苏高邮。少时聪颖，通晓儒家经典，能写善文，颇具才华，曾师从元统进士、监察御史余阙，并在元末进士及第。因元末腐败动荡，汪广洋流寓于太平(今安徽南部)。

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初一日，朱元璋率领徐达、汤和、常遇春、李善长等诸将分别统领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元军惊慌四溃，沿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又统军径赴太平，一鼓作气，攻克城池，并下令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此令一出，大得民心，太平一路百姓顿时安定下来。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久慕太平广洋之名，遂下令召见。汪广洋入府帐，与帅主朱元璋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朱元璋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元帅府，朱元璋作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令史虽然仅仅是个兼具参谋和秘书作用的职务，但即是汪广洋步入朱氏政治舞台的开始，也是其悲剧的开始。

起初，汪广洋深得朱元璋信任，不久即任行枢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朱元璋置正军都谏司，汪广洋任都谏官，朝政有失，可以执牌直谏，后改任江南行省都事，进升郎中。

陈友谅战死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张士诚局促自守，难以为害。北方，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军为争夺防区，酣战不已，而朱元璋疆土日益扩大，人民增加，政事繁多，需要有个与之相适应的名号，当时流行的“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也许是一个政治上的烟幕，朱元璋早已不满足吴国公的名号了。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立中书省，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丞，汪广洋为右司郎中。从此，汪广洋便成为朱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不久，汪广洋又知骁骑卫事，直接参与军事征讨。常遇春统军进攻赣州(今江西)，汪广洋参知军务;攻克赣州城后，汪广洋率军居守，安抚民众，稳定社会，深得朱元璋欢心，不久出任江西参政。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发布了“告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正式任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兵25万，由淮入河，出师北伐，平定中原。

十一月初，北伐大军进入山东境内，首克沂州(今临沂)、峄州、莒州、日照及苏北等地，元军闻讯，纷纷归附。二十六日，克滕州，基本平定山东南部地区。二十七日，克益都，随即分兵进攻寿光、临淄、昌乐、高苑、潍州、胶州、博兴等地。十二月二日，徐达率主力抵达长山，元朝般阳路总管李圭等率众归附，其所属淄川、新城等县尽为北伐军所控制。五月，徐达统军克章丘，占领济南。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建元洪武，正式建立大明帝国。同时，傅友德率部攻克莱阳、宁海、文登，控制了山东东部地区局势。二月，常遇春率军西攻东昌(今聊城)，元平章申荣自杀，所属州县纷纷降服。至此，北伐军平定了山东全境，为直捣大都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北伐军顺利“直捣元都”，四月，朱元璋下令正式设置山东行中书省，并以“廉明持重”享誉于时的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负责山东行省政务。在半年有余的任职期间，汪广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遍访各地，抚绥百姓，山东社会秩序很快得以安定，汪广洋因此更得朱元璋的赞赏。是年冬，汪广洋应召晋京，出任中书省参政。洪武二年(1369)，汪广洋又出任陕西参政。安抚体恤，多有建树，成为明朝立国前后朱元璋稳定地方的一柄尚方宝剑，这也是汪广洋后来出任相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是徐达。明朝建立后，身任明朝帝国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二人。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下属官员。因徐达经常率军四出征讨，中书省的实际大权主要握于李善长手中。

早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时，李善长便与朱元璋共事，而且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李善长多谋善断，料事多中，敢于任事，在连年争战、削平群雄的时代，李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指挥作战，组织供应，辅佐朱元璋如鱼得水一般，确实是一个兼具萧何与张良二人之长的人物。明朝立国之初，帝国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乃至郊社宗庙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大都是李善长亲自制定，或组织有关人员加以制定。在开国集团中，李善长可谓功臣之首，实在是众口一词，无可非议。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居最先的地位，在其封公的制词中，朱元璋明确地把他和汉初的萧何相比，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认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明朝帝国统治的稳固和朱元璋猜疑之心的与日俱增，李善长的行事与其在军中作为主谋之时并无什么变化，甚至专恣自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不顺眼、不顺心的人，或是敢于冒犯他的人，他便毫不宽贷，即刻定罪，奏而黜之，竟无视或忽略了昔日帅主今日皇帝朱元璋的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不满和疑忌。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身体多病，时常不能到朝视事。于是，朱元璋诏令汪广洋晋京，任职中书省左丞，同时又调山西参政杨宪为右丞，以加强中书省的力量。杨宪野心极大，不容异己，正如《明史·奸臣传》中所称“宪卖友虐民，变乱成法，恣行胸臆，中伤雅流”。凡是前任属吏，或不阿附于自己者，能罢则罢，能免则免，极力地安插亲信。甚至让人制作了一种花押，暗中示于属僚小吏，凡是奉谀其意者，便被视为归附杨宪，或称为亲信、亲党，并能很快得到升迁;否则，或贬或罢或免或斥。如翰林编修陈桎看了花押后，心中明白其用意，便高声称贺，说：“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杨宪闻言大喜，几天后便授予陈桎翰林侍书之职。对于杨宪的专决，汪广洋不仅不依附，反而予以阻挠，从而引起了杨宪的嫉恨和恼怒。于是，杨宪令人暗中查访汪广洋不检点之事，以便随时奏黜，又唆使御史刘炳上书朱元璋，劾奏汪广洋不孝。明太祖朱元璋闻奏，心中十分不快，斥责汪广洋不孝，并诏令免官回乡侍奉父母。杨宪担心汪广洋东山再起，便又唆使御史刘炳再次劾奏，汪广洋被贬谪海南。杨宪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尤其是开国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李善长连夜疾书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指责杨宪诬陷大臣，放肆为奸，国法不容，理当惩办。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人，能用人甚至委以重任，但有悖于他甚至引起他的猜疑，便可随时罢黜。后来，杨宪又唆使刘炳劾奏刑部侍郎任安，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刘炳的诬陷很快被查实，刘炳被逮捕入狱，并承认了在杨宪唆使下的所作所为。此时，刘基又上书揭发杨宪结党营私，阴谋行事，朱元璋大怒，诏谕诛杀了杨宪、刘炳等人，并召回了汪广洋。

洪武三年(1670)冬天，汪广洋与刘基同日受封为伯。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食禄三千六百石。在受封制词中，朱元璋称其善理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这次曲折时间十分短暂，但却为汪广洋升任相职提供了一次机会或一个有利条件。

李善长的专恣自用，一次两次，尚自犹可，经常这样，朱元璋便不能忍受了。他对李善长的不满也由此开始，便自觉应该对相权有所限制了。然而，作为开国元勋之首的李善长之德高望重，身为皇帝的朱元璋还是十分明白的，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许多较大的麻烦，乃至开国集团内部的混乱;因此，朱元璋虽十分不满，但还是不露声色，暂且隐忍着，只等适当的时机。

洪武四年(1371)，患病在家的李善长自觉许多时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中未免有些不安，便采取了一种按常规是比较策略的举动，上疏朱元璋，恳请致仕(即退休)家居。其用意不过有二：一是略示未能任事心中多有不安，以显姿态;二是以此试探朱元璋的态度。这种办法，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般说来，李善长的疏文递上之后，皇帝会温谕慰留，李善长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他更想知道皇帝的慰留词句会达到什么程度，以便随机采取措施，但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没有按常规办事，接到李善长的奏疏之后，并未下诏温谕慰留，而是顺水推舟，允其所请，立即下诏批准李善长致仕。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打了个措手不急。

朱元璋所以这样做，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并非一时灵感，而是深思熟虑过的，这既表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恩礼之衰，又让李善长自己认识到，不要恣情自用，要保住晚节。同时，让李善长离开中书省，也可以减少君臣之间的磨擦，寓有保全之意。话是这么说，理也当如此，但这种做法却显得寡情少义，有些近乎毒辣。对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李善长而言，落得这样一个地步，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寒心。对此，朱元璋心里十分明白，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办法，来弥合君臣之间的缝隙，不仅给予李善长以优厚的恩赐，对其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李祺成为位在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善长与朱元璋结为亲家成为皇亲国戚，似乎关系有增无减，更加密切了。事实上，这种既打又拉的手法，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李善长致仕家居，徐达在此之前已离开了中书省，眼见中书省没了主持，顺理成章，朱元璋应该趁机废除中书省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朱元璋是因为李善长专恣自用，相权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而剥夺了李善长的大权，但他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的实质，还只是认为是由于李善长恃功恣肆，不顾高居尊位的皇帝所致，代之以谨慎细心小心的人，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于是，经过多方权衡筛选，朱元璋选中了汪广洋;就在李善长被恩准致仕的同时，朱元璋诏谕汪广洋入中书，升任右丞相，执掌中书权柄。

洪武四年(1371)正月，汪广洋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独任相职。李善长、汪广洋都是朱元璋的旧部，立国之前都深得朱元璋信任，二人都曾在朱元璋的帅府任职，但二人却极少往来，朱元璋所以用汪广洋取代李善长，这是一个决定的原因。汪广洋出身文人，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对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不能说了如指掌却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任职相位后，他一方面尽力仰体帝心，另一方面又竭力减少与李善长的往来，凡事必亲自奏请皇帝恩准，不免显得过于小心保守，这又与见利害于机先，决成败于庙堂的宰相十分不相称。对于朱元璋来说，汪广洋的细心是个长处，可是，事无巨细，都要皇帝自己来出点子想办法，却又不能不说是项不小的麻烦。李善长的专断恣事固然让朱元璋烦恼，但其处事善得机先，洞中窍要，智谋兼俱，又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叹。相比之下，李善长为相的长处显而易见。

从另一方面来看，汪广洋独任相职后，极力疏远李善长，又对他的仕途、政务处理带来了许多的阻力和麻烦。李善长虽然退休在家，不再直接干政，但却仍身居京师，依然间接地影响着政局，况且中书省的属员如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官，都是李善长亲手提拔、安置下的，其人虽身不在中书，然而其声威依然在起作用。汪广洋若认识到这一点，对李善长敬而重之尊之，多向他请教，也许事情会顺利些，汪广洋的疏远策略，后果恰好相反，彼此隔阂增加，乃至成为对手，其麻烦也接踵而至。

汪广洋独任相职两年有余，庸庸碌碌，中书政务却无多大起色，朱元璋对汪广洋日渐感到失望，这一点李善长掌握的十分准确，于是因利乘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李善长退休在家并能遥控中书权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的内疚心理，那就是朱元璋时时感到对李善长似乎有点太薄，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此，每遇有大事要事，朱元璋常常加以咨询;汪广洋显出办事乏力之后，对李善长的垂询也便越来越多;于是，李善长趁机将其亲信胡惟庸举荐给了朱元璋。

洪武六年(1373)七月，朱元璋诏谕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相，与汪广洋同位同职，左丞相虚职无人。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身朱元璋，历任通判、签事等。明朝初年，迁中书参知政事、左丞相，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宠信。胡惟庸的精明干练，也很早为李善长所赏识，并数次得到李善长的举荐和提拔。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见亲善，愈见非同一般，后来更成了亲戚，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娶了胡惟庸的女儿，彼此关系更加密切。李善长所以举荐胡惟庸进入中书省，就是要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把势位难保的汪广洋从中书省挤走，以便更有利于他对中书政柄的遥控。事实上，左相虚职无人，身在相位的二人同为右丞相，这是出乎常规的做法。按以往旧规陈例，汪广洋资格在前，已先任相职，例应晋升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方是常规正理。二人同居右相之职，虽然平起平坐不分上下，但明眼人看的十分明白，汪广洋的恩礼已衰，其右相之职为胡惟庸所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

胡惟庸不仅办事干练，而且颇多智术，加上原来李善长的旧属们，又都尽力辅佐帮助。所以，胡惟庸任职之后，一切都似乎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很快就将汪广洋比得更加黯然无光了。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行政，又不似李善长那样专断蛮横，有二人之长，又无其所缺，确实是位比较理想的宰相之材。胡惟庸与汪广洋共同任职中书右相时，表现也确实很好，因为他必须与汪广洋比上下，只有将汪广洋比下去，汪广洋才能迅速离开中书省，也就能遂恩主李善长之愿。另外，朱元璋也早已感到汪广洋并非相才，胡惟庸的突出表现，更觉显然;汪广洋的“无所建白”，已难以为朱元璋所容。因此，不过半年时间，朱元璋便于洪武七年(1374)正月迫不急待地将汪广洋打发到了广东，任职广东行省参政，这是汪广洋第四次出任地方参政，但此次出任地方参政，与前三次却是大不一样了，其形其状其心态，该是汪广洋最为复杂最苦恼的了。

汪广洋被挤走了，李善长、胡惟庸总算遂了心愿，胡惟庸的做法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自以为已经获得朱元璋的信任，不必再似以前那样谨小慎微，事事防范;另一方面，汪广洋已离开中书省，已没有人会再碍手碍脚的了，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任己所为了，其残忍之性逐渐地暴露无遗。

明太祖朱元璋本性疑忌，人称雄猜之主，对于臣属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在查访，锦衣卫的行动也未中止过，胡惟庸的这些变化，岂能长时期地瞒得住皇帝呢?渐渐地朱元璋发现，胡惟庸遇事隐瞒、专断!与李善长并无两样，其贪婪好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还认识到，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勾结日见频繁，李善长对中书的遥控也愈加明显。对此，朱元璋心中不免懊悔，觉得汪广洋虽然在中书省办事无力，“无所建白”，却也是其耳目，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于是，第二年朱元璋又谕封了汪广洋左御史大夫之衔。

汪广洋虽然办事能力难以胜任相职，但也非懦弱昏愦之辈，文人出身，饱读经书，早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明朝立国前后，又历任地方、京朝要职，官场风习早已熟悉。所以，对他的被贬广东，心中自然明如镜台，虽然是胡惟庸挤走了他，但背后有主谋，此人非他，正是首任左丞相李善长。他的心情异常地不平静，怀着一口恶气离京赴任，暗下决心，等待时机，一出这腔怨气。他人在广东，心却在京城，安插耳目，京信常通，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从未疏忽放过。洪武九年(1376)，他已收集到许多关于李善长的不法行为的证据，便会同与他同为御史大夫的陈宁联合上疏劾奏李善长，列举了李善长的种种罪状，尤其是犯有“大不敬”之罪，是十恶之一，不能不严惩不贷。朱元璋接到奏疏后，心中大喜，他想到汪广洋本来就与李善长、胡惟庸不和，如今又有了这本奏疏，其嫌隙，乃至仇视就更显然。若让汪广洋回到中书省，互相牵制，李、胡二人必然多有顾忌，不敢明目张胆地勾结，欺上瞒下了。所以，洪武十年(1377)九月，朱元璋谕令将胡惟庸升为左丞相，又将汪广洋召回重进中书省，任右丞相。朱元璋此举，用意颇深。胡惟庸非降反升，是因为朱元璋还要靠他办事为政，予以晋升可以俱见倚畀之意。另外，胡惟庸也可以免除惊疑，对汪广洋的再次提升，找到些许心理平衡。汪广洋再度任职中书省，是朱元璋的深思熟虑，他想以汪广洋为耳目，对李、胡二人有些妨碍，又不必过于妨碍，乃至阻碍正事，身为右相，稍有别异，倒也方便。然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却又未能如愿以偿。

汪广洋官复原职之后，心中自然踏实了不少，自以为总算讨回了公道，还是谨慎小心为政处世为佳，便不愿再多行事，那样也就不合乎“君子不过为己甚”之道了。尤其令汪广洋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他的奏疏，他负屈被贬，身怀一腔怒怨，力攻李善长，但奏疏并未造成他所期望和想象的影响，李善长未倒，胡惟庸晋升左相，可见其根基之牢固，再继续与他们作对，未免有失明智了。另外，与胡惟庸的半年共事，使他又不能不承认胡的才干远过于自己，如今胡未降反升，足见圣眷之隆，汪广洋自愧弗如。如此地位，如此认识，汪广洋不能不为自身的存在着想，朱元璋的用意，汪广洋是难以领会理解的。所以，汪广洋对李善长、胡惟庸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既不表示亲近，也不敢再表示抵触乃至对立，只求虚与委蛇，明哲自保。

对于胡惟庸而言，朱元璋调回汪广洋，其用意所在，他自当心领神会，心中不免生出些许不快，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有李善长为后盾，他一向轻视汪广洋，二人同为右相时，尚且没有把汪广洋放在眼里，何况如今他身为左相，位在汪广洋之上，便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经过短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汪广洋比以前更加谨慎怕事，为政更加懦弱，于是胡惟庸便不免得意忘形，更加恣纵起来。

调回汪广洋，朱元璋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是他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最后一着。此着的不成功，令其气恼至极，撤销中书省，废除行之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的想法因此产生，并常常在公开场合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对相臣的不满。对于胡惟庸的蛮横专断和汪广洋的“荒于酒色”，而怠弃政务，“浮沈守位”，曾当廷敕诫二人“洗心补过”。后来，越南贡使来大明朝贡，中书未能按时安排引见，朱元璋十分不悦，下敕切责执政，令汪广洋惶惧不安数日。朱元璋的敕责，已表明他要在适当的条件下根除历代相传留下来的宰相制度。

在从李善长到胡惟庸为相的17年中，以李、胡为中心的淮人官僚集团掌有明朝帝国的实权，并极力排挤非淮人集团。以开国功臣刘基为中心的浙东集团则首当其冲。朱元璋曾听信李善长的挑拨，让刘基请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索性让他告老还乡闲住了。在此之前，朱元璋为丞相人选问题曾垂询过刘基，刘基认为李善长是旧人有功，能够调和诸将;杨宪虽是好朋友，又有为相之才，但器量不够，汪广洋偏浅，胡惟庸更不行。为此，胡惟庸怀恨在心;任相后，在朱元璋面前极力馋言，革掉刘基岁禄;刘基只好到京城请罪，连家也不敢回去了，忧愤生疾。胡惟庸闻知，特派医生前往治疗，刘基服药后，病情越发加重，终于于洪武八年(1375)死去。开国元勋刘基突然暴卒，一时众说纷纭，许多传说于胡惟庸不利;朱元璋认为这是个不可放过的机会，由此根究，也许能有所收获。他本人也认为刘基之死必有原因，胡惟庸的谋害也未必是假。十二月十二日，御史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揭发胡惟庸毒害刘基之事，使朱元璋更加怀疑胡党之流。朱元璋认为，刘基被害之事，汪广洋必知其中详略，便召汪广洋进宫密谈询问，想从汪广洋口里加以证实，并得到更多的详情细节。刘基与胡惟庸不和由来已久，刘基的死疑点很多，汪广洋也是清楚的，但传说纷纭，各执一词，又都拿不出确凿证据，汪广洋既不愿听信一词，加人以罪，也不愿传播谣言，更不想捏造事实，所以采取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竟说对此事一无所知，外间传言，纯属子虚。又趁机劝谏朱元璋，认为轻疑相臣，似乎非圣明之主所应有。汪广洋的话，大有为胡惟庸辩白开脱之意，不由得使朱元璋恼火。汪广洋由自己的耳目，竟成了胡党成员，如此昧良辜恩，岂能容忍?盛怒之下，朱元璋即刻颁诏，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将汪广洋贬往广南地区。事过之后，朱元璋想到汪广洋毁掉了他的计划，怒气更盛;更想到，汪广洋二次入相已有两年多了，却未起到半点作用，如此玩忽职守，忘恩负义，罪不容诛。朱元璋越想越恼，再下敕书，指责汪广洋“事朕十余年，不闻一善言，不荐一学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恶，惟务沈湎，不事事……”并派出一行专使，捧着赐死汪广洋的诏书，日夜兼程，加急赶往汪广洋的行途，在何处追上就在何处宣诏赐死。汪广洋乘船行至太平时，专使追上并即刻宣诏，汪广洋闻诏，羞惭至极，自缢而死。

对于汪广洋的结局，人们历来多有微词。《明史》记其“为人宽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剪除，故及于祸。”《明史》则将其列入《奸臣传》与杨宪、胡惟庸等人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汪广洋的品格、出身，其身在相位，执掌中书大政，不可能超脱日渐强化的专制主义制度的藩篱，不可能跳出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漩涡，其两度入相正说明了这一点，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所难免。

刘敞

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文，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廷试第一。弟刘攽，字贡父，与其一同登科，曾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刘敞登科后，先任蔡州通判，后曾做过三司使、扬州、郓州知州，最后官至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宋史·刘敞传》说他“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为人正直敢言，对朝内事务能直言进谏并利用为英宗讲读的机会，“指事据经，固以讽谏”。为官颇有政绩，任郓州(今属山东省)知州时，郓州有路不拾遗之美名。奉旨使辽时，其博识使辽人惊叹。刘敞“为文尤瞻敏”，其才华曾令欧阳修叹服。文章质朴晓畅，颇有见地，能言他人所不能言，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如《题魏太祖纪》中认为汉高祖哭项羽以及魏武帝祭奠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英雄怜勇士，有“慷慨英雄之风”，颇有见地。此外，对当时浮华的文风也多有指摘，认为时弊是“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诗作多有佳品，风格如文，简朴质实，不求绮丽华美，如《微雨登城》：“雨映寒空半有无，重楼闲上倚城隅。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所著《公是集》五十四卷，有广雅书局重刻聚珍本。别有《春秋权衡》、《七经小传》、《公是先生弟子记》等。最早事迹出处《宋史》三一九卷。

伏契克

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年2月23日-1943年9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英雄，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作家。

伏契克于1903年2月23日诞生在布拉格市斯米霍夫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伏契克的父亲原是一名炼铁工人，1912年，他在比尔森市剧院找到一个工作;第二年，全家迁居比尔森。伏契克从小爱读书，喜好文艺。1914年秋天他入比尔森实科中学。1915年伏契克的父亲应征入斯柯达军火工厂做工。伏契克经常给父亲送饭，看到了工人的生活与斗争。工人群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满给伏契克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憎恨这场战争，诅咒制造战争的奥匈帝国政府。

少年的伏契克就已初露文学才华。在中学里，他利用练习本自写自编一份小报，取名《斯拉夫人》;后来又办了《快乐的生活》周刊和《捷克人》杂志。

1916年6月28日，斯柯达工厂工人罢工。在这里工作的有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都加入罢工者的行列。这次罢工使伏契克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战斗的精神，给他以深刻的教育。

1918年6月，比尔森一群饥饿的儿童拿了军车上的面包，发生了奥地利军队枪杀儿童的事件。伏契克目睹了这一惨案。8月8日他写了一首诗，愤怒抗议奥匈帝国的统治。诗中写道：

全国饿殍遍野，

只有把你们绞死，

我们才会过更好的日子。

这年，伏契克参加比尔森的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青年一代”。这是在比尔森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青年组织。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伏契克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伏契克领导比尔森市中学生的罢课运动。1920年，伏契克参加比尔森的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组织，并成为比尔森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的刊物——《真理》杂志的成员。1921年5月，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布拉格集合，宣布正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伏契克在比尔森加入捷共。同年秋，伏契克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捷克文学、世界文学和艺术史。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捷共党员尼耶德尼和同情捷共的进步教授沙尔达等人的影响较大。为了维持生活，伏契克不得不在课余勤工俭学。他在布拉格郊区建筑工地做短工，甚至当过商品广告员。

1922年，伏契克在《真理》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作品，评论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诗人沃尔格尔的剧作《最崇高的牺牲》。这个剧本描写了女革命者索尼娅的献身精神。伏契克在评论中热情讴歌索尼娅为革命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高尚情操。

1923年，伏契克任《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这是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和大学生在捷共影响下创办的报纸。1925年夏，他结识了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同年他任《先锋》刊物的编辑，为《社会主义者》、《源泉》等杂志撰稿。1925年，他开始在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文化专栏发表文章，指出现代文化艺术的进步有赖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现代文化艺术的成就是以工人阶级的胜利为前提。共产党不仅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切进步文化艺术的指导者，强调文学艺术要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服务。

1926年夏，伏契克同一些好友到法国海滨城市布列塔尼旅游。回国后写了游记，记述布列塔尼渔民的罢工斗争和在该城的见闻。同年，伏契克任《树干》杂志主编。

1929年，伏契克受党指派，担任《红色权利报》编委，负责文学艺术专栏和星期日副刊。他还是捷共《红色晚报》的编委。同年11月，伏契克任捷共的文艺政治评论周刊《创造》的主编。

《创造》周刊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屡遭删检和停刊的处罚。一次，一篇重要文章被反动当局删检得面目全非，伏契克写信给党的领导人、当时任国会议员的哥特瓦尔德，向他汇报了此事。哥特瓦尔德在议会上提出抗议。伏契克把删去的部分刊登在刊物的最后一页，并加上按语，质问部长先生：“你以为删掉我们阐明真理的话就能挽救你的失败吗?”伏契克不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1938年该刊物被查封。

1929年秋，北捷克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恶劣的劳动条件，反对迫害工会领导人。参加罢工的有14，000多工人，波及24个矿区。伏契克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斗争的领导工作，报导了这场罢工斗争。

1930年春，应苏联工会的邀请，捷共决定派工人代表团访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发给护照。伏契克等五名代表避开当局的监视，秘密越过国境，来到他向往已久的苏联。他在苏联的四个月期间，先后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中亚细亚的伏龙芝等城市。他在给妻子古·伏契科娃的信中写道：“我一生从没有感觉过这样自由。这里实在好;我在苏联见到的现实，远超过我所想象的情景。”

回国后，伏契克把所写的旅苏见闻汇集成《在明天已变成昨天的国土上》一书。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报告访苏观感，歌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和鼓舞广大劳动群众。因此，他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捕入狱。1932年春传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北部摩斯特矿工大罢工的消息，出狱不久的伏契克立即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组织一大批进步人士到罢工现场，支持工人的斗争，报导了罢工的真相。同年秋，伏契克被迫服兵役。他在士兵中积极宣传苏联的成就，揭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腐败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限制他的活动：禁止他同时会见几个士兵，不许他与任何穿便服的人谈话。

服役期满后，伏契克被迫转入地下，以躲避当局的迫害。1934年6月，为考察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化，伏契克秘密到慕尼黑进行采访。8月24日，他以《红色权利报》驻苏记者的身份再度秘密访问苏联。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他写了许多报道，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文章汇编成《在亲爱的国土上》一书，于1949年出版。

1936年6月初，伏契克回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纳粹德国的侵略威胁。伏契克用笔名发表文章，指出：美、英帝国主义曾经帮助日本掠夺中国，帮助意大利掠夺阿比西尼亚，唆使德、意法西斯屠杀西班牙人民，现又在鼓动希特勒进攻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横挡在德寇侵略苏联的通道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与独立已处在危急之中。他揭露把祖国出卖给德国法西斯的国内外资产阶级，颂扬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唯一同盟者。

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慕尼黑协定”。10月21日，捷共被宣布为非法，所有捷共刊物被查封。但党报仍在秘密印行。伏契克从未放下自己手中的笔，宣传活动也没有间断。他被迫转入地下后，化名为《图画世界》、《蜜蜂》、《新自由》、《行动》等刊物写稿。他潜心研究捷克文学，试图通过对捷克文学的研究，以生动的语言追忆光荣的传统，激励人民的斗志。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民族面临艰难的时期，我们重温历史，是为了吸取教训和力量，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他写了《战斗的聂姆措娃》、《论沙宾纳叛变》等著名作品，批判在恶势力面前屈膝投降的变节行为，歌颂不向腐朽势力妥协，捍卫民族传统的斗争精神。

捷共被宣布非法后，哥特瓦尔德等捷共领导人被迫转移到国外，国内组织了一个地下中央委员会。1941年，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坏，领导人大多被捕或牺牲。伏契克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第二个地下中央委员会。伏契克负责政策指导和新闻宣传工作。1941至1942年初，许多工厂出现了反法西斯的传单和秘密报纸，其中有捷共秘密散发的，也有进步的地下组织、抵抗运动组织印刷的。在《1941年的五一》的传单中，伏契克写道：“不错，我们仍然在地下。但是，……我们是行将有收获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它们在春天的阳光哺育下，将在全世界结出硕果。”

1942年4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伏契克在布拉格一个同志家里接头时不幸被捕，关在布拉格近郊庞克拉茨监狱。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他被严刑拷打得濒于死亡，重伤使他趴在草褥上一个多月不能动弹。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位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念。当盖世太保问“还相信共产主义会胜利吗?”时，他坚定地回答：“是的，别的结局是不可能有的，当然相信。”

伏契克被捕不久，他的妻子也被捕入狱。1943年的一天，在难友们的帮助和掩护下，他俩获得了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会面。当时伏契克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处以绞刑，这是他同妻子的诀别。面对死神，他平静地对妻子说：“你别以为我只想到绞刑，我不怕死。要我获得自由，除非出现奇迹，但奇迹是不会出现的。希望你获得自由，这是可能的。你要做一件事——出版我的著作，让人民不致忘记它们。”

伏契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始终没有忘记给人民留下自己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他在狱中用血写成的不朽之作。他在连遭酷刑、备受折磨、随时都可能送上绞刑架的处境下，在一个爱国看守的帮助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进行写作，然后由这位看守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夹带出来。这本书共分八章，记述了伏契克被捕时的情形和狱中的生活，揭露叛徒对革命事业和同志的出卖，德国法西斯残害革命者的暴虐行径和灭亡前的垂死挣扎。最后一章《一小段历史》，追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破坏、重建、再被破坏和不屈斗争的情形。《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最后一句话是：“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这本书是伏契克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崇高品质的写照，它向人们表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他写道：“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他要求那些幸存者：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爱那些为着他人也为着自己而牺牲的人。他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戴着金色的肩章，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

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监狱里被监禁了410天。1943年6月，他由庞克拉茨监狱押送到柏林的勃洛琛斯监狱，1943年9月8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40岁。

伏契克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史上的名著，也是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自1945年《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8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播。伏契克的名字不仅永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铭记，也为一切进步人民所热爱。1950年在华沙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追赠伏契克国际特别荣誉和平奖金。

熊十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哲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原名晋恒、字子真，老年称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人。父熊其相，乡村教师，长于宋代理学，对十力幼年影响甚大。10岁丧父，随兄务农，在家自学。17岁时赴武昌，肄业于湖北陆军学校。因谋刺张之洞所属之统制张彪事发，曾亡命鄂西施南诸山中。又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等革命斗争。后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不甘为伍，于1923年愤然退出国民党，专注于学术研究。先后对印度哲学、佛学思想及中国哲学、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多种学术著作。他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上自成一学派，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哲学界有过较大的影响。熊十力曾读严复等译著，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受到影响，但他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精于王夫之学说。他认为船山学说以为个人精学与宇宙贯通融合为一，改造个人或扩充个人精神与宇宙融通，即改造宇宙，改造人类社会。他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读佛学，从院长欧阳竟无大师学唯识论，“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熊之学识、文章颇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赏识，1923年延聘至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大学著《新唯识论》，反欧阳竟无大师的唯识之学。欧阳大师授意刘衡如等作《破新唯识论》驳之，熊遂作《破破新唯识论》以答。师生学术杨镰，各树一帜。熊十力对佛学虽有很深的研究和较高的成就，但他不是佛教的信徒，为此深为佛家所遗憾。有人在解释这一矛盾时曾说，“盖因熊胸怀弘博，综览百家，固自有主宰在。”这个解释，在熊所著《儒家与墨法》一文中，可以找到依据。熊十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离开北京大学旅居四川，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抗战胜利后重返北京大学任教。在1947—1948年间，曾到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继续学术研究，积极撰写学术著作。1954年到上海度晚年，与家人团聚。他是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二、三、四届委员。在1966—1976年间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于1968年5月不幸病逝。

熊十力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授，而且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早在青年时代，他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参加过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支持“一二·八“上海军民的抗日战争，同情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反蒋、抗日、停止内战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刚正不阿，勇敢地与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活动作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党中央领导的敬重与关怀。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情支持人民民主革命，曾经帮助、掩护过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做过贡献。

主要著作有：《读智论抄》(1921年，写于支那内学院)、《因明大疏册注》(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境相章》(1925年写于支那内学院)、《新唯识论》(1932年，北京大学出版)1975年台北重印)、《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出版，1975年台北重印)、《十力论学语要》(第1卷，1935年出版)、《读经》(1935年，《安雅学刊》第7—8期)、《佛家名相通释》(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龙门书店再版)、《正韩》(1938年北京大学讲稿，1974年重印，收入《韩非子评论》，台北出版)、《儒家与墨法》(1942年12月，《思想与时代》)、《研究孔学宜注重易春秋周礼三经》(1943年8月，《孔学》)、《论玄学方法》(1943年11月，《思想与时代》)、《读经示要》(1945年，中国哲学会出版，1973年台北重印)、《十力丛书》(1947年，中国哲学会出版，1972年台北重印，《十力论学语要》(4卷本，1947年出齐)、《论学三书》(1947年6月，《学原》)、《略说中西文化》(1947年8月)《学原》)、《与友论新唯识论》(1947年10月，《学原》)、《略谈新唯识论要旨》(1948年5月，《学原》)、《漆园记》(1948年10月，《学原》)、《原儒》(1956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体用论》(1957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明心篇》(1959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1959年，《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乾坤衍》(1961年出版)。此外还著有《与友人论六经要旨》等书。其中《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四书，曾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交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安排出版。

李德裕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字文饶。赵郡(河北赵县)人。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之子。少年有大志，苦心力学。不愿参加科举考试，20岁时以父荫补校书郎。后因避嫌辞职，长期在方镇幕府供职。元和十四年(819)，拜监察御史，次年为翰林学士。与同在翰院的元稹、李绅被称为“三俊”。穆宗长庆二年(822)，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旋即遭李逢吉、牛僧孺排挤，出任润州刺史。此后数年，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被召入朝为兵部侍郎，本年又出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改西川节度使。大和六年，召拜兵部尚书。次年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拜为中书侍郎。后因权臣郑注、李训的怨构诽谤，于大和八年罢相，再次出朝任浙西观察使。大和九年贬为袁州长史。开成元年(836)改任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本年，第3次被任为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迁淮南节度使。开成五年，唐武宗即位，召拜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昌二年(842)，进位司空，次年，加司徒。再次年，拜太尉，封卫国公。李德裕当政6年，颇有政绩，威名独重。会昌六年，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罢相，出朝任荆南节度使，改东都留守。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被宰相白敏中构罪，改为太子少保，公司东都，不久再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次年卒于任所。

李德裕善著书作文，虽位极人臣而读书不辍。他与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如元稹、李绅、刘禹锡、白居易、薛涛、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的诗文历来被人赞许，如欧阳修说他“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9)，王士禛说他的骈体文“雄奇骏伟”(《池北偶谈》卷17)。著有《李文饶文集》(又作《会昌一品集》)20卷，别集10卷，外集4卷。《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其《次柳氏旧闻》1卷，《文武两朝献替记》3卷、《会昌伐叛记》1卷、《上党纪叛》1卷。《全唐诗》卷475存诗1卷;《全唐文》卷696至711存文6卷，《唐文拾遗》卷28存文5篇。今人研究著作有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吉卜林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1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印度孟买艺术学校校长,后为博物馆馆长。吉卜林在异国五光十色的生活环境里度过童年, 6岁被送回英国受教育。17岁毕业于联邦事务学院,又回到印度当新闻记者。以印度为背景写了些特写、短篇小说和诗歌,编成《山中故事》(1889)等几部集子。曾以《军民报》记者的身份到过日本、美国、南非、锡兰、新西兰各地,英布战争期间,为本国的侵略政策辩护。1902年回英国定居,在上层享有很高声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卜林的作品大都描写英国士兵、军官、小官吏、商人等在殖民地的活动,充满异国情调。他一方面树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感，蔑视被征服民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张目;一方面揭露殖民者的压迫罪行，反映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情绪。他的诗歌如《兵营谣曲》(1892)歌颂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写成为国争光的英雄。代表作品《莽林之书》和《续莽林之书》(1895)描写印度的莽林之中一个狼孩成长的故事，宣扬莽林生活法则:弱肉强食。借此暗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合理性。其他作品还有《原来如此的故事》(1896)、《船长》(1897)、《基姆》(1901)、《各种各样的人》(1917)等。一生写小说集10几种，是英国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的重要代表。

吉卜林善于运用夸张奇异的情节，构思新颖,许多人物和场面写得无比真切生动描写莽林中自然的原始风光，充满异国色调和情趣,富于诗意，描写各种动物的神态、习性甚至心理活动，维妙维肖，显示了非凡的想象能力，写英国的士兵，下级军官之类人物,往往采用下层社会的日常用语，活泼生动。吉卜林的语言准确、生动、流畅,成就很高。其作品集中反映亚洲英国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给英国文学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带来新的题材。

僧祐

僧祐（445—518）南朝齐、梁间僧人，佛教史学家。据《高僧传》卷一一、《出三藏记集》卷一二和一五等载，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生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幼即出家于建初寺，十四岁投定林寺法达，后又受业于律学名师法颍。竭思钻求，大精律部。数十年间，讲说律藏七十余遍。齐永明(483-493)中，竟陵王每请其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所弘律学，主要是属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此外，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于佛教文史研究成就尤丰。所著《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为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其中收集的多种经律论序记和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保存了古代译经史和佛学史上大量的珍贵文献。其他尚有《弘明集》、《释迦谱》等，均有极重要的文史价值。奉敕监造光宅寺铜像，庄严精美，时称东方第一。又，摄山大佛及剡县(今浙江嵊县)石佛，也都是由其经始，准画仪则。梁武帝时深受礼遇，凡僧事有疑，皆令其审决。王公贵戚崇其戒范，尽敬以师礼，僧俗门徒达一万一千多人。卒后葬于定林寺。

马建忠

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清末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少年时代，正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席卷大江南北之际，他随家一再迁徙，后定居于上海。因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刺激，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自记》)，决心放弃科举，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他精通英语、法语及希腊文、拉丁文。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马氏文通》等。

马建忠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可斋记言记行》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他提出了“富民说”。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适可斋记言》，第1页)。在通商中，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出口，限制进口，保持贸易的顺差。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渐富强。为此，他积极主张调整进出口税率，开采金银，修筑铁路，以促进丝、茶等出口商品和人民所需的棉布等的生产。为了捍卫主权，马建忠坚决主张收回利权。他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构兵恫吓。乘我未及深悉详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轻，“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当时英、法与中国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他批评官府“倒行逆施”，同“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相反，“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鉴此，马建忠呼吁“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今宜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并指出，“免厘加税”的目的是“为土产筹销路，与他人争利权。”(《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

马建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阐发了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总的观点是赞赏分权制，诋毁民主制。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颇有微词：“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适可斋记言》，第31页)马氏的非议虽不无道理，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君主立宪的真谛还是认识不深。

马建忠对“公法”的议论是颇有见地的。1878年，他在《巴黎复友人书》中论及“公法”是非时说：“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适可斋记言》，第36页)他认为“公法”本身是有真是真非的，但各家却从“所利之各异”的利己主义出发，任意解释公法以曲徇其私。因此，马建忠促请当局在与外国交涉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着重强调中国应“据公法以争之”。此外，马建忠还主张设立翻译院，培养既懂汉语，又懂外语的各种专门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各类书籍与报刊，以便了解其“情伪虚实”，改变中国因“不知其情伪”而屡屡见欺于外人的被动局面(《适可斋记言》)。

陈高

陈高（1315—1367），字子上，自号不系舟渔者，温州(今属浙江)人。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授庆元路录事，不到三年，自行免去。方国珍义军占领浙东，他拒绝方氏征聘。再授慈溪县尹，亦不起。义军占领平阳后，弃妻、子，往来闽浙间。至正二十六年，浮海至山东，见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于怀庆，密论江南虚实，欲授以官职，知非其所愿，亦不勉强，不久病卒，年五十三。其诗文自举子时即为流辈所推重，得张翥、欧阳玄、贡师泰等赏识，文章风格颇雅洁。前人说他“为诗上溯汉、魏，齐、梁以下不论”(见揭汯作《墓志铭》)，这是元诗坛古诗宗汉、魏的传统。清四库馆臣认为他的五言古诗“源出陶潜”，就其部分五古而言，有冲淡和平之风，如《青田山房为刘养愚赋》，极富恬淡之情，语言平易自然，去尽雕饰，写景与抒怀都有陶诗的情貌。五言律之佳者，如《新岁忆曾子白》、《赠章以元昆仲》等则有诗律较细、工整而又自然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近体律诗“格从杜甫，面目稍别，而神思不远，亦元季之铮铮者”，这主要表现在感叹时艰的律体中，近于杜诗的沉郁顿挫。七言古体则非其所长，绝名也不甚经意。陈高诗内容较丰富，他站在元王朝的立场，诗中常有对时局的忧虑，这在《丁酉岁述怀一百韵》中有较详细的记叙。对当时“官粮预借三年后，军食尤居两税先”(《即事漫题》)这种对百姓的盘剥也有所揭露。他出仕时间很短，却有对官场险恶的叹息。在元末动乱中，他四处奔波，因而诗中常有思乡之情。此外，还有送别、隐逸、写景、咏物等题材。《种橦花》一诗记叙了种植棉花的全过程，当时棉花传到江浙为时不久，此诗有史料价值，被采入《木绵谱》。明洪武初，苏伯衡访其遗集，厘定成编，题为《子上存稿》，不知何人改称《不系舟渔集》，十五卷、附录一卷。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揭汯《陈子上先生墓志铭》、《元诗选·初集》小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元书》卷九二。

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教育家。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其间曾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并担任中日学生会馆的联络干事。1905年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该会评议员，同时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宣传革命。1910年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组织领导荣县起义，建立了荣县革命政权;后来又参加了内江起义。191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和蔡元培等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回国，在北京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在四川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使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等职。1927参加南昌起义，任委员兼秘书长;同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任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中国部主任和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等职。1935年赴巴黎主办《救国时报》，宣传抗日。1937年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随周恩来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等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七大、八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周立波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1979年9月25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周绍仪,周凤翔,周菶梧,曾用笔名立波、张一柯、张尚斌等。1908年8月9日生。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人。曾在湖南长沙省立一中和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2月,因参加罢工被国民党逮捕判刑,1934年刑满出狱。同年九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左联党团工作,任《每周文学》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离上海到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后到汉口写作。1938年底到湖南沅陵编辑《抗战日报》。1939年5月调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同年12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1月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同年冬随王震所率三五九旅南下抗日,任司令部秘书。次年初部队回师中原,调中原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和《中原日报》任副社长。1946年2月调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不久调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副社长,同年冬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曾任区委宣传委员、省委宣传处长。194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1948年主编《文学战线》。1949年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1950年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影片的编摄工作。1955年回故乡落户,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他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一、二、三次全国文代大会,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人民文学》编委。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左联时期,最初参与上海《每周文学》的编辑工作,同时写散文、文艺论文,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这时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普希金的《多布罗夫斯基》和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他最早把苏联“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介绍到中国。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东北书店),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这部小说以巨大的历史规模、磅礴的革命气势、鲜明的阶级爱憎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的广阔图景,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封建统治、消灭剥削制度、政治上获得彻底翻身的史诗,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解放后,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他的长篇小说还有: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1958年,作家出版社),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1958年,作家出版社),后者通过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废除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斗争过程,歌颂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它所描写的历史阶段和范围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自己编选的《周立波选集》。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铁门里》(1955年,工人出版社)、《禾场上》(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散文、报导集《战场三记》、《苏联扎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散文特写选》等。1966年写了歌颂毛泽东的著名散文《韶山的节日》。周立波是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茅盾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他的作品,思想深刻,结构严整,刻划人物劲有力,笔调轻松幽默,喜用方言,富有地方色彩。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得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湛若水

湛若水（1466～1560）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人。孝宗弘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官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 “致良知”。湛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强调以主敬为格物功夫；说：“故善学者，必另动静一于敬。”（答于督学》），著有《湛甘泉集》。

居官30多年，历任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深得世宗倚重与信任。主张“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反对宦官专权。历任政绩卓著，晚年致仕时，皇帝曾3次留任。在教育学上有突出贡献。亲自修订《大科训规》，对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一生热心捐款赞助书院，得其“馆谷”的书院竟达28所，从他的家乡到广州、南海、扬州、池州、徽州、武夷，遍布半个中国。

湛若水，明代学者。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增城)人。少时丧父，靠其母抚养成人。曾师事陈献章。绝意科举，后从母命应考。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尊师重教，每到一地，“必建书院以祀献章”。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成一派，为甘泉学派创始人。“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湛若水传》)，有的奔走于王、湛二人之间。他认为“心无所不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心性图说》)提出与王守仁心学不同之处在于“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甘泉论学书·答杨少默》)建构“心性图”，将心、性、情以至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与天地万物相沟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认识。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规范是在心理现象基础上产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心性图说》)注重儒家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孔门之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语录》)认为天理道德为人心所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书)，但由于受习心所蔽，因而昏蒙不明。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惟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之三言者，最为切要。”(同上书)在这三者之中，立志是根本，后两者是培育根本。“志如草木之根，具有生意也。体认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销习心为去草以护此根。”(同上书)这就需要把道德修养和学习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子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论学书·答邓瞻兄弟》)不同意王守仁“致良知”的修养论。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即通过日用事物进行修养，而不是闭目塞听，只向内心用力。反对“知先行后”说，主张知行并进，把体认天理与躬行践履结合起来，因而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士子来学者，先命习礼然后听讲。”(《明史·湛若水传》)效果显著，“兴起者甚众”。著作有《甘泉全集》等。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清安徽全椒人。

出身世族。父霖起，康熙二十五年(1686)拔贡，曾官赣榆县教谕。敬梓少颖异，过目成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十四岁随父赣榆任，精修《文选》，诗赋援笔立就。雍正元年(1723)中秀才。是年，父病故，族人因财产起纷争，至入室强取之，敬梓以嗣子故，受损尤多。自是看破世情，心性大变，弃金钱如泥沙。不数年，家产挥霍殆尽，时或至于绝粮，族人犹攻讦不息。“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乃于三十三岁时移家金陵(南京)，住秦淮河畔大中桥，卖文自给。雍正十三年(1735)，安徽巡抚赵国麟以博学鸿词荐，辞不赴。金陵士子闻其名，推为文坛盟主。敬梓集同仁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礼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由是，家益贫。“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迫于生计，常往来金陵扬州间。

乾隆二年(1737)，吴敬梓东游仪征，与业已落职之湖广提督杨凯相识，杯酒论文。杨凯知其悬釜待炊，遂稍备粮赀，解其燃眉之急。此后，敬梓与扬州盐商巨子程晋芳相遇于金陵，订莫逆交。应晋芳之邀，客居其扬州住所凡三年。晋芳《哭吴敏轩》诗有“三年别意语缠绵”之句，可证。程氏轻财好施，每有赠与，待敬梓重返金陵，又请其族祖程丽山时予周济。敬梓晚年，再度流寓扬州，赁屋后土庙旁，与仪征吴楷、碧天观石庄上人等相友善。时同邑好友金兆燕亦客居扬州，住徐凝门，两人“昕夕相过从，风雨无衍期”，喜则同乐，忧则同悲。兆燕为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乃以敬梓荐，见曾与论诗文，相知日深，又怜其贫甚，餽赠尤多。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敬梓病逝于扬州寓所。时程晋芳亦已清贫如洗，欲助无力。卢见曾慷慨解囊，为其买棺装殓，恤其妻小。是年冬，金兆燕扶其灵柩，归于金陵。

敬梓之著作，以《儒林外史》蜚声宇内。所谓“外史”，皆耳闻目验之事，不作正史论，却如漫漫长卷，儒林之众生群相尽见其中，而于八股取士之科举制，抨击尤力。“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若当世之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或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施于浓墨者，一为周进，一为范进。周进至花甲之年，犹为童生，受尽世间冷眼，一旦中举成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当日排诋最力之梅秀才，此时温顺作奴才状，自谓周爷门生。穷时所书楹联，亦为人揭下装裱，争相收藏。范进一生醉心科举，屡困场屋，老来得周进赏识，由秀才而中举，致喜极而呼，迹近疯狂。往日屡施白眼之妻、母、岳父、乡绅并邻里乡党，莫不笑脸相迎，争献谀词。顷刻之间，炎凉翻覆若是，皆势利使然。此日无由入仕者，亦必吟诗词，结诗社、刻诗集、摆酒宴，写斗方，咸以“名士”鸣于人。乃至妓院老板王义安、卜卦者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之流，亦皆注目儒巾，以幻入儒林为第一快事。《儒林外史》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是清朝全盛之时。作者目光所注，却在“盛世”背后之重重隐忧，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此时士林中人，道德沦丧，价值错位，良知尽失，由文场而官场，物欲横流，贪贿盛行，祸及社会，殃及细民，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社会对立日甚一日。作者无力回天，但以王冕、向鼎、鲍文卿、牛老儿、甘露寺僧相继出场，布德劝善，作儒林范式，惜如沉沉黑夜之烛火萤光，又何补于事!而后人可感悟者，士林乃人文之渊薮，道德之高地，犹宜砥砺操守，束身自律，莫因名利堕其志，毋以声色失其聪，此国人所厚望焉。

《儒林外史》付梓问世，使中国叙事文学之讽刺艺术趋于极致。其后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诸书，无不从中挹取芳润。其与稍后之《红楼梦》，皆中华文化之瑰宝也。吴敬梓自移家金陵后，栖身扬州凡十余年。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吴烺”条下云：“父敏轩征君，工诗，久居扬州。”以其久居扬州，其生计，其创作，乃至小说之写景、人物之原型，扬州之印记尤深。扬城民风淳朴，乐善好施，敬梓身受其惠，感兹念兹，流连而莫能去，直以为终老之所。程晋芳《哭吴敏轩》云：“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句下注曰：“时客死邗上，前一夕，屡诵‘禅智山光’之句。”当其弥留之际，犹吟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明其深恋扬州，托身扬州，至死而不渝也。

《儒林外史》向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谓原稿为50回，金和跋文谓为55回，最早刻本为金兆燕任扬州教授时所刻，然至今未见。现存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共56回。诗文有《文木山房集》，今仅存4卷。

横光利一

横光利一（よこみつ りいち，1923年 - 1947年）日本小说家。父为土木工程师,生于福冈县。中学时期开始习作,1916年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文科,因旷课过多,被开除,后曾复学转科,但终于离开学校。1917年起常向《文章世界》、《万朝报》投寄短篇。1923年发表《蝇》和《太阳》,受到文坛的重视。关东大地震后,与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今东光等人创刊《文艺时代》 (1924～1927),发表短篇《头与腹》(1924)。从此以横光为中心,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同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的传统和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学形成对立,主张立体的描写和感觉的表现, 并在真与美,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挑起关于形式主义文学的论战 (1928～1929),企图在开拓艺术论的活动中同马克思主义文学相抗衡。长篇《上海》(1928～1931)是他的新感觉派的代表作。此后他接受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意识流”的影响,转向新心理主义,发表《机械》(1930)等作品,在文坛名声较高。此后陆续发表《寝园》(1930～1932)、《徽章》(1934)、《旅愁》(1937～1946)等长篇代表作和《纯粹小说论》(1935)等论文。长篇《家族会议》(1935)是他的“纯文学的通俗文学”主张的实践。1945年疏散到农村,年底回东京,日记《夜靴》于1947年发表。

徐铉

徐铉（公元916年—公元991年），字鼎臣，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父迁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遂为广陵人。初仕吴为校书郎，后仕南唐。中主李璟时，试知制诰。因窃议学士殷崇义所草军书用事谬误，触忤权贵，贬为泰州司户掾，旋复旧官。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后流舒州，徙饶州。复召为太子右谕德，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主时，除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历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南唐亡，入宋为太子率更令，历给事中。宋太平兴国八年，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贬静难军行军司马，卒。

铉博学多才，文章淹雅，冠绝一时。与其弟锴齐名，时号“二徐”，亦与韩熙载齐名江南，时称“韩徐”。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故其诗多“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引同)。其文虽“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所作《李后主墓志铭》“婉微有体”(《直斋书录解题》)，颇为人所称赏。又精小篆，好李斯小篆与八分，人称“自(李)阳冰之后，续篆法者惟铉而已”。又称其“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籀，气质高古，几与阳冰并驱争先”(《宣和书谱》)。

著述颇多。《郡斋读书志》著录《徐铉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记有《徐常侍集》三○卷、小说《稽神录》六卷、与汤悦合撰《江南录》十卷。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尚著录《三家老子音义》一卷、《棋经图义例》一卷、《棋势》三卷、《射书》五卷、与高远、潘祐等人合撰《吴录》二○卷等。宋时，御府尚藏有其书法之作，计有篆书七幅。集多散佚。今存《骑省集》(一作《徐公文集》)三○卷，其中前二○卷乃仕南唐时诗文，后一○卷为归宋后所作。《全唐诗》编其诗为六卷，见卷七五一至卷七五六。卷八九八又录存其《抛毬乐》词二首。《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六又补其诗二首四句，《续拾》卷四四亦补诗二句，移正一首。《全唐文》编其文为一○卷，见卷八七八至卷八八七。《唐文拾遗》卷四七又补其文九篇。生平事迹见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宋史》卷四四一、《十国春秋》卷二八本传。

戴梓

戴梓（1649年～1726年），清代火器制造家。字文开，号耕烟，仁和(今杭州)人。他好学善思，学识渊博，通象纬、勾股、战阵、河渠等学，亦懂天文算法，擅长诗书绘画，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贡献尤为显著。康熙十三年(1674)，康亲王闻其才名以礼聘之，于是参加清军。他熟悉制造之术，对旧式铳枪的缺陷进行研究，并吸收西洋火器的优点，创造了形似琵琶的“连珠火铳”，其构造与用法近似现代机枪。铳背是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铳机有2个，相互衔接，扣动一机，弹药自落于筒中，同时解脱另一机而击发。因其随军有功，升为监军道。康熙帝重其才而授其翰林院侍讲官，入南书房，并命他参与纂修《律吕玉义》。康熙二十六年(1687)，沙俄阴谋侵略中国，策动了叛国分子噶尔丹的叛乱事件，他奉旨监造“子母炮”(即冲天炮)，八天即成。在反击沙俄入侵和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被康熙帝封为“威远将军”，并命人刻他的职名在炮身上，以表彰其功绩。此外，他还制造了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轻体力负担的运输机械，又利用发条原理制造机器人。他在中国枪械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著《治河十策》总结治水经验。晚年遭人诬陷，流徙辽宁，过着“鬻书画卖文”的潦倒生活，后得赦免，死于归途。

王仲闻

王仲闻(1902—1969)，本名王高明(在亲属间使用)，在工作单位长期使用王仲闻一名。号幼安、学初，以字行，出版著述时则用王学初、王幼安。浙江省海宁县人。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次子。幼受父亲熏陶，喜爱古典文学。家贫，中学未毕业即入上海邮局工作，业余潜心词学，与夏承焘、唐圭璋时相往来。建国后调任北京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后下放为邮局营业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退职。身处逆境，治学不倦，整理多年研究心得，陆续出版了《南唐二主词校订》、《诗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引起学术界注意。经推荐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当临时工，从事古籍校订。仲闻博闻强记，熟悉古籍，尤精诗词、笔记及宋代风习文物，每有所问，对答如流，因此有“宋朝人”之称。曾为唐圭璋所编《全宋词》进行全面订补，尽心竭力，足足4年。1965年，《全宋词》出版，其收罗之完备，考证之缜密，为世公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解雇，复遭猛烈冲击，1969年含冤自尽。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邮电部改正。其遗著《李清照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尚有《读词识小》、《唐五代词新编》两部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其中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为仲闻精心之作，曾由钱锺书审稿，称之为“奇书”，不幸遭劫，闻者惜之。

罗泽南

罗泽南（1808年—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幼颖悟，家贫无以读书。父典当衣物，供其入塾。“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李元度《罗忠节公别传》)。十岁，能文。年十九，母丧。次年，大父及兄嫂殁。藉课徒取赀自给。道光十五年(1835)，大旱，饥疫作。试罢归，妻以饥荒无食及丧子哭，而其则“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十九年，补县学生。又八年，始食廪饩。贺长龄赏其才，延课子。咸丰元年(1851)，诏举孝廉方正。二年，于湖南倡办团练，扩编湘军。次年，以功保训导，擢知县。嗣后领湘军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并由知府授浙江宁绍道台，加按察使、布政使衔等。六年，于武昌城外战死。学宗程、朱理学，受唐鉴与曾国藩赏识。《罗忠节公年谱》(未署名)云：“公自少为文，即不求与时合。其义理充足，灏气流行，实追陶葊。每于世道人心，摅写透辟，时喜自负，人莫测其涯量。”著有《罗忠节公遗集》八卷(含文六卷、诗二卷)、《西铭讲义》一卷、《姚江学辨》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坿说》一卷、《人极衍义》一卷等，合称《罗山遗书》。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四二、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李元度《罗忠节公别传》(均见《续碑传集》卷五八)、《罗忠节公年谱》(《罗山遗书》附录)等。

张果

张果，唐代道士。后世传为张果老。自称“尧时为侍中”(《大唐新语》卷十)，善胎息，精通幻术。初隐中条山，武则天时，朝廷征召，即佯死不赴。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两次派官员上山迎接，才同意入朝，在京师受到礼遇。被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三载，在玄宗面前“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明皇及嫔御皆惊笑”。后隐居恒山，不知所终。哲学上，着重发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认为：“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黄帝阴符经注》)万物皆由阴阳二气化生而成，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万物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生与死由事物自身因素决定，与鬼神等神秘力量无关：“无死机则不死，鬼神其如我何?无生机则不生，天地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同上)认为内心的体验与反照是把握自然之道的唯一途径。“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无所见，故能照自然之性。”(同上)在肯定天道自然无为的同时，又认为天有意志和目的。“天以凶象咎征，见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风，动人之恐惧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同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情恶说：“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则反此。”(同上)甚至认为性与情是生死的决定因素：“性者，生之机也。”“情者，死之机也。”(同上)《旧唐书》卷191、《新唐书》卷204有传。著有《黄帝阴符经注》。

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英语：Benjamin Franklin，1706年1月17日－1790年4月17日），美国杰出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1706年1月17日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贫穷的家庭。8岁时入小学,两年后辍学。从此再未进学校学习。12岁时到他哥哥的印刷所里当学徒,并长期从事印刷工作。17岁时到费城。1731年在费城建立了北美第1个公共图书馆。1732年因其作品 《可怜的理查德历书》 而闻名欧美各国。1737～1753年任费城邮政局长。1743年创立了美国哲学会。1751年襄助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1753年,获得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1756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69年当选为美利坚哲学会会长,直至去世。177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790年4月 17日逝世于费城。

生于波士顿贫穷家庭。只上过两年学,十岁起被迫中止学业,帮助维持家庭生活。曾在波士顿、费城等地当过印刷工。靠刻苦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富兰克林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1743～1744年他看到A.斯宾塞利用玻璃管和莱顿瓶所做的电学实验之后,引起极大兴趣。1745年起他进行了各种电学实验,提出了电的单流质理论,认为电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电流质,弥漫于整个空间并可以毫无阻碍地渗到各种物体之中。起电过程是一定量的电流质由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中,电流质密度大于外部的物体就带正电,电流质密度小于外部的物体就带负电。富兰克林还认为:“电不因摩擦玻璃管而创造,而只是从摩擦者转移到了玻璃管。摩擦者失去的电与玻璃管获得的电严格相同。”富兰克林首次发现了金属的尖端放电现象,由此发明了避雷针。1752年夏天,富兰克林曾做了世界闻名的“费城电风筝实验”,他用绸子作了一个大风筝,风筝顶端安一根尖细的铁丝,并用麻绳与铁丝联起来,麻绳的末端拴了一串钥匙,在一个雷雨天,他和儿子一起将风筝放到天空,一阵雷电打下来,麻绳上松散的毛毛向四周竖立起来,手和钥匙之间发生了火花,天电终于引下来了。他还将大气电收集到莱顿瓶中。富兰克林还发现了带电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感应起电等现象。同时创造了许多电学名词,如:正电、负电、导电体、充电、放电等。由于他在电学方面的研究成果,1753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同时还获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学位。1756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72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富兰克林还发明了新式火炉、医学上第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导尿管。研究了液体蒸发热量的散失情况、铅中毒效应、双焦距眼镜等。

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在费城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并兼任管理员。1736年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次年任费城邮政局长。1743年组织美利坚哲学会。1751年创办费城学院(即宾夕法尼亚大学)。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反英斗争,曾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年出使法国,缔结了美、法同盟条约。1786年回国后当选为宾州州长。1787年被选为制宪会议代表,主张废除黑奴制度。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

富兰克林的科学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关于导电物质性质与效应的见解和推测》、《在费城所进行的关于电的实验与观察》、《论闪电与静电的同一性》等。

富兰克林同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英斗争,当选为第2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年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778年推动缔结美法同盟。1787年被选为制宪会议代表,参加起草美国宪法。他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富兰克林在自撰的墓志铭中,仅以“印刷工富兰克林”自称。

于谦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明朝大臣、民族英雄、军事家、政治家。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大志,性格果毅。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登进士第。宣宗宣德(1426—1435)初,授御史,颇受宣宗赏识。巡按江西,多平反冤狱,昭雪囚犯数百人。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前后达十九年之久,多有惠政,深受民众爱戴,其间因不肯贿赂朝中权宦王振,下狱论死。由于无实证及日数千起的河南、山西百姓伏阙上书,得以获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复出巡抚二省。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召为兵部左侍郎。瓦剌也先部兵犯大同,英宗亲征被俘,郕王监国,朝中震动,许多大臣力主南迁,谦独排众议,拥立郕王即帝位。拜兵部尚书,提督天下兵马,为中外倚任。也先逼京师,谦身自督战。也先败退,论功授少保,总督军务。英宗复辟后,谦以拥立景帝,又被徐有贞、石亨等诬陷,遂被处死。孝宗弘治(1488—1505)中,追谥肃愍,神宗万历(1573—1620)中,改谥忠肃。田汝成云:“于肃愍高风大节,不在词华,而其断简残篇,得于煨烬之馀,往往脍炙人口。”(《西湖游览志馀》)这些“脍炙人口”者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少年时所作《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其一生品格与事业之写照。于诗中最感人者为其自警自诫之作,这类作品确从心中流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如《无题》之三云:“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一钱付江水,死后有馀褒。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这些作品尽管如钱谦益所云,“格调不甚高”(《列朝诗集小传》),但因充满了赤诚,在平实中仍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他还有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关心国家命运以及抵抗瓦剌入侵、决心以身许国的充满了爱国激情的作品,如《荒村》、《田舍翁》、《出塞》、《入塞》、《夜坐念边事》等。其诗清新活泼,格调婉转,饶有寄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转出文士之上。”平生著作甚多,被难后大多散佚,今存《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皆为后人拾掇遗佚而成。于继志为著《于忠肃公年谱》。《明史列传》卷四一、《明史》卷一七○有传。

戴震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东原、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清乾隆五年(1740)随父至江西南丰贩布谋生。曾在福建邵武县设馆讲学。七年，回乡拜江永为师，潜心学问。对制度、名物、数学、天文、地理等均悉心钻研，尤精音韵、训诂。治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十六年，补县学诸生。二十年，乡里豪族侵占其祖坟地，并欲加罪，遂避祸入京，寄居歙县会馆。与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等名士交往，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与交。二十七年，乡试中举。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先后应汾州知府孙和相、汾阳和县李文起聘，修成《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三十八年，四库开馆，特召为纂修官。曾先后6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第。四十年，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四库馆5年，馆臣凡有奇文疑义均前往咨访，请为考订始末源流。以积劳致疾病逝，归葬休宁县商山。其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深有造诣，尤精音韵。所创古音9类25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贡献尤大。由其辑佚整理的古代算经10种，系统总结前人成就。所校《水经注》，纠正长期以来经、注混淆的错误，对地理学为功尤巨。在哲学上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或“理”。强调从具体考察事物中认识事物规律(理)的必要，并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认为“后儒以理杀人”，为一代思想大师。著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震集》。

罗惇曧

罗惇曧[luó dūn róng]（1872-1924），字掞东，号瘿庵，晚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其父家劭为翰林院编修。幼承家学，聪慧过人，有“顺德神童”之称。早年就读于广雅书院，后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曾从康游，与陈千秋、梁启超并称高弟。光绪二十九年(1903)副贡，后屡试不中，报捐主事，调邮传部郎中。入民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国务秘书等职，又曾为袁克定师。袁世凯称帝，拒不受禄。纵情诗酒，流连剧场，与王瑶青、梅兰芳相交甚密，并与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相友善，文酒之会恒年不衰。与程砚秋交尤厚，程变声时期，为保护其不致因被迫演唱而毁嗓，将其赎出，聘名师授艺，并亲自教其读书习字，并为其编撰剧本。晚年女死妻狂，贫病交迫，困窘而卒。罗惇曧以能诗善书名于时，宣统三年(1911)与樊增祥、林纾等集为诗社，才名甚著。每有诗文，皆传诵一时。其诗多摅愤抒情之作，悲郁苍凉，有《瘿庵诗集》传世。所作皮黄剧本，尤为人所称道。吉水云：“近五十年，文人之有关于剧曲，未有能过于罗者也。”(《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其所撰剧本，除《西施》为梅兰芳所作外，其余剧作，皆为程砚秋所撰。注意根据程砚秋自身条件，发挥其特长，对程派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梨园界誉之为剧曲之诸葛武侯。其于作剧过程中，与王瑶青(导演兼唱腔设计)、程砚秋(主演)反复切磋，三人的合作关系，为戏曲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剧目有《龙马姻缘》、《梨花记》、《红拂传》、《花舫缘》、《花筵赚》(又名《玉镜台》)、《鸳鸯冢》、《青霜剑》、《风流棒》、《赚文娟》、《玉狮坠》、《孔雀屏》、《金锁记》等。其他著述有《鞠部丛谭》、《太平天国战记》、《拳变余闻》、《藏事纪略》、《割台记》、《庚子国变记》、《德宗承统私记》等十余种。生平事迹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下)本传(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6月1日初版)、吉水《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载《剧学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34年10月)、夏敬观《忍古楼诗话》、傅惜华《皮黄剧本作者草目》(载天津《大公报·剧坛》，1935年4月9日至6月18日刊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