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教育家。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其间曾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并担任中日学生会馆的联络干事。1905年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该会评议员，同时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宣传革命。1910年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组织领导荣县起义，建立了荣县革命政权;后来又参加了内江起义。191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和蔡元培等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回国，在北京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在四川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使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等职。1927参加南昌起义，任委员兼秘书长;同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任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中国部主任和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等职。1935年赴巴黎主办《救国时报》，宣传抗日。1937年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随周恩来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等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七大、八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周立波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1979年9月25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周绍仪,周凤翔,周菶梧,曾用笔名立波、张一柯、张尚斌等。1908年8月9日生。湖南省益阳县清溪村人。曾在湖南长沙省立一中和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2月,因参加罢工被国民党逮捕判刑,1934年刑满出狱。同年九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左联党团工作,任《每周文学》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离上海到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后到汉口写作。1938年底到湖南沅陵编辑《抗战日报》。1939年5月调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同年12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1月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同年冬随王震所率三五九旅南下抗日,任司令部秘书。次年初部队回师中原,调中原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和《中原日报》任副社长。1946年2月调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不久调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副社长,同年冬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曾任区委宣传委员、省委宣传处长。194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1948年主编《文学战线》。1949年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1950年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影片的编摄工作。1955年回故乡落户,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他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一、二、三次全国文代大会,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人民文学》编委。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左联时期,最初参与上海《每周文学》的编辑工作,同时写散文、文艺论文,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这时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普希金的《多布罗夫斯基》和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他最早把苏联“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介绍到中国。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东北书店),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这部小说以巨大的历史规模、磅礴的革命气势、鲜明的阶级爱憎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的广阔图景,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封建统治、消灭剥削制度、政治上获得彻底翻身的史诗,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解放后,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他的长篇小说还有: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1958年,作家出版社),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1958年,作家出版社),后者通过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废除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斗争过程,歌颂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它所描写的历史阶段和范围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自己编选的《周立波选集》。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铁门里》(1955年,工人出版社)、《禾场上》(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散文、报导集《战场三记》、《苏联扎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散文特写选》等。1966年写了歌颂毛泽东的著名散文《韶山的节日》。周立波是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茅盾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他的作品,思想深刻,结构严整,刻划人物劲有力,笔调轻松幽默,喜用方言,富有地方色彩。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得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湛若水

湛若水（1466～1560）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人。孝宗弘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官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 “致良知”。湛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强调以主敬为格物功夫；说：“故善学者，必另动静一于敬。”（答于督学》），著有《湛甘泉集》。

居官30多年，历任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深得世宗倚重与信任。主张“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反对宦官专权。历任政绩卓著，晚年致仕时，皇帝曾3次留任。在教育学上有突出贡献。亲自修订《大科训规》，对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一生热心捐款赞助书院，得其“馆谷”的书院竟达28所，从他的家乡到广州、南海、扬州、池州、徽州、武夷，遍布半个中国。

湛若水，明代学者。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增城)人。少时丧父，靠其母抚养成人。曾师事陈献章。绝意科举，后从母命应考。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尊师重教，每到一地，“必建书院以祀献章”。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成一派，为甘泉学派创始人。“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湛若水传》)，有的奔走于王、湛二人之间。他认为“心无所不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心性图说》)提出与王守仁心学不同之处在于“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甘泉论学书·答杨少默》)建构“心性图”，将心、性、情以至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与天地万物相沟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认识。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规范是在心理现象基础上产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心性图说》)注重儒家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孔门之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语录》)认为天理道德为人心所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书)，但由于受习心所蔽，因而昏蒙不明。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惟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之三言者，最为切要。”(同上书)在这三者之中，立志是根本，后两者是培育根本。“志如草木之根，具有生意也。体认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销习心为去草以护此根。”(同上书)这就需要把道德修养和学习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子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论学书·答邓瞻兄弟》)不同意王守仁“致良知”的修养论。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即通过日用事物进行修养，而不是闭目塞听，只向内心用力。反对“知先行后”说，主张知行并进，把体认天理与躬行践履结合起来，因而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士子来学者，先命习礼然后听讲。”(《明史·湛若水传》)效果显著，“兴起者甚众”。著作有《甘泉全集》等。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清安徽全椒人。

出身世族。父霖起，康熙二十五年(1686)拔贡，曾官赣榆县教谕。敬梓少颖异，过目成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十四岁随父赣榆任，精修《文选》，诗赋援笔立就。雍正元年(1723)中秀才。是年，父病故，族人因财产起纷争，至入室强取之，敬梓以嗣子故，受损尤多。自是看破世情，心性大变，弃金钱如泥沙。不数年，家产挥霍殆尽，时或至于绝粮，族人犹攻讦不息。“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乃于三十三岁时移家金陵(南京)，住秦淮河畔大中桥，卖文自给。雍正十三年(1735)，安徽巡抚赵国麟以博学鸿词荐，辞不赴。金陵士子闻其名，推为文坛盟主。敬梓集同仁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礼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由是，家益贫。“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迫于生计，常往来金陵扬州间。

乾隆二年(1737)，吴敬梓东游仪征，与业已落职之湖广提督杨凯相识，杯酒论文。杨凯知其悬釜待炊，遂稍备粮赀，解其燃眉之急。此后，敬梓与扬州盐商巨子程晋芳相遇于金陵，订莫逆交。应晋芳之邀，客居其扬州住所凡三年。晋芳《哭吴敏轩》诗有“三年别意语缠绵”之句，可证。程氏轻财好施，每有赠与，待敬梓重返金陵，又请其族祖程丽山时予周济。敬梓晚年，再度流寓扬州，赁屋后土庙旁，与仪征吴楷、碧天观石庄上人等相友善。时同邑好友金兆燕亦客居扬州，住徐凝门，两人“昕夕相过从，风雨无衍期”，喜则同乐，忧则同悲。兆燕为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乃以敬梓荐，见曾与论诗文，相知日深，又怜其贫甚，餽赠尤多。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敬梓病逝于扬州寓所。时程晋芳亦已清贫如洗，欲助无力。卢见曾慷慨解囊，为其买棺装殓，恤其妻小。是年冬，金兆燕扶其灵柩，归于金陵。

敬梓之著作，以《儒林外史》蜚声宇内。所谓“外史”，皆耳闻目验之事，不作正史论，却如漫漫长卷，儒林之众生群相尽见其中，而于八股取士之科举制，抨击尤力。“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若当世之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或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施于浓墨者，一为周进，一为范进。周进至花甲之年，犹为童生，受尽世间冷眼，一旦中举成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当日排诋最力之梅秀才，此时温顺作奴才状，自谓周爷门生。穷时所书楹联，亦为人揭下装裱，争相收藏。范进一生醉心科举，屡困场屋，老来得周进赏识，由秀才而中举，致喜极而呼，迹近疯狂。往日屡施白眼之妻、母、岳父、乡绅并邻里乡党，莫不笑脸相迎，争献谀词。顷刻之间，炎凉翻覆若是，皆势利使然。此日无由入仕者，亦必吟诗词，结诗社、刻诗集、摆酒宴，写斗方，咸以“名士”鸣于人。乃至妓院老板王义安、卜卦者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之流，亦皆注目儒巾，以幻入儒林为第一快事。《儒林外史》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是清朝全盛之时。作者目光所注，却在“盛世”背后之重重隐忧，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此时士林中人，道德沦丧，价值错位，良知尽失，由文场而官场，物欲横流，贪贿盛行，祸及社会，殃及细民，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社会对立日甚一日。作者无力回天，但以王冕、向鼎、鲍文卿、牛老儿、甘露寺僧相继出场，布德劝善，作儒林范式，惜如沉沉黑夜之烛火萤光，又何补于事!而后人可感悟者，士林乃人文之渊薮，道德之高地，犹宜砥砺操守，束身自律，莫因名利堕其志，毋以声色失其聪，此国人所厚望焉。

《儒林外史》付梓问世，使中国叙事文学之讽刺艺术趋于极致。其后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诸书，无不从中挹取芳润。其与稍后之《红楼梦》，皆中华文化之瑰宝也。吴敬梓自移家金陵后，栖身扬州凡十余年。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吴烺”条下云：“父敏轩征君，工诗，久居扬州。”以其久居扬州，其生计，其创作，乃至小说之写景、人物之原型，扬州之印记尤深。扬城民风淳朴，乐善好施，敬梓身受其惠，感兹念兹，流连而莫能去，直以为终老之所。程晋芳《哭吴敏轩》云：“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句下注曰：“时客死邗上，前一夕，屡诵‘禅智山光’之句。”当其弥留之际，犹吟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明其深恋扬州，托身扬州，至死而不渝也。

《儒林外史》向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谓原稿为50回，金和跋文谓为55回，最早刻本为金兆燕任扬州教授时所刻，然至今未见。现存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共56回。诗文有《文木山房集》，今仅存4卷。

横光利一

横光利一（よこみつ りいち，1923年 - 1947年）日本小说家。父为土木工程师,生于福冈县。中学时期开始习作,1916年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文科,因旷课过多,被开除,后曾复学转科,但终于离开学校。1917年起常向《文章世界》、《万朝报》投寄短篇。1923年发表《蝇》和《太阳》,受到文坛的重视。关东大地震后,与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今东光等人创刊《文艺时代》 (1924～1927),发表短篇《头与腹》(1924)。从此以横光为中心,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同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的传统和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学形成对立,主张立体的描写和感觉的表现, 并在真与美,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挑起关于形式主义文学的论战 (1928～1929),企图在开拓艺术论的活动中同马克思主义文学相抗衡。长篇《上海》(1928～1931)是他的新感觉派的代表作。此后他接受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意识流”的影响,转向新心理主义,发表《机械》(1930)等作品,在文坛名声较高。此后陆续发表《寝园》(1930～1932)、《徽章》(1934)、《旅愁》(1937～1946)等长篇代表作和《纯粹小说论》(1935)等论文。长篇《家族会议》(1935)是他的“纯文学的通俗文学”主张的实践。1945年疏散到农村,年底回东京,日记《夜靴》于1947年发表。

徐铉

徐铉（公元916年—公元991年），字鼎臣，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父迁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遂为广陵人。初仕吴为校书郎，后仕南唐。中主李璟时，试知制诰。因窃议学士殷崇义所草军书用事谬误，触忤权贵，贬为泰州司户掾，旋复旧官。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后流舒州，徙饶州。复召为太子右谕德，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主时，除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历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南唐亡，入宋为太子率更令，历给事中。宋太平兴国八年，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贬静难军行军司马，卒。

铉博学多才，文章淹雅，冠绝一时。与其弟锴齐名，时号“二徐”，亦与韩熙载齐名江南，时称“韩徐”。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故其诗多“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引同)。其文虽“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所作《李后主墓志铭》“婉微有体”(《直斋书录解题》)，颇为人所称赏。又精小篆，好李斯小篆与八分，人称“自(李)阳冰之后，续篆法者惟铉而已”。又称其“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籀，气质高古，几与阳冰并驱争先”(《宣和书谱》)。

著述颇多。《郡斋读书志》著录《徐铉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记有《徐常侍集》三○卷、小说《稽神录》六卷、与汤悦合撰《江南录》十卷。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尚著录《三家老子音义》一卷、《棋经图义例》一卷、《棋势》三卷、《射书》五卷、与高远、潘祐等人合撰《吴录》二○卷等。宋时，御府尚藏有其书法之作，计有篆书七幅。集多散佚。今存《骑省集》(一作《徐公文集》)三○卷，其中前二○卷乃仕南唐时诗文，后一○卷为归宋后所作。《全唐诗》编其诗为六卷，见卷七五一至卷七五六。卷八九八又录存其《抛毬乐》词二首。《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六又补其诗二首四句，《续拾》卷四四亦补诗二句，移正一首。《全唐文》编其文为一○卷，见卷八七八至卷八八七。《唐文拾遗》卷四七又补其文九篇。生平事迹见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宋史》卷四四一、《十国春秋》卷二八本传。

戴梓

戴梓（1649年～1726年），清代火器制造家。字文开，号耕烟，仁和(今杭州)人。他好学善思，学识渊博，通象纬、勾股、战阵、河渠等学，亦懂天文算法，擅长诗书绘画，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贡献尤为显著。康熙十三年(1674)，康亲王闻其才名以礼聘之，于是参加清军。他熟悉制造之术，对旧式铳枪的缺陷进行研究，并吸收西洋火器的优点，创造了形似琵琶的“连珠火铳”，其构造与用法近似现代机枪。铳背是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铳机有2个，相互衔接，扣动一机，弹药自落于筒中，同时解脱另一机而击发。因其随军有功，升为监军道。康熙帝重其才而授其翰林院侍讲官，入南书房，并命他参与纂修《律吕玉义》。康熙二十六年(1687)，沙俄阴谋侵略中国，策动了叛国分子噶尔丹的叛乱事件，他奉旨监造“子母炮”(即冲天炮)，八天即成。在反击沙俄入侵和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被康熙帝封为“威远将军”，并命人刻他的职名在炮身上，以表彰其功绩。此外，他还制造了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轻体力负担的运输机械，又利用发条原理制造机器人。他在中国枪械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著《治河十策》总结治水经验。晚年遭人诬陷，流徙辽宁，过着“鬻书画卖文”的潦倒生活，后得赦免，死于归途。

王仲闻

王仲闻(1902—1969)，本名王高明(在亲属间使用)，在工作单位长期使用王仲闻一名。号幼安、学初，以字行，出版著述时则用王学初、王幼安。浙江省海宁县人。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次子。幼受父亲熏陶，喜爱古典文学。家贫，中学未毕业即入上海邮局工作，业余潜心词学，与夏承焘、唐圭璋时相往来。建国后调任北京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后下放为邮局营业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退职。身处逆境，治学不倦，整理多年研究心得，陆续出版了《南唐二主词校订》、《诗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引起学术界注意。经推荐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当临时工，从事古籍校订。仲闻博闻强记，熟悉古籍，尤精诗词、笔记及宋代风习文物，每有所问，对答如流，因此有“宋朝人”之称。曾为唐圭璋所编《全宋词》进行全面订补，尽心竭力，足足4年。1965年，《全宋词》出版，其收罗之完备，考证之缜密，为世公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解雇，复遭猛烈冲击，1969年含冤自尽。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邮电部改正。其遗著《李清照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尚有《读词识小》、《唐五代词新编》两部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其中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为仲闻精心之作，曾由钱锺书审稿，称之为“奇书”，不幸遭劫，闻者惜之。

罗泽南

罗泽南（1808年—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幼颖悟，家贫无以读书。父典当衣物，供其入塾。“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李元度《罗忠节公别传》)。十岁，能文。年十九，母丧。次年，大父及兄嫂殁。藉课徒取赀自给。道光十五年(1835)，大旱，饥疫作。试罢归，妻以饥荒无食及丧子哭，而其则“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十九年，补县学生。又八年，始食廪饩。贺长龄赏其才，延课子。咸丰元年(1851)，诏举孝廉方正。二年，于湖南倡办团练，扩编湘军。次年，以功保训导，擢知县。嗣后领湘军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并由知府授浙江宁绍道台，加按察使、布政使衔等。六年，于武昌城外战死。学宗程、朱理学，受唐鉴与曾国藩赏识。《罗忠节公年谱》(未署名)云：“公自少为文，即不求与时合。其义理充足，灏气流行，实追陶葊。每于世道人心，摅写透辟，时喜自负，人莫测其涯量。”著有《罗忠节公遗集》八卷(含文六卷、诗二卷)、《西铭讲义》一卷、《姚江学辨》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坿说》一卷、《人极衍义》一卷等，合称《罗山遗书》。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四二、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李元度《罗忠节公别传》(均见《续碑传集》卷五八)、《罗忠节公年谱》(《罗山遗书》附录)等。

张果

张果，唐代道士。后世传为张果老。自称“尧时为侍中”(《大唐新语》卷十)，善胎息，精通幻术。初隐中条山，武则天时，朝廷征召，即佯死不赴。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两次派官员上山迎接，才同意入朝，在京师受到礼遇。被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三载，在玄宗面前“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明皇及嫔御皆惊笑”。后隐居恒山，不知所终。哲学上，着重发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认为：“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黄帝阴符经注》)万物皆由阴阳二气化生而成，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万物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生与死由事物自身因素决定，与鬼神等神秘力量无关：“无死机则不死，鬼神其如我何?无生机则不生，天地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同上)认为内心的体验与反照是把握自然之道的唯一途径。“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无所见，故能照自然之性。”(同上)在肯定天道自然无为的同时，又认为天有意志和目的。“天以凶象咎征，见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风，动人之恐惧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同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情恶说：“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则反此。”(同上)甚至认为性与情是生死的决定因素：“性者，生之机也。”“情者，死之机也。”(同上)《旧唐书》卷191、《新唐书》卷204有传。著有《黄帝阴符经注》。

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英语：Benjamin Franklin，1706年1月17日－1790年4月17日），美国杰出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1706年1月17日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贫穷的家庭。8岁时入小学,两年后辍学。从此再未进学校学习。12岁时到他哥哥的印刷所里当学徒,并长期从事印刷工作。17岁时到费城。1731年在费城建立了北美第1个公共图书馆。1732年因其作品 《可怜的理查德历书》 而闻名欧美各国。1737～1753年任费城邮政局长。1743年创立了美国哲学会。1751年襄助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大学。1753年,获得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1756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69年当选为美利坚哲学会会长,直至去世。177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790年4月 17日逝世于费城。

生于波士顿贫穷家庭。只上过两年学,十岁起被迫中止学业,帮助维持家庭生活。曾在波士顿、费城等地当过印刷工。靠刻苦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富兰克林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1743～1744年他看到A.斯宾塞利用玻璃管和莱顿瓶所做的电学实验之后,引起极大兴趣。1745年起他进行了各种电学实验,提出了电的单流质理论,认为电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电流质,弥漫于整个空间并可以毫无阻碍地渗到各种物体之中。起电过程是一定量的电流质由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中,电流质密度大于外部的物体就带正电,电流质密度小于外部的物体就带负电。富兰克林还认为:“电不因摩擦玻璃管而创造,而只是从摩擦者转移到了玻璃管。摩擦者失去的电与玻璃管获得的电严格相同。”富兰克林首次发现了金属的尖端放电现象,由此发明了避雷针。1752年夏天,富兰克林曾做了世界闻名的“费城电风筝实验”,他用绸子作了一个大风筝,风筝顶端安一根尖细的铁丝,并用麻绳与铁丝联起来,麻绳的末端拴了一串钥匙,在一个雷雨天,他和儿子一起将风筝放到天空,一阵雷电打下来,麻绳上松散的毛毛向四周竖立起来,手和钥匙之间发生了火花,天电终于引下来了。他还将大气电收集到莱顿瓶中。富兰克林还发现了带电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感应起电等现象。同时创造了许多电学名词,如:正电、负电、导电体、充电、放电等。由于他在电学方面的研究成果,1753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同时还获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学位。1756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72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富兰克林还发明了新式火炉、医学上第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导尿管。研究了液体蒸发热量的散失情况、铅中毒效应、双焦距眼镜等。

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在费城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并兼任管理员。1736年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次年任费城邮政局长。1743年组织美利坚哲学会。1751年创办费城学院(即宾夕法尼亚大学)。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反英斗争,曾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年出使法国,缔结了美、法同盟条约。1786年回国后当选为宾州州长。1787年被选为制宪会议代表,主张废除黑奴制度。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

富兰克林的科学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关于导电物质性质与效应的见解和推测》、《在费城所进行的关于电的实验与观察》、《论闪电与静电的同一性》等。

富兰克林同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反英斗争,当选为第2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年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778年推动缔结美法同盟。1787年被选为制宪会议代表,参加起草美国宪法。他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富兰克林在自撰的墓志铭中,仅以“印刷工富兰克林”自称。

于谦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明朝大臣、民族英雄、军事家、政治家。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大志,性格果毅。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登进士第。宣宗宣德(1426—1435)初,授御史,颇受宣宗赏识。巡按江西,多平反冤狱,昭雪囚犯数百人。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前后达十九年之久,多有惠政,深受民众爱戴,其间因不肯贿赂朝中权宦王振,下狱论死。由于无实证及日数千起的河南、山西百姓伏阙上书,得以获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复出巡抚二省。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召为兵部左侍郎。瓦剌也先部兵犯大同,英宗亲征被俘,郕王监国,朝中震动,许多大臣力主南迁,谦独排众议,拥立郕王即帝位。拜兵部尚书,提督天下兵马,为中外倚任。也先逼京师,谦身自督战。也先败退,论功授少保,总督军务。英宗复辟后,谦以拥立景帝,又被徐有贞、石亨等诬陷,遂被处死。孝宗弘治(1488—1505)中,追谥肃愍,神宗万历(1573—1620)中,改谥忠肃。田汝成云:“于肃愍高风大节,不在词华,而其断简残篇,得于煨烬之馀,往往脍炙人口。”(《西湖游览志馀》)这些“脍炙人口”者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少年时所作《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其一生品格与事业之写照。于诗中最感人者为其自警自诫之作,这类作品确从心中流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如《无题》之三云:“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一钱付江水,死后有馀褒。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这些作品尽管如钱谦益所云,“格调不甚高”(《列朝诗集小传》),但因充满了赤诚,在平实中仍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他还有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关心国家命运以及抵抗瓦剌入侵、决心以身许国的充满了爱国激情的作品,如《荒村》、《田舍翁》、《出塞》、《入塞》、《夜坐念边事》等。其诗清新活泼,格调婉转,饶有寄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转出文士之上。”平生著作甚多,被难后大多散佚,今存《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皆为后人拾掇遗佚而成。于继志为著《于忠肃公年谱》。《明史列传》卷四一、《明史》卷一七○有传。

戴震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东原、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清乾隆五年(1740)随父至江西南丰贩布谋生。曾在福建邵武县设馆讲学。七年，回乡拜江永为师，潜心学问。对制度、名物、数学、天文、地理等均悉心钻研，尤精音韵、训诂。治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十六年，补县学诸生。二十年，乡里豪族侵占其祖坟地，并欲加罪，遂避祸入京，寄居歙县会馆。与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等名士交往，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与交。二十七年，乡试中举。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先后应汾州知府孙和相、汾阳和县李文起聘，修成《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三十八年，四库开馆，特召为纂修官。曾先后6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第。四十年，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四库馆5年，馆臣凡有奇文疑义均前往咨访，请为考订始末源流。以积劳致疾病逝，归葬休宁县商山。其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深有造诣，尤精音韵。所创古音9类25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贡献尤大。由其辑佚整理的古代算经10种，系统总结前人成就。所校《水经注》，纠正长期以来经、注混淆的错误，对地理学为功尤巨。在哲学上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或“理”。强调从具体考察事物中认识事物规律(理)的必要，并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认为“后儒以理杀人”，为一代思想大师。著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震集》。

罗惇曧

罗惇曧[luó dūn róng]（1872-1924），字掞东，号瘿庵，晚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其父家劭为翰林院编修。幼承家学，聪慧过人，有“顺德神童”之称。早年就读于广雅书院，后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曾从康游，与陈千秋、梁启超并称高弟。光绪二十九年(1903)副贡，后屡试不中，报捐主事，调邮传部郎中。入民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国务秘书等职，又曾为袁克定师。袁世凯称帝，拒不受禄。纵情诗酒，流连剧场，与王瑶青、梅兰芳相交甚密，并与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相友善，文酒之会恒年不衰。与程砚秋交尤厚，程变声时期，为保护其不致因被迫演唱而毁嗓，将其赎出，聘名师授艺，并亲自教其读书习字，并为其编撰剧本。晚年女死妻狂，贫病交迫，困窘而卒。罗惇曧以能诗善书名于时，宣统三年(1911)与樊增祥、林纾等集为诗社，才名甚著。每有诗文，皆传诵一时。其诗多摅愤抒情之作，悲郁苍凉，有《瘿庵诗集》传世。所作皮黄剧本，尤为人所称道。吉水云：“近五十年，文人之有关于剧曲，未有能过于罗者也。”(《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其所撰剧本，除《西施》为梅兰芳所作外，其余剧作，皆为程砚秋所撰。注意根据程砚秋自身条件，发挥其特长，对程派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梨园界誉之为剧曲之诸葛武侯。其于作剧过程中，与王瑶青(导演兼唱腔设计)、程砚秋(主演)反复切磋，三人的合作关系，为戏曲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剧目有《龙马姻缘》、《梨花记》、《红拂传》、《花舫缘》、《花筵赚》(又名《玉镜台》)、《鸳鸯冢》、《青霜剑》、《风流棒》、《赚文娟》、《玉狮坠》、《孔雀屏》、《金锁记》等。其他著述有《鞠部丛谭》、《太平天国战记》、《拳变余闻》、《藏事纪略》、《割台记》、《庚子国变记》、《德宗承统私记》等十余种。生平事迹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下)本传(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6月1日初版)、吉水《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载《剧学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34年10月)、夏敬观《忍古楼诗话》、傅惜华《皮黄剧本作者草目》(载天津《大公报·剧坛》，1935年4月9日至6月18日刊出)等。

吴浊流

吴浊流（1900.6.2-1976.10.7.），作家。原名吴建田,笔名吴饶畊。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新埔镇,祖籍广东焦岭县。少年时受日语教育。毕业于新埔公学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后改为台北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曾做过教谕(教育部小官),当过小学教员,1927年参加苗栗诗社,1932年参加大新吟社。1940年郡督学公然凌辱教员,他非常愤慨,立即辞去教职,结束了19年的教师生涯,随即赴南京,任《大陆新报》记者,因对汪精卫伪政权的不满和失望,于1941年返回台湾,先后任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新生报》、《民报》记者。1964年他创办了《台湾文艺》,到他逝世时共出版了52期。1966年他任“台湾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专员。1969年他卖掉自己的田地,独自设立“吴浊流文学奖”。在主持《台湾文艺》和“吴浊流文学奖”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环游世界80天,在返台途中路经澳门时,翘首远眺祖国的山川和城镇,写下了不少抒发怀念故国之情的诗篇。1976年病逝于台湾。吴浊流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1962年台湾华南出版社中文版初版)、《遥远的路》 (1968年刊载于《台湾日报》副刊上,是《亚细亚的孤儿》的续篇)、《无花果》 (自传体小说,1969年写成),短篇小说集《功狗》、《疮疤集》、(1963年集文书局),诗集《浊流千草集》以及《吴浊流全集》(共六册,张良泽编)等。吴浊流和赖和、杨逵是同属于一个时代的作家,他虽没有象赖和和杨逵一样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但他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日据时代和台湾人民一样,深受过日本军阀的凌辱和迫害,民族意识很强。他没有向旧思想旧势力低头,也没有向现实妥协,而用严峻的眼光注视周围的客观现实,满怀悲愤、坚韧不拔地从事小说创作。这种思想和经历,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强烈的社会性,浓郁的乡土色彩和深刻的讽刺力量。吴浊流的作品从抗日战争爆发到70年代台湾社会历史的面貌。他的作品可分为前后期。前期作品都是以日据时代的生活为背景,描写那时台湾人民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的命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正人君子”、御用绅士的丑恶嘴脸。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先生妈》写成于1944年,作者以讽刺和诙谐的笔触,揭露日本侵略者御用绅士钱新发的虚伪和奴才性,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母亲形象。作者把美与丑对照起来描写,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原名《胡志明》,后改为《胡太明》,写于194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以日文发表,后才译成中文。日据时期吴浊流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写这篇作品的。《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一部力作,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部著名小说。通过主角胡太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反映出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精神上的痛苦、悲愤,和生活的苦难与辛酸,表达了台湾人民希望祖国强大,台湾人民不再做海外孤儿的愿望和理想。它被誉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吴浊流在光复以后写的后期的作品,主要以反映战后的台湾社会为主,作品有《波茨坦科长》、《铜臭》 、《狡猿》、《三八泪》、《老姜更辣》、《黎明前的台湾》、《风雨窗前》、《幕后的支配者》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狡猿》,描写的是明湖村里一个在日据时代以吹牛角做巫师,藉神为幌子卖假药为生的江湖骗子江大头,在台湾光复后,如何平步青云,一跃变为乡代表、省议员,最后又由于官商勾结,琅珰入狱的过程。小说有力地揭露了光复后沉滓浮起的官僚政客的丑恶历史和狡猾手段。光复后他出版的作品有: 长篇小说《孤帆》 (1959年黄河出版社) 、《泥泞》 (1971年林白出版社) ; 散文《东南亚漫遊记》 (1973年台湾文艺杂志社)、《风雨窗前》 (1958年文献书局) 、《谈西说东》 (1969年集文书局) ; 评论《台湾文艺与我》(1977年远行出版社) 、《黎明前的台湾》(1977年远行出版社)。后来成功大学张良泽教授又为他编了一套全集。他是台湾跨越日据时代和光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老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亦云

沈亦云（1894—1971），1894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其父亲沈秉钧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长达7年，参与编辑《辞源》等书籍。沈家有三女一子，沈亦云作为大姐，与妹妹沈性仁、沈性元皆接受了新式教育。​

1906年7月，12岁的沈亦云考取北洋女师范学堂，之后又前往苏州景海女学研读英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沈亦云与葛敬诚等人于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积极投身革命。11月18日，她们在《申报》发表《女子军事团警告》，呼吁妇女参军参战，并附上军事团《简章》，明确以“驱攘残恶，救助同胞”为宗旨。11月29日，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们展现出巾帼豪情。经过短期训练，1912年1月24日，上海北伐女子敢死队奔赴金陵助战，因其勇猛异常，被称为“荡宁队”。在此期间，沈亦云结识了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二人结为夫妻。黄郛在辛亥革命时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尊称沈亦云为“二嫂”。​

1928年后，沈亦云与黄郛隐居莫干山，修建“白云山馆”。1935年，黄郛受命与日本人谈判并签订《塘沽协定》，沈亦云陪伴左右。当时社会舆论对黄郛压力巨大，责难不断，即便妹妹、妹夫也难以理解。1936年，黄郛郁郁而终。此后，面对家国变故，沈亦云悲愤不已。​

抗战期间，沈亦云在上海创办南屏女子中学。1950年后，她定居美国。晚年，沈亦云完成《亦云回忆》，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得到胡适等人的肯定。上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计划将沈亦云纳入口述传记系列，后唐德刚协助她整理回忆录，最终呈现出《亦云回忆》。1971年11月，沈亦云于美国逝世。她的一生跌宕起伏，见证了诸多重要历史阶段，为后世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诸桥辙次

诸桥辙次（1883年6月4日—1982年12月8日），日本哲学家。号止轩，文学博士。1883年生于新泻县。1908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历任群马师范学校教谕，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谕和教授。1930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及该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1945年退休，任该大学名誉教授。先后在大塚学园供职达37年余，同时兼任静嘉堂文库长，致力于该文库的整顿工作。并兼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同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讲师、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和斯文会理事等。1919年8月到中国留学两年，1929年由东京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1937年在皇室讲汉学。1944年以编著、出版《大汉和辞典》获得朝日新闻社文化奖。1946—1952年给皇太子讲汉学。他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涉及到中国思想哲学整个领域，包括文学、史学、书志学、日本国学等各方面。著作有:《诗经研究》、《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经史八论》、《经学研究序论》、《儒教讲话》、《儒教和日本的德教》、《中国家族制》、《经史论考》、《孔子的一生》、《孔子和老子》、《袖珍论语讲》、《袖珍老子讲义》等。

陈东原

陈东原（1902-1978），曾用名陈世棻、陈春野。1902年1月17日（辛丑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安徽合肥，幼年因祖父去芜湖李鸿章亲属家任师爷而随家迁往芜湖，入芜湖圣雅各学校低级部学习。1912年，祖父病故，陈东原随家运灵回合肥，入合肥县立城中小学中年级学习。1914年8月，入合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高年级学习。1916年8月，因未考取中学，在家自修。当时因祖父去世，家境贫寒，求得一份抄写小学公文的工作，借以解决伙食与学杂费用，继续学习。

1917年8月，陈东原入合肥私立三育中学学习，翌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在蔡晓舟的主持下，安徽省教育厅举办暑期讲演会，受邀名人有胡适、陶行知、王抚五，而陈东原担任了此次学术讲演会的笔录员。1922年，以上海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同年8月至1929年6月，在北京大学读预科两年，教育系本科四年，中途因私务耽搁半年有余。大学求学期间，陈东原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崇敬陈独秀，思想上谋求进步，学习上刻苦努力，依凭渊博的知识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中国古代教育》、《郑板桥评传》等书即在此时期编写完成。其中，1926年完稿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全书共439页，23.6万字，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妇女生活研究领域内，至今尚有影响。

1924年陈东原与蒋心仪结婚，生有二子五女。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9月，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宣传部干事，1928年1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科任总干事，8月回安庆，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任秘书。1929年，在安庆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同年因目睹教育界腐败现象严重，愤而辞去督学职务。1930年，在安庆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主办《学风》杂志，该杂志持续发刊六年，后因故停办。在任期间陈东原支持并保护过进步力量，曾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思想进步的同乡、馆员及好友刘复朋后，秘密告知他及时脱身。1935年，去美留学。同年9月，入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7年5月，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任安徽大学教授。11月，因抗战失利，安徽大学迁武汉。1938年6月，安徽大学停办，经时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推荐，陈东原在武汉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特约编辑一职，后迁重庆。

1939年，陈东原任高等教育司科长，兼任留学生考选委员会秘书，1942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同年12月，因主张教务改革受到同事排挤离开该校。翌年1月，陈东原任教育部简任督学，同年秋，兼任留学生考选委员会秘书。1945年6月，改任资料研究室主任，参与主编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6年夏，随教育部迁南京。1948年8月，台湾省邀请陈东原赴台讲学，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同年10月，调任位于南岳的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院长。

1949年6月，陈东原调任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在任期间，社会动荡不安，曾与训导主任赵荣璇、总务主任严宏尧等人共同设法保护学生，使学生无一遇害。1950年，参加西南革大学习，后分配到川东师范学院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分配到西南军区师范任教。1956年春，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委员。1957年，陈东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原职务被撤销并留用察看，虽然如此，仍然认真努力工作，深得广大师生的赞誉。1978年2月8日，于北碚去世，享年77岁。

陈东原曾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和科学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中外教育史、幼稚教育等学科均有钻研，中国教育史为其最擅长研究的学科。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郑板桥评传》（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科举时代的教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中国教育新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群众心理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还曾与吴保障、蒋元卿主编《教育杂志索引》（1～23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此外，陈东原根据多年教育心得与经验所发表的论著甚多，其中以《中国的女子教育——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缺点》《师范学院之历史的使命》《论教育电影》《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要学怎么学》《我们还读三字经么》等最具代表性。

王好古

王好古(1200—1264年)元代医学家。字进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赵县)人。通经史，好医学，曾跟随金代名医李杲等学习，精通医术。曾为赵州医学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他在医理上，重视内因在辩证上的意义，认为内伤或外感病都可按六经辨证论治，并主张温补脾肾。对治疗斑疹等疾患亦有不少可取的论述。1236年，他撰有《阴证略例》1卷，其以阴证伤寒难以辨识与治疗，遂采掇前人有关学说，参附个人见解，专以阴证设论，按病举例说明。全书叙述阴证颇详，首列《内经》阴阳脉例，次叙张洁古及作者的内伤三阴例，续举伊尹、扁鹊、张仲景、许叔微、韩祇和诸例，证方俱备，有论有辩，审证用药，颇有条理。书末附作者经验。该书虽为阴证伤寒而设，亦可作为研究内科杂病阴证的参考。1289年，他又撰《汤液本草》3卷。卷上为药性总论部分，选辑李杲《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的部分内容，并作了若干补充，卷中、下分论药物，共收药物238种，所论药性均据药物归经的特点，强合药物的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性能予以发挥，并附引了有关名家的论述。他还著有《此事难知》、《医垒元戎》、《斑论萃英》、《活人节要歌括》等书。另有《医家大法》、《仲景详辨》、《伤寒辨惑论》等书，未见刊行。

向警予

向警予（1895年9月4日-1928年5月1日），女，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原名俊贤,化名易夏氏,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转入周南女校,结识蔡畅、蔡和森、毛泽东。1916年毕业,回家乡任溆浦县立女校校长。1918年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带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发起成立“周南女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是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倡人。12月,和蔡畅、蔡和森从上海起程赴法。1920年2月进入蒙达尼女子中学读书,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有关妇女的解放问题。1920年5月与蔡和森结婚。7月参加留法新民学会会员的蒙达尼会议,支持蔡和森关于进行俄式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1921年,先后参加留法学生的“二、二八”请愿斗争、为争取女子读书权利而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的活动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向法国大借款的斗争、要求开放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等等。当蔡和森等人被法国警察武装押送回国后,向警予也在1922年年初回到上海。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从事妇女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发表大量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在武汉市总工会、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向警予不顾个人安危,留在中共湖北省委主编地下刊物《长江》。八七会议以后,她在武汉会见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等三位同志,代表湖北省委传达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否定原夏曦要他们丢掉队伍只身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使这支部队成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4月12日被引渡到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倍受酷刑,坚贞不屈,5月1日在汉口英勇就义。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PierreGuillaume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国务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

基佐出生于尼姆一个新教徒家庭。其父是当地的一名律师,1794年4月被作为联邦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后来,基佐随母亲流亡瑞士,在那里接受加尔文教影响下的古典教育,形成了把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加尔文教严峻的伦理学揉合在一起的哲学观点,养成勤勉、严肃而又执拗的性格特征。据说,在他18岁离开瑞士时,已经能够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意文和英文著作。

1805年,基佐去巴黎,以家庭教师身份住在前瑞士驻法公使斯塔普费尔家中。原来想研究法律,但不久即转向文学批评和历史著述。一些巴黎的新教徒使他有机会出入于文学沙龙,得以同拿破仑帝国的反对派发生交往。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记者报》上,通过该刊结识了比他大14岁的波利娜·德·默朗小姐(1773—1827)。此后两人经常合作写稿,并于1812年结婚。1827年波利娜去世后,基佐同她的侄女埃利莎·狄龙结婚。

基佐在1812年评注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引起社会注意。经教育大臣丰塔内介绍,他受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任教期间,基佐没有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但同哲学教授、温和保守派领袖鲁瓦耶-科拉尔过往甚密,抨击拿破仑专制统治,赞成波旁王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814年4月,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经科拉尔推荐,基佐就任内政部秘书长,受到路易十八的器重,参与了1814年宪章的起草工作。拿破仑百日政变时,路易十八逃亡根特。基佐曾前往谒见,劝说国王公开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以保持君主政体的生存。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基佐曾短期出任司法部秘书长(1815—1816)和内政部督察(1819—1820),两次都在极端保皇派的压力下被免职。

复辟王朝时,基佐同科拉尔一起领导着“空论派”集团。这是一个半保守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既反对人民的最高主权,也反对君权神授说,主张“中庸”之道。1816年,基佐发表了《论代议制政府和法国的现状》,提出了建立英国式代议制政体的纲领。他认为,国王和议会两院决不是三个相等的权力机构,而是单一和最高的政权的组成部分;各部部长没有任何个人独立的权力;议会的多数既不能建立政府,也不能推翻政府。

1820年2月,王位继承人贝里公爵被刺。极端保皇派气焰嚣张,推翻了温和的德卡兹内阁。不久之后,基佐亦被解职,重返巴黎大学讲课。由于他的讲学和发表的政论文章不合当局口味,1822年被开除教职,直到1828年才得以重返讲坛。此一时期基佐著述甚多,所写的历史著作有:《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和沿草》(1820—1822)、《从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的英国革命史》(1826—1827)、《欧洲文明史》(1828)、《法国文明史》(1829—1832)。在这些著作中,基佐严厉地抨击贵族特权的捍卫者,赞扬代议制度,热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历史。

1830年1月,基佐作为利济厄地区的代表选入议会(从此以后,在他政治活动时期一直是众议员)。他立即投入反对极端保皇派波利尼亚克内阁的斗争。3月,参加签署了《221人宣言》,要求查理十世把波利尼亚克内阁免职。结果,国王解散了议会。6月,基佐再度当选众议员。7月,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7月27日,即革命高潮时,基佐应友人卡西米尔-帕里尔、拉菲特等的请求,起草了63名议员抗议书,抗议查理十世于26日颁布的“七月敕令”。但他极力控制革命的发展,拥戴波旁支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

1830年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金融资产阶级所窃取。这时,基佐同复辟时期大多数自由主义分子一样,认为新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已告结束。他参加了1830年宪章的制定工作,加入以路易·菲力浦本人为首的“抵抗派”,竭力抵制对该宪章作任何改革的意图。此后的18年中,他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同时也越来越保守,成了民主制度的顽固敌人。

七月王朝刚建立,基佐即出任内政大臣(1830,8—11),继而又任国民教育大臣(1832,10—1836,2;1836,9—1837,4)。1833年6月28日,他颁布了初等教育法,即著名的“基佐法”。该法规定,世俗的初等教育应当是全体公民所容易接受的;每个市镇都要办一所公共的初级学校,每个省都要办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该法对促进初等教育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但作为统治阶级狭隘观念的产物,其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它限制了穷人的免费教育,坚持把小学教员置于世俗和宗教名流的严密监视之下。

七月王朝前期,政局动荡不安,内阁更迭频繁。这时,基佐在政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与了历次内阁成立和解散的议会阴谋。1840年春,在发生一次议会纠纷之后,基佐接受了驻英大使的任命,暂时离开法国。同年秋,梯也尔内阁倒台,基佐被从伦敦召回组阁,自任外交大臣,苏尔特元帅名义上是内阁首相。直到1847年9月苏尔特退休之后,基佐才获首相头衔。但在此8年中,他始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

基佐所实行的既不是个人负责的内阁制,也不是代议政府,因为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而国王却又积极地参与政治领导。在他看来,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这种观点使路易·菲力浦对他无限信任,感到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基佐提出了一个深得路易·菲力浦赞赏的纲领:通过加强保守派的地位来确保一个以私有制和纳税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种相应的立法来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谨慎地保障法国重新参与欧洲大国外交的同时,维护对外和平。

在内政方面,基佐的中心目标是维持国内和平和秩序,让大资产阶级快快发财。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政治上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问题。1830年宪章规定,每年交纳200法郎以上捐税的人拥有选举权,交纳500法郎以上的人拥有被选举权。自由主义者、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甚至普选权。基佐却顽固地坚持纳税200法郎以上才具有选举资格。他露骨地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到那时候你会成为选民的。”他严厉地镇压共和派运动和工人罢工,又以贿买的办法控制议员选举,使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多数。

在外交方面,基佐的宗旨是保持对外和平,实现法英和善,甚至不惜以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受凌辱作为代价。他说:“我们不想谈论征服、战争和复仇。让法国繁荣吧,让它自由、富裕、聪明起来和无忧无虑吧——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世界大事不发生影响而惋惜的。”

基佐的内外政策曾在他执政的前半期获得成功。法英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退让的办法较顺利地处理了同英国发生的若干外交争执和殖民地纠纷。国内政局也相对稳定,经济一度繁荣,工人运动和共和派运动暂时低落。基佐得意忘形地说:“起义完蛋了,俱乐部完蛋了,革命宣传、革命精神这个仿佛突然控制了整个民族的盲目斗争精神也完蛋了。”但是,在他执政的后半期,农业危机和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的丑闻相继被揭露;人民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选举改革运动再度高涨。基佐政府却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终于酿成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拥上街头,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的官邸,执政达八年之久的基佐最后被轰下了台。

被革命赶下台的基佐,取道比利时避居英国,在那里埋头研究英国档案。一年后返回法国,蛰居于诺曼底半岛利济厄附近的瓦尔里歇庄园中。晚年专心致力于历史著述工作,除了1849年曾企图纠集反共和国的力量和1870年企图重返政治舞台而俱告失败之外,基本上是在政治孤立状态中度过余生的。晚期的主要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时期史》(1854)、《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1856)、《法国议会史》(1863)、《为当代史提供的回忆录》(1868—1868)、《为我的孩子们讲述的法国史》(1872—1876)。此外,在他死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如《基佐先生和他的家属及朋友》(1880)、《基佐先生给他的家属及朋友的信》(1884)、《弗朗索瓦·基佐和列文公主通信集》。

基佐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漫长而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他采取了介乎革命和反动、民主和保皇之间的“中庸”路线。他笃信英国式的代议制度,坚持君主立宪派立场。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阶段,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曾经抨击过拿破仑的专制制度、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七月王朝时期,随着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直至执掌大权,思想日趋保守,态度愈加专横,成为民主主义的顽固敌人。尽管他一直遵循早年所接受的加尔文教严格的伦理教条,可是,操纵社会多数控制政局的欲望,驱使他任用一批卑鄙下流的部属,纵容贪赃枉法之徒,终至酿成弊端丛生、丑闻百出、不可收拾的败局。

基佐知识渊博,长于辞令,精通议会战术,善于随机应变,能够以简洁生动的演说击败论敌,扭转辩论形势。但长期以来身居高位,使他滋长了盲目的自信。他是法国从1789年革命开始的争取民主共和斗争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在他看来,1830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金融贵族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已经达到完善境界,发展业已结束,斗争已告终止,此后需要的就只有国内和平了。“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①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续滚滚向前,基佐本人也被1848年革命的浪潮冲刷出去,结束了政治生涯。

作为历史学家,基佐在法国史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阶级斗争“构成为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充满近代历史之中”。他从当时流行的理论出发,断定公元五世纪时法兰克人征服高卢是法国阶级分化的起源,胜利者法兰克人成了贵族,被征服者高卢-罗马人则成了农奴;农奴同贵族进行了长达十三个世纪的斗争,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法国文明中最活跃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却又只是“自由制度和世袭君主政体的联盟”。

基佐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来发生重大变化。他放弃了阶级分化征服起源论,进而从土地关系、所有制关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据。他放弃了把第三等级看成是一支统一力量的见解,论述了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寻求同封建贵族妥协的途径,越来越把无产阶级视为仇敌。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国内和平,所有公民阶级之间的和平,社会和平!这就是法国的主要责任,这就是求救的呼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基佐等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①;另方面又揭示,“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基佐,被1848年革命“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

②基佐是法国史学中“哲学学派”的奠基人,提出了运用综合和分析方法代替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基佐写道: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人类的进步合乎规律地进行的情形,象是星球运行一样清晰,而现时代甚至比星球运行还要清晰……。人类的历史虽然有许多空白,但是却并不神秘。我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不理解的东西。”在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文集》中,基佐强调了运用批判方法和直接使用原始史料的必要性。《英国革命史》则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作。

他编写了许多历史著作,整理了大批史料,建立了历史学术团体。1833年,他创设法国历史学会,罗致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该协会出版原始资料累计达350多卷。他还劝路易·菲力浦同意在国民教育部之下设立一个附属委员会,从事法国史原始资料的公布工作。自1836年起,该委员会公布出版的《有关法国历史的未公布的文件集》达290卷之多。

有的史学史家把基佐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比作德国的冯·斯泰因,把他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则比作德国的冯·兰克,恐怕不能不说是有根据的。

萨特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当代最著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以其善于表现战后人们的绝望情绪。并力图用其自由选择的哲学来把人们从虚无的存在中解脱出来而著称。

中产阶级出身,两岁丧父,先后在拉罗歇儿中学、巴黎路易大帝公主中学读书。1924年,进巴黎高师学习; 1929年结识西蒙娜·德·波伏瓦,后结为终身伴侣。1931年—1933年,任哲学教师; 1933—1934年,在柏林就教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门下,接受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1934年—1939年,在不同的学校教书; 期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恶心》 (1938); 39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年6月被德军俘虏,41年3月回到巴黎; 45年与波伏瓦等人创立文学评论杂志《现代》,宣传其存在主义思想; 并成为职业作家; 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哲学和社会活动。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 一说是为了反战,不愿把自己的名字与炸药发明者联系在一起;一说是为了保存完整的自我,拒绝一切官方的荣誉。1967年出席在瑞典召开的由罗素发起的国际反战会议; 1975年以后,视力显著下降以至失明,但仍从事政治、哲学、文学活动; 1978年,抗议苏军出兵阿富汗; 1980年在巴黎逝世,终年75岁。

萨特首先是一个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存在; 每个个体的存在 (行为) 规定着自己的本质,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存在就是虚无,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是荒谬而无意义的,但人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把握自己; 由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进行选择。因而势必相互冲突,因此,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他的哲学代表作是《存在与虚无》 (1943),此外还有《现象》 (1936)、《假想的事物》 (1940)、《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1946)、《辩证哲学批判》 (1960) 等。

萨特的剧本和小说主要是为了传达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再加上他一贯主张“作家介入”。因而,其作品的哲理性、政治性很强,是20世纪的哲理小说,哲理戏剧;或者说,是用现代派手法创作出的哲理文学。他的第一部小说 《恶心》,是在海德格尔影响下写成的,用近乎普鲁斯特的表现手法,写主人公罗昆丁对自我意识以外的一切东西 (包括自己的肉体、欲望、做爱) 都感到厌恶; 而这种厌恶是来自人生的无聊和空虚感,来自世界的荒谬和不可解释。小说用的是札记形式,没有情节,只有主人公的不连贯的混乱意识。1939年他发表了故事集 《墙》(1939),其中包括 《卧室》 等名篇; 40年代后期发表了三部曲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包括《理智之年》(1945),《延缓》 (1945) 和《心灵之死》 (1949),通过主人公马跌来表现其存在主义思想。他的第一个剧本是 《苍蝇》(1943),通过奥瑞斯提斯为父报仇,杀死母亲并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的古希腊悲剧故事来强调人们对于他人社会和自我的义务与责任,以及自由选择问题,并且小说有高度的象征性; 他的第二个剧本是 《禁闭》 (1944),其中,阐明了“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思想; 《肮脏的手》 (1948),强调行动的必要; 《魔鬼和上帝》(1951) 探讨人在无能为力之时如何进行自由选择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名剧:《毕恭毕敬的妓女》 (1946)、《死无葬身之地》 (1946)。萨特还有大量的散文、传记和文学评论著作:《波德莱尔》 (1947)、《圣热内》 (1951)、《福楼拜》 (1971—1972)、《什么是文学》(1949)、《文学和存在主义》(1962)。

由于萨特的作品哲理性太强,因而,往往不太注重人物和情节; 人物只是某种观念的体现,大段的内心分析代替了情节; 不同于18世纪哲理小说之处在于;首先萨特的作品有深刻的象征寓意性。如“苍蝇”由阿加门农被谋杀而带来,但人们对流行的蝇灾却渐渐不以为然,不敢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这样,蝇灾流行的阿尔戈斯城实际上就成了灾难横行的人类的象征。其次,萨特采取了异于传统手法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手法; 他的人物,大多数是善于思考的,象萨特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和智力使他们足以认识到世界和人生的无聊空虚的本质,他们往往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游离在生活之外,用他们分裂了的自我意识来看待一切,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看待自己的欲望,因而大都是人格分离者; 第三,萨特在结构上也做了大量的创新,他不仅大胆地用人物的意识流动来构建小说(《恶心》),而且还采取了帕索斯的“同时主义”结构手法,试图从不同侧面把握一件事(《延缓》)。但与卡夫卡及葛利叶、西蒙等人比起来,他从传统中走出的还不太远,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具有很强的传统特征的,至少,他的语言是明白畅晓的,也许是为了表达哲理的需要。

萨特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半期。此后的所有流派几乎多多少少都具有萨特思想的痕迹。

李怀霜

李怀霜（1874～1950），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他是国内有影响的作家、编辑和学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老会员，旧==义革命宣传家，曾主编《天铎报》和《珠江曰刊》，著有《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已散佚）。

从清举人到反清斗士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李怀霜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其家世代书香，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贡生，高祖父李宜昌是清朝进士，父亲李逢臣在江西做官十余年，历任南城、峡江县丞，居正八品。李怀霜幼年随父，生活于官舍。他聪敏好学，尤长于诗文。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李怀霜中试举人第三名。中举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文化事业，他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写下章回小说《炙蛾灯》等作品。他与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深，吴趼人揭露封建社会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时，他为之作了序。1909年，他与吴趼人、卢伟昌、郭健霄等在上海组织"两广同乡会"并创设"广志两等小学"。吴趼人逝世后不久（1990年），他写了《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趼人的磊落气节和文学成就。文章结尾说："君盖文章气节之士，虽或矫枉过正，而并世志士之摧残根本，自矜学植者，对之当有惭色。光明磊落如君，顾令不得志以终，非社会之咎而谁咎哉！"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后，李怀霜便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等邀汉冶萍公司股东粤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他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1911年清==策划将中国的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激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护路风潮"。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人）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抨击清==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时事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这十篇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12年1月4曰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次曰便在《天铎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这段时间，李怀霜还亲笔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并与保皇党康有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批判康有为倒行逆施的言行。

坚持与封建军阀作斗争

1912年春，袁世凯上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李怀霜继续以《天铎报》为阵地，刊登大量宣扬==革命的文章，与袁世凯窃国的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袁世凯把屠刀伸向坚持==革命的人士。1913年3月，==理事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不怕风险，写下《宋钝初先生诔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曰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亡命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当年冬，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军==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曰刊》，李怀霜出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出力。在他主持下，《珠江曰刊》积极宣传==，揭露军阀。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囚禁了军==陆军部长，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立即以《珠江曰刊》为阵地，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并将李根源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公之于众。李根源、莫荣新恼羞成怒，采取各种恶劣手段打击李怀霜及甄亮甫。甄亮甫见势不妙，秘密潜匿。在这种情况下，李怀霜只好停办《珠江曰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

1929年，李怀霜任江西省==秘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李怀霜在第一集团军任少将主任秘书，这期间常为广州《民国曰报》撰写评论。1935年，他前往西贡、星洲慰问华侨。在西贡到星洲的途中，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经历，想到当前的国难，无比感慨，于船上写下《"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曰发西贡赴星洲》诗："新恨阗腔访昔游，巫风印俗上心头。敢夸异表云中鹤，未拟同情海上鸥。裂土存孤开国史，结金称叔荩臣谋。廿年前后兴亡话，付与天南一叶舟。"

以诗文自娱的暮年生活

战争爆发后，李怀霜一度回到高州，曾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

1940年1月，他任广东省南路行署秘书。1942年1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聘任他为广东省==秘书，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无心于政事，同时适逢母葬和女儿病逝，推迟到了3月底才偕夫人张剑影到设在韶关的省==赴任。任职期间，终曰以诗文自娱。李汉魂见此，便尽量减少他的事务，而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他自己叙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几静窗明，薰风扇爽，山林幽邃，门禁威严，同僚以外，隔绝宾游，终曰怡然，惟晤对孺人，或歌以自遣。"

但是，他仍未忘记国家与民族的危难，在他所作的不少诗文中，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在1943年春写的《吴逸志将军吊清臣曾国藩墓赋诗徵和却寄》诗十首，批判某些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诗中写道："急难釜中闻豆泣，缓归陌上见华开。绛侯无与安刘事，怊怅昭阳赤朋来。""师岭幽宫閟睡师，虬髯论史到今疑。如何上国奇男子，不采风人御侮诗？"这些诗句写于==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其反对内战，坚持团结==的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6年，李怀霜到香港定居。1950年病逝于香港，终年76岁。

李怀霜一生著述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清衣自惟，今曰已觉昨曰之非。明曰未见今曰之是。偶有所作，不经散佚，辄付摧烧。"所以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同乡李卓立经过多方努力，才收到李怀霜的部分作品，编成《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惜亦荡然无存。现搜集到的仅有诗四十一首，文数篇。然而仅从这些诗文，便可看到李怀霜的造诣。他的诗被誉为："随园之性情，愚叟之格调，阮亭之神韵，皆略兼赅。"如年青时作的《赋得水关红叶秋。得红字五言八韵》："话旧逢今雨，江关琢句同。水遥蘋正白，秋老叶初红。远浦明孤鹜，疏林隐断虹。赋才萧瑟感，画意浅深融。艳衬清溪蓼，寒飘曲岸枫。鼓声官渡晚，灯晕客船风。几树苍茫外，双扉掩影中。飞卿工赠答，丽语入诗筒。"他的文，以严谨著称。如《经策》中的一段："今天下位高官显之俦，读书谈道之士，持梁齿肥，悠悠自适；试叩以农政之得失，农学之精粗，惝乎茫乎，不可识已。其甚者家绍世禄，言称先王，更鄙薄厌恶之，以为粪土之谋，学士大夫岂屑出此？呜呼谬哉！"除诗文之外，还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合注宋词。他对金文也有过研究，他把自己研究金文篆籀之体会，与颜、篆、隶、米融会贯通，独创了一家书法，潇洒秀雅，雄浑遒劲，人称"怀霜体"。长江南北，有得其墨宝者，作珍品保存。

雍正

雍正（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满族。圣祖第四子。1722—1735年在位，为“康乾盛世”君主之一。他勤于政事，有政治眼光和行政才能，执政期间多有建树。奉荀子“有治人无治法”为座右铭，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即位后发11道谕旨，强调“国家首要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为此，以“宽严相济”、“综核名实”原则，纠正康熙皇帝晚年为政宽弛的时弊。一方面，严惩权贵隆科多、年羹尧，以抑拔扈之臣，申朋党之禁;另方面，起用“奉公克己”，“察吏安民，惩贪除暴”的地方官田文镜等，作为“综核名实”的典范，纠正官场追名逐利的风气。田文镜以激切敷陈地方荒歉引起雍正皇帝的重视，拔擢为布政使、巡抚、总督，被誉为“巡抚中之第一”。雍正皇帝认为要官吏廉洁，需杜绝巧取之私，并为此确立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清朝实行低俸制，地方官便加派税额，视之为正当收入，称耗羡。然加耗无定额，支用无章程，官吏得以私征瓜占。雍正皇帝将“耗羡”制度化，既杜绝任意加派，“扰累阎闾”，也使官吏安于职守，“吏治稍得澄清”。雍正皇帝崇尚务实，对大臣“徒为浮泛套语”之奏章不屑一顾，而鼓励臣僚就国计民生大政方针提出真知灼见，亲加批示。执政13年中，经他朱批的奏折多如山积。这种务实精神取得不少政绩，如推行“摊丁入地”，即“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方针，是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赋税负担一元化、合理化，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推行“开豁贱籍”，将压在封建等级最低层的世仆、伴当、乐户、惰民、疍户等“开豁为民”，使之取得良民的地位。这种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置合乎民情，顺乎潮流。又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中央委派的流官取代土司的世袭统治，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消除割据、叛乱因素，以巩固边防。

程小青

程小青（1893年6月21日—1976年10月12日），乳名福林，官名青心，以笔名行世，别署金铿，晚号茧翁。祖籍安徽安庆，生于上海。父为小职员，早卒。程小青幼读私塾数载，因贫辍学。自十余岁起，先后为钟表店学徒、乐队演奏员等。能刻苦自学，不仅通达国学，且学会英语。“幼喜小说，尤嗜侦探。十二岁时，得《福案》(《福尔摩斯探案》之略称)读之，浸淫其中，寝馈俱废，一若别具慧心者”(严芙孙《程小青》)。为接济家用，十六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初多言情之作，后与江黛云热恋，因贫富悬殊，被江父拆散，从此不写言情小说。1914年应上海《新闻报》附刊《快活林》征文，作侦探小说《灯光人影》，竟被刊用，自此与侦探小说结下不解之缘，因编者将其主人公“霍森”误为“霍桑”遂将错就错，后来所写侦探小说，皆以“霍桑”为主人公，成为“福尔摩斯式”的系列侦探小说。1915年举家迁居苏州，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附中、景海女子师范，同时继续写作。1920年，与严独鹤、周瘦鹃等用文言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前后再版二十余次。1922年至1923年，加入文学社团青社、星社，并独力创办《太湖》杂志。1923年6月至1924年5月，与严独鹤为世界书局编辑《侦探世界》半月刊。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与钱释云合编《新月》月刊。此后陆续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等编写、改编电影剧本三十余部。1930年，用白话翻译《福尔摩斯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1933年后，将自著侦探小说先后辑为《霍桑探案汇刊》、《霍桑探案外集》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迁居江苏吴兴、安徽黟县避难。旋又避居上海，与徐碧波合编《橄榄》月刊。40年代初，世界书局为之陆续出版了《霍桑探案》三十册，计收长篇、中篇、短篇共七十三种，约近三百万言，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系列侦探小说，程小青因此享誉文坛。世界书局为之出版《圣徒奇案》十册、《柯柯探案》二册等，使其成为侦探小说的主要翻译家之一。抗战胜利后迁回苏州，除继续写作外，仍在东吴大学附中任教。1946年一度任《新侦探》半月刊主编。1949年以后，任教于苏州第一中学。1956年退休。任江苏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仍坚持写作，先后出版惊险小说《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等多种;并发表散文、诗歌百馀篇(首)。1976年10月被迫害致死，终年84岁。生平事迹见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程小青》(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郑逸梅《小品大观·程小青》(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程小青和世界书局》(1987年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等。